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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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康熙时期5.20％18％雍正时期8.30％2％乾隆时期11.00％1％嘉庆时期8.40％1％道光时期9.60％1％咸丰时期10.90％1％这样，清朝统治的最初几十年出身汉族官员在府级职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还要重复一句，处于地区行政的关键岗位上的州县长官们主要是后来投降的汉人。

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她有些害怕了。慈禧想了又想，拟了一封电报，打算通电各省，让各省总督筹款调兵，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通电这个词在本书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趁此机会解释一下，它并非接通电流的意思，而是指发电报给相关人士。不过这其中有一种特殊情况叫通电全国，不是说把电报发给每家每户，而是在把电报发给相关人等的同时，还公开发表在报纸之类的媒介上，间接告诉国人我想干什么。既然是电报，那就得通过电报局向外发送。电报局的最高领导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慈禧的这道指示。头脑冷静的盛宣怀干了一件能掉脑袋的事情，他压下这封电报不发，并把电报内容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鸿章很久没有出场了。是的，从甲午战败被去职后，李鸿章就闲居在北京贤良寺，其间虽然慈禧或光绪也偶尔给他安排一个小项目做一做，但都是临时工，这一歇就是五年。就在这年1月，慈禧给他分配了一个大项目。原来，慈禧不仅将光绪软禁，还打算废掉他，另立新帝。不过因为清朝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她就不得不尊重洋鬼子们对此事的态度。这种事情派谁去问？显然这个人得跟洋人关系比较近才方便开口。想来想去，慈禧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对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但他知道麻烦来了：掺和废立天子是一件容易掉脑袋的事情。当下李鸿章决定远离京城这摊浑水，可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呢？李鸿章是个聪明人，只花了几秒钟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回慈禧说：废立天子是内政，如果上赶着询问外国人的态度太没面子了，有失国体。但如果太后您派我到外地当总督的话，外国使节必来祝贺，那时可借机探问而又不失面子。慈禧一眼就看穿了李鸿章的小把戏，论玩心机权谋，慈禧自认第二，大清朝廷之中就没有人能做第一。但她出乎意料地答应了李鸿章，因为她打算顺水推舟把李鸿章放到广东。此时康有为、梁启超靠着编造的山寨版“公车上书”、“戊戌政变”事迹在海外华侨、华商中得到广泛支持，声势越来越大，而侨民、侨商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她这样做，正好可以借李鸿章的资望去镇压此种局面。于是乎，李鸿章荣升两广总督，外国使节果然登门祝贺。不过言谈中都对李鸿章“无意间”透露的慈禧废掉光绪一事表示了不支持，在他们心中，光绪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开明皇帝。慈禧的算盘落空了。1900年1月下旬，新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带着慈禧“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密缉拿到案”的最高指示到达广州。不过李总督非但没有抓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打算，反而立马给流亡日本的二人捎去了他的问候：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不要为现在的处境灰心，好好努力，等待他日报效祖国（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上粤督李傅相书》）。李鸿章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他深知在大清办事的难处，很体谅康、梁二人的处境；二是因为他也是支持变法的维新人士。李鸿章在“戊戌变法”前说：现在各国一变再变蒸蒸日上，只有中国人还不思进取，宁肯因不变法而亡国也不后悔。这是怪天？还是怪人？一个地位显赫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自然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从此，康有为、梁启超就在日本组织起了一个以他们为核心的保皇派，踏踏实实地经营起反对慈禧的事业来，给了失去自由和权力的光绪一丝感动和希望。这个李二真不“二”前面讲到，盛宣怀把慈禧下令各省总督“召集义民，勤王抗敌，共渡难关”的电报私自扣押，并把此事报告给了老师李鸿章。李总督一听到徒弟的报告，就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亡国的糊涂命令，绝对不能执行！可是自古以来，帝国的官场绝不允许抗旨，朝廷的命令即使再荒谬不堪，也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李鸿章深知此理，经过一整夜的激烈思想斗争，他想到了一个应对的办法，一个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怪招。李鸿章发了一封电报给慈禧，电报内容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的意思就是：这么荒唐的命令肯定不是您这么圣明的人发出的，八成是朝廷里的奸人修改了您的旨意，这个错误的命令我就不执行了。李鸿章的行为告诉我们：他是大清的忠臣，但不是大清的奴才！慈禧见了电报之后气得几乎晕倒，但李鸿章给了她下台阶的理由，她也不好意思找李鸿章的麻烦。一时间“此乱命也”这句话成了当时官场上的流行语，就像现在的“神马都是浮云”一样。在盛宣怀、李鸿章的串联下，南方各省的头头们都加入了拒不执行命令的阵营，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政治联盟。北方的山东省在袁世凯的领导下，也参加了东南互保阵营。这个联盟与各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概内容是：其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保护各的国民和财产。租界由洋人自己保护，其他的地方也不用洋人操心，由中国各省自己管理。其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的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中国人概不负责。这是一个不失国家尊严的协议，在当时绝对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爱国学者”们不干了：卖国贼！李鸿章、盛宣怀、袁世凯全是卖国贼！……当帝国的整个北方已经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时候，帝国的南方却是一番宁静的和平景象，仿佛大清帝国此时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国家。国殇大清朝廷内乱的时候，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俄国组成著名的八国联军，也在天津大沽登陆了。他们的进攻目标是哪里？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教会了洋鬼子们一个道理：只要打到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家里去，就可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慈禧原本计划依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但事实证明，这个幼稚的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别看义和团搞破坏拿手，但是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他们的大刀、木棍等武器和刀枪不入神功一点作用都起不了，义和团拳民（大多是十来岁的孩子）在来福枪子弹前像被割的麦子一样倒下……所以要跟联军对战，还得靠朝廷的正规军——荣禄麾下的武卫军、董福祥的甘军。荣禄手下的第一悍将、甲午之战中赢过日本人的聂士成，在天津八里台奋勇抗击八国联军。令人遗憾的是，义和团的人在聂士成率军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居然公报私仇，在后方抄了聂士成的家。得到消息的聂士成十分悲伤，但他没有私自下战场去和义和团算账，而是继续领导清军抗击八国联军，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结束后，德军将领命随从拿过一条红毛毯，亲手把聂士成的遗体盖上，然后脱下军帽，命令德军士兵朝天开枪，向聂士成的遗体致哀。联军攻陷了天津，然后迅速向北京推进，去拯救被围攻的使馆。其实北京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并没有陷落的危险，他们虽然只有四百人守卫，但是面对荣禄率领的正规军和义和团组成的数万联军的进攻，一点危险都没有，还在悠闲地看报喝茶。这不太合情理吧？几万人马对几百人而已，如果决心以命换命，搞定人数仅是自己区区百分之一的敌人，那还不是弹指间的事情？不怪你这么想。事情的真相是：荣禄他不想打，而想打的义和团打不了。虽说荣禄一直对慈禧很忠心，譬如“戊戌政变”就坚定地站在了慈禧这一边，但荣禄知道这件事情干不得，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事情，将来不好收场。于是，当慈禧逼他率军攻击大使馆时，荣禄就让装备最差的董福祥的军队去打，出人不出力。不仅如此，本来一点都不好客的荣禄大人突然变成了好客之人，他在战火间隙还给洋人送西瓜、蔬菜、慰问品，就差没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甚至后来，荣禄在使馆力量不支的时候还令人假扮盗匪，接济使馆军火子弹。至于义和团，他们虽然人数众多，有心杀贼，但被荣禄大人的军队隔离在战线之外，他们的任务就是爬到屋顶上扯起嗓子给正规军加油（升屋而号——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但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感谢保护了他们使馆区的好心人荣禄，而是重创其手下军队，几乎搞得他全军覆没。不知道荣禄大人有没有被气得口吐白沫。8月14日，八国联军杀进京城。当日，慈禧携光绪仓皇逃离北京。国都失陷，政府首脑出逃，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仅次于亡国的奇耻大辱。北京城内火光四起，房屋楼宇，顷刻之间化作滚滚浓烟，只留下一片哭声震天。然而，有更大的事件在东北发生：俄国人趁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的空当，在东北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原来，俄国鬼子早就看中了中国的两块地，一块是海兰泡，另一块是江东六十四屯。他们想将两片土地彻底地划拉到自己名下，怎么办呢？把原来的主人一个一个全杀掉，这样的无主土地可不就变成自己的了吗？俄国人计划中的大屠杀从7月16日开始，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的几万中国人或被淹死、或被烧死、或被射死、或被刺死……哀鸿遍野，血流成河。贼抢了东西，怕主人讨还，所以抢完东西后要连主人也一起杀掉，这就是俄国人！这就是20世纪第一年（1900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呈现的景象……逃亡之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得了间歇性失心疯的慈禧太后此时也意识到：义和团不仅灭不了洋人，还连累自己差点被洋人给灭了。但一切都晚了，她只能开始人生中的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年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还是懿贵妃的慈禧随着丈夫逃往承德。不想人生的经历竟有重现的时候，这一次，已是老女人的慈禧带着光绪皇帝、皇亲贵族仓皇逃出了北京城，一路西行，不知何时何地才能驻足！走之前，慈禧终于以她擅长的方式搞定了婆媳关系。在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唯一给予了光绪男人尊严的珍妃，在光绪最为彷徨的时候，给予了他温存与激励的珍妃，被慈禧命人推到水井之中淹死。小姑娘时年25岁。身为一国之君，光绪竟然不能做出任何的反抗，这又是怎样的痛苦，从下面这首诗里，我们或许能够感受到光绪的悲凉：金井一叶坠，凄凉瑶殿旁。残枝未零落，映日有辉光。沟水空流恨，霓裳与断肠。何如泽畔草，犹得宿鸳鸯。光绪悲伤、痛苦，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原因，他忽视了一个机会。其实光绪原本可以趁此良机重掌大权的，但可能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光绪不跟着慈禧逃跑完全可行，他可以藏在宫内或者宫外某隐秘处，等慈禧逃跑后再出来，就能重获自由了。慈禧在情急之下，不可能有精力去寻找光绪，即便慈禧想查，太监宫女跑的跑、逃的逃，她让谁查？光绪只要等慈禧逃出后，出面会见列强，鉴于列强当时恨不能剁了慈禧，他一定能在列强的支持下重掌大权，那么他就活了，中国历史就有可能改写。可惜这一切只是假设。言归正传，慈禧等人一路恓恓惶惶。这时候，有两个人给了慈禧一些感动。第一个人叫王文韶，时任军机大臣。在联军即将攻破北京时，王文韶见机不妙，情势紧急之下什么家人之类的全顾不上了，赶紧跑吧！在逃跑之际，他才想到军机大印还落在军机处呢，没了它，慈禧太后发布的命令恐怕效果不佳啊！此人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军机处，带走大印。逃亡的路上也不敢骑马——骑马目标太明显了，被联军一枪崩了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徒步奔跑，以七十高龄的蹒跚步伐居然硬生生地追上了慈禧的逃亡大部队！抛却忠心不谈，就这等身体素质，他完全可以参加马拉松比赛！第二个人虽然是文职，但本质上还是武将，他叫岑春煊。要说这时候还记得慈禧的武将真的是不多了，除了荣禄大人比较忠心，毛遂自荐留下来打游击殿后外，其他人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但远在天边的甘肃布政使（甘肃省主管民政的副省长）岑春煊在知道慈禧逃亡的消息之后，立刻带着一帮兵丁远道举师勤王，终于在半道赶上了风餐露宿的慈禧一行，随后一直护卫慈禧，自称慈禧老佛爷的“看门恶犬”，并顺道跟李莲英同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两人成了绝对的铁杆。上述两个人给了慈禧继续逃亡的勇气，行行复行行。可惜，逃得太急，银子没有带够，吃的东西更是早就没有了，怎么活下去？这时，躲在一旁观察了慈禧很久的袁世凯出场了。自从得知慈禧出逃后，袁世凯便开始密切注意慈禧的行踪，等待着一个绝佳的表现机会。现在慈禧即将饿死，是时候出手了！该出手时就出手，袁世凯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两银子以及相当够用的日用生活品。后来，袁世凯又陆续给落难的慈禧送了很多财物，袁世凯雪中送炭，直把慈禧感动得躲到一边老泪纵横。袁世凯如此处心积虑，当然是想跟领导修复关系。袁世凯在“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中，两次都违背了同一条官场潜规则：没有跟领导慈禧同心同德。所以袁世凯必须瞅准这个时机，临危救主，扳回印象分！毕竟官场风云变幻莫测，新陈代谢速度很快，要想长盛不衰，就得跟领导搞好关系。慈禧有了吃、有了穿，终于有了心思、有了体力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正式下诏取缔非法组织义和团，并对其实行残酷镇压。第二件事情，决定暂时就蜗居在西安，等哪天洋人不追究她的责任了，再搬回颐和园。想让洋人不追究责任，这很难，慈禧现在是列强钦点的头号战犯，是首恶，估计列强把她煮了吃的心都有！可如何才能不让八国联军追究她的“首恶”责任？慈禧与首席参谋兼贴身侍卫李莲英一起开动脑筋，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把我们中国最好的东西给列强，讨得列强的欢心，争取宽大处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慈禧《罪己诏》）。从这时开始，她割地赔款跟付账埋单一样爽快，说割就割、说赔就赔，你要多少我给多少。因此，这也就有了第三件事情，下令议和。下面就来说一说议和。李鸿章没你想的那么坏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比强国更需要外交，所以慈禧非常需要李鸿章，这也是慈禧信任李鸿章的原因之一。慈禧在黄尘烈风中的西安下达了议和的命令，命令是给李鸿章的。慈禧说：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给予全权，北上负责议和。其实叫命令已经不太合适，应该说是慈禧一连十二封电报的哀求。李鸿章原本不想去，但他又不得不答应慈禧的请求。这是为什么？难道他忘了五年前慈禧让他独自一人承受骂名吗？是的，他忘了，因为他必须忘记。一切都因为他是李鸿章，他必须肩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现在除了他李鸿章还有谁能担此责任？李鸿章知道自己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所以他只能抢着为漫天拉屎的老太后擦屁股。1900年7月，骄阳似火，77岁的李鸿章从广州出发，踏上了“卖国路”或者是“误国路”。故意误国是卖国，无意卖国是误国，两者只是动机问题，结局并无太大区别。李鸿章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家人朋友想安慰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您有什么办法对付洋人？李鸿章叹道：哪有什么办法，只能跟他们死谈，拖延时间，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这个和尚不死，就得去敲钟，至于能不能敲得响，我也不知道。李鸿章先是到达了上海，见到了学生盛宣怀。李鸿章对他说：这次形势太严峻了，和议成，我必死。我死了就要靠你们这些人了！盛宣怀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师，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把自己贪污的银子拿出一部分来支援国家建设……据某些史料反映，之后有两个年轻人求见李鸿章，25岁的黄兴和他未来的老婆徐宗汉。黄兴开门见山：您为什么不帮我们赶走清狗，恢复汉人江山？李鸿章沉默不语，许久才答：一代人做一代的事吧。此前许多人都这样问过李鸿章，但他这种意味深长的回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他做得很好，对内对外无论打谁，都没让宋朝吃亏。可这时，他只听到了一个对方增兵的消息，却立即吓傻了。他脑子里闪出的公式再简单不过，在边境线上辽军以少胜多，他手里已经没什么底牌；现在对方增兵了，他还能怎么办？向东京求援，让赵佶也给他增兵吗？举国精兵都在他的手里，根本无兵可派。那还等什么，马上撤退。他下令前线东、西两路军迅速向后方雄州方向撤退，一定要快，绝不和对方的增援部队接触。但这个命令被西军拒绝。以种师道为首，西军的将领们集体反对。理由并不是虚幻的荣誉感什么的，而是全军覆没的危机。理智告诉他们，在这种局面下，是万万不能撤退的，只要退，一百三十六年前的悲剧就将重演。童贯或许忘了，种师道等职业将军们却清楚地记得，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雍熙北伐，北宋第一良将曹彬在撤退的途中被耶律休哥追击，几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把宋朝的血本都赔了进去。而这是定律，不管时光流转多少年，只要是宋、辽两国交兵，宋军敢在这个地段撤退，结局都是同样的。因为这里是大平原，辽军是骑马的。宋朝的步兵们哪怕先跑两三天，辽军都能轻松地追上去，然后步骑混战，无险可守，任何部队都死定了。理由报上去，童贯却不在意，他严令立即后撤，这时没接战，只要动作快，让辽军追不上不就成了，哪儿来的那么多顾虑？！西军开始后撤，他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尽管辽军火速追击，他们仍然抢先到达了指定地点——雄州城下。安全了，眼前就是东北边境上的重镇，这一道高墙比西北方面的军砦强得太多了，以西军的素质，只要住进去，哪怕来三四倍的敌人，也休想攻进去。可是关键时刻，童贯的命令又到了，他命令西军不许入城，就在城边和追击的辽军决战，把这股敢深入宋境的敌军吃掉。于是，种师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城门，转过身来，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率部杀向蜂拥而至的辽国骑兵……抛开雄州城门，这和在大平原上被辽军追上有什么区别吗？甚至那扇该死的城门还不如没有，有了它，士兵总要忍不住回头看上几眼，总觉得还有退路，没法像在大平原上身处绝境，去拼死决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战，西军不仅被自己的领导给玩残了，甚至还被老天爷暗算。不早不晚的，就在两军相接开始肉搏的时候，突然间天空阴霾，北风骤起，下起了冰雹，而冰雹的大小居然像人的拳头一样……可这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的六月三日好吧，这个时令的河北大地上居然下起了这种规模的冰雹！吹的还是大北风。还有没有天理了，累得半残的西军士兵们要顶着北风，冒着冰雹，仰着脸和骑兵对抗，仗打到这种程度，要是还不败的话，这批宋朝士兵应该走出国门，走出地球，去征服宇宙。他们败了，翻阅史料，这场战斗的结果是——“自雄州之南，莫州之北，塘泊之间，及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死尸枕藉，不可胜纪。”看出名堂了吗？死了很多很多的西军士兵只是明面上的东西，真正有趣的是一连串的地名，雄州之南、莫州之北，雄州之西保州、真定一带，塘泊之间……这么多的城市啊，这么多的城墙，这么多的城门，西军一路转战逃亡，经过了这么多可以躲避的地方，却没有一扇城门是给他们开的！这些城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国家的军队死在外面，全都见死不救。这是出于童贯的命令，还是各个城市的守军都烂掉了，胆小如鼠？千年之后不得而知，能确定的是西军声名扫地。但童贯的声誉仍然坚挺！这是一个惯例了，近二十年以来童贯的声望扶摇直上，从太监学徒到西军头领到总领全国军事长官，一路走得顺畅，表面的原因是西军长胜，真正的内幕却是黑锅换人。有道是“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树立起童贯这面大旗，西军里其他的旗帜一个个地都倒了下去。比如说王厚，比如说种师道。只要打了败仗，责任总是别人的，总是最前线的战地指挥官的。作为总指挥的童贯永远光亮崭新，甚至还带有了一些悲情光环。不听话的下属，无能的下属，真是害死人啊！看到这里，不知大家是不是有些失望，一直以来武装太监显得既有魄力又有人性，是个很发光的形象嘛，怎么可以这样的堕落？对不起，这是真相，要不然他就不叫童贯了，而是童武穆……回到现实，此战过后，西军高层大动荡，名将集体下岗。种师道“天性好杀，助贼为谋”，和诜“不听节制”，侯益“探报不实，妄请兴师”，一片清洗，都到后方反省去。辽国很快发来了战后公文，一想到耶律淳他们会是怎样一副战胜的嘴脸，童贯都有心藏起来，谁也不给看了，却没想到打开一看，里边居然写得非常动情。耶律淳追忆一百多年的情谊，说女真人是叛徒，对本主辽国凶狠，也必然会危害其他邻居，现在宋朝应该做的是帮助有困难的老朋友，“……救灾恤邻，古今通谊，惟大国图之。”大国，辽国终于伏低做小，知道宋朝才是天朝上国了。这很好，但是什么救灾恤邻的，就都算了吧。经过新旧两党互殴几十年之后的宋朝官场，早就没有了半点的雍容君子风度，大家信奉的是忘记永远、只争眼前、趁你病要你命、天塌下来别人顶。只要自己眼前快活就成。于是，童贯决定执行赵佶三点要求中的最后一条——提兵巡边。他觉得辽国人的态度很软，打了胜仗都硬不起来，肯定是内部有问题，宋朝的机会多多，再等等说不定有转机。他料对了。多半个月之后，辽国皇帝耶律淳病死。这位老兄一共只当了三个多月的皇帝，什么享受也没有，很单纯地和宋朝掐了一架，可以说在任内只有责任没有权力，只有忙碌没有休息。看这时的局势，死了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活着的就麻烦了，一大堆的耶律、萧们互相研究了很久，查了N多的族谱，愣是没查到眼前在燕云区域内的辽国人谁有耶律延禧的直系血统。谁来当下一任的辽国皇帝，这是个没解的问题。最后，集汉人宰相李处温、契丹族状元耶律大石的脑袋一起思考，大家想出了个办法，立秦王耶律定。但是，该耶律没在燕云，据说正跟在耶律延禧的身后在夹山的深山老林里逃跑呢，都快退化成原始人了，根本没法到幽州来即位。这也没事，当初立耶律淳的时候就是遥尊耶律延禧当太上皇，现在立个新皇帝，也遥尊一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燕云区域宣布新皇帝就任，至于军国大权……交给耶律淳的太太萧德妃，她成为一代新的萧太后，暂时摄政。消息传来，宋朝举国上下振奋，利好！辽国的事儿大家都知道，耶律、萧之间永远没有真正的和谐，他们就像真实的世俗夫妻一样，总是争夺财产权、支配权、继承权，尤其是衍生到下面的军界、政界里，两百多年里早就形成了两个派系。宋朝决定再等等，一定会有更利好的消息传来的。果然，再小半个月，消息传来了，燕云内乱，萧德妃把汉人宰相李处温全家砍了，理由是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在短短的三个多月里居然搂了……七万贯钱。拜托，想杀人也给个差不多的理由行吗？七万贯就杀宰相，辽国人到底见过钱没有，这放在宋朝简直是天方夜谭。之后，燕云大乱，汉人、奚族、渤海族人人自危，耶律派系的官员们也很不安，这直接导致了萧姓族人更加不安。为了安全，当时萧姓里最有权的大佬萧干率领他的四族联军返回幽州，成了城防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幽州之外，辽军的控制力下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这时，宋朝觉得火候到了，童贯率军第二次攻打燕云。这次出兵是个特例，和以前所有的征战都不一样。以前是纯军事行动，是刺刀见红你死我活的，这一次嘛，其实应该是个政治活动。西军的名将们，除了被贬职的，都被挤到了队伍的最后排，取代他们站在前面的，是一系列帝国的显贵。那些平时离战场越远的，这一次靠得越近。加塞的人是从东京城里跑步冲到国境线上的——蔡京之子蔡攸。这位兄弟是很不起的，按说他是帝国里排名数一数二的权二代，凭着老爹蔡京，他什么不做都能逍遥快活。但他不，不仅自主创业，直接和赵佶搞好关系，在多年以后，还把枪口指向了自家老爸。他一心一意想把蔡京搞下台，自己取而代之。关于他们父子，有个段子很经典。话说蔡京晚年有次正在客厅里和朋友聊天，突然间门帘晃动，蔡攸带着人快步而入。进来后他二话没说，一把抓住了老爹的手腕，说：“大人脉动缓滞，身体不大舒服吧？”没等蔡京回答，他立即起身，说宫里有事，走了。这期间，蔡京很平静，客人很惊讶，他实在搞不懂这对父子在搞什么。蔡京长叹一声，“老友，你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吧，这小子是在咒我得病，好让皇上罢我的官。”果然，不出几天，蔡京致仕。这件事记于正史，在蔡攸的列传里，看来是真的，或者是王安石之子王雱的翻版，还真是不好说。但小蔡的能量和胆子可见一斑，这时他坐在开封城里，触角伸到了国门之外，对燕云地区发生的事了如指掌。据他分析，这次辽国内乱，燕云动荡，西军再打一次肯定成功。成功……神宗皇帝曾经许诺，“复燕云者王”，那可是王爵！而且徽宗郑重重复过，绝不食言。为了王爵，一定要抢到这个好差使。蔡攸主动要求上前线，哪怕军职没有缺了，可以给他个监军做嘛。至于监军自古以来多是太监做的，而且这次是给太监做监军，简直是太监里的太监，这些就无关紧要了。蔡攸出征，赵佶亲自送行。在隆重热烈的场面里，诞生了帝国有史以来最荒唐的一幕。只见皇帝高高在上，身边美女如云，蔡攸突然指着其中的两个说：“如臣得胜还朝，您把这两个美人赐给臣吧。”……这是怎样的无礼放肆！在封建礼仪达到顶峰的宋朝居然出现了这一幕，真是震掉了孔夫子的下巴。君如父，那么君的女人就是妈，蔡攸居然当众调戏两个妈。史书没有记载当时在场的大臣们啥反应，所以不能乱讲，值得玩味的是赵佶本人的反应，面对空前的无礼，他只是笑了笑，就没了下文。居然是一笑了之。之后，蔡攸快马加鞭奔向边境，去抢童贯的军功章。可到了之后才发现，想抢的是大有人在啊，连一向沉稳老练一动不动的人都忍不住伸出了手。刘延庆。这位党项族高官是西军当时的二号人物，权位仅在童贯之下。一直以来，他所做的事就是端坐在大后方的中军帐里，通过通讯员和前线交流，干的是遥控指挥的高端技术。可这时不行了，眼看着辽国一碰就倒，功名利禄近在眼前，再无动于衷，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他要求冲到最前沿，由他带兵冲进燕京城！童贯同意了，同时大造舆论，向燕云敌占区宣传宋朝的进攻决心、利民事项以及投降后的光明前景。他坚信这次肯定有作用，不为别的，之前亲情没法感化的，现在危机临头，只要没傻透的肯定知道好歹。事实证明他想对了，这次的招降信发出去之后，简直是从者如云。燕云十六州里的易州、涿州主动投降。易州守将高凤、涿州守将郭药师主动向宋朝投降。高凤也就算了，郭药师却非同小可，前面提过，他是渤海人，他手下的军队是由辽国最北部的居民组成，这些人在女真人进攻时最先失去了家园，满腹怨恨，耶律延禧看中了这点，给他们取名叫“怨军”。怨军被女真人轻易击败，但在辽军中仍然是首屈一指的战力，郭药师以一个边缘族郡的外人，只凭着这股近八千人的军力，就做到了燕云十六州之中的一州之主，其影响可想而知。现在他主动投过来了，宋军上下顿时一片舒爽，辽国完了，这下子铁定完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宋军才下令出征。西军集结了十万人，刘延庆亲自上阵，郭药师的怨军作为向导，他们兴冲冲地上路，杀向了幽州城。这次出征没人再紧张了，简直是像郊游一样，不分前军，没有殿后，中军是肯定有的，但一般人找不着，十万人拥在一起上路，成一个大扇面前进，谁知道大首领在哪儿？这种局面让一些人心里没底，有人忍不住提醒了刘延庆一下，说这样会被偷袭的，不管怎样辽军仍然很能打。结果，不仅刘延庆冷笑，连郭药师都不屑一顾。你们实在太不了解情况了，辽军现在都缩在幽州城里，搞治安都来不及，拿什么来偷袭？谁敢偷袭？！尽管放心大胆地前进，只要看到了幽州城，就是成功的时候。结果，他们走到了良乡（今属北京）附近，后来据有些人说，真的隐约看到了幽州城，不过却没见着成功长啥样，倒真的被偷袭了。萧干真的离开了幽州城，在路上截着宋军，干了一票狠的。战况有点乱，把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说实话，场面真是很丢脸，但是损失不大。西军再惨也有个底线，就像群殴一样，把萧干打出去了。战后盘点，真正的损失在刘延庆的心里。这位二当家下令停止前进，就地扎寨，往严实里扎，往结实里扎，一定要稳！他不走了，他要好好地观察，搞清楚辽国人到底现状怎样。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来的，摘桃子捡现成，要是桃子还没熟，他凑上去有什么意思？郁闷中，郭药师悄悄地接近了他，向他郑重地恭喜，“恭喜大帅，贺喜大帅，您的富贵到了。”“你说啥？”刘延庆很不解，这个郭药师不是成心来撮火的吧。却见小郭同志很诚恳，他说：“幽州城里兵力有限，现在萧干亲自出征，带来至少一万人，这样城里已经空了。现在由您坐镇西军，把萧干拴在这里，我带怨军抄小路绕过战区，直接攻打幽州城门。以怨军的实力一定可以破门而入，到时只要您再派一个可靠的人接应一下，一定可以攻下幽州城。那时里外结合，全歼萧干所部，燕云其他州城群龙无首。必定不战而降。”不世战功，唾手可得！兴奋……刘延庆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云端，这样也行？萧干偷袭居然偷出了刘氏的天大机遇。这样的话，派谁去接应呢？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亲爱的儿子刘光世。刘衙内这时已经升官了，平定方腊之后，他升到了观察使、鄜延路兵马钤辖，是宋军里的高级武官。这次如果再率先攻入燕云首府，这样的功劳足以让他名垂青史，平步青云。很好，就这么定了。为了必胜，刘延庆把自己手边所有的底牌都打了出去，大将高世宣，万人敌杨可世都派给了郭药师，率领六千名怨军乘夜出发，绕小路过卢沟桥，夜袭幽州城。一夜行军，晨光熹微时他们抵达幽州的迎春门。事实证明，这真的出乎辽人意料，他们想不到宋军刚刚失败就敢于大范围穿插，躲过了萧干的部队，突然间出现在幽州城门外。一来出敌意外，二来怨军生猛，三来幽州的城防在郭药师的眼里没有秘密，他们快速发动进攻，没等辽军集结就攻克了迎春门，杀进了幽州城里。这是近两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汉人的军队攻进了幽州城里！幽州繁华，街埠林立，道路宽广，平时利于通商，利于流通，这时就利于怨军的进攻。郭药师等人迅速占领城内各处关键点，直逼萧太后的行宫。这时的局面，只要抓到了这个女人，就等同于攻克辽人的心理防线。幽州，乃至于燕云十六州都将随之落进汉人的手里。问题集中在一个女人的身上，事儿就好办了。郭药师们想了想，做出了个最合理的组合动作。他们一边攻打幽州城里的关键地段，一边写了封信给萧太后。之所以写信，是因为有个前因。在郭药师投降之后，萧太后也曾经投降过，她派人送来了非常专业的投降书，说只要宋朝承认辽国在燕云地区的主导地位，那么从此当宋朝的属国也可以。翻从前的文件，这是童贯第一次攻打燕云时，赵佶给出的第二点要求。童贯曾经发给过耶律淳，可惜被拒绝了。这时旧事重提，萧太后希望仍然有效。有效才怪，事实上双方这时都变了。童贯在落井下石，想的是斩草除根，把辽人都砍倒。萧太后更绝，她的投降书其实是一式两份，宋朝和金国每一方都送到了，在玩一仆二主。她想的无非是拖延些时间。但在宋朝人的心里，代表她怕了，这一点反映在战争里，就是可乘之机。想想这样一个胆怯的女人，发现敌人已经攻到了眼皮底下，只差一层内城墙就砍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那个讨厌的凯特，但是不是，这是吉尔。那么，到底是什么？我意识到我刚才真是笨。“对不起，是考试，是不是？考得好？”擤鼻子。擤鼻子。“是的，我确定。我准备得那么辛苦，小姨，我准备了。”“那就过来和我说说吧。”我心里没准备让她立刻就来，但口里却那么邀请了。她大喊：“耶，谢谢你，我下午就来，不过得迟点到，因为轮到我给邻居喂那几只猫了，她不在家，而妈妈去医院看贾斯珀了，他踢球的时候弄断了踝骨。”我让自己坐下来思考。我记得，吉尔向来不以成绩好著称。她痛恨考试，经常不及格。如今她考得好。她努力备考：为了简姨。她下定了决心要以好成绩通过：为了简姨。全家上下都参与了。有欢呼，有揶揄，幸福快乐的一家人。但是简姨说：“什么不错？”她来了，兴高采烈，容光焕发。她亲了我，不由自主地，然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和我说说吧。”“我知道自己考得好。成绩还要好几周才会出来，但是我就是知道。”她叽叽喳喳地讲着，向我描绘了这些日子的情形，吉尔五点起床复习备考，整晚地复习备考，最后就是大奖了：在《莉莉丝》和简姨一起工作。“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她问道，我意识到她指望我回答，譬如，“下周一”。我心中一惊，一时无语。好长一会儿。我想到了很多。她正期待着搬到这里来，和我一起过，开始在《莉莉丝》工作——期待着自己成人生活的开始。而我坐在那儿，看着——我自己，她那个年龄时的我。满满的欢乐，自信，兴致。吉尔，她没什么雄心壮志。只是想到能够把事情做好，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她就满心激动了。她摆脱了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照顾周到的家庭生活可打击人了：“可怜的吉尔，她考试可差劲了，可怜的吉尔，她可做不了学问。”她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她迫不及待地要施展拳脚。她现在还不清楚自己能不能做事。她只知道自己等不及要开始。突然，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有真正消化这件事：吉尔，乔姬姐姐的孩子，要参与我的生活，要接手我的生活——我突然地、清楚地、彻底地明白过来，这是多么正确、多么恰当、多么合适，我放声大笑，坐在那儿哈哈笑着，停不下来，而可怜的吉尔坐在那儿，喜悦渐渐褪去，眼里涌起泪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大家？”她倒抽着气，“为什么，我们做什么了？你觉得我们都糟糕，觉得我差劲，哦，我知道！”“不，你不知道，”我说，“我在笑自己呢。是你城外的家人觉得我差劲，而吉尔，你知道吗，此刻我觉得他们没说错。”我望着她的脸，刚才情绪低落、一片惨白、皱成一团的脸慢慢又有了神采和自信；没一会儿，她就微笑起来。她循循善诱：“哎呀，简姨，你对我的认识不正确。我从来不大吵大闹，不摔门，不赌气，不把东西乱放，不指望人家伺候我……”我捉弄她：“这种话，由你妈妈的女儿说出来，谁信。”“我不是凯特。而且我一直在和妈妈说，为什么总是我们想怎么样你就让我们怎么样？你为什么随人踩？”“她给了个像样的回答吗？”她哈哈大笑。我哈哈大笑。“要想讨好我，你可以从不坚持喊我简姨或者小姨开始。”“没问题，简娜，就听你的。”“如果我姐姐的女儿允许自己称呼我简娜，那……”“哦，小姨，哦，简娜，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还讨论来着……”“你们讨论了？不错的家庭讨论会？”“当然了。你肯定不会以为大家不谈论你吧？哎呀，你一直算得上是个焦点——呃，所有事情的焦点。家里因为你而产生分歧出现派系呢。”“是吗？”“是啊，而要我看，这事的起源，一定要倒回去到你和妈妈都还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由于我们现在的行为，比如说十年以后吧，我们之间肯定要起矛盾。尤其是凯特和我。将来我们要肯见面就好了呢。她实在是烦人。”“那么，要是记得我们十几岁的时候都为什么吵架，这对你妈和我会有帮助？”“你们吵些什么？妈妈说你们从没吵过架。”“胡说八道啊。她把我整得够惨。你知道，那会儿是战争时期。所有东西都短缺。她偷偷拿走我那份口粮。我还得捡她的旧衣服穿。”“啊。”小心理学家回答。我告诉吉尔她自然是没法马上开始工作。她得等到有空缺，而且若是求职的人里有条件比她好的，她就得不到那个工作。“我不搞裙带关系。”我说。“我倒是希望你稍微搞一搞。”她诙谐地说，我知道将来她会用这种口吻来“对付”我。她离开以后，我瘫坐下来。我已经认了，这件事已是既成事实，是铁定要发生的事了。等吉尔搬进来，我就得和别人分享生活。美妙的独居生活就此结束。啊，啊，啊，我受不了，受不了。哦，我多么喜欢独自一人，多么喜欢独处的快乐……我和办公室的人说我要再休两周假。菲丽丝的表情。她嘟哝：“新主编来的时候你会在吗？”“我从现在开始休两周。他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她那表情的意思是，我搞不懂你。我做给她的表情意思是，我懂我自己，这就够了。乐事我早早醒来，太阳还没升起，灰色的天上，金色和粉色的小朵云彩等着阳光的沐浴。初夏，一个真正的夏日。我躺在床上，看着，听着，鸟儿们歌唱，奶瓶叮当响。我感受着自己强壮的身体，那里面充满健康和活力，那身体展开，伸着懒腰，把自己叫醒，然后我跳下床，记挂着《仁慈的女士》。我写啊写啊，乔伊丝打来电话，她正要上床。友好地互损。我说，外甥女吉尔要来接手我的生活了。她回答：“好极了，现在你真的是要有个负担了。含苞待放的年轻灵魂，要是走上歧途，那可是你的错。”“你的看法，不是我的。”“哦，也是你的，你不过是还没意识到罢了，这个游戏你赢不了的。不，不，简娜，歉疚是你的命运。”“不是你的？”“我解放啦。顺便问一句，把我那两个制造歉疚感的家伙接管了吧，怎么样？就我而言那是越早脱手越好。”“不，你知道，我对爱一无所知。你那两个由爱浇灌长大的子女就留给你啦，乔伊丝。”“我得说，这是你能想出的最巧妙的托词了。”“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把外甥女吉尔接来，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没有私人生活了，至于情人，想都不要想。”“你认为我想要一个。”“你当然想要了。至少潜意识里是想要的。要一个是你的权利。鱼水之欢是我们的权利。你肯定知道的吧？”“但是我以前有过了啊。”“不，你有权一直享有。直到九十岁。”“随你说吧，乔伊丝。你的鱼水之欢如何？”“我在努力中。”然后我洗了个澡，很快就洗好了。我可爱、耗时的泡澡活动哪里去了，我的香薰、我的精油、我的香精哪里去了？我没有时间，就是这样。九点时我已经下了楼走在大街上，信步闲逛，以我的方式享受生活。哦，这个城市真是好脾气，多么讨喜，多么友好！太阳忽明忽暗，白云飞速移动，一会儿遮住阳光，一会儿又容它露面。温暖宜人。我走进那家既是精品店又是咖啡屋，还卖健康食品的小店，店里没客人，于是玛丽·帕金离开她的柜台坐到我身边，给我讲那篇长篇连载故事的最新一集，讲她和邻居之间的战争，那个坏女人待她的猫可不好了，她看不下去。我享用了健康、醇厚、美味的全麦蛋糕。然后我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在报刊店里，我旁边有一个帅气的年轻工人在打趣柜台后那两位体面的中年妇女，因为她们卖的一本杂志给一个想重得丈夫青睐的年轻妻子提了个建议，让她把阴毛修剪成心形。他昨天给太太买了这本杂志，结果他们大笑了一场，而现在，他说，他实在是忍不住，要和玛奇和琼分享这个笑话。“啊，谁知道呢，”他说，“我们觉得有必要指出，毕竟，你也许没注意到，但你总不想任阴毛疯长而不加修剪吧，是不是？”“我觉得最近没什么机会注意到我的阴毛啊，”玛奇说，然后问琼，“你呢，亲爱的？”“我的阴毛大不如从前啦。”琼一边回答，一边把《太阳报》和《每日镜报》递给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听到了这番对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莫迪或者伊莉莎·贝茨在，肯定也是这个反应）。“要是我没结婚，”小伙子说，“我还会考虑帮帮忙，不过既然我已经……呃，谢啦，帮我们留着《家居和花园》，莉莉说她既然没有钱重新再搞一次装修，就想至少读读这方面的东西吧。”他说着就走了。两个女人互相看看，一起笑了，那笑声的意思是，过去的好时光啊。然后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正在翻包找零钱。她们耐心地等着，知道她听了刚才的那番对话，心里不舒服，然后她们问候了她的丈夫。她和我同时踏上人行道。她那双震惊的眼睛直视我，悄声问：“你有没有听到？”我换了角色，回答：“不成体统。”我心里想着伊莉莎说到广播、电视、报纸上的东西时那种由衷的痛苦，她不解，大家都怎么了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这个样子？但是琼和玛奇不年轻，这就是她为什么难受。我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轻声嘟哝着，慢慢地恢复平静。现在去坐公交。这个时间上班族都已经退出这片区域了，公交车上满是女人，简直是女人的共济会，她们身上堆了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挎着购物篮，放松地坐在那儿，享受着舒服的安坐和美好的天气。早上十点半的公交车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和上班高峰时间的公交车毫无共同之处。是这些女人使一切正常运转，我们参与的大事是由她们做的那些繁杂琐事支撑起来的，这些事儿如此微不足道，一天结束，问她们都做了些什么，她们可能——也的确经常——这样回答，哦，没做什么啊。她们要去三段车程[14]以外的一家店，买毛线回来给孙子孙女织毛衣，或者买扣子来配一条连衣裙或是短裙，再要么是去买一卷白棉布，这个东西手头总该备着点。她们要去超市，或者去交电费，或者去领养老金。家务女工们这时去为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科尔斯太太、布伦特太太、霍奇斯先生等人取处方药。有些要去文具店买生日卡片，美国的伯蒂伯伯要过六十四岁生日了，家里人分别都要给他寄一张生日卡。她要寄包裹给移民去开普敦的侄女一家，因为侄女说要一种背心，这种背心好像在南非买不到。或者是寄一包自制饼干给威尔士的表亲。有的要去牛津街，这是一周或者一月一次的远足活动，是她的假日，一种休息方式。她们会花好几个小时试衣服，并且擦亮了眼睛留意有没有适合母亲、女儿、丈夫、儿子穿的衣服。在店里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她们回家，战利品是一条衬裙，两双尼龙袜，一个小钱包。这些都能在附近的商业街上买到，但那就没什么乐趣了。晚些时候，她们要去探望行动不便的亲戚，带去各种他们特别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牙粉，或者某个专门牌子的润喉糖；她们会去医院，陪奶奶、外婆坐上好几个小时；她们去串门，和女儿一起喝茶，或者带孙儿去公园。这些女人，她们整天就在忙这些事，事情做得得心应手，也就心平气和，宽厚温润。善意溢出来，洒在公交车里，于是大家互相点头微笑，聊着天气——换句话说，互相安慰或者互相打气——窗外人行道上发生的事，她们一眼瞥到，会就题发挥，诙谐地评点生活。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我用大把的时间研究着一把小椅子，十八世纪初期，木材如丝缎般光滑，它的一生、它经历过的时光给人的感觉是那么广博，包容一切，就像听莫迪说话，或是伊莉莎。它本身就是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矜持端庄地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看够了，就去了一家餐馆，餐馆里有一位绅士，就是这个词，举止优雅，言语幽默。和我一样，他也愿意吃饭的时候友好地闲聊几句，于是我们坐在一桌，聊聊生活和时代，点到为止。真愉快。出了门，分道扬镳，我这次是坐在公交车上层，因为已经是下午，不再是女人们的时间了。我听着售票员和一名乘客抬杠，伦敦风格，冷嘲热讽，透着一股子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商业街上，我坐在咖啡馆里，以前偶尔我能挤出半个小时，就会在这里和薇拉一起吃午餐，但是现在我一坐就是一个小时左右，听邻桌两个失业青年谈天。一黑，一白。年轻人。打发时间，和我一样。我对自己说，这是出悲剧，你应该感到难过才是，但是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悲戚，有的是平和。是的，的确不能算是快乐，但绝没有绝望。他们开着玩笑，计划着上电影院去。我下决心不要难过，今天，如此完美的一天，不要难过。我和他们稍稍聊了聊，但我是那种不在他们经验范围内的人啦，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看来，我很可能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他们态度很好，不过不准备和我推心置腹。他们离开时说：“那谢谢啦，再见。保重。”我去看莫迪，唉，不好，这是一天里糟糕的那个部分。莫迪病得那么重——但算啦。我离开她以后，去了戈尔德斯公园散步，身边有鹿、孔雀和山羊走来走去，我坐在公园的小露台上喝咖啡，周围是一群头脑精明、生活舒适、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们一整个夏天都坐在那里，晒得黑亮黑亮的；露台上还有不少带着小孩的母亲。连绵的绿地上，一张张躺椅就像风帆，彩色的风帆，一望无际的蓝天，万里无云，人们三三两两，沐浴在阳光下。我踏着暮色回到家里，很迟了，已经过了九点，现在我坐在这里，坐在桌边，是记日记的时间啦。我努力把这一天描绘出来，这美好的一天，这样它就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去不复返了。它太宝贵，太稀有了。哦，我知道如何珍惜它，如此美妙的一天，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要多少时间就有多少时间——但仅此一天，没有我非做不可的事，没有我非见不可的人，除了莫迪，唉，可怜的莫迪，但是我今天不想她的事，明天再说。在伦敦的一天，伦敦这个大戏院，可爱的伦敦，它的特色是诙谐俏皮，轻松愉快，外加亲切善良。一整天都归我自己，就我一人。如此享受，堪称完美。两周过完了。那天是最好的一天，因为阳光特别明媚，不过每一天我都喜欢，一共十五天，漫漫长日，慵懒悠闲——除了去看莫迪的时候。我又开始帮她干这干那了。夏日已接近尾声。我一直在工作，工作，我工作得多卖力，我也多么喜欢能够工作——而当我不再做全职，不再需要工作得如此辛苦的时候，我该有多欢喜。快了，快了。吉尔住进我的公寓了，我的家，她住在我的“书房”里，那间房挺好，不是很大，但是她几乎没多少时间在房里。她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就像我过去一样。她喜欢上了菲丽丝，菲丽丝也对她有好感。她俩一起工作，吉尔充分吸收、消化一切。她同我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同我以前对菲丽丝的看法不一样。菲丽丝变了，她的棱角都没了。她对吉尔很好，善解人意，慷慨大方。新主编。我没投票给他，他是理事会选出来的。我和菲丽丝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人会是个甩手掌柜，游手好闲，什么事都不做，实际上社里上上下下都一眼就明白了。菲丽丝觉得事情太不公平了，气得要死：她太年轻了，不能当主编，当然了，没人推选她当主编，因此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她的确能胜任那份工作。这下可好，她得通过他工作。我没法对她说，亲爱的姑娘，不要往心里去，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难过和烦躁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旁敲侧击的指导。我所做的，是说了好多以前我和乔伊丝一起工作时的事，什么都管，所谓的主编只不过是随着我们的音乐跳舞吧。菲丽丝听着，脸上隐隐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听得津津有味，眼里满是讥讽。吉尔现在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是她如此专注地观察着菲丽丝，她很快就会懂的。我一次都没有贬过可怜的查理。我现在在“带”查理，这段时间一结束他将顶替我的位置。他人挺好，我喜欢他。六十年代的产物。一帮马虎散漫的家伙，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太舒适轻松。随和，头发渐白，稍微胖了点，几乎让你觉得他的翻领上该有食物留下的污渍。他心不在焉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退一步说，如果做不到第一点，那就在华元回来并杀死荡泽之后，自囚于官府，请求宽大处理；三、如果上述两点都做不到，那也没有必要举家迁到睢水之滨，直接造反得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句话：逃避不是办法。再说句题外话，读史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读后人对历史的评价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因为中国人的智慧和狡黠，全写在那些竖排的文字里了。鱼石等人既然逃到了楚国，华元就放手重振朝纲，立公子成（宋平公）为君，并任命向戌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几个人齐心协力，渐渐将宋国的局势稳定下来。与楚国签订和平条约，得到了楚国割让的汝阴土地和许国的旧地之后，郑国人一下子忘乎所以，自信心膨胀起来。公元前575年夏天，郑成公派公子喜带兵入侵宋国，结果在汋陂（yuēbeī，宋国地名）被宋国大夫将鉏、乐惧打败。宋国人显然小瞧了郑国军队的战斗力，一战得胜之后，便松懈下来不加戒备。公子喜抓住这个机会，将部队偷偷转移到汋陵（宋国地名），打了宋军一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还俘虏了将鉏和乐惧。在这种情况下，晋厉公再也不能安之若素了，他命令栾书召集众卿开会，讨论应对之策。在这次会议上，士燮说：“如果按照我的意愿，巴不得诸侯全部背叛晋国才好，晋国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晋国的忧患还不小。”咦？士燮这话是什么意思，他想造反了不成？当然不是，他的意思是，晋国这些年来政局动荡，国君还不知道自我反省；如果只有一个郑国背叛，不足以让国君清醒过来；最好是诸侯全部背叛，这样他才会明白形势的严重，检讨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很糟糕。这样的话，晋国才有可能励精图治，重振霸主的雄风。晋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士燮如此悲观？说起来还是与“三郤”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76年冬天，“三郤”因为与大夫伯宗有过节，便在晋厉公面前说伯宗的坏话，唆使晋厉公杀死了伯宗和他的亲信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亡到楚国，受到楚共王的重用，担任了楚国的大宰。伯宗是深受晋景公信任的老臣，历来以聪明睿智而著称。晋景公在世时，每遇大事，必与伯宗商议，听取他的意见。伯宗也时常以此为荣，颇为沾沾自喜。有一次，伯宗上朝之后，面带喜色回家。他老婆一边帮他脱衣服，一边问道：“您满面春风，貌似有喜事，何不说来听听？”伯宗喜滋滋地回答说：“我在朝中发表言论，诸位大夫都说我机智善辩，很像先朝太傅阳处父啊。”他老婆停了手边的事情，正色道：“阳处父华而不实，直言不讳，因此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您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伯宗很不以为然，说：“改天我请几位大夫来家里喝酒，你在一旁听听再说。”后来果然找了个机会，请几位大夫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吹牛。酒宴散后，他老婆评论说：“那几位的见识确实比您差远了。但是，人是不会长期容忍别人的才智在自己之上，这样下去，祸患迟早会降临到您头上啊！”劝他在朝中少发表意见，不要因为能言善辩而得罪人。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伯宗是个智商很高，而情商平平的人。但不管怎么说，伯宗并没有犯下什么过失，而且曾经给晋国作出很大的贡献。晋厉公仅凭“三郤”的一面之辞，就将这样一位老臣判以死罪，在朝廷上下都引起了反感。韩厥就曾经说：“郤氏恐怕也有难了！善良的人，是天地的纲纪，而郤氏屡屡陷害善人。郤氏不亡，天理难容！”当时在国务会议上，士燮放了第一炮之后，郤锜和郤至的脸色就很难看，群臣也议论纷纷。士燮干脆接着放炮：“我听说做国君的，用刑罚来整饬百姓，国内安定了，才对外显示武力。现在的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晋国的司寇对平民百姓用刑太多太滥，对贵族大臣却秋毫无犯。国内该用刑的都不用，凭什么用刑罚去惩罚郑国呢？人民对我们的内政有怨言，自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获得胜利，也是侥幸。抱着侥幸的心理来管理国家，必有内忧，内忧比外患还严重，那才是真正的灾难。何不暂且放过郑国和楚国，让他们作为使我们时时保持警惕的外患呢？”大家听了士燮这番话，面面相觑。士燮继续说：“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对郑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有胜算。没错，我们很有可能打赢这一场仗。可是接下来呢？我们的君主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放松文化教育，加重百姓的税收，用来提高宠臣的待遇，赐田地给喜欢的女人。诸位，请用你们的脑子想一想，土地是有限的，如果不夺取你们的土地，又用什么来赏赐那班人呢？到了那时，你们当中有几个人会甘心被剥夺土地？有几个人不会参与作乱？所以我说，此战不胜，那是晋国的福分；此战获胜，将会扰乱晋国土地的正常权属关系，最终会害了你们！”栾书说：“您的话，让人感到震撼。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晋国在我们这些人手上失去诸侯的拥戴，一定要讨伐郑国！”于是在会上安排出征的有关事宜。从当时晋国四军的领导人名单可以看出“三郤”势力之强大：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士燮；上军元帅郤锜，上军副帅荀偃；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郤犨，新军副帅郤至。“三郤”全部列入八卿，郤氏家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决定出兵之后，晋国派出使者，前往各盟国请求派兵助战。晋国四军基本上全体出动，只留荀罃带下军的部分人马留守国内。郑国人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使者前往郢都报信。楚共王亲自带领军队救援郑国，摆开了一个左中右三军的阵势，分别是：司马公子侧带领的中军，令尹公子婴齐带领的左军，右尹公子壬夫带领的右军。大军经过申县的时候，公子侧抽空拜访了在家养老的申叔时，向他请教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挠挠头，说：“我这老头子哪懂得什么战争哦！您一定要我说，那我就说两句。我听说，坚持高尚的品德、公正的刑法、端正事神的态度、正义的出师理由、合适的礼节和诚实守信六个原则，是战争之所以获胜的基本前提。现在楚国不修内政，对外断绝友好的关系，背弃与晋国的和平盟约，只图一时之快，不顾人民的死活，又赶着正当春耕农忙季节出兵，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信用，进退维谷，都担心这次战争的结局，谁还会为楚国拼死作战啊？请您多加小心，说句不中听的话，我怕是再也见不到您啦！”不只是申叔时看出楚军此行不利，就连郑国派到楚国去搬救兵的使者姚句耳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他先于楚军回到郑国，对公子騑汇报说：“楚军行动倒是很迅速，只不过经过险要地段的时候，队伍散乱，一点也不整齐，此乃准备不足、斗志不昂扬的征兆，恐怕楚国这次是靠不住了。”【第三次晋楚大战：鄢陵之战】公元前575年五月，晋楚两国大军一支南下，一支北上，朝着对方逼近，大战即将爆发。晋军渡过黄河之后，驻扎在黄河边休整。听到楚军将至的消息，士燮再一次向栾书建议避而不战，在他看来，晋国已经衰落，当务之急是整饬内政，励精图治，而不是跑到国外去争夺霸权。“领袖群伦的事，已经不是我们晋国能够做到的了，为什么不将它交给更有能力的国家去做呢？以我们的现状，能够做到君臣和睦，不出乱子，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有精力去管天下的大事？”栾书懒得跟他嚼舌头，简单地回答：“不可。”便闭目养神不再搭理他了。五月底，两军在鄢陵（地名）相遇。士燮仍然坚持自己观点，建议与楚国人谈判，化干戈为玉帛。“现在收兵还来得及，我士燮愿意作为使者前去与楚国人谈判。”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士燮这样说。“笑话！”郤至跳起来，指着士燮的鼻子骂道，“临阵退缩，完全是懦夫所为！当年韩原之战，先君惠公被秦国人俘虏；邲之战，三军败逃，溃不成军；箕之战，主帅先轸战死。这是晋军的三大耻辱，至今不能忘怀。现在我们不去洗刷耻辱，反而逃避战争，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我是不是懦夫，世人自有公论，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士燮冷冷地说，“洗刷耻辱有很多种方式。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是最愚蠢的方式。晋军的三大耻辱，每一次都不是因为缺乏勇气，恰恰是因为滥用了勇气才会如此。我们现在不顾内部的动乱而去争夺外部的霸权，分明是有勇无谋，难道是想再加上一笔耻辱吗？”辩论的结果，主战派占了绝对的上风。五月三十日这天，历史上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了。天刚蒙蒙亮，楚军率先发动进攻。楚国人用的还是当年邲之战中孙叔敖的战术，全军出动，快速逼进晋军大营，意在不给晋军出营布阵的机会，获得战场上的主动权。那个年代，战车仍然是各国军队的主力。而大规模的战车运动，没有布阵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无法发挥战车的威力，反而容易造成自身的混乱，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楚军的战术，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晋军的混乱。士燮的儿子士匄（gài）当时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见到此情此景，连忙向晋厉公建议：“请下令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这样便可以在军营中布阵。上天眷顾楚国也眷顾晋国，不会厚此薄彼，我们不用怕他们！”士燮勃然大怒，随手抄起一支长戈将他赶出去，骂道：“国家兴亡有道，只有天知道，哪里轮得到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娃娃来说三道四！”士匄的意见，不失为可行。士燮反应过激，却是另一种保护儿子的持重之举——军国无小事，献计须谨慎。献得不好，损兵折将，责任重大；献得好了，功高盖主，领导把你恨得片片儿飞，更不是闹着玩的。士匄年纪轻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必在这个时候发表意见，去蹚这趟浑水呢？栾书看在眼里，微微一笑，说：“填井夷灶，自然是好计。只不过据我观察，楚军行为轻佻，傲气十足，我们可以坚壁固垒，严加防范，只要我军不自乱阵脚，三日之内，楚军必定气衰而退。到那时，我军再主动出击，从背后掩杀，必能大获全胜。”“我不同意！”栾书话音刚落，郤至就站起来说，“别看楚军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其实有六处硬伤。第一，公子侧和公子婴齐素有仇隙，互相不团结，为兵家之大忌；第二，楚王的亲兵均为世家子弟，一味强调血统，从不对外招收优秀人才，固步自封；第三，郑军跟随楚军作战，阵容不整，似有怯意；第四，楚国军中的蛮族部队更是胡乱布阵，全无章法；第五，今天是晦日（月终为晦日，古人迷信，认为晦日不宜摆兵布阵），楚军今天布阵，是为不祥；第六，已经布好阵的士兵懒懒散散，吵吵嚷嚷，完全没把我军放在眼里。就凭这六点，我军完全可以主动出击，速战速决地打败楚军，哪里还需要等三天？”郤至的分析有道理吗？当然有。而且不难看出，他是经过了深入的调查才敢这样说的，很具有说服力。晋厉公考虑再三，采纳了郤至的意见，同时也采纳了士匄的意见，命令全军饱餐一顿，然后填井夷灶，准备与楚军决一死战。栾书冷冷地看了郤至一眼，目中闪过一丝凶光。晋厉公登上楼车，遥望楚军行动。栾书命令大夫苗贲皇跟随晋厉公登车，为其提供参谋意见。苗贲皇是楚国原令尹斗越椒的儿子，自幼生长在楚国的军事贵族之家，深知楚军底细。“那里，”他用手一指，“那里就是楚王所在的位置，由王卒护卫，是楚军的中枢。”晋厉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发现那一处兵将的旌旗装束均与众不同，传令兵乘坐着轻车进进出出，正将楚王的军令发送至各部。“楚军精锐，尽在王卒。请派部队吸引王卒的注意力，引诱其分兵追击，再集中力量打败其左右两翼，最后四军一起发动，围歼其王卒，必定获胜！”苗贲皇又建议道。“哦？”晋厉公觉得此计甚好，但又不太放心，于是将随军的占卜师找来，令其就苗贲皇的计策算一卦。结果得到一个“复”卦，爻辞为：“南国戚，射其元王，中厥目。”爻辞晦涩，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南国的国土将要缩小，射其君王，中伤他的眼睛。”“恭喜主公！”占卜师大声道，“此乃大吉之卦，敌人国土缩小，君王受伤，此时不战，更待何时？”无独有偶，晋厉公这边利用楚国人来分析楚军的行动，楚共王那边也在利用晋国人分析晋军的阵势，那个人便是大宰伯州犁，也就是前面说到过的晋国大夫伯宗的儿子。“晋国的兵车向左右两边驰骋，是怎么回事？”“那是在召集各队指挥官。”伯州犁回答。“哦，那现在他们都跑到中军去了。”“那是开会商议对策呢。”“帐幕张开了，是干啥？”“那是在先君的牌位前诚心占卜，看谁适合担任国君的戎车车夫和戎右护卫。”“现在又闭上了。”“那是将要发布命令了。”“吵吵嚷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么回事？”伯州犁仔细看了一会儿，说：“晋军准备填塞水井，夷平军灶，进行布阵啦！”“啊！他们都登上兵车了，但是左右的甲士又手持兵器下车，是想干什么？”“听指挥官发表战前演讲。”“那他们是准备作战吗？”“现在还说不准。”“我看见他们又上了战车，但是将帅和左右又下来了。”“哦，那是在做战前的祷告。”伯州犁说着，用手指着晋军，“那里，那里就是晋侯的公卒，是晋军的精锐部队，请大王特别留心。”正在此时，听到晋营中一通鼓响，营门大开，晋军战车在前，步卒在后，排成整齐的队形鱼贯而出。楚共王连忙命令：“擂鼓，前进，今日一战，各军只许向前，不许退后！”当时的情况，楚共王的戎车驾驶员是彭名，戎右护卫是潘党；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是石首，戎右护卫是唐苟；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是郤至的弟弟郤毅，戎右护卫是栾书的儿子栾鍼，栾书和士燮带领自己的族兵在晋厉公周围护驾。晋厉公出师不利，刚出营门，戎车便不慎陷入一小片沼泽中，进退不得。栾书看到，连忙跳下车，屁颠屁颠一路小跑过来，请晋厉公乘坐自己的戎车。突然一只大手横过来，将他推了个趔趄，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儿子栾鍼。“栾书你想干啥，还不快退下！”栾鍼怒目圆睁，“国家有大事，你难道可以一人包揽吗？保护国君是我的职责，你这是来抢我的饭碗吗？让国君坐上你的车，你自己还怎么指挥作战？如果将领们都像你这样随随便便抛弃自己的部下，还不乱套了吗？快回自己车上去，做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不要乱插手我的工作！”说着奋起神力，大喝一声，将晋厉公的戎车一侧抬起，郤毅赶紧策马前行，戎车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离开了沼泽。栾书被骂得灰溜溜的，一句话也不敢回，低着头跑回自己车上，老半天才恶狠狠地说：“这个小王八羔子，当个小小的护卫就得瑟了，看老子回去怎么收拾你！”两军对阵，箭矢横飞，刀戈相交，杀喊震天。晋军按照苗贲皇的计策，派数十乘战车突入至楚军的王卒阵前，战不多时，便虚晃一枪，呼啸而退。楚军果然上当，只留左广战车十五乘保护楚共王，其余王卒倾巢而出，去追击晋军。楚共王也登上戎车，亲自擂鼓，鼓舞士气。突然间，一支晋军部队横插过来，为首一员将领远远看见楚共王，张弓便射。弓弦响处，长箭已至，正中楚共王的左眼。众人齐声惊呼，楚共王大叫一声，手中鼓槌落地，疼得几欲晕厥。“养由基，养由基，快把养由基叫来！”他一手扶着车轼，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顾大声叫道。不多时，养由基来到。楚共王强忍疼痛，从箭壶中抽出两支箭：“把射我的那个人给杀了！”养由基二话不说，跃身上车，快马加鞭，朝着那晋将追去。那晋将就是在邲之战中出过风头的魏锜。说来也是奇事，魏锜在战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弯弓射月，射中了，自己却一屁股坐到了污泥里。他找人来占卜，卜者说：“太阳象征姬姓，月亮象征异姓，也就是楚王。您射中了楚王，自己却退入泥中，说明你也必死无疑。”养由基是楚国的神箭手。战前一天，他和潘党在营中比赛射箭。潘党自忖很难比得过他，就想出一个新花样——不

也在这时出现，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一户农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儿，姓岳。第一章天命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变化中。尽管变化，中国人却总在说，不管外界如何，我们都能坚守自我。自我是什么？他们至少具体化出三句话：“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听着真提气，也很全面，只是似乎忘了说最重要的，坚持这三点之后，还能怎样活？或者说，还能不能活！这个问题在和平年代里提出来，比如公元2010年的今天，似乎没什么意义。可是如果我说，就是这点事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崩溃，一个民族的沦丧，有人相信吗？貌似危言耸听，那么开始回忆，从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开始。正月十二日那天，二十四岁的哲宗皇帝驾崩了，新皇帝赵佶登基。赵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能当上皇帝，实在是各方面都太优秀了。首先，他有个好妈妈，赵佶的生母陈氏，开封人，史册记载她聪颖端庄，艳若桃李，以御侍身份生下了赵佶。这一点很重要，意味着她出身很低，不会被高滔滔、向氏等贵族出身的后宫主宰猜忌。另一方面，和哲宗皇帝的生母朱太妃也会自然地亲近。朱太妃也是开封人，同样出身很低，阶级、同乡的双重关系让她们走得很近，连带着各自的儿子也处得亲密。哲宗在没有亲政，被高滔滔压制时，就经常约赵佶到寝宫里玩。多年以后，当上皇帝的赵佶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十二三岁的哲宗款待弟弟，只能拿出一些寻常果饼，装在陶制的器皿里，一点都看不出皇帝的身份。两个小兄弟躲在帷幕后默默地吃着，很幸福，很辛酸……陈氏的好不止这些。这个平民出身的女子有着异常刚烈的一面。宋神宗年纪轻轻病死，死时只有三十七岁，陈氏当时更加年轻，才三十二岁，正是女人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却突然间凋谢了。陈氏搬进神宗陵殿的侧殿，终日里默默出神一动不动，很快形销骨立，容颜惨淡。宫里送来饭菜、汤药，陈氏挥手让人拿走，说：“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没多久，陈氏就死了。她是真心地爱着神宗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封建年代里，也一样让人肃然起敬。她的死，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一方面给儿子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爱屋及乌，对陈氏的敬，加重了整个后宫对赵佶的爱。就连高滔滔、向氏这样出身豪门士族，习惯了天家父子无亲情的人也对赵佶很照顾，更不用说朱太妃、宋哲宗母子俩了。赵佶在一片爱护中长大，哲宗即位后封为宁郡王，四年后以平江、镇江军节度使加封为端王，再两年后加封为司空，改昭德、彰信军节度使。爵位之重，晋升之快，在诸位皇弟中首屈一指。他自己也很争气，宋朝发展到这时，已是八世祖了，他的皇兄皇弟们早已经是标准的太子党，每天里声色犬马烟柳雾花。他不同，限于宋朝祖规，皇室男丁的职业只能是吃喝玩乐，但同样的玩，他却玩出了品味。赵佶喜欢的是笔砚、丹青、琴瑟、图史、射御。所谓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赵佶除了射箭、驾车两项之外，其他几乎无所不精，这让开封城的士大夫集团的眼前一亮再亮不停地亮，空前发现，十一皇子是完美的化身！想想看，赵佶的住处摆满了珍品图书，每天里高人雅士不断，谈经论玄，调弦鼓瑟，兴致来时挥毫泼墨，无论是作画，还是写字，赵佶都在弱冠之年达到了极高境界。这些还不是全部，赵佶身材修长，面目俊秀，谈吐风雅，行动春风，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流辉溢彩的焦点。这样的人谁不爱呢，何况他还特别友善。宗室里的知名雅士赵令穰、驸马都尉王诜，这二位是能和文坛泰斗苏东坡拉上关系的人，为他在外界做宣传；皇宫内部朱太妃、向太后两派系对他共同喜爱，几乎是唯一一个左右逢源、无往不利的人。做到这一步，哲宗不死，他繁华一生，高出同侪；哲宗死了，众多皇子他鹤立鸡群，哪怕是外界公选，都跑不了他的皇位。何况，这人在暗地里还另有一张面孔。这张面孔藏得很深，除了对宋史有兴趣，细心钻研过的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毕竟在中国人的传统印象里，赵佶只是个含着金匙出生的顶级花花公子，突然被命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劳什子皇帝。那些不了解他另一副面孔的人通常还会叹息一声，以他的才能，要是能终生醉心于书画之间，中国就会又多出一位了不起的丹青名家啊。让他当皇帝，真是既害苦了宋朝，也害苦了他本人。这是假的！赵佶确实有书画的才能，但他更有一颗膨胀的权力之心。首先，他的艺术细胞的构成就有问题。艺术，是心灵的外延，有什么样的灵魂什么样的欲望，才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有的人淡泊，在无尽天地之中只选取空山灵谷幽兰雾凇入画，越是淡雅越是入味；有的人雄烈，画奔马雄狮猛虎苍鹰，遒劲威凌肆意纵横，越是粗豪越是神骏。体现在赵佶，是极致的细腻，入微的贵气。有这两点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自命清高，尤其当一些特殊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在赵佶的端王府里，出过两件怪事。某一天，两只白鹤突然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庭院里，久久徘徊，且鸣且舞。自古鹤鸣于堂，是千年难得的祥瑞，尤其是发生在京都重地里。一时间，全城轰动，很多知名的大臣都蜂拥而来。当然，为的不是看什么鹤，而是来拍端王的马屁。您祥瑞，您发财，您升官！当时，全王府的人都飘飘欲仙，只有管家杨震吓得满身冷汗。发财、升官……都是亲王了，再升是什么，难道是皇帝？！他立即站出来往外赶人，一边赶一边说：“这是鹳不是鹤，是鹳不是鹤！”仙鹤和人好不容易都赶走了，没过几天，怪事又出现了。在赵佶的卧室外边，突然间长出了一丛灵芝。这下子简直是加倍的祥瑞。鹤是从天而降的，有可能是飞累了下来歇一会儿，属于流动祥瑞。可是灵芝草从地里钻出来，准确无比地在赵佶窗外安家，这无论如何都是专属于赵佶的祥瑞，顶级祥瑞。一时间，全府的人都跑到赵佶面前贺喜讨赏，同时喜讯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向全城各地，大有超过上次的趋势。关键时刻，一只手伸了过来，瞬间将喜讯停播。管家杨震，他把灵芝草像狗尾巴草一样拔了下来，扔到一边，说这是食用菌，根本不是灵芝！人群沮丧地散开，杨震松了口气，可是转过头来，发现赵佶的目光有点凝固，像是若有所思。自命不凡的人，怎么禁得住接二连三的灵异事件。这两件事之后，赵佶某天突然写了张纸条，悄悄叫来了一个心腹家丁，对他说：“这上面是我的生辰八字，你拿到大相国寺去，每一个卦摊都算一次，看看什么结果。”家丁去了，一个个摊位依次算去，钱花了不少，什么也没算出来，都是些常见的神棍型套话。直到最后，在一个角落里遇到一个破衣烂衫，快饿死的算命先生。这位先生看了一眼纸条，再看一眼家丁，突然间显得很郁闷，把纸条扔了回来，说：“老兄，我混得很惨了，你怎么还拿我开涮呢？”家丁不解，问他啥意思。先生冷笑，“这是天子的生辰八字，根本不是你的！”该家丁大惊失色，跑回王府，报告给赵佶。赵佶深思了很久，要家丁第二天再去，把自己的名字告诉算命先生，看他有什么话。第二天，算命先生说：“回去告诉亲王殿下，您是天子命格，日后要善待百姓。”很套话是吗？很平常很虚构是吗？可是这位算命先生在历史上有名有姓有地位。他的话应验之后，赵佶让他平步青云，官居节度使，成了一位达官显贵。他叫陈彦。一连串的心理暗示之后，赵佶开始了主动出击。他是聪明的，一方面继续和哲宗、朱太妃一系搞好关系，一方面刻意地讨好向太后的身边人，以亲王的身份向一个个太监宫女示好，这是多么巨大的诚意。很快，向太后就被一片片的歌功颂德声包围，所有人都说赵佶的好话。想想她一个没儿没女的孤寡老太太，正在失意落败中，有这样一个好儿子献孝顺，能不被顺利撂倒吗？之后，才有了向太后为他争皇位的事情，要不然，九五神器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落到赵佶的头上。在那一天里，赵佶的人奔忙在王府和皇宫之间，把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报告给他。向太后提名后，章惇反对，赵佶的反应非常强烈，他时而仰天长啸，时而伏案沉思，得与失之间，天子与藩王之间，天差地远！他要这皇位，他要掌握天地万民生死的至高权柄。第二章宋朝的兰花终于当上了皇帝，赵佶变得更冷静。他不仅要爬上这个位置，更要在这位置上坐得舒服。之后的一系列表现显示，他真是太聪明太理智了。第一步，尊敬领导。身为皇帝，他的父亲、哥哥两代人都和后宫刀兵相见，水火不相容。折腾的结果，抛开国家受损，两位皇帝本身也七上八下，活得难受死得憋屈。轮到赵佶了，他能怎么办呢？他选择感恩，以十九岁完全成年的年龄，请向太后垂帘听政。怎样，当年高滔滔弄得鸡飞狗跳、“以母改子”才搞到的权力，他拱手让了出去。第二步，重组内阁。一朝天子一朝臣，赵佶得有自己的班底。可是时代太敏感了，他选择新党还是旧党呢？选新党，让坐在帘子后面的向太后怎么想，她是新党的死对头；选旧党，旧党是哲宗的阶下囚，刚刚接替了皇兄的位置，就想破坏传统？两边都不讨好，但一定要两边都讨到好，这个结得怎么解开呢？赵佶有办法。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个人事任免，是把韩忠彦从大名府调进京，升为吏部尚书；调真定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黄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个人的身份很对立。韩忠彦是已故旧党领袖韩琦的儿子，李、黄两人是哲宗朝新党的风云人物，同时提拔起来，露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潜台词。从此，新旧两党平衡，在赵佶的领导下不再敌对。这只是第一层潜台词，如果没有下文的话，是非常粗陋的和稀泥手法，在顶级官场搞这个，太俗，也根本没法取悦向太后。可是第二层表现出来时，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了。没多久，韩忠彦的位置直线上升，成了新一届首相，李、黄两人原地踏步，离宰执位置遥不可及，成了庞大的中层干部集团里的一员。这说明了什么，赵佶从最开始时就选择了向太后，以她的喜好为标准，决定权力层分配。同时，此举还让人挑不出他背叛皇兄的短。第三步，让全体旧党人叫好，赵佶把哲宗后期贬出朝廷的旧党新生派力量都召了回来。龚央、陈瓘、邹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等从各处贬地赶到京城，全成了言官。这些名字很陌生，之前一来没空提他们，二来也是没法提他们。虽然在宋史里，这些人非常有地位，被旧党人捧得比天还高。比如陈瓘，就是在章惇入朝当首相的途中，上船讲课的那位隐居大名士。后来他不隐居了，重进官场，隐而优则仕，一步跨进了开封城，变成了太学博士，这个官可实在是太大了，也就是宋朝的皇家大学教授。可这么个职位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呢？无非是出出题，监监考什么的，和国家大事不挨边嘛，让我写他什么！再比如邹浩，他是神宗朝的进士，开始时的工作是扬州颖昌府教授，相当于地方教育办成员。哲宗时调进京城当上了言官，第一时间就弹劾章惇，是个铁杆的旧党斗士。可惜没用，哲宗时的扒皮章权势举世无敌，这就遗憾了，邹浩没能成为期盼中的英雄。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废孟皇后事件。孟氏被废之后，邹浩的反应是世界末日到了，他不顾一切地上书，要哲宗收回命令，重立孟氏，杀掉一切站在孟氏对立面的敌人。如果不这么做，哲宗会遗臭万年，宋朝将国将不国，人民将内心失衡……这都哪儿跟哪儿，一个娘家是平民的女人啥时候重要到这地步了？哲宗一怒之下，把邹浩踢出京城到南方反省去了。这就更了不得了，邹浩离京时简直成了悲情英烈的万世楷模，成了世界上唯一有良知有爱心有正义感的人。当天的场面，被定格成旧党人心中的图腾，经久不息地传唱。对此，实在是想让人问一句——至于吗？一个个都是这样的人物，除了别有用心的人谁会当他们是盘菜。没错，现在赵佶起用他们，就是别有用心的。紧跟着第四条命令发布，全体言官、全体官员、全体国民注意了，无论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说什么都行，弹劾谁都行。说得对有奖，说错了没事，朕决不食言。看着很老套是吧，无非是下旨求言，前几代宋朝皇帝哪个都做过。可是这一次不同，前面的都只是形象工程，这一次赵佶把它变成了一把刀，塞进了陈瓘、邹浩等人的手里，让他们尽情地去砍。砍倒赵佶的敌人，砍到向太后微笑满意为止。陈瓘、邹浩他们兴奋得浑身发抖，这竟然是真的？整个哲宗朝里旧党被那两个人折腾得七零八落，现在可以报仇了？章惇、蔡卞，你们也有今天！全京城的言官，满天下的旧党分子齐心协力，弹劾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向赵佶，很快量变就引起了质变，章、蔡两人可以定罪了。两人被贬职南迁，章惇很惨，贬到了海南。什么叫借刀杀人，一举三得？仁义的名声得到了，向太后的政敌搞倒了，反对自己即位的首相垮台了，这就是。赵佶达到了所有目的，一时间好评如潮。别忙，赵佶觉得还能再发挥一下，让好评达到高潮。高潮由宫里、宫外两部分达成。宫里，忍了六年的向太后终于等到了全方位的快乐。说来她也是很不容易，日子很难的，熬到哲宗死，为了立赵佶，她光着脚丫子在皇宫里狂奔，又哭又喊地博同情，她容易吗？现在好不容易盼到了好日子，要怎样继续下去，这要早做打算才行。通过仔细计算，她做了两件事。第一，复立孟氏。孟氏，是由高滔滔选定的皇后，被贬有自己犯傻的原因，更有政治斗争的内幕。现在她在难中，把她提上来，她必将感恩报答。这样就形成了高滔滔——向氏——孟氏三代皇后的利益链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一定会像自己保高滔滔那样，保全向氏。同时，打压哲宗钦定的刘皇后。本来刘氏已经大获全胜，成了唯一的皇后。本来嘛，皇后与皇帝为一体，自古以来每朝只有一位，可这时突然间孟氏复活，居然要并列皇后了，这忍无可忍嘛。刘氏愤怒，为什么是并列，为什么是并列，我不要并列！又一个消息传来，向太后说了，你们不是并列，从今天起你叫元符皇后，孟氏叫元祐皇后，你们俩人见面了，你得先给她行礼，然后她才回礼……刘氏简直要气死，但想想自己还年轻，可以像向太后那样熬下去，现在这年头，谁知道几年后又是什么样？她决定等了，向太后却不。她知道自己老了，身体也开始生病，她的精神和身体连续绷紧了六年，突然间放松之后没法支撑。见过太多死亡的她，没法不去想自己的身后事。如果她真的死了，孟氏能掌握大局吗？光是赵佶，孟氏就很难控制，加上刘氏，情况不妙，再加上朱太妃，那是自己的死对头，日后，面对本应是后宫第一巨头的人，一个废了再立的儿媳妇，能管什么用？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向太后的身体越来越差，很快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但就是这样，哲宗的生母朱太妃仍然死在了她前头！这是怎么搞的呢？没啥证据能证明这是谁做了什么手脚，可就是发生了。于是乎，在向氏死的时候，她是完全放心、非常妥帖、彻底愉快的。至此，鉴于上面发生的所有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女人真是很强大。这是宫里的事，再说宫外边发生的，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赵佶的聪明。谁都知道做好事是很累的，有时还很危险很麻烦，赵佶做起来不花一个铜板，就让全天下人，乃至于之后近千年里的中国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好。注意，哪怕后来赵佶变成了宋徽宗，人们在这件事上对他的看法都没变。赦免苏轼、范纯仁，让他们从贬谪地北返。这两个人是特殊的存在，在宋朝人的心里，他们活着时，就已经是超越政党之上的传奇人物。苏轼的文章，近四十年以来独执天下之牛耳，是无可争议的文坛泰斗，中国人是敬重学者的，谁去管他是新党还是旧党，他所到之处，人们毫无保留地接纳了他。范纯仁要更高一筹，作为一代名臣范仲淹的儿子，他没有父亲的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古阳洞内景王振国51：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洞窟就是古阳洞，它是利用一座天然溶洞开凿的。王鲁湘：过去是个天然溶洞？王振国：这个山体主要是石灰岩。石灰岩溶于水，所以形成了天然溶洞，而石窟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中的主尊就是释迦牟尼，我们看释迦牟尼的面像非常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清代的时候，有道教徒在这活动，道教徒把这个洞占了以后，开始叫它古阳洞，并把释迦牟尼按照太上老君像的形态改塑了。古阳洞那几个字是清代的人刻的。王鲁湘：这是北魏的精华洞窟啊，你看这些浮雕也很有意思。这种飞天浮雕，像剪纸一样，简直能飞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龙门石窟遭到了严重的劫掠。特别是古阳洞，洞内几乎所有的龛像都被破坏，大量的佛头、佛身甚至是整块的佛龛都被盗卖到了国外，这给后世研究北魏石窟佛像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宾阳中洞内景幸运的是，另一座北魏年间开凿的石窟——宾阳中洞却逃过了这次劫难。这里佛像的容貌、衣着，带有明显的中原特征，可见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后，实行了彻底的汉化政策，连神明的容貌都皈依了中原。王鲁湘：宾阳洞包括南洞、中洞和北洞，它里面的佛像与大同云冈石窟的佛像相比，有很大的区别？王振国：有很大的区别。像这个主像释迦牟尼佛，他的服饰就具有南朝特色，褒衣博带，脸形秀骨清像，和云冈石窟已经不一样了。王鲁湘：这个菩萨，我们从侧面看，鼻子和眉毛这些地方还有点云冈石窟的感觉，鼻梁很高、很直，但是主佛的鼻子已经很像中原人了。永宁寺塔复原图作为北魏皇族崇信的国教，佛教不仅在龙门创建了一片圣地，国都洛阳，更是成为了佛的天堂。当时洛阳城中的寺庙达到了惊人的1300多座，城中宝塔林立，到处晨钟暮鼓，而在这些佛塔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高达130多米的永宁寺塔。徐金星：北魏是少数民族，到洛阳之后，他们实行彻底的汉化改革。王公贵族都崇拜佛教，在这种气氛下，它就修了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寺院——永宁寺。这个寺院中间是一个塔，四方形，九层，高136.71米，相当于45层楼房，真是空前绝后。王鲁湘：加上它是木结构的，所以就更了不起了。当年这座惊世骇俗的摩天宝塔，矗立在北魏巨大的洛阳城中，无疑成为了洛阳城甚至是北魏的象征。然而这个登峰造极的奇迹，命运却犹如天外流星，在闪过一道眩目的光芒之后，便永不再现，空留下一片废址残基，让后人去捡拾当年的传奇。永宁寺塔遗址王鲁湘：这个方土台应该就是永宁寺塔的塔基吧。它的高度离地表有多高？十米左右有吗？徐金星：第一层是两米二，第三层应该有十米左右吧。王鲁湘：当年是130多米高，应该能高入云表了。徐金星：而且它四周还有铁锁链垂下来，四角都垂着铃铛。据记载，那个大的铃铛像一个石瓮子，非常大。王鲁湘：风一吹，声音可以传到几十里之外。徐金星：夜深人静的时候叮当叮当地响，确实有一种非常神秘的感觉。王鲁湘：从建造到完成，好像是花了三年时间，然后只存在了15年时间。徐金星：十五六年吧。王鲁湘：然后一场雷击，就毁灭了。中国古代很多的木结构建筑，其实都毁于雷击。徐金星：是的。它是在某年的二月毁掉的。二月打雷本来是不多的，但是那一年二月偏偏打雷，还下着雨，下着雪。《洛阳伽蓝记》对这次大火烧塔记载得非常详细，而且非常震动人心。书上说当时从第八层燃起，很快形成漫天大火，皇帝派来一千名羽林军来解救，却无济于事。王鲁湘：当时的消防条件不可能救得了这么高的楼的火。徐金星：“合城百姓，咸来观火”，整个洛阳城的百姓都来围观。有三个老和尚当场投火而死，悲哭之声，震动洛阳。在当时来说，它就是洛阳城的标志，它被大火焚烧了，从皇家到百姓，都会感到是一种巨大事变的预兆。王鲁湘：是一个心理暗示。徐金星：当时的国人认为，这个塔被烧毁以后，北魏就要亡了。确实，过了不久，北魏就亡了。然后又过了好长时间，人们说在东海中间看到了这个塔。徐金星：北魏这个民族在汉魏故城42年。它到洛阳之后就彻底汉化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还保留自己的文化，还要跟汉族有些区隔，他是彻底汉化，说汉话，改成汉姓，穿汉族的衣服，和汉族妇女通婚。王鲁湘：最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贵族都改籍，改成洛阳籍。徐金星：对，改成洛阳籍，死了必须埋在洛阳，埋在邙山上，不许迁回老家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追溯自家历史的时候，说是黄帝之后。黄帝的一个儿子分到北边去了，姓拓跋，拓跋就是土，土就是黄色，我们本来就是中原的，所以要彻底汉化。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这与洛阳的中心地位和民族大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王鲁湘：我们今天从一个汉魏故城引申出这么多历史文化的话题，所以还是回到司马光的那两句诗：“若问天下兴亡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骊宫长恨歌“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位于骊山北麓的华清宫，由于有着天然的温泉，自古就是君王眷顾的福地，让无数帝王不惜工本在此修建离宫，颐养性情。然而，这里也一向被正直的史家贬为不安分的地方。为博褒姒一笑，周幽王不惜在此烽火戏诸侯，葬送了有着四百多年国祚的西周。而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不是在这里爱上了自己的儿媳杨玉环，或许也不至于断送了盛世大唐。不同的潇洒帝王、不一样的如花美眷，却都躲不过相同命运的纠缠。于是，有了白居易那首荡回肠气的《长恨歌》，也有了洪升那部千回百转的《长生殿》。而故事里那位艳若桃花的女主人公，也终究逃不过红颜祸水的历史轮回。一、发现华清宫今天的华清宫，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佳人不在，但每年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爱情朝圣”。人们品评着这个被无数帝王千百次宠幸的离宫别苑，缅怀着那位绝色的“祸国”女人，也慨叹着帝王家上演的那一段凄美而又无奈的千古传奇。王鲁湘：当年您带队对华清池进行发掘是哪一年？骆希哲52：1982年。当时有一个新建的旅游项目，要在华清池温泉水源的前面修一座贵妃亭。处理亭子地基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址，然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认为这可能是唐代的华清池。华清宫长生殿王鲁湘：其实文献记载也好，白居易的诗也好，民间的传说也好，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所在地，但是，宫殿的具体遗址一直也没有发现。骆希哲：是的，遗址都掩埋在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在骊山做过一些考古调查，但有计划地发掘是从1982年开始的。华清池温泉取水器复原图1982年4月，以骆希哲为首的考古队在一次偶然的挖掘中意外挖出了一些类似古代建筑的残垣断壁和水垢斑驳的墨玉石板。从清理出来的结构看，像是古人洗澡专用的池子。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考古挖掘开始了。当大量的方砖、排水管道和莲花瓦当陆续出土，庞大的建筑群全貌逐渐显山露水之后，专家肯定地指出，这里就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的上演之地：唐代华清宫遗址。骆希哲：这次发掘历时十多年，成果比较显著。我们在清理温泉水源时，发现了大量仰韶时代的陶片。有当时的取水器破了以后留下的残片；有小的像骨针一样的骨箅，是先民们束发髻用的佩饰；还有陶环，也是一种装饰物；还有一种陶锉，搓皮肤用的。王鲁湘：搓澡用的。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但年代没这么早，这是用陶做的。骆希哲：还有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还发现了大型的陶管道，管道两头伸出来的部分是用来分水的。王鲁湘：就像我们现在的三接头。骆希哲：对，起三接头的功能，由主管道向两边分水。王鲁湘：陶管道断代大概到什么时候？骆希哲：断代到周。再往前，七十年代考古学界在距离华清宫以北一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姜寨遗址。王鲁湘：姜寨遗址是仰韶文化时代的聚落遗址，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半坡遗址，这说明骊山一带在五六千年以前就是人类聚居的一个中心区。骆希哲：对，而且六千多年前的姜寨先民就是在这里洗温泉沐浴的，所以中国的沐浴史也可以提前到六千多年前。继仰韶文化层之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在此发现了商周文化层和秦汉文化层。出土的大量文物记述了历代帝王对骊山温泉的眷顾：周幽王于此设立离宫，建烽火台；秦始皇在此“砌石起宇”，修建汤池；西汉、北魏、北周、隋朝的帝王都曾在此留下各自的痕迹；而盛唐遗址的发现，是华清宫最繁盛时期的见证。骆希哲：结合文献记载可以断定，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发生在骊山顶上。秦始皇在这里砌石洗浴，名“骊山汤”。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木门，经过脱水处理，保存得很好，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的木门。但后来考虑到要把唐华清宫的遗址展现出来，所以对以前的遗址进行了回填保护。王鲁湘：等于秦在唐的下面，唐叠压着它。我们重点要展现唐的，所以把它们叠压在下面了。骆希哲：对，因为唐代遗址保存的比较完整，可视性也比较强。秦汉到唐还有一千多年时间，这一千多年里也有建筑遗存，比如北魏时期，相当于现在陕西省省长的邕州刺史元苌就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颂》，碑石就保存在华清池，是我们国家130块禁拓名碑之一，文学性和艺术性都非常高。隋代也在这里修过骊宫，但是最有名、规模最大的还是唐代的华清宫。王鲁湘：实际上，骊山是一个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活动非常频繁的地区，而且几千年没有间断过。骆希哲：骊山是一个浓缩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史的地方。二、唐太宗《温泉铭》唐华清宫是骊山温泉史上最辉煌、最骄傲的杰作。其规模气势恢宏，内部结构独具匠心。从1982年到1995年，考古队员先后在这里发现了星辰汤、莲花汤、海棠汤等九个汤池。这些汤池共同拥有同一个水源，温泉从源头流出，首先流入唐太宗的星辰汤，继而向南流入玄宗的莲花汤，在莲花汤的紧西北毗邻而设的便是著名的贵妃池海棠汤。接着由东向西依次为太子汤，供六部官员沐浴的尚食汤，以及为梨园弟子沐浴而建的宜春汤。众多汤池各具特色，典雅脱俗。王鲁湘：唐太宗星辰汤的平面形状有点像北斗七星，一边是圆形的，如勺状，然后再拐为直的，相当于斗柄。骆希哲：他把这个汤池命名为星辰汤，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希望政通人和，上应天象。但这个池子到唐玄宗时就废弃了。它的面积很大，长有36米，蓄满水相当于一个小型水库。所以这里的水就通过排水道向北一直通到昭应县城，供城里的百官使用，取意皇恩浩荡。王鲁湘：“皇恩雨露深”嘛，人人都可以均沾一点。华清宫的温泉令太宗心旷神怡。开心之余，他模仿王羲之的笔法，在御碑亭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温泉铭》：“朕以忧劳积虑，风疾屡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原来李世民多年的风湿病，正是在骊山泡温泉治愈的，所以他以帝王之尊颂扬骊山温泉，而《温泉铭》也开创了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的先河。唐太宗《温泉铭》骆希哲：唐太宗因为常年征战，可能染上了所谓的风湿病或关节炎一类的疾病。他为了治病，就利用温泉来沐浴，相当于现在的理疗。现在临潼温泉周围还有很多疗养院，就是仿效先民的行为。唐太宗在这里沐浴的时候，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铭文，叫《温泉铭》。王鲁湘：据说现在的铭文是从法国引进回来的。骆希哲：原碑不知什么原因找不到了。后来有人在法国博物馆里看到拓片，是伯希和53从敦煌带过去的。我们把这个拓片复印回来，刻了一个复制碑，保存在华清池，从这块碑上仍然可以看到王羲之草书的遗风。王鲁湘：据说他还把《兰亭序》拿去陪葬，就在昭陵里头。《温泉铭》里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他身为皇帝，到这个地方来游冶，洗温泉的时候，也担心臣下和老百姓会对他有所议论，觉得这种生活好像有一点腐败的意思，所以他要为洗温泉做一个辩解或合理性的说明。他先是回顾了秦皇汉武为求长生而寻仙，浩浩荡荡东游至海，甚至到了蓬莱等地，结果劳民伤财，并没找到神仙，到头来还是离不开一个坟土堆。他认为这样很不好，还不如洗洗温泉，颐养一下性情。接着，他告诉臣下和老百姓，我之所以洗温泉是因为我身染风疾，这里的温泉治疗风疾的效果非常好。骆希哲：他说“每濯患于斯源，不移时而获损”，我只要一洗，马上症状减轻。王鲁湘：再者，他还认为温泉能启迪人们去思考宇宙、人生、历史等哲学问题。他特别惊讶于温泉的水居然无论寒暑都是恒温的，而人的品质也应当像温泉一样，无论世事多么炎凉都应坚贞不变。同时，温泉的流量不古不今，不增不减，这也让人想到很多问题。骆希哲：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他不知道温泉是怎么形成的，不能从科学上来解释。他认为温泉是上苍的赐予，是为了让人来疗疾治病的。温泉何以有如此疗效？自古以来，众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因为温泉是神水，有人说这是由于温泉的热力。不管是何原因，但无可争议的是，对温泉的钟爱，已经成了这里贵族和百姓千百年来不变的习俗。天长地久，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沐浴文化。骆希哲：中国的沐浴文化由来以久。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古时候的人非常重视沐浴，他们把沐浴制度化，三天一沐，五天一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子。王鲁湘：还有濯足，即洗足。骆希哲：现在的足疗其实那时候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洗浴对人有强身健体的作用。王鲁湘：还有一种宗教意义在里头。骆希哲：对，古代的沐浴也是一种“礼”。比如敬神要沐浴，上朝要沐浴，拜祖要

民臣就把他编入军营，老弱的辽民臣就让他屯垦戍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用国库一粒粮食，就凭着我这一旅之师对抗强敌。然而现在我的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手空拳在锋镝之下出生入死，由于没粮食，只能吃老鼠，杀马，真是凄楚万状。跟内地坐着拿军饷，看不见一个敌人，不用打一仗的逍遥的将领比起来，臣真是心中感到不公呀！这是臣心中的第一个不公。”“同样在战场效力，宁远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五钱，还给五斗米，而臣在东江这七年，一分军饷也没拿到（按：这个指的是毛文龙的俸禄，毛文龙在东江七年朝廷没给他发过工资，但给士兵的军饷是有的），在东江的百万军民只能从天津、登州、莱州得到二十万石米，而这些粮食有的因为被海水浸泡而发霉，也有的直接被扣了。臣在东江这七年得到的粮饷，能比得上宁远两三个月得到的粮饷多吗？这是臣心中的第二个不公。……”“臣以孤忠自许，可以对得起君父，也可禁得住鬼神的质问，可是朝廷里却有人说我现在立大功是为了想当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人，今后反叛。臣想，天下没良心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良心发现了吧，真想不到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以臣忠君报国之心，他们却污蔑臣要谋反，这可是灭门绝户的事呀！这是臣心中的第四个不公。”“丁卯之役，敌人打铁山和云从岛，臣手下有人要投降，臣拔剑在手，厉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于是人心稳定，尽管饥寒交迫，但我们还是打赢了。可是朝中却有人说臣在敌人打铁山时在云从岛观望，不放一枪一弹。他们知道铁山和云从岛这一带的地理吗？这帮人在那隔靴搔痒，信口雌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臣心中的第五个不公。”“臣还有话要说，自从今年正月到六月，臣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箭和铠甲都坏了，火药也用完了，而且士兵的衣服都打烂了，现在赤身光脚，这是臣亲眼所见。皇上为了边疆，应该发给我们粮饷、弹药武器，如此，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许可以转败为功，收拾辽东残局。不然的话，恐怕转眼间东江就会成为绝地，而天下事未可知。臣老了，身体不好，每到阴雨天，身上的箭伤就痛入骨髓，加上看到这满目疮痍的现状，怎能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痛哭呢？”从毛帅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爱国者的心呀！毛帅在孤悬海外的东江一直牵制敌人，可是却遭到朝臣嫉恨和污蔑，天道居然如此？真让所有人心寒！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但他却不置私产。朱溶《表忠录》记载，毛文龙死的时候“室无赢财”，只有两顷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毛文龙在辽东屡立战功，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如钱谦益《寄东江毛总戎文龙》：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派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两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刘兴祚率四百骑兵于阵上投诚，刘兴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毛文龙接受刘兴祚投降时说：“足下不忘中国，输心来归，敢不推心相待，共成大功！”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是后金囤积粮草之所。毛文龙派大将耿仲明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士兵就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朱溶《表忠录》）。昔日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损伤惨重，今日毛文龙算是旧地重战，为大明报仇雪恨了。皇太极在对毛文龙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得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以示对等，皇太极为表示对毛文龙的重视，派遣爱将固山额真（一个旗的一把手）可可及三个牛录额真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甚至放出话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封诱敌信毛文龙同时奏报朝廷，但后来被袁崇焕搞到，由此彻底决定杀毛文龙），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曾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表忠录》记载，一次清军夜袭毛文龙，毛文龙在后金间谍众多，自然提前侦知，后金铁骑会从冰上来打毛文龙的皮岛，毛文龙于是把冰都凿漏，天气严寒，他算准冰被凿漏后不久就会被重新冻上，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先未被凿开之前冻的结实。等到八旗铁骑杀到冰面中央时，毛文龙令部下擂鼓，鼓声的共振作用使得刚冻上不久的冰面塌陷，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后金军都在传这样一句话：“无轻犯毛都督！”此外，据明末在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毛文龙“习葡文，并从葡人治军事学，亦闻公教忠君爱国之说，抗清诸将中，无如文龙勇毅者”。针对毛文龙的战功，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独将军自庚申（1620年）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来自敌人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少战功是不算数的，而据女真人当时的《满文老档》记载，毛文龙的确是被《满文老档》提及次数最多的人，要比熊廷弼、孙承宗多，当然，更比袁崇焕多，其中提到毛文龙有近百次，提到袁崇焕只有十二次，如果刨去跟袁崇焕议和的信件，那就只有六次提到袁崇焕了。如此，到底谁在抵抗后金，不言自明了。后金的诸位汉官给毛文龙写信说：我众汉官致毛文龙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问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则登一千山。”（《满文老档》）可见后金局面都到了什么样子，眼看后金就要被毛文龙搞得崩溃的时候，毛文龙却被袁崇焕杀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以上出自在朝在野、中国外国无数史料，都记载着：毛文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那么袁崇焕为何杀他呢？该到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此前无论是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都对毛文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打得不错，走私就走私吧，但袁崇焕则不然，他要将东江列入自己“五年复辽”的战略中，决定让毛文龙听自己的指挥，而早在伊始，袁崇焕就对毛文龙动了杀心。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还在京城时就对大学士钱龙锡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袁崇焕眼里，不管你对抗击后金是不是起作用，收复辽东必须听我的，只有一切都按我说的做，我才能五年复辽，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我杀了祖大寿、赵率教等三人后就要去领死，既然如此，现在谁要是不在我的通盘部署中，我就先杀了谁。为了彻底让毛文龙听自己招呼，袁崇焕下令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不再由登州、莱州出海，而是经过袁崇焕控制的山海关，然后再运往东江。此外袁崇焕下令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所有要去往东江的船只必须归袁崇焕节制。事实上登州莱州的东西到了袁崇焕那里后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得知消息后说：“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一连八个月的东江粮饷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派人到宁远与袁崇焕交涉，袁崇焕一看，你终于派人来了，他便将十艘船的粮食、猪羊、金银和酒拨给毛文龙。但如果东西总是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再派人来交涉也不是办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毛文龙亲自来宁远与袁崇焕见面，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约定一个月后在毛文龙的地盘相见。此时袁崇焕早已安了杀心，因为据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奏折里说：“去年（1628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袁崇焕知道，如果在宁远杀害毛文龙，那么毛文龙东江镇的那些人要么投敌，要么就会作鸟兽散，只有在毛文龙的地盘上干掉毛文龙，袁崇焕才能善后。在北京的时候袁崇焕还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为什么此时袁崇焕彻底要干掉毛文龙呢？是袁崇焕嫉恨忠良吗？显然不是，袁崇焕虽然在军事上远远算不上战略家，也曾随大流歌颂魏忠贤，但就本性而言，可以说是个好人，中国历史上，身为知县，在百姓家房子着火时上房救火的只有他一个人。之所以袁崇焕决意要杀毛文龙，是因为袁崇焕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得到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证据，就是毛文龙给皇太极的书信，该书信见于《满文老档》，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毛文龙“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信以为真。关于这种说法，有《国榷》卷九十的记载为证：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无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等于说皇太极用计巧妙让袁崇焕得到毛文龙写给后金的书信，袁崇焕信以为真，最终下定杀毛文龙的决心。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毛文龙的地盘，六月初一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如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与贵镇二人共谋恢复辽东大业，务须同心共济，本部院不避艰险到此，希望与贵镇商量一个进取辽东之计，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毛文龙说：“我在海外八年，屡立微功，朝中不断有奸佞说我的坏话。我东江镇粮饷缺乏，器械马匹太少，只要钱粮充足，我们一起光复辽东，亦非难事。”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毛文龙下令摆酒席，边吃边聊，酒席间，毛文龙喝多了，便说：“关宁兵马俱无用，只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灭了东夷！”毛文龙的意思是袁崇焕手下的千军万马都没有用，有我这两三千人足矣，一句话把袁崇焕惹怒了，但袁崇焕没有当下翻脸，毕竟，杀毛文龙是既定政策，到时再翻脸不迟。六月初三袁崇焕再次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毛帅这些年在边塞很辛苦了，我劝你回杭州老家吧，那里风景好，你养老去吧。”袁崇焕的话已经很直接了，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显然不愿交出兵权，便说：“我早有此心，只要灭了女真人，我就回老家。”袁崇焕看毛文龙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更进一步点明：“这些你不必操心，会有人来代替你的。”毛文龙自信地说：“东江镇还有谁能代替得了我？”袁崇焕没有接这句话，而是说：“我这次来是劳军的，你手下士兵每个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袁崇焕话里有话，“按人头发放”意思是让毛文龙告诉自己，你手下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毛文龙显然明白袁崇焕的意思，便故意瞒报说：“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实际上此时毛文龙手下有三万人。袁崇焕知道毛文龙说的不是实话，至此，双方彻底谈崩，只等着刺刀见红的那一刻了。六月初五，袁崇焕与毛文龙第四次见面，告诉他明天自己就回宁远了，今天要在岛上看士兵比赛射箭，优者给赏。袁崇焕让部下传号令，命各营兵四面摆围。毛文龙及其随行官百余员，都被绕在围内，随行兵丁被截在营外。至此，袁崇焕终于要行动了，他最后一次试探毛文龙，“我打算把东江镇一分为二，旅顺以西归我节制，旅顺以东归你节制。”毛文龙：“我还是希望整个东江镇由我来带兵，毕竟我是东江镇总兵，你我同心合力，督师您的五年复辽目标方才能成功。”袁崇焕：“你的意思是如果旅顺以西归我的话，还没在你手里对于恢复辽东作用大？”毛文龙：“文龙不敢坚执己意，只是因为旅顺以西仍旧由我节制更便于指挥而已。”袁崇焕这下急了：“难道我不是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置你焉能对得起当今圣上？”毛文龙：“督师如果说我冒功的话，我一个牛毛寨大捷就砍下女真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而你所谓的宁远大捷号称歼敌一万七千人，可是也不过砍下二百六十九颗女真人头，到底你我谁是冒功？”袁崇焕大怒：“你还敢强词夺理？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天，望你回头是岸，哪晓得你狼子野心，你目中无本部院尚可，方今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容你？来人，把毛文龙绑了！”说罢几个武士将毛文龙按倒在地，随后袁崇焕列了毛文龙十二当斩，下面咱们就看看毛文龙的这十二大罪行都有哪些。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按：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怎么就成了“军马钱粮不受核”了？）二，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后金军），杀降夷，杀难民，全无争战，却报首功。二当斩！（按：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杀降人难民冒功，那孙承宗在奏折里说：“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是怎么回事？至于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嘛，明朝方面没有任何记载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后金《满文老档》中近百次提到毛文龙，前文已详述，后金被毛文龙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现在有的清史学者列了许多毛文龙的败绩，这些败绩从何而来呢？其实所谓毛文龙的败绩都是出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把所有后金方面的败仗都给写成了胜仗，乾隆年间正是篡改历史、篡改各种中华典籍的高峰，关于袁崇焕被美化就是乾隆年间的事，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说关于毛文龙的后金方面记载，我们是该相信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呢？还是该相信一百多年后被篡改出的秽史《清太祖实录》呢？不言自明。关于毛文龙的所有败绩都出自《清太祖实录》。）三，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后奏疏，俱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逆不道，三当斩！（按：那些书信是毛文龙写给皇太极耍他们玩的，所有书信都上报朝廷备案了。）四，文龙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按：袁崇焕一上任就下令登州莱州海禁，所有运载粮饷的去往东江镇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山海关，他克扣了东江镇八个月的粮饷，直到毛文龙派人交涉才结束，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那么到底是谁在侵吞东江镇的军饷呢？至于说“每岁饷银数十万”嘛，从1621年到1625年朝廷总共拨给毛文龙五万两白银，而此番袁崇焕赴任，朝廷共给他四百八十万两白银、米一百八十万石，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底是谁“每岁饷银数十万”则不言自明。）五，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按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了，他也不干了。后来我有个本家哥哥，在地方法院那儿又给他找了个工作，最后又不干了，就做个小买卖，卖个果子。反正那时候靠租房子还能过，他再出去工作去，有点填补儿，就还凑合着。我们一直就在西直门，在这儿住了50多年呢。定：您爱人解放以后做什么呀？金：就做小买卖，自个儿做呀，卖果子。再后呢都要牌照了，没牌照不卖给你东西，怎么办呢，你买不来东西你卖什么去？后来也不让卖了。取牌照去，谁也不给，不给，怎么办呢，那个就回家了，那会儿岁数也不大。那13间破房子，到解放后一间房子才租几毛钱，人家还不正经给，不是说到月头就给你，就不给钱白住，白住，那还惦记分你的房子呢，以后就一点儿进项没有了。你怎么办，不能都在家里饿着吧。我就出去啦，给人看好几年孩子哪。那家离我们家倒不远儿，他们家也是个旗人，人挺好的，两口子工作。我就出去，天天晚上回家。到1958年就往出轰人么，家里头不许有人，都得出去工作去，1959年43岁了我就，又出去到工厂。德胜门里头，德胜桥那儿有个五金厂，哎哟，累着哪，我都40多岁了你想。我就一直跟那儿，待了20年，待到退休，63岁才回家来。他又什么都干不了，又干什么人家都不让干，他但凡能做个买卖什么的，我也就不出去了。我这一辈子一天也没享着福，挨家挨家受苦，在这儿在那儿受累。我生了6个孩子哪，一个比一个大3岁，他(指儿子)上头一个哥哥，都6岁了，死了。要说那病都不知道，邪病，吐虫子，吐了一天一宿就完了。他底下生了一个也死了，就他一个了。这两个女儿都是后生的。大女儿今年47岁了。定：那时候生病都怎么找大夫啊？金：单有瞧中医的大夫，请中医到家看，轻易不上医院，医院都是外国人开的。抓药这边有个圣济堂注134。

5.哥哥和嫂子

金：我哥哥比我大10岁呢，他赶上(清朝的)一个末角儿。到生我的时候就民国五年(1916年)了，就一点没赶上，要不怎么什么都不太清楚呢，没赶上么。那会儿也小，也不往心里去。最后修这次谱，都是我哥哥他们修的，那会儿我们后头有一家街坊，那老头是宗人府的，他们俩净在一块儿，在一块就研究这个，说我们原来有家谱，后来说再做一份，搜集材料去，都找齐了，修谱，有修谱办事处。我哥哥脑筋旧，不让女的上学，女的不能上学。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教给我4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六言》注135，4本书，就教给我那个，由几岁就学那个，瞎学，没正经上过学校。后来去过一个可以算业余的学校，二十九小学。是正式学生下了学，我们去补习。去了有二三年，后头怎么不去啦？因为那学校的老师是个女老师，也梳头，后头留个大辫子。后来都让剪发，我哥哥不让剪，最后不剪的就剩我一个人了，去了人家都说我，因为那个我就不去了。我24岁才剪的头。我哥哥脑筋特旧，后来一直就那么旧，至死我看脑筋也没变，还是那老一套。我母亲倒没那么大规矩，自己都没饭吃了还要规矩干吗用？那会儿我才十几岁，我哥哥他一直就工作呀，家里事都是我的，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跑外呀干什么都是我的，我父亲就在家里管做饭。我管买，买完了他做。我掌家。我哥哥结了婚了我才不管了，嫂子在，哪儿能让小姑子当家啊。我嫂子她们家也挺苦，她父亲也没工作，她弟弟也没工作。她有个大姑姑，有一个表哥有工作，是在牛奶厂还是干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姑姑家条件好，开一个饭庄子，她小时候是跟她姑姑家长大的。我记得在后坑住。我嫂子比我还小两岁，我哥哥比她大一轮。是她姨大大，就是她大姨儿给介绍的。她姨大大那时候告诉她，说人家家可是有规矩的，这不能干，那不能干。可是头一天她一给我父亲请安，我父亲就说得，免了，咱不要那规矩，我们这儿早就没这规矩了。不吃饭饿得慌，要规矩有什么用啊。定：你们家那时候信佛吗？金：不信。定：您哥哥信是吧？金：他也就是那么回事。定：我看书上写的，一般满族家庭的小姑子都特厉害，是吗？金：对。过去我们家的大姑子、小姑子都是站着的婆婆。定：那您也是站着的婆婆？金：我？当孙子吧，还婆婆呢。定：那您跟嫂子关系怎么样？金：我们俩关系还行，挺好的。定：您哥哥他们搬到老坟那儿的事您还记得吗？金：那会儿他们在积水潭、火药局那儿住，也不知道俩人怎么商量的，非得要上农村，非得要种地去。我说不行，你们干不了，他们说怎么干不了呀，人家干得了，我们怎么干不了。把两间房也给我嫂子娘家弟弟了，就搬到那儿去了。城里待惯了到城外头也不行啊，也没房子也没地，那坟地也不是正经八百的大片的地，这给你刨一道儿，那给你刨一块，刚搬过去还和耿家伙着种，他们不会呀，跟人家种，又没水。到麦秋，还叫我们那位(指丈夫)帮着收去呢。那会儿收粮不像现在这会儿收粮这么多，一亩地才出几斗粮食，到年下收点老玉米，收点谷子啊，换面去。就两口子，这一年都不够嚼口的，不够吃的。定：他们怎么就想起非要出去呢？金：不知道他们两人怎么想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非得要去。

(三)金恒德口述

时间：2003年2月18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恒德这篇口述比较简短，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她母亲和姑姑所叙故事的补充，也可以看作是从孩子的视角对父母生活的一种感受。恒德还将她精心保存的她父亲毓珍“文革”时写的“检查”出示于我。作为当时的“检查”，不可避免地会有渲染自己生活之贫困和工作之辛勤的成分，甚至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城守坟一事也说成是“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但我相信他所叙述的为生活四处奔波的经历是真实的。而且40年前的这种“检查”，如今已经堪称文物。兹将这份“检查”附于文后。并对恒德几年来对我慷慨热心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金恒德(以下简称恒)：我妈死的时候我好像有预感。您1月15号来，她2月28号走的，不到一个半月吧。我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一出生时候四品。我爷爷叫溥万，溥字辈。我小时候对我爸的印象，他就是一个老头。一天到晚跟我也说不上什么话，他老是看书，抱着那家谱看。据我妈说，他最早在宗人府当差。定：那时候清朝已经完了呀。恒：还有宗人府吧，干了一段时间，不知怎么就不干了，出去给人打小鼓。后来在老理工大学，他的交代上都写着呢。我父亲结婚挺晚的了，我姑姑说我爸那时候左挑右挑，族人们也都给挑，老不合适，就挑到这么大岁数了。后来是我妈的三姨太太给我妈说的，说这人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的，就这么给说上的，结婚时候我妈都二十六七了。我父亲的性格就是，连个蚂蚁都不踩。我那天上我姑姑那儿她还说，你爸爸年轻的时候儿呀，哪儿有野猫，瘸狗，伤残的猫，伤残的狗，他都弄回来，甭管花多少钱，他先把药上好了，那会儿他一下班回来，猫都跑到他身上去。我小的时候是我太太给我看起来的。那时候她在人家给人当保姆，反正是挺有权势的这么一家，有了我以后就把我太太请回来了看我，可是那么多年还跟那家，就是在人家干活的那家来往。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小时候，我太太还背着我呢，下着雨，打着伞，我太太把伞给扔了都没扔我。我妈也就给我讲了这些。定：你们这个村过去叫什么村？恒：大王花园呀。后来他们出城以后就改农业户口了，也挺坎坷的。人家都劝他们别出城，说你们出城干吗去呀，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谁，你再受气。定：那他们为什么一死儿要出来呢？恒：就为了这坟地呀。这坟对于我爸爸好像特重要。定：当时你们家多少亩地？恒：没有地，就是这个坟地。就为这个坟地出来的，这坟地不是我父亲的么，我父亲他们家的。原来我小时候这边都是小坟头，花生地，还有柿子树。这碑还真看住了。定：听你妈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挺受苦的，有这么多东西怎么还受那么多苦啊？恒：这就说来话长了，可能我妈不愿意说这段，她没跟您说这段吧？原来这地儿都是宝顶坟，坟上是白灰、混凝土、黄土，这个俗称宝顶坟，大宝顶，立的碑。坟是我父亲他们那支儿上的坟。那会儿不是都占地了吗，得起走，不能埋在下边呀，当时起坟就起出不少东西来，好多殉葬品吧，戒指啦扇子啦……定：起这坟是什么时候？恒：可能是50年代以后吧。我那会儿毕竟还小，说的也不那么完全属实，反正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父亲是84岁没的，1989年5月份，当时我们不是住平房么，那天等到下午他就有点拉稀，也没有什么别的症状，晚上送到北医三院去，11点回来，第二天早上就不行了。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也病了一场，她就不愿意住平房了，就带着孩子到楼上住去了。我妈我爸都信佛，特别信那个。我妈是82岁没的，我妈去世后我觉得好多事情挺对不起我妈的，我妈把一腔心血都扑到我身上了。人都说你挺孝顺的了，可我要是特别特别积极地给我妈治病，我妈也许死不了。我现在为什么信佛呢，就是对我妈的一种忏悔。我妈挺不容易的。她跟您说过她出城的经历吧，为什么出来就是因为这片坟地。出城以后根本不会干农活，这一块儿就我们是村外边的，村里人就欺负我们。刚出来时候，我那会儿还没上学呢，就分配了一块自留地，这地得插白薯秧子，插白薯秧子得去买，完了去插，我妈也不懂，我爸也不懂，就得雇人插，人家插完了都不给封土，没给封土这白薯就得死呀，白薯秧子晒了一天了，到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浇了水了，就把白薯秧子自动给封上了。我妈后来为什么信佛呀，我妈说佛可以救咱们，老天爷可以救咱们。定：我想问问你，你妈给我讲的是一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可是听你刚才讲好像不完全是这个样子是吧？恒：我妈年轻时候的事我知道得不是特别多。我妈给我讲的也就是这些，什么挑花啦，缝穷啦，梳两把头啦什么的。我姥姥、我姥爷，也不是几品，是传圣旨的，说圣旨到，就干这个。我妈就是姐弟俩，年轻时也没享过什么福，但是也没受过太大的罪。我就觉得我妈出城以后受的罪特别大。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出城以后就挺受罪的了。我父亲没怎么下过地，因为他不会干活儿啊，都是我妈下地干活儿，起早贪黑的，你想拔麦子、下凉水什么的，在城里虽说是缝穷吧，跟下地干农活是不一样的，锄头也不会拿，人家会用巧劲儿她也不会。手上起的大包，到死的时候手上都是大包。而且还受欺负，挺受挤对的。我是1963年上小学的，1966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1967年就开始抄家，把我们家给砸得乱七八糟。砸完之后就拉那碑，得有20多个红卫兵，拿那大粗绳子，喊着口号就给拉倒了，当时就“破四旧，立四新”。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们就住在碑的旁边，离碑也就几米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多孩子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追着骂我，都知道我们家是旗人，就说老子骑驴你骑人，人家骑马你骑人，我都不知道人家干吗骂我这句话。我就跟我爸我妈说，我妈才跟我说，咱们过去是在旗的，是黄带子，人家骂你，你也不要还言，赶紧走就完了。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我就没系过黄带子，别人干吗叫我黄带子。反正我小时候挺受歧视的。定：你对你这个民族的印象特深刻？恒：特深刻。你想当时这个环境，这点儿都是农业社，一片地啊，我的周围没有满族，就我们一家满族，从小就听我妈说咱们挺受气的，挺挤对咱们的。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人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呢，第一成分不好，我父亲的成分是城市小业主，第二是满族，所以红小兵不让入，好多事情都不让去，人家还追着骂我，旗人哪，什么的。后来“检查”原稿之一页(金恒德提供，参见本篇附录)到入团的年龄，那会儿入团要政审，我各方面都很好，都非常优秀，也不行，最后有一年毛主席说不唯成分论了，我才入的团。小时候就感到特别压抑，挺自卑的，羡慕别人的家庭，别人的孩子，那烙印真是不可磨灭了。所以我对这个民族真的不理解，没有什么好感，我想过去皇帝是不是特别欺负老百姓啊，当时就有这么个概念，认为满族是欺压百姓的，因为我受气啊。我就想为什么是满族呢，为什么出身这么一个家庭呀，能不能没有满族啊，人家入红小兵我特别羡慕，孩子么。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后来才有一个大的转变，那就是上中学了，有一次有一个报纸，人家来请我父亲投稿，后来有一年又有人开车来接我父亲写清史去。我父亲就给我讲我这个民族，现在我当然觉得是满族挺自豪的。我父亲“四清”的时候给定的成分是小贩。“文化大革命”批斗我们，我父亲就写了个检查之类的，自传似的，从他怎么出生到怎么做小买卖，自己的出身，交给当地组织，我看过这个。

附录毓珍“文革”期间写的检查7岁上学，日期不多退学。9岁入学，12岁退学。13岁14岁15岁做小买卖，卖梨糕，卖枣，卖花生，卖白薯，并全家给西直门内大街路南饭店西万庆糊火烙干。16岁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当看守。18岁告退。19岁20岁21岁22岁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有时作小工。23岁在前门内地方看守所当所工，24岁告退。25岁26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下街打鼓。27岁在南西门(右安门)内姚家井第一监狱当看守，30岁告退。31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打鼓，在东城铁狮子胡同内麒麟碑胡同路东入满族联合会当会员，有时在该地址修谱处抄写(临时雇工)。32岁在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事务股当小职员，41岁改组结束回家，42岁43岁仍做小生理，跑小市抓货，打鼓，有时赴安定门宣武门抓货，有时赴门头沟河南街卖货。44岁自觉光荣自愿出城种地自力更生。在解放头3年中我做小生理，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不清)使唤(住西城成方街路南门)，后又在周济家中使唤(住鼓楼东小大佛寺路南饭庄门内)。我妻金秀珍在家挑花作卖活作老虎活，并帮助我做买卖。以上均在解放头三年。地亩总数共贰拾陆亩壹分。生产地数拾伍亩，未生产地数拾壹亩。出典年月是在1921年前后，因家贫由我祖父及我父陆续将坟地出典与耿瑞祥共拾伍亩，言明除到典期外，地无租价，钱到回赎。赎回年月是在1935年前后由耿瑞祥手中将地拾伍亩赎回。赎地后情况拾伍亩地仍由耿瑞祥耕种，并没与他要粮，听我父说每年他给几块钱。赎地本钱来源是我母在文姓家中使唤时，由文重之母由数年工钱之中抽出给积储的，在文重之母手中保管。赎地原因，因为家中贫甚才将坟地出典，受了腐化封建旧思想，以坟地为重，将坟地赎回。要粮情况是在吃共和面那年粮食紧张，这时我父与他商量每年要7个半……因天灾旱涝不收地势湫凹原因均未给足数。近年来劳动情况，因身体多病(喘症，血压高，心脏病，贫血)诸症，各医院均可调查(积水潭、新街口二条医院，第三医院，第四医院，五道口、大钟寺各医院)以上均可调查证明外，并有新街口二条中医证明。又因我母(80余岁)重病在床不能动转，一年数月无人我得带病扶持。自己感想，我家住城里将坟地出租(属有小量土地者)与人要粮，但不是我全家一年生活主要来源，而我自己家人均有正当劳动生活业务。

六、“恶果子市”的

后闻讯，召妃入宫，赐死，后葬到清东陵。现在的众多影视小说大多为此版本。第二个版本是香妃喜剧说。香妃天生丽质，身有异香，家世居南疆叶尔羌，其兄长因不满霍集占虐政，举家搬到伊犁。香妃的哥哥在反对霍集占的叛乱中，心向清朝，立下功劳。他们受诏，到了京师，后来长住北京。香妃入宫，受到皇太后的喜爱和乾隆帝的宠幸，生活过得很幸福。香妃死后，乾隆闻讯，悲痛不已，恩准将香妃尸骨运回新疆喀什入葬。现在新疆喀什，还有香妃墓和香妃木棺。这是当地维吾尔族流传的版本。然而，历史上是否真有香妃这个人，至今仍是个谜。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却只有一个叫“容妃”的回族女人，并没有谈到她身有异香。《清史稿·后妃传》记载：“容妃，和卓氏，回部台吉和札赉女。初人宫，号贵人。累进为妃。薨。”容妃生前的生活、饮食习惯，乾隆完全遵从她的回部习俗，为容妃安排了回族厨师，为她做清真饭菜，还为容妃修建了宝月楼（就是今天中南海的新华门门楼），楼南隔街建“回子营”，修礼拜寺。当时，八旗以外的所有百姓都住外城，唯独回子营近在咫尺，依靠九重，这是乾隆爱屋及乌的特殊待遇，容妃站在楼上，可以观对面的“回子营”，遥望瞻礼，以解思念之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十九日，容妃因病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葬清东陵。至于“香妃”之名，不知何时而起。今新疆喀什的香妃遗棺，当地传说是从北京运回去的。香妃和容妃究竟是一人还是两人，目前史学界看法仍不一致。乾隆的家庭生活可说者很多，许多文艺作品对此加以渲染，演绎出不少曲折动人的故事。同时，乾隆也是一位有为之君，将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四、社会经济的繁荣乾隆时期，清王朝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皇朝也发展到了它的顶峰，到处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朝崇祯时期，全国耕地最大面积是七百八十三万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据不完全统计，耕地面积即已达到这个数字。到嘉庆十七年（1802），又增加了七万七千七百万顷。人口方面，顺治末年，全国人口统计还不到二千万人，而乾隆末年则达到了三亿人。国家赋税收入，顺治末年，国家发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万两，粮六百四十多万石；到乾隆末年，发征银达二千九百九十多万两，粮食达八百三十多万石。早先，粮食主要产地是东南的江浙地区，雍正、乾隆时，“苏湖（今太湖地区）熟，天下足”的局面已为“湖广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代替。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这些省份，亩产高时可达五六石甚至七石。长江以南，两季稻已开始普遍有了。北方的河北、天津地区，也成了鱼米之乡。一向人烟稀少的川、陕、楚交界处的南方老林地区，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省的山区，成千上万的流民进入，开荒种粮，整个粮食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粮食生产的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增加了。江苏的苏、松、宁地区，浙江的湖州地区，到处桑树成荫，葱郁一片。棉花在宋元时从海南岛传入江南，到清乾隆年间，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以及河南孟县、内县，河北保定地区，到处都是棉田。烟草在崇祯年间种于江浙一带，康熙末年，北方已普遍种植，乾隆时，人们已开始普遍吸用；山东济宁城六家烟铺，总有工人四千多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增产，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南京的缎机有三万台，它们一般都由一百三十二个部件构成，所牵引的经线，一般都达到九千多根，多的甚至达到一万七千万根。杭州的丝织品有丝锦、剪绒、绫、罗、纱、绢、绸、丝等许多品种；松江的棉织也是，扣布、稀布、飞花布、梭布、斜纹布、药斑布、紫花布、剪绒毯，品种繁多。陶瓷业，乾隆时，瓷都景德镇大小十多平方公里，匠工几十万人，瓷窑二三百座。窑内分工也更加精细，有淘土、拉坯等十五六个工序，技艺更加精湛。矿业方面，乾隆四十八年（1783），已有了十三处（不含偷采的），云南产铜，每年多达四万余斤；广东的铁炉，高者一丈七八尺，每炉每昼夜可出铁十二次，每次出铁三百多斤。四川的盐井，雍正八年（1730）增至五千九百三十九眼，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更是发展到八千三百零七眼，井深达几十丈，甚至几百丈，盐厂的分工也更精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乾隆时期，出现了经营汇兑、存款、信贷的票号商，这些票商具有巨额资金。此外，最富的商人，还有盐商和行商。行商垄断的资金多达几千万两。工商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当时，苏州城的人口已不下五十万，加上郊区超过了一百万余人。阊门之外，踹坊就有四五百处；盘门、葑门等处，也是万家灯火。南京，乾隆时也发展到了四五十万人，灯影里的秦淮河，桨声不断，歌舞升平，茶褛酒馆，欢声不绝。广州，当时已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了。在这里，已有几十个单位与外国贸易，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已超出二百四十多万两。乾隆年间，长江河岸的无锡、镇江和汉口，被人誉为“布码头”、“银码头”和“船码头”。当时，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至于北京，那就更是全国贸易中心了，安定门外的“外馆”、城内御河西岸的“里馆”，随时迎送着全国各地的客商。五、乾隆对历史的八大贡献乾隆在位六十年，做的事情很多，光记载他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就达一千五百卷，其主要历史功绩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1.编修文化典籍如果说康熙是位学习型皇帝，雍正是位改革型皇帝，那么，乾隆则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做的事情主要有：（1）主持纂修《四库全书》乾隆帝继位以来，经常想，由于明末战乱，造成很多宝贵书籍都散失了，如果把它们收集整理出来，岂不是一件很好的功德吗？这样既可以进一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充分显示自己重视文化的积累，又可以借机把民间藏书统统审查一下，去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内容，真是一举两得。于是乾隆下诏特赦被充军新疆的纪昀，由新疆回京做总纂，组织文人学者开始整理编辑。纪昀，字晓岚，是清朝著名的大才子，才华出众，机敏过人，又擅长说笑，很受乾隆喜欢。由于他为人耿直，不趋炎附势，所以屡遭和珅等人的忌妒陷害，沉浮多次，但由于乾隆帝格外赏识，因此才多次危中脱险。编纂工作开始了。一次乾隆问纪昀：“纪爱卿，此书取个什么名字呢？”纪昀才华过人，也十分机敏，当乾隆问他时，他已想好名字，但他知道乾隆博古通今，文才出众，不敢贸然回答，看着皇帝沉吟、微笑的神态，似有所得，于是躬声回答说：“皇上是否想把古书皆藏于经、史、子、集四库之中，而取名《四库全书》？”乾隆高兴地说：“正是，书名就叫《四库全书》，你们编写的地方叫‘四库馆’。”此后，在总编纂纪昀的带领下，戴震、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三百多位名流学者开始了辛勤的工作。他们收集古今图书两万多种，然后加以筛选，凡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一律销毁，据不完全统计，在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销毁的图书有三千种之多。经过纪昀及全体四库馆人员二十年的共同努力和认真工作，这项巨大的《四库全书》工程终于完工了。全书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装成了六千二百七十五册。《四库全书》总共抄写了七部，藏于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杭州的文澜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等七处。这对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项重大贡献，但其销毁那么多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2）编修《满文大藏经》乾隆命令将汉文、蒙古文《大藏经》译成满文，由章嘉呼图克图总领这件事，并要求每翻译一卷，即行进呈，以等裁定，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3）整理《无圈点老档》《无圈点老档》（又叫《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书写的，是现存最为原始、系统、详尽、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编年体史料长卷。该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到乾隆中期已经百余年，文字难以辨识，纸张年久老化，字迹漫漶不清。乾隆命对《无圈点老档》进行整理，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分别重抄，先抄出草本各一部，再抄出正本存内阁各一部，另抄出副本存沈阳崇漠阁各一部，并抄出存上书房一部，总计共七部。（4）敕编《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5）命编《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一个硕果。（6）重视京师文化建设表现在：一是编绘了《京城全图》；二是于敏中等奉命撰写《日下旧闻考》，共一百六十卷，为北京历史文献集大成之作；三是编修《国朝宫史》，对宫廷的历史、建筑、文化、典制等作了载述。2.维护并兴建皇家园林乾隆时，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即颐和园）、圆明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颗颗明珠，现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3.贡献诗文才华乾隆帝是一位非凡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其中诗总计四万二千六百一十三首，而《全唐传》所收唐代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四万八千多首，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集》（五集）、《御制诗余集》等诗集；文章一千三百五十余篇，有《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等文集。当然，这些诗文中，有一部分是他人代作的。4.免除天下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1745）、三十五年（1770）、四十三年（1778）、五十五年（1790）和嘉庆元年（1796），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四百万石），累计免除赋银二亿两，约相当于五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需要指出的是，乾隆的免除钱粮是在社会经济繁荣的状况下进行的。当时有大臣提出反对意见说：“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对此，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乾隆的这一思想是一种仁政爱民的思想，特别是他“民富则君足”的观点，值得人们深思。因此，乾隆的行为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诏下之日，万方忭舞”。5.统一新疆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其成功之一就是统一了新疆。在北疆，他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解决了北疆问题。清军平定北疆后，南疆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掌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东、叶尔羌（莎车）等几座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获胜，重新统一了南疆。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又制定《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作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巡查边界、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定准、回各部，统一新疆，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而且铲除了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6.完善治理西藏乾隆曾两次派兵打败喀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1）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2）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3）达赖、班禅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自监督下，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转世灵童。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当时设立的“金奔巴瓶”有两个，一个放置在雍和宫，现已成为文物；一个放在西藏大昭寺，此瓶沿用至今。（4）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5）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正面铸“乾隆宝藏”四字。《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7.修砌浙江海塘浙江原有的柴塘、土塘经不住海潮的冲击。乾隆命拨银两将柴塘改为石塘，其修建石砌海塘四千余丈，加强了这一地区抵御海潮侵袭的能力。8.中华各族一统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朝“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乾隆能将祖宗的基业发扬光大，在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有生之年做出的“禅位”决定和行动。早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二十一日，乾隆就宣谕说：“昔皇祖御政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予寿八十有五，即当传位太子，归政退闲。”这道谕旨的意思是说，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自己不敢相比，如果自己能在位六十年，就当传位给太子。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八十五岁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示立皇十五子嘉庆王顒琰为皇太子，以次年为嘉庆元年，到期让政。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了内禅大礼。尔后，乾隆被奉为太上皇，乾隆禅位后，又训政三年零二天，后人于是多讥评乾隆名为退位，实禅而不退。不过，纵观中国自秦始皇以下两千年的皇朝历史中，内禅让政者，前君罕见，后君亦无。宋仁宗储位既定，郁闷不乐；宋英宗立太子后，泫然泪下，比起这些来，乾隆的禅让还是有一点超脱的。六、盛世下的危机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虽然自诩“持盈保泰”，但是月满则亏，泰极否来。乾隆晚年，志骄意满，思想僵化，懒于进取，做出了许多错误事情，积累了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外面的西方世界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乾隆盛世的外衣下已经潜伏起了巨大的危机。1.乾隆时西方世界的巨变在乾隆时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1）英国工业革命。乾隆三十年（1765），英国纺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新式纺车珍妮纺纱机；乾隆五十年（1785），英国卡莱特发明水力织布机；同年，英国瓦特改良蒸汽机。而后，嘉庆十年（1807），美国富尔顿发明轮船；嘉庆十九年（1814），英国史蒂芬逊发明蒸汽机车。也就是说，西方发生了新的生产力革命，历史上把它称作工业革命。（2）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乾隆三十九年（1774），北美爆发了独立战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北美独立战争取得了胜利；乾隆五十三年（1788），第一届美国国会在纽约召开；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两年后，美国通过《人权法案》。（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兰西举行三级会议，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乾隆五十八年（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上三件大事再加上此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人类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在当时的世

一仗想赢怕输，胆气未壮的现况，一旦进军速度及时，那么女真人只有放弃宁江州，跑回老家去躲灾。那时，先断绝女真人的经济，围住了饿上大半年，再大军压过去，半原始半奴隶制的女真人拿什么不死？凭着阿骨打一个人神勇无敌往回扳吗？他再逆天，单兵能力也不见得比楚霸王项羽强，到时上演女真版四面楚歌倒也蛮悲壮。一句话，超级大国欺负小部落有的是办法，只要正常出牌，绝对没有输的可能。可是耶律延禧忙啊，当时他正在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白塔子）打猎，享受在白茫茫的天地间纵马狂奔，射熊杀虎的豪迈人生。见到加急发过来的求救信，他想了想，决定还是按正常程序，公事公办。命令——海州（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带人过去解围。帮助及时地送到了，海州的援兵就像过期的杀虫剂一样，不仅没能杀死虫子，反而养得虫子快速长大。完颜阿骨打打垮了高仙寿，连带攻破宁江州，实力和威信急剧上升。一个问题，当此时，人们一贯认识中的强悍、嗜杀，对辽国充满了仇恨的阿骨打会做什么，他会不会把宁江州屠了，发泄长久以来压抑的怒火？以女真人的野蛮，完全可能。但事实是，他不仅没杀人，反而私下里把宁江州的首领放了，让他回辽国。这样不管这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透露出女真人并不凶残，和他们作战不必拼命的消息。另一方面，阿骨打以这次胜利为号召，召集全体生、熟女真人一起向他靠拢，并且把渤海人也算在内，他欢迎一切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十月初一，阿骨打攻破宁江州，十一月时耶律延禧召开御前会议，辽国权贵一致决定要认真对待女真人了。派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率契丹、奚族军士三千人，中京禁军七千人，驻守出河店。司空是政治大佬，一万军力远远超过了女真人的上限，看起来这次耶律延禧是下了狠心了，是要把女真人捏死。不过事后证明，这又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帮忙，都做到细心体贴的程度了，几乎每个方面都是为阿骨打量身定做的。辽军的速度很快，集结军队，准备给养，快速行军，十几天的工夫就到了目的地。出河店，是现在黑龙江的肇源。他快，阿骨打的速度更快，他不仅带着人冲了过来，主动迎击，还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把军队整编了。原先女真人打仗，虽然每次都有一个总指挥，但下面具体上阵时，都是按照家族血缘，扎堆往上冲的。这样太原始了，虽然上阵父子兵有凝聚力，可一来不利于统一指挥，二来兵权分散，阿骨打没有绝对的权威。阿骨打设立了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制，每三百户为一谋克，每十谋克为一猛安，这样由他管理千夫长，千夫长管理百夫长，百夫长管理下边小兵。层层具体，如臂使指。不要小看这一点，这绝对是划时代的创举，以一个没有受过半点军事化训练，不知道世界上成形的军事化管理的白丁，能想到这些，在东亚的土地上，几千年里只有两三个人能做到。其中一个就是一百多年以后站在全人类军事巅峰的那个人。以那人的实力，也要在转战多年之后才领悟到，而阿骨打只用了一仗，就迅速打散整合了自己的军队，夺到了最高的、唯一的指挥权，并且在十几天里就实施了下去，这个速度实在是让人惊叹。回到战场，女真人的行动是隐蔽的，他们一来人少，嗯，比上次多了点，到三千多人了。二来有意隐藏踪迹，都是些进山打猎的人，在严寒风雪里前进，很快悄悄地来到了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畔。这时天晚了，人也累了，阿骨打下令设营休息。从这一刻起，阿骨打的灵异和耶律延禧的帮忙交织在了一起。事情要从睡觉说起。跑了大半天了，女真人再彪悍也得休息，完颜阿骨打也不例外，他躺了下去，可是怎么也睡不着。史书上说，他强烈要求睡眠多达三次，可是都被打断了，每次都有人在他床头用力地抓住他脖子往上扳。这还怎么睡，更灵异的是，他回头，身后根本没有人。阿骨打不睡了，他喃喃自语道：“这是神仙在警告我，不让我入睡。”他出门集合队伍，把神仙降临的事儿跟大伙儿说了。于是，全体女真人陡然虎躯一震，精神百倍。阿骨打有神仙路线可走，他所说的话，他要办的事，都有神仙罩着！这个观念一旦形成，威力是无法估量的。想一想进入封建社会成熟期的宋朝人都对神仙膜拜得五体投地，那么半原始半奴隶制的生女真部落里，会对神灵崇信到什么地步？这时，无论阿骨打说什么，他们都会积极地、快乐地去做。阿骨打说，都别睡了，立即接近辽国人，攻击！女真人兴奋地冲了出去，在寒冷的冬夜里快速接近混同江。等到了江边，天已经微微亮了，这时，他们看见了对岸的情况。这一刻，他们对神仙和阿骨打的关系深信不疑。只见冰封的江面上，辽国人正在凿穿冰层，这在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萧嗣先突然心血来潮，想学辽国皇帝搞什么头鱼宴，他是想一劳永逸，把混同江，也就是松花江的冰层凿穿了，把女真人隔在对岸。以女真人的部落实力，以他们简陋的行军工具，根本不可能带着战船。在这种天气里，也不可能砍大树造船只，所以，冰层一破，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除非女真人再选别的道走。得承认，萧嗣先的想法很先进，很有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他真的看准了辽、女真之间的优劣关键。但要命的是，他没法预测完颜阿骨打奇特的睡眠遭遇。事实已经证明，不管是真的有神仙去扳阿骨打的头，还是阿骨打自己料到了辽军的动作，更以神仙的名义说出来，哪一点，都足以坏了萧嗣先的布局。站在凌晨的混同江边，完颜阿骨打对身后的部下们说：“派十个人过去，把凿冰的都砍了。”出河店之役，决定女真人命运的第一次兵团决战，由十个女真人发起。他们越过结冰的混同江，杀向正在凿冰的辽国人。在他们身后，全体女真人都冲了上来，一共三千七百多人，这就是完颜阿骨打全部的家当。八百余年后的今天，我猜测他当时的心情，他有按捺不住的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和提防。他怕辽军迅速集结，把他压在江面上，那时无遮无挡，光是射箭就足以把他们埋在混同江上。所以他才要先派极少的人杀过去，尽量小动静地解决辽军前哨。他成功了，他杀上了对岸，这时辽国人才警觉，集结起全部人马冲了过来。兵团决战，女真人历史上第一次的兵团决战展开。无数的资料可以显示，兵团决战是一门艺术，绝不是单靠勇猛善战就能完成的事。甚至于个别超级勇猛不听指挥的人，还会坏了大事。这一点，初期的女真人也不例外，就算再乐观的估计，他们想战胜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辽军，也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可是这一天注定了是完颜阿骨打的灵异日，也许神仙真的存在，并且被他随身带着。在半夜连续扳他的头之后，这时准时出现，给了他最大的帮助。一阵大风，在两军相接时突然刮起。冰封大地上的西北风，从女真人的背后刮起，吹向对面的辽国人……不早不晚，偏偏这个时候刮了起来。辽国人悲剧了，女真人不仅有百年的仇恨、强悍的体魄、精明的领导，竟然还随身带着西北风，这仗还怎么打？他们一路溃败，死伤满地，一直逃出去几十里地，才摆脱了追杀。战后清点，阿骨打赚大了，他的女真兵团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编。人员的来源，除了生、熟女真各部落争着抢着往他身边挤之外，还有此战的俘虏。女真兵团，和后来更强的蒙古兵团，他们的人员组成并不是单纯的本族人，他们有本事把抓来的俘虏，这些本来是死敌的人，迅速同化，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战斗力。这种同化是不可思议的，那些被同化的人，哪怕重新回到战场，面对同一血脉的本族人，也能举起屠刀，杀得鲜血淋淋，杀得爽心快意！人性，永远是个无解的谜团。抛开人性说现实，此战过后，女真人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这个点是近千年来历史里重复出现的，让各民族都头疼恐惧的数字。女真兵团的人数达到了一万人。“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在北宋末年出现过，带来了辽帝国的崩溃；在明朝末年出现过，让中国第二次全境沦陷，汉民族再次被异族统治。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人说，是女真人、后金人自己的吹嘘；有人说，这是史实，是当年与之敌对的国家在失败中的哀叹。不必讳言，这两种说法里包含着民族情结，有满族人自己的自豪，有当年被击败种族的怨愤。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没必要、也没办法去考证究底的真伪。要注意的是，这句话在女真人的崛起阶段，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出河店之役后，完颜阿骨打的手里握到了好牌，他终于有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虽然限于眼界太窄，经历太少，他不知道这股力量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但他兴奋，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而权从何而来，从刀、从枪、从军队而来！兴奋中的阿骨打不知道，当此时他更大的幸运并不在身边，而是在遥远的、繁华的、庞大的辽帝国的中心，在那里，他得到了更大的好处。那才是出河店之役最大、最妙不可言的收获。这事儿要从辽军溃败后说起，辽国的前敌总指挥叫萧嗣先，他一路狂跑，终于远远地躲开了女真人。暂时安全了，可是转眼间心情沉痛。他失败了，带领一万正规军，败给了没开化的泥腿子野人，这个人辽国丢不起，一旦丢了，他萧嗣先的命就是遮羞费。出现这种事，他的脑袋板上钉钉一样要落地了。但是不怕，他有个好哥哥名叫萧奉先。注意这个人吧，说到底，在这个时代里，辽、金命运转换的巨大旋涡中，起真正主导地位的人，既不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也不是金国的英雄完颜阿骨打，追根溯源，让一切发生、恶化、不可收拾的人，就是这位萧奉先。三年前松花江畔头鱼宴上阿骨打拒演时，耶律延禧要杀了他，是萧奉先阻止的。这是萧奉先第一次改变辽、金两国的命运走向。三年后出河店之役辽军失败后，萧奉先做了第二件事。他想到了亲爱的弟弟，觉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能让弟弟死。于是他开动脑筋，想出了一句话。他去见耶律延禧，这样说：“陛下，出河店败下来的兵怎么处理？要是按章办事的话，他们会怕死不回来，在外边变成盗匪，危害国家。”耶律延禧想了想，“是啊，这事儿很有可能，那好，反正都败了，赦他们无罪……不，领头儿的还是要罚的，罚免官，削职为民。”于是，萧嗣先只是丢了个头衔而已，他可以潇潇洒洒地从出河店回京城，照样过他的幸运人生。守着他如此非凡的大哥，难道还用为金银财宝香车美女发愁吗？这些，都被辽国的军方看在眼里，冷眼旁观，他们在愤怒之余得出了一个结论——出力死战，战死了没功劳；败了逃走，逃跑没责任！这样一来，还有谁为国家出力，还有谁会遵守军规？这个逻辑一旦形成，对辽军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灰心丧气，从根本上失去了辽人立国的铁血精神。回顾这件事，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以超级大国敌对一个初兴起的民族，有无数种办法可以扼杀奇迹，无论什么样的神勇人物、彪悍种族，都毫无用处。绝对优势的国力、人数占据绝对的胜算，之所以不胜，完全是人为的因素。是不知所谓的君主、大臣葬送了一切，是他们拱手将胜利送给挑战者的。辽之灭亡，宋之灭亡，无不验证了这一事实。回到公元1115年的初春，完颜阿骨打获得出河店之役的胜利，军力达到一万人之后，他终于心里有底，答应了部下们的请求，宣布女真人立国，他自己称帝。关于女真帝国，他这样创立，他说：“辽人以镔铁为号，取镔铁坚硬的含义。可惜镔铁也有朽坏的时候。世间唯有金不变不坏，所以女真帝国取名为‘金’。金为白色，女真帝国也以白为尊。”这一年，女真立国号为大金，年号收国，阿骨打本人改名为“完颜旻”。从这时起，金国迅速崛起，拉开了覆灭辽国的序幕。这是这一年里的主旋律，宋、辽两国间没有哪个人、哪件事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一年即将过去，还是有一个人要提一下的。这个人在辽国的科考中名列殿试第一名，也就是辽国的状元。他能骑善射，文武双全，心志恢弘，意态坚凝。他的名字叫耶律大石。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比完颜阿骨打逊色。建国之后，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很快收到了一封信。信是辽国皇帝耶律延禧写的，基于现在的形势，耶律延禧提出了一个建议。“完颜，你建国了，是吧，可惜你没有请求上级，程序不合法。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让你成为辽国的正式附属国，磕头谢恩吧。”这真是天大的恩惠，让一个半年前还是半原始半奴隶制的野人部落一跃进入文明世界，这样大的变化，之前女真人想都不敢想。可惜，那是以前的女真人。现在完颜阿骨打的回复是：“可以，但是有条件。第一，归还阿疏；第二，把黄龙府给我。”黄龙府，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地方。它出现在史书里，流传在诗词里，经过岁月的沉淀甚至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直捣黄龙！可以确定的是，在完颜阿骨打这次回复之前，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是一片荒芜大地上的弹丸小地，公元十世纪时的文明之光离它太遥远了，在中原、在西域、在南海，没人知道它。可是完颜阿骨打的目光盯住了它，它是前进方向上的一块绊脚石。但同时，也是他心目中帝国的理想中心。黄龙府，是今天吉林省农安县。这种回复很自然的，让耶律和完颜谈崩了。在耶律的心里，完颜始终、永远是一群披毛戴角勉强会说话全体都不认字的原始人，只是一群玩具加劳动力。给他们个国号，让他们正式成为自己的家臣，已经是最深的底线了，可玩具们居然还敢跟他谈价钱！他当然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只是他一个大型狩猎会的时间里，完颜阿骨打都做成了什么。女真人不仅有了国家、国号，还有官职头衔。他们的官阶叫勃极烈，冠以“谙班”，是指尊贵伟大的勃极烈；冠以“国论”，是指宰相级别的勃极烈。配合军职方面的猛安、谋克，一个帝国的初步运转成形了。这些还不是最惊人的，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女真人居然有了自己的文字！这些，耶律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件事：还阿疏，等于丢了尊严；给黄龙府，那块小地方失不足惜，但丢不起那个人。既然不想给，也不想在战场上和野蛮人肉搏，想来想去，有着深厚底蕴的辽国人终于想出了一个理智的办法。他们派出了二十万骑兵、七万步兵向北方边疆运动。这一次出兵，他们是下了相当的血本，辽国号称精兵百万，想想这已经是近三分之一。用这样一股力量逼近新兴的金国，意图非常明显，是想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让出河店的奇迹不再重演。可是，一旦这股重兵开拔之后，就让人看不透了。以二十万骑兵为主的兵团，居然慢得跟老牛拉破车一样，这个庞大的军阵慢腾腾地、拖家带口一样地向北边走。没有错，这个军阵像一个超级城镇在迁移，里边带满了耕牛、绵羊、农具等生活必需品。这就是辽国人的打算，他们要在北方凭空制造出一个纯粹的军城，一边在那边生存，一边抵挡金国人。这办法看似消极，但真的很理智。这一次以绝对的优势兵力，以纯防守的姿态，他们终于用上了超级大国欺负刚出生的小国的招数。就是要用钱、用人、用时间压死你、拖死你，一点都不公平，但就是管用！当这支大军北上之后，耶律延禧、萧奉先他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宴会、刺激的猎场里，在他们想来，至少在十年甚至二十年里，烦人的金国人将再也不会让他们闹心，用这二十七万人耗尽金国这一代人的锐气，之后就会高枕无忧了。可惜的是，千算万算，他们算错了时机。如果在出河店之役前这么做，绝对会如愿以偿。那时的女真人要用完颜阿骨打以神话、用威胁才能走上战场，并且人数极少。出河店之役后，金国建立了，女真人心有所依，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力达到了一万人。满万不可敌，

掉了两京，而唐军却大有平定叛乱的决心和实力，所以他劝史思明不如弃暗投明，重新归顺唐朝。史思明经过仔细的思考后，同意了耿仁智的建议，立即派部将窦子昂奉表入长安，同时率领十三郡共计八万人马归顺了唐朝。面对史思明的突然易帜，当时身在长安的李亨大喜过望，他没有追究史思明先前所做的一切，而是立即册封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并对其七个儿子逐一加官进爵，又派宦官李思敬和随同窦子昂一同前来的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令史思明即刻统兵讨伐安庆绪。按说史思明归顺大唐本来是件好事，但当时唐廷内部很多人对于史思明这种态度产生了怀疑，这其中既有很多势利小人，也有建立诸多功勋的名将。李光弼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在史思明刚刚宣布归顺唐朝时，李光弼就不断上疏李亨说史思明人面兽心，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今天归顺，明天就有可能重新造反。所以此人绝不能留，希望李亨能够早日除掉这个祸害。我们知道李光弼和史思明曾经交手不少，太原之战中要不是李光弼战法得当，恐怕早已经被史思明打得去见了上帝，所以李光弼的建议不排除有泄私愤的可能。可问题的关键是李亨的确动心了。在以李光弼为首的“倒史”派的不断劝说下，李亨派出快马为前往范阳的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送去密旨，让他们到达范阳后伺机除掉史思明，事成之后许诺加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就这样，李思敬和乌承恩改变了初衷，带着皇帝的密旨，开始了一段并不成功的范阳之旅。之所以说是不成功，不仅因为没有除掉史思明，反而让史思明再度反叛，平叛的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而坏事者正是那个不起眼的乌承恩。乌承恩是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曾经做过信都太守，而乌知义当年曾经是史思明的老领导，颇为信任史思明。后来哥舒翰丢掉潼关，乌承恩投降了史思明，史思明念及旧恩收容了乌承恩，等到安庆绪兵败逃到河北，乌承恩积极劝说史思明重新归顺唐朝，当时叛军中不少人见大势已去，纷纷想改旗易帜，而乌承恩就是其中之一。史思明派遣部将窦子昂进京上表时，乌承恩一同随从前往长安。坦白地讲，这是乌承恩梦寐以求的事情，一直到他在前往范阳的路上接到李亨的密旨后，乌承恩觉得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将除掉史思明的任务交给自己，的确是慧眼识人，因为自己是史思明颇为信任的人，他坚信史思明无论提防谁，也不会提防自己的。然而事实证明，乌承恩低估了史思明的智商。到达范阳后，乌承恩和李思敬首先宣读了李亨的圣旨，但其态度上让史思明总是感觉有些诡异，原因是乌承恩前往京城之前，对自己可谓是毕恭毕敬，但这次回来后感觉像变了一个人，变得有些陌生和隔阂。生性多疑的史思明从细节处查觉到了乌承恩的变化，为了以防万一，他命令部下将乌承恩住处的床用帷帐裹了起来，然后让亲信躲在床下监视乌承恩的一举一动。为了打探到乌承恩此行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史思明让自己帐下的乌承恩之子前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史思明十分明白，父子之情是可以让乌承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更何况乌氏父子是久别重逢。事实证明，不出史思明所料，乌氏父子见面后格外激动，嘘寒问暖过后，渐渐转入正题，乌承恩将自己此番来范阳的真实目的全部告诉了儿子，当然这一切也被藏在床下的史思明亲信听了个正着。于是，史思明下令将乌承恩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乌承恩虽然竭尽全力想要逃跑，但终究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史思明的严刑逼供下，乌承恩说出了全部实情！当乌承恩说完后，史思明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愤怒之情，相反却失声痛哭，我们不能否认史思明归顺唐朝的诚心，但或许他没有想到，在那个特殊时期，一日为贼，终生都难以翻身，更何况他差一点毁掉了大唐的江山。“臣以十三万之众归顺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史思明痛哭过后，向西跪拜然后自言自语般地大声发问，然后他下令将乌承恩父子杖毙在自己面前。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史思明下定决心，今后和大唐彻底决裂，即使今后身首异处，也决不反悔。史思明的二次反叛虽然是乌承恩坏了整个计划，但乌承恩毕竟是执行者，而身在长安的决策者李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许李亨的内心也并不赞同李光弼所说的建议，但平定叛乱他需要李光弼这样身经百战的人，李亨错就错在他把军事上的事情试图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结果是适得其反，更何况史思明不是个容易骗的人，派出乌承恩这样的小角色出手对付他，那简直是马路上发传单——白给。在逮捕乌承恩后，史思明迅速囚禁了宦官李思敬，然后伪造了李光弼给乌承恩的密信，自己全当不知道是李亨的意图，上疏请求李亨诛杀李光弼。李亨看完奏疏后，知道事情已经隐瞒不住，于是将全部责任推到了乌承恩的身上，说乌承恩是一派胡言，这绝不是朝廷的意思，现在杀掉乌承恩实在是除去了一大害。可怜的乌承恩就这样做了冤死鬼，李亨本以为这样能自圆其说，会瞒过史思明的。但史思明刚刚看完他的书信后，另一封朝廷处决投敌官吏罪状的文书，摆在了史思明面前。当史思明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全都被处死之后，史思明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皇上不顾他们的死活逃往蜀中避难，而到头来他们也难逃一死，更何况我们这些追随安禄山反叛的人，今日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和大唐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有活路。”史思明一边对手下人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砸向了桌面。终于，他下达命令，十三万大军从现在开始重新对大唐宣战。一时间，平叛的形势再次陷入了严峻的局面，摆在李亨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邺郡之战史思明二次叛唐的消息传到长安城后，李亨对自己没有坚持立场的做法懊悔不已。但他知道事已至此，懊悔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详细梳理自己的思绪后，决定首先从离自己最近的安庆绪下手，拔掉这颗眼中钉，然后再剑指北方的史思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在收复长安将近一年后，李亨决定出兵攻打占据邺郡的安庆绪，他命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以及平卢节度使董秦等率步兵二十万为主攻部队；同时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泽璐节度使王思礼率领所部辅助进攻。在出征之前，李亨担心郭子仪和李光弼都是元勋功臣、资历相当，恐怕难以相互协调统领，所以对本次出征没有设统一的指挥元帅，只派出了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监督协调全军。李亨作为平叛最高指挥者，很长时间以来对安禄山拥兵太重尾大不掉因而反叛心有余悸。这种惨痛的教训让他本能地对各个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放心，而且李光弼和郭子仪资历相当，无论用谁做主帅，只能会引起另一方的嫉妒和不满，从而不利于整个战局，所以李亨想出了让宦官监军的点子。宦官监军制度，从唐朝建立开始即有，但设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职位，却是从李亨开始。对李亨来讲，扩大宦官权力来节制各军，是一种无奈的做法。但李亨并没有看到，他的这种安排完全是一种维护自己私利的做法，我们先不说宦官鱼朝恩的为人如何，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单是君龙无首、群将无帅这一点，就让唐军在邺郡之战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而严重阻碍了整个平叛战争的顺利的进行。十月五日，郭子仪率兵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进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一番强攻，击败叛军安太清部，顺利拿下获嘉。十月七日乘胜向卫州进逼。与此同时，鲁炅率部自阳武（今河南原县），季广琛、崔光远各率本部人马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分别渡过黄河向卫州挺进，同李嗣业所部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顺利会师。当时安庆绪见卫州城下大军云集，如果卫州失守，那么邺郡危在旦夕，遂决定倾巢出动孤注一掷，率领七万大军分三路星夜驰援卫州。面对安庆绪来势汹汹，郭子仪立即采取对应之策，一方面派三千弓箭手埋伏在军中，另一方亲自带领三百名步兵主动迎击安庆绪，及战，郭子仪假装败退，将安庆绪的中军引入到弓箭手的埋伏圈内，然后下令左右开弓，安庆绪大军遂阵脚大乱，溃不成军。郭子仪趁势率部追击，擒杀安庆绪的弟弟安庆和，唐军一鼓作气攻克卫州，安庆绪不得已败退回邺郡。十月十五日，随着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皆率兵赶到，唐军九大节度使形成了对邺郡的合围之势。安庆绪在如此危急之时，实在想不出什么有效的对敌之策，他明白如果自己硬着头皮出城应战，那绝对是以卵击石。但就此缩在城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只好厚着脸皮派部将薛嵩杀出重围向身在范阳的史思明求救。安庆绪担心此前的过节会让史思明见死不救，所以薛嵩临别之际，安庆绪叮嘱薛嵩，一定要告诉史思明，如果他来相救，自己可以让出皇位。事实证明，安庆绪的这个承诺是十分有效的，让出皇位这个条件对于史思明来讲是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也是他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更何况史思明已经发誓和大唐彻底决裂，不可能再走回头路。面对安庆绪的求救，史思明没有犹豫，并答应立即发兵十三万南下援救。但狡诈的史思明见到唐军兵强马壮，并不想一上来就做冤大头，毕竟安庆绪只是口头许诺，而且他也不想重蹈安庆绪兵败的覆辙。所以他并没有贸然轻进，只是派部将李归仁率领一万人马作为先头部队驻扎在邺郡之北的滏阳（今河北磁县），与安庆绪形成遥相呼应之势。此时，唐军因为没有统一的指挥者，崔光远看到叛军在魏州兵力薄弱，于是擅自脱离合围邺郡的唐军，率本部人马攻克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看到魏州虽然被攻陷，但崔光远立足未稳，兵力单薄，于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决定分三路兵马围攻魏州，试图效仿当年孙膑的“围魏救赵”之计替安庆绪解围。十一月二十九日，崔光远在奋力坚守魏州城十三天后，终因寡不敌众撤出魏州逃往汴州。史思明占领魏州后，杀死城中百姓将近三万人，虽然从整个战局来讲，一城一地的得失并不一定影响或改变整个战局，但由于魏州位于邺郡之东，史思明可以从邺郡的东、北两方对唐军施加压力，从某种意义上牵制了唐军对邺郡的围攻，使其无法做到全力以赴，速战速决。最关键的是，唐军无统一节制的弊端至此开始显现出来，真正的大仗还没有打，已经损失了崔光远一路兵马。史思明攻陷魏州后，并未乘胜挥师，而是按兵不动，甚至在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筑坛于魏州城北，祭告天地，自称大圣燕王。面对史思明的这种做法，唐军内部很多人认为史思明失去了进取之心。而李光弼却认为这是史思明在麻痹唐军，应该趁着唐军势众趁势拿下邺郡，只要邺郡一破，史思明必定孤立无援，唐军进而合围，必能平定叛乱。应该说身经百战的李光弼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的计策也确实是各个击破安史叛军的万全之策，但这个计策却遭到了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反对，鱼朝恩的理由是：魏州新败，唐军应该休养生息以利再战。鱼朝恩作为监军宦官，虽然不具体指挥打仗，但却有在皇帝面前弹劾九大节度使的权力，所以他一开口，很多人不再言语。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一直到乾元二年（759年）的四个月里，唐军数十万大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居然在邺郡城外和安庆绪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也有人不听鱼朝恩的指令，独自率兵攻打邺郡，这个人就是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可事实证明，李嗣业虽然陌刀使得好，但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急躁之下的李嗣业在攻城中不幸被流矢所中，当即阵亡。四个月的时间，九大节度使居然在邺郡城外寸步难行，而且损失了崔光远、李嗣业两路人马，这让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十分难堪，更让远在长安的李亨十分不满意。为此李亨下诏要求围攻邺郡的各路人马要同心协力，尽全力拿下邺郡，早日凯旋而归。在我看来这也只是李亨的一种美好愿望，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郭子仪等人接到皇帝的诏书后，下定决心要拿下邺郡，为此他们商议改变进攻方式，在邺郡城外驻垒二道，挖壕三重，准备堵塞漳河水淹邺郡。最初的效果十分不错，邺郡城中的井泉悉水满溢出，城中的守军只好构栈而居。安庆绪从冬天一直坚守到春天，虽然艰苦异常，有时一只老鼠都能卖到四千文钱，士卒们甚至用水淘墙土中的麦秸和着马粪喂马，很多人虽然想出城投降，无奈水深阻碍无法出城，所以只能坚守待援。对于唐军来讲，其实这本是个绝好机会，但其内部悉认为邺郡很快就会被攻克，所以产生了骄傲松懈的情绪。从水淹邺郡以来，唐军没有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全力的围攻，各路人马都是单打独斗，这样就使兵力完全分散，反倒是安庆绪集中优势兵力，打退了很多次唐军的小波攻击。围城四个月，依然未能奏效，这不禁让唐军士兵开始显出疲态，战斗力无形之中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史思明抓了这个机会，上演了一出咸鱼翻身的好戏。唐军包围邺郡的四个多月中，史思明始终处于一种观望状态，看到唐军迟迟不能拿下邺郡且逐渐出现疲态，史思明决定开始向唐军出手。乾元二年（759年）二月，史思明率兵从魏州向邺郡进发，在距离邺郡五十里处安营扎寨，然后精选五百名骑兵，每天前往邺郡城下骚扰唐军，如果唐军和他们交战，这些人就飞速地撤回自己的营中。唐军前边要围困邺郡，后边要提防史思明的骚扰，这种“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策略，让本就疲惫不堪的唐军更加雪上加霜。唐军劳师远征，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军需物资的供给线畅通无阻。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军的物资补给绝大部分从要从江淮地区运来，而史思明占据的地方正好是扼守通往江淮的要道，要说史思明切断了唐军的生命补给线一点也不为过。所以，摆在唐军面前的是要速战速决！为此，郭子仪、李光弼等人不顾宦官鱼朝恩的阻挠，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三月的时候结束这场战役。三月六日，唐军以步骑数十万，布阵于邺郡北边的安阳河之北。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前来交战，最初唐军误认为这是一股流动部队，所以产生了轻敌之心。没想到史思明却来个猛烈的冲击，唐军猝不及防死伤甚众，淮西节度使鲁炅中箭负伤，郭子仪率军负责押阵，还没来得及上前接应，忽然狂风大作，霎时间天昏地暗，即使咫尺之隔，也无法分清敌我，双方无奈之下只得各自退兵。郭子仪为了确保东都洛阳的安全，下令砍断河阳桥，然后向南撤退。由于唐军无统一节制，不仅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就连撤退都是一团乱麻，各节度使率领本部人马争相向南撤退，兵士沿途大肆抢劫掠夺，胡作非为，只有李光弼和王思礼的人马纪律较为严明。唐军在无组织、无纪律一团草式的撤退下，到了洛阳城的阙门方才停下脚步，商议该往何处去。当时很多人认为唐军新败，士气低落，不如暂时放弃洛阳，退守陕州和蒲州。但都虞侯张用济却认为陕州和蒲州军需物资极度匮乏，应该坚守河阳，只要唐军各路人马团结一致，打败叛军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最终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支持下，唐军决定退守河阳以利再战。事实证明，张用济只说对了一半，退守河阳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唐军在无统一节制这种建制下，是不可能做到团结一心的。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退至河阳，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唐军和叛军没有在进行过正面交锋。倒不是因为双方都无心恋战，而是因为邺郡之战后，史思明和安庆绪再次发生了内讧。内讧史思明得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就于沙河（今河北邢台）整顿兵马，驻扎在邺郡南面。在此之前，安庆绪曾经出城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一个刺客开枪击中，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是谁谋杀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两个说法一说袁世凯，二说陈其美。我拟从案发当年上海各界媒体对案件侦查和审判的报道入手，尝试重读本案，并提出严谨、稳妥的看法，也借此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我们先来看看本案侦查和审判的关键过程和细节：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带了一个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并继而协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杀宋教仁案的指使人应夔丞。由于当时庭审是公开的，记者记录下来了以下的庭审记录，收录在邵力子、杨千里、叶楚伧、朱宗良、徐血儿所编著，由民立报馆于1913年出版发行的《宋渔父》第一集：“……前晚，由国民党某君偕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总巡报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应夔丞）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即照片交还……卜总巡乃亲率五十号西探……至迎春坊李妓处，将应拘获，带回收押……佩克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称是第二次……（应夔丞）又向王阿法诘称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阿法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伊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依据这份庭审记录，王阿法说一个名叫“应夔丞”的人，曾经指使他刺杀宋教仁，未果。王阿法的上述证言，虽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排除口误或者记忆错误。王阿法到国民党处报案，也并非一定不合理。国民党当时也对社会开出了悬赏价格，而且赏金颇高。抓捕了血案指使人应夔丞之后，巡捕房又带队去了应夔丞的家中，将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归案。对此，《宋渔父》这本史料，是这样记录的：“……应夔丞既获，随即抄其家屋，凡来访者皆被拘……见有一短身着新服者……果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后，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后，留下了初审口供。《中华民报》3月29日对案件的调查跟进报道如下：“……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飏，故由卜总巡前日致函公廨关献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献员准即照办云……”《中华民报》的这份报道显示：武士英很明确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人——应夔丞（应桂馨）、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又名冯玉山）。我们再看《民立报》于1913年3月26日的报道：“……26日下午5时，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领事聂献员与英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庭王庆瑜列坐会审。闻凶犯武士英供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识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当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陈说这人于中国有害，所以毅然决然答应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同陈到六野旅馆，开一间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的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一名×××，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买票，在外面看风，票遂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扑地在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去，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言：‘如今好了，我们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桂馨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做得好，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去读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至此间，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但是我只得三十元云云……’”可见，在这份庭审记录中，武士英对其作案过程，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3月27日，《民立报》进一步报道：“……武士英被捕之时，已经供认应桂馨所指使：我白天尚不晓得要干这事……”再后续的审讯当中，武士英进而对公众宣称“我是上了应夔丞的当”。应夔丞是谁？此人曾经是国民党人陈其美的部下，当时是北洋政府属下的江苏巡查总长，同时也兼任一个名叫“共进会”组织的头目。史料《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章节《凶徒丑迹记》，对应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应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20号，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庇护著名流氓范高头者，即此人，光复之际，沪军都督府曾利用之为间谍科科长，以为羁縻之计，寻至南京总统府充庶务员，因滥用公款被逐，南北统一后，入京运动总统府，任之为长江侦探科长……后陈君（陈其美）致函中山谓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关兵站……”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夔丞，原本是革命党的人，但是后来暗地里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人，并且陈其美暗中对此人不满，不愿意重用他。应夔丞还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还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我们来看看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关于谋害宋教仁的秘密电报，是怎样被截获的。以下是史料《宋渔父》的记载：“……程都督本预约于26日会同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报局保存，乃26日下午，英总巡卜罗斯君及陈英士（陈其美）诸君均到电报局照办……应桂馨家中所得证据甚多，而最关紧要者则暗杀案发现之电信是也，其关于此案之电报各信，无非应夔丞与洪述记（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记送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恶阴险……”由此可知，应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来往电报，事后被陈其美和巡捕房查获了。我们来看看被截获的一些关键电报，它们被刊于《民立报》1913年4月27日版，《民立报》那时向公众公开了这些电报：“3月14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寒电）：‘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3月18日，洪述祖回电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1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川密，号电谅悉，匪魁（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夔。’”这些电报很清楚地显示是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指使应夔丞安排谋杀了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对此，史料《宋渔父》收录的《凶手丑迹记》的推测是，洪述祖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赵秉钧、袁世凯：“……（洪）此次挟资南来，系为解散欢迎国会权，杀机遂起，而我宋先生首当其冲，伤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实欲借是以媚其主耳……”综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许是至今而言比较稳妥的一个版本：1.应夔丞是陈其美的人，但是暗地里接受了北洋政府秘书洪述祖的招募。2.应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谋杀宋教仁，于是，应夔丞主动向洪述祖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提议，目的为获取丰厚的报酬。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后，应夔丞派出陈玉生等属下，指使武士英杀死了宋教仁。4.案发后，国民党人偕同报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举报，及时抓捕了应夔丞、武士英。5.陈其美一行人搜出应夔丞和洪述祖的电报，列为呈堂证供，由于洪述祖为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脑袁世凯。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案发之后，陈其美为何很快知道应夔丞是指使人？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举报吗？不一定。不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个虚假线人。陈其美不但对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牵涉在内。但是，这仅仅是猜想，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线索，可是至今仍然没有确凿和直接的证据。当然，也正是因此，陈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孙中山、陈其美一伙，长期以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说陈其美出于内斗暗杀了宋教仁，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至此，我出于十分严谨的角度，尝试对案件各个涉案当事人作出暂时的定性如下：1.袁世凯：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2.赵秉钧：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3.洪述祖：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主凶。4.应夔丞：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同谋。5.武士英：受应夔丞、陈玉生指派，充当直接杀手。6.陈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也就是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确凿证据看来，我只能得出以下确定的结论：是应夔丞为讨好洪述祖而谋杀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并且执行死刑，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妥当的。而至于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凯、陈其美的替罪羊，则都是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推论，虽然其推论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是，毕竟那只是推论，仍然算不上是铁案一桩。这是我对宋案的严格定性，这也是一个权宜的定性。我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当下，目前的这个定性，暂时而言是比较稳妥的。当然，我也只是依据可靠史料进行的推理，本文也绝非一份判决书。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抛砖引玉。希望这起罗生门，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那么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苏联特工嫁祸日本人的阴谋吗……时间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躲避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乘坐火车专列，从北京赶回沈阳。此刻，清晨5点30分，列车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厢突然遭到炸药爆破，瞬时，列车车厢被颠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于当日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关于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民间有传统的“河本大作说”，也有新奇的“苏

取代政府的人还相信使用一些工具或者手段可以控制白色眼疾，而这些工具或手段当年在对付黄热病或其他瘟疫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这里连一场火灾也不需要。至于博物馆，真让人心痛，让人心如刀绞，所有那些人，人，我确实是这个意思，所有那些画像，所有那些雕塑，前面没有一个欣赏者。城里的盲人们在等待什么，不知道，也许那些还相信能治好的人等待着治疗，但现在他们也已失去了希望，尽人皆知，失明症没有放过任何人，没有留下一个有正常视力的人能用显微镜观察，化验室早已废弃，那里的细菌要想活下去就必须互相吞噬。开始的时候，还有许多盲人由家里有视力并且头脑清醒的人陪着去医院，但他们在医院遇到的是失明的医生在为看不见的患者诊脉，用听诊器听听前面，听听后面，他也只能做这些，因为还听得见。后来，迫于饥饿，病人，那些还走得动的病人，开始逃离医院，来到街上，孤零零地死去，他们的家人，如果还有家人的话，也可能在那里经过，然后，有幸得到掩埋者不仅需要死在人们经过的地方，还要有人绊在他的尸体上，并且尸体还要开始发臭。难怪有那么多狗，其中有一些已经像鬣狗一样，身上的花纹像一块块霉斑，跑起来缩着臀部，仿佛害怕那些死者和被吞噬的人忽然还阳，向它们竟然啃咬毫无防卫能力的人这种无耻行径讨还血债。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戴黑眼罩的老人问；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外边和里边没有区别，这里和那里都一样，少数人和多数人也都一样，我们的现在和未来都没有区别；人们呢，人们怎么样，戴墨镜的姑娘问；像幽灵一样，成为幽灵大概就是这样，确信生命存在，因为四个感觉器官这样告诉他们，但他们看不见它；外面有很多汽车吗，第一个失明者问，他不会忘记他的汽车被盗；成了汽车坟墓。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都没有提问题，既然所有的回答都与提问者的愿望相反，何必再问呢。对于斜眼小男孩来说，穿上这双曾经日思夜想的鞋子已经心满意足，眼睛看不见鞋也没有使他感到悲哀。因此，可能他不像一个幽灵。舔泪水的狗不该被称为鬣狗，它跟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不寻找死肉的气味，而是陪伴着那双眼睛，它知道那双眼睛还活着。离戴墨镜的姑娘家不远，但这几个饿了一星期的人现在刚刚恢复了体力，因此走得很慢，休息的时候别无他法，只能坐在地上，当初费尽心思挑选颜色和花纹实无必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所有人的衣服都肮脏不堪了。戴墨镜的姑娘所住的街道不仅很短，而且很窄，这解释了为什么街上没有汽车，汽车要过也过得去，单向行驶，不过因为没有空间，所以禁止停车。连人也没有，这用不着奇怪，在这样的街上，平常看不到人的时候也不鲜见。你那栋楼是多少号，医生的妻子问；七号，我住在二楼左边的单元。有一扇窗户开着，从前几乎可以据此肯定家中有人，现在一切都不可信了。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先不要都去，只我们两个人上楼吧，你们在这里等着。开向街道的楼门被强行打开过，可以清楚地看见弹子锁的外壳已经扭曲，长长的一块木片几乎完全从门上掉落。医生的妻子没有说这件事。她让姑娘走在前面，姑娘认识路，楼梯里暗与不暗对她来说没有关系。由于着急和紧张，戴墨镜的姑娘绊倒了两次，但她觉得最好还是自我解嘲，你想想，从前我能闭着眼睛上下这楼梯，这样一些陈腔滥调无视意义的无数细微区别，比如这一句吧，就忽略了闭着眼睛和失明的不同。来到第二层的楼道，她们寻找的房门关闭着。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顺着门框往上滑，找到了电铃按钮。没有电，医生的妻子提醒说，这三个字只不过是重复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姑娘听来却像宣布了一条不幸的消息。她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第三次用拳头猛力地敲，一边敲一边叫，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爸爸。没有人来开门，亲爱的三个字感动不了现实，没有人出来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进来，进来吧，这位太太是你的朋友吧，请进，进来吧，屋里有点乱，请不要介意。门仍然关着。谁也不在家，戴墨镜的姑娘说，她靠在门上，头伏在交叉着的前臂上哭起来，仿佛整个身体都在绝望地乞求怜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懂得人类的精神是多么复杂，就会对她如此热爱父母感到诧异，对她表现出来的痛苦感到诧异，一个习惯于放荡不羁的姑娘，尽管不久前有人说过两者之间现在不存在，过去从来也不曾存在任何矛盾。医生的妻子想安慰她，但又没有多少话可说，谁都知道，现在长时间留在自己家里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如果有邻居在，我们倒可以问问他们，医生的妻子建议；对，我们去问问，戴墨镜的姑娘说，但口气里没有任何希望。他们先敲这个楼道另一边那家的门，也没有人回答。上一层的两扇门都开着。这两家都遭到抢劫，衣柜空空如也，食品储藏柜里已经一无所有。有迹象表明不久前有人来过，当然是一伙流浪的人，差不多就像他们现在这样，从这一家走到另一家，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有。他们下到一楼，医生的妻子用手指关节敲敲最近的那扇门，一阵充满期待的寂静，过了一会儿，一个沙哑的声音满怀狐疑地问，谁呀；戴墨镜的姑娘赶紧走上去，是我，二层的邻居，正找我父母呢，您知道他们在哪里吗，出了什么事没有，她问。里边传来拖沓的脚步声，门开了，出来一个非常瘦的老太太，瘦得皮包骨头，邋里邋遢，一头又乱又长的白发。同时一阵难以分辨的酸腐霉烂的气味袭来，让人作呕，两个女人身不由己地后退了一步。老太太睁大眼睛，两只眼睛几乎全都白了，你父母亲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把你带走以后的第二天就把他们也接走了，那时候我还看得见呢；这栋楼里还有别人吗；有时候我听见上楼下楼的声音，但都是外边的人，只来睡觉；我的父母呢；我已经说过了，他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么，您丈夫，您儿子和儿媳呢；也让他们带走了；没有把您带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藏起来了；藏在哪里；你想不到，我藏在你家里；您怎么能进得去呢；从后面，从防火梯爬上去的，把一扇窗玻璃打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钥匙在锁上插着；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您怎么能一个人在家里活下来呢，医生的妻子问；这里还有别人吗，老太太吃了一惊，转过头来；她是我的朋友，我们一伙人在一起，戴墨镜的姑娘说；不仅仅是独身一人的问题，我说的是食物，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您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追问说；因为我不是傻子，我自己照顾自己；要是您不想说就别说，我不过出于好奇才问问；我说，我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这栋楼各家各户去收集能吃的东西，把容易坏的立即吃掉，把其他的保存起来；您现在还有吗，戴墨镜的姑娘问；没有了，已经全都吃完了，老太太回答的时候失明的眼睛里忽然露出怀疑的表情，这不过是一种在这类情况下常用的说法，但实际上毫不严谨，因为眼睛，眼睛本身，没有任何表情，即使把眼睛剜出来，也是两个没有生气的小球，眼皮眼睫毛和眼眉也同样，但它们却不得不担负起在视觉方面各种修辞的任务，眼睛确有这样的名声；那么您现在靠什么生活呢，医生的妻子问；死神在街上游荡，但后院生命没有灭绝，老太太神秘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后院有圆白菜，有兔子，有母鸡，还有花，不过花不能吃；您通常怎么吃呢；看情况，有时候拔几棵圆白菜，有时候杀一只兔子或者一只母鸡；生着吃吗；开始的时候点个火堆，后来我习惯吃生肉了，圆白菜的根是甜的，你们放心吧，我母亲的女儿饿不死。老太太后退了两步，几乎在黑暗的屋子里消失了，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她从里边说，要是你想到你家里去，就进来吧，我让你过去。戴墨镜的姑娘本来想说，不去了，非常感谢，去也是白去，既然我父母都不在那里，何苦呢，但她突然想看看她的房间，看看我的房间，多么愚蠢的想法，我失明了呀，不过，至少去用手摸一摸墙壁，摸一摸床垫，摸一摸我这个疯狂的脑袋躺在上面休息过的枕头，摸一摸家具，也许斗橱上的花瓶还在，如果老太婆没有因为它不能吃一气之下扔到地上的话。于是她说，如果您允许，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去一下，您心眼太好了；进来吧，进来吧，不过你已经知道，在那里找不到食物，我现在的食物还不够我吃，再说，你也不会吃，大概你不会喜欢吃生肉吧；您不要担心，我们有食物；啊，你们有食物，这样的话，你就要报答报答我的好意，给我留下一点吧；放心吧，我们会留下的，医生的妻子说。他们已经穿过走廊，那里臭气熏天，难以忍受。厨房里，外边照进一点儿微弱的光线，地上扔着兔子皮，还有鸡毛鸡骨头，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沾着干了的血迹，里面放着几块肉，至于是什么肉已经难以分辨，仿佛被嚼过许多次；那么，兔子和鸡，它们吃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吃圆白菜，草，剩下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什么剩下的东西；什么都吃，甚至吃剩肉；鸡和兔子不会吃剩肉吧；兔子还不吃，但鸡高兴得发了疯似的吃，动物和人一样，最后能习惯吃一切东西。老太婆走得四平八稳，眼睛像看得见一样挪开路上的一把椅子，然后指着一扇开向防火梯的门说，从那里上去，小心，不要滑倒，扶手不太结实；门呢，戴墨镜的姑娘问；门一推就开，我有钥匙，在那里；那是我的钥匙呀，姑娘本来要这样说，但在这一时刻又想，这钥匙现在对她没有任何用处，父母或者某个什么人把其他钥匙带走了，也就是说把正门的钥匙带走了，她总不能每次想进来出去的时候都要请求这个邻居老太婆允许她从这里通过。戴墨镜的姑娘感到心头轻轻发紧，莫非因为要进自己的家门了，莫非因为知道父母不在，莫非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厨房干净，井井有条，家具上的尘土不太多，这是雨天的另一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圆白菜和野草在生长，确实，从上面望去，医生的妻子觉得后院像是微缩的原始森林，那些兔子能随便乱跑吗，她问自己，肯定不能，它们仍然在兔舍里生活，等待一只瞎子用手送去白菜叶，然后这只手又来揪住它们的耳朵，把它们提出来，就在它们四条腿乱蹬的时候，另一只手猛打下去，敲断脊椎骨与颅骨相连的地方。戴墨镜的姑娘凭记忆来到家里，像楼下的老太婆一样，既没有绊在什么东西上也没有犹豫，父母的床没有收拾，大概是清早被抓走的，她坐在床上哭起来，医生的妻子坐在她身边说，不要哭了，这时候还能说什么别的话呢，整个世界失去意义的时候眼泪还有什么意义呢。在姑娘的房间里，斗橱上的花瓶还在，水蒸发了，花也干了，姑娘两只手都伸出来，用手指摸摸枯死的花瓣，生命一旦被抛弃就变得如此脆弱。医生的妻子打开窗户，朝街上望望，其他人还在那里，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只有舔泪水的狗凭着敏锐的听觉发现了动静，抬起头来。天又阴了，开始暗下来，夜晚渐渐逼近。她想，今天夜里不用到处找住的地方了，就留在这里吧。老太婆不会喜欢让我们所有的人经过她的家，她嘟嘟嚷嚷地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他们没有把钥匙带走，在门锁上插着呢。这个困难，如果也算是困难的话，现在已经克服，他们无须忍受一楼老太婆那副没好气的样子了。我下去叫他们，天很快要黑了，太好了，起码今天可以在一个家里睡觉了，在家的屋檐下，医生的妻子说；你们在我父母的床上睡吧；这以后再说；现在在我家里，我说了算；说得有理，听你的安排，医生的妻子拥抱了姑娘，随后下楼去叫伙伴们。他们一边上楼一边兴奋地说着什么，好像是来做客一样，虽然医生的妻子说过，每层楼有十级阶梯，但他们还是不时绊在台阶上。舔泪水的狗不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头，仿佛它一生只会这样。戴墨镜的姑娘站在楼道里望着下边，这是知道有人上来时的习惯，如果不是熟人就是想知道是谁来了，如果是朋友就想说句欢迎的话，而现在无须用眼睛就知道谁来了，请进，请进，不要客气。一层的老太婆听到脚步声，走到门边窥探，以为又是一伙人来睡觉，她没有想错，问了一声，谁来了；戴墨镜的姑娘从上边回答说，是我的那伙人；老人一下子糊涂了，姑娘怎么到了楼上的楼道里呢，但她立刻明白了，对自己气恼起来，当初竟然忘了找一找正门的钥匙，把它们收起来，仿佛失去了几个月来作为这栋楼唯一的居民而取得的对该楼的产权。她找不到别的办法抵偿这突如其来的失望，只好把门打开，说了一声，喂，你们必须给我食物，不要假装把这件事忘了。但是，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都在忙着，一个正领着伙伴们进屋，另一个正迎接他们，谁也没有回答，老太婆扯着嗓子喊道，你们听见了吗，这样做可不太好。因为这时舔泪水的狗恰恰在她面前经过，跳向她，疯了似的叫起来，狗吠声在楼梯间发出雷鸣般的回响，简直是神人相助，老太婆吓得大吼一声，跌跌撞撞地缩进屋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这个巫婆是谁呀，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我们没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才说得出这种话，如果让他像老太婆那样生活下去，我们倒想看看他的文明举止能持续多久。食物只有他们用塑料袋带来的那一些，水必须一滴一滴地节省，他们在照明方面运气很好，在厨房的柜子里找到了两支蜡烛，是放在那里供偶尔断电时急用的，但医生的妻子点上以后也只对她本人有用，其他人不需要，他们脑袋里有光亮，亮度强到把他们的眼睛都晃瞎了。伙伴们只有这点儿东西，但却成就了一次家庭式的聚会，成就了那种罕见的一个人的东西归大家所有的聚会。围着桌子坐下来之前，戴墨镜的姑娘和医生的妻子到楼下去履行诺言，更恰当的说是满足对方的要求，用食物交付经过她家的买路钱。老太婆接过食物，嘴里嘟嘟嚷嚷地抱怨说，那条可恶的狗差一点把她给吃了，你们养这么一头猛兽，大概有许多食物吧，她转弯抹角地暗示说，仿佛指望通过这番加罪于人的话让两个女使者产生我们称之为良心歉疚的东西，确实，她们两个中有人会说，在一只凶猛的动物吃得饱足的时候，让一个可怜的老太婆饿死不够人道。两个女人没有再回去取食物，如果我们想到当前困难的生活环境，她们送去的那一份已经相当多了。但就在这时候，老太婆出人意料地明白过来，原来她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凶恶，她走进屋，拿出后门的钥匙，对戴墨镜的姑娘说，这是你的钥匙，拿去吧，仿佛这还不够，关门的时候还咕咕哝哝地说，非常感谢。两个女人心花怒放，原来女巫也有感情。她这个人原来并不坏，是因为长时间独自生活才变得疯疯癫癫了，戴墨镜的姑娘说，但似乎没有考虑，脱口而出。医生的妻子没有回答，决定留待以后再谈。其他人都躺下了，几个人已经睡着，她们两个像母亲和女儿一样坐在厨房里，准备休息一下后再收拾房间，这时候医生的妻子才说，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没有什么打算，留在这里，等着我父母亲回来；你独自一个人，并且失明了；失明我已经习惯了；那么孤独呢；我也必须习惯，下边的邻居老太婆也是一个人生活；你想变成她那样的人吗，吃圆白菜，吃生肉，这一带的楼房里好像没有其他人住，时间长了，你们两个会因为食物匮乏而互相仇恨，每撕一片圆白菜叶子另一个人都认为是从她嘴里抢的，你没有看见那个可怜的女人，只闻到了她屋里的气味，我告诉你，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没有那么让人恶心；迟早所有人都要像她那样，然后我们就完了，再也没有生命了；我们暂时还活着；你听我说，你懂得比我多得多，在你面前我是个无知的人，可是我认为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瞎是因为我们死了，如果你想让我换一种说法，可以说我们死了是因为我们瞎了，其实是一回事；

，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

姓名	明官职	省籍
张凤翔	兵部侍郎	山东1，5
房可壮	副都御史	山东1，4
张忻刑	部尚书	山东1，2
左懋第	吏科给事中	山东
成勇	南京御史	山东
叶廷秀	兵部主事、尚书	山东
高有闻	尚宝司少卿	山东1
左懋泰	吏部员外郎	山东1
李化熙	总督	山东1，4
沈迅	兵科给事中	山东
毛九华	御史	山东
黄宗昌	御史	山东
郝纲	分守道丞	山东1
任濬	巡抚	山东4
杨士聪	谕德	山东
耿章光	兵部员外郎	山东
孙昌龄	吏部郎中	北直隶
冯杰	给事中	北直隶
韩四维	谕德	北直隶
戴名说	给事中	北直隶
王家祯	兵部侍郎	北直隶
李春蓁	御史	北直隶
张三谟	大理寺卿	山西
王守履	工部郎中	山西
张煊	御史	山西4
张鹏云	巡抚	山西
阴润	吏科给事中	山西
张希夏	礼科给事中	山西
李化龙	户科给事中	山西
张第元	太常寺少卿	山西
陈奇瑜	总督	山西
练国事	巡抚	河南
郑二阳	巡抚	河南
李政修	副使	河南
丁启睿	总督	河南
丁魁楚	总督	河南

资料来源：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21页。1．这些人也出现在王鳌永所荐官员表中（见前表）。2．先降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3．在北京分别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4．在地方上投降，接受大赦，或在顺治帝进京后被推荐的明朝文官。5．北京陷落后，其领土被占时投降的明朝文官。多尔衮对大多数推荐都接受了。李化熙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来在1647年被擢为刑部尚书。孙之獬被任命为礼部侍郎。谢启光为户部侍郎。任濬也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不久升为刑部尚书。8月24日，谢升受诏陛见，被召入本内三院为宏文院大学士，由此又迁至吏部尚书。多尔衮还采纳了王鳌永“宽免”该省赋税的建议，以此作为对整个山东地主集团的奖励。在1645年，多尔衮又同意了孙之獬的在较长时间内减轻赋税负担的请求。在多尔衮进入北京的三个月内，吏部的汉人尚书、侍郎都由山东人担任了。山东人递相引荐，以求得朝廷注意。这个省份的名流在京城的影响更加明显了。而且，山东人在科举中成绩优异，就像早些年间的北人那样。1644年和1645年，进士的名额都增加了。这立刻扩大了获取高官的机会；而名额的分配，主要限于那些束手归顺的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和山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在定期的科举考试中南人一直保持稳定的成功；而如今中举者北人占了优势，这看来要归之于其他特别因素，这可能包括以牺牲南方文人为代价而优宠北人这一有意识的政策。当多尔衮进京后不久就任命冯铨为礼部尚书时，人们对这一政策存在与否的疑问就不证自明了。冯铨是魏忠贤的党徒，当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629年，在清流的压力下，冯铨被迫引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他在崇祯朝恢复旧职与声誉的努力屡遭挫折。因而，1644年6月18日他就任礼部尚书时，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多尔衮无疑在努力保护这位曾在家乡率兵自卫的河北重要乡绅的职务，但他任命了这样一位有争议的人物——这肯定要引起清流文人的愤怒，其原因却依然是一个谜。可以肯定，冯铨精通王朝礼仪，多尔衮后来命令他为清朝的宫廷礼仪与祭祠活动选定音乐。但也颇有这种可能，通过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多尔衮向其朝臣强调了他曾屡次申说的这一态度：晚明的党争已告结束，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由于毫无偏袒地任命了一位公认的东林党人的敌人，摄政王大大地拓宽了政权的拥护者的范围。但不幸的是，无论在政府内外，大多数文人都不这么看待冯铨的任命。东林或复社的成员与党人，不能忘记冯铨是臭名昭著的《三朝要典》的编纂者之一。并且，他们中的那些南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联想：任命这样一位以敌视江南文士著称的人，与把南人从高级要职中排挤出去的既定政策有关。而且，作为礼部尚书，冯铨很容易在科举考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首先就将体现于1646年的那次科举考试之中。确实，多尔衮命令冯铨主持了这年的科举，在373名进士中，北人的进士就有365名，占98％。状元是一位山东学者，第二三名则是北直隶人（见下表）。这些北人进士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或许是理当如此，因为长江流域的动乱使许多有资格参加考试者缺席未至。但许多南人也可能认为，是冯铨的监考才使许多南人落第了。1646年各省进士统计

省份	人数	百分比
直隶	95	25％
山东	93	25％
河南	87	23％
山西	81	22％
陕西	8	2％
浙江	4	1％
江南	2	1％
福建	1	1％
湖广	1	1％
辽东	1	1％
总计	373	100％

资料来源：L.D.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181页。正是由于上层官僚与中举名单中籍贯比例的这种重大变化，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南人”与“北人”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曾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与“浊流”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中央政府中的大部分降人，集中在户部、吏部和兵部这三个部门之中。这说明，擅长于财政、选官与军政的官员，比那些娴于礼仪、音乐与文学的文士更乐于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在这伙汉人合作者之中，过去兼有文武职位的官员，约有一半人获得了比过去更高的官位，另一半人也保住了旧日官职。但是，在文职的投顺者之中，便只有1/4获得了更高官位，这些人主要是兵部的官僚。在另外两个重要部门——吏部与户部中，文职的投顺者或只保留了原位，或官位还有所降低。多尔衮任命了这些官员，同时又没有削弱他对中上层官僚的控制，这是因为，他从东北带来了一大批老练能干的汉官。这伙辽东降人被称为“旧人”。就是他们，再加上满族将领们，最早担任了各部的尚书、侍郎。然而，官僚体制的要津、各司郎中，是从满人入京后归顺的“新人”中选任的。在此之下，中央的低级部门与地方政府中的下级官吏，几乎都是清朝占领该地后随即就投顺了的那种人。帝国官僚机器的行政职员如此迅速地转而效忠新主，大大促进了清朝早期征服的巩固。但从长远来看，这也给新政权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尽人皆知，在那些下层官僚身上，集中了古代政权的众多弊端劣迹。你只要随便指出一位吏员，那他就准是一名贪赃枉法之徒。因此，从清廷的统治刚刚建立之时起，它就不断地发出布告敕令，要严惩那些为非作歹的“衙蠹”与恶吏。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由余的这番高论，大为惊讶。会见一结束，穆公便立即召见内史王廖，说：邻国有了圣人，就是我国的灾难。现在这个由余太有才了，将来必然是我们的麻烦。我们怎么办呢（今由余之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王廖回答穆公说：我告你三个字：一送，二扣，三怠。一送，戎王地处偏僻，没有听过中原各国的音乐，送给西戎漂亮的歌女舞伎，让他整天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丧失斗志。二扣，扣由余，不让他按时回去，延误他回国的日期，并且积极主动地向戎主给由余请功，这样，戎主一定会产生怀疑。一旦他们君臣之间有了隔阂，我们就可以设法得到由余了。三怠，戎王一旦喜欢上歌舞声色，一定也没心思处理国事了（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秦穆公一听，大喜，说：好，就这么办。于是，秦穆公一方面盛情款待由余，另一方面让内史王廖送给戎王十六名漂亮的歌女。戎王非常高兴，整日沉迷在歌舞声色之中。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戎王看不足。过了很长时间，秦国才让由余回国。由余看见戎王整夭泡在歌吧里，便多次向戎王进谏，戎王一概听不进，由余因此非常郁闷。穆公放由余回戎地之后，一直密切关注着由余的动向。当他得知由余郁闷之后，屡次派人秘密至戎地，盛情邀请由余到秦国就业。看着戎王整天泡在女人堆里，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由余只好痛下决心，离开戎王，投奔秦国。穆公得知由余到来，用最隆重的宾客之礼接待由余，非常恭敬地向他询问应该在什么样的形势下进攻戎族（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秦穆公三十七年（前623），秦国用由余的计谋攻打戎王，一下子吞并了十二个西戎之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终于在西戎之地称霸（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天子听到这个消息，亲自派召公带着金鼓前来祝贺。周天子派人祝贺有两个原因：一是报仇，秦穆公替周天子报了当年戎王杀死幽王之仇；二是拉拢，通过嘉奖秦穆公拉拢秦国。因为，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笼络有实力的诸侯已经成为周夫子生存的一项童要原则。秦襄公当年得到的一纸空文的封赏，终于在秦穆公手里变成了现实。秦国因此有了幅员广阔的根据地。两年后（前621），在秦穆公仙逝之时，他留下了一个疆土更为广阔的秦国。秦穆公继承秦襄公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的基业。但是，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向东发展。而且，秦穆公对西戎兵，是在秦穆公的晚年，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称霸西戎是在秦穆公三十七年，那么，前三十多年秦穆公在干什么？他对进军中原有没有什么作为呢？第5章穆公东扩秦国西临诸戎，东接强晋。秦穆公晚年称霸西陲，大大拓展了秦国的疆域，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但是，秦国要想成为诸侯中的大国，偏安西方一隅肯定不行，东扩是秦国的必然选择。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有三十六年在与东方诸国周旋，想要东扩必须先和东方强大的晋国打交道。秦穆公称霸西戎势如破竹，那么，他在向东扩张上也能所向披靡吗？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秦土东扩用去了其中三十六年的光阴。秦国的东邻是强大的晋国。秦国东扩，必须和晋国一争高下。当时的晋国，地广人众，势力非常强大。秦穆公一方面积极网罗人才，一方面针对晋国不同的国君，区别对待：东扩中心不改变，政治、军事两手抓。三救晋难，大打政治牌，在诸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帮助在外奔亡多年的公子重耳归国继位，杀死晋怀公，与晋文公全面合作；晋文公死后，开始东进，大胜韩原，终于打败强大的晋国。虞国君贪贿亡家国秦穆公礼贤得良才为了秦国东扩，秦穆公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网罗人才。秦穆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王佐之才，自己不可能完成东扩大业。那么，秦穆公网罗到人才了吗？他是怎么网罗到人才的呢？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向虞国借路去征伐虢国。当时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只有向虞国借路，才能去征讨虢国。当晋国向虞国借路的时候，虞国一位非常有见识的大夫宫之奇认为，虞国与虢国的关系好像嘴唇与牙齿的关系，“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活吗？但是，虞国国君因为曾经接受过晋献公的宝玉、名马，所以，他认为晋国和自己的关系非常铁，就答应了晋国。宫之奇于是率领全族离开了虞国。百里奚（一作百里傒）。当时在虞国任大夫，他深知虞国国君鼠目寸光、昏庸无能，很难听得进意见，便缄默不语。晋国在灭掉虢国后，回师之时就顺手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都被俘，这就是著名的虞国国君贪贿亡国事件。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的小臣送到秦国。百里奚以此为奇耻大辱，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人员抓获扣留。秦穆公听说百里奚是一位贤能之人，就想用高价赎回百里奚，但又怕出价太高楚人觉得奇货可居，反而不放，就对楚国人说：“我妻子出嫁时陪嫁的小臣百里奚在你们那儿，我想用五张羊皮把他换回来。”（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得知自己扣压的这个老头还能值五张羊皮，便爽快地答应了。百里奚因此被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时，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车（穆公释其囚），向他咨询国家大事（与语国事）。百里奚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推辞说自己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礼贤下士地说，你是个难得的人才，虞国国君不用你，所以虞国才灭亡（虞君不用子，故亡）。百里奚顿觉知遇之感，便全心事之。于是，秦穆公与百里奚一连好多天在一起谈论国事，越谈越投机。秦穆公十分赏识百里奚的才华，把国家大政交给百里奚处理（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羖，就是黑色公羊。之所以如此称呼百里奚，是因为他是由五张黑色羊皮换来的。百里奚是秦穆公得到的第一位人才。当秦穆公大大称赏百里奚的才干时，百里奚却说：“我不如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臣不及臣友蹇叔）蹇赛叔才是真正的贤才，但是，没有人了解他（蹇叔贤而世莫知）。”百里奚说，我过去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沦落到沿街讨饭，蹇叔收留了我。我想当齐国国君之臣，蹇叔阻止了我，我这才躲过了齐国政变那场灾难。后来、我到了周，周王子穨喜爱牛，我想凭着养牛的本领求个官职，穨也想用我，但是，蹇叔又劝阻了我。我离开了穨，才没有和穨一起被杀。我到虞国做官，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然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我心里贪恋俸禄和爵位，就暂留下来。我两次听蹇叔的话，两次躲过劫难；一次没听，就遇到这次虞国灭亡被俘之灾。一所以，我深知蹇叔的才干（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秦穆公闻听此言。立即派人带着重礼迎接蹇叔，任命他为上大夫（于是穆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得到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两位主佐之才：百里奚与蹇叔。晋惠公出尔反尔秦穆公三救晋难秦穆公一生和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五位晋国国君打过交道。秦穆公即位之时，晋献公已经掌权十八年，已进入晚年，所以，秦穆公与晋献公往来并不多。晋襄公即位时，秦穆公已经进入执政后期。因此，秦穆公在位之时，主要是和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三位晋君打交道。秦穆公和晋国三位国君交往是区别对待的，根据晋国当时的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秦穆公和晋惠公打交道的过程堪称经典，核心策略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一切以“东扩”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道义和武力。无道义不足以服众，无武力则没有话语权。秦穆公三救晋难，道义尽显。先前，晋献公生前宠幸一个叫骊姬的女人，骊姬害死了太子申生，申生的两位弟弟重耳、夷吾为保全性命出逃。晋献公去世后，骊姬的儿子奚齐被拥立，而献公的大臣里克又杀了奚齐。另一位大臣荀息在奚齐被杀之后拥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大臣里克又把卓子和荀息杀死。晋国朝中一片混乱。晋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动荡不安的政治状况呢？原来，周代宗法制盛行，嫡长子继承制深入人心。骊姬之子不是宗法制度承认的法定继承人，大臣们不从。此时的晋国出现了权力真空。出逃的公子夷吾在国外知道了晋国内乱的消息后，以割让河西之地八座城为代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请求秦穆公协助他夺取君位。秦穆公面对晋国的政治真空，毅然决然地派百里奚率兵护送公子夷吾回国。解决了晋国的君权继承问题。这就是秦穆公“一救晋难”，拥立了晋惠公。但是，夷吾（晋惠公）即位之后，立即背叛了自己“割晋之河西八城与君”的承诺。秦穆公虽然对晋惠公的言而无信很愤怒，但是，他并没有立即举兵伐晋，而是审时度势，静观其变。秦穆公“二救晋难”，娠济晋灾。秦穆公十二年（前648），晋国大旱。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晋国向西邻的秦国紧急求援。秦穆公当时面着临三种选择：一是出兵晋国，二是坐视不救，三是开仓赈灾。当时他可以利用晋国自然灾害之机，出兵攻打，削弱晋国，但是，这对秦国的政治形象不利。坐视不救，实际上与出兵是同一性质，只是手段温柔一点而已。开仓赈灾，帮助晋国渡过难关，政治上可以得分，但是，强晋会成为阻碍秦国东扩的尾大不掉的障碍。秦国大臣在这一问题上分两派意见：主战派主张趁“饥”讨伐，主和派认为不能见死不救。秦穆公最后询问他最信任的百里奚。百里奚说：晋国国君夷吾从前背叛自己的诺言，得罪过你，但是，晋国的老百姓有什么罪呢（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由于百里奚力主赈济晋国，秦穆公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规模向晋国运粮（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一就这样，秦穆公援劲敌称誉天下。秦穆公通过两救晋难，为秦国摸索了一条大国崛起之道：重视道义。春秋之际，已经进入了大国称霸、吞并小国弱国的阶段。但是，真正的大国，绝不单单是个经济强国，而且一定要秉持道义，这样，才能让诸侯宾服。所以，在秦晋关系上，秦穆公高举道义的大旗，在政治上得了重要的分值。说白了，秦穆公打的是政治牌。秦穆公“三救晋难”，遣返晋惠公。两年之后（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请求援助。晋惠公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商议，有位大臣对晋惠公说：趁秦国发生灾荒出兵讨伐，一定可以获得大功（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惠公采纳了大臣的意见，于秦穆公十五年（前645），出兵攻秦。晋国饥荒，秦穆公大规模救灾；秦国饥荒，晋惠公却落井下石，兴兵伐秦。二者相比，晋国明显在道义上失了分。但是，秦穆公是道义、军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既然晋国要打，秦穆公当然；要奉陪。于是，秦、晋两国在韩地开战，这就是著名的韩原之战。韩原之战一开始，晋惠公倒是奋不顾身，抛下自己的大部队就往前冲，回来的时候，驾车的战马陷到泥潭里。秦穆公和部下看到此情此景，纵马追赶，想趁机抓住晋惠公。但是，秦穆公不但没能抓到晋君，反而被晋军包围了。晋军围攻秦穆公，穆公受了伤，形势非常危急。正值此危急之时，秦军三百多个士兵不顾个人安危，驱马冲入晋军，晋军的包围圈被打开，不仅穆公得以险处逢生，反而活捉了晋惠公。这三百个勇士是什么人呢？之前，穆公曾经丢失过一匹良马，岐山下的三百多个乡下人抓到这匹良马，把它宰杀吃掉了。政府抓到他们，要严办。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一头牲畜而伤害人（君子不以畜产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会伤身（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于是，不但不处罚他们，还赐给他们美酒，并将他们全部赦免（乃皆赐酒而赦之）。这三百人心怀感激，听说秦穆公要去攻打晋国，都要求跟着去。作战时，他们发现穆公被敌军包围，于是，个个高举兵器，争先恐后，冲上前来，报答秦穆公的恩德。这就是秦穆公被困时临危解围的三百敢死队；结果，就是这三百勇士帮秦穆公脱离险境，还意外地俘虏了晋惠公。这就叫善有善报。回国后，愤怒的秦穆公发布命令：人人斋戒，独宿，要用晋君祭祀上帝。秦穆公的这个决定可以理解。晋惠公知恩不报也就罢了，反而恩将仇报，趁人之危兴兵伐秦，怎能不让秦穆公恼羞成怒？周天子听说了这件事，想要替晋君求情，他对秦穆公说，晋国国君是我的同姓，可否网开一面（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她听到这件事，穿上丧服，光着脚，跑到秦穆公面前说：“我是夷吾的姐姐，但是，我却不能救自己的兄弟（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秦穆公在战场上俘虏了晋惠公，要杀要放，本来全凭秦穆公一句话。现在，周天子求情，夫人也求情，秦穆公该怎么做呢？按理说，秦穆公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但秦穆公却说：我俘虏了晋惠公，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本想用他祭天，以报天下。可是现在天子来说情，夫人也为此事发愁。于是，秦穆公跟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让他回国，并以诸侯之礼相待。秦穆公此举，再次在道义上得了分。晋惠公背信弃义，战败被俘。秦穆公本可以杀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结果，秦穆公以德报怨，再次放他回国。秦穆公在晋国内乱之际首立晋惠公，结束了晋国的内乱，一救晋难；在晋国旱灾之时，送粮贩灾，二救晋难；在晋惠公企图趁秦国灾荒而兴兵攻打秦国之时，俘获了晋惠公，并再次送他回国，三救晋难。从秦穆公三救晋难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成熟、大度、负责任的秦穆公。而且，在三救晋难的过程中，秦穆公不仅政治上得了满分，秦国自身也有了重大创获——秦国势力在向东大规模地扩张。秦穆公再次送晋惠公回国后，晋惠公献出晋国河西的土地。同时，晋惠公还派他的太子圉（yǔ，语）到秦国做人质。秦穆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圉。这时候，秦国的地盘向东已经扩展到陕西、山西的黄河一线（是时秦地东至河）。再说武力。秦穆公的武力不用多讲，拥立晋惠公，靠的是军事实力作后盾，秦穆公与晋惠公的韩原之战也显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靠道义实施的话语权需要依托背后的军事武力作支撑。所以，秦穆公是两手（政治、军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国君。晋怀公逃归继位秦穆公迎立重耳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晋惠公的太子圉逃回了晋国。原因是太子圉听说父亲晋惠公病重，担心自己在秦国当质子会失去继位的机会，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时刻回到晋国。第二年（前637），晋惠公病故，从秦国逃回晋国的太子圉被立为国君，他就是晋怀公。这是秦穆公东扩要面对的第二位晋国国君。秦穆公三救晋难，对晋惠公施行的是怀柔政策。对晋怀公，秦穆公却决定将他拉下马来，另立新君。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对晋怀公非常不满。秦穆公对晋惠公的食言和背义也很不满，但是，秦穆公对他还是三救其难；对于晋怀公，秦穆公更为不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晋怀公抛弃了自己的女儿秦赢，偷偷跑回晋国继位。既然秦穆公认为晋怀公非常可恶，当然想找人取而代之。此时，晋惠公的兄弟公子重耳在外流亡近二十年到达楚国，长期流亡在外的重耳，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秦穆公派人到楚国迎来重耳，并且把被圉抛弃的自己的女儿再嫁给重耳，虽然重耳开始不同意迎娶秦穆公这位二婚的女儿，但是，斟酌再三，最终还是把她娶了回来。重耳是晋怀公的叔叔，娶了晋怀公的妻子，就是娶了自己亲侄子的妻子。有人说这是乱伦，其实当时的伦理观念并不在意这些，历史上真正重视婚姻中的辈分是宋代之后的事情。重耳娶了被晋怀公抛弃的秦穆公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儿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了心得之后，第一步他就写札记，第二步从札记发展为论文，从论文发展为著作，但是他从未发表过专著。他没有想发表，他就作为自己的一种……娱乐吧等于就是，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解放以后他上的二所么，历史所。注24定：其实学问就得这么做才能做好呢。金：也没有谁让他几儿交稿，也没这事(笑)。所以女真语言文字研究那个书啊，不是一年两年做的，是好多年积累成的，其中绝大部分，特别是语法部分，那都是我父亲发现的，甚至于跟各种语言的比较，那都是……乌兰：因为他有好多语言的训练。

3.我的治学

金：我这个呢，是我父亲督促着我给他当助手，我这当助手一直当了好多年。所以我是从这助手练出来的。大体上过程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受父亲的影响吧，我原来也是对这三样(史学、语言学、文学)感兴趣，因为助手的关系。但是我小时候对文学的兴趣好像比对语言学的兴趣更高一点，这跟老师还是很有关系，所以我就谈谈这老师的问题。除了我父亲在家里督促之外，我上中学的时候上的五中，北京五中。市立的就是五个中学。注25那时候家境已经很不好了，五中不要学费啊，五中不大好考，没办法就非考上不可，上了五中之后在各门功课里头，历史这门功课啊，成绩显得特别突出，教我的老师叫殷景仁，他从初一一直教我到高三。这殷景仁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说，希望我将来毕业之后学历史。殷先生就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他说最好你就直入历史系，上了历史系，毕业之后最好上日本去一趟，那时候正是抗日的时候，我说那不是成了汉奸了么(笑)。殷先生就说，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你得把它分开了。因为日本现在对东洋史的研究还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可以开开眼界。说你要听我的呢，准没错儿。这个话从初一起到高三止，他就跟我说了不止一次。反正我毕业的时候没听他的话，我考到北京大学的国文系。那时候也是敌伪周作人的时候，殷先生对这事很失望，对我很不满意。所以我就感觉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啊，我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感激的。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北大我也上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候啊中学保送留日，一个班保送俩人，官费，那时候也没人去，去的人不多。结果殷先生就让学校指定我去，这么样就留日去了。留日去的时候殷先生又跟我谈，这回呀我接受老师的意见了，我说这回我一定听您的话。我上日本去不能够研究中国文学啊，这么样，到那儿去上的东洋史学科，那时候还叫东京帝国大学呢。到那儿去了之后，池内宏注26不是研究女真的吗，池内宏传下来的弟子就是三上次男注27，三上次男正在东大，结果我到那儿之后呢，我就接上三上次男的班了。三上有一本书叫《金代女真学研究》么，但是他主要研究金代的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经济，没有研究语言，语言这方面是我们家内继承，在金史的其他方面是由东大那边，由三上那边(继承)，当然他那儿有些观点不能跟咱们完全一样了。后来我就把他那本金代女真之研究给翻成中文了——我看看能不能给您找出一本来。要想把学问深入一点，最好是跟家长，跟老师啊，搞接力赛，不要自己单……定：单挑一摊？金：对。最好还是接力。我们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你家里，今儿个你父亲学理科，儿子学文科，孙子又学理科，这样哪个也行不了。因为这是个继承的问题。有时候一个学派形成很难哪，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您会感觉到，您说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定：对。金：其实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定：对。金：自己还没成熟呢，就跟老师反对上，这可不好。现在有些人我就很看不惯。有的老师提出来就感觉伤心。日本就没有这种情况。像三上对池内，池内错他也不说错，反正这也不好，你不说老师错不就完了么，他有时还维护呢。他们老师对学生真爱，所有的都给你，学生对老师也什么。一个是接力的问题，一个是尊师的问题，这两个我就都非常在意。金启孮先生女真字书法注28

4.辛亥革命以后……

金：我就感觉中学殷先生给我指的路子，和我父亲给我由小带的这个路，这两条路我感觉都对了。现在越回想啊，对他们越非常感激，当然也非常遗憾，是什么呢？我在日本待了四年半，顶五年的样子，回来那时候是1944年的11月。定：就是日本快投降的时候？金：啊。我回国的那时候呀，回来之后我就做医疗卫生工作(笑)。定：啊？那是怎么回事？金：那时候有个医疗卫生委员会，实际上就带着工作人员拉药什么的。就在这时候殷先生去世了。我痛痛快快哭他一通，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也没什么前途了。那时候想去当个中学教员都不可能，刚刚胜利注29的时候，和胜利之后这一段啊，找工作很成问题，所以工作主要是在解放以后了。大体上前边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定：您出生是1920年？金：不是，是1918，民国七年。定：那时候您还很小呢。金：很小也能知道啊，在我10岁以前的时候，大体上是这么一个印象。定：金先生，我理解得对不对，就是说是不是辛亥革命一结束，满族立刻就特别倒霉？金：不是不是，辛亥革命是禅让啊，不是灭亡啊。所以冯玉祥啊，现在不是叫驱逐溥仪出宫么，北京人管他叫冯玉祥逼宫。那时候请段祺瑞出来的时候，段祺瑞发了一个通电注30呢，就说他可以出来，愿意合作，但是对驱逐溥仪这件事上，他认为辛亥让国，这么做不合适。定：咱们后来学历史都说是推翻了清王朝。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注意这个事了。金：不是，当时辛亥年没有换朝代的感觉，根本没有。更换朝代是十四年(1925年)，十七年(1928年)，民国十三年(1924年)不是驱逐溥仪嘛，民国十四年就没收旗产。定：就停发旗饷。金：旗饷早就不给了，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十三年把溥仪赶出宫之后，十四年张作霖来了，一瞧冯玉祥发了大财了，张作霖一想我也得干一下子，就宣布把所有的旗产全没收，给了极少的地价，但是府(王府)没有没收，因为咱们那府都卖了，没剩几处了。现在历史上写的跟实际情况有时有些差距。注31民国元年时还没有感觉到。从文物损坏开始，那是民国十四年。民国十七年那是大规模来了之后，北伐成功之后。定：您说的震动是指哪方面？金：连在机关工作都感到困难哪，好像低人一等。这不只是旗人，不只是满族，北京人也感觉到这样。北京人对北平、北伐这两个名词都有意见，那是当时，当时不敢公开说，现在也没人提这个了。现在实际上说了半天，说国民党不好，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国民党来了之后让北京人感觉到，小学的好多老师都教孩子“北平平谁，北伐伐谁”？定：北伐军是不是都是南方人？金：都是南方人哪，因为从前的时候直奉战争，直皖战争，那些战争现在把它都否定了，军阀乱战，跟咱们没什么关系，他们打他们的，跟老百姓不相干。民国十七年(1928年)就不是，是连老百姓一齐算了，这才厉害呢(笑)。比如说骂满族，你们野蛮民族怎么怎么样。我是什么时候才有这民族的感觉的？是上学之后学校教给我的，什么民族压迫，什么清朝野蛮的民族统治，这是学校教给我的。甚至我说的殷先生有时候多少也有这种，他虽然对我个人非常赏识，但是多少也有这种想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感觉里头，比如说对蒙古人，磕头碰脑的都是(笑)。说蒙古族是另一个民族，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感觉南方人很奇怪，说话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咱们北京啊，整个的，像安定门这一带是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地区，因为雍和宫在那儿呀。另外那些蒙古王府都是一半蒙古话一半满洲话，两种民族的风俗都有。当然我们所有的亲戚都是蒙古人。一般来说除了满人就是蒙古人。我到内蒙古去了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年老的蒙古族见着我，乌素图召注32的喇嘛一听说我是满族，拉着我手就不放，跟我说起就没完，说现在当了教授真不容易。中年的就不像老年那么亲切，年轻的好像就更不如中年的亲切似的。老年的就好像根本就是一回事儿。当然只是我的感觉，不全是这样。定：那您对三家子的发现……注33金：那主要是清格尔泰注34同志听到消息后说要去的，结果当时学校要我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去了解语言，我去了解生活。我是把各方面全都了解了。因为到那儿去之后就跟三家子发生感情了。这对我也是这样，见到他们之后特别亲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跟他们无话不说。比如说我想统计一下说满语的情况，熟练的人有多少，会说的人有多少，不会说的人有多少，生产大队的干部就主动说：“这事您甭管了，我给您统计得了。”那都是他们帮着弄的。咱们这族啊，到外边互助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您应该写一点满族过去的情况，有什么好处呢？(满族)不是来了就压迫人，就搞文字狱，是不是呀？这主要就得靠您这一代，现在还能够写能够活动。再有一个就是满蒙关系应该研究研究，我在内大(内蒙古大学)我就感觉，内大好像对满蒙关系不大感兴趣。乌兰：研究的少。金：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感觉，有的同志虽然学历史，对这个也不大什么，甚至有人还有这个想法，认为汉人是让满族给带到蒙古去的，没有这个事呀，问题是(清朝)不让他们进去呀，不让进去以后又扣个帽子说是隔离政策，它不是隔离，它主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笑)。定：所以我就希望就满蒙关系这一问题，尤其您家里又有满蒙通婚这些情况，具体地给我们讲一讲。金：那讲起来就没头啦。定：您慢慢讲，咱们也不着急，过几天我再来。金：根本在这八旗里头，满蒙汉这三旗分不清。跟汉族的关系也很多，甚至跟南方汉族的关系也很多。乌兰：入了八旗的蒙古人，别人看着好像就是满族了，蒙古人那些特点基本就没有了。金先生你们家蒙古人的遗风、影响有没有？是不是进到满族人的家庭里头，蒙古人的影响就没有了？就满化了？金：我小时候好像觉得蒙古人就是自己人，没觉得蒙古人是另一类人。乌兰：反而觉得特别亲似的，是吧？定：她(指乌兰)说他们蒙古人和咱们满人通婚以后，是不是把他们蒙古人的习惯也带到咱们满人家里了？金：是呀。定：所以咱们满人家庭里也有好多蒙古人的习惯？金：蒙古人家庭也有好多咱们满人的习惯哪。定：咱们是把他们当蒙古人，还是当成满人，看不出区别来了？金：记得那时候我就觉得没有这种感觉。……满族跟女真族不同，满族第一步吸收的是蒙古族文化，所以满蒙关系史应该好好研究，当时内大好多领导听不进去。还有一个最遗憾的事，就是当时北京的好多王府里头，关于蒙古王的好多画像，我的意思是让内大收购，我给当介绍人。结果那时候正编革命史呢，对这个事就不重视。当时那个教务长什么的都没有兴趣，结果通过别人都让琉璃厂收购去了，太可惜了。策棱、成衮扎布注35这些人家的一系列的画像，那现在保留下来多好啊。注36

二、参加了几乎所有的石油会战毓臻口述时间：1998年11月13日(第一次)1999年1月12日(第二次)地点：北京市王致和腐乳厂宿舍访谈者：定宜庄、佟鸿举[访谈者按]这是我本书中做得最早的一场访谈，距今已经十七年。我曾将这篇访谈收进《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书中，是那本书中受访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宗室的女性后裔。当时我初入此道，没有访谈经验，不仅问题提得不到位，而且面对不太健谈甚至也不太情愿合作的被访者，只是一味地小心翼翼，不知怎样将谈话深入下去，而毓女士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访者。我曾几次与她相约，都不得见面，她对一生遭际也不愿多谈，所述经历中多有隐笔，加上她晚年一心学佛，自称已将世事看淡。我不得不尊重她的意见，所以凡她不愿的，或不问，或不录，故有这样一篇不算完整也谈不上深入的访谈。但是毓女士的经历确有不凡之处。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父亲一辈起，就不是一般人们印象中那种提笼架鸟的八旗纨绔子弟。何况她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食其力，作为一个女性而参加1949年以后的几乎每一次石油会战，生活条件之艰苦，长期远离家乡亲人的孤独和寂寞，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坚忍的努力才能承受。她的经历，很大地改变了我过去对皇族的某些成见。1999年年初我为她做第二次访谈之后不久，便接到她女儿打来的电话，说母亲已经辞世，享年仅75岁。只是在与她女儿交谈之后我才知道，她在家庭、婚姻和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远非她在这篇口述中描述的那么淡然。北京史地民俗学会曾为毓女士出具一个证明，证明她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辅国公塔拜之后：“经北京史地学会常务理事冯其利到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查阅《爱新觉罗宗谱》，其父林全载在丙册4689页。”《爱新觉罗宗谱》中毓臻家族支脉一览：奉恩辅国愗厚公塔拜注37巴穆布尔善(第四子)注38已革辅国将军塞图(第五子)注39职明(第六子)注40凌云(第二子)注41林全（第五子）注42毓臻的父亲即林全(见族谱中的黑体字)。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嫡母常佳氏，常庆之女。

1.我娘家

毓臻(以下简称臻)：我是1924年5月2号生的。我本来姓金，金就是爱新觉罗。这是我在50年前的结婚证书，你看都成这样了。这是我的丈夫，谢伯贤。这是我，金福臻。这是我女儿去年冬天给我画的画儿，画儿上写的是“万福骈臻”，就是我的名字。我父亲不是叫金林全嘛，名字有个“林”字，他就指名为姓。姓了林。他是溥字辈的，他的名字要跟溥仪他们排起来，就叫溥全。后来我们相继都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以后为了影响，就改成父亲那个姓，也姓林。你说这林福臻多麻烦呀，干脆“福”字也不要了，咱不迷信，就叫林臻吧！实际在档案上我还是写爱新觉罗·毓臻，常用名林臻，把来历也写清楚了。人说你为什么写这么复杂，我说我就是爱新觉罗，我又不怕你们对我怎么样。人家知道咱是爱新觉罗，还羡慕，说是宗室，我还以此为自豪呢！当然我并没有显摆我是爱新觉罗宗室。我认为这是祖先的，我们实事求是。以至我母亲去世，她的坟、碑什么的，我们都写爱新觉罗。这次换户口本，还这么写。咱们满族人有这么一个规矩，是吧？我们是黄带子，有一本书上介绍过我们家族的事情，家谱我也有，在箱子里锁着呢。一直就知道我们是塔拜注43的后裔。塔拜很有意思，他不是努尔哈赤的嫡子，是庶子，当时爵位就比较低，可是后来他居然一直沿袭下来，他们那儿有几支特别嫡系的、特别显赫的，反而倒没有延续下来。过去的事儿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至于以前的事情呢，因为我小，我们家族也败落了，我可以说知道一点，也可以说不知道。听说我祖父是在宫里搞文化活动的，就是京剧什么的。我听我父亲说，就好像是现在的文化部长那个爵位。据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大概是慈禧吧，还有咸丰什么的，经常召他进宫。我们的

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

极品性荡少妇一区二区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卷一说：“人见秦灭于二世子婴耳，岂知赢氏之秦已灭于吕政之继也哉。”明人梁潜《泊庵集》卷六说：“秦之亡以吕政。”这两条记载反映了六国亡秦的观点在后世也有相当的市场。嬴政的身世在当时或者后世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果嬴政与吕不韦有血缘关系，首先，说明嬴政不是秦朝王室赢氏血统，他的政敌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造反理由。其次，吕不韦可以凭借和嬴政的亲情获得嬴政的支持，便于和长信侯嫪毐对抗。最后，此说颇够解六国人之恨。六国之人吕不韦让其子夺了秦国江山，证明秦先于六国而亡，这使被秦灭亡的六国人在心理上感到一种满足。由于秦始皇的身世扑朔迷离，难于释疑，所以，学术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要么依赖将来的DNA检测，要么认为秦始皇的生父是谁无关紧要，因为无论秦始皇是谁之子，都不妨碍对秦始皇的评价。这只能是学界的一种无奈之举。秦始皇的生母赵姬也不是一个可等闲视之的人物，在秦国的历史上，她也留下了昭昭“事迹”。那么，历史上的赵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对秦国统一天下又有何影响？第11章赵姬之乱千百年来，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争论不休的缘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秦始皇的母亲赵姬引发的。赵姬本是邯郸城内的一个倡女，原为富商吕不韦的爱妾，后被吕不韦作为礼品，拱手转送给秦国公子异人。这个看似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弱女子赵姬，也正是因为嫁给了异人，日后才成为秦国的王后，更因为生下赵政，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女人。然而，这个成为一国之后的女人，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并不高，她给后世留下的是生性淫荡、纵容男宠专权、误国误民的坏女人形象。那么，历史上的赵姬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赵姬作为一个连接吕不韦、异人、秦始皇的关键人物，她对秦国统一六国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子楚溘然离世赵姬再续前缘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国大军猛攻赵国都城邯郸，企图一举攻下赵都，灭掉赵国，赵国军民展开了悲壮惨烈的都城保卫战。赵国最高当局面对秦军的亡赵之举，断然决定杀掉秦国质子异人。吕不韦得知这一消息后，用六百金的重金收买了赵国官员，带着异人逃出了秦军重重包围中的邯郸。但是，异人的夫人赵姬却没能带着儿子赵政随同丈夫异人、吕不韦一同逃走。因此，在异人逃离赵国之后，赵国当局全力抓捕赵姬、赵政；赵姬带着赵政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心惊胆战的日子。公元前251年，秦国历史上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襄王终于谢世，太子安国君即位为秦王，他就是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之后，立子楚（异人改名为子楚）为太子。子楚当太子的消息传到赵国后，赵国不敢再追杀赵姬、赵政，因为赵姬是子楚的夫人，将来极有可能是秦国的王后；赵政是子楚的嫡子，将来极有可能继承王位。于是，赵国主动找到赵姬和赵政，非常礼遇地将他们娘俩送回秦国（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赵姬终于结束了在赵国噩梦般的生活，回到了丈夫子楚的身边，儿子嬴政也结束了在赵国九年的童年时代。但是，秦孝文王的健康状况太差，正式即位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刚当上太子，还没等他尝尝当太子的滋味，父亲竟然就一病不起。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能够如此迅速地由太子成为秦王（庄襄王），赵姬也一跃成为王后，儿子嬴政自然而然地被立为太子。赵姬色艺俱全，先嫁吕不韦，因为巧遇异人，被异人看中，被吕不韦当作礼品转送异人。作为秦国质子的夫人，她担惊受怕，东躲西藏，现在总算苦尽甘来，当上了秦国王后。但是，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公元前247年，在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抛下如花似玉的夫人赵姬溘然离世，追随仅当了三天正式秦王的父亲去了。正当盛年的赵姬一下子变成了未亡人。虽然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上了秦王，自己成了主太后，但是，这位少妇、王太后的日常生活却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孤孤单单。(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恰在此时，一个男人的身影进入了赵姬的视野。他是谁呢？秦国丞相吕不韦。子楚靠着吕不韦的成功运作当上了秦国国君，即位的秦庄襄王也毫不迟疑地兑现了“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的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吕不韦由商人成功地转型成为政治家。秦庄襄王下世之后，吕不韦又成就了第二位秦王嬴政。对于嬴政来说，尽管他的生命不是吕不韦所给，但是，吕不韦对他来说却是一盏高堂红烛，点亮了他的生命，照亮了他的前程，造就了他千古一帝的历史地位。没有吕不韦献赵姬予子楚，就没有嬴政的生命，也就没有嬴政的一切。因为，没有吕不韦的包装和运作，子楚就不可能登基为秦庄襄王；没有吕不韦的支持，也就没有嬴政的继位。所以，嬴政登基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称“仲父”（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仲父即次于父亲的父辈。秦朝官制，丞相可设两人，但是，相国只能设一人。相国的地位明显高于丞相。嬴政之所以将吕不韦改丞相为相国，主要是因为他即位时刚刚十三岁，无法亲掌朝政，全面打理秦国内政外交全靠吕不韦。对于赵姬来说，吕不韦是一个可以满足她生理需求的男人。秦庄襄王去世之后，赵姬一人寡居；虽然她此时已经是秦国的王太后，但是，赵姬是一位不甘于寂寞的女人，王太后的身份并不能禁锢住她的心灵和肉体。吕不韦此时是相国，又是赵姬昔日的丈夫。因此，赵姬在秦庄襄王去世之后，开始与吕不韦频频约会、私通（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吕不韦此时身为相国，正值一生的权力巅峰；当年吕不韦仅仅有钱之时，即已有了像赵姬这样的年轻才艺美女，如今的吕不韦既有钱、又有权，身边自然不缺沉鱼落雁、环肥燕瘦的各式美女，为什么他还要冒险与王太后赵姬私通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愿得罪这位王太后。嬴政此时已是十三岁的孩子了，赵姬再年轻，恐怕也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吕不韦身边既然不乏比赵姬年轻十几岁的花季少女，还与赵姬私通，主要原因在于政治考虑。男人是所谓的“政治动物”，吕不韦弃商从政，官至相国，现在走任何一步棋都带有政治的战略眼光，已非昔日邯郸的简单商人了。与吕不韦身边的花季少女相比，赵姬虽然已经不再年轻，但她是王太后。吕不韦尽管是相国、仲父，总揽朝政，但终归是臣。君臣相比，孰重孰轻，毋庸多言。吕不韦有今天的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得罪了太后，后果如何，恐怕难以想象。赵姬是生理需求，吕不韦是政治需求，两种不同需求，将太后和丞相绑在了一起。不韦金蝉脱壳太后宠臣弄权吕不韦与赵姬的这种非正常关系，在嬴政小的时候还可以瞒过去，一旦嬴政长大成人，这种关系很难不被嬴政察觉。吕不韦当然担心这种不正常关系被日益长大成人的嬴政所知，因为无论如何，嬴政是没有办法接受仲父与母亲的苟且之事的，他们二人的奸情一旦暴露在嬴政面前，对吕不韦来说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可是，赵姬还是一如既往，死死缠住吕不韦（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于是，吕不韦开始绞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怎么才能既安全脱身而又不被王太后赵姬觉察呢？吕不韦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办法：找一位替身。如果有人能够代替自己满足赵姬的需要，自己就可以脱身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吕不韦和寡居的赵姬重温旧情，对吕不韦来说，并非出自感情需要，而是政抬策略。结果，吕不韦竟然找到了一位猛男嫪毐（làoǎi，烙矮），并将他收留为自己的门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谬每以为舍人）。但是，怎么能巧妙地将嫪毐推荐给赵姬呢？这真是一道难题！如果处置不当，被赵姬看出吕不韦是想金蝉脱壳，那么，不但脱不了壳，还可能招致问责，那对吕不韦可是一场灾难。方法总比问题多。吕不韦煞费苦心地思考多日，终于想到一个化解这一难题的办法：制造一条新闻，而且一定要让这条新闻具有足够的爆炸性，这样才能靠口耳相传，传到居于深宫中的王太后赵姬耳中。这又是一道难题！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报刊，想要炒作什么事情或者捧红什么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儿。吕不韦最终让嫪毐举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性功能表演，有意让王太后赵姬知道这场表演的惊人之举，以引诱赵姬。赵姬听说嫪毐有如此超强的性功能，马上想得到嫪毐，吕不韦便趁机向赵姬献上嫪毐（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嫪毐是一个强壮的男人，要将他送入宫中侍奉太后，必须保证他正常的性能力，同时又要避免遭受众人的非议，怎么将嫪毐送进宫中呢？这还是一道难题！人生其实就是在破解一道道难题中度过的。吕不韦当然不会被新的难题难倒。他让嫪毐以“宦官”的身份入宫！这样既可以瞒天过海，又可以完整地将嫪毐送至太后身边，让他伺候太后。但是，这种事怎么操作呢？找太后。吕不韦和王太后赵姬商量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先让人告发嫪毐犯了宫刑罪，然后王太后事先私下里送给主管宫刑的官员一份重礼，这些官员收了重礼，又知道这是王太后交办的事，所以整个宫刑全是装装样子。最后，受过“宫刑”的嫪毐，以宦官的身份进宫服侍太后（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作腐，则得给事中）。不过，受过宫刑的宦官由于缺乏雄性激素，都没有胡须。因此，对嫪毐用宫刑尽管是装装样子，但是绝对不能让嫪毐有胡须，于是行刑官只好将嫪毐的胡须一根根全部拔掉。这样，嫪毐摇身一变，成了“宦官”，并立即被安排在太后的寝宫中，成为太后的男宠。太后对嫪毐非常满意，竟然还怀上了嫪毐的孩子（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作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一位寡居的王太后竟然怀了孕，这在秦宫中可成了特大新闻，不过，偷情怀孕的是王太后，谁敢声张？但是，王太后毕竟觉得这事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特别是不能让儿子嬴政知道；于是，王太后假称占卜不吉利，应当换一个环境居住，搬到秦国的故居雍地（今陕西凤翔）宫中去了。嫪毐仍然作为王太后最亲近的随从，寸步不离地跟着。秦王政八年（前239），嫪毐被封为长信侯，且得到一块封地——山阳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山阳地，即今河南省获嘉、沁阳一带。山阳是王太后赵姬赏给嫪毐的食邑，嫪毐本人仍然住在京城。史书上记载当时嫪毐的生活说：“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所有的享受都让嫪毐享尽，这就是“恣毐”。可以说嫪毐的生活奢华无比，享用的都是顶级待遇。嫪毐得到王太后的垂青，一夜暴富，家中奴仆数千。这些尚可理解，不可思议的是，想通过嫪毐当官而到嫪毐家中做门客的也有一千多人，嫪毐一下子成为当时秦国与吕不韦并驾齐驱的豪门。这是因为王太后赵姬在宠信嫪毐的同时，还让让嫪毐干预国家大事，又将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凭借在王太后面前炙手可热的地位，一时间大小政事都取决于嫪毐（事无大小一，皆决于每，又以河西大原郡更为每国）。嫪毐恣欲夷灭三族嬴政果决初显王风秦王政九年，有人上书告发嫪毐是个假宦官，常常和王太后私通，并且生了两个儿子，都藏在宫中。嫪毐还和王太后私下商议：假如秦王去世，就让他和太后生的儿子继承王位（与太后谋曰：王即亮，以子为后）。西汉刘向的《说苑·正谏》说得更详细：有一次，嫪毐和宫中的近臣游戏、喝酒，一群人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嫪毐和别人争起来，俩人争得火了，嫪毐大怒，瞪着眼睛，大声呵斥对方：我是秦王的假父，谁敢和我对抗？结果，与嫪毐吵架的这位官员回去向嬴政报告。嬴政听说之后，雷霆大怒（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事后，嫪毐害怕秦王嬴政杀他，干脆抢先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打起来。嫪毐战败，嬴政将嫪毐车裂，将嫪毐和主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全部杀死，并且把王太后迁到黄阳宫软禁起来（毒催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每败。始皇乃取每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不过，《说苑》是西汉所编订的书，它的记载只能够聊备一说。《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的是，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与王太后长期私通之事，并有如嬴政去世即立嫪毐之子的约定。于是，嬴政下令立案调查嫪毐一案，并迅速查明了这件事的全部真相。九月，秦主嬴政夷嫪毐三族，杀了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同时把太后迁到雍地监视居住。嫪毐的门客全部被抄没家产，迁往蜀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比《史记·吕不韦列传》更翔实可信：秦王政九年四月，二十二岁的秦王嬴政到达雍地，举行加冠礼，佩带了宝剑，正式宣布成人。按照秦法规定，秦王举行加冠礼之后，就可以收回王太后、相国手中的权力，全面行使王权。长信侯嫪毐假借秦王玉玺与王太后玉玺，调动军队，准备攻打住在薪年宫的秦王嬴政。嬴政得到情报，命令相国吕不韦等人调动军队进攻嫪毐。双方在咸阳城中大战一场，杀了数百叛兵。所有平叛的人都赏了爵位，甚至连参战的宦官也获得爵位。嫪毐战败逃走之后，秦王嬴政下令：谁活捉嫪毐，赏钱一百万；谁杀了嫪毐，赏钱五十万。重赏之下的秦国民众被迅速动员起来，嫪毐和他手下的骨干分子很快被抓捕。秦王嬴政对以嫪毐为首的二十多位为首的叛乱分子施以车裂、枭首、夷三族的重刑，镇压了嫪毐之乱；而且，将王太后赵姬和缪寡生的两个弟弟，全装在袋子里活活摔死（囊扑两弟），王太后迁到雍地软禁起来（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嫪毐的门客也全部被抄了家产，迁往蜀地流放。缪寡叛乱集团中有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这样的高官。卫尉是宫廷警卫队长，内史是京城的最高行政主官。这说明嫪毐势力膨胀很快，已经能够吸引朝廷高官的“加盟”。嬴政亲政之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嫪毐叛乱，从迅速调兵到处死嫪毐，仅用了数月时间，显示了二十二岁的嬴政刚毅果决的性格和铁腕治国的形象。嫪毐为什么会叛乱呢？第一，赵姬不懂政治。按照秦法，嬴政幼壮之年王太后代行王权，王太后是法定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大政的最终决策人。但是，秦王年幼、王太后掌管朝政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赵姬身为王太后，本应母仪天下，为天下做出表率；然而她却特别放纵自己的情欲，先找吕不韦，继而以嫪毐代替吕、不韦，私生活非常糜烂。不过，此类事也因人而异，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也曾经与义渠王长期私通，但秦昭主襄也不管。这说明嬴政对此类事特别较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嫪毐干预政治，对嬴政构成了威胁。退一步说，即使有男宠，如果王太后赵姬能够保持低调，只让嫪毐充当男宠，不让他染指政治，不给他权力，嫪毐就不可能组建一个政治集团。这样，嫪毐一事就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嫪毐的政治野心也不会恶性膨胀，更不会发展到发动叛乱。但是，赵姬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女人，她自恃自己是王太后，为所欲为，不但让嫪毐富，而且让嫪毐贵。让嫪毐专擅朝政已经是一大败笔了，还想在嬴政百年之后让自己和嫪毐生的儿子当秦国国君。这就不仅是午预朝政，而且是干预了秦国国君的传承，让非赢氏血统的人当秦赢的国君，这是要断秦国王室的血脉。这一点是秦王嬴政绝对不能允许的。嬴

界上，还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事件：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乾隆四十五年（1780），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乾隆四十九年（1784），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同年，德国出现第一位女医学博士。这些，都使人类新文明的曙光在天空亮了起来。而这时的乾隆正陶醉在中华古老文明的夕阳辉煌之中。乾隆六十年（1795）会试，各省上报八十岁以上参加会试者一百一十六人，实际参加会试并三场完竣者九十二人，乾隆听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参加会试的这些老人大加赏赐，乾隆借兴教尊老之名，正在粉饰他的太平盛世。乾隆这种对西方工业科技的巨大进步和世界发展潮流的浑然不觉，更突出地表现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访华中。2.英使马戛尔尼访华18世纪中叶，英国进人产业革命时期，随着蒸汽机被普遍应用于生产领域，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劳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了在海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侵略和扩张政策。由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了英国注意的目标。但此时的中国，对海外贸易有很多限制，外贸港口只有广州一处，远远不能满足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需求。为改变这一状况，扩大对华贸易，英国政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曾派使节喀塞卡特前来中国，但未到达即病死途中。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政府又派出更高级别的使团来中国，全权特使为富有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使团以向中国皇帝祝寿为名，于这年八月初十从英国朴次茅斯起程，经大西洋、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然后由浙江、山东沿海北上，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抵达天津大沽口。随行人员包括副使司当东及军事、技术人员等七百余人，并带有英王致乾隆帝的信件和各种礼品，包括天文望远镜、地理测绘仪、乐器、钟表、图册、车辆、武器、船只模型及各种丝织品，价值总共一万三千多英镑。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开始十分重视，乾隆帝多次为此颁布谕旨，命令沿海各省，如英国使船过境、泊岸，应派官员迎送犒劳。马戛尔尼一行到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程从保定来到天津负责接待。英国使团在天津稍事休息后即前往北京。到北京后，留下部分技术人员在圆明园和大内安装所带仪器外，其余人员随马戛尔尼赴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此时，双方在使团谒见乾隆帝时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以往，西方国家派使团到北京，也常就谒见皇帝的礼节与中国政府发生争执，甚至因此而陷人僵局，使访问失败。此次英国使团来访，清廷仍然妄自尊大，将其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理应匍匐在自己脚下，坚持要求使团成员见乾隆时要行磕头礼。而当时已成为西方“海上霸主”的英国也目空一切，骄横傲慢。同时，皇权专制已经在西方没落，自由平等的人权观已经在西方流行，再向专制帝王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已经被认为是愚昧的象征，因此，英国使节拒绝了清政府的这一要求。使团到达热河，争论仍未解决，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甚至以“全减其供给”相威胁。最后，双方总算达成妥协，马戛尔尼等以见英王之礼谒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手动作。乾隆终于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使团，随后，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了英国方面的要求，希望乾隆同意他们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等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在给英国国王写的标题为《赐英吉利国王敕书》的信中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域森然，即使岛屿与沙州，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贷行之事。”“此与天朝法制不合，断不可行。”这几句话，至今还有人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大义凛然，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经开放了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康熙向传教士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子天朝意识。当初雍正、乾隆是如此反感孔子儒家的“华夷有别”、“尊王攘夷”等民族偏见意识，现在这些观念都化为了乾隆的骨髓，乾隆王朝表面繁荣的外衣下，内部已经开始腐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了，他们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未能实现。但是，他却看穿了乾隆盛世虚华的外衣下，已经腐败衰弱的肌体，它就像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虽然在体积和外表上强于邻船，可一旦由“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对一种落后文明的崇拜，使清王朝的大厦出现了凶兆。【点评】乾隆承接祖、父们的基业，终于迎来了满清王朝的最大繁荣；而他的灵魂也完全被华夏古老的君主专制文明所同化、所陶醉，看不到外面新世界的滚滚潮流。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潜伏着巨大的危机。第九章曹雪芹与《红楼梦》乾隆时期，清朝迎来了它繁荣的顶峰，然而社会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积聚，盛世的外衣下面潜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开始流传着一本小说，揭露了官僚、贵族们的奢侈糜烂生活，它就叫《红楼梦》。开始，人们还弄不清作者是谁，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写书的作者叫曹雪芹。曹雪芹，原名曹沾，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没有确切的资料，有一种说法：《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去世的那年（1715，康熙五十四年）正是曹雪芹出生之年。一般认为，不会太早于此，也不会太晚于此。曹雪芹的祖上为汉人，远祖曹锡远曾任明代沈阳中卫的地方官，后成为努尔哈赤的俘虏、奴隶。其子曹振彦被编入旗籍，崇祯七年（1634）转入多尔衮统率的满洲正白旗，任军中“佐邻”，后随清军入关，护驾有功，成为直接为皇帝服务的内务府正白旗包衣，这在当时是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最忠实的奴才享有的殊荣，对一个汉族出身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也正因为这样，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夫人才有可能被选入宫中，当幼年康熙的保姆，曹玺的儿子曹寅又给幼年康熙当伴读。康熙登基后，立即委曹玺以重任，派他到江宁当织造，而且此职从此后不再三年一换，成了曹家世袭的官位。江宁（即现在南京）是南方富裕的地方，织造是专替皇族办服装的官，是个赚钱的差使，官阶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重要。整个康熙时期，曹家三代都受着优厚的待遇和特殊的信任，康熙五次“南巡”，有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曹家于是成为江宁的“百年望族”。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颙接替了这个官职。雍正帝继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纠纷，牵连到曹家，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的职，还下令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十岁的孩子，已经懂事，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打击。曹雪芹的父亲丢了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也接二连三发生，到后来，父亲曹颙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也更加困难，他只好搬到北京西部，盖了几间简陋的茅屋，饥馑度日。当初，曹颙是个殷勤好客之人，且与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有一英商菲立普就应曹颙之请为他的工厂传授纺织工艺，并在曹家宣教《圣经》，纵谈莎剧，虽然不敢说曹雪芹接受了什么影响，但这种家庭气氛对开阔他的视野当不无作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经收藏书十余万卷，曾主持编刊过《全唐诗》、《佩文韵府》等，是颇具江南风雅的人。这个家庭背景对聪慧异常的曹雪芹来说，无异于“天助”。家道衰败以后，曹雪芹二十岁左右，开始为生计奔波，他当过小吏、教师，以至舍夫，他对曾经的荣华生活已不抱幻想。即使挣得祖上般的富贵，也会在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他对仕途的蔑视程度，是没有经历幻灭的其他文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唯一不改的是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的嗜好，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曹雪芹的物质生活虽然凄楚悲凉，但气质上兀傲的豪气却是各类人中均少见的，他既没有那些当鸟吏鳖官的奴气，也没有粗鄙无文者的野气和贱气。他倜傥不群，感情舒展，人格的光彩反而因这种特殊的经历而愈发自由闪烁，他不想再得到什么，他也不怕再失去什么，他疏朗诙谐，雄辩健谈，傲骨嶙峋。他最亲近的朋友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敦敏、敦诚兄弟和私塾先生张宜泉。敦敏、敦诚兄弟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他们是比曹雪芹更位高跌重的人，对人间世态的体会当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三人都很欣赏魏晋名士的风骨，尤其推崇阮籍，曹雪芹曾字“梦阮”，敦诚亦有诗“懒过稽中散，归于阮步兵”。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充满“新奇”，敦诚曾称赞曹雪芹的诗“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唐代诗人李贺是有名的“鬼才”，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列，人称诗鬼，其诗意奇拔诡异。曹雪芹的画和他的人一样，也充满奇气，敦敏有首《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篱。醉余奋扫如篆笔，写出胸中块垒时。”曹雪芹一生的生活境遇从荣华的贵族生活到赤贫文化人，胸怀旷世之奇情奇才，万千抑塞愤懑从胸中呼出，历时十年，化作了惊世灿烂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一块通灵的玉石来到人间豪门贾府，体会人世的荣辱兴衰、爱恨恩怨、黑暗腐朽，最后由色悟空，仿佛红楼一梦。这部对人世绝望的不朽巨著，似乎正是对危机四伏的乾隆盛世的一个文学预言，也是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一个文学性总结。《红楼梦》问世以后，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欢迎，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在1842年就有一部分被译成英文，此后，英文、俄文、德文、法文、意文、日文、越南文、荷兰文等译本陆续出现，不下几十种，并且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红楼梦》的学科，被称为“红学”。【点评】似乎是曹雪芹特殊的生活经历产生了《红楼梦》，然而这种特殊的经历正是专制王朝吃人本质的逻辑必然，专制伦理体系使每个人都生活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失去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弥漫世间的只有伪善、世故、野蛮与丑恶。第十章大贪官和珅嘉庆从乾隆手中接过了权力，同时也接过了盛世外衣下的一连串危机，其中最紧迫的是和珅问题。历史上的和珅官到侍卫大臣、议政大臣、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人们印象中的和珅，是一个油头滑脑、阿谀逢迎、机关算尽、不学无术的奸臣形象，在人们的眼里，他没有什么才能，只会阿谀逢迎，因而不断遭到像刘墉、纪晓岚这样正直大臣的捉弄。其实并非如此。一、出身满洲，聪明机敏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比乾隆小三十九岁，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的父亲任福建副都统。和珅十岁左右，有幸进入皇宫里的咸安宫官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满、蒙文字，受到良好的教育。乾隆三十五年（1770），他二十一岁参加顺天府乡试，没考中举人。但由于其出身满洲正红旗，做了宫廷三等侍卫，开始出入宫廷。这给他提供了接近乾隆的机会。但乾隆的侍卫很多，为什么会欣赏一个低等侍卫呢？据野史笔记记载：有一次，乾隆要出巡，突然找不到仪仗用的黄伞盖，就问这是谁的责任，很多侍卫吓得不敢吭声，和珅却在一旁说：“管此事者，当负此责。”这句话给乾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有一次，乾隆在轿子中边行进边背诵《论语》，突然忘了下文，在轿旁跟班的和珅脱口而出接上，乾隆由此很喜欢他。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到山东巡视，和珅随从。乾隆喜欢乘一种骡驾驭的小车，每行十里，更换一次，其快如飞。有一天，和珅碰巧跟这种小骡车随侍。在路上，乾隆看见和珅，问：“你是什么出身？”和珅回答说：“文员。”乾隆又问：“你下过场赶考吗？”和珅说：“庚寅年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乾隆又问：“什么考题？”和珅说：“孟公绰一节。”乾隆又问：“现在能背你做的文章吗？”和珅于是一边行进一边背诵，流畅异常。乾隆于是说：“你的文章也中得。”乾隆同和珅的这次谈话，成了和珅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从此，和珅得到乾隆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二、精明干练，拉帮结派和珅是一个既有学问又善权术的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通晓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文字，又亲善热情，广结善缘，办事干练，成绩突出。乾隆用兵西藏和喀尔喀时，所有的谕旨都是用满、汉文下达；颁给达赖和喀尔喀的敕书，则兼用藏文和蒙古文。大臣中能懂藏文的非常少，只有和珅能把这些谕旨，用满文、蒙古文和汉文等各种文字撰写出来，加以翻译，并把事情办理得很好。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十一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査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了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治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由于在这次办案中表现出了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在回京途中，就被乾隆提升为户部尚书。和珅依靠乾隆掌握了朝中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把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他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但福长安本人没有什么本事，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溜须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三、联姻皇亲，投上所好乾隆喜欢和珅，给和珅六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年方五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和孝公主指配与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下嫁完婚。下嫁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从此，和珅与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和珅在朝二十多年，重要的升官和封爵达五十次之多。其原因之一，就是和珅善于揣摩乾隆心思，投其所好，博得其欢心。乾隆一生喜爱做诗，和珅为了迎合乾隆皇帝，下工夫学诗、写诗，并造诣很深，他经常与乾隆和诗，历史档案中至今保存着当年和珅与乾隆和诗的文档。乾隆爱书法，和珅就刻意摹仿乾隆的书法，他写的字酷似乾隆的御笔，乾隆后期有些诗匾题字，干脆交由和珅代笔。乾隆崇奉喇嘛教，对佛教经典颇有研究。和珅也学佛经，有的书说和珅同乾隆一起“修持密宗”。乾隆是老人，喜欢别人奉承照顾，和珅就陪伴在乾隆左右，对皇上服侍照顾，体贴周到。比如朝鲜《李朝实录》载：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但每当乾隆咳嗽吐痰的时候，他就马上端个痰盂去接。乾隆晚年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宁寿宫及花园，以作退闲颐养天年之所。他六次南巡，沿途建了三十座行宫，花费巨大，乾隆大寿，举万寿大典和千叟宴等事，都是和珅总管的。和珅能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奢欲。总之，和珅同乾隆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难以言明的密切关系。乾隆的宫女、嫔妃、太监都没有文化，不能同他交谈诗文、书画、佛经，也不能帮他处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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