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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57
顶级少妇裸体xxxx图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叫你来这里自然有我的道理。”消瘦男子微笑着从唇齿间挤出一丝细微的话语。这两名男子便是我和林岳。在比对了书稿记载和手头所记录的虚灵事件之后，市中心的目标便锁定在了美术馆的位置，而城西工业区的冶金仓库则成为了另一个目标。在今早开始探寻计划的时候，我临时改变了策略，将原本排在第二目标的美术馆提前了。美术馆的一楼陈列着各类雕塑和陶瓷器皿，两个多小时的探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事先排定的方法也没有起到作用。林岳渐渐焦躁了起来，抱怨之前计划准备都在城西，而对美术馆却准备不足，此行只怕是要空手而归了。“看下那边出口的消防导图，找下这里的地下室。”环视了格局之后，昨晚的文字在脑中浮现，一个大胆的念头蹦了出来。林岳望了我一眼，走到出口探了下头，回身做了个手势，我紧跟上前，一前一后悄然避开旁人的视线溜进了楼梯隔间的通道。在昏暗的照明下，大约五十平米的一个地下室显现在面前。“美术馆非常像北欧建筑，类似的建筑都有这样的地下室。”林岳低声道，“不过，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北欧建筑的供暖都应该来自这样的大号壁炉。”这个壁炉的设计与西欧不同，开孔较小，但炉膛却非常之大，这里的燃烧热量将通过火墙全数提供到建筑的各处。“这也是北欧建筑的一个典范，我们东北就有很多类似风格的建筑。”林岳忽然醒悟似地说道，“你难不成想进壁炉？！”“刚才在上面我发现所有的火墙都已被拆除，但却能感应到地下连接的孔道中还有空气流动。”用手杖敲打了一下炉口周围，我示意林岳将手臂伸进炉膛。“嗯？这里的湿度与地下室的湿度相差很大。”林岳疑道，“看炉灰就知道它很久没用了，怎么还能保持炉膛的干燥？”“我只是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拆掉这个壁炉，可能是懒得动。”我拿出了一个铜制的罗庚，摆定方位后笑了笑，“果然没错，东方木位，看来壁炉里应该有玄机。”说话间，我矮身钻入了炉膛，林岳紧跟在后，一片漆黑中手上的猫眼电筒发出了雪亮的光芒，里面陈积着厚厚的炉灰，壁上沉闷的声响表示着并无中空夹层。我用脚磨蹭了几下底部，本应凝固结实的炉灰却松散不已。“有戏！”林岳低呼着俯身钻出炉膛，复又进入，手中多了一把老旧的炉锹，只轻轻地数下，便清理掉了掩盖着的浮灰，脚下顿时浮现出一个硕大的篆字图案。“参木印！”两人同时低呼，那图案正是天罡七印中的参木印。林岳用炉撬勾勒了几下，图案旁露出了四道缝隙，两人将炉锹插入其中一条缝隙，用力撬动，一块厚重的木板应声而起，现出一个不大的入口，隐约间有段阶梯通向黑暗深处。“有你的老凡。”林岳盖好头顶的木板说道，“你怎么知道下面别有洞天的？”“壁炉一般都在南面，这里却变成了东面。”我探索着脚下的阶梯回答道，“东木南火，火克木而生土，木克土，壁炉放在木位一来平衡消减火的力量，二来不至与土性的虚灵形成能量对抗循环。”“不懂。”林岳老实果断地回答道。“说简单点，出口里面是土性虚灵的死门，出口外面是布局者的后门。”脚踏已是松软的土地，我站在通道底部回身说道。“懂了，您真内行。”林岳嬉笑道，但脸部的表情却瞬时凝固在了那里。“怎么……”他的表情似乎预示着身后的异状，快速转身间手中的电筒照向空间的深处。眼前的情景恐怕只有在儿时的噩梦中才会见到，偌大的地下空间在黑暗中不见边际，棵棵不知名的树木在那里布成了一片密集的树林，枝干在头顶茂盛地伸展着，但枝头却看不见一片叶子。混杂排列的树木凌乱间仿佛有着某种规律，在黑暗的魔力下已无法去探寻这个问题，只是在电筒的照射下树干的表面竟有些光点闪动着。“丹麦童话里的黑色森林？”林岳嘀咕道，“木克土，也没这么个克法的，比妖怪还妖怪的地方。”我没有搭腔，转身脱下外套，迅速地在手中挥动了数下，沉寂的空气中带起了一阵阴森的气流。“这个空间并不算大，十字形，三百平米左右，没有虚灵，只有树木，中间有个坑。”穿上外套，我知会林岳道。“哐哐”，身后的林岳不知何时已站在一棵树木的边上，手中的炉锹在树身上敲打了几下，发出金石相碰的声音。“靠，这里都是石化了的树！”林岳惊呼道。我走近仔细端详了一下，竟真是石化了的树木，如此庞大的地下石化森林怎么会在美术馆下埋藏了那么多年而不被发现呢？！不对！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其他几棵树木的外形和纹理，这是大陆地区罕见的桧树，每棵树身上都刻有参木印篆文，但在那树木间竟有几棵依旧保持着正常的木质结构。混杂的化石森林，桧木，无光生长，脑中数条文字闪过，我急冲林岳身旁伸手拉去。噼啪几声脆响，在林岳好奇的敲击下，树上掉落下几根树枝。看似平常的现象却让我感到了一阵莫名凶险的杀气，那树枝下落的速度出奇的快，在牵拉之间只听得林岳一声惨叫，肩头已被一根树枝插穿！十二、驭金竭力的拖拽下终于将林岳带离险境，两人藏身于阶梯一侧，躲避着不断落下宛如利箭般的树枝。我急切地探视着他肩头的伤势，那根锐利的树枝贯穿了肩头，黑暗中无法确认创口的情况，只能看到树枝歪斜地卡在林岳的肩上。“搞什么啊？！妈的，我这件衣服很贵的！”林岳猛地回手一拔，树枝应声而出。他的语声丝毫没有痛苦的意味，我这才发现那树枝只是穿透了衣服的肩衬部分，这小子竟然在肩部塞了一块超厚的垫肩。“臭小子，还以为你真受伤了，鬼叫成那样！”我笑骂着给了他一下，“有你这么塞垫肩的嘛，买件衣服还后期加工。”“靠，那是惊吓时的正常反应！”林岳一脸懊恼地看着衣服的破口，“我天生溜肩你又不是不知道，先天不足总可以后天补吧？”隆隆的震动迅速将两人拉回了现实环境，短短的对话间，身周不知何时已被那些树木全数包围。不，确切地说是我们脚下的地形发生了变化，原本处于边缘的位子却不知怎地移入了密集的树木之中。“这都什么玩意儿？不是说这里没有虚灵吗？”林岳四周张望着叫道，“怎么跑这么些个树精出来了？”“不是虚灵，是天罡参木阵！”我沉声道，这树木的移动方式和排列结构，完全是依照天罡北斗的变幻而来的，但这种阵法大多是用以围困或防御的，像这样能够自动攻击的连书稿上都不曾有过记载。“破阵，破阵。”林岳一边呱噪着一边伸出手中的炉锹试探，随着一连串的叮当声大作，他苦着脸递给我一把超大号的漏勺，“这根本就不是人玩的东西，木头比金属还狠。”我摇摇头，这家伙今天根本就是个闯祸精。那些石头树木应该是在围困土性虚灵期间被感应石化的，只有少量排在主阵枢纽位置的树木还保持着木质的特性。虽然五行中金可以克木，但对于这些石化的树木来说，普通的钢铁根本奈何不了它们。“别啰唆了，跟我来。”静心听辨了一会，我就地一滚闪入木阵之中，贴身依靠在一棵树干上，林岳依样画葫芦，很快跟了过来。树枝在身后地上整齐地射成了一排栅栏，入地三分的力量足以将我俩活活钉死在当场，但在栖身的树干边却并无任何动静。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欣喜的感觉占据了心头。天罡参木阵的变化数可以拓展到七的七次方，但按书稿的阵法记载，只要看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的位置，就可以忽略这八十二万多种变化的阵形，直接进入阵法中心。那里是阵法最为严酷的地方，却也是关键所在——只要占据天枢的位置，就可以阻止正在攻击的天罡参木阵。“那上面是出口啊！”林岳心有余悸地望着地上的树枝，怔怔道，“既然没有虚灵，干嘛不从出口逃走，跑阵里来做什么？”“啪”，一块石子打在阶梯上，两旁的树木一时间枝干速长，树身有如转轴般旋动起来，坚实的枝干飞速地抽打着石阶，一阵碎石乱飞过后，眼前的阶梯早已荡然无存。“你觉得自己能比那石梯硬？”这景象早在预料中，林岳可能早已忘记那出口在阵中是个死门，布局者根本不会在此留下活路。林岳一言不发地随我在树木间翻滚穿梭，显然刚才的情景已让他深信不疑，虽说这家伙平日里总是唧唧歪歪的，但关键时刻还算是头脑冷静。过了许久，我俩终于来到了西南角的一棵树下，这棵树的树干大约是其他树木的两倍有余，依旧保持着木质的结构。在电筒的灯光下树身上现出排列有致的印阵雕刻。冲林岳点点头，我从兜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翻开折刀部分仔细地削去了天枢、天权和摇光三星位置上的印纹。没有任何的预兆，阵中的树木嘎然停止了声响，一片死寂中唯有我俩的呼吸声清晰可辨。林岳欣喜地在我肩上锤了一下，刚想开口，身后却突然有一股极大的冲击气流猛冲过来。“趴下！”一把拽倒林岳，两人双双贴地，漫天的枝干如飞鸟般贴着身体略过，几棵树干顿时被射成了蜂窝。一口干涩的泥土呛进口中引得我咳嗽不已，林岳则趴在地上丝毫不敢动弹。“怎么回事？老凡，这阵不是破了吗？”林岳小声地问道，眼睛则不停地在黑暗中搜索。“呸、呸，我也不知道，按阵法的规律……”吐去口中的泥土，我刚答话，身下无端地又是一震。泥土霍然翻开，枝杈如枪般锐利的树干自地下升起，直直撞向顶部。灰土飞扬中，两人滚动躲避着突如其来的攻击，瞅准一个空档双双翻身跃起，牢牢地将身体贴在天枢树的树干上。树干不断地钻出，身边的空间被挤得越来越狭窄，这样下去即便不被枝杈开膛也会被树干挤压成肉饼。抽出一叠锐金印纸，迅速点上鲜血，我团出七个纸团在脚下丢出了一个印阵。随着金光亮起，围困着身周的树木竞相开裂，爆出满地的木屑飞扬开来。趁着这个间歇的当口，我将余下的锐金印纸在身周的其他三个方位再次布下了印阵，以防还有其他的攻击。果然，伴着嘎嘎的声响，一排树干扭曲着如巨龙般挥舞冲击而来，那虬结的枝杈仿佛龙须怒张，呼啸着撞在锐金印阵形成的金色护壁上溅起片片木屑。印阵在“木龙”的撞击之下金光暴盛，隐隐传来刀兵之声，喀嚓声中断枝碎木落了一地。“这鬼阵法也太厉害了，怎么树木都跟动物似的？”林岳在阵中大喊，“不长眼的家伙，我们又不是什么虚灵，死缠着不放干嘛？！”“要怪只能怪你小子多事，那把炉锹就是引发的祸根。”看着“木龙”在金光下渐渐败退，我慢声答道，“金克木，你的行为正好被木阵认作是蓄意攻击，所以引发了阵法自身的攻击状态。”“又怪我？！”林岳郁闷道，张大嘴巴的他忽而一脸愕然地指着我的身后，口中竟似不能言语。“砰”，有什么东西攻击到了身后的印阵屏障，转身时如巨爪利齿般的树杈赫然出现面前！不知数量的树木横倒在地面，两两为阵，顶部的树杈弯曲张合，那样子像似巨兽的大口不断地撕咬着金色的屏障，疯狂的攻击竟已打开了一块缺口。绝不能让它们攻击进来，匆忙间我又布下了浩土印阵，屏障再度合拢。外围的两只“木兽”不甘心地停止了攻击，但却并为离去，摆动着枝干在圈外等待着什么。“飙飙”几声，空中不知何处飞来一片枝杈，比方才攻击来的体积更大了数倍。这次树杈并未被金光所粉碎，而是有如钉桩般卡在了屏障之上。随着枝杈数量的不断增加，屏障上渐渐围上了一圈木质的外壳。不好！难道这个阵形有着自己的智慧？！在我的思维尚未完全作出思考的时候，脚下的震动再次传来，一片粗大得惊人的树干自地下徐徐钻出，那位置竟正好处于“木壳”覆盖的地方。在巨木的支撑下“木壳”被完全顶起，而卡在“木壳”上的金色屏障也随之离开了地面。外围的两只“木兽”缓缓地摆动着，开合扭动的枝杈呈现出一种恐怖的狞笑。面前的屏障渐渐打开，两人像困在笼中的老鼠一般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简直荒谬至极！原本为了除去虚灵，却要死在封印虚灵的阵法之中，一股怨怒在心头燃烧起来，真想废了这片六亲不认的木疙瘩！随着心念的闪动，地面上突然尘土微扬，无数银色的弹丸自泥土间跃起，神奇地悬浮在空中。是锐金印阵对面前阵法的反抗吗？不像！我满是茫然，金属弹丸若是高速密集地弹射或许可以将这些树木击碎，但此刻……脑部皮层细胞的活动刚刚活动起来，银色弹丸竟瞬间划出点点银光暴射开去，扑扑声连响不绝。圈外的“木兽”木屑乱飞地退后而去，身前的巨木也在攻击中断裂了几根。猛见困境得以解脱，两人正欲夺路而出，但随着地面上接连钻出的巨木，那缺口再度被封堵了起来。新出现的巨木上升的速度比刚才更快，不及反应便轰然撞上了顶部，金色屏障连带“木壳”尽数粉碎。“笃笃”几声，四处疾飞的银色弹丸嵌在了巨木上，面前的巨木数量不断地增加，我俩被一圈木质的牢笼完全封闭了。“老凡，用飞弹打破它们，然后再……”一言不发的林岳兴奋地叫道，显然刚才的情景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但他的话语很快就被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木兽”吓了回去。弹丸迅速在两人面前聚集了起来，头顶传来轻响，大片树枝如鸟般在空中盘旋，枝杈间不住颤动。面前的“木兽”似乎吃了刚才的亏不敢轻易接近，只是在我俩身边不住游走，摆动的后部渐渐附进了密集的木壁之中。“呼”地头顶一股疾风拂过，鸟状树枝扑击而下，部分弹丸迅速拦截。漫天的枝杈尚未落地，面前的“木兽”紧跟袭来，剩余的弹丸交错飞行起来，飞速地在我俩身边形成了一道银色的网状屏障，在两只巨兽的频频攻击下竟比适才的锐金印阵更为稳固。浑身忽然一阵束缚，紧张地观战间，脚下不知何时慢慢地爬上了几条宛如蛇般的树根，从脚至腰将我和林岳牢牢捆住。该死，那些弹丸正在阻挡攻击，丝毫没有空隙来援助这突如其来的偷袭，而粗大的树根又不是瑞士军刀所能割开的。就在我情急之时忽觉手上一沉，无端地多出一把战刀，欣喜间连挥数下，身上的束缚应声而开。“老凡，快帮我砍开这些东西！”林岳的呼声传来，我急忙上前，刚要挥刀却被随即跟来的树根纠缠住无法上前。“你先撑着点！”我大吼道，手中战刀疯狂地砍向身前的树根。“靠，帮我也弄把刀不就得了。”林岳用力挣扎道，“你手里的刀是突然凝结成形的……”林岳的话忽然提醒了我，那次在S家对付应蚺的时候也是莫名地拿到了一把刀，这次……会不会和彭侯的宝物一样，可以靠意志驭使金属？！于是心念一动，林岳的手中慢慢地聚起银光，一把锋利的战刀顿时出现在他的手中。狂砍猛剁下，大片的树根渐渐逃进了土地，两人手持战刀警惕着周围的动静，将视线回到面前的战局。“木兽”和树枝被弹丸击得木屑乱飞，但不久便又恢复如初，虽然此刻它们无法靠近，可弹丸的攻击也讨不到任何的好处，困局之下必须找出办法尽快脱离此地。思考片刻，意念中漫天飞舞的弹丸全数回到了我俩的面前，“木兽”也似有思想般停下攻击撤身观望。弹丸在空中急速旋舞着形成了十几把半月形的弯刀，“嗡嗡”飞转着带起一股金风。“去！”心中一声低喝，半月弯刀飞旋着形成一圈刀轮，狂怒地飞击开去。喀嚓声此起彼伏，眼前的银光照亮了整个地下空间，片片木屑有如雪花般飘舞落下，仿佛冬日飘雪似的奇异场景在这黑暗的地下显得如此诡异而美丽。良久，当两人周围只剩下满地雪片般木屑时，一切再次安静下来，飞转的弯刀停止了下来，悬浮着围转在我们的身旁，仿佛一群待命的士兵正在保护着主将。“帅！太帅了！”林岳用力挥下手中的战刀，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造型，“简直就是横扫千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青龙盘转，朱雀掠扑，白虎击爪，玄武突兀。”没有时间顾及林岳的得意声，我自语着完全沉浸在阵法的怪异中，“这个布阵的完全是个混蛋！”“啊？混蛋？”林岳闻声好奇道，“这可是前世高人布的阵，你不怕冒犯阴魂啊？”“冒犯个头！”我没好气地说道，“他混合了四象阵和天罡参木阵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
顶级少妇裸体xxxx图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
了一大口酒。马基雅维里心想，回头得给提莫提欧神甫那座显灵的圣母像再敬上一根蜡烛：到目前为止，他编造的这个故事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我知道我可以相信你，亲爱的尼科洛。”巴托罗缪停了一会开口说道。“我向来看人八九不离十，我十分肯定你是个谨慎的人。我向你打听圣·维塔里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证实了我所听到的情况。”“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朋友。”“你知道，我也十分希望能有一个儿子，能够继承我的产业，田地和房屋，还有公爵授予我的封地和贵族封号。我有一个守寡的姐姐，有着两个儿子，我一度想收养这两个孩子。虽然这件事对她一家是件好事，她却不同意和两个儿子分开。她坚持要母子三人一起搬过来住。但是她意志刚强，和我一个样，我可以想像，如果她搬过来住，三个争吵的女人和我住在一个屋檐下面，我将不得安宁。这将是争吵不休的一个局面。“这个我相信。”“我将一刻都不得安宁。”“你的生活将变成一种煎熬，他们会把你争来抢去。”巴托罗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就是你要咨询我意见的问题吗？”马基雅维里问道。“不是。昨天我正在与提莫提欧神甫讨论我的难处，他非常奇怪地向我谈到了圣·维塔里这个人。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我本人有什么问题，以至于让老婆怀不上孩子，但如果圣·维塔里的骸骨有这么大的功效，我应该去一趟拉维纳。我在那里还有一些生意，所以即使我不能达到我主要的目的，这一趟路也不会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不出你为什么要犹豫。你有可能满载而归，同时又不会损失什么。”“提莫提欧神甫是一个正直完美的圣人，但是他对于世俗的事物不是太了解。我觉得这件事有些蹊跷，如果这位圣灵有着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的功力的话，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听人说起过呢？”一时间马基雅维里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也就是那一瞬间。“您忘记了，男人们往往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不育的事实，而将问题归于他们的妻子。你可以确信，这些前去求圣灵帮忙的男人是悄悄前去的，而且注意不向外面透露他们的妻子是靠了这件事才怀孕的。”“我没想到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大家发现，我去拉维纳朝拜，而且朝拜毫无效果的话，我就会成为城里人的笑柄。这就等于向人们承认我患有不育症。”“但是人们又怎么可能知道呢？提莫提欧神甫难道没有告诉你，你必须做哪些事情吗？根据朱利亚诺的经验，你必须在圣灵的遗骨前用一个晚上来静坐和祷告。”“这怎么可能？”“只要付上一点小费，教堂的执事就会在傍晚他锁上门之后让你留在里面。早上你参加第一场弥撒，然后去吃早餐。之后你就可以去照料你的生意了。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回家，见到你怀孕的妻子了。”巴托罗缪微笑着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你不会因为我去做这件事把我看成一个头号傻瓜吧？”“亲爱的，神的意志是莫测高深的。我只能告诉你发生在朱利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身上的事。至于这是不是一件神迹，我又从哪里去知道？”“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巴托罗缪说道，“我会试一试的。朱利亚诺大人靠着这件事成功了，没有任何理由我就不会成功。”“完全同意。”马基雅维里说道。第二十二章在接下去的一个星期里，马基雅维里的情绪变化不定，起伏之大，犹如一条色调狂放的被子上的各种颜色。一会儿他满怀希望，一会儿他又心情沮丧。他从快乐的憧憬走到愤怒的失望，一会儿心情激动，不能自制，一会儿又陷入绝望之中。因为巴托罗缪无法下定决心，他既想前往，但又讨厌这个想法。他就像受到了诱惑，要将他手里的钱去赌一件机会渺茫的事情。于是一方面担心丢掉钱财，另一方面又贪念那有可能到手的好处。他可以在某一天决定前往，然后隔一天又变了卦。马基雅维里的消化系统本来就非常脆弱，这种不确定性让他的胃病加重了。如果他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和钱财创造出这么一个机会以后，他却不能去利用这个机会，那可真是太残酷了。他给自己放了血，吃了一点泻药，只吃一些流质食物。更糟糕的是，他的工作更重了，公爵与他那些叛乱的首领们之间的谈判恶化了，变得十分棘手，马基雅维里不得不撰写大量的信件给执政团，会见使者，在宫里面花时间了解情况，并和那些从各个城邦来到伊莫拉的有影响力的人会面。到了最后的关头，命运朝他露出了笑容。巴托罗缪在拉维纳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告诉他，如果他不立即将一件他谈判了有些时日的生意谈妥，对方会接受另外一家的报价。这件事让巴托罗缪下了决心。马基雅维里的胃疼消失了。当天，他在与巴托罗缪聊完以后，就去见了提莫提欧神甫。后者同意向巴托罗缪提供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为了取悦奥莱莉娅，他去了一个到伊莫拉来做生意的小商贩那里，买了一副绣着金线、散发着香味的手套。这让他花了不少钱，但在这个关头，他不能太吝啬。他打发皮埃罗将手套送过去，特地告诉皮埃罗，让他求见卡特琳娜女士，这样仆人们就会以为，皮埃罗只不过是为他的主人送信来了。另外，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转告卡特琳娜，他要和她见上一面，愿意在一个她方便的时候在教堂里与她见面。当皮埃罗回来告诉他说，卡特琳娜女士叫来了她的女儿，奥莱莉娅看到礼物非常高兴，马基雅维里不禁十分高兴。这种手套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著名的曼图亚侯爵夫人都认为这种手套配得上法国王后。“她看上去如何？”马基雅维里问道。“奥莱莉娅女士吗？她看上去非常开心。”“别犯傻了，孩子。她看上去漂亮吗？”“她还是老样子。”“笨蛋！卡特琳娜什么时候会去教堂？”“她今天下午会去参加晚祷。”马基雅维里与卡特琳娜回来以后，心里十分开心。“人类真是一种高级动物。”他心里想着。凭着勇气，机巧和钱财简直没有什么他做不成的事。起初奥莱莉娅着实被吓坏了，根本不愿意去听这个建议，但是一点一点地被卡特琳娜说服了。卡特琳娜的说词是无法辩驳的，这也很自然，因为这些都是马基雅维里事先准备好的。这些理由，加上提莫提欧神甫温和但却有力的劝诫，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奥莱莉娅是个理智的姑娘，明白有时犯些小恶，却能带来大善，所以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去利用，是不合情理的。简而言之，只要巴托罗缪安全地上了路，她就准备满足马基雅维里的要求。巴托罗缪一旦打定主意，就决定马上行动。于是乎，第二天中午他带了一个仆人和一个马夫，就朝着拉维纳出发了。马基雅维里出于他平常的礼貌，过去和巴托罗缪话别，并祝愿他一路顺利。尼娜被打发回了她父母家过夜。尼娜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给巴托罗缪家送去了一只大篮子，里面装有刚从河里打上来的活鱼，两只肥肥的阉鸡，糖果铺子那里买来的果脯蜜饯，以及一大瓶当地酿造的最好的酒。谈妥的计划是，马基雅维里一直要等到太阳落山以后的三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时后，当塞拉菲娜已经熟睡之际，来到院子的一个小门前，卡特琳娜会把他带进来，然后大家一起用晚餐。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她会回到自己的卧房，把马基雅维里和他钟情的美人留在一起。她让马基雅维里保证说，他必须在天亮以前离开房子。皮埃罗送完礼品篮回来时，带来了卡特琳娜女士的一份最后的口信。她会在教堂钟声敲出九点的时候在小门旁守候着。为了确保就是马基雅维里本人，他必须快速地敲两下门，然后等一会，再敲一下，然后再等一小会儿，再敲两下。这之后门就会被打开，他要马上闪进门，一句话也不用说。“这可真是在和一个有经验的女人打交道。”马基雅维里心想。“她什么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他让一个仆人拎一桶热水进来，然后洗了个澡，他自从和玛丽埃塔结婚前的那个夜晚洗了澡之后还没有洗过澡。他记得那天洗完澡之后他得了感冒，而且还很自然地将感冒传给了玛丽埃塔。然后他就往身上洒了一些香水，这香水是他在为奥莱莉娅买玫瑰油的时候一起买的。他然后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为了不至于破坏他对于那顿他盼望已久的丰盛晚餐的胃口，他没有享用塞拉菲娜准备的简单的晚餐，推托说他要和费雷拉公爵的使者一起在旅馆吃晚饭。他尝试着去读一会儿书，但是因为太兴奋了，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胡乱地弹了一会儿鲁特琴，但是他的手指却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了一会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满意地得出结论，快乐总是和痛苦相伴随，是一件并不完美的善。柏拉图的对话录中确实有料，但是那些对永恒事物的沉思冥想的部分也着实枯燥无味。想起这件事的难度，以及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克服困难的过程，他禁不住心花怒放。如果不承认他是异乎寻常地聪明，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虚伪，一种配不上他的行为。他还想不出第二个人能够如此运用高度的技巧，熔自己的激情，以及相关各方的性格弱点和利益于一炉，而将这些因素都服务于自己的意愿。好像这等待的时间永远不停止似的，然而突然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马基雅维里迅速起身，披上大氅打开了院子的门，准备走进那漆黑的夜色中。他正要抬腿向巷子里走去，却听到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将门关上了一部分，站在门后，想等那个过路的人，不管他是谁，走过门口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从他门前经过，相反地，他们在他的门前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人开始叩门。由于门并没有插上，敲门的动作把门向后推进去了一些，两位来人手里擎着的火炬正好照见了过道中的马基雅维里。“啊，尼科洛大人。”其中一个人开口说道。马基雅维里立刻就认出他是公爵的一个秘书。“我们是来接您的。而您是不是也正准备要去宫里？公爵大人要见您。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有那么一会的工夫马基雅维里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不出任何借口来推托公爵的邀请。如果他没有穿着一身外出的打扮让人家撞上，他完全可以递个口信出去，说自己卧病在床，不能应请。但是眼下这个样子，他又怎么可以借口身体不适而推辞？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随随便便地声称另有安排而推托不去晋见的人，况且，如果他确实有重要的消息要知令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外交人员，马基雅维里也绝不可以推辞不去。很有可能这些消息，关乎佛罗伦萨的安危。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心里一沉。“等一会儿，让我告诉我的仆人，他不用陪我去。”“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会派人把您安全地送回来的。”马基雅维里进了客厅，然后转身将门关上了。“听着，皮埃罗。公爵要见我。我会和公爵简短地见上一面，告诉他我正患着腹绞痛。卡特琳娜女士估计正在等着呢。去她的院子，用她告诉你的方法去敲门。告诉她这里发生的事，并且告诉她我会尽快回来，告诉她让你在院子里等着，我去的时候可以为我开门。”“明白了。”“并且告诉她我非常沮丧，深感痛苦，十分悲伤，愁眉苦脸，满腹怒气。我会在半小时后回来。”说完这些他就和那些来接他的人前往宫里。他被带到了一间接待室，秘书离开了他去向公爵通报他的到来。马基雅维里等待着。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接着秘书回来了，转达了公爵的歉意。原来一名信使刚刚抵达，带来了教皇的一些信件。这会儿公爵正和埃尔纳主教以及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一起闭门读信呢。一旦他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叫马基雅维里过去。于是马基雅维里又一次被晾在了一边。他的耐心正经受着残酷的考验。他坐立不安，他在椅子中不停地换着坐姿，他啮咬着的自己的指甲，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开始皱眉，接着满脸怒色，接着怒气升腾，最后他简直是怒发冲冠了。最后，在绝望之中，他冲出了接待室，找到了那个去请他的秘书，用一种冰冷的语调质问他，公爵是不是把他彻底给忘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一些十万火急的公务，公爵是不会让您久等的。我相信他要告诉您的事对于佛罗伦萨执政团来说至关重要。请您少安毋躁。”马基雅维里尽全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恼怒，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秘书开始和他谈话，虽然马基雅维里用一些简单的语句来敷衍秘书的问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是秘书还是兴致很高，丝毫不觉得无趣。马基雅维里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没有让自己告诉那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闭上他那张愚蠢的嘴。他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如果他们来晚一分钟就不会找到我了。最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亲自过来了，告诉马基雅维里公爵已经可以见他了。到这个时候，马基雅维里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他想到皮埃罗这会也许正站在门背后在寒冷的院子中打着寒战，一丝讽刺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想到在这当口，不只他一个人在受着洋罪，他感到些许的安慰。公爵由他的表弟埃尔纳主教陪着。他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并没有浪费时间进行寒暄。“我一向对你开诚布公，书记官大人。今天我要向你清楚地宣示一下我的立场。我对于你奉执政团的命令而传达的所谓的善意并不满意。教皇随时都可能去世，我如果要保全我的领地，就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法国国王是我的盟友，另外我还有一支武装力量，但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希望我能够与周边的邻居们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邻居是博洛尼亚，曼图亚，费雷拉和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心里想，现在不宜老调重弹，再一次地阐述佛罗伦萨政府的善意。因此他明智地选择了沉默。“至于费雷拉，我们采取了联姻的办法，把我亲爱的妹妹卢克莱齐娅女士嫁给了公爵，教皇为此还为我妹妹准备了一笔丰厚的嫁妆。除此之外，我们还给了他那个做红衣主教的兄弟不少好处。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获得了公爵的友谊。在曼图亚方面，我们正在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侯爵的兄弟封为红衣主教，交换条件是侯爵和他的兄弟要向我们缴纳四万杜卡特。第二件事就是将我的女儿嫁给侯爵的儿子，在把我女儿嫁过去的时候这四万杜卡特会作为嫁妆带回去。我毋须向你指出，互利互惠是建立持久巩固的友谊所能够有的最坚实的基础。”“无懈可击，阁下。”马基雅维里微笑着问道，“博洛尼亚方面呢？”博洛尼亚方面的领主，焦万尼·本蒂沃留和那些叛乱的首领站在一起。虽然他的军队已经后撤，与公爵的军队脱离了接触，但是和公爵还是处于交战状态。瓦伦丁诺公爵捋着他那精心修剪的，棱角分明的络腮胡，阴险地笑了。“我没有想要占有博洛尼亚。我要的是她的合作。把焦万尼先生变成朋友，比把他从博洛尼亚城里撵出来要快一些。话又说回来，即使我占了博洛尼亚城，我也很有可能守不住，到头来可能会让我一败涂地。另外，如果我不和博洛尼亚达成协议，费雷拉公爵将不会给我任何帮助。”“焦万尼先生可是和叛乱分子签了协议的。”“这一次你的情报就不准了，书纪官大人。”公爵和颜悦色地回答道。“焦万尼先生认为协议条款并不能够保护他的利益，所以拒绝签署那个协议，我正和他的兄弟联络，到目前为止事情的进展让双方都很满意。一旦我们达成协议，他的兄弟会收到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或者，如果他对神职不感兴趣，他可以娶我的表妹，博尔贾红衣主教的妹妹。我们四个城邦，加上法国国王的支持，会变得无比强大。到那个时候，你的主子有求于我的地方将远远超过我有求于他们的地方。我要说我对他们不怀有任何恶意，但是形势比人强，如果没有任何条约限制我的话，我将会有足够的余地按照我最高的利益而行事。”图穷匕见了。马基雅维里思考了一会儿。他知道阿加皮托和埃尔纳主教在凝视着他。“阁下究竟是要我们做什么呢？”他尽可能用一种若无其事的镇定神态问道。“我知道您已经与维泰洛佐和渥西尼达成了协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任何协议呢。对于我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林岳，等不及让他开口说话，我一把把他拉进了卧室。“老凡，别看了，我知道嫂子肯定会这样的。”林岳看到面色苍白的晖儿后，一脸凝重地说道，“我这么急着赶来也就是为了这事，现在也只有你能救嫂子了。”我还来不及发问，又是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林岳撇下楞在那里的我，敏捷地蹿了出去，不一会S便出现在卧室的门口。“晖儿怎么样了？”S一阵风地来到床前，看了看昏睡中的晖儿，“这里交给我，你俩赶快去想办法。”“是我打电话叫S过来照看嫂子的。”林岳把我拉出卧室说道，“嫂子的病和那几个死亡的病人是同一种病，因为他们全都是在同一个别墅园区的人。”我心中一惊，林岳此刻的话等同于给晖儿判了一个死缓。“我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差点就做了盗墓贼。所有的病人都来自那个别墅园区，从尸体上来看，死亡的原因是肌体供血不足，最诡异的是……”林岳的语声嘎然而止，一双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身后的吧台，嗓音变得阴沉起来，“我在每个死者残存的血液里都发现了彼岸花的花粉。”“彼岸花？！”我忽然想起晖儿公司门前那大片血红的彼岸花，“晖儿的公司门前就种着大片的彼岸花，难道这种花会有问题？”“对，就是这种白色的彼岸花，我取对的花粉样本和死者血液中的完全吻合。”林岳显然是一夜没合眼，但是他的话却丝毫没有令我有如何的感动，因为就在那一刹那一种电击般的感觉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疯狂地抓起吧台上的彼岸花丢在了地上，狠狠地将这些妖艳的花朵尽数跺烂。“发生什么事……”S闻声从屋里出来，看到我脚下的残花不由失声道，“啊，这么洁白无暇的蔓珠莎华，你简直是暴殄天物。”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下，我一语不发地从书房里拿出《闻风拾水录》，翻到一页，恨声读道：“彼岸血莲，火荣水枯，滋人血而养，故其色如血，生于幽冥，其形如彼岸之花，丛生者如疫祸人。”“老凡，你早就看到这……”林岳拍了下我的肩膀，硬生生地咽下了下半句话。“为什么我没有注意到你们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彼岸花，而我却是看到红色的彼岸血莲！”我一把甩开林岳的手臂，狂躁地叫道，“那些彼岸花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其他花草，是‘虚’花！”“啪”，一阵热辣的感觉自脸颊传来，S挥手间在我脸上重重地抽了一记耳光：“是男人你就别在这里鬼哭狼嚎的，赶紧想办法救你老婆！晖儿有个三长两短，小心我叫你陪葬！”望着S微微闪动泪光的眼睛，我的心情忽地平静了下来，抚了抚发烫的脸颊沉声道：“我绝不会让晖儿有事！”“火荣水枯”，从字面上很容易就能看出彼岸血莲是火性的诡异植物，照之前对付应蚺的经验，只要能找出一种受控的水性“虚”就能够解决。经过一阵分析翻查，在《闻风拾水录》记载的众多资料中，我和林岳选中了其中最适合的夫诸。“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林岳念经似地复述着书上的语句，“这太简单了，牵只夫诸去别墅区，直接啃光那片彼岸血莲。”“简单？！”我愣了一下，“难不成你那里也存着夫诸的捕捉方法？”“呃……”林岳像被骨头噎住了似的，“我哪有啊？这又不是中药！”“那就别跟我急着打岔！”我一脸的阴沉，幽幽地说道，“就算上野生动物园，两只角的白鹿都找不到几只，更不要说四只角的夫诸了。”“那嫂子不就……”说了一半，林岳下意识地闭上了嘴。“看来只能赌一赌了。”不管怎样，我必须救晖儿，哪怕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天罡七印，只有用书上记载的天罡七印印法来想法克制彼岸血莲了。”“看来也只有这样了，唉～～”林岳挠了挠头发，一脸无奈地说道，“反正我这回是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咯。”“那些病人发病以后坚持了多长时间才死亡的？”我盯着林岳问道。“多的一周，少的三到四天。”林岳像似明白了我的意思，“你准备天罡七印需要多久？”“只要一天时间。”我坚定地说道，“我也只会用一天的时间去准备。”六、黄泉车子飞一般地在车流中穿行着，由于车身的颠簸，尾箱内传来一阵轻微的碰撞声。“老凡，你开慢点行不？我可是十代单传啊。”林岳抓着胸口的安全带叫道。“怕撞死你就下车，我没时间和你啰唆。”我铁青着脸说道。“得，得，那你就为尾箱里那些漆的安全着想一下。”林岳死性不改地贫道，“我死了不值钱，但要是漆洒了，那可就毁大咯。”我狠狠地瞪了林岳一眼，稍许放慢了车子的行进速度。“赤漆为火，橙漆为电，黄漆为土，绿漆为木，青漆为风，蓝漆为水，紫漆为金。”按照《闻风拾水录》上的记载，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色料绘出的七色篆印，可以起到类似道家符咒的作用。天罡七印的运用大致是遵循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用适当的篆印可以克制对应的“虚”，同时也可以辅助相关的篆印。虽然我对天罡七印的变幻运用还没有尽数吃透，但目前的状况下也唯有放手一搏才能挽救晖儿的性命了。“林岳……”车子缓缓地停在了晖儿公司的门前，“要是失败了，你不用管我，自己先跑，记得把我和晖儿的骨灰放在一起。”林岳吃惊地望着我，随即笑了笑，锤了我一拳：“终于轮到我骂你一句乌鸦嘴了！真要失败的话，我能跑得了吗？赶快开工吧！”我也锤了林岳一拳，鼻子不由得有些微微发酸，正想说些什么，却发现林岳的身体僵在半开的车门外。“我靠！谁这么快的手脚？！这里的彼岸花全被铲掉了！”我闻声下车，楼前的土地显然被人粗暴地翻整过，满地的黄土零散不堪，但那一片妖冶的彼岸血莲依旧舒展着条状的花瓣在风中婀娜地摇曳着，比之前看到时候更为茂盛。“真能铲掉就不是彼岸血莲了。”打开车尾箱，我拎出一箱色漆，“哐”地丢在了地上，“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些虚花统统送下黄泉！”别墅内，七张雪白的A4复印纸一字排开地铺在了地上。在电筒微弱的照明下，我挑出一块事先在刻字社定制的镂空塑板盖在纸上，用蘸着蓝漆的刷子仔细地涂抹着。不久，七张蓝色的“弱水印”便呈现在了面前。“到房子北面的位置，把弱水印按天罡北斗的形状布好，接下来就该看造化了。”我低声对林岳道，“一会帮我看着点，别让人中途打断我。”“这会一定没人来烦你，那晚我来采样的时候，发现这里的保安夜里都不敢出来的，估计给吓怕了。”林岳大大咧咧地说着用手拉了拉毛衣领子，“这房子装了暖气片还是怎么着，热的我不行。”“是彼岸血莲在作怪，看来我们要抓紧了。”同样的燥热也袭击着我，窗外的花朵渐渐泛出一片血红的光芒。屋子北侧，我麻利地排列好弱水印的方位，割破左右手的中指，将血滴在首尾两张印纸上。接着用牙齿咬破舌尖，“啐”地将一口血痰吐在了正中的印纸上。一股幽蓝的光影自印阵中升起，慢慢地扩散开来，瞬间便包围了屋外的整片空地。彼岸血莲在光影下无风自动了起来，血红的光芒忽强忽弱地频频闪动着，耳边传来阵阵水火交融时的“嗤嗤”声。我脱下外套，穿着单薄的衣衫，紧张地注视着眼前的场景。身旁的林岳则早已脱得只剩一件衬衫，狭长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细缝，目不转睛地盯着现形了的彼岸血莲。夜间的低温中我俩丝毫没有任何的寒冷，身体仿佛浸入了火海中，口舌焦躁间似乎连体内的血液都已经开始接近沸腾。“呼”地一声，印阵里的蓝色印纸纷纷飞起，转眼间化作片片焦灰漫空落下。一时间眼前的血色光芒猛然盛起，骤升的高温几乎令我俩窒息。“不行！”林岳一把拉着我逃进了别墅，我疯狂地冲到水斗前，一脚踢飞了曲形水喉，一阵冰凉的水珠暂时让我俩喘过了气来。“老凡，弱水印不行，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林岳满脸通红地喘道。“不知道……”燥热中大脑愈加混乱。刚上阵便一败涂地，对于我这样的新手而言，这种情况下还能有什么办法？！窗外的光芒更显强烈，一片血色冲天而起，整个别墅仿佛被熊熊烈火包围着，恍惚间我甚至看到了我俩被焚为飞灰的幻象。“哗”，一片冰冷从天而降，林岳喘息着将脸盆丢在了地下，浑身湿漉得像刚从水中捞起似的。“老凡，你就打算坐以待毙了？”林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满脑的空洞和茫然。“记得你曾经说过，这天罡七印应该是彼此呼应的。”林岳喘了口气艰难地说道，“既然遵循五行风雷相生相克的原理，你能不能找出辅助弱水印的法子来啊？！”辅助弱水印？！金生水！脑中灵光一闪，我踉跄着撑起身子，走向放着色漆白纸的地方。在林岳的帮助下，我重新刷制了七张蓝色的弱水印，同时也刷制了七张紫色的锐金印！在屋子的北面和西面分别排好弱水、锐金二印后，我依法再次启动了印阵。倏然间，只见一片淡金的光辉闪动着冲进了弱水印阵，数倍于先前的幽蓝光影暴涨起数十米之高，耳畔竟响起了汩汩的水动声。又是一阵响动，血色光芒陡然暗淡了下来，外围的部分彼岸血莲开始渐渐地枯萎消失，身上那燥热不堪的感觉也渐渐地退却了下去。“要不是你提醒我，我还真想不到用锐金印来辅助弱水印的印阵之势！”我汗颜地对林岳说道。林岳满不在乎地笑了笑，刚想答话，忽然脚下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两人险些摔倒。眼前那片彼岸血莲慢慢分开，下面的地面竟生生地裂开了一条一人多宽的裂缝！“我靠，玩什么花样呢？！”林岳好不容易站稳身子，望着裂缝不禁瞠目结舌道。裂缝间斜斜地延伸出一条小径，惨白的月光映在遍布的彼岸血莲上，更衬出了一抹血一般的腥红。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置身茫茫血海，不知何时何地的万千记忆尽数自血海中浮出，潮水般地袭来，脚下不由自主地走向那有如恶魔巨嘴般入口。彼岸血莲渐渐地铺就了一条血色红毯，慢慢延伸向裂缝中那血海的深处，在那尽头隐约有着一座古朴的石桥，我依稀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上向我挥手。晖儿！那温柔而熟悉的微笑正是我的晖儿，我成功了！我一个箭步正要向前冲去，却被林岳自背后死死地抱住。“老凡，你疯啦？！”林岳怒吼着将我摔倒在地，“嫂子在家和S在一起，平白无故地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他妈想下去找死啊？！”我一下惊醒了过来，在虚兽虚花不现形的情况下林岳是看不到的，现在连林岳都能看到，也就是彼岸血莲已经现形全力反击了，而刚才我看到的情景就是彼岸血莲对我造成的幻象。“你看到的是不是嫂子在和你招手？”林岳寒寒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有点纳闷，难道林岳也看到了晖儿？“得了吧，我又没暗恋嫂子。”林岳呲牙笑道，“我看到的是S在桥上冲我微笑着招手，可惜啊，这彼岸血莲根本不能理解，S那丫头能给个好脸色我就烧高香了，笑得那么甜蜜温柔的，那不是幻象难道还会是现实啊？！”“哦，那你是承认你暗恋S咯？”我打趣着林岳，心中却一阵担忧，现在的印阵能够抵御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吗？思量间，身边的燥热感又加剧了起来，我抬头竟发现弱水印那幽蓝的光影已不如先前那样高涨，看来在彼岸血莲的全力反击下印阵的印阵的力量正在渐渐地耗尽！金生水，火克金，难道是彼岸血莲的火性无形中克制消耗了锐金印的力量？大脑下意识地飞速运转起来，土生金，再加上“浩土印”的印阵应该足以对付彼岸血莲的诡异力量了。正在我打算冲向别墅门口的时候，背后忽然被人拉了一下。“我是去拿新的印阵，不是去送死。”林岳这小子估计是犯糊涂了，“你别拉着我，耽误不得。”“老凡，我没拉你，是它拉的。”林岳用一种活见大头鬼的声音答道。我回头一看，身后不知何时多了一头一人多高的白鹿。它嘴上正衔着我背后的衣衫轻轻地拉动着，一身雪白的皮毛闪烁着柔和的白光，好漂亮的一头白鹿。在月光下，我清晰地看到在它的头顶上枝丫错综地长着高耸的鹿角，但与别的鹿类不同，那角竟是四只！“夫诸！”我和林岳异口同声地叫道，夫诸似乎听懂了我们在叫它，放开口中的衣衫，晃动了一下脑袋，昂首发出一声悠悠的鹿鸣。“夫诸，水盈土竭，状如白鹿，生四角，可招大水，择冥火花草而食。”让我苦思冥想而不可得的大救星现在居然奇迹般地站在了面前，这简直就是一个扭转性的变化。夫诸用温和的眼睛看了看我，向前走了两步，冲我和林岳轻轻地摆了摆头，似乎示意我俩让开一些，我识趣地拉了一把林岳，两人退在了夫诸的身后。“呦～～”夫诸再次昂首，口中发出的鹿鸣比刚才强了数十倍，震得我两耳鸣响连连。随着夫诸的叫声，一片蓝白相交的光影自地面蓬然而起，直冲半空。彼岸血莲被这片光影困在中央，强盛的血色光芒猛地闪动数下，慢慢无力地暗了下去。但不多时，脚下便传来一阵更为剧烈的震动，那裂缝嘎嘎地裂开了两米之多，一片血光自裂缝中射出，狂怒地在蓝白光影中穿刺着，似乎要夺路而出。夫诸再次长鸣一声，身上柔和的白光顿时变得刺目无比，蓝白光影波动着扩张开去，隐约间传来阵阵波涛的隆隆声。只见它抬起右蹄，在地上跺了跺，轰然一声巨震，漫天的蓝白光影全数落下，满地的彼岸血莲在这巨震中瞬时飞上了半空。夫诸欣然地甩动了一下头部，张口作势，空中的彼岸血莲在蓝白光影的夹杂下化作点点红光全部吸入了它的口中。目睹如此震撼的场景，我惊骇不已，脚下不由自主地走了上前。原本遍布彼岸血莲的地面此刻只剩下了遍地的黄土，就连方才的那个巨大裂缝也早已不知去向，四周静静的，仿佛这一切只是我的一个梦境。夫诸满意地左右跳动了两下，转身走到我的跟前，亲昵地用嘴在我的肩上摩挲了几下，温和的眼睛竟调皮地冲我眨眨。我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它的脊背，柔软的皮毛感觉真实的自手中传来，看来它此刻是现形的，不然林岳也不可能看到。“牛逼……牛逼……”林岳兴奋地连家乡方言的粗口都用上了，“这家伙简直就是个超级高压水枪，干脆给我牵回去养起来算了，以后绝对不怕火灾啥的。”夫诸听着摆了摆头，调转身，冲着林岳直接尥了一蹶子，吓得他连蹿带跳地躲开老远。“呵呵，它可是听得懂人话的，你这家伙别狗嘴里不吐象牙。”我拍了拍夫诸的背脊，对着林岳笑骂道，“夫诸在虚兽中列神品，就等于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让你一个黄毛小子拉回去当骡子当马的养着，它不踢你才怪。”夫诸抬头望着我，眼中竟似充满笑意，随即又转头冲着林岳低沉地短鸣了两声。那小子条件反射地逃到了我的身后，捂住嘴巴，伸头望着它不敢出声。我摇摇头，刚想宽慰林岳两句，一阵夜风徐徐吹来，有东西正在背后窥视着我们！古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眼前呈现出一个淡淡的灰色身影，刹那间便倏然消失。“小心身后。”我小声地向林岳示警道，“有东西在监视着我们，但不知道是人还是虚兽。”“唔……”林岳会意的回了我一个鼻音，毫无预兆地猛然转身，我借着林岳的动作从他肩上望去，只见到几幢别墅间晃动的树影，却丝毫觉察不到刚才的那种气息。腾地身后有了一阵微微空气波动，我返身一看，原本好端端站在那里的夫诸此刻早已不知去向，四周变得死一般地寂静，一切回归了原样。“还是先离开这里为妙。”我拉了拉林岳，进别墅收拾了一下，便发动车子径直离开了别墅园区。“放心，晖儿的烧退了。”手机里传来S疲倦但不失兴奋的声音，“你们两个家伙还算靠得住，那边都摆平了吧？”“连根拔起。”大战后的疲倦让我觉得连说话都累，“我们马上回来，见面再说。”回到家里，S被我俩的狼狈样吓了一跳，但又马上恢复了常态，像幼儿园阿姨般地命令我们换下湿漉脏乱的衣服，逐一洗了个热水澡，看到林岳穿着我小一号的衣服时，免不了对他又是一番嘲笑。林岳无奈地冲我耸了耸肩，指了指自己的双眼，我知道他是想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努尔哈赤的崛起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努尔哈赤以称汗的方式，获得了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他在1607年得到这一称号。当时，喀尔喀蒙古的使臣在巴约特部贝勒恩格德尔率领下，前来拜谒努尔哈赤，向他叩头，并称他为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顶级少妇裸体xxxx图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大。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剀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的危险。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6月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先看北方。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同年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好了，我们再看南方。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孑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踬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屣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醁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献、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于是，1922年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但意义却非同一般。明朝稳定了青海的局势，保证了西部丝绸之路的畅通，并通过打击扯力克，震慑了西部蒙古诸部。而另一个现实意义是：就在河洮之变发生的第二年，即爆发了宁夏战役和抗倭援朝战争，如果当年明朝在青海投入重兵开战，那么很可能就陷入三线作战的泥潭了。第十九章辽东是如何丢的说起“明亡清兴”的整个过程，不得不提到发生在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役，新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以6万劣势兵力，打败明朝10万大军，从此雄霸辽东，成为明王朝重大边患。现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是清王朝建国的起点，更敲响了明王朝300年灭亡的丧钟。细观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却不得不感慨：不但这场悲惨失败的命运是可以避免的,甚至清朝王朝崛起于辽东，也是一个可以避免的事情。在辽东问题上，明王朝，从最早的永乐皇帝，到后来的万历皇帝，再到末世的崇祯皇帝，始终是昏招不断，错误连连。就好比一支足球队，在面对对手的时候，不但战术布置严重错误，后卫线更不断地给对方前锋送大礼，最终落得个耻辱惨败的结局。且去看看，明王朝究竟送了哪些大礼。一第一个给努尔哈赤送大礼的人，或许要追溯到明王朝的一位“明君”——永乐皇帝朱棣。明朝获得对辽东的主权，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在位的事情。元王朝败退漠北后，朱元璋乘胜追击，一举击破了盘踞辽东的元朝纳哈出部，并降服了先前臣服于元王朝的朝鲜。对于这片新的土地，早期的明王朝极为重视。比如开国名将蓝玉就曾奏报说：“辽东虽地广人稀，然南接长城，东连朝鲜，实系天下安危，当为边防之重也。”后来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却并不因人废言。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曾两次大规模移民辽东，在当地屯垦驻守。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封藩王时，更将他的3个儿子封在开原、沈阳、广宁，分别为韩王、辽王、沈王。如果这个政策可以继续下去，后来的努尔哈赤想要统一辽东，恐怕会困难的多。事情在朱元璋过世后发生了变化，朱棣凭借“靖难之役”夺权成功后，生怕其他藩王有样学样，开始大规模的内迁边境藩王。尤其是东北三王，更连同家眷一道被迁入内地。辽东大地，一下子形成了真空地带。当然此后明王朝也在不断派驻军队，屯垦戍边，但是比起册封藩王式的大规模迁移，实在不能同日而语。而从明王朝建国后的战略重点看，明朝的边防，首先的针对对象，是北方的蒙古部落，辽东虽然也驻扎重兵，但主要对手同样是蒙古人。对于当地的原住民女真人，在明朝立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缺少足够的重视。明朝辽东边防吃紧，是嘉靖时代的事情，当时东迁的蒙古“黄金家族”土蛮部，以及作为“朵颜三卫”存在的朵颜部，都把辽东当做侵扰对象。此时明朝的军队，大多数针对西面的蒙古部落，而不是开原以北的女真部落。明朝隆庆（公元1567年-1573年）、万历（公元1573年-1620年）年间，明王朝以戚继光守蓟州，李成梁守辽东，对蒙古部落采取“树德于西，耀威于东”的政策，即对西面的阿勒坦等蒙古部落，用通贡互市的手段进行笼络，对东面的土蛮，则采取坚决的打击，这种政策保障了明朝边防的平安。曾是黄金家族的土蛮部，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下日益衰落。尤其在李成梁就任辽东总兵后，对土蛮采取主动出击的战术，几乎年年出击，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开始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李成梁的辽东军累积斩首土蛮军达5万人，强大的土蛮几乎被打得奄奄一息。而另一个蒙古部落泰宁部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其首领速巴亥被李成梁击毙。到了张居正改革的末期，无论是土蛮还是朵颜三卫，都已大为衰弱，不再是明王朝在辽东的主要威胁。之前不显山水的女真部落，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二说到女真部落的壮大，不得不说说李成梁的功过。在隆庆、万历两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名将”，明史上说他的战功“二百年未有”，即使是流芳百世的戚继光，与他相比也相形见绌。李成梁，祖上是陕西人士，后来迁移到朝鲜，在明朝时期又归国内附。40岁之前，他只是个穷困潦倒的秀才，靠借钱行贿才承袭了祖上的官职，当上了铁岭指挥使，之后他否极泰来，连打胜仗。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辽东总兵王首道阵亡，李成梁补缺，从此独当一面，连续重创蒙古军，成为当时第一名将。此后，李成梁的“李家军”盘踞辽东50年，俨然一方诸侯。李成梁之所以能打仗，一是因为他善于使用诡计，经常以少胜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善于树私恩。比起戚继光来，李成梁的军队，算是私家军，他用优厚的赏赐招揽壮士，甚至将辽东的军屯土地拿给士兵们私分。在军队里树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他的部队，不是李家“自己人”是休想指挥动的。而另一方面，李成梁很善于“养寇”、“玩寇”，消灭掉一股势力后，总要对敌人网开一面，保证辽东年年有仗打，他年年有胜利，就可以年年要赏赐。因此几十年来，他战功卓著，在明朝大将中无出其右。辽东女真，从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就开始接受了册封，各部落都是明朝的“朝廷命官”，比如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在明成祖朱棣迁走辽东三王后，被册封为建州卫指挥使。辽东女真开始成为边患，是从嘉靖末年开始，先前的他们，大部分时间都站在明朝一边，经常随明朝攻打蒙古部落，也曾有个别时期被蒙古部落胁裹，跟着蒙古一起打明朝，比如土木堡之变时，就有女真部落参加瓦剌对明朝的作战。但一直以来，明朝都视女真人为“小角色”。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海西女真5000人侵扰明朝辽东重地抚顺，这是女真部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侵扰。之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建州女真、哈达女真都曾和辽东明军发生摩擦。此时的明朝财政正紧张，辽东明军也多为步兵，骑兵甚少，因此对于女真部落的侵扰，多是消极防御，凭城坚守，直到李成梁的到来。李成梁是一个擅长打骑兵战的将领，但明朝战马匮乏，让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李成梁做出了一个决定：重修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即孤山新堡、新甸堡、宽甸堡、大奠堡、永甸堡、长甸堡，东起鸭绿江，绵延200多里，由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1449年）名将董鄂修筑，至明朝后期已废弃。李成梁重修六堡后，不但拓地700里，更把六堡变成了贸易集市和战马产地。当地水草丰美，适合放牧，且临近女真控制区，便于贸易，更重要的是，它是抵御女真骑兵进入辽东的屏障。宽甸六堡的繁荣，不但让李成梁迅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更得到了充足的战马来源。从此之后，李成梁的嫡系辽东骑兵开始壮大，并终成劲旅。实力壮大后的李成梁，发动了对蒙古、女真部落的全面清剿，在重创蒙古部落后，李成梁将矛头转向了女真。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李成梁以诱敌深入计，重创建州女真。建州女真首领王皋被俘，后送到京城处死。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假装与叶赫女真做生意，将叶赫女真头领海清努诱到开原城袭杀。同年李成梁又向哈达部发动总攻，全歼女真哈达部。万历十九（公元1591年）年，一度声势浩大的女真部落，相继被李成梁重创，几乎奄奄一息。然而李成梁却独独漏掉了一个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建州女真的世袭贵族，先前被李成梁杀死的王皋，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李成梁发动了对建州女真阿台部的攻击，全歼阿台部，努尔哈赤的父亲、祖父，也皆在这场战斗里被明军误杀。事后努尔哈赤忍气吞声，投靠了李成梁。之后就是清史稿里津津乐道的“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努尔哈赤回到家后，用13副铠甲做本钱，起兵四处攻打其余部落，李成梁也乐得见女真部落自相残杀，对努尔哈赤大肆笼络。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相继灭掉了海西女真、叶赫女真，统一了建州女真。到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之战里以少胜多，击败海西女真、叶赫女真、蒙古科尔沁联军，正式确立了他在辽东诸部落中的最强地位。对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李成梁始终纵容。究原因，一者李成梁治理辽东的方式，就是通过挑拨各部落争斗从中渔利，乐见女真部落相互攻杀。二者李成梁始终把海西、叶赫女真当做最强敌手，早期的努尔哈赤实力弱小，自然不被李成梁当做敌人。最重要的，是努尔哈赤对李成梁始终恭顺有加，每年不惜血本贿赂，其讨好李成梁的方式，按照明史学者孟森的说法是“无所不用其极”。公元1592年抗倭援朝爆发后，大批驻辽东明军进入朝鲜作战，辽东成为真空地带，这给了努尔哈赤扩充地盘的机会。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努尔哈赤创立了满文，分散的女真族，已然被他整合成一支团结的力量，成为明王朝大敌。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明王朝还是浑然不觉，李成梁于明朝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退休，其长子李如松接替他的职务，却在1597年遭蒙古泰宁部伏击阵亡。这时候的努尔哈赤依然比较老实，除了继续攻打不听其节制的女真部落外，对明王朝依旧毕恭毕敬。此时，他还顶着明朝册封他的“龙虎将军”头衔。16世纪的最后十年，骚扰辽东最猖獗的，是短暂复苏的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驻辽东明军的战略重点，也一直集中在辽西地区。十年之间，明朝辽东总兵一职先后换了8人，除了李如松战死沙场外，其余7人，都是因为指挥不动辽东军而去职。李成梁以私恩带兵的弊端，在此时暴露无遗：早年跟随李成梁征战的猛将们，大多腐化，全不复当年之勇，连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梅、李如柏等人也不例外。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辽东明军和女真部落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摩擦，辽东总兵马林被女真哈达部击败。马林被降职，李成梁得明朝重新启用，回任辽东总兵。李成梁到任后不久，努尔哈赤顺势出兵，彻底剿灭了哈达部，既向李成梁表了忠心，又乘机扩大了实力。李成梁在奏折里称赞努尔哈赤“忠勇可嘉”。即使如此，李成梁也不得不承认，他辛苦打造的辽东军，已不是当年光景。掌控辽东局势，80岁的他已力不从心。李成梁回任后，面对老部下日渐腐化，长子战死，其他儿子不争气的境况，选择了对努尔哈赤继续毫无保留的信任。明朝的辽东驻军继续西倾，东面抚顺、清河地带的明军，被大批调去抵御蒙古，对六堡北面的努尔哈赤毫不设防。明军接连击败蒙古泰宁部和土蛮部，辽东局势再次稳定。从公元1599年李成梁复职到公元1616年李成梁去世，这17年的时光，是辽东最“和平”的17年。蒙古部落的气焰再次被打下去，努尔哈赤依旧表面恭顺，因此史书评价这段时期辽东“烽烟渐少，百姓安居”，明王朝也因此册封李成梁为“太子太傅”，然而明王朝并没有想到，这17年的和平，是暴风雨前夜最后的平静。事实上，即使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然羽翼丰满，明王朝还是有能力遏制他的，遏制的棋子，就是作为辽东屏障的宽甸六堡。六堡是早期李成梁镇守辽东的杰作，是辽东铁骑发家的本钱。只要六堡在明朝手里，辽东大地就有屏障保护，努尔哈赤也冲不出白山黑水，最多只能像杨应龙一样，当几年土皇帝。然而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放弃六堡。数十年辛苦经营就此毁灭，十几万边民流离失所，700里肥沃的土地，近万匹精良战马，皆落入努尔哈赤之手。李成梁还借此向明朝表功，说自己“招抚流民十万”。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努尔哈赤获得了充足的战马，建立了他的王牌军队八旗铁骑。长远的后果，就是辽东再无险可守，努尔哈赤夺取辽东，已经一马平川。努尔哈赤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成梁去世，次年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正式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取国号为“后金”，并自称“天命可汗”。他之所以没有立刻对明朝发动进攻，是因为他在做另一件重要的事——创建八旗制度。经过两年打造，八旗军制终于定型。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明王朝亮出了他隐藏已久的獠牙：今岁，必征大明国。同时他也抛出了他举世闻名的开战理由：七大恨。四月，努尔哈赤连续攻破抚顺、清河，掠夺财物无数，并正式致书明朝，要求明朝对他进行册封。明王朝与努尔哈赤的战争开始了。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正月，被努尔哈赤挑衅激怒的明王朝，在“三大征”结束近二十年后，再次吹响了集结号。以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全国七省精兵12万人，兵分四路剿灭努尔哈赤。二月十一日，杨镐在辽阳誓师，四路大军分别由杜松、刘珽、马林、李如柏率领，分别从朝鲜、抚顺、开原、清河四个方向发起进攻，意图直捣赫图阿拉，剿灭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6万人以寡击众，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就一路去”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仅用5天时间，即彻底击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里，杜松、刘珽两部全军覆没，马林部惨遭重创，只以身免，李如柏部仓皇逃回，明军损失士兵45800多人，阵亡将领312人。这场近乎耻辱的失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当年对明王朝毕恭毕敬的女真部落酋长，拍李成梁马屁“无所不用其极”的小马仔，此时终成辽东枭雄。明王朝再次尝到了养虎遗患的苦果，承平17年的辽东大地，从此将迎来持续25年的兵灾。第二十章东林党毁灭了明王朝今人说起明朝灭亡，嗟叹较多的一句话是“明实亡于万历”。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到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这段时期的明王朝可谓内忧外患不断。“外患”方面，南方有西南土司造反，东南有荷兰殖民者入寇，北方边境，后金日益强大，威胁明朝东北。“内忧”方面就更热闹，先是围绕着立太子问题的“争国本案”，万历皇帝与群臣关系僵持数年，而后又碰上针对太子问题的“三大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又爆发明光宗朱常洛死亡谜团的“红丸案”，驱逐明光宗宠妃李选侍的“移宫案”。各方势力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明政坛城头变换大王旗，变到最后，变成了“九千岁”魏忠贤的“阉党”掌权，怎一个乌烟瘴气了得。然而说到这段黑暗岁月，各类历史书中，无不提到了其中一个短暂的光明时期，即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初期，不管是《明史》还是《罪惟录》，皆称这段时期为“众正盈朝”，即“正义力量”掌握了国家大权，这支曾带给无数人希望的“正义力量”，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在这段明王朝权力交接，政坛风云变幻的大戏里，东林党一直被各类史书评价为正面角色，也是“出镜率”最高的角色。“争国本”的时候他们凑热闹，“红丸案”、“移宫案”时期他们力挽狂澜，挽救危局。魏忠贤的“阉党”夺权时期，他们毫无惧色，慷慨斗争，最终落得悲壮失败，壮烈殉节。其诞生，发展，壮大，以至最终失败的过程，无不渗透着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事。后人翻阅史书，读到“东林党”三字，扑面而来的总是阵阵浩然正气。然而当我们透过“浩然正气”，真正触摸到历史的真相，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林党，这些立志匡扶天下、缔造中兴的热血书生们，很多时候非但没有成为历史的推动者，相反却成为了历史的破坏者，甚至可以毫无怀疑地说：明朝灭亡，东林党亦难辞其咎。一要了解东林党的真实情况，必须从东林党的诞生壮大说起。说到东林党的诞生，世人普遍的说法，是万
所以它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们看到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互影响，正是因为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交融互动，才推动着中华文化不断地创造发展，同时又有传承。因此，我觉得成都平原这二十年的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特别重要的贡献。王鲁湘：那么在这样一个序列中，金沙遗址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我刚才说了，三星堆文明突然消失，它去哪里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谜团，而金沙遗址则为我们解开了。金沙遗址具有王都级的规模，我们怀疑这个地方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专用的祭祀点。最早发现的是祭祀区，现在我们正在发掘祭祀区北边大约500米左右的宫殿型遗址。就我们所知，金沙遗址的范围已经达到五平方公里。我们由此知道，在距今大约3200年到2800年左右这个时期，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高的文明，而这个文明正好把三星堆消失以后的一个时段给接起来了，它充实并从新确立了我们这个区域的文化发展序列。对此，无论何种积极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甚至可以说它的发现改写了中华文明起源史。王鲁湘：好像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遗址除了发现两个大型的祭祀坑以外，其他遗迹的考古发现还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是吧？王毅：我想三星堆肯定还会有重要发现，它有城墙，而且有些区域文化堆积特别丰富，只不过因为它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因此发掘它是受限制的。金沙遗址正好处在城市的中心，城市要建设，我们考古学家必须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从这种角度看，考古学家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从2001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掘几十万平方米，对一个考古学家来讲，对一个遗址进行如此集中的发掘，这种机会是弥足珍贵的。王鲁湘：现在大家都可以断定，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有一种源与流的关系，或者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我对三星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青铜文化，像面具啊，人像啊。另外，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还有大部分象牙。这些东西在金沙遗址也大量出现，但是相对而言，金沙的大型青铜器件好像比较少，而且很多青铜器不是整件，而是一些构件。这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确实还没完全到位，从金沙目前出土文物的现状你可以感觉到，金沙确实是刚刚发现，它应当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土。从器物类型来讲，几乎凡是三星堆有的，金沙都会有，但是，三星堆那么巨大辉煌的青铜器在金沙竟然没有发现，这是很奇怪的。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你就感觉到金沙一定会有大型器物，只不过在于考古学家有没有机会。金沙遗址已经出土了很多青铜器的残件、构件，而且它的祭祀区在探测时有强烈的金属反应，也就是说下面肯定有巨大的文物。但考古学家不能以一种挖宝的目的来处理这些事情，而是要对那个时代的整体有一个研究。三星堆出土了很多金器，也有象牙，而金沙的金器和象牙数量更为巨大，是中国那个时期出土金器、象牙件数最多的遗址，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文化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是有变化的。王鲁湘：这种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王毅：比如鸟箭鱼的纹饰，在三星堆是出现在一个金杖上面，而在金沙遗址则出现在冠带上面，金杖和冠带同样是权力的象征，但是构成部位不一样了，图形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人头的形状。三星堆曾经出土巨大的青铜立人像，在金沙则只出土了一个小立人，它可能是跟祭祀有关的器物的某个构件。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种祭祀跟金沙的祭祀是不一样的，三星堆的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全放到一个坑里。王鲁湘：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变。王毅：可能是巨大的政治变化造成了三星堆那种特殊的祭祀，但是金沙是很多一个一个的小坑，是常规性的。金沙有些祭祀坑很小，两米宽，几十厘米深，但却埋藏了金面具，是非常非常的隆重，所以说三星堆的文物情况跟金沙是有差别的。跟三星堆相比，金沙文物的工艺技术水平不仅有继承，而且也有创造。王鲁湘：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东西给人一种灵异的感觉，与殷商的东西更近一些，器型比较大，线条比较锐利伶俐、方正，显得杀气更重一些；而金沙的东西开始由方变圆，由粗变细，变得更和谐、柔润，弧线更明显。再比如青铜人像和金面具的人像，三星堆出土的给人感觉更夸张，不太像真人，倒更像神，尤其它的两个嘴一直裂到脸后；而金沙面具的嘴已经像我们正常人的嘴的宽度，颅形也更接近正常人，这跟今天成都平原的文化性格更接近一些。王毅：你说的非常有意思，三星堆的那些东西还是显得比较狰狞一些，夸张一些；金沙出土的好多文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审美状态，但这种创新是不是达到了很特别的程度，还是需要进行研究。王鲁湘：革命性的变化没有出现，但是更精细化，更雅致化了。特别是那件有六个翅膀的浮雕小玉件，在那个年代极有可能是绝品，而这种精细性在成都平原保持下来了，使蜀地成为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精细手工业的核心地区之一。比如三星堆的玉璋，杀气腾腾的，给人一种冷兵器的感觉，可是金沙出现的居然是袖珍的、用作吊坠的那种玉璋，已经完全是装饰品了。所以说，工艺的精致化在金沙时期可谓达到了极致。王毅：对，我们后来发现的遗址当中再也没有发现像金沙这么精细的东西。另外，金沙文物的另一个特点是体系更完善。在金沙遗址发现过两件石磬，其中之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件，而且声音非常好。王鲁湘：昨天我在馆里面听到的背景声，朱馆长告诉我就是这个石磬敲打出来的录音，我当时还以为是金属敲打出来的。王毅：由此你可以想象，当时它的祭祀场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地方濒河，靠近河边搭了一个很大的祭祀台，罄声庄重。金沙还有从大到小的成体系的石璧，它到底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还是乐器，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你可以感觉到，金沙在祭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隆重的场景。我们通过这些文物的不断复原，形成了对金沙文化的整体认识。与三星堆所相比，金沙给我们传递的文化信息量，在有些领域要大得多。文化的交流王鲁湘：根据出土的东西，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金沙时期是金石交响的文明。它的金有两种，一个是真正的黄金，再一个就是青铜；石的话，有玉也有石，比如石磬、石璧。与中原相比，特别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黄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东亚地区的文明，从整体上来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没有对黄金产生一种崇拜。可是世界其他的一些文明地区，很早就进入了黄金时代，用黄金来做最神圣的东西，以及和天地沟通的媒介。西亚、地中海、玛雅文明都是这样，恰恰在东亚不是。然而在东亚的成都平原却发现一个例外——金沙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对黄金有一种崇拜的感情，并赋予黄金神人一种沟通的功用。金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还是自身就是原发的？王毅：你所谈的问题考古学家一直在思考。在当时的黄河流域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人们也使用金器，但还没有成为主流，人们对青铜的酷爱是远远超过黄金的。但是三星堆和金沙这样一个文明传统却出土这么多金器，这确实与众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这个区域的位置肯定有关系。第一，这个地区当时肯定是产黄金的，而且是天然金，不是冶炼金；而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那个时候要得到天然金是不容易的，我称此为“产地优势论”。其次，这个区域跟周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它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跟中原不完全一样。尽管这种交流的路线、时间、阶段特点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但从后来的一些历史文献来看，当时东西方之间确实是存在交流的。比如汉代张骞出使大夏的通道，我们认为就跟从四川到云南一直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金沙、三星堆器物上海贝的造型也是从印度洋那边过来的。南方尽管山川阻隔非常厉害，但它可能有另外一个交流的孔道，这个交流孔道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与复制，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欣赏，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文化变化。很多人正在探索，在中国的西南是不是存在一个跟西亚相连接的孔道。王鲁湘：它还不止这一条孔道。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了成都平原作为一个盆地的封闭性，但实际上它是有多条通道与外边联系的，比如刚才说的向南通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而岷江也是一条通道，由此顺流而上就进入了河西走廊，通到西亚；由嘉陵江可以直达汉中，过秦岭就和关中地区联系起来了。当然长江也是一条通道，这样成都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就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通道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以超乎我们想象的某种方式使各个区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我特别注意到，我们馆里摆着一件玉钺，它与河南二里头和陕西陶寺的造型一样，只不过是形态略小一点。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推断，这件东西是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过来的。还有那件特别漂亮的十节玉琮，完全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是长江下游的文化。王毅：你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些东西，很多人觉得好像是因为贸易关系交换来的，但这种如此高档次的东西，应该是统治阶层才具有的。王鲁湘：对，它们都是国之重器，不可能做贸易交流，一定是政治交流的东西。王毅：甲骨文中就记载了蜀国的各种交流事件。武王联合诸侯伐纣的时候，蜀国也是联盟的一分子，这个蜀应该就是成都平原的蜀。其他甲骨文当中还有征蜀、入蜀、蜀人献穷宝的记载，由此可见，古蜀国与当时中原的商、周王朝有很多的联系，而且是在高层之间。那时候人们靠天吃饭，如果遇到一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便会进行迁徙。他人的迁来可能给蜀地带来了一种异样的文化，所以说蜀文化是很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辉煌成就。金沙有卜甲，也有卜骨，但是中原用腹甲，这里则用背甲，正好反过来。所以，金沙跟中原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又有意跟中原不完全一样。金沙的青铜器和玉器有符号，有图像，但就是没有刻字。对金沙的文化，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视野来思考，要考虑到在整个东亚文化当中它与其他文化发生的交流，以及与西亚、东南亚文化之间的关系。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顶级少妇裸体xxxx图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啊？”“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原来如此。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冯谖说：“我明白了。”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冯谖说：“当然收完了。”孟尝君说：“那钱呢？”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冯谖说：“义。”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孟尝君领导合纵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公孙弘说：“方圆百里。”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就那么简单。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他就是苏秦。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楚怀王之死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成为他们始终不变的选择。”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十月，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这是两本详细记录中亚国家风俗民情的专著，不但在中国史料里有重要地位，更被西方学者所重视，近现代还有不少西方历史学家专程来到中国，重金求购此书。这次归国随行的还有中亚乃至西亚各国派来朝见的使团，最远的甚至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使节，人数多达300人，可谓“万国来朝”。大明与中亚、西亚国家的“朝贡关系”，自此巩固下来。二赴西域后，陈诚向朱棣建言，力主朱棣接受各国请求，开放与西方各国的双边贸易，坚称此举不但能够“消减边关之患”，更能“岁增巨赋，收百年之利”。朱棣采纳了陈诚的建议，在新疆哈密、甘肃凉州等地设立“互市”，允许西域各国商队来此贸易。这一政策的“连锁反应”是帖木儿帝国也重修了原本因战火而废弛的伊朗西部古驿道，连贯至土耳其乃至埃及地区。至此从元末开始荒废的“丝绸之路”，重现商旅繁荣的盛景，中国的丝绸远销西亚和东非地区，中东甚至欧洲的商品与文化典籍，也渐次输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宋元数学的著名成就“高次方程求解法”，自元末失传后，在这一时期由阿拉伯数学家重新传回中土。此后明朝虽国策变动，但这条商路始终未断，直至明朝末年的崇祯时期，陕西西安和甘肃凉州等地，依然是西方商旅云集的“国际化都市”。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四月，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准备充分，并请朱棣“择派户部精于商务者”随行。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土木之变”后，凭口才折服瓦剌，迫使其放还明英宗的能臣杨善也在其中，这些人在随后陈诚与西方各国的商贸谈判里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年八月，陈诚再抵帖木儿帝国，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而这“千古美谈”的牵线者陈诚，则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前，陈诚母亲罗氏病逝，按照习俗陈诚需在家“丁忧”3年，但朱棣认为“非子鲁不可担此任”，命他“夺情视事”。是年十月初二陈诚一行抵达帖木儿国首都赫拉特，这次出使，他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甚至在陈诚的建议下，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陈诚归国时，沙哈鲁竟“相送百余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感人的场景，也在许多中亚和西方的史料中有记载，而送别的双方谁也未曾想到，此时一幕，竟为永别。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一月，陈诚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他还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史载帖木儿使臣初来时，以“吾国无此风俗”为由，拒向朱棣行叩拜礼，仅行鞠躬礼，但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陈诚也因功升为从三品广东布政使右参政。此时正是安南叛乱之时，大批“越南难民”乘海路涌向广东，广东都指挥使陈震建议严禁难民入广东，违者格杀。陈诚全力阻止，一面严捕难民中劫掠百姓的“盗贼”，一面在广东屯门、虎门、东莞设立帐篷，将难民集中安置居住，发放食物及生活用品，又一次“善抚夷事”。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正月，在广东政绩卓著的陈诚再次被调往北京，筹划他人生里第5次的西域之行。使团于四月四日出发，五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十一月返回北京。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次年陈诚辞官回乡，念其“通夷事”的才干，明宣宗下诏令他“回籍听用，年赐双俸”。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被明宣宗婉拒。此时归乡后的陈诚在临川修“奈园”，与诸多好友成日吟诗作对，过着田园式的闲居生活。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他开始撰写人生中最后一本外交著作《历官事迹》，除了记录自己5次出使西域的全过程外，更详细阐述了有关双边谈判，招抚异族，尊重少数民族习俗，通商贸易等方面的种种学问。后来明朝的几代名臣李东阳、杨廷和、王崇古等人都对此书推崇备至，近代洋务运动先驱者李鸿章等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另一本专门记录中越之间边界划分的著作《与安南辩明丘温地界书》，确认了中越之间几百年来的传统边界线，直到20世纪，还是中越边境谈判的重要参考资料。33年后，陈诚再次出山，被明英宗朱祁镇任命为正二品光禄寺右通政，天顺二年（公元1457年）病逝于官邸，享年93岁。这位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的著名外交家，尽管一生品级低微，但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明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苏联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夫对他的评价甚为公允：“这个杰出的中国外交家用诚恳的态度和不放弃的精神，化解两大世界最强帝国之间的矛盾，为帕米尔高原周边各民族带来安宁与和平，是15世纪最杰出的和平使者。”第八章为朱棣『融资』的夏元吉一说起通过“靖难之役”篡逆而起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除了“篡逆”的行为后世颇多指摘，登基之后倒行逆施，大肆屠杀建文旧臣的行为招致抨击外，历学家对其在位22年的评价还是挺高的。纵观朱棣执政的22年，可谓丰功赫赫：重开大运河，编修《永乐大典》，经营边疆，西部建哈密卫，东北设努尔干都司，册封蒙古三部，西南改土归流，册封西藏活佛，往吐鲁番、伊犁、哈密派驻署理宗教事务的“僧纲司”，巩固发展大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外遣陈诚通西域，派郑和七下西洋，通好外邦，向大明称臣的属国多达80余个，最远抵中非地区。派军平安南，不战而威服日本，五次北征蒙古，平鞑靼，克瓦剌，大展天朝军威……文治武功，伟业赫赫。因而《明史》在承认其“倒行逆施，惭德亦可掩哉”的同时，也赞道他“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而这“卓乎盛矣”的时代，自然英杰辈出，文有编修《永乐大典》的大明三大才子之一解缙，操持国事，有开大明内阁先河，创“阁体诗”的“三杨内阁”，武有平安南的名将张辅，以及五次亲征漠北的朱棣本人，还有“威服四夷”的杰出外交家郑和、陈诚。然而诸多光辉夺目的人物，却掩映不住一个人的光辉——永乐朝户部尚书，被海内外诸多明史学家赞为“永乐盛世大账房”的名臣——夏元吉。这全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集列朝所有“鸿业”于一身的时代，列列伟绩，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一个字——钱。为这最简单的道理，且让我们看看他默默无闻，却值得尊重的一生吧。二夏元吉，字维喆，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生人，生于江西德兴，后随做教谕的父亲迁居湖南湘阴。据说其母生他时，梦见屈原来到房中，故称他是三闾大夫（屈原）转世。他看似出身“高贵”，却自幼家境贫寒。13岁时父亲过世，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小夏元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但刻苦读书，更在附近教蒙学以贴补家用。他学苏东坡之法，将每月的工钱分30份悬挂在墙上，每日取用一份，微薄的收入，竟能被他支配得井井有条。其师知道后惊叹道：小小年纪，尤善理财，来日必理大明天下之财。数年之后，身担大明朝户部尚书重任的夏元吉，果然实现了老师的这一预言。洪武年间，夏元吉考取举人，为节省学费，他进入了大明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其刻苦态度颇得执掌翰林院的宋濂赏识，经宋濂推荐被选入翰林院负责抄写文稿，别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上班时间”嬉笑打闹，唯独夏元吉正襟危坐，安心抄录，每次都既快又好地完成任务。其兢兢业业的态度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随即破格提升他为六品户部四川司主事。从此，在这个掌控大明朝财政大权的部门里，夏元吉开始了终其一生的辛劳。夏元吉为人低调沉默，但一语既出，必切中要害，与喜好旁征博引，口才卓越的杨思义全然不同。但两人都是“通才”，不拘泥于四书五经，对算学和工程制造都多有研究，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贰臣”经历。建文皇帝朱允炆即位后，升他为户部右侍郎，“靖难之役”3年间，他操持国家财政，供应前线军粮，费心费力，后建文帝事败，朱棣大兵入城的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六月十三日，不知城中变故的夏元吉正在值房“上夜班”，连夜点算城防所需用度，最先卖身投靠朱棣的兵部尚书茹常率兵闯入，绑了夏元吉交到朱棣面前，声言夏元吉在靖难之役中“助纣为虐甚多”，激得朱棣颇为恼火，问夏元吉有何辩解。夏元吉不慌不忙答道：“君上殉难，臣子理当死节，只是请殿下容臣三天。”朱棣一愣：“为什么？”夏元吉答：“户部尚有账目未点算完毕，此事关乎黎民生计，请容臣三天内做完，再随先君赴死。”这个临危不惧且至死还“牵挂工作”的能臣，终于打动了朱棣，当即下令将夏元吉释放，官复原职留任，两个月后又提拔为户部左侍郎，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在升官为左侍郎数月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四月，夏元吉得到了他任上的第一个重要差事：赴江南治水。彼时江南，是大明朝物产最为丰富之地，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可自洪武三十一年以来，连年暴雨成灾，导致粮食减产，国家赋税大损，朱棣颇为重视此事，早在入主南京初期，就先后派遣工部侍郎吴中，兵部侍郎方宾于建文四年八月，十二月两次下江南治理。可这两位跟从朱棣北来的“老班底”不通南方水情，以至徒耗民力，劳而无功。因而夏元吉此行，朱棣甚为重视，行前专门派督御史俞士吉送水利书籍给夏元吉，两个月后，又派户部右侍郎李文郁前往协助。夏元吉到后，先反复考察水情，然后力排众议，更改传统治水方法，提议从吴淞河至太湖之间开凿运河，并在沿途设置水闸，控制流量，以求“涝则分洪，旱则灌溉”之效。此举动用民工10万人，夏元吉以身作则，布衣麻服吃住在工地，亲自督工，旁人劝他注意休息，他却答道：民工都在辛苦，我怎能独享安逸。众人闻之感动，工程大进，次年，他又督造了连通白秋河至太湖的工程，将江南两大河流贯通起来，至永乐二年九月全线竣工，从此“苏淞农田大利”。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采用相同的治水方法，要等到200年后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时。其江南治水功绩，连朱棣的第一谋士姚广孝也为此称赞夏元吉道：古之遗爱也。初建奇功的夏元吉自此得到朱棣荣宠，归南京后愈加器重，不久后升为户部尚书，正式担当“大账房”。他借此劝谏朱棣废除“文字狱”，并为朱元璋时代因文招祸的文人们“平反昭雪”。一番开导，终令朱棣下达了“大明朝不因文杀人”的训诫，一批之前蒙冤几十年的文人，诸多被封杀的诗文著作，从此重见天日，明朝文化繁荣，百家争鸣，更从此开始。三夏元吉在永乐时代的最重要作用，是和永乐时代一系列“大功业”紧密相连的：造宝船下西洋，编修《永乐大典》，南征安南动兵30万，5次北征蒙古，平均每次动兵50万，经济花费都是天文数字，对比前朝后世，号称“丰庶”的隋朝炀帝时代，后人赞为“富宋”的北宋徽宗时代，累积“十大武功”的清乾隆时代，上述的“大动作”仅进行了一两样，便招致国库空虚，苛捐杂税丛生，百姓负担激增，以至变乱四起。但永乐时代，虽说难免劳苦百姓，却终能将这些“大动作”一一完成，个中的奥妙，正在于夏元吉的“理财之能”。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赞叹说：历朝论理财能者，唯桑弘羊、夏元吉二人也。将之与西汉经济学家桑弘羊相比，评价可谓甚高。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朱棣的历次“大动作”中，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庶民，且便商贾。”这些方法中，“裁冗食”最难办，其内容涉及到“机构精简”，减少皇室开支用度，甚至限制朱棣本人花费等问题。夏元吉知难而上，永乐四年，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分流近千人。朱棣每年给诸皇子的赏赐，也经其谏劝，每年俭省近三分之一。朝廷禁军，经其核算淘汰大量老弱残兵，建成兵少战力精的“三大营”，这件件事情都是“得罪人”的，曾有人向其贿赂以图“方便”，夏元吉将众人的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以表清廉之意。接着流言四起，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好在朱棣对其信任有加，多次告诫群臣：“构陷夏元吉者，处重罪。”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平赋役”，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并允许乡民出钱代劳役。“清仓场”，即清理各地仓库，严查贪污，每遇贪墨要案，他亲自核算，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广屯种”，招募内地无地乡民去边塞耕种落户。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强制迁移”，而是国家出台“优惠”政策，用免税和经济补助吸引农民前去落户，结果九边各地22年来“户口增倍”，最早从内地“闯关东”的人，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各个政策里，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严盐法”“钱钞之禁”。“严盐法”，是对洪武朝时杨思义倡导的“开中法”的再调整。“开中法”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对巩固国防，加强边地防务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永乐时期却情形大变。自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起，朱棣开始主动出击，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用兵，虽捷报频传，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加上“下西洋”“开运河”“通西域”等大动作同时进行，财用自然捉襟见肘，无奈之下的夏元吉“跳跃性思维”，变“开中法”为“严盐法”，即由每年商人向九边输粮换取盐引，变为商
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发向上的好君主，但他没有祖宗康熙那样的好运，身边有一个像孝庄太后那样的女人支持提点自己。如果慈禧愿意充当孝庄的角色，一切当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一切都结束了。再见了，老佛爷光绪带着遗憾离开。同一天，慈禧这个掌控中国半个世纪的强悍女人，终究无法抗拒岁月的摧残，也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快咽气前，慈禧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也为了自己死后的哀荣，做了最后一次安排，发布了三项最高指示：第一项，册立3岁的娃娃溥仪为皇帝。算上同治，这是慈禧拥立的第三个娃娃皇帝。第二项，命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监国。第三项，国家遇重大事件须请示光绪皇帝的媳妇儿隆裕太后懿旨。光绪死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也就是15日，74岁的慈禧病重去世。在长达四十八年的执政岁月里，与她共事的众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内心深处，但毫无疑问，常驻她内心深处的一定不是快乐。好了，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一生吧。专权之野心永垂不朽，彪悍的人生无须解释。……1908年12月2日，中国历史上的窝囊废代言人——爱新觉罗·溥仪继位，号宣统。他在不恰当的时候，被搁在了一个不恰当的位子上，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无奈的、不由自主的人生旅程。溥仪不到3岁第一次登基，三年后就将第一次退位，之后的几十年，他东跑西颠地瞎折腾，基本就干了三件事：登基、做傀儡、退位。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溥仪心理问题很大，属于不良少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这样回忆他的少年生活：我除了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之外，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譬如我把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后来直接用铅弹打太监。再来看看溥仪的爸爸载沣。22岁时，载沣作为龙套在官制改革中出过场。但24岁时，载沣就以主角的身份进入了国家最高领导层，任军机大臣。种种迹象表明，已经风烛残年的慈禧老佛爷意欲将未来的江山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但是，从现有的资料来看，24岁之前载沣没有什么过人之处，26岁成为摄政王后更是一塌糊涂，那么他何以得到慈禧如此的看重？想来想去，关键原因还是血统和背景。前面说过，他老爸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他老妈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这样的血统和背景，可以给一生树敌无数的慈禧太后以安全感。这至少可以保证她之后的执政者不会为她的敌人翻案。无论如何，1908年11月，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从此成为这个末代王朝最后的、真正的领导人。心急确实吃不了热豆腐载沣成为监国摄政王，对袁世凯而言是个不幸的消息。袁世凯的内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很明白，在载沣心中，自己早就已经背上了背叛光绪的罪名，以后自己恐怕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我该怎么办，何去何从？袁世凯熬了数个不眠之夜，终于想出来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1908年11月22日的《大公报》刊登了袁世凯奏请“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的新闻，日本报纸《东京朝日新闻》也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这一消息。也就是说，袁世凯在慈禧辞世刚刚一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进他的政治主张，很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这还是为臣之道吗？袁世凯一向不是这么没有理智的人，为何要在光绪和慈禧丧期就急吼吼地上书要求速开国会、实行宪政？第一，为自己的人身安全考虑。慈禧新丧，载沣尚未建立起绝对权威，中央最高决策层空虚。以他的威望，此时进言是天赐良机。如果能速开国会，成功建立责任内阁，就能大大降低载沣借机报复他的风险！第二，为朝廷考虑。革命党四处点火，立宪派呼唤立宪的声音犹在耳旁。如果朝廷还不赶紧立宪，就可能使立宪派转投革命派，于朝廷不利。第三，袁世凯等不起了。慈禧说“九年后开始立宪”，可是再等九年袁世凯就58岁了，要知道老袁家的牛人还没有人活过58岁呢！因此袁世凯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做出点成绩。当然，作为一个有理想抱负的政治人物，心急了点完全可以理解。尽管袁世凯有诸多理由，但最终的结果却远远偏离了他的设想。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掀起了轩然大波。皇亲贵戚们纷纷找到刚上台的载沣，总而言之就一个意思：要教训袁世凯，让他知道天下还是爱新觉罗说了算。在清朝权贵们看来，如果让袁世凯成功立宪，按照袁世凯之前在官制改革中的表现，那么袁世凯绝不会只满足于攫取一部分皇权就收手，还会进一步去剥夺他们这些贵族的利益，这是他们最害怕的。肃亲王善耆就是他们的代表。他在载沣面前打小报告说：现在内外军政到处都是袁世凯的党羽，以前他还畏惧老太后，现在太后已亡，这老小子认为朝中已经没人能够压制他了，是以如此的骄狂。如果您现在不下杀手，到时就会养虎为患，您自己都恐遭不测啊。这个善耆大家都不熟悉，但他家丫头却是尽人皆知，叫金璧辉，可能说金璧辉大家也不明白，换个说法吧，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还有个叫溥伟的家伙，这位仁兄就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孙子，是皇室的极度左倾分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有我溥伟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此时也跑过来，拿着爷爷的白虹宝刀，高喊道：我要手刃了袁世凯这王八蛋！载沣本就厌弃袁世凯，从未放弃替哥哥光绪报仇的想法。况且载沣也是人，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没权的时候总希望有权的人多多民主，但一朝大权在手就想搞独裁，万万不想交出权力。载沣屁股还没坐热，刚刚享受到权力的快感，袁世凯就想立宪夺他的权。就冲这一点，载沣就得给袁世凯小鞋穿。于公于私，载沣都怒了：老佛爷在的时候不都说清楚了吗？君主立宪咱们分三步走，慢慢来。袁世凯你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要削弱皇权，到底是何居心！载沣虽然对袁世凯动了杀机，但杀一个国家重臣毕竟还是需要安个罪名的。可问题是，袁世凯奏请立宪是尽一个国家干部的本分，是启奏、是上书，完全合情合法。你可以不同意人家的意见，但总不能直接把人家杀了吧。于是，载沣思忖再三，先找来了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商议。载沣问奕劻：我要杀袁世凯，你看如何？奕劻也就当年签《辛丑条约》时还比较硬气，正常情况下都是懦弱无能的。所以当他听说一把手要杀自己的大财神兼好盟友袁世凯时，只是跪伏在地，瑟瑟发抖，却不表态。后来载沣催急了，奕劻才吭吭哧哧地说：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反怎么办？载沣听了此言，心里咯噔一声沉了下来。得不到奕劻的支持，他只好求助另一名军机大臣张之洞，希望这个老家伙能帮自己。张之洞老爷子当然明白这是满汉权力之争，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看着袁世凯被杀头。一是唇亡齿寒，自己作为汉人大员，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二是国有法度，岂能滥杀功臣；三是国家处于乱世，庸才治国，国将不国。因此，九个月之后就将病逝的张之洞，还是站在国家的利益上说：国家正是大丧期间，皇上岁数又小，国家本来就不稳定，这时候杀大臣恐怕有损国家稳定，后患无穷啊，还是不要杀了吧（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冯天瑜《张之洞评传》）。载沣得不到支持，借机杀掉袁世凯是不敢了，但他也不会轻易放过袁世凯。要说这载沣的政治智商也实在是不高，这么件杀人的大事，闹得满城风雨，人家袁世凯能不知道吗？袁世凯被有病1909年1月2日，寒风刺骨。袁世凯心事重重，但还是按时到军机处来上班，刚走到门口，就被当值太监拦住去路，此人正是袁世凯的人，可见袁世凯平时结下的“善缘”是很广的。这个当值太监偷偷告诉他：摄政王今天怒形于色，听说严惩的谕旨马上就要下了，具体是什么内容我还不清楚，但恐怕对您不利，还是不要进去了，快想办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莎士比亚思考的问题；逃跑还是留下，这是袁世凯应该考虑的问题。留下，可能直接被抓起来杀头。逃跑，则会风餐露宿，前途茫茫。袁世凯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做一把好汉，好汉就应该不吃眼前亏。所以，跑吧！袁世凯二话没说就跑回家来，收拾行装前往火车站，投奔身在天津的亲信——直隶总督杨士骧（从山东巡抚升上来的）。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下车，让手下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他的办公室，也不能让人发现行踪。杨士骧这小子真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浑蛋加三级！袁世凯急火攻心，以为杨士骧要在危急关头弃他而去。正在袁世凯郁闷得骂人的时候，杨士骧的亲信到了，给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说袁世凯也就是被免职了，不杀头。袁世凯才知道错怪了杨士骧。袁世凯长舒了一口气，立刻回京。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有名的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意思是说：你资历很高、功劳很大，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对你也不错，关系非常和谐。我们正想重用你呢，没想到你现在足疾严重到路都走不了了，你还是回家养病去吧。三天之后，袁世凯收拾好了行囊，带着一大家子在凄风之中黯然地、慢慢地走出了北京，袁世凯回望北京，两行热泪流了下来。别了，北京！别了，这个曾经寄托了我无数憧憬和理想的繁华都市！我袁世凯一定会回来的。……奇怪吗？袁世凯居然什么也没做，乖乖地，没做任何反抗，就交出了所有的权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到目前为止，袁世凯绝对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忠臣。所以他错过了一个选择，一个有机会成为伟人的选择。具体操作方法是：他跑路后，迅速召集心腹，调集兵马，围攻紫禁城，迫使载沣交权，挟天子令诸侯，从而实行他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到那时袁世凯何愁不能成为一代伟人！又何愁不能实现抱负！可惜啊，英雄和狗熊有时就是一念之差。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让自己掉脑袋的抉择时，是绝对不会不慎重的！被有病的袁世凯恓恓惶惶地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北京城，隐居在了河南彰德洹上（今安阳）。为了让暗中偷窥监视他的载沣更加放心，袁世凯还聘请高手为自己拍了一组休闲写真集：头顶斗笠，身披蓑衣，登船做渔夫状。照片后被送往报纸上发表。他还为此照吟了一首水平不错的诗：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袁世凯做出这种看似闲云野鹤的姿态，只有一个目的：向载沣表明他袁大官人已经无意政治，安心做一老翁矣。落水狗如果不打就会变成恶狼。对玩政治的人来说，隐忍和沉寂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终将爆发在最后那一刻。载沣政治智商比较低，他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他把袁世凯赶走了，却没有做绝，军机处还留着关系户奕劻，徐世昌也仍在朝内，北洋六镇也没有大清洗……载沣的愚蠢让大清帝国的命运充满了极大的变数，这对有志于天下的英雄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可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取得天下的两个人，日子都很难过，而且一个比一个难过。第十六章民国神雕侠侣传说
四分五裂的同盟会
从同盟会正式成立起，到1907年为止，其间先后发动了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镇南关起义等多次起义，过程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全都失败。这时，朝廷终于意识到了孙中山这个小个子书生的能量和危险性。于是发出全球通缉令，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驱逐把日本当反清根据地的孙中山。因此，日本不得不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表面上说驱逐，实则是礼送。不仅日本政府秘密赠款七千元，大股票商人铃木九五郎也大手笔送给孙中山一万元……最后，孙中山一下子收到了两万多日元的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捐，所以孙中山得到的这些钱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但是，孙中山只留给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一下，时任《民报》主编的章太炎急疯了。“章疯子”劈头盖脸地把孙中山一顿臭骂：孙中山你小子居然敢贪污！那就别怪我不客气！骂着骂着，就把孙中山的画像砸掉了，还带着自己的浙江派（光复会）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尽管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没有乱花一分钱。但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在财务制度不明晰的时候不拘小节，此时再出来辟谣，无论如何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竟然就此四分五裂。关键时刻有人提议：让黄兴做同盟会的一把手。还好黄兴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坚决不坐同盟会的第一把交椅，他还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我们要团结，我们大家应该紧密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继续革命！可惜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加上内讧，再加上国人对朝廷立宪抱有希望，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梁启超找到了打击革命党人的借口。梁启超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说：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虽然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也不怎么样，与己大有关系的自立军起义也失败了，但他的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这些革命家一旦事败就转身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就在革命党的声誉每况愈下的时候，一个27岁的年轻人勇敢地站了出来。他说：我要去北京，刺杀清朝高官，让世人看看，我们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汪精卫。暗杀时代在章太炎等人四下反对孙中山的时候，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个体户不像那些小团体有那么多的心思，而是一直对孙中山忠心追随，逃到了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鞍前马后，竭尽赤诚，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因此，孙中山一听这个自己最为信赖的手下要去搞刺杀，就急了：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汪精卫的好朋友胡汉民也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炼；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也觉得这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只好同意。抟沙有愿兴亡楚，搏浪无椎击暴秦！自吴樾刺杀出洋五大臣开始，就不断有人上演一出出英雄悲歌，如徐锡麟刺杀恩铭、鉴湖女侠秋瑾英勇就义。他们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醒民众，可以夺取天下。为此，当时革命党人中的精英分子，皆醉心于暗杀。就拿北大校长蔡元培来做例子吧。1904年，蔡元培叫人弄来一只猫，让它服用自己配的氰酸，猫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觉得氰酸这种液体毒药使用不方便，打算将其改造成固体，研究半天之后又感觉炸药更好，威力也大，于是他开始做炸药。蔡元培还认为女人搞暗杀比男人隐蔽，因此他在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蔡元培自写年谱》、伍立杨《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所以，你也不用为汪精卫这么坚决地求死感到惋惜，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牺牲的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纯情陈璧君言归正传，汪精卫开始为自己的暗杀行动找寻合作伙伴。他先是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精卫吞吞吐吐地说完，黄复生就大笑起来：你怎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顶级少妇裸体xxxx图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盟。于是，几天之内，弹劾奕劻父子和段芝贵搞权色交易的奏章纷至沓来，举朝上下无人不知这桩“权色交易丑闻”，就连报纸《京报》也兴高采烈地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慈禧当然不是最后得到消息的人，她派人找来载振：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载振先是表示愿意辞去所有职务以示清白，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载振的表演声情并茂，信心十足。他当然信心充足，因为弹劾伊始，他就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并销毁了所有直接证据，还和相关人等定好了攻守同盟。但慈禧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孙家鼐，你去查一下吧。结果当然是查无实据。在弹劾中表现最为积极的赵启霖因诽谤罪而被革职。好在载振和段芝贵也迫于舆论压力，假戏真做，被迫辞去所有职务。这一回合，瞿鸿禨再胜。高潮虽然这次没能把奕劻整下来，瞿鸿禨并没有特别失望，因为他已经给奕劻准备了一道大餐，即使撑不死奕劻这老小子也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道大餐的主角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瞿鸿禨的铁杆盟友岑春煊，也就是那个慈禧逃跑那会儿千里护送的岑春煊。要说岑春煊一生之中最光辉的事迹，千里护送老佛爷肯定排第一，排第二的当数他的弹劾成绩。这位仁兄虽然爱拍慈禧的马屁，倒也仇视贪官，是著名的“反贪英雄”，请看他的成绩：任四川总督时，靠弹劾干掉官员40人。任两广布政使时，靠弹劾搞掉自己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任两广总督时，弹劾官员1400余人次。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被他举报过的官员近1500人次。牛人，绝对称得上“弹劾之神”！现在，“弹劾之神”岑春煊进京了。他是专程求见慈禧告奕劻黑状的，顺道看看帝都北京有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岑春煊的面子慈禧是要给的。两人见面后，追忆完往昔峥嵘岁月，岑春煊立刻进入弹劾角色，以毅然决然的神色、以悲愤异常的语气说道：微臣知道太后是真心改良政治的，但以臣观察，您的用人似乎不大合适啊。导致现在吏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较从前更加腐败。如现在一省督抚皆可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得来。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奕劻，他贪污弄权、提拔小人，致使吏治腐败、人心离散，当严惩之以儆效尤！鉴于岑春煊的一贯表现，他的话慈禧还是相信的，但她也不可能因为岑春煊一己之言就拿下一国首辅问罪，所以慈禧让岑春煊先回去，她得好好考虑考虑。晚些时候，慈禧召见了跟岑春煊穿同一条裤子的瞿鸿禨，征询了瞿鸿禨对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奕劻的看法。接下来的情节，自然是瞿鸿禨不小心说漏了嘴，讲了几句奕劻的坏话。于是，慈禧话里话外表示出想要罢斥奕劻的意思。瞿鸿禨当即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回到家的瞿鸿禨迫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兴奋，于是他将这个爆炸性的消息讲给了自己的老婆听。瞿鸿禨跟他老婆一起兴奋的时候，奕劻和袁世凯也收到了宫中内线传来的消息：岑春煊和瞿鸿禨已经动手，要整死你们，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既然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大家完全撕破脸了，那就动真格的吧！想搞死我们，那就先阴死你们！清史上大大有名的“丁未党争”就此走向高潮。当然，这种耍阴谋的事还得交给“谋王”杨士琦同志来完成。杨士琦没事的时候，最喜欢揣摩别人的心理，研究一下别人的喜好。大清帝国的核心领导人慈禧太后正是他最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一番研究下来，杨士琦知道慈禧有两个不能碰的心结。这两个心结都与她跟光绪的关系有关。一个是“归政”，权力永远是慈禧不可触碰的禁区。另一个是“康有为、梁启超”。一来康、梁二人编造“康梁”版本的“戊戌政变”事迹，混淆视听；二来两人在报纸上骂慈禧是咸丰皇帝遗弃的小妾侮辱她；三来康、梁二人和一个叫唐才常的朋友搞过一次“自立军”起义营救光绪，结果当然是失败了。于是杨士琦决定拿此事来做文章。杨士琦利用奕劻手中的权力查阅了戊戌年的档案，发现并抄录了瞿鸿禨和岑春煊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几道奏折。几天后，奕劻上朝独对时，按照杨士琦同志的意思，将瞿鸿禨、岑春煊在戊戌年保举康、梁的奏折拿出，并愤然指出，瞿鸿禨、岑春煊联合掀起政潮的目的在于干掉跟康梁二人关系不好的自己和袁世凯，从太后手中替光绪争回权力（推翻大佬，排斥北洋，为归政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慈禧历经数次政变，当然明白这两帮人正在互掐，所以她要等等看，观察一下。奕劻弹劾瞿鸿禨、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说法未能打动她。杨士琦也知道这远远不能置对方于死地，他只是想在慈禧面前给对方上点眼药而已。杨士琦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绝佳的机会。很快，机会就来了。瞿鸿禨的老婆是一个大嘴婆，语泄天机，把老公告诉自己的“慈禧想要罢免奕劻”的爆炸性消息当做娱乐新闻讲给了同一个圈子里的夫人们听。一传十，十传百。不久，慈禧便从英国《泰晤士报》那里得知了这个对她来说不是新闻的新闻。这只有一个解释：瞿鸿禨泄密，肯定不是慈禧自己。因为这事只有他俩知道。慈禧异常愤怒：可恶，不承想瞿鸿禨如此幼稚，政治如此不成熟！此等国家最高机密，怎能说给第三者听？难道瞿鸿禨是成心让奕劻跟我离心离德？碰到这等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杨士琦怎能错过。这位仁兄迅速指示御史恽毓鼎，检举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等罪状。检举时机十分精确，慈禧正在气头上。慈禧根本不搞立案侦查，也不走正常程序，直接让瞿鸿禨即刻滚蛋回家（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恽毓鼎《澄斋日记》）！政治人物的嘴巴不严一向都很致命，瞿鸿禨栽得不冤。瞿鸿禨被搞定，剩下的岑春煊便孤掌难鸣了。杨士琦为坐实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犯罪事实”，为岑春煊精心准备了两样礼物。第一样礼物是一份证据：伪造的一张岑春煊与康、梁二人的合影，看起来三人似乎正在密谋的样子。这个伟大的任务，这个利用合成照片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创举，交由“PS界鼻祖”蔡乃煌完成。以如今的手段要达到这一目的当然很简单，可是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PS把戏一点都不了解，要做到这一点，实在太难。不过这正是蔡乃煌的价值所在。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杨士琦指示恽毓鼎再度出马，让他带着“合影”，检举岑春煊暗中勾结康、梁，图谋不轨。慈禧当然无法识破“合影”的真假，岺春煊的罪名成立。慈禧虽在心中判了岑春煊的死刑，但顾念岑春煊当年千里护送之情，给他留足了面子：原本想留你在帝都工作，可经过仔细考虑，还是觉得你更适合两广。我也就不多留你了，赶紧赴任吧！岑春煊知道自己是中了奕劻和袁世凯的坏招，但大局已定，也只能心有不甘地凝视着慈禧所在的中南海仪銮殿（今中南海怀仁堂）方向，慢慢地行向上海，似乎就要乖乖地重回两广那片他战斗过的土地上。但是，到上海之后，岑春煊就称病不走了。他要等待奕劻、袁世凯的阴谋暴露，他要等慈禧回心转意。岑春煊要留在上海等待翻盘的机会。而那个坐在角落里观察岑春煊行踪的杨士琦，却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因为他给岑春煊准备的第二样礼物可以派上用场了。他把这份礼物交给了他的御用御史恽毓鼎，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阴谋文字。鉴于此段阴谋文字实在是神来之笔，故引用如下：劾粤督岑春煊不奉朝者，退留上海，勾结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留之寓中，密谋推翻朝局，情迹可疑……康、梁自日本来，日本以排满革命之说煽惑我留学生，使其内离祖国，为渔翁取鹬蚌之计，近又迫韩皇内禅，攘其主权，狡恨实甚。余惧岑借日本以倾朝局，则中国危亡，不得不俱实告变，冀朝廷密为之备也。——恽毓鼎《澄斋日记》。解释一句，文中的麦孟华既是岑春煊的幕僚，也是康有为的女婿。简单说来，杨士琦把岑春煊之所以恋栈上海不去两广就任的原因归结为：岑春煊、康有为和梁启超在麦孟华的牵线搭桥之下，鬼鬼祟祟地在上海碰面，密谋借日本之力造反！为了打倒政敌，虽说杨士琦用了一种极为卑劣的手段，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阴谋。这份弹劾奏章配上先前的照片，前后呼应，完美契合“岑春煊是康、梁死党”的事实！慈禧太后见到恽毓鼎的弹劾奏折之后，默然良久，于喟然间下达了“丁未党争”中最后一道重要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至此，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瞿鸿禨、国务院副总理级别的岑春煊双双解职回家。瞿鸿禨垂垂老矣，放弃了努力，不再继续挣扎，几年后就老死了。但岑春煊不一样，这位兄台刚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无时无刻不在为将来的复出而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又被朝廷重新起用，跟袁世凯继续战斗，当然这是后话了。1907年8月，绵延近一年的“丁未党争”终于结束了。但结局并非史书上说的：在黑暗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道德高尚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道德败坏的奕劻、袁世凯，而是精明的瞿鸿禨、岑春煊，输给了更为精明的奕劻、袁世凯！第十五章光绪被毒害，袁世凯被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