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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色日本影院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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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色日本影院孩咳嗽了一声,于是,他心中大为惊骇,以为从一种失明症转到了另一种失明症,经历了光明型失明症之后现在要经历黑暗型失明症,在恐慌之中他呻吟了一声;你怎么了,妻子问;他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我失明了,仿佛这是世界上的一条新闻;妻子亲切地搂住他说,算了,要说失明,我们早已都是盲人了,有什么办法呢;我眼前一片漆黑,以为睡着了,但又没有睡着,醒着呢;你本来就该睡觉,睡觉吧,不要想这些事了。妻子的劝告让他满心不快,一个男人正痛苦不堪,只有他自己知道多么难过,而妻子却没有任何话好说,只会劝他睡觉。他十分气恼,一句气愤的话就要脱口而出,就在这时候他睁开了眼睛,竟然看得见了。他看得见了,于是大喊起来,我看得见了。这第一声的口气里还有点将信将疑,但第二声,第三声,一连几声,口气越来越肯定,斩钉截铁,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疯了似的拥抱妻子,随后又跑过去拥抱医生的妻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她,但早已知道哪个人是她,接着又拥抱医生,戴墨镜的姑娘,还有戴黑眼罩的老人,他不会把老人与别人混淆,还有斜眼小男孩,妻子跟在后边,不肯离开他一步,他转过身来,重新拥抱妻子,现在又走到医生跟前,医生先生,我看得见了,看得见了,他没有再以你称呼医生,在这个群体中,用你称呼几乎成了规矩,你们谁能解释解释,这突然的变化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医生问,你真的像以前一样看得清楚,一点白色的痕迹也没有了吗;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戴过眼镜。这时候,医生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大声说出来的话,这场失明症可能到了尽头,我们大家可能开始恢复视力了;听到这句话,医生的妻子哭起来,喜极而泣,人们的反应太奇特了,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这不难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了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它搂住,这倒不是她不再爱丈夫,也不是她不再喜欢所有这些人,而是由于此时此刻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如饥似渴地舔她的泪水的狗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大家的欢乐情绪已经被紧张和激动取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发生了这种事以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谁也睡不着,我觉得我们应该继续留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到这里停下来,仿佛还有所怀疑,过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完,等一等吧。他们等了一会儿。油灯上的三个喷嘴照耀着围成一圈的那一张张脸。开始时他们还谈得热火朝天,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眼睛发生了变化呢,还是头脑也感觉到了什么,渐渐地,话越来越少,这时候第一个失明者想起了一件事,对妻子说,我们明天回家去吧;可是,我还看不见呢,她回答说;没有关系,我领着你;如果他们旁边有谁亲耳听到了这些话,就能发现这几个简单的词语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比如保护,自豪和权威。第二个人恢复视力时已是深夜,油灯里的橄榄油将尽,微弱的灯光忽明忽暗,是戴墨镜的姑娘恢复视力了。她一直睁着眼睛,仿佛视力是从眼睛钻进去而不是从里面再生,她突然说,我好像看得见了,不过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并非所有人的病症完全一样,常言说,没有失明症,只有盲人,而近来的经验却又告诉我们,没有盲人,只有失明症。这里已经有三个看得见的人,再增加一个就构成多数,尽管重见光明的幸福还没有降临到其他人头上,但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方便多了,而在今天之前他们只有痛苦,请看看那个女人到了什么地步吧,像一根绷断了的绳子,像一个长期承受压力之后再也支撑不住的弹簧,也许正因为如此,戴墨镜的姑娘第一个拥抱她,这时候舔泪水的狗就不知道该照顾谁好了,这个在哭,那个也在哭。她拥抱的第二个人是戴黑眼罩的老人,现在我们将知道说过的话是否真的算数,那次这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的美好许诺使我们感动,但现在情况变了,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能看见眼前是个老头子,理想化的激情不复存在,荒岛上虚幻的和谐不复存在,皱纹就是皱纹,秃顶就是秃顶,黑眼罩与瞎了的眼睛之间没有区别,老人以另外的方式对她说出了这些话,你好好看看我,我就是你说要一起生活的那个人;她回答说,我认识你,你就是我愿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毕竟还有比表面看起来更算数的语言,这次拥抱和那些话一样。天开始亮起来的时候第三个人恢复了视力,这一次是医生,现在已经无须怀疑,其他人恢复视力只是时间问题。对于可以预料的自然感情的流露,我们在前面这段欢快的记述中已经写明,即使涉及本故事的主角,现在也无须重复,此后医生才提出了早该提出的问题,外边的情况怎样。答案来自他们所在的这栋楼里,楼下有个人一面喊着一面跑到楼道里,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太阳从这一层楼升起来了,要照亮这座沉浸在节日中的城市了。上午这顿饭是节日宴会。桌子上东西不仅少,而且会让任何正常人倒胃口,但像在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样,感情的力量战胜了饥饿,欢乐成了美味佳肴,没有一个人抱怨,仍然失明的人也在笑,仿佛已经看得见的人的眼睛就是他们的眼睛。吃过饭,戴墨镜的姑娘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是在我家门口贴张纸条就好了,说我在这里,我父母如果回到家里就会到这里来找我;你带我去吧,我想看看外面怎么样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也走吧,当初第一个失明的人对妻子说,那位作家可能已经看得见了,正想回到他自己家里去呢,路上我顺便找找有没有可吃的东西;我也这样做,戴墨镜的姑娘说。几分钟以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医生走过去坐到妻子旁边,斜眼小男孩躺在沙发一角上睡觉,舔泪水的狗卧在地上,嘴放在前爪上,偶尔张开又合上眼睛,表示它仍然警惕,虽然这层楼在高处,但变了调的声音还是从窗户里钻进屋里,街上大概挤满了人,人群中只发出同一个喊声,我看得见了,已经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突然恢复视力的人们这样喊,我看得见了,我看得见了,实际上,这倒很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在那个故事里人们说,我失明了。斜眼小男孩正嘟嘟嚷嚷地说话,大概在做梦,也许见到了母亲,他问母亲,你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医生的妻子问,他们会怎么样呢;医生说,这一个,很可能醒来以后就好了,其他人也一样,很可能此时此刻他们正在恢复视力,我们那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会大吃一惊,他太可怜了;为什么;由于白内障,从上次我给他检查以后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眼前大概像一片浑浊的云彩;他会失明吗;不会,一旦生活正常,一切都开始运转,我马上给他做手术,只是几个星期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失明了呢;不知道,也许有一天会查明原因;你想听听我的想法吗;说吧;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医生的妻子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看下边,看看满是垃圾的街道,看看又喊又唱的人们。然后她抬起头望望天空,看见天空一片白色。现在轮到我了,她想。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得她垂下眼帘。城市还在那里。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代译后记)1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九日,葡萄牙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贾东尼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于日前逝世。虽然早已知道老作家近年来因病卧床,但这不幸的消息仍然让我震惊:像他这样不屈不挠地与黑暗和丑恶搏斗的人,怎会轻易向死神屈服呢?我当即发出唁电:若泽·萨拉马戈作品的中文本译者和读者对大师的辞世表示沉痛哀悼,并永远铭记他对世界文坛的贡献。我坐在写字台前沉思,十几年前的两封信清晰地在脑海中浮现。一九九八年四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五月一日,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用传真给我发来贺信: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你翻译了《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怀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人生中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短短几个月后,即同年十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一位新闻界朋友在第一时间(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传真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想,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发传真,挤不进去,只得采取最古老、最传统的办法:通过邮局。2常常有朋友问我:你如何与葡萄牙文学结缘,怎样开始翻译萨拉马戈作品的?其实,在一九八七年之前,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家的作品,例如若热·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一九八七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之前,巴西“百万书翁”、文学院终身院士亚马多应我国文化部之邀偕夫人来华访问。一天晚上,他在香格里拉饭店设宴招待几位朋友。席间,他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作家及其作品,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吗?”当然好,这是求之不得的事。第二天,老作家就把“介绍信”交到我手中,上面列出了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住址、电话,信的最后还特别写明:“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名单中就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来我翻译的《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在里斯本的头几个月,我读了些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杂志,请教了几位文学评论家。已七十岁高龄的阿尔瓦洛·萨莱马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了解之后,我到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那样热情奔放。他问我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会,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给“糟蹋”了。他送给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此后,我犹豫了五年多的时间,又将这部作品读了几遍,直到一九九四年才下定决心动手翻译。3译书难,对我来说,译萨拉马戈的书更难。就拿他的写作风格来说,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还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普也说:“读懂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有时一个自然段甚至长达几页,叙述当中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其实,何止不用引号,起码在《修道院纪事》和《失明症漫记》这两本小说共四十多万字中,同样看不到问号、感叹号、分号、冒号、括号、省略号、书名号等等,总之,他只用两种标点,即逗号和句号。对此,萨拉马戈本人解释说,读者应当大声朗读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抓住节奏,因为他的书面语言都是口语化的,“就像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讲故事那样”。而我在翻译这两本书时,除了原有的逗号和句号外,还增加了一种标点符号:分号。这是因为,人物的对话在葡萄牙文中可以通过第一个字母大写的方法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亦然),而在中文里难以办到,我也曾设想过把人物对话的头一个字改用大一号的汉字,但那样真的就会“东施效颦”了。于是,考虑再三,我决定增加一个分号。4萨拉马戈说:“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会梦想。”他正是从自己一次治疗眼疾的经历中梦想出了《失明症漫记》这个充满爱与恨、善良与邪恶、痛苦与欢乐的故事。在这部小说里,作者用汽车、公寓、超市、手枪这些普普通通的道具和一个个没有姓名但又栩栩如生的男女,呈现给我们一出震撼人心的现代悲喜剧。正如瑞典文学院所说,《失明症漫记》“极大地提高了萨拉马戈的文学水准……其想象力之丰富、思想之尖锐,在这部怪诞离奇、引人入胜的作品中得到了至高的体现”。我退休前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新闻工作,文学翻译仅仅是业余爱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修道院纪事》,我用了两年,加上翻译之前的“思想准备”和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共是七年多;而《失明症漫记》呢,从头一次阅读葡萄牙语原文到交出中文译稿,只用了八个月!这不仅是因为我通过翻译《修道院纪事》习惯了萨拉马戈的风格,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失明症漫记》叙述的是现代生活,相对容易得多,并且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我还记得,在翻译过程中我把自己关在小小的书房里,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有时热泪盈眶,有时又笑出声来,有时还自言自语或拍案叫绝。如果当时有人在我的书房里安装了针孔摄像机,一定会以为我这个译者精神出了什么毛病。二〇〇六年八月,香港话剧团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盲流感》,二〇〇七年,为纪念中国话剧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国家话剧院也排演了根据《失明症漫记》改编的话剧《失明的城市》。香港的《盲流感》和北京的《失明的城市》均由冯大庆女士编剧,王晓鹰博士导演,我有幸观看了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后来听说巴西、日本和加拿大合作把《失明症漫记》拍成了电影,由巴西人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导演,主要演员来自美国。我看了电影的DVD,中文字幕上的电影名是“盲目”。当然,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段不同,况且我不懂表演艺术,没有资格对两者作比较,但我凭着门外汉的直觉认为,就震撼力而言,国产的话剧《失明的城市》绝不亚于巴、日、加、美合作的电影《盲目》——对两者而言,原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5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残忍是人类的发明”,“当权者专横,把一部分人排斥在社会之外”。他写作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怒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去思考。现在,这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离开了令他愤怒的世界,用留下的作品永远启迪后人。但愿有更多中文版的萨拉马戈作品问世,让中国读者得以分享大师留下的财富。范维信二〇一三年一月于北京乐府江南小区这是一个交织着毁灭与梦幻的时代。人类历史上最富足、繁华、文明的宋朝像一朵盛夏的花,终于开到荼縻了。但此时,她灭吐蕃、破西夏、平内乱、复燕云功绩之彪炳,完成了北宋所有宗祖的夙愿,达到顶峰。建延福、修艮岳、赏花石,翎毛丹青,徽宗的风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缔造出有史以来最艺术的时代。这些是各种族的帝王们都不曾达到的。梦幻空花。帝国骤然从顶峰跌落至万劫不复的谷底,最屈辱的时刻来到了。在这段历史中,充满着方方面面的极致。最奢靡的帝国,最荒唐的宰相,最庞大的官商,最憋屈的战事,最无耻的官员,以及最伟大的将军!在最黑暗的天空中,闪烁着最明亮璀璨的星辰,希望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是浩土印的残块。我仔细地将书稿的记载和之前感知的情况和大家说明了一下,屋内渐渐陷入了一片寂静。“大耗子带着一窝徒子徒孙而已,配点耗子药丢进去,不出三天就能灭了它。”林岳突然冒了一句。“你当这是你家偷油拖蛋的老鼠啊?”S不屑地撇了撇嘴道,“它吃不吃都成问题,再说万一污染了水源大家都跟着完蛋?”“纯中药制剂,人畜无害啊。”林岳拧着付苦瓜脸小声嘀咕道。“S你别老说林岳了,他的方法或许可行呢?”晖儿见状劝住S的话头,转而对我道,“亦凡,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了吧?”“想法不是太成熟,但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刚才‘拾水’感应到被封闭的地方已经开始松动开裂了。”对于这种司空见惯但又生命力顽强之极的动物还真的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该死的耗子,打洞的本事比专业挖掘队还强!”林岳似乎将刚才承受的怨气都转嫁到了老鼠们的身上。我低头整理了一下思路,从书房拿出一张白纸铺在茶几上,简单地画了一个制冰厂的地形草图,凭着记忆标明了几个窨井盖的位置,又用红笔框出了一个方形:“这是整个封锁区域的地面简图,从窨井盖的布局和位置大致可以分析出地下的区域。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第三天傍晚,S如约来到我家,从电脑上向我们展示了制冰厂地下下水道的封锁区域图,并用3D模型显示了整个区域的内部格局。在讨论了一阵之后,打印机中传出了三张标明路线的平面图。S拿出一叠覆膜纸,将平面图夹在当中,让晖儿用熨斗尽数熨平。简易防水地图?看来这丫头还有点做童子军的潜质。三套连体工作服整齐地摆放在桌子上,这也是S从朋友的工程队借来的。正在我们试穿的功夫,门铃急促响起,晖儿起身应门,不一会,林岳像逃难似地大包小包的冲了进来。先是从硕大的手提袋中拿出一套俄罗斯野外步话机和电台,又丢来四套便携式支架耳麦,更夸张的是他居然掏出了两顶带着头灯的野战头盔、三把战术匕首和一个红外望远镜。看见我们吃惊的表情那家伙咧嘴笑了笑,变戏法似的从背包里又掏出了两把折叠式连发弩枪。三人彻底绝倒,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军火贩子,如果他再掏出几把重型武器我也不会奇怪了。“夸张~~”S瞪大了丹凤眼,一脸的诧异,“你昨天坐飞机去俄罗斯采购去了?”“进口大片看多了吧你?有那么多钱采购我就买上几个重武器,直接去老美的中央银行干一票大的了。”林岳一脸坏笑,回手锤了锤腰部,“都是从我老乡那里租来的,他们就喜欢倒腾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货源,总之我觉得有用的就全搬来了。老凡,一会跟你结租金,大家AA制,损坏丢失的自己负责全价赔偿。”吃惊之余倒也觉得一切齐备,这些东西确实可以让我们在胜算上更进一步。于是在那小子的催讨声中我和S付清了自己的部分。熟悉了一番器械,调试好联络工具,我们又重新了解了下地形位置和计划。昨天夜里,我和林岳伪装成送纯水的工人,将他配制的五大桶药水按S计算好的位置全数倒进了下水道。晖儿则在今早通过网络成功地潜入了市自来水公司的中央机房,获取了制冰厂区域的地下水新型排放系统的控制权,在我们进入该区域的时候,她将启动排放系统,彻底抽干封闭区域附近的地下水,以减弱奚鼠的能力并保障我们行进的畅通。在分派好器械用具后,晖儿轻轻地抱了抱我,将我手腕的香囊重新系紧,无言中充满了关切和鼓励。看了看时间,我在晖儿的脸颊上吻了一下,返身叫上了不知何时又开始拌嘴的S和林岳,趁着夜色驾车向制冰厂驶去。“嫂子什么时候变黑客了?”林岳一路嘴不停地说道,“那机房的控制系统能按计划启动不?”“放你一百八十个心吧!”S白了他一眼,一边往弩箭上套着印纸一边道,“晖儿在大学主修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她在计算机上的造诣高着呢,别以为IT界都是你们男人的天下。”得,一句话把我一起打了进去,不过晖儿在计算机方面的天赋的确很高,早先曾有机会出国深造,但却为了结婚推去了,这也是我一直觉得亏欠她的。车子很快便到了城北的制冰厂,将车停在附近的胡同里,三人做贼似的溜到了制冰厂的南侧。循着平面图的引导,我和林岳用撬棒打开了一个窨井盖。S递过两把工兵十字镐,做了个手势便隐在墙角的阴影中监视着周围,我俩则戴上防护口罩迅速地钻入了窨井。“咯楞”一声轻响,头顶的井盖合上了。看来S还真是个适合把风的人,为了湮灭痕迹直接就把我们给关起来了。林岳拉了拉我,指着一个方向示意我前行,在顶灯的照明下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水道中行动了起来。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排金属爬架,攀到顶部则是一个两米左右直径的孔道。走过孔道,面前豁然是一个蓄满水的方形水室。我看了看地图,通过电台向晖儿发去了消息,五分钟后,伴随着一阵隆隆的震动,水室的水位迅速下降。等到水流全部散尽后,我和林岳迅速地攀上了其中一堵墙面的爬架。身后的孔道传来轧轧的机械声响,那是晖儿关闭了孔道封口。林岳摘下口罩笑了笑,却被污浊的空气呛得咳嗽起来:“咳……咳……嫂子够狠,关门都不说声保重的。”“现在别贫,我老婆没你那么唧唧歪歪。差不多了,找裂缝开始砸墙。”绝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晖儿的心情。这堵墙面上本已遍布裂纹,在内外水压的失衡下,再加上我们十字镐的突破,终于在半小时后彻底崩溃。栖身在爬架的顶部,我观察着汹涌的流水自身下飞溅而过,里面夹杂着大批黑色的团状物,那是纠葛在一起的老鼠尸体。从数量上来看封闭部分的鼠群应该没有多少了,我对林岳比划了一下,他似乎也在计算下面的鼠尸,一脸的凝重。水流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在灌满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后,墙面上的孔道中便不再有水流出。小心翼翼地进入孔道,我抽出背后的弩枪和林岳并肩走向另一端。按平面图的绘制,孔道是直接通向当初发现鼠群的那个水室,但此刻那头却并没有传来任何的响动。我在出口前示意林岳停下脚步,想用“听风”查探一下前面的情况,可水室中仿佛遍布着孔道,频繁流动的空气使我眼前出现的全是扭曲晃动的图像。依稀间能够看到为数不多的老鼠正聚在一处死命地刨着水泥墙面。我做了个安全的手势,继续前行,在孔道的出口处终于看到了那群老鼠。水室的地面上积着浅浅地污水,黑压压的一群老鼠正篡动着身体在墙边刨挖着。虽然数目比想象的要少,但这数百只丑陋的家伙却也让我俩不寒而慄。“S,六号口。”在和我交流之后,林岳轻声地联系了地面上守候的S。不一会,从水室顶部倒下了一些液体,慢慢地漂浮在水室地下的污水上。林岳看了看水面,从防水袋里拿出一支烟花,点燃后丢进了水室。“呼”,一阵烈焰冲天而起,整个水室顿时如炼狱般赤红,一股焦臭味伴着老鼠的惨叫声扑面而来,即便是隔着口罩也把我俩熏了个半死。“靠,你……咳……你弄得什么燃料?!这么猛!”林岳呛着声问道。“咳……咳……航空汽油,高热量的。”烈焰在我俩的谈话声中渐渐退去,伸头观看间地上已遍是烧焦了的鼠尸,看样子没有一个得以幸免。“下面的家伙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官方语调,难道刚才的烈焰被发现了?S被警察逮捕了?!“包围你个大头鬼!”林岳没好气地回道,“你没事就给我好好把风,别神神道道的,有种你下来尝尝烧烤老鼠肉。”“切,该死的小林子,死精死精的!”S的声音自耳机中传来,这丫头也太会挑时间恶作剧了,“我是提醒你们快点解决那只老鼠,刚才的火焰恐怕会惊动附近的居民,报警的话你俩就说不清了。”我和林岳对视一眼,不再答话,翻身爬下水室检视起来。水室里除了方才被烧死的老鼠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那只奚鼠难道已经逃走了?不可能,在这个混凝土结构的密闭环境下,水系的奚鼠是很难逃窜的,而且它还没有产下幼仔,更是不便行动。我看了下平面图,抬头望了望四壁的几个孔道,脱下一只手套将手浸入了地下的污水中。巨鼠,痛苦,鲜血,人骨……“哇”地一声,翻腾的画面使我呕吐了起来。“老凡,没事吧?!”林岳抢到身边一把扶住我。“没事,那家伙躲到这边的孔道里去了。”我喘息着抹去口角的污物,定了定神,指向一侧墙面的孔道。那是一面有着三个孔道的墙面,我俩沿着爬架攀到第二个孔道口,借着灯光探头张望了一下,里面空无一物,远处的另一头黑漆漆地已被封闭,奚鼠是被封在了另外一个水室了?“老凡,别愣着,进来啊!”林岳已走入孔道,见我独自发愣便转身叫道,“去那边的出口看看,那只大耗子可能在隔壁。”“看你个大头鬼!”我模仿刚才林岳的口气笑骂道,“你凿开那个封口,万一有水冲过来,咱俩都要完蛋。”“封口?这里明明是……”林岳的话语突然顿住了。那孔道中……我脑中忽地一闪,也就在同时林岳的身后亮起了两盏碗大的光茫。十、胎杀“趴下!”我猛地冲着林岳大吼一声,抬手自背后拔出了弩枪。“嗤嗤嗤”一阵破空轻响,弩箭贴着卧倒的林岳头顶飞过,尽数射向他身后。“叮叮”匆忙间没有瞄准,几支弩箭射在了石壁上,余下的发出几声扑扑的响动,有如击中败革一般。两盏碗大光芒猛然暴盛,伴着一声猛兽的吼声,孔道中顿时被一种诡异的蓝光笼罩。在吼声中硕大的鼠形生物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肥大的身体几乎撑满了整个孔道。惊异间,一条灰黑色的蛇形物夹着风声向我们身处的位置袭来,“啪”,一片碎石扬起。林岳就地闪开,身子滚出孔道,一只手牢牢拉住孔道口的爬架,整个身体吊在了石壁上。我闪身用单手勾住爬架,双脚踩稳立足点,手中的弩枪死死瞄住孔道的出口。此时悬挂在石壁上的林岳也已站稳,手中的弩枪自下而上地瞄准孔道的出口。只要那只奚鼠一冒头,裹着浩土印纸的弩箭就会全数招呼向它。“呜~~”一阵空气的流动声自水室的孔道间传来,在密闭的室内形成了一阵奇异的回响,我眼前一阵黑影乱窜,头顶孔道中的奚鼠瞬间失去了感应。该死,这家伙竟借助空气流动的干扰使自己隐形了!“那家伙会隐形。”我小声地自耳麦向林岳说道,同时集中精神搜索起奚鼠的踪迹来。“刚才我看到它的样子了。”林岳喘息道,在那一瞬间躲开奚鼠尾巴的攻击的确是惊险无比,“这里的空气流动影响了你的‘听风’能力,这下我们要抓瞎了。”“应该有办法的,如果能在这个水室里造成内部空气流动……”话音未落,突然脚下一紧,奚鼠的尾部不知何时卷住了我的双脚。随着一股大力传来,身形一晃,左手已失去勾住爬架的力量,奚鼠则面目狰狞地出现在水室底部,长着满口利齿的大嘴在等待着我掉落下去。“嗤嗤……噗……”脚上猛然剧痛,下拉的力量却倏然失去,我左手条件反射地死死扒住爬架,下落的身体终于停在了半空。身下,伴着奚鼠的惨叫,一条数米长的尾部断裂着掉入了水中。“喳……啊!”我忍痛拔下小腿上的弩箭,恨恨地装进弩枪,这该死的林岳,准头都不知道瞄到哪里去了。“别那么苦大仇深的看着我,救命也要靠你的血。”林岳满不在乎地笑道,原来这小子是故意射中我,用血激发浩土印来破坏奚鼠的尾巴。“谢谢!”自牙缝里迸出两个字,看了看痛苦咆哮的奚鼠,这家伙暂时不会有什么威胁了。我稳住身子,撕下内里的衬衣绑扎了一下伤口。“靠,这老耗子哪里来的帮手?!”林岳恼怒地吼叫着,只见地下平白多出了十来只猫一般大小长着黑色翅膀的红色老鼠,闪动着血红的眼眸正恶狠狠地盯着我俩。“黑翅血鼠?!林岳快上孔道!”脑中闪过一片文字,我心中不由一阵发寒,大叫着招呼林岳爬进孔道。“那群耗子是什么东西?”爬进孔道,林岳疑惑地问道。“奚鼠的附属品,不太出现的。书稿上就给了个编注,金性,嗜血如蝠,无坚不摧,见之速退。”我一边回答一边飞快地自袋中翻出一叠印纸,“今天撞大运了,退无可退,现在只有拼一拼了。”“该不是你的血引发的吧?”林岳一付头皮发麻的表情,“一群吸血老鼠……”“退后!把喷枪给我!”翅膀的飞扑声自下方传来,我迅速将一叠飞火印纸扎在匕首上,单手高举在面前,接过林岳递来的简易喷枪屏气等待着。“扑扑扑!”一片闪着点点红光的“血云”自孔道口鱼贯而入,在我俩的快速后退间紧逼而上。眼见那十数只黑翅血鼠尽数聚集,我举起手中的匕首,揿下了喷枪机簧。“呼”,一条急速的火舌燎向飞火印纸,瞬间化作一蓬赤红的火云呼啸着吞没了面前的黑翅血鼠。耀眼的火云在一番吱喳声中散去,满地焦灰随着空气的流动飞扬起来,那群嗜血的恶魔竟已全部葬身在方才的飞火之中。“也!老凡你真有两把刷子!”林岳自我身后欢呼着蹦了出来,重重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脚下的剧痛传来,我身子一歪跌坐在了地上,右手的胀痛感缓缓传向大脑。丢掉匕首,摘下手套,右手上已满是燎泡,肿胀的像是一只烤熟了的猪蹄。林岳见状急忙自背包中拿出一瓶药水,仔细浇在我的手上,一阵清凉的感觉使伤痛减轻了不少。接着他又拿出一卷纱布,将我的右手包好,并把小腿上的包扎重新上药更换,用的还是那瓶不知什么东西的药水。“你小子药水绷带不离身。”看着他包扎伤口,我呲牙道,“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医生啊?”“切,你还能开的了玩笑,那就证明伤势不重。”林岳恶作剧地在我腿上一拍,顿时弄得我满脸扭曲,“活着出去的话,你的腿伤我包了。”“废话,你弄伤的!你要不包治好我跟你没完!”我凶狠地说道,“你当我是那只耗子啊,断了尾巴也没事……”奚鼠?!我撑着站起身形,两人只顾庆幸差点忽略了还在水室里的那只奚鼠!林岳立即扶着我冲到孔道口。伏卧在水室底部的奚鼠察觉到了孔道的变化,此刻正昂着头向我们呲牙低吼,但身形却似笨拙了许多。我忽然发现它的腹部比之前鼓胀了一倍,恍惚间粗厚的皮毛下竟似有些东西在蠕动着。“食人以精血养胎……”糟了!我的血能激发天罡七印,难道也能激发奚鼠的灵胎?!转脸向林岳交换了一下眼色,我俩同时拔出弩枪瞄准奚鼠连发起来。疾飞的弩箭大半被奚鼠的断尾打落在地下,零星的几支射中了它厚实的背部燃起点点赤红的火焰。奚鼠低吼一声,恼怒地摆动了几下臃肿的身躯,水室的地面陡然震动起来,漂浮着鼠尸的水面竟渐渐上涨了!“水!”林岳惊呼道,水室下部的排水孔道陆续有水流涌进,晖儿不是切断了所有可以供水的孔道吗?!“亦凡,亦凡。”耳机中传来晖儿急切的呼叫声。“我在。”“你们那个区域的地下水动向异常,监控系统显示有大量的地下水暗流涌向六号水室!”“是那只奚鼠想借着地下水逃避我们的攻击!”我一边切齿说着,一边继续向奚鼠射击,但逐渐上涨的水位使得原本笨拙的奚鼠开始灵活起来,水面也开始消减了弩箭的攻击。“我打开排水系统,把水抽走。”耳机中传来微弱的键盘敲击声,晖儿开始操作电脑了。“等等!”我吼道,“封死所有出路,不能让它借机逃走!”“那你们俩……”“我俩一定会消灭这只大耗子的,你放心。”我中断了通话,拉了下林岳,两人又攀回了金属爬架,接近下层继续攻击。奚鼠在水中得意地游动着,水面已渐渐漫过了它的身体,突然一股水箭射在我身边的石壁上,飞溅的水花散去,壁上竟多了一个碗大的凹坑,这家伙用水做武器开始向我们反击了!险险躲过数次攻击,我俩狼狈地逃回了原先的孔道中,但奚鼠随着上升的水势继续攻击着,孔道的出口处被打得碎石乱飞,无奈中只能择路逃向另外一个出口。“轰”地一声,在我们爬进另一个水室的同时,孔道的另一端在水箭的攻击下全然倒塌,一整烟尘弥漫呛得两人咳嗽不已。由于下部孔道连通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色色日本影院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呢?“陛下!建宁王李倓的悲剧无论如何不能再重演啊!”“建宁王的事情朕十分清楚!”李适的神色越来越缓和,不过他思考片刻后,仍然不死心,于是开口问李泌:“爱卿能不能告诉朕,贞观和开元年间都曾经废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呢?”显然,李适进一步变换策略,开始以实例质问李泌。“陛下!这正是我要详细说的。”“哦?愿闻其详!”“从前承乾太子谋反,太宗皇帝都没有擅自废掉他,而是召集百官商议如何处置,最终也没有杀掉他,而是同时将他和魏王李泰废掉,以绝后患。至于开元年间的太子李瑛,天下人都知道是冤死的,后来就连玄宗皇帝也追悔莫及,这些都是后代应该引以为戒的,陛下千万不要效仿。”李泌说完后,他观察了下李适的反应,见李适神色平静后,他接着说道:“陛下从前让太子在大明宫中的蓬莱池与我相见,我观察太子的容貌绝不是残忍奸邪的人,恐怕还过于柔弱仁慈,而且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殿,就在陛下寝殿的旁边,从未与外界接触,怎么会有异心呢?如果陛下怀疑太子,请召集众臣一起对东宫的侍臣进行审问,如果太子有异心必定会发现证据,到时陛下可以废掉太子,但同时恳请陛下也废掉舒王,立皇太孙为储君,那么百代之后的皇帝依然是陛下的子孙。”李泌说完后,跪在地上将头叩在地上不再抬起。李适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此刻殿内的气氛颇为凝重,但无论是李适还是李泌都知道,今天君臣二人的对话将决定太子李诵的前程。“爱卿先下去吧,朕会慎重考虑的!”李泌走了,李适陷入了深深地思考之中。李泌的一番话语,让李适从郜国大公主事件中似乎恢复了些理智。他也明白天下没有不信任儿子而信任侄子的道理,只是他的猜忌之心让他瞬间蒙蔽了心智,使他差一点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如果没有李泌,准确地说如果不是因为李适内心矛盾而召见李泌,李诵的前程可能就此断送。只是最终在面对国家未来兴衰的问题上,李适克服了自身致命的弱点,让他没有做出轻率的举动。或许这就是处于父爱的一种本能!一天后,李适单独召见李泌,他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李泌。“如果不是爱卿及时进言,朕几乎犯了大错,太子仁孝绝不会有什么异心,从今以后无论任何事朕都会和你商量。”……贞元三年(787年)八月,李适下令将郜国大长公主的情夫李万杖杀,并将萧升与郜国大长公主的五个儿子全部流放岭南,两年后风流的郜国大长公主在幽禁中死去,萧妃也随即被杀,因为李泌的据理力争,李诵保住了太子之位。不过,李诵虽然保住了太子之位,但其内深处与父皇李适产生了深深的隔阂,这次的经历,让他明白了韬光养晦的意义所在,于是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到李适去世为止,关于李诵的活动,史书记载的很少。但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李适去世后,本来应该顺利即位的太子李诵,其身份是否应该顺利继承皇位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其中阻力最大的来自于宦官。据《新唐书?顺宗本纪》记载,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傍晚,李适在会宁殿弥留之际,诸王全都侍奉在病榻前,唯独太子李诵没有前来,这也是李适临死前最为伤心的一件事。很多人认为当时李诵身染中风可能行动不便,但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李诵还能抱病出九仙门召集众大臣议事,可见在父皇傍晚病危时,李诵完全可以去做生死诀别,但直到李适去世,也没见到李诵的面。在我看来,李诵身体的病不是大问题,心理上与父皇的隔阂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李适去世的当天,宦官们紧急召见翰林学士郑絪和卫次公等人到宫内的金銮殿起草遗诏。我们知道遗诏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谁来继承皇位,在朝官们的眼中,太子李诵当然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就在那一天的起草遗诏过程中,宦官们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也再次体现了李诵的地位并不稳固的现状。暗流涌动“内宫之中正在商议立为皇帝,这件事情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当郑絪和卫次公准备在遗诏上写下李诵继承皇位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忽然想起,郑絪和卫次公顺势望去,说话的人是个宦官。宦官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朝官全都为之震惊,因为在这些饱受圣贤礼法教育的朝官们看来,已经做了26年储君的太子李诵,理所当然地应该继承皇位。可是,现在宦官的地位已经不同于从前,所以当宦官说完后,虽然朝官们内心十分不悦,但没有人站出来反驳,而且很多人在揣测宦官所说话语的用意,是否宦官和舒王已经勾结在一起?还是因为太子李诵病重,先皇去世前改变了初衷?对于这些未知的问题,让朝官们采取了隐忍的态度,可是就在朝官们寂然无声时,卫次公突然高声说道:“太子虽然有病,却是先皇的长子,身居储君之位已经20多年,朝廷内外早已归心,如不继承大统,有违礼法,就算是万不得已时,也应该立太子的长子广陵王(宪宗李纯),如若不然,天下必定大乱。”卫次公看出了苗头不对,立即将话挑明,同时也在告诉宦官即使不是李诵即位,也应该是李诵的儿子即位,绝不能出现其他人。“对!太子确实应该继承大统!”“是啊!太子才是不二的人选啊!”朝官们见卫次公带头讲话,便纷纷附和,宦官见朝官们意见统一,于是不再坚持,李诵继位终于成为定局。在皇位继承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无论是谁那个时候都不能随便发表意见,因为这牵涉到各方的利益以及诸多人的前途。我坚信宦官当时说继承人还没有最终确定,绝对不是信口开河,事实上关于李诵的即位问题,是一桩历史谜案,倒不是纠结李诵究竟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问题,而是宦官当时说继承人未定,一定是有幕后推手,也就是究竟是什么人在商量想剥夺李诵的皇位继承权?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分析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看看哪种势力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第一种势力:宦官。李适去世时掌握神策军左右中尉的是宦官杨志廉和孙义荣,孙、杨二人属于“固宠骄恃”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掌握禁军,完全依靠两个人对李适的不断献媚,并没有什么政治才能,真正有些政治才能,并且掌控诸多宦官的是俱文珍。俱文珍忠于李适这毋庸置疑,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野心,显然以俱文珍的脑子完全能够意识到,太子李诵接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并没有拥戴之功。而且李诵即位后,先皇宠信的宦官还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前程,所以从宦官的角度来讲属于前途迷茫型,这股政治势力对李诵的即位,应该是抵制的态度。第二种势力:后宫李适的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李诵的生母早在贞元二年(786年)即去世,当时主掌后宫的是韦贤妃,据《新唐书?德宗贤妃韦氏传》记载:“帝宠重之,后宫莫不师其行。”可见韦贤妃在后宫中属于说一不二的人物,从她的封号来看,韦氏应该是比较贤明的,但这只是皇后王氏去世后,她成为后宫唯一主宰后的表现。事实上在王皇后活着的时候,韦贤妃不断和王皇后争宠,如果不是因为她无子,皇后的位置还不知道会落到谁的头上。现在太子李诵即将即位,这对于韦妃而言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而且从其结局来看,在李诵即位后,韦贤妃请求到李适的陵园侍奉其神灵,这在唐朝的后妃中是独一无二的。白居易在他的诗作《新乐府?陵园妾》中写道:出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身不令出。只要进入陵园,实际上等于被幽禁。显然韦贤妃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李诵即位,自己绝不会有好下场,所以她这一派由于自身实力有限,相比于宦官而言,属于坚决抵制型。第三种实力:诸王太子在继承皇位的道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便是诸多王子,当时诸王中最具有竞争力的当属舒王李谊,这位在泾原兵变中为李适在前开道的王子,是颇具才能的。而且李适曾经还动过想立李谊继承大统的念头,这对于李诵而言无疑是摆在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但从李泌力保李诵的态度来看,李谊虽然才能俱佳,但因为身份的原因,在朝臣中并没有根基。不过在朝臣中没有根基,并不等于没有竞争力。因为当时左右政局的并不仅仅是朝臣,如果舒王李谊即位,对于韦贤妃而言最为有利。而李谊想要即位,又必须借助掌握禁军的宦官一派,在我看来,和后宫、宦官两种政治势力相比,李谊不仅是抵制型,更是主动竞争型。可以说当时除了朝臣一派是李诵的坚决支持者,宦官、后宫、舒王李谊对李诵即位都有抵触心理。如果说这三个派别当时可能想采取联合,也并非危言耸听。这三种势力一旦成功结盟,无疑将会为李诵即位制造出大麻烦。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宦官、韦贤妃和李谊已经看到了李诵即位会影响本派的政治利益,那他们应该立即联合才对,为什么在起草遗诏时,卫次公的高声辩解,居然会让李诵成功即位,难道真的只因为李诵是合法的储君吗?如果是那样人类历史上就不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血腥争夺皇位事件,例如玄武门之变。仔细阅读史书,我们可以从史料上找到些蛛丝马迹,那就是上述三个派别在对待李诵即位的问题上,确实有过联合之意,但从结果上来看,并没有付诸阻止李诵即位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结局来看,前边我们说过韦贤妃在李诵即位后进入陵园被幽禁。而事实上舒王李谊的结局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宪宗李纯即位后,也就是李诵做皇帝仅仅十个月后李谊忽然死去。史料没有记载其具体的死因,但李纯对于这个有政治野心的叔叔该如何对待,颇为耐人寻味。所以,透过他们的结局来看,李诵很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三个派别当时有联合之意,所以即位后展开报复行动。虽然他很快病逝,儿子李纯继续完成老爹未完成的遗志,不过宦官派别是个例外,因为在李纯的即位过程中,俱文珍宦官具有拥立之功,这一点我们会在后边详细说到。在我看来,李诵的即位虽然合乎礼法,但当时特殊的朝廷局势,使得李诵的即位之路事实上并不平坦,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未知的变数,表面看一片坦途,实则是暗流涌动,甚至是充满杀机。最后一个问题,之所以三个派别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制止李诵即位,或许是因为李适去世的过于突然,以至于三个派别没有来得及制订出可行的计划,而当时朝廷又必须有新君即位;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胜的把握,乃至于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样宦官在起草遗诏时的那声高喊,至少透露出了他们底气并不足。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四日,由卫次公等人起草的遗诏正式在大明宫宣政殿向百官宣布。正月二十六日,在长安的太极殿举行了隆重的皇帝登基典礼,李诵在百官的礼赞和盛大的仪仗中,正式登上皇位。对于李诵而言,虽然此时他已经因为中风口不能言,但他心中实在是百感交集,26年的储君生涯弹指一挥间,此刻终于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李诵当时在宝座上用力向所有朝臣点点头,眼睛早已经湿润。李诵成功即位,让所有朝臣为之欢呼雀跃。在李诵短暂的十个月皇帝日子里,这位已经病重的皇帝并不是瞩目的焦点,真正在李诵即位后,走向前台的是李诵即位前的东宫太子集团的诸多人。之所以会提到这个集团,是因为这个集团在走向前台后,俨然成朝廷的主流派,并揭开了革新政治的序幕,史称“永贞革新”。在短短三个月内,这个集团在李诵的支持下,对贞元时期的各种弊政进行了改革,虽然永贞革新短暂且很快夭亡,但它却在那个特殊的形势下,左右了大唐帝国的政局。纵观当时东宫集团的所有人,李诵虽然是最高的领导人,但真正让这个集团做大做强,并成为永贞革新真正具体实施者的,当属“颇读书,班班言治道”的王叔文。永贞革新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于下围棋,但这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只想成为一个围棋大师,而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理想。最初李适任命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到东宫陪太子李诵下棋,当时李诵对王叔文这个侍臣并不重视。但王叔文想在政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他利用陪李诵的机会,经常对李诵谈论民间的疾苦,使身居在深宫的李诵逐渐了解了许多平民百姓的情况。久而久之李诵对这个棋友有些刮目相看,于是逐渐让王叔文参与谋划东宫的具体事务,并让他的书法老师王伾协助王叔文。对于李诵提供的这个良好平台,王叔文可谓是尽心尽力。那个时候在王叔文看来,太子李诵是未来的皇帝,如果自己能够把握机会,未来在李诵登上皇位后,自己有可能会成为辅弼之臣,所以从现在开始他必须要组建一个团队,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团队。有了这样一个目标,王叔文开始了四处物色合适的人选。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组建团队之梦居然瞬间实现,在这其中一个叫韦执谊的人起了关键作用。韦执谊,京兆长安人,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自小聪明活泼,才华出众,十七岁进士及第,而后参加制科测试名列前茅,授为左拾遗官职。左拾遗虽然官职不高,但因为经常与皇帝见面,所以是官员最好的晋身之阶。韦执谊在二十岁那年便因为在左拾遗的官职上干得出色,被李适授为翰林学士。在一次宴会上,太子李诵向父皇李适进献了一幅佛像。李适当即让韦执谊为之画像写赞诗,然后又让太子李诵赐给韦执谊绢帛以作酬劳。宴会结束后韦执谊前往东宫向太子李诵致谢,就在这次致谢的过程中,李诵将王叔文引荐给了韦执谊。韦执谊的东宫之行,成为王叔文与他结交的开始。王叔文对这个十分具有才气的翰林学士十分敬重,两个人一来二去结成挚友。在此后的日子里,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了诸多名士,让王叔文的团队迅速壮大。在韦执谊为王叔文引荐的诸多名士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任太常博士和侍御史。柳宗元年少时史书评价他是:“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灿若贝珠。”二十多岁时,柳宗元登进士第,并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后来与韦执谊交好,被引荐成为东宫集团成员,随后柳宗元为王叔文引荐了自己的挚友刘禹锡。刘禹锡,字梦德,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祖父、父亲都做过州县官员,也是一个世代的官宦家庭。贞元九年(793年)二十岁时进士及第后,也应制举考试中的博学鸿辞科,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聘为掌书记。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调任中央进入宰相班子,刘禹锡也随之来到长安,被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由于他和柳宗元同是贞元九年的同科进士,又因为年龄相仿,所以在刘禹锡来到长安后,很快和柳宗元结成了挚友。柳宗元成为东宫集团后成员后,将刘禹锡也引荐给王叔文,一经对话王叔文就称赞这个年轻的后生具有宰相之器。此外,除了柳宗元和刘禹锡之外,当时王叔文和韦执谊还积极网罗天下名士,例如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人在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积极拉拢下,都成为东宫太子集团的成员。李诵成功即位后,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东宫太子集团开始走向前台。而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六日李诵下达贬黜李实的诏书,则揭开了东宫集团成员永贞革新的序幕。李实时任京兆尹,本是李唐皇族子孙,贞元十九年(803年)担任京兆尹后,为了得到皇帝李适的恩宠,李实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并横征暴敛,使关中地区百姓怨声载道。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发生大旱,而李实却向李适报告说庄稼生长一切良好。依据他的汇报,李适下令照常收取关中百姓租税,搞得百姓们只得拆卖房屋凑足税金上交。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当时李适已经下令免去关中百姓拖欠官府的三十万贯租税。但李实为了追求政绩,下令照常收租,如果不能及时上交则要实行笞仗刑罚,就连京兆府下属的官吏未能交租

                      三个男人用一个女人,她们受得了。他们又笑起来,问这里有多少女人的那个盲人下达命令说,你们吃完饭就去找我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吃饭,想让你们的男人们吃你们奶的话。这些话他们在每个宿舍都说,但现在说起来仍然像发明了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开心。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跺脚,用粗粗的棍子在地上敲打着,其中一个突然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闹月经,我们可不想要,留着下次再去,没有一个闹月经的,医生的妻子从容地说;那好,你们准备准备吧,不要耽搁时间,我们等着呢。说完,三个人转身走了。宿舍里一片寂静。过了一分钟,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再也不能吃了,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我咽不下去;我也一样,吃不下去,失眠的女人说;我也吃不下去,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女人说;我已经吃完了,酒店女佣说;我也吃完了,诊所女接待员说;我要吐在头一个靠近我的人的脸上,戴墨镜的姑娘说。所有女人都站起来,虽然浑身颤抖,但没有一个动摇。这时,医生的妻子说,我在前面走。第一个失明者拉起毯子,捂住脑袋,仿佛这对他这个失明的人还有什么用处似的。医生把妻子拉到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飞快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他还能做什么呢,至于其他男人,他们对任何一个即将离去的女人都没有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去那样做,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们说,心甘情愿忍受的耻辱是双重的耻辱。戴墨镜的姑娘站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之后依次是酒店女佣,诊所女接待员,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最后是失眠的女人,这些女人排成一支怪诞可笑的队伍,臭气熏天,衣衫褴褛,面目肮脏,看到她们,禽兽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也不可能模糊诸感官中最灵敏的嗅觉,甚至有神学家说,当然不是原话,要在地狱勉强活下去,需克服的最大困难是那里的气味。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这些女人各自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开始慢慢地往前走。她们都赤着脚,因为不想在即将经受的折磨和痛苦中丢掉鞋子。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朝门口走去,大概是想知道世界还在不在。酒店女佣感到一阵冷风吹来,大吃一惊,我们不能出去,外边有士兵;失眠的女人说,那样更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所有人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诊所女接待员问道;我们,不,这里所有的女人,至少我们将拥有失明的最佳理由,自从被送到这里来以后,她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医生的妻子说,走吧,只有必定要死的人才会死,死神选中谁并不事先通知。她们穿过通往左侧的那扇门,钻进一个个长长的走廊,之前两个宿舍的女人们如果愿意会告诉她们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但那些女人都像挨了打的牲畜一样蜷缩在床上,男人们不敢碰她们一下,甚至不敢走近,否则她们立刻会大喊大叫起来。到了最后一道走廊,医生的妻子看见最里边像往常一样有个盲人站岗,他大概听到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报告说,她们已经来了,她们已经来了。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有四个盲人赶紧把堵住门口的床挪开,快,姑娘们,进来,进来吧,我们都像公马一样等急了,把你们那玩意儿装得满满的,其中一个人说。盲人们把她们团团围住,伸出手想摸她们,但立即又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原来是他们的首领,就是有手枪的那个盲人,他大喊了一声,我先挑,这你们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在焦急地寻找女人们,有几个偷偷伸出贪婪的手,如果摸到了其中一个,就知道朝什么地方看了。女人们站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像列队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盲人首领拿着手枪走过来,动作轻快敏捷,仿佛他那两只眼睛能看见。他把闲着的那只手放在第一个,即失眠的女人身上,摸摸前面,摸摸后面,摸摸臀部,摸摸乳房,摸摸两腿中间。失眠的女人大声喊叫起来,首领把她推开,婊子,你不行。接着摸下一个,就是不知是何人的瞎眼女人,现在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裤子口袋里,用双手摸,嘿,这女人还算不错;他马上又摸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然后是诊所女接待员,然后是酒店女佣,这一次大声欢呼起来,小伙子们,这些娘儿们都挺好啊。几个盲人一边大声号叫,一边跺脚,快干吧,我们等不及了;安静,有手枪的人说,让我先把其他的女人看一遍;摸到戴墨镜的姑娘时他吹了声口哨,哎呀,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这么好的牲畜我们这里还没有见过呢。这时他已兴奋不已,摸到医生的妻子时又吹了声口哨,这个是个成熟的女人,不过看样子也很有滋味。他把最后这两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几乎是滴着口水说,这两个我留下,用完以后交给你们。说完他把她们拉到宿舍最里边,那里简直像足够供应一团人的食物贮藏室,堆放着无数食物。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成一片,住口,你们这帮婊子,全都一样,非号叫一通不可;使劲,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你们等着瞧吧,轮到我的时候她们就要求饶了;你快干呀,我一分钟也忍不住了。失眠的女人被一个胖子压在身下,拼命地号着,其他四个女人被男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互相推搡着,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医生的妻子被拽到床边,她站在那里,用痉挛的双手紧紧拉着铁床的床头,看着有手枪的盲人揪起戴墨镜的姑娘的裙子撕开,手握着阴茎对准姑娘的阴户,用力往里扎,她听见几声吼叫,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戴墨镜的姑娘一声不吭,只是把头往一边歪着,眼睛盯着另一个女人的方向,张开嘴就吐了,有手枪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呕吐出的污秽气味只有与空气里其他东西的气味不同时人们才能发现,最后,那家伙抖作一团,像头猪似的喘着粗气猛地用了三次力,仿佛在打进三根桩子一样。现在他干完了。戴墨镜的姑娘静静地哭着,有手枪的盲人抽出还滴着液体的阴茎,伸出胳膊去拉医生的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要忌妒,我马上就照顾你,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喂,小伙子们,可以来取这个了,不过你们要好好对待她,说不定我还要她呢。半打盲人从两排床中间的夹道连滚带爬地涌过来,抓住戴墨镜的姑娘,几乎是把她拖走的,我先要,我是头一个,他们一齐喊着。有手枪的盲人坐在床上,软绵绵的阴茎搭在床垫边,裤子堆在脚踝。你给我跪下,跪在我两腿中间,他说。医生的妻子跪下了。给我嘬,他说;不,她说;要么你给我嘬,要么我揍你,你还带不走食物,他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东西咬下来吗,她问;你可以试一试,我两只手都在你的脖子上,没等你给我咬出血来我就把你掐死了,他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我认出你的脸来了;你是瞎子,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是看不见;那为什么你说认出我的脸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只能有这样的脸;给我嘬,少废话;不;你要么给我嘬,要么你的宿舍连一个面包渣都得不到,你去告诉他们,他们吃不到东西是因为你拒绝给我嘬,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那里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弯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的指尖捏住男人黏糊糊的阴茎,抬高一点,左手去扶地面时却碰到了他的裤子,感到了手枪那坚硬冰冷的金属;我可以杀了他,她想;不,裤子堆在了脚踝,不可能抽出口袋里的手枪,现在杀不死他,她想。她头往前一伸,张开嘴,闭上眼,免得看见,开始嘬起来。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一些盲人躺在食堂的长桌上。一个污水池上面的水龙头没有关好,流下一股细线一样的水流。医生的妻子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桶或者其他容器,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盲人好像发现有人,感到奇怪,问了一声,谁在那里。她没有回答,知道不会受到善待,谁也不会说,你想找水吗,如果是为了给一个死去的女人洗澡,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地上胡乱放着些塑料袋,是用来盛食物的,有的还挺大。她想,大概都是破的,后来又想,两三个一起用,一个个套起来,水就流不走多少了。她立即开始行动。盲人们从桌上下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在那里,听到流水声他们更加惊慌,朝那个方向走去。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一张桌子改变方向,又推了推,使他们无法靠近,然后回去继续用塑料袋接水,水流得太慢,她急得用力拧水龙头的开关,水像是挣脱了压力,猛地喷出来,把她淋成了落汤鸡。盲人们吓得赶紧后退,以为水管破裂,直到流出的水淹没了他们的脚,他们更觉得刚才想得对,他们不会想到有陌生人进来放水,而那女人也明白,水太多太重,会拿不动。她在袋口打了个结,背起袋子,竭尽全力往外跑。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带着食物走进宿舍,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七个女人都赤条条的,失眠的女人躺在床上,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过,另一个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为女伴们洗澡,最后又给自己洗。12第四天,歹徒们又出现了。他们是来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去服淫役的,但在第一个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问这里的女人们经过那一夜放荡的侵犯以后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先生们,那一夜过得不错呀,其中一个人舔着嘴唇大声说;另一个也说,这七个女人顶十四个,当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不顶用,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几乎察觉不出来,你们这帮家伙要是真正的男人算是运气不错;最好他们没有足够的男子汉气魄,那样女人们就更愿意去了。宿舍最里边的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已经不够七个人了;有人逃走了吗,那伙人当中一个笑着问;没有逃走,死了;活见鬼,这样的话下次你们必须多干活了;损失不大,她不大顶用,医生的妻子说。来传达命令的盲人们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觉得刚才听到的话有点放肆,其中一个甚至认为,原来这些女人都是骚货,太不尊重死去的女人,竟然用这种语言说她,只因为她乳房太小,臀部不够丰满。医生的妻子看了看他们,见他们站在门口,一个个像玩具人似的摇晃着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她才好。她认出了他们,她被这三个人蹂躏过。最后,他们当中一个人用棍子敲敲地面说,我们走吧。一边敲击一边嚷嚷,闪开,闪开,我们来了。他们渐渐走远了,一阵寂静之后,传来模模糊糊的嘈杂声,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正在接受晚饭后前去报到的命令。又响起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闪开,闪开,三个盲人的身影经过,又消失了。医生的妻子刚刚在给斜眼小男孩讲故事,这时她抬起胳膊,把剪刀从钉子上拿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响动。她对小男孩说,以后我接着给你讲这个冒险故事。宿舍里没有任何人问她为什么以那么轻蔑的口气提到失眠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她脱下鞋子,走到丈夫身边说,我不会耽搁,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走到门口,在那里停下来等着。十分钟后,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出来了,一共十五个。有人在啼哭。她们没有排成一队,而是分成几伙,用绳子相互连接在一起,看样子是把毯子撕开做成的绳子。她们刚刚走过,医生的妻子便跟了上去。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她们,遭受凌辱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实

                      了败仗,退回厦门。而这时,清军已占领福建大部分地方,他们用严密封锁的办法,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后撤四十里,以断绝对郑成功的粮草供应,想困死郑成功。郑成功无论在哪里招兵筹饷,都遇到了困难,于是决定向台湾发展。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末年,欧洲荷兰人趁明王朝腐败无能,霸占了台湾,并修建城堡,向台湾人民勒索苛捐杂税。台湾人民不断反抗,遭到了荷兰侵略军的残酷镇压。郑成功少年时曾随父亲到过台湾,亲眼看到台湾人民遭受的苦难,早就想收复台湾。这下,他决心赶走荷兰侵略军,命令将士修造船只,筹集粮草,准备渡海出战。恰在这时,有一个在荷兰军队里当过翻译的何廷斌,来到厦门求见郑成功,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送给郑成功一张台湾地图,把荷兰侵略军的军事布置等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郑成功。郑成功有了这个可靠的情报,进攻台湾的信心更足了。1661年三月,郑成功叫儿子郑经带领一部分军队留守厦门,自己亲率二万五千名将士,分乘几百艘战船,浩浩荡荡从金门出发,越过台湾海峡,叫何廷斌给船队领航,利用海水涨潮的时机,驶进了鹿耳门,登上了台湾岛。郑家兵从天而降,打了荷兰人一个措手不及。躲在城堡里的荷军头目派了一百多个兵士向郑军冲来,郑成功一声号令,率兵士把敌军紧紧围住,杀了一个敌将,其余敌兵顿时吓得四处逃散。荷军又调动一艘最大的军舰“赫托克”号领着三艘战舰,气势汹汹地开了过来,想阻止郑军船只继续登陆,郑成功沉着镇定,指挥他的六十艘战舰把“赫托克”号团团围住,一齐开炮,把“赫托克”号击沉,另外三艘荷兰船见此吓得调头就逃。荷军遭到惨败,龟缩在台湾城(今台湾东平地区)和赤嵌城(今台南地区)两座城堡里不敢出来应战。他们一面偷偷派人到巴达维亚(今爪哇)去搬救兵,一面派使者到郑军大营求和,并许诺说:“只要你们肯退出台湾,我们宁愿献上十万两白银表示慰劳。”郑成功一扬眉毛,威严地说:“台湾本来是我国的领土,我们收回这个地方,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们如果赖着不走,我们就坚决地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郑成功喝退荷兰使者后,又下令派兵猛攻赤嵌城。赤嵌的敌军还想负隅顽抗,一时攻不下来,这时一个当地人给郑成功出主意说:“赤嵌城的水都是从城外高地流下来的,只要切断水源,敌人就会不攻自乱。”郑成功接受了这个主意,切断了水源,果然不出三天,赤嵌的荷兰人便乖乖地投降了。盘踞在台湾城的荷军企图继续顽抗,等待救兵,准备做最后的挣扎。郑成功采取了长期围困的办法逼他们投降,在围困了八个月之后,郑成功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荷军走投无路,只好扯起白旗。1662年,荷军头目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台湾。至此,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我国台湾长达三十八年(从1624年到1662年)的历史宣告结束。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改赤嵌城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辖天兴、万年二县,又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在经济上,郑成功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大力推行垦荒屯田,在很短时间里,使台湾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年仅三十九岁就病逝于台湾。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台湾各族人民在全岛建郑成功庙五六十座,其中延平郡王祠(又叫开山王庙)最为著名。公元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郑成功后代归顺清朝,次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五、李定国大西南抗清在隆武帝建立政权时,当时在绍兴还有一个鲁王朱以海建立的另一个南明政权,清军先后消灭了这两个政权后,便兵分三路向大西南进攻。当时驻守在两广的明朝官员瞿式耜等在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年号永历,历史上称他永历帝。1647年十一月,明将何腾蛟依靠大顺军余部的力量,在全州大败清军,瞿式耜率兵在桂林也打退了清军的进攻,南明军声势大振。但是,由于永历政权内部的不团结,导致贻误战机,湖广和广西又被清军占领。过了两年,何腾蛟兵败后在湘潭被俘,惨遭杀害,瞿式耜也在桂林被清兵攻陷后就义。随后,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南农民起义军又在西南继续抗清十多年。李定国是张献忠手下四名勇将之一,又是他的义子。张献忠的义子中最大的是孙可望,李定国是老二,张献忠牺牲以后,留下五六万起义军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南下贵州、云南。后来他们派人和永历帝取得了联系,一道联合抗清。永历帝封孙可望为秦王。但孙可望却不把抗清这件大事放在心上,他把永历帝牢牢控制在手里,在贵阳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李定国却一心准备抗清,他在云南花了一年时间训练了三万精兵,加紧制造武器盔甲,又找了一批能够驯服大象的人,组成了一支象队,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李定国出兵进攻清军,他的军队士气高涨,军纪严明,从云南、贵州一直打到湖南,连战连胜,收复了几座重镇。接着,又兵分三路进攻桂林。驻守桂林的清军主帅孔有德几次派兵迎战,但双方还没有交战,清军士兵就吓得四下逃散。孔有德不得不亲自带兵督阵到严关和明军对垒。李定国大军一到,前面是高大威武的象队,后面是雄气昂扬的士兵,大象阵的怒声吼叫,把清军战马吓得到处乱窜。忽然天又下起大雨,电闪雷鸣,象群趁势一冲,清军大败而逃,明军奋勇追击,杀得清军一败涂地。孔有德撤进桂林城,紧闭城门。李定国把桂林城紧紧包围起来,日夜猛攻,明军乱箭如雨,在城墙上防守的孔有德前额中了一箭,孔有德见大势已去,便放起一把火,投到火里自杀了。永历帝得到李定国大胜清兵的捷报后,非常高兴,下令封李定国为西宁王。接着李定国又带兵打下永州、衡阳、长沙,逼近岳州。清廷大为震惊,连忙派亲王尼堪带兵十万反攻长沙。李定国得到这个消息,便主动撤出长沙,而在到衡阳的路上设下伏兵,准备打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尼堪亲自率兵追击,中了明军的埋伏,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尼堪当场被明军士兵砍死。李定国的节节胜利,引起秦王孙可望的妒忌,孙可望假意邀请李定国去共商国是,想暗中加害于他,李定国发现孙可望的诡计后,只好带兵离开湖南,回到云南。孙可望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威望,亲自率军到湖南进攻清军,却打了个大败仗。孙可望想逼永历帝退位,自己做皇帝,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除掉李定国,于是就亲自带兵十四万进攻云南。他没有想到,手下的将士早就恨透了他的分裂活动,双方刚开始交战,将士们便纷纷倒戈奔向李定国一边,孙军很快全军瓦解。孙可望逃回贵阳,又遭到留守贵阳将士们的一致反对,走投无路,最后逃到长沙投降了清军。永历政权经过孙可望的叛乱投敌,力量大为削弱。1658年,清军由降将吴三桂、洪承畴等率领,分三路进攻云南、贵州。李定国令军队分三路进行阻击,均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回昆明。永历帝听到这个消息,和几个亲信官员惊慌失措地逃往了缅甸。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李定国继续在云南边境上不断收集人马,打击清军,准备恢复南明政权。他接连十三次派人去接永历帝回国,永历帝却不敢回来。1661年十二月,吴三桂带领十万清兵开进缅甸,强行逼迫缅甸交出永历帝,将他带回昆明,一到昆明,永历帝便被吴三桂下令勒死,最后一个南明政权到这时便彻底灭亡了。李定国艰苦抗清十多年,最终也没有实现他的愿望,最后忧郁病死。【点评】清兵入关统一中原的历史充满了征服与反征服的悲壮故事,涌现出了像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这样一些饱含民族气节、永远光照后世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像吴三桂那样的民族败类。明王朝的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骄傲自满,缺乏政治智慧与谋略,各将领之间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内讧不断,这些都注定了他们的最终失败。清朝虽然最终统一了中原,但明显带有一种野蛮性,没有给中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只不过又使华夏大地进入了新一轮的君主专制的轮回,最终被华夏古老的文明所同化。而同一时期,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新文明的曙光,这就为中国近代的大变革埋下了伏笔。第四章清初三先生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二、顾炎武与《日知录》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色色日本影院:《颜元》,第521页。在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所收集的清初荒诞故事中,满族的征服被描述为上天因汉族人口过分增长而降给中国的一场灾难。一位滑稽的新儒家学者被要求解释满族为什么占领了中国,这位学者在回答时不提满族,而称之为女真和蒙古。他说:“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其有余故也。”引自哈南:《中国的白话小说》,第197—198页。?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宋学的反叛》,第5—7、33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儒家法律思想》,第367—368页。例如,余英时主张,清初语言学的变化不只是方法上的转变;更确切地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儒家意识,即认为德性有助于学识。他认为,清代的这种唯理智论,同晚明形而上学的争论中逐渐转向从上古圣贤和经典那里寻找论据的趋势是一致的。他指出:“一旦原文中的证据被引入形而上学法则的讼案之中,那么不叫语言学出庭进行专门论证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26页。这样,余英时便看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倾向从形而上学到认为信念依赖于学识的唯理智论的重大转变。他把这一转变比作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像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和埃拉斯姆斯(Erasmus)认为的那样,博学是信念的可靠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深入研究将阐明圣经的真谛。尽管余英时没有否认从对新儒家思想这一转变的政治、经济或社会角度所作的解释的正确性,但他自己的理论依赖于一种对那一发展的内在逻辑的阐释。见余英时:《清朝儒家智识主义兴起初探》,第106—129页。?在19世纪初的著作中,历史学家昭梿注意到,大部分程朱理学的门徒都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代哲学家对宋代理学的基本概念视而不见。“明人徒知讲学,不知大体,以致亡国”。昭梿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观点,并且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其君主的昏庸和党争的发展。昭梿:《啸亭杂录》第十卷,第9页。?“所以,清代的这一理性倾向是一种极端的唯名论。”倪维森:《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第14页;又见弗里曼:《清朝对宋代政治哲学的批判》;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7页。颜元以无情的蔑视批判了上代人空洞的哲学探讨和无益的自杀,说他们平时袖手空谈心性,危急关头则只知自杀以报君王。参见杜维明:《颜元》,第521—522页。?爱德华·T·钱试图把这一转变与明代中、晚期哲学上的变化联系起来。当时程朱的“理”、“气”二元论促使哲学家们进一步提出“气”一元论,其中,“理”已不再是“气”中之“理”,而是“气”之“理”。这导致了一种新的强调人类本性中自然的和情感的侧面的自我意识。爱德华·T·钱:《作为转变力量的新儒家学说的转变》,第257页。这种“气”一元论与宋代忠臣陈亮(1143—1194)的思想极为相似。陈亮认为,中国北方平原的纯真之“气”已被以游牧为生的女真族所污染。梯尔曼:《12世纪中国的原始民族主义》,第406—408页。?关于王阳明对达到圣贤境界的强烈愿望,见杜维明:《发扬中的新儒家思想》,第1—12页。?《日知录》第十八卷,“心学”。按照顾炎武的看法,王阳明的“良知”说使许多知识分子流于空谈。这种“清谈”导致了亡国。爱德华·T·钱:《焦竑和对程朱正统的反叛》,第271—272页。王夫之也有类似的观点。麦克莫兰:《王夫之》,第430—433页。?于1675年接受清朝官职的陆陇其,为他的这一行为辩解道:即使是最小的官,如果他有意做些有益的事,也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费席尔(Fisher):《吕留良》,第22页。?陆陇其:《三鱼堂文集》第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二卷,第2页。?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0页。?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第8—10页;施温彻:《简评〈杨园先生全集〉》;费席尔:《吕留良》,第4—5页;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与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6页;芒杰罗:《耶稣会士在翻译〈四书〉时对张居正注释的利用》,第20页。有人提出,当时社会动乱的这一反作用还产生了一种先天论(就像我们在张履祥的《愿学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或许就是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西方科学漠不关心的部分原因。“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是因为“需要重建文人学士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道德与理性基础。”彼得森:《从兴趣到冷漠》,第82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37页;威尔海姆:《大变动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94—298页。?1717年,康熙帝亲自主持将朱熹的牌位供入孔庙。这样,程朱学派实际上受到了保护,而大批王阳明哲学的追随者却毁掉了他们打算刊行的著作。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3—25页。?这种清教式伦理的规范建设的核心是编纂《孝经衍义》一书。虽然吴伟业也参加了此书的编撰,但主要依靠的是一批青年才子的努力。其中有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他是1659年进士科的状元;还有叶重华之子叶方蔼,他在1659年会试中也名列前茅。两人皆于1661年因江南逋赋案而被褫职,此狱是对昆山士绅的一次特别沉重的打击。1665年平反之后,他们又被重新启用。徐元文于1676年继续督修《孝经衍义》,1677年叶方蔼接替其职。《孝经衍义》的编纂,在集中下一代“新人”的清教式伦理方面的重要性,与《明史》的编修在集中1644年前后那一代人的历史唯心主义方面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徐元文与叶方蔼也参加了《明史》的编修。关于他们的事迹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27、902页;又见斯特鲁弗:《徐氏兄弟》。注意新儒家的清教思想与17世纪真正的英国清教主义在家庭问题上的不同是重要的。英国清教主义预示着英国的家庭从以父子为核心向以夫妻为核心的转变,并与世俗政治权力的兴起相适应。这样,在清教思想中,这种通过世俗协议而组成,又通过关于家庭统治的清教观念而发展的夫妻家庭,便成了这个君主制国家的组织细胞,从而将个体家庭从大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新儒家的清教思想则强化父权,抑制家族中成员,尤其是妇女的个人的独立。清代初期,妇女地位的下降或许是对晚明开放的都市文化(带有新女性的特色)的反动。妻子必须温顺,甚至对丈夫出入妓院也要容忍;对妇女贞操的关心更加强烈;缠足现象极为普遍;寡妇自杀最初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不满,但到18世纪中叶便受到了官府的嘉许。罗普:《变化的根源》,第5—9页,及其《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20—125页。关于清教家庭,见沃尔泽:《圣人的革命》,第188—189页。?1661、1663年间的庄廷鑨案是个孤立的,但不无征兆的事件。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3—104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39—240页。满族君主也同明朝忠臣一样敬佩明初诸帝。1699年5月14日,康熙帝下诏称他在巡游南京时,已注意到明太祖的陵墓需要维修。他下令修复了这座陵墓,并亲自撰写了一段至今仍保留在当地一块墓碑上的赞语,称明太祖之治远迈唐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39页。康熙帝还下令将其墓道拆毁,重建一个较小的门,以便使这一陵墓的规模不会超过他的陵墓。原来的更大的支柱地基的遗迹今天仍可看到。?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7—8页。?同上书,第8页。?早在1760年诏建开国史馆时,乾隆帝就要求在早期归顺诸臣的传记中对其是非功过加以明确区分。后来,在1765年,他读到《实录》中关于魏象枢和陈名夏非法结盟的记载,又重申了这项命令。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278—27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3页。?同上书,第102页。?同上。?同上书,第103页。?此时,他还开始把降清同晚明的腐败联系起来。1777年1月11日,乾隆帝下诏,令国史馆编写《贰臣传》。他在诏书中解释说,将贰臣同明朝历史上的功臣放在一起是不对的,他们的事迹应以其他方式加以记录。“若以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又岂所以示传信乎?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又见神田信夫:《清朝国史列传中的贰臣传》,第280—281页;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68页。?东亚研究所:《异民族对支那统治概说》,第24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25—226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序”。?神田信夫:《清初地方政治中的三藩的地位》。?这里和下面关于三藩之乱的叙述主要依据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洲统治的叛乱》。?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01—102页。米勒主张,三藩导致了明珠派对索额图集团的胜利,并使长江下游地区的文人开始进入政府上层——主要是由于康熙帝需要他们的支持。当时,在起义被镇压后的七年中,康熙帝一直处于明珠及其“北党”和以徐乾学、高士奇为首的“南党”之间。根据这种假设,康熙帝在1690年使自己成为朝中主要政治势力之前,一直在两派之间挑拨离间。此后,米勒没有解释其原因,这种地区性派系便不复存在了。同上书,第101—104、138、182、185—186页。?吴秀良:《权力转移:1660—1722年康熙及其继承人》,第27页。?朱方增编:《从正观法录》第三卷,第6、7页;国史馆编:《满汉名臣传》第十九卷,第2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10页。吴三桂残酷地对待那些拒绝参加其叛乱的人。当马宏儒(1661年武进士)公然反抗他时,吴三桂用铁槌敲掉了他的所有牙齿,然后将其投入昆明的监狱,结果马宏儒死于狱中。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这里及后面关于马雄镇的材料出自五处: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九册,第3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557页;徐乾学:《憺园文集》第三十六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3页。?同上。?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64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以下关于范承谟的材料取自他的《范忠贞公全集》第15—92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康熙元年,摄政王鳌拜对范文程大加称赞,说他是太宗手下最出色的大臣,并赐其一子入朝为官。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3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二五九卷,第37—38页。?范承谟出任浙江巡抚时,该省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一带遭受严重水灾。他发银8万两赈济当地灾民,又平籴米谷,减轻盐税。此外,他和朝廷都意识到,浙江有大量的休耕地被不合理地征收地税。他亲自视察了这些地区后,康熙帝免除了27.46万亩荒地和2.1万亩遭受水灾之田的赋税。范承谟也因经常巡视各地,了解民情而闻名遐迩。他在任职期间,取消了海禁政策中一些较为繁芜的法规,将土地分给士兵耕种,还控告了许多腐败的地方权贵和衙役。李元度:《国先正事史略》第一卷,第4页。?《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一卷,第5页。?1674年1月,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京城,并引起严重恐慌。少数八旗奴隶暴动,城内多处起火。当时,北京有许多人认为,满族人会放弃京城,撤回东北老家。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82页;米勒:《派系斗争与清朝的政治整合》,第111页。?清朝对这一荒凉省份的控制相当弱,那里有成群的野狗和老虎在破败的城市中觅食。省府成都直到1659年才被彻底占领,而镇压活跃在该省东部的最后一批起义军又花了五年时间。死于这场内战及1647年之饥荒的四川人到底有多少,无法估计,但以往的估计可能太低。被杀人数肯定在100万以上。当地乡绅实际上被张献忠灭绝了。唐尼索恩:《四川的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第二部分“张献忠与黑暗时代”,第166—167页;恩腾曼:《四川与清廷的移民政策》,第37—38、50—51页。?1674年5月,康熙帝命尚之信之弟尚之孝袭尚可喜之爵。这原是想保留其封国的一番好意,但自然激怒了于次年控制了兵权的尚之信。他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虐待狂。例如,他豢养了一群蒙古猎狗,专爱看它们撕咬不幸的广州囚犯。他经常因发酒疯而杀人。一次为弄清一名怀孕女仆体中胎儿的性别,他竟然剖开了她的肚子。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95页。?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第63页;又见彼特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分,第210页。王夫之至死仍忠于明朝,其墓碑上刻写着:“明遗臣王某之墓”。1678年,他曾拒绝承认吴三桂。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38—40页。?1674年,苏州、常熟、镇江和淮安等府被减免正赋之半;次年,许多因1661年江南逋赋案而被夺去功名的士子又恢复了士大夫身份。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6页。?康熙帝与三藩争夺军事优势的斗争,也包括武器的竞争。三藩在其控制区内,下令将耕犁改铸为刀剑,用寺院钟铜铸造大炮。最初,三藩的军队由此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清军则仍在使用常常打不响的旧式土炮。各省的将领将300门旧炮,有的是铜铸的,有的是铁铸的,送到京师,请求更换新炮。1674年,担任钦天监监正,并因常同康熙帝交谈而学会了满文的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奉旨去修理这些土炮,结果修好了149门。康熙帝还想要轻型火炮用于山地作战,南怀仁遂设计制造了20门半木质、半金属的火炮,各重1000斤,可发射三斤重的炮弹。这些火炮——有的安装在马车上——被运往山西。康熙帝将朝廷的铸造厂迁至南怀仁住宅附近后,又命其制造可发射八或十斤重炮弹的重型铜炮,总共铸成了132门这种重炮。关于南怀仁不太想充当武器制造者的原因,见他写给CharlesdeNoyelle的信。博斯曼:《北京的传教士领袖——南怀仁》,第389—390、393—398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29页。根据六七年后铸造这种大炮的费用来看,我估计清廷为这种重炮共用银82.5万唡,约占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3%;然而各省对这种大炮的需求量很大,都说它们在战斗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依照当时欧洲的水准——那里正在进行17世纪的“宪战”——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6—118

                      乡土、自然,越是民间的才越是高档的!他爱上了这一簇青翠,当场对蔡京表示,这种东西爱卿尽管多多地收集,朕爱它们。由此,他定下了基调,在新建的延福宫群里,一切以自然为主。于是,在这片相当于整个大内面积的宫殿群里,千奇百怪的植物从国内四方源源不断地涌来,达到“寒松怪石,奇花异木,斗奇而争妍”的程度;动物集飞禽、走兽、水族于一园,建有“龟亭、鹤庄、鹿砦、孔雀栏、鳞池”等区段。光是这样,赵佶仍然不满意,还是太皇家太主流了,蔡卿家,你再想想。蔡京又想了想,说陛下今天先逛到这儿,您先回去歇歇玩别的,过两天再来。几天之后再来,赵佶如愿以偿,他当时看见眼前景物的样子,和传说中刘姥姥初入大观园时一样。彻底看傻了,啥也不懂,但就是爱看。他眼前的是一片错落有致、高矮相间、竹篱茅舍式的房子,样式新颖极了,每隔一片还有几家挂着青色帐帘的乡村野店。这不是北方气象,这是传说中江南的小村庄……正是小黄杨树带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味道!赵佶在这一方新奇天地里满意了,觉得皇帝当成这样很成功。既没花什么钱,还彰显了独特的品位。截止到这一步,赵佶成功地享受到了物质生活(宫殿园林)、艺术生活(自然风光),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毕竟生活要继续,享受要创新,以赵佶的天赋,他是停不下脚步的。很快,一个烦恼找上了他,说来该烦恼几乎是人类共有的,谁也逃不掉,谁也控制不了。但是赵佶居然成功地解决了它,并由此缔造了一个不朽的传奇。赵佶的儿子问题。他是皇上了,每天的工作除了上朝办公之外,回到后宫也得加班加点,太子、皇子都得多储备一些。毕竟太多的前车之鉴在提醒他,像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哲宗皇帝,都在儿子问题上栽了大跟头,影响了国计民生。轮到赵佶,问题依然存在,就仿佛赵光义的子孙被诅咒了一样,生儿子就是费劲。危机中好运降临,准确地说是活神仙降临,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在开封内外转了一圈,对赵佶说,只要把京城东北角的土地垫高,皇子就会成批降生。会吗?赵佶将信将疑,但又不用他亲手挖土,宁可信其有,试试嘛。事情就是这么灵异,自从东北角的地势变高之后,后宫的嫔妃们突然间集体怀孕,真的生出来一连串的男孩儿!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谁都要低头。赵佶服了,从此他有了信仰,更想起了传统。真宗陛下,俺的祖太爷,您当初信奉道教真是有道理啊。为了表示对道教的感谢,也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变得更多,赵佶下令把已经垫高的京城东北角加倍升高,让它变成一座山,再加长,变成一片山脉。由现任皇帝为继任皇嗣所修,故命名为万岁山;由于它地处东北角,以先天八卦方位推算,是“艮”位,又名艮岳。艮岳是宋朝史上最伟大的建筑,是集全国疆域之内土木、山水、禽鸟、走兽、珠玉、幻术为一体的大成作品,是以最高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当时最重大的一项全民运动。这样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瑰宝。它分三个步骤建成。第一步,在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破土动工。开始是粗活,也就是堆土成山,由行政官员户部侍郎孟揆负责。工程现场设在上清宝箓宫之东,山形走势参照杭州凤凰山,达到了广袤十余里,山高九十步的程度。之后权力上交,第二步由后宫的一位大太监负责。这位太监的地位是超然的,他是赵佶时代的皇宫里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有一比,前面的延福宫群够炫人耳目非同凡响了吧,能主持修建事务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蔡京抢不到,以童贯之强,也得和四位同事分享。而艮岳工程之大,居然只由这人一人负责,他的地位如何还用说吗?该太监姓梁,名师成。悄悄地说,这名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很让人无语。每次看到这名字都让我想起民国时的大圣人梁启超给自己才华横溢的二公子起的名字。梁圣人不知内情?根本不可能,他本人写过《王荆公传》,纵论王安石政绩,是宋史的宗师级人物;还是他不爱自己的儿子?更奇怪了,梁二公子风度翩翩,学业大成,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建筑学大师,连娶的老婆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才女林徽因。到底是为什么呢?奇哉怪也。这样的问号还有很多,比如近年来有超多的父母给自己的爱女起小名或者大名时,都叫圆圆。真是该死,他们难道不知道历史上叫圆圆的女孩儿,如陈圆圆、李圆圆,都是什么行业里的标兵吗?奇哉怪也。就算不看历史,至少看过《鹿鼎记》吧。第六章隐相大人回到宋朝,这名字在当时也让人头疼,几乎让整个宋朝文坛为之暴怒。梁大太监居然声称自己是大文豪苏轼的私生子。这简直就是亵渎圣像嘛,苏轼在人们的心中是完人。他不仅文才高、会生活、有爱心、能坚持,还是位用情专一的好男人。比如他为第一任妻子写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把多少代的女士们都感动得号啕痛哭,恨自己没生在宋朝嫁给苏轼外加早死,好让自己当这首词的主角;比如他转身和第一任老婆的妹妹结婚,乌台诗案时该老婆一时发怒,把他的全部诗稿、墨迹全烧了,他也一笑置之。多大的胸怀啊。再比如晚年和宠妾朝云生活,朝云陪他远贬南疆,病死异乡……嗯,这是朝云对苏轼好,没什么可以证明苏轼伟大的。可他就是好,写出好诗好词的就是好人!所以,梁师成成了当时文化界的公敌,但是谁也不敢乱讲什么。一来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蔡京得赔着笑脸去奉承,童贯得自觉地当小辈做鹌鹑样,皇宫内外最难惹的人在他面前都是美羊羊,谁还敢怎么样呢?二来他对苏家的人实在亲切。比如当初毁禁苏轼文章著作风头最劲时,没人敢说句公道话。梁师成站了出来,公然跪在赵佶面前喊冤:“先臣何罪?”先臣,是儿子对父亲的尊称,他以儿子的身份,在公开场合这样讲。由于他的努力,对苏轼的禁条松动了一些,苏轼的文章、墨宝开始露面了。苏轼死后,苏家的生活很艰难,他的儿子苏过在京城时,梁师成吩咐宫廷内库的官员,苏学士支钱在一万贯以下任其意,不必上报。亲兄弟之间也做不到这点吧。梁师成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人,他肯定是凶残的,因为他是那个时代里首屈一指当仁不让的第一太监,威慑天下,翻手云雨。可是他又有着足够的人情味,做出让正派人士心有戚戚焉的事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要从他的权力之路说起,他的能力、职位同时包含着正邪两种截然相反的属性。宋朝的太监到了梁师成这一辈,有必要追述一下他们的升级之路了。最开始时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皇宫里的清洁人员,并且数量很少,大约维持在五十人。在赵匡胤的严格管理之下,他们的日子是非常灰暗的,唐朝老前辈们的辉煌根本无法想象。赵光义时期突然井喷,十全大太监王继恩横空出世,出京能带兵,杀进四川搞得血流成河;回京能政变,赵光义死时差点自己立出个皇帝来,只是太倒霉,遇上了衰神吕胖子,才功亏一篑。之后好运来临,真宗赵恒身体垮了,被老婆刘娥钻了空子,得到最高权力,连带着太监们也水涨船高,就算刘娥管得严,他们的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到仁宗时,已经有个别的杰出人物如张茂则,能让仁宗头疼,在发病时披头散发地跑出皇宫向百官求救,说太监要害他。英、神两朝太监们的势力稳步增长,武将方面,李宪在西北军中地位超然;文事方面,一代名相王安石都在皇宫门口被太监们搞得灰头土脸,可以说非常威武了。但仍然在可控制范围内,真正失去控制是在高滔滔时期。这是宋朝史上第二位女性领袖了,皇权有时就像贞节,第一次被欺侮时,同情者很多、支援者很多,到第二次、第三次时,不管当事人怎样,旁观者都变得乏味、麻木了。第二次高滔滔,第三次向太后,这期间,大臣们敢在朝堂之上把后背和屁股对向皇帝,报告工作时只讲给皇太后听,根本不理会皇帝的脸色。这是什么样的局面啊,连带着太监们也无法无天。出现了陈衍等人,敢于在高滔滔病重未死,宋哲宗没能亲政的缝隙中篡改圣旨,当幕后黑手。太监做到这一步,已经隐约地有了晚唐时期太监群落的影子了。陈衍昙花一现,死得很惨,却给后辈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太监就要这样当,在宋朝做太监,并不是只有领兵打仗砍得一身血这一条路。梁师成就是这条路上走得最风光的人。走这条路需要一个特殊的头脑,要知道太监始终是皇帝的寄生物,想在皇帝健在甚至健康中就暗中操控全局,做庞大帝国的幕后黑手,这是个多么大的命题啊!要解开它,连晚唐能随意操纵唐朝皇帝生死替换的太监群落都做不到。那些太监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太监的权势,只是守成。要第一代开创局面的太监,才能解开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梁师成就是第一代。他想在火中取栗,首先要做的是分析。要分析出新皇帝的特殊爱好,去投其所好,才能有他的生存空间。要知道,他在宋哲宗死亡时仍然是个无名小辈!历史证明了他的智慧是和童贯、蔡京在同一个层面的,童贯、蔡京想到的,他都想到了,而操作时,他选择的方向和执行力比童、蔡两人更强。就像有人用煤去烧火,可以得到温暖;有人用煤去雕刻,可以得到艺术品。童贯分析出了赵佶喜欢书画丹青翎毛古玩,于是暂时放下了武装太监的根基,放着军队不去,而去遥远陌生的江南杭州,给赵佶寻找艺术珍品。蔡京机缘巧合,以自身才华帮了童贯也成全了自己。而梁师成更上层楼,他要做幕后黑手,要操控全局,那么战场就始终都在京城里,甚至就在皇宫里,他不能离开这儿,要在这块世间最机密最严酷的地界中脱颖而出,才能达到目的。他不能离开开封,绝不能。梁师成在自己皇宫外面的私人府宅里收藏了大量的名人书画,之后动用各层关系,请四方俊秀名士来品评观赏,他躲在暗处,听着看着,有哪位名士的见识高超,能引起他的共鸣,就成了他的猎物。一个又一个,他收集了很多,做这项工作时他非常用心,这是他的班底,是他的资本,是他接近赵佶,成为幕后黑手的最基本要素。有了班底,梁师成变得更加低调。当他出现在皇宫里时,就像一缕亚麻色的清风,既吹得人们神清气爽,还带着一种其他太监所没有的儒雅内涵。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有学识。这个有心的太监,当周围别的太监舞枪弄棒开口阵图闭口行军准备到西北打仗时,他关注的是书本。哪怕永远没有进入科场成为廷臣的可能,他仍然读了很多的书。书籍给了他别样的魅力和机遇,赵佶注意到了他。皇帝是寂寞的,走出宫门来到朝堂之上,有大臣们陪着,这些大臣和他受同样的教育,能陪他玩。比如蔡京,琴棋书画,无论哪一种,两人都有共同语言。可是回到宫里呢,一群群的太监除了端茶倒水的下人,就是些耀武扬威的阴阳人,搞得不伦不类,长此以往,赵佶的雅致生活怎样完美?梁师成填补了这份空白。他先是稍微流露出点文采,让赵佶有了点好奇;渐渐地再多露些,赵佶把他升级成了玩偶,带着他在皇城里四处转转,随时聊天;时间再长些,赵佶发现这个太监的底子探不出来,居然不只是稍具文采,连国家政令也难不倒他。这就很难得了,以外面的大臣为例,一个大臣的培养过程是很长的,先是基础教育,从孔孟之道学起,到科举成功成为朝臣,这只是开始。之后还要接受公务员的规范进修,才能接手具体工作。以写奏章为例,在格式、内容方面,就和科考完全不同。一个太监居然无师自通有了这种能力……真是太惊喜了,赵佶意识到这是让他跳出文山案海,全身心扑进艺术花园里尽情遨游的天赐良机。想一想多完美,一个太监按照他的意思批奏章、写回复,写得又快又好,只有好处没半点的危害。能有什么危险?能像刘娥那样夺取最高权力,压制皇权吗?开玩笑,宋朝的祖宗家法是所有朝代里最完善细致的,赵佶本人青春年少身体健康,无论从哪一点计算,这个太监都只是一台人肉打字机而已。人肉打字机开始工作了,从开始的一刻起,成绩就一直良好,从没出过半点纰漏。甚至在外界,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观点:新皇帝的工作态度真是太好了,每天的工作量竟然越来越大,覆盖面也越来越广,帝国的很多细枝末节的事,也都照顾到了。这是怎么搞的呢?说来很简单,梁师成只是让他庞大的班底人员每天多临几张字帖而已。这些对书画艺术有着深厚造诣和独特理解的名人们,对该字帖深入体会集体求证,直到精益求精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字帖是赵佶的御笔。宋朝在根本点上乱了,皇帝的圣旨御笔居然被造假,想一想有多少的政令成了梁师成的个人意志,他几乎不需要犯罪同伙,就拥有了和国家平起平坐的权力。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皱眉,宋朝的政令机关层层叠加,互相牵制,尤其是圣旨御笔这一关,是当年赵匡胤、赵普最用心的地方,防的就是有人作弊,或者君王昏庸。比如一道圣旨的生成。先是中书省里的宰执们针对下面报上来的事作出判断,写个草稿,呈交皇帝。皇帝审批后把处理意见交回给宰执,宰执合议作出结论,再交给翰林学士或者知制诰写成正式公文。这期间,如果翰林学士、知制诰觉得内容有问题,他们有权力驳回拒绝书写。这样严密的流程是历朝历代最完美的,区区一个死太监敢搞鬼,纯粹是找死。并且,圣旨根本不是由皇帝写的,太监就算想搞鬼也无从搞起嘛。这要拜新党所赐,实话实说,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宋神宗改革时,有些政令是没法颁布的。翰林学士、知制诰都是旧党人,上面颁下来的每一个政令都是改革新法,每一条都让他们火冒三丈,还让他们书写颁布?去死吧,毫无例外,条条驳回。次数多了,王安石也火了,没有张屠夫就吃带毛猪?在没选出来新的两制官之前,政令直接外放,绕过这一关。结果,利弊两生,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严丝合缝的体系也打破了。从那时起,总有人用种种借口不遵守原则,在流程上搞小动作。但是总体上讲,没人敢大规模地弄虚作假。梁师成之所以发达了,说来也是沾了些蔡京的光。前面说过,蔡京用讲议司把国家的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全部运营都垄断了,那么原有的职能部门也随之瘫痪,各种条例制度又怎能独存呢?梁师成一来有心,二来好运气,恰好撞中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时代裂缝,各大衙门连自身都难保了,连蔡京都不敢招惹,谁会突然神经发炎,抓着张圣旨跑去问皇帝——陛下,这张是您亲手写的吗?是嫌命长了吧!梁大太监手里握着御笔,随时颁布国家最高指令,有这一条在手,他简直是宙斯手里有了闪电,指哪儿劈哪儿,所向无敌。他劈得最多的,是人事任免。谁升官、谁罢免,正是原来两制官的权限,是御笔出现最频繁的东西,而这也恰恰是官员们的命根子。谁想升官,谁就得去求梁大太监。梁师成手里牢牢地抓住了全体官员的命根子……嗯,我承认,这的确是有些恶趣味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总在反复开一个玩笑,几乎在每一个封建朝代的末期,全体官员的命根子,都被一些失去功能的阴阳人牢牢地抓着。于是乎,梁师成控制了官场,控制久了觉得单调,他寻找到了又一个新鲜“食品”,开始向科考下手。科考,是士大夫引以为豪,是皇帝笼络天下英杰的至高手段,到这时也转嫁到了梁师成的手里,成了他的亲信速成班。他能把自己的亲信门吏储宏硬塞进考场里进行礼部试,很遗憾储宏不争气,落榜了。没关系,一次不行就两次,第二次时考官都发抖了,再不录取小心有第三次,或者自己官场生涯结束,到边疆去站岗。储宏成功了,他昂首走出礼部试考场,站在宋朝顶尖学子的队伍里,走进了议政大殿,成了天子门生。但他很乖,考中了也不去吏部报到候选当官,而是仍旧回到梁太监的府里听差。那么,搞这一出是为什么呢,只为了到金銮殿上写“到此一游”吗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第三,提军巡队。实在无语,到这步想必是劝降被拒绝,打仗没效果,成了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再提军巡队有意义吗?这四个字是耀武扬威,是王厚拿下熙河路之后,在西夏边境上玩的手段,跟这时根本不贴边。可这是皇帝的命令,童贯必须遵守。当然,他可以再一次君命有所不受,但小心已经有过前科,再不听话,哪怕打了胜仗也没好结果。纠结啊纠结,到底是听皇上的呢,还是听局势的呢?童贯在苦恼中催动大军,奔赴燕云。在前方,还有一连串的纠结在等着他。先是战备。到了宋帝国东北边境上,童贯开始视察战略人员物资。不看不知道,看了真心跳。只见号称自古武风强盛的河朔地区,居然是一片军备真空状态。河朔军备从澶渊大战之后,一百多年以来什么都没做。城破了不修,怕辽国人疑心;河塘涸了不引水,怕辽国骑兵不爽;士兵老了不换新兵,怕辽国人紧张……现在的东北防线上,军人没素质,比民兵强不了多少。军粮很充足,但是打开仓一看,都是陈的。去掉皮壳,连一半都剩不下来;军械从太原、大名、开德等地紧急调运了些过来,数量先不说,看质量都是些废品。这样还打什么仗?童贯坐在高阳关前线上头疼得想撞墙。啥也没有,难道要再从西线上调吗?西军的精锐部队调来,西军的战备物资也调来……党项人突然打过来怎么办?更纠结的是人员。这一次西军出征,童贯带来的都是声名显赫的名将。童贯之下是刘延庆,这位党项族大将久经考验,有勇有谋(嗯,主要是“谋”),是领导手里的亲信人,用着就是放心。下边的主战力量分成两支。一支是西军中的传奇人物种师道;另一支是“活捉”方腊的辛兴宗。这两个人是整个西军中的风云人物,尤其是种师道,他的锋芒已经盖过了收复河湟的王厚,成为西军旗帜。他的威名是在七年之前的臧底河之战打出来的。臧底河是座军城,是西夏人筑在宋朝西北保安军北边的一座堡垒。多年以来,宋朝一直用筑砦战术蚕食西夏,西夏人被逼急了,也在宋朝的边境玩了同一手。宋朝立即火了,派出了两大王牌王厚、刘仲武(名将刘锜的父亲)集结陕西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围攻。按说这是全部的底牌了,拿下一个刚刚建起来的小军城有何难处?可事实让人震惊,以王厚横扫吐蕃,破城无数之威,以西军除熙河军之外全部精锐之力,居然打不下这个小小的臧底河城。而且,折军近一半!空前的损失,让开封城都震动了,这回宋朝人也尝到了西夏人的痛苦,攻城实在是太难了,而且代价太大。但打不下来的话,西夏人会步步紧逼,把堡垒也修到宋朝的腹地来。宋朝第二次的攻击由童贯亲自率领,种师道、姚古为主战力量,集结西军十万人马,再攻臧底河城。开封方面下了死命令,以十日为限,必须拿下它。臧底河城,成了一台搅肉机,注定要埋藏几十万人的尸骨。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种家军的威名达到了顶峰,种师道的强硬凶狠让敌我双方都心惊胆战。敌方,西夏人被连攻了八天,不分昼夜轮番强攻,简直是用尸体往城头上堆。己方,在强攻八天之后,战场上一个将军实在是累坏了,找了把胡床坐着休息一会儿,被种师道看见了。种师道大怒,当场把这人斩首,尸体挂在辕门前,号令全军,限时一天,如果还拿不下臧底河城,都像这人一样处斩!臧底河城当天陷落。一将成名万骨枯,种师道威名远扬震慑西北。多好多强的将军,用来打破落户辽国多合适,可惜的是种师道不配合。他公开说,邻居家里遭了贼,我们不去帮助,反而趁火打劫,这实在说不过去。我不想干。军心如此,纠结不?困难太多了,几乎是全方位的,这让童贯的心里很没底儿。但是转念一想,他这点小问题和幽州城里的耶律淳相比算什么呢?他顶多是不充分,耶律淳是很绝望。那就成了,进兵!但是又一次刹车,他想起来了,皇上说过,第一要争取民众,来个和平解放。于是他派出了很多的使者,向燕云地区的各州各县展开劝说攻势。历史证明,这事儿做得很失败。从汉人丢了燕云十六州到现在,过去一百八十多年了,再浓的血也被稀释,生于斯长于斯,契丹人给了汉人平等权,一直活得很好,凭什么你们突然出现,说声老乡们好,就跟着你们造反?对燕云地区的汉人来说,童贯不是来解放的,他们是迟到了一百八十多年的还乡团。除了极少数的人表示欢迎外,根本没人理会,相反有很多人向幽州报告,有敌特!于是,赵佶发起的亲情攻势起到的作用是提前警告了耶律淳,并且把契丹人集体惹火。做到这步之后,童贯发起了第二波攻击,他派出正式使者去幽州,劝降耶律淳。在这种情况下劝降,效果只有一个,耶律淳大怒。宋朝一共派去了两拨使者,被耶律淳杀了一对。到这时,童贯才算执行完了赵佶的前两项政策,带着超过十五万人的大军杀了过去。全军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种师道率领,从白沟发起攻势,西路军由辛兴宗率领,目标是范村。两军相比,东路军无论是兵力还是攻势方向,都是主力军。战争的最初焦点,集中在白沟。白沟,即今河北新城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它地处京、津、保三角腹地,北距北京一百零二公里,东至天津一百零八公里,南到保定六十二公里,是这片土地的天然中心,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追溯源头,战国时燕太子丹派荆轲献图刺杀秦皇,那张图里所绘的地方,就是白沟区域。宋朝当年连番血战,动辄近百万人生死,赵光义耗尽一生心血,也没能抢回来它。这回童贯出征,本应该突然袭击,瞬间越过国境线,却搞来搞去,仍然还是在白沟这里和辽军相遇。尽管闹情绪,但真正开战了,种师道还是非常认真的。他派出了手里的王牌战将,号称“万人敌”的前军统制杨可世去抢占阵地。白沟界河的桥。这是重中之重,现在宋、辽两军隔着河都能看着了,作为攻击一方,这座桥至关重要,如果被辽军抢先毁了,现搭起来一座能承载近十万大军的桥简直是开玩笑。杨可世行动神速,他带着几千轻骑兵冲了出去,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他一路狂飙,居然直接冲到了桥北岸。这等于是把白沟河抛在了身后,进入到辽国国境。天险变通途,这时他心情大好,从怀里拿出了童贯交代下来的特殊武器——劝降榜。上面封官许愿,只要辽国的军队肯投降,官位待遇好商量。到了这一刻,宋朝的顶级官场仍然在做美梦。这也难怪他们,他们怎么知道这时杨可世面对的人是谁呢?对面的辽国将军叫耶律大石!这位辽国的末代状元文武双全,就像命中注定一样,没在耶律延禧的身边当官,而是分配到了燕云十六州。从这时起,他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杨可世送来的劝降榜被他撕得粉碎扔到地上,他接下来的动作让杨可世大吃一惊,他没有命令辽军冲击,而是派出大股骑兵冲向了白沟河的下游。这意味着什么?杨可世瞬间明白,他之所以能一路冲过白沟桥,不是因为他的速度快,而是耶律大石根本就不跟他抢。下游一定有浅滩,辽国的骑兵能涉水过河,抄宋军的后路!意识到这一点,杨可世马上分兵尾随辽军,隔着河盯住,辽军在哪里过河,就在哪里设防。正巧这时种师道派来了后援部队,领军的是老将赵德,杨可世让他向河下游增援,他本人仍旧占据白河界桥。无论怎样分析,这都是当时的最佳方案,既守住了既得利益,还防住了辽军的暗算,剩下的就是用实力说话。两军对撼强者胜,他非常渴望。他是万人敌,这不是空话,是他在西北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杨可世算到了开头,没算到结尾,他算对了自己,却没计算清楚赵德。赵德是个老西军了,按理说混到这位置,哪个西军将领都是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哪怕不能常胜,至少不是个胆小鬼。但万事都有意外。只有极少数的勇士是从不胆怯决不妥协的人,更多的是一会儿勇敢一会儿怯懦,状态跟着局势走,得看当天遇上了什么敌人。赵德就是这样,他沿河岸追向下游,速度很快了,可惜他是增援来的,启动比耶律大石慢了些,他赶到时,辽军先锋已经从浅滩头渡过了河。他凭经验立即断定,这些辽国骑兵的凶狠度超过了他的勇敢值。这些辽人是来拼命的,他们建国两百多年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狼狈,五京已经丢了四个,偌大帝国只剩下了燕云十六州这一块,还被宋朝逼上了门。这时他们的心态,可以用刚才耶律大石撕碎劝降榜时的话来形容——“无多言,有死而已!”未来的西辽开国皇帝都拼命了,手下的大兵们还怕什么,他们只想和这伙趁火打劫捡现成便宜的宋朝人同归于尽。赵德转身就跑了,把杨可世、白沟桥北的几千宋军轻骑都扔在界河对岸,这等于是人为地把之前火速突进的杨可世部变成了孤军。只要让从浅滩处渡河的辽军再兜回来,就全落进包围圈里。危急中杨可世大怒,他大骂赵德道:“老匹夫,奈何一战就跑,拿什么报效国恩?”骂归骂,赵匹夫跑得跟兔子似的,根本不可能因为脸红回来帮他。耶律大石指挥军队合拢包围圈,要吃掉宋军的先锋。这是他的军事生涯第一战,说实话真是很不错的开端,从理论上讲,他必将大获全胜。可惜的是,他遇到的是不讲理的杨可世。这世上有种人是没法靠人多就压死的,多少人都不行,在契丹战史上就有过先例。五代时,以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战力,率领三十万铁骑包围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内的一千余名骑兵,结果居然是李存勖突出重围,汇合十万步卒追杀耶律阿保机一百余里。杨可世当然没有逆天到李存勖的程度,后唐庄宗是公认的五代第一强人,单以武功值计算,他的排名还要高于后周世宗柴荣。但他仍然不是末代辽军所能包围得住的。杨可世率军突围,刚刚起步,就遇到了最大的凶险。耶律大石是状元,他太聪明了,根本就不给宋军机会,他集结了军队里的弓箭手,守住南端,向宋军密集攒射。非常准确,命中杨可世。杨可世的血瞬间就流了下来,流量之大,很快就灌满了他的战靴。他中的不是普通的箭,是辽国特制的铁蒺藜箭。这样的创伤,足以让人失去战力。但杨可世却越伤越勇,他让辽人知道了什么叫做万人之敌。他“怒发裂眦”,突入敌阵,连杀百余名敌骑,率领人马冲出了重围,回到营寨。真是神勇,足以让辽国人目瞪口呆,可是回顾战况,无论如何都是宋军败了。哪怕没有损失多少士卒,没丢掉阵地,仍然输掉了第一回合。并且,杨可世重伤,宋军的前军统制就此远离战阵。出师不利,种师道意兴阑珊,这仗他本来就不愿意打,出了这事,更是懒懒散散。当天夜里,耶律大石率领辽军来夜袭,他坐拥优势兵力没出击,只是命令全军各营金鼓齐鸣,辽人不知虚实,只好退走;第二天耶律大石又来挑战,这回光线良好,他居然想冲进来踹营。这胃口大得让种师道恼火,只是个前军小接触占点优势嘛,居然猖狂到这地步了。他下令全军准备大木棒子,把营门口打开,放辽国人进来。结果辽国人满头大包往回跑,限于史料的精确性差点,没法证明耶律大石的状元脑袋上是不是也红肿一片。有了这种教训之后,东线战场上短暂地清静了一小会儿。无论是种师道还是耶律大石,都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西方范村,在今天河北涿县的西南方,宋军西路军主将辛兴宗在这里遇到了一大堆国际联军。他左看右看,凭着多年的外战经验,认出了对面的敌人居然一共有四个种族,分别是契丹、汉、渤海、奚。这让他的心情大好,辽国已经没落到这步田地了,全国精锐丧失殆尽,守卫燕云十六州这样重要的地段,居然拿不出本族的军队。辛兴宗抱着这样的看法走上战场,注定了要被撞得头破血流。范村等待他的辽军的确是一支杂牌军,但要看掌握在谁的手里。领军的叫萧干,他家祖传的杂牌手艺,可以说是辽国世袭的杂牌军领导。萧,是辽国后族的姓氏,萧干这一支世袭奚王,专门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到他这辈都是第六代了。关于怎样整合不同民族,捏合成集中的战斗力,他是燕云地区的不二人选。战斗开始,宋军的纪律性得到了完美体现。从赵光义开始,直到赵佶共有七位皇帝,每一代都要求宋朝的将军们听指挥守纪律,按照事先布置好的阵图打仗。于是乎,每一场战斗都是样板戏,从头到尾,都像流水线一样规范划一。和东线一样,西路军也先是派出了前军去挑战。这多经典,多理智,举国决战嘛,怎么也得试探一下,知道对方的虚实不是?结果和东路军一样,他们也落进了重重包围。原因很简单,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来占便宜,心里很轻松,辽军却是在拼命,尤其是人少。那么除了一拥而上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于是,时光倒流,又到了宋将表现英勇的时刻,落进重围,杀出重围,真是可歌可泣的壮举!只不过万人敌实在太少,西路军里暂时缺货,他们一路被萧干纠缠着败向大营,眼看着要把西路军的营寨冲开。关键时刻辛兴宗站了出来,他下令全军接应,甚至自己亲自上阵,以上将节钺督战,才把萧干挡了回去。战后盘点,他的大营没丢,还能挺在前线。但是前军统制王渊也歇菜了,这人全身浴血,几乎是被人扶着回到营地。最重要的是士气一落千丈。宋军集体傻了,不是说辽国马上就灭亡了吗?军队都死光了吗?个个吓得要死饿得要死,分别只是死在宋朝人手里还是金国人手里吗?怎么会还这么野蛮?一连串的问题都搞不清楚,光是调整心态就够他们忙的了。总之一句话,西路军很惨很忧伤,但和童贯比起来,他们还算是轻松快乐的。真正闹心的是童贯。他坐镇后方,等来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伤亡报告,这和他的预料相差太远了,他比谁都想跳脚骂人,他很想对苍天怒吼一声。——这还是我的西军吗?还是战无不胜,破过城灭过国的西军吗?要知道宋、辽百年无战事,两国在边境上的力量基本持平,那么,宋朝的河朔地区已经是军事真空地带,为什么辽国的燕云地区还有这样的军队?当时的童贯是想不清这些问题的,只有全盘掌握了宋、辽、金三国同时期的历史进程资料,才能分析清楚,给出这些答案。第一,为什么辽军变强?这是因为金国的刺激。百年安宁,养得契丹人和宋人一样肥胖白嫩不知所谓,但几年之间濒临亡国灭种,这是什么压力,哪怕是被动应战,几年之间也会让战力升级,更不用说会形成举国反抗的狂热情绪。第二,为什么西军变弱?老天在上,查一下西军近十九年以来的战史,答案会自己出来。不算哲宗时代对吐蕃、西夏的战争,从赵佶即位开始,西军先是收复河湟,再和西夏开战,连续不断地打了八年,期间还抽调主力两次南下,一次扫平卜漏,一次平定方腊,接着马不停蹄进军燕云,这样密集的作战任务,就算二十世纪的全机械化部队也吃不消吧,何况是以步兵为主的十一世纪冷兵器军队。更何况在这十九年间,除了和西夏的战争互有胜负之外,宋朝的西军保持着百分之百的胜率,并且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里干脆利落地打出来的。所以,现在童贯不必无语问苍天,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他要对西军这样的苛刻,就算宋朝当局总是给西军派任务,就算西军的确是宋朝唯一的一支决胜部队,哪里出事都得派它去,童贯作为直系领导,是不是得为属下争点喘息的时间?现在,终于把西军挤干榨尽了,恶果从上至下,没谁能例外,都得咽下去。这一刻来得非常快,计算时间,当年五月二十六日,杨可世在白沟被击败;三十日,辛兴宗部在范村失利,之后才过一天,童贯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情报。幽州方向有数万辽军快速向边境运动,辽国增兵了!当童贯害怕时,这个世界变样了。他害怕之后,他的人生、西军的声誉、北伐的成败,甚至宋朝的国运,都突然拐弯,扭向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方向。说童贯,他是太监里的将军,六贼里的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是硬朗的、英伟的、正面的,哪怕有些地方很招人恨,但把军队交给他,让人放心。此前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些,就会发现姑娘的脸虽然肮脏,但泛起了红晕,尽量理解女人们吧,其中一个与不大相识的男人们睡过不知多少次之后突然产生了羞耻之心,而另一个,我们已经知道,她非常可能凑到前者耳边以世界上最平静不过的口气说,你用不着害臊,他看不见你,显然,她指的是她本人的丈夫,我们不会忘记,那个不知羞耻的姑娘怎样把他勾引到床上,确实如此,女人们,只有不了解女人的男人才去花钱购买。但是,她脸红也许出于别的原因,这里还有另外两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其中一个曾在床上接待过她。医生的妻子把丢在地上的衣服拢到一起,裤子,衬衣,一件西服外套,背心,女衬衫,一件内衣脏得发黏,即使用洗涤剂泡上一个月也难以洗净,她把这些衣服通通卷成一团,抱起来,你们留在这里,她说,我马上回来。像刚才收拾鞋子一样,她把衣服也送到阳台上,在那里她脱下自己的衣服,望着阴沉的天空下漆黑一片的城市。一扇扇窗户没有一丝微弱的灯光,房屋正面不见半点反射出的光亮,眼前不是一座城市,更像沥青熔化了,冷却之后在硕大无比的模子里铸成了楼房屋顶和烟囱的形状,一切都死气沉沉,寂无声息。舔泪水的狗来到阳台,显得心神不安,但现在没有人哭泣,没有泪水可舔,眼睛已经哭干,一切绝望和疯狂都埋在心里。医生的妻子感到有些寒冷,想到伙伴们,想到他们赤条条地站在客厅中央,不知道在等待什么。她走进屋里。他们都成了没有性别的轮廓,成了边缘模糊的污渍,成了隐没在黑暗中的阴影。但是,对他们来说并不这样,她想,他们溶解在自己周围的光亮里,正因为这光亮他们才失明。我来点上灯吧,她说,现在我几乎和你们一样瞎;已经有电了吗,斜眼小男孩问;没有,我要点上一盏油灯;什么是油灯,小男孩又问;过一会儿我告诉你。她从一个塑料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走到厨房里,她知道橄榄油放在什么地方,找出来不用费事,把一块洗餐具的抹布撕成条作灯芯,然后她返回客厅,油灯就放在那里,自从人们造出这盏油灯以来它将头一次派上用场,一开始这似乎不该是它的宿命,不过,我们当中任何一个,包括油灯,狗和人在内,一开始谁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油灯的喷嘴一个个点着了,摇摇曳曳,像三个发光的杏仁,有时伸得长长的,仿佛尖尖的火苗要消失在空气中,随后又蜷缩回来,仿佛变得浓密结实,成了光亮的小石块。医生的妻子说,现在我看得见了,我去给你们找干净衣服;可是,我们都很脏,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用手捂着乳房和阴部。这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医生的妻子想,是由于油灯的光亮在看着她们。随后,她说,脏身体穿上干净衣服总比干净身体穿上脏衣服好。她端起油灯,到里边的衣柜抽屉和衣架上翻了一通,几分钟以后拿来了睡衣,白大褂,裙子,女衬衫,连衣裙,裤子,背心,足够七个人穿戴整齐,当然,他们高矮不同,但瘦弱方面却像孪生兄弟姐妹。医生的妻子帮助他们穿上衣服,斜眼小男孩穿的是医生的短裤,就是去海滨或者乡间时穿的那种,任何人穿上它都会变成孩子。现在我们可以坐下了,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说;请扶我们一下,我们不知道坐在哪里。客厅和所有客厅一样,中间放张小桌子,周围有几个沙发,足够全体都坐下,医生和他的妻子以及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这个沙发上,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坐那一个,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和第一个失明者坐另一个。人人都筋疲力尽了。小男孩把头偎在戴墨镜的姑娘怀里,很快便睡着了,再也没有想起油灯的事。就这样,一个小时过去了,这也是一种幸福,在极为柔和的灯光下,一张张肮脏的脸也仿佛已经洗过,没有睡着的人眼睛闪闪发光,第一个失明者摸到妻子的手,紧紧攥住,从这个动作上可以看出,消除肉体疲劳对精神的和谐起着多么大的作用。这时候,医生的妻子说,过一会儿我们就吃点东西,但吃饭之前我们最好就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达成一致意见,请放心,我不会重复扩音器里那个通告,睡觉的地方够用,我们有两间卧室,两对夫妇各住一间,其他人在这个客厅的沙发上睡觉,每人一个,明天我必须去寻找食物,现有的东西快吃完了,你们当中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帮助我拿食物,不过也是为了让你们学会辨认道路和拐角,知道怎样回到家里来,说不定哪一天我会生病,或者失明,我一直等待着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我必须向你们学习,还有一件事,谁需要方便的话就到阳台上去,那里有一只桶,我知道,外边一直在下雨,很冷,到阳台上去方便不是件惬意的事,不过总比把屋里弄得臭气熏天要好,我们不该忘记,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所有的人,各种凌辱都忍受过,甚至干了那么下贱的事,同样的事也可能在这里发生,当然形式不同,在那里,我们还能以其他人的下贱行为为自己开脱,而现在则不然,现在我们在恶与善面前人人平等,请你们不要问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失明症还是例外的时代我们从每个行为中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谓正确与错误,只不过是对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这里不是指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容置疑,请你们原谅我这番伦理道德方面的说教,你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盲人世界里有眼睛是什么滋味,我不是女王,绝对不是,只是个生来注定目睹这悲惨场面的人,你们能感受,而我既能感受又能看到,好了,我的高谈阔论到此结束,吃饭吧。谁也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有医生说,如果我恢复了视力,我就要真正地看看别人的眼睛,就像看他们的灵魂一样;灵魂,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或者说精神,名称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戴墨镜的姑娘开口了,此人从来不曾研究过高深的学问,她说,我们当中有件没有名称的东西,这东西就是我们。医生的妻子把所剩无几的食物拿出一些放在桌子上,然后帮助他们坐下,她说,你们都细嚼慢咽,这样能欺骗肠胃。舔泪水的狗没有来乞求施舍,它已经对挨饿习以为常,再说,大概它以为自己吃了那顿丰盛的早餐之后,没有权利再从先前那个流泪的女人嘴里抢一丁点儿东西,对其他人它倒似乎不大在意。桌子中间有三个喷嘴的油灯正等着医生的妻子讲一讲它是个什么样子,这是她许下的诺言,但直到吃完饭她才开口。把你的两只手伸过来,医生的妻子对斜眼小男孩说,然后她拉着小男孩的手慢慢摸油灯,一边摸一边说,这是灯座,圆圆的,感觉到了吧,这是灯柱,支撑着上面的贮油碗,这里,小心,不要烧着你,这里是喷嘴,一个,两个,三个,灯芯从喷嘴里伸出来,这些缠在一起的细布条把油从里边吸上来,划根火柴就点着了,只要还有油它们就一直亮着,灯光很弱,但有它我们就能看得见;我看不见;总有一天你会看得见,那时候我把这盏油灯送给你;油灯是什么颜色的呀;你从来没有见过洋铁皮做的物件吗;不知道,记不得了,什么是洋铁皮呢;洋铁皮是黄色的;啊,斜眼小男孩考虑了一会儿,叹了一声;现在该打听他妈妈了,医生的妻子想,但他想错了,小男孩只说他非常渴,要喝水;只能等到明天了,我们家里没有水,就在此刻,她想起来了,有水,对,有水,水箱里的水还没有动呢,大概有五升,也许更多,这宝贵的水不会比检疫期内喝的水差。屋里漆黑一片,她走进洗手间,摸索着掀起水箱盖,看不清里边是否真的有水,但手指告诉她,有,她找来一个杯子,按进水里,小心翼翼地灌满,文明回到了原始洪荒时代。她走进客厅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还坐在各自原来的地方。油灯照着一张张脸,仿佛在对他们说,我在这里,看着我吧,不要错过机会,我不会永远亮着。医生的妻子把水杯送到斜眼小男孩唇边说,喝水吧,慢慢喝,慢慢喝,仔细品尝品尝,一杯水就是珍宝,她不是在对小男孩说,不是在对任何人说,仅仅在告诉整个世界,区区一杯水成了珍宝。你在哪里找到的,是雨水吗,她丈夫问;不是,从水箱里舀来的;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是还有一大瓶水吗,丈夫又问;妻子喊道,对呀,我怎么没有想起来呢,一个瓶里还有半瓶,另外一瓶还没有开封,啊,真让人高兴,你不要喝了,不要再喝了,这话是对小男孩说的,我们大家都喝纯净水吧,我把家里最好的杯子拿出来,要喝纯净水,这一回她端起油灯,走进厨房,提着大水瓶回来了,灯光照进大瓶里,里面的珍宝闪闪烁烁。她把大水瓶放在桌子上,转身去取杯子,家里最好的杯子,精致的水晶杯,然后一杯杯斟满,动作缓慢,仿佛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最后她说,干杯。一只只盲手摸索着找到了各自的杯子,颤抖着举起手。干杯,医生的妻子又说了一遍。桌子中间的油灯如同被群星围绕着的太阳一样。众人放下杯子,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哭了。这是个不平静的夜晚。一个个起初空泛模糊的梦在客厅里游荡,带着从这里那里搜罗来的新回忆新秘密和新愿望从这个沉睡的人心里走到那个沉睡的人心里,所以他们不时叹息一声,嘟嘟嚷嚷地说,这个梦不是我的;但梦回答说,那是因为你还不认识你自己的梦,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知道了在离她只有两步远的地方睡觉的戴黑眼罩的老人是什么人,同样,老人猜想他也知道了姑娘是什么人,当然,这仅仅是猜想,因为那些梦还没有达到相互交融完全一致的地步。天刚刚亮,开始下起雨来。狂风卷着倾盆大雨敲打窗户,像甩起了一千条鞭子,发出呼呼的声响。医生的妻子醒来了,睁开眼睛,低声说,好大的雨呀,接着又把眼睛闭上了,卧室里还是深夜呢,可以接着睡。没有过一分钟,她又猛地醒来,想到该做什么事情,但一时弄不明白究竟要做什么,雨对她说,起床吧。这雨想干什么呢。为了不吵醒丈夫,她慢慢走出卧室,穿过客厅的时候停下脚步,看了看睡在沙发上的人们,然后沿走廊走进厨房,建筑的这一部分迎着风头,雨势也最猛。她用身上穿的白大褂的袖子擦擦门上灰暗的玻璃,朝外边望望。天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阳台的地上堆着他们脱下的脏衣服,塑料袋里装着应该洗的鞋子。洗。梦境的最后一层面纱突然揭开,该做的就是这件事。她打开门,朝前迈了一步,就像到了瀑布下边一样,马上被雨水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必须利用这雨水,她想。她返回厨房,尽量不发出响动,把盆锅等一切能盛点水的器皿都找到一起,如注的大雨形成的水帘在风中晃动,风像一把巨大的发出嘈杂声的扫帚,把雨水从城市的一个个屋顶上扫下来。接着她把器皿搬到外面,沿阳台的栏杆排好,现在该用雨水洗肮脏的衣服和令人作呕的鞋子了。但愿不要停,这雨不要停,到厨房去拿肥皂洗涤剂和抹布的时候她嘟囔道,把一切能用来擦洗的东西都拿去,洗一洗灵魂中难以忍受的污垢,哪怕洗去一点点。洗去身上的污垢,她说,仿佛在纠正刚才抽象的想法,又说,其实两者是一样的。于是,好像这是最自然不过的结论,即所想和所说和谐统一,她猛地扯下湿漉漉的白大褂,把衣服脱光,任凭身体让雨水时而轻轻抚摸,时而像鞭子似的抽打,她一边洗衣服,一边洗自己。周围尽是雨声和水声,她没有发现这里早已不只她一个人。戴墨镜的姑娘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站在门口,至于是什么样的预感直觉或内心的声音将她们唤醒的,人们不得而知,更不知道她们如何找到了来这里的道路,不过现在无须对此探究,人们不妨随意推测。你们帮着我做吧,医生的妻子看到她们说;我们看不见,怎样帮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先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来,需要晾干的衣服越少越好;可是,我们看不见呀,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重复了一句;没关系,戴墨镜的姑娘说,我们尽量做嘛;我马上洗完,医生的妻子说,然后继续洗还脏着的东西,好,干活吧,我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有两只眼睛六只手的女人。也许,在对面楼房紧紧关闭着的窗户后面,几个被不休的暴雨惊醒的盲人男女正把额头贴在冰凉的玻璃上,口中哈出的气使夜晚更加模糊不清,他们正回忆着往日这种天气,那时节也像现在这样,但能看到天上哗哗落下的雨水。他们不会想到,那里有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像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样一丝不挂,像是疯子,大概真的疯了,精神正常的人不会这样在阳台上洗衣服,任凭邻居们窥视,即使所有人都已失明她们也不会这样做,不应当这样做,我的上帝呀,雨水从她们身上往下流,在两个乳房中间往下流,在黑乎乎的阴部停留一下,消失了,后来又沿大腿倾泻下来,也许我们这样想象她们有失体统,行为不端,也许我们看不见本市有史以来这最美好最壮观的景象,从阳台地板上落下一帘白毛巾似的泡沫,但愿我和泡沫一起落下去,无尽地下落,干净,纯洁,一丝不挂。只有上帝看得见我们,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尽管历经了一次次绝望和不快,她依然坚信上帝没有失明;医生的妻子反驳说,不仅上帝失明了,天空也被乌云遮住了,只有我能看见你们;我长得丑吗,戴墨镜的姑娘问;你瘦,你脏,但你绝对不丑;我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你和她一样瘦,一样脏,不如她漂亮,但比我好看;你很漂亮,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怎么知道呢;我梦见过你两次;什么时候;第二次在昨天夜里;你梦见的是这所房子,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切之后,你感到了安全安宁,当然是这样,你梦中的我是这个家,要是看见了我,你总得让我有个长相,臆造出我的长相;我看你也长得很漂亮,可我从来没有梦见过你,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这只能表明失明症是丑陋的人的幸事,可你并不丑;不丑,我长得确实不算丑,就我的年纪来说;你多大岁数了,戴墨镜的姑娘问;快五十岁了;像我母亲一样;她呢;她,她什么;还漂亮吗;原来更漂亮;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总不如当年漂亮;你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就这样,话语中有许多言不由衷的成分,你一句,我一句,信马由缰,不知道到哪里为止,突然,因为两个三个或者四个词同时涌现,它们本身意义简单,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会使我们难以抗拒的激情涌上皮肤,涌出眼睛,抑制不住的情感突然爆发,有时是神经像身着甲胄一样,一再经受打击,一切都承受住了,但现在再也无法承受,都说医生的妻子有钢铁般的神经,但医生的妻子现在也在一个代词,一个副词,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的作用下泣涕涟涟,尽管它们只是区区的语法现象,只是符号,同样,那两个女人,另外两个女人,两个不定代词,也哭哭啼啼地和她拥抱在一起,三个赤身裸体的淑女立在瓢泼大雨中。她们在阳台上站了一个多小时,这种时刻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该感到寒冷了。我觉得有些冷,戴墨镜的姑娘说。衣服,只能洗到这种程度了,鞋子上的大部分脏东西已经洗去了,现在该这些女人们洗澡了,在头发上打肥皂,互相搓背,像没有失明的时候,女孩子们在花园里玩捉迷藏那样咯咯地笑。天完全亮了,第一缕阳光从世界的肩膀上朝这里窥视,一会儿又被乌云遮住。雨还在下,但比原来小多了。三个洗衣妇走进厨房,用医生的妻子从浴室取来的毛巾擦干身子,皮肤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不过,这就是生活,没有狗的人就带猫去打猎,香皂转眼之间就用完了,尽管如此,这家里好像还是一应俱全,也许是因为她们善于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最后,她们穿上衣服,要说天堂,还是在外面,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的白大褂早已湿透,现在她穿上了一件有树枝和花朵图案的连衣裙,这件衣服已弃置多年,但这时却使她显得比另外两个女人更美。她们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看见戴黑眼罩的老人坐在他睡觉的沙发上,双手抱着头,色色日本影院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年轻的已婚妇女,有一个孩子。突出孩子。(e)已婚妇女,有兼职工作,两个孩子,既要管家又要管丈夫。就这些。几周前,我的眼里根本就看不见老年人。吸引我目光的,我眼睛看得见的,是那些年轻的、有魅力的、衣着考究的、英俊潇洒的人们。而现在,好像以前那张图上覆盖上一张透明胶片,年老的、体弱的,一下都显现了出来,都在那儿。我差点就对乔伊丝说:“可总有一天我们都要老的。”但这是陈词滥调,显而易见,枯燥无味。我都能听到她说:“哦,简娜,我们非要这么乏味、这么毫无城府吗?他们买咱们可不是为了这个。”她总是说,他们买咱们,我们必须让他们想买咱们。有一天我去加油站,开了很长时间的车,很疲倦,开口就说:“把咱灌满。”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女士,我很乐意把您的车灌满。”福勒太太进厨房去拿饼干的时候,我也跟了进去,看着她拉过一张凳子,站上去打开吊灯。我打量着那些破损的电线,潮湿的墙壁。后来我对她说:“我会让我的电工来一趟,不然你会送了自己的命的。”她呆呆地坐了几分钟,然后抬眼,看了看我,叹了口气。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我说了一句她梦想有人会对她说的话,但此刻这对于她来说有点难以承受,她希望这一个时刻,还有我,能消失。她说:“我一直过得挺好。”怯怯的,似在哀求,带点愠怒。我说:“让你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真不光彩。你的电源,那就是个死亡陷阱。”听到我的话,她扑哧一笑。“死亡陷阱,是吧?”我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很心慌,心中有个东西挣扎着要奔,要逃,逃离眼下这个状况。我觉得被困住了。我是被困住了。因为我给了她一个承诺。没明说。但那就是个承诺。我回到家,开门的时候,对面的门轻轻打开:彭妮太太,特地等着呢。“打扰一下,”她喊道,“我一直等着你回来。我只好向你求助啦。”我没好气地说:“怎么啦?”“我出去的时候忘了买黄油,那个……”“我去给你拿,”我说着,猛地一下冲进我的屋子,拿了半磅黄油,塞进她手里,说了句:“不用谢。”然后我又冲回自己家,嘭地把门摔上了。我是故意摔门的。她有黄油,我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她有儿有女,如果他们不愿意照看她的话,该她倒霉。又不是我的责任。我心生烦躁,需要甩掉点什么——福勒太太。我把浴缸放满水。我把今天穿的所有衣服收好,准备拿去洗衣店,一根线头都不放过。我能闻到我的皮肤上、头发上净是福勒太太家的馊味。那晚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住在我的浴室里的。或许它就是我家。搬进这里的时候,我照抄了原来那个套房里的浴室设计,不差毫厘。但是起居室和卧室,还有书房,我却没有特意打理。弗雷迪以前开过玩笑,说他的情敌是我的浴室。我的油漆是特别调制的,象牙白,泛着一点粉红。我铺了西班牙瓷砖,十分精致亮丽,珊瑚红,绿松石青,还有赭石黄。浴缸是蓝灰色的。有的时候一间房是完美的——不需加一丝,也不需改一毫。乔伊丝看到我的浴室后,想要拍照登上杂志。我说不行,这简直就像给人拍了裸照。我每天早晨都泡澡,还有每天晚上。我躺在浴缸里,一泡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在浴缸里读书,脑袋和膝盖搁在防水枕头上。我有满满两架子的浴盐和泡沫浴块。那晚我躺在浴缸里,水冷了就添热的,我看着自己的身体。身体结实白皙。没有肥肉。千万别有!但是结实。现在还没开始松弛下垂。嗯,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次我对弗雷迪说,好,我现在安排要一个吧,可是没怀上。对这件事,他乐呵呵的,挺不错。我不知道他心底里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他想要孩子,但是不知道他有多想。我那时是刻意不去弄清楚的,我觉得。我走出浴缸,裹着浴巾,站在门口,看着浴室,想着福勒太太。她从来都没有过热水。一直住在那肮脏的洞窟里,只有冷水,一战开始前就那样了。要是当初我没有回应她就好了,我一整晚都在想如何脱身。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劫难。因为我知道我要照顾福勒太太了。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我给电工打了电话。我向他解释了一切。我去上班,消沉,甚至恐惧。当晚电工打来电话说福勒太太冲他尖叫,你想要干什么?他就走了。我说明天晚上我在那儿等他。他是六点钟到的,她打开门,臭气污秽扑面而来,我看到了他的表情。然后他有些放肆,但是很友好地对她说:“哎呀,你昨晚给了我好一通臭骂,是不?”她缓缓地审视他,然后像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让开路,进了她的“起居室”,留我在外面告诉他要做些什么。我本该留下来陪她的,但是我带了活儿回家的,便这么告诉了她。“我没让你惹这个麻烦事。”她说。我挣扎了一番,然后抱了抱她。“哎呀,好啦,脾气别这么坏嘛。”我说,然后就走了。她眼里有泪。而我,我正拼命忍住不作呕,她那馊味。还有其他的味道,一股刺鼻的甜味,不知道是什么的味道。吉姆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能修的都修了,换了新电线和几个开关,高度是她够得到的,还给她加了盏床头灯。他告诉我要多少钱——我就知道不会便宜的。我说我会给他寄支票。沉默。他想要现金:考虑到我可能还会请他去给福勒太太做事——这个想法很吓人,好像我承认自己将永远肩负什么可怕的负担——我说:“要是你现在过来一趟我就给你现金。”“没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后他到了。他接过钱,站着等了会儿,然后说:“她怎么不住养老院?她不应该那样过。”我说:“她不想进养老院。她喜欢现在这样。”吉姆是个好孩子,不笨。他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就像我一样。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我不知道还有人是那样过日子的。”我,世故、阅历丰富的长者,说:“那你知道得太少了。”他还是逗留着,困扰,羞愧,但固执,“那么老的人有什么用?”他说,然后,飞快地加上,“哎呀,我们有一天也要老的。那就再见啦!”以抵消他刚才所说的,抵消他所想的。然后就走了。出于周到的考虑,他说了我们会老,不是我会老:因为对于他来说,我就是老的,已经老了。然后我坐下来,开始思考。他说的就是人们都会说的:他们怎么不去养老院?把他们放到一边去,别碍手碍脚的,弄到视线外去,让健康的人不用看到他们,不用总记挂他们!他们在想——我一直在想——我以前这么想,这些人干吗还活着?然后,那一刻,我开始想,我们如何估量自己的价值?工作?电工吉姆没问题,电工绝对是第一类的人物——如果你能叫得动他们的话。那妇女杂志的副主编呢?没有孩子的副主编?乔伊丝呢?主编,有一个女儿,不和她说话。她说她都懒得鄙视乔伊丝,因为什么理由我忘了。还有一个儿子,难相处。我真烦透了这些被宠坏了的家伙,矫情,唯我独尊,这些青少年。乔姬姐姐呢?嗯,她挺好的,有孩子,有丈夫,参加慈善工作。但是十五年后的乔姬姐姐会怎么样?统计数据表明,她那时将是个寡妇,子女不在身边,住公寓,对谁都没用。那时人们又如何评价她呢?我的弗雷迪(如果他还活着)呢?绝对是个圣人,能容忍被宠坏了的、长不大的妻子。但是十五年后呢?我能看见一个老头,瘦削、幽灵似的、灰头土脸,或者肥胖、皮肉松弛、头发灰白,拎着买来的东西从这条街晃到那条街,或者站在街角,一脸茫然。我们应该根据人们拥有的美好想法来评判他们?如果我现在的想法不美好,十五年、二十年后会变成什么样的呢?莫迪·福勒有什么用?按人家教我的衡量标准和测量方法,毫无用处。彭妮太太呢?招儿女、全楼的人,特别是我的厌烦——我根本没法搭理她这种人。蠢女人,那种“当初我是在印度待过的”装腔作势的口音,偷偷酗酒,故作“文雅”,不诚实。是啊,彭妮太太怎么说?她若死了,世上也没一个人会为她掉一滴眼泪。我付钱把吉姆打发走以后,又泡了那种长澡。这样泡过以后,好像以前的我就漂走了,淹没了,从松针香油泡沫、爽肤沐浴液、海风离子水里浮出的是一个崭新的我。那晚上床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为了福勒太太的幸福生活伸了一回援手,她不会指望有人会帮她这么大的忙。这也就足够了。我以后根本不会靠近她了。因为如此左右为难,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我回想了我是怎么长大的,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很有趣,你可以说我们家很讲道德。宗教呢,是温和的那种。但是家里绝对洋溢着一种自我陶醉的气氛:我们做的事都是对的,我们是好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又有什么用呢?没人教过我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没人教会我什么是战争,但这是家庭之外的事。没人教我饮食要节制,我得自己教自己。也没人教过我早上该怎样才能起床,我工作后,在我需要做的事当中这是最困难的。我也从来不知道,在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如何对自己说不。我们想要什么,父母从来不会拒绝,只要这东西存在。战争!是不是因为战争,因为物资如此匮乏,所以孩子们想要什么父母就会给什么?但是有一点我是要感谢妈妈的,只有一点。那天早上我躺在床上,对她说:“这个要谢谢你。至少你教会了我,如果我答应了什么,就一定得遵守诺言。如果我说我会做什么,就一定得做到。这不是什么多了不得的人生发展基础,但也算是点什么了。”谢谢你。于是下班后我去了福勒太太那儿。一整天我都在想我那美妙的浴室,沐浴,我对这一切的依赖。我在想,我一个月里花在热水上的钱就足够让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了。但是当我带着六瓶甜黑啤、几只玻璃杯去找她,站在门边喊:“嗨,我来啦,让我进去吧,看我带来了什么!”然后穿过那糟糕的走廊时,她却站在一边,脸皱成一团,充满怨恨。因为她的新电路和新享受,她想要惩罚我,但我才不会给她机会呢。我大步走来走去,粗手粗脚,发出砰砰的声音,把甜黑啤倒出来,给她看玻璃杯。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她也坐了下来,欢快,面带微笑。“你看到我的新靴子了没?”我问她,把脚伸出来。她弯下腰仔细打量,嘴笑得直打战,狡黠得很。“啊,”她声音低低的,几乎是在说悄悄话,“我真喜欢你的打扮,我觉得它们真好看。”于是那晚就是这么过的,我把身上穿的一样一样地展示给她看。我脱掉我的毛衣,站住不动,这样她就可以绕着我转,呵呵地笑。我那天穿着我的新背心式胸衣,中国绉纱。我撩起裙子,给她看里面的蕾丝。我脱掉靴子,好让她拿在手里。她哈哈笑着,十分尽兴。她跟我讲她年轻的时候穿过的衣服。她有一条特别喜欢的裙子,灰色的府绸,上面有粉色的花。她去看姑妈的时候就穿它。这原来是她父亲情妇的裙子,对她来说也太大了点,但她还是收了下来。“我可怜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我的东西那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后来,我就只能捡人家不要的了。但是这件衣服实在漂亮,实在漂亮,我喜欢自己穿上它的样子。”我们聊了五十、六十、七十年前的裙子、衬裤、衬裙、背心式胸衣、凉拖、披肩、紧身衣。福勒太太都九十多岁了。她讲的最多的还是关于她父亲的那个女人的事情,她自己拥有一家酒吧。福勒太太的母亲去世后……“她是被毒死的,亲爱的!她给她下了毒——嗯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脸上都写着呢,但就是她毒死了她,还差点毒死了我。她搬到我们家来。就是圣约翰森林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家里的用人,从早累到晚,他们就寝前,我还要给他们送里面掺了威士忌和奶油的麦片粥。她会坐在壁炉的一头,穿着点缀着羽毛的时髦红睡衣,我父亲坐在另一头,穿着丝绸浴袍。她会对我说,莫迪,你今晚有劲儿吗?然后她会脱掉那些满是羽毛的东西,扔开,只穿着紧身胸衣站在那里。现在他们不做那样的紧身衣了。她是个大块头的漂亮女人,十分丰满,我父亲就坐在那里,笑容满面,扯着胡子。我得给她松胸衣系带。苦差事啊!不过比起她出门前梳妆打扮时,把她又是拉又是塞地弄到那胸衣里头去,还是轻松多了。而他们从不会问我,莫迪,你自己不想来一勺粥吗?不,他们自己吃得喝得和国王一样好,他们什么都不缺。她要是想吃螃蟹或者鳎鱼或者龙虾,他就会派人去买。但从来不会问,莫迪,你要点吗?但是她越来越胖,结果便是:你想要我那件旧的蓝色丝绸裙吗?我当然想要!她的一条裙子够我做一条连衣裙和一件衬衫,有的时候还够再做一条围巾。不过我从来不喜欢穿她的衣服,不是真心喜欢。我觉得那都是从我可怜的母亲那儿偷来的。”我很迟才回到家。我躺在浴缸里,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那些老式服装做一篇专题。我和乔伊丝提了这事,她看上去很感兴趣。她好奇地看着我。她不想问问题,因为那会儿我的某种神情在警告她住口。不过后来我向她描述一件粉色丝绸便宴服,那衣服是一战前一位酒吧女老板的——这位女士,据福勒太太说,毒杀了她情人的妻子,还试图毒杀她情人的女儿——还有那件点缀着黑色鸵鸟羽毛的紫红色绸缎晨衣,这时她还是说了一句,“这些老式服饰,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噢,我还有个秘密的生活。”我对她说。“看起来的确是。”她轻描淡写,心不在焉地应道,我已经渐渐开始熟悉这种口气。昨晚我又去了莫迪那儿。我问她:“我能叫你莫迪吗?”但是她不喜欢这样,她讨厌乱套近乎,不讲礼数。于是我就不提这事了。我走的时候说:“那至少叫我简娜吧,拜托了。”所以现在她叫我简娜,但别人得称她福勒太太,以示尊重。我请她给我描述所有那些老式衣物,好登在杂志上。我说我们会为这些专业知识给她付酬的。但这是个错误,她十分震惊,很受伤,叫道:“哦,不,你怎么能……我喜欢回忆旧时光。”于是这事我也不提了。我想把事情办得合乎规矩,到头来却犯了多少的错啊。我遇事做出的第一反应几乎都错得离谱,比方说为我的浴室感到羞愧,还有我们的杂志。昨晚,我花了一个小时仔细地向她描述我的浴室,再小的细节也没放过,而她坐在那儿,笑容满面,满心欢喜,不时提问。她不嫉妒。不。但有的时候她脸上一副阴郁愤懑的表情,没有明说,但我知道过会儿她会有话说给我听的。她说起更多关于圣约翰森林那栋房子的事情。我都能看见!结实的深色家具,舒适的设施,上好的食物,还有饮料。她父亲有一栋小房子,正好位于“他们”要让帕丁顿铁路穿过的那块地上,或是别的什么这一类的事。于是他从中大发了一笔。她父亲以前在贝尔街角有一家小店,卖五金,还免费给穷人煤和面包,天冷的时候店里会有一大锅为穷人准备的汤。“我以前特别喜欢站在那里,满心为他感到骄傲,接济那些穷人们……”然后就是好运降临,转瞬间,大房子、温暖舒适,然后父亲几乎夜夜不归,父亲喜欢去纨绔子弟聚集的地方,去赴宴,去剧场,去音乐厅,在那里遇到了她。莫迪的妈妈伤透了心,然后被毒死了。莫迪说她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说那是最好的童年,连女王本人的都不可能更好了。她滔滔不绝地讲花园里苹果树下的秋千,未修剪的草地上长长的草。“我会坐在秋千上,自己荡,一荡就是几个小时,荡呀,荡呀,嘴里唱着我会唱的所有的歌,然后可怜的妈妈出来叫我,我冲进她怀里,她给我水果蛋糕和牛奶,亲亲我,然后我又跑回秋千那儿。或者她会把我姐姐波莉和我打扮好,我们一起上街。我们有一便士,一人买一块巧克力。我会一小口一小口地舔着吃,心里想着千万不要碰上熟人,不然就得和人分享。但是我姐姐总是把她那块一口吞掉,然后就缠着要吃我的。”“你荡秋千那会儿是几岁,福勒太太?”“哦,我应该是五六岁……”这些根本说不通。贝尔街五金店的后面肯定不会有一个芳草萋萋的花园吧?而当到了圣约翰森林时,她那会儿就过了听着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诸路“反元豪杰”,几年征战下来,相互之间的征伐次数,远甚于和元政府军的作战次数。如此“九恶”泛滥,又何谈“一统天下”。所幸彼时元朝气数已尽,虽有王保保等名臣辅佐,但朝政腐败,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间相互倾轧,内战不休,比南方的“义军”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时的情形,元朝灭不得南方诸“豪杰”,可诸“豪杰”也成不了大事。长江为界,南北分裂割据,互相对峙,最终问鼎天下的会是谁?在这场天下纷争中,最终的胜利者,必然是一个“九恶”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恶”变成“九不恶”,这个人,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王者。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了。三朱元璋怎样开始做“九不恶”?他又怎样做到?朗声一笑容易,条条付诸实施可就难了。在这之前,他本是草头百姓,家中闹饥荒,父兄横死,无奈之下出来闯世界。先做僧人,后来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得到赏识成为爱将,却屡次卷入当地红巾军的权力斗争中,终于下定决心提兵另闯天地。之后步步为营建立“根据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盘,等来了元末第一谋士刘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历代争天下,最终得势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谓农民起义,虽喧嚣一时,却免不了给别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灭的厄运。从大泽乡起义至元末,一代代有人揭竿而起,一代代重复相同的失败,根由恰是“九恶”难改。之所以难改,应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句话:“农民起义之所以重复相同的失败,只因为他们是农民起义。”既是“农民起义”,招兵买马,自然脱不了古代各类怪力乱神,所谓“明教”“白莲教”甚嚣尘上,自然为“读书人”所不齿,也自然多瞧不起“读书人”,于是“亵渎圣人之道”也就正常。起义者多是官逼民反的贫民,既敢起义,心中自然有恨,有恨则仇富,仇富则免不了滥杀滥抢。起义领导者也多为“草寇”,有长远眼光的不多,于是更“杀伐无度”。庄稼汉出身的农民,从将领到士兵,皆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除却少数无师自通的军事天才,大多数是乌合之众。起义多是自发,没有明确的纲领与目标,一旦遇挫,自然内部涣散,分崩离析,各支起义队伍所属不同,既无眼光,自然计较眼前利益,自相残杀也就不奇怪……所谓“九恶”,换位思考,发生在农民起义身上,却是正常。但“正常”的后果很严重,滥杀的结果是民心丧失,失民心,如何得天下,“亵渎圣人之道”看似快意,但封建社会,朝廷是上层建筑,“读书人”和“中小地主”是基石,基石坍塌,又怎能成大业?所以封建社会历代“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袖,面前只有两个选择:一,覆灭;二,决裂“反封建”的身份,成为“封建主”。两个选择间命运拐点的信号灯,就是这来自农民起义自身的弱点,无法避免的“九恶”。刘基之所以选择了朱元璋,就是因为“九恶”,朱元璋之前已经避免了一些。比如“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起初的朱元璋也曾轻视文人,但是自招纳了李善长后,开始着力笼络知识分子。其军队每攻下一城,必设“礼贤馆”,用以招纳知识分子。对当地的名士才俊,更是软硬兼施,试图收为己用,刘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朱元璋身边的。“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这条也极力避免,从白手起家至占据南京,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且采用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耐心壮大自己的实力。“粮饷不能自足,临阵不知兵法”这条,朱元璋也是另类,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晋升为吴国公开始,他就在所辖的淮西地区推行屯田之策,占领南京后,又将此政策推广至南京地区。其部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人,更为不世出的名将,所谓“为士者缺乏训练,作战形同群殴”,虽有存在,却不严重。在当时的“众豪杰”里,论“九不恶”,朱元璋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但是,要得天下,这些还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战胜“九恶”,化“九恶”为“九不恶”,是需要有与其出身,乃至劣行,勇敢决裂的勇气,战胜自己的勇气。四“九恶”中有几条是朱元璋注定无法避免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此义军与彼义军之间,相互猜疑,互相攻伐”。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事实是:一统天下的最大障碍,并非苟延残喘的北方元王朝,而是身边同为“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强敌,两强中陈友谅兵最强,张士诚财最富,“互相攻伐”,是免不了的。不可避免,就要继续讲策略,绝不可“攻伐无度”,先打陈友谅,这之间拼命结好张士诚以及北方元王朝。即使张士诚在陈朱交兵时,屡屡发动侵扰,也极力隐忍,按兵不动。直到鄱阳湖一战歼灭陈友谅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张士诚下手,却不急于一口吃个胖子,先夺张士诚江北领土,继而迂回湖州、杭州,吞并张士诚南方领土,对坐镇苏州的张士诚形成包围之势,最终发起总攻。从公元1365年十月举兵,至公元1366年十二月平灭张士诚,拿下北伐中原一统天下的最大本钱,可谓步步为营。之后的北伐灭元之战,方略更是稳妥。先取山东河南,最后汇攻元大都,水陆并进稳打稳扎,兵不血刃收复中原,再集中力量,彻底摧毁西北王保保的有生力量,终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在战火中屹立而起。在这之间,朱元璋除了做到的事关争天下的“九不恶”,还做了另外几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还是回到“不敬孔孟,亵渎圣人之道,败坏天理人伦”这条,设礼贤馆,招纳贤才,远远不够。他还要在辖区内遍开学馆,修缮宗庙,尊孔敬儒。所谓“贤才”,不是“招”出来的,而是养出来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其于南京设“国学馆”,以大文士宋濂为“经师”,这就是大明开国后“国子监”的前身。各州府亦遍设学馆,此为明建国后地方“府学”“县学”的前身。当然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自开馆以来,连下严令,敢有骚扰学馆者,无论何人,严惩不贷。次年,发生了傅友德部乱兵勒索亳州学馆,殴打教习的事,朱元璋惩一儆百,参与滋扰的乱兵各领军棍五十,主将傅友德扣俸半年,重典频施,才算让众将领教了“圣人之道”的分量。对“攻伐无度,形同流寇”“胜时聚集,败时作鸟兽散”“掠人妻女财产,只知取之于民,而不知养于民”这几条则是从根子上根治。还是至正二十一年,设大都督府,统辖各兵将,设军政奖惩制度,定各级军官俸禄,立军规83条,严肃军纪。恰如海外学者黄仁宇所指出:“朱元璋之胜利,在于其军队相比于诸路‘义军’,最具国家军队的形态。”可这更难办,严令初下时,不少军将置若罔闻,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于南京玄武湖畔设刑台,公斩32名违纪军将,其中大部是跟随他从凤阳出来打天下的“老班底”。事后,朱元璋着孝服,亲往吊祭,声泪俱下一番,恩威并施煞费苦心,从此“纲纪一新”。有了军队,当然要有国家政府。文官的建制也与大都督府同时建起,邀各地士绅出仕为官,安抚地方。李善长为“大都事”,也就是未来的大明帝国“宰相”。“粮饷自足”“养于民”两条,有了“政府”自然做得好,自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起,凡军队征战过处,即在当地计丁给田,招募流民垦荒,进而编订户籍,保甲连环。赋税方面则轻徭薄赋,在至正二十四年决战陈友谅,至正二十五年平灭张士诚的两次关键时刻,连续两次下令减免税赋,招募垦荒,元朝派往朱元璋处的使节杨思义,是当时出名的“农业专家”,朱元璋闻知后将其硬留下来,成为后来大明王朝的第一任户部尚书。建“政府”,定“兵制”,肃“军纪”,兴“儒学”,敬“大户”,点点滴滴微不足道的事,让一个脱胎于农民起义的朱元璋的“吴”政权,破茧化蝶,渐具“封建国家”雏形。刘伯温的断言,实则该补充一句:九恶者,若尽数做成“九不恶”,所谓义军,实则“封建国家”。恰如海外明史学家黎东方先生所说:“元末各类割据政权,多徒有‘国家’之表,却无‘国家’之实,唯朱元璋,先立其形,再行其实,逐鹿天下之根基,由此而定。”既是“国家”当然就要与“红巾军”决裂了。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十二月十二日,平灭陈友谅的朱元璋命部将廖永忠将依附于他的红巾军“名义领袖”小明王从滁州接至南京,途经江苏六合时,凿船将其溺死。这场谋杀不仅意味着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彻底终结,更意味着,一个叫朱元璋的“农民起义领袖”,从今天起成功“洗底”。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平灭南方群雄的朱元璋在百官拥戴下称帝,建国号为大明,年号洪武。同年八月,明北伐大军兵不血刃攻入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北逃大漠,元朝灭亡。做到“九不恶”的朱元璋,至此将这个草根英雄得天下的神话,演绎完成。从农民起义领袖到封建国家的开国帝王,评价他的成功,或许《亚洲史》主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话最为客观恰当:“一个平民出身的起义者,用战胜自己的方式,战胜天下,开创了足可比肩成吉思汗的奇迹。成吉思汗的奇迹,是一个关于勇敢者探险的奇迹,朱元璋的奇迹,却是一个更接近于普通人奋斗脉络的奇迹。”第二章谁缔造了『洪武盛世』一说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洪武朝时期(公元1368年—1399年),今人的印象多是屠戮功臣,北征蒙古,金戈铁马,权谋厚黑。但有一件不容回避的史实,却在历史长河里被忽略了。这个史实,是一组数字——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天下田8577623顷,户10652804家,人口60545812人。国家岁入米麦合计32789800石,官仓储粮71800000石,不计民间百姓储量,亦可供全国官民支用3年。全国棉花总产量11803000余斤,果木种植总量10亿株。全国各府县共开塘堰4000987处,疏通河道4162处,修筑堤岸5048处。《明史?食货志》如此评价这一时期: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府县仓储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三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色色日本影院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

                        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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