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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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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高潮。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

                        革产”能要回来。我们(现在住的)这房“文革”时也交了,就退回来了。公私合营时没收的叫京租房,都不退。这在北京市是一个大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

                        3.父亲注374与母亲

                        定:您小的时候父亲没在北京是吧?策:对,父亲后来去德国留学。毕:蒙古王公的后裔呀,有一批人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包括您父亲这样的。您父亲是哪年去德国留学的?策:我知道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德国投降,所以他没有毕业证书,他这一生就挺不得意的,因为他是战败国的学生,不能评教授,不能评这个,不能评那个。奥其尔:他是解放前回来的?策:解放前回来的。定:他留学回来主要是靠什么生活?策:教书。解放前是辅仁(大学)的教授,靠工资,靠一点儿积蓄。还有一点儿积蓄。我觉得我们家吧,1949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是平平静静的。没有什么太……就是1952年“肃反”注375的时候,那什么,咱们叫审查吧,1954年回来以后,公安局给安排的外交学院……(停一会儿)后来调到外语学院。在外语学院退的休。毕:审查有什么理由呢?策:我觉得呵,和包尔汉有点关系,包尔汉当时把我去台湾的那个大爷当成他(指策父)了。包尔汉写了一本书,《新疆五十年》,注376在那里面就那么写的,如果你们有那本书,你们能找到。我就大概其地看了那么一眼,据说他是美国特务。奥其尔:《新疆五十年》里是写了,敏王道尔基,他的弟弟。毕:就这一句话?策:唉,完了以后就审查了两年,1954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据他自己讲呢就是人家错了,所以公安局就给他安排工作。这事儿是不是他喝多了瞎说我可不知道。咱们没有考证。定:他爱喝酒?策:一直到死那天还喝酒呢。毕:奥其尔来过,对他喝酒有印象,说老汉还喝着二锅头呢。奥其尔:我1990年来过,好像就在这屋。他让我出去给他买瓶酒,出门以后旁边就有一个小铺,买了瓶二锅头。策:对,旁边就有一个小铺,那会儿有点限制他喝酒,不给他买酒,或者买了酒我们都不给他,他太爱喝了。那几年正是身体不好,八几年退的休。定:您母亲是蒙古族吗?策:不是,是山东的。是我父亲的一个同学,同班的。定:那她跟您奶奶之间能交流吗?策:我妈早就不跟我们那什么……离婚了。夫:她母亲啊,结了婚以后就开始动荡,后来又到外头去了一趟,回来后她父亲就进去了,1954年“肃反”的时候,她爸爸才20多岁。……(一段沉默)毕:我冒昧问一下,帕王在日本病逝后,你们家后来有日本友人来过吗?策:没有,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日本朋友,没有。他们都在的时候,我听说我们这个院里住着一个日本太太,借住,可能是,但是这个日本太太是谁,为什么住在这儿,我不知道。就在这个院。那时候我奶奶就住在这个大房子里。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和那些蒙古王公没什么来往?策:没什么来往。他是北京生的,没去过老家,他比较洋化的,那些蒙古人的生活习惯他没有。他除了喝酒是蒙古人的习惯。定:那您姑妈、您父亲那个时候,在北京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多呢?策:我觉得我们家挺闭塞的,我没看见过有什么人,没理会过有什么人来往。那就是朋友,到这儿聊天儿来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了,那时候我还小,他们聊什么我根本没注意。那时候我奶奶还在。奥其尔:他接触的人确实不多。诺日布20世纪50年代末上学的时候,他们俩不错。策:他和诺日布不错。诺日布的姐姐上北京来也上我们家来。齐木真也来,后来齐木真的女儿也来过。别的人,我觉得从新疆来的人还真没有。我小的时候,满琳那个时候还在上学,还有汪强来过,后来就没人来过。满琳就是渥巴锡注377的后代,土尔扈特汗王公主,是我附中的同学。改天你再去采访采访满琳。还有达理扎雅跟我们老爷子关系挺好的,达锐就在什锦花园口上那儿住,他们家原来在新开胡同。毕:您奶奶在的时候,您父亲在的时候,新疆来的人,都是亲朋故旧吗?策:我还记得在我不太大的时候,我们家来过一拨人,是谁我说不上来,这几个人在我们家,就在这间屋,喝了有十几瓶儿茅台,我就记得这些。这些人里头,可能有些不是咱们国家的人,可能是蒙古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是谁,我可说不上来。后来上我们家来的人,都是上北京来,捎带脚地看看老头,就是这种人比较多。我就记得从博乐注378那儿来过一个县长,他要找邓小平,要我父亲带着他们去找,我父亲讲,你以为邓小平那么好找哪,我跟他住在一个城市里,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呢。他说你们都是在一个城市里住着,还不知道邓小平在哪儿?那是以后的事。这就是一个老头,想找邓小平反映情况。这是政治方面的。别的我觉得真的还没什么。夫:还有一拨就是八几年以后,国外来的,那时候国外可以来了。策:对,德国的同学来过。我在民院上附中。那会儿是学校告诉我的,说有民院附中,你怎么不去呀,我就报了附中。那时候在八面槽。毕:不管怎么说,家有这么一层关系,又是上的民院附中,那些蒙(古)族同学认你吗?策:我觉得我们上学时已经不讲那什么……毕:不讲民族了?策:对对。不是说不讲民族了,是不谈这些东西。定:你们家一直报的就是蒙古族?策:嗯,我闺女也改了蒙(古)族,现在怎么着都行(意指是哪个民族都行)。就为了升学加分,其实也没用。

                        4.奶奶在北京的生活

                        定:您是跟奶奶长大的是吧?策:我们家庭成员就仨人儿。我奶奶、我父亲,孩子就我一个。定:你们家的蒙古人习惯还多吗?比如说喝茶?策:没有没有。定:您对您奶奶有什么印象,比如说她厉害吗?策:我奶奶不厉害,我觉得我奶奶是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太太(笑)。定:您奶奶生活讲究吗,年轻的时候?策:我觉得我奶奶不太讲究似的。夫:……可是我体会得到老太太年轻时是很讲究的。我举个例子,她们家有好多银器……都是贵族的习惯。策:她们都是受西方的教育,西方的习惯,都有点洋派。夫:老太太喝茶的碗就是喝茶的碗,喝酒的碗就是喝酒的碗。老太太死以前喝红茶,这我知道。老太太一死就变了,多好的茶壶就搁在这儿了。定:她也喝酒吗?策:老太太不喝酒,在我小的时候,老太太抽烟,后来老了以后就不抽了。夫:当时来讲,都不是一般家庭出来的。生活上,就是,纯新疆人,跟外国人一样。策:街道的人看我奶奶跟看稀罕儿似的,我奶奶长得也挺特别的,就是那种,说不上来,挺白的,她又把那个头发的卷儿盘在这地方,我总的印象是她好像不像中国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很少很少出门,她只要一出门,总有人看她。她不和街坊邻居打交道。定:那她这一辈子平时干些什么?策:她没有工作,就在家待着。标准的家妇(家庭妇女)。那时候也没电视。毕:读书吗?策:读书。定:那她信佛吗?策:她信佛,但不是那种特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家跟佛有关的东西没有。定:她也不念佛?策:不念。定:那你怎么见得她信呢?策:我觉得从她老家来的人都信佛似的。我没看见她念过经什么,就拿个念珠,我家过去有(念珠)。她哪儿也不去,她可能都没去过黄寺。在我印象中我奶奶根本就不出门。定:那她一天到晚干什么呀?策:我觉得她挺习惯的。她根本就不出门。我小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也不让我出去。我从小也不太什么,好像就应该在家待着。定:那多难受呀,整天一个人。家里有保姆吗?策:一开始我上学那会儿,我们家有个从老家带来的老太太。那时候新疆闹黄病,我估计就是瘟疫,她们家人全死了,她就跟着我奶奶一起来了。也不会说汉话。简单的吃喝会说,(其他的)她不会说,因为当时我们家不说汉话。定:也是蒙古族?策:一起从老家来的。定:比您奶奶大还是小?策:我觉得比我奶奶小。她一直就在我们家待着。反正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奶奶就不出屋,就和那个老太太一起,我小的时候她带着我上学,带着我出去。定:也没有丈夫孩子?策:没有,也可能她丈夫孩子在那次瘟疫里死了,也可能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她后来得的那什么,可能是老家带来的肝囊虫,可能是年轻时候吃生肉,后来在协和医院做的手术。做完手术以后不会说话了,人就糊涂了,那么着又活了一年吧。我上初二时,就是1959年还是1960年,去世了。定:规矩挺多的吧?策:反正就是不让出去,倒不是不让坐着、站着。我觉得蒙(古)族挺开放的,爱怎么着怎么着。

                        5.奶奶不会说汉语

                        策:我奶奶日文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她不会说汉话。她不特别会说汉话,不认得汉字,但这个汉字她能拿日文念出来。定:您奶奶怎么会的日文呢?策:她去日本看病时候会的呀。毕:您记忆中您父亲和您奶奶交谈用什么语言?策:用蒙文。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就不说汉文。定:跟您(策)说蒙语您能懂?策:我能懂。我们家我从小就没说过汉话。一直到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两人(指和父亲)说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就用蒙文。现在也就全说汉文了,就等于说蒙文没有了,所以我就不会了。夫:老太太知道汉话很简单。定:那她跟你(夫)能交流吗?夫:我说得慢她能懂。但是一有急事,我跟她说不好。定:在您的印象里奶奶始终不会说汉语?夫:社会不让她说汉语。定:为什么?夫:袁世凯一倒台,他们(指策一家)就开始往下走,一直到解放,对吧?到了解放,共产党来了,又是清查对象。那她呢,如果知道她上过日本留学,会这个那个,那她还能安度晚年?您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来衡量,她不识字,不会汉话,就是一个无知老太太,那就好办了。因为她知道这个社会的变革,她为了生存,就与世隔绝,就什么也不会,从现在起,我就不出头,我不招惹谁,我就是一个无知的老太太。你们需要什么,要大炼钢铁,要劈柴,那你看,我没别的木头,就把这硬木椅子给剁了,你就拿走好了。你问我我不会说(汉)话,人家街道就知道她是一个蒙古老太太,不会说汉话。定:所以她后来还算比较平安是吧。夫:哎。定:那她老太太还挺行的。毕:帕王去世,然后奶奶就是那么个身份,改朝换代当中,我估计在1949年以前大概对她没有什么特别注意是吧。夫:“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最清楚,我是每礼拜六休息,我去北海那儿看书,一个礼拜六,大约是4月26日,我看见郭沫若写的《我的自白书》:说我写所有的书都是错的,只有欧阳海才是对的。我错了,我检讨。写完没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注379你说郭沫若他不懂?他就比廖沫沙那几个聪明得多。

                        6.蒙古族奶奶与满族姥姥

                        策:我奶奶1973年才去世,八十四吧。他(其夫)还见过呢,我们结婚时她还在呢。定:那时候老太太还明白吗?策:老太太一直都很明白。夫:我们俩搞对象是1966、1967年。正好“文化大革命”结的婚。定:您(夫)是汉族吧?策:他姥姥家是旗人,他姥姥、他妈都是旗人。他是跟着他姥姥姥爷(长大的),所以知道他姥姥家的事。定:您姥姥家住哪儿啊?夫:不记得了。我姥姥是公主,他们家就这一个闺女,后来穷了。我姥爷是三河来的,是我姥姥家的用人,什么用人我不太清楚,后来我姥姥她爸看上了他,就把姑娘给了他,就凭我姥爷打工挣钱。我姥姥长得特别漂亮。虽然我长得不好看吧,可也比一般人强。定:您随姥姥?那你们这个奶奶漂亮吗,和姥姥比,哪个漂亮?夫:这个,她的奶奶吧,像苏联人。定:那您怎么没那个样儿呀?策:是吗?我长得像我妈妈。定:我觉得还能看出您像蒙古族。(问夫)您到了她们家以后,是不是感觉到她们家的老太太明显不一样?策:应该是不一样。夫:比如说我们俩结婚。那时候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她知道我能拿出的费用很少,她能想象到我们家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她不说,她就拿出钱给我,说交给你母亲快点去办。我得了病,身体很不好,大概她猜出来了我得的是肺结核,可是她不说你有病,她只说她有一个闺女得的也是这个病,她说没关系,可以吃,可以动。她了解你的困难,她不直说,她用其他方式给你解释(排解)。那天晚上我12点上医院去,她给我钱,说是让我看病。我说有,她说拿着。100块钱哪,当时那会儿!定:那在当时可不是小数啊。那就是说您对这个奶奶印象特别好。夫:对。我对这位老太太印象特别深。她能懂得咱们汉族的风俗习惯,她别的话很少。对钱来讲,没有钱她不在乎。定:那您认为您的姥姥和这儿的奶奶比怎么样呢?夫:我感觉她(奶奶)的生活和满人有差距……这儿是什么规矩都没有。我要到我姥姥家去,那事儿太多了。我姥姥简直是穷讲究,穷到那个份儿了还那么讲究,我简直都看不下去。满人自尊心特强,不如人也不说个不字,我没有也得装着有。烂萝卜缨、萝卜条切成丁,底下放块酱豆腐,吃不吃也得摆着,端上去端下来,没一钟头这顿饭拿不下来。我们多少个人就这么瞧着。早上起来拿那个松木刨花蘸水梳头,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梳子使得那个亮。穿袜子,我姥姥、姥爷要穿到这儿(指膝盖)的,穿咱们这袜子不许可。衣裳不能露脖子,袖子不能到这儿(肘),得到这儿(手腕)。现在咱们穿的这叫革命派的。策:不能叫革命派,得叫洋派。夫:所谓孙中山那派。我姥姥卫生特别好,干净,这奶奶的卫生不如我姥姥,差太多了。

                        7.父亲写的书

                        毕:我听奥其尔介绍,您父亲用德文写了一本书,他这个书大概是在什么年代写的?策:退休以后写的。就是1991年、1992年、1993年。奥其尔:叫什么来着?是《浪漫的北京》还是《北京的浪漫》?策:在德国出的,挺厚的,他那些朋友他也许给过。后来一直没有翻译成汉文。估计中国不一定有,后来有人来找,找老半天也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写的内容。奥其尔:他对老北京的东西非常熟悉。我看过那里的照片,其中帕王是穿北洋军服照的,后来相片上都画了叉子了。还有他(策的父亲)小时候的照片,封面是老北京地图。策:那里的照片好多都是“文化大革命”后退回来的。定:那就是说他对老北京的很多事儿是挺感兴趣的。策:他应该比较那个什么,因为他那本书写的就是那个……对,回忆录。夫:他看见溥仪写的那本书,上班的时候他就想,我也写,然后他就开始写,写他的生活。定:您父亲怎么对北京那么喜欢,而且还写了一本书出来?策:他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给我们家做饭的、拉车的,这些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有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奶奶送吃的,送来的就是咱北京的饹炸盒儿,就是里面有胡萝卜、豆面、虾,过年吃的。注380这老头老太太一直跟我们家有关系,都是到“文化大革命”断了。老头姓吴,儿子是个交通警,后来在宽街那儿指挥交通,他有神经病,后来就在交通队里养着,养着不知哪天他跑出来了,“文化大革命”来过我们家,上我们家把门给撬了。他不是来撬锁,就是想来看看,他跟我们家特熟,跑来说会儿话。这人后来送神经病医院去了。我父亲周围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小的时候,来过一个他的德国同学,一个德国老太太,这老太太原来住史家胡同。这老太太现在的北京话不会说,可是以前的北京土话她全会说。我觉得他们那会儿都是接触那种人,他了解。以前的小孩儿也没有这没有那,不像现在,可不脑子里面尽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多,哪儿都去,所以他熟。这书当时在德国出版,德国还寄过稿费。顶多寄过两回或三回。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塞克勒(ArthurSackler)收藏中,有一本万寿祺的收有6幅国画和12幅手迹的文册,时间记于1650年,题目是《山水花卉法书册》。这些画的风格严谨而含蓄,笔法不夸张,甚至让人有点捉摸不透。第一幅画是一个河景,在近景中有枝条稀疏的小树,一个戴着宽边帽的老翁孤单单地坐在一个小船上。一条河岸的不太清楚的虚线在他身后延伸。在另一幅题为“秋林倚仗”的画里,一个文人站着注视一个草棚,他背对观众,头发上结着一个结,这样它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空旷凄凉和道家的寂寞。?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0页。?同上书第三卷,第29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29—30页。?比阿佐利等:《万寿祺之画卷》,第15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3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二卷第17页有一幅万寿祺的画像。?一份未署名的18世纪朝鲜传纪作家谈到了万寿祺的伟大“气节”。《皇明遗民传》第二卷。?按照归庄的说法,万寿祺的家是往来南北的江南文人们的一个主要下榻之处,文人常常聚在他的房子里高谈阔论。《归庄集》,第316页。?这并不罕见。公开宣布自己的忠君复明信仰并自豪地称自己为“大布衣”的画家龚贤,曾为有名清朝官僚王士祯画了一幅极有名的作品:《峰亭景色》(意译)。当然,还有许多忠君倾向的画家聚集在周亮工周围,他是苏州乡绅,帮助过清人平定中原各省。以后他成了南京学人的一个重要的赞助人。威尔森:《龚贤》,第10—14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李陵(死于公元前40年)是汉朝的一个将军,后来投降了匈奴。苏武(死于公元前60年)作为使者被汉武帝派往匈奴,遭匈奴监禁达19年之久,当时他被送到荒原中,在那里他靠着吃雪活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更远的贝加尔湖附近去牧羊。与在匈奴朝廷做官的李陵相反,苏武坚决拒绝匈奴的官职。因此当两人见面时,面对苏武忠诚的忠君情操,李陵感到无比的羞愧。五年后,在公元前86年汉帝国和匈奴议和,苏武获准回到了中国。出于对他气节的敬重,李陵送给了他一件临别礼物。他也可能给苏武写过一封信,表达了他个人的悔恨之情与对忠君之士的尊敬之意。这封信收录在《文选》中,明代的每一位科举考生都读过它。但这封信可能是梁代江淹(444—505)的拟作。惠特克:《李陵—苏武信件作者考证》,第566页;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84—685页;鲁赫曼:《中国通俗小说中的传统英雄》,第134—135页;许寿裳:《中国民族志士简史》,第27—3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5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四卷,第10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35—137页。?

                      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该职看得,刘文炳、郭君镇,久通贺、孙诸贼,蜂屯蚁聚,逆我颜行。抚则违命,剿则遁逃,劳我兵力,费我军需。二十年来,荼毒生灵。秦中士庶,莫不欲食肉寝皮。《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虽然阿济格及其将领们在1645年春声言,自大顺军被逐出西安之后,河北、山西和陕西已经“平定”,但这几个省的形势还远未稳定下来。例如,位于北京与大同之间的宣化府,有自称“皇天清静善友”的会党起兵反对新朝。男女信徒们在精通拳脚的拳师带领下,击退了朝廷军队;当巡抚张鸣骏捕捉住肇事首领,马上就有其他好汉起而代之。这一教派还在邻近的山西煽动暴乱。山西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暂时停止了对大顺逆贼高九英的军事行动,以便根除该省西北宁武一带的“善友会”。当高九英部接受宁武守将的招安而平息下来之时,总督高勋、李鉴却还继续在该省东南部镇压其他教派,并统统视之为善友会。虽然有几个清朝官员认为那儿的农民善良本分,其他人却称他们是“作崇”的“妖贼”。于是李总督命令手下人马对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民间宗教团体成员的人格杀勿论,攻入并摧毁被官府认作信徒活动中心的“堡”。成千个要塞因此被毁坏了。与此同时,一个类似教派的叛乱也在陕西省府西安附近的西部发生了,尽管他们与善友会的起义不一定有联系。诚如该省总督相当简洁地向多尔衮报告的那样:一日臣方坐署,喧传有数龙自天而下。少顷乡约首送前龙,视之,乃《皇极》妖经一卷也。“经”背后的“妖”是一个叫做“胡寿龙”的宗教预言家。据说胡寿龙借“焚祝”之名,“煽惑”人民,聚众2万余,号清光元年。总督一听说这个虔诚的千年福派聚众起事,就派兵下乡,迅速斩杀或驱散了胡寿龙的“妖党”分子。

                      孟乔芳和陕西的初步平定

                      在陕西无情杀戮的这位总督是刑部左侍郎、总兵孟乔芳,他在锦州围攻战中也曾是这样的勇猛异常。1644年,孟乔芳随多尔衮南下中原,次年初,除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其所领之部皆为精兵,包括一直为多尔衮所倚重的内大臣何洛会镇戍西安之部,以及新近投降的副将任珍的和州戍兵。然而,即使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都感到要控制陕西,真是异常困难。明朝时期,陕西省包括了古代中国的心脏地带和其外的部分中亚地区。现在分立的甘肃和宁夏两省那时候还在一个总督的管理之下。对于在“河西”(当时称甘肃走廊为河西走廊)旅行的汉人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乡异国。不仅城镇紧闭,像城堡一般,与中东和中亚的城市一样同乡村截然相分,而且居民种族各异。到17世纪中叶,一个种族混杂的群体在陕西西北及青海湖周围的湟中定居下来。他们有说蒙古语的喇嘛教土人,有信奉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西藏人,有信奉伊斯兰教或非伊斯兰教的汉人,有说土耳其语和说藏语的穆斯林萨拉儿人,有蒙古族血统的说藏语的穆斯林,有信奉喇嘛教的蒙古人以及穆斯林土人。这些民族中有许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东西之间的商队贸易为生。自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后半叶衰亡以后,中亚的游牧团体——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人——对撒马尔罕和赫拉特城市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开始攻击去土耳其斯坦途中的商队。此后不久,欧洲与东方海运贸易的扩展,使得商业联系向别处转移,结果在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这一地区日益受到蒙古人侵扰。自奥都拉什德(1533—1565年在位)死后,察哈台汗国及其在喀什噶尔一元化统治的崩溃只是使局势恶化。内地草原游牧民族逐渐汉化,在经济生活上变得越来越依靠于西北定居人口。他们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更加贪婪的竞争。在湟中地区,当地的蒙古土人统治者(他们是由明朝皇帝敕封的“土司”)抵抗着西藏喇嘛教寺院为土地和食物而日益严重的侵扰蚕食,到16世纪90年代,土司和喇嘛之间的世仇与战争使这里惨遭蹂躏。不过,由于西宁的蒙古土司的权威来自明皇室的敕封,所以在17世纪叛乱四起之时他们仍旧忠于明朝。他们在1642年击溃了一次藏人的反叛,并于同年抗击了李自成对西宁的进攻。虽然蒙古土人在1644年歼灭了李自成大军的一支主力部队,甘肃走廊的“夷狄”却没能在大顺军立基陕西之后顶住他们。在大批人口遭到杀戮之后,肃州被占领了,接着西宁遭到了洗劫,许多土司被杀。所以,当阿济格把李自成赶出西安时,蒙古土人就迅速成为满清的同盟者,总督孟乔芳以及阿济格再一次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与蒙古土人的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孟乔芳驱逐李自成后,立即遭到仍然留在陕西省内的许多军队的激烈反抗。其中最大的,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7万人的军队,由一个名叫孙守法的前明朝副都统指挥。孙守法为陕西人,智勇超群,他在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上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忠明政权。1645年5月底6月初,他奉明室秦王的第四子为汉中王(汉中是终南山西南地区的治所)。孙守法麾下的副将贺珍也是前明将官,他率领3000义勇从终南山出发,渡过渭河,进攻凤翔府。复明党进攻凤翔得胜后,许多人纷纷响应,揭竿而起,武装反对新地方当局。孙守法的新盟友中最强大的是武大定,他从前统帅明朝在六盘山区的固原驻军。孙守法相信只要有武大定的帮助,就可以夺取只有700清兵的防守薄弱的省府。1646年1月底2月初,忠明分子下西安东南山地前来围攻省城。可是2月20日,由孟乔芳亲自指挥的一支援军出人意料地赶到了。孟总督突破了孙守法防线,进城安辑官民。他留何洛会守城,自己则先以新近招降的汉军小心地从两翼侧击忠明武装,然后用八旗兵发起猛烈的正面攻击。成千的忠明分子被杀了,余众四散逃跑。孟乔芳的部将追击溃逃的义军。李国翰率部东进,杀死了来自渭南的由一裨将率领的1000多名义军战士,并越过山西蒲州附近的边界,攻击刘文炳的义军队伍;何洛会则向北追杀西安起义的其他残部。这位内大臣在追击中长驱深入山西,1646年4月25日,在大同附近的山阴击败光山伯刘体纯。这一战役后,何洛会声称斩杀义军2.2万余人,包括复明领袖孙守法。可是,孙守法那时实际上正躲藏远在南面的兴安附近的山里。在那儿,孙守法与已经占山为王的当地寨主结为同盟,在武大定等人帮助下企图东山再起。然而,孙守法还未能得手,孟乔芳就访得了他的行踪。一支骑兵找到了他的营地。虽然据说孙守法击毙数十人,清兵最后还是围杀了这个反清领袖。孙守法的头颅被带回西安,但是他的死既没有导致其部队的离散(武大定暂时逃入四川,然后在固原建立反抗基地),也没有给东南部带来和平(贺珍继续与长期控制那一地区的土寇诸寨结盟抵抗)。在孟乔芳的领导之下,清朝几支不同的军队已成功地集结起来了,成为一支统一的配合默契的劲旅。这样一支劲旅在共同作战时几乎无坚不摧,正如陕西战役的节节胜利所显示的那样。但如果分散军队,让他们离开集营的城市去扩大对乡村的控制,收效却微乎其微。何洛会虽能把贺珍主力赶出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乡村地带,但刘文炳仍然轻而易举地逃避捕获近一年之久。他带着他的1000人马“往来狂逞”,煽动其他土寇反抗当地政府,“声势愈炽”。当何洛会试图在西安北部和东部肃清反叛之时,孟乔芳的其他两名将领承担起维护清朝对陕西西部统治的任务。刘芳名和马宁有不少共同特点:这两人都是宁夏人,都曾是甘肃的前明戍将,现在则是隶属于汉军正白旗的清朝将官。总兵刘芳名和副将马宁首先进兵固原,并迅速攻占了它,将武大定赶出城去。然后他们移兵巩昌,官道从巩昌弯向西北,前往黄河与甘肃走廊。就在巩昌,传来消息说宁夏守卒在北部发动兵变,杀死了巡抚焦安民。刘芳名立即带兵亲往宁夏,发现叛变者是由他们的两名副将王元与马德所煽动的。刘芳名假装默许既成事实,委派马德任盐池主将。此地今在宁夏,沿长城与内蒙古的毛乌素沙漠相对。但实际上,刘芳名意在对两个叛将分而治之。一当马德离去,刘芳名就故作信任,打消了王元的怀疑,然后要求王元率部出宁夏城攻击附近的一伙匪盗。刘芳名趁机伏兵袭击,捉住王元并以谋反罪将其斩首。马德依旧未受处罚。反叛者吸取了教训。1647年春天,马德放弃盐池,企图西迁到贺兰山以躲避一时,并沿路掠夺军资。在兰州西面的红古城附近,马德碰见了寇渠贺弘器。两股叛军合兵一处,声势转盛,便回兵穿过陕北,袭击延安北面的安定城。一个名叫王一林的土寇首领也起来响应,使他们的声势更为浩大,并杀死了驻守延安的参将张纪。清军兵分两路反击。一路在刘芳名率领下追赶王一林与马德,在固原北部的预望城追上了叛军,杀死王一林。马德策骑逃跑,但被追兵俘获。刘芳名下令对他处以磔刑。另一路由马宁、张勇和刘友元指挥,攻击马德的同伙贺弘器。这场战役却拖了很久,因为虽然贺弘器在初战中即被击毙,他的同伙们却依然在陕北占据着许多堡垒。不过这些叛乱堡垒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包围和攻克了。一名首领被招降,余人都被杀死。在王一林起兵的延安一带,盗匪活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斯的复明分子刘文炳就在那儿轻易地煽动起暴乱,并靠着自己熟知地形,躲避了追捕。新任陕西巡抚雷兴决心斩草除根。1647年4月,他命令满洲镶蓝、正红两旗军队对延安周围地区的一切游匪、义军施行有组织的剿灭战。满洲兵一般不屑于计算斩级人数,不过他们对缴获的兵杖、盔甲、家畜确有记载。许多游匪逃入深山老林,躲过了屠杀。但是这一次刘文炳没能幸免。4月30日他和一些贺珍余部,以及一些“伪”巡检和带有明朝印信的地方官一道,最终被捕获了。巡抚雷兴洋洋得意地报告说:今于三月十五日会发满汉官兵,出塞设奇埋伏,分路前进。七日之内,遇敌于七里川,斩级于白村梁家,再追于蓝庄沟,四面格斗;而贼首刘文炳已被活擒,郭君镇及诸贼首,亦被剿洗殆尽。获过马、骡、牛、驴、器具、小厮,悉照数留营充赏。其文炳已经囚解省,四月初五日……戮首分尸;并君镇首级高杆悬示。到1647年夏天,清军已能对陕西中心地区发号施令了,并控制了连接延安和西安之官道的两侧地区。不过,直到孟乔芳部队控制了陕西东南的汉河高地,即兴安与汉中周围地区之后,省会的安全才真正得到了保证。

                      山地的“带发”人

                      许多攻击西安和延安的复明力量,最初都是在山地形成的,那儿绵亘着海拔1500—3000公尺的森林茂密的山脉。由于地势崎岖不平,由于山地位于四省交界之处,这里长期以亡命之徒的巢穴及其不安分守己的居民而闻名。“人皆带发,负险观望。”陕西东南最主要的反抗者是孙守法的前副手、复明分子参将贺珍,他的8万人马在1645年夺取了凤翔,并于同年冬天进攻西安。此刻他控制着汉河高地的兴安城。为了将这一地区纳入清统治之下,1646年12月,总督孟乔芳派遣参将任珍、王平率兵进讨。1647年初,参将王平到达兴安,贺珍弃城退往西面的汉中。根据王平的报告,贺珍在板桥企图回军反击,但被王平的满汉部队打得大败,3000多名反抗者被杀,另有1500人向清军投降。参将王平声称,在被杀的反贼中有贺珍本人。但搞不清是王平认错了,还是当时另外有人自称“贺珍”,根据中央政府的档案,贺珍至少在名义上从这次所谓的死亡中逃生了。至1648年12月19日,即几乎两年之后,巡抚黄尔性报告说贺珍企图封锁渭河的漕粮运输;次年4月,贺珍队伍还在东南与参将任珍打仗。于是,作为一种一般的称呼,“贺珍”继续被用来指称1645—1646年最初进攻西安的兴安义军。贺珍所部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秘密民众武装,与兴安地区绝大多数装备简陋的队伍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的手下主要是土寇。他们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密林里结寨而居,每寨有10—15个男人,与其妻儿、家畜一道生活。寨常常建立在庙宇周围,彼此遥为声援。各寨虽然相对独立,但是经常联合拥立一位较强大的“王”或“侯”,后者向寨主们发布委任状,任命他们为义军的参将或游击。有时“王”会与周围的寨子组成突击队,到山谷里的农村去搜寻粮草。例如,李奎就不时地带领镇安地区分散的山寨成员外出劫掠,并且十分恰当地自称为“扫地王”。不过尽管偶尔有侵掠邻近村庄的举动,这些群居的土匪似乎受到了民众的保护。起码,官府爽快地承认,当官军刚露出一点儿攻打山寨的迹象时,情报就会立即被传到义军那儿,于是他们就放弃在

                      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6月22日,从北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⑧○電孑書wWW.TXt8○.CοM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并很快地被处决。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

                        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兵力
                        高杰4万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把四象定为阵主,搞得阵法完全自主运行,根本就不管是不是虚灵!”“切,老凡,你该不是有了挫败感才那么歇斯底里吧?”林岳嬉笑道,“不过说真的,你身上还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啊?这聚金成形的力量还真牛逼啊!”“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压根就不知道有这能力!”其实自己也觉得奇怪,这能力是何时获得的,又是从何而来呢?“管那么多干嘛?反正你……妈呀,又来咯~~”林岳大呼小叫地跳脚起来,我惊觉四周的十字形空间竟完全扭曲了起来,不多时便形成了一个四方空间。突起的巨木、飞掠的树枝、狰狞的“木兽”自四方慢慢逼近,看来阵法已经自行将剩余的树木凝成了新一轮的攻击。“好吧,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我低喝道,一摆手中的战刀,半月刀轮再次疾转,银色的刀轮在身周不断扩张。那四象并未急于攻击,只是静静地守住各自的方位。黑暗中突然闪起一道青绿色的光芒,在刀轮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北斗阵形。光芒中,七根数人难以抱合的木柱平地而起,各自散放着耀眼的绿光。原本安静的四象此刻躁动起来,伴着光芒的剧盛直冲入北斗阵形中瞬间消失了。拉近林岳,两人背靠着站立在一起,刀轮在意识的控制下飞速扩张。北斗阵形中突地一阵爆裂,七根巨木均裂作四段飞入半空,断木在绿光中渐渐幻化开来,形成了二十八只形态各异的鸟兽,咆嚎呼啸着在四周聚起了球形的包围圈。“搞笑了,四只变出这么多来,我们来的不是动物园吧?”在刀轮的保护下,林岳还能谈笑风生,但他的声音也不由得有些打抖,“那些是什么东西?该不会全是阵里的虚灵吧?”亢金龙、角木獬、井木犴……几个熟悉的动物形态跃入眼帘,这些兽形曾在一些典籍资料上见过,想不到今天就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是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是它们到齐的话,那这个阵形岂不就是……“我收回刚才对布阵前辈的评价。”无故而出的话语把林岳说得一愣,“他老人家不是混蛋,是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忿恨中杀心大盛,我猛挥双手,满地尘土一阵飞扬,地面浮起无数银色弹丸,面前的半月弯刀也在旋转中随即化散开来。意识的控制下弹丸在空中狂转不已,逐渐聚成了二十八个浑圆的盾牌,那盾牌的边上布满了尖锐的弯刀,宛如锋利的狼牙闪着寒光。“带刀的盾!老凡,你玩狠的啊?!”林岳见到这些盾牌失声道,“能不能先给我造个大个的盾牌,免得殃及无辜啊?”“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这根本就不是围困虚灵的印阵!”愤怒和怨念烧红了我的眼睛,全然不顾林岳的问话,“既然是杀戮修道者的阵法,那就和我的狼牙刀盾阵一见高低吧!”十三、阵义四象、北斗、二十八宿,很难有人会把这三者之间关联起来考虑,当初看到与了然交流的资料时,我也纳闷了半天,后来在他的指点提醒下方才领悟。从风水的排布看,这是用以设局控制他人运势的“煞阵”。四象暗含两仪,定天地而控其根本;北斗主凶吉,祸福生死多以七数为界;二十八宿则循道五行,限制着每月每日的变化发展。如果将北斗阵形结合五行定作克制阵内人的五行命格,配合着四象的控制和二十八宿的变幻,那此人的命数一定被搅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直到被整得家破人亡为止。了然曾提到过,这阵法在玄学鼎盛的过去,是专门用以杀戮收服修道者的斗法阵形,由于阴毒险恶过甚,会折损道行,因此很少有人去运用。之后便随着玄学风水主流的消沉,这个阵法被一些心术不正的堪舆者引用篡改,逐渐成为了作恶的工具。现在面对的正是这种阵法,从发动的效果来看应该就是一脉正宗。林岳的炉铲和我的锐金印阵均属于金性,而木性为阵法的根本属性,因此金性的物体和行为自然就受到了这个庞大的阵形的反击。作为阵法的本身来说,其中的天罡参木印阵是守护封印原本处于此地的土性虚灵,四象与二十八宿则是预防一些修道者窥觑这里的防卫手段。阵法一旦发动是敌我不分的,且异常险恶,也正是这种不择手段的作风激怒了我。狼牙刀盾飞旋着在空中布开了一个球形的防御,二十八宿的形态不断变化着角度发起攻击,坚实的爪牙、翅膀和尾巴轮番击打在金属盾体上,发出恍如洪钟般的巨大响声。频繁的攻击并没有对狼牙刀盾造成损伤,自地下提取的多种金属聚合体造就了它们坚不可摧的特性。轸水蚓、翼火蛇、壁水蝓等凭借着自身体形的特殊,意图从空隙攻击入内,却因木性的关系被飞转的刀刃斩得粉碎,化作一堆碎块掉落在地下。激战中,球形屏障忽地膨胀开来。离得较近的二十八宿见缝隙增大,顿时冲入。一阵喀嚓声响中,数只被绞落在地,缝隙中倏然飞出数十个巴掌大小的轮锯,飞速盘旋着在二十八宿阵中横割开来。狼牙刀盾原本光滑的盾面上枝丫地生出了许多带着倒钩的尖刺,疾转下有如露着利齿的狼群,紧跟轮锯扑入阵中。二十八宿一时间阵脚大乱,在夹杂攻击下已有半数被绞碎击落。狼牙刀盾一击得手,并不追赶,腾地缩紧阵形全速回防,只留下那数十个轮锯在二十八宿阵中左冲右突。“呼呼”几声,四段粗大得难以想象的木柱横空飞来,阵中旋起了四个硕大的“木轮”,在仅存的二十八宿前形成了一个防护盾。笃笃声响成一片,横扫阵中的轮锯深深地嵌在了木柱之上。木柱旋动得更快了,挟着风雷之势直冲狼牙刀盾的防护圈。“找死!”恼怒中我喝骂一声,催动轮锯继续攻击,但卡在木柱上的轮锯竟如生根一般纹丝不动。轰地大震传来,盾阵的防卫在撞击下一片松散,木柱趁着盾阵尚未聚拢,有意识地将分散的狼牙刀盾逼向四处。“老凡,它们用的是敲壳吃乌龟的战术!”林岳注视着战团,大声呼道,“那些木头野兽估计要趁火打劫了。”“战术分析不错,不过你要想当乌龟别拉上我。”林岳的分析的确有理,虽然用词实在是令人皱眉不已。狼牙刀盾在木柱的牵制下已渐渐无法保护我和林岳的安全,它们的旋转切割攻击对于这些巨无霸级的木柱也只是隔靴搔痒而已。虎视眈眈的二十八宿已全数集结在盾阵最薄弱处,前锋位置上的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咆哮着跃跃欲试,只等缺口大开便一拥而上将我俩扑杀当场。“其势昭彰,汹涌而至,刚猛之处,阴柔化之。”了然曾如是说过,风水格局中,对于这个险恶凶猛的阵势可以用阴阳并济的两仪之法化解。脑中灵光闪过,风水阵形既然是遵照斗法阵形而来,那阵法的本质也就相同!木柱一顿,面前的刀盾全然消失,就连卡在柱身的轮锯也不知去向,阵法中心的两人已毫无防御地曝露在二十八宿的面前。林岳见状挥刀正欲格挡即将到来的攻击,我一把拉住他的身形,眼光直射空中那张牙舞爪的二十八宿。无数道微弱的光线在身边飞速闪动起来,嗤嗤的破空声回荡着整个空间,二十八宿已扑到了面前,那锋利的爪牙距离我俩的头顶已不足数寸。“喀嚓……哗啦……扑!”杂乱的声响不断响起,在身周的地面上散落下了大量的木块碎片。抬头望去,空中的二十八宿连带那四根巨大的木柱早已不知所踪。窸窣声中,黑暗中飞出大量的坚韧的金属细丝,噼啪地将地上散落的木块再度勒割成碎片。“金属丝?!老凡,有你的!”林岳看着眼前的景象喜形于色道,“这招叫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别给我戴高帽子,投机取巧罢了。”听辨多时,终于确定了阵中没有剩余的威胁。我方才发现,浑身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如果慢了半拍,估计变成这样的就是你我了。”“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看玄幻小说都没那么过瘾。”好像刚才大呼小叫的人不是他似的,林岳一付兴奋有余的样子,“不过,咱们怎么离开这里啊?”“出口是死门,刚才打斗的时候似乎已经移位了。不过,那边的坑似乎有点蹊跷。”面前的金属细丝化作数个螺旋叶片微微地扇动着,辨着空气的流动我俩来到阵中心不远的一个坑前。这是一个直径大约一米半的坑,深度不到两米。在坑壁的一侧有另外一个孔道斜斜通向地下的某处。从空气流动的感应判断,那孔道相当深远。会不会是土性虚灵逃遁的出路?思考片刻,我招呼着一旁东张西望的林岳,拉他进入孔道。入口处仅容一人匍匐爬过,但行进不远后空间便扩大到一人多高。又走出了十多米后,面前竟出现了一个较大的球形土室。“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林岳惊讶道。“看来是有人或什么东西从外部挖掘了这个通道,将困在阵中的土性虚灵引入了这个土室,然后消灭了它。”我打量着四周说道。“怎么说?你怎么不认为是土性虚灵自己挖的通道?”林岳好奇道,“再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是土性虚灵的葬身之地?”“泥土翻动的方向与我们过来的地方相反,这就证明了是从外挖进来的。”我捻了下壁上的泥土,“这个土室的泥土是新挖的,但表层上却有着一层绿色的不知名植物,明显是后期布上的。”“嗯?我看看。”林岳上前抹了一把,用电筒照射观察了一下,“是一种少见的蕨类植物,木克土,这里曾经布过木性的某种阵法?”“应该是这样,植物上凝结了少量的水珠,我碰到的时候可以觉察到杀气和一些模糊的场景,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感觉很像是一场激烈的争斗。”“拾水”的力量也并不是无所不知,水就像是一种信息的载体,如果载体太少,所能储存的信息就更少,“取阵形薄弱处挖掘,引虚灵到这里布阵收伏,看来是个高手!”走出土室,一路沿着地道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便看到了刺眼的光亮自头顶斜斜地射来。面前出现一个上升的坡道,两人终于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地面世界。“这什么地方?”潺潺的流水声自耳边传来,林岳眯着眼适应着地面的阳光。“是城北的植物园。”熟悉的环境不由让我想起和晖儿恋爱时的情景,在地下行走并没有多久,出口竟然已是远离美术馆数十公里的植物园。“老凡,你看看时间,我的表好像坏了。”林岳望着手上的卡西欧表奇怪道,“进壁炉的时候是十一点零五分,怎么现在才十一点四十分?!”“你的表没坏。”看着头顶的太阳,我指了指一旁巨大的花钟道,“现在就是十一点四十分,那阵法把时间凝固了。”拍了拍身上的泥土,我俩对视着笑了起来,凶险过后的感觉格外地轻松,如果不是两人想泥猴一般的造型,此刻倒是可以找人帮忙合影留念一下。……“胡来!简直他妈的愚蠢!”林岳一反常态的暴躁道,“她以为她是谁?!神奇公主西瑞?!我和老凡都差点挂了,她就这么一个人去不是白给吗?!”“别急啊,S没你想的那么乱来的,她只是去探消息。”晖儿耐心地劝道。回家换下脏乱的衣服,林岳在客厅里眉飞色舞地和晖儿描述着适才的场面,在她惊疑的表情中我在手中凝出了一个狼牙刀盾,随即又让它消失在面前。惊喜之余晖儿却说出了一个让林岳暴跳如雷的消息——S半小时前来电,她正独自一人在城西冶金仓库探查!“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电话中传来机械的回复声,林岳别有意味地望着我,眼神中似乎比平日多了些什么。“冶金仓库那里是手机盲区,我们这就赶去看看。”我拍了一下林岳,搭在他肩头的手掌用力捏了捏。低声交待了晖儿几句,我拉上林岳出门叫了辆出租直奔城西而去。……随着蜿蜒起伏的山脉映入眼帘,车子渐渐驶近了城西工业区。这是城市重工业的集中地,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属矿脉,出于就近取材加工的考虑,本市的冶金厂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大型的仓库。仓库延用了早期废弃的防空掩体,这个在山腹内部开凿而成的掩体大约有数十万平米的空间,里面堆放的都是半成品和成品的金属锭块。“金似覆釜兼仄月,是武星”,山脉处于西金位,山形风水显示其五行亦属金,武星观照则必有凶猛之物,但山上从未出现过大于黄鼠狼的食肉动物。从《闻风拾水录》山水格局篇的记载来看,这里应该存在着一只凶猛异常的金性虚灵。一路上林岳还是啰哩啰嗦的东问西问,但与平日不同,这些问题都是关于金性虚灵的特性和我准备的计划。就在我被他烦得还剩半条命的时候,袋中的手机震动了起来。“王亦凡,你们在哪里,快到城西冶金仓库来!”S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急促的语调听不出是兴奋还是恐惧。“我们马上就到仓库了,你人在哪里?!”我生怕断线,急速说道。“快到了?那我……”电话突然挂断,林岳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迅速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求司机加速到一百六十码。仓库入口前除了警卫和稀落进出的工人外,根本没有S的影子,我和林岳交替着拨打S的手机却始终无法接通。无奈下只能找人询问,试图打听S的下落,但偌大的地域范围使我俩一筹莫展。“喂~~我在这里~~”呼唤传来,声音发自仓库顶上的山坡,那是S的声音!林岳条件反射般地撒腿朝山坡上奔去。换作平日或许我会和林岳一样飞奔上去,但腿上的箭伤还没有愈合,只能拄着手杖慢慢地沿小路缓行。不过,这未必是件坏事,在路上借着拂来的山风,我早已将山坡上的状况探查清楚,看来我俩是虚惊了一场。“……手机没电了,你又不是我什么人,我有必要和你解释那么清楚吗?”两人的身影尚未出现,咄咄逼人的话语早已传了过来,看来林岳心急口快,又惹恼了S。第一眼看到的那个场景实在是有趣得紧,林岳一脸无辜地靠在树干上正被S滔滔不绝地轰炸着,在山风的撩动下,数片绯红的树叶在两人的身边飞舞。记得日剧爱情片经常有类似的场景,但这两位主角的表现却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剧目——《三娘教子》。“原来是手机没电,我们还以为你遇上危险了。”我笑着走上前给林岳解围道,“不过话说回来,S你怎么跑这个山坡上来了?”“我上来透透气,仓库里闷死了。”S环视着周围说道,“这里的视野不错,还有一片红枫林,感觉舒畅了很多。”“嗯?你去过冶金仓库里面了?!”我和林岳异口同声道,按之前市美术馆的状况,冶金仓库很可能也被神秘高手捷足先登了,S既然进入了戒备森严的冶金仓库,那就应该看到过什么。S并没有爽快地让我俩一解心头的疑问,而是从背包中拿出了她那台形影不离的小型笔记本电脑。在鼠标的轻点下,一个3D模拟地图出现在我俩面前。“冶金仓库是垂直山壁开凿的,直线进入山腹,在中心区域折转掉头平行向外开凿,从剖面图看是一个倒着的‘V’字形。”S一边演示变换着图形角度,一边仔细讲解道,“这座山的后部延续山脉是很多金属矿脉的集中点,但所有的矿脉到了仓库这部分便全部中断。”“西山座金开南口,火星头尖而足阔。”从S的地图方向标来看,山体的仓库出口在南,折弯处距离矿脉集中点足有近一公里。V字造型配合山南阳火位恰好组成了一个火克金的尖刀煞,而那大开的V字口则聚集了南方丙丁火,加上山中的金属矿脉被截断在身后,这只金性虚灵几乎是被死死地钉在了山腹中。“上个月这里发生过一次山体滑坡,仓库的部分石壁轻微开裂。”S继续说道,“不过经过一番修补加固之后,没有什么危险,这边的主管部门也借机对仓库内部休整了一下。”“内部休整?什么意思?”林岳呆呆的问道,“补完再贴点石膏线,弄几个吊顶?”“您真内行!”S把林岳的口头禅丢还给他,“只是给内壁加固了水泥,并用垩土粉刷了。”“垩土?!”我心中一惊,“怎么不是用的特种防水涂料?”“哦,他们说附近垩土矿的矿渣再度提炼加工可以变废为宝,之后拿这里做试验了。”S撇了撇嘴道,“省下的工程款进腰包,还可以申请科研成果,政绩啊~~”“就是,他们一定串通了设计、施工的人,蛇鼠一窝。”林岳连忙点头称是,并不失时机的拍马道,“内幕都打听的这么清楚,你真厉害。”“我同学负责这里的一部分工程,而且我也参与了这次工程的部分设计。”S语音未落,林岳的脸上便露出了被马蹄踢到的表情。方才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作:拇指与中指对捻,凌空轻点了一下。“我这朋友有些嘴碎,请多原谅。”我上前一步道,“不过,您下手也未免太狠了点。”耿婆比划的方位正是我们站位的伤门位,虽然我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手法,但可以肯定她用的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术法。“田然那个老家伙教出你们这样的徒弟,也真够丢人的。”耿婆满脸不屑地说道。“靠,真够黑的。”林岳从地上跳了起来,手中捻着一支金针,“曲池穴能乱扎针吗?!”“哦?”耿婆的眼中露出一丝讶异,双手又开始动作起来。“林岳!”我招呼一声,面前扬起一片金属细网,一连串细细的响声传来,地上落下了无数细小的金针。“乖乖,还来~~”林岳的身边盘着一些错落的树枝,那上面也星散地插着一些细针。这个耿婆果然不善,从刚才那怪异的隔空施针手法来看,刘德柱老婆身上的逆门拾骨很有可能是她的杰作。“听风驭金,布荫缘木?!”耿婆似乎发现了什么。嗯?她怎么会知道我和林岳的来历?!我和林岳互递了一个眼神,身子挡在了晖儿和S的前面。“虽然不同门,但也算是同宗了。”耿婆脸上稍显平静了些,“刚才的事情我也不追究了,省得田然那家伙说我欺负小辈。”“您和老田是……”晖儿试探地问道。“那老家伙和我算是同门。”耿婆对老田有什么仇恨似的。“您也是筑壤一派的传人?”我和林岳不由有些怀疑,这一切变化得实在突然,虽然耿婆表现出的修为与老田有些类似之处,但她的话却无从佐证。“田然给了你弱水铜壶,应该也教过你弱水三千诀吧?”耿婆查觉了我们的疑虑,“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别在腰间的铜制水壶的确是老田在玉龙雪山交给我的,为了对抗莫曹的朱雀他也教授了我弱水三千诀,这口诀是配合着铜壶使用的,而且是筑壤一派密不外传的术法。不过……耿婆抬了抬右手,四指弯曲依次重叠,拇指紧贴在四指上,冲我微微一笑,没有多言。“之前所遇到的事件太过复杂,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处当心。”晖儿见我露出了肯定的神色,便柔声向耿婆说道,“对您老有所冒犯,请不要见怪。”“怎么?田然出了什么事情了?!”耿婆从兜里掏出一个玉件,在地上随意画了几下,手指轻巧地点着画好的图案,不一会便僵在了那里,眼中滚滚的泪水落了下来。“他有什么话留下吗?”耿婆木然地问道。“这些说来话长,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进屋细说吧。”我渐渐有些明白耿婆和老田的关系了。耿婆点点头,转身走向小屋,原本轻巧的步履此刻显得有些蹒跚,晖儿和S乖巧地上前搀扶着她,众人一并走进屋中。……“饲虚一派的那个忤逆小子!”耿婆恨恨道,在座的每个人都感受到她身上隐隐涌动的杀气。我简要的将之前发生的一切和耿婆做了个交待,并且显著地将幕后的那个神秘力量突出描述了一遍,虽然这其中大多是我和老田当日的揣测分析。耿婆的情绪很激动,这和她的火暴脾气倒是十分吻合,但在一阵痛苦之后,她对那个神秘力量的看法却十分独到。“你说田然死的时候身上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是不是?”耿婆问道,“记不记得,这些痕迹都在什么地方?”“起先只看到前胸、后背、掌心和头顶近额处的痕迹。”林岳回忆道,“后来我脱了他的鞋子,才发现脚心上也有。”“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有这么大能耐。”耿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八门转魄凶格,没有筑壤一派的嫡传是参透不了的。”“老田是被自己门派的人所杀吗?”我惊疑道,“凶手难道不是莫曹?!”“不是门内人干的,我们这四派近年来凋零得所剩无几了。”耿婆叹道,“更何况八门转魄凶格是奇门遁甲中的衍生禁术,我们的祖辈早就封禁了。”“既然是禁术,那您老怎么会懂?”S不由好奇地问道。“好奇呗,当年就是太沉迷奇门遁甲的这些个数术,结果犯了禁……”耿婆的神情有些落寞……原来耿婆当年偷学了禁术,被派内长辈发现后,便要废了她的一身修为,作为一派传人的田然以死相保,这才改为逐出门派。耿婆比田然大了六岁,两人之间却早已互生爱意。耿婆被逐出筑壤一派后,田然便断了和她的联系,无论耿婆如何想方设法地找他,田然总是避而不见。渐渐地,耿婆觉得田然对她已经变心,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大婚的喜讯。耿婆不顾一切地赶了过去,在婚堂上要田然表态。田然淡淡地告诉她婚事已定不容更改,只当是这辈子欠她的。悲愤中对耿婆新娘下了重手,却不料田然用身体挡在了新娘和耿婆之间,几记毒辣的攻击全数打在了他的身上。“后来我才知道,是长辈们的安排,作为传人的他也不可能和我这个被驱逐的人结婚。”耿婆似乎完全沉浸在了感情中,“可我还是恨他,为什么他不直接和我说清楚?!”“也许是因为老田对您的感情太深了。”晖儿低声道。“也许……”耿婆望着方才的玉件,眼泪再次泉涌而出。那是老田年轻时佩戴的东西,他们的定情信物。……“常五根老婆的事我有所耳闻,是个外来的木匠下的厌胜术。”耿婆点头道。“您老没帮他们?”林岳奇怪道,“这对您来说可是小菜一碟了吧?”“天道轮回,我帮不过来。”耿婆回答的非常干脆,“那人也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木匠。”……“刘德柱和他老婆都会死。”耿婆断言道,“最近村里怪事很多,九宫八神都是凶格,应该有高手在附近。”“高手?会不会是害死老田的人?”我对村子里的事件早有怀疑,“难道说这一切是冲着我们来的吗?”“你说过,那个混蛋小子的徒弟让你去文成刘基墓。”耿婆眼中满是深意地说道,“知道刘基是谁吗?”“刘伯温,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之一。”我颔首道,“也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水堪舆家。”“刘基最精通的是奇门遁甲。”耿婆望着手上的玉件道,“而且他也是我们派内的旁系。”“您是说,这些事情有联系?”我隐隐觉得事情的内幕开始复杂了起来。“他们要找的应该是刘基生前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耿婆头也不抬地说道,“你这个傻小子……”照耿婆的分析,韩笑他们是为了找寻这本记载着奇门遁甲精髓的古书。从时间上推测,村里发生怪事的时候,韩笑恰好在城里布局陷害我入狱。耿婆让晖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令我们惊讶的是,这个时间段内,城市附近的县市地区同样有着类似的事件发生。“他应该不是一个人来的。”耿婆道,“而是顺道带了一个研究队。”……“我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了!”“老凡,咋啦?想通了啥道道?”“浙江文成县,去拜访一下刘老前辈。”……耿婆带上门,领着我们抄小道走了五里路,一家农贸货运站出现在眼前。简朴的办公室内,一个满脸络腮胡的粗犷汉子笑脸相迎,耿婆跟他说了几句,那汉子立刻招呼来一辆双人座的厢式货车,爽快地把钥匙交给了我。“嘿,您老还真有路子。”林岳瞅着车子咂嘴道,“大几万的车就这么送您了?”耿婆没搭理林岳,自顾上了车,四平八稳地坐在了后排座上。“您这是……”我有些不解道。“我有二十多年没好好走动了。”招呼晖儿和S上车后,耿婆悠然地说道,“老婆子也出去见见世面。”……“您老帮过那个大胡子吧?”林岳一路不死心地八卦道,“要不咋这么爽快地给您车呢?”“他一家五口翻车在山沟里,碰巧我采药经过顺手救了他们。”耿婆闭着眼睛道。……文成县,石圃山中支,夏山之麓。刘基,字伯温,封诚意伯,追赠太师,溢文成,为明开国元勋。无论之前在史书典籍上看到的记载有多么的神奇,刘基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刘伯温”的名字或传说的范畴内。我也包含在了这大多数人之中,直到亲眼看到这座诚意伯墓。诚意伯墓大约有八百多平米的范围,墓前有石碑一方,上刻“明敕开国太师刘文成公墓”。站在墓前环视四周,附近的九支小山脉延伸至此,宛如九条自各方而来的神龙,在墓葬风水中,这种山势被称为“九龙朝会”。墓前,离我站立处不远,有块形似墨砚的地块,正中隆起一个小小的土丘,乍一看去仿佛一颗半露在地面的龙珠。“龙珠”和九只“山龙”恰好结成了一处气脉汇集的穴,而诚意伯墓的位置正处于穴眼。不过很奇怪,以刘基的身份地位,在明朝应该算是位极人臣了,但这墓穴前既无石兽也无石像,更是没有那些王侯将相墓前常见的石条石板围砌。“这刘基也够惨的,帮着朱元璋打下了大明江山,算得上劳苦功高了。”林岳摇头道,“到头来被朱皇帝疑神疑鬼不说,死了也没个像样的排场。”“呵呵,傻小子,这话让刘基听到,非骂你个不学无术不可。”耿婆笑骂道。“刘基是风水大家,这么做应该是有他的用意吧?”晖儿思索道。“丫头说的对,当年刘基的两个儿子弄了个三进三圈坟墓图,就被他一把撕碎了。”耿婆娓娓道来,“他说,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古人造字,大有讲究,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石砌封土,事实上是对地气的一种封阻,这在很多王侯将相的墓葬里屡见不鲜。作为一个深谙风水奇门的堪舆大家,且不论刘基生前的是非功过,单就其墓葬格局的独到之处便可见一斑。不过,刘基的墓穴在清末和民国初期便被无良盗墓的贼群光顾过了,虽然他下葬时并没有陪葬什么珠宝玉器,但名声在外的刘伯温毕竟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聪明的刘基很清楚自己死后容易成为这些盗墓恶徒的目标,所以他自然有他的办法。……“这里有三个墓穴?!”我难以相信,无论我的听风还是林岳的遁木入地,都确确实实地探明地下只有一个墓穴,更何况“九龙朝会”争“龙珠”的这个穴眼并不大,怎么可能再在别处开穴安葬呢?“听话听半边,凡事都这么曲解你俩怎么能有长进?!”耿婆板着脸道,“三奇掩衬,怎么就理解成三个墓穴呢?!”三奇,奇门遁甲中将乙,丙,丁称为三奇,代表着天空中的日、月、星。白天我们看不见月亮与星辰,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只因阳光的强烈遮掩了它们,加之地月转动的关系而已。夜间月圆明朗的时候,很多星辰也会不见,道理依然。之前被我认作“龙珠”的土丘事实上是个障眼法的骗局。夏山之麓海拔近一千一百四十米左右,山势地形的变化较大,那块墨砚形的地块恰好利用了一个视觉误差,使人误以为其中的土丘就是九条山龙争的“龙珠”,却不知道真正的“龙珠”是刘基的这个坟山。我绕过墓前,约步丈量,在北面的一处位置停了下来。“山龙汇集,七步结穴。”风水格局篇上曾如是记载,我忽地明白诚意伯墓为什么一反常态地坐西向东,原来作为墓前龙珠案砂的假坟正好位于南面,两侧的笔架山峰恰好形成了“左青龙右白虎”的案砂格局。“看来还算孺子可教。”耿婆看着我站立的位置,不住点头道,“三奇掩衬,真假难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不清楚。”我沉思道,“为什么这里感觉不到刘基的墓室存在呢?”“三奇环衬是墓葬中的奇门假穴法,很容易被虚布的格局影响。”耿婆用手在地面上叩了两下,“所以就要用沉土实葬,让墓穴与地脉完整结合起来。”沉土实葬,便是将棺椁完全封埋,不建造中空的墓室,这种葬法多为民间一般百姓所用,而富贵王侯之流往往不会如此。“整了半天在这儿啊。”林岳蹲在地上望着我脚下的土地,一脸无奈道,“这个刘基还真会折腾。”“我们应该是来晚了。”S抹了抹地上的土说道,“这里有二次挖掘的痕迹。”耿婆一愣,附身捻起地上的浮土,放在鼻间闻了闻,又用舌尖尝了下味道,眉头立刻竖了起来。“这帮家伙还是老把式。”耿婆有些气恼,转而向S问道,“丫头,你怎么看出来的?”“这里是高山,土质中参杂了很多细小的碎石。”S捻起一把泥土道,“建筑挖掘中很容易将原本留在地下的这些细小碎石翻到表面上来。”泥土中果然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碎石,而周围其他地域的浮土里却没有。“三天前有个摄制组来这里取过景。”晖儿在一边的电脑上飞速操作着,“从时间记录来看很可能是他们动的手脚。”晖儿在城市论坛中找到了一些网友发布的信息,有人还上传了手机拍摄的照片。照片中一群人不知在忙碌着什么,照片的边角处一个斜靠在在导演椅上的身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照片太小无法仔细分辨。“可以把这块放大处理一下吗?”我向晖儿问道。“位图放大失真比较厉害,我用图像动态补偿试试。”晖儿继续忙碌着。照片的局部被放大了,处理后虽然不是十分清晰,但那人的面目却已经可以分辨。“陈子浩!”照片上的人正是陈子浩,他的手中正拿着一本书。那书的样式很像古代的线装书籍……四、穿水煞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解决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大脑还处于成就感带来的兴奋状态时,却突然发现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得到的答案事实上已变得毫无价值。这是一种挫败的感觉,虽然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时间上陈子浩早已占据优势,而且他手下肯定不止一个奇门遁甲方面的高手,但却依旧有些不甘,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好胜心在作祟吧。作为明初风水堪舆大家,筑壤一派的旁系高手,一个奇门遁甲的资深学者,刘基留下的那本《阅世奇门》中记录了大量奇门遁甲与风水堪舆精妙见解。明朝开国的过程中,刘基在征战沙场上将奇门遁甲运用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朱元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绝大多数的功劳要归属于这位神奇的辅佐者。可莫曹和他背后的神秘力量又想从刘基身上得到什么呢?……晖儿一直在电脑上忙碌着,通过她的“网络足迹”理论,一切信息都具有相关性和联动性,只要将其留存在网络中的“足迹”按适当的条件进行排列重组,一条清晰的信息脉络便可跃然纸上了。“附近的植物上没留下什么信息。”林岳从一棵树后晃了出来,“这帮家伙真有两把刷子。”不但是林岳,我找遍了附近的水流水源,拾水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耿婆一直在地上画着什么,一脸沉思的样子使我们不敢上前打搅,她应该正在用奇门遁甲中的某种数术推算着什么。林岳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S身边,嬉皮笑脸地冲着狴犴嘀咕着什么。狴犴不耐烦地看了看林岳,张大嘴巴打了个哈欠,最后索性原地趴下,呼呼地睡了起来。“靠,我见过嚣张的,可这么嚣张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林岳恼火道。“你和它嘀咕啥呢?”我好奇地问道。“也没啥,就和它打个商量。”林岳叹气道,“让它帮着闻闻味儿,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切,你就会瞎来,你当狴犴是警犬啊?!”S在一旁不满道。“没办法,臭脸大哥又不在。”林岳一脸无奈道,“我只能拿它凑数咯。”莫炎,如果他在的话,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若论追踪,只怕没人能和他比。可他到现在还没回复我的邮件,难道发生了什么意外吗?……文成县,一家油站边。“没错,这帮家伙朝西南面的公路去了。”林岳钻入车内道。根据晖儿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线索,林岳在四处打探了一下,由于陈子浩他们的张扬风格,很快便找到了下落。原来他们下山后在文成县内仅逗留了两天,之后便驱车离开。“应该感谢那些在当地网络论坛上发八卦帖的网友。”我不禁笑道,“不是他们的话,还真找不出这些人。”耿婆的确是在用奇门遁甲的卜算术推算,她断定那些人是沿公路向西南方向出城的。为了确保万一,林岳在出城的加油站打听了一下,果然吻合。“他们开的是两辆黑色路虎。”林岳一路摇头道,“咱们这辆小卡车可赶不上他们的速度。”……“他们早上十点左右在这里吃的早饭,朝着南边的小路走的。”S从饭店老板折了回来。“南边的小路?!哎哟喂,这下我的屁股要遭殃了……”林岳顿时怪叫道。……泥泞颠簸的小路蜿蜒曲形,厢式货车在行驶中不住弹动着,臀部在坚硬的座椅摩擦下传来一阵火辣辣的感觉,胃里的食物也开始不停地翻动。耿婆稳稳地坐在后排座椅上,显得若无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沐浴,结婚也要沐浴。凡是庄重、严肃的场合都必须沐浴,这就是中国的沐浴文化。王鲁湘:而且温泉很早就被中国人赋予了神泉、灵泉的意义。温泉的水里含有硫的成分,这是不是和魏晋南北朝那些士大夫们服用的“五石散”差不多?我在黄山读过贾岛等人留下的温泉诗,当时的知识分子确实认为温泉具有“五石散”54的功用。维泉肇何代,开凿同二仪。五行分水火,厥用谁一之。在卦既得济,备象坎与离。下有风轮煽,上有雷车驰。瞎掀祝融井,口灿扶桑池。气殊岩石历,脉有灵砂兹。骊山岂不好,玉环流污脂。至今华清树,空遗后人悲。暇哉哲人逝,次水真吾师。一濯三沐发,六凿还希夷。伐毛返骨髓,发白令人黟。十年走尘土,负我汗漫期。再来池上游,触热三伏时。古寺僧寂寞,但余壁上诗。不见题诗人,令我长叹咨。——贾岛《记黄山温泉》骆希哲:南北朝崇尚炼丹,认为服了丹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从宗教仪式来讲,修道之人必须每日沐浴,才能有一个洁净的身体。所以沐浴不仅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和宗教也有密切联系。王鲁湘:还有就是,他们会思考温泉水为什么是热的?有些地方的温泉比骊山热得多,像汤一样。于是他们觉得整个大自然就是一个大的鼎炉,这个鼎炉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了温泉这种丹水,人泡在温泉里就有点服丹的感觉。不管古人如何看,洗温泉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这是没有疑问的。骆希哲:有一个故事说,秦始皇有一次在沐浴的时候,看见一个神女长得很漂亮,就加以轻侮。神女见他这样无理,朝他脸上吐了一下。秦始皇立刻脸上生疮,痛苦不已,跪地向神女求饶。神女念他是一国之君,跟他说你到温泉里洗一下就好了,以后不要再为非作歹了……当然这故事有点荒诞,可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把知识分子得罪了,人们就编排故事挖苦他。但这个故事也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温泉对皮肤病是有治疗作用的。因此,古人有三月三日洗桃花水的习俗。一直到八十年代,每年三月三的时候,临潼周围一百多里的老百姓还在这里洗桃花水。三、骊宫长恨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的诗所描写的,正是宫中的夫人们在三月三日这天到河边洗浴的情景。据说,三月三日的洗浴能够祛除邪秽,保持健康。而温泉的功效更使人们乐于在这一天沐浴。三月三日,还是情人幽会的季节。《诗经·桑中》就描写了阳春三月,小姑娘与小伙子们在桑间濮上幽会的情景。西南的很多少数民族也保留着相似的风俗,像傣族的泼水节,以及壮族三月三的对歌。古代华清宫占地面积大约60万平方米,现在的华清池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在唐代,单是描写华清宫的诗就有400多首,且很多出自大家之手。比如杜牧有《过华清宫绝句》,而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路过这里的时候写的。这里是历代无数墨人骚客所仰慕的地方,其原因一则是华清宫当时非常鼎盛壮观,再则便是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所吸引。骆希哲:唐代华清宫由三部分组成,北边是现在临潼县城的所在地,中区是皇帝来骊山游幸之时处理军国大事的地方。西区主要是皇帝宗庙所在地;东区是沐浴区,里面有许多著名的汤池,如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后面山上相当于皇帝的近院,是皇帝游玩的地方。山上有很多著名的建筑,如唐玄宗为了朝拜道教始祖老子而建的朝元阁、供奉太上老君的老君殿,还有非常著名的长生殿和祭灵台遗址。王鲁湘:实际上就是把金銮殿搬到这儿来了,皇帝在此处理朝政。唐玄宗莲花汤骆希哲:对。唐玄宗沐浴的汤池叫御汤九龙殿,也叫莲花汤,位于华清宫东部。他把汤池做成莲花的形状,是为了得道成仙。现在大家一般认为莲花是佛教的标志,实际上莲花也是道教的标志,因为莲花有长生不老的寓意。这个池子在修建的时候有一段逸闻。据说唐玄宗修好池子以后,安禄山为了邀宠,用汉白玉雕了游龙和凫燕放在池子中间,沐浴的时候,因为水的波动,这些动物好像活了一样,所谓“奋鳞举翼,若动状”。这可把唐玄宗吓着了,于是赶快叫人把这些东西拿走,只把出水口的莲花留下来了。莲花汤的面积非常大,东西10.06米,南北6米,深1.5米。王鲁湘:完全是一个小游泳池的规模了。骆希哲:文献记载池壁上都有精美的线刻,但是由于历时既久,已经剥落了。这个池子一直延用到建国初年,八十年代的时候还在作为一个温泉的水源使用。当时我们考古的时候就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水源?于是进到水里用手一摸,有花的形状,打开一看,结果是唐代非常漂亮的一个池子。骊山的温泉是唐玄宗最爱去的地方,只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杨玉环何许人也。玄宗在宫中最宠爱的人叫武惠妃,自然也是个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女人。她是玄宗祖母武则天侄子的女儿。出于对祖母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敬佩与景仰,玄宗对遗留着祖母和姑姑影子的武惠妃恩宠有加。开元二十二年,正是在武惠妃的主持下,杨玉环成为了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王妃,一夜间成了玄宗的儿媳。杨玉环像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病逝,玄宗因此郁郁寡欢。后宫佳丽三千,惠妃在他心中的位置依旧无人能替。内心深处的孤独终日灼烧着玄宗的神经,四年过后,在心腹宦官高力士的刻意安排下,李隆基到华清宫见到了此时还是他儿媳的杨玉环。兜兜转转之后,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之恋就此开始了。骆希哲:唐玄宗娶杨玉环的时候,她已经是他儿子寿王的妃子了。王鲁湘:按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公公“扒灰”了。骆希哲:为了掩盖乱伦的丑闻,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玄宗让杨玉环以为太后祈福为名出家,去当道姑。皇宫里有道教的场所,杨玉环便在这里从事法事活动,这样她和唐玄宗的约会就更加方便了。而且她一旦成为道姑,就完成了由人向神的初步转变,因为出家意味着脱俗。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子对他说,在京城以西一百多里的地方有老子像。唐玄宗命李林甫去找,结果在周至楼观台这个地方找到一尊汉白玉的老子像。现在这个像就放在碑林博物馆,雕刻非常精美,是目前道教保存的最古老的老子像。当时这个像请回来以后,举行了盛大空前的迎接活动,皇帝开始在全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道教。其中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搞得晕头转向,弄不清皇帝到底是人还是神,好为迎娶杨玉环开脱。到了天宝四年(745年),玄宗正式封杨玉环为贵妃,这时候人们已经处于狂热的宗教崇拜之中了。当然除此之外,他推崇道教还有政治因素。王鲁湘:因为唐朝皇帝姓李,“李”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尊贵的姓。他们为了把自己这个姓的地位抬高,就把老子搬出来。骆希哲:咱们这个攀附名人的习惯由来已久。王鲁湘:对,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骆希哲:骊山过去叫神山、灵山。每当骊山山顶上出现云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要下雨,很灵验的。它的宗教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唐代帝王为了政治的需要和老子攀亲,因为老子也姓李,而且是道教的创始人,所以唐代尊崇道教。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就制造了很多老子显灵佑助唐朝的神话,这倒并不稀奇,因为每一个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都要编造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王鲁湘:而且武则天自称是弥勒佛下凡,她当时特别崇拜佛教,所以唐玄宗即位后要反过来用道教压一压。加上他要迎娶自己的儿媳,推崇道教等于是公私兼顾了。李隆基和杨玉环就这样结缘于骊山华清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唐玄宗为杨贵妃建造的海棠汤紧靠莲花汤一侧,以其形若海棠花得名。两座建筑一大一小,呈依偎之势。《贵妃出浴图》骆希哲:海棠汤中间有一个莲花状的出水孔,相当于海棠花的花蕊。海棠汤和莲花汤毗邻,但大小相差悬殊。这说明杨贵妃尽管地位很高,但与皇帝相比,她仍是臣民。二池的排列一朝南,一朝北,也与天空中帝星与后星的排列一致。王鲁湘:虽然他们两个人的恩爱非常深笃,恨不能融为一体,但是从这两个汤池的关系来看,封建礼制是不可逾越的。莲花汤肯定要大,而海棠汤要小;莲花汤要高,海棠汤要略低一点;莲花汤在左边尊位,海棠汤则在右边;海棠汤在前面半步,莲花汤则在后面半步;这种高低大小前后左右的关系是非常严格的。骆希哲:一大一小的池子,一大一小的建筑,反映出了古代社会的皇权至上和等级森严。王鲁湘: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当然地认为唐玄宗和杨贵妃是同池而浴的。骆希哲:不是的。根据《周礼》记载,古代的皇帝和嫔妃是“同床不同浴”,即便是皇帝,也要遵循礼制。王鲁湘:所以杨贵妃和唐玄宗肯定没有在一个池子里洗过。骆希哲:是,而且安史之乱以后,这个池子就被掩埋了,因为当时杨贵妃被认为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祸根。在温泉的滋养沐浴下,旷世名君爱上了绝色佳人。杨玉环的确很美,美得“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对于这个漂亮的女人,史料中的记载也不乏赞美之词。她个性单纯、耿直、听话又不乏蕙质兰心,而在她面前,李隆基也不再是万乘之尊,而是她情意绵绵的爱人。他们的故事之所以独特、凄美,就在于他们的爱情超越了帝王对嫔妃的恩宠,具有了寻常百姓的情深意切。于是,“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两个人讲的是寻常夫妻的誓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李隆基也的确由此沉溺了,他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骆希哲:华清宫孕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长生殿盟誓。长生殿在骊山上头,虽然历史文献和唐人诗作中经常提到,但长生殿的具体位置到现在还未找到。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已经被掩埋或破坏无存了。不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盟誓的祭灵台遗址还在。历史上往往把祭灵台和长生殿合为一体,实际上它们是两个建筑。唐玄宗和杨贵妃在骊山祭灵台祭天之前,要进行沐浴、斋戒,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因为白居易的《长恨歌》流传四海,古今闻名,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长生殿当成了一个爱情圣地来对待,历代文人骚客游骊山时都想一睹长生殿的风采。王鲁湘:而且因为他们是在七月七日晚上进行的海誓山盟,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七月七”当做中国的情人节。骆希哲: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每到七月七,唐玄宗和杨贵妃都要到骊山来,在宫中搭一个百尺高楼,进行“乞巧”活动。“乞巧”活动由来已久,大概产生于原始社会,夏代的文献记载中就出现了牛郎织女星的故事,后来衍生出一个美丽的传说:天上的织女下凡到人间,和放牛的小伙子牛郎结为夫妻,生了一男一女。王母娘娘知道这事,便来到凡间,趁牛郎不在的时候把织女带回天宫。牛郎回来以后得知织女被王母带走,悲恸欲绝。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养的老牛临死时告诉他,把牛皮剥下来,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披着老牛的皮上天。于是牛郎披上牛皮就追。王母娘娘看他就要追上来了,马上从头上拔下金簪一划,牛郎面前就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银河,牛郎织女被隔在了两边。但牛郎仍不懈抗争,王母娘娘拗不过二人的痴情,最后答应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可以相见,这天有无数的喜鹊搭成鹊桥。这个传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古代,“七夕节”是最浪漫的中国传统节日。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姑娘们摆上时令瓜果,仰望星空,朝天祭拜,向聪慧灵巧的织女乞求智慧和娴熟的女红技艺,更乞求真挚的爱情和幸福美满的姻缘。而每年的七夕,唐玄宗和杨玉环也会像平常的夫妻一样,在鹊桥下表达对彼此的誓言。王鲁湘:到了汉代,朝野都信奉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都把七夕这一天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骆希哲:对,到唐代尤盛,主要的原因是唐玄宗和杨贵妃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得非常好。而他们之所以热衷于七夕节,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是不是杨贵妃不孕?因为古人不光在七夕节祈求爱情,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也会向牛郎织女这一对爱情神进行祈求。杨贵妃跟唐玄宗生活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小孩,唐玄宗可能会向牛郎织女祈求延年益寿,而杨贵妃也可能有想早生贵子的心愿。王鲁湘:应该是有的,他们“夜半无人私语时”,不能老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吧,恐怕还有一些实质性的活动。骆希哲:而且古代母以子贵,杨贵妃虽然“三千宠爱集一身”,但终究没有孩子,地位是不稳固的,杨贵妃很有可能有这种难言之隐。尽管杨贵妃有一些难言之隐,但是她与唐玄宗的爱情却丝毫未受影响。这对老夫少妻能够几十年恩爱不衰,这在常人看来,确实是至为难得,甚至让人感到好奇。细细思考,二人的感情之所以这么坚固,并不是皇权所能维持的,因为二人有共同的爱好和精神世界,才铸就了这段坚贞而凄美的爱情故事。骆希哲: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一对老夫少妻居然十几年恩爱不衰。王鲁湘:要不是安史之乱,可能还会一直延续下去。骆希哲:是啊,三千宠爱在一身,我想不仅仅是由于皇权的威慑、权力的诱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比如两个人都信道,按现在的说法,是一个教团的,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二人都热爱音乐,唐玄宗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十分懂音乐,精通音律,善吹笛,能谱曲,还敲得一手好羯鼓。王鲁湘:好鼓手!骆希哲:有时人家给他弹琴,他就说,出去,拿羯鼓来,让我解秽!王鲁湘:他觉得人弹得不好,污了他的耳朵。骆希哲:杨贵妃呢,琵琶弹得好。王鲁湘:舞也跳得好。骆希哲:她的霓裳羽衣曲,可与赵飞燕的掌上舞相媲美。他们两个都是顶尖的音乐大师,还在宫廷里边组织了一个乐团,里面的弟子叫“琵琶弟子”。王鲁湘:也就是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爱好。骆希哲:每当唐玄宗政暇之余,就把这些琵琶弟子组织起来在宫中进行演奏。精通音律的唐玄宗在这里修建了著名的梨园,在华清宫的日子,玄宗与贵妃大多出现在这里。有人说,繁盛的大唐正是在这里一天天消失殆尽。梨园遗址博物馆王鲁湘:这个建筑是在当年考古发掘的梨园遗址上盖起来的。骆希哲:梨园遗址在地下七米深的地方,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在唐代考古中是不多见的。当时梨园遗址有房子,有回廊,中间还有一个大厅。大厅可能是演戏、演奏、排演的地方,回廊是乐班子伴奏的地方。唐玄宗还不忘为这些人提供专门沐浴的地方,所以梨园旁边有一个小汤。因为她们演奏歌舞的时候,很可能会大汗淋漓,唐代的歌舞像霓裳羽衣舞,节奏感是非常强的,很费力气。王鲁湘:所以唐明皇后来也就成了梨园的祖师爷。骆希哲:梨园还经常发生一些逸闻。比如杨贵妃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就把马先期、贺怀智55这些宫廷音乐大师组织成一个小乐队来演奏,然后叫张云容这些人跳舞。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也来观看演出,唐玄宗在演完后,装出一副寒酸相,说,哎呀,请虢国夫人给阿满一点赏钱吧。王鲁湘:唐玄宗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骆希哲: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和杨贵妃在骊山住的时间很长,所以这里的办公、娱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

                        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

                        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果没错的话,溶洞的顶部应该是最薄弱的位置。”晖儿手中的白纸上满是数字和线条。莫炎和我抬头望了下洞顶,两人都有些疑惑。行进到这里一直是平行路线,那块巨石的上升高度加上溶洞的自身高度也不过只有三十多米的样子,但从山腰到山顶至少还有几百米,这与她俩的计算相差实在太大了。S收起电脑,左右看了看我和莫炎的样子,得意道:“打打杀杀算你们强,算算画画可就不在行了吧?前面的通道是缓坡加曲线回旋结构的,走的时候不觉得,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往高处走。”晖儿笑着接道:“照哀牢山的资料,这个溶洞是在卫峰峰尖上,综合土司府的海拔、通道的长度坡度、巨石高度和溶洞高度,对比卫峰海拔高度,洞顶的厚度就很清楚了。”莫炎一脸头晕的摆了摆手:“复杂,说重点。”S眨了眨眼,指了下巨骨的位置:“那块大骨头的位置是洞里最高的,按晖儿的计算,那里的洞壁只有五米左右。”“不可能!”我和莫炎差点跳起来,承受十多米巨骨悬挂重量,五米的洞壁早就该坍塌了!S满是不以为然:“古代人缺钙咯,骨头缺钙密度小。”一句话让我有些突发奇想,随手拾起一块石头掷在了巨骨上,发出梆地一声脆响。莫炎眼中一亮,身子直蹿了过去,抬手将一团灵火没入巨骨,又奇迹般地从另一边冒了出来。我一阵暗喜,冲莫炎点了下头,两片圆盘轮锯突地飞向巨骨下端。金属声骤起,粉尘飞舞下巨骨被生生切开,不多时接近地面的部分已被轮锯截断。莫炎低头向内望了望,身子一晃,消失在了巨骨之中。一会,空洞的声响从巨骨内传出:“里面是空的,可以通上去。”余下三人挨个钻入巨骨,在手电的照射下,一根银色长索垂在其中,向上望去,莫炎的身影早已消失,这家伙的身手果然不是一般的敏捷。手拉长索,脚蹬边壁,攀爬许久,头顶终于露出了一点光亮。我急急将晖儿与S托了上去,在莫炎的拉动下一翻身跃上出口,还没立定,便觉得脚下一空,身子斜斜地倒向一边。一根银色绳索飞来,卷在腰间,莫炎一把将我拉回站稳,这才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棵巨大的树木上!……热水澡和咖啡的确是消除疲劳的最佳组合,如果不是莫炎那双冷眼盯着我,真想闭眼好好享受一下。门铃响起,晖儿和S一头冲进房间。或许是因为疲劳的缘故两人的脸色有些苍白,S一言不发地接上电脑,点开窗口,一副诡异的照片出现在面前,淡墨画似的青黑鬼脸勾勒在一片黄白的底色上。“山鬼巫!”莫炎斜倚的身体立即绷直,“在哪拍到的?!”晖儿看了看S,脸色愈加苍白:“就在刚才,印在S的后背上……”她俩的表情和莫炎的异状,似乎都在预示着这张鬼脸的不祥,可我在S身上却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不妥,也没有类似虚灵的东西攀附着。莫炎沉着脸走到S面前,摊开右手,掌心弹出一撮淡色的火苗,三只碧色螳螂渐渐出现。只见他左手食指在右掌上虚画一圈,凌空一点,那三只碧色螳螂摆动刀臂互抱成一团,一混一散,立刻凝成了一只巨大的紫色螳螂。“坐着别动。”莫炎的声音充满了寒意,右手一招,紫色螳螂直扑S,倏然消失在了她的头部。S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根紫色的虚气飘袅地自头顶慢慢延伸,没入她的颈下。“噗!”毫无任何征兆,左胸的衣服凭空染上了一滩拳大的紫色痕迹,继而迅速淡化消失。一直安静坐在那里的S此刻才发出了一声猛咳,一股灰黑色的雾气从口里喷出,消失在空气之中。“你俩到底碰到了什么?”见莫炎回身坐下,我这才问道。S喘了几下,平静片刻,慢慢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们……在溶洞中,S发现匣子里的那段白骨上刻满了不规则的凹槽。凭着设计师特有的空间感,她意识到这些凹槽的分布隐藏着某些秘密,在电脑上粗略勾画了一下,便暗自有了想法。因为她和晖儿的分析计算让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溶洞,这使得好胜的S并没有立即道破就里,而是私下和晖儿商议着要让我们大吃一惊。回到玉溪市的宾馆里,S从服务台要来一瓶墨水,调和了淡墨之后,均匀地涂满了那段白骨,接着在纸张上滚压,很快便印出了几个字符。晖儿则在绢画上找到了一些线索,过于平直的山脉,异于常规的落日,弯折古怪的河流加上一截斜插突兀的山梁,似乎组成了了某个汉字。在她大致解说之后,S直接手绘出了一个草图,将山脉、落日、河流、山梁按笔画拼接成了一个奇怪的汉字。上面一横,下面右边是一个“日”,左边是一个“匕”,这么古怪的汉字两人从来没有见过。几番思索之后,窗口映入的晚霞提醒了她们,落日又叫作夕阳,把“日”换作“夕”便拼成了汉字……“死”?!血红的晚霞映照下,两人对这古怪的白骨和绢画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收拾起东西准备拿到我们房间里商议。可就在S拿起白骨的时候,骨头的一端射出一团黑色的东西,虽然毫无感觉,但却直直地击中了S的左胸。在一阵惊恐之后,晖儿查看了一下S的身上,在她后心的位置发现了刚才那个青黑色的鬼脸。这下两人全傻眼了,晖儿冷静了一会之后便用相机拍下了鬼脸,和S一起忙不迭地冲到了我和莫炎的房间。莫炎叹了一声,返身从包里取出个木质小盒,从盒内拿出一瓶药粉递给S:“用筷子挑一点,和着中指的一滴血吞服。”“哦,这是驱鬼的药?”S茫然道,山鬼巫这个古怪的名字实在令人有些费解。“你中的是哈尼族的山鬼巫,如果鬼脸长出手脚就会死。”莫炎摆摆手,“紫竹螳破蛊在行,但对巫却只能靠爆体保住你。”虽然大家对莫炎的话半通不懂,但也大致明白情况:山鬼巫虽然暂时被控制住了,可S的性命依旧有危险。晖儿突然想起了什么,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上面的文字图案正是S用墨汁拓印出的,可那些古怪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山鬼引路,活命靠树。”莫炎端详着纸上的文字道,“是古滇文。”“怎么又和古滇国扯上关系了?”脑袋开始发胀,我多少有些火,“你说的小事现在牵出来一堆怪事,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莫炎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可没让她们跟来。”不近人情的一句话冲得我火冒三丈,但又没法发作,当初出发时莫炎的确不想带她们来,却拗不过我们的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的。“快死的是我,你俩废话什么?!”S忽地站了起来,冲着莫炎道,“别管跟什么有关,先告诉我接下来该干嘛!”“山鬼巫会引路,找到活命树就有救。”“活命树?那是什么树?”“只有山鬼知道。”“山鬼怎么带路?”S一脸死不瞑目地追问道。莫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它会告诉你。”S跌回座椅,听鬼说话的感觉闻所未闻,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不好受。一阵幽幽的响声传入耳中,但却不能分辨清楚,我发现S的脸色刷地白了,眼睛不断地在众人间闪动,嘴唇蠕动着想要说些什么。猛地,她抓过一旁的纸笔,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但一会又丢开,径直坐在那里发起呆来。屋内一片死寂,刚才我听到的声音一定是山鬼巫造成的,而这种区别于虚灵的东西已超出了我听风能力的范围,只有S才知道山鬼究竟说了些什么。“古滇国,金印,四牛,吊人……”晖儿捡起S丢在地上的纸张,轻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山鬼要我去找滇王金印、四牛贮贝和吊人长矛,再按照它们的指示去做。”S幽幽的声音仿佛来自地下。“这些东西应该都在博物馆。”晖儿探询地望向我,“上次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不是正好碰上博物馆巡展这些文物吗?”“那是假货。”莫炎不以为然地说道。“你好像对云南的一切都很了解,连国内最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断言真伪?”文物巡展我和晖儿都亲眼见过,我对莫炎的武断十分怀疑。“瞎猜可没意思。”莫炎甩了一个白眼,“我本来就在云南长大的。”虽然多少有些惊讶,但对莫炎的身世我并不怎么关心,至少就目前看来他并非刻意将我们引上死路。“山鬼之前说过一个地名,这三样东西都在那里。”S好像恢复了一些,话语平静了许多,“晋宁石寨,我记得地图上标注是在玉溪附近。”“晋宁县石寨山?”我和晖儿不可思议地异口同声道。这两人的话实在匪夷所思,被莫炎说成假货的那些古物正是在石寨山的古墓里发掘出来的,记得展览当日还曾看到过那时的照片。“阳穴阴墓。”这该死的莫炎不失时机地丢了个炸弹出来,我脑袋嗡了一下。他所说的阳穴阴墓起源于战国早期,到了西汉晚期便不再被应用。这是一种镜像式墓葬风水局,先选定一处毗邻水流的山脉葬地开挖墓室,构建完工后以墓室主线为准,在水流之下挖建一个格局完全相同的墓室。墓主死亡时,选一个生辰八字与他一样的人,用葬土闷死,葬在山脉墓室,而墓主则葬在水下的墓室。山脉墓室的陪葬品是完全仿造水下墓室内的,并依照相同礼仪规格下葬。挖建墓室的工匠也在下葬时一并被杀死,尸体被溶作尸水分别浇注在两个墓穴的封口处。山脉墓室称为阳穴,水下墓室称为阴墓。墓葬风水中死者为阴,葬地为阳,这种做法是让阳穴葬者滤去葬地生气中过盛的阳气。由于两个墓室做成了镜像一般,所以阴墓葬者能够完全吸纳阳穴阴墓两个葬地的生气。这在墓葬风水中是极为苛刻阴损的做法,不但选人选地要符合条件,而且工程浩大杀人无数,因此很快就被后来的风水堪舆者所封禁了。莫炎所说的正意味着之前发掘的石寨山古墓是阳穴,里面的陪葬品自然就是复制品,真正的金印等物则应该还保留在阴墓之中。“石寨山附近就只有一个滇池。”我望了莫炎一眼,“你意思是我们做回盗墓贼,去挖阴墓。”“照别人的说法应该是这样。”莫炎的回答总是那么莫名其妙。嘀嗒的音乐声响起,S看了看手机,犹豫了下,跑到一边接听起来。莫炎的脸上始终不露声色,也不知他现在有何打算。无论我和他说什么,得到的总是肯定或否定语句,不管之前他是听谁说的墓葬局,现在我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去冒险挖掘滇池阴墓。我突然发现和莫炎来云南是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死小林子,我忙着呢,没空多废话。”S声音高了八度,啪地挂断了手机。林岳那小子的电话打得真不是时候,之前对付穷奇的时候这家伙伤了元气,莫炎关照必须静养,所以这次云南之行他也就没跟来,现在看来倒是造化一件。“我出去准备些东西。”莫炎看了看时间,丢下一句话便自顾走出了门外。“亦凡,刚才莫炎说的阳穴阴墓是什么意思?”晖儿扶着兀自伤神的S向我问道。我大概地将其中因果缘故说了一遍,两人都被这种诡异的墓葬格局震惊不少。“山鬼要我找的东西也就是那阴墓里的陪葬品?”S问道。“应该是的,目前我也只能估计个大概。”我如实地回答道。“亦凡,那个阳穴阴墓的确很诡异,但看你刚才的脸色吃惊的应该不止是这个吧?”晖儿敏感地觉察到了我内心的担忧。“嗯……”脑中混乱的思绪略微平息了一下,我迟疑地道明了顾虑:“阳穴代表的是阳间,阴墓代表的是阴间,而且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四、滇池阴墓“老凡,你可别糊弄我,真没啥事儿?”“有事我还不告诉你啊,别隔着几千里地在那里胡猜。”“靠,她那会的声音听着就不对劲。”“没电了,不多啰唆,我肯定把她活蹦乱跳的带回就是。”挂断通话,顺手关了手机,我冲身旁的晖儿苦笑了一下,前座的S刻意地将头偏向窗外,装作在欣赏路旁的景色。刚才的电话里,林岳操着半仙算命的口气刨根问底,搞得我只能匆忙搪塞最终关机了事,真不知道这小子伤了哪份子元气,脑子比什么时候都清楚似的。莫炎一言不发地开着车,完全不关心车里的气氛变化。他也的确神通广大,不知从哪里弄来辆越野吉普,车厢里横着两把立式双管短柄猎枪和两排子弹带。“嘎”,车子停在了市郊的一处树林里,莫炎打开车门示意大家下车,随手拎过猎枪竟丢给了S和晖儿。“是准备打几只野味作干粮吗?”我从晖儿手里拿过猎枪,入手的感觉似乎比想像的要轻。“学开枪。”莫炎一把拿过我手中的猎枪。“是教我俩怎么用枪防身?”S看了看手中的猎枪,大概明白了莫炎的用意。“这枪改装过,后座力小。”莫炎端起猎枪作了个极为标准的瞄准动作,砰地发了一枪,面前树上立刻应声掉下一只山鸡。在莫炎的指导下,晖儿和S也试着瞄准开枪,两人十枪之内也打下了两三只山鸡。虽然准头不怎么好,但至少熟悉了猎枪的基本使用。莫炎点了点头,拣起地上的山鸡,返身上车招呼大家出发。“再练两次我们的枪法肯定会更好。”刚才的射击训练似乎激发了S的情绪,她的表情也开朗了许多。“嗯,呵呵,感觉还不错。”一向文静的晖儿似乎也很激动。莫炎发动了车子:“这枪近距离不用准头的。”这话听来有些奥妙,我连忙发问,却被车子的轰鸣盖住了语声。莫炎从后视镜望我一眼,嘴角歪了歪:“猎枪可以自保。”……驶进滇池的云南民族村,莫炎熟门熟路地找到一座边缘的小屋,将车子停靠在了一边,提起枪袋领着我们走进屋内。“这会人多,晚上开工。”莫炎站在窗口望着夕阳道,“先计算一下阴墓的位置。”S打开电脑,选出滇池和石寨山的地图,晖儿则在一旁的电脑上罗列起数字来,不多会滇池地图上便标注出了一个精确的地点——那便是阴墓的封口。“阳穴离地七丈七,阴墓隔水五丈六。”我回忆着书稿的记载道,“滇池最深处是八米左右,那阴墓离地面至少有二十多米。”“进墓道的事情有我。”莫炎明白了我的意思,摆手道,“这个不必担心。”……深夜,一行四人轻装出发,自小屋潜行到了滇池边。天空中的繁星映在水面之上微微晃动着,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芒。今晚的北极星十分的耀眼,闪亮的光芒将周遭照得通亮,甚至连平日里从未见过的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按图索骥地找到了之前计算好的位置,这是滇池岸边一处凸起处,池水半壁环抱着堤岸,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蓬然生长着。夜色中,我看到莫炎的眉头似乎皱了皱,但很快便恢复了冷漠,双手轻缓地挥舞了几下,面前出现了一只庞大如象的巨兽。那巨兽像是只放大版的鬣狗,但看来却十分的温顺,莫炎呼喝声中,巨兽张开大口飞速地将我们逐一吞进了肚内。“原来是遁鬣,亏你想得出这种办法来进墓道。”我摇头对莫炎道,四人此刻正处在遁鬣的腹内,却并不觉得拥挤,透过几乎透明的躯体外界的一切尽收眼底。遁鬣,是虚灵中极为少见的一种,可以借助五行进行隐遁,速度极快,古书中曾有记载仙人乘犬日行万里指的便是它。土壤、根茎、石块、碎物不断地在眼前掠过,遁鬣的速度比车子行进还要迅速,我忽然发现,在黑暗的地下我们竟然可以完全看清周围,一旁的S和晖儿也在指点着小声评论地下景观。“遁鬣可以在黑暗中看到一切。”莫炎提醒道,“到了地方静观其变,不要乱动。”大家各自顺从地点了点头,这只神奇的虚兽就是我们潜入地下的坐乘,冒然出去并非什么明智之举。随着眼前景物的变换,莫炎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吼声,遁鬣的速度一缓,开始小心地慢行起来。耳边传过一丝难以识别的声响,我极力分辨着声响的来源,却发现S的表情开始僵直。“到地方了。”S声调怪异地说道,“山鬼要我们死着进去,活着出来。”山鬼的说法有些离谱了,死着怎么进去?我脑中迅速搜寻着可能的答案,却没有发现莫炎在一旁忙碌了起来。“啊~~”晖儿和S的叫声让我回过神来,两人身上不知怎么竟遍布着鲜血,莫炎血迹斑斑地站在一边。还没来得及反应,一堆腥味十足的东西便搂头盖脸地丢了我一身。“鸡血可以掩去生气。”莫炎手下不停地抛过几只山鸡的尸体,那些被射落的山鸡此刻已被开膛破肚,残留的鸡血在抛动中溅了众人一头一脸。我点了点头,默认了莫炎的说法,S和晖儿顺从地将身上的鸡血片片抹开,抹到脸部时两人不由都有些作

                        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玉米地疯狂的吸允她的奶头我还看得见;你幸运,你丈夫幸运,我幸运,其他人也幸运,但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不是仍然看得见,如果你也失明,那我们都一样了,都像楼下的邻居老太婆一样了;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今天我有责任,如果明天我失明,就没有责任了,什么责任呢;在别人失明的情况下尽有眼睛的人的责任;你不能领着世界上所有的盲人,不能给他们所有人饭吃;本应当那样做,但你做不到;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你会那样做,要不是有你在,我也许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我不愿意让你死去;我应当留下来,这是我的义务,我的家在这里,我想让父母回来的时候能发现我;如果他们能回来,你自己也说过,你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是你的父母;我听不明白;你说过,楼下的邻居原来是个好人;她太可怜了,你父母也可怜,你也可怜,到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眼睛都失明了,感情也丧失了,因为我们赖以生活的感情,使我们像以前那样生活的感情,是由于我们与生俱来的眼睛,没有眼睛,我们的感情就会变样,我们不知道如何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你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失明了,说得对;你爱你的丈夫;对,像爱我自己一样,可是,如果我失明了,如果失明以后不是原来的我了,那么那个能继续爱他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又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呢;从前,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也有盲人呀;相比之下要少,而且通常是具有看得见的人的情感,因此盲人们以别人的感情去感觉,不像真正的盲人,现在则不同,现在出现的是真正的盲人的感情,我们还处于起始阶段,暂时还靠着对从前感觉的记忆生活,无须有眼睛就能知道今天的生活成了什么样子,如果那时有人对我说我有一天会杀人,我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侮辱,但我却杀了人;那么,你想让我怎么办呢,和我一起走,到我家去;他们呢;对你怎样就对他们怎样,我尤其想让你去;为什么;我也自问过这是为什么,也许因为我把你当作自己的妹妹,也许因为我丈夫曾经和你睡过觉;原谅我吧;这不是什么需要原谅的罪恶;我们会成为寄生虫,吸干你的血;我们还看得见的时候就有不少寄生虫,至于血,除了支撑负载它的躯体之外,它总要服务于某种东西,好了,我们睡觉吧,明天会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生活,或者同样的生活。斜眼小男孩醒来以后想去厕所,他正在腹泻,身体本来虚弱,难免生病,但人们马上发现厕所没法进去了,看来楼下的老太婆用过了这栋楼里所有的厕所,直到全部不能用才罢休。由于极为偶然的原因,昨天睡觉前七个人当中谁也没有满足大肠排泄的急切需要,否则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所有人都感到了这种需要,以小男孩为甚,他已经憋不住了,确实,不论我们多么不愿意承认,但生活中这些肮脏的事实在任何小说中都必须加以考虑,如果肠子平平静静,任何一个人都有种种想法,例如争论眼睛和感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关系,责任感是否是良好视力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焦急折磨着我们的时候,当肉体由于疼痛和痛苦不肯听从我们指挥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自己渺小的兽性了。后院,医生的妻子喊了一声,她说得对,要不是天还这么早,他们会遇到楼下的女邻居,现在到了不再称她为老太婆的时候了,那个称呼有贬义,我们可以说,她蹲在那里,被母鸡团团围住,为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肯定不了解母鸡是怎样的家禽。斜眼小男孩紧紧按着肚子,由医生的妻子扶着急匆匆地沿楼梯往下跑,能忍到这里已经不容易,太可怜了,不要再强求他吧,到了最后几级台阶,括约肌再也抵挡不住肚子里的压力,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五个人尽量摸索着从防火梯上往下走,这是名副其实的救生楼梯,如果说隔离检疫时期尚残留一点廉耻感,现在也该丧失殆尽了。他们散布在后院,使劲发出呻吟,为最后一点无用的知耻之心而难过,一个个做了不得不做的事,医生的妻子也不例外,但她哭了,望着他们哭了,为他们所有人哭了,似乎他们都已哭不出来,她的丈夫,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戴墨镜的姑娘,戴黑眼罩的老人,斜眼小男孩,她看见他们蹲在草丛里,蹲在圆白菜多节的茎秆中间,母鸡在四周窥视,舔泪水的狗也下来了,又是一个。他们各自设法潦草地擦了擦,用几把草,或几片碎砖块,凡是伸出胳膊能够到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擦了比不擦还要糟。他们又从防火梯上楼,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楼下的女邻居没有出来问他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概头一天的夜宵吃饱了,还在睡觉,当他们进到屋里,一开始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样下去不行,当然没有水,不能洗,可惜没有像昨天那样下倾盆大雨,否则就可以再到后院,赤裸着身子,不顾廉耻,任凭天上慷慨落下的水浇在头上肩膀上,沿着前胸后背和双腿往下流,还可以用两只终于冲干净的手接雨水,权当杯子让干渴的人喝,至于此人是谁无关紧要,偶尔嘴唇轻轻挨到皮肤上,如果非常渴,那人会贪婪地把手中的最后一滴也喝光,这说不定能唤起另一种渴望。人们已多次发现,戴墨镜的姑娘缺乏想象力,但在这悲惨可笑而又绝望的情况下,她能想到什么呢。尽管如此,她不缺少某种务实的感知力,有事实为证,她到自己卧室,后来又到父母的卧室,打开橱柜,拿来了一些毛巾和床单,我们用这个擦擦吧,她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强。无疑,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感到自己与擦之前大不相同了。医生的妻子在餐桌上谈了她的想法,现在到了我们决定下一步应当怎样做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失明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人举止都像盲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任何必需品供应,我们处在混乱之中,真正的混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政府还在吗,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政府,即使有的话也是个想统治盲人的盲人政府,也就是说,虚无企图把虚无组织起来;这么说没有未来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未来,现在要解决的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没有未来,现在就毫无用处,就是没有现在;也许人类以后能在没有眼睛的情况下生活,但那时候他们将不再是人类,其后果显而易见,我们当中谁还会认为自己像以前以为的那样有人情味呢,拿我来说,我杀死了一个人;你杀死了一个人,第一个失明者大吃一惊;对,杀死了另一翼的头目,用一把剪刀刺穿了他的喉咙;你杀人是为了替我们报仇,为女人们报仇非女人不可,戴墨镜的姑娘说,正义的报复是人道主义的举动,如果受害者没有向残忍的家伙报复的权利,那就没有正义可言了;也就没有人类可言了,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补充说;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医生的妻子说,如果继续在一起,也许我们能活下去,如果我们各奔东西,会被人群吞噬,死去;你曾经说过,有一些组织起来的盲人团伙,医生说,这表明已经产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一定像你预见的那样必死无疑;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组织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他们在外边走来走去寻找食物和睡觉的地方,对别的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回到了原始部落时代,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区别在于我们不是区区几千男女生活在广袤的原始大自然中,而是百万千万的男男女女生活在一个贫瘠干涸的世界上;一个失明的世界,医生的妻子补充说,等到难以找到水和食物的时候,可以确信那些团伙必将解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能更好地活下去,没有必要和别人平分,找到的东西都归自己所有,绝不肯给别人;那些现存的团伙大概都有首领,有人指挥和组织,第一个失明者说;也许有吧,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指挥的人和被指挥的人同样瞎;你没有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所以必须由你来指挥和组织;我不指挥,只能尽量组织,我仅仅是你们失去了的眼睛;一种自然形成的首领,在盲人的国度里有个长眼睛的国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如果这样,在我还有眼睛的时候就让我的眼睛领着你们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分开,不要她在她家,你们在你们家,你在你家,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吧;我们可以留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家更大一些;要是没有被别人占了的话,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提醒说,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确实被占了,我们就回到这里来,或者到你们家去,或者到你家去,她最后这句话是朝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的;老人回答说,我没有自己的家,独身一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你没有家庭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也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兄弟吗;都没有;要是我父母不回来,我就和你一样孤单了;我会和你在一起,斜眼小男孩说,但他没有加上一句,如果我妈妈没有来找我的话,他没有加上这个条件,奇怪的举动,也许并不那样奇怪,小孩子适应得快,他前面还有一辈子的路要走。你们决定怎么做,医生的妻子问;我和你们一起走,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只求你每星期至少陪我到这里来一趟,也许我父母能回来呢;你会把钥匙留给楼下的女邻居吗;我没有别的办法,再说,能拿的她都已经拿走了;她会把一切都毁了的;我来过这里以后,也许她就不那样做了;我们也跟你们一起走,第一个失明者说,只是希望尽早到我们家去一趟,好知道出了什么事;当然我们会去;至于我家,没有必要去,我已经说过我那个家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你和我们一起走吧;好,但有一个条件,他说,乍看起来似乎荒唐,别人向他施恩惠,他却事先提条件,不过有些老人就是这样,所剩的时间越短,傲气就越大;什么条件呀,医生问;当我变成难以承受的负担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你们出于友情或者怜悯不肯吱声,我希望我头脑里有足够的理智做我应该做的事;什么事呀,可以让人们知道吗,戴墨镜的姑娘问;离开,走开,死去,就如同从前的大象们那样,我听说近来不这样了,没有一头大象能活到老年;确切地说,你不是大象;确切地说,我已经不是个人了;尤其是当你开始像孩子似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戴墨镜的姑娘反驳说。谈话到此为止。塑料袋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也难怪,一楼的女邻居也吃了里边的食物,吃了两次,第一次是昨天晚上,今天他们请她在房子的法定主人回来之前代为保管钥匙时又给了她一些,只是为了堵住她的嘴,因为我们对她的品格已有充分了解,还有,舔泪水的狗也来吃了,面对它那双乞求的眼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能装作无动于衷,提到狗,它到哪里去了呢,不在屋里,也没有从前门出去,只能在后院,医生的妻子去看了看,可不是嘛,舔泪水的狗正在大口大口地吞吃一只母鸡,它攻击的动作极快,母鸡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但是,如果一楼的老太婆有眼睛,对有多少只母鸡心中有数,不知道她一怒之下会怎样处置戴墨镜的姑娘的钥匙呢。舔泪水的狗既意识到犯了过错,又发现它保护的人要走,只迟疑了一瞬间,便立即开始在松软的地上刨坑,抢在一楼的老太婆在屋里听到响动来防火梯平台上闻闻是怎么回事之前,把母鸡的骨架埋上了,暂时把罪恶掩饰过去,歉疚留待以后再说。它偷偷溜上楼梯,像一阵风吹动了老太婆的裙子,她没有发现刚刚在身边经过的危险,狗到了医生的妻子身边才向着空中大声宣告它刚才的壮举。听到如此凶恶的吠叫声,一楼老太婆害怕了,我们知道,已为时太晚,为了她贮藏的那点食物的安全,她伸长脖子朝上面喊道,必须把这条狗拴牢,不要让它去吃我的母鸡;您放心吧,医生的妻子回答,这狗已经吃了东西,不饿,我们现在就要走了;现在吗,老太婆重复了一句,声音微弱,仿佛有点舍不得,好像想让对方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理解她这句话,例如,你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吗,但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只说了那句现在吗,并不要求回答,铁石心肠的人也有痛苦,这女人的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使她后来甚至没有打开门向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告别,而她曾允许他们随便穿过她的家。她听见他们走下楼梯,一边走一边相互交谈,小心点,别摔跤,把手放在我肩上,扶着扶手;都是些简简单单的话,但现在,在这个盲人的世界里,这些话用得最为普遍,令她感到诧异的是,其中一个女人说,这里太暗了,我什么也看不见,看来这女人患的不是白色失明症,这一点已经让人吃惊,因为太暗看不见,这是什么意思呢。她本打算思考一下,也确实尽了力气,但脑袋空空,不听使唤,不一会儿,又自言自语说,我没有听清楚,对,是这么回事。到了街上,医生的妻子想到刚才说的话,决定以后说话时应当更加注意,动作和长眼睛的人一样倒还可以,但说话必须跟盲人一样,她想。大家都聚集到人行道上,她让伙伴们排成两行,每行三个人,第一行是她的丈夫和戴墨镜的姑娘,他们中间是斜眼小男孩,第二行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和第一个失明者,他们中间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想让所有人都在自己身边,不像印第安人一样排成一列,那样随时可能被冲散,只要在路上与人数更多横冲直撞的一伙人相遇,就会像一艘邮轮把一只碰巧拦住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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