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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分道北伐

“马日事变”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东京热网站、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并导致了广泛的不满。一些人直接变成了流民，另一些人则当了强盗。旧日卫所的屯民特别容易成为强盗，因为他们不愿迁到配给了土地的遥远地区，在那里他们的农具与住房全无保障，只有铤而走险。同时，争夺土地的现象出现了。当地的汉族地主声称一些被剥夺的土地是他们的，或试图把被剥夺的佃户召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这种迁徙发生在两个大规模的依法圈地时期，一次早在1646年，一次在1647年阴历二月。此后依法的圈占结束了；但事实上，由于移民从辽东源源而来，圈地活动仍在持续。每当又需要新的土地之时，户部就要派出一些官员去跑马占田。他们骑着马绕地一周，用绳子将地环围起来，这块土地及其上的房屋就成了政府的财产，原先的田主立刻被赶走，他们所有的家产（包括房屋）就直接被旗人占夺了。当局遇到的一个直接困难，是土地的耕作条件各不相同。得到土地的人可能很快就发现，这些土地原来极其贫瘠，或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劳力来耕种它们以维持生计。于是又决定，那些壮丁少于四人的家庭，可以把土地还给政府，改由政府按月发给钱粮。进而，又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把好地上的汉人赶走，分配给旗人，而把旗人不能耕种的薄地分给汉人。但这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总的说来，满族旗人没有以土地维持生计的能力。于是，两种不同的办法被制定出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土地所有权形式。那些占有不直接附属于满人的土地的汉族农民，被命令除地租之外还要对政府承担摇役与赋税。这样，他们就成了其占有的土地的实际业主，但他们要交纳较常规略高的赋税，因为这种土地的地租被认为是应高于农民常规的税额。当然，这与明代14世纪在江南的官田制度非常相似。其土地已被分给满族旗人的农民，或其土地被认为是皇庄一部分的农民，尽管田土已被重新分配了，但仍被允许留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满族地主的佃农。尽管这块土地实际上由这些汉人耕作，但他们仍被视为某种近于农奴身份的人。实际上，这种佃农中的许多人是丧失了农具与耕牛的穷苦农民。在1648年这一制度最终得到了法律承认之后，他们被叫作“投充”。他们虽然与在东北为满人耕种田庄的农民那样的农奴不同，但这些佃户被假定是自愿投充的，免除了国家劳役，并为满人承担了奴仆的劳动。这种制度在1648年和1649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开始，这些投充者或是希冀依附旗人以求庇护的农村赤贫或逃犯，或是土地已被圈占但不愿迁走的农民。有时，一些本来无地但占有了别人土地的非法占有者，也前来投充，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不必把偷占的土地归还原主了——他们一般倒也真能如愿以偿。按理说，佃农应仅仅耕田与养畜，但他们中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人物——庄头。他们也是投充者，被满族地主或旗人挑出来作为代理人，在八旗体制中，其身份相当于“管家”。这种人物显然颇有权势，不仅高踞于佃农之上，甚至附近的自耕农也害怕他们，当庄头强占其土地时敢怒不敢言。“庄头”的称谓可以上溯到明代的田庄；但清代的庄头看来只是一个被委派的收租人，而非庄园的管理者。就是这种庄头，每年秋天根据契约规定的数额征收地租，然后将之送交拥有这块土地的八旗、王公或旗人。很快，满人旗地制度对北京周围的汉族农村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作用。除了前面说过的那种被迫迁徙外，频繁的土地易主，也进一步迫使汉人离开了土地或陷入了贫困之中。例如，后来镶黄、白、红与镶蓝旗，又用自己旗地内的贫瘠不毛之地，换取了顺天、保定、河间和永平地区的132250垧土地。在1666年，在一次旗地普查之后，又出现了这种办法，就是让各旗用其50％以上的不适宜耕作的土地，与其他地区的土地交换。在1666年镶红与白旗便用这种办法又换来了214805垧土地。据估计，在清朝统治的最初25年中，至少有27万顷土地被政府圈占，此外还有7万顷土地通过投充、托寄也落入了满人之手。很快，北京周围250公里以内的优质土地，都以这种形式被占有了。这种活动直到1706年才最后被法令禁止，但1647、1653到1685年禁止私人圈占的命令的发布，表明这种作法一直持续到了17世纪末。在曾经爆发过反“剃发”起义的三河，满人的圈地使已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村经济更趋凋敝了。由于无田可耕，年轻人在大路上游荡滋事，胆大者便向路经此地去辽东的过客强索买路钱。甚至在80年代著名的巡按御史彭鹏治理这一地区时，汉人与旗人中的非法行为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在1644年孔希贵以武力平定了这一地区之后很久，这里又爆发了起义。但从长期来看，旗地分配之事很可能使土地所有权平均化了，尽管这最终在后来阻碍了清代中国北部大规模的庄园式农业经营的发展。授予满人的土地在法律上不能转让。但此后不久，满族旗人的所有权开始丧失了。他们自己并不参预耕种，甚至把收租之事委托给了庄头，这样，满人很快就等于允许圈占土地上的实际所有权发展了。此前的劳役变成了“差银”，变成了地租。庄头最初由此变成了二地主，后来又通过抵押，最终变成了土地所有者。这种现象是法令禁止的，但到了1745年，至少一半的旗地已落入汉人手中了。随着旗地制度最终为传统农村社会所战胜，被引入中原的满族原有的奴隶制度也瓦解了。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它在1647年被正式废除，在1648年被短命的投充制度所取代。但在这一制度发挥作用时，它也为汉族百姓造成了麻烦。八旗从辽东迁居中国北部的过程，为依附于旗下的汉族奴隶提供了许多逃亡的机会。因此，1644年王朝加重了对逃人与窝主的惩罚，但这一政策又导致了许多动乱不安。在1646、1649和1652年，惩罚有所减轻；但这时在兵部而不是在刑部的管理之下，法令的执行却更为严格了。虽然做出了努力以改善旗下奴隶的地位（在1646年，允许家属与之共同生活；1661年，命令旗人准许奴隶探亲），但就有关奴隶的法律的一般效果而言，它妨碍了行政管理的稳定。由于在早期的法律之下，逃人的窝主不是被斩首就是被没为奴隶，成千上万的人丧了命，或陷身于奴。由于地方官也有缉捕逃人之责，因而他们不愿意实施赈济，因为他们害怕接受了赈济的家户可能窝藏了通缉中的逃人。这一制度逐渐瓦解了。早在1649年，逃人的家属就可以纳金赎罪了。到了1652年，任何汉人都有了赎出被捕获者的权利。但是，即使在此时，对逃奴的缉捕仍是满汉之间冲突、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

满人的种族分隔与社会控制政策

保卫京城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崇祯皇帝的末日

到身边了，她会怎么样？哭着喊着求饶吧。呵呵，肯定是这样！于是，劝降通知书送出，郭药师等人边打边等。之后，他们等来了一个大麻烦，萧干突然出现，这人居然带着三千人火速杀回了幽州城里，和怨军打起了巷战！这就是萧太后的反应，她接到恐吓信不仅没吓倒，反而派人向良乡方位的萧干求援。这是个有种的女人，哪怕刀快砍到了脖子上，都选择硬挺。查一下辽国的历史，是凡叫萧太后的，从来都是强人。当然，除了耶律洪基的老婆……回到幽州城里，萧干突然回援，打乱了怨军的阵脚。萧干的部下们眼睛都红了，这里是他们的家，怨军也好，汉人也好，都是些杀人放火的东西，现在抢进他们的家里来了！按平时的战斗力来衡量，他们远远不是怨军的对手，何况怨军里还有杨可世等万人敌，同时人数比怨军少了一倍。可这时情急拼命，怨军居然被他们打得节节后退，从城中心赶向了迎春门来路。郭药师等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同时暗暗心喜。萧干回来得好，从大局上看，这是辽国人真正的败招，只要他们能再挺一会儿，宋军就将掌控全局。萧干在良乡以一万人对抗十万西军，本就力不能支，现在为了应付怨军偷袭，抽调三千人回援，良乡方面的力量立即薄弱。刘延庆指挥全军强攻，很可能一击即破。幽州城里，萧干看似占尽上风，实际上只是他突如其来，打得怨军不知所措罢了。按原计划，很快刘光世就将率领生力军来接应，那时里应外合，萧干必将与幽州城一同陷落。之后，整个燕云地区动荡，其余十三州望风而降……千秋伟业，至此大定。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月间，宋、辽两国的命运掌握在刘氏父子的手里，他们的意愿将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只需要按计划行动，哪怕刘延庆按兵不动，只要刘光世能率军接应，那么一切就将水到渠成。命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拐角处等着宋朝，光明、荣耀、失去近两百年的民族守护城墙，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只需要刘光世出现。但是，在刘光世的一生中，他最不喜欢做的就是出现，他的习惯动作是消失。幽州城不是他第一次玩消失的地方，公元1122年也不是他第一次掌握全民族命运的时刻，鬼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人，总会掌握到那么重要的东西，但他就掌握到了。接着就放弃了……那一天，刘光世没有出现在幽州城里，他和那些约定好的生力军都不知去向。怨军陷在了幽州城里，他们名义上的敌人是三千名辽军，比他们少了一半还多，可你能相信像幽州这样大的历史名城，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会全城沉默，任凭几千个敌人随意杀戮吗？满城都是敌人，怨军节节败退，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城里，前面是敌人，后面是城门，只不过城门被关上了，重兵把守，他们抢过去攻了好几次根本打不下来。怎么办，他们只好打起了城墙的主意。他们用绳子系在城头上，一个个顺了下来。勉强活着逃出城的，只剩下了几百个人，而且都没了马。他们徒步逃生，从小路回到了大营。偷袭失败了，士卒不算，连大将高世宣都死在了幽州城里。但这并不是末日，经此一役，宋军只是没占着便宜，对比辽国，萧干军队死的人也不少，他们来回奔波，已成疲军，而刘延庆的大营始终平稳，无论是战力还是物资，都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这一点，刘延庆自己知道，所以他敢挺在良乡附近等消息；萧干也知道，这让他很绝望，他是很能打，但是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万兵力，总是以一敌十，敌二十，次数多了也会死人的。但是他必须得赢……绝望中，他冷静了下来，仔细回想，他找到了宋军的破绽。接战两次了，宋军本来大胜的机会，为什么会输？问题都出在主将的身上，第一次是童贯猪油蒙了心，不该退一定要退，不能打一定要打，等于是他玩死了西军；第二次，纯粹是刘氏父子的无厘头表演秀，刘爸爸行军像旅游，大平原上被偷袭，刘儿子玩失踪，眼睁睁地看着大好机会失去。很好，萧干有了个非常荒诞、近于无聊的计划。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再一次冒险，带着人出了幽州城。这等于把幽州的城防又扔了。他悄悄地绕过了宋军大营，出现在宋、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之后就是等，这么点兵力一直等在广阔无边的大平原上，直到等到宋军的运粮队出现。这期间他很幸运，没人发现他们，很显然刘延庆把巡逻队都关在了大营里，全体关门睡大头觉。在这种危险地段，萧干带人冲了出来，把宋军的运粮队给劫了，临走时很不小心地透露了一个军情——辽军集结了三倍于宋军的军队，已经在良乡周边形成了包围圈，只等晚上举火为号，就一起围攻，把宋军全歼。这个军情迅速地传到了刘延庆的耳朵里，刘延庆第一时间震惊了。天哪，狡猾的辽国人，万恶的辽国人，居然不声不响地给他挖了这样大的坑！今天晚上就围攻吗？那么危机迫在眉睫了吗？怎么办……他绕着圈子想办法，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想出什么。其实多简单，简单得接近无聊，非常的荒诞，辽国只剩下燕云十四州了，连主城幽州都被攻进，萧干只能抽调三千人亲自回援拼命，哪儿还能再变出来三十万辽军？如果能这样，还会坐视宋军入境吗？早就在白沟那儿隔河阻击了。这些刘延庆想不到，他完全被自身的安危给吓着了，粮道被断，军情突然，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他慌了，当这一天晚上，夜幕下突然间火光四起时，他真的像是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辽国骑兵冲锋时的马蹄声。撤退，立即撤退！刘延庆以最严厉的军令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令全军不顾一切、扔掉一切地火速逃跑，来不及带的各种战略战备物资，全部就地烧毁。这一夜火光冲天，其中绝大部分是宋朝人自己点的。这片大火里烧的绝不仅仅是些帐篷、器械之类的东西，而是宋朝自熙宁变法以来积累的所有家底。其中最重要的是军粮。“……自熙、丰以来，所蓄军食尽矣。”——《三朝北盟会编》刘延庆管不了这些，在他心里，自家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没命地跑，驱赶着士兵们和他一起跑，跑了一夜之后终于到了白沟。到这里，他松了一口气，看来危险终于逃过去了，前面就是国境线，过河就会安全。但是就在这一刻，他发现了更大的危险。辽军杀到了。他昨晚并没有幻听，火光骤起时真的有马蹄声响起，萧干真的率军冲向了他们。只是由于实力悬殊，萧干没有直接动手，他一直尾随在宋军的背后，直到宋军跑了一夜心力交疲时才发动攻击。这时前有白沟界河，后来辽军铁骑，十万宋军一夜奔逃，局势恶劣得无以复加。之后的事儿还用说吗，宋军扔下了足够多的尸体，才渡过白沟，回到了宋境。第二次北伐结束。这一次宋军败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不要再说什么士气了、荣耀了之类的事，每一个士兵都郁闷到要死。纵观全局，他们根本不是辽国人打败的，是被辽国人吓败的！老子不是吓大的，是被吓死的！这样的屈辱，完全是上层彻底腐烂的恶果。西军纵然勇武又怎样，全军都是万人敌又怎样，只要有童贯、刘延庆、刘光世这样的大领导在，他们都得败，都得死，都得屈辱。这一战过后，物资没有了，军力丧失了，士气都泄了，这还只是自身的损失。看外面，辽国人、女真人都擦亮了眼睛看到了一个事实，堂堂宋朝，如此庞然巨物，居然只是银样镴枪头，是个纸老虎。哈哈，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调整政策，肥肉就要有肥肉的待遇。尤其是女真人，他们再不把宋朝当成战略伙伴了。以上仍然只是损失的一部分。北伐燕云更大恶果要在两个月之后，以及两年半之后才真正显露出来，那时的宋朝才会自食其果，欲哭无泪。第十七章如此复燕云两个月之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完颜阿骨打亲征燕云。金军终于杀过来了，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必将发生的事，可当它真的发生时，仍然让人发抖。准确地说，是辽人吓得发抖，宋人气得发抖。恨啊，当初为了占便宜，抢先发动攻击，本想着一触即溃，把燕云抢到手，从此有了北方防线。谁知徒劳无功，损兵折将。最要命的是，两次大战也把辽军搞得元气大伤，这时金军杀过来，简直是标准的下山摘桃子。前思后想，宋朝是个多么好的裁缝啊，给金国做了嫁衣裳。后悔是没用的，恐惧也是没用的，时间走到了这一刻，宋朝人只能站在边境线上眼睁睁地看着，而辽国人很痛快，萧德妃的坚定不见了，萧干的神勇没有了，前途无限远大光明的耶律大石也消失了，整个辽国嫡系集团意见空前统一。逃跑。完颜阿骨打离着燕京城还有好远的路，辽人就开始了大逃亡。他们离开幽州，从古北口逃离燕云地界，一路向西，去寻找逃得更远更彻底的天祚帝耶律延禧。金军的燕云之役，几乎没动刀兵，是直接骑马进的城。进城之后，全体金军的头都晕了……太幸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完美之城吗？他们看到的是前所未见的繁华，哪怕此前他们占领了辽国五京中的四京，也没见过这样的世界。燕云十六州是特殊的，它有辽人的特色，更多的是宋朝的色彩。它是当时辽国的最南端，是最接近宋朝文明程度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还是风采，都几乎与宋朝同步。不走了。哪儿也不去了，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女真人沉醉在燕云十六州的桨声灯影里，每天逛逛街、杀个把人、抢些花姑娘、做做抄家游戏，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当然，心情舒畅中，他们也做了两件正经事。第一，派人向西追辽国人。这件事必须要办，但不必急了，辽国人已经彻底玩不出花样，是实际上的亡国之人，就差灭种。第二，比较麻烦，但充满了乐趣和幻想。女真人把眼睛投向了南方。在贫困中幻想着富贵是种折磨，在富贵中向往更大的富贵则是种享受。而当向往可以像幻想一样无限升级，升到哪一步都能变成现实的话，当事人会有怎样的感受呢？问女真人吧！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年尾，到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之间，女真人的生活可以归纳成四个字——心想事成。无论他们想到什么，想要什么，都会得到。这是多么神奇，这是怎样的快乐。事情要从阿骨打逼近幽州城说起。军队在行动，使者们更忙碌，赵良嗣跑前跑后，他的任务太重大了，要在宋军败了的前提下保证金军履行合同。这太难了，之前说好了的，是两军夹击共同出力，金军才让出燕云的部分地区，现在金军单方面搞定，有充足的理由大把的机会不认账。果然，金国人再没了好脸色，他们的使臣叫蒲家奴，一见面就把赵良嗣骂了个狗血淋头，而赵良嗣只能听着，人家说得条条在理。比如两国约好了进攻，宋朝白白让金国等了半年；金国使者到了开封，什么事也不谈，晾在一边耗时间；比如宋朝突然出兵，想钻空子占便宜等等，现在打输了才想起盟友，你们把金国当傻子耍吗？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拿钱来！除了当初说好的只给南朝六州二十四县，每年照旧收整个十六州的岁币之外，这六州二十四县里只给宋朝汉人的财产，其他的奚、契丹、渤海等族的人口财产全部归女真人。这太苛刻太模糊了，只要在执行中稍微黑心点，就能把那些州县里的人口财产全搬光。但人在矮檐下，宋军败得太狼狈了，赵良嗣无话可说，只能同意。这只是第一阶段。金军进入燕云之后，幻想开始升级，第一次，他们不满足于岁币了，要租税。租税，也就是税收，一个国家的根本所在。土地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能够住人，能够产生税赋，如果连这个也要舍弃的话，土地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金国人给出的理由是，燕云是我们打下来的，是我们的财产，所以税赋都是我们的。现在连土地带租税都给你们，实在亏大了。要是单给租税都不同意，你们马上走人，燕云的事再也不要谈了。赵佶很紧张，燕云一定要得到……好吧，同意给租税。本以为这样金国人就满意了，没想到金国的使者临走前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又加了一句话。——南朝陛下，燕云是我们在去年年底打下来的，所以岁币嘛，应该从去年开始算。年底……是不是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一点五十九秒之前攻占的燕云呢？时间差打到了这地步，真让人怀疑这是一个怎样的铁算盘种族。这还是七八年前纯朴的北方原始土著居民吗？看来大规模的抢劫生活真的很锻炼人！当年，这位使者只是随口一说，四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立即到手。宋朝的皇帝居然一点折没打，要一年就给一年，一点没含糊。金国人带着意外的兴奋回去了，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阿骨打，于是三个月之后的交割现场变了味道。金国人先是挑剔宋朝的国书写得不正规，里边有好多字看不懂。宋朝人郁闷，这是当代伟大的书法家赵佶亲笔写的，你们这帮刚认字的土匪看不懂，难道是书法家的错吗？可是根本说不清，宋朝的使者来回换了四次国书，才算过关。这只是开始。金国人又说，辽国是女真人的死敌，燕云地区有很多辽人逃到了宋朝境内，比如赵温讯、李处能这样的大臣。在交割前一定要把他们交出来。死敌……好吧。宋朝交了，却没想到赵温讯刚进金营，完颜宗瀚亲自出现，奉为上宾，给了好大的官职。还没完。金国人换上了一张笑脸，说辽国的天祚帝、萧干、耶律大石等人还没抓到，这时归还燕云，实在是给宋人留下了隐患。这样吧，金国替你们抓，可是粮草有问题。二十万石。宋朝也答应了。粮食运到，金国人再提新条件，说辽国的怨军郭药师部八千人在宋朝，这也是死敌，一定要交出来。这一次宋朝不干了，这是难得的战斗力，说什么也不能给。两方一顿协商，最后宋朝以幽州城辖区内一百五十贯以上家产的共三万余户人家为代价，“买”下了怨军。时间接近四月，交割终于到了最后阶段。宋朝人到了幽州城下，望着丢失两百多年的故土根本来不及感慨，一个个没完没了的幺蛾子迎面而来。第一，之前谈好的租税落实了数额，每年一百万两白银。这和每年的岁币不发生关系，于是宋朝得回燕云区域的六州二十四县之后，每年要交给金国一百四十万两白银。多吗？还有下文。金国人提出，这每年一百万两的租税不能用钱来交割，要用实物。这一条才是狠的，才是内行话。宋朝听到这个条件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辽国人在捣鬼。只有他们这些和宋朝打了百十来年交道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的学问。如果每年只给钱，那么生产力落后的金国拿着硬邦邦冷冰冰的金属钱币一点用都没有。钱对老百姓有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意义，只有物资才是根本。于是，他们只能拿着宋朝给的钱，和宋朝做生意。这也是之前宋、辽两国的边贸合作方式，宋朝每年交出去的岁币，都能通过榷场赚回来。现在金国不要钱，要物资，这从根本上断绝了宋朝的侥幸，想想每年价值一百万两白银的窟窿，这得用什么才能去填平？！狠、毒。但是不答应吗，那么之前的让步努力难道全白费了不成？想了想，宋朝也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要西京。对此，金国人也挺大方，现将原话照搬一下：“皇帝言宋皇大度，我增百万，一言不辞，今求西说，何辞以拒？然其民却待迁去。”只给空城，不给居民。赵良嗣一听就火了，他问：“只给空城，我们要来干什么？”金国人狡黠一笑，说：“其实很简单，俺们皇帝只是想让你们再出点血，犒赏三军而已。”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但事实如此，只能伸头等刀。为了西京，宋朝又一次性地给了二十万两。这些都做完后，金国人沉默了，他们绞尽了脑汁，想了再想，也再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再拖再敲诈。于是，金国人收兵走人给宋朝让地方。这时，据金军进占燕云已经过了近半年之久，以幽州城为例，已经面目全非。能杀的全杀了，能抢的全抢了，能烧的也都当篝火在某些快乐的夜晚烧光了……就是这样，金军在临行前还掳掠“中原士大夫之家妹姬、丽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归其国。酣歌宴乐，唯知声色之娱”。公元1123年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领宋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军进入幽州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燕云已经被洗白白了，至于西京，金国收了钱，却根本没还。赖账是小事，快乐最重要。宋朝把西京先放过一边，第一时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先是对有功人员的封赏。全体参与光复燕云行动的干部里，除了刘延庆之外都升官。如身临前线的蔡攸，升为少师；坐镇后方的宰相王黼由少师进位太傅，赏玉带；四方奔走的赵良嗣为延康殿学士。最大的一份功劳留给了伟大的武装太监童贯。宋神宗有言，“复燕云者王。”这句话是有效的，哪怕这个人是太监，也必须兑现。童贯先封为豫国公，紧接着升为广阳郡王。郡王，在亲王之下，是次一档的王爵。但一来王爵仅亲、郡两级，二来宋朝立国近一百七十年以来，太监封王者仅此一例，无论从哪方面讲，童贯都登峰造极，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他的计划完成了，他真的通过联金灭辽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最高峰。接下来是赵佶的盛宴。时间凝固在公元1123年的四五月份之间，当时赵佶踌躇满志，他回望历史，仿佛看到了从太祖赵匡胤以来，直到他的兄长宋哲宗赵煦，宋朝所有的列祖列宗，他们终生努力的，他们无奈叹息的，那些始终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事情，他都完成了。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这些功绩他都做到了，连带着他史无前例的丹青文采，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是宋朝，环顾汉人三千年历史，谁能与他比肩？！斯人斯事，必须铭刻碑石，传之万代。精心准备了四个月之后，赵佶命王安中作《复燕云碑》记此盛事。到这里，燕云战役告一段落，我们也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了。总结无非是经过、结果两方面。说经过，相信每个人都看得抑郁，宋朝什么都输光了，从国力到西军，从钱财到脸面，前所未有的丢人！但是，国家事务是政治，政治永远都只看结果。结果好，一切都好。所以，我们具体看结局问题。结局是宋朝联金灭辽大获成功，不管燕云十六州是不是全体收回，至少辽国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从此宋、金两国成了邻居，其亲密的程度比之前的宋、辽还要紧点。宋、辽两国之间有白沟界河，河两岸各有足够广阔的无人带，双方不驻军不设防不修战备，足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宋、金不一样，燕云十六州，宋得其六，金国得九，目前还有一个自治待定。如此参差不齐犬牙交错拧在了一起，哪一方想挑事，立即就会擦枪走火。而且，辽国再不好，也是南北两院共治，是历史上唯一一个给汉人同等身份地位的异族国家，在国家性格上基本汉化，一百多年的老邻居，安稳妥帖，实在是找不出第二家。反观金国才刚刚开化，哪懂什么礼仪，甚至在最初的反抗精神下取得重大胜利之后，还能残存下来多少的良知还不一定。强大的武力，加上未知的性格，实在是太凶险了。所以联金灭辽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论调，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事，它被认为是正解。真的吗？这要延伸一下才能求证。比如说，不联金了，不灭辽了。那么宋朝做什么，不外乎两种。一，坐山观虎斗。这样的话，任由金国把辽国灭了，燕云十六州变成金国的属地。这样好吗？以金国实力，一马平川地冲下来，宋朝拿什么抵挡？只怕死得更快更难看。有人会说，宋朝一直置身事外，和金国没宿怨，金国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打过来呢？……这话不予置评，实在是没常识没知识甚至没脑子。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只存在着吞并与反吞并，打压与反打压，就连宋、辽之间，也是在澶渊大战之后互相无可奈何才结的友好同盟。想让金国只因为宋朝跟它没旧仇，就放过这样一块可口美味的肥肉，简直是痴人说梦。二，辽既然打不过金，宋朝又不想和金为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思前想后，只有一种办法，即助辽灭金。集合两国兵力，把最精锐的西军派到辽国境内去，把金国这个灭世之患消灭在萌芽状态里。这样好不好呢？先不要说宋、辽合兵能不能搞定完颜阿骨打，就算战力足够，谁能在事先预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一步呢？所以，综上所述，结局都和已经出现的现实一样，宋、金之间绝无和平的可能。那么，为什么不抢先出手，不惜一切代价把燕云得到？这样还可以巩固哪怕残缺的北方防线，为未来的大战做前期准备。以上做法，有前例证明是理智的。三国时蜀汉伐魏，诸葛亮自己都说，以弱伐强，难保必胜。但“伐亦亡，不伐亦亡，何若伐之”。只要努力，总归是有希望的，而坐以待毙，就死定了！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赵佶的行为才有可理解的思路，不然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他蠢得可笑、疯得可怜。在这一年的八月，《复燕云碑》树立之后，宋朝做了两件事。一，招降张觉。张觉何许人也？此人大有来头，他是辽国的进士，战前任燕云十六州里平州的节度副使。本来身为二把手，他无足轻重。但是战争爆发前，他的上司平州节度使萧谛里猪头症发作，对百姓态度粗暴，结果群众的力量很震撼，一拥而上，把萧谛里砍了。张觉接班，成了大领导。他在两次宋辽战争、一次辽金战争中非常理智保持观望，一方面静等结果，一方面扩充实力，达到了五万军队，一千匹战马的实力。他的平州，就是前面提到的燕云十六州里宋六金九，一州独立的那个存在。区区一州之地，夹在两国之间，谁都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前途暗淡，但是张觉本人居然活得很滋润，在八月之前，无论是宋还是金，都没答理他。为什么呢？在金国来说，他只是个小跳蚤，有太多的更加重要的事得去办。比如追捕天祚帝，比如……金军从燕云撤退时掠走的那些燕云佳丽。那是一批此前女真人从来没见过的美女。与她们相比，别说深山老林里生活的女真妇女，就连辽国的贵妇们也是黯然失色。她们是燕云人，是与宋接壤，时尚温柔典雅漂亮，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空前的美人。女真人着迷了，完颜阿骨打带头迷了进去，他无法自拔越陷越深，直到精尽而亡，死在了从燕云回老家的路上。伟大的完颜阿骨打就是这样死的。这可不是我乱讲的，他因为这个得病，迅速病死，是金国的官方史书记载的，不信的人去翻《金太祖武元皇帝本纪》。阿骨打死了，他的死和他的崛起一样迅速、突然、震撼。关于他的一生，很多史书归纳成两个字——完美。完颜阿骨打在不到十年之间，算无遗策，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联宋灭辽，底定大业。他不仅是军事上的大天才，更是杰出的政治家，非常伟大。说得都对，但不完全。完颜阿骨打之所以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也是英雄，更动人心魄的是他的反抗精神。与之相比，他后来坐拥天下最强兵力所向披靡，的确很威风，但也没什么。历史强者谁没有横扫一切的时候？而他在冰封千里的松花江上，在头鱼宴上面对辽国皇帝的淫威保持了尊严的时候，才更让人佩服。这一点，哪怕是街头混混，都会伸出大拇指，叫一声爷们。抛开这些，完颜阿骨打还迅速创立了金国的军制，创造了女真人的文字，这些都对女真人的未来极其重要。他一生的功绩可以归纳成两句话：他没有亲手灭亡辽国，但已经彻底奠定了胜局；他没有完成金国的建立，但已经铺好了道路。女真人从氏族部落向一个封建文明国家迈进，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好了，上边说的貌似已经很全部了。但我仔细想了想，还没有。完颜阿骨打的一生是为女真人奉献的一生，除了生前，哪怕是死，也死得时机适当。在公元1123年的八月份以后，如果他还活着，历史一定不会是后来的样子。该发生的事哪怕发生了，也不会那样残暴得丑陋。他是开国的皇帝，这种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强大中饱含着恢弘、凶狠里保持着人性。他们杀人，杀很多的人，他们抢夺，抢最好的土地、最美的女人，可不惹人恨。因为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的，都充满着阳光、充满着不屈，他们是反抗者，是梦想者，是建设者。而他们的继任者是不同的，一世祖和二世祖的区别很明显，看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俩就全明白了，不看全盘的总结，只看行事作风。南唐李后主在赵匡胤的手下活得有起码的尊严，在赵光义的手下，生命、女人哪一点都保证不了。回到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这时死，一个时代终结了，随着他的弟弟完颜吴乞买继任，女真人变得残忍刻毒、贪得无厌，本应是个伟大的新兴民族，结果变成了一群只知破坏不懂建设的抢劫团伙。这是后话，在当时宋朝只能根据形势，做出适合眼前局势的决定。局势一，完颜阿骨打死了；局势二，宋、金两国在燕云十六州里犬牙交错。那么决定只能是——趁此时机，尽量多地侵吞燕云区域。得到燕云，才有生命线。招降张觉提到了日程上，非常巧，这时金国帮了宋朝一把。完颜吴乞买继位，他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防守，各条战线都急剧收缩，在燕云方面，他下令辽国的降臣、燕地居民，都迁徙到东北，到女真人的老家，眼皮子底下生活。这样可以迅速集中财富，不经过时间的衍变，硬生生地在边远的东北制造出一个繁华昌盛的女真国度，同时也把各殖民区的活力全部抽走，让他们想反叛搞事也没办法。想得周全，如果真能达到的话，的确会从根子上一劳永逸。从这时起，完颜吴乞买走上了历史舞台，上面的这个办法是他一生坚守的建国之本。他不要辽国的模式，不想复制出燕云十六州胡汉交融制造出来的繁华，他要的是一家独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女真人建国的内核，只有一个字——抢。把能看到的好东西都抢到身边来，抢不到的就全毁了，也不给别人留下。燕云居民们上路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在刀枪的逼迫下向寒冷边远贫瘠的东北迁徙。这时，他们心里还残存着一点点的希望，那就是张觉。他们会路过张觉所在的平州，也许那里会带来变数。变数真的发生了，张觉公开和金国决裂，一边派人去西方寻找耶律延禧的儿子们，一边向宋朝求援。他声称，只要宋朝出兵帮助他，他可以献出平州。消息传来，赵佶很兴奋。对宋朝来说，终极目标是得到完整的燕云十六州，现在有送上门来的，为什么不要？他立即派人去和张觉洽谈，不仅如此，还向金国派出了使臣。这一回，宋朝的要求是，把山后九州都还给宋朝！这个要求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也是后来不敢想象的，但在当时宋朝做出来了，而金国居然没有愤怒、没有拒绝。为什么呢，只因为完颜阿骨打死了。宋朝任命宦官谭稹为两河燕云府宣抚使，全权负责收回山后九州。他上任之后，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的守将都向宋朝投降，加上平州，宋朝迅速地收回了四州之地。在此期间，宋朝做了第二件事。招降张觉之外，赵佶招降耶律延禧。耶律延禧……辽国的皇帝，貌似他是当时最大的丧家之犬，被金国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死定了的角色。宋朝招降他有什么用？从前翻史书，第一眼看到这里时，我也很疑惑，宋朝在西军大败，明知金军强到不可抵敌的情况下，还招惹这样的烫手山芋做什么？纯粹找死嘛，但是综合上面罗列出来的局势和进程之后，招降这个过气皇帝的原因就很清楚了。赵佶要趁热打铁，对其余的燕云各州下手。这时燕云各州的守将基本上都是原辽国的人，正在彷徨无助，面临马上要被集体迁移的命运，如果宋朝及时伸手拉一把，再打出耶律延禧的亲情牌，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呢？没有例外，都会向宋朝投降。如此一来，燕云十六州就都得手了。招降耶律延禧的事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宋朝动用各种关系各个渠道向西边找人。当然，这个活儿难度太大了，从概率上讲，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耶律延禧是当时号称消失得最彻底的人，金国动用了精锐部队长年驻守西方，在深山老林里拉网式搜索都挖不出来他，宋朝一边找还得一边遮人耳目，拿什么成功？但是事在人为，世间事只有不敢想的，没有做不到的，就像宋朝对金国龇牙，索要燕云十六州一样，谁看都是往虎口里伸脑袋，除了死得加倍难看之外，还能有别的结果吗？结果是，当年的十一月份，金国割让了朔（已被宋占领）、武（今山西神池）两州给宋朝。第十八章欢呼，灭亡耶律延禧，这位曾经的东亚老大，一不小心又成了世界的焦点。宋、金两国各用渠道，不遗余力地寻找他，可惜都找不着。唯一找到他的人，是耶律大石。这首先是他藏的地点太隐蔽了，夹山，在史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夹山在沙漠之北，有泥潦六十里，独契丹能到达，他国所不能至。”看来这是契丹人祖辈打猎探险留下来的一块世外桃源，具体地点一直流传在辽国皇室之中。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燕云地区逃走的辽军能准确地寻找到耶律延禧。这时的耶律延禧很神奇，他不像是位亡国之君，反而显得斗志昂扬神采焕发。他好运连连，先是得到了好消息，完颜阿骨打死了；另一方面得到了援军，阴山室韦谟葛失部落给了他足足五万多人的部队。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他们的强悍地球人都知道。这两样综合起来，让耶律延禧觉得复国有望，可以反击了。就在这时，耶律大石找到了他。时机明显不对，耶律延禧手握重兵，又有了皇帝的尊严。一见面，他就对耶律大石严厉质问：“我在，你们怎么敢立耶律淳？”这是在问罪，罪名比蓄意谋反都重，是已经谋反。耶律大石很平静，他说：“你以全国之势，不能拒敌。就算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算便宜敌人，难道不比只知逃命强吗？”耶律延禧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亡国之君就是与众不同，没话说了不等于没事可做，对于燕云地区曾经出过辽国的皇帝这件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必须杀个人。杀掉耶律淳的老婆！于是，那位在宋军攻进幽州内城都冷静坚定，主持打退刘延庆的女士，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还不算完，耶律大石也有别的任务执行。命令，耶律大石率军攻击金军。这个命令其实也有点靠谱，当时金国的政策是收缩，为了确立新领导的权威，各占区的大佬们都往老家赶，向完颜吴乞买表忠心，这其中就有主持原辽西京区域军务的完颜宗翰，也就是粘罕。粘罕走了，辽军正好乘虚作战。想法不错，按说也应该像宋朝一样得着些好处，但要命的是他们遇到的人不对。这次粘罕虽然走了，但是金军里还有个更牛的人物，这人叫完颜娄室。按战绩排名，他在金军第一代战将里面遥遥领先，号称“常胜”，其实，另一个头衔才更准确——皇帝收割机。此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抓皇帝不止一个，不管是现任的曾经的未来的，只要叫他盯上了，全都跑不了。于是，耶律大石悲剧了，他被生擒活捉。这种时刻，一般的正面人物应该只有一个命运了，自杀，或者被杀，只有死才能化被动成正面典型。可是耶律大石不一样，这个人忠于的不是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他的民族。死，太简单了，在整个民族都面临灭亡时，真正有勇气的人要活下去，要找到绝境中的那缕阳光。耶律大石投降了，他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到哪里都让人喜欢。金国人不仅饶了他，还给了他官位，又给他重新配置了一个妻子，按照当时的投降标准来说，是非常到位的规格了。对此，耶律大石很感动，主动要求为金国工作。金国正中下怀，正不知道耶律延禧躲在哪儿呢，大石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带着金军去抓耶律延禧。很好，这也正中耶律大石下怀，他料定会有这个任务，借此机会，他成功逃出了金军的手掌。自由之后，他回到夹山大本营。他变了，不再是耶律延禧的忠实臣子，他对这个颠三倒四莫名其妙的皇帝彻底厌恶了，为了契丹种族，他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离开眼前的一切。他带着两百铁骑北上，三天之后过黑水（今内蒙古艾卜盖河），再向西北，到达可敦城。之后，他的生命是史诗级的，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在面积上与辽国全盛时期都不相上下的庞大帝国。有此根基之后，他回来了，哪怕有了皇帝宝座、富贵的生活，他仍旧要与金国一决高下。耶律大石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色戒”

超级墙头草

假钞大混战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公德与良知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地方官与胥吏

保甲制

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锦州的陷落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马上从绛都出逃。重耳先是逃到了蒲城，继而出逃到翟国；夷吾则逃到了屈城，继而逃到梁国。骊姬如愿以偿地让奚奇当上了大子。对于她来说，这胜利来得似乎比想象中轻松多了。对此我没有更多的评论，还是用北岛的那句诗来概括：“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杀大子申生之事遍告列国，为立奚奇为大子正名。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春秋》对此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在这句表述中，“世子申生”名正言顺，说明申生无罪；而晋侯没有按惯例被称为“晋献公”，是谴责他轻信小人之言，因幼废长。同年，晋国发动了对虢国的最后攻势。这一次出兵的路线仍然选择从虞国借道。上一次借道虞国，还可以说是为了出其不意；这次再借道虞国，显然不是为了战术上的掩护，而是另有图谋了。利令智昏的虞公又答应了晋国人的请求。宫之奇再一次投了反对票：“虢国与虞国毗邻而居，相互依存。虢国如果灭亡，虞国也不能长久。对待晋国这样的大国，不可以麻痹大意，就好像对待强盗，不可以视作儿戏。上次借道给晋国，已经很过分了，不可以一再为之。古人云，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虢国与虞国的关系啊。”虞公深不以为然地说：“晋侯和我同宗共祖，怎么会害我呢？”虞国姬姓，晋国也是姬姓，都是周王室的后裔，自然同宗共祖。但是，虞公如果睁开眼睛看看，这中原大地，姬姓诸国之间你攻我伐，早就打得不可开交了，谁还记得什么同宗共祖哦。对此，宫之奇一针见血地反驳道：“我虞国的先祖大伯虞仲，同时也是王室的先祖。大伯为了让贤，所以没有继承君位。虢国的先祖虢仲、虢叔，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作为文王的卿士，有大功于王室，功勋事迹还记载在王室的档案库里。晋国既然可以灭亡虢国，又怎么会不忍心对虞国下手呢？您要是讲虞国和晋国的亲戚关系，当年的‘桓、庄之族’不比虞国亲多了吗，他们和晋侯都有共同的祖辈成师与庄伯，可晋侯还不是把他们给灭了吗？”虞公无法应对，喃喃道：“我祭祀神明的贡品又多又干净，神明会保佑我的。”宫之奇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只干咳了几声：“咳，咳……您还真不了解神明的习惯。神明喜欢一个人，不是看他的祭品好不好，而是看他的品德好不好。正如《周里所说的，老天爷又没有亲戚，只喜欢帮助品德高尚的人。又说，祭品其实没有什么香不香的，只有人的美好品德才是最馨香的。这样说来，没有品德的人，即使供奉再丰盛的祭品，神明也不会享用。话说回来，您别以为鬼神只保佑您一个人，如果晋国灭了虞国，又以美好的品德奉献神明，神明照样会接纳晋侯。”宫之奇这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等于是告诉了虞公，晋国此次出兵的目的，不仅在于虢国，而且在于虞国。但是虞公利欲熏心，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要求。宫之奇退出来之后，对家人说：“如此看来，虞国很快就要灭亡了。晋国灭虞，恐怕就在此一程咯。”于是带着自己的族人远走他乡。公元前655年八月，晋献公亲率大军包围了虢国的首都上阳，虢公姬丑带领军民进行殊死抵抗，直到十二月初，上阳城才被攻破。姬丑逃亡到雒邑，虢国从此灭亡。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78年，也就是“曲沃代晋”完成的那一年，正是虢公姬丑奉了天子之命，前往晋国承认了曲沃代晋的合法性，并任命曲沃武公（也就是晋武公）为晋侯。二十三年后，晋国灭虢国，不但周天子对此不敢发表意见，连当时称霸天下的齐桓公也没有表示任何异议。主要原因在于姬丑穷兵黩武，不修德政。公元前668年虢军两次入侵晋国，更成为晋献公消灭虢国的最佳借口。姬丑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姬丑的邻居虞公也为自己两次借道给晋国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晋国大军消灭虢国之后，仍然打虞国原路返回，并接受了虞公的犒劳。晋献公觉得虞公实在是太可爱了，为了报答这番好意，顺便也就把虞国给灭了，并且俘虏了虞公和大夫井伯。后来晋献公将女儿嫁给秦穆公，将这两个战俘当作陪嫁，一并送到了秦国。《史记》上说，被俘的虞国大夫井伯，后来成为秦国的重臣，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百里奚。这种说法在历史上颇有些异议，在此不作辨析，姑妄听之罢。如果说晋献公灭虢国还有借口的话，他灭虞国就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了。为了避免周王室对此不满，特别是规避齐桓公以此为由找他的麻烦，他主动承担了祭祀虞国先祖的义务，并且还承担了虞国对王室纳贡的义务。对于周王室来说，虞国虽然灭亡，但虞国对王室应尽的义务仍然有人承担，这就够了。荀息在收缴的战利品中找到当年用来贿赂虞公的宝马，把它们还给了晋献公。晋献公得意地笑道：“马还是我的马，就是老了点啊。”【楚与齐，两种文化的冲撞】前面说到，通过帮助邢国和卫国的重建，齐桓公获得了中原诸国的敬重，霸主的地位日益巩固。而此时在南方，楚成王自诛杀公子元、任命子文为令尹以来，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楚国国力进一步攀升。南北双雄你追我赶，在内政、外交、军事各个方面互相较劲，终于到了狭路相逢的时刻。公元前659年，楚国再一次出兵讨伐郑国，将爪子伸到了天子脚下。齐桓公迅速作出反应，召集鲁、宋、郑、曹、邾等国国君在宋国的柽地举行会议，会议的主题：抗楚援郑，保卫中原。值得注意的是，自这一年开始，《春秋》提到楚国，再也不称之为“荆”，而是称之为“楚”，也算是给它正名了。公元前658年，齐桓公进一步展开外交攻势，在宋国的贯地与江国、黄国派来的代表举行会谈。从地理位置上看，江、黄两个小国均在宋国的南部、楚国的东北部，迫于楚国的压力，一直臣服于楚国。现在齐桓公通过宋桓公做工作，给这两个小国打气，目的是要它们脱离楚国的控制，重新回到中原大家庭的怀抱，同时也为下一步讨伐楚国解除后顾之忧。同年冬天，楚国大军攻占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齐桓公仍然安之若素，继续开展他的外交攻势。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和宋桓公再一次与江、黄两国代表在齐国的阳谷会谈，就应对楚国的入侵开展讨论。同年冬天，鲁国的执政大臣季友前往齐国，表达了鲁僖公相应齐国号召、抗楚援郑的意愿。那个年代既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互联网，为了应付楚国的入侵，光开会都够齐桓公东奔西跑一阵了。这个霸主的工作，真是一点也不轻松。然而，在郑文公看来，会开得再多也没用，郑国现在急需的是援兵。没有援兵，一切会议、声援、表态都是空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郑文公有点顶不住了，他想派代表与楚国进行和谈。大夫孔叔及时阻止了他：“齐侯为了郑国的事，正忙得不可开交呢，现在背弃他，恐怕大大的不妥。”郑文公忍不住把酒杯盖重重一放，抱怨道：“他就知道开会、会盟，尽做些表面文章，务虚不务实，总是忽悠咱们。”孔叔说：“如果不是齐侯在柽地主持会盟，只怕楚军早就长驱直入，攻入新郑了，请您再忍一忍，坚持一下，齐侯会拿出办法来的。”单从这件事来看，郑文公和他的父亲郑厉公相比，显然不在同一个档次。经过两年的准备，公元前656年春天，齐桓公终于率领大军南下了。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由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个国家的军队组成，咱们姑且称之为八国联军吧。八国联军没有直接讨伐楚国，而是将矛头对准了蔡国。为什么讨伐蔡国呢？自公元前680年楚文王为了讨好息妫讨伐蔡国以来，蔡国就一直臣服于楚国，成为楚国进出中原的眼线。齐桓公此举的目的，一是剪除楚国的羽翼，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二是为了不让楚国人察觉八国联军的战略意图，好攻其不备。如果回顾一下，早在公元前710年，雄才大略的郑庄公就意识到楚国的威胁，跑到蔡国去和蔡桓公开会。郑庄公之所以特别关注蔡国的动向，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来：楚国人要进出中原，蔡国是门户；而中原人想攻击楚国，蔡国又是必经之路。一个女人充当了这次战略掩护的棋子，她就是蔡哀侯的女儿、现任蔡国国君蔡穆公的妹妹。据《史记》记载，当年蔡哀侯被楚文王俘虏之后带到楚国，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最终死在楚国。他的儿子蔡穆公即位之后，周旋于齐、楚两个大国之间，既听命于楚国，又将妹妹嫁给齐桓公做小妾，也就是齐国的蔡姬。蔡姬年少，生性顽皮，嫁给了齐桓公这个老头子，有没有性福很难揣测。在那个年代，诸侯的女儿生来就是政治筹码，不是嫁到诸侯家，就是嫁到大夫家，“一树梨花压海棠”的事情时有发生，想必蔡姬也能正确对待。那年夏天，蔡姬陪着齐桓公在湖上泛舟，采莲为乐，将小船划到湖中心。蔡姬童心未泯，将小船弄得左摇右晃，戏弄齐桓公。齐桓公是北方人，自幼不习水性，加上年事已高，难免把生命看得很重，双手紧紧抓住船沿，惊呼蔡姬赶快住手。也许是他那慌慌张张的神色让蔡姬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她觉得十分好玩，反而将小船摇晃得更厉害了。如果她要谋杀天下的霸主，再用大一点力气就够了。可是，这个时候在她眼里，齐桓公既不是天下的霸主，也不是齐国的国君，甚至不是她的“老”公，只是一个可爱的吹胡子瞪眼睛的老头儿。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齐桓公下船之后，干了一件很缺德的事，立刻命人把蔡姬给送回蔡国去了。按道理，他把人家女孩子送回去，还得附上一纸休书，好歹给人家一个说法。可他不给，就让蔡姬以一种不明不白的身份住在蔡国，从此不闻不问。蔡穆公看到妹妹哭哭啼啼被送回来，本来就很恼火，齐桓公这种缺德的做法，更如同火上浇油，于是他干脆又把这个妹妹给嫁出去了。这件事情在当时来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大大地伤害了齐国人民的感情。而据某些人添油加醋地说，蔡姬再嫁的不是别人，正是齐桓公的死对头楚成王！（姑妄听之，姑妄听之。）不管蔡姬再嫁是谁家，齐桓公这次兴兵伐蔡，对外宣称的理由就是为了她这件事。等到楚国人回过神来，八国联军已经击溃蔡国的防线，俘虏了蔡穆公。大军顺势南下，抵达楚国边境。虽然措手不及，楚国人的反应却很快。他们一方面撤回进攻郑国的部队，迅速收缩战线，一方面派人到联军大营要求面见齐桓公。联军尚未进入楚国，而楚使已抵达大营，无非是告诉联军，楚国是有防备的，请不要打偷袭的主意。楚国人是如何获知联军情报，及时把使者派到边境上迎候齐桓公的呢？《左传》虽然没有言明，但是从其两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58年的一段记载，后人可以窥知一二：“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翻译成现代文，齐国的宦官竖貂在多鱼（地名）开始泄漏齐国的军事机密。这种事情，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难说楚国有没有派人与竖貂接头，收买他掌握的情报，在此不细究。既然偷袭不成，齐桓公就大大方方与楚国的使者见了一面。双方的对话很简单，也很精辟，尤其是楚国使者的辞令，堪称古汉语之精粹，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在此照抄如下：〖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翻译成现代文：君侯您居住在北海之滨，而寡人我居住在南海之滨，好比马儿牛儿即使发情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关系。没想到您不远千里跑到我国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呢？时隔数千年，仍能感受楚国使者操着楚地方言，摇头晃脑地在诸侯面前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带来的喜剧效果。读史至此，捧腹大笑，唯楚有才，自古如此！当时各位诸侯听了楚国使者这一番话，却是想笑又不敢笑。倒是管仲反应很快，他清清嗓子，对楚国使者说：“当年周成王派召康公对我齐国的先祖姜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之伯，你都可以讨伐他们，以辅佐王室’。并且规定我先君征讨的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普天之下，莫不能至。现在楚国长期不向天子进贡，当年周昭王南巡到楚国而没有回去，我国君特来问罪。”这里先解释一下，周昭王是周成王的孙子，南巡的时候在汉江坐船，遇到船难，溺水而亡，所以没有回去。管仲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很符合中原人正儿八经的性格。楚国使者听了，干笑两声，不慌不忙地说：“说起不向天子进贡这件事，确实是敝国之罪，今后岂敢不供给？至于昭王没有回去，那都是哪一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哟，请您找汉水之滨居住的老人家问问情况，跟我们楚国硬是没有任何关系撒。”齐国和楚国的第一次交锋，就发生在联军大营里，不是用刀用枪，而是用口用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楚国使者以他幽默的语言、机智的回答占尽了上风。口舌之争虽然败阵，八国联军还是继续向楚国推进，抵达汉水之滨的陉地。由于楚国显然已经有了准备，齐桓公和管仲及时调整战略，将部队驻扎在陉地等待时机，并且开始安营扎寨，挖壕筑垒，囤积军粮。这一等就是两个月。如果说是两军对垒吧，等两个月也不稀奇，可问题是四周静悄悄，连个楚军的影子都没有。八国联军成天出操、拉歌、会餐、看文艺演出，日子过得可乐了，不像是来打仗，倒像是来度假的。时间一长，有的诸侯就坐不住了，跑去找齐桓公，要求动手。齐桓公不动声色地看看管仲。管仲则一副刚睡醒的样子，说：“动手？跟谁动手？楚军出现了吗？”“这个……楚军尚未出现，只不过老这样等下去，恐怕不是办法，不如直捣郢都，将敌酋绳之以法……”管仲不得不跟人家解释一番，大意是八国联军离家千里，后勤补给线已经拉得很长，如果继续深入下去，人生地不熟，只怕还没打到郢都，就被楚国人抄了后路。“您想被楚国人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吗？”脑袋圆滚滚的管仲半眯着眼睛问。这话说得很难听，但是很管用，被问到的人一般只敢再弱弱地追问一句：“那，咱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管仲长叹一声，远远地看着帐外的夕阳，高深莫测地说：“等。”再问下去的话，管仲就闭目养神了。一直等到夏天，终于等来了管仲要等的人。楚成王派大夫屈完为全权代表，来到陉地的联军大营。按常理，这个时候谁先提出和谈，谁就处于心理弱势，在谈判中会做更多的让步。可是屈完一到联军大营，就给齐桓公来了一个下马威：“请贵军后退三十里，以示和谈诚意。”齐桓公差点想跳起来，被管仲使眼色制止了。他知道，和楚国人打交道，用菜市场讨价还价的伎俩只会自讨没趣，还不如把牌摊开来打。在管仲的建议下，联军退到召陵。在这里，联军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齐桓公请屈完坐上他的戎车，检阅了威武雄壮的联军部队。这次检阅出动的部队之多，在春秋史上当属罕见。齐桓公以他挺拔的身躯伫立在戎车上，不停地向将士们挥手，所到之处，他均致以“勇士们辛苦了”的慰问，而各国将士则用不同的方言回以“诸侯长更辛苦”，一唱一和，欢声雷动，将热烈的气氛推到极致。检阅完毕，齐桓公得意洋洋地问屈完：“屈大夫认为我中原的军队如何？”“威武之师，雄壮之师。”瘦小的屈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回答。齐桓公故作感叹道：“你看这些人，不远千里从中原跑到这里，难道是为我而来的吗？不是。他们是为了我们这些国家的传统友谊而来的。屈大夫你说，我们两国也建立这种友好关系如何？”他说这话的时候，语音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热情，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目眩神迷。这一点，连屈完也感受到了。因此，他恭恭敬敬地回答：“这是敝国的福分。”齐桓公沉默了一阵，话锋一转，说：“屈大夫你看，如果用这样的军队作战，谁能抵挡？用这样的军队攻城，有什么样的城池攻不破？”屈完听后，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君侯您如果以德服人，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而言，这些协议我可以签，也完全可以不签，我一向不主张彻底粉碎渥西尼：如果教皇去世，我在罗马城里必须要有些朋友。当帕格洛·渥西尼来见我的时候，他的抱怨之一就是拉米洛·德·罗尔卡的行径，我答应他我会让他满意的，在这件事上我言出必行。维泰洛佐则是另一码子事。他就是一条毒蛇，他尽了一切努力破坏我和渥西尼之间达成协议。”“也许您说得更直接一些会更好。”“完全可以。我希望你能写上一封信，给你的主子，告诉他们法国国王很有可能命令他们恢复向我提供保护费。如你所知，这些保护费是他们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地停止了的。一旦法国国王下了命令，他们是会照办的。依我看来，自觉自愿地去做某件事比被强迫去做要好得多。”马基雅维里停顿了一会儿，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知道他说的每一个词都会带来危险。当他再次开口的时候，他用一种尽可能讨好的口吻说道：“阁下用兵和交友都显出过人的智慧，但在保护费这件事上，阁下不能够和那些穷得只有自己和几个喽啰可以出卖的雇佣军首领相提并论。阁下是意大利的实力派人物之一，我们和您结成联盟，才符合您的身份，而不是将您像雇佣军一样对待。”“我会把这笔保护费看成是一种荣誉。”公爵彬彬有礼地回答道。“我说，书记官大人，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安排。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因为友谊和你们的城邦结成一体。你的主子拒绝我的请求对于我而言是一种藐视。我很有信心地说，我可以为佛罗伦萨效力的能力不逊于任何人。”“我要斗胆指出，如果阁下掌握了佛罗伦萨四分之三的部队，那么对我的政府而言，她就没有什么安全可言了。”“这么说你是怀疑我的诚意啰？”“完全不是。”马基雅维里回答时竭力装出一副热诚的样子。“但是我的长官们处事都很谨慎小心，他们不会采取一步他们可能会后悔的行动。他们是想和所有的人保持和平。”“书记官大人，你聪明过人，不会不知道，唯一能够确保和平的办法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我毫不怀疑我的政府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你是说通过雇佣其他的军事首领来为他们效力？”公爵尖锐地问道。这正是马基雅维里在寻找的一个机会。他了解瓦伦丁诺公爵易于在瞬间发怒，一旦发泄完怒气之后会不屑地打发走发怒的对象。马基雅维里想尽快离开此地，顾不上会不会惹公爵发怒了。“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确实是他们的意图。”让他惊奇的是，公爵大笑了起来。他从椅子上起身，背对着火炉，带着十足的愉快心情回答马基雅维里。“难道在当前这种风云变幻的时候，他们还以为可以保持中立？当然他们都是有头脑的人。当两个相邻的国家开战的时候，其中那个和你有着友好关系的国家会认为你有义务出手相助，而一旦你未能履行你的义务，他会对你不满。另外那个国家会因为你的胆怯和缺乏勇气而鄙视你。这样一来，对于其中一方而言，你是一个没有用的朋友，对于另外一方，你是一个无足畏惧的敌人。“保持中立是一种这样的情况：中立的一方可以帮助一方，也可以帮助另一方。但是到了最后，他会发现，他不得不加入混战，而在此之前，如果他早早决定加盟一方的话，他会显得十分果断，而且有尊严。请相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一方而加盟，永远会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到最后总有一方会得胜，而得胜的一方会对你造成威胁。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谁还会来救你呢？你会举不出任何理由来让别人援助你，而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任何人来向你施以援手。获胜的一方对一个无法信任的朋友不会觉得有任何用处。被打败的一方也无力向你施援手。而且即使他可以的话，他也不会救你。因为在此之前，如果你发兵驰援就能救了他，但是你却按兵不动，看着他被人家打败。”马基雅维里现在实在是没有心情听公爵讲有关中立的长篇大论。他只是希望，到此为止，公爵已经讲完了他要讲的话。但是他意犹未尽。“不管战争的风险是什么，保持中立的风险更大。中立将你变成了一个仇恨和唾弃的对象，早晚那个觉得可以动手将你收拾的人会对你下手。而另一方面，如果你帮助其中一方赢得了战争，尽管战胜的这一方会力量强大，使你有所畏惧，但是你是同盟国，所以胜利的一方欠你人情，你也使得这个战胜国不得不与你保持友好的关系。”“难道说，阁下凭着自己的经验，会认为，人们对于往昔所受到的恩惠是如此感激涕零，以至于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力量加害于恩主的时候，他们会由于感恩而心慈手软？”“胜利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没有一个战胜者可以背弃自己的朋友。最好还是公平地对待自己的朋友。”“但是如果你支持的那一方失败了呢？”“这样一来你对于你的盟友来说就更为重要了。他会尽全力来协助你。一旦时来运转，你们就可以同享富贵了。所以，无论你如何看，中立是愚蠢的。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如果你能够将我在此分享的一点治国之道传达给你的主人，将会是一件明智之举。”说完这些话，公爵重新坐回椅子中，一边伸出手来烤火。马基雅维里，鞠了一躬，正准备退出，公爵又开口向阿加皮托·德·阿马利亚说道：“你有没有告诉书记官大人，他的朋友波那罗蒂在佛罗伦萨被耽搁了，一时半会儿到不了这里？”阿加皮托摇了摇头。“我不了解此人，阁下。”马基雅维里回答道。“没关系。就是那个雕刻家。”公爵看着他，眼中带着笑意。马基雅维里猛然间猜到了这个人可能是谁。他曾经写信向比亚乔要钱，比亚乔在回信中告诉他，钱会由一个叫米开朗琪罗的人带来。但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公爵的这句话意味着他的物品被搜查过了，而且明显是在塞拉菲娜的帮助下。他庆幸自己已经将重要的文件存放在了安全的地方。在他的住所他只放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其中包括比亚乔的来信。“佛罗伦萨有许许多多的雕石匠，阁下，”他冷静地回答道，“我不可能认识他们所有的人。”这个米开朗琪罗是个有本事的人。他用大理石雕了一个丘比特，埋在地下，不久之后石像被挖出来后，被认为是件古董，圣·乔治奥主教买下了它，但是当他发现这是一件赝品时，就把它还给了卖主。最后它到了我的手里，我把它作为一件礼物送给了曼图亚侯爵夫人。”“阁下准备向他订做一件雕刻品，以便和莱昂纳多[1]为米兰公爵所制的那件媲美吗？”这句巧妙的回答颤抖着穿过空气，公爵身边的秘书们都惊得目瞪口呆，一齐看着公爵，看他会如何应付。那件弗兰切斯卡·斯福查骑着马的雕像，被许多人认为是莱昂纳多的代表作。当特雷福尔齐奥元帅攻入米兰城时，这件雕像被毁于兵灾。弗兰切斯卡的儿子，罗德维科·伊尔·摩罗，那个为雕像开光的人，一个像切萨雷·博尔贾那样的僭主，被赶出了城邦，如今是罗克斯城堡中的一名囚犯。马基雅维里这句话是明白无误地向公爵指出，他的处境是多么地危险，而且，一旦他的好运抛弃了他，他会摔得多么地惨。公爵大笑起来。“不是那样。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让这位米开朗琪罗先生去做。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实在是太差了，我预备让他来绘制一套新的筑城计划。既然你提到了莱昂纳多，我想让你来看一下他为我绘制的肖像。”他向一位秘书做了一个手势，秘书随即离开了房间，很快就拿了一叠文件进来交给了公爵。公爵于是一张一张地拿给马基雅维里看。“要不是你告诉我这是你的肖像，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画的是你。”“可怜的莱昂纳多，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天赋来把一幅肖像画得像本人。但是作为绘画，我认为它们还是有价值的。”“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是认为以他的才能，让他浪费时间来画画和制作雕像还是太可惜了。”“我敢向你讲，他一旦为我服务，将不会再从事画画和雕刻这类的事。我曾经派他去庞比诺排干一些沼泽地，后来他还去了切斯纳和切塞纳提科开凿过运河和建设过一个海港。”他把肖像画还给了秘书，用一种优雅的方式把马基雅维里打发走。马基雅维里不无醋意地注意到，公爵优雅的风度，一点也不比法国国王差。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陪他走出了公爵的办公室。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马基雅维里使尽了办法企图赢得这位首席秘书的信任，他和科隆纳的一个显贵的罗马贵族家庭有亲戚关系，这个家族是渥西尼家族的对头，所以马基雅维里估计阿加皮托有可能倾向于佛罗伦萨政府，因为渥西尼也是佛罗伦萨人的敌人，他不时地捅一点消息给马基雅维里，后者就根据其可能性的大小判断其真伪。当下他们正在穿过用来举行各种仪式的礼堂。阿加皮托突然拉起马基雅维里的手，说道：“请到我的房间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时间不早了，我又生了病。我明天再来吧。”“随你的便，我想给你看公爵和叛乱首领之间的协议。”马基雅维里心里一震。他知道文件已经送抵了伊莫拉，他正想尽方法企图一睹为快。执政团迫切需要了解条约的内容，为此他们还写信来催促马基雅维里，斥责他不够尽责。马基雅维里只好徒劳地向执政团申辩说，他已经尽了全力，把他了解到的情况尽数汇报给了执政团。不过他没有告诉执政团方面，在公爵的宫廷里，秘密保守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公爵会如何行事，直到他采取了行动人们才恍然大悟。正在此时钟又敲响了：他已经让奥莱莉娅等了足足两个钟头了，煎鱼肯定是彻底毁了，那只肥肥的阉鸡估计也在炉子里被烤成了焦炭。他此时饥肠辘辘，因为自从中午之前吃过东西以来，他还没有用过食物。有人曾经说过，人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和对于食物的渴望是两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人们屈服于这两种本能，又有谁可以加以责备呢？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佛罗伦萨的安全在危险之中，它的自由在危机之中。“那好吧。”他恼火地想着，估计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如此之多的个人利益。阿加皮托带着他走了一截楼梯，开了一扇门，把他带进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靠着一侧墙壁放了一张床。房间里只有一盏昏暗的油灯点着，光线很暗。阿加皮托从油灯上点燃了一支用动物脂肪做成的蜡烛，并请马基雅维里在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旁边的一张书桌子上杂乱地摊着一些文件。他靠在椅子上面，舒服地跷起了二郎腿。他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时间对他完全无关紧要。“之前我之所以没有给你一份协议的抄件是有原因的，我待会儿就会告诉你这个原因。由于相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抄送费雷拉公爵或任何人的代理人。公爵和帕格洛·渥西尼起草了一件他们之间同意的文件，帕格洛就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军事首领们，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同意，他可以代表公爵和他们也签署一份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得到公爵的授权。但是他刚开始做这件事，公爵重新又审阅了一下文件，发现文件中缺少了一条照顾法国的条款。”马基雅维里带着极其不耐烦的心情听着对方这番话，他想要的是看到协议，如果可能的话，拿到手，然后离开。但是当下他只好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陈述。“最后那项条款终于拟妥，公爵命令我去追赶帕格洛大人，并让我告诉他，除非他接受这项追加条款，公爵将不会签署文件。我追上了他，他很干脆地拒绝了，但是谈了一会儿以后，他同意将该项追加条款和其他人分享一下。但是他觉得大家不可能接受这个条款。然后我就离开了他。”“追加条款的内容是什么？”当阿加皮托回答的时候，他的嗓音中带着笑声。“如果它被接受了的话，那就开启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溜出这个协议，换句话说，我们将可以不受协议约束；如果协议不被接受的话，那就会打开另外一扇大门，通过这扇大门我们可以昂首阔步地前进。”“看上去公爵对于惩罚那些曾经威胁他的城邦的人比对和平更有兴趣。”“你不要糊涂，公爵从来不会让他个人的愿望干扰他的利益。”“你答应过要给我看协议。”“这就是。”马基雅维里迫不急待地开始读文件。根据文件的条款，公爵与这些叛乱的首领同意从今往后和平共处，结成联盟。他们将保留各自对他们部队的指挥权，并听命于公爵，并为此从公爵那里领取和以往一样的报酬。并且，作为信用的保证，他们每个人将派遣一个儿子去公爵那里做人质。而且，他们规定，每次和公爵一起安营扎寨的时候，只可以有一位将领随同驻扎，并且时间之长短由公爵决定。另一方面，他们同意将厄比诺和卡麦里诺还给公爵，作为交换条件，公爵将保护他们的领地不受侵犯，但这并不包括来自教皇或法国国王的进攻。而前些时间法国国王进攻了他们。这就是瓦伦丁诺公爵所坚持的追加条款。而这一追加条款，正如阿加皮托所说的那样，让整个协议变得一文不值了，这一点即使一个孩子都不会看不出来。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联合锡耶纳的佩特鲁齐正在和教皇签署另外一项协议。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又将文件读了一遍。“这些人怎么能指望公爵会原谅他们对他造成的伤害？”马基雅维里读完之后不禁浩叹。“而公爵又如何能忘记这些人将他推入的那些危险境地？”“这叫欲擒故纵。”阿加皮托引用了一句成语，脸上泛着笑意。“你可以让我把这份文件带走，以便我誊抄一份吗？”“我不可以让这份文件脱离我的监管。”“我保证明天就把它送回。”“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随时都可能会调阅这份文件。”“公爵一直在向我保证，他对佛罗伦萨诚挚的友谊。让我的政府了解这份协议的内容，这一点十分重要。请相信我，你可以为他们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我国政府均不会忘记。”“我从事国务活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已经无法相信任何一个君主或政府会有什么真心诚意的感恩。”马基雅维里继续敦促他提供方便，最后阿加皮托答应道：“你明白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我钦佩你的才智，正如我仰慕你的品格。我就破个例，我可以允许你在这里誊抄一份文件。”马基雅维里吸了一口凉气。这需要花上半个小时才可以完成，而时间正在飞快的流逝之中。古往今来还有另外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被置于这样一个窘境吗？眼下看来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听凭当下环境的摆布了。阿加皮托让出了他在桌边的位置，给了马基雅维里一张纸和一支崭新的羽毛笔。他在床上躺下，看着马基雅维里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抄录着文件。当他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他听到更夫吆喝报时的喊声。紧接着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时正值午夜时分。阿加皮托和他一起下了楼，当他们抵达宫殿正中央庭院里的时候，阿加皮托叫来了两个卫兵，让他们擎着火把，送马基雅维里回他的住所。这个时间天上正下着冷雨，漆黑的夜十分寒冷。当他们到达之后，马基雅维里付了一点小费给两位士兵，将他们打发走，然后打开了门。他一直等到再也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以后，又转身出门，将门锁上，又悄悄地溜了出来。他穿过胡同，按照原先商量好的方式轻轻地叩门。然而无人回应，他又敲了一遍，先敲两下，停顿一下，敲一下，再一停顿，然后又敲两下。他等待着。一股阴冷的风从巷子深处吹来，一阵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尽管他裹得挺严实，用一条围巾包住了脸，以免夜里的晦气被吸到肺里，但是他还是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是不是那几个女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但是皮埃罗应该在吧？他告诉皮埃罗一直等到他来为止，而直到目前皮埃罗还没有让他失望过。皮埃罗一定已经向他们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迟到的原因。而且再说，对于那两个女人而言，尽管她们与马基雅维里动机不一样，但是她们也应该明白是万万不可以失去这次机会的。这次约会对她们的重要程度，一点也不亚于马基雅维里的热切程度。从宫里回来的路上，在经过巴托罗缪家豪宅的时候，他注意到房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

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

东京热网站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伦以数个段落描述她上车、忍受腿部剧痛开车回家的过程，然后……这次融合像是经历一场大手术，我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我把窗帘全部放下来，关掉每一盏灯；躺在黑暗中，我的思绪奔腾，宛如正以快进速度看电影。记忆大量涌入，我一次又一次感觉到与他们相关的痛苦；尽管每一次疼痛与记忆等长，只维持数秒的时间，但仍令我精疲力竭。我好想断绝、阻挡这些记忆。那天晚上，记忆灌入的速度开始慢下来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直到第4天过后，我对光线、对听觉的敏感才完全消退。隔周，我花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时间接收朱莉所有的记忆——然后，痛苦停止了，我又渐渐开始恢复正常作息。第2个礼拜快结束之前，我四肢不协调的问题没了，我又可以握笔，好好走路了。这一切终于结束了。融合的影响并未永远持续下去，我终于放心了。我很感激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没有你，我不可能撑到现在。我无法想象卡伦的感受有多恐怖——猝不及防地承受朱莉所有的经历。朱莉像一面盾牌，一直在保护她，但现在她得自己面对这些不堪的记忆。没有任何方法能让我确定卡伦是否完整接收朱莉。朱莉真的彻底融入卡伦了吗？这样的融合够牢固吗？我总觉得这一切很难让人接受。霍尔顿的处方行得通吗？我不断提醒自己：我一定要万分仔细，小心地进行每一个步骤。与朱莉融合后，卡伦独自经历如此折磨，我无从参与，因此往后的每一步我都要更加细心处理。融合朱莉是难以置信的重大突破，但这只是起步而已。我们还有16个人格待融合，我担心，一场狂风暴雨注定是躲不掉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7章融合克莱尔再次见面时，我和卡伦讨论是否进行第二次融合，她同意了。但要选哪一个？于是我让她进入催眠状态，一如往常询问有谁想跟我说话。卡伦开心地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克莱尔？”“贝尔医生！可不可以让我融入卡伦？”克莱尔用力拉扯头发，摆摆头，难为情地看着我。克莱尔似乎是不错的人选，但我内心却很挣扎。我会想念她。“这样应该很不错，克莱尔，”我说，“那么，我们来为下礼拜好好计划一下。届时我要向卡伦介绍你，我该怎么描述你呢？”“嗯，你可以告诉她，我是在她领受圣餐那天，”她以近似唱歌的方式说道，“穿着白圣装的她受伤时诞生的。以后，只要他们为她穿上那件白圣装，我就会出现。这是某种暗示……”“穿上白圣装是暗示？”“对。我原本是恶魔的新娘。他们说天主要我受伤。他们在我身上试验，然后他们大笑。当他们把卡伦绑在殡仪馆的金属工作台上，我就会出来。如果他们开始伤害我，就换迈尔斯出来。卡伦结婚时，她一换上白婚纱我就出来了。婚礼上人很多，我很害怕，所以又跑回去了。卡伦就是在那时候昏倒的。”关于卡伦在圣坛前昏倒这件事，我不曾听过克莱尔的版本，但她的话刚好填补了某些空白。西德尼接在克莱尔之后出现。他说，他担心卡伦跟他融合后会开始偷东西。桑迪也想跟卡伦融合。她不开心，她无法不为母亲做牛做马。她看了朱莉与卡伦融合的过程，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很高兴。如果分身们自愿加入融合行列，对我来说一切好办多了。1996年8月的第3个星期，卡伦准备好接受克莱尔了。她带来一封信。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字体大，还有不少错字。克莱尔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想在融合之前，告诉你一些事情。以前我想尽办法不让卡伦想起那些事，现在我担心她可能会吓坏了。但我知道你不会扔下她不管。我跟你提过，我会跟自己玩游戏，假装我感觉不到疼痛吗？等我们融合了，我们会忘记如何不让自己感觉痛吗？每次受到伤害时，我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我感觉得到，却什么都不能说，因为他们会用电线电我的脚踝。在融合之前，可不可以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拜托你。有人需要我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谁来照顾卡伦博？你可以帮我照顾西娅，偶尔找她出来说话吗？因为只有我去叫她的时候，她才会出来，我担心她会被遗忘了。贝尔医生，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卡伦可能会生我的气，不愿意接受我。我知道我不是真的会死掉，只是在我离去前，我需要知道这种感受：你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是我爸爸，偶尔会抱抱我；有时候，我很害怕，我会假装你抱着我。但我知道你不能拥抱我，这让我很难过。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感觉。你在小屋看见我的时候，我可以假装拥抱你，向你道别吗？这样卡伦会怎么想？万一她得到我的感受，你会因此生气吗？你让我觉得自己很棒，让我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都不是我的错。我心满意足，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不知道卡伦会怎么想。贝尔医生，谢谢你做我的朋友，当我的爸爸。我知道你是好人，也很高兴你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自己第一个跑出来，并且让大家知道你值得信赖。我会想念你，希望你不会忘了我，真的不要忘了我。你可以写故事。你帮助我，带走我心里的痛苦。我觉得该是我长大的时候了。我爱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的孩子们，看着他们，不要让任何人伤害他们。克莱尔天啊！我一定会想念小克莱尔。我把这封信的第一页拿给卡伦看。我想，如果卡伦能了解克莱尔的意愿及顾虑，对融合过程应该会有帮助。至于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我并未与卡伦分享，因为我不想让她参与拥抱的事。卡伦看完信，点点头，她翻过信纸，手伸直，远远看着这整张纸。“看起来像是小女孩写的，”卡伦说。“是的。她只有11岁。我觉得她写得很棒。你还记得那个殡仪馆吗？”“我只记得一点点。不锈钢槽，如果露出疼痛表情就会被电击，被放进水里，浅浅的，不深——只是一些片段。”我俩陷入短暂沉默。我想卡伦大概在等我，于是我开始了。我先带她进入催眠状态，给她足够的时间，深深进入内在。她适应得很好，令我不禁怀疑她早已准备好，只等我动手，但我不想冒险。我请克莱尔现身。“你记得卡伦曾经做过一个梦吗？”克莱尔一边说，一边把玩衣角褶边，“有个小女孩还跑出来坐在你旁边？其实那不是梦，那是我把我的想法传给卡伦。”克莱尔顿了顿，努力压抑情绪。“在我融合之前，我可以坐在你腿上吗？”“现在？”“不是，不是现在，”她似乎有点后悔，“我知道我不可以这样。我是说，等我们到卡伦的安全小窝的时候。”“当然可以，没问题的。”克莱尔笑得好灿烂。“我准备好了，”她依然挂着微笑。我谢谢她写信给我，问她同不同意让我引用信里的话，将她介绍给卡伦。克莱尔同意了。“好，那么麻烦你先离开一下，让我跟卡伦说话。”克莱尔仿佛突然从卡伦身上抽离，我知道她离开了。“卡伦？”“嗯。”“克莱尔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好。”“我在你的小窝外面，”我说，“请你帮我开门，让我进来坐下。”我想给卡伦形象化的指示，但我让她决定我该坐哪儿。“我们可以请克莱尔进来吗？”“好，我来开门。”“克莱尔进来了吗？”“还没，她站在门口。”“我去带她进来，”我说。“她可以坐在我腿上，听我们说话。”我短暂停顿，让卡伦看见这些动作。“我们都坐在一起了吗？”我问。“嗯。她用手搂着你的脖子，看起来好开心。”“好极了。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克莱尔的故事。”接着我叙述几段克莱尔写在信里的话。“克莱尔，你准备好了吗？”“她搂你搂得更紧，把脸藏起来了，”卡伦说。“我们让她坐一会儿吧。”我没再说话，等了大约20秒。“克莱尔，该是时候了，到卡伦腿上坐着吧。”我观察卡伦的表情，看着这些“动作”发生。“她在跟我说话。”“说什么？”“她要你好好照顾自己，还有帮她照顾她最心爱的毯子。”卡伦停下来，突然出现碰上麻烦的表情。“她在害怕。”“别担心，克莱尔，”我说，“我会跟你还有卡伦在一起。现在你可以走进去了。”卡伦的表情变得很专注，仿佛正认真工作。“她爬进来了。”我静静等了好一阵子，让整个过程慢慢展开。卡伦很专注，脸都皱起来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了，”我说。我观察卡伦是否出现微妙的表情变化，暗示我动作已完成。卡伦的表情变得哀伤，霎时热泪盈眶。“我可以描述殡仪馆里的每一样工具给你听。我看见工作台，工作台一端有个篮子，篮子里冒出一节水管。还有手术用具、锯子、榔头、小橱柜——里面有什么？哦，一罐一罐的液体。房间外面有棺材，有些雕工很精致，闪闪发亮，有些只是普通的木箱子。每一样东西都灰蒙蒙的，墙壁是灰的，地板也是。”“你觉得怎么样？”“差不多不颤抖了。我比较不紧张了。”她轻轻对我做鬼脸，声音更为清晰有力。我告诉她，她会记得曾经发生的一切，然后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眨眨眼，适应光线。“这回比上次好一点，”她说，然后有些失神，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看着我，头偏向一边。“以前，我总觉得殡仪馆的事好像是别人的遭遇。我知道几件事，一些影像，但我对它们没感觉。现在，我渐渐觉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了。”她继续描述有关殡仪馆，还有她祖父工作的工厂的新印象。这次融合跟上次不一样，似乎并未对她造成太严重的影响。我很高兴我们不像融合朱莉时那样急迫紧张了。再次见面时，卡伦说她还在吸收克莱尔的记忆，她给我一封信，陈述她与克莱尔融合的感想。1996年8月25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克莱尔融合1996年8月22日，礼拜四，克莱尔和我融合了。这次的感觉与融合朱莉完全不一样，我发现我竟然觉得很满足。以下是我们这段日子的经历。约好就诊的前几天，克莱尔便已开始告诉我一些记忆。她认为这样可以让融合进行得更顺利。我开始感觉到克莱尔的恐惧，到了晚上，我甚至会害怕，怀疑有人坐在我床边。另外，去办公室见你也令我有点紧张，因为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来到你的办公室之后，我把克莱尔的信交给你，你立刻打开看。我很好奇她写了些什么，但我必须尊重她的隐私，而且我很明白，我很快就会知道了。接下来，卡伦大致描述融合的过程，内容与我的认知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她开始描述一些新的记忆，还有她内在的变化……克莱尔很喜欢亲近你。我感觉到一种微妙的嫉妒。我看着她把头靠在你肩上，你伸手环抱她。她看起来好满足哦。克莱尔想融合，但态度一直犹豫不决。我想她大概是害怕失去你，贝尔医生。克莱尔拥抱你之后，爬上我的腿，立刻哭了起来。于是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好多忙，我真的想永远跟她在一起。这话似乎让她慢慢平静下来，然后她便钻进来了。我和你因为治疗的关系相处了好多年，但这一回，我头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和关怀。克莱尔一定很爱你，信任你，因为我感受到了。23年来，我——第一次好好泡了澡，而非只是淋浴。我甚至用了香水肥皂。第一次感受到跟孩子们嬉戏的喜悦。第一次注意到美好事物。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女人味。第一次为自己买了身体乳液。第一次买了成套的胸罩和内裤（女性样式的。以前我不曾买过漂亮东西）。第一次为了爱情故事掉眼泪。第一次好想喝巧克力牛奶。第一次帮女儿梳头发，搽指甲油。第一次感觉自己变年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一大堆第一次的美好感受，但有好就有坏，而我必须也把坏的感受告诉你。克莱尔生于1967年10月29日，我领受圣餐那一天。他们糟蹋我，羞辱我，摸我，对我说不堪入耳的话，诅咒我——我根本受不了。克莱尔是来帮助我的，让我保持漂漂亮亮的，当个完美的女儿和孙女。不准抵抗，他们说，你到这儿来就是得照我们的话做。不准说不！遵从天主的旨意！白圣装！永远只能穿白圣装！在屋里只能穿灰色，其他颜色统统不准！殡仪馆。大笑声。坏男人。没人帮得了我。电话在响：凌晨一点。去接电话！跟他们走。天主的旨意。工具都准备好了。躺下来。求求你不要！躺好……开始感觉到痛。克莱尔呼叫迈尔斯。贝尔医生，我没办法详细描述这些回忆。我希望这些短句能帮助你了解。我不愿意再想起这些了。他们为何选上我？这些男人又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克莱尔被人这样糟蹋，她为什么还能相信别人？克莱尔为何还能如此可爱、甜美？我不明白。“克莱尔对你有很深的感情，贝尔医生。”卡伦坐在我对面，感觉轻松、温柔。那是她的动作吗——那微微偏着头的样子。经过这两次融合，卡伦越来越完整，但这一次，我很明确地看到，也感受到了。我对克莱尔的感情很深。这令我想起我是如何努力适应探视孩子的时间表（因为我和妻子分居），想起我的女儿心里有多难受（她的年纪与克莱尔相仿），因为我再也不回家了。“你还注意到什么？”我问。“我试着跟孩子们玩，为此我得小心拣选克莱尔的回忆。他们曾经拿克莱尔玩游戏，最后父亲总是选择身体处罚。”“你好像还是在说克莱尔的事，不是你的事。”“现在我有这些记忆了，但我并不觉得它们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过一阵子就不一样了，”我说，但我有点担心。“还有呢？”“我想自残的感觉又渐渐回来了，但我想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克莱尔。可能是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不喜欢我写的东西，生气了。”“也许我们能找出原因，”我说。我决定催眠卡伦，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聊聊自残的念头。卡伦坐在椅子上，全身放松瘫软。我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告诉我卡伦为何想自残，她旋即坐直，用恐惧且愤怒的眼神望着我。“我不喜欢大家集合在一起！”卡伦怒气冲冲地说。“你是谁？”我问。“卡尔。”“是卡尔啊！”卡尔又是谁？我努力回想，隐约想起卡尔似乎总是与卡伦最糟的一面有关，而且他就是那个“坏脾气”。“大家集合在一起为何让你心烦？”我尽可能装无辜，假装自己毫不知情。“那你说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在学别人！”卡伦，或者该说卡尔，气得浑身发抖，用眼神质疑我。“你的工作？”卡尔瞪我，气炸了，仿佛我是白痴。“对！我的工作！”他大吼，“宗教仪式！我们必须保密，我和爱丽丝，我们不能说出去！”卡尔双眼暴睁，视线绕着房间转来转去。我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太激动，也真的吓坏了。我必须转移他的注意力。“卡尔，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是在他们进行秘密仪式时诞生的，”卡尔说，但他不理会我的问题。“我什么都知道——包括最糟糕最糟糕的细节。他们使用好多种语言。我已经用我的血签了契约，我属于恶魔……”他逐渐拔高音量，越说越快。“卡尔，你几岁？”我打断他的话，故意放慢说话速度。“10岁。”“你是为了保密而诞生的？”“对。”“那么你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我一字一句，缓步进逼。我问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必须能让卡尔在思索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冷静、清醒过来。现在我一心只想让卡尔接受并适应我的步调，而非让他继续歇斯底里下去。“他们逼我们分裂！迈尔斯扔下他自己，创造了我和爱丽丝。迈尔斯负责接收疼痛，我负责处理他们说的话。当迈尔斯痛苦得再也受不了了，我也得接收他的痛苦。”卡尔慢慢冷静下来。“你记住他们的话，为他们保密？”我说得很慢，控制节奏。“对。而且我也把大部分的信——他们写给你的信——都毁了。”“给我的信？”我很惊讶。“对，”他的口气稍微和缓了一点，“其他人想跟你说一些事，但我阻止他们了。我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把信抢走了。”“来得及？”我问，“你为何不希望他们把事情告诉我？”“他们会杀了你。”卡尔看着我。我看见他恐惧夹杂同情的眼神。由于卡尔只有10岁大，我怀疑他根本不知道其他人——特别是霍尔顿、凯瑟琳和迈尔斯——都愿意相信我。我想我可以利用暗示制伏他。既然他已愿意接受我的声音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