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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

撰写。呜呼！卿虽死矣，死而不朽。死事重于泰山，豪气化为长虹；享俎豆（祭祀时的两种器皿）于百世，传今名于万年。魂其归来，尚飨！”在为洪承畴举行国葬进行到一半时，崇祯突然得到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于是异常尴尬，中断了葬礼。所以不可能有派洪承畴的家仆去找尸骨的事发生。综上所述，还是《清史稿·洪承畴传》的记载最为靠谱。烈士与汉奸只有一步之遥。一生有万念，而定平生善恶者，数念而已；一生读万卷，而使平生明道者，数卷而已；一生历万事，而证平生功过者，数事而已；一生遇万人，而称平生知己者，寥寥数人而已。其中最能为一个人的人生定性的就是这寥寥数念，洪承畴的一念之差最终使自己由烈士蜕变为汉奸，文武双全的洪大帅一朝叛变，无论如何，都令人唏嘘不已。至此，松山失守，锦州失守，辽东只剩宁远孤悬于外，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卢象升战死，孙承宗殉国，除了孙传庭和吴三桂，已经再没有能打的将领了，崇祯坐不住了。巨大的恐惧感笼罩着他，从未有过的心虚的感觉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他的心上蒙着一层乌云，崇祯老是感觉自己像躺在一口棺材里一样。他眉头拧在一起，脸色像铅一样阴沉。崇祯经常悲从中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君主，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局势面前，他无能为力，只能坐看江山废弛，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时的崇祯意识到，必须与皇太极议和了，先把东北局势稳住，收拾了中原贼寇，再收复辽东不迟，不然，两线作战继续下去只会输得更惨。于是崇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也表露出自己想议和的态度，他说：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现在那些力挺清廷的历史学家说努尔哈赤、皇太极准备一统中原的雄才大略，都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占着东北三省就足可以了，昔日金国何其强大，还不是被灭了，皇太极知道这个道理，物极必反，月满则盈，水满则溢，适可而止就行了，因此同意与明朝议和。对于明朝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都同意，而上蹿下跳反对的是汉人降官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议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先削弱，再在适当时机灭亡明朝。还好，皇太极比这帮汉奸强多了，他提出，让明朝承认自己这个大清国，自己可以当明朝属国，只要明朝每年给一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国界嘛，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皇太极很有诚意，他在写给崇祯皇帝的信中说：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天聪实录稿》）从这些条件和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虽不富裕，出这些钱绰绰有余。眼看议和就要成功，明朝就可转危为安，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国内的各路起义军，但是，出事儿了！议和的时候，明朝使臣马绍愉把与清廷议和的详情写下来，秘报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接到密报后，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陈新甲家僮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在中国文人眼里，只要跟敌国议和，那就是卖国，就是汉奸，于是群情激奋，陈新甲就成了“大汉奸”。崇祯帝得知后，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他就下诏斥责陈新甲。如果陈新甲了解崇祯的心理，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摘出，说都是自己议和，肯定保命没问题，但是，陈新甲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于是上奏说自己议和有功，想让崇祯给自己说句话。结果，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崇祯帝大怒，将陈新甲斩首。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第五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皇太极得知这次议和告吹后，大怒，率军第五次南侵，进军路线跟第四次南侵一样，一直杀到山东，在山东馆陶，清军遇到很大抵抗，守军在每个垛口都准备了钩丁两把，砍刀三把，当清兵攻城时，守军就用钩丁把爬到垛口的清兵钩住，然后用砍刀将其砍死，清军死伤惨重，没有拿下馆陶。在打山东潍县的时候，清军也遇到了很大抵抗，清军打地道战攻城，在城角挖开一个洞，城墙塌了一段，守将张尔忠当时正在生病，仍亲自抗战，城内男女老少一起上阵搬砖石堵缺口，没出嫁的女人也来助战，保家卫国之志于此可以体现，守军不断开炮击杀清军，炮弹用光后，城内百姓把自家铁锅砸了，用作炮弹之用，潍县坚守七天，清军死伤惨重，潍县没被攻陷。当然，清军在山东其他地方那就是势如破竹了，清军共俘虏三十六万汉人，还好，没搞屠杀，但清军将这些人带回了辽东，作为奴隶。此次负责组织抵抗清军的总指挥是内阁首辅周延儒，然而周延儒“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有人作诗讽刺周延儒说：“虏畏炎镐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驼回。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崇祯得知真相后大怒，将周延儒赐自尽。太监在向周延儒宣读圣旨时，故意在念到“姑念一品首辅大臣”时停顿，一听到“姑念”，周延儒以为崇祯能放了自己，于是叩首谢恩，此时太监接着念，“于寓处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两名士兵逼周延儒上吊，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死后尸体仍如生人，怕有不测，于是士兵将铁钉钉入周延儒的脑袋，血流满面，然后才回宫复旨。此次南侵，清军共攻陷八十八座城池，杀鲁王、乐陵王等明宗室六人，虏获牲畜三十二万头，抢走金二百二十万两，珠宝无数。有鉴于此，皇太极得意地说：“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在皇太极眼里，取北京已是探囊取物，然而历史没有给他最终入主中原的机会，而皇太极不断在华北横扫之时，中原局势也彻底糜烂。第十九章大溃败1638年李自成被打得只剩十八人，张献忠也投降于熊文灿，李自成带十八骑前往谷城来找张献忠，张献忠设宴招待，他对李自成说：“李兄何不随我归降朝廷，还风尘仆仆的奔走干吗？”李自成仰天大笑，“不可！不可！”（谈迁《国榷》卷九七）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是诈降，张献忠也知道李自成不可能屈居己下。他给了李自成一部兵马，以便日后李自成能与自己遥相呼应。由于孙传庭、洪承畴、卢象升都被调到北方去与清军作战，张献忠再不造反就不是张献忠了，在彻底准备好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发动反叛。在投降熊文灿一年的时间里，熊文灿手下的各级官吏不断敲诈勒索张献忠，张献忠反叛后张榜公布向自己敲诈的所有官员的姓名和索贿金额、日期，他还如实指出，不勒索自己的官员只有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宣传攻势非常奏效，令熊文灿手下大小官员无地自容，他们再也没有理直气壮的讨贼的资格了。崇祯得知张献忠反叛的消息后大怒，将熊文灿革职（最终将他处死），以杨嗣昌取代熊文灿督师。杨嗣昌任用左良玉围剿张献忠，崇祯钦赐左良玉“平贼将军”印，左良玉得到鼓舞，异常勇悍，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数万人被打得只剩两千多。张献忠的部下扫地王、走山虎、过江龙、飞山虎、过天蟒、扒山虎、上得天、下得海等人被斩杀，各部被歼灭，关索、十反王投降。一个月后，张献忠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两千多人投降。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杨嗣昌于是令左良玉彻底歼灭张献忠，左良玉虽连战连胜，但数月的激战也使得军士疲惫，而深山老林里搜人这种费力的活自然他不愿意做，于是只是把山围起来，没有继续追剿。杨嗣昌奸佞之徒，此前卢象升在抵御皇太极第四次南侵时就是他始终在作梗，此番他上奏将左良玉免去平贼将军的官职，以贺人龙取而代之。崇祯下诏准奏。但崇祯准奏后杨嗣昌又觉得临阵换将是兵家大忌，于是又上奏崇祯建议收回成命，如此杨嗣昌把左良玉和贺人龙都得罪了。左良玉恨他夺印，贺人龙恨他说话如同放屁一样。如此，张献忠就在明军内斗中从深山老林里杀出，与罗汝才汇合。两相商议，觉得左良玉在湖北太厉害，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四川没有剿贼的经验，张献忠在四川如入无人之境，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又杀回湖北，数年征战，使得张献忠发明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战术，此战术打仗时选一人在前，叫“领头子”，部下鱼贯而进，领头子就五六个人，有进无退，退者必斩，一个领头子战死，后面补上一个，如果有三个领头子战死就鸣金收兵。除正面冲锋外还有左右翼策应，他的部下穿特制绵甲，箭镞射不穿，这是他进攻时的战法，他防御时在阵前摆三万军马，称之为三堵墙，如果前面的马要跑则杀死，后面的补上，一旦抵挡不住明军进攻，张献忠就撤退，明军便追击，此时张献忠令精兵用长枪刺明军马腿，然后再合围，结果总能战胜明军，他的实力越来越强。张献忠率军杀到襄阳城下，他选二十人穿明军服装，持从明军处缴获的兵符印信进入襄阳。二十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放火，张献忠率大部队趁势杀进来，襄阳遂为张献忠攻陷，七十多岁的襄阳王朱翊铭被押到张献忠面前，连声喊道：“求千岁爷爷饶命！”张献忠：“明明你是千岁，反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人头一用！”朱翊铭哀求道：“宫中金银财宝随便千岁爷爷拿走。”张献忠狞笑着说：“说这些有屁用！事到如今你有何办法不让我把这些宝贝搬走？只要把你杀了，杨嗣昌就会以陷藩（导致藩王被害）之罪被杀。”说罢杀了朱翊铭。（吴伟业《绥寇纪略》、张岱《石匮书后集》均记载了此段对话）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攻陷襄阳后张献忠做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件好事，下令开仓放粮，将府库的十五万两白银分给灾民。杨嗣昌得知襄阳王的死讯，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便服毒自杀，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杨嗣昌葬于武陵，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鞭尸，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焚尸。在张献忠于四川、湖北攻城略地之时，李自成也没闲着，一开始听说张献忠进入四川，人马很少的李自成便打算去四川投奔张献忠，结果在四川梓潼被洪承畴打得大败，逃到鱼复山（重庆奉节），史称“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觉得天要灭亡自己，便对刘宗敏说：“人们都说我将来能成就帝业，你去占卜一下，如果不是吉卦，就拿我的人头向官军投降把。”刘宗敏连占三卦，居然都是吉卦，于是他决定死心塌地跟随李自成，他向李自成表决心，杀死自己的两个妻子，更恐怖的是李自成的其他部下也学刘宗敏，都杀自己的妻子来表决心。在此期间，张献忠从四川杀回湖北，李自成则趁着官军在湖北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际进入河南。李自成入河南时只有一千人，然而河南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穷人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于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数以万计的农民投奔了李自成，李自成重整声威。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李自成率军攻克洛阳，俘虏明朝宗室福王朱常洵，朱常洵之子朱由菘侥幸逃出，他就是日后中国史上最奇葩的皇帝——弘光帝，他的问题我们下册书再谈。在洛阳福王府邸，珍贵红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具被当作柴火烧，烘烤着柴火上的一口“千人锅”，沸腾的开水中除了七八只梅花鹿外，李自成下令把福王也扔进去，福王挣扎着扑腾，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在大锅周围几个围观的士兵立刻用长矛戳他的胳膊，使福王不得不惨叫着松开手，重新在沸腾的开水中“游泳”。一个小时后福王和梅花鹿被煮熟了。然后农民军一起分吃这些肉。最后李自成还单独将福王的血放出，拿鹿血和着吃，还称其为“福禄（鹿）酒”。（吴伟业《鹿樵纪闻》）攻克洛阳后，李自成进围开封，他万箭齐发，城上明军用一种特质短箭回射，这种短箭射程三百步，李自成伤亡很大。他于是下令用云梯攻城，农民军像猴子一样攀缘而上，守军用炮轰远处要杀来的农民军，用火铳打死攻城的农民军，再近了用砖头猛拍，农民军纷纷坠落而亡。李自成于是打起了地道战，他让每人手拿铁锹，在城下凿几下就退出，然后再上第二批、第三批，谁如果凿下一块砖，赏一两银子，如此一块一块竟凿开一个洞，人可在洞里藏身躲避砖头。城上守军用铁杵对准洞穴位置向下捅透，捅到洞穴后，顺着洞口往下倒滚烫的沸水，或者投下“万人敌”。“万人敌”是什么东西呢？是明军的秘密武器，重四十公斤，是大型爆炸燃烧武器，皮为泥质，在明末发明出来。此外明军还用大木头制造一种悬楼，如同碉堡，明军可从悬楼发射炮弹，使农民军无法靠近城墙根。李自成攻城两月不克，他令手下在城下挖大坑，然后灌满火药，点燃导火索，准备攻城，只听一声巨响，火星四射，浓烟漫天。但火药却倒轰过来把农民军自己轰死许多。李自成大为惊恐，又令手下用红夷大炮轰城，把城门轰塌了半边，李自成下令攻城。开封巡抚高名珩让士兵放下城门的千斤闸，许多农民军被压死在闸下，有的头破血流，有的五脏迸裂，李自成下令撤退，他用鞭子指着开封城说：“我一旦攻克开封，一定要把你们杀得鸡犬不留！”就在此时，开封守将陈永福拈弓搭箭，飕的一声正中李自成左眼，李自成从马上栽了下来，于是撤军。李自成一打开封后，陕西巡抚汪乔年下令让米脂知县边大绶刨李自成祖坟，刨他爷爷奶奶的坟墓时，发现尸体上有一条鳞甲森然的似龙非龙的东西，头长双角，遍体金光，边大绶用烧红的铁钳子向此物刺去，只听一声响，随即直冒青烟，那东西飞跃起来，有十丈高，全身黑气四射，边大绶手下的人闻到气味，立刻死了七个人，众人刀剑齐上，才把这东西打死在地。边大绶在刨第二三四个棺材时里面全是清水，水里有无数条金色鲫鱼游动，边大绶把棺材弄破，水都流出，鲫鱼都干死了。在刨其他的李氏祖坟时，还刨出癞蛤蟆和孑孓，最邪乎的是一个棺材里刨出一对白色鸟儿，口吐白雾，从棺材里飞走。汪乔年急令用乱石击打，追了一百步，白鸟被飞石击中，翅膀折断后死了。汪乔年在一个棺材里发现小兔，大如野獾，刚出土时还能蹦蹦跳跳，转眼间自己撞死了。刨到最后一个棺材是李自成的曾祖父，棺材墓门一打开无数只白蚁纷纷飞出，再刨发现有木菌两朵，木菌上大火熊熊，如燃烧的一盏铁灯。汪乔年费了好大劲才把棺材刨出，只见棺材上趴着一条飞蛇，蛇突然腾空而起，汪乔年一箭射出，正中蛇的左眼，蛇长啸一声后转眼间不知去向。汪乔年下令打开棺材，见尸首完好，脑袋上有小洞，洞上有白翳（眼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在空气吹拂中闪耀不定。汪乔年手执铁锥把白翳刺破，只听轰的一声响，汪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起手擦了擦眼睛，因为眼前一片模糊，但她没有吃惊，知道是由于眼中的泪水。她接着往前走。来到天井，靠近通往外边围栅的门口，朝外望了望。大门后面有一盏灯，映出一个士兵的身影。马路对面，一座座建筑物全都一片漆黑。她走到台阶前的平台上。没有危险。即使士兵发现了人影，也只有在她下了台阶，靠近那另一条无形的线时才会开枪，而且事前还要警告一次，对士兵来说，那条无形的线就是他的安全边界。医生的妻子早已习惯了宿舍里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因而对现在的寂静感到奇怪，这寂静似乎占据了这虚无的空间，仿佛整个人类已经消失殆尽，只剩下一盏亮着的灯和看守着这盏灯，看守着她和其他眼睛看不见的男男女女们的一名士兵。她坐在地上，背靠着门框，姿势和她在宿舍里看到的那个瞎眼女人一模一样，眼睛也望着前方。夜晚天气寒冷，风沿着大楼正面吹来，这个世界上似乎不可能还有风，不可能还有漆黑的夜晚，这句话她不是为自己说的，而是想到了盲人们，对他们来说永远是白天。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影，大概是士兵来换岗，没有新情况，后半夜要回帐篷里睡觉的士兵会这样说，他们想象不到这扇门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枪声没有传到外边，一把普通手枪发不出多大声响。一把剪刀更发不出什么响动，医生的妻子想。她没有问自己，其实问也徒劳无益，这个想法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只是奇怪它来得非常缓慢，好像第一个字就出来得晚了，后面的字更加磨磨蹭蹭，最后她才发现这个想法早已在那里，在一个什么地方，只差用语言表现出来，如同一个躯体在床上寻找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被窝，只是为了在里边躺下睡觉一样。士兵走到大门口，尽管逆光，可也不难发现他在朝这边观望，大概察觉到有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影，灯光太弱，他看不出是只有一个女人坐在地上，双臂抱着双腿，下巴贴在膝盖上，这时士兵用手电筒朝这边照了照，现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女人，她正在站起来，动作慢得就像她刚才的那个想法一样，但士兵不可能知道她的想法，只知道那个人动作慢得好像永远也站不起来，他心里害怕，一时间曾问自己是不是应当拉响警报，过了一会儿又决定不拉，只不过一个女人，离得又远，无论如何，应当有所防备，先瞄准她，要瞄准必须先放下手电筒，就是这个动作让手电的光线正好照在他的眼睛上，好像把他的视网膜灼伤了，他突然感到一阵晕眩。等到恢复了视力的时候，那女人已经消失了，现在这个哨兵不能向来换岗的人说没有新情况了。医生的妻子已经来到左侧的走廊里。这里也有盲人睡在地上，而且比右侧人还多。她慢慢朝前走，不发出一点儿响动，赤脚粘在黏糊糊的地上。看看前两个宿舍里面，看到的和预想的一样，一个个人影躺在毯子下面，也有一个盲人睡不着，气急败坏地说着他睡不着，还能听到几乎所有人都在发出断断续续的鼾声。至于这一切散发出的气味，她并不感到奇怪，整栋大楼里没有别的气味，全是人们的身体和身上穿的衣服的气味。拐过一个弯，到了通向第三个宿舍的那段走廊里，她停了下来。门口站着一个人，也是一个哨兵。他手里拿根棍子晃来晃去，动作缓慢，像是要拦截某个企图靠近的人。这里没有盲人睡在地上，所以通行无阻。门口的盲人继续单调地摇晃着棍子，似乎不知劳累，其实不然，几分钟以后他把棍子换到另一只手里，重新开始摇晃。医生的妻子沿着另一侧的墙壁往前走，小心地不碰到它。棍子画出的弧形到不了宽阔的走廊中央，谁看见了都会想说，这个哨兵拿着一条没有子弹的枪在站岗。现在，医生的妻子正好站在盲人的前面，可以看到他身后的宿舍。里边的床上并不是全都有人。他们有多少人呢，她想，又往前走了一点儿，几乎到了棍子晃动的边界，停在那里，盲人转过脸，对着她所在的方向，仿佛发现了什么异常，一声叹息或空气的颤动。这个人身材很高，双手很大。他先是手拿着棍子往前伸了伸，飞快地扫了一下前面的空间，接着又跨了一小步，在这一秒钟的时间里医生的妻子担心盲人已经看见了她，只是在寻找进攻的最好位置，那双眼睛没有失明，她惊恐不安地想。但它们是瞎的，当然是瞎的，和生活在这些屋顶之下这些墙壁之内的所有人同样瞎，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盲人，只有她例外。那个人压低声音，像窃窃私语似的问，谁在那里，而没有像真正的哨兵那样大喊一声，过来的是什么人，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回答是，好人，然后他回答，请便吧，但这样的对话没有出现，他摇摇头，像是在回答自己刚才的问话，胡言乱语，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人，这时候全都睡了。他用另一只手摸索着退到门边，因为自己说的这句话而放下心来，两只胳膊垂了下去。他困了，等伙伴来换岗等了好长时间，但他必须等到那个人听见内心响起责任感的声音，自己醒来，因为这里没有闹钟，即使有也没法用。医生的妻子小心翼翼地靠近另一边门框，朝里边望去。这个宿舍没有住满。她飞快地数了数，觉得屋内大概有十九个或者二十个人。在宿舍最里面，她看见一些饭盒摞在一起，空着的几张床上还放着一些，这在意料之中，他们不会把收到的所有食物都分配出去，她想。盲人哨兵好像又一次显出不安的样子，但没有做出任何要调查一下的动作。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宿舍里面传来一声咳嗽，吸烟者那种剧烈的咳嗽。哨兵急切地转过头去，终于可以去睡觉了。但躺在床上的盲人没有一个起来。哨兵坐到挡住门的那张床的床边上，动作缓慢，仿佛怕别人当场抓住他擅离职守，或者彻底违反哨兵必须遵守的所有规矩，开始他还点着头打了一会儿瞌睡，但很快就身不由己地坠入睡河，在沉入河底的时候他一定想过，没关系，谁也看不见。医生的妻子把里边睡觉的人又数了一遍，连哨兵计算在内一共二十个，至少能带回去一个准确情报，这次夜间出动没有白费，不过，我仅仅是为了这个来这里的吗，她问自己，但又不想找到答案。盲人哨兵头靠在门框上，睡得正香，棍子滑到地上，也没有发出声响，这是个被解除武装没有进攻能力的盲人。医生的妻子故意把眼前这个人想成偷食物的贼，想成抢劫理应属于别人的东西的贼，想成从儿童嘴里夺取食物的贼，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对他感到蔑视，更没有一点儿恼怒，而只是对这个睡成一摊烂泥的躯体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怜悯，他脑袋向后仰着，青筋暴突的脖子伸得老长。从走出宿舍以来她头一次打了个寒战，仿佛石板地把她的脚冻得结了冰，仿佛她的双脚在燃烧，但愿这不是在发烧，她想。不是发烧，只是太疲倦了，想把身子蜷缩起来，眼睛，啊，尤其是这双眼睛，望着身体里面，更里面，更里面，直到大脑最深处，在那里，看得见和看不见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难以区分的。慢慢地，再慢一些，她拖着身体往回走，到她所属的地方去，到像梦游者一样的盲人那边去，对他们来说她也是个梦游者，无须再装作盲人。两个热恋的盲人已经不再手拉着手，都侧着身子蜷缩着睡着了，为的是保存热气，女人缩在男人的身体形成的凹处，仔细一看，原来他们还在手拉着手，男人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身体，手指和手指交叉在一起。宿舍里面，那个睡不着的女人依然坐在床上，等待身体的疲劳最终战胜头脑的顽强抵抗。其他人似乎都睡着了，有的蒙着头，仿佛在寻找不可能有的黑暗。戴墨镜的姑娘的床头柜上摆着那小瓶眼药水。眼病已经治好了，但她不知道。11如果为歹徒们记录非法所得账目的那个盲人幡然悔悟，决定带着他的盲文板，厚纸和盲字笔弃暗投明，来到这一边，那么可以肯定，他现在应该正在撰写一篇既富于教益又生动感人的编年史，描写遭受掠夺的新伙伴们如何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忍受着其他种种痛苦。文章一开始就会说，在他离开的那一边，那些掠夺者们不仅把正直的盲人赶出宿舍，自己占据整个空间，为所欲为，而且还禁止左侧另外两个宿舍的人使用所谓卫生设施。写到这里他会评论说，这种无耻的专横行径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急不可耐的人们全都涌到右边的厕所，任何没有忘记这里早先状况的人们都不难想象其后果。他会告诉人们，只要在围栅里边走上几步就会绊在盲人身上，他们有些在腹泻，有些则里急后重，蜷缩着身子，觉得能痛痛快快排泄出来，结果却白费力气。如果善于观察，他不会不刻意记录下人们吃得少而排得多这一明显的矛盾，它也许能表明人们常常提及的著名的因果关系至少从数量角度来看并不总是可信。他还会说，这时候歹徒们的宿舍里大概塞满了饭盒，而在这里，倒霉的人们马上就要堕落到不得不去肮脏的地上拣面包渣。盲人会计也不会忘记自己要以这一事件的参与者和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谴责盲人压迫者们的罪恶行为，他们宁肯让食物烂掉也不送给非常需要的人。或许某些食物能存放几个星期不变质，而另一些，尤其是熟食，不马上吃掉，就会酸腐或者发霉，人不宜再食用，如果这些人还算人的话。这时候，我们的盲人编年史作者会改变内容，但不会改变主题，极为伤心地写道，这里不仅有因为营养不良或消化功能紊乱造成的肠胃系统疾病，除了失明，来到这里的人并不都个个身体健康，有些人看上去还好，但现在和另一些人一样，患上了不知道如何传进来的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五个宿舍里已经没有一片阿司匹林给他们退烧或者减轻头痛，从女士们手提包的里袋找出来的几片在很短时间里就吃完了。慎重起见，我们这位盲人编年史作者对于近三百人当中许多人在如此惨无人道的隔离检疫中忍受的其他病痛不再分别记述，但他不能不提到其中有两位癌症晚期患者，当局在追捕盲人过程中不想考虑什么人道主义，把他们带到这里，甚至说法律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对所有人同等对待，而民主与特权水火不容。不幸的是，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一位医生，仅此一位，而且还是我们最不需要的眼科医生。这时候，盲人会计已经被这人间惨状和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把盲字笔扔在桌子上，伸出颤抖的手去摸他在履行记录这世界末日的编年史作者的义务时放在旁边的那片硬邦邦的面包，没想到面包没有了，原来已被另一个盲人偷走，可见那位盲人在饥饿之中嗅觉多么灵敏。于是，盲人编年史作者背弃了促使他来到这边的义举，背弃了无私无畏的冲动，决定返回左侧第三个宿舍，如果还来得及，在那里，虽然他对歹徒们的胡作非为义愤填膺，但起码不至于挨饿。确实如此。每当负责去取食物的人带着很少的东西回到各宿舍的时候，宿舍里总是爆发出一片愤怒的抗议声。常常有人建议组织起来，举行大规模集体示威，提出的理由确凿有据，说人多势众，并且以颇为辩证的口气断言，只要有决心就能做到，一般来说，只要众人同心协力就无所不能，在某些情况下力量会成倍增长，直至无穷大。但是，只要有较为审慎的人客观地衡量一下此建议的利弊，提醒那些热心人注意手枪往往产生致命的后果，人们的情绪很快就又冷静下来。走在队伍前面的知道那边有什么在等待他们，审慎的人会说，至于后面的人，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听到第一声枪响就吓得屁滚尿流，那么我们相互踩压致死的人会比被打死的人还多。其中一个宿舍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并告诉了其他宿舍，他们仍然派人去取食物，但不是原来那几个曾遭到对方训斥的人，还由那些人去显然不合适，而是一伙新人，并且人数更多，比如十个或者十二个，代表所有人齐声向对方表示不满。于是征求志愿者的工作开始了，但是，或许由于谨慎小心的人们发出的警告起了作用，哪个宿舍报名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数都不够。感谢上帝，在得知做出上述决议的那个宿舍派出的征讨队有何下场之后，人们觉得当初表现出的意志薄弱简直算不了什么，甚至无须为之脸红，显然谨慎从事才是合理的对策。敢于前去的八条好汉遭到一阵棍棒的迎头痛击，失魂落魄地逃了回来。不错，确实只开了一枪，但这一次子弹不是像前几次那样朝高处打的，去提要求的人们都能作证，他们赌咒发誓地说，分明听见子弹贴着脑袋嗖地一声飞过。至于当时开枪者是否真的要杀人，我们以后也许能明白，眼下暂且对此表示怀疑吧，也就是说，要么这一枪只不过是警告，虽然确实是严重警告，或许歹徒首领对示威者们的身高估计错误，把他们想象得矮了一些，而第二种猜测更令人不安，就是错在把示威者们的身高想象得比实际高，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对他杀人的意图就不能不加以考虑了。现在，暂且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放在一边，关注一下整体利益，这才是最重要的。绝属偶然，但确实幸运的是，示威者们自报家门，说出了他们是某个宿舍的代表。这样，只有那个宿舍受到三天没有饭吃的惩罚，不过，他们运气不错，不是永远断绝供应，毕竟，谁敢于咬给他东西吃的人的手，永远不能得到食物也是天经地义。胆敢造反的宿舍的盲人们没有别的办法，在三天时间里只得沿屋乞讨，说可怜可怜他们，给块面包皮，如果可能，给一点儿佐餐的肉或奶酪。不错，他们都没有饿死，但不得不听尽风凉话和讽刺挖苦，你们既然想出了这种主意，就只能靠喝西北风活着；要是我们当初听了你们的鬼话，现在会是个什么下场；不过，最难听的话是，你们忍着吧，忍着吧，这比咒骂更刺耳，还不如被羞辱呢。三天的惩罚期终于过去了，人们以为会开始新的一天，不料，对四十名造反盲人所住宿舍的惩治并未结束，因为先前勉强够二十个人吃的食物现在更少了，不足以让十个人果腹。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不过痛心归痛心，事实总是事实，看到饥饿难忍的人们要来抢夺食物，其他几个宿舍害怕了，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是应当履行人类休戚与共的古老义务，另一方面是同样古已有之的法则，即仁爱始于家。就在这个时候，歹徒们传下命令，再次让他们交钱和贵重物品，认为向他们提供的食物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第一次付的财物，而且歹徒们说，对交上的物品估价已十分慷慨，高于实际价值。各宿舍都焦急地回答说，他们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收集起来的东西全都立即交上去了，以及，这个理由确实让人羞于启齿，他们说刻意无视各宿舍交纳的价值不同，一概而论作出决定是不公正的，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无罪之人不应当替有罪的人获咎，因此不应当切断那些尚有余额的人的食物供应。显然，任何一个宿舍都不知道别的宿舍交了多少，但每个宿舍都认为自己有理由继续得到食物，而别的宿舍预付的钱财已经用完。值得庆幸的是，潜在的冲突胎死腹中，歹徒们断然决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命令，如果在估价方面有什么差别，那也是盲人记账员的秘密。各宿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有的甚至动了手。一些人怀疑有些自私自利居心不良的家伙在收集钱财时隐藏了一部分，靠那些为了群体的利益而交出一切的人供养。另一些人则援引之前集体提出的理由为自己争辩，说已经交出去的钱财还够自己吃许多天，如果不是被迫用来供养寄生虫的话。盲人歹徒们一开始就曾发出威胁，要来搜查各个宿舍，惩办违规者，结果是各个宿舍内部先实施了这一行动，好盲人对付坏盲人，还有心地歹毒的盲人。没有搜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发现了几块手表和几个戒指，从男人身上搜出的比从女人身上搜出的还多。至于宿舍内部进行的惩办，只不过是推搡一下，有气无力地打一耳光还没有打中，听到最多的是咒骂，有的属于自古以来用来斥责他人的句子，例如，竟然偷到你亲娘头上来了，想想看，仿佛这种或者更为严重的无耻行径只有到所有人都瞎了的时候才干得出来，瞎了眼睛，也就失去了自尊。盲人歹徒们接收交去的钱财时威胁说，要对他们

寒冬。吴起正在惊奇，只见公主昂首挺胸，面若冰霜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七八名同样面无表情的侍女。公叔痤连忙迎上去，将公主迎到主座旁边坐下。公主根本没有正眼看公叔痤，倒是朝着吴起行了个礼，说：“贱妾听说相国宴请贵客，便忍不住想来看看，原来请的是河西太守，失敬了！”吴起连忙答礼。公主与吴起寒暄了几句，话锋一转，对公叔痤说：“相国宴客，怎么不将那姐妹俩也叫来弹唱一曲？贱妾听说，吴太守在河西，食则与将士同灶，住则与将士同席，恐怕没见过那么精致的女人。相国居然藏着掖着，未免太不厚道。”公叔痤脸色大变，道：“什么姐妹俩？我没听明白。”公主嫣然一笑，说：“真是丢人呐！堂堂相国，居然在内人面前装疯卖傻。”公叔痤头上的汗都出来了，兀自嘴硬道：“我哪里装了？”公主“哼”了一声，道：“是，你没装，想装也装不了，因为贱妾已经叫人将她们卖出去了，而且是卖给代地的狄人，相国想再见到她们，估计是不太可能的了。”言毕一阵大笑。公叔痤听了，面如死灰，眼睛怔怔地看着公主，不知道说什么好。公主却若无其事，又跟吴起说了几句话，才起身告辞。公叔痤看着公主的背影离去，老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对吴起说：“惭愧惭愧，见笑见笑！”吴起也擦了一把汗，说：“吴起从军以来，大小数十战，所见敌将无数，尚无一人比得上相国夫人的威严啊！”两个人又喝了一阵，方才散去。第二天一早，吴起进宫觐见魏武侯。魏武侯问了一些河西的情况，便道：“寡人听说太守自夫人去世，一直忙于军务，不曾续娶，可有此事？”吴起说：“是。”魏武侯说：“既然如此，寡人想将一女嫁与太守为妻，不知太守意下如何？”吴起一听，昨夜在公叔痤家见到的场景立刻浮现眼前，不禁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下臣岂敢！”魏武侯说：“您是河西太守、魏国的有功之臣，有什么不敢？”吴起只是摇头，不肯接受。魏武侯见他拒绝得干脆，心下已经有七八分怀疑：看来吴起果然有异心，这等送上门的好事都不要。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想说，魏武侯这个人的智商委实不怎么高。想想看，即便吴起有异心，就不能娶公主了吗？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多大约束力？休老婆、杀老婆的事他都干过，甩老婆还不是小菜一碟？从另一个方面讲，吴起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自古以来，夫妻间吵架的事，真真假假，分分合合，戏台上跨马插旗刀兵相见，卸了妆就卿卿我我恩恩爱爱，能当真吗？情商，情商太低了！公叔痤第一步见效，第二步立刻跟上。他指使王错等人在朝中不时散布一些吴起的小道消息，污蔑吴起里通秦国，图谋不轨。信任这玩意儿，有如堤坝，只要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便会逐渐扩大，直至整座堤坝崩溃。魏武侯对吴起有怀疑在先，又听了这些人的谗言，基本上相信吴起是要造反了。吴起那方面，当然也感受到了朝廷的不信任。公元前387年冬天，魏武侯又派人前往河西，宣召吴起进宫。吴起知道此去意味着什么，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装，命车夫驾着车，朝着楚国奔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车到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吴起突然命令停车，回首河西，潸然泪下。车夫安慰他：“以您的本事，舍弃天下，就像扔掉一双破鞋那么简单，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如此留恋呢？”吴起说：“我自从投奔先主以来，大小七十六战，大胜六十四次，未曾输过一阵，为魏国辟地千里。如果主上信任我，让我尽自己的才能，我就能帮他成就霸业。如今他却听信小人的谗言，逼我离开。这河西的大好江山，很快就会落入秦人之手，魏国也要衰落了，我怎么会不难过？”说完这些，吴起拍了拍车夫的肩膀，说了声：“走罢！”再也没有回头。大雪纷飞，很快将那两行浅浅的车轮印掩埋。三晋同盟出现裂痕对于吴起的离去，魏武侯虽然多少感到意外，却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多严重的事。他很快将这件事抛诸脑后，跑到浊泽（今河南省禹州）会见了来访的齐国权臣田和。田和此次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当年他同意齐康公陪同三晋觐见天子，成就了魏文侯当诸侯的梦想，现在该轮到魏国帮他实现梦想了。魏武侯同意了田和的请求，派出使者前往雒邑，请当时的天子周安王封田和为诸侯；又派人到各国游说，争取其他的诸侯的支持。既然有三晋的先例，又有魏武侯说项，王室在这件事上也没有感到太为难，于公元前386年爽快地册封田和为诸侯（即齐太公）。田氏取代姜氏，正式成为齐国的统治者，完成了“田氏代齐”的大业。田氏代齐，对于赵国来说，是不乐意看到的。三晋列为诸侯那年，赵国在相国公仲连的主持下，也进行了改革。公仲连向赵烈侯（赵籍）推荐了三个人——第一个是牛畜，他主张以仁义治国，大谈王道，被赵烈侯任命为“师”，负责礼乐教化。第二个是荀欣，他的特长是发掘人才，知人善用，被任命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第三个是徐越，他善于理财和考核，被任命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评官员成绩。不难看出，赵国的改革和魏国的改革一样，一方面通过儒家的“仁义”和“王道”拢聚人心，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理念，走的是儒法结合的路子。通过改革，赵国也逐渐富强起来。在三晋屡次对楚作战中，魏、韩两国都获得了郑、宋等国不少土地，唯独赵国由于地处北方，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久而久之，赵国对三晋同盟便产生了不满。公元前387年，赵烈侯去世，其子赵敬侯（赵章）即位；韩文侯去世，其子韩哀侯即位。赵敬侯一上台，便将首都从河南的中牟迁到河北的邯郸。迁都的目的，自然是要加强东扩的战略，以齐、卫两国为目标，获得更多土地。这个时候，魏武侯和田和打得火热，还支持他当诸侯，赵敬侯能高兴吗？同盟之间的裂痕在悄悄地产生。不久之后，魏武侯又亲手将这个裂痕拉得更大。公元前386年，赵敬侯的弟弟赵朝作乱，企图推翻赵敬侯，自立为君。赵敬侯虽然“好纵欲”，但是“明于所以任臣”，在几位重臣的协助下，迅速扑灭了叛乱，赵朝被迫逃亡魏国。如果魏文侯在世，必定会以三晋同盟的大局为重，拒不收留赵朝。但是魏武侯显然不这样想，他将赵朝事件当作干涉赵国内政的大好题材，不但收留了赵朝，还派兵协助赵朝围攻赵国新都邯郸。结果，魏军在邯郸城下被赵军击溃。不消说，这一战彻底打掉了赵、魏两国的交情。公元前383年，按捺不住对领土的向往，赵敬侯大举入侵卫国，采取“蚁附”战术围攻卫国首都帝丘（今河南省濮阳）。所谓蚁附，顾名思义，就是如同蚂蚁一样密集攀附城墙。《孙子兵法》第三篇第二条记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fénwēn，用于攻城的战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yīn，堆成的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攻城已经是下策，不顾己方伤亡的蚁附战术则是下策中的下策。为了表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赵军还在帝丘北面修筑了刚平城，作为部队修整和储粮的基地。情急之下，卫国派人向魏国和齐国求援。魏武侯真不愧对谥号中这个“武”字，亲率大军前往解救，大败赵军于兔台。第二年，卫军在齐军和魏军的帮助下，攻破刚平城，并顺势攻入赵境，又攻破赵国旧都中牟的外城。赵敬侯顶不住了，派人向楚国求援。此时距魏武侯率领三晋联军在大梁、榆关再度大败楚军正好十年。改革的代价很惨重让时间回到公元前387年，吴起踏上楚国领土的那个寒冷的冬天。楚悼王听说吴起来到楚国，感觉就像天上掉下个宝贝来，亲自跑到边境去迎接，并任命他为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守。一年之后，又升任其为令尹，主持楚国军政大局。进入战国后，中原各国均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三晋和齐国都设立了相国，执掌国家政务。秦国稍晚一点，但也于公元前309年设立了丞相。唯独楚国一直沿用旧制，始终没有设立相国，而是以令尹为最高军政长官。若从权力上讲，令尹比相国更大。吴起在魏国求之不得的东西，楚悼王很爽快便给了他，同时交给他的是一项谁都意料得到的任务——变法吧，把楚国变强大！这个春秋时期老牌的霸主之国，在对三晋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已经尝尽了耻辱。即便你的祖上曾经富过，即便你地大物博，即便你挥汗成雨，投鞭断流，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你很快会领教什么叫“落后就要挨打”。解除这一魔咒的唯一办法是改革。吴起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是他知道，他在楚国进行变法，比当年他的师兄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要艰难十倍。因为魏国是一个新兴国家，白纸上画图，尽可挥洒自如。而楚国，这个老牌的霸主，就像一辆已经不合时宜的重型战车，即便是让它稍微改变一下方向，都必须大费气力，何况是要拉着它走一条从未走过的上坡路。吴起发现，楚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也就是大臣势力太大，享有特权的贵族太多，他们“上逼主而下虐民”，严重削弱了国君的权力，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导致楚国“贫国弱兵”，成为一个虚胖的巨人。楚国要强大，必须先向特权阶级开刀！但是，在任何年代，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甚至是反击。据《说苑》记载，吴起变法前，曾经到息县（今河南省息县）拜访当地的名宿屈宜臼。屈宜臼问吴起将如何治理楚国，吴起向他说了三条方略。第一，“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削减贵族的俸禄，而且改变贵族的世袭制，一般情况下只许传爵三世，三世之后，即为平民。第二，“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楚国地广人稀，把旧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奴隶迁往荒凉之地，要他们开荒种田，发展经济。第三，“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训练士卒，扩充军备，一待时机成熟就争夺天下的霸权。屈宜臼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不改变旧法，不改动常规。您现在这样大动干戈，要平均楚国的爵位和俸禄，减损富人的财物，有没有想过要得罪多少人？我还听说，武力是凶器，争斗违反道德，您却要用武力来争夺天下，无节制地放纵自己的欲望，只怕自身难保！”屈宜臼是当时楚国较为流行的道家学说的代表。众所周知，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反对用任何积极的政策来改变现状，唯愿天下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以此消除战争和不幸。所以，也不要简单地认为屈宜臼是在替既得利益者说话，他之所以反对吴起变法，主要是因为世界观根本不同。真正对吴起变法有切肤之痛的，是广大的楚国贵族。吴起变法就像一股强烈的风暴掀开了他们的屋顶，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特权与财宝席卷而去。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却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楚悼王坚定地站在吴起的身后，楚国的百姓似乎也不太反感这位来自魏国的变革家。而吴起那种说一不二的作风，以及关于他如何残忍的种种传说，也使得大家不敢触其锋芒，以身试法。“绝不能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家族的私利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让谗言掩盖忠心，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规范，公而忘私，为了国家的富强，可以不计毁誉，一心一意为君王服务。”“要杜绝一切私下交易，禁止任何裙带关系，扎扎实实改变楚国的风气。”“不许游说之士进入楚国，不许任何人妖言惑众。”随着一系列严厉的法令被颁布推行，楚国的风气为之一新。官场上那种私下请托的现象不见了。原来贵族子弟凭借着门第关系就能进入官场，现在则必须凭借真才实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吴起上台不过两年，楚国政府收入激增，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大大提升。公元前384年前后，吴起亲率楚军“南收杨越”，将楚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今天的江西省南部、湖南省西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古老的楚国，再一次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公元前382年，当赵国使者将赵敬侯的求救信送到楚悼王面前的时候，楚悼王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十年前三晋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国，十年后赵国为了对付魏国而向楚国求援，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啊！他正想检验一下吴起改革之后楚军的战斗力，洗刷多次被三晋打败的耻辱。公元前381年春天，吴起率领楚国大军北上救赵伐魏。楚军先头部队深入魏国腹地，渡过黄河，直逼河东重镇州城（今河南省温县）。魏武侯连忙调兵遣将，在州城以西布下防线，防止楚军长驱直入，威胁首都安邑。就在这时，尚未渡河的楚军主力突然转向东面，出其不意地攻破大梁西北重镇梁门，屯兵林中（梁门之北），饮马黄河，拦腰切断了河内与河东的联系。赵国抓住这个机会，猛攻魏国的河北地区，火攻棘蒲（今河北省魏县），取得大胜，接着南下河南，攻克黄城（今河南省内黄）。一时之间，河内危急，河东危急，河南危急，魏国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如果秦国再趁火打劫，出兵进攻河西的话，魏国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然而秦国没有进攻。这倒不是因为秦国人厚道，而是因为河西被吴起治理多年，固若磐石，秦国人不敢轻易进攻。不知道魏武侯此时有没有对当年逼走吴起感到一丝悔意。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人十分后悔，这个人就是公叔痤。此后二十年，这种悔意将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正当吴起踌躇满志，准备攻克大梁，攻取安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楚悼王突然去世。吴起不得不放弃进攻，撤军回国。魏国获得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不久之后，楚国的没落贵族又给魏武侯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吴起再也不会成为他的噩梦。所谓没落贵族，就是那些因为吴起变法被剥夺了财产、限制继承权，甚至被发配到不毛之地开荒种田的人。他们趁着吴起参加楚悼王葬礼的机会突然发难，用弓箭射死了吴起。据《史记》记载，吴起为了躲避箭矢，跑到楚悼王的灵堂，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但那些人全无顾忌，照射不误，将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被射中之后，强忍伤痛朝楚悼王的灵堂跑去，说：“让你们看看我的用兵之道！”没等那些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箭矢，插在楚悼王身上，叫道，“有人用箭射大王的尸体！”大笑三声，气绝身亡。吴起以这种方式报复了谋害他的人。依照楚国法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楚肃王（熊臧）即位后，追究射尸责任，诛杀贵族七十余家。至于吴起，虽然他为楚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楚肃王却对其不甚感冒，反而认为他扰乱了朝纲，导致了国内的乱局。为了安抚广大贵族，吴起的尸体被拉出来施以车裂之刑。关于吴起这个人，历史上褒贬不一。褒者，一是称赞其用兵如神，如尉缭子说：“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曹操也曾说：“（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二是肯定他作为改革家的功绩，蔡泽这样记述：“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南攻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韩非子也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言下之意，自从吴起死后，楚国便一蹶不振，再也没有雄起过。批评吴起的，多是对其为人不屑。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这样写道：“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宋人徐钧也嗟叹：“兵书司马足齐名，盟母戕妻亦骇闻。”总体来说，后人的评价还是中肯的。吴起留给魏国的遗产魏、卫和赵、楚之间的这场混战，从公元前383年到公元前379年，持续了整整四年，给魏国和赵国带来严重的创伤。数十年后，苏秦谈起这场战争，不无感慨地说：“刚平被破，中牟被毁，黄城被克，棘蒲被烧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郑成功的进袭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玉器所获取的则是超越衣食住行的精神生活、信仰和观念形态。玉是观念形态的物化，是精神生活的载体。王鲁湘：也就是说，推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突变力量，其实就是精神的动力。在这个陈列柜里，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良渚玉器最主要的三种类型，琮、钺和璧放到一起。牟永抗：这三件玉器，是当时良渚社会权力结构的三个代表，构成了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琮是神权的代表，钺是军权的代表，璧是财富的代表。财权、军权和皇权，在当时虽然不是非常明确，但实际上这三权，就是上层的权力结构。王鲁湘：这三权是合一的还是分开的？牟永抗：是分开的，但也有交叉。在遥远的年代，为了打造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神器，我们的祖先曾费尽千辛万苦，通过双手和最为原始的工具，将坚硬的玉料切割、加工、打磨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玉器。然而，处于文明初始阶段的祖先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玉作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呢？牟永抗：为什么选择玉呢？我的感觉是，玉代表了人类对光的一种向往、祈求。王鲁湘：几乎所有的原始宗教信仰都是崇拜光的。牟永抗：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农业需要光的作用。当时人们虽然不知道光合作用，但是人们知道只有风调雨顺、光线充足，禾类作物才可以丰收。处于采集时代的人们，如果今天采集不到东西，明天可以采集得到；可是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以后，如果一季没有收获，就不是一天两天没有东西吃了，因此，人们对光的崇拜、恐惧心理就更大了，总希望能够控制光，使之更有利于农业生产。对于光，人们既害怕它，又希望去支配它。王鲁湘：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西方人崇拜的钻石，它的光泽度比玉要高，这种石头是不是更适宜代表光呢？牟永抗：可是钻石呈现的是强烈的反射光，是直线光，是一种强烈性的表现。西方人对光的追求跟我们东方完全相反。其实从玉矿资源上讲，西方玉的产地比我们多，它们的产量都是上万吨，但现在他们把玉用做装饰材料，跟我们把大理石当地砖一样用。玉所反射的光芒，是淡雅的、柔润的，不是强烈的、散裂状的。所以我提到，东方观念形态的核心背后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这从玉文化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王鲁湘：对，儒家常说一位君子的品性应当是温文尔雅、“温其如玉”的18。牟永抗：所以玉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它后面的精神状态是跟中华民族的传统连在一起的。神人兽面像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像在良渚玉器众多的精美纹饰中，一个神秘的图案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这个图案反复出现在几乎所有种类的玉器上，绝不是随意刻画的。它头戴羽冠，身骑神兽，俨然一个蓄势待发的英俊战神。图案的精致程度也达到了极致：通过放大镜可以发现，在一毫米宽度内，竟刻着四五条细线，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它的虔诚信念。对良渚人来说，它应该是他们崇拜的一个神。考古学家们也将它视为良渚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图案。牟永抗：良渚文化里所有的玉琮上面都有我们叫做“神人兽面像”的图形。它的上面是神人，下面是兽。一开始我看错了，把上面那个帽子看成是额骨，把下面两个兽眼睛看成是神人的眼睛，把兽眼睛旁边的神人手臂看成了神人的眉毛。神人的两个手，我看成了神人的两个颧骨；兽面下的两条兽腿，我看成了神人的下巴。王鲁湘：你把它整体地看成一个人，没看到是神人和神兽的组合。牟永抗：因为刚出土的玉器还不能洗，我们把它摆在干燥剂上，让它自然干燥。我用照相机给它拍照以后，用放大镜观看，发现原来所认为的眉毛上面有手指甲，这才明白这个地方是手，于是神人兽面便分开了，这是我认识的第二阶段。那么上面的部分是帽子吗？其实看作帽子是不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戴了一顶帽子，“风”字形的帽子，怎么会戴两顶帽子呢？王鲁湘：有人说这个是在冠饰上插的羽毛。牟永抗：羽毛外面这个轮廓是什么？所以这个现象非常有意思。我们查了很多资料，偶然在纳西族的东巴文里找到了。东巴文的“天”字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它象征天空。这样解读以后，我认为它是东方的太阳神，是太阳光的神化。王鲁湘：那么下面这个兽是现实自然界中的某种兽，还是古人完全想象出来的一种兽？牟永抗：应该说它既是具体有所指的，但又不是。它是具体的兽被人抽象、又加上人的观念以后的产物。比如说，它的爪像老虎，但是老虎的爪子只有在发怒的那一刹那才露出来，这是人们把老虎刹那间愤怒的某些形象固定下来了。如果它具体地是哪个兽，就不能成为神兽；它只有既是又不是具体的兽，才高于具体的兽，才能成为神兽。王鲁湘：那它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兽呢？牟永抗：现在还不能确定，只知道是个猛兽。我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说，这个是东方的太阳神，跟西方骑在马上的太阳神有所区别，跟埃及坐在船上的太阳神也有不同，这个是骑兽的太阳神。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神徽，当时我觉得这种看法也不错，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因为神徽是固定的，像徽章。王鲁湘：这个神兽的图案也相对固定了啊。牟永抗：不是，它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所以如果说是徽化的就是定局化了。但我觉得“神徽”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表明当时还不是一神崇拜，但也不是万物有灵阶段平等的多神崇拜，而是在多神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神崇拜。王鲁湘：就像古希腊的时候有众神崇拜，但是众神中间有一个主神宙斯。牟永抗：人类宗教信仰的发展，就是经历了多神崇拜、多神中的主神崇拜、一神崇拜这三个阶段。我们按照这个模式来看，世界其他几个文明进入文明阶段的时候都出现了一神崇拜，出现了教主、教义。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一神崇拜，而是萨满巫师的系统，这个神人兽面就是一种主神。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原创力，中华文明在没有进入一神宗教的阶段就进入了文明时期，这就是中华传统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鲁湘：这个主神的出现，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环太湖流域地区在信仰上，已经趋于统一了。牟永抗：应该说是开始出现了一统的雏形。神人兽面图是有一个演化过程的。现在反山、瑶山所见到的神人兽面像是它的早期阶段。其实，在良渚文化的器物中，除了玉器最具代表性以外，还有很多石器和陶器也很重要。五、良渚石器良渚文化石锛牟永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渚文化的石器，在良渚文化石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石锛尽管良渚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发展阶段已经比较高了，但是成批的石锛上面依然保留了当时打制的痕迹，只是在刃部局部磨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对劳动价值成本的计算，还是很精明的。良渚文化石斧王鲁湘：这个石斧做得就比较精细了，显然不是用来进行砍伐的农具。良渚文化石犁良渚文化破土器牟永抗：这个应该是武器，是在狩猎武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战争用武器。作为良渚时期物质生产层面高度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发明了石犁。原来那些石锛，或者石斧，都是一种断性的开垦工具，只能一次一次地改变土壤的结构。犁的出现标志着连续性破土工具的出现，能够整体上改变土壤结构。更重要的是，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需要排水，有了这个犁，它就可以犁出沟来，引水排水。这就表明，当时以水稻种植业为标志的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王鲁湘：那这个破土器呢？牟永抗：破土器是良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很明显是一个被捆绑的东西，后面还有一个缺口。它是斜向的，刃是三角形的，上面是翘起来的。如果要开一条水沟的话，就先用它在地上画出很直的两条线，然后用犁把中间的土起出来。所以这个斜把破土器和推沟犁，是构成当年水稻种植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良渚文化石镰第三个就是石镰。在农业起源上，水稻起源的一个很大分歧就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区别。其实，野生稻稻穗中的种子是逐次成熟的，而栽培稻是整穗成熟的，所以栽培稻可以割，野生稻只能采集。而石镰的出现，正是栽培稻出现的证据。王鲁湘：栽培跟采集不一样，采集还是一个自然经济，而栽培则是生产型经济。牟永抗：所以从采集到生产经济，我们还看到了一点，那就是人们开始懂得了储存，懂得了积累财富。在农业没有出现以前，采集时代的人是没有财富概念的。中午吃完以后晚上有没有吃的是不管的，反正到时候总有得吃。而农业出现以后，有了财富积聚，整个社会就开始大踏步前进了。六、良渚陶器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陶器王鲁湘：好像良渚的陶器比较有名的是黑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鼎的足像鱼鳍一样。牟永抗：是啊，鱼鳍形鼎足也是我们当时确定良渚文化的时候给它定的名字，这个陶器的发掘地点不在良渚，而是在良渚以北的太湖边，靠近钱塘江那个地方。我们把这种扁的腿叫做鱼鳍形，现在考古界、学术界都接受了，认为鱼鳍形鼎足是良渚文化的一个特点。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现在看来，我们当年用的这个词还有所欠缺。王鲁湘：准确地说应该是什么呢？牟永抗：这个应该叫翅形。鱼鳍形的两边都呈弧形。你看良渚的这个陶足，实际上外面都是直的，里边是弧的，所以是翅形。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马家浜、松泽、良渚这些个文化系列中间，还同时存在着许多相近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是这么一支，所以有了翅形和鳍形两个不同的序列，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过程，是个更复杂更广泛的过程。王鲁湘：实际上鳍形是有的，我在苏州博物馆就看到跟鱼鳍一模一样的鼎足，还画有鱼鳍的花纹。牟永抗：对啊，它外面是扁薄的。实际上，鱼鳍形和翅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炊器下面支撑的三条腿是实心的，不是空心的，这个是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炊器的特色。王鲁湘：黄河流域的鼎足中间是空的。良渚文化豆器牟永抗：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太平洋北岸，就是中南美洲，它那里的陶器里也有三足器。所以提出太平洋文化圈这个概念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一个探索性课题，相对于环地中海文化圈，这个圈博大精深的多。你看这三件，它们都是豆，它这里反映了我们东亚文化很有特征性的东西，它烧制的时候不加沙，全是泥的，因此不能加温，不能炊煮。王鲁湘：那就是只能做陈设器或者礼器。牟永抗：对，不能炊煮。它旁边有个圈，里面明显是摆东西用的，应该是神具。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或者缩小一点看，东亚和西亚的饮食文化就很不一样。西餐没有主食副食之分，所以西餐的餐具都是盘，大大小小的盘。我们东亚以粮食为主食，一道一道菜是副食。副食装在这些豆中，是给众多人享用的，主食则是一人一份。所以副食和主食的分离，是东亚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特色。这些器具当然可以用在饮食上，也可以用于祭祀，所以有意把它的形状抬高，提高它的视觉水平。王鲁湘：所以孔夫子很小的时候，人家就能看出来这个人以后是儒家。因为当别的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他就学摆豆俎这些东西。七、神秘的古良渚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反山、瑶山等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掘，以及对玉器认识的增加，一个等级分明、有着统一信仰的文明古国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考古学家眼中，藏在这些精美器物背后的，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掘也证明，浙江省余杭县的长命乡，应该就是四千年前良渚古国的中心城址所在地。现在，这里建起了一个面积为42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任何需要动土的工程都要经过文物部门和考古部门的审批。王鲁湘：刘斌，现在的良渚文化保护区是指哪一片区域？刘斌：我们的良渚保护区从北面天目山的支脉一直转过去，转到西头，那儿有几座隐隐约约的山，然后是南面到大雄山，东面到良渚镇的东边。王鲁湘：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中间地带。刘斌：一个小的河谷地带吧，东苕溪就是一直沿着北面的山流过去的。在这五十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130多处遗址，它的密集程度跟现在的村庄差不多。从更大的环境来讲，从杭州到我们良渚文化保护区的整个地区是一个簸箕形的盆地。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在三四千年以前，无论是从它的山水、气候环境，还是盆地的大小来说，都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刘斌：对。早期的国家一般都比较小，比如史书上说夏代有万国，一个国的范围大概也就这么大。西周在岐山的时候方圆七十里，差不多也就这么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的中心，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横穿其中，它就是几千年来这里的人们日常饮用、灌溉水田的母亲河——笤溪。王鲁湘：学文学的人都知道《苕溪渔隐丛话》19，没想到苕溪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对良渚人来说，当时这条溪水就存在吗？牟永抗：良渚文化时期这条河就是主河。王鲁湘：也就是说，苕溪两岸是良渚文化聚落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时苕溪是良渚人的母亲河。牟永抗：应该可以这样讲。苕溪在涨水时期是条溪水，枯水时期可能是一片湖沼，这片湖沼里面非常适合种植水稻。刘斌：当年的河网应该更密集，每一个山谷里面都有溪水流出来的，大坝修建以后就把河网约束了。牟永抗：苕溪上的这条大堤叫做西险大塘，因为一旦这个堤决口，整个杭州市就会被淹没，所以这条溪和良渚关系甚大。在良渚文化保护区北侧的大遮山脚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高出地面、呈现“L”形的土垣，当地世居的居民称之为“塘山”。《说文解字》中称：“塘，堤也。”这个不知何时叫起的名字也许说明了它的功用。1995年，附近修路时，在土垣断面上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碎陶片，引起了专家的注意。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证实塘山遗址是在良渚文化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的一项巨大的防护工程。王鲁湘：这么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土垣，应该是人工堆积物吧。刘斌：对。我们经过调查、试掘证明，它整个都是人工堆积的。它的长度现在有6公里左右，包围着良渚遗址。在它以北，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良渚遗址。王鲁湘：这道土垣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刘斌：对。现在它外面的有些地方还保留着有水的部分，我们由此推测，它当初可能是用来防洪的。再者，在古代，这个山脉还是比较大的，里边可能有很多野兽出没，所以它也要防野兽。王鲁湘：或者还有一些山里的部落也要提防。这就是最早的护城河、最早的城墙。刘斌：对，不管它防什么，总之它是个防护设施。王鲁湘：从世界考古学的范围来看，四千多年前的这个时期，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地区有没有这么大的人造工程？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二)金竹青口述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4.我的婚事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但大都聘请名师教太子学好，从未听说让人教儿子学坏的。这一点，元顺帝为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此外，元顺帝还是个天才木工。凡是他宠信的宦官在宫外建宅院，元顺帝都亲自动手，设计出宅院的模型。他“自画屋样，又自削木构，宫高尺余，栋梁楹榱宛转，皆具付匠者，按此式为之”（《庚申外史》），为此，大都人（北京人）戏称其为“鲁班天子”。元顺帝临幸妃子也有花样。春天桃花开时，他在宫中举行碧桃宴，把八九百个妃子召来大吃大喝，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便亲自从树上摘下来一枝桃花，把汗巾系在上面，然后让人击鼓，皇后和妃子们就一起转圈起舞，混乱中元顺帝把系着汗巾的桃花扔给谁，谁就晚上陪睡。夏天，桃花谢了，元顺帝每天召一批妃子在宫中洗澡，所有妃子都脱下衣服，露出雪白的娇躯，一丝不挂地跳进水里。元顺帝一声令下，大家都争着朝池中和真马一样大小的玉马奔去。妃子们光着屁股，滑溜溜的，玉马上也很滑，一个妃子刚坐上，就被别的妃子推下来，最后谁抱着马脖子坐住了，谁当天晚上就能陪元顺帝睡觉。秋冬时节，妃子们如果还在外面光屁股洗澡，怕是会冻感冒了，妃子感冒了不要紧，要是传染上皇帝，导致龙体欠安，就不妙了。于是元顺帝安排妃子集合在设有暖墙的大殿里，让大家把衣服脱了，手拉手团团跳舞。元顺帝坐在高处，弯弓把香囊射出，香囊射中哪个妃子，便在她的身上破开，撒得她一身香粉，这时元顺帝就“闻香识女人”，抱起美女就走，这叫作“香幸”。元顺帝荒唐如此，民怨鼎沸，当时有人写诗描写元顺帝时代：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挫折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鲁仲连，战国末期志士），德高如闵骞（闵子骞，春秋时孝子），只被人轻贱。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善的人欺，贫的人买，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子曰》，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纱（元代纸币，颜色呈鸭蛋青色，故名）。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世道如此，天下大乱为期不远！昔日极其强大、横扫环宇的蒙古军队在元顺帝时战斗力如何呢？《草木子》记载：“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至于武事，略不知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哥，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值得一提的是，“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指的正是元顺帝。“天高皇帝远”出自明朝人黄溥编纂的《闲中今古录摘抄》，原文为：“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是明朝人，其《闲中今古录摘抄》是以杨讷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为蓝本的。据《元代农民战争史料》记载：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浙江台州、温州百姓树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反抗旗帜，首义反元。从这首《台温处树旗谣》产生的时间来看，“天高皇帝远”中的“皇帝”即指元顺帝。元朝长期的残暴统治最终压断了人民承受的底线，而此时黄河的决口更是雪上加霜。从1345年开始，黄河大规模决口，一直到1351年，黄河泛滥六年。元朝征发十七万民工修建大堤。由于黄河泛滥成灾，黄河流域饥民达到五百万人，而修建大堤的民工就是这些饥民，由于环境恶劣，死亡率很高，此时，只需要一丝火星就能点起冲天大火。参与修建大堤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打算发动起义，先以童谣散布，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后暗中埋了一个独眼石人在黄河故道岸上，此时正赶上黄河岸施工，民工就挖出了这个石人，石人正应童谣，人心震动。韩山童、刘福通借机发动起义，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还是当初陈胜吴广起义的那个套路。但正是在这个套路下，此后十六年间，各路义军纷纷揭竿而起，群雄逐鹿。1368年，朱元璋脱颖而出，三军效命直捣大都，元朝灭亡。明初，建州女真最强大者为爱新觉罗氏族，海西女真最强大者为叶赫那拉氏族，明初，叶赫那拉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两军交锋，爱新觉罗家族的头领指着大地说：“我们是大地上最尊贵的金子（爱新觉罗在满语里是金子的意思）！”叶赫那拉的首领指着天上的太阳说道：“金子算什么，我们姓它（叶赫那拉在满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斗嘴过后，双方开打，太阳烧化了金子，叶赫那拉氏打败了爱新觉罗氏，成为女真族最强大的部落，而叶赫部和爱新觉罗家族也从此结了世仇。1388年，朱元璋派大将蓝玉北伐，将蒙古残余势力打残，蒙古人彻底失去了对东北的控制权，而后朱元璋派人招抚在东北的女真各部，当时女真主要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因为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以西而得名）、野人女真（又叫东海女真，分布在外兴安岭、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各部纷纷响应朱元璋号召，成为朱元璋治下一部，1409年，朱棣设奴儿干都司，包括黑龙江、吉林、俄罗斯远东地区，至此，女真人重新成为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之一部。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被朱棣任命为建州卫都指挥使。1433年，猛哥帖木儿在女真混战中战死，其子董山继位。1466年董山出于对明朝官吏鱼肉边民的不满，一年之内抢掠边境九十七次。明宪宗大怒，1467年派总兵赵辅率军讨伐董山，“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而涂其膏，强壮就戮，老稚尽俘”（明·赵辅《平夷赋》），赵辅对董山的部众进行了种族灭绝式屠杀，当然并没能完全灭绝该族，董山被杀，建州女真遭到毁灭打击。董山死后，其子妥罗向明朝表忠心，摇尾乞怜，最终赵辅仍令其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妥罗的弟弟锡宝齐篇谷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但他没能世袭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所以家道逐渐衰落。此后一百多年，虽说女真人与明朝在东北的政府偶有冲突，但大体上双方是友好的，女真族只是内部不停有小规模冲突，此时的女真人就像被浸泡过多次的茶叶一样沉到了杯底，无声无息地遵守着中央王朝的规则。前蒸汽动力时代，等待扬帆远航的巨轮在出发前一段时间风帆往往是降下的，因为它要为新的征程积蓄力量。此时的女真人正是如此。锡宝齐篇谷的儿子福满是努尔哈赤的三世祖，福满之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之子是塔克世。1559年，塔克世的妻子生出了本书的第一个主人公——努尔哈赤。第一章崛起，努尔哈赤据《满文老档》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喜塔拉·额穆齐梦见天眼大开，一只有雪白羽毛和金爪子的神鹰飞出来，直扑自己怀里，于是怀孕了。额穆齐怀孕十三个月仍然不生，于是有人怀疑是恶鬼钻入她的肚子里作祟，便把她扔进深山。刚进深山，孩子就出生了，当时风雨大作，多亏五只色彩斑斓的猛虎保护，母子俩才得以不死。额穆齐的丈夫爱新觉罗·塔克世将这个孩子起名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满语里意为“金子·野猪皮”。努尔哈赤是女真贵族世家出身，童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十岁那年，努尔哈赤的母亲突然去世，努尔哈赤的美好生活从此结束。后母整天指桑骂槐地骂努尔哈赤，把他看作家庭包袱，一直欺负他。努尔哈赤默默忍受着，从不为自己辩解，也没有反抗。秦始皇、朱元璋、希特勒、斯大林、努尔哈赤，他们小时候都有过长期的受虐经历。痛苦使人深刻，但生活中会失去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会缺乏爱和宽容。日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暴行，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十五岁时，后母的长期虐待，最终使努尔哈赤彻底离家出走。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凤眼大耳，面如冠玉，身体高耸，骨骼雄伟，言词明爽，声音响亮，一听不忘，一见即识，龙行虎步，举止威严”，总之，一切能用的好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当时离家出走的努尔哈赤绝不是这个样子，他已无家可归，单打独斗，无非是每天采蘑菇充饥。当然，在深山里他是遇不到采蘑菇的小姑娘的，不过倒是总能见到人参，饿了啃两口人参，难怪日后身体好。辽东的夜晚寒气逼人，吹打着蜷缩在窝棚里的努尔哈赤。白天的劳作带来的疲惫冲淡了寒冷，努尔哈赤在窝棚里发出的鼾声与远处东北虎的咆哮组成了山林里的二重奏。每天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努尔哈赤日后征伐东北的胆略就是在这个时候练出来的。风餐露宿、雨暴风狂，这样的艰苦生活，成为努尔哈赤独自生活的主旋律。如果长期如此生活，努尔哈赤怕是会变成野人，几个月后，努尔哈赤带着弟弟舒尔哈齐投奔到姥爷、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那里。建州女真诸部中，王杲势力最强，万历二年（1574年）他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明朝辽东都督佥事李成梁率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今辽宁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李成梁的军队号称有六万人。在中国古代打仗，“号称”是很有学问的，如赤壁之战，曹操兵力二十多万，但号称八十万，这个号称就比较离谱。而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兵力有八十七万人，号称百万，这个号称就比较靠谱。那么李成梁这六万人究竟是离谱还是不靠谱，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显然，历史学家们都没谱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兵不在多而在精。李成梁的六万车骑携带炮石、火器分兵围攻王杲营寨。李成梁一声令下，明军敢死队手拿战斧砍断数重城栅，而后火炮齐发，轰击营寨。王杲也不会束手待毙，他让守军用滚木礌石砸向明军，明军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李成梁大怒，火炮的爆炸力是有限的，但如果来个火烧连营，那么威力就是无限的了。李成梁令部下纵火，东北森林密集，一点火就是冲天大火，寨内房屋、粮秣焚毁，李成梁趁势率军杀进营寨，王杲惨败。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就在古勒寨，他们二人跪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乞求免死。杀人如麻的李成梁见努尔哈赤相貌不凡，便动心没有杀他，把他和舒尔哈齐用作自己的亲兵。从此努尔哈赤开始广泛接触汉人，学会了汉字，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日后他行军打仗时的谋略可以说就得益于在李成梁身边的熏陶。努尔哈赤的姥爷王杲跑了，此时如果王杲明智的话，应当赶紧装孙子，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不断怂恿对方放松警惕而自己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过王杲此时的表现显然就有些缺心眼了，他在自己的部队元气大伤的情况下，于万历三年（1575年）再次对明朝发起攻击。不作死就不会死，既然作死，就一定会死。李成梁将王杲杀得大败，王杲只身骑马逃跑，起初穿一件红色的衣服，此时的王杲可以说与《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马超作战时犯了同样的错误，打仗时穿得太显眼很容易吸引敌军狙击手的注意力，从而被干掉，不过历史上曹操的割须弃袍是《三国演义》虚构的，而王杲这次则是真的。明军对身穿红袍的王杲穷追不舍，王杲赶紧与别人换了衣服，结果那个人成了明军的俘虏，王杲自己则得以逃遁。此时建州女真已然没有王杲的立身之地，他投奔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王台一向忠于明朝，缚王杲，献朝廷。王杲被绑到北京，万历皇帝亲自登上午门城楼，命将王杲“磔尸剖腹”。史书上没有记载努尔哈赤得知姥爷被凌迟剖腹后的心情，主流说法都是努尔哈赤在自己的父亲、爷爷被明军误杀后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但我更认为，王杲的惨死才是努尔哈赤仇恨的起点，在努尔哈赤被后母虐待了五年之后，是王杲收留了他，而努尔哈赤在王杲这里的两年时间目睹的都是明朝对王杲的围剿，刚有容身之处的努尔哈赤又无依无靠了，我们没有理由不认为这是努尔哈赤种下对明朝仇恨的起点。当然，努尔哈赤表面上依旧对李成梁恭顺如初，不过，他相貌堂堂的外表却牵动着李成梁的小妾的心，最终还险些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一天晚上，正在洗脚的李成梁对自己的小妾说：“我之所以官至总兵，就因为脚上长了七颗黑痣。”小妾不以为然地说：“努尔哈赤脚上也长了七颗痣，而且是红痣！”李成梁听后大惊失色，因为他刚接到万历的圣旨，说钦天监夜观天象，东北方向有天子气，七颗红痣正是所谓的“天子相”。李成梁当即下令，天明时将努尔哈赤押解京师问斩。这位小妾深悔自己无意中为努尔哈赤带来杀身之祸，于是她趁李成梁睡着后起身去找努尔哈赤，向他说明原委。努尔哈赤赶忙骑一匹大青马逃走，与他一起逃走的还有努尔哈赤最喜爱的一条大黄狗，而这位小妾则在李府一棵柳树上悬梁自缢。第二天早上，找不到努尔哈赤的李成梁大为光火，他发现小妾吊在柳树上的尸体后，立即明白了，他下令扒了小妾的衣服，在裸露的尸体上打四十大板，而后派兵追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骑大青马狂奔，大青马很给力，所以有一种传说，说努尔哈赤发誓今后自己如果称帝的话，国号就叫大清。大青马最终因日夜兼程累倒，努尔哈赤只得带着大黄狗步行，自然被李成梁的追兵渐渐赶上。步行者PK骑兵，胜负已定，就在此时努尔哈赤突然发现一棵空心的枯树，他赶忙抱着大黄狗钻进去。奇怪的是，许多乌鸦很快也落在这棵树上，乌鸦聚集，使得追兵相信枯树里面无人，而大黄狗也很通人性，追兵靠近的时候始终一声不吭，努尔哈赤就这样死里逃生。追兵渐渐走远了，努尔哈赤从枯树里爬出来，钻进了芦苇丛生的荒草地，此时极为疲惫的努尔哈赤沉沉睡去。不知过了多久，一无所获的追兵原路返回，如果按之前那样，追兵根本无法向李成梁交代，而如果一把火把这一片都烧了，然后上报说努尔哈赤已经被烧死，那么事情就好办多了。追兵累了一天，放完火后就走了。熊熊烈火燃起，居然都没能让努尔哈赤醒来。也难怪，努尔哈赤小时候就是在山上与东北虎和狗熊做邻居的，虎啸熊吼都难以把他吓醒，更何况是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看着努尔哈赤呼呼大睡，大黄狗着急了，它拼命叫喊，最终喊醒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带着大黄狗冲出火海，死里逃生。正是此次脱险，使得努尔哈赤称帝后确立了许多满族的民俗。满族每年在黄米下来的时候都要插柳枝，为的就是纪念那位在柳树上悬梁自缢的李成梁的小妾。满族人的院落里都立着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杆上挂着食物以给乌鸦吃，就是为了感恩乌鸦。满族忌讳杀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做的衣服，不戴狗皮帽子，为的是感恩那条大黄狗。（满族史料《罕王传说》）努尔哈赤重新走进山林，隐姓埋名，而李成梁也渐渐忘记了努尔哈赤的存在，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王杲的儿子、努尔哈赤的舅舅阿台（阿台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所以阿台也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在古勒寨再次做大，李成梁认为阿台终究是个祸害，于是率军攻打古勒寨。这次李成梁不像上次那样先是战斧砍断城栅，然后火炮轰击，最后火攻。由于前两者不管用，此番李成梁直接火攻，但火攻两昼夜未能攻克。此时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为讨好李成梁，引导明军到古勒寨，攻打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也就是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见古勒寨被围日久，想救出孙女，又想劝说阿台归降，就同儿子塔克世（努尔哈赤他爸）到了古勒寨劝降。不知是觉昌安的口才太差，还是阿台的态度太坚决，总之劝降失败，而此时李成梁派来的使者来催促，希望尽快解决问题。于是尼堪外兰在城下高声喊话：“天朝大兵既来，你等如若抵抗，定被杀得片甲不留，汝等不如杀阿台归顺。太师（李成梁）有令，若能杀阿台者，即为此城之主！”女真这样的渔猎民族很实在，既然杀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清洗都察院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牛虎铜案牛虎铜案是由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以及维系种族繁衍的努力。这个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它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稀世珍品。张新宁：整个李家山等级最高的应该是五十一号墓，但五十一号墓是西汉中期的墓葬；而出土著名的牛虎重器的二十四号墓是战国时候的。王鲁湘：差不多比五十一号墓早了一两百年。滇国标志性的东西就是这个牛虎铜案？张新宁：对。出土的时候已经压碎了，有三百多个碎片，所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也认不出究竟是干啥用的。回来再整理的时候，有些变形了，就把它矫形，焊接，缺的地方用新的铜片去补，修复之后，才知道它的器形。祭祀铜鼓马文斗：目前我们发现的滇文化最主要的代表性墓地有三个，出土的文物大概有四万多件，它们印证了整个滇王国的存在，而且它是作为一个文化区域存在的。这是一个祭铜鼓的场景，那时的滇国人认为铜鼓是神，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祭祀，要用人血在上面泼洒。王鲁湘：等于把几个铜鼓摞起来了。祭祀铜鼓祭祀铜鼓内景马文斗：对，把这些铜鼓摞起来再祭祀，我们叫做祭铜鼓贮贝器。你看旁边有很多人在跪拜，旁边的柱子上面杀了一个人，有的人头都被砍掉了，就是为了祭祀这个铜鼓。你再看，贵族富人坐着一个轿子，旁边的人看见以后要下跪，这就有很多和汉文化接近的东西了。这表明，当时滇国有完整的礼仪和礼制。如果没有的话，人不用看见贵人就下跪的，这和当时官府出来以后鸣锣开道，要回避、肃静，是一样的意思。还有很多场景，你看，这个卖东西的拿着东西在卖。王鲁湘：对，这个人蹲在地下挎着篮子，篮子里头肯定有什么东西。马文斗：所以它反映的生活信息和留给我们的历史信息非常多，这就是活生生的史书啊。这些青铜器，特别是它的立体雕塑和纹饰，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证据。它的内容和题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分滇国的历史，比如它的舞蹈、文化；服装、家庭用品；典章制度、等级制度；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战争场面等等。但因为它没有文字，所以没法记载下当时发生的事情，没法记载历史进程的层次、规程和整个场景，因而转用实物来表现。王鲁湘：等于是以图记史了。马文斗：他们企图把这个东西留下来，告诉后人，过去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祭祀应该怎么做，织布、生产活动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当时它的题材也有限，艺人在做这些工艺品和器物的时候，用的题材多数是自然的题材。他们毕竟要表现一些他见过的东西，不然是做不出来的。这个工匠可能见过祭祀场面，他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就把它记下来了。战争贮贝器战争贮贝器两千多年前，精通青铜制造技术的滇人在富庶的滇池岸边择湖而居，他们的青铜铸造工艺，尽管在操作技术和器材设备上并未发现有何特殊，但浇铸如此庞大的青铜铸件，所需工序之复杂，所费心力之深，可见一斑。在这个既写实又灵活的圆雕战争场面中，我们似乎可以寻到些许两千年前滇人实际生存的痕迹。马文斗：过去我们对古代西南民族的衣冠都有争论：他们梳什么头发，穿什么衣服。大批文物出土以后就不用争论了，那个贮贝器上面直接就有。根据研究，这个贮贝器表现的是当时滇国人和昆明人打仗的场景。滇人在昆明区域，昆明人反而在大理区域，两个部族在打仗，他们的发型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说滇人即便穿金盔金甲什么的，他们也是没有鞋子的。王鲁湘：都打赤脚。滇国墓地共出土贮贝器60余件，这些以丰富圆雕著称的古代“存钱罐”，是滇国青铜器中独有的器型，也是使滇国青铜器享誉世界的功臣之一。在那个遥远的青铜时代，这些形象生动的贮贝器，正是主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和见证。王鲁湘：古代的时候，贝在有些地区是作货币来使用的。那么当时在滇国，贝也是作货币使用的吗？马文斗：对。云南很特殊，由于环境相对封闭，而且离大海很远，它在很长一段时间，据我们目前所知是从西周一直到明代，都在使用贝币，这在全国是很少有的。按理说，云南是产铜的地方，应该用铜币，但是因为中央把钱发给地方的速度很慢，整个运输过程又非常艰难；同时，海贝在此地是一种稀有物品，可以作为衡量价值的一种体现，所以以贝为币的风俗在这里沿袭的时间非常长。王鲁湘：有点类似于贵金属。在滇国发现的贮贝器里头的这些贝，数量多吗？马文斗：大概有二十多万枚，几百公斤重。我们通过和日本合作研究后认为，这些海贝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印度洋的，一个是太平洋的，以印度洋的为主。太平洋的运输应该需要长途跋涉，到印度洋反而近一些。因为印度过去和云南是接壤的，后来有缅甸就不直接接壤了。应该说，从印度这边运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云南自己不生产，所以这就为它作为货币提供了可能。王鲁湘：对，至少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三、李家山二次发掘滇国青铜器流露出来的信息证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滇池岸边，滇人在这片富庶的坝子里持续繁衍了五六个世纪，他们的农业、畜牧业发达，冶金业繁盛，族群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的交往却并不频繁。由于地理位置和土壤的关系，这些墓主人的骨骼大多成了碎片或粉末，这给辨认他们的身份和葬式等增加了难度。为了摸清滇国埋藏于地下的更多秘密，1991年，云南省考古队的专家们再次进驻李家山。那时，为了给李家山脚下的磷肥厂找到更多硅矿石，地质部门率先对李家山进行了勘探。张新宁：因为矿石埋藏比较浅，地质部门采用的是槽探法，就是从山顶向下，顺着山的垂直纵深方向，开了几十条探槽。其中有一条探槽在接近山顶部的时候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座墓葬在勘探的过程当中肯定被破坏了。为了使它不再遭到破坏，在1991年的12月至1992年的5月这一段时间，省、市、县三级的文物部门共同组成考古发掘队，对李家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并将试掘范围定在了上次发掘的周边区域。女性贵族的身影这一年冬天很怪，冬天打雷、刮大风，天气特别冷，江川也出现了多年不遇的下雪天。一天下午，考古队正在工作，一阵滚雷伴着大风而来，把他们的帐篷给吹倒了，支撑帐篷的铁杆子都被吹断了。那一年的李家山工地上，艰难的发掘工作随着大量陪葬品的出土变得轻松起来。在李家山古墓群的西南侧，一个不同于其他墓葬的女性墓葬坑被考古队员一铲子挖了出来。张新宁：这座69号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3.关于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八十岁时的金启孮先生注81989年离休，定居于北京市。2004年4月10日卒于北京。金家自述的荣亲王府世系：荣纯亲王永琪：字筠亭，号藤琴居士。清高宗弘历第五子，封荣亲王。生于乾隆六年(1741年)，卒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享年25岁，谥曰纯。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对天文算法亦有深入研究，所著《八线法》手卷，至为精密。又擅长书法，与成亲王永瑆齐名于世，并长于绘画、琴艺。著有诗文集《蕉桐賸稿》。荣恪郡王绵亿：字镜轩，号南韵斋，荣纯亲王第五子，封荣郡王。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卒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享年52岁，谥曰恪。精于画仙佛，尤擅书法。著有《恪王诗稿》一卷。多罗贝勒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道人，荣恪郡王世子，封贝勒；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享年40岁。绘贝勒著述极丰，从诗人创作到学术考证，包罗甚广。传世作品有《南韵斋宝翰录》(三卷，内载恪王书画题跋写真)、《读易心解》，等等。绘贝勒福晋西林觉罗·太清：讳春，字梅仙，号太清，镶蓝旗满洲人。生于嘉庆四年(1799年)，卒于光绪三年(1877年)，享年79岁。当代中国文学界一般认为，西林太清不仅是满洲第一女词人，而且是清代第一女词人。代表作为《东海渔歌》。晚年著有章回体小说《红楼梦影》(24回)，笔名云槎外史。固山贝子载钧：奕绘第一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袭贝子。咸丰七年(1857年)卒。奉恩镇国公溥芸：载钊第三子。同治五年(1866年)袭镇国公。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卒。奉恩镇国公毓敏：溥芸第二子。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袭镇国公。宣统三年(1911年)卒。奉恩镇国公恒煦：字纪鹏，晚年始字光平。1912年袭镇国公。毕业于朝阳大学法律系。早年受满文于舅氏松贤(即满文辞典《祖国渊源录》作者)。中年以后又攻语言学，喜以语言证史，颇多创见。除治清史、满族史外，专攻金史，并治女真文。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荟萃了煦公一生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工作，1960年退休。煦公曾任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这也成为他不幸于“文革”殒命的主要原因。注9乌兰：风太大了，沙尘暴又起来了。金启孮(以下简称金)：见到您几位我还是很高兴的，现在老没有这么常说话了。定宜庄(以下简称定)：我们想听您讲讲这样几个方面，不知道您愿不愿意跟我们聊，就是您这一生做满族史，还有女真语、满语，您在这些方面的主要成就，您都是怎么走过来的，给我们讲讲这些经历，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如果您愿意讲……金：我得记上啊。定：没关系。一会儿我给您写。我想听听您小的时候北京的故事。第三方面呢，我想听听您自己家庭的情况，您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包括您父亲的家庭，还有您母亲啊，祖母啊，外祖母啊，婚姻的情况啊什么的。咱们满族特有的风俗啊，规矩啊。金：我的外祖母家不是满族。……可以是可以，但是第一方面呢，我谈不到什么成就，我有什么成就？定：任何一个好的学者都会说：我没有什么成就！金：(笑)……定：可是至少您有好多体会。咱们慢慢聊，反正也不着急。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作为陪嫁品，齐桓公还送给重耳马车二十乘。潦倒了一个多月的重耳一下子又阔了起来。临淄是当时闻名天下的大都会，远非狄戎之地的翟国可以比拟；齐国公室的女儿历来以美艳闻名，想必比赤狄部落的季隗更具风情；更重要的是，齐桓公雄霸中原数十年，霸主政治趋于成熟，令重耳和他的追随者们激动不已，他们几乎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好奇地观察着身边的所有事物。但他们没想到，自己所看到的，正好是齐桓公霸业的落日余晖。第二年冬天，齐桓公去世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如一部杂乱无章的电影，他们接二连三地目睹了五子争位、三贵专权、齐孝公上台等政局变易，而齐国的霸业也在一夜之间坍塌，南方的楚成王挥鞭北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些事情在重耳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在卫国落难时产生的疑问，现在又一次跳出来，刺激他的神经。雄图霸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否值得他这个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继续折腾下去？如果说当年在卫国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生活所迫的话，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则是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后世的孔老二说，五十而知天命，重耳早就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但是，天命究竟在哪？带着这些疑问，重耳逐渐沉迷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老婆姜氏为人贤淑，将他照顾得很好。此间乐，不思晋，他在齐国一住就是五年。现在他不止过了天命之年，而且过了耳顺之年了。一个人过了六十岁还在外漂泊，你还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但是，重耳不是一个人在外漂泊，自始至终追随着他的，还有好几十号人。这些人都是晋国的精英，别人可以不指望重耳有所作为，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的身家性命前程，全维系在重耳一人身上了。以狐偃为首，这伙人在一棵桑树下密谋，准备挟持重耳启程回国。没想到，姜氏的使女此时正好在树上采摘桑叶，将他们的计划一字不漏全听了去。等他们散去，惊惶的使女连忙跳下树来，跑到姜氏那里去告密。这可怜的姑娘显然不知道政治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姜氏得到消息，甚至没有作过多的考虑，便命人把她给杀了。杀人灭口，是怕让齐孝公知道这件事，对重耳不利。晚上睡觉的时候，姜氏突然问重耳：“听说您想离开齐国？”重耳说：“从来没想过这事。”姜氏笑道：“别蒙我了，有人听到了你们的计划。不过您放心，我已经将那个人杀掉了。”“什么计划？”重耳一头雾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啊！”姜氏在他脸上捏了一把：“还跟我装蒜。男子汉志在四方，您要走就走吧，我不会拖累您。再说，留恋妻妾，贪图安逸，对于男人来说也是一种耻辱，我不希望您就这么碌碌无为地呆在齐国，让人家看笑话。”话虽这么说，眼泪却流下来了。重耳不知所措，只能对她说：“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啊！”后人王昌龄写了一首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写得很生动。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位少妇的老公总是呆在家里，过着平平庸庸的日子，恐怕没多久，她又要抱怨老公不求上进了。几天之后，狐偃等人按计划来到重耳家里，请他出去打猎。重耳还没起床，姜氏走出来接待了狐偃。狐偃说明来意：“今儿个天气很好，我等想邀请主人去郊外打猎，请夫人通报一声。”姜氏说，“您就别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了，我知道你们的计划。”狐偃等人面面相觑。“老实说，我也劝了他一晚上，要他带你们回国去，无奈他执意不肯。今天晚上，咱们开一个家宴，大伙把他灌醉，再将他带走吧。”狐偃等人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上，拜谢姜氏深明大义。姜氏心里一酸，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重耳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床在摇晃。后来才发现自己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睡在一辆正在前进的马车里。“老婆，老婆！”他叫道，嘴里的酒气还没有消散。没人搭理他。他挣扎着坐起来，狐偃那张不讨人喜欢的脸立刻出现在他面前。“公子，您醒啦？”狐偃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里？”“回公子的话，这里离临淄已经有一百里，具体叫什么地名，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回晋国啊！”狐偃大手一挥，故意避重就轻地说。“见鬼，我不回去！”重耳生气了，宿醉未醒加上路途颠簸，又躺了下去。“这个不太好办，齐侯已经知道您不辞而别的事了，您现在就算回去，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狐偃一脸无奈地说。重耳气得弹了起来。正好魏犨扛着一支长戟经过重耳的马车，重耳一伸手，抢过魏犨手中的长戟，就朝狐偃刺去。狐偃连忙闪开。赵衰等人一拥而上，死死拦住重耳，当下闹得不可开交。“好了，好了。”最后重耳气喘吁吁地说，“这次回去，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没问题。”狐偃拍着胸脯说，“我的肉又臊又腥，就怕您到时候不想吃。”重耳一路西行，先后经过了曹、宋、郑等国家。曹共公早就听说重耳生得奇怪，肋骨连成一片（这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着实令人生疑），于是趁重耳在澡堂子里洗澡的时候，带着人前去偷窥。好奇心人皆有之，但像曹共公这样，以一国之君的身份屈尊去当狗仔队的，还真少见。曹国大夫僖负羁的老婆对僖负羁说：“我观察了晋国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气宇轩昂，都有相国之才。重耳有他们相助，必定能够回到晋国为君，而且将成为诸侯之长。到时候他如果要秋后算账，曹国首当其冲，您何不早作打算呢？”僖负羁深以为然，派人给重耳等人送去饭食，而且在装饭食的盒子里放上了一对上等玉璧。重耳接受了僖负羁的款待，但是将玉璧退了回去。在宋国，重耳受到了宋襄公的热情招待。但此时宋襄公正好遭遇泓水之败，国力不振。对于重耳来说，宋襄公不是一个有力的后台。他住了没几天，便打算告辞。临走时，宋襄公赠给重耳马车二十乘，以示自己不比齐桓公小气。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对他不冷不热。大夫叔詹劝谏道：“我听说，富贵在天，非人力可以强求。有三件事说明重耳得到老天的眷顾，必成大器，您最好对他热情周到一点。第一，男女如果同姓为婚，所生的孩子必定夭折，晋国姬姓，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也是姬姓，而他一直活到今天，是很少见的；第二，重耳出逃在外，恰好现在晋国又不安宁，大概是老天想助他一臂之力；第三，跟随他的那些人，至少有三个是人上人，却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命。晋国和郑国乃是同族，就算是公室子弟来往，也应该以礼相待，何况是重耳这样的天命所归的人物？”郑文公听不进去，他是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的实力雄厚，他就投靠谁。对于重耳这种潜力股，他没有任何兴趣。从郑国出来，重耳继续西行，接着来到了当时实力最雄厚的国家——楚国。楚成王很热情，用了“九献”的大礼来迎接重耳。我们不难发现，重耳所到之处，越是大国霸主，越是对他热情有加；越是小国寡君，越是对他冷若冰霜。所谓富贵宽容，穷酸刻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在酒宴上，楚成王开玩笑说：“公子您如果回到晋国，将如何报答我啊？”重耳恭维道：“金帛美女您都有了，奇珍异宝您也不缺，晋国所拥有的，不过是楚国人看不上的物品，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呐！”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可以打住了。但是楚成王显然不仅仅想听这几句恭维，而是想听到更实质性的内容。当年夷吾为了回国，一挥手便答应给秦国五座城池，你重耳好歹给我楚国打张白条吧？楚成王不依不饶地问：“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公子将以什么报答我。”重耳被追问得没办法，只好说：“如果借重您的英名，能够回到晋国，以后两国万一在中原发生战事，我将退避三舍。”古代以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则是后退三次，累计九十里。在战场上能够这样做，也是一个天大的面子。楚成王来了兴趣，笑着追问：“退避三舍之后呢？”重耳正色道：“如果退避三舍仍不能摆脱，那我只好坐上戎车，拿起武器，与大王您周旋了。”这话一语双关，一方面告诉楚成王，他不会拿国家利益作交换，另一方面是说，您就别再追问了好不好？此言一出，楚成王不觉愣了一下，楚国众臣都面露愠色。宴会之后，楚国大将成得臣立刻找到楚成王，请求杀掉重耳，以除后患。楚成王不同意：“重耳志向远大，作风检朴，温文尔雅，有礼有节。他手下那些人，都是非凡之士，而且对他忠心耿耿。现在晋国的那位（指晋惠公）刻薄寡恩，国内国外的人都很讨厌他，恐怕不能长久。我听人家说，姬姓诸国，最后衰落的就是晋国，大概就是因为有重耳这个人吧。老天要他兴旺，谁又能阻挡？逆天而行，必有大难。”看来，楚成王多年进出中原，也沾染了中原文化的气息，讲起“德配天命”的大道理来，头头是道。重耳暂时就在楚国居住下来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呆太久，当远在雍城的秦穆公问公孙枝“重耳在哪里”的时候，公孙枝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在楚国。”秦穆公说：“把他找来。”【晋文公上位：让第三方成为政治资本】公元前637年，重耳在秦国人的前呼后拥下进入了雍城。重耳的冒险之旅始于翟国，历经卫国、齐国、曹国、宋国、郑国，结束于楚国。从楚国到秦国的旅程，谈不上任何冒险，楚成王派了阵容强大的卫队，一直将他送到秦国边境，交给了正在那里恭候的秦国大夫公孙枝。临别的时候，楚成王对他说：“我本来也想帮助您回国，可是楚国离晋国甚远，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确实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秦国与晋国接壤，秦伯又是个厚道人，我就不耽误您的大事，请您好自为之吧。”重耳深深地一揖到地，作别了楚成王。进入秦国，等于踏上了返回晋国的最后一块跳板，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华丽的一跳了。恰在此时，绛都的晋惠公告别了人世，大子圉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怀公。相对于齐桓公、宋襄公、楚成王的热情招待，秦穆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顾重耳六十二岁的高龄，一古脑将五位公室的女儿嫁给了重耳，其中包括原大子圉的夫人怀嬴。对于这一安排，重耳感激之余，觉得难以接受。毕竟大子圉是自己的侄子，怀赢是自己的侄媳妇，太亲了，下不了手。然而怀嬴又是秦穆公最喜欢的女儿，娶了怀嬴，可以加强与秦国的关系，秦穆公更会全力以赴，帮助重耳回到晋国。重耳感到相当为难，他不断对自己人说，抢侄子的老婆，于心何忍？狐偃和赵衰笑而不答，倒是胥臣季臼用一句话打消了他的疑虑：“您还要抢人家的国家呢，抢人家老婆算得了什么？”言下之意，您就别假惺惺推辞，开开心心去做那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勾当吧。胥臣季臼这话说得很流氓，但是很有道理。生于公室之家，婚姻就是政治，哪容得你温文尔雅呢？重耳于是接受了秦穆公的好意，不过他心里面还是有障碍。怀嬴嫁给他的第一天，侍奉他洗漱，重耳的道德感突然涌现，厌恶地拿手挡了一下，将怀嬴推开了。怀嬴自大子圉逃回晋国后，一直闷闷不乐，不得已嫁给眼前这个糟老头，就更加不开心。重耳这一推，终于使得她爆发了：“秦国和晋国地位相等，凭什么看不起我？！”重耳愣了一下，没想到她会将夫妻之间的小事上升到这个政治高度。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如果怀嬴跑到秦穆公那里去告他一状，说他看不起秦国，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这对于重耳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甚至怀疑，怀嬴是不是心里只有大子圉，因而演出这么一出戏来坏他的大事。大子圉年轻力壮，又与怀嬴有数年的夫妻之情，怀嬴心里向着大子圉，几乎是不用置疑的。重耳暗自骂自己，怎么没有想到要防范这个妇人耍小心眼，居然让她给揪着了小辫子。“不行，我绝对不能在这里抛锚！”他对自己说，脑子里飞快地计划着如何挽救局面。那个年代不兴跪搓衣板，重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向怀嬴认错：他将衣服脱下来，光着上身，将自己囚禁在房间里，不吃不喝。这一招很有效果。怀嬴有没有就此原谅他，谁也不知道，但秦穆公听到这件事，倒是很开心地笑了一阵。男人打骂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有像重耳这样，推了一下老婆就立马自囚认罪的？秦穆公想，重耳这样做倒不是怕老婆，而是打心眼里尊重秦国吧。为了给重耳找个台阶下，他派人前去重耳家里，邀请他来参加宴会。重耳穿好衣服，叫上狐偃，要他陪自己一起去。狐偃推辞道：“宴饮吟诗，我不如赵衰有文才，请您带赵衰去吧。”重耳奇怪地看了狐偃一眼，也没说什么，就依他把赵衰带去了。那次宴会的气氛极其融洽。重耳给秦穆公祝酒的时候，赋了一首《河水》之诗，大概意思是河水向东流，最终归于大海。诗里面的海，自然是指秦国。秦穆公很高兴，回了一首《六月》之诗。重耳没听出门道，赵衰却听明白了，他在一旁唱道：“重耳拜谢秦伯之赐！”重耳连忙吭哧吭哧地跑到阶下，朝秦穆公稽首。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尊重地答谢重耳。回来之后，赵衰告诉重耳，《六月》之诗写的是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出征时的场景，秦穆公以这首诗相赠，是希望重耳也担负起辅佐天子的重任，所以一定要下拜表示感谢。所谓辅佐天子，自然是建立像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了。话分两头，狐偃没去参加那次宴会，是因为他刚刚接到来自晋国的一封密函，他的父亲狐突被晋怀公赐死了。晋怀公上台之后发布了一条命令，禁止任何人追随重耳在外流亡。对于已经跟随重耳的人，他公布了一个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还不回国，则杀其家人，绝不赦免。这一招，等于是对重耳釜底抽薪，然而收效甚微。狐突的两个儿子狐毛和狐偃都跟着重耳，过了那个期限，晋怀公将狐突抓起来，逼他说：“赶快要你的两个儿子回来，我就赦免你。”狐突神情自若，面不改色，摇摇头：“儿子长到能做官的年龄，父亲就要教他如何忠义，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为官之前，签名宣誓效忠，就是为了防止产生二心。现在我的两个儿子效忠重耳，已经有很多年了，如果我召他们回来侍奉您，就是教他们不忠。要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做了，又拿什么来侍奉君主呢？”老头转过头直视晋怀公的眼睛，无所畏惧，“刑罚有度，不滥杀无辜，是因为国君圣明，也是为臣的愿望。刑罚无度，是因为国君喜欢摆威风。随意给臣子安罪名，谁又没罪呢？我听任您处置。”狐突这话，点了晋惠公、晋怀公父子的死穴：他们都是那种对自己很宽容，对别人很苛刻，抓着人家任何一点小毛病都能做文章的人，给别人安罪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晋怀公当然也不会反思自己有什么不对，给狐突判了死刑。狐突在晋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死引起了朝野的不满，大夫卜偃称病不出，而且对人说：“国君开明，百姓才心服口服；国君不明是非，想通过杀人来耍威风，难道不是适得其反？主公即位以来，咱们没看到他的仁德，只听到他杀人的消息，他这国君恐怕当不长久了。”可想而知，晋怀公在国内的支持率下降到了最低点。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国大军的护送下，启程返回晋国。这时，距他自蒲城逃亡出国，已经有二十年了。东渡黄河的时候，狐偃突然跪在他面前，将原来重耳赐给他的一双玉璧举在头顶，还给重耳，说：“这些年来我追随着您流亡天下，犯了不少错误，有的事情罪不可赦，不用您说，我自己都清楚。请允许我就此告别，继续流亡，以示惩戒。”狐偃所说的罪不可赦，自然是指当年在齐国与齐姜合谋将重耳灌醉，挟持其西行回国之事。当时重耳十分恼火，甚至说出了“如果成不了事，我剥你的皮，吃你的肉”之类的话。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事情基本上是成了，狐偃也不用担心重耳剥他的皮，吃他的肉。但狐偃知道，自己虽然与重耳患难与共，并不代表今后可以万无一失地同享富贵。万一哪天重耳嫌他烦了，翻出陈年旧账，给

话，不叫唤，不呻吟，连表情都没有。甚至连伊泽的存在都意识不到。是人类的话，不应该如此孤独。男人和女人两人单独待在壁橱里，却把另一方的存在忘个干净，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人是绝对孤独的，然而只有认识到了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绝对的孤独。岂有如此盲目、下意识、绝对的孤独？那是青虫的孤独，带着可悲的孤独之相，连一丝心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不堪入目的苦闷之相。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女人，平时女人哪怕被伊泽的一根手指碰到胸部都会有反应，这时却连肉欲都丧失了。伊泽抱着这具躯壳，无尽地，不断地坠落。只有黑暗，黑暗，无尽地坠落。那天轰炸刚结束，他出去散步，在坍塌的民居间看到了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飞出来的女人肚子，被炸断的女人脖颈。三月十日那场大空袭的废墟还冒着硝烟，伊泽穿过硝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人类跟烤鸡肉串一样死得到处都是。死成一坨，跟烤鸡肉串没什么两样。不害怕，也就不觉得肮脏。也有些尸体跟狗挨着，同样被烤得焦黑。这完全就是枉死。然而就连对于这种枉死的悲痛和感慨都荡然无存了。这些人不是像狗一样死去，只是刚好跟狗，还有其他相同的某些东西一起，像一盘烤鸡肉串那样摆在那里而已。他们既不是狗，就连人类也算不上了。如果白痴女人被烧死，也就只是泥土做的人偶又归于大地而已吧。如果到了燃烧弹投向小镇的那一夜……伊泽想到这里，不禁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表情、自己的双眼了——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沉思。“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很好。”他冷笑道。我只是单纯讨厌丑恶的东西。而且，只是烧死一具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而已。我没有杀这个女人。我是一个卑劣的、低俗的男人。我这点心胸都没有。不过，战争多半会杀了女人。我只要抓住战争的冷酷大手向女人头上伸去时的一点点影子即可。不关我事。多半也就是在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一瞬间，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了。于是伊泽极为冷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那是四月十五号。两天前，在十三号，东京遭到了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一带遭毁，不过这些地方只是碰巧拿到了受灾证明而已。伊泽去琦玉购粮，在双肩背包里背了好些米回来。他刚到家，预警警报就同时响起来了。想想烧剩下的地区，谁都能猜到，下一场东京空袭多半就在这小镇附近了。这小镇的命运之日正在临近——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不了一个月。伊泽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之前的空袭速度和编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很短，应该差不多就是明天了。所以伊泽没想到当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伊泽才会出门购粮，虽说是购粮，也还有其他目的。伊泽上学时，跟这农户有些交情，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两个旅行箱和双肩背包里的东西寄存在农户家。伊泽筋疲力尽了。反正逃难用的衣服就是防空服，他索性把双肩背包当枕头，直接倒在房间正中央。事实上，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地睁开眼，广播已经从四面八方如雷贯耳地响起，编队的前方已经逼近伊豆南端，并飞过了伊豆南端。与此同时，空袭警报响了。伊泽觉察到这小镇的末日终于来了。伊泽把白痴赶到壁橱里，拎着毛巾，咬着牙刷来到水井旁。因为伊泽几天前才弄到了狮王牙膏，很怀念忘却许久的那种牙膏渗透口腔的爽快感，所以一觉察到命运之日来临时，不知为何就想刷个牙，洗个脸。然而一开始他花了很长时间——其实只是他觉得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那管牙膏。事实上，那管牙膏只是从原本的位置稍微挪了挪地方而已。等他终于找到牙膏，这次又找不到肥皂了，这肥皂也是过去的芳香护肤皂。这肥皂也只是稍微挪了挪地方，他就又花了很长时间找，却也没有找到。唉！我慌什么呀！冷静，冷静。他不是头撞到架子上就是绊到桌子，因此他暂时中断了一切活动和思想，试图集中精神。然而身体本身却出于本能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行动着。等伊泽总算找到了肥皂来到水井旁时，裁缝夫妻正在往田边的防空壕里扔行李，那个长得超像家鸭的阁楼女儿则提着行李转来转去。伊泽庆幸自己好歹没有放弃寻找牙膏和肥皂的这份执拗，然后想着——这一夜的命运终究会如何呢？还没等伊泽擦完脸，高射炮就响了。伊泽抬起头，头顶上已经有十几束探照灯的灯光交错着，在伊泽的正上方晃来晃去，光线的正中央突然现出美军飞机的影子。紧接着一架，又一架。伊泽下意识往下方一看，车站那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终于来了。事态一旦明了，伊泽也就放心了。他包着防空头巾，披着被子，站在屋檐下数了二十四架飞机。飞机忽然出现在光线的正中央，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只有高射炮疯了似的响，完全没有任何轰炸声。等伊泽数到第二十五架时，就开始响起货运列车从铁路桥上跑过时，那种咔嚓咔嚓的燃烧弹坠落的声音。然而声音似乎从伊泽头上掠了过去，集中到了后方的工厂地带。从屋檐下看不到，于是伊泽就走到猪圈前面往后方看，发现工厂地带已经是一片火海，惊人的是，从那些方才掠过头顶的飞机的相反方向也飞来一架架美军飞机，在后方一带施以轰炸。于是广播停了，天空被火红的浓烟盖住了，美军飞机的踪影和探照灯的光线全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都成了烈火的海洋，这烈火的海洋正在逐渐逼近。裁缝夫妻办事谨慎，平时就开始整理防空壕，好用来存放行李，还准备了糊缝的泥巴。于是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他们往防空壕里塞入行李，拿泥巴糊好缝，最后又在上面盖上了田里的泥土。“这火真凶猛呀。”裁缝店家一副旧时的灭火装束，抱着胳膊望着熊熊火舌。“这想灭也灭不了，我要逃啦。要是跑晚了在浓烟里迷了路，送了命可就不值当了。”裁缝店家已经往板车上堆好了成山的行李。“您跟我们一起把行李拉上来吧。”这时，一阵复杂到慌乱的恐怖感向伊泽袭来。他的身体几乎要跟裁缝店家一起滑下去，然而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却挣脱开他的身体，阻止他往下滑。同时他感觉从心中的某个角落传来了撕裂般的悲鸣。这瞬间的迟疑会害我送命！他几乎因为恐怖而淡定了，他又再次扼制住了身体自然而然、摇摇晃晃的下滑。“我还要留一会儿，我是有工作的，我好歹是个艺人，得试着在生命的尽头来一场最后的交易，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这尽头正视自己。我想逃，但我不能逃。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这一番话都是在说伊泽自己这条命。快，快！这一声声不是在催裁缝店家，而是让他自己赶紧逃跑。他想要逃离这里，得等到附近的所有人都走了才行。要不然，白痴就会被别人看到。“那您保重！”板车一拉上来，裁缝店家也慌了。板车在胡同四处东磕西碰地走远了。裁缝家是这条胡同里最后一批逃难的人。不曾休止，毫无高低，哗哗的诡异声音始终在持续着，就像怒涛在无尽洗刷巨岩的声音，就像无数轰击屋顶的高射炮的碎片无尽下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只是府道上一群避难民众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经乱了节奏，在脚步声中包含着一种奇幻的生命色彩。世上没人能判断出这阵无尽的、没有高低也无从休止的奇怪声音是脚步声吧。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美军飞机的轰炸声、高射炮声、下落声、爆炸声、脚步声、敲击屋顶的弹片声。然而在这血红的天地中，只有伊泽附近这几十米单独脱离出来，形成了一小块黑暗的空间，静寂无声。异样而厚重的寂静和疯狂而浓重的孤独将四周裹得严严实实。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要等？又是谁在命令自己？为什么非遵守不可呢？伊泽就快发疯了。突然，伊泽挣扎着，哭喊着，盲目地跑了起来。这时，那在伊泽耳中回荡的下落声从他头顶正上方落了下来。伊泽忘我地卧倒，声音却突然从头上消失了，寂静再次降临四周，静得就像假的一样。哎呀呀，吓唬人的。伊泽慢慢爬起来，掸掉胸前和膝盖上的土，抬起头，发现疯子的家正冒着火。什么呀，炮弹还是砸下来了嘛。他冷静得不可思议。回过神来，左右的屋子，还有眼前的公寓都燃起了火。伊泽飞奔回家，一把掀开壁橱门——其实壁橱门已经散架了，砰地倒在了地上——抱起白痴女人，披上被子就往外跑。这之后有一分钟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快到小巷出口的时候，声响又冲着他们的头顶落了下来。他们趴下后再爬起来，发现小巷出口的香烟店也起了火，火从对面屋子的佛坛中喷了出来，跑出小巷再回头，裁缝店也烧了起来，看来伊泽的小屋多半也烧起来了。四周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府道上也看不见几个避难的人，只有火星在四周疯狂飞舞交错着。这下完了，伊泽想。来到十字路上，就开始拥挤不堪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方向离火舌最远。那里已经不是路了，而是一条由人类和行李的悲鸣交织而成的河流。你推我挤、你冲我踩地向前涌着，等下落声逼到了头顶上，河流就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完全静止了。只有好几个男的踩在河流上跑过去，然而河流里有一大半人都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彼此呼唤，站定，想往回返，却被阻挡，被撞飞。于是火舌马上就逼到了道路的左右两侧，来到了狭窄的十字路上。整条河流涌向离火舌最远的方向，然而伊泽知道，那边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一旦被下一批美军飞机的燃烧弹断了去路，就只有死路一条。伊泽知道，虽然另一条路两边的房屋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但过了那里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走个几百米就能到达一片麦田。因为没有一个人往那条路走，所以伊泽也有些下不定决心，但伊泽下意识一看，发现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往烈火上泼水。说是往烈火上泼水，样子却毫无英勇可言，只是提着水桶而已，偶尔泼泼水，恍惚地站着，走着，动作蠢笨奇怪。苦于解释男人心理的一种痴傻的样子。伊泽想，总之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没被烧死，我就该试试运气。运气。没错，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运气了。十字路上有条排水沟，伊泽把被子浸在了排水沟里。伊泽跟女人搭着肩膀，披着被子，诀别了人群的河流。才冲着烈火狂舞的道路迈出一步，女人就发自本能地站住了，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像是要被扯回到人流涌动的那个方向。“笨蛋！”伊泽用尽全力攥紧了女人的手，把女人跌跌撞撞地拉到路上，抱紧了女人的肩膀，把女人的身体埋到自己的怀里，轻声说道：“去那边只能送死。”“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样两个人一起死。别怕。抱紧我。忘了火，忘了炸弹。我们两个人这辈子啊，一直都在走这条路。你只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抓紧我的肩膀就好。明白吧。”女人用力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很稚拙，伊泽却感动得快要发疯了。天呀，在那几段无限漫长而恐怖的时光里，在日日夜夜的轰炸下，女人第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绝无仅有的回答。这份怜爱使得伊泽热血上涌。他现在抱紧的才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现在抱紧的这个人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两人奔跑着穿过烈火。等两人从一团团热浪下脱身而出时，虽然道路两侧还是一片燃烧着的火海，但房梁被烧塌后，火势就弱了，热浪也变小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排水沟。伊泽用水把女人从肩到脚泼湿，再一次把被子浸在水里，重新披在身上。道路上散落着被烧焦的行李和被褥，死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两人再次搭着肩膀，奔跑在火海中。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溪边上。然而小溪两侧的工厂吐着熊熊烈焰，疯狂地燃烧着，两人在此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不能就此止步，伊泽下意识望去，发现小溪中架着梯子，于是就让女人披上被子，爬下梯子，自己则一下子跳了下去。之前诀别的人们正三三五五地走在小溪中，女人时不时会出于本能把身体浸在水里。虽说即便是狗，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这么干，但伊泽却出于新鲜感而睁大眼睛，一个崭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他贪婪地看着女人浸湿身体的样子。小溪从火海中流出，开始在黑暗的怀抱中流淌。虽然天空满是火光，不可能存在真的黑暗，但伊泽却因为能活着再次见到黑暗而感到没来由的疲惫和无止境的空虚，表现出一副精神涣散的样子。伊泽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但不知怎的，又觉得这一行为有些小家子气，有些荒唐。一切都变得荒唐了。往上游走去，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山丘环绕，有三万多平方米，正中央是一条从山丘中穿过的国道。山丘上的住宅烧着了，麦田边上的澡堂、工厂、寺院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建筑都烧着了，火焰有白、红、橙、蓝，颜色和浓淡各不相同。忽然吹起了风，风声咆哮，从整片天空滴下了细微如雾般的水滴。人群还在国道上蜿蜒流动着。有几百人在麦田休息，跟国道上蜿蜒的人群一比，这点人数根本不值一提。走过麦田后，是一座长着杂木林的小山丘。山丘上的林子里几乎没有人。两人就在树林间把被子一铺，躺下了。从山丘往下望去，能看见下面田边有一户农家烧着了，几个人在泼水救火。房子背后有一口井，一个男人正在用泵吱吱呀呀汲水喝。忽然间，有二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从田地的四面八方冲着这口井就去了，他们拿泵吱吱呀呀汲水，轮流喝水，然后把手凑近快要烧塌的房子，围成一圈用火取暖，躲开崩塌下来的火球，把脸从浓烟处别开，聊着天。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救火。“我困了。”女人说道。什么我累啦，我脚疼，我眼睛也疼，每念叨的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我想睡觉。“睡吧。”伊泽把女人包在被子里，点了支烟。不知吸到第几支烟时，远方传来了解除警戒的声音，几名巡警在田间走着，告知人们解除警戒的消息。他们的声音同样嘶哑，不像是人的声音。蒲田警察局辖区内的人奔走相告，说矢口国民学校还没烧干净，让大家都过去。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下到了国道上。国道上又涌起了人流。然而，伊泽没有动。巡警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怎么了，受伤了？”“没有，累了，在睡觉。”“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勇敢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警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巡警消失了踪影，杂木林里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虽说只剩下了两个人，但女人不过是一坨肉块而已。女人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废墟的浓烟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大家都在走着，甚至没想到要睡觉。现在能睡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不会再苏醒，而这个女人不久后就会苏醒，随着苏醒，这坨沉睡的肉块上也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虽然很轻，但女人发出了至今伊泽未曾听过的鼾声。这鼾声像是猪的叫声。这女人本身就是头猪，伊泽想。随后他下意识捡起了小时候细小的回忆碎片。一个孩子王命令十几个小孩追小猪崽，追上了，孩子王就用折叠刀切几块猪屁股的肉下来。猪既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发出特别的叫声，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肉被切掉了似的，只顾四处逃命。伊泽想着美军登陆了，重型炮弹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混凝土建造的大厦被炸飞，美军飞机从头顶俯冲下来，自己和女人在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下，在尘土和崩塌的大厦和窟窿间连滚带爬地逃命。在坍塌的大厦背后，女人被一个男人摁着，男人把女人按倒在地上，沉浸在肉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吃着从女人屁股上撕扯下来的肉。女人屁股上的肉越来越少，但女人脑子里只有肉欲而已。黎明将近，天开始冷了，尽管伊泽披着冬天的外套，也穿了毛衣，但还是难耐寒气。下方麦田周围仍是烈火燃就的荒原。伊泽想去那边取个暖，又怕女人醒来麻烦，就没能行动。不知为何，伊泽觉得难以忍受女人的苏醒。伊泽也有想过趁着女人熟睡，把女人丢在

av网 在线播放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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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失控

迁都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四·一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