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交videos视频精品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4:51

字号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感到惊异，却依然十分在意是否达到了常人标准。虽说如此，他们却还是要用汗巾遮住前面，以这种姿态体会着已经加入成年人行列的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大人们去澡堂只是清洗污垢，而他们却会因为与别人比较发育状态而被强加额外的紧张感。此外，大人们在澡堂里的对话也会引起他们注意。例如，新婚不久的夫妻一起去澡堂，当然要在收费台前分开进去。但往往都是女方把男方的费用也一并交付，然后把手巾和肥皂交给男方，递个眼神再说声“回头见”。有时女方会隔着镶镜子的墙壁喊“老公，我出去啦”，而男方则有些冷淡地回答“啊——”。可能是因为刚刚出浴，此时女人的嗓音有种新鲜甜美的奇妙回响。然后，男方先出来坐在椅子上等着，女方从收费台那边出现后点点头像是在说“让你久等了”，红扑扑的脸上透出女人出浴时的娇艳。那两人回到家里是不是要男欢女爱啦？伸夫想到这里呼吸突然急促起来，一时有些沉不住气。另外，常常会有女孩掀起男池与女池之间的细窄板门跌跌撞撞地跑进来，先是转动眼珠环视男池这边不同的情景，然后找到自己的父亲。而父亲也招手呼唤“安代”或是别的什么名字。女孩大都是送来肥皂或洗发液，然后又小心地迈着碎步返回女池那边。有一次，那扇板门掀开后没有自动关上，于是伸夫从门缝中看到了女人站着擦拭身体的情景。虽然是背朝这边，但好像是在擦拭大腿前面，所以向后撅起了丰腴的臀部，令伸夫感到一阵眩晕。这种微不足道的情景或许别人会不屑一顾，但对伸夫却有所刺激，同时增强了他对大人们的厌恶感。大人们怎么那么不体谅别人呢？如果能注意照顾别人的感觉，我们也就能坦然自若了。然而，大人们貌似顾忌世人目光谨慎行动，其实仍然意外地存在着大意和无耻的缺点。伸夫感到羞耻不堪的事情，大人们却好像满不在乎、习以为常，特别是对性过于轻视和不设防。伸夫对大人们怀有厌恶感，或许就源于他们这种毫不设防的厚颜无耻。伸夫一旦想到这些，就会感到大人们在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大大咧咧，并对其麻木和迟钝深感愤怒。不过，他虽然心里有气，可另一方面却像全身布满雷达天线般捕捉大人们疏忽时暴露的秘密。而且，当他如愿捕捉到自己所期待的现象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定睛侧耳接收那种刺激并为之兴奋。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少年们虽然在心里厌恶大人们疏于设防的春光乍泄，可眼睛却死死地盯住不放。他们对大人们漫不经心的春光乍泄既气愤又想看，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之中。从心理卫生方面来看，这恐怕不能说是什么健康的心态，因为他们总是如临深渊般心神不定。当这种情绪过强时，他们就会无特定目标地与人发生对抗和冲突，甚至会诉诸暴力。不过，这种刺激并非全都来自成年人，还会从体内自然萌生，并常常感到困惑和惶恐。当时，最令伸夫感到紧张的就是从离家三百米远的岸本家门前经过，还有学校附近的S女子学校。岸本家有个比伸夫小一岁、名叫弓子的女生。她家在伸夫上初中之后搬到附近居住，她在北区的O女子学校上学。如果从上小学时就同校的话，那么即使年级不同也会很面熟。但因为弓子是中途转学而来，所以此前没见过面。当然，也可以说正因如此，伸夫才会对她特别在意。伸夫最初认识弓子，是在岸本阿姨来访的时候。当时，伸夫看到她身材细高，剪着娃娃头，只是觉得她挺可爱而已。从那以后，母亲跟岸本阿姨很快亲近起来，伸夫放学回家常常看到她们在喝茶聊天。伸夫对她们的谈话兴趣不大，可当岸本阿姨说到“弓子……”时，就会像背受掌击般猛一哆嗦。有时岸本阿姨聊天时间长了，弓子就会来叫她。“爸爸回来啦！”“有客人来啦！”弓子通知一声就回去了。伸夫见到弓子时只是与她对视一下，并没有说过话。但是，当他看见岸本阿姨在自己家时，心里就会期待弓子再来。母亲和岸本阿姨当然不了解伸夫的心情，弓子本人更是无从得知。但即便如此，伸夫也觉得只跟弓子见一下面就已满足，即使她主动搭话自己也只能是张皇失措。他对弓子加深关注，是从岸本阿姨说出那句话之后。“伸夫要是能娶我们家弓子就好了……”当时，伸夫正在里屋用竹篾制作飞机模型，听到这话惊讶地回头一看，只见母亲和岸本阿姨正在开心地笑。她们也许是在谈及自己晚年时半开玩笑地说出这种话来，看样子不像是真心实意。然而，此事对伸夫来说就不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了。虽然她们是在喝茶聊天时顺口说出，但伸夫的童心也未必不曾考虑过这种事情。现在，这件事情突然出现在大人们的谈话当中。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以平常心态走过岸本家门前了。如果这时弓子出来了该怎么办？如果跟阿姨碰面该怎样寒暄？虽然伸夫常在自己家里跟她们见面，可一想到单独相遇就心情紧张，像要接受对方考试般忐忑不安。以前从这里经过时，心中只是单纯地期待或许能与弓子相遇，可现在却怀着更加严峻的心情走近岸本家，只是看见延伸到院门的长长石墙就心神不定、惴惴不安了。既然如此，那就干脆不要经过岸本家门前，走另一条路倒也并非不可，但伸夫双脚一出家门就自然而然地朝那边迈去。不过，他实际上几乎没有可能与弓子相遇。因为弓子上学路远要坐电车，所以她好像比伸夫早半个小时出门。伸夫倒是也可以相应提前出门，但如果没有充分理由的话，恐怕就会被母亲看透心思。再说，即便真的碰到了弓子，但由于学校所在方向不同，也只能对视一下而已。伸夫想到反正不可能碰面，就继续走过岸本家门前。他从石墙边走过拐角之后知道碰不上弓子，虽然有些扫兴却也可以暂时放心了。伸夫在这里也会心情矛盾、忐忑不安。还有一处令伸夫不能不心情紧张，就是S女子学校的门前。伸夫早上去学校时，路过S女校门前总会碰到很多女生。由于这里有电车的停车站，所以每当电车到站时就会吐出成群结队的水手服身影。伸夫夹在她们中间就会感到女人的气息并呼吸急促起来。伸夫平时还能自命不凡地说别人“色鬼”，可到了女生当中却像夹着尾巴的狗般缩成一团，当然无暇观望周围女生的面孔。尽管如此，伸夫心里却仍然自以为是地意识到会有女生看他。当时正处于战后不久，有的学生还头戴战斗帽、脚穿军靴，都是从复员兵那里搞来的。但无论如何，最酷的就是穿戴着油渍斑斑的帽子和斗篷的所谓旧制高中生范儿。此外，他们还会穿着厚朴木屐大步前行。伸夫上初中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把别着新校徽的帽子放在掺着油和鸡蛋的炒锅上弄得油光发亮。不过，他即使把自己捯饬得这么酷，却并不意味着勇气十足。其实可以说，正是因为勇气不足，他才会以那种敝衣破帽虚张声势。伸夫就读的初中号称札幌名门，而校训是“质实刚健”。即使是成绩优秀者也会故作硬汉姿态，表面装出从不用功学习的假象，蔑视脸色苍白的秀才。更别说那种对女生黏黏糊糊的男人，根本不屑一顾。不过，他们真心却都对女生兴趣颇深，若能得到允许，哪怕只是一步都想接近女生，跟她们搭上一句话。尽管校方没有规定禁止接近女生，他们还是不想被发现和打上“软派”[6]的烙印。明明心有旁骛，却必须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矛盾的心理就加剧了紧张心理，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极不自然。特别令伸夫紧张的就是整夜下雪后初晴的早上。他从家去学校的学生专用便门时，如果走捷径就要横穿运动场。但是，在前一天还可以行走的路第二天早上就被新雪覆盖，所以早上最先出门的人必须踏出一条雪路，这位男子就被学生们称为“除雪车”。最初雪原上只有点点足迹，但走的人多了就踩出一条路来。虽说是路，却也只是由人在运动场上把雪踩实，仅有一人通行的宽度。伸夫他们要穿过四方形运动场上的对角线，而去S女校的女生们则是从对面反穿过来。理所当然，男生和女生就必须在这条雪路上擦身错过。伸夫一边呼出白气一边向前走，而对面的女生藏蓝色大衣渐行渐近。伸夫估算着双方的距离默默前行。五十米……二十米……十米，伸夫紧张得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在这条路上经常相遇的女性只有五六个，面孔大都已经熟悉。伸夫微微伏下双眼继续前行，可全身神经都只集中在接近的女性身上。在两人就要相撞的瞬间，伸夫仰身让路。与此同时，女生也稍稍侧身，两人视线相遇。可是，伸夫在接下来的瞬间却伏下视线快步通过女生身旁。这个过程虽然只有几秒钟，但伸夫却感到浑身疲劳得几乎瘫软。“果然是那个女孩……”那位多次相遇的大眼睛女生，似乎在向伸夫微微点头示意。也许她对我有好感——伸夫克制住想要立即回头的冲动，只顾埋头向前走去。校舍向运动场伸出一角，说不定有人正在朝这边张望，要是那帮人起哄说“你小子盯上那女的了吧”，伸夫实在无法忍受。伸夫若无其事地穿过运动场，可大脑中却满是刚才擦身错过的那个女生。十四对于男孩来说，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是个难忘的阶段，也是从以前的单纯男童向成人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对“少年”这个词的诀别。而且，他们就是在这时逃离义务教育，最初加入被选择的集团。不过，伸夫并没有特别激动。其原因就是在他进高中的前一年施行了学制改革。此前文部省按照旧学制，施行的是小学六年、初中和女子学校各五年、高中和专科学校各三年、大学三年的教育课程。其中一部分大学设置了相当于高中的预科，而初中也可以用四年时间读完。但是，文部省在战败之后决定把学制也改为美式，就从一九四七年开始施行六三三制了。后来人们对此次改制的评价毁誉参半，如今依然意见不一。但是，旧制初中由此成为实质上的高中，而以前的高中和专科则升格为大学，招致所谓“车站盒饭式大学”[7]到处泛滥。虽然文部省施行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全民素质，但至少在当时只能是单纯充数而已，徒有其名的大学和高中却增加了不少。而且，此前一直发挥着独自特色的专科学校也变身为毫无特色的综合大学，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不过，那次改革规定义务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共九年，以此实现了受教育机会均等的目标。施行这项新制度时，伸夫正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然，他是经过入学考试被录取的。但是，在他之后的学生就都是免试进入新制初中了。而旧制初中都因此再没有新生入校，出现了伸夫这一级总是最低年级的奇妙现象。伸夫就在这种状态下初中毕业升入高中，但校舍和老师却完全相同。当然，由于升学考试也已在初中完成，所以没有另外进行。可以说，他就像乘着电动滚梯般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名高中生。而且前辈完全相同，后辈依然没有。环境依旧校名未变，伸夫因此无从体会考入高中的激动和兴奋。不过，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之间他却过得悠然自得。不必为升学和择校而专门复习应考，这本身就已经很值了。在初中阶段，伸夫受教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影响最深。山中老师在战前就大学毕业了，可能由于曾一度被征兵入伍，他最初也是头戴战斗帽、脚蹬军靴来学校。他倒不是军国主义者，但由于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男人大都穿着军队投放的服装。山中老师是编撰诗刊《原始林》的诗人，他上的课总是妙趣横生。例如讲到岛崎藤村的《千曲川旅情之歌》时，山中老师只管反复多次地朗读。在诗兴大发时就闭住眼睛，语调也像咏诗般抑扬顿挫。这时，老师几乎不讲什么单词和语法等复杂理论，只是反复诵读并说“很美吧”“情景历历在目吧”，以此唤起大家的共鸣。伸夫和同学们还没去过长野县，也没去过千曲川。但是，他们在聆听老师吟咏时却恍若被带到春季的千曲川河畔，看到了周围展现的美景。山中老师的教学方法强调，比起一个个汉字和词义，把握作品的整体感觉并融入其中更为重要。在多次吟咏并品味作品的整体氛围之后，老师讲述了自己年轻时独自在小诸城一带流连忘返的经历，将缭绕在山腰的云霞和樱花杏花的美轮美奂寄托于自创诗歌之中。接下来，老师就讲到了川中岛会战。他先在黑板上描画出武田和上杉两军[8]的对阵态势，然后开始低吟。“某月某日，武田军团一万骑顶着朝雾集结于梓川西岸，紧接着鞭声肃肃趟夜河……”老师的讲解把伸夫和同学们从春光明媚的千曲川带到了战国时代的川中岛，耳畔仿佛响起阵阵螺号声和呐喊声。课堂教学如此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但并不等于疏忽了基础汉字的读音和听写。老师并非通过一般的测试来强化汉字记忆。老师每月举行一次“汉字相扑”，采用这种形式让邻桌同学捉对比赛汉字听写。例如老师朗读“りょじょう”，同学就一齐写出相应的汉字。老师随即发出“好、交换”的指令，并在黑板上写出正确答案“旅情”，同学们依此核对答案并判定对手是否回答正确。每对同学听写五个汉字词，根据正确答案的多少决出胜负。接下来换一个座位跟别的对手比赛，最后统计每个同学的胜负次数。比赛结果在下一周的国语课上公布并列出名次表，确定横纲、大关和关胁即冠、亚、季军，成绩差者就排在前头级十几名到十两级[9]。虽然列出了“相扑”比赛的名次，但排名靠后的同学也不会气馁，反而会发愤图强。有的同学曾经从十两级升至前三名，有的同学则从横纲降至前头级。写不出来的同学便以涂黑圈[10]为乐，在笑声中记住了汉字，而且因为没有考试所以学得轻松愉快。不仅限于课本内容，老师所教知识丰富多彩。例如，他向同学们募集少量资金，买来《中央公论》《新潮》《改造》《世界》等综合杂志和文艺杂志，就挂在教室的角落里让同学们自由借阅。这些杂志对于刚上初中和高中的男孩来说似乎难度过大，但老师并不担心。虽说放在教室里，却并未强制大家阅读，其实不想看也可以不看。不过，每当新杂志出来时，老师必定会说“难得凑钱买来，哪怕只看看封面和目录也行”。伸夫也是只浏览目录，几乎没读过内容，但这也对他后来的发展颇有助益。首先，他从大学毕业成为社会人之后，对于那类看似难懂的专业杂志已经不会感到棘手了。而且，由于他从初中就已开始接触，所以觉得杂志上所写内容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看似难懂的文章也变得不那么吃力。所以，那段经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因为山中老师是诗人，所以常常叫同学们创作诗歌。当然，老师在这种时候也不会过度拘泥于细节，而是叫同学们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把学生创作的诗歌整理出来制作成誊印版诗集，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转载到老师参编的诗刊上。当然，老师讲解短歌的方法也很独特，依然是反复多次诵读，以个人感受为中心进行教学。例如在讲授《万叶集》时先琅琅诵读，切身感受古代诗人朴实的悲喜情怀。在讲授现代国语时，也是反复朗读茂吉母亲去世时所吟咏的《赤光》，并着重强调诗中所反映的悲伤之情。老师讲授国语的方法，要点就是首先通过朗读来感受作品而不是解释作品。这种方法不仅限于诗歌，从现代文到古文全都如此。另外，老师不仅讲授课本上的内容，兴致高涨时还会把话题扩展到电影作品当中。当时还没有电视，正处于电影发展的全盛期，其中心题材就是从漫长而黑暗的战争中解放出来后大举引进的西欧电影，特别是法国作品人气最高。有一次，老师在解说他在前一天看过的《命运的飨宴》时，将人生的不可思议娓娓道来。在下一次课上还谈到了《哈姆雷特》及奥利维尔的导演手法。说实在话，处在最顽皮时期的初中生不可能全面理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是，老师目光炯炯口若悬河，同学们便不可思议地被卷入电影的氛围当中，感到似乎明白了什么，并对自己所尊敬的老师如此热衷的电影感到兴趣盎然。因为老师喜爱，所以同学们当然也会去看。不过，在以质实刚健为校训的学校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现在卫国已经不是问题了，晋文公没有浪费太多时间，迅速挥师南下，进攻曹国，包围了曹国的国都陶丘。这时候他指挥的部队不仅仅是晋国三军，还有加入到晋军中的齐、秦两国部队。晋军集中力量进攻陶丘的城门，曹国人拼死抵抗，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晋军死伤累累，在陶丘城下留下大量尸体，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冷兵器时代，攻城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孙子兵法》曾这样描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fén）轀（wēn），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将孙子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文：最上乘的用兵之法，以谋略取胜；其次以外交取胜；其次以打败敌人的军队取胜；攻城是下下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为了攻城，光准备器械就得三个月；如果一时攻不下，就得在城外修筑土丘围城，又得三个月；如果还攻不下，攻方将领难免心浮气躁，驱使士兵像蚂蚁一样进攻，搞人海战术，死伤更加惨重，有可能高达三分之一以上，而敌城仍然屹立不拔——这就是攻城的灾难。这段论述，生动地反映了攻城的艰辛，也体现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指导思想。回想起来，齐桓公和管仲纵横中原三十年，虽然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但总是尽量避免战争的发生，更多采用外交和谋略来解决问题，与孙子的思想不谋而合。而现在，晋文公刚出江湖，就在陶丘城下陷入攻城的困境，勇气虽然可嘉，谋、交略嫌不足。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晋文公之所以强攻陶丘，与其救援宋国的战略目标有关。宋国在楚军的进攻之下，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不尽快解决曹国而对宋国直接施以援手，那么当晋军与楚军主力相遇的时候，曹军势必成为晋军的后顾之忧。因此，救宋必先破曹，攻城虽是下策，却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晋文公本来以为，以晋国三军的实力，加上齐、秦二国之助，攻下陶丘只是小菜一碟。没想到，这碟小菜却是如此难啃。曹国人不但打退了晋军的进攻，还采取心理战术来削弱晋军的斗志——将晋军留下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这一招非常狠毒，晋军士兵看到如此场景，又愤恨又惊惧，箭不敢射，石头不敢扔，梯子也不敢搭，生怕破坏了同袍的尸体，攻城一时陷于停顿。有人给晋文公献了一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谋：将晋军部队迁到陶丘郊外的曹国公墓去驻扎，并且宣称，要挖曹国人的祖坟作为报复。祖坟被挖，那是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而挖人家祖坟，也是缺德得不能再缺德的事，如果不是有曹国人挂尸在先，晋国人也不敢这么做——人嘛，毕竟还是有底线的。曹国人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恐惧，而且愧疚万分。他们立刻派人与晋国人谈判，要求晋军赶快撤出公墓，别再骚扰他们祖先的神灵。晋文公很爽快，说行啊，只要你们将晋军的尸体都收拾好，装在棺材中送还给我们，我们就马上撤出公墓，这仗该怎么打还怎么打，大家都别再耍小聪明出毛招了。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曹国人当然答应。几天之后，他们将晋军的尸体收敛妥当，用牛车拉着几百具棺木，打开城门送往晋军大营。队伍刚出来三分之一，听得城外一通鼓响，无数晋兵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曹国人情知上当，想关门，门却被牛车堵了个严实。手忙脚乱的工夫，晋国人已经控制了城门，陶丘城陷落了。曹共公当年好奇心作怪，偷看晋文公洗澡，现在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文公当众数落他的罪状，总共有三条：第一，不用僖负羁这样的贤臣；第二，小小曹国，居然有“乘轩者”（大夫）三百人，政府官员严重超编；第三，不尊重贵人，偷看人家洗澡。根据《左传》的记载，僖负羁当年背着曹共公给重耳送饭，并非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而是他老婆劝说的结果。就算是他自己的意愿，因为送过一顿饭，就被称为贤臣，也实在是太带有主观色彩了。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现在正是时候。为了表达对僖负羁的敬意，他还特地给部队下了一条命令，不许任何人闯进僖负羁的宅子，违者斩首。晋国军中，有两个人情绪不佳，那就是魏犨（chōu）和颠颉。这两个人都曾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然而回国之后并没有受到重用。一年前晋文公作三军，起用了郤谷、郤溱、先轸、栾枝等新人，魏犨仅仅担任戎车护卫，颠颉更是榜上无名，使得他俩愈发忿忿不平。现在打下曹国，僖负羁仅仅因为一饭之恩，就受到晋文公如此厚报，进一步加深了这两个人的不满。为什么外人一顿饭，胜过咱们那十几年的不离不弃呢？魏犨和颠颉想不通，凑到一起喝闷酒。酒入愁肠，化作满腔怨言。喝着喝着，魏犨有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他凑到颠颉的耳边一说，颠颉立马表示赞同。当天夜里月黑风高，两人各自带着亲兵，抱着柴禾来到僖负羁家附近，将柴禾团团围住他家院子堆放好，把前后几扇门都用链条锁上。魏犨一声令下，亲兵们点燃柴禾，又将数十个火把扔进院子。霎时间四处火起，院里的人从睡梦中惊醒，男女老少乱成一团。魏犨喝得有十二分醉了，听到里面哭爹喊娘，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竟然忘记自己是在做见不得人的事，举着一把长刀又蹦又跳，吆喝着亲兵：“把守好各个门口，不许放一个人出来！”不料乐极生悲，突然间一段烧得滚烫的院墙轰然断裂将他压倒。颠颉吓得立马酒醒了，连忙扒开砖头，将魏犨扛在肩上，带着亲兵逃离作案现场。回到家找来军医一看，魏犨整个胸部被烧伤，伤势之重，至少要卧床半个月才能恢复。而僖负羁一家数十口，全部葬身火海。晋文公带着群臣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一堆灰烬。军法官四处调查，没费多少力气，就查出案件的凶手是魏犨和颠颉。魏犨身长八尺，力能搏虎，是晋国军中数一数二的勇士，熊熊火光中，有谁会认不出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将魏家的亲兵抓来两个一拷问，便将当晚发生的事情弄个明明白白。晋文公大为光火。烧死僖负羁一家本来就是严重的罪行，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更不能容忍。他决定将这两个罪犯斩首示众，以肃军纪。颠颉本事平平，杀了就杀了。但魏犨是员猛将，本事非同小可，杀了未免可惜。争霸天下，最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晋文公考虑再三，派赵衰到魏犨住处探望病情。他的想法很简单，魏犨如果伤势太重，也就没有了价值，留着也是个废物，不如杀掉。魏犨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赵衰此来的目的。他命人给自己包扎好伤口，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见到赵衰一揖到地，行了个大礼。“老魏啊，你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呢？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赵衰说着，故作亲昵，在魏犨胸前用力捶了两下。魏犨疼得撕心裂肺，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还笑容可掬地说：“应该的，应该的，您是领导嘛！”“哎呀，什么领导不领导！咱们可都是主公身边的老人了，一起吃苦流亡，情同手足，你这样称呼多生分！”说到这里，赵衰侧过头瞟了魏犨一眼，只见这家伙仍然一脸天真的憨笑，便将话锋一转，突然问道，“最近身体还好吧？”“好，好得很！不信你看。”魏犨说着，跑到院子里，一口气做了三百个俯卧撑，接着又做了三百个跳跃。“够了，够了。”赵衰笑道，“我只是随便问问，你还是那个急性子脾气，有甚于当年啊！”赵衰刚刚离开，魏犨便瘫倒在地上，双手捂住胸口，满地打滚。疼归疼，命是保住了，仅仅被撤去了戎车护卫之职，由舟之侨取而代之。颠颉则没有这么好命，被拉出去砍了头。处理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宋国的使者门尹般也来到了陶丘，他给晋文公带来一个信息：“如果再不加紧派兵救援，宋国就要被楚国消灭了。”门尹般绝非夸大其辞。自去年冬天到现在，宋国以区区一国之力，抵抗楚国及其仆从国的进攻已经三个多月，商丘城岌岌可危。即便门尹般不来报告，晋文公猜也猜得到宋国的形势危急。晋军伐卫侵曹，目的就是牵制楚国，救援宋国。现在卫、曹两国均已告解决，楚成王仍然不为之所动，死死咬住宋国不放，显然，晋国的牵制战略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要救援宋国，只能继续挥师南下，与楚国大军面对面地决战。但这样一来，晋军劳师袭远，而楚军以逸待劳，战争的主动权就握在了楚国人手里。另一方面，晋国的盟友秦国和齐国对于是否主动寻衅楚军也持不同意见，如果晋军一定要南下，秦军和齐军很有可能停留在曹国，作壁上观。仅以晋国三军奔袭楚军，胜算微乎其微。但如果坐视不救，宋国必定会背弃晋国，转而投向楚国的怀抱，这对晋文公来说，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打击。他只能想办法继续牵制并调动楚军，迫使其离开宋国，主动来找晋军决战。新任中军元帅先轸提出一套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宋国人以重金寻求齐、秦二国的帮助，请齐、秦二国向楚国呼吁停战；另一方面，在齐、秦二国呼吁停战的同时，晋国将曹共公囚禁起来，并把卫、曹二国的土地赠送给宋国。楚成王得知此事，定然恼怒，不同意齐、秦二国的停战呼吁。而齐、秦二国接受了宋国的重金贿赂，又恼怒于楚国人的蛮不讲理，必定会全力以赴，与楚国人一战。（反之，如果楚成王同意停战，则正中晋文公下怀，以和平方式解决宋国问题，功劳还是他的。）先轸的方案，好比将一个烫手的山芋强行塞到楚成王手里，他接或是不接，都将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晋文公采纳了先轸的建议。先轸的计谋高超，楚成王的警惕性更高。齐、秦两国使者一进楚军大营，他便嗅到了可疑的味道。不久又听到晋国瓜分卫、曹两国的土地转手送给宋国的消息，更加证实了他的想法：这是晋文公给他布下的一个圈套。以楚成王的脾性，自然不会答应齐、秦两国提出的停战呼吁，让晋文公坐收渔翁之利。但是拒绝的话，齐、秦两国就被彻底推向晋国那一方，成为楚国的敌人了。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在兵力上已经超过了楚军，而且很有可能导致鲁、郑、陈、蔡等同盟见风使舵，倒戈一击。楚成王思前想后，作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撤军回国。作为一个牌桌上的老手，他清楚地知道，当对家将所有好牌都抓在手里，而且上下两家都倾向于支持对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不玩了。楚国人办事历来雷厉风行。当天晚上，楚成王带着自己的卫队开始从宋国撤离，退回到楚国境内的申县建立指挥部，在那里继续指挥全局。同时命令镇守谷城的申叔侯撤军，命令围攻商丘的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将部队迅速撤回楚国。楚成王深知成得臣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还派人专门给他带去一封信，信上说：“晋侯在外流亡了十九年，什么样的苦都吃过，最终还是得到了晋国，这是因为老天眷顾他，而且帮助他排除了障碍。天命如此，非人力所能废。兵书上说，敌我旗鼓相当则避而不战；又说，要知难而退；还提到，不要和有仁德的人作战。现今的情况就是这样。请你一定遵照命令，稳妥安排退军事宜，不得有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拿得起、放得下才是真英雄。但成得臣看到这封信，第一反应不是服从，而是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有人在楚王面前说我的闲话。自子文让贤以来，成得臣就担任了楚国的令尹。令尹乃是楚国的首席执政官和军事指挥官，出征宋国本来也就是他分内之事。然而楚成王一开始并没有考虑让成得臣担纲，而是请已经退居二线的子文出马，明显是不放心将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交给成得臣指挥。虽然子文用消极怠工的办法逼迫楚成王起用成得臣，而且成得臣一出马就赢得了大众的满堂喝彩，但在成得臣心里，已经埋下了自卑的阴影。他迫切需要通过这场战争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子文差。但是没想到，这仗一打就是三个月，商丘城近在眼前，却总是屹立不倒。恰在这时候，他又收到了退兵回国的命令。对于成得臣来说，这道命令无疑是一道催命符。他绝望地认为，自己这次无功而返，必定使楚成王更加怀疑他的能力，同时也会使国内产生一种“子玉不如子文”的舆论。不是曾经有个小孩说过“给子玉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的话吗？连小孩子都敢这样大放厥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他成得臣的笑话。怕是有人嫉妒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令尹，担心他攻下商丘城，立下盖世奇功，因而向楚王进了馋言，命令他赶快从宋国撤军。这个念头在成得臣脑子里一闪过，立刻变成了铁定的事实。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彻底打败晋国军队，让你们这些闲人看看我的厉害！成得臣派人到申县给楚成王送去一封信，请求与晋军一战。信中写道：“并非我想立功，而是希望通过这次战争堵住某些人的嘴。”“混蛋！”楚成王气得差点跳起来。但是多年的执政经验使得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没有当着使者的面发火。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成得臣，居然将战争当成了赌气的工具，他难道不知道，战争不是游戏，战争是会死人的，稍有不慎就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吗？楚成王很后悔没有坚持己见，将军国大事托付给了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远征军的主力还在宋国，如果此时撤换成得臣，恐怕引起军心混乱，被晋国人趁火打劫。更可怕的是，成得臣很有可能拥兵为乱，反过来进攻楚国，那样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既然成得臣要战，那就让他战吧，给他一个教训也好。楚成王这样想着，最终答应了成得臣的请求，但是只派了“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前去增援成得臣。简单说明一下，在春秋年间，各国都蓄养着一定规模的宗族武装，称为“私卒”或“族兵”，一般由国君或卿大夫的亲族组成，相当于后世的“亲兵”。私卒的规模不大，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是各国军队中的精锐部队。根据楚国的传统，楚王本人拥有的私卒，共计兵车三十乘，分为东西两广，每广十五乘；楚国大子（太子）的私卒称为东宫之卒，规模必定小于楚王的两广；而所谓若敖之六卒，则是成得臣的宗族亲兵六百人。这样看来，楚成王派去增援成得臣的部队，就是楚王的卫队兵车十五乘，大子的私卒估计也不超过兵车十五乘，还有成得臣的族兵六百人。作为精锐部队，这批援助不算大，也不算小。加上原来在宋国的楚军远征军主力部队，应当可以和晋、齐、秦三国联军势均力敌。成得臣并非有勇无谋之辈。得到楚成王的增援部队之后，他没有马上挥兵北上，而是派了一名叫宛春的使者前往晋军大营，对晋文公说：“您不是想救宋国吗？我来和您做一笔交易，请您恢复卫侯和曹伯的国君地位，我愿意放弃围攻宋国。”言下之意，只要晋国放过卫、曹两国，楚国就放过宋国。这等于是将晋国踢给楚国的球又踢回去了。晋文公开了一个会来讨论成得臣的要求。狐偃拍案而起：“这个子玉（成得臣字子玉）也太无礼了！他是臣，您是君，他凭什么跟您来做交易？而且您救宋国，只是一件功劳；他救卫、曹两国，是两件功劳。这个人不懂礼节，又贪功好利，咱们得好好教训一下他！”先轸站起来拍拍狐偃的肩膀，慢悠悠地说：“我反倒觉得，不妨答应他。子玉一句话，三个国家得到安宁；我们一句话，三个国家陷于灭亡，无论如何是我们理亏。不答应他的话，就等于放弃了宋国，我们本来就是来救宋国的，到头来却放弃了宋国，诸侯会怎么看？楚国人的这个建议，对宋、卫、曹三国都是恩惠，我们不答应，必定会引起这三个国家的怨恨，对我们大大不利。”狐偃双手一摊，愤愤地问：“难道咱们就这样受他摆布，往他画好的圈里跳？”“当然不是。”先轸笑着说，“何必便宜了子玉小子，我们私下和卫、曹两国交易，答应卫侯、曹伯复国，离间他们与楚国的关系。然后将宛春拘禁起来，激怒楚国人，引诱他们前来作战！”皮球踢来踢去，还是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都涌动着激动的情况下，要忍住不说话是挺困难的。他有着上百个问题想问马基雅维里，但是他们却只是骑着马走啊走。不久，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得身上暖洋洋的。马基雅维里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时不时举起手来，示意众人下马步行，以便让马稍稍休息一下。第四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忙着想心事。他其实十分不情愿接受这次出使的任务。为此他尽了最大努力去找其他人来完成这个使命。一方面是由于他身体尚未复原，即使现在骑在马上，他仍然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另一方面，由于刚刚才结婚，他也不愿意因为离别而让妻子伤心。他对她许诺说，他此行将很快回来，但是他心里清楚，在他获得允许返回之前，预期的几天可能会拖成几个星期，几个星期又可能被拖成几个月。他出使法国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外交谈判可以是多么地旷日持久。但是这些还不是最让他烦心的。意大利的现状是令人绝望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是这个地区最有势力的人。他控制着那不勒斯王国的一大块地盘，虽然他的掌控也不是那么稳固。因为盘踞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西班牙人不断地骚扰着他。但是路易十二紧紧地控制着米兰和它的属地，他和威尼斯关系也不坏，并且在收了保护费之后，将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博洛尼亚置于他的保护之下。他和教皇有着一种同盟关系，教皇颁布了一个特许状给他，以便他可以同他那个无法生育，但是毫无过错的妻子离婚，然后再和查理八世的孀妇，布列塔尼的安妮结婚。为了报答教皇，路易十二册封教皇的儿子，切萨雷·博尔贾为瓦伦丁诺公爵，并安排纳瓦拉王国国王的妹妹，夏洛特·德·阿尔布莱特嫁给切萨雷·博尔贾。他还向公爵许诺，可以提供军队给他，以帮助他收复夏洛特所丧失的那些财产，包括土地、贵族封地和教会属地。切萨雷·博尔贾，沿用路易十二所赠予他的公国的名称，在意大利被人们称为瓦伦丁诺公爵。他今年还不到三十岁。他手下的雇佣军首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罗马大家族的领导人帕格洛·渥西尼，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吉安·保罗·巴利昂尼，以及卡斯泰洛城堡的领主维泰洛佐·维泰利。这些人都是意大利最出色的军事将领。公爵本人也证明是一个胆大而心细的指挥官。凭借着武力、狡诈多变和营造出来的恐怖，他形成了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割据势力，意大利到处都传播着他的征服业绩。他曾经利用一次有利的形势迫使佛罗伦萨人用一大笔保护费来雇佣他和他的部队作为保护者，为期三年。后来，佛罗伦萨向法国国王路易又支付了一笔保护费，获得了后者的保护，接着就取消了对公爵的任命，中止了给他的保护费。这下把他给惹恼了，不久他就开始报复。那一年的六月，也就是与本文叙述有关的时候，阿雷佐，一个隶属于佛罗伦萨的城市，发生了暴动，随后宣布脱离佛罗伦萨而独立。瓦伦丁诺公爵手下最能干的将领，维泰洛佐·维泰利，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后者处决了他的兄弟保罗。他和佩鲁贾地方的领主巴利昂尼一道出兵支援造反的民众，并且打败了共和国的军队。佛罗伦萨方面仅仅守住了城堡。佛罗伦萨执政团在极度恐慌之中派了皮埃罗·索德里尼前往米兰，向法国国王路易求救，要求他立刻派遣他之前承诺的四百长矛骑兵支援佛罗伦萨方面。皮埃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民，当时正以城邦正义旗手的身份担任着共和国最高行政首长的职位。共和国方面于是命令在比萨城外驻扎的军队驰援阿雷佐，在此之前，这支部队一直企图征服比萨城。但是还没等部队赶到，城堡就沦陷了。就在这个关口上，身处刚被征服的厄比诺的瓦伦丁诺公爵，向佛罗伦萨执政团发出了一个口气强硬的要求，要求共和国方面派一个使节来与他会晤。佛罗伦萨方面派遣了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也就是皮埃罗·索德里尼的兄弟，作为使节前往。随行的就是作为秘书的马基雅维里。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因为法国国王履行了他向佛罗伦萨许下的诺言，派出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支援他们。切萨雷·博尔贾慑于这一威胁，召回了他的将领。但是公爵的雇佣军首领们本身也是一些小城邦的邦主，他们也不禁担心，一旦他们对公爵没了用处，公爵就会像消灭其他城邦主那样无情地消灭他们。他们听说，公爵已经私下里和路易十二达成交易。根据协议，国王将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协助攻取博洛尼亚，然后再将这些首领们统统剪除。届时这些首领们的土地会很容易并入公爵既有的领地。首领们经过初步协商，他们在靠近佩鲁贾地方的一个叫马焦内的地方秘密聚会，讨论他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泰洛佐当时正病着，被人用轿子抬进了会场。帕格洛·渥西尼由他那位做红衣主教的兄弟和他那个作为格拉维纳公爵的外甥陪同着出席。其他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埃尔梅克·本蒂沃留，他是博洛尼亚城邦主的儿子。还有佩鲁贾地方来的巴利昂尼兄弟俩，年轻的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和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后者是锡耶纳城邦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左右手。他们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于是他们同意，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必须有所行动。但是鉴于公爵是个危险的人物，他们必须小心从事。他们决定暂时不和公爵翻脸，而是在私下里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他们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包括步兵和骑兵。维泰洛佐的炮兵也很强大。他们又派出使节去招募当时在意大利聚集着的几千雇佣军。最后，他们向佛罗伦萨城邦派出使节请求支援，因为博尔贾的野心对于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没过多久公爵就听说了这一阴谋。他于是命令佛罗伦萨方面向他提供一支援军。公爵一直单方面声称，佛罗伦萨方面已经许诺，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调拨一支部队归他支配使用。公爵并且要求佛罗伦萨方面派一位有地位，有权和他进行谈判的人前来与他会晤。这就是为什么马基雅维里要前往伊莫拉的原因。马基雅维里一路上颇为焦虑，执政团之所以派他出使，就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人，无权与对方达成协议，而只能将情况向佛罗伦萨汇报，每一步都要等待政府方面的指示。派他这样一个人去见公爵是会令对方非常不愉快的。公爵虽然是当今教皇的私生子，但是在官方的头衔上，他是罗马尼阿、瓦伦西亚和厄比诺公爵，安德利亚亲王，庞比诺地方的领主，教廷的正义旗手和总司令。马基雅维里接到的指示是，告诉公爵，执政团已经拒绝了阴谋者关于援助的请求，但是如果公爵需要人力物力的支援，他必须通报执政团，然后等待他们的答复。他的任务是尽量拖延时间，这也是共和国的一贯政策。执政团永远可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找到出色的理由。他们如果被逼得太紧了，就会稍稍松一下他们的钱袋，花上一些不得不花的钱。他的任务是安抚一个不习惯于因循拖延之人的急躁情绪，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用华而不实的话语去哄骗一个狐疑的人。用诡计去对付诡计，用欺骗去对付欺骗，去发现那个以伪装著称之人的机密。尽管马基雅维里只是在厄比诺浮光掠影地见过公爵一次，马基雅维里对他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听说，一度将公爵当作至交知己的基多巴尔多·德·蒙蒂费尔特罗公爵，是如何丧失自己的领地，并且差点丢了性命的故事。尽管他看出公爵在行事时奸诈得令人震惊，但他也不得不佩服此人在经营其事业时所展示出的旺盛精力和娴熟谋略。这个人无所畏惧，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并且足智多谋。他不仅仅是一位出众的军事将领，更是一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敏锐的政治家。想到能和这么一位对手一比高下，马基雅维里不禁兴奋起来，一丝嘲讽的微笑浮上他薄薄的嘴唇，眼睛中也放出了光芒。如此一来他感觉好多了，肚子也不怎么难受了。他开始期待着在佛罗伦萨和伊莫拉之间的斯卡佩里亚稍作停留，用些点心，另外再租上几匹马。他们一路上赶路赶得紧，没有耽误什么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当天抵达伊莫拉。而那些马匹，不仅承载了它们的主人，也驮了不少行李，如果不让它们有适当的休息，而让它们继续赶路，肯定会把这些马匹累伤。他打算和皮埃罗先走，让两个仆人在斯卡佩里亚休息一天，第二天再带着他的坐骑和皮埃罗的马驹跟上来。他们在阿尔伯哥·德拉·波斯塔停了下来，马基雅维里高兴地下了马，伸了伸腿。他向客栈打听，最快能够给他们上一些什么饭菜。跑堂的告诉他，他可以叫一些通心粉，一碟鸡，博洛尼亚的香肠和猪排。马基雅维里听了颇为满意。他一向胃口很好，于是乎狼吞虎咽地将端上来的东西一扫而光。他喝着乡下酿造的浓烈的红酒，觉得十分满意。皮埃罗也和他的主人一样，吃了个痛快。当他们再次跨上马鞍，重新出发的时候，皮埃罗感觉到心情很愉快，他是如此地高兴，以至于他开始哼起一首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流行的曲子来。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嗨，皮埃罗，你舅舅没有向我提起过，你还有一副好嗓子。”皮埃罗有些得意，开始升高音阶纵情歌唱。“很不错的男高音，”马基雅维里带着温暖和友好的笑容说道。他收起缰绳，让坐骑放慢步子，皮埃罗心领神会，开始唱起一段著名的曲子，但是歌词却是马基雅维里亲自写的。马基雅维里心里颇高兴，但是也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在用歌声讨好他。对于这个巧妙的手腕，马基雅维里也没有觉得有些什么不合适。“你是怎么学习到这些歌词的？”“比亚乔舅舅帮我写出来的。它们也凑巧和这段曲子相配合。”马基雅维里听了没有作声。他放开缰绳让坐骑重新开始小跑。他想到，对于这个应朋友比亚乔所请而带出来，他本人也想好好加以利用的年轻人，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于是在余下的旅途中，当上坡的道路使他们不得不下马步行时，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当马基雅维里需要刻意用心时，没有人能比他更亲切，有趣和逗人开心了。另外，他也十分注意保持含蓄和技巧。皮埃罗这方面，要识破这些友好的，漫不经心的问题的目的是要将他本人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他还得具备一些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世故才行。皮埃罗既不羞怯，也不自以为是，他有着年轻人的自信，回答问题坦率而平实。在皮埃罗看来，让他谈谈自己，从而来打发目前这段开始变得有些单调的旅途时光，倒是一件十分令人愉快的事。马希利奥·费奇诺，那位著名的学者，三年前才过世；他是比亚乔的岳父，一度也指导过这个年轻人的学业。正是基于这个老先生的建议，皮埃罗熟练地掌握了拉丁文，但是让老先生失望的是，他的希腊文知识只是马马虎虎而已。“我这辈子的遗憾之一就是从来没能学习希腊文，”马基雅维里说道，“我真羡慕你可以阅读希腊文的原著。”“那有什么用？”“它会教会你，幸福是一件人人都企图获得的东西，为了能够获得它，你不需要别的，只要具备良好的出身，良好的朋友，好的运气，健康，财富，相貌，权力，名声，荣誉和品德就可以了。”皮埃罗放声大笑。“它也教会你生活是不确定的，充满着艰难困苦。因此你会得出结论，只有抓住时间及时行乐，才是正确的。”“我不需要通过学习希腊动词的变格才知道这些。”皮埃罗说。“也许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按着我们的自然意志去行事时，知道古代的贤哲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终归要让人放心一些。”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马基雅维里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在佛罗伦萨的朋友是哪些人，也了解到他在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通过认真聆听皮埃罗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他暗暗地掌握了皮埃罗的能力和性格。当然他是缺乏经验的，但是挺机灵，在这方面比他的舅舅比亚乔强得多。比亚乔虽然善良诚实，但却智力平庸。小伙子有着一股年轻人的劲头，一种自然的追求快乐的愿望和一副冒险的性格。虽然天真纯朴，但也不是过分地谨小慎微，而这一点对于马基雅维里而言并不是一个弱点。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要他去做一些稍稍有些拿不上台面的事情时，他不会因为他那脆弱的良心而受到牵制。小伙子很强壮，也很活跃，看来也不缺少勇气。他开朗的面容，坦率的个性和讨人喜欢的态度都可以成为十分有用的财富。至于他是否可以谨守秘密和值得信任，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第一件事只需要一点时间就可以发现，至于第二件事，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意愿去相信某一个人相信到超过其必要的程度。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挺机灵，知道获取主人的好评只会对他有好处。马基雅维里一份良好的评价将确保他前程远大，而一份糟糕的汇报将让他永远失去共和国政府中的职位。第五章他们已经快到伊莫拉了。这座城市位于一片肥沃平原上的一条河流边上。周围的农村丝毫没有战争破坏的痕迹，因为这个城市在切萨雷的军队到来之前就投降了。当他们还有两英里远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七八个骑马的人。马基雅维里认出其中一个人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公爵的首席秘书。马基雅维里是在厄比诺和他相识的。他热情地与马基雅维里打招呼。既然找到了他要接的人，阿加皮托于是调转马头，陪着马基雅维里一行向城里的方向前进。执政团在一天之前，已经派了一名信使来通知佛罗伦萨派驻在公爵驻地的代表，通知他将会有一名共和国的特使到来。现在这名信使已经到了城门口。由于一路上旅途漫长，阿加皮托问马基雅维里是否需要在面见公爵、呈递国书之前先休息和恢复一下。尽管军队驻扎在城外，然而在这个目前作为瓦伦丁诺公爵首府的小城市中，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些人包括公爵的部属幕僚，宫廷成员，来自意大利其他城邦的使节和代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商人，寻求一官半职的人，拍马屁的人，间谍，演员，诗人，荡妇和其他一些跟随着一支胜利大军进城的，盼望着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挣些钱的三教九流之辈。结果弄得要在城里找个住宿的地方变得相当困难。城里仅有的两三个旅店人满为患，人们只能在床上睡三五个小时。但是佛罗伦萨驻伊莫拉的代表已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安排。他和他的随从们被安排在多米尼克修道院。信使也建议直接带马基雅维里去那里。但是马基雅维里却转过头来对阿加皮托说话。“如果阁下可以接见我的话，我宁愿立刻去见他。”他说。“那我就先走一步，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这位官员会带你进宫。”于是除了那个被指定陪同马基雅维里一行的官员，阿加皮托和其他人策马而去。余下的人牵着他们的马匹在狭窄的街巷中穿行，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大广场上。在路上马基雅维里问那位陪同官员，当地最好的旅店是哪一家。“我对修道院那些好心的修士所能准备的伙食不抱希望，而我也不想空着肚子上床。”“金狮饭店。”马基雅维里对信使吩咐说：“你带我去宫里，把我带到以后，就去金狮饭店，让饭店给我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然后对皮埃罗说：“把马匹牵到马房去。信使会告诉你往修道院该怎么走。到了那儿后把马驮的袋子交给安东尼奥。”安东尼奥是马基雅维里的两个仆人之一。“然后，你和信使就来宫里找我。”宫邸是一座巨大的，但是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因为建造这座大厦的人，卡特琳娜·斯福查是个节俭的女人。大厦占据了广场的整个一侧。在这里，马基雅维里和那位陪同官员下了马，由卫兵放行进了宫殿。陪同官员派了一个士兵进去告诉首席秘书他们到了。不一会工夫首席秘书就来到了马基雅维里正在等候的房间。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是个魁梧的人，留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围小小的络腮胡，苍白的脸庞上长着一双冷静和聪明的眼睛。他是一个绅士，举止十分得体，口才无碍，一副坦诚的样子，使不少人错误地低估了他的能力。他对公爵十分忠诚，对公爵的事业也尽心尽力。公爵对于那些对他有用的人，总是有办法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州宣慰李希烈，诏书一经颁布，所有人全都知道这是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颜真卿虽然也明白这是卢杞在报复自己，但他丝毫没有犹豫，稍加准备后就起程前往许州，因为他早已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在他看来，颜家一门忠烈，尤其是哥哥颜杲卿死于叛军之手，自己决不能退缩，辱没颜家的名声。当时宣武节度使李勋上奏皇帝李适，认为以李希烈的为人，颜真卿此去必死无疑，朝廷不仅损失了一位元老大臣，李希烈也不会因此而罢兵，朝廷这样做等于是自寻奇耻大辱。李勋的上奏让处于焦头烂额之中的李适恍然大悟，他急忙派人试图追回颜真卿。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就在追赶的人刚刚上路一天后，颜真卿已经到达了许州。李希烈知道颜真卿此番前来的用意，当颜真卿面对他宣读皇帝的诏令时，他故意让养子带着一千多名士兵拿着明晃晃的刀剑，在颜真卿周围示威，并不断地谩骂，好像要把颜真卿的肉割下来吃掉一样。李希烈本以为颜真卿会露出惊恐之色，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颜真卿居然脸色如常，脚下丝毫没有移动半寸，仿佛身边的人与他无关一样，巍然挺立在原地朗声宣读诏书。李希烈立即被颜真卿的气场所震慑，他下令让士兵们退去，然后招待颜真卿先到待客的馆驿中住下。李希烈十分清楚颜真卿在朝廷中的地位，现在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戏耍这位刚正不阿的大臣，羞辱一下唐廷。于是，李希烈利用一次宴会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当时李希烈宴请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派来的使者，席间自然少不了的颜真卿。李希烈一边喝酒作乐，一边让前来助兴的倡优不断唱着辱骂朝廷的戏文，这下点燃了颜真卿胸中的怒火。当时颜真卿拍案而起，用手点指李希烈道：“元帅应该还算是朝廷的大臣吧，怎么会做出这样无礼的举动呢？”言罢，颜真卿准备拂袖离去。就在宴会陷入极度尴尬的氛围时，一个声音从颜真卿的身后传来：“早就听说颜真卿的大名，现在元帅正准备做皇帝而颜太师却来到了这里，这不是上天赐给元帅一个宰相的最佳人选嘛！哈哈哈！”说话的人是朱滔派来的使者。颜真卿本想头也不回地离去，但朱滔使者的话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犹如骨鲠在喉，他立即转身斥责说话的那个使者。“你们听说过痛骂安禄山而死的颜杲卿吗？告诉你们，他就是我的兄长。他首先在河北举兵抗击安史叛军，后来虽然被安禄山抓住，却骂贼不绝于口，我现在年近八十官至太师，我对朝廷的忠心天地可鉴，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怎么会受你们的威胁利诱。”颜真卿说得激昂慷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心惊！当然在所有人当中最为心惊的当属李希烈。事实上李希烈并不在乎颜真卿的语调有多高，他最在意的是颜真卿话语中透露出的讯息。在李希烈看来，如今的藩镇割据是因为安史之乱才形成的，而自己现在跟着朱滔、王武俊、田悦等安史叛将反叛朝廷。颜真卿通过他哥哥的例子，明显是在告诉他朝廷对待这些安史叛将和对待安禄山、史思明等人没什么区别。所以，颜真卿说完后，李希烈动了杀机。只是这个时候李希烈并没有下定必杀颜真卿的决心，真正使他下定决心的原因是他手下大将周曾想要拥立颜真卿为节度使。李希烈在整治了周曾之后，将颜真卿押往自己的老巢蔡州囚禁。而蔡州注定成为颜真卿生命的最后一站，在蔡州的日日夜夜里，颜真卿不断地向西遥望，他并不因自己失去自由而恐慌，相反却对自己没能完成使命而自责。颜真卿清楚地知道，李希烈是绝不会让自己活着回去的，已经预感死亡将近的他挥笔写下了给皇帝李适的遗表，并为自己作好墓志铭和祭文，他经常告诉看守他的人，囚室的西墙下就是他的归宿，死后只要把他埋在那里就可以了。李希烈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杀掉颜真卿，是因为他始终怀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始终没有丢掉争取颜真卿的想法，另一方面也想通过羞辱这个德高望重的三朝老臣，满足他的虚荣心。李希烈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颜真卿或许会改变，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颜真卿的不屈不挠让李希烈一次次地产生挫败感，尤其当李希烈想要称帝去询问颜真卿该遵循什么仪式时，颜真卿的回答让李希烈很是羞愧。“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这是句振作朝廷权威的话语，同样这句话也彻底激怒了李希烈。兴元元年（784年）八月，李希烈得知其弟李希倩被朝廷处死后。恼羞成怒，联想起颜真卿先对他的不敬，终于，在囚禁颜真卿一年零八个月后，下令将他无情地杀害。颜真卿至死都表现出一副傲骨，就像当年他的哥哥颜杲卿临死时一样，真正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威武不屈，以死明志千古恨！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的坚贞不屈，当历史的尘封往事渐渐被黄沙所掩埋后，颜真卿那大义凛然、临危不惧的品格却犹如一片绿洲，在黄沙滚滚中傲然凸显。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争相传颂颜真卿可歌可泣的事迹时，他那无比绝伦的书法成就被保留至今天，并自成一体，称为“颜体”，与唐代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并称“颜柳”。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是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祭侄文稿》的字字泣血，也可以感受到《颜家庙碑》的恭谨严整，还可以体会到《多宝塔碑》的瑰丽多变和《颜勤礼碑》的端庄遒劲，无愧于“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的评价。颜真卿，一个义薄云天的人，一个视死如归的人，让后人无比敬仰。关于颜真卿的评价有很多，但在我看来最能体现他价值的，当属下列这几句话：立坚实骨体，求雄媚书风。究字内精微，求字外磅礴。臻神明变化，与生命烂漫。泾原兵变李希烈在囚禁侮辱颜真卿的同时，并没有停止反叛唐廷的步伐，在联合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大藩镇后，他开始向唐廷控制的地区发起了攻击。李希烈接连攻下汴州、汝州，致使唐廷的经济重心江淮地区与长安的主要交通线路——汴渠被阻断。幸好长江中下游还在唐廷的控制中，由江淮运往长安的物资只能改道沿长江而上，到鄂州（今湖北武昌）转入汉水，再经汉水支流丹江入武关，最终进入关中。虽然当时唐廷的物资生命线暂时勉强保住，但对于李适来讲，这种缝缝补补又一年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如果不能平定叛乱，那么长江中下游也早晚会落入叛军的手中。李适作为皇帝，既然平藩的决心已下，就断然不能放弃，如果妥协，不仅使朝廷的权威进一步低落，更会让藩镇的势力急剧膨胀，这对李适本人强化皇权是个沉重的打击。但继续坚持的话，必须要有强大的财力做支撑，而当时朝廷由于军费开支浩大，中央财政已经到了濒于崩溃的境地。据史料记载，当时长安城中每斗粟米已经卖到一千钱，国家太仓就连供应皇帝和六宫的膳食，也仅能维持十天。在这种情况下，主管财政的判度支赵赞建议征收“间架税”渡过难关。所谓“间架税”是指按房屋的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每间上等房屋征收两千，中等征收一千，下等征收五百，税吏亲自挨家挨户统计征收。为了保障这项政策能够贯彻实行，朝廷规定隐藏一间的将处以极刑，并且每千钱交易额征收五十钱的税，如果隐匿一百钱以上的，不仅处以六十以下杖刑，而且罚钱两千，同时奖励告密者。李适本以为这项措施一经颁布，会征收上来不少税钱，但让他想不到的是，“间架税”的出台，不仅没有征收到多少税钱，反而使长安城中顿时陷入混乱之中。百姓怨恨之声闻于远近，最关键的是因为国库空虚，一场更大的动乱开始酝酿成形。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李希烈围困襄城，李适征调关中西部的泾原诸道军队开赴关东救援。十月二日，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来到长安，准备稍事停顿等领到军饷后再向关东进发。这一天长安城内雨雪霏霏，寒风刺骨，对于远道而来的那些泾原士兵而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得到皇帝陛下发给的赏赐，以便赡养家小。当他们翘首企盼皇帝陛下的赏赐时，朝廷一点表示的意思也没有，而且第二天他们从长安城郊离开时，犒劳他们出征的居然是糙米和素菜，连一点肉末也没看见，这些士兵并不知道朝廷已经穷得叮当响，在他们看来，朝廷是看不起他们这些泾原来的士兵。于是，士兵们的愤怒开始爆发了。“我们将要上前线去赴死，朝廷居然连饭都不让我们吃饱，我们怎么能卖命去抵抗叛军的刀枪啊！听说皇宫里金银绢帛堆积如山，我们不如自己取来用吧！”很多人不断叫嚣着喊道，然后这些士兵张起旗帜，迅速聚拢起将近一万人，全副武装地向长安城皇宫方向而来。当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正在宫中向李适辞行，部下兵变的消息传来后，姚令言飞驰前去安抚乱兵，当行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时与士兵们相遇，姚令言本以为士兵们看见他后，会暂时平息怒火，可还没等姚令言开口，迎头就迎来了士兵们射来的箭，姚令言下意识地侧身闪过，他不顾生命危险，伏在马背上冲进士兵队伍中间，然后高声喊道：“大家仔细想一想，只要东征立下功劳，何愁没有富贵？大家千万不能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啊！”然而，士兵们的愤怒已经不能用话语安抚住，姚令言的喊声很快淹没在人群之中，士兵们强拥姚令言和他们一起向京城皇宫方向继续前行。长乐坡发生的事情，皇帝李适很快得到了消息。当他得知这次兵变是因为士兵没有得到赏赐而发生时，李适立即下令赏赐泾原士兵们每人绢帛两匹，并派宦官前去告知，可是宦官刚和泾原士兵相遇，就被乱箭射杀。就在这来去之间，士兵们已经进入了长安东北的通化门。李适以为射杀宦官是因为士兵们认为赏赐太少，所以拿出皇宫内库金银绢帛二十车赏赐给士兵们。可是就在那些金银绢帛刚刚装好车还没来得及出发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城，李适在内宫已经隐约听见士兵的呐喊声，这时李适才意识到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已经不再是赏赐所能解决的问题了。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李适的意料，为了以防万一，李适急调禁军将领白志贞召集禁军守卫皇宫，但等了半天也不见一个人到来，此时乱兵已经进入皇宫南门，李适情急之下只得带领部分皇室成员和几个妃子从玄武门出逃。值得一提的是，从此时开始，李适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开始了。由于禁军护驾不力，致使李适仓皇出逃来不及征召随行人马，身边只有曾在东宫服侍过李适的两个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带领百余名宦官和郭子仪之子郭曙带着十几名亲兵随行。一直到李适逃出长安城外，时任右龙武军使的的令狐建才带着麾下四百名士兵仓促赶来护驾，李适当时就是在这么一小股兵力的保护下，一路向咸阳而去。在李适仓皇出逃后，宰相卢杞见乱兵冲进皇宫，被迫从中书省的后墙翻墙而逃。禁军将领白志贞，御史大夫于欣，户部侍郎赵赞，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从玄武门接连逃出，在得知皇帝陛下前往咸阳后，众人到咸阳和李适会合。皇帝和大臣的仓皇出逃，让皇宫中陷入一片混乱，乱兵进入皇宫后，立即进入正殿含元殿，看到殿内空无一人后，士兵们意识到皇帝可能已经逃走，于是争先冲进府库，抢夺金银财宝，直到搬运不动方才罢休。在这些人中间最为尴尬的当属节度使姚令言，这个被迫上了贼船的将军，此刻恐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在看到无法抽身后，他和士兵们商议在目前京城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必须有人出来稳定局面。在姚令言看来，当时身在京城并能够控制局面的人，似乎只有朱滔的哥哥朱泚。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自从大历九年（774年）九月到达京城请求留下后，便被代宗李豫外派出镇关中西部的奉天行营，以防备吐蕃侵扰。后来又任命他为陇右节度使和泾原节度使镇守凤翔，那么他所遗留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职位便由其弟朱滔担任。身为朱滔的哥哥，朱泚十分明白弟弟反叛朝廷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早在朱滔反叛之初，就曾经派人在发髻中藏蜡丸书信送给朱泚，想要让他一起反叛朝廷。结果被河东节度使马燧截获呈献给皇帝李适，李适立即召朱泚将蜡书交给他看，朱泚诚惶诚恐地叩头请罪，虽然李适当时并没有责怪朱泚，但这件事情过后，李适便将朱泚留在了京城，没有让他踏出过京城半步。显然李适已经将朱泚列入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当然这也让问心无愧的朱泚心中很是不爽。泾原兵变李适仓皇逃出长安时，翰林学士姜公辅提醒过李适，认为朱泚曾经担任过泾原军统帅，因为其弟朱滔反叛被陛下软禁在京城，心中肯定十分不满，陛下必须带上朱泚一起走，或者将他杀掉免除后患，如果留他在京城，泾原的士兵一定会拥立朱泚重新复出。但由于当时形势危急，李适只说了句“来不及了，以后从长计议”，便匆匆逃出了长安。事实证明，姜公辅的预言十分准确，曾经做过泾原节度使的朱泚，一定是姚令言首先想到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泚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十月四日清晨，姚令言带领泾原士兵在大明宫东北的白华殿，共同迎立朱泚为统帅，进而稳定住了长安城混乱的局面。朱泚复出的第一天便张贴布告，要求那些没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朝廷官员必须来自己这里报到，违令者立斩不饶。那些官员只得灰溜溜地出来拜见朱泚，当时很多朝廷官员看到朱泚稳定住长安的局势后，认为这个人是朝廷的功臣，于是纷纷建议朱泚立即迎回皇帝李适。面对朝臣的建议，坐在宝座上的朱泚始终冷笑不语，很多人不知道朱泚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事实上所有人全都想不到重新复出只是朱泚实现野心的第一步。奉天保卫战朱泚事实上并不想迎回李适，不仅不想迎回，他还明白国无二主的道理，在重新复出的朱泚看来，此时是报复李适的最好时机，联合弟弟朱滔等人反叛唐廷，咸鱼翻身的朱泚开始下定决心。大多数朝臣猜不到朱泚内心深处的想法，但当时光禄卿源休看透了朱泚的心思。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告诉朱泚，上天已有符命，朱氏将有天下，劝朱泚赶快称帝，必定会得到诸多藩镇的拥戴。源休说这番迎合朱泚的话，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溜须拍马的人，而是因为建中三年（782年）在唐廷与回纥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源休冒着生命危险出使回纥，但回来后却被嫉贤妒能的宰相卢杞仅仅授予光禄卿的职位。这让源休十分不满，这次劝朱泚称帝，也算是源休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途径。在源休的帮助下，朱泚得到了很多在李适身边郁郁不得志的朝臣，例如检校司空、同平章事李忠臣，太仆卿张光晟，工部侍郎蒋镇，都官员外郎彭偃等人全被朱泚重新起用。朱泚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组建了为自己服务的临时朝廷，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说明李适对待藩镇轻举妄动、急躁求治的施政方针已经遭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很多政治势力的反对，并以泾原兵变为标志宣告破产。另一方面也表明朱泚这种宽厚的政策，便一旦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使他与皇帝李适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会成为很多官僚一个新的选择。与朱泚那边风生水起相比，已经逃出长安暂时在咸阳避难的皇帝李适此时显得颇为窘迫。早在泾原兵变的三年前，一个名叫桑道茂的术士就告诉过李适，说他不出三年的时间会有暂离宫廷之厄，而奉天有天子气象，那个时候可能会成为李适的避难所，所以现在应该加强对奉天城的修筑。当时李适采纳了桑道茂的建议，直到此次逃出长安，李适又忽然想起了桑道茂当年所说的话，不禁唏嘘不已，于是决定前往奉天避难。奉天就是今天陕西的乾县，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的乾陵就在其辖地之内。事实上李适决定逃往奉天，内心也有祈求先祖保佑的意味，但是就在他刚到奉天没几天，就得到了朱泚在长安称帝的消息。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八日，朱泚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登基仪式，自称大秦皇帝，同时任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这儿自己走掉。然而就连这一行为也变得麻烦了。人要丢掉东西，好比丢掉纸屑，内心都会有一些挣扎和洁癖。伊泽只是连丢掉这个女人的挣扎和洁癖都丧失掉了而已。伊泽对这个女人既没有一星半点的爱情，也没有不舍，然而就连要丢掉时的内心挣扎都没有。因为伊泽没有供他生存下去的对于明天的希望。到了明天，就算丢弃了女人的身影，又能有什么希望，希望又在何方呢？他要靠着什么活下去呢？哪里是他的住处呢？虽然地上有坑可以睡觉，可就连这个也说不准了。等到美军登陆，天崩地裂，想必这场战争巨大的破坏力就会裁决一切吧。到时候连思考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伊泽想着等到天亮了就叫醒女人，看都不看火后废墟那边，总之先找个睡觉的地方，尽量向着远方的车站走。电车跟火车应该还没瘫痪。伊泽想着：等靠着车站附近枕木围成的围墙边休息时，天空就一定会放晴，那时阳光就会倾注到我跟我身边的猪身上吧。因为今天早上实在是太冷了。[1]日本从江户时期起就有几个人合起来包养同一个小妾的做法，因为包养小妾很贵，所以男人们会平摊费用，约好去小妾那里的日程，以免撞上，当时通常是三五个男人包养一个小妾。——译者注[2]明治时代的扒手老大。本名富田银藏。此处暗指隔壁住的是个小偷。——译者注[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日本政府设置，在日本政府行政管理监督下运营的大众酒场。——译者注[4]日本在“二战”时期的一种电影类型，基本等同于“教育片”和“纪录片”。——译者注[5]指参拜“四国八十八所”。“四国八十八所”是指日本真言宗创始人弘法大师为修行而到过的八十八所寺院。寻访这八十八所寺院的旅行被称为“四国遍路”或“四国参拜”，全程长达1400公里。——译者注[6]日本1939年发布的一首流行歌曲。——译者注[7]日本锦蛇身长100厘米至200厘米，无毒。——译者注[8]蝮蛇体长60厘米至70厘米，有毒。——译者注[9]约等于4.5厘米。——译者注[10]约等于152厘米。——译者注都会中的孤岛倘若没有战争，必然不会发生像安纳塔汉岛[1]这样的悲剧。首先，这些人连见都不会见过彼此，想必会过完毫不相干的一辈子。然而，倘若没有战争，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性质的事件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即便表面的环境氛围不像安纳塔汉岛这种深山里的工棚，围绕一个女人相互残杀的事例，也能常见于都会之中。安纳塔汉岛没有法律也没有刑警，每个人的心理状态跟我们不同，比较开放，所以自然就会有所差别——这种看法也太过牵强了。三十多个人在一起生活，自然就会产生法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了，对每个人生活圈子里的人数而言，三十个人的话就太多了，一般情况下，在二男抢一女时，我们不会感到背后有三十个人在看着，顶多也就几个人而已，这在都会生活中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事。有许多人即使身处都会正中央，也像是生活在孤岛之中。他和她们会乘着电车和巴士去上班，去购物，但这只是去外面走一圈而已，不少人的个人生活过得完全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举个这类人群里的例子，我们就来说说这故事的女主角宫子吧。在她孤岛般的生活圈子里，人们都叫她宫子皇后。她在东京某条繁华街道一角的酒馆当服务员，但从没看过什么报纸。她每天大概睡到正午才醒，正赶上第一版晚报差不多要出来的时候，早报自然就是旧报纸了。虽说她的生活在时间上跟报纸不合拍，不过她并非因为这个才不看报纸，只是单纯对报纸不感兴趣而已。即便看了报纸，上面也不可能有关于自己的报道。对她而言，那些每天不按部就班看报纸就感觉不到自己活着的人才奇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过，报纸上不可能有关于她的报道，不过对她而言，事实上可能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如此，对上班族来说，“哎呀，一万日元起步”“冷战”之类的都是一些跟自己好像非常有关系又好像没有关系的报道。而直接关系到各自私人生活的这种报道，却一辈子也见不到几回。不过对宫子而言，报纸上什么时候登出跟她有关的报道都不稀奇——比如说，她那些情夫的名字。不管是慢性子阿弁，还是右平，谁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小角色。说他俩是黑市商人吧，花钱又大手大脚，然而穿着打扮却很差，因此大家认定右平多半是当小偷的，可能是个相当有名的通缉犯，不，十有八九就是。就连宫子自己也这么认为。因此宫子从来没有因为当前社会上有什么著名的通缉犯而动过看报纸的想法。换句话说，右平是小偷还是杀人犯都没关系，宫子不关心这个。他在人们眼里是什么人都不要紧。慢性子阿弁和右平在哪儿上班，住哪儿，就连本名她都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东京正中央的日常生活。除此之外，慢性子阿弁和右平都很热烈地向她求婚，她对他们的回答都一样：“要是没有那个人的话……”也就是说，虽然她说不出“要是有一方死了”这种话，但是“有一方不在”这一事实必须成立，总之几乎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杀了对方就能娶到她。于是两个人彼此也就都理所当然地开始思考这件事。不管是在都会中，还是在农村里，到处都有这种孤岛。于是，这里也就不奇不怪地发生了跟安纳塔汉岛一样的事情。☆☆☆慢性子阿弁已经四十一岁了。虽然他一直都比较老实，把公司和家里的情况对宫子和孤岛的常客全盘托出，但谁都不相信他。而且，大家不相信他，不是因为他人品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心里都明白，不会在这种地方谈自己的真实经历。也就是说，其他人当然也包括宫子，一直以来既没有跟任何人谈论过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也深信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慢性子阿弁在公司里也一样被叫作慢性子阿弁。不，应该说他在公司因为讲了自己的真实经历而博得了人们的信任，但在这家酒馆，大家只采用了他“慢性子阿弁”这个绰号而已。战争爆发前，他就一直在那家运输公司当司机，在蓝领里他也是资格最老的领导。这里的蓝领除了公司的固定收入，出差还有补贴，别看他这个上司穿得跟黑市商人似的，他比黑市商人可有钱多了。因此也就没人相信他所说的经历。他穿衣不只不讲究，甚至还有些邋遢，因为他老婆在三年前死了。长女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打理家务，再加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所以这年纪轻轻的免费保姆无暇顾及父亲的日常生活。认识宫子以后，慢性子阿弁的生活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经常不在家，还只给孩子们一点点刚够活下去的生活费。因此他跟长女间的关系也就带了少许冷战气息。以上这些事实他都在富士之家[2]跟人们全盘托出了，然而却没有人相信他。即便是慢性子阿弁，也知道在富士之家这种氛围的地方不应该把本性展现给众人。然而他一想到跟宫子结婚，就积极地把真实情况全盘托出了。因为阿弁觉得，女人这种东西肯定更想嫁给会对他人展露本性的男人，而不是小偷杀人犯这种来历不明的男人。然而，有些女人并不关心男人本性如何。不久慢性子阿弁也明白了，宫子就是这种女人。宫子跟慢性子阿弁上床不是为了结婚，而是为了钱。宫子不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当眼前有好几个情夫的时候，就凭当天身上钱财的多少来决定晚上跟谁当一夜的恋人，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宫子不可能让大家大张旗鼓把钱掏出来比一比，就凭直觉估计一下对方身上有多少钱，然后低声说一句：“你今晚回去吧。”到头来跟大张旗鼓地比谁钱多没什么两样，不过凭借她的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夫们不得不服从的惯例。有些时候大家甚至会把熟客赶走，让新人当晚留下。这个新人也就那一夜能扬扬得意，觉得自己“帅压群芳”，等到下次明白了情况，基本就不会再出现了。当然也有两男争一女的情况。然而要是这么明摆着用金钱来买卖孤岛女王，就跟公娼没两样了。事实上对那些熟客来说，公娼那种一日接多客的行为也时常波澜不惊地进行着。有些男人明明知道对方是这种女人，却还是不忘初衷，想娶她进门，这类例子并不少见。爱情就是这么一回事。倒不如说，这种爱情才认真。起码，慢性子阿弁是认真的。许许多多情夫来了又走，留到最后没有变心的就是慢性子阿弁和右平了。他自称右平，但多半不是本名。他喝醉了，就会故意喊一声：“嘿！”然后他就双手撑在桌子上低头行礼。从他这嘶哑的嗓音和做派来看，可以嗅到他原来做过摊贩之类的职业。然而现在他好像不干那一行了，干的是什么也搞不清。不过，右平花钱可真是非常阔气，因此大家都说他八成应该是小偷。这家店的所有常客都跟宫子发生过关系。有些常客在放纵一夜后就宣告结束了，而后来时不时又眷恋那一夜，最后就选择了这种较为轻松的方式。有些人知道“这姐姐没钱可搞不定”，就自然而然放弃了，在这些稍许冷静的男人看来，慢性子阿弁和右平这种缺乏冷静的对立关系早晚会激化到必须杀死另一方才能收场的地步。也就是说，旁人都能看出这两人想要独占宫子的强烈意欲。在这些稍许冷静的常客里，也有人想到了一点——除了他俩以外，宫子皇后或许还有一个真正的情夫。宫子皇后只不过是这家店的服务员。店主是一对遣返夫妻[3]，没做过这行。这对夫妻似乎不仅对这行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嫌恶，然而为了吃饭不得不把店开下去。另外，店主夫妻似乎也完全不招呼客人，把店里的事情都甩给宫子来做。宫子住在店里，若无其事地把客人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留宿。不过，宫子经常过了中午就出门，有些常客来得早，自然而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宫子皇后有情夫吧？”即使这么问店主夫妻，他们也会回答道：“我们哪里知道呀，那孩子的私事儿。”从回答中就能感觉到，他们不光不满宫子的私生活，还对其私生活的所有对象——客人们怀有敌意。这对夫妻极度避免胡乱在敌人面前露脸，生怕要陪着闲聊那么一句，两人似乎只想着专门在背地里挑唆宫子，冷酷无情地从敌人那儿把钱卷走。只有慢性子阿弁能在这对夫妻这里得到几分“人的待遇”。因为慢性子阿弁每逢休假（非周日），大白天就会来这家店里玩，这会儿基本是宫子出门的时候，自然就总有机会跟店主夫妻说上话，或者也可以说店主夫妻对他有几分好感。当然了，慢性子阿弁并没有得到过店主夫妻好友般的礼遇，也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看上去只不过要比仇人、强盗、杀人犯高那么一级。因此，慢性子阿弁就比其他常客更了解深层的真相。虽然大家都叫他慢性子阿弁，可你要是跟大家一样把他当成慢性子，就上了他的当了。他并没什么机灵之处，所以像他这种人才容易被大家看作傻瓜。好比他当年当兵的时候，有个机灵人物的配给品被人偷了，那人为了补缺，就看上了慢性子阿弁那份，也就是说，大家都认定慢性子阿弁是一个可悲的存在，他注定是那些机灵人士的牺牲品。然而，事实上慢性子阿弁鲜少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因为他自身有一种强烈的本能：他明白自己生来就容易遭遇这种状况，所以自然就会去努力防止这种事情发生，这种战战兢兢的本能让他看上去更像个慢性子了，但因为这种本能和谨慎，他基本没有吃过亏，即使吃了亏，他也会趁没人察觉的时候补上缺，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这是他的天分。谁都不知道他有这种天分，因为大家都认定他是个慢性子，不可能办到这种事。大家很容易认为他是慢性子，而他甚至还具备了利用这一心理的本能。这种本能看上去跟变色龙的变色本能一样朴素，然而对人类而言，其实可能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才能。他真心迷恋宫子，真的渴望跟她结婚，掩盖在他慢性子面纱下的才能开始无人知晓地发光发热了。于是就连宫子真正的情夫是谁，他都第一个查明白了。☆☆☆大约半年以前，有一个经常来这家店吃关东煮的兼职学生。他不喝酒，只吃关东煮，所以不久留，也不跟常客来往。他连得到宫子的钱都没有，所以谁都没把他当回事，然而这个叫中井的学生却是宫子的真正情夫。慢性子阿弁通过种种状况判断和实地侦察，查到了宫子白天去的是中井的公寓，当时他立刻下意识察觉到：这个人才是我的真正强敌。因为中井是兼职学生，不可能有钱。宫子会搭理没有钱的男人，就说明情况有别于其他男人，也就是所谓真正的谈情说爱。慢性子阿弁很早以前就怀疑宫子的钱都去哪儿了，富士之家的店主夫妻是这么说的：“宫子不需要交餐费，也不用缴税，再加上几乎天天晚上都出卖身体，不知道揣着多少钱哟。”和服跟手提包之类的基本都是男人买给宫子的。主要是右平买的，而慢性子阿弁也不服输，每个月总会给宫子买一两次穿的用的。然而，慢性子阿弁做不到右平像小偷那样的大手大脚。于是光凭右平和慢性子阿弁买的那些东西，宫子就不缺衣服穿了，事实上宫子基本也没有用自己的钱买过什么东西。宫子连衣柜都没有。而且每逢换季，男人们给她买的那些和服都会不知不觉就不见了，宫子在阁楼的睡房里除了常年摊开的被褥以外什么都看不到。宫子是个睡觉很熟的女人，熟到能失去意识。这也就间接证明了她房里没有什么东西怕偷。“也许她其实住在别处？”慢性子阿弁首先想到。不然的话，就说不通了。所有的东西都去哪儿了呢？慢性子阿弁想，背后应该有个人捏着她的存折。因为早就存有这种疑惑，所以慢性子阿弁怀着异样的执念，为查清宫子白天的去处而展开了行动。于是，当他查到那去处就是中井的公寓时，他一下子理解了——中井才是宫子真正的情夫。于是他感觉到了恐惧。☆☆☆每次慢性子阿弁恳求宫子嫁给他时，宫子都会说：“是呀，你是个靠得住的人，我也想跟你结婚，可是右平跟你一样积极啊。如果我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多半都会被右平杀了的。哪怕是现在，他好像都觉得你很碍事，想杀了你独占我呢。”她这么说道，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那个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又哀哀地作叹气状。在知道中井这个人之前，这句话在慢性子阿弁听来是真的很舍不得，很悲伤，很痛苦。然而，知道中井这个人以后，慢性子阿弁才觉得这句话简直是在耍人玩。宫子之前强调说，不能结婚是因为右平多半会杀了两人，即使不这样，右平也一直打算让慢性子阿弁消失。接着宫子就会叹气，非常伤感地说：“如果要是右平不在，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这么看来，恐怕右平每次求婚，宫子也用了同样一套话来回答他。这样一来，右平在脑海里形成“慢性子阿弁是结婚的绊脚石，要除掉他”这个想法以前，这个想法肯定早已在宫子的脑海里形成了。“对宫子来说，我跟右平都是绊脚石。所以她想让我们两块绊脚石互相残杀，一个被杀，另一个变成杀人犯消失掉。因为中井马上就要从学校毕业了，我们这两个男的已经没用了。”这样一来一切都水落石出了，慢性子阿弁想到。接着，慢性子阿弁切身感受到了之前未曾真切感受到的危机——宫子说的话非常重要，右平正在找机会杀他。因为慢性子阿弁被迫理解到了一点：这不是右平的想法，而是宫子的想法。也就是说，这想法比右平自发形成的想法远远有着更强劲的执行力。“宫子肯定会让右平杀了我，然后右平就成了杀人犯。”这比慢性子阿弁杀死右平的可能性大得多。右平本来就是一个能被大家想成小偷、杀人犯的家伙，力气很大，也有很多打架的经验。这么想来肯定还有前科，说不定身上还背着案子。估计右平再犯事的话，这牢就得坐很久了。之前我们已经说过，这家店是都会中的孤岛，尤其是从这里的居民和常客的心理层面来讲，更是如此。他跟宫子都不知道什么拉斯科里尼夫[4]心理、斯塔夫罗金[5]心理，甚至连现代小说的心理，

又离王室最近，好歹按时到雒邑来点个卯，在表面上维护一下王室的尊严。当然，在维护尊严的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郑国做个表率，履行向王室进贡的义务。按照周朝初年定下的规矩，王畿之外千里的地区称为甸服，甸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天的祭祀所需物品；甸服之外五百里的地区称为侯服，侯服地区要供给天子每月的祭祀所需物品；更远的宾服、要服地区则应该分别按季、按年向天子进贡；诸侯不分远近，一生之中，至少要亲自前往雒邑朝觐天子一次。在周朝强盛的年代，各诸侯国基本能够按照规定朝觐与进贡；但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王畿面积大大缩水，王室的经济越来越拮据、越来越依赖于诸侯的进贡，诸侯们反而将自己的义务抛到了爪哇国，进贡的周期越来越长，进贡的物品越来越少，有的甚至根本不来进贡。周平王并非昏庸的天子。如果与他的父亲周幽王相比，他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敬业的一位统治者。只不过他生不逢时，从登上王位的第一天，便要直面这个封建王朝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是周武王再世，恐怕也难以有所作为吧。每逢祭祀远祖的大祭，他总是出神地看着大庙中供奉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心里遥想着两百年前周穆王以没有按时进贡为由远征犬戎的故事，难免又想到近在咫尺的郑国居然已经大半年没有进贡任何物品，而那个叫寤生的家伙竟然还堂而皇之地担任着王室的卿士……“一定要撤掉他在王室的职务。”周平王对亲近的朝臣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朝臣们面面相觑。半晌，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那个人可是对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啊！”又有人接着说：“差点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那就更该将他撤掉，另找有德之人担任这一要职。”周平王说。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一个人选，那就是虢公忌父。在周朝的历史上，曾经有东、西两个虢国。其中东虢国已经被郑武公吞并，其领地成为郑国的一部分；而西虢国在春秋初年仍然存在，虢公忌父就是西虢国君，当时也在周王室担任了某一公职，因此常在朝廷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忌父的父亲名叫石父，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的要职，位列三公，与寤生的爷爷姬友同朝为官。然而，这位虢公石父的历史名声并不好，属于戏台上的白脸奸臣。人们通常认为，周幽王千金买一笑和烽火戏诸侯这两件荒唐事，实际上均由石父一手策划。因此，西周的灭亡，石父是负有直接重大责任的。和石父不同，忌父是一位知书达理、谨言慎行的诸侯，加上他对王室的态度依然保持了十分的恭敬，使得周平王对他另眼相看，产生了倚重之意。再说，既然石父曾经位列三公，现在由忌父担任卿士的话，也算是子承父业了，在众人面前容易通得过。周平王把忌父找来说：“我关注你很久了。你这个人平时为人低调，办事也勤勤恳恳，能力又强，而且最重要的，你对王室忠心耿耿，这是众人都看在眼里的。”忌父谦虚地说：“这是为臣应该做的。”“郑伯一家在朝庭担任卿士已经有三代了，当然啦，他们家也确实曾经为王室作出过一些贡献，但成绩都是过去的。最近几年，那个寤生基本上都不理朝政，总是猫在自己的家里处理家务事，这样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这里要说明一下，姬友在王室担任司徒，这个官职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是卿士之一。忌父说：“也许他家里的事多，您就体谅一下吧。”周平王说：“你就别替他说好话了，我了解他，他根本就是目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涣散，不把王室放在眼里。这样吧，我决定对你委以重任，由你来代理国政，你可千万别推辞。”说完他微笑着满怀期望地看着忌父。按理说，忌父这时候应该扑通一下伏在天子脚跟前，热泪盈眶，带着哭腔断断续续说：“臣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周平王笑得脸部肌肉都僵硬了，也没等到这一幕出现。忌父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出现惊恐的神色，他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说：“不好，不好，郑伯不来朝庭，必定有他不来的理由，您最好亲自批评教育他，如果要臣取而代之，他还不恨死臣？”当天晚上，忌父就不辞而别，回到虢国去了，跑得比兔子还快。周平王气得一口气摔了十八只陶罐。气归气，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不知道怎么搞的，寤生竟然知道了这事。一直不理朝政的他突然赶到了雒邑，出现在周平王面前。“我们家三代蒙受圣恩，在朝中担任要职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听说您想将朝政委以虢公，所以赶来交还卿士的职位，以满足您的愿望。”寤生客客气气地说。“没有的事。”周平王干笑了两声。面对这个传说中杀弟逐母的冷血动物，他竟然突然失去了撤销其职务的勇气，也忘记了自己贵为天子的身份，极力否认曾经发生过的事实。“说来也是我寤生命苦，家里有个不听话的弟弟，一直跟我作对，所以这几年我处理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抽不出时间来打理朝政。现在家里的事基本摆平了，我想这下可以好好尽忠王事，替您分忧了，没想到，唉……”寤生一脸惋惜。“寤生你误会啦。我也是考虑你家里事多，不忍心让你两头跑，所以要忌父权且帮你把工作做一做，让你好安心处理家里的事，没有说要撤你的职啊。你说说，这工作你要是不干，谁还敢干呢？”周平王连忙解释。“虢公有才啊，我哪比得上？不如就按您的意思，我把卿士一职让给虢公得了。否则的话，人家还会说我贪恋虚名，素餐尸位，不体谅天子的苦衷。您说，我这又是何苦来呢？”“我真没那意思，你就别怀疑了。”天子着急了。“寤生不敢怀疑，只求辞职。”“不许。”“一定要辞。”“仍然不许。”“坚持要辞。”两个人就这么杠上了。一个是底气不足，急于表白；一个是老谋深算，就等着对方犯错误。那光景，有如赵本山和范伟在互相忽悠。果然，忽悠来忽悠去，周平王说了一句胡话：“寤生你要实在信不过我，我就只好派狐到郑国作为人质，如何？”寤生倒是一下子愣住了，想说“成交”却又张不开嘴。狐是何许人？狐就是王子狐，周平王的世子，下一任周天子的法定人选。自古以来，诸侯之间为了取得信任或结成同盟，互相遣子入质，是很正常的外交行为。但是，天子遣子入质诸侯，却是闻所未闻的事。寤生瞪着天子看了老半天。事情显然超出了想象范围。他弄不明白，眼前这位天子究竟是大智若愚、深不可测，还是仅仅因为昏了头。“您……该不是开玩笑吧？”“君无戏言。”寤生深呼吸了一口空气，快速计算着这事带来的好处与风险。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周平王也太不按常理出牌了，即便是寤生，也难免踯躅不前。“这样做还不能消除你的疑虑吗？”周平王有点受不了了，鼻尖上开始冒汗。“好吧，圣命难违，做臣子的也只能照办。为表示寤生的忠心，消除您的担忧，我自愿派世子忽作为人质到雒邑来居住。”寤生终于一本正经地说。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周郑交质。周郑交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王室威信扫地，沦落到与诸侯等量齐观的地位。《左传》对此有一段评论：“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大概意思是说，各自心怀鬼胎，交换人质也没多大意义；双方互相诚信，不违礼制，即使不交换人质，又有谁能够从中挑拨离间？话说得很好，只是在那个尔虞我诈、云谲波诡的年代，诚信究竟能值几个钱？命运坎坷的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于公元前720年驾崩。这个时候，王室的法定继承人王子狐还在郑国的首都新郑当人质，父子俩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不久之后，王室将世子忽送回了新郑，而寤生也安排人将王子狐护送回雒邑，准备继承王位。不料王子狐尚未来得及登基，突然又一命呜呼，追随他父亲而去了。关于王子狐突然死亡的原因，史书上没有过多记载。后人只能推测，这位尊贵的人质在郑国生活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快乐（快乐才怪），加上父亲过世的时候还不能尽孝送终，所以悲伤过度，没来得及过把当天子的瘾就“薨”了（天子之死称崩，诸侯之死称为薨，王子狐未即位为王，所以只能称薨）。国不可一日无主，周王室的诸位大臣转而奉王子狐的儿子林为君。林就是历史上的周桓王。说起来也是令人心酸，周平王死的时候，王室的财政拮据到了无钱举行一次像样的葬礼的地步，只好派人到鲁国，低三下四地请求鲁国赞助一点丧葬费。周平王和王子狐的先后去世，引发了王室对寤生的强烈不满。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决心继承爷爷的遗志，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不知道被两代天子一致看好的虢公这次有没有勇气挑起大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消息传到新郑后，寤生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生气就要发泄，否则会内分泌失调，影响身体健康。当然，寤生不会躲在家里摔东西，不会像祥林嫂那样到处去诉苦，也不会冲冠一怒就起兵和王室对着干起来，更不可能跑到雒邑去和天子据理力争。即使是在最恼怒的情况下，他都不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这是寤生真正可怕之处。他派大夫祭仲带领一支军马，优哉游哉地开到周王室的边境一个叫做温的地方，对当地的官员说：“不好意思，今年鄙国收成不好，所以把部队开到贵地来开饭，请领导支援麦子一千钟，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就会回去，不会给贵地添太多麻烦……什么，不给？没关系，不劳您亲自动手，我们自己来。”这是公元前720年四月发生的事，周平王父子尸骨未寒。祭仲的人马在温吃喝拉撒，呆了三个多月，又移师到成周地方，正好这里的禾熟了，继续吃。面对这群武装蝗虫，当地官员紧闭城门，也不敢出来管事，只好派人向王室报告。王室的反应出人意料的冷静。据说年少气盛的周桓王很想放手与寤生一搏，被辅政大臣周公黑肩给劝阻了。黑肩也没有给天子讲多少大道理，一来实力差距摆在那里了，二来考虑到寤生好歹也是周王室的后代，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些许小事，忍忍就算啦。这件事在历史上叫做“周郑交恶”。【州吁的“妙计”：越是家丑越要外扬】接下来要说的几件事可能有点复杂，不但互相牵连，而且要翻历史的老账。第一件事仍与“郑伯克段于鄢”有关。公元前722年，京城大叔起兵反叛寤生，派自己儿子公孙滑到卫国求援，鼓动卫国出兵占领了郑国的廪延。后来段兵败，公孙滑则以流亡者的身份留在了卫国。为了报这一箭之仇，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斩草除根，公元前721年，寤生利用王室卿士的地位，动用王师（王室的军队）和虢、邾等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夺回了廪延。这一段历史，成为郑、卫两国之间不愉快的记忆。第二件事，公元前720年，宋国的君主宋穆公去世。宋国的前一任君主宋宣公是宋穆公的哥哥。当年，宋宣公临死的时候，本来应该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与夷的，但那时候与夷还很小，没有执政的能力，为了政权的稳定，宋宣公干脆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宋穆公。宋穆公是个厚道人，对于兄长的恩情念念不忘，临死的时候，他对大司马孔父嘉说：“先君以国事为重，不立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一直不敢忘怀。如果托您的福，寡人得以善终，在黄泉路上遇到先君，先君要是问起与夷的情况，寡人将如何回答呢？寡人死后，请您务必辅佐与夷即位，主持社稷。那样的话，寡人就算死也瞑目了。”“可是，”孔父嘉低下头回答，“群臣们都愿意奉公子冯为君啊。”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和与夷的关系是堂兄弟。宋穆公对孔父嘉说：“你们万万不可违背寡人的意愿。先君之所以将社稷交给寡人，是觉得寡人品德良好。如果现在寡人不让与夷当上国君，那就太对不起先君了！”话说到这个份上，孔父嘉也就不好反对了。但是宋穆公仍然不放心，以他对与夷和公子冯的了解，他知道无论是谁上台，对另外一个人都将极为不利。为了避免出现堂兄弟相争的悲剧，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他派人将公子冯送到郑国，交给寤生照顾。在这种安排下，与夷顺利继承了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殇公。应该说，宋穆公人很好，后事也考虑得很周全，但是他对人性的阴暗严重估计不足——与夷虽然当上了国君，仍然对远在郑国的公子冯很不放心，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公子冯对于本来属于自己的君位也念念不忘，总想着借助郑国的力量将它抢回来。与夷和公子冯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宋国与郑国之间的矛盾。第三件事，卫庄公娶了个齐国老婆，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姜，虽然一直没有生育，却是一位绝世美女。卫国人很八卦，写了一首《硕以示对她容貌的赞美：〖硕人其颀，衣锦褧（jiǒng）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fén）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gǔ）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qiè）。〗这首诗被收录于《诗经·卫风》之中，鲜活地描述了这位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的庄姜夫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中国古代美女最传神的写真。然而，这位绝世美女竟然不能生育，真是让爱管闲事的卫国人扼腕叹息。除了大老婆庄姜，卫庄公还娶了个陈国老婆，史书上称为厉妫。当时流行买一送一，所以厉妫的妹妹也跟着姐姐嫁到了卫国，史书上称为戴妫。厉妫给卫庄公生了个儿子，但不幸夭折。戴妫给卫庄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公子完，一个叫做公子晋。此外，卫庄公还和一个侍女生了一个小孩，叫做公子州吁。庄姜不能生育，就把公子完、公子晋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但是对于公子州吁，她没有任何好感，甚至感到相当厌恶。这三件事之所以放到一起讲，正是和这位公子州吁有关。史料记载，公子州吁虽然不受庄姜待见，却深受卫庄公溺爱，从小喜欢舞刀弄枪，想要当一名军事家。大夫石碏（què）对此很有看法，他当面劝谏卫庄公说：“我听说父亲爱儿子，就应该教他怎么遵守礼法，而不养成坏习惯。小孩子养成骄、奢、淫、逸的坏习惯，主要原因就是太溺爱了。您是不是打算立州吁为世子，以继承大业呢？如果是这样考虑，那就宜早不宜迟，快点定下来；如果没有这想法，您又那么溺爱他，其实是害了他。”卫庄公转过头，“哦”了一声，不置可否，走到一旁去。石碏追在庄公屁股后头说：“自古以来，被宠惯了的孩子没有不心高气傲的，心高气傲就必定不能忍受地位的下降，一旦地位下降心里就会懊恼，心里懊恼则难免有出轨的举动。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的‘六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的‘六顺’。您现在这样宠爱州吁，是去顺效逆的行为，祸患无穷。”这番话大道理讲了不少，归结到一点，与州吁的出身有关。我们来看看卫庄公的几个女人（请注意，这只是有记载的几个女人，并不代表他全部的女：大老婆庄姜，“齐东宫得臣之妹”，东宫就是太子，太子的妹妹，自然也就是齐国的公主；二老婆厉妫，陈国公主；三老婆戴妫，厉妫的妹妹，也是陈国公主；州吁的妈妈，没有名字，身份是“嬖（bì）人”。什么叫做嬖？身份低贱但是得到宠幸就叫做嬖。身份低贱到什么程度？活着的时候也许有个玉儿、兰儿的小名，但历史书就根本不屑于记载其名字。由此可见，完、晋、州吁同为公子（诸侯统称为“公”，诸侯之子均称为“公子”，并非姓氏），不只有长幼之别，更有贵贱之分。春秋时期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决定儿子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地位。在石碏看来，州吁这种人，说得好听是公子，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

“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南京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忽略掉由于1935年年底遭遇刺杀而在欧洲将养身体的汪精卫，南京方面主要分为两派——蒋夫人宋美龄要“和平解决，带回委员长”，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救回委员长”。宋美龄的“和平解决”派，主要是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亲友，譬如宋子文、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好在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但问题是，此时除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出的那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事变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军事通讯设施、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报社控制住，基本上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而且，由于此次兵变并未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叛迹不彰，事起突然，以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陕西的全部机构，包括军统，都没有来得及向外部发出示警信号，便已就范。就在蒋介石生死未卜，宋美龄心急如焚的时刻，张学良专门发给孔祥熙和宋美龄的解释电报到了，保证“决不妄加危害”蒋介石，这才让宋美龄把心放下了几分。张学良的电报，让宋美龄一方觉得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和平解决”派做了一个稳妥的决策：先派一个可信赖的人到西安了解情况，然后再设法把蒋介石营救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站在了宋美龄身边，他就是戴笠。没办法不站出来，一来保卫领袖本就是军统的天职，二来此次领袖“失陷”西安，跟军统在西北的糟糕情报工作很有关系，戴笠难辞其咎。所以若不想下岗失业甚至被砍头的话，就必须站出来亡羊补牢，将功补过。再来说说势力强大的“武力讨伐”派。其头面人物是老资格的黄埔系领袖何应钦。十几年过去了，新人换旧颜，当年的黄埔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已不声不响地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现在眼见老领导立于危崖，要是再推上一把，自己不就能接班了吗？因此，何应钦是一心要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很多资料都说何应钦是亲日派，是为了投降日本才要武力解决蒋介石，这种说法倒也不算空穴来风。长城抗战之后，当时主政华北的张学良被迫下野。这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地区屡次发生小型冲突。新上任的国民政府华北军政长官何应钦本着“能忍就忍，能拖就拖”的原则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撤出华北，日本军队（所谓华北驻屯军）合法地进驻平津。名义上归属国民政府，但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因此成立，虽然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但在日本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华北驻屯军的威慑下，他说话的分量能有多重？！一句话，“华北自治”因此协定成为事实。在背后策划此事的又是土肥原贤二那个该死的倭寇。《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就爆发了由共产党人胡服在北京发起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胡服是化名，他的真名叫刘少奇。结果何应钦动用军警镇压了学生运动。你何应钦不拿枪打日本人，却在这里打学生！这应该就是何应钦亲日的由来。不单何应钦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他背后还有两个厉害角色推波助澜。他们是蓝衣社的中坚骨干贺衷寒、邓文仪，算是青年一代的政治领袖。这两位老兄的想法是这样的：蒋校长万一被释放，自己可得“勤王”之功；若蒋校长“驾崩”，自己也可成为拥立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反正黄埔系的老大哥何应钦也是自己人。看起来很完美的投机方案！其实，这两位老兄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遗憾的是，这次两人跟错了。贺衷寒、邓文仪以黄埔同学会、蓝衣社的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这还不算，两人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准备开赴潼关，武力救出校长。“武力讨伐”派在确定策略之后，于“西安事变”当日就宣布张学良、杨虎城为“叛逆”，原来的中央“剿匪军”迅速转换角色变成“讨逆军”，分两路开向潼关和咸阳，围攻西安，武力营救领袖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情势发展超出了张学良的预料。讨逆军来势凶猛，只两天时间潼关即告失守，关中已无险可据，中央军长驱直入，不日即可兵临西安城下。

被众人抛弃的张学良

营救蒋介石

张学良无忌，杨虎城不悔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唐生智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我把杯子放到安全的地方，给她留了张字条：明天见，然后就逃了，心里想着她千万不要在我走之前醒过来。我现在穿着睡袍坐在电暖炉前。我应该好好整理整理这间公寓。我还真的应该洗个头。我在想，莫迪·福勒一定是有一天忽然不想打扫前厅，因为那里垃圾太多，于是这事她就一拖再拖；后来再进屋，她有时心里就想，哎，也没那么糟嘛。而与此同时，后屋和厨房她打扫得纤尘不染。就现在她还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呢。然后清理壁炉，把煤灰、煤渣扫起来——不过做得越来越马虎。她身体不舒服，于是就又懒得打扫了，一次不做，两次不做——然后房间也不怎么打扫了，只偶尔扫扫房屋正中那块地，渐渐地不去看墙角旮旯和床下。最后放弃的是她的厨房。她擦洗屋子，清洗架子，但也慢慢地每次漏掉点什么。虽然逐渐忽略了房子的清扫，她还是坚持个人卫生，站在厨房桌边，用水壶烧热水。她也保持头发干净。她有的时候去公共浴室，她和我说过她喜欢去那里。然后她两次洗头之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然后她不洗衣服了，捡脏衣服里最干净的穿，穿脏了又放回去，直到它们又成了最干净的，再拿出来穿，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终于，她昂首挺胸，毫不惭愧地穿一身厚厚的黑壳，短衬裤不干不净，但也还说得过去。她的脖子不大干净，不过她根本不往心里去，头发也不洗。他们送她进了医院以后，从上到下把她洗了个干净，头发也洗了。她有时会饶有兴味地想，等他们再把我打包弄去医院的时候，我就又可以好好洗一次澡了！但是她，莫迪·福勒，神志是清楚的，十分精明，神志清楚得很，躲在那老巫婆的壳子里，小心戒备。她还在，神志还清楚，周围的一切却已经坍塌，一片狼藉，那太困难、太过分。而我，简娜，正坐在这里，穿着我干净的、熏了香的睡袍，刚沐浴过。我应该再去做次指甲，还琢磨着要给我的公寓大扫除一次，或者雇一个人来做。今天我只在浴缸里待了几分钟。明年这个时候，我的生活将完全不一样。这我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下周末我要去看乔姬，如果我敢把莫迪晾一边的话。荒唐。那么，“那个人”在哪儿呢？周五上班的路上，我弯去看她。她好一点了。自己出去买过东西。她看起来不错，相当神清气爽——因此现在我看着她时，看见的不再是那老巫婆。我说我要去看我姐姐乔姬。她听到这名字哈哈大笑。她说：“嗯，我想，哪天我也去看我姐姐。”我听懂这话了，于是说：“到时候我带你去，莫迪。”“简娜和乔姬。”她说，“我和我姐姐，我们是莫迪和波莉。以前我们出门，穿着白色的大衣，戴着小帽，简直是一幅画。”我说：“我想，乔姬和我，我们那会儿也是一幅画，我记得穿过粉红的连衣裙，还戴过贝雷帽。我星期天晚上回来后再来看你。”“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她说。我意识到我想好好甩她一巴掌，不过只是大笑着说：“到时候见。”周日晚火车进站的时候已经很迟了。我没有去看莫迪。现在已是午夜。我已经把周日晚上例行的事做完了，检查过我下周要穿的衣服是否妥当，头发，妆容，指甲。唉，这周末过得真糟。我到的时候家里只有乔姬一人，汤姆和孩子们去别的地方了。我很满意，我可受不了她那几个屁小孩。汤姆倒挺好，但是夫妇总归是夫妇。我想和乔姬聊聊。我的想法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也许她从此不再会把我当孩子了？好几年来，我真去成了她那儿的时候，总是把自己弄得和公主巡访似的。可爱的老乔姬和可爱的老汤姆。她从来不对她的衣着打扮和诸如此类的事情太上心。我以前总是穿上我最堪称奇装异服的衣饰，带些我们的杂志去，喜欢和她说我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听着，不作评价，她一向如此。聪明的简娜小妹妹。不对，是简。她不会叫我简娜，以前叫我简，将来也叫我简，一直这样叫到最后。我和她说过多少次了，乔姬，没人叫我简，谁也不，我想做简娜。我记不得改口，她说。也有道理，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她觉得简娜是个时髦的名儿，配一个时髦的工作。那些周末，当我真的去看她时，我坐在那儿，一直在想她怎么这样顽固不化，当然了，她心里也在这么琢磨我。倒也不是她鄙视我，尽管她的确是觉得我做的事无足轻重。她只是没法想象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以我目前的心态，我那天走进她的房子时对一切都很敏感——对比明显啊。这是因为莫迪·福勒的缘故。乔姬的房子和我父母一辈子住的房子完全一样。我管它叫乡村化城郊屋，舒服、传统、保守，从墙上的风景画到床头柜上的书都是一个风格。我现在的公寓，以及弗雷迪和我住的那套公寓，都是现代国际化的。难得乔姬在我那儿过一夜，她特意告诉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它们真的有趣，她说。乔姬给我们上了冷餐，而且看上去好像不知道之后应该干什么。我们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窗帘放下来，外面下了小雪。要按我的喜好来说，雪不够大，不过在她看来则是够大的了。她说这样就够她忙一阵的了。乔姬，她的活儿很多，打理房子、烧饭、照顾丈夫、照看四个孩子，这儿的主席，那儿的赞助人，本地读书俱乐部的秘书，做慈善工作。我坐在壁炉的一头，她坐在另一头。我试图和她聊聊妈妈的事。我需要了解她。我从来没和她谈过心，稍稍和爸爸聊过几次。但是乔姬已经把我归了类，划进了不负责任、不顾家的那一类。就这样了。我不断挑起话头，甚至有一次开口问，不知道妈妈会怎么看？最后，我谈起了我去慕尼黑出的那趟差。她喜欢这个话题。你那些光鲜绚丽的活动，她用了这么个形容词。她想知道酒店如何，我的朋友是怎样的，时装表演是怎么组织安排的，这个是怎么弄的，那个是怎么搞的。在这些问题里，我看到了我。关于风格和时尚她一个字都没问，全是它是怎么运作的。所以说到底我们还是很相像的嘛。突然，那时我已经躺在床上了，我想起一件事，坐了起来，开了灯。那件事是这样的。外婆去世前一直病着，病了两年还是三年的，记不得到底多久了（这一点本身就很说明问题）。那时她一直和妈妈待在家里，妈妈照顾她。那个时候正值杂志的第一次复兴，我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认定外婆的病与我无关。不用我管！我记得当初听她们说过这事，但当时就把它扔到脑后了。但是妈妈把她接到家里，爸爸那会儿身体也不好。外婆有糖尿病，心脏病，视力在白内障手术后每况愈下，还有肾方面的毛病。这些情况我以前都知道，是妈妈写来的那些短信“转达”的。那些信我没留下，而且我记得当时我压根不想读它们。现在我知道照顾高龄老人和无助的人要花多大的劲。我一两个小时就筋疲力尽了，只想逃出去，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但是妈妈跑到哪里去了呢？谁帮了她呢？不是我！我没有去过她身边，一次都没有。周日早上，乔姬和我，两个人单独吃早餐。窗外下着些小雪。很漂亮。树木和灌木丛上盖满了雪，小鸟在吃乔姬挂在树枝上的鸟食。她说汤姆和孩子们要回来了，他们那边的天气太糟糕。我知道他们一回来，就没什么机会了，于是急切地问：“乔姬，外婆快不行了那会儿你经常回家吗？”她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她说：“不经常，我没怎么回家。那期间我怀了两次孕，凯特也还太小。”她现在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我想知道那时候的事儿。”我说，“我最近一直在想，我那时候什么忙都没帮。”她终于说道：“是的，你是什么忙都没帮。”多一个字都不肯再说。我不得不领悟到，她和汤姆对我、对我所作所为的看法已经确立，不会改变，简就是这样一个人；很有可能那也是妈妈的看法，还有爸爸的。我说：“我最近才意识到，外婆病重去世前那段时间，我一点儿忙都没帮。”“是的，你没帮忙。”她说。还是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哎，”我说，“最近我和一个老人稍微扯上点关系，现在我知道那时候妈妈不得不面对的是什么了。”“迟知道比永远不知道要好吧。”乔姬姐姐说。这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的意思是，我在她心中的形象太糟，弄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不是，唉，不是因为羞愧，而是尴尬。真不想被人看得那么糟糕，我问她：“你能和我说说那时的事吗？”“哎呀，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她气急败坏。这就好像她刚才拿锤子时砸到了拇指，而恰好一个小孩问她，疼不疼呀？“喏，乔姬，”我说，“好吧，我最近明白过来……我那会儿应该能够多出点力的。行了吗？你要我下跪求饶吗？迟知道的确是比永远都不知道好。我想多知道一点妈妈的事。”“她去世前可是在你那公寓里住了两年的啊。”乔姬说，口气中显得困惑不解、十分诧异。“是，我知道。但正是自那时起我才……”乔姬说：“听着，简。我很抱歉，但是……在那一切结束之后，你突然这样跑过来，说，我想好好聊一下妈妈的事。简，这根本就不成。”她说。她真是气极了，话都说不流畅了。而我，我很惊讶。我意识到这里头有积聚了多年的怒气，对小妹简的责怪。我做了最后的努力。“乔姬，”我说，“对不起。当初没有帮妈妈照顾外婆，真的对不起，不过我真的很想谈一谈当初那些事。”“我猜过几天到某个周末，我会接到你的电话，你那会儿百无聊赖，要跑到我这儿来，你身体不错，心情很好，无牵无挂，头发丝都不乱一根，然后你对我说，哦，乔姬，我很好奇，那会儿是怎么回事呢，把妈妈接到家里，一住十年，还带着四个孩子，没个帮手，她日渐衰弱……”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去接电话。我坐在那里，茫然无措。就是这个词。对于妈妈一直住乔姬这儿这件事，我并不是从未感到过惭愧，但毕竟那时我是在工作，而我们，我和弗雷迪，也的确只有一套小公寓，而且……而且……而且。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周末乔姬会拒绝和我谈这些事，也许她根本就不会想谈。她当时生过我的气，现在还在生气，她一直心怀怨恨。她接完电话回来，说：“我要去火车站接汤姆和孩子们。”她对我说：“对不起，简。但是如果你终于开始产生一点责任心了，也许你应该想到，人很难接受你就这样跑来，轻描淡写地问一两个问题：谈谈外婆垂危好吗？那是怎么回事？让人痛苦吗？那一切太可怕了，简。你懂不懂？那简直恐怖。我能过去时都会过去，挺个大肚子，再不就是带着宝宝，看到妈妈忙得团团转。到最后外婆起不来了。那有几个月时间。你能想象吗？不能吧，我打赌你没法想象。成天的看医生。进出医院。所有的事都是妈妈在做。爸爸帮不了多少忙，他自己也是个病人……不管怎样吧，我得去火车站了。”于是她就走了。我差点就追上去，让她把我捎去搭火车回家，但还是留了下来。汤姆和孩子们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乒乓乱响，自然先是打开唱片机，再开录音机，喧闹声震得房子在抖。汤姆走进房来，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身又走了。我在厨房里，孩子们跌跌撞撞地闯进来，吉莉，鲍勃，贾斯珀，凯特。转着圈儿打招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乔姬的孩子都糟透了，都是被宠坏了的小混账，我这个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了，不过也许他们长大以后会变好的。我则是从伦敦、从上流社会来的小姨，光彩照人。圣诞节的时候给他们寄钱作礼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糟透了，一无是处。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我不理解他们。这互相中伤是个开心的游戏。但是我的确觉得他们很糟糕。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允许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没听见乔姬或者汤姆说过：不，那不行。从来没有过。整栋房子里塞满了他们的东西，衣服，玩具，设备，多半从来没有用过，或者只用过一两次。我不断想起在战争年代长大、一无所有的经历。我最近还在想，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无所有。当然，乔姬会说，现在时兴想这些，但是，就像她会说的，迟想到总比永远不想好。不管怎么说吧，我坐在厨房里，听着孩子们满屋子的喧嚣。乔姬回来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想聊的话，她准备开口了，但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开口说：“乔姬，你说起我来倒是想都不用想，但是你看看你那些孩子。”“是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时，把背对着我。我立即明白，这是她的痛处。“告诉我，”我对她说，“他们什么时候肯做一件自己不想做的事？你和汤姆有没有试着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个仙界冰激凌店，永远都有奶昔和奶油，只要按个按钮就能出来？”“你也许是对的。我没说你不对。”她说，想要幽默一把，“现在我要准备午饭了。如果你想要帮忙，就待着。不的话，就去和汤姆聊吧。”我听了她的话，去找汤姆，但是他正忙什么呢，不想和我聊。我觉得房里实在吵得难以忍受，于是套上我的大靴子，雪中散步去了，午餐时间才回来。和往常一样，场面是四个孩子的，父母两个只是配角，父母要是胆敢引起个话题，他们会插进去打断，或者隔着他们自顾自相互聊天，根本就是把乔姬和汤姆当作有用的仆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如今家庭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在起居室里，下午，还是这个样子。吉莉，十七岁，喋喋不休地抱怨着，她原本想去一个朋友家，但是出于什么原因没能去成，于是闹脾气，惩罚全家。鲍勃，十六岁，模样不错，就是太胖了，旁若无人地练他的吉他。贾斯珀，十五岁，鬼哭狼嚎，对他爸纠缠不休，要他陪着去什么本地足球赛。凯特，十三岁，双颊通红，披头散发，穿着乔姬的衣服，从这屋走到那屋，搔首弄姿，某种强制性神经病发作，就是那种十几岁姑娘常发的毛病。这样子是做给我看的，因为她想来伦敦“做模特儿”。可怜的姑娘！汤姆坐在一个角落，想要读书，但一边还得回答孩子们的话，声音听起来心不在焉、烦躁不堪，而乔姬则在伺候所有的人，心平气和，耐心耐烦，偶尔扯起嗓子说话，好让别人听得见。嗯，好的，凯蒂。好的，吉莉，我明天弄。是的，贾斯珀，那在客房的床底下。诸如此类。我最终开口：“好啦，这个坏小姨要走了。别，不用费事，我自己去车站。”我转过身，把这快乐的现代家庭生活场景撇在身后，走出大门，好一阵轻松。乔姬送我出来。“唉，”我说，“别说啦，我是不懂小孩，我又自私又幼稚，也没有资格多嘴，但是我能说的就是……”“而且你大概没错。”她说，还是和孩子们说话时的腔调，心平气和、忘我克己。地上的雪已是泥浆一般，我踩着泥雪去火车站，在那儿稍微等了一会儿。我喜欢火车站，喜欢不为人知，喜欢独处人群之中的那份自由。我喜欢独自一人。就这样。现在我就是一个人。我应该去看莫迪。我应该，赶紧地，把这一切想清楚。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一点。人们去世以后，我们最后悔的，就是从前没和他们聊够。我没有和外婆聊过天，我不了解她。我基本记不得外公。还有妈妈。我知道她认为我自私、愚蠢。（我也是这么看乔姬家那些小混账的。）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她对周围一切的看法。她怎么看汤姆？怎么看乔姬？外孙、外孙女们？照顾外婆，还有她自己的丈夫，一连忙了——我想恐怕是四年，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永远没法知道了。当然了，还有弗雷迪：有的时候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我所渴望的，不是他来和我做爱，尽管我也极想要那个，但我渴望的是和他谈一谈。为什么他在的时候我不和他谈呢？我那时不想，这就是答案。我那时不想知道。周一晚今早我醒来时一阵心慌，心脏怦怦直跳，眼睛刺痛，口干舌燥。我对自己说，做了个噩梦，仅此而已；但是那可怕的感觉却一直萦绕在心头。上班的路上，我意识到我这样是因为乔伊丝很可能要去美国。除了会想念她外，工作上的事都要有所变动。他们应该会提拔我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

努尔哈赤的崛起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三巨头”退隐江湖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1.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2.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3.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4.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盗，尸体被摆弄过。5.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要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综上所述，我认为：1.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2.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也做得好，每个营的战旗都绘有不同的图腾，以示忠君报国思想，思想动员灌输到每个士兵。戚继光的理想，就是要用严格的制度，树立一个军队的荣辱、尊严、士气、信仰，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他做到了。其实制度建军，是戚继光很早开始就有的构想，他是明朝开国侯爵戚升的后代，虽世袭爵位，且17岁就承袭了父亲的官职，但从小刻苦，全无纨绔子弟的骄纵。23岁那年去北京参加武进士考试，碰上了阿勒坦发动的“庚戌之变”，战后兵部要求考生们每人写一篇如何防备蒙古入侵的策论，戚继光的策论叫《备俺答（阿勒坦）策》，很快在京城广为流传。就是在这篇策论里，他提出了一个颠覆明朝军事理念的观点：一个强大的军队，不能靠带兵者个人的能力维持，需要完善的制度和正确的执行，方能长盛不衰。所谓“兵制完备，令行禁止，定标准，重四艺，严军纪，重赏罚，可长保虎狼之师也”，实是戚继光的真知灼见。彼时的代理兵部尚书王尚学阅后大赞，夸耀道：“此子他日必成名将也。”少年成名后，戚继光先调防山东登州，升任登州指挥，在当地裁汰冗兵，整顿纪律，加强战备。此时倭寇的侵扰重点是江南地带，远在山东的戚继光自然没有用武之地。兢兢业业干到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戚继光终于接到调令，升任浙江都司，专门负责军队屯垦，管后勤的活，自然也不是他所愿。所幸没干多久，浙江参将战死沙场，戚继光火线替补，升任参将，镇守宁波、台州、绍兴三府。到任没一个月，就有大批倭寇进犯，壮志满怀的戚继光立刻率军出击，欲打好出道后的第一战，没想到却是当头一闷棍：明军士兵见到倭寇，立刻撒丫子逃命，晒他一个光杆司令，幸亏戚继光眼疾手快，弯弓搭箭射杀倭寇头目，方稳定了战局。倭寇溃逃后，明军象征性地追了几步，接着就不追了，任戚继光如何严令，都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又有倭寇来犯，戚继光率军迎战，明军又是一触即溃，幸亏戚继光处乱不惊，死战不退，才杀退敌人。但明朝士兵的怯懦无能，令他刻骨铭心。战斗结束后没多久，戚继光立刻打报告，给浙直总督胡宗宪上《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要求练兵。事情似乎很顺利，戚继光慷慨陈词，胡宗宪虽对练兵成败心存怀疑，但还是支持了他，将其心腹曹天佑麾下的3000新兵交给戚继光训练。然后，戚继光就开始实施他“制度建军”的设想。戚家军最初的管理条令，训练科目，军事纪律，都是在这时期成雏形。经两个月整训，3000新兵战斗力大进，很快在几次小规模战斗里重创倭寇，部队凶猛地冲杀，摧枯拉朽地进攻，让年轻的戚继光满意不已。真正的考验马上来了：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因王直伏诛，其余部盘踞岑港，大肆烧杀，明军调动上万军队围剿，戚继光的部队也在其中。当倭寇们决死一战的时候，戚继光再次看到了那不堪回首的一幕：他用完备的制度苦心数月训练处的士兵们，再一次在日本人的倭刀下崩溃，逃命，任人宰割，最后历经八个月苦战，明军终攻克了岑港，但付出了数倍于敌人的代价。戚继光因此看到了他构想里最致命的一环：制度看似完美，却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制度坚决的执行，执行的人，是士兵。入浙以来的三场闷棍，终于把31岁的戚继光彻底打醒了，如果说心目中的军队是一把锋利的宝剑，那么此时，冶炼这把宝剑的好钢都找不到。一年后的八月，经过苦苦的思索，连番的寻找后，戚继光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士兵——浙江义乌青壮。民风淳朴悍勇的义乌人，是戚继光几经查访比较，确信的最佳人选，是足够铸造一把锋利宝剑的好钢。八月，戚继光至义乌募兵，经严格挑选，选定了4000人。然后是训练，将之前练兵的种种制度创建正式确立，严苛的训练，严明的赏罚，坚决的纪律，只为这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剑——戚家军。戚家军很快训练成型了，从是年十月起，戚家军开始参加战斗，多次在小规模战役里击败倭寇。因这些胜仗，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改任台州、金华、严州参将，这支成军不到半年的新军，从现在起顶在了抗倭的第一线。真正的战斗，也从此时开始。青锋出鞘，戚家军，来了。三戚家军的这场“大考”，发生在明朝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中国军事史上的命名叫：台州九战。这场战斗，不能不说是明王朝自找的，侵扰台州的倭寇，大部分都是当年王直的旧部。王直死后，倭寇一度群龙无首，随后经重新整合，又对浙江发起侵扰，比起以往千人规模的小侵扰，这次的动静非常大。参战倭寇总数不下两万人，这是明朝浙江省自建省之后，遭遇的最大一场兵灾。而顶在第一线的，就是成军仅一年之久的戚家军。这时候的戚家军，仗打了不少，但多是百人规模的小战斗，真正千人以上规模的战斗，这是第一次。比起对面打了一辈子仗的倭寇来说，戚家军，还是一只初上战场的菜鸟。四月，“菜鸟”们的战斗开始了。倭寇兵分多路，声东击西，先是2000倭寇故意乘船在绍兴海面招摇，接着又分路骚扰沿海州县。随后倭寇兵分两路，一路500人进犯新河县，主力部队2000人则盘踞宁海外围，伺机而动。新河县，是戚家军的后方大本营，里面住着戚家军的亲属家眷，包括戚继光自己的妻儿。先攻此地戚家军必救，调走戚家军主力后再发动进攻，倭寇的算盘打得精。但戚继光不惧，你打算盘我打人，他先派戚家军主力火速回援，在新河外围聚歼了500倭寇。见戚家军大出，倭寇自以为得逞，2000主力倾巢而出攻打台州，当他们抵达台州外围的花街时，却惊讶地发现，眼前是2000严阵以待的戚家军。原来驰援新河后，戚家军马不停蹄，深夜急行军70里回援台州，终于在花街堵住了倭寇。然后进攻，追杀，倭寇着实抗打，先被打垮，接着又整军反扑，再打垮，再反扑，接连被戚家军追杀了40里，最后不追了——倭寇败退至台州白水洋，统统被赶下江喂了王八，2000倭寇几无遗。值得一提的是，前后七战，戚家军仅阵亡3人，这支戚家军苦心铸造的军队，今日终显现出其坚韧的品格和强大的战斗力。3∶2000的伤亡率，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上，也可谓空前绝后。此战过后，“遇戚不得活”的说法不胫而走。可还有不怕死的，仅过一个月，又有2000倭寇进犯浙江丽水，戚继光在丽水外上方岭设伏，再次重创倭寇。十几天后，此战残存的倭寇与另一股倭寇合兵，纠合3000人窜犯温岭，戚继光火速进兵，在倭寇行军路上将其拦截，一场遭遇战再次痛歼倭寇。得胜后的戚继光马不停蹄，他对胡宗宪奏报说：“昔倭寇来我迎击，今宜是主动出击也。”带着这支已历遭苦战的部队，戚继光主动进兵，直接攻打倭寇盘踞在宁波外围的老巢，经过两场大战，将浙江沿海的倭寇据点尽数捣毁。至此，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台州九战落下帷幕，戚家军共计斩首倭寇首级1478个，另倭寇有数万人溺死。浙江倭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肆虐浙江沿海十数年的倭寇，经此一战全军覆没。从此之后，浙江再无大规模倭寇骚扰。台州九战，是戚家军自建军后经历的第一场大战，观整个过程，昔日横扫东南沿海的倭寇，在戚家军面前败得体无完肤。打打不过，跑跑不过，斗脑筋更斗不过，比起伤亡率，最后更达到了10000比69（戚家军总共阵亡69人）。如此结果，自然有戚家军战斗力强悍，戚继光善于用兵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也不容忽视，戚家军的军阵——鸳鸯阵。所谓鸳鸯阵，是戚家军一种独特的军阵方式，以12人为一小队，12名士兵2人持短刀，4人持长枪，2人持狼铳（一种竹制武器），2人持盾牌，还有一人为火兵，一人为队长。进攻的时候队长指挥，盾牌掩护，长短兵器配合攻击，进可攻退可守。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在冷兵器时代，鸳鸯阵是一种几乎无懈可击的军阵，该军阵的核心优势就是“协作”，将士兵之间的团队作战能量与协作能力发挥到极致。日本二战时期名将板垣征四郎曾这样形容鸳鸯阵：“一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戚继光的士兵，可以轻松地获胜，但是12个日本武士对付一个鸳鸯阵，却会被轻松地击败。”被很多次“轻松地击败”后，倭寇彻底视浙江为死地了，浙江太平了，可福建却大乱。大批倭寇随即窜犯福建，因台州九战得胜，戚继光官升都指挥使，又在义乌征兵3000人，戚家军此时，已有了7000人规模。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九月，戚继光带着这支新老结合的戚家军远征江西，平定江西黎天明农民起义。与倭寇打游击不同，黎天明将部队屯扎在马鞍山，在山上铸造工事，负隅顽抗。这是戚家军自建军以来，面临的第一场攻坚战。面对敌人的严防死守，戚继光独辟蹊径，率部从山后爬山奇袭，一举捣毁农民军大营。经两个月奋战，江西全境即告平定。这场抗倭战争期间的插曲，为戚家军之后即将面临的一场大战——福建抗倭，无意中练了兵。就在戚家军与农民军苦战时，福建沿海已然弭乱。数万倭寇持续窜犯福建，与浙江倭寇不同的是，福建倭寇更加嚣张，不但在沿海岛屿上有据点，还在内陆打下诸多根据地。而且福建当地的倭寇，原本沿海的各路海匪勾结甚深。浙江的倭寇基本是抢完了就跑，福建的倭寇是抢完了占地盘，嘉靖四十年十月，大批倭寇进犯福建，连续打下走马溪、兴化、牛田等地。次年七月，明王朝命戚继光率部驰援福建。戚继光率6000戚家军从温州出发，沿海路抵达平阳，再从平阳取陆路入福建。此时正是东南雨季，连日暴雨如注，戚家军连日急行军，沿途路过村庄，只在村民屋檐下避雨，对沿路百姓秋毫无犯，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可见一斑。面对福建沿海倭寇四起，州县告急的危局，戚继光几经分析，决定打蛇打七寸，先消灭盘踞横屿岛的倭寇势力。横屿岛，是今天福建宁德县外围的一个小岛，与大陆之间，是一片相隔十里的浅滩，这段距离，乘船容易搁浅，退潮了全是泥潭，素来是易守难攻之地。这里盘踞的2000倭寇，是诸路倭寇中实力凶悍的一伙，多是来自日本九州地区的“真倭”。戚家军迎难而上，面对牛田外围的泥潭，戚继光命令士兵们趁退潮时负草填补，踩着草堆前进，在黎明时分胜利上岛，然后摆阵，决战，仅用一上午时间，就全歼2000倭寇。继而戚家军迅速南下，向与牛田相邻的福清倭寇发起攻击。戚家军赶到福清时，当地倭寇已经严阵以待，上万倭寇扎营30里排出长蛇阵，意图死守。戚继光假意放话，说要先休整一下，倭寇闻讯后随即松懈，不料戚继光立刻下令，全线进攻。九月一日总攻开始，戚家军兵分四路，一路攻仓下，一路攻锦屏，将30里大营倭寇切成四段，继而分割围歼。另两路军队在上原岭、林木岭设伏，围剿残敌。九月一日深夜，戚家军奇袭击破倭寇大营，随即四下放火，上万倭寇陷入了一片火海，随后戚家军奋勇追杀，一鼓作气连平牛田、上都等地，将这股倭寇彻底剿灭。捷报传来，福建百姓奔走相告，福建巡抚戴游震带领民众，在福清城为戚家军举行盛大庆功。但戚继光却顾不上喝庆功酒，福清战役刚结束，戚家军就接到线报，另一股倭寇正集结在莆田。戚继光随即假装开庆功会麻痹敌人，继而又率2000精锐秘密行军前至莆田，孰料这次却出师不利，戚家军找来的领路向导是个汉奸，戚家军被他带进了死路，到天亮时戚继光才发现，他们处于莆田山谷之中，四面被倭寇包围。绝路之下，戚家军反戈一击，不但要突围，还要反吃这伙倭寇。几次反扑，都被倭寇利用地形优势打退，危急之下，戚家军士兵周能组成敢死队，强行夺取了倭寇死守的吊桥，戚家军终于冲了过去，莆田倭寇崩溃了。此战戚家军付出了他们参加抗倭战争以来的最大伤亡79人。在危急关头担任敢死队的周能等37名戚家军士兵，几乎全部牺牲。自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入福建后，戚家军历经数战，消灭倭寇5000多人。但因疾病等非战斗减员，到十一月，戚家军士兵能战者只剩3000人，戚继光只好率军回浙休整。这次大捷，也让他升任至副总兵，回浙后他再去义乌征兵，将戚家军的规模扩充到了万人。然而戚继光前脚刚走，倭寇又卷土重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二月，倭寇发动进攻，拿下福建兴化。明王朝再调戚继光入福建进剿，四月戚家军再抵福建，四月二十一日，戚继光与另两位名将刘显、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平海卫之战，一举剿灭盘踞平海卫的2000多倭寇。十一月，戚继光被提升为总兵官，并受命镇守福建。之前戚家军经历的数次苦战，虽有挫折，但总的说来，是以寡击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晋升总兵后的戚继光，很快就迎来一场敌众我寡的考验——仙游之战。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二月，倭寇集中两万兵马，围攻福建仙游县，仙游县在县令陈大有的带领下全城抵抗，渐渐力不能支。戚继光火速驰援，这时驻福建的戚家军正值换防，只有6400多人。戚继光先派两百亲兵入城协防，接着使用疑兵之计，不断在倭寇包围圈外围调动兵马。这些方式果然奏效，倭寇摸不清戚继光的用意，暂缓了对仙游县的进攻。十二月二十六日，戚继光苦苦等待的战机终于到来，是日大雾弥漫，戚家军借大雾发动奇袭，一举端了仙游外围的倭寇营地，随后戚家军各个击破，将两万倭寇逐个歼灭，至十二月二十八日，仙游之战胜利结束，共计斩首倭寇6000多人，溺死烧死者上万。明史说“盖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无如此之盛者”。次年二月、三月，戚继光乘胜追击，将仙游之战中逃脱的倭寇残部尽数歼灭，随后又与俞大猷合兵，参加了南澳之战，剿灭盘踞当地的“海匪”吴平，并一路紧追至越南，在越南万桥山将吴平彻底歼灭。至此骚扰东南沿海数十年的倭寇全部消灭，在万桥山之战结束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朱厚熜在登州为戚继光修筑“父子总督”，“母子节孝”两个牌坊，以表彰他的赫赫战功。四在整个平倭战争中，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大出风头，素来强悍的日本倭寇遇见戚家军几乎是一触即溃，很少能硬碰硬打两把。平定倭寇后，戚继光一度奉命监管潮州、惠州防务，戚家军的驻守范围，覆盖了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整个南中国，几乎都在戚家军的佑护之下。此时，他人生里的又一次转折到来：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奉命入京。此时嘉靖皇帝朱厚熜已去世，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嘉靖时期困扰明王朝的“南倭北掳”之患，到此时已大为改善，南方倭寇尽灭，北方持续骚扰边境的蒙古鞑靼阿勒坦可汗，也屡遭宣大总兵马芳的打击，气焰大减。但东北方面边患仍在，蓟州北面的朵颜部落以及代表蒙古“黄金家族”的土蛮依然持续骚扰。尤以蓟州受侵扰最甚，戚继光北调之前，蓟州总兵10年里换了7个人，不是战败论罪，就是毙命沙场。蓟州是北京的门户，门户不宁怎么得了。于是在大学士张居正的推荐下，战功赫赫的戚继光奉命入京。戚继光这次北调，主要是张居正举荐，在戚家军壮大的历史里，张居正是一个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戚家军早年的成军，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扶持，在军饷、物资供应等方面都给了特殊照顾。后来内阁首辅严嵩倒台，胡宗宪被株连，一直被看做胡宗宪亲信的戚继光也没幸免，在严嵩倒台初期，就有言官弹劾戚继光是“严党”。胡宗宪论罪下狱后，兵科给事中韩庆再度弹劾戚继光。事实上，和戚继光一样战功卓著的俞大猷，就在这场风波里被罢官论罪，另一位名将刘显也被“戴罪立功”，唯独戚继光幸免。这一切，自然来自张居正的庇护。和同时代许多名将相比，戚继光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会做人”，无论是严嵩当权时，还

支敢死队从日军背后的山崖绝壁攀缘而上，直插敌人身后，出其不意一举拿下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随后的五天里，日军疯狂地向张古山反扑，张灵甫多处挂彩仍坚持战斗，最终彻底阻断敌人的退路，鬼子光在张古山就留下了四千具尸体。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虽然国军将士表现不错，在整个万家岭战役中，迫使日军伤亡一万六千余人，借用叶挺的话说，这叫“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但遗憾的是，一〇六师团最终仍有一千多人跟随松浦淳六郎成功突围。这个立了大功的张灵甫咱们在讲黄埔军校时提起过，就是跟林彪同为黄埔四期生的“万人迷”张钟麟。张灵甫早在中原大战那会儿就已经是胡宗南手下的第一悍将，位居团长。这么些年过去，他书法肯定见长，功劳肯定见长，但官位为什么还没有长呢？因为他杀人了，而且杀的还是自己的老婆。至于他杀老婆的原因，有两个版本。版本一，他老婆红杏出墙；版本二，他老婆是共产党间谍。杀妻的真相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清楚：打老婆都算人渣，就更别提杀老婆了。军人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目张胆地触犯了国法。蒋校长很生气，一气之下就把得意门生张钟麟送上了军事法庭。后来“七七事变”爆发，正是用人之际，蒋委员长给全天下的犯罪军人们发了一个红包：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兵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张钟麟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不再使用张钟麟这个名字，改叫张灵甫。张灵甫的老学长、黄埔三期生、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知道张灵甫是不可多得的悍将，立即将其收归帐下。历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初始合作后，这兄弟俩终于创造出了杰作——万家岭大捷。抗战八年，张灵甫一直跟随七十四军，由团长而旅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战上海，守南京，保武汉，数战长沙，扬威赣北，喋血鄂西，厮杀常德，驰援衡阳，威震湘西，此公几乎每战必到，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立下汗马功劳。七十四军也就是后来的国军第一王牌、蒋委员长的“御林军”——整编七十四师。

希望

“抗日战神”三战长沙

杜聿明血战昆仑关

僵持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

…绕了半天弯子，就是不正面答应纪武公的请求。纪武公再迟钝，也看出鲁桓公在齐僖公面前说不上话，转而请求鲁桓公到天子面前说几句好话，再请天子出面做齐僖公的工作。但是这个要求鲁桓公也没敢答应，他和群臣们商量了半天，想出了一个曲线救纪的办法：由鲁国牵线搭桥，促成了周桓王与纪国公主纪姜的婚事。按照鲁桓公的想法，纪武公既然成了周桓王的岳父，齐僖公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要给天子一点面子吧。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鲁桓公对齐僖公的畏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高明的主意也未能挽救纪国。若干年后，齐国还是吞并了纪国，而王室对此也没敢发表任何意见。力求明哲保身的鲁桓公自然也未能确保鲁国的平安，公元前702年冬天，郑庄公借口鲁国人在排座次的问题上侮辱了郑国，悍然发动战争，联合齐、卫两国包围了鲁国的郎城，史称“来战于郎”。接着，两位小霸相继去世，郑庄公于公元前701年去世，三年后齐僖公也去世了。齐僖公去世后，公子诸儿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襄公。齐襄公对鲁桓公这位妹夫也不太友好，公元前695年夏天，两国因为边境小事发生冲突，齐国军队便入侵了鲁国边境。鲁国边境长官派人跑到曲阜报告情况。鲁桓公这回果断地一拍桌子：“边境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警惕守住自己的阵线，防备突发事件。敌人来了就要全力应战，还请示什么？”鲁国边防军这才展开反击，与齐军在奚城发生战斗。在双方边境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公元前694年春天，鲁桓公带着夫人文姜前往齐国拜访齐襄公，一方面是为了协商解决两国边境冲突，另一方面是周天子要将女儿嫁给齐襄公，指定他为主婚人，因此要与齐国方面商量有关操办婚礼的事宜。国家元首出访，第一夫人作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在当时却引起了鲁国群臣的强烈反对。大夫申濡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说：“女各有夫，男各有妻，互不亵渎，就叫做有礼。如果违反这一伦常，必定会出问题！”鲁桓公明白申濡说得不错，不过他想，文姜是齐襄公的妹妹，兄妹见面自然温情许多，谈国事谈家事想必也轻松不少，万一谈崩了，还有个顺虎毛降火的救星呢，说不定很多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加上文姜嫁到鲁国来十余年了，趁此机会让她回国看看，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就这样，文姜便跟着鲁桓公来到了齐国。对于文姜来说，齐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如同十几年前一般亲切，只不过所见到的人都有了不小的变化，尤其是她那位当了国君的诸儿哥哥。文姜与诸儿并非一母所生，然而自幼在一起玩耍，感情笃深，到了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青春萌动，一个情窦初开，竟隐然有了相恋之意。据说当年文姜出嫁，诸儿曾以诗相赠：“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吁嗟兮复吁嗟。”诗的意思是，桃花如同红霞般美丽，虽然种在我的家门口，我却没有采摘，现在飘落于地，真是让人唏嘘！文姜亦以诗相和：“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讵无来春！叮咛兮复叮咛。”桃花每年都会盛开，就算是今年不采摘，难道来年春天都不开花了吗？千万记住我的叮咛啊！——这是哥哥妹妹的离别诗吗？一晃十余年过去，文姜由花季少女变成了风韵少妇，比往日更多了一分妩媚，一分娇艳，一分性感；而诸儿也由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变成了一呼万应的大国诸侯，比往日更多了一分成熟，一分稳重，一分威严。两个人一见面，齐襄公（诸儿）的眼睛都看直了，而文姜也不胜娇羞，眉来眼去之间，已然有了暧昧的情愫。只有鲁桓公仍然蒙在鼓里，这也难怪，戴绿帽子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齐襄公与鲁桓公在泺（luò）地相会，宾主相谈甚欢，该消除的误会都消除了，王室与齐侯家的婚事也谈妥了。齐襄公很高兴，邀请鲁桓公夫妇再到临淄去住上一段时间，鲁桓公喜滋滋欣然应允。到了临淄，齐襄公与文姜便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个人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想想看，文姜十余岁出嫁到鲁国，算起来已有三十来岁了吧，三十来岁是女人最漂亮的年龄，因为她知道青春正从发丝间滑走，所以要拼了命来绽放自己。而齐襄公呢，虽然他有三宫六院，但自古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何况偷的还是自己的妹子？用郭德纲的话说，“我的妈呀，太刺激了！”如果要兰陵笑笑生来写这个故事，肯定写得激情四射。而鲁国的史官显然没那个兴致，只写了干巴巴的四个字：“齐侯通焉。”通就是通奸，你要是不研究文言文，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鲁桓公虽然迟钝，在临淄住的日子一久，对文姜与齐襄公的迎来送往也心知肚明了。当时齐国人写了一首诗：〖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这首名为“敝笱”的诗收录于《诗经·齐风》。破鱼篓儿横在水坝上，只见鱼儿互相追逐，快乐得像云像雨又像水。只不过，齐襄公和文姜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了鲁桓公的痛苦之上。再老实的人也不甘心戴绿帽子。武大郎得知自己的老婆与西门庆有染之后尚且怒发冲冠，威胁潘金莲说，要叫他的兄弟武二回来收拾这对奸夫淫妇。鲁桓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只能任由别人摆布，但还是可以找机会向文姜发一通脾气，责骂她不知廉耻。但这一骂，骂出问题来了：文姜跑到宫里，向齐襄公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文姜向齐襄公哭诉，也许只是觉得委屈，想在情人那里撒撒娇，获得一些额外的安慰。但是这位齐襄公听了之后，做贼心虚，担心闹成国际丑闻，立刻作了一个决定，要一劳永逸地解决那位吃醋的丈夫。这一年的四月初十，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在宴会上，齐国群臣不停地给鲁桓公敬酒。鲁桓公心情郁闷，正好借酒浇愁，很快被灌得烂醉如泥。宴会过后，齐襄公令公子彭生驾车将鲁桓公送回宾馆。彭生是齐国有名的大力士，走到半路略施手脚，将鲁桓公肋骨拉断。鲁桓公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薨”了。《春秋》简单地记载：“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而《左传》也仅仅是语焉不详地说：“（齐侯）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翻译成白话：齐侯派公子彭生为鲁桓公驾车，鲁桓公死在车里。一桩证据确凿的谋杀案，鲁国的史书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遮遮掩掩呢？那是因为：第一，鲁桓公带着文姜去齐国访问，本来就是一件“非礼”的行为，他本人应该对此负责任；第二，鲁桓公正月访问齐国，四月被杀，整整在齐国流连了三个多月，不理国内政事，虽然情非得已，但也不可原谅；第三，鲁桓公的死事关国家级绿帽子，所谓家丑不可外扬，鲁国人写起这段历史，总是感觉难堪，难以下笔。鲁桓公死得暧昧，当时鲁国的群臣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更暧昧。他们给齐僖公发了一份含糊其辞的外交照会，大概意思是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非但没有回国，还稀里糊涂地死在贵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抬不起头，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齐襄公收到这份照会，倒是毫不含糊，将公子彭生当作替罪羊给杀了，算是给了鲁国人一个说法。大子同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庄公。鲁桓公死后，文姜一来留恋与齐襄公厮会的快乐，二来也无脸回鲁国见人，干脆在齐国定居下来。《春秋》和《左传》频频记载了那些年间文姜与齐侯私通的丑事：“十二月，夫人姜氏与齐侯相会于禚地。”（庄公二年）“夫人姜氏在祝丘宴请齐侯。”（庄公四年）“夏天，夫人姜氏进入齐国军中。”（庄公五年）“春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防城相会。”（庄公七年）“冬天，夫人姜氏与齐侯在谷城相会。”（庄公七年）……这哪里是偷情，简直就是明火执仗！我有点怀疑，鲁国人是不是派了一支跨国狗仔队，专门盯着文姜，一有信息就直接向鲁国的史官报告，然后记录在案。又或者鲁国上下已经对文姜产生了浓厚娱乐兴趣，将其所作所为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让她遗臭千年，以至于忘记了这位文姜还是现任主君的亲娘。鲁国人对这对奸夫淫妇的愤恨，由此可见一斑。夹在中间难以做人的是鲁庄公，既要忍受丧父之痛，又要顺应国民的情绪，埋藏对母亲的思念，实在是难为他了。公元前690年，十七岁的鲁庄公偷偷越过边境，前往齐国的禚（zhuó）地与齐襄公会猎。说是打猎，实际上还是想探望一下自己的生母文姜。鲁国的史官对此不满，因此在《春秋》上记载：“冬，公及齐人狩于禚。”越过边境去和齐国的人打猎，当然是“非礼”的行为。然而，母子之间的舐犊之情，又岂是一个“礼”字所能泯灭？公元前689年，齐、鲁等国联军讨伐卫国，“夫人姜氏如齐师”，一方面是为了和齐襄公相会，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为了看一看自己的儿子吧。既贪恋肉体的欢愉，又思念他乡的儿子，这位绝世佳人文姜分身乏术，难以两全。《左传》在“七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之后，紧接着又记录：“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读起来宛如一首带着淡淡忧伤的小令。较之齐姜的乱伦，她姐姐宣姜的故事同样令人唏嘘。回顾一下，当年州吁谋杀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出逃到国外。后来州吁政权垮台，卫国人又将公子晋接回国，立为新君，也就是卫宣公。然而这位卫宣公，却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左传》记载了他的一桩风流事：“卫宣公烝（zhēng）于夷姜。”夷姜是卫庄公的小妾，按辈份是卫宣公的庶母。“烝”则是特指以下淫上，也就是晚辈与长辈通奸。春秋时期，诸侯娶十几个小老婆是很正常的事，而诸侯的精力有限，加上年事已高，小老婆久旷，难免成为怨妇，被诸侯的儿子偷偷“烝”掉的事情时有发生。至于诸侯死后，新君即位，既继承老爸的江山也继承老爸的美人，就更不足为奇了。卫宣公和夷姜通奸，夷姜为卫宣公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急子。卫宣公对夷姜倒也不错，即位之后，立夷姜为夫人，立急子为大子，并且任命大夫公子职担任急子的老师，负责培养这位未来的接班人。卫宣公既然立急子为大子，就想替他娶一个好老婆，于是向齐僖公提亲，齐僖公正想加强对卫国的控制，也欣然答应，于是将女儿宣姜嫁到卫国去做大子妃。没想到，卫宣公这老头子一看到宣姜就傻了眼，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事：儿子的婚礼不办了，儿媳妇带回自己的寝宫去享用！新台有泚（zǐ），河水瀰（mí）瀰。燕婉之求，籧（jǔ）篨（chú）不鲜。新台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这首名为“新台”的诗收录于《诗经·卫风》。卫宣公将儿媳妇抢到手之后，为了讨新人欢心，就在黄河岸边建立了一座亭台，成天与她在这里嬉笑游乐。卫国人民对国君的行为深感不齿，写了这首诗进行讽刺，大概意思是：新建的楼台光鲜明亮，河水潺潺从它旁边流过，美丽的人儿哟，竟然嫁给了丑陋不堪的糟老头。老头丑是丑点，然而生育能力尚在。短短数年之间，卫宣公和宣姜生了两个小孩，大儿子叫做公子寿，小儿子叫做公子朔。他将公子寿交给大夫公子泄调教。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人老珠黄的夷姜眼看着本来应该成为自己儿媳妇的女人霸占了自己的老公，不免又想起自己的老公原本是自己的儿子（名分上），已经去世的公公又是前任老公……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只觉得了无生趣，神经也发生错乱，于是找了一根绳子自缢而亡。夷姜死后，宣姜理所当然成为了卫国的第一夫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两个儿子，公子寿和公子朔也逐渐长大成人。理所当然，宣姜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够成为卫国的君主，而一个现实的障碍摆在了她面前：夷姜虽死，急子却仍然是卫国的大子。如果不除掉这位原来应该成为自己的老公的人，她的希望就只能落空。小儿子公子朔很理解宣姜的心情。大儿子公子寿自幼接受公子泄的教育，满脑子仁义道德，反倒对宣姜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在公子寿的眼里，急子是一位性格温和、为人宽厚、知书达礼的兄长，总是抱着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飘然物外地观察着周围的世界。这样一个人，难道自己非要取而代之，甚至不惜伤害他的生命吗？公子寿时常这样问自己，然后摇摇头，自我解嘲般笑笑。公子寿的仁爱并不能浇灭宣姜心中争权夺利的火焰，眼见卫宣公日益垂垂老矣，她和公子朔决定赶紧行动。她在卫宣公面前诬告急子，说某一天公子朔与急子喝酒，急子喝得醉眼惺忪，借着酒性，竟然呼公子朔为儿子，而且拍着胸脯说：“你母亲原是我妻子，你便称我为父，也是理所当然。”树怕揭皮，人怕揭脸，卫宣公做贼心虚，最怕人提起他筑台纳媳的往事。听了宣姜的诬告，他恼羞成怒，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刻决定除掉急子。这一年冬天，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预先派刺客埋伏在莘地，准备刺杀急子。这个消息被公子寿得知，连忙跑去给急子送行，兄弟两人在黄河边摆酒话别。公子寿向急子透露了宣姜的阴谋，劝他赶快逃离卫国，以免遭到不测。天下之大，何处不能安身？但是胖乎乎的急子听了公子寿的话，只是摸着肚皮，淡然一笑：“出使齐国是父亲委派的任务啊，如果弃父命于不顾，还要儿子干啥呢？你说，这世上有没有哪里是没有父亲的，如果真有这么个地方，我倒是可以逃到那里去。”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笑话急子的迂腐，但不能笑话他的乐天知命。这是生于乱世的人对于荒唐乱世的无语抗争，视死如归的姿态令人心生敬意。公子寿不再说什么，举酒敬急子。三杯两盏下去，急子酣然大醉。等到他醒来，才发现公子寿已经穿了他的衣服，带走了他的仪仗，替他前往齐国出使去了。公子寿走到莘地，埋伏在那里的刺客远远看见一行人举着大子的仪仗过来，以为就是急子，于是一拥而上，驱散随从，将公子寿杀死。杀死之后才发现认错了人，正在郁闷呢，只见急子匆匆忙忙追上来，大声呼喊道：“我才是你们要杀的人，快来杀我！”既然送货上门，刺客们也不手软，又将急子杀死。《诗经·卫风》中有一首名为“二子乘舟”的诗，据说是卫国人为哀悼公子寿与急子而作：〖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二子”自然就是指公子寿与急子。从卫国前往齐国是否乘舟而行，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当我读到这首诗，首先想起的是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就事论事，我想再加上一句：高尚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件很无可奈何的事。宣姜处心积虑要杀死急子，她的目的达到了，但是没想到搭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这个结果显然并不是她想要的。当她听到公子寿被误杀的噩耗时，哭得死去活来。她始终未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怎么就不值得体谅，公子寿连同父异母的兄弟尚且不忍背弃，那背叛自己的亲生母亲难道就可以理所当然？也许她隐约领会到了公子寿慷慨赴死的一片苦心，乃是希望用自己的死为母亲减少一丝罪孽。当然，仅仅是也许。这场政治谋杀的最大获益者是人小鬼大的公子朔。急子死了，哥哥公子寿也死了，接下来卫国君主的宝座，理所当然要由他来继承了。公元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公子朔即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卫惠公。但是卫国人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反而更加怀念急子和公子寿。公元前696年十一月，公子职和公子泄发动政变，立急子的同胞弟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张学良雪中送炭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316年，公孙衍将田婴的儿子田文请到魏国，将合纵运动的大旗交给了田文。然而田文在这个位置上无所作为，到公元前313年，魏襄王为了与秦国亲近，任命公子魏政为相，田文便又回到了齐国。公元前310年，田婴去世，被谥为靖郭君（看清楚啊，不是郭靖君）。田文在家族的封邑薛县继承家业，号称薛公，也就是历史上的孟尝君。不久之后，他又当上了齐宣王的相国。在所谓的“战国四公子”中，孟尝君无疑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当然与他的时间最早有关，也与他的影响力最大有关。在中国历史上，“孟尝”二字，几乎成为了江湖义气的代名词。《说唐》中的秦叔宝，《水浒》中的柴进，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周仲英，都曾被冠以“小孟尝”的称号。这在江湖中是很高的荣誉，说明他们很讲义气，得到天下英雄的承认。不过，小孟尝毕竟是小孟尝，和孟尝君比起来，有如小巫见大巫。以柴进为例，贵为皇室后裔，家藏誓书铁券，号称“门招天下客”，也不过“三五十个养在家中”。而孟尝君呢？“食客数千人”，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甚至到了汉武帝时期，司马迁走访薛县，仍然发现那里的年轻人有很多是十分蛮横粗暴的，当地人解释：当年孟尝君把天下各路侠士豪杰招揽到薛县来，总数有六万余家。乖乖，六万余家，这厮的胆子可真够大。把这么多门客养起来，是要钱的。孟尝君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是薛县的租税，二是放贷收利息，三是官俸。但是，这三部分收入全加起来，仍然捉襟见肘，经常入不敷出。原来那种不问身价一视同仁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了，他便开始给门客分等级：下等的，粗茶淡饭，无酒无肉，住“传舍”；中等的，有鱼有肉，有酒有菜，住“幸舍”，称之为“鱼客”（有鱼吃）；上等的，山珍海味，出入有车，住“代舍”，称之为“车客”（有车坐）。这些门客饱食终日，对孟尝君究竟有何作用呢？他不是雷锋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总会要求一些回报吧！据《战国策》记载，有一天孟尝君在家里闲坐，对作陪的三位门客说：“今天想听听大家打算怎么对待我。”第一位门客马上说：“嗨！天下诸侯有谁敢得罪您，我就跟他拼命。”这是打手型的，层次比较低，但是不可或缺，而且需要的数量比较大。第二个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我都要掩饰您的缺点，宣扬您的优点，让天下诸侯都知道您的美名，争着抢着要您去当官，唯恐不及。”这位八成是干过宣传部的，可以吃鱼吃肉。第三个说：“您用自己的钱财网罗天下贤士，他们就能为您出谋划策，消灾解难，就像魏文侯以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友那样。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很显然，这位是车客。也有些人报答孟尝君的方式比较有创意。有位名叫夏侯章的门客，享受的是车客的待遇。每当他和别人谈起孟尝君的时候，却总是说孟尝君的坏话。有人看不过眼，把这事儿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赶紧说：“我把夏侯公当作朋友来对待，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久而久之，连夏侯章最好的朋友董繁菁也看不下去了，对夏侯章说：“薛公把你当朋友，让你住豪宅，坐马车，你却总是在人前人后说他的不是，做人不能这样吧？”夏侯章看看四下无人，咬着董繁菁的耳朵说：“我说他的坏话，就是为了报答他啊！”“啊？”“你想想看，他对我这么好，我又不能为他作任何贡献，怎么办呢？于是我就说他坏话，而他表示不在乎，因此获得了‘天下第一厚道人’的美名。我这是让自己身败名裂来报答他，你还说我……”原来如此。还有一位名叫冯谖（xuān）的，因为家境贫寒，难以为继，托人请求投靠到孟尝君门下。孟尝君就问了：“您有什么爱好啊？”回答是“没有”。又问：“您有什么本事啊？”还是“没有”。孟尝君就笑了，说道：“那您就留下来吧！”管家按照平时的规矩，给冯谖最低一级的待遇。冯谖也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就靠在柱子上，弹着剑唱歌：“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孟尝君听说后，对管家说：“给他吃鱼，按照鱼客的待遇。”管家撇撇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办了。可是过了没几天，冯谖又弹着剑唱道：“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孟尝君于是让人为他准备车马，享受车客的待遇，以为他这下应该满足了。没想到，才过了几天，冯谖又唱：“剑啊剑啊，咱们还是回去吧，一个人过得好有什么意思，没有能力养家。”这一次，孟尝君身边的人都觉得冯谖有点太过分了，然而孟尝君还是派人为冯谖的老母送去了衣食，于是冯谖不再弹唱。冯谖在孟尝君家养尊处优，吃了一年闲饭。孟尝君都快把他忘记了。有一天，孟尝君拿出放贷的账本问门客：“列位，你们谁做过会计，能为我去薛县把本息收上来？”冯谖主动站出来说：“我。”孟尝君看了冯谖好久，才想起有这么个人，很高兴地说：“我早就料到先生不是寻常人。如果先生愿意跑一趟，我感激不尽。”命人为他准备好车马，整理好行装，便出发上路。临行的时候，冯谖问道：“收完债，您要买点什么土特产回来吗？”孟尝君说：“您看着办吧，我这缺什么你就买什么。”冯谖说：“我明白了。”到了薛县，冯谖把债务人都召集起来，一个一个核对债券。对完了，他就命人在院子里烧起一炉火，将债券扔到炉子里，统统烧掉。在场的人无不感恩戴德，高呼：“薛公万岁！”做完这些事，他马不停蹄地回到临淄，一大早就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这么快！债都收完了吗？”冯谖说：“当然收完了。”孟尝君说：“那钱呢？”冯谖说：“按照您的指示，都买东西了。”孟尝君说：“啊？这利息都有十万，你都买啥了？”冯谖说：“义。”孟尝君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冯谖却很平静地说：“我看您家里什么都不缺，金银财宝，声色犬马，应有尽有，就缺个‘义’字。所以，我就跟您把‘义’买回来了。”孟尝君说：“您说明白点，到底是怎么回事？”冯谖说：“薛县的百姓，都视您为父母。可您却不把他们当作儿女来爱护，还像商人一样，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息。所以呢，我就假传您的命令，把那些债券通通烧掉了。百姓们因此高呼薛公万岁，这就是我跟您买回来的义啊！”孟尝君听到“烧掉”二字，已经是万念俱灰，挥着手道：“您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下去歇着罢！”发生这样的事，孟尝君也没跟冯谖翻脸，至少能够说明他有容人的雅量，并非浪得虚名。说到雅量，《战国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个人胆子贼大，居然和孟尝君的夫人发生了奸情。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孟尝君，孟尝君没有跳起来，只是“唉”了一声，说道：“看到美女，产生爱慕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算了吧，别再说了，别再说了。”这就不是一般的雅量了。读史至此，难免产生怀疑：这孟尝君成天呼朋唤友，养着数千门客，连老婆被人偷了都不在意，该不会是性取向有点问题吧？咳咳，这可真是听评书落泪，替古人操心，就此打住。如果真正要替孟尝君操心，他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管不好老婆，而在于名声太盛，风头远远盖过了齐宣王，以至于“齐之有田文，不闻有其王”。任何年代，一个人拥有这样的名声，都是件很危险的事。更危险的是，他还要继续举起合纵运动的大旗，去做那战国舞台上的弄潮儿。孟尝君领导合纵公元前304年，秦、楚两国会于黄棘。公元前303年，孟尝君就组织齐、魏、韩三国合纵，联合出兵讨伐楚国。据《战国策》记载，孟尝君还在酝酿合纵的时候，大夫公孙弘对他说：“您要做大事，必先了解对手的情况。您的主要对手是秦王，楚王只不过是他的帮凶。不如先派人到秦国去刺探一下，如果秦王英明神武，您就别费那力气了；如果秦王昏庸无能，您再举事不迟。”孟尝君认为这个建议不错，于是让公孙弘出使秦国。秦昭王见到公孙弘，知道他是孟尝君派来的，故意问道：“薛公的封地有多大呢？”公孙弘说：“方圆百里。”秦昭王笑了笑，说：“秦国土地方圆数千里，还不敢与别人对抗；现在薛公的土地不过百里，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财主，就敢来打秦国的主意？”公孙弘不觉冒了一身冷汗，心想这个秦王不简单，一眼就看穿了我的来意。嘴上却还是很硬，回答道：“薛公自有过人之处。”秦昭王说：“哦？请说来听听。”公孙弘说：“有一种人，做事只求合乎正义，即使不做天子之臣，不为诸侯之友，他也愿意；得志的时候，即使做人君，也完全可以胜任；不得志的时候，也不会曲意奉承去做人臣。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三个。如果说到治理国家，能够使君王成就王霸之业，这样的人，算上薛公世上也只有五人。如果大王身为令人敬畏的万乘之君，却不顾身份侮辱外交使节，他就会拔剑自刎，以血喷溅上您的衣服，这样的人，算上我世上共有十个人。”秦昭王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哎哟哟，您何必这样呢？我只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罢了。请回去转告薛公，我对他十分钦佩，希望有机会能和他打交道。”公孙弘还是不亢不卑地说：“可以。”公孙弘回去把情况一说，孟尝君便认识到秦昭王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更加坚定了合纵的念头。怕，那就不是孟尝君了。公元前303年秋天，齐、魏、韩三国大军一压境，楚怀王就派太子熊横到秦国当人质，请求秦国支援。秦国派“客卿通”（原文如此，姓氏不详）出兵来救，孟尝君权衡了一下利弊，果断决定撤军。经过这件事，秦、楚两国关系本应更上一层楼。但是没想到，熊横到了秦国之后，住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喝酒与人发生争执，杀死了一位秦国大夫，私自逃回了楚国。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裂痕，连宣太后都对楚国产生了反感。孟尝君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前301年再度发动三国伐楚。楚怀王不得不又向秦国求援。为了说服秦昭王，他派出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陈轸。秦昭王见到陈轸，态度很亲热，说道：“您本来是秦国的老臣，跟先王的关系都很好。后来因为一些误会，您离开了秦国，去为楚王服务。现在齐国和楚国打仗，有人说救援有利，有人说救援不利。作为秦国的老朋友，您为何不在为楚王效忠之余，为寡人也出点主意呢？”陈轸听了，眼眶一热。当年他离开秦国，主要是因为和张仪尿不到一壶。他对秦国和秦惠王，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秦惠王和张仪都已经作古，他本人也年近古稀，对那些过去的恩恩怨怨，早就看得淡了，反倒是生出一些念旧的情愫来。他对秦昭王说：“大王难道没有听说有吴国人到楚国做官的故事吗？楚王很喜欢那个吴国人。有一次那个吴国人病了，楚王派人去探问，关切地问道，‘他是真的病了，还是想家了呢？’左右大臣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家，如果真是想家，他肯定会发出吴地的乡音，以表思乡之情的。’现在，我也要为大王发出‘吴地的乡音’了。”秦昭王赶紧朝陈轸作揖，洗耳恭听。陈轸说：“大王想必听说过卞庄子这个人。他是鲁国的大夫，孔武有力，力能搏虎。有一次，两只老虎为了争夺一个人而相斗，卞庄子要去杀老虎，他的朋友管与劝阻说，两虎相斗，弱者必死，强者必伤，为什么不等到它们一死一伤再动手呢？现在齐、楚交战，双方必有伤亡，您何不再等等呢？”陈轸这番“吴地的乡音”，使得楚怀王望穿秋水，也没盼到秦国的救兵。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和孟尝君对抗了。三国联军在齐国名将匡章、魏将公孙喜和韩将暴鸢的率领下，与唐昧率领的楚军在沘（bǐ）水（今河南省境内）对峙。一开始，联军不知道沘水的深浅，不敢贸然进攻。而一旦派人去试探深浅，楚军就放箭驱赶，根本不让人靠近河边。双方相持不动达六个月之久。齐宣王失去耐心了，派人到前线，用极其苛刻的言辞责备匡章。匡章也不是好惹的，对使者说：“撤我的职，杀了我，甚至是杀我全家，这是大王能够做到的。但是，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要求我出战，这是大王不能做到的。”使者回去之后，匡章便抓紧在当地花重金寻找向导，终于有一个樵夫对他说：“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水就浅；楚军防守薄弱的地方，水就深。”就那么简单。匡章喜出望外，马上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趁着夜色，从楚军重兵防守的地方渡河，向楚军发动突然袭击。这个时候，楚将唐昧因为联军六个月没有动静，也放松了警惕，等到联军全部过河后才仓促应战，结果在沘水旁的垂沙（今河南省唐河）被打得大败。战斗的结果，楚军被斩首两万余人，唐昧本人也中箭身亡，楚国自宛城、叶城以北的土地，全部被联军占领。一直在坐山观虎斗的秦昭王现在出手了。秦军剑锋直指楚国，斩首两万。第二年，秦国又增兵伐楚，斩首三万，杀楚将景缺，一举攻克新城（今河南省伊川）。楚怀王走投无路，只好向齐国求和，并且又将太子熊横送到齐国去当人质。垂沙之战使得孟尝君声威大振，也使得秦昭王对这位齐国土财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公元前301年冬天，齐宣王去世，太子田遂即位，也就历史上的齐闵王。秦昭王派泾阳君嬴芾（fèi）出使齐国，致吊唁之意。同时向齐闵王提出，想邀请孟尝君访问秦国，如果齐国不放心的话，可以让泾阳君留在临淄当人质。嬴芾是秦昭王的胞弟，也是宣太后的爱子。如果将嬴芾作为人质的话，孟尝君去秦国的安全应该还是有保证的。孟尝君正好也想亲眼看看那位被公孙弘称为“气度不凡”的君王。这倒不是出于爱慕虚名，而是因为在他的骨子里头，有一种热爱冒险的精神。他富可敌国，威震华夏，可他更把自己当作一名侠客——负剑行天涯，把酒会英雄，这才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以当时的形势，如果孟尝君下定了决心，是没有人可以劝住他的，连齐闵王都不行。然而门客们出于对恩主的关心，都纷纷劝阻，孟尝君执意不听，直到一个真正的老江湖出现在孟尝君面前。他就是苏秦。别人的话可以不听，苏秦的话，他还是要考虑的，毕竟人家是最早拉起合纵大旗的，资格摆在那里了。苏秦说：“我今天早上在淄水河边看到一个木偶和一个泥偶在说话。木偶说，‘你本是河西岸的泥巴，如果天降大雨，淄水暴涨，你就要被冲坏了。’泥偶说，‘我本来就是河西岸的泥巴做的，化了还是回到泥里。可是你呢，本来是东方的桃梗做的，如果淄水猛涨，你会被冲到什么地方呢？’秦国乃虎狼之国，您还非要到那里去，只怕再也回不来了。”孟尝君这才打消去秦国的念头。接下来发生在楚怀王身上的事情，证明苏秦的话是有道理的。楚怀王之死公元前299年，秦国再度出兵伐楚，连下八城。其后秦昭王派人给楚怀王送去一封信。信上说：“当年秦楚两国结亲，又在黄棘会盟，您还派太子入质于秦，那是多么开心的事！后来太子因一时之怒，杀了寡人的重臣，不负责任地逃去，寡人实在是气不过，才派兵入侵大王的边境。现在听说大王又派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解，这真是令人唏嘘啊！秦、楚交界，又互为婚姻，两国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这种关系都处不好，何以号令天下诸侯？寡人诚挚邀请您到武关来会面，共叙前缘，重修旧好，请您一定不要拒绝。”楚怀王收到这封信，感到很纠结。去吧，怕羊入虎口；不去吧，又怕秦昭王发怒。令尹昭雎劝他不要去，也不要怕，他认为只要楚国积极整兵备战，秦国是打不进来的。屈原也不同意楚怀王去：“秦乃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是，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主张他去：“如果不去的话，秦、楚两国从此就只能刀兵相见了。”楚怀王听从了子兰的建议，出发前往秦国。刚进武关，就被秦国人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至咸阳。秦昭王提出，要楚怀王把巫郡和黔中郡割让给秦国。楚怀王虽然糊涂，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却是一点也

相望。寿馀对秦康公说：“请您派熟悉晋国情况的人随我前往河东，好与魏地的官吏交涉，尽量避免冲突，顺利接收魏地。”所谓熟悉晋国情况的人，当然是指士会。话说到这个份上，稍微机敏一点的人都会产生怀疑。然而，利令智昏，秦康公想都没想就命令士会随寿馀前往。士会装作很紧张的样子：“晋人，有如虎狼一般不可信任，如果这是一个圈套，不但我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妻子儿女在秦国恐怕也会遭受耻辱。那样的话，对您没有任何好处，我也追悔不及啊！”从当时的情形看，士会说这番话，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他想看看秦康公到底有多在乎他，会不会因为贪图晋国的土地而置他于险地；第二，他怕自己回到晋国后，妻子儿女在秦国受苦，所以故意这样说，表示自己并没有去意。可惜，秦康公没有听出士会话里有话，反而安慰他说：“此去魏地，如果事成，先生有大功于秦国，必有重赏；如果晋人背信，将先生扣留，我也不会为难您的家属，必定送他们到晋国与您团聚。如果有违此誓，请河神降罪于我。”秦康公上了当，并不代表秦国人都上了当。据《左传》记载，士会和寿馀告别秦康公，秦国大夫绕朝送他们到河边渡口。临别时，绕朝送给士会一支马鞭，笑着说：“别以为秦国无人能识破你们的计谋，只不过主公为人厚道，太容易相信别人，我即便说穿，他也不见得会听从我的意见，所以不说也罢。”士会过了黄河，早有晋国军队在河边接应，欢天喜地地簇拥着他直奔绛都而去。在那个年代，晋国人有多狡黠，秦国人就有多厚道。秦康公知道士会骗了他，却仍然信守诺言，如约将士会的家属和族人送到晋国，并且写信对士会说：“我不能背负黄河之誓。”据传，士会是先古时期尧帝的后裔。尧帝祁姓，尧的后裔有很多分支，士会属于刘氏一族。秦康公将士会的族人送回晋国，其中有一部分人感念秦国的恩德，不愿意再回到晋国去，这些人便成为了秦国的刘氏家族。顺便提一下，关于绕朝这个人，《韩非子》记载说，由于他识破了寿馀的阴谋而不上报，成全了士会的回国之梦，秦康公对此极为不满，将他判处了死刑。如果《韩非子》的记载可靠，则秦康公对于士会的离去，确实是感到非常懊恼，否则也不会把气撒在绕朝身上。事实上，士会的逃归使得秦国失去了对付晋国的一个有力帮手。数十年间，秦、晋两国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晋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付楚国了。【蠢蠢欲动的中原诸国】公元前614年冬天，在位十二年的楚穆王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他的儿子熊侣。纵观春秋时期的历史，诸侯林立，列国争强，人物众多，大伙儿纷纷扰扰地粉墨登场，生旦净末丑直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互相混淆，最终不知所云。这也难怪，如果不是特别留心读过这段历史，有谁能够知道诸如楚穆王、晋惠公、鲁文公这类人物，又有谁能够记得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楚成王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的脸谱？但是，尽管年代久远，尽管史料稀缺，有些人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虽然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沉淀在历史的记忆中，作为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写进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写进了我们的智慧与狡黠。公元前614年，当这个名叫侣的年轻人面带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坐在楚王的宝座上，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以“楚庄王”这个响当当的名字留名青史，他更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给后代留下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少安毋躁，至少在公元前614年，属于他的时代尚未到来，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楚穆王的死引起了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一直以来与晋国抗衡的两个国家：秦国失去了士会，等于失去了进入晋国的钥匙，又因晋国封锁桃林要塞与东方诸国失去了联系，一下子变得沉寂起来，十多年间没有再找过晋国的麻烦；楚国则因为楚穆王的死，新上任的楚庄王又少不经事，国内政局不稳定，似乎也不太可能过多关注它的北方业务。失了竞争对手的晋国，在中原诸国眼里，猛然又变得高大起来。反应最快的是鲁国的国君鲁文公。楚穆王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位满脑子周礼的国家元首千里迢迢来到绛都朝觐晋灵公，重叙两国旧好。这是鲁文公即位以来第三次访问晋国。第一次是公元前625年，晋襄公派使者到鲁国，认为鲁文公即位之后未曾到晋国朝觐，是对天下霸主的极大不尊重。鲁文公不敢怠慢，马上启程前往晋国作检讨。刚在彭衙之役中打败秦国的晋国人牛气冲天，根本不把鲁文公放在眼里，仅仅派了大夫阳处父与他会谈。鲁国的史官提笔写起这件事，感觉到无比羞耻，因此《春秋》记载此事，只有“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第二次是公元前624年，晋国在王官之役中败给了秦国，开始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主动向鲁国人表达了歉意，热情邀请鲁文公再次访晋。那一次鲁文公不仅见到了晋襄公，而且受到了晋襄公相当隆重的接待，宾主双方在酒宴上吟诗助兴，传为佳话。这一次鲁文公访晋，既不是因为受到责备，也不是接到邀请，完全是不请自来的。晋灵公，毋宁说是赵盾对鲁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回想这些年，晋国的势力相对衰弱，秦国和楚国都在竞相拉拢鲁国，但鲁国一直保持了审慎的态度，对两大强国的拉拢无动于衷。现在人家又不辞辛苦跑来示好，晋国人没道理不感到高兴。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想像，鲁文公在晋国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紧接着回过神来的还有郑穆公和卫成公。回顾历史，城濮之战后，卫国实际上成为了晋国的属国。但从卫国人内心深处来讲，服从晋国的领导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一座靠山，他们宁可选择远在南方的楚国，而不是紧挨着西部边境、虎视眈眈的晋国。出于这种心理，再加上卫国历来与陈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而陈国在三年前的孟诸之会上，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是楚国的附庸，卫国难免通过陈国的关系与楚国眉来眼去。现在晋国基本摆平了秦国的问题，而楚国又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卫成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及时取得晋国的信任，卫国很有可能重蹈覆辙，再次成为晋国人的俎上之肉。眼看鲁文公成为了晋灵公的座上宾，卫成公无师自通地想到，如果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晋国或许更容易原谅卫国私通楚国的过失。于是，当鲁文公从晋国回来，尚未进入鲁国境内，路过一个叫做沓的小地方的时候，卫成公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鲁文公面前。卫成公和鲁文公说了些什么，《左传》上没有具体记载，只是简单地说“请平于晋”，也就是请鲁文公帮忙在晋国人面前说好话。等到鲁文公回国，尚未进入都城曲阜，在一个叫做棐（fěi）的地方，又被另一个急于讨好晋国的人——郑穆公给截住了。郑穆公与鲁文公的棐地会晤，搞得很有意思。鲁文公以地主的身份宴请郑穆公。郑国大夫公子归生祝酒，即兴吟了一首题为“鸿雁”的诗以助兴。“鸿雁”一诗见于《诗经·小雅》，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诗的本义，是赞扬君主顾怜鳏寡孤独之人，将国家的重任扛在肩上。公子归生在这种场合下吟这首诗，是以鸿雁自比于郑国，以之子比于鲁国，请求鲁文公哀恤郑国的寡弱，在晋国面前代为说情之意。鲁国人以秉承周礼著称，自然闻弦歌而知雅意。大夫季孙行父马上说：“鸿雁肃肃之苦，敝国亦未能免之啊！”告诉郑国人：你郑国在大国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我鲁国又何尝不是呢？季孙行父说的确实是大实话，如果鲁国不瑟瑟发抖，鲁文公又何苦坐着颠颠簸簸的马车，不辞劳苦地从山东跑到山西去朝觐那个小屁孩呢？季孙行父也吟了一首诗，乃是《诗经·小雅》中的《四月》，诗中有“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乱离瘼（mò）矣，爰其适归？”之句，这是推脱，说鲁文公出门太久，急着回去祭祀先祖，怎么好叫他又跑回晋国去做和事佬呢？公子归生一听急了，又吟了《载驰》之诗的第四段。《载驰》之诗是当年许穆公夫人所作，诗中之义，既痛心于祖国卫国的危难，又抱怨老公许穆公对重建卫国的大事不闻不问，使得自己在两位姐姐面前很没面子。公子归生借《载驰》之诗继续讨好鲁国人，意思是小国有难，请大国一定要救助。马屁拍到这个份上，鲁国人不好再推三阻四，季孙行父吟了《采薇》之诗来回应公子归生。《采薇》也取自《诗经·小雅》，其中有“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季孙行父吟这首诗，实际上就是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表示鲁文公将不辞劳苦，代为斡旋。坐在贵宾席上的郑穆公听到了，立刻走下堂来向鲁文公行大礼致谢，鲁文公也行大礼答谢。春秋时期，人们很喜欢引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是所谓的诗以言志。鲁文公是个厚道人，受了卫成公和郑穆公的嘱托，干脆先不回国，再一次折返到晋国，替卫、郑二国说项。作为这一系列外交活动的结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夏天，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诸侯与晋国权臣赵盾在郑国的新城举行了久违的会盟。新城会盟有三个主题：第一，重温践土之盟的誓言，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第二，陈、郑、宋三国检讨孟诸之会的错误，表示自愿脱离楚国的控制，服从晋国的领导；第三，讨论邾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准备对其进行军事干涉。邾国发生了什么事？前面介绍过，邾国曹姓，邻近鲁国，本来也是中原之国，然而地处东夷，风俗习惯都接近夷人，因此长期以来被鲁国人视为蛮夷之邦。公元前639年，邾文公讨伐须句，鲁僖公派兵帮助须句复国，与邾国结下梁子。公元前638年，邾国向鲁国发动报复性进攻，鲁僖公大意轻敌，被邾国人打得丢盔卸甲，连自己的甲胄都被邾国人抢去，挂在鱼门之上示众。自此，鲁邾之间和平共处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627年，鲁国再次挑起战端，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娄。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打算将都城迁到绎城，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占卜。占卜的结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倒是很坦然，说：“有利于民，就是有利于君。上天生万民，又为他们指派君主，就是为了万民之利。民众能得到好处的事，我必定要实行。”寥寥几句话，以民为本的思想跃然纸上。左右大臣劝谏说：“迁都不利于君，如若不迁，您的寿命必可增长，又何苦一定要迁呢？”邾文公说：“君主的使命就是养护国民。个人之命，有长有短，皆由天定，非人力所能改变；而百姓之命，传世无穷尽。所以，只要对民有利，就迁都，乃是大吉大利的事，有何不可？”邾国于是迁都绎城。同年五月，邾文公去世。《左传》对他的评价是：“知命。”乐天知命的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zī）。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邾定公。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的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说起来也是风水轮流转。春秋时期，各国立君的规矩都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儿子的地位。按理说，齐国是大国，玃且又是嫡长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可那个年头，齐国已经不是齐桓公年代的齐国，相比之下，晋国的实力远远大于齐国，捷菑有晋国做后盾，不甘俯首称臣也就可想而知了。新城会盟之后，赵盾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邾国，准备用武力将捷菑推上台。据《左传》记载，此次出征，晋国共纠合诸侯联军多达兵车八百乘，仅作战人员就有六万人之多。回想一下，当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方面出动的部队也不过兵车七百乘。因此，赵盾这次讨伐邾国，乃是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这么做当然不仅仅为了讨伐邾国，而是要向天下人炫耀晋国的武力。不过，八百乘兵车压根没有派上用场。邾国人派了一个使者来到晋军大营，对赵盾说：“您想要敝国立公子捷菑为君，是出于什么考虑呢？要知道，玃且是先君的嫡长子，又是齐侯的外孙，继承君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使者一番话说得赵盾哑口无言。使者走后，他对手下说：“人家说得有理有据，我们非要逆理而行的话，恐怕不祥。”于是偃旗息鼓，解散了联军，放弃了干涉邾国内政的打算。《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这样说的：“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后人解释说，邾国已经有合法的君主，赵盾不顾及大义，冒冒失失大兴诸侯之师，跑到邾国去干涉人家内政，还好及时悬崖勒马，没有铸成大错。为了批评他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以不书其名，而称之为“晋人”。稍微细心一点的人会发现，齐国没有参加公元前613年的新城会盟。分析其原因：第一，晋国势力渐微，不能与晋文公、晋襄公年代同日而语，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然不甘臣服于晋国之下；第二，新城会盟的议题中包括邾国的问题，主旨是要将齐姜所生的嫡长子玃且赶下台来，让晋姬所生的次子捷菑登上君位，齐国人不可能去掺和；第三，就在新城会盟的前一个月，齐昭公去世了。简单回顾一下，公元前61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留下十余个儿子，其中受到宠爱的是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六个儿子，分别为：1．公子无亏（长卫姬所生）；2．公子元（少卫姬所生）；3．公子昭（郑姬所生）；4．公子潘（葛嬴所生）；5．公子商人（密姬所生）；6．公子雍（宋华子所生）。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在易牙等“三贵”的扶持下，率先登上君位；三个月之后，齐国发生政变，无亏被杀，宋襄公出兵帮助公子昭登上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齐孝公在位十年而死，公子潘通过政变上台，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娶了鲁国的公主子叔姬为妻，生下了嫡长子公子舍。然而子叔姬并没有得到齐昭公的宠爱。春秋时期的惯例是“母宠者子抱”，如果母亲不受宠爱，儿子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因此公子舍虽然名为大子，实际上不受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齐昭公的弟弟公子商人开始考虑抢夺公子舍的君位。当然，公子商人有谋朝篡位之心，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在齐昭公还在位的时候，公子商人就开始经营事业。自古以来，阴谋家总是以亲民的形象出现，公子商人也不例外。为了笼络人心，他下了大血本，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齐国第一慈善家。他多次向临淄的居民（国布施，周恤贫民，接济孤寡，把家里的钱财都花光了，又向公室贵族借高利贷，继续做好事。好人做到这个份上，可谓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临淄的国人对于这位春秋时期的山东呼保义无不感恩戴德。另一方面，公子商人还蓄养了一批死士，朝夕训练，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既然有钱蓄死士，可见其借高利贷做善事，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自古欲成大事者，总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子商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齐昭公死后不到两个月，公子商人派刺客暗杀了侄子公子舍。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他没有马上自立为君，而是假惺惺跑去对哥哥公子元说：“公子舍年少而无威，如果当上国君，齐国必然大乱。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齐国，也是为了哥哥您。”请公子元即位为君。公子元的回答很直接：“这君位，你想了很久吧？如果不让你当国君，恐怕觉也睡不好，饭也吃不香。而我不同，我是个甘居人下的人，能够坦然地接受你的领导。所以，拜托你放过我，还是你当国君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公子商人再客套就显得多余了，于是粉墨登场，即位当上了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懿公。但是，从一开始，公子商人这个国君就当得有点悬。首先是齐国民众不服。虽然公子商人

元年（765年），吐蕃再次入寇，李豫准备御驾亲征，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从此神策军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分为左、右两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神策军无论从地位还是规模，都超过了先前的皇家禁军——北衙六军，正式成为皇家禁军。在当时来讲，由于朝政不稳，谁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谁基本上就成了老大，李辅国之所以能够发动兵变，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足够的禁军，而鱼朝恩的权力则更大，神策军本就是他的嫡系部队，现在他成为皇帝陛下至关重要的守护神，所以经常出入禁中，百官无不敬畏。或许是吸取了李辅国和程元振惨痛的经验教训，鱼朝恩成为掌控禁军的第一人后，最初并没有表现出飞扬跋扈、趾高气扬的态势，而是召集诸多文人学士到他的府上讲授经籍、习作文章，努力在朝廷内树立自己崇礼好学的形象。不可否认，鱼朝恩的包装工作实在很出色，但他的本性决定了狐狸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随着权力的增大和皇帝的日渐宠信，鱼朝恩开始显现出他那顽劣的本性。大历元年（766年）四月，鱼朝恩上奏李豫请求将以前朝廷赐给他在京城长安通化门外的府邸改造为佛寺，并申请以太后的谥号“章敬”为寺名。鱼朝恩的这个请求，显然迎合了李豫的心意，在得到同意后，鱼朝恩便开始大兴土木，为了这项改造工程，鱼朝恩虽然尽收京城中的木材，但仍不够用，为此他又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以及百司诸衙的故宅以供其用。当时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上疏极力反对，但奏疏是通过鱼朝恩才能递到皇帝那里的，所以到了鱼朝恩那里，他将这封奏疏扔进了垃圾堆继续施工。工程完毕时，李豫对鱼朝恩更加宠信，任命鱼朝恩为内侍监，并不顾众人的反对，加封他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进封郑国公。至此，鱼朝恩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鱼朝恩不仅通过改建佛寺博得了好名声，事实上他在此工程中捞到的钱财不计其数，可谓名利双收，最重要的是他的官职当时已经深入到内朝的各个部门，本身就掌管禁军的他，随着官职衔的增多，他并没有满足所得到的，相反他却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势力。所以在迈上顶峰的同时，他也开始了逐渐下山的道路。大历四年（769年）二月，鱼朝恩奏请李豫将麟游（今陕西麟游）、普润（今陕西凤翔西北）划归神策军的管辖范围之内，次年又请求将兴平（今陕西咸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扶风（今陕西扶风）也划归神策军管辖。显然，经过两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信经历后，鱼朝恩并未满足于自己的足迹只在京城长安内转来转去，将上述这些地方划归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很明显鱼朝恩是想做河朔三镇那样有地方实权的节度使。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李豫同意了。很多史书记载说，当时李豫对于鱼朝恩的请求毫不犹豫地答应，是因为对他不能遏制，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通过后来鱼朝恩的结局来看，他的下场和李辅国一样，都是拜皇帝陛下所赐。在我看来，李豫之所以同意鱼朝恩的请求，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对鱼朝恩宠信未衰，更透彻地说，他对这个善于伪装的奴才，压根就没有防备。但鱼朝恩显然是那种给点颜色就会开染坊的人，在成功度过最初的伪装岁月后，他开始亮出自己的獠牙。大历五年（770年）正月，鱼朝恩用其亲信刘希暹为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得力的干将，刘希暹在看到主子的权势日盛一日时，他建议鱼朝恩在北军设置监狱，并组织市井无赖诬告京城富贵，将其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屈打成招，没收家产归神策军使用。凭借着这种手段，鱼朝恩领导的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大肆掠夺，而鱼朝恩本人因为手中握有“刀把子”，在朝廷内开始卸去伪装的面具，仗着自己学过几天经学要义，开始不把朝臣放在眼里。例如，鱼朝恩受李豫的命令，以判国子监的身份主持祭孔大典，仪式结束之后，他在国子监引用《易经》中的“鼎折足，覆公餗”这句话，讽刺当朝宰相，意思是当朝的三公犹如鼎之三足，假如三公才能低下，犹如鼎失其足，那么鼎就会倒塌，里边的食物就会倾覆，也暗喻国家会败亡。坦白讲，鱼朝恩所说的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道理的话是要看从谁嘴里说出来的，如果是皇帝陛下说这些话，所有的朝臣全会虚心接受，但同样的话从一个宦官的嘴里说出来，而且还是用教训的口吻呈现出来的，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定然生出一股痛恨。但人的素质和心计是不一样的，如宰相王缙当时就被气得脸色大变，而宰相元载虽然内心十分痛恨，但表面依旧谈笑自若，就连鱼朝恩都不得不对元载产生钦佩之情。“怒者人之常情，笑者则神秘不可测啊！”当时鱼朝恩对身边人说出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带领众人转身离开了国子监。鱼朝恩虽然对元载评价颇高，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重视这个当朝宰相，放眼望去，他始终认为除了皇帝陛下，朝廷内有胆量和有实力和他掰手腕的人还没有生出来。然而鱼朝恩或许想不到，当他高傲地离开国子监时，元载的内心已经开始升腾起一股复仇的火焰，不久的将来鱼朝恩那悲惨的结局中就有他的功劳。敢于掰手腕的人虽然元载内心对鱼朝恩不满，但表面上却不敢显露出来，事实上如果按照派系来划分，元载算是李辅国一党的人，李亨在位时，他因与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受到重用，管理漕运，李豫即位后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即宰相），后又被授与天下元帅行军司马。元载虽然表面温和，但骨子里却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宝应元年（762年）三月，朝廷任命时任户部侍郎的元载为京兆尹，他不满这项任命，就跑去跟李辅国辞职，表示坚决不干。从这件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元载的倔强性格，所以当鱼朝恩在他面前讽刺百官时，元载的心中会是作何感想不言而喻。我们无法判断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有李辅国倒台，自己产生失落之感的因素，但纵观他当上宰相后就始终处在鱼朝恩的压制之下来看，元载肯定对鱼朝恩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朝廷本应该除了皇帝就是宰相，现在一个奴才居然在他头上作威作福，其实换了谁都不会痛快。当鱼朝恩率众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已经暗暗下定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彻底扳倒鱼朝恩，百官之内无人敢向鱼朝恩叫板，而元载现在就要做这个敢于掰手腕的人。元载明白扳倒鱼朝恩仅凭一腔热情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像王缙那样喜怒哀乐全都写在脸上，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更是行不通的。元载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皇帝李豫将是决定最后结局的唯一因素。事实上那么长时间以来，对于鱼朝恩为非作歹作威作福，让百官蒙羞的事情，李豫的心中很是不爽，但李辅国、程元振之后，鱼朝恩现在掌握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在李豫深陷危难之时，唯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军队，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仅此一点就让李豫实在不忍心拿下鱼朝恩。但皇帝陛下的仁慈，在鱼朝恩看来却是懦弱，于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李豫心中对自己先前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同时也让元载抓住了机会。大历五年（770年）正月，在鱼朝恩讽刺百官的十天后，他的养子鱼令徽时任内给使（属内侍省管辖，掌管诸门进物之事）与同事发生了纠纷，回家后向鱼朝恩告状。按说这种小事情，作为朝内第一红人的鱼朝恩应该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去处理，但很长时间以来他的飞扬跋扈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于是在听到养子的告状后，他拍案而起带着鱼令徽到李豫那里去告状。失衡的心态注定了鱼朝恩不可能理智地向皇帝陛下说明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鱼朝恩首次公开向皇帝发难。在李豫面前，鱼朝恩表现得十分傲慢，要求皇帝将和鱼令徽发生争执的人治罪。李豫清楚地明白如果因为这种事情就置人于死地，实在有些说不过去，所以他极力安抚鱼朝恩希望他不要计较，鱼朝恩几次质问皇帝，李豫全都以赔笑脸的方式化解。如果鱼朝恩就此知趣地退下，或许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事的发生，但偏执的他执意要在朝堂之上争出个名堂，在看到皇帝陛下迟迟不给说法的时候，他说出了自己最后的请求。鱼朝恩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李豫答不答应，自己今天一定要达到目的。“陛下，老奴的养子之所以遭受羞辱，就是因为官职卑微的缘故，希望陛下赐给他紫衣。”顺便说一句，依据唐代的官服制度，赐给紫衣意味着加封三品官。从一个无名鼠辈直接提拔到三品官，这已经不知是几级跳了，可是就在李豫还没反应过来时，鱼朝恩已经让内侍太监将紫衣捧到自己的面前，然后他亲手为鱼令徽穿上。刹那间，在场的所有朝臣全都惊呆了，这明显是在向皇权挑战，幸好李豫还是很机灵的，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强颜欢笑地敷衍。“令徽穿上了紫衣，朕觉得特别合适啊！”李豫的敷衍让鱼朝恩错以为达到了目的，他让鱼令徽向李豫谢恩后，随即便不再言语，但此时的李豫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不是滋味，今天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可以说鱼朝恩的做法已经是在羞辱自己。如果任凭这个奴才肆意妄为，他会成为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大的祸害！这是李豫当时冒出的唯一想法。李豫虽然没有露出声色，但坐在宝座上的他脸上还是瞬间流露出了一丝不悦之色，虽然只是一闪而过，但却被善于察言观色的元载看在眼里，敏感的他认为清除鱼朝恩的机会已然到来。当天，元载秘密面见李豫，趁机上奏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说他暗中联合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不断招兵买马，而且他自己本身又统领神策军，如果不及时清除，恐怕后患无穷。元载最后还添油加醋地说，今天在朝堂之上挑衅陛下的权威，就是鱼朝恩意欲图谋不轨最好的证明。元载的话当时让李豫想了很多，他仔细回想鱼朝恩在兵败陕州后被重新起用到现在为止的经历，可以说让李豫有种逐渐被钳制的感觉。公开向皇帝要地盘，国子监羞辱百官，朝堂之上挑衅皇权！这一切景象都在李豫脑中像过电影般的不断闪现，尤其想起今天朝堂之上鱼朝恩那嚣张态势，让李豫顿时觉得不寒而栗。“此人必杀！”李豫下意识地说出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就交给爱卿去筹划吧！”在李豫下定决心的一刹那，元载终于长舒一口气，在他看来，只要有了皇帝这句话，接下来的一切全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虽然他没有兵权，但他坚信自己的智慧抵得上千军万马。有了皇帝陛下的支持，元载开始了谋划，他根据鱼朝恩平日入殿由射生将周皓率领百名武士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作为外援的现状，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清除计划。元载首先用重金贿赂皇甫温和周皓并晓以大义，将两个人争取过来，然后让李豫下诏让凤翔节度使李抱玉担任山南道节度使，将皇甫温调任为凤翔节度使，表面看是重用皇甫温，实则是将其外调以自助。在解决完外部问题后，元载开始着手从内部解决。元载明白鱼朝恩掌握着神策军，所以绝不能采取硬碰硬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既然强攻不成，那就只有智取。攻其不备！在元载看来，这或许是最好的方法。于是在他的策划下，一场清除鱼朝恩的行动就此开始。大历五年（770年）清明节这天，李豫在殿内宴请群臣，整个宴会在一片轻松的氛围下进行，当然除了李豫和元载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稍后不久在这里会对鱼朝恩进行清算。值得一提的是，朝廷的首席宰相元载并没有参加这场宴会，此刻他正守在从朝堂通外宫外的中书省，他所在的位置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谁都必须经过中书省才能出去，换句话说，元载算是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酒席宴间的鱼朝恩显得神采奕奕，当时除了皇帝，似乎就属鱼朝恩是宴会的核心，所以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这场看似氛围融洽的宴会会暗藏杀机。就在宴会即将结束、鱼朝恩准备返回自己的神策军营地时，李豫忽然让鱼朝恩留下议事。朝堂内的官员向皇帝陛下行礼过后，开始陆陆续续地退出朝堂之外，大殿内只剩下李豫、鱼朝恩，以及随行而来的周皓等人。事实上，此时的朝堂之上，鱼朝恩等于已经被孤立起来。李豫的突然挽留，依然没能让鱼朝恩醒悟过来，直到李豫细数他的罪状，他才反应过来，但已经习惯嚣张跋扈的他不仅没有彻底反省，反而和李豫争辩。最后，鱼朝恩甩了句狠话：“陛下不相信臣所说的话，臣身边的这些人可以为臣证明。”鱼朝恩的这句话明显是在逼宫，他的潜台词是：我的手中掌握着神策军，即使你是皇帝又能奈我何？事实证明：人一旦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会被雾霾遮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恰恰处于这种状态，要知道神策军虽多，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跟随他前来的周皓早已经成为元载的人。鱼朝恩说完后，没等李豫反应，他转身便向朝堂外走去，但他没走出几步忽然发现周皓和几名随从并没跟着自己一起走。鱼朝恩心中觉得十分不解，就在他正想回身询问周皓时，元载已经带人突然出现在朝堂之上。“什，什么意思？”鱼朝恩刹那间意识到情况不妙，他本能地产生了一丝恐惧。“哼！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知道陛下厌恶你很久了吗？”元载冷笑着说道。“厌恶我？”鱼朝恩不解地问道，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高高在上的李豫，似乎在向李豫求证。“你嚣张跋扈、羞辱大臣、暗中扩充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李豫厉声问道。“陛下不要忘了，是谁在陛下狼狈逃往陕州时带着人马护驾的！”鱼朝恩争辩道。“够了！即使你护驾有功，这么长时间以来，朕回报你的已经足够多了，但你身为臣子，却不懂得做臣子的规矩。朕就是厌恶你。就算你掌握着神策军，现在你又有什么本事施展！”李豫越说越激动，最后他不等鱼朝恩再次辩解，便下令将其诛杀。“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奴才在朕面前永远消失！”李豫的声音已经近乎咆哮。李豫一声令下，元载和周皓等人立即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然后五花大绑地拖到后殿，将其吊死。刚才还满是喧嚣的朝堂瞬间恢复了平静，李豫坐在宝座上喘着大气，他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恢复平静。没过多久元载和周皓等人将鱼朝恩的尸体带回大殿向皇帝陛下复命。李豫的眼睛直勾勾地瞪着鱼朝恩的尸体，片刻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眉宇间显出一丝舒缓神色，仿佛压抑许久的情绪随着鱼朝恩的死而瞬间得到释放。但站在朝堂下的元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明白鱼朝恩虽然已死，但他掌控的神策军却依旧存在，如果接下来的事情处理不当，将会酿成大祸。“陛下！鱼朝恩虽然死了，但外边的神策军还在，臣认为陛下应该立即对外下诏，说鱼朝恩顶撞陛下，陛下一气之下罢免了鱼朝恩观军容等使的职务，但依然保留了他内侍监的官职，可是鱼朝恩却备感羞愧，自缢身亡。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稳住神策军。”元载的话让李豫从刚才的如释重负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他命人妥善处理鱼朝恩的尸体后，便让元载按照刚才的提出的建议写了一封诏书。在诏书的最后，李豫加了一句话：“鱼朝恩既已自缢，其余诸人皆不问先前事迹。”可以看出，李豫试图通过自己主动将神策军和鱼朝恩划清界限，来稳住神策军，不让事态进一步升级。事实证明，在李豫和元载君臣二人的努力下，诏书一经发布，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李豫下令让鱼朝恩的家人将其尸体领回，并赐给六百万钱作为丧葬费抚恤其家属。鱼朝恩的家属和神策军在本次事件中都没有生出事端，但为了以防万一，李豫加授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以安抚北衙的神策军，因为他知道玄武门对于自己的重要性，安抚住北衙禁军，等于守住了大门。不过，李豫虽然对神策军安抚之策，但对和鱼朝恩先前交往密切的官员，却毫不留情进行打压，例如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连坐鱼朝恩之罪被贬出京城。鱼朝恩就这样结束了他那嚣张跋扈的一生，和李辅国、程元振相比，鱼朝恩的下场可以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父亲回家。凯瑟琳侍候用餐，清洗餐具。晚上6：00：凯瑟琳退场，霍尔顿现身读报、看新闻、更新信息。晚上6：55：霍尔顿完成更新，退场，桑迪现身。晚上7：00：桑迪与父亲一同看电视，忍受父亲一再转台。晚上8：00：父亲睡在客厅地板上。桑迪退场，卡伦现身，出门拜访邻居（亨利和艾迪），在前廊聊天。晚上8：15：卡伦退场，卡伦1现身，洗澡。迈尔斯曾短暂出现，用拖把卡住门，父亲无法任意开门。晚上9：30：卡伦1退场，卡伦入睡。卡伦给我的日记不只这些，但格式内容原则上都差不多。每天参与的人格约有6至10人。※※※※“卡伦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帮助她的内在人格了，”霍尔顿说，“她想留一个下来，以防万一……”“万一她想再次逃避、想躲起来？”我替他把话说完。“对，”霍尔顿继续，“卡伦3只有‘自怜’的态度。她表现得像个受害者，也是我们之中意志最消沉的一个。卡伦2越来越常跳出来，让大家多少开心一点。我报告一下目前的状况：现在还剩詹森、卡伦2和3——噢，当然还有我——等待融合。”※※※※“你考虑过融合的事吗？”我问卡伦2。“嗯，其实我想得挺多的。我不太想加入这个无精打采的团体。我不想分担他们的痛苦……也不想失去我的人生乐趣。”“你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你的乐趣呀，你应该是为了某个目的才存在的吧？能不能多告诉我一些你的事、你的角色？你是何时诞生的？”“我1969年诞生。那时我们念高中，一天到晚跟男生约会；没错，这就是我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我通常跟年纪比较大的人约会；等我回到里面，换卡伦3出来，这段关系大概就结束了。她呆板、性冷淡；而我呢，嗯，当然比她有经验啰。”※※※※“卡伦的丈夫真的很恶劣。”在催眠状态下，年轻的卡伦3如此说道。“昨天，卡伦2骂他，然后就进来换我出去。结果我出来的时候，他一拳打在我脸上。”“一定很恐怖。”“恐怖，没错；稀奇吗？不稀奇。”我可以感觉到，卡伦3让我的心情变差了；好像她身上会发出某种致死射线，能把好心情消灭。她第一次来找我时，我也有这种感觉。眼前这位卡伦3是分裂的儿童时期的卡伦，仍需与整体融合。“我找不到人说话，”她说。“以前我会跟凯瑟琳还有安聊天，但她们都不在了。我很气卡伦2。她吼我，叫我不要出来‘碍事’。可是乔希对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就躲进来，我必须出去承受。我觉得我好像被钉在一面镜子上，镜子里的我伤心又丑陋。”“你听起来好像很不快乐。我只能想到一个办法：你必须让其他人分担你的烦恼，然后融合。”“可是我不想害大家跟我一样惨兮兮的。我的责任就是当受气筒。”“我了解，可是我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受的气原本就是属于大家的。”“哦，好吧，如果你认为这样比较好的话。”“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们下一次就来进行你的融合吧。”※※※※“对啊，有时候我希望我的分身能回来，”卡伦沮丧地说。“他们总是在一旁支持我。我觉得我失去他们，忘记他们已经在我身上了。我想知道每一件事的每个部分，我知道答案就在我的脑袋里，可是我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根本没办法想起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照顾弟弟们好几年，但我不记得实际上做了哪些事。我没做过饭，没洗过碗，没洗过衣服，没擦过灰尘——全都是凯瑟琳做的。现在我得自己做。其实做事的感觉并不差，但我以前为何不做呢？我觉得好失落、好空虚。自从朱莉安融合后，我再也想不起他们每一个人的样子了。当然也有好玩的时候啦。比方说，我正在吃芦笋，这时我女儿会说：‘妈妈，你不是讨厌芦笋吗？’然后我会随便搪塞一句‘我忘了’或是‘我今天不觉得它难吃’之类的话，因为我不再讨厌芦笋了。”※※※※“真吓人，卡伦开始自己思考了，”霍尔顿说。“她渐渐了解每个人存在的目的。现在，已经融合的人格全部混在一起，我们分不出来谁该负责哪一部分。我很难过卡伦得自己承担丈夫的羞辱；我甚至还动了想杀他的念头，真不像我。卡伦搞不懂她怎么有办法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我谢谢霍尔顿的信息，换其他人出来。“如果你打算融合卡伦3，肯定一头陷进大灾难之中！”卡伦2说。“卡伦会变得很沮丧！万一她又想自杀怎么办？那我得常常出来找点乐子。”她对我眨眨眼。“卡伦3即将融入一个更大、更完整的个体，”我说，“也许会有一阵子不太好过，但我想最后不会有事的。”“等我融合好了，我希望能支配卡伦久一点。”※※※※卡伦3与其他人格融入的那个“卡伦”不太一样，这一点仍令我百思不解。也许我不该想得太具体。卡伦3——卡伦的童年部分——在内在系统中也有属于她的角色：接收并承受沮丧。这个人格需要释放，与整体融合。我试图想象卡伦脑中的情景，仿佛这些分裂人格被一个个倒进大桶子里，让过去从卡伦的意识分裂出来的信息片段或精神结构，确实回到未分离或重组的状态。当然，卡伦3可能压抑了不少情绪，需要缓解——她必须敞开心扉，让其他人一起承担。※※※※“以前，我不怎么介意遗失时间，”卡伦说，“但现在我觉得很不正常。昨天，我失去了一整天，前天则有半天不见了。我有好多事要做，万一失掉时间，我会赶不上进度。”“你准备好跟小时候的卡伦3融合吗？”我问。“大概吧。她是我沮丧的部分，对吧？”卡伦不是在提问。她早已知道答案，她只是希望我能分担她的疑虑。“你可能会有点沮丧，”我说，“但我认为最后应该也会跟前几次融合一样，感觉会慢慢变淡，成为你内在的一小部分。”“可惜我们不能让这部分继续独立留存。”“如果让卡伦3继续留着，我担心你没办法处理或缓解她的情绪。沮丧很可能突然发作，直接影响你。让她与你融合，我们才有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予治疗和协助。”卡伦似乎挺满意我的解释。“现在，让自己坐得舒服点吧，”我说。我开始催眠她，着手融合卡伦3。“我担心我会把沮丧传染给大家，”卡伦3说。“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压抑自己？”我问。“对，”她说，“所有痛苦的情绪和自卑都是我在承担。我也得承受她丈夫的羞辱。卡伦只负责忍受他说的话，但感觉全部由我接收。”“你是如何诞生的？”我问。“卡伦出生后没多久，凯瑟琳、霍尔顿和卡伦博就成形了。然后卡伦1出来扮演小女孩，卡伦2生来就不受负面影响。我生于卡伦两三岁的时候。我在里头待了很久，但莎拉诞生后，我又出来了。理论上，我们3个‘卡伦’几乎同时诞生，只是作用不同，所以我们拥有相同的名字。”“卡伦难过的时候，我会承受她的悲伤。父亲骂她娼妓，我会带走这种话给她的感觉。父亲也常羞辱她。比方说，卡伦13岁时，父亲带她去买长睡袍；他跟店员说她是他妹妹。我也替她承受羞辱感。”卡伦细数她的任务，语气疲倦又绝望。“卡伦几乎不会哭，我替她哭。有时候，卡伦一见到你就哭起来，那是因为我出来了。希望我没把你搞糊涂了。”其实我从头到尾都不曾搞清楚过，我心想。“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好了。”“请你先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一下，我们待会儿就请你进来。”卡伦和我展开熟悉的融合步骤。我先解释卡伦3的角色，以及她如何诞生。卡伦让卡伦3进来。卡伦说，卡伦3在发抖，泪眼婆娑；她是她年轻时候的样子，她能听见她的想法。她们彼此向对方保证，请对方安心。卡伦3并未移动，因此卡伦走向她。“她站在我旁边，快速移入我的身体。”卡伦停止描述，我看着卡伦努力进行。“我可以感觉到她。好亮，好刺耳……她完全融入。我看不见她了。”“现在我要离开你的小房间，”我说，“你会接收到一大堆她的记忆，不过我相信你已经有能力处理了。”我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你想起什么了？”我问。“我看见一名年轻黑人。我在车上。我听见父亲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1997年7月21日与卡伦3融合7月17日，礼拜四，卡伦3与我融合。直至与卡伦3融合前，我仍有疑虑。对于这部分的我，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大多时候都处于沮丧、难过的状态，所以我担心这次融合会伤害我。我从她那获得的第一份记忆是父亲开车经过林肯中学。他直接开进敞开的铁栅门、越过学校操场，朝一群正在打棒球的黑人青少年直直冲过去，想撞倒他们。父亲亮出他从伯特那儿偷来的警徽，威胁孩子们离开这里别再回来的时候，我就坐在汽车后座。他们落荒而逃，他哈哈大笑，然后转过来对我说：“唯一的好黑鬼就是死黑鬼。”这句话伤我伤得很重，因为他常喊我黑鬼，要不就说我的嘴唇像黑鬼，说我有黑鬼的鼻子。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始了解卡伦3这个人。她30岁，在我出生后（大约2岁时）跟着诞生。她是开始接受你治疗的人。她常有自杀的念头，头痛的问题很严重。换她出来时，她几乎都在睡觉。我想，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卡伦3扮演的角色很重要。渐渐想起她为我的付出之后，我慢慢觉得有她在身边，我真是太幸运了。过去这几天，我才知道几乎都是她在承受我丈夫的言语羞辱。我知道他会给我乱取绰号，取笑我，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他这么过分，才开始体会被羞辱的感觉。我不确定该怎么对待我丈夫。有时候，我知道他的怒气是针对我而起的。但是，他怎么可能在完全不了解我为何改变——当然是因为融合——的状况下，容忍我的改变？我不可能为了他而继续留在过去的状态，因为我根本不记得他喜欢哪一个我。说真的，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与之生活17年的陌生人。每当我看着他，我能立刻感受到他对我的憎恶。现在卡伦3融合了，我开始感觉到对这个人的愤怒。我恨他如此残酷地对待我。我发现我很希望他走，更悲哀的是，我甚至希望他死掉。卡伦3认为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她想死。现在我感觉这次融合大概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我想短时间内我没办法接受另一个人。接下来这个月，我必须适应我的改变。对我来说，通过其他人的眼睛看世界是个崭新的经验，我希望能多花点时间好好享受、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忘记大家。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5章卡伦2与詹森“怎么了？”我问道。卡伦摇头，仿佛想借着摇头避开问题。“我只是绝望。这么多年来，我不断被批评，被苛责，我无能为力。我只能靠时间慢慢沉淀，成为卡伦的一部分。一下子承受那么大的羞辱，感觉糟透了。”进入催眠状态后，詹森说他不敢把作品带过来，他不知道为什么。经我一步步诱导，他终于承认：其实他很清楚，把作品带来后他就要被融合了。我试着安抚他，表示我们会把看画和融合的时间分开，但我们俩都知道这是小小的谎言。我想，如果让他知道我能了解他的想法，也许他会感觉好些。“卡伦2说，不管我愿不愿意，下次都要换我融合，”詹森说。他有一种其他孩子欠缺的、温柔体贴的气质。“她想当老大来指挥我。我出来画画，但她把我推回去，她好看电视。”我说我会跟卡伦2聊一聊，设法确保他会得到应得的时间。“我听见那小兔崽子说的话了！”哈，卡伦2，我想。“听起来，你好像让他不太好过哦？”我耐心与她周旋，试着隐藏我的不耐烦。“他动作好慢！”她说，完全没注意我的态度和语气。“他一直在搞那些无聊的图画，没完没了的！”“希望你这礼拜能多给他点时间，让他完成他的画。他必须画完才能接受融合。”“噢……嗯，好吧。我自己也没在外面待很久啊……我很守本分，没去打扰卡伦3融合哦！但是要我管住舌头实在够难的。我好讨厌卡伦她妈，好想叫她闭嘴。霍尔顿总是得设法按捺住我的脾气。”“她不也是你的母亲吗？”我问。“我从来不把卡伦的父母当成我自己的爸妈。我挑了某些人的优点和特质，在我心中打造我自己的理想父母。”“你从哪儿挑人呢？”“电视节目啊，电影啊，诸如此类。我的父母很正常，不会虐待我，但他们也不是真的。我们这儿的其他人大多把霍尔顿和凯瑟琳当爸妈。桑迪假装自己是被领养的，而她慈爱的亲生父母在某个遥远的地方。”“你出来之后都怎么打发时间？”我问。“我喜欢与人相处。我喜欢跟莎拉在一起，帮助她建立自信。我不想失去行事的能力。我希望大家当初融入的对象是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我问，“你融入他们，他们融入你，你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呀。在我看来，谁也没占到便宜。”卡伦2深思良久。我趁其不备，直接切中要害。我想她可能以为，作为各独立人格的接受者，自然拥有相当程度的支配与自治能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每次卡伦都被迫改变，她根本无力控制。“假如我融合了，我怕我只会占整体极小的部分。”“没那么小吧！”我大笑。“也许没那么小，也许正好相反。”她笑了。“我非常强壮，意志坚强，假如我不愿意，即使是霍尔顿也没办法逼我回去。”说不定我能借着这个机会更了解“转换”的感觉。“你从‘外面’回到‘里面’时有什么感觉？”“当在外的人格开始退回内在，”卡伦2好像在解释给小孩子听，“声音好像被包住，视线也变得模糊；然后就被吸回去了。假如我没事干，或者并非在专心做事，霍尔顿就会把我拉回去；一回到里面，我的力量就变弱了，没办法挤开霍尔顿，取代他的位置。凯瑟琳偶尔也能把我弄进来，不过她会耍花招设计我，骗我说里头有人需要我。”“你好自信，”我恭维她，“你一定能带给她很多好处，让她受用不尽。”“也许我们可以留下两个人，卡伦和我！”她开朗而热切，仿佛突然想到自己有钱买新衣服似的。“你可以先继续融合詹森和霍尔顿。我喜欢独立存在，我想当一个完整的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曾有过不好的经历。假如我融合了，我就会变成被虐待过的人。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你想你要多久才能准备好？”我听出她的恳求，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对卡伦来说，融合我才是最好的选择。”她的热情突然消失了。“但我认识的人、我的朋友怎么办？我常常在卡伦睡着后，溜出去跟他们碰面。”我什么都没说，只是望着她。“我知道我的时候到了，”她垂头丧气。“你想在什么时候进行？”我继续施压。“公元2000年？”她振奋了些，“我一定得说个详细日期吗？”“我们可以下次再来讨论，”我说。“现在请你先回去，我好带卡伦回办公室。”“我一定要回去吗？我想继续待在外面做几件事。”※※※※过了一个星期，1997年9月9日，卡伦2在催眠后第一个现身，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从“推销家用塑料制品的聚会”上带了几幅画回来，全家到处挂；她还告诉我她给莎拉买了鞋，也描述她跟朋友出去玩的琐事。她滔滔不绝说着一堆不相关的事，直到我打断她的话。“你考虑过融合了吗？”我问。卡伦2突然停住，活泼开朗的情绪瞬间化为担忧与严肃。“嗯，考虑过了。我并非百分之百赞成这个主意，”她瞪了我一眼，“但我知道这样能帮助卡伦。最近我读了一些有关虐童的信息，让自己更加熟悉也更加了解了我们的处境。”“如果卡伦能把世界想得更美好，更安心过日子，那就太棒了，”我说，试图巩固她必定能对卡伦有所贡献的想法。“对你来说，我渐渐变成一个麻烦人物了吧？”她说。“你担心我会接管卡伦的内在系统，控制她。但现在，我却担心我会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你希望什么时候做这件事呢？”“下礼拜应该可以。”她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神情有些凄凉。“我很享受每一次出来的机会，但我想也许我能用另一种方式享受它。我一直在观察卡伦，我看见她过去的每一部分仍尽力做自己该做的事。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关键词 >> 孩交videos视频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