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色九九九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5:43
色色九九九履平地。”简单解释之下，我全力控制起黄土，泥沼中出现了一道宽大的土堤。众人翻出主舱，沿着不断扩展的土堤走向石室的一角。“麻烦你保护下大家，注意碎石。”我冲莫炎道，他点头看了看四周，双手划动几下在头顶凭空燃起一片火焰。全神贯注之下，石舫头部被下部隆起的黄土缓缓抬升，不多会便直立了起来。喷射的酸液飞快地腐蚀着石室的顶部，很快便融出了一个硕大的凹坑。几只巨大的金属球出现在凹坑周围，快速摇摆数下之后接连撞向坑底。轰地巨响，顶层坍塌下，一片厚重的泥浆落入石室，大量的湖水疯狂灌入，笨重的石舫被冲得歪倒在一边。“大家靠拢！”我大喝一声，金属迅速地在身周聚拢，一个密闭的金属罐舱将众人包裹了起来。身下黄土暴涨，飞速推进下金属罐舱直射顶层洞口。水流大力冲来，金属罐舱被弹回石室，地下再度涌起黄土，迎着着激流将金属罐舱直直顶出洞口。强大的水压之下，罐舱厚实的四壁不断凹陷，一股湖底激流卷过，金属罐舱在湖水中翻滚数下碎裂了开来。晕眩在脑部散开，浑身脱力的我包被在一个巨大的水泡内随着水流漂浮开去，恍惚中眼前闪过一片银色……八、搬头怪尸身体和四肢不住地在软如棉絮的物质上翻滚，莫名的舒适引领着我进入了梦境般的空间，懒懒的不想动弹，如果不是口中那股辛涩的味道刺激着大脑，或许我会就此睡去。“睡醒了？”莫炎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突然出现在面前，着实吓了我一跳。“一定是出来时累坏了。”晖儿递来一杯热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滇池小屋的沙发上。“我昏过去多久？”介于以往的经验，比较关切这个问题。“从你飘在水上打呼噜开始计算……”S在电脑前坏笑道，“大约不到半小时左右。”“跟林岳学什么不行，尽学他损人的调调。”“切，我学他？他那点功力还不及我一半！”莫炎摇了摇头，闪到一边研究起地图来，晖儿笑着劝着我和S，小屋的窗外透入一片灿烂的阳光。……下了火车，沿公路向北直上。曲靖通往沾益的道路并不长，但却因不久前暴雨造成的泥石流阻塞了路面。莫炎到附近人家打探了下情况，便带着我们自山路步行前进。一路景色怡人，气温舒适，一直压抑紧张的情绪渐渐地舒缓开来。“唱山歌勒～～”我兴致勃勃地拉开嗓子来了一句，可一时间却忘了歌词，后半段一下卡在了喉咙里。“王三姐，麻烦你轻点，我怕把狼招来。”S撇嘴道。“唱山歌勒，这边唱来那边合，那边合，山歌好比春江水也，不怕滩险弯又多喽弯又多～～”高亢的歌声传来，莫炎在前面且歌且行地唱起了这首传统山歌，嗓音虽不算动听，但略带沙哑的歌声别有一番韵味。众人听着歌声渐渐平静下来，一路行去脚下轻松无比，这感觉像是在经历一次假期旅行，早已忘却了那纷纷扰扰的古史谜团。日头西斜，山路虽不崎岖但始终影响了行进的速度，望着渐晚的天色我们不禁加快脚步希望尽快找到一个村落歇脚过夜。远处露出一个楼角，稍显疲劳的众人不由精神一振，但走到近前却发现是一座矗立山间的孤楼，外观格局看去似乎是云南常见的吊脚楼。楼前有一洼浅浅的水池，上面那小巧的竹棚似乎是为了遮挡阳光和落叶。掬起一捧清冽的池水，痛饮数口，沁人心脾的清爽带走了不少的疲惫。池边落着稍许树叶，微风拂过间，叶片飘动散开，青石铺就的地面光洁干净。“这楼里有人住着。”S望着楼上轻轻飘动的炊烟，用力吸了吸鼻子，“好香的味道。”莫炎点了点头，带着大家从一边的竹梯走上了楼。竹楼的门半掩着，门边放着一个粗瓷坛子。莫炎并没有叫门，而是随手揭开坛口封盖，摸出几张纸钞塞进坛内，在我们奇怪的眼光注视下，推开竹门自顾走了进去。跟进门内，三个装束各异的男子正围坐在中间的围炉边烧煮着食物。靠里是一张大的有些夸张的竹床，一名中年汉子正倚在上面吸着烟锅。见我们进来，这些人都抬起头来，或招手或点头地打着招呼。“这是什么地方？山间自助旅馆？”S一边笑着点头，一边低声问莫炎。“是远道来的汉族朋友哦。”围炉边离我们最近的老汉搭话道，“这是我们云南山里的竹楼子，寨子里的乡亲建的，干肉、盐巴、辣子都有哈。”旁边的两个男子一并点头，起身友好地递过几块烤好的肉来。喷香的肉食引得我们饥肠辘辘，当下也不客气，各自抓过大嚼起来，口中不住赞好。原来这竹楼是远处寨里的村民建造的，专给过路投宿不便的行人住宿。主人在屋内放一些干肉、油盐、柴米、辣子任行人食用。行人次日离开时，在屋外的坛子放下一些钱钞作为报酬，数量却是自己衡量的。纯朴的民风习俗让我们啧啧不已，相比自私自利的都市人而言，这里似乎还在路不拾遗的尧舜时代。屋里的四个人都懂汉语，交谈沟通却也不成问题。最先招呼我们的老汉叫老田，布依族的老猎手；一旁头上带着绣花白头巾的小伙子叫岩虎，傣族人，是村里的农户；腰里配着长刀古铜色皮肤的壮汉叫巴查，景颇族人，是去沾益走亲戚的；而倚在竹床上抽烟锅的中年人叫曼林，侗族人，是个贩卖卤肉的货郎。老田祖上是沾益一带的猎户，靠打猎为生，猎过豹子、人熊、山猪之类的猛兽，传到他这一代，却已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家传的本领。不过常年出没在深山老林中，老田的阅历倒是十分的丰富。茶饭之余，大家便坐在围炉边上，听他讲起各种趣闻经历，浓重的乡音中满是神秘怪诞。岩虎听得有些入神，不时地与S和晖儿争着提问，巴查则一直严肃地示意他们不要打断老田的故事。莫炎一直望着窗外的天空，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对围炉边的故事丝毫不感兴趣。我搂着晖儿，静静地听着，也许是这些天来经历的事情太多，总觉得故事中的情节和之前的经历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曼林不爱多话，一直默默地抽着那根粗大的烟锅，只是在气氛高涨的时候才裂嘴笑笑，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月牙子到山边上咯，大家都歇了吧。”老田看了下窗外，停住了话头。“老田，再说两段撒。”岩虎意犹未尽道，“那山上的女伢子是不是仙女唷。”“冒角的牛犊子胡想甚么？！”巴查在岩虎头上拍了一掌，“月牙子靠山边不睡瞌睡，日头上来爬不起，姑娘不会喜欢贪睡的老虎。”一片善意的笑声中，岩虎涨红着脸压灭了围炉的余烬。曼林磕了磕烟锅，顺手扫净了那张宽大的竹床。“啊呀”，晖儿低呼了一声，牛仔裤上蹭到了一片污渍，身边两个斜靠的袋子油腻不堪，透出一股腌卤的味道。曼林忙不迭地道歉着，原来那是他贩卖剩下的卤猪头，放置时收拾不当溢出了油腻。晖儿看了看我，苦笑了下，毫无私密处的屋内，这么多男子面前也不方便替换弄脏的裤子，但那油腻却又湿的厉害。“卤油不怕哈，把些炉灰抹在上头咯。”老田笑着让晖儿坐下，捧了些炉灰堆在油渍上，示意她抹开。晖儿将信将疑地抹着炉灰，又照老田的说法将灰拍去，裤子上只留下一块灰色的痕迹，那些湿油竟全干掉了。曼林支吾着拿着块布巾，在一旁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晖儿谅解地笑了笑，示意已经没有大碍。宽大的竹床足以容下十个人并排躺着，屋内的八人自然是宽松有余。S睡在靠墙的一侧，晖儿紧贴着她躺下，我、莫炎、老田、岩虎、曼林、巴查依次相邻睡卧。“哎，人老咯，脑壳像漏了水的瓢子。”老田叹了一声，想起什么似的说道，“大伙睡前摸一哈身边人的脑壳，说几句话哦。”睡觉前摸头？这是什么民俗习惯？不仅我们，其余的三人也发出了疑惑的声音，似乎这并不是人所周知的传统。“这片寨子外头的山里经常会有搬头尸搬人头哦。”老田的语调变得古怪起来，“这东西会混在赶路的人里头哈，趁人睡瞌睡的时候搬了脑壳给自己用。”诡异的说法在老田的渲染下充满恐怖的意味，漆黑的屋内似乎阴冷了起来，竹床连着几下颤动，看来被吓着的不止我和晖儿两人。“老田，莫要吓人撒。”岩虎鼓足勇气问道，“搬头尸没的脑壳哦，大伙都有撒，摸个啥子唷。”“嘿嘿，你吃的盐巴少，就是不晓得这里头的道道哦。”老田继续营造着恐怖气氛，“搬头尸会障眼法，用其他东西装在脖子上当脑壳，围上头巾，没的光的时候才会变成原来的样子。”众人一阵无语，各自心中揣摩着老田方才的话，心里早已相信了大半。“老人的经验比户撒刀还珍贵。”巴查开口就是一句谚语，“大伙照着做咯，从汉族朋友那里开始吧。”“晖儿，你的头发摸起来真柔顺，最近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S倒也听话，立刻照办，只不过这对话还真……“呵呵，哪有你说的那么好。”晖儿被逗乐了，小声道，“都三天没洗头了……”……“亦凡，休息好，别总想那么多事情。”“嗯，我会的。”……“莫炎，你鼻子不舒服？”“没什么，不习惯这卤汁的味道。”……“莫兄弟脑壳生的够方正哈，是个好人哦。”“我只知道自己不算坏人。”……“小哥儿的头巾不错，相好的妹伢子送的哈？”“老田，莫笑话我撒……”……“曼林阿哥，你头上咋也是卤猪头的味道撒？”“贩卤货咯，辛苦哦，一身都是这味道撒。”……“巴查兄弟嫌弃这味道不？”“上山的男人刀不离手，贩卤货的有卤肉味没啥关系。”此起彼伏的语声不断响起，直到巴查和曼林的对话结束，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发生，大家当下安心了许多，各自招呼了几声便纷纷睡去。屋外的山风轻拂着树叶、竹林，缓慢而碎散的声响有些催人入眠，不知名的虫子正在奋力地鸣叫着，满脑的思绪在这亲近自然的环境下渐渐隐退，沉沉的睡意悄无声息地将我包裹了起来。滚动，停止，滚动，消失……梦中奇异的感觉牵引着心里有些不适。奇怪的压迫临近，抬手驱赶，手上触摸着金属的质感。力量传来，金属质感脱手而去…………阳光一丝丝地钻入眼皮，无论怎么变换姿势角度都无法躲避，屋内的语声有些遥远，却又十分清晰。大脑不住的胀痛，懊恼中我爬起身来，却正迎上一把锋利的砍刀。“恭喜你中了头奖。”莫炎坐在一边，冷冷地望着巴查手中的砍刀。我茫然地四下看了看，晖儿和S还在熟睡中，老田也是人事不省，曼林缩在巴查身后一脸惊恐，岩虎……脑中猛地一惊，岩虎那结实的身体依旧躺在竹床上，但粗壮的脖颈间已满是厚结的血痂，绣花头巾凌乱地丢在一边，他的头颅竟然不翼而飞了！“豺狼披上人皮却不能遮住它的尾巴。”巴查怒视着我，手里的砍刀往前伸近寸许。“我？你……觉得我是搬头尸？”虽然有些混乱，但他的举动已明显的表明了态度。“你手上有血。”莫炎似乎有些火上浇油。抬起手来，我难以置信地发现那上面竟满是血迹。“这么早就吵架，谁丢钱包了？”S揉着眼醒了过来，手却僵在了眼角边上，“搞……搞什么啊？！你们……啊！”她也发现了岩虎那无头的尸体。“把刀放下！有话慢慢说。”晖儿不知何时也已醒来，包中的短柄猎枪端在了手上。“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你们的朋友是搬头尸。”巴查的腮骨鼓动了两下，手中的砍刀仍然紧逼着我。“女伢子先放下枪哈。”老田的声音传来，他的身子蜷缩在竹床的内侧，一把铜炮子猎枪直直地指着晖儿头部。眼前的局势一触即发，照这个距离我无法在不使晖儿受伤的情况下对付两个威胁，何况莫炎的身体还正好夹在了我和老田之间。摇了下头，我示意晖儿放下枪，老田似乎并不放心，手中依旧端着铜炮子猎枪，只是枪口已指向了我和莫炎。“巴查兄弟，我手上有血迹并不能代表什么。”拖延时间趁机扭转局势，这是我唯一的想法，“你们单凭这点就判断我是搬头尸好像说不过去吧？”“他没必要舍近求远。”莫炎指了指巴查和老田，“你俩更方便下手。”“妖魔总是用狡猾来掩盖事实，就算不是他也有可能是你！”巴查手中的砍刀指向莫炎。“莫要吵，岩虎这伢子身上奇怪的很。”老田正在探视着岩虎的尸体，铜炮子猎枪也已不再对着我们。“他身上还有岩虎的手印子唷。”曼林突然从巴查身后跳了出来，大声叫道。顺着他手指的位置，我和众人一齐看去，一个血手印赫然出现在我身侧的衣服上。“大小也对上了哈。”老田小心的比划了一下，点头道，“曼林的眼睛像天上的老鹰哦。”他说着手中的铜炮子猎枪又端了起来，身体巧妙地隐在了我的背后。晖儿和S见状正想帮忙，却被机警的巴查用刀拦住。所有不利的条件我几乎都占全了，再拖延解释也已于事无补，我暗暗向莫炎丢了个眼色，准备反控局势。莫炎同样在老田的射程之中，但他的手上已隐隐燃起了一团灵火，吞吐间似乎有个熟悉的脑袋冒了出来，是……尸獾？！轰地，铜炮子猎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身体脖项间被轰出一个血洞，头颅在无力的支撑下摇晃了几下落在地上，双眼间满是不信和怨毒。老田的确不亏是世代猎户，精准的枪法下死亡变得没有那么痛苦。但即便枪法再好，被轰掉脑袋的身体也不应该还能跑动。可眼前的事实却不由得不信，一具无头的尸体正迈开双腿向着屋外蹿去，只是还未接近竹门却已被莫炎挥出的尸獾咬住了腿脚，失去平衡之后倒落在了地上。老田填好火药冲了上去，对着尸体的胸口近距离地放了一枪，一滩乌黑的血液流淌开来，尸体的手脚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那尸体当然不是我，巴查惊讶之间用砍刀拨弄了一下地上的人头，厚重的头巾散开，油腻的伪装下那张面孔分明是岩虎！“岩虎的身上都是卤油哈。”老田走了过来，歉意地向我点了点头，“他也不是和卤肉睡在一起咯。”“曼林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血手印。”莫炎悄悄收回尸獾，“除非他预先就知道。”老田看了眼莫炎，点了下头，冲晖儿笑道：“对不住咯，怕惊动了被他逃掉哈，女伢子也莫怪哦。”巴查走过来，用力地拥抱了我，取下腰上的刀鞘，双手将砍刀和刀鞘递到我的面前，满脸的坚定：“景颇汉子不向朋友挥刀，砍刀送你！”这倒令我不知所措了，刚想推让却被巴查将刀硬生生塞入手中，接着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楼门。愣神间我立即追去，老田一把拉住了我。“景颇汉子的户撒刀比性命还重要哈。”他摇头道，“景颇人直爽的很，最恨冤枉好人，巴查是在赎罪，你就莫要追去咯。”听老田这么一说却也不好再追巴查，我只得收起砍刀，转身与莫炎收拾起地上的尸体来。门口的尸体被铜炮子猎枪轰烂了大半，我拉过曼林的袋子，倒出卤肉想去装盛尸体碎块，却发现一个裹着头巾的卤猪头滚了出来，猪头上的耳朵和鼻子被削去，猛一看倒像是一个肿大的人头。“难怪岩虎说他头上有卤猪头的味道。”莫炎看了看猪头道。“顶着卤猪头卖卤肉，离谱……”这事情实在诡异的让我难以接受，想起昨晚曼林拿出分食的卤肉，胃里不禁有些翻滚。手下一滑，装入一半的尸体从袋中落出，着地间竟发出了一声金属的响动。莫炎和我都是一愣，围拢着仔细探看。阳光下，碎乱的尸块间，一把黄铜色的古怪短剑正闪着怪异的光芒……九、猎首刑天黄铜色的短剑并没有佩戴在搬头尸的身侧，而是卡在了胸肋的主龙骨上。刚才的震动使剑身有些松落，较重的剑首部分敲击在地上发出了响动。讶异之下我完全忽略了尸块的肮脏，随手便拔下了短剑。沉重的感觉似乎有些熟悉，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片断，仔细拼凑间竟发现那是昨晚梦境中的触觉。“剑上有你的味道。”莫炎似乎嗅出了什么，向我低声说道，“好像前不久你碰过。”“应该是昨晚……”我下意识地说道，“压迫感让驭金的能力自动反应了。”莫炎瞥了眼我身上的血迹，明白了什么似的点了下头，转身在地上拾起一块散落的卤肉，仔细嗅了嗅，脸部的肌肉微微有些抽动，随即手脚麻利地将所有的卤肉捆扎进同一个袋子内。“卤汁里有黑色曼陀罗。”莫炎拿起一旁盛水的竹筒灌了一口清水。“莫炎兄弟的鼻子赛过猎狗哦，真是黑曼陀罗哈。”老田走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
亲王典兵制度，但他也隐约感觉韩建的动机极其可疑，可是一时间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应对，于是只得将韩建召进宫，想从中调解一下。可是韩建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宫，无奈之下李晔让诸王前往韩建的府邸亲自解释明白，但却被韩建拒之门外。事实上此时的韩建早已经计划好，在拒见诸王的同时，他再次为皇帝李晔送去奏文，在这篇奏文中，韩建终于向皇帝陛下吐露了真实的想法：“诸王忽然来到我的住处，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担心他们发动叛乱，臣经过认真的思考，觉得还是不与诸王见面为好，诸王应该自闭嫌疑，不可轻举妄动。如果陛下具有友爱之心，请依据祖宗旧制，让诸王重新回到十六王宅，为他们选个好老师，教以诗书礼仪，不要让他们典兵干政。另外，也希望陛下能够下令解散那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禁军，以此来光大皇家的威严。”韩建德的奏文显然是在逼宫，但他明白以皇帝李晔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解散禁军、取消亲王典兵制度的。于是在奏文刚刚送上去，还没等皇帝李晔有任何反应，韩建便带领精兵将李晔的行宫团团包围，以武力胁迫李晔同意取消亲王典兵制度。李晔看到一场兵变即将到来，被逼无奈之下只得同意韩建的要求，当天就下令诸王统领的军士全都回归故里，诸王回归十六王宅，其武器装备全部由韩建接管。剥夺了诸王的兵权后，韩建并未善罢甘休，他知道要彻底解除属于皇帝李晔的军队，解除诸王的兵权只是第一步，解散安圣、捧宸、保宁、宣化四军是他的下一个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实施第二步措施。韩建继续上疏皇帝李晔，再次透露自己的想法：“陛下如果能够选贤任能，就足以澄清天下的祸乱，何必另置四军？这样给人的感觉是陛下对军队有亲疏之分，背离了无偏无党之道，况且四军所招募的都是些市井无赖及奸险刁蛮之徒，太平时期尚且想发动变乱，遇到危难时必不为用，让这些人整天张弓持刀地守在您的身边，臣很不放心，因此臣请求解散四军。”皇帝李晔至此终于明白了韩建德的意图所在，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韩建德奏疏虽然言辞谦和，但李晔明白这是先礼后兵，如果不同意韩建德请求，接下来他定会再次以武力相逼。于是他勉强同意了韩建德的请求，将重新组建的四军两万多士兵全部遣归故里。至此，李晔辛苦组建的四军转眼之间化为乌有。值得一提的是，捧日都头李筠在几次动乱中始终保护保护皇帝李晔，特别是承天门之乱的时候，如果没有李筠的护卫，李晔很可能已成为李茂贞的阶下囚，而且此后一路护送李晔至石门，堪称其功居首。可是韩建认为，李筠如此能干，是自己的心头大患，于是请求皇帝李晔将其处斩。最终李筠在华州大云桥被斩。韩建只用了两封奏疏就成功剥夺了诸王的兵权以及解散了四军，这让他感觉皇帝陛下已经牢牢被掌控在自己手里。不过，虽然诸王的兵权已经被解除，而且四军也已经不复存在，但诸王只要存在一天，韩建也不得安宁，因为谁能保证他们将来哪一天不会协助皇帝李晔东山再起，因此他下定决心必将诸王置之死地而后快。事实上韩建并不惧怕已经没有兵权的诸王，他唯一惧怕的是李克用插手此事。因为当时延王李戒丕前往晋阳向李克用求援，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身在晋阳的李戒丕一定会让李克用出手相救，所以韩建没有轻举妄动，等到八月李戒丕回到华州后，韩建知道李克用自顾不暇，无力发兵顾及皇帝李晔，因此决定实施自己的第三步计划。和先前的两次上疏一样，韩建这次依旧想用上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在第三封奏疏中这样写道：“自陛下即位以来，与邻近的藩镇关系不断恶化，都是因为实行了亲王典兵制度，因此凶暴之徒趁机作乱，致使陛下一再流亡。先前臣奏请革除诸王兵权，其实就是担心发生不测，最近臣又听说延王、覃王等人还想谋反，希望陛下尽快下定决心将他们除掉，臣这是为了大唐社稷着想。”韩建本以为李晔这次还会像前两次一样，被迫同意自己的请求。但让他想不到的是，皇帝李晔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让他亲手除掉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事情他是不可能答应的，所以他严词拒绝了韩建的请求。不过皇帝李晔的拒绝，所带来的结果就是韩建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几天后，韩建和枢密使刘季述矫称奉诏令发兵包围十六王宅。当时正值清晨，诸王尚未起床，闻讯后每个人都披头散发，惊慌失措地向四处逃跑，有的人爬到墙头，有的人登上屋顶，并大声呼喊，请求来人救命。不过他们的呼喊声并没有奏效，韩建带着士兵闯进宅邸后，将通王、沂王、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覃王、延王、丹王共计十个亲王一起挟持到城西的石隄谷，将他们冠以谋反的罪名全部杀死。当皇帝李晔得知消息后，他顿时震惊了，诸王是他的兄弟，如今惨死在自称“臣子”的藩镇手上，这不能不让李晔为之痛心。但李晔也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现在不是对韩建问罪的时候，此时他必须强忍悲痛，想尽办法尽快摆脱韩建德控制，回到京城长安再作打算。为此，光化元年（898年）新年刚过，李晔为了尽快回到京城长安，以及尽早解除关中地区的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自己的过错，解散各地前来勤王的军队，恢复李茂贞的官爵。李茂贞此时正与蜀中的王建交战，在看到皇帝李晔妥协，自己暂时无暇东顾的情况下，也做出了让步，表示愿意改过，与韩建共同拥戴皇帝李晔。当李茂贞听说朱全忠已经吞并徐兖地区，正在加紧营建东都洛阳，准备奉迎皇帝陛下前往洛阳的时候，他们因担心失去皇帝李晔这块招牌，于是急忙上奏皇帝李晔，请求重建京城长安的宫殿，然后护送其回京。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对抗强大的朱全忠，李茂贞和韩建结成了联盟。考虑到自己实力尚且弱小，他们又极力拉拢李克用，声称皇帝陛下已经流亡在外很长时间，作为臣子的互相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同辅佐王室，使皇帝陛下早日回京，并请求李克用派河东的能工巧匠协助修筑宫城，而李克用的头号劲敌便是朱全忠，所以他答应了李茂贞和韩建的请求。李茂贞和韩建因为朱全忠的存在，而极力促成皇帝李晔回京事宜，这对于李晔来讲无疑是个好消息，所以他立刻诏令韩建为修宫阙使，全面主持重修长安宫城事宜，韩建派其部将蔡敬思负责具体的修缮工作。当时长安城因为屡遭战火，特别是李茂贞攻占长安后，破坏更为严重，宫城连同市井焚烧殆尽，经过韩建等人将近八个月的紧张维修，皇宫内院修缮完毕，而且韩建亲自主持验收工作。随着李茂贞的归顺，关中地区总算安定下来。光化元年（898年）八月，皇帝李晔结束了两年的流亡生活，自华州启程，于八月二十五日回到京城长安。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皇帝李晔无疑是兴奋的，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获得了重整朝纲的机会。不过，他一定想不到，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荆棘坎坷之路。第十章身陷囹圄权臣专政皇帝李晔自华州返回长安后，藩镇们更是不将他放在眼中，朝廷政令不通，威信进一步下降。而且在朝廷内部宦官依然嚣张跋扈，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执掌大权，目无法纪，专权乱政，皇帝李晔时刻想剪除骄横的宦官，可是当时朝中大臣几乎都依附宦官，并无可用之人，李晔选来选去只得选中了崔胤。李晔之所以选中崔胤，是因为崔胤与宦官素有积怨，而且这种积怨早在他的父辈时代就已经形成。崔胤是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宰相崔慎由之子，文宗李昂在位时期，崔慎由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崔慎由在宫中值夜班，将近午夜时分，一个宦官将他召进秘书殿。此时宦官仇士良正坐在堂上等待崔慎由的到来，见到崔慎由后，仇士良告诉他皇帝陛下身体长期不好，而且自即位以来政令不行，皇太后有意册立新君，崔慎由身为翰林学士，这个诏书应由他起草。崔慎由当时听完后大吃一惊，表示自己宗族将近三百人绝不做这种灭族之事，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仇士良见崔慎由严词拒绝，沉默良久后打开后门将其带到小殿，只见文宗李昂身处其中，仇士良当着李昂的面细数其过失，而李昂却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手指李昂对他说，如果不是崔学士拒绝起草诏书，陛下就不能坐在这里了，然后将崔慎由送出殿外，并叮嘱他千万不要泄露此事，否则其宗族都要受到牵连。崔慎由将此事的详细经过记录下来，始终藏在枕下，从来没对外人说过。后来临终时，将记录本交给了崔胤，才使得崔胤了解了宦官们到底有多么嚣张跋扈，自此之后，崔胤十分痛恨宦官。崔胤虽然外表庄重，但内心却诡计多端，皇帝李晔虽然讨厌其为人，但为了除掉宦官又不能不暂时利用，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皇帝李晔和崔胤每天密谋如何除掉宦官。虽然两个人是密谋，但宦官们对此却一清二楚，因此以崔胤为首的南衙和与宦官为首的北司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崔胤外有朱全忠作为靠山，在朝廷内始终趾高气扬，而宦官们也是外结藩镇对崔胤针锋相对。为此，时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抟因担心这样会导致宦官作乱，便上疏皇帝李晔，认为作为人君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做到无偏无私。宦官专权由来已久，其势力已经形成，想一下子加以剪除是不可能的，应该采取因势利导之策，用正常的手段将其除掉，而不是和宰臣简单的商量去除宦官之事，这样会让宦官们生出祸乱。应该说，王抟的话很合乎实际情况，也很有针对性，但崔胤一向与王抟不和，而且先前崔胤被罢相，他也是怀疑是王抟在背后搞鬼，因此记恨在心。这次王抟的上疏让崔胤找到了搞倒王抟的机会，于是他向皇帝李晔进谗，说王抟是奸恶之人，已经被宦官宋道弼等人收买，成为了宦官的内应。不过，皇帝李晔虽然抵触王抟的上疏，但他也知道崔胤的为人，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事实上，崔胤积极协助皇帝李晔铲除宦官，除了他憎恨宦官之外，还因为他想独揽朝廷大权，而且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后台做保证，崔胤可谓是有恃无恐。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专权，可同时又忌惮藩镇的嚣张跋扈，更担心朝政被藩镇把控，因此在看到崔胤和朱全忠走得越来越近时，便决定将其清理出朝廷。光化三年（900年）二月，李晔下诏任命崔胤为清海节度使出镇广州。崔胤明白皇帝陛下这是将自己排挤出朝廷，他实在不想出京，可是作为臣子又不能抗旨，因此他再一次向朱全忠求援。在离京前崔胤写信给朱全忠，称自己是受到了王抟的排挤才被皇帝陛下逐出朝廷，希望朱全忠能够为他主持公道。朱全忠得知自己在朝廷的代理人遇到了麻烦，于是立即上疏皇帝李晔，公然表态说崔胤绝不能离开京城，而且王抟与宦官相互勾结，将会对大唐的江山社稷产生威胁，要求罢免王抟以及宋道弼、景务修。朱全忠的奏疏是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皇帝李晔的龙书案上，一方面是表明自己态度坚决；另一方面也是为皇帝李晔施加巨大的压力。朱全忠作为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藩镇，有着可以征服任何一地的实力，皇帝李晔面对韩建、李茂贞这样实力相对弱小的藩镇尚且忍气吞声，更何况是强大的朱全忠。因此，李晔思虑再三，为了避免关中地区在生战乱，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召已经在半路上的崔胤重新回京。六月十一日，崔胤重新回到京城后，被皇帝李晔再次起用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同时罢免王抟的宰相职务，以宋道弼为荆南监军、景务修为青州监军。次日又下诏将王抟贬为溪州刺史，后来又贬为崖州司户；改诏将宋道弼流放欢州、景务修流放爱州。十三日下诏令三个人自尽，王抟最终死在了蓝田驿，宋、景二人则死在了灞桥驿，崔胤由此实现了独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崔胤仰仗朱全忠，在朝廷中大权独揽，逐渐形成飞扬跋扈之势，宦官们虽然失去权势，但却不敢与之相争。可是崔胤却仍不满足，因为从职位角度来讲，他还不是名义上的首席宰相，当时位于崔胤之上的是时任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徐彦若，崔胤为了成为首席宰相，千方百计地想将徐彦若排挤掉。徐彦若也很识时务，主动向皇帝李晔提出要到外地担任节度使的请求。当时地方藩镇基本上已经不听朝廷诏令，只有薛王李知柔控制的广州地区依然听命于朝廷，所以皇帝李晔下诏以徐彦若为同平章事，出任青海节度使。挤走了徐彦若之后，崔胤并未善罢甘休，不久，在他的运作下，另一位宰相崔远也被罢免职务。此时的皇帝李晔处境极为艰难，对于强大的藩镇他已经是一筹莫展，且要处处仰起鼻息，而朝廷内宦官专权已使其无计可施，现在崔胤又依靠强大的朱全忠开始独断专行。面对外有强藩、内有权臣的局面，李晔逐渐感觉自己有些无能为力，曾经的雄心壮志开始一点点地泯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地变成一个情绪暴躁之人，难以听进大臣的劝谏。例如右拾遗张道古上疏痛陈时弊，说国家现在有五危、二乱之难，从前汉文帝即位不久，就明习国家事务，可是陛下登基已经十几年了，却还没有掌握驭臣之道。想当年太宗贞观时期，天下安定，四夷顺服，而现在国家的疆域在一点点地缩小，臣真的担心朝廷社稷会被奸臣把持，最终被贼臣所有。张道古的奏疏虽然说得句句在理，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导致皇帝李晔看罢顿时勃然大怒，立即将张道古贬为施州司户。事实上李晔未必不认为张道古说得有道理，只是这封奏疏直接揭开了李晔内心深处的伤疤，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李晔颜面尽失，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李晔已经不愿意再直面国家的各种矛盾以及弊政。张道古的上疏不仅没有带来积极效应，反而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触痛了李晔灵魂深处的痛楚，让李晔在此后的日子里更加意志消沉。为了排泄心中的苦闷，他整日借酒消愁，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而且喜怒无常，时常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擅杀宫人，弄得宫中上下人人自危。李晔心理状态的变化，使朝廷内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崔胤因为有着强大的靠山而完全不在乎，更何况朝政还需要他这个首席宰相去处理。而那些地位卑微的宫人只能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行事，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但是先前被削弱的宦官势力，内心却是想法多多，在他们看来，皇帝李晔已经将宦官视为眼中钉，而且朝廷大事都与宰相商议，早晚有一天自己会被皇帝除掉。所以他们想以皇帝李晔意志消沉不理朝政为由，逼迫李晔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李裕即位。最关键的是，皇帝李晔虽然先前将把持朝廷大权的宋道弼、景务修除掉，但宦官势力中把持左、右神策军军权的人还依然存在，所以军队将是他们实现自己计划的依靠所在。宫廷政变皇帝李晔虽然先前打击过宦官，但左、右神策军依旧掌握在宦官手中。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刘季述、右军中尉的王仲先以及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宦官头目，一直密谋逼迫皇帝李晔退位，要将太子李裕扶上皇位，进而达到通过拥立之功重新纵揽朝廷大权的目的。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五日，皇帝李晔带着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皇宫北部禁苑打猎。由于当天捕获了很多猎物，所以傍晚时分，李晔命手下人在禁苑里摆上酒席品尝自己捕获的猎物，君臣一直狂饮到午夜，而后李晔醉醺醺地回到后宫。酒后的李晔心情更加烦闷，为了发泄怨气，他挥剑砍杀了几个宫女和宦官，随后便脱衣睡下。此时的李晔一定想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冲动之举，为他带来了一场祸事。次日，已到日上三竿之时，皇帝李晔因为昨日喝得头昏脑涨还未起床，宫门也紧闭未开。刘季述等人见此情形，知道机会已然来临，便前往中书省对崔胤说，鉴于宫门紧闭，担心宫中发生大事，自己作为内臣，有权处理宫内事务，所以想要带兵前往后宫查看。面对刘季述等人的要求，崔胤也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按照规定，刘季述的做法不妥，但近日来往于宫中的闲杂人员很多，例如
户。清兵们先是要银子，后来就无所不要了。直到20日的白天，还没有人身伤害。但是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听到了砸门声、鞭子抽人声和受伤人发出的嚎叫声。那个夜晚火势蔓延开来，但有些地方的火被雨浇灭了。到5月21日，一份告示保证说，如果藏起来的人能够出来自首的话就会得到赦免，于是许多藏在自己家里的人走了出来。可他们走出来后却被分成50或60人一堆，在三四个士兵的监督下，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就开始用长矛一阵猛刺，当场把他们杀死，即使仆倒在地者也不能幸免。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扬州变成了屠场，血腥恶臭弥漫，到处是肢体残缺的尸首，一切社会准则都不复存在了。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自己献给清兵，最要紧的是用身体赎回她们的生命。逐渐地，一股疯狂席卷了入侵者。任何女人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有可能被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一些市民像奴隶一样为清兵服务，替这些入侵者做饭，打扫卫生。由于这种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赦免，因此其余的人也极力想加入进去，但是被拒绝了。与此同时，大屠杀仍然在继续。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那些从城墙上跳下去企图逃跑的人不是摔断了大腿，就是落到了流氓无赖和散兵游勇手中，他们把这些人抓起来拷打，要他们交出财宝来。在城里，一些人藏到垃圾堆里，在身上涂满烂泥和脏物，希望以此躲开人们的注意，但是清兵不时地用长矛猛刺垃圾堆，直到里面的人像动物一样蠕动起来，鲜血从伤口流了出来。大火蔓延开来，那些因为藏在屋子里或地下室里仍然活着的人们，或者是被无情的大火所吞噬，或者是战战兢兢地跑到街上来，被那些仍然在屠城的清兵杀死了。甚至那些被正规的清军放过去的、赤身露体在街上游转的、孤弱无助的市民，又被成群的散兵（“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拦住，乱棒打死。到5月25日，即滥杀和抢劫的第六天，这场大屠杀结束了。清军接到豫王的命令，就此封刀。和尚们得到命令开始收集和焚烧尸体。到5月27日，开始赈济口粮。又过了几天，那场雨——它使大火没有毁灭整个城市——终于停止了，太阳也出来了。当时的人们估计，有80万人死于这场屠杀。
史可法功过评价
史可法的尸体没有在死者中找到，这并不令人奇怪。传说他还活着，这甚至还为一些在城市陷落之后起义反满的民军提供了旗号，他们宣称，史可法领导着他们。尽管史可法幸存的亲属向当局保证说，那个军事将领是个冒充者，但是这个疑问一直存在。史可法的旧日幕僚阎尔梅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这些疑问：元戎亲帅五诸侯，不肯西征据上游。今夜庐州灯下见，还疑公未死扬州。阎尔梅耿耿于怀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这表达了他对史可法防守战略的失望。不太令人理解的，是清朝总督洪承畴也不相信史可法的死讯。他在一年以后，曾向昆山的忠君之士顾咸正打听史可法是否还活着。因为参与吴圣兆起义而被捕的顾咸正，面带嘲笑地回答了洪承畴的问题。他暗示说，洪承畴自己也曾被误报死亡：“汝知洪承畴死乎，不死乎？”不过，看来已不必研究关于史可法死刑执行的清官方记载了，特别是在史可法就义时目击者的证明材料后来由他的养子和一个当时在场的卫兵公布出来以后。尽管没有尸首用来祭奠，但是史得威还是尽力为他父亲建造了一座坟墓。第二年，得威把他父亲的衣物收集到一起，象征性地埋在扬州北门外的梅花峰下。甚至在进行这种追孝之举以前，多铎本人已经下令，在已经破落不堪的扬州城内建祠，以纪念史可法的在天之灵。这样，这位已故的前明将领很快就成了日益增多的英雄崇拜者的偶像。人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对多铎本人来说，纪念这样一个已经埋葬了的忠贞不渝的义士，有助于把这场疯狂的掠杀变成一种庄严的、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从抽象的价值观来看，史可法对于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承担的儒教义务，已经远远超出了满人与汉人的冲突。正因为如此，人们后来把他当作“忠正”的楷模，认为他是仅次于文天祥的忠君榜样，而乾隆皇帝为了清朝本身也利用了史可法这种臣僚的忠诚。随着不断地受到赞美，史可法的历史地位被大大提高了。他的信件——甚至他给密友的私信——也被认真地收集起来，他许多警策的话语也一直为人所传诵。到18世纪末，他的被理想化了的形象被刻成受人欢迎的雕像在扬州出卖，此时，他已成为超凡的人物。到了20世纪，他的死难使他成了“民族英雄”，一个受到人们“最衷心地”尊敬的“民族英雄”。不过，即使在史可法成为这样一个中国人民的民族英雄以后，关于他的历史作用的看法仍然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1966年在公开出版物上热烈讨论史可法地位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他在扬州的遇难只不过是一件偶然的光荣事件，但同时他却由于“封建的忠君思想”和“对农民起义军进行16年之久的反革命镇压”而受到了斥责。有人说，“史可法是镇压农民革命的最大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而同时，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的令人钦佩的自我牺牲精神已在“客观上”弥补了他名声的疵点，因而可以继续鼓舞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当代中国史学家，曾经大声问到：“为什么这样一位鞠躬尽瘁和自我牺牲的人最终不能免于失败？”因为，如果史可法的牺牲只是为了自新补过，那么它肯定就不能够弥补扬州城的战略失误。正像17世纪在史可法死后一位作者指出的那样：史道邻有才，然无力回天。江淮是为南北要道也，虽其殉难何以当之？史可法不仅因为没有分权而受到批评，而且因为他没有勇敢地抵制像马士英这样的人也受到了清初史学家们更多的指责：史可法忠有余而才不足。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可”，然其已从之。士英晨入而可法暮出。他的一些同时代的人认为，史可法并不精明老成，史可法的功绩不可避免地因在扬州的失败而打了折扣。不过，洞察得更为敏锐的清代史学家认识到，仅仅根据军事上的成功与否对之进行轻率的功过评价，并不公允。在描述扬州的失陷时，李天根写道：“众将甫逃，黄河一线十里空营，故皇清军整队入城，毁扬州而断外援，可法死而国家随之亡。悲夫！我时思之，古之亡国之君者，无若刘禅之昏庸者，其有诸葛武侯之才亦不足以救之。何论才不如武侯，君昏过刘禅、不识其将败者乎？然则，可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之谓‘任重而道远，人死而道尽’乎？细思之，我等当勿以成败论史阁部也。”因而，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史可法的殉难和扬州的失陷猛然掀起了一股死节的浪潮，这既包括那些曾经供职南明的人们，也包括这场大崩溃的直接目睹者。对于一些忠君之士而言，满兵对这个城市的征服引起了他们强烈的自责。他们对这场苦难的耳闻目睹考验着他们个人的操守；可以说，他们个人生命的意义也到了最后关头。诸生韩默听说了这场悲剧的详情之后，对他妻子说：“吾读圣人书，当守义死，不可苟活！若自为计。”说完，他自己跳进了水井，随后他妻子和最大的儿子也跳了进去——因为这种义务感，韩默的妻儿在后来的地方志中受到了同等赞誉。对许多人来说，扬州的陷落既粉碎了人们收复中原的希望，却也鼓舞了人们用不断反抗满人统治的方法把人们从绝望中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比如说后来，在宋江式的忠君分子头脑中时时浮现的，就是史可法的殉节。弘光帝出逃
扬州的失陷也预示了弘光政权的命运。清军获胜的消息一传到南京，弘光皇帝立即召集他的高级阁员会商。与曾在崇祯皇帝最后几天向皇上提出南迁建议相似，钱谦益主张，首都应该迁得更南，也许可以到贵阳去。弘光皇帝反对这个建议，同时也拒绝接受马士英的意见，即把朝廷撤到长江南岸防线，可能有希望沿长江固守这道防线。南明防守低岸的部队由47岁的杨文驄率领。杨文驄（贵州1618年的举人）曾在华亭做过学官，在那儿他曾随董其昌学习绘画。他是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的一个密友，也是马士英的连襟。尽管他在1644年因为贪污被免去了江宁（南京）的地方长官职务，但是他又被任命为南京政权兵部的文官，并且接管了南京的长江防务。这个时候他可能极清楚自己作为阮大铖和侯方域之间的调停人该做些什么。事实上，日后国人也正是把他看作一个政治调停角色的。到1645年5月29日，多铎的满汉部队渡过瓜洲，抵达长江。第二天，多铎沿着与大运河相交的长江北岸摆开阵势，与对岸保卫浙江的杨文驄的水军和福建水军指挥郑鸿逵（海盗郑芝龙的兄弟）对峙。明军水师忙着杀死那些想渡江逃走的高杰残部，但是6月1日深夜，清军把一些粗粗赶制的木筏送进江中并用火把照亮，于是明朝水师中了圈套，以为是敌人进攻了，浪费了大量的弹药，而同时李率泰带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穿过西部防线，一举包围了明守军。放弃浙江之后，郑鸿逵和他的士兵慌忙逃往长江，然后从海上逃往了福州，在那里他帮助了唐王登基，也就是隆武皇帝。杨文驄跑到了苏州，在那里他帮助领导了江南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参加了唐王政权，任兵部侍郎。这时，因为浙江轻而易举地落入手中，清军主力开始进军南京。清军挺进的消息传到了南明首都。一本日记写道：顺治乙酉五月初十日（1654年6月3日）连日警报叠至……夜分北风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进迫神京，时日将晡，弘光计无所出，召内臣韩赞周问策，韩云：“此番势既汹涌，我兵单力弱，守和无一可者。不若御驾亲征，济则可以保社稷，不济亦可以全身。”弃城出逃的主张再次出现，像他的叔父在北京时一样。弘光皇帝得知，他的臣民已经做鸟兽散。不过，和崇祯不同，弘光皇帝发现他要走的小路并没有被封锁。一本匿名的日记记述了弘光皇帝的出逃：时将二鼓（6月3日），从通济门出。携带惟太后、一妃及内相多人，文武绝少。或云往武林，或云往云贵，或云往太平，纷传不一。是举，旬日间，啧有人言，未尝不叱其伪。不论是在史书里还是在戏剧里，在历史中还是历史外，这位逃跑中的福王都哀叹着他的失败——实际上正是他放弃了这个首都。在《桃花扇》里他唱道：堪伤，寂寞鱼龙，潜泣江头，乞食村庄。在道白中，他又说到：“寡人逃出南京，昼夜奔走，宫监嫔妃，渐渐失散，只有太监韩赞周，跟俺前来。”根据一些记载，弘光皇帝最初逃到南京东南的太平地区，但是刘孔昭闭门不纳。遭到拒绝以后，他接着去了长江在安徽的港口芜湖。在那里，他可能死在百川桥。一些人说，有一个忠臣，眼看他就要被清军抓住，于是就用手把弘光皇帝按进水里，以防被俘。另外的材料记载了他的自杀，而且还像崇祯一样，在桥上留下了绝望的遗嘱：我家养士300年，现在众官何以如此绝情弃我而去？不过由于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一些官吏们的负罪感或者充满了弘光同时代人对传奇的偏爱，因此，它们不是完全真实的。弘光皇帝确实在逃出首都后跑到了太平，而且城门也确实向他关闭了；但是后来在6月5日，他于安徽中部长江南岸铜陵的黄得功营地找到了避难所。当弘光帝被领进指挥部时，黄得功禁不住失声痛哭。起初他想推卸掉现在已落到他身上的历史责任。“陛下死守京师”，黄得功对他说：“臣等犹可尽力，奈何听奸人言，仓卒至此，且臣方对敌，安能扈驾！”弘光帝凄厉地说，黄得功不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将军，黄得功深受刺激，以至终于同意承担起保卫弘光的任务。黄得功说：“愿效死”。6月15日，叛徒刘良佐到达了黄得功在芜湖的营地。他带着多铎的一支旗军，同时还有前瓜洲驻军将领张天禄及其队伍。他们要求南明皇帝投降。黄得功拒绝了。但是在刘良佐身后，张天禄突然施放冷箭，正中黄得功喉部，这位忠君的指挥官一会儿就死了。他的主要助手们没有犹豫，两个支队指挥官马得功和田雄马上就把弘光皇帝交给了刘良佐将军，并且投降了清朝。此时，弘光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回南京，引起了一场大混乱。十一日（6月4日），昧爽，哄传上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时隐遁，有不去者，将门首封示尽行洗去，男女蜂拥出门，扶老携幼者，不可胜数。间有妩媚少艾，金莲踯躅，跬步难行，见者心恻，既出而复，十有八九，以路多兵也。已而闭门，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终矣。一部分人——在史书中径称“百姓”——更想所做的却不是冲出城去。他们决定任命那个冒名的太子做皇帝。带着做为人质的大学士王铎，他们打进了城里的监狱，要求狱长指太子给他们看。因为害怕，监狱很快就屈服了，尽管他一个劲地发誓说，把这个年轻人投进监狱的不是他而是马士英，但还是差点儿被这些暴民杀死。由于太子的说情，王铎的性命得以幸免。人们把这个假太子扶到马上，穿过新华门，拥入武英殿。暴民们没有时间为这个冒牌者的登基进行准备，但是在发现一个箱子里存有戏剧服装之后，便挑选了一件戏剧中皇帝穿的龙袍给这个年轻人穿上。他穿着这件漂亮的龙袍，坐在弘光皇帝旧日的皇位上，众人便围在阶下高呼万岁。此前连着几天，天气都是阴云笼罩，而那天天空却放晴了。旁观的人们认为，灿烂的阳光是一种好兆头。让假太子在武英殿坐上皇位，是城市百姓的一种自发行为。王之明（如果这确实是他的名字的话）与其说是学士和高官的君主，还不如说是庶民和小吏们的头领。几个小时后，几乎南京各部门的小官吏都来向这个人鞠躬效忠，他们相信他会成为这个政权的皇帝。不过，高级官员中只有几个人来了。实际上，这位假太子的登基，在那些曾经建议福王把这个年轻人关进监狱去的人当中引起了一片恐慌。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张捷在一座庙里悬梁自尽，而杨维垣则投井自杀了。曾最早建议福王登基的官员李沾命令轿夫火速将他送至赵之龙的家，在那儿，他请求赵的帮助，并且得到了赵之龙使他安全出城的令节。反对这位假太子登基最为坚决的自然是马士英。不过，就在王之明身着戏服、被一群暴民加冕之时，马士英正平安地来到了城外，有400名贵州籍精兵保护他前往南方。马士英在6月4日逃离南京的表面原因是为了保护弘光皇帝的母亲邹氏的安全。不过，有些人认为，那天随他离开南京的老妇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母，但打扮成了皇太后的模样。可是那人当时的身份是皇太后，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她后来死于事变，但是声称皇太后的人在马士英的车中，就为马士英提供了一个借口——尽管只是一种花言巧语的借口——以推卸他在首都所负的责任。然而，马士英不光彩的名声仍然留在了城里。尽管他不论走到哪里几乎都遭到反对，他仍在不断地努力以再次加入到南明的事业中去，即使是在福建，他还是站在复明分子一边继续奋斗。不过，到他最后被俘并在浙江一个集市上被砍头示众为止，他的名声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就像人们习惯上认为明北京城失守的责任应由奸臣周延儒承担一样，马士英也是一个要为南京政权的败亡承担责任的败类。实际上，在公众眼里，马士英与周延儒是一丘之貉，因为当时一首流行的歌谣说得很清楚：周延儒，字玉绳，先赐玉，后赐绳，绳系延儒颈，一同狐狗之毙；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腹藏草，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章太炎何以成大师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君宪先锋严复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
而代善已经六十岁了，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消磨殆尽，再也没有腾空而起的勇气了。而且代善性格本身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而不是积极进取，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之想，在大清国的凶险万端的政治棋盘里，他是难以坐到帅位的，把一个不适宜的人放在高位上，最终只能祸及自身。代善沉默了半晌，最终表态：“睿亲王若当皇帝，是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难当大任。”代善一下子把最有实力的豪格和多尔衮都照顾到了，不可谓不老奸巨猾。此时豪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济尔哈朗身上，他知道，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肯定在一条战线，代善老油条，只有济尔哈朗能帮助自己。两天前豪格就派人联系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已定立我为君，但还需要跟您商量。”这话说得很有学问：第一，表明我豪格已经有两个旗的支持；第二，我很尊敬您郑亲王；第三，希望您投我一票。豪格已经有皇太极遗留下来的三个旗的支持，只要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有八旗的一半在，豪格稳操胜券。然而毕竟事关重大，济尔哈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豪格的确有军事才能，己巳之变时在广渠门曾与袁崇焕交手，皇太极第二次南侵时他在宣府、大同一带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打林丹汗的时候他也立下大功。1634年皇太极在询问群臣大明、朝鲜、察哈尔蒙古，这三个应该先打谁时，豪格说：“打明朝如果只是打下锦州，其余城池打不下来，会使我军师老兵疲。我军应该兵分两路，一路带着红夷大炮去打宁远，另一路绕开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之地逼近北京，与此同时联合中原流贼，如此北京唾手可得，至于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可以缓图之。”能意识到联合李自成、张献忠来一起掀翻大明，豪格是大清这边的第一人。然而豪格也有诸多缺点，他虽然军事上有谋略，但在政治上很不稳重成熟，与老成持重这四个字相距甚远，这是最致命的，当一把手的军事才能可以稍逊，但政治谋略一定要极强。此外豪格的生母也非显赫之人，想到此，济尔哈朗犹豫了。而多尔衮的雄才大略远在豪格之上，政治军事才能都是一流。最终济尔哈朗对豪格如此回复：“我支持你继承帝位，但睿亲王尚未知晓，待我与众人商议。”八月十四日这天，在决定清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始终盼着济尔哈朗表态支持自己的豪格最终什么都没等来。济尔哈朗面色铁青，始终一言不发，于是豪格坐不住了，说：“我德薄能鲜，难以当此重任。”说罢，离席而去，大清国的皇位就这样与豪格彻底无缘。见豪格离席而去，济尔哈朗庆幸自己的选择，豪格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问鼎宝座的，一个男人最关键的成大事品格是沉得住气，连气都沉不住，还能做成什么？两黄旗的将领见豪格离席而去，便纷纷紧按佩剑，说：“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等必以死相拼！”代善见状，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起身离开。对他而言，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他就想安度晚年，享尽荣华富贵。到目前为止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济格也起身离开，他知道，如果表态支持多尔衮的话，他就走不出这间屋子了。此时，两黄旗的将领剑拔弩张，多尔衮和多铎不甘心退让，济尔哈朗一言不发，究竟该怎么办？多尔衮后悔不已，要是自己跟豪格一样把自己的亲兵带来，现在的局势绝不是这样。崇政殿上的龙椅空荡荡的，与自己相隔不过十米左右，然而自己此时如果敢坐上去，就必然被两黄旗的人剁成肉酱。多尔衮毕竟有雄才大略，此时如果他进一步，则粉身碎骨，退一步，支持豪格，那么日后豪格也必然拿自己开刀，他与豪格无论谁胜利，最后一定是兵戎相见，使得立国不久的清政权陷于内战与分裂，而问鼎中原则彻底在内耗中成为梦幻。多尔衮有雄心壮志，问鼎中原，坐在北京才是他的梦想。想到此，他抓住了两黄旗人的一个点，两黄旗人说必须立先帝之子，豪格已经离席，换句话说，只要立一个不是豪格的好操控的先帝之子，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想到这，多尔衮不紧不慢地说：“两黄旗各位言之有理，但既然肃亲王不愿做皇帝，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可是福临年纪小，应该让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福临长大，再让他亲政。”多尔衮一席话，剑拔弩张的各方松弛了下来，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也是所有人都只得接受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另一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这条力才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多尔衮和豪格是两条边，而福临才是对角线。在多尔衮与豪格等人剑拔弩张之际，最后的赢家，此时才五岁半的福临还在光屁股玩呢。此前福临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福临的出生，《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他妈孝庄怀孕时，身上有红光，裙子上有龙盘旋的形状，周围的侍女以为着火了，但是走到近处又看不见了。等到孝庄临生福临前夜，她梦见一个神仙把孩子给她，神仙说：“这是一统天下的主人。”说完孝庄就醒了，第二天生下了福临。第二次是1642年皇太极出去打猎“圣躬违和”，皇太极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拈弓搭箭，此时还不到五岁的福临却从父亲手里拿来弓箭，有模有样的射出一箭，一箭正中一只狍子。此事记载在《清太宗实录》，当然，如果跟有的“伟大国家”三岁就会开枪的伟人相比，福临还是差一些的。随着福临被立为皇帝，一场宫廷危机就这样化解，一心盼着清廷内部发生大战的明朝只能眼巴巴看着清朝重新凝聚为合力。一世枭雄皇太极也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皇太极死后的谥号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清太宗实录》评价皇太极“以神武之姿，恢弘之度，智勇由于天授，而雄略非常，仁爱周乎万物，而恩施弗倦”。他“任贤才以树纲纪，务耕织以崇民业，优赏赐以恤军功，重衡校以兴文治，而经邦立政规模远矣。尤孜孜以善养人为要务，招携怀远，筹及身家，降将俘民，均加鞠育，由是归附者日众而国势滋大。乃若讨伐喀尔喀、朝鲜、察哈尔，天戈所向，攻必克，战必胜，电扫风驰，莫之能御。至于明朝背弃盟誓，为我仇雠，构兵积衅，上尝亲行挞伐，直抵燕京，斩其将帅，破其城堡，取中原易如反掌，而重惜民命，不忍使之罹于锋镝，旋师而返。”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入关，戡平寇乱，统一区宇，诚由于积累者深而谋远也。”《清史稿》曰：“皇太极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每战必胜，尽管没有一统天下，但顺治刚即位就一统中外，都是皇太极的谋略。明朝盗贼蜂起，皇太极知道可以拿下明朝，但不欲急战以剿民命，七次写信给明朝将帅，屈意求和，然而明朝自不量力，自亡其国，无足论也。”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第二十一章狂人张献忠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最终从社会最底层走上皇位，其他99%的农民起义者的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在大事未成时默默无闻地死了，这是大多数起义者的结局。二是虽一时称王，掀翻旧王朝，但战斗成果最终被贵族夺取，如王莽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三是距一统天下只有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湎于酒色中，最终失败，如洪秀全、李自成。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窜，一旦坐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如黄巢、张献忠。前文我们交代到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就再也没提他，现在我们好好交代下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明军左良玉、王允成将张献忠打得大败，张献忠逃出湖北，进入安徽，与“革里眼”等部联手。张献忠打滁州不克，便抓来几百妇女，剥光衣服轮奸后砍下妇女脑壳，把妇女头朝下插在地上，赤条条的露出下身，对着城墙列阴门阵，结果城上守军用厕所里用来清除粪便的板子对着城下，以牙还牙，但还是许多守军不忍看城下，投降了，随后张献忠杀尽守军。（《平寇志》）在安徽，张献忠每到一地，便把村庄烧光，强迫青壮年入伙，他令部下拿刀一个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留下，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拿刀的人就说：“好，我送你回家。”一刀砍死。如愿留下，还要问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没有，好，你“加入组织”了，如果有，就追问想不想她们，如果说想，那也一刀砍了。如果有人在入伙后逃跑，那么只要被抓回来，就要砍下鼻子或耳朵，以示惩罚。1642年张献忠克亳州、六合时，都将百姓男人砍断左臂，女人砍断右臂，并说：“这才叫男左女右嘛！”（《甲申朝事小纪》）打下六合后张献忠进攻六安，在六安张献忠下令将所有人右手砍掉，因日常生活都用右手，于是有人伸左手，想留下右手，张献忠将这些伸出的手砍掉后逐一检查，发现有人被砍的是左手，于是他将还有右手的所有人的右手都砍掉。拿下六安后，张献忠进攻庐州，他让数千年轻女人脱下衣服全裸对着城墙，如有不从则叫士兵用长矛刺死，城上守军不忍看，最终投降。张献忠入城后只是砍所有人胳膊，没打算杀人，但攻陷庐州一天后有人在城墙上发现许多火药，张献忠说：“这帮蛮子，给脸不要脸！”于是杀尽庐州人。（余端紫《张献忠陷庐州纪》）张献忠在安徽杀得“掳掠焚杀之惨，古今未有之恶也！城社丘墟，蒿莱没人；十室无烟，磷火昼见。路断行人，狐兔之迹满道。”1643年张献忠离开安徽，攻入湖北。是年三月张献忠攻陷黄州、蕲州，他攻陷黄州后把年老、丑的女人放走，留下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拆墙，这些女人手指被磨得鲜血直流，昏厥在城下，拆完墙后张献忠把这些女人全部杀死，尸体填进壕沟里，杀完后张献忠说：“天下事都是坏在女人上。”在攻陷蕲州后张献忠杀掉了在此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当年张献忠诈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然而此时张献忠恩将仇报，见其残暴本性。攻陷黄州、蕲州后张献忠进攻麻城，打下麻城后张献忠把所有妇女的脚砍下来堆成山，随后他带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不过。”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砍下。五月，张献忠打下武昌，他将武昌十五至二十岁的男人编入军队，随后下令将其余所有百姓砍断手足，挖掉鼻眼。此时他把汉阳门打开，百姓纷纷从此门逃跑，此门临江，数万百姓掉进江中，浮尸使水数月不能流动，人的脂肪在江上有几寸厚。一批百姓被淹死后张献忠将漂亮女人挑出编入“婆子营”，而后将剩下的人按他开始的命令将手足砍断，鼻眼挖掉，这些百姓痛不欲生，大哭，张献忠大怒，说：“索性给你们来个痛快的。”他将这些被残害的百姓全部杀死。（《明季稗史初编》）在武昌的明朝藩王楚王朱华奎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的金银财宝，便说：“这朱老头真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说：“既然你如此爱财，就让你跟你的银子一起做鬼去吧！”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然后扔入水中淹死。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李自成得知后大怒，心说你张献忠这两下子居然敢称王，老子都还没称王呢，于是李自成让谋士写檄文讨伐张献忠，张献忠说：“李自成呀李自成，米脂县婊子养的市井无赖，这小子没啥本领，起来后连吃败仗，不是老子相救，早去鬼门关报道了（指李自成十八骑败走商洛后来谷城找自己）。老子资助他衣食鞍马，这小子成了气候，却妄自尊大传檄侮辱我！自古英雄无并立之势，老子如今带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但要当皇帝，还要生擒活捉这臭小子！”攻陷武昌后张献忠西进，攻陷荆州。在荆州时，张献忠养了十几条金毛狗在自己住处附近，负责警戒。每条狗身高三尺，张献忠一声令下它们就能恶狠狠地扑向目标，将人咬得体无完肤，血肉横飞，张献忠见状就拍手大笑。有女人因为不愿被张献忠奸淫，张献忠就把她们的衣服扒下来，赤身裸体扔进狗窝中，顷刻被吃光。在荆州他要妓女陪他睡，妓女琼枝说：“我虽贱，但岂能陪反贼？”张献忠用刀压着琼枝的脖子喝道：“你小婆娘敢不陪老子？”琼枝冷笑，“你不过就会杀人罢了，我不怕死！”张献忠将琼枝刀剐后把她的肉喂狗了。（《蜀碧》）张献忠问妓女曼仙：“你怕吗？”曼仙刻意逢迎，说：“我的胆都要碎了。”张献忠：“这样看来你愿意陪咱老子了？”曼仙：“臣妾侍奉大王是三生有幸，还有什么不愿意？”张献忠从此每天奸淫曼仙，连续七八天不升帐，外面都被官军包围了。一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割去耳朵，第二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剜下眼睛，第三个人来报，张献忠说：“蠢狗，你来败咱的兴吗？”将这个人割去舌头，第四个人来报，被张献忠一拳打碎牙齿，第五个人来报被张献忠割去鼻子，就这样半天工夫，二十多人遭残害。一天张献忠的金毛狗突然全部七窍流血而死，张献忠好生郁闷，他见曼仙在独酌，说：“美人真会作乐，不许咱喝两杯吗？”曼仙给他倒了一杯，张献忠见杯中有火光闪闪，不觉起疑心，说：“美人可先饮半杯吗？”曼仙被张献忠一推，酒杯一倾，洒出溅在地上，火星四溅，张献忠大惊，“怎么有火？”曼仙：“酒烫得过热了。”张献忠笑着说：“你先喝了给咱看。”曼仙只好喝了，喝罢立即倒毙，张献忠大怒，“这贱婢想害死咱家，那天毒死咱的爱犬的一定是她！”随后他千刀万剐了曼仙，还不解气，把营中所有歌妓都杀光了，此时大将马端叙进账议事，也被气头上的张献忠一刀捅死。攻陷荆州后张献忠要南下渡过洞庭湖作战，他每次作战前要占卜，结果连续三卦都是凶兆，张献忠把骰子扔到地上，大骂：“老天爷，我日你妈妈毛屄的！”随后他率军渡过洞庭湖，突然狂风大作，张献忠有百余艘战船被掀翻，人被溺死，可偏偏张献忠还活着。他大怒，把抢来的妇女驱赶上还完好的近千艘船（小船，但假设每艘船五个女人，也有五千名女人），在船上放火，连船带人统统被烧死，大火绵延四十里，张献忠这才解心头之恨。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向四川进攻，明朝时重庆属于四川，欧阳直《蜀警录》记载，此时的四川是这样的：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味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羽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剔极残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唇枪舌剑，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士绅，市棍土豪，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总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此时的四川张献忠还未杀进来，但是已经一切都是末世之相，只等待天煞星降临。张献忠攻入四川打下的第一个城市是重庆的巫山，攻陷城池后屠城，据《巫山县志》记载，巫山“尸横遍野，江水皆赤，居民所遗无几”。五月李自成被赶出北京后，向张献忠求救，张献忠说：“老李向来与咱老子意见相左，现在他的江山丢了，又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
色色九九九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訄书》的基础。《訄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訄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訄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訄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訄书》。所谓“訄”，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訄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訄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訄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从思想脉络看，《訄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訄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訄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訄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訄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訄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訄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訄书》中去寻找。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訄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訄书》中的许多篇中，比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訄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訄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訄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訄书》文字太过古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訄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
我甚喜悦，此地让我兵精粮足，我对南至旅顺，北至开原，东至镇江，西至广宁的子民，皆抚养之。然而其中有人不识抬举，杀我命官及各差人，又有奸细来往，逃亡不已，是其自取诛戮，我诛杀他们乃正义之举。这些奸民逃到你那边后，你不分好歹，皆将其并入行伍，然后逼他们进攻我，最终被我军杀死，因此他们之死是将军杀之过也。我原以诚开国，故自东海各处人民，皆心悦归服。又南关（叶赫）、北兀喇（乌拉）、辉发三部与我敌对，作战中箭射刀砍，而我大军战胜后尤不杀他们，只是擒而抚养之也。前日我率军征讨蒙古，蒙古人自来归顺的倒比被我大军打败后投降者多，其归顺者至今不断，是亦知我对子民之抚养之德而慕义归来。若是我真滥杀无辜，蒙古人为何来归我？素谓毛将军明智通达，何其昏然不知天时耶？南朝（明朝）国运将终，只是气数未尽，苟延残喘而已，何处不滥杀无辜，云南的安邦彦、奢寅（指奢安之乱，详见后文），安南、贵州、云南、广西邹县藤县等处的民变，南朝镇压时杀死人岂少？此南朝丧之时也。天使丧亡，将军岂能救乎？昔周朝国运将终，以孔孟之圣，尚不能救，最终改朝换代，这些将军都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韩信、陈平弃楚归汉，刘整、吕文焕弃宋而归元，此皆默识天时，择主而事，名垂没世者，人何尝说他不忠。自古英明之君不念旧仇，只论新功。管仲，桓公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相国，遂成霸业；敬德（尉迟敬德），唐太宗之仇也，不杀而以之为将，以有天下。今将军纵然竭力为南朝办事，然而君臣昏迷，将军反受祸患，哪有好处？南朝气数尽矣，各处起兵，又丙辰年（1616）大风，破坊拔树，各殿楼台脊兽都被吹飞了，戊午御河雨流血水（1618年北京故宫御河里水成红色），此乃天示将亡之兆耶！天运循环，前代良将贤才弃暗投明之故事，将军岂不知么？时势如此，机会错过，悔之不及。佟驸马（佟养性）、刘将军（刘兴祚）单身来投，李驸马（李永芳）与边东广宁诸将，皆临阵倒戈，今皆为显官，将军若来，又非他将之比也。利害昭然，将军量之。天命丙寅年（1626年）五月二十日。毛文龙看完信后大怒，说：“这奴酋敢如此胡说！我文龙自出广宁来，但知有死，不知有降，但知灭胡，恢复辽东，别的一概不知！”招降毛文龙失败，让努尔哈赤隐隐感到，自己有生之年怕是无法解决毛文龙的问题了。在努尔哈赤招降毛文龙的同月，蒙古科尔沁部台吉来见，努尔哈赤出城十里迎接，并且说：“今我无恙，得相会足矣。”能出城十里迎接，可见伤得不重。一些人说清朝要极力掩盖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死的事实，所以清方史料不可信。然而，明朝方面的史料也有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重伤”后活动的记载。比如明人陈建所编写的《皇明通纪辑要》记载：天启六年五月，“奴酋（努尔哈赤）掩袭炒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即是讲努尔哈赤在正月受伤后远征蒙古之事。而明兵部尚书王在晋所著《三朝辽事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间，“奴酋攻杀昂奴”、“奴酋将炒花台吉杀死”等记载，这也是努尔哈赤“重伤”后征战蒙古的明方记录。所以综上，明清双方的史料都记载了努尔哈赤在第一次宁远之战“受重伤”后北征蒙古的各种活动。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没有身受“重伤”，更没因受重伤而死，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我觉得有如下原因：一，一个四十三年每战必胜的人，已经六十八岁了，突然一下子遭遇失败，心理承受不了。这就像一个北大学生，从小到大一直被保送，最后大四时因为毕业论文而跳楼是一个道理。一个人只有经过多次失败，练就一颗坚强的心脏，才能够扛得住打击。而一直胜利的人一下子经历一次失败，往往会导致心理失调，尤其是到了迟暮之年的人，更容易出问题。努尔哈赤少年不幸，但自从起兵以来每战必胜，一个四十三年没经历过失败的人，一下子被初出茅庐的人打得大败，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愤。《清太祖实录》记载三月初三日，沉默寡言的努尔哈赤变得唠叨起来，他不厌其烦地问身边的大臣：“难道是我对国势的安危、民情的甘苦不省察吗？难道是我心生怠惰吗？难道是我对那些立过功勋、为人正直的人没有重用吗？”不然何以会打败仗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时问自己：“我的儿子中真有像我这样尽心为国的吗？我的大臣们都是勤于政事的吗？我的对手明朝是怎样的情形呢？”《清史稿》则记载努尔哈赤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心理原因。二，努尔哈赤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这年七月，努尔哈赤身患毒疽，这是努尔哈赤死亡的身体原因。162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病死，时年六十八岁，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盖棺定论，我们该对努尔哈赤作总结了。清朝官方写的《清实录》这样评价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诚以居心，公以御物，惜才勇，虽仇必用，考功罪，虽亲必惩。逆者临之以兵，诛除不施无罪，顺着绥之以德，凶顽罔不倾向。创国书，立兵制，设官属，严法令，平狱讼，尚义理，进忠直，退邪佞，崇节俭，厚风俗，睦宗族，重农桑，赈穷乏，真是天生圣人，超越古今而登峰造极。这些评价有的是中肯的，但总体上极度美化了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与努尔哈赤同时代的李民奂《建州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为人猜忌、严厉、残暴，即便是他的妻子和一贯不错的下属，稍微惹努尔哈赤不高兴，就遭杀害。”该书还记载：满洲人最高兴的事是出兵抢劫。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全城的满洲人都兴高采烈地穿上自家准备的原始的盔甲，相互传告说：“抢西边儿（明朝在后金地盘以西）去！”与努尔哈赤打过交道的朝鲜人的《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本性凶恶，如果想要别人的财物就用兵来威胁，人人欲食其肉，怨恨他的人满街都是。”对女真人而言，努尔哈赤的确堪称民族英雄，但对辽东的汉民百姓而言，努尔哈赤则是死敌。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他的复仇之心我可以理解，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明朝政府，他如果报仇雪恨也应该去拿罪恶的政府开刀，百姓何辜？在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之前，为了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努尔哈赤对辽东进行了大屠杀，大屠杀前他发了一份布告，这份布告记载在《满文老档》里，本人不懂满文，但《满文老档》由于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成汉文了，所以可以看，可以用。布告节选如下：我取辽东之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无罪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扎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鞍山、海州、金川、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我等驻扎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扎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至于在沈阳之官员及筑城、及充役之人知之何妨？无非为尔等之恶牵连而被杀耳。尔等既不思养育之恩，心仍向明，故杀尔等外乡之头人者，即为是也。布告完毕，“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此次屠杀，使贤良书生，亦被杀绝。”努尔哈赤怕穷人造反，于是把辽东所有穷人杀光，又怕富人聚众叛乱，便把所有富人屠杀了，最后辽东只剩下鞋匠、木匠、裁缝和戏子，因为这帮人活着对他们的生活有用。比利时人南怀仁在康熙年间来到辽东，他在《鞑靼旅行记》中这样记载：“辽东地区村镇全已荒芜，到处是残垣断壁，瓦砾成堆，一片狼藉，战前的许多村镇都已消失，目力所及都是老虎和熊以及其他猛兽，很少看见人家。”《鞑靼旅行记》是南怀仁1682年写的，距离努尔哈赤的大屠杀已经过去五十七年，五十七年下来，辽东依然如此，足见努尔哈赤对辽东破坏的严重程度。据《平寇志》记载，努尔哈赤部下兴安总兵抢了一百个美女，制作长押床，把她们全裸后放在床上，“次第奸淫”，然后在地上插木桩，把女人们绑在木桩上，之后用刀剜下阴部，“以线贯之为玩弄”，随后杀尽妇女，把她们的遗体抛尸江中。事后努尔哈赤并不追究此人责任。努尔哈赤如此暴虐无道，其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如此暴君，我不想多言，就以当年明月对努尔哈赤的评价来结尾吧：遍览他的一生，我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我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成为奴隶。我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我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力。第十一章棋逢对手，攻防大战努尔哈赤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死后，究竟由谁来继位呢？努尔哈赤总共有十六个儿子，其中封为贝勒的有八人，当然是从这八人中来选。八人包括四大贝勒：代善（次子）、阿敏（努尔哈赤的侄子）、莽古尔泰（五子）、皇太极（八子）；四小贝勒：阿济格（十二子）、多尔衮（十四子）、济尔哈朗（努尔哈赤的侄子）、多铎（十五子）。咱们一个个看。代善：本来努尔哈赤定代善为自己的接班人，代善性格宽厚，深得人心，且军功多，努尔哈赤曾说：“我百年后幼子和大妃就交给代善抚养。”皇太极玩了个阴招，他得知努尔哈赤的大妃两次派人送佳肴给代善，代善都收下了，大妃经常派人去代善家，还在深夜外出。于是皇太极让一直对大妃得宠吃醋的努尔哈赤的小福晋，把这些情况告诉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于是代善被努尔哈赤从接班人的名册里拿掉，但代善始终不知道此番自己倒霉的幕后黑手是皇太极。代善手中有兵权，统领正红旗，在权力争夺中不可小视。阿敏：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但他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他是那位跟代善眉来眼去的大妃富察氏的儿子，政治资本大打折扣，但是他统领正蓝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出生，他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儿子中唯有他既能说汉语也能写汉字，看得懂汉文书，其他人大多会说汉语而不会写汉字。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从小就喜欢打猎，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朕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提前先踢足球做好准备活动，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皇太极弓马娴熟，能百步穿杨，《清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他一箭射穿了奔跑中的三只黄羊。努尔哈赤的儿子中，他实力最强，无任何“劣迹”，统领正白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都是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所生，大妃相当于皇后，所以此三人对皇位竞争不可小视，但他们三人都没有军队。济尔哈朗：他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自然没戏。总而言之，对于最高权力的角逐有希望的是代善、皇太极、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代善知道自己的实力和能力远不如皇太极，且自己本身就有丑闻，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沈辽之战、征服叶赫部之战、征讨科尔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有杰出的军事才能，所以代善支持皇太极。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阿巴亥的三个孩子了，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二岁，就阿济格成熟。为了消除隐患，代善和皇太极假传努尔哈赤遗志，说努尔哈赤临终遗命赐死阿巴亥，阿巴亥的三个儿子都没有兵权，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被逼殉葬。阿巴亥一死，没有兵权的阿济格三兄弟只得退出权力争夺，皇太极继位，定年号天聪。他发布诏书曰：若谓我国褊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起而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清太宗实录》卷五）至此，皇太极已经公开暴露了彻底掀翻大明的野心。皇太极继位后，即对后金体制做了一系列改革，努尔哈赤时，汉满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里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后卖给满人，有的拦路砍杀单独出行的满人，皇太极有鉴于此，对汉人要比努尔哈赤时代好很多，他下令对汉人壮丁分屯别居，对汉族投降的人编为民户。与努尔哈赤屠杀儒生不同，皇太极开设科举。努尔哈赤把辽东的汉人知识分子杀得就剩三百个了，全都给八旗当奴隶，皇太极把他们恢复为平民，开科取士，考上的有二百人，这些人一下子由奴隶变为官吏，自然乐于为皇太极卖命。在这批汉奸的帮助下，后金政权不断发展，走向汉化。这些汉奸中最著名的就是范文程了，每次议论国事时，皇太极总会问：“范章京（清朝对武官的称呼）知道这件事吗？”如果国事议论不决，皇太极就说：“为什么咱们不去跟范章京商量一下呢？”一次范文程跟皇太极一起吃饭，范文程看着一桌子珍馐美味，若有所思，便停下筷子不吃。皇太极猜到范文程是在思念老父亲，于是立即派人把这桌子菜打包送到范文程家里给他父亲吃。在范文程辅佐下，皇太极还仿效明朝，设立六部（吏部、户部、兵部、礼部、刑部、工部）、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都察院，后来由于皇太极征服了蒙古人，所以他设立蒙古衙门（崇德三年改称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随着日后清朝统治地区增多，最终理藩院管辖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事务，俄罗斯事务也归理藩院管辖。正是在皇太极统治时期，清国的政治体制确立。皇太极初年的改革史称“天聪新政”，在他刚即位时，明朝这边就立刻做出反应，袁崇焕得到明熹宗的批准后，派遣使者前往祝贺，以刺探虚实。这是明朝与后金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活动，十年你死我活的战争之后，明朝不得不正视后金的存在，可见要想让敌人承认你，除非你自己足够强大。皇太极自然明白袁崇焕使者的来意，于是将计就计，对明朝使者盛情款待。双方就议和事项展开谈判，皇太极深刻明白一个道理，“南朝（明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后金的汉族官员对皇太极说：“（和议）成不成亦何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
色色九九九，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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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
壮士，能轻而易举地把大盖扔到城门之上，你要惩罚他，最好杀掉，不要打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再回过头去把荦抓起来杀掉，显然不太合适。久而久之，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后来鲁庄公又娶了齐桓公的妹妹哀姜做老婆。这是一段政治联姻，出于对齐国的尊重，鲁庄公对哀姜礼遇有加，其尊重程度，甚至到了“非礼”的地步。史料没有记载鲁庄公如何妥善处理两位夫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可能为了国家利益，孟任不得不屈就哀姜，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了她。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哀姜嫁到鲁国来的时候，孟任已经撒手西去，所以不存在第一夫人之争。虽有这些变故，公子般的嫡长子地位却没有被改变。因为哀姜一直未曾生育。诸侯去世后，嫡长子继承君位，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唯一的问题是，鲁庄公弥留之际，公子般还只是一个小孩，与庆父、叔牙、季友三位叔叔比起来，他实在是太弱不禁风了。鲁庄公很担心，如果自己的几位兄弟对公子般怀有异心，在他死后，公子般就会像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被政变与夺权的浪潮席卷而去。在那个年代，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反而是很有必要。他将叔牙和季友找过来，问他们谁能继承君位，实际上是在试探这两个弟弟的心迹。可想而知，季友的回答令鲁庄公很满意，而叔牙的回答让鲁庄公很不放心。顺便说一下，季友这个人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注定是鲁国的栋梁之材。据《左传》记载，季友即将出生的时候，父亲鲁桓公找人来给他算命，算命先生告诉鲁桓公：即将出生的是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友，将成为国君的左膀右臂，协助国君处理朝政，成为公室的辅政大臣。“季友亡，则鲁不昌。”算命先生甚至这样说。鲁桓公又命人给他算卦，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对此，算命先生解释道：这孩子将来可以享受父亲的尊荣，人们崇敬他如同崇敬国君。说来也是神奇，等到小孩出生，打开手心一看，赫然写着个“友”字，自然给他取名为友了。有了季友这句话，再联想到上面那个传说，鲁庄公心里那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如此，我就将般托付给你了。”他郑重其事地说。季友长久地拜伏在地上，接受了嘱托。“我也问了叔牙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庆父有才。”鲁庄公若无其事地提起。“哦？”“我早听说庆父怀有二心，只是一直未能确证。今天叔牙的回答，更让我不放心了。”兄弟俩对视了一阵。季友点点头，说：“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去办理吧。”季友出来之后，立刻派人把叔牙带到鍼（zhēn）巫氏家里。鍼巫氏以巫为氏，想必世世代代均为巫医，既为公室贵族驱邪治病，也善于调配各类毒药，也就是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国师”之类的人物罢。“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吗？”季友问。时近日暮，阳光从西边的窗子透射进来，照在他那张年轻而成熟的脸上。“知道。”叔牙说。“你说的这些话，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庆父。”“此事与庆父无关，是我一时糊涂，他并不知情。”叔牙连忙说。“庆父知不知情，我自然会弄明白。”季友将放在膝前的一个木碗推到叔牙跟前，“喝了这杯酒，你的后代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鲁国。否则的话，你同样要死，而且……以后不会有人祭祀你。”叔牙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季友拍拍他的肩膀：“生于公室之家，就应当有随时赴死的思想准备。你死之后，我会告诉你的家人，就说你是得急病而死。他们将受到最好的照顾，请放心去吧。至于庆父，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不胡思乱想，自惹麻烦，就不会有事。”按季友的想法，庆父与叔牙自然串通一气，但看在兄弟的情分上，只杀掉叔牙一人，让庆父好好反省一下，也就可以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这样想是一个大大的错误。叔牙喝了那杯酒，回来走到逵泉就死了。季友没有食言，让他的后代继续享有叔牙的俸禄，而且被立为叔孙氏。数十年之后，叔孙氏在鲁国的势力逐渐强大，与庆父的后代孟氏、季友的后代季氏一道把持朝政，被人称为“三桓”（庆父、叔牙、季友均为鲁桓公的儿子，因此为名）。当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春秋》记载，公元前662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寝。”路寝就是正寝，这段记载直译成白话就是：鲁庄公死于寿终正寝。为什么要特别说明他是寿终正寝呢？我们可以翻回去看看前两任国君鲁隐公和鲁桓公的死亡记录。鲁隐公：“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鲁桓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众所周知，鲁隐公死于公子翚之手（政变），而鲁桓公死于齐国的公子彭生之手（情杀），都属于非正常死亡。《春秋》对此有所忌讳，仅简单以一个“薨”字一笔带过。现在鲁庄公好不容易正常死亡了，开创了《春秋》史上鲁国国君寿终正寝之先河，所以必须强调一下，告诉大家，他可是死在自己床上的。看不出，这群鲁国的史官还有点黑色幽默。鲁庄公死后，季友扶立公子般即位。周礼规定，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也就是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这五个月里，嗣君只能居住在宫外，称为“五月居庐”。因此，公子般就近住在外公党氏家，为父亲守丧。同年十月，鲁庄公尸骨未寒，庆父唆使养马的荦潜入党氏家中，刺杀了公子般。季友得到消息，连夜逃往陈国避难。他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颇受非议。很多人认为，季友受先君之命，辅佐新君，不到两个月就被庆父钻了空子，把新君给刺杀了，这说明季友政治敏感性不强、防备不周、保护不力，是大大的失职。而公子般死后，他没有积极开展对庆父的斗争，反而独善其身，弃国家于不顾，一个人跑到外国去避难，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到当时另一个人物的介入，也许人们会觉得季友这样做，其实也是情有可原。这个人物就是哀姜。《左传》记载，当年哀姜嫁到鲁国来，同样是买一送一，把自己的妹妹叔姜也给带来了。哀姜没有生育，但是叔姜给鲁庄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方。鲁庄公去世的时候，启方时年八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童。哀姜虽然不会生孩子，但是与姐姐文姜一样淫乱，到鲁国不久，就送给了老公一顶绿帽子。奸夫就是庆父。庆父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他想成为鲁国的国君，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几个月前叔牙的非正常死亡，更加坚定了他谋逆的决心。他认为，如果不先下手为强，季友迟早有一天会对他动手。他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情妇哀姜，哀姜二话没说，给了他一个深情的拥抱。她的身体告诉他，她会支持他的任何一个决定。刺杀公子般的计划正是在得到哀姜的支持后，才得以实施的。哀姜有什么能量使得她成为庆父的后台呢？第一，她是鲁庄公的夫人，鲁国的国母。第二，她是齐桓公的妹妹。庆父正是基于对哀姜的这两点认识，加上他和哀姜的亲密关系，才有恃无恐；而季友基于同样的认识，认为自己不能和庆父硬拼，才逃到陈国去避难。打不过就跑，也是人之常情，实在没什么好指责的。公子般死后，哀姜很想庆父接任国君，但是被庆父拒绝了。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自立为君，等于昭告天下，公子般是他杀的，在舆论上将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另外，他如果想得到齐桓公的支持，就更不能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而应该先取得齐桓公的信任。在作出这一正确的政治判断之后，他继续正确地扶立叔姜的儿子、八岁的启方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闵公。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启方年纪小，便于控制；而且启方是齐桓公的外甥，齐桓公没有理由不支持。为了启方的事，庆父专程去了一趟齐国，向齐桓公汇报工作。“先君与贵国公主的儿子、公子启方被众臣推立，成为敝国国君。”庆父毕恭毕敬地说。“如此甚好。”齐桓公仅仅是象征性地表扬了他一句，心里却在想：这家伙居然拿个八岁小孩来讨好我，八岁小孩能治理什么国家啊，还不是你庆父说了算？忽悠，继续忽悠。话虽如此，齐桓公还是对鲁闵公这个外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公元前661年，他正式邀请刚刚即位的鲁闵公到齐国的落姑会晤，史称“落姑会盟”。仔细推敲起来，齐桓公这一举动实在有点可疑。诚如他所想，八岁小孩根本不可能治理什么国家。同样的道理，八岁小孩也不可能参加什么外交活动。试问一下：一个老头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外交成果？您别说，这次会晤还真达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左传》记载，鲁闵公在会上向齐桓公提出了“请复季友”的要求，而齐桓公欣然应允。“请复季友”，就是请求齐桓公让季友回到鲁国来。这个要求也很奇怪：季友又不是齐国的臣子，他回鲁国，为什么要征得齐桓公同意呢？然而更奇怪的是，齐桓公对这一要求不但表示同意，更正儿八经地派人到陈国找到季友，召他回国。消息传到庆父的耳朵里，他的心都凉了一截：第一，鲁闵公肯定不会自己向齐桓公提出“请复季友”的要求，而是背后有人操纵。而这个人，八成就是季友本人。第二，季友之所以出逃陈国，是因为他害怕哀姜，其实也就是害怕齐桓公对他不利。现在借鲁闵公之口，他知道齐桓公对他并无恶意，便可以放心地回鲁国来了。第三，齐桓公当然也知道，季友如果回国，势必对庆父构成致命威胁。他答应季友回国，其实也就表明了自己对庆父的态度，他并非将庆父视为自己在鲁国的代理人。从这三点看，庆父企图控制鲁闵公和讨好齐桓公的初衷，全部都落空了。鲁闵公在落姑告别了舅舅齐桓公之后，并没有马上回朝，而是带了一批人跑到郎地，眼巴巴地等着迎接季友回国。那光景，就像是独自在家的儿童举着雨伞在巷口等待父亲下班回家。不管庆父乐不乐意，季友就这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同年冬天，齐国大夫仲孙湫前往鲁国“省难”，对鲁庄公和公子般的相继去世表示慰问。说是省难，实际上也是替齐桓公打探鲁国的政治情报。回到齐国之后，他向齐桓公汇报了鲁国的情况，总结起来八个字“不去庆父，鲁难未已”。这句成语无须解释。齐桓公问：“怎么才能去掉庆父？”仲孙湫一躬身，回答说：“不用谁动手，他总有一天会自己害了自己。”嗓子里透着一股轻松。这话类似于“多行不义必自毙”，齐桓公一听就明白了，继而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以目前这种形势，鲁国可攻取吗？”这才是这段时间以来，他认认真真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现在鲁国由孤儿寡母执政，又有庆父这根捣屎棍作乱，必定人心涣散，趁此机会吞而并之，或者扶持一个完全听命于齐国的傀儡政权，岂不快哉？午后书社？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没有接受庆父的讨好，而且积极安排季友回国。鲁国越乱，他越有机可乘。仲孙湫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所以还不到亡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对鲁动武，还不如帮助鲁国平息内乱，这样的话，鲁国人感恩戴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问题是，”齐桓公这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我为什么要加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是真正的霸主之路。鲁国坚持周礼，就是我们亲近它的理由。”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大夫卜齮（yǐ）的属地，仗着有国君撑腰，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让人很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季友又如何能够赦免他？公子鱼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哀姜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并且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并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分。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所以急急忙忙杀人灭口啊。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三章第一个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九合诸侯：齐桓公的统战工作】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事件诞生了。蒋经国来到上海，收拾不听话的商人。结果蒋经国收拾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却因为宋美龄和宋霭龄的包庇阻挠，没能搞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打老虎”行动就此失败。国人对金圆券的信心就此倒塌。法币已倒，金圆券未立，国民经济就此崩溃。平民百姓对国民党事业的最后一点支持，随着这场“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同时化为乌有。对蒋介石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违者没收的胁迫下，通过金圆券回收了约两百万两黄金，后来都运到了台湾。实际上，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我们发现，他很清楚国民党的腐败情况，但他畏首畏尾，担心矫正高级官员的腐败问题会导致复杂的政治问题，所以想等一统天下之后再来慢慢革除腐败。据说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曾经说过一句反腐心得——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虽然蒋委员长败退台湾后明白了很多道理，但那都是马后炮，无助于解决此刻的局面。此刻，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战略大反攻的准备。抗战八年，是共产党成长的八年。政治上，延安行政机关人员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简单点说，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也就是将共产党主打的“多党派联合执政”理念制度化，很是高风亮节。于是，全国人民惊奇地发现，这群国民政府口中的“共匪”竟然崇尚民主，而且不乏理想和信仰！大批原本在国统区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来到了这座破败的、矗立于贫瘠的黄土高坡上的内陆小城。这群人之中有一位曾闻名于上海滩的电影明星，她身材高挑、面容姣好，离过婚，是当时的准一线明星，叫李云鹤。不过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更熟悉她的艺名——蓝苹。在一次演出中，蓝苹偶然地走进了毛泽东的生活，相差二十一岁的两个人相爱了。后来她改名叫江青。经济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不再走“打土豪、分田地”的路线了，而是自食其力搞军队屯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他们被调到南泥湾，放下武器，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将南泥湾建设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军事上的变化则更大，接收东北之后，兵马已增至一百二十七万，势头惊人。
尾声
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和保障。若政治和经济出了问题，军事也一定会出问题。内战其实就是抗战的翻版，共产党对付国民政府的办法与当年国民政府对抗日本的策略如出一辙。此时的国民政府仿若几年前的日本，战线拉得太长，而且拉战线的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接收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而对于集中兵力于一隅的共产党，国民党却没有在短时间内集中起足够优势的兵力进行打击。倒是不以占地为目的的共产党深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精髓，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不断通过运动战消耗国民党的有生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错选了决战场地——东北。共产党在东北兵力占优，且有战略纵深——控制了约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地区，还有苏联的支持，所以国民党很难拿下东北。而国民党在东北投入庞大兵力全力求胜，以致华北防守空虚。因此一旦东北拿不下，华北也就守不住。一步错，步步错。共产党主力部队与蒋介石五大王牌主力对阵次序如下：第一场决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陈毅、粟裕对阵张灵甫三天三夜，华东野战军十六万人围歼整编七十四师两万六千人，张灵甫殉职。第二场决战，1948年9月，辽沈战役。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潘裕昆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新一军和新六军全军覆没。廖耀湘被俘，潘裕昆逃往香港。新一军原军长孙立人去哪里了？他因为军队派系之争在辽沈战役开战前一年就被取消了军长职务，由黄埔四期生潘裕昆接任，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第三场决战，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刘伯承、邓小平以优势兵力围攻胡琏、黄维的十八军，十八军全军覆没，黄维被俘，胡琏逃脱。后来胡琏在“金门战役”中击败解放军。第四场决战，还是发生在淮海战役。陈毅、粟裕对阵杜聿明、邱清泉，第五军全军覆没，邱清泉自杀，杜聿明被俘。五支曾跟日本人杀得昏天暗地的强军，永远地躺在了东北、华北的土地上。毛泽东在得知第五军覆灭、淮海战役获胜时，就知道自己赢定了，脸上不禁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自豪。当年湘江边上意气风发的年轻书生，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终于拥军数百万，掌半壁江山。他满腔的思绪想必会在那一刻飘得很远，很远……淮海战役决胜之后，平津战役也到了尾声，早就跟老板阎锡山不和的傅作义选择了和平起义。这之后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百万雄师过长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62岁的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他老泪纵横，挥手告别了那渐渐远去的江南烟雨，留给历史一个孤独落寞、远去故国的身影。四小时的旅途并不漫长，漫长的是此后的二十六年，蒋介石蜗居在孤岛台湾，终身未返大陆。一切皆成过眼烟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双雄逐鹿背后其实是各自追寻的家国梦想，理想实现者固然伟大，金陵梦碎者亦不失为英豪。而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第二部《共和》着重描述了1911到1925年前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和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势力为推动中国走向何方而先合作后斗争的故事。重点关注了辛亥革命为什么可以成功、宋教仁被刺案的真相、推动清王朝倒掉的北洋势力从内斗走向灭亡以及革命派为理想中的共和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不同群体在那个时代的不同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第一章十月围城，谁放的第一枪不一样的同盟会
前面说过，章太炎因为孙中山“贪污案”闹分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派脱离同盟会，重新用起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而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则率领他们的广东派去了南洋，并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总部。虽然黄兴的湖南派站在孙中山这边，湖南派与广东派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互不知会。直到无比悲壮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开始前不久，黄兴才与孙中山重新走到一起。同盟会除了分裂为上述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会员组成的派别。这个派别是怎么来的？当时，孙中山坚持要搞“边角革命”，即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朝廷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搞武装割据，然后慢慢扩展到全国。一来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二来孙中山选择的“边角地带”，如两广和云南，或临海，或与异国接壤，非常便于接受国外的物资支援。因此之前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孙中山的“边角革命”并不成功。有鉴于此，一些人提出了不同于孙中山的观点，他们说：正确的方式是搞中心开花，应该在中国的腹心——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清朝。坚持这种想法的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当然，这些人大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尤以湖北、湖南为最。“共进会”和“文学社”湖北处于中国中部，其省会武汉交通十分发达，号称“九省通衢”。因此，武汉不仅仅是朝廷一直重点控制的要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狂流激荡之下，各种思潮在此交集。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张之洞同志留下的两样遗产——武昌的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实在是滋生革命的好土壤。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1907年之后，湖北也出现了两个革命团体。这两个团体的历史沿革十分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强调，这两个团体的前身同为“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而且这两个前身跟同盟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共进会”。共进会，分裂自同盟会，主要发起人为来自湖北的孙武、刘公、居正，以及来自湖南的焦达峰，他们几乎都是留日学生出身。他们跳出来单干的原因很简单：不爽同盟会的工作方式。他们有三条强大的理由。一、同盟会不知道用“深化合作、创新发展”来驱动革命事业发展，只知道埋头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工作已经多年没有取得新的进展。二、同盟会目光短浅，不敢解放思想，认定新军那里是革命死角，不敢在清军内部发展革命力量。三、同盟会喜欢搞地域歧视，只重华南一隅，从没想过在长江流域开展革命活动。因此，共进会的行动指南就是八个字——号召会党，运动新军。尽管共进会偶尔打着同盟会的旗号占些便宜，譬如利用同盟会的渠道购买武器，但他们的会旗不是青天白日旗，而是自己研发的红黑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意指十八省共襄盛举，该旗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名字：铁血十八星。黄兴对共进会另立门户的行为不是很高兴，曾质问共进会的头头之一焦达峰先生：“为何脱离组织单干？”面对黄兴的质问，焦达峰镇定自若：“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兴接着问：“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后，谁听谁的？”这个问题可难不倒焦达峰，只是他的回答有些“山大王”的口气：“还没起兵您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那时您功劳大，我们听您的；要是我们功劳大，您就听我们的。”焦达峰两句话就把黄兴给顶了回去。当然了，焦达峰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同盟会跟共进会已无隶属关系，而黄兴与他焦达峰的关系再也不是领导与下属的上下级关系，黄兴轻易拿他没办法。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大致相当于“共进会公司”的武汉大区经理。孙武，光听名字很像是孙文的弟弟，事实上他和孙文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此人原名孙葆仁，后改名孙武，在名字上确实故意山寨了“孙文”一把。孙武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财务经理张振武。共进会成立之后的几年间，由刘公牵头弄钱，孙武和张振武负责执行，居正负责维持同盟会与共进会的关系，共进会在武汉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仅吸纳了不少帮会成员，还在武汉新军之中发展了一千余会员，实力相当不错。不过，若跟另外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相比，共进会的硬实力还是逊色不少。文学社，一个小清新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个文艺青年发起的组织，其实恰恰相反，它非但不文艺还很暴力，完全是以新军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文学社之所以另立门户，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不想受制于同盟会“轻军事、重政治”的偏好，他们甚至连政治纲领都没有，因为懒得去弄。文学社的核心领导是出身贫寒的蒋翊武、刘复基。蒋翊武只是个班长，而刘复基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与别的组织由上而下发展不同，文学社的同志们更加擅长基层工作。他们扎根于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努力争取。他们在新军中长期忍耐，不断积蓄力量，实乃革命界的真良心！他们的辛勤努力自然不会白费，至1911年初夏，武昌新军中的文学社会员，已有约三千人。由此看来，文学社不仅是当时武汉毋庸置疑的最强革命势力，而且其兵力之盛显然甩开了同盟会好几条街。虽然文学社如此给力，但他们与共进会一样，有一个共同的先天缺陷：领导人没有名气。没有名气就没有号召力，没有号召力就不利于拉人入伙和募集经费。像蒋翊武、孙武和刘公等人在当时都没有太高的威望，几乎属于无名之辈。这些人就像不起眼的野草，似乎谁都可以任意践踏，但这些野草一旦燃起，其势必可燎原。文学社和共进会自成立的那天起，就一直积蓄着力量，时刻等待着造反的机会。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明白，单靠自己的力量，起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大敌当前，他们选择联合。但联合之初，双方都想当老大，谁都不服谁。蒋翊武觉得文学社人多拳头硬，两个组织联合后应该以文学社为主。孙武当即反对，他说共进会牌子更响、钱也多——刘公从自己老爸那里骗了五千两白银充作革命经费。关键时刻，老牌革命党谭人凤出面斡旋，力劝双方保持清醒的头脑，少打自己的小算盘，以大局为重。终于使得双方高层各退一步，选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班子：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好了，介绍完革命的一方，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两个草包湖北清军这边的最高领导是两个草包：湖广总督瑞澄和湖北提督张彪。第一个草包瑞澄的家族背景很牛，他是皇族子弟。他爷爷琦善是个人物，曾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谈判中擅自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人。他自己也是个人物，作为一名优秀的八旗纨绔，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样样精通，安民、打仗等正经事样样稀松。瑞澄最招牌的事情发生在他当公子爷的时候，当时他带着小弟岑春煊和劳子乔埋伏在京城最著名的韩家潭（“八大胡同”之一）附近，趁来此寻开心的官员们不注意，抢夺他们的顶戴花翎，以此为乐。后来三人再接再厉，越发放荡不羁，名气越玩越大，并据此博得一个非常生猛的联名绰号“京城三恶少”。有意思的是，“京城三恶少”中的老大瑞澄后来比他的小弟岑春煊混得差了好几个档次。第二个草包张彪，他曾经救过张之洞一命，但这不是他上位的必然条件。张彪先生不仅擅长贪污、带兵打仗的本事差，而且气量十分狭隘，在工作中十分不注意团结同事。张彪曾因为妒忌编练湖北新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蓝天蔚，便找了一个靠谱的借口：蓝天蔚同情革命党，一脚踢开了这个能力威胁到他屁股下那张椅子的人。既然张彪的条件如此之差，又怎能坐上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位置？原因不复杂，张之洞当年选择湖北提督一职的标准就是“不求能力，但求放心”，而张彪则是满分人选。一来他拥有愚忠这个最闪亮的优点，令张之洞比较放心。二来他娶了张之洞最心爱的丫鬟，据说这名丫鬟跟张之洞的关系十分暧昧，张之洞因此对他更加放心。由于张彪靠老婆蹿红，所以他有一个是男人就不愿接受的“非荣誉称号”：“丫姑爷”。上面所讲的这两个近似草包的人物所掌握的主要军力，正是张之洞练成的新军“自强军”，也是被革命党深度渗透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新军原本共有官兵一万六千人左右，除去载沣交与端方调往四川的两个标（标大概相当于团），再除去瑞澄派往各地加强防守的驻军，武汉只剩下约一万新军。其中，纯粹的革命党人近四千，坚决“反革命”的只有一个旗人标，大概一千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看风向办事。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士兵人数已占了新军总人数的一小半，情况十分有利。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接下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头头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恶性邪教案件被警方秘密拘捕，市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前往李守信公司承建的各个小区进行调查取证。警方又是怎么得知李守信的所作所为的呢？难道那几个小区里的销售人员见到异状，怕惹祸上身，暗地举报了李守信？可他们并不知道水泥柱中埋藏的是什么，又怎么能提供给警方有力的线索呢？疑问中，电视上出现了热线新闻播报，一个满脸精干的记者出现在了镜头上，身后是一片小区建筑，周围停着数辆警车，不少警员正在一边忙碌着。“……现在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据可靠消息，此案涉及数十余名幼童的惨死，其数量之大，犯罪手法之恶劣实属罕见。”记者慷慨激扬地在镜头前不住左右指点着，镜头忽地一转，画面内出现一名佩戴高级警衔的男子，那记者立即快步赶上不住询问起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那名警官威严地摆了摆手，转身急冲冲地走开。“请问本案……”记者不折不挠地紧跟而上，急速的问话却突地停顿在了那里。两名警员抬着一个塑布覆盖的东西走来，侧边露出一条灰黑的东西，那是……孩子干瘪的手臂！一只大手挡在了镜头前，遮去了那条手臂，也掩去了记者惨白的脸庞。……“这下倒也省事了。”林岳惬意地伸了个拦腰，“警察办起事儿来可是动作麻利的很，照这架势，一天就搞定了。”“警察来的也太巧了，简直就像是算准了似的。”晖儿摇头道，“会不会有人暗中在帮我们？”“的确帮了一把，不过这用心就很难说了。”耿婆笑道，“总算也没白忙活，咱们该去对付对付那块大骨头了。”“骨头不但大，还很硬。”莫炎幽然道，“但愿我们能啃得动。”“嗐，没事儿，咱用的是蓝天六必治。”林岳贫道。屋内响起一阵大笑。……如果说李守信建造的小区中居住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话，那么眼前这三座井字楼里的居民便是社会的底层阶级。冰冷灰暗的水泥外墙上满是斑驳的水渍和风化斑，锈蚀的钢窗衬着残破的玻璃，像是一张张噬人的怪嘴，饥饿地等待着猎物落入口中。这三座楼建造的很奇怪，四面楼体围砌作一个方形，正中留出一道仿佛深井般的空间，楼体交界处略略延长，留出了一部分无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S告诉我们，这是早期建筑中的一个承重设计，为的是均衡整座楼的自重，由于那个时代在高楼建造上技术与材料都不成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的设计。只是如此一来，楼体围砌的中空部分便大大浪费了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内围单元的暗室效应，大多居住在内围的住户都会有间“小黑屋”。不但如此，大楼的“井”里日积月累地丢弃着不少的废物和垃圾，虽然会有些好心人时常清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一到三楼的住户全部都将靠“井”的窗户封死，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建筑构造上来说，这属于技术落后，设计施工不合理。可好歹也算是个安身之所，对于那些囊中羞涩，购买不起再好些房子的人们而言，也只能暂居在此。毕竟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如果等到了市政动迁，兴许还能改善到更好的房子。但从风水堪舆角度而言，即便是露宿街头也好过待在这里，因为这三座井字楼根本就不应该是活人待的地方。早先从S和林岳拍摄的图片来看，充其量只是了解了楼体格局，至于方位和气脉走向则是浑然不清。对于风水格局林岳并不精通，以布荫一派的能力而言，他们多数是从周边的植物生态环境来断定风水的优劣，可井字楼附近除去数棵几近枯死的老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植物的东西。莫炎则不同，异常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里的气脉格局非同一般，如此庞大的阴霾煞气出现在人们聚居的楼宇间，其中必定有所古怪。循着气息他找到了“戴孝狗”和“奔丧猫”，并发现其数量的可观，由此判断出井字楼的格局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其实，单从外表格局来看，这三座井字楼属于“阳宅阴局”，即是将墓穴葬地的格局转用到了人们的正常居所上。假如在一座墓室内看到类似的布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势，古代风水学说认为，“尸属阴，得阴霾之气而滋生，上得斗煞星华之光，中居六仪汇阴之泽，下通冥河地脉之气，其身自养，乘生气而自萌。”也即是说，埋葬在这种格局下的尸身可以充分享受到葬地间的气脉，以阴气滋养，传承后世福泽。可那是给尸体用的格局，放到活人身上，岂不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吗？古时的风水堪舆界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风水的奥妙变化是可以不徇常理而为的，越是凶险的格局其本身也具备着极大的改造功能。这种理论依据有点类似中医药理上所谓的“以毒攻毒”，当面遇到某些险恶棘手的事件时，通常便采用更为险恶的格局去对冲应付，以期达到“负负得正”的效果。“阳宅阴局”便是这些人的“杰作”，若事主自身运势不济，生辰命格凶险，亦或是所处区域极为不利但又无力搬离该地，他们便会依此方法布设。首先将阳宅的三处封闭，唯独留下一面背阳的方位开设门窗，窗框离地三尺，窗格为六，称为“六仪汇阴”，目的是将区域内的阴气导入阳宅。接着在屋内阴煞位掘一口深井，有没有水无所谓，关键是用以接通阴煞位的地气，井内投入活杀的黑狗黑猫各一只，并以青石铺盖，称为“冥井”。最后，在屋顶的斗煞位开一天窗，使得北斗星光的走向刚好与“冥井”相接，对应屋子的六格窗走向，让这三处气息汇聚在同一点上，并依据这个方位将屋子主人的床位摆设在此。风水堪舆的星斗学说中，北斗七星自身具备一定的煞气，而窗向北斗便是“斗煞入宫”。这种做法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正如中医药理上另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治标不治本”。对于那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主而言，阳宅阴局所聚集的阴霾之气可以冲去他们身上不利的气息，以此达到平衡。但人毕竟不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相提并论。在抵消了不利气息的同时，大量滋生的阴霾之气对人体开始产生作用。久而久之，这些阴霾之气将人体内的阳气逼出，从而导致人们频频产生病痛甚至死亡。正如某些以毒攻毒的失败例子一样，人体内的毒素一旦与外界的毒性药物达到平衡，那么多余的毒性药物便开始侵害人体，如果医生此时不停止用药，病人就会死于药物中毒。可惜的是，阳宅阴局这帖药是长期有效，永不停止的。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阳宅阴局，还不足以让我们如此震惊，甚至连耿婆这样的修为也不禁惊愕于形。“棺井？！”耿婆望着楼宇中空出的部分，眉头紧锁了起来。我们爬上了其中一座楼宇的顶部，从房顶向中间的“井”底望去，乌黑阴森的空间中蓬然聚集着大量的阴气。可奇怪的是，那些阴气并没有在阳光下消散，而是凝成一团，不断地被引入地下某处。“夷人奇俗，得堪舆之奥妙，遇族人亡故，则寻背阴之处，掘一深井，取六尺巨坛，纳其尸身，置于井中，曰‘冲天葬’。”耿婆幽然道，“这种葬法一直流传在云南一带，那深井被人称为‘棺井’。”“又曰‘噬气井’。”莫炎若有所思地看着楼宇的中央，“纳阴阳之气入地，葬者速化。”“哎～～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呢？”林岳挠头道，“一会儿阳宅阴局，一会棺井阴井的，我听着都迷糊了。”“阳宅阴局制造阴霾之气，逼迫人体阳气外泄，同时由棺井将阴阳之气引入地下。”我脑中迅速整理着思路，“理论上是通了，但事实上却有个很大的漏洞。”“这里的人都还活着。”莫炎点头道，“包括那些猫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晖儿和S气喘吁吁地从楼台门口走来。“我们在这三栋楼大致打听了一下，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困户。”S平息了下呼吸道，“家里死人的不多，但生病的不少。”“建造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当时都是作为分配房进住的。”晖儿补充道，“而且似乎这些住户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大多都是三四代人挤在一起。”听了她俩的叙述，耿婆背着手在楼台上踱起步来，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众人一下陷入了沉默，各自大脑中都在思索这奇怪的格局，猜解着其中所包含的秘密。过了半晌，耿婆依旧没有发声，我亦是毫无头绪，莫炎抬头看了看我们，转身冲着楼台门口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林岳叫道，“这都在想办法呢，急什么啊？”“找不到答案就是线索不够。”莫炎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上面看不出，就去下面。”“嗯，有道理，我也去……”林岳连赶几步追上莫炎，两人一齐消失在楼台的门后。“这家伙转性了？”S低声嘀咕道，“以前碰到莫炎就斗嘴，现在倒挺热乎的。”“呵呵，怎么了S？”晖儿小声笑道，“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切，要真断背了，我出钱给他俩办喜事。”S瞪大了丹凤眼，满脸不屑道。……“现在进行下一步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了。”莫曹递过一杯茶，一只金毛猴子摇摆着走近茶杯，双爪端起慢慢品了起来。“你是担心他们无法参透井字楼的奥妙？”高大男子微微笑道，“亦或是你担心他们过早的知道我们的用意？”“都不是。”莫曹斟满了面前的茶杯，“我是担心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金毛猴子似乎也能品出茶中的妙趣，正在那里惬意地呲牙，脸上露出了与人相仿的得意笑容。“哈哈……”高大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莫曹，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论才智论气度你绝不在我之下。”“风爷说笑了，莫曹不敢与您相提并论。”莫曹端起茶杯恭谨道，“自古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何况风爷于我有再造之恩。”“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认为是故作姿态，但你不同。”高大男子品了一口杯中的茶水，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你是真的谦逊。所以，你很可怕。”“在您面前，任何的故作姿态都是徒劳的。”莫曹面不改色地为他斟上茶水，转而将金毛猴子的茶杯也注满。“如果三十年前你这么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目光逐渐柔和，高大男子的幽然叹道，“不过，现在我反而应该更加重用你，这世上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金毛猴子正端起茶杯想要品茶，听到高大男子如是说，不由连连点起头来。“说到人才，王亦凡应该也算一个。”莫曹微笑着呡了口茶，“可惜……”“可惜我永远不可能用他。”高大男子抚摸着金毛猴子的背脊道，“只能利用他。”“能被您利用，是他的造化。”莫曹起身道，“这世上值得利用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但必须尽快。”高大男子缓缓靠在了沙发背上，“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莫曹无声地欠了欠身，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一边正自顾品茶的金毛猴子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高大男子，那眼神竟是有些忧郁。……“明白就好，记得稳妥保管这东西。”莫曹笑了笑，“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命。”“是，师父。”韩笑双手捧过一个精致的锦囊，手下几个翻动，尺许见方的锦囊变魔术般地藏入了警服内，从表面看去竟没有一丝突起的痕迹。“肩上的伤好些了吧？”莫曹转身望向窗外，淡淡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韩笑不敢，伤口已好的差不多了。”韩笑毕恭毕敬地站直了身板，“师父责罚的对。”莫曹没有回头，无声地摆了摆手，韩笑冲着他的背影微一躬身，转头走出了房间。“莫炎一定也很恨我……”夕阳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屋内，一片淡淡的红色映上了莫曹的脸颊和双眼……二十六、诡道异脉自古以来，风水五行与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古代天文、地理、医药、生物、气象等学科都与之有着相辅相承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风水堪舆学说的基础理论依据是《易经》，在长期实践中，从定性上已经悟出了人体乃至人体与自然天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天地人感应”的原则下，风水堪舆学说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纳入“风水罗盘”中，精细排布出人类择居立业的最佳模式。按照与人体相得益彰的主导思想来看，与风水堪舆学说走得最近的便是中医学。依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媒介应该是电波或磁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本质上都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二是阴阳性。关于综合性方面，我国中医学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有效地用于诊治疾病和健身优生等方面，称之为“望诊”，即通过观察气色而知脏腑疾病，通过五官大小形态可知相应内脏的强弱。而转化到风水堪舆学说中，则是将人与八卦方位、节气时令和日月星辰相配，有效地运用于人类选址、规划、营造之中，称之为“一物一太极”，也就是说，天、地、人的各个部分均有相似的对应关系。至于阴阳性方面，在风水堪舆学说的实际应用中，常常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找到它们矛盾中的平衡，以求达到一个最为融洽适宜的存在环境。正如古代中医学中将人体五脏气脉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性，根据五行在地理中的磁力场线确定其东、南、西、北、中的有利方位，并由此衍生出相生、相克、相乘、拒纳、反侮等中医理论关系。虽然这两门深奥的学科有所关联，但真正能有机地应用到人体上却是毫无先例。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耿婆一直保持着沉思的状态，没人敢去打搅她，楼台的沥青面上浅浅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奇怪图形算式，像是天书一般。“阴森森的，我待着有些头晕。”S语调虚弱地说道。“亦凡，我陪S先下去吧。”晖儿对我说道，“这里的确很阴森古怪。”我一直靠近“井”口的地方，感受着疾速流动的阴霾之气，从耳中获取的画面来看，这是一道循环性的气流。三股阴气冲入楼内，继而汇聚出大量的阴霾之气，而后由楼内流转出来，自“井”口导入地下。如果从阴气流动的最终结果来看，这里的格局明显是为“棺井”服务的，可为什么还要用“阳宅阴局”这样的“葬屋”结构呢？“可能是这里的阴气太重，影响到你们的身体了。”我冲晖儿点点头，“索性先下去吧。”午间的阳光十分热辣，转身间被晒暖的身体倏然传来一阵阴冷的感觉，与迎面感受到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午之时，一日阴阳，午时阳盛，子时阴极，天下之气过午则阳消阴涨，逾子则阴衰阳生，此阴阳循环之道，物极必反之理也。”我忽地记起《闻风拾水录》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篇章来，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正是午时，阳盛之极过后便是阴气滋生，到了子时这里的阴气必定更加浓重。可就在这一转念的工夫，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阳光下，三座井字楼的阴气陡然上升，但势头却柔和至极，楼宇间的“井”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股蕴含生机的阳气。整个循环气流中瞬时产生了阴阳对流，大量阴气翻腾着隐入楼中，那些生机勃勃的阳气却绵绵不断地自楼中传入“井”口，被阴气逐渐压入地下。世间阴阳之气相生相搏原本是平常至极的事情，可这里却不平常。午时阳盛却出现了大量的阴气，“棺井”聚阴却出现了大量的阳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惊讶之余，我下意识地转向耿婆，刚想提醒她这奇异的现象，却正迎上她同样惊异的目光，看来她也已察觉出这里的变化。“如果没错，楼下那两个小子应该收获不小了。”耿婆脸上释然了起来。井字楼底层的拐角处有间不大的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一些清扫用具和杂物，锈蚀的包铁木门虚掩着，形同虚设的老式挂锁无力地悬挂在一边。“下面四通八达的，我扫了眼，根本就看不到头。”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中，室内传来一阵低低的话语。“阴阳气息的味道很重。”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道，“这不是普通的下水道。”“呜——”一种急促的振动声响起。“靠，老凡，你吓我一跳！快下来，底楼储物室……别说那么多，下来你就明白了。”局促的感觉通常来自于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正如现在这间储物室一样，尽管是六个并不壮硕的人，可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要想活动自如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间储物室内竟然设置了一个窨井，若不是耿婆问我翻出罗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
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毒杀霍元甲……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能忍受，只得带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带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陈铁生在其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力士（指霍元甲）殁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诫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核）。2.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3.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4.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5.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生……”（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1.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2.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3.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上述是史料分析。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色色九九九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是谈判双方摆实力而非讲道理的地方。好在袁世凯也没想和日本讲道理，他谈判的目的是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中方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陆征祥、副部长曹汝霖和驻日大使陆宗舆，这三人彻底地贯彻了袁大总统的指示：拖。拖的办法有两个。办法一，减少谈判次数。日寇的代表日置益说：“我方希望每天谈判，以赶快解决为原则。”陆征祥先生则讨价还价道：“每周谈一次，且谈判只能在下午举行，我上午还要处理其他公务。”讨价还价的最终结果是每周谈三次，下午举行，每次谈两小时。办法二，缩短谈判时间。每次开会，陆征祥先生尽量多说几句开场白，好不容易说完开场白，又让服务员上茶，茶杯还特别大，等茶喝完，才开始谈判，可是陆先生那慢悠悠的说话节奏堪比电影里的慢动作分解……如此一来，正事还没谈，会议时间倒是悄悄从指缝间溜走了。陆征祥先生熬得很辛苦，开场白编不出来了，茶也喝到想吐了，幸好事情有了转机。原来，袁世凯准备了一明一暗两套办法。明的办法自然就是“拖”，至于暗的办法，落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在陆征祥度日如年的时候，袁世凯把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派回了日本。有贺长雄肩负的责任很明确，替袁世凯出高价收买日本人的情报，分析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如果自己拒绝“二十一条”日本人会不会出兵。最终，袁大总统花大价钱搞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日本人要袁世凯保密了，因为“二十一条”不仅不能让其他列强知道，在日本国内也见不得光。接下来，袁世凯动用人际关系把“二十一条”相关的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两国。据考证，英国方面由袁世凯亲自出面搞定，因为英国大使朱尔典和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都是他的故人，关系很不错。而美国方面则是被一颗冉冉升起的外交新星顾维钧（唐绍仪的女婿）摆平的。随后，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日本人的本意是趁“一战”这个列强都抽不出手的良机，在中国浑水摸鱼赚一把。袁世凯则摸准了日本人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乱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袁世凯的老上级李鸿章当年用过的办法登场了——以夷制夷，以利益制利益，联英美制日。1915年5月7日，受到英美两国压力的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六点前，再不答应签字就开打！”小日本并非虚言恫吓，他们已经在搞小动作——向山东和南满增兵。没办法，国弱民贫。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答应签字。但是，袁世凯签的不是“二十一条”，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取得的《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简称《民四条约》。陆征祥、曹汝霖和陆宗舆等中方代表苦撑了四个月，抗争了四个月，数十轮谈判，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条件上做出了几次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第五项——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被全部删除。屈辱的外交谈判终于告一段落，副作用却刚刚开始。袁世凯本来认为，自己在国家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勉强交代得过去，可他发现自己想错了。由于《民四条约》中含有“中国同意日本向德国索要其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清政府与德国所签条约有效期为99年，还未到期，因此日本必须找德国办理好交割手续才算完事），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日本人可向满蒙移民”这样的条款，导致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全国各地学潮此起彼伏。在学潮的队伍之中，有我们的三个熟人。来回奔走的17岁南开中学才子周恩来。辛亥革命后退伍求学的21岁湖南一师才子毛泽东。喊着“誓死反对”口号的14岁少年张学良。不过十六年之后，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这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一年后，此事与他干的另一件事将成为他一生之中最让人诟病的两大罪状。张作霖从一颗棋子起步《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不仅把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放出豪言：卧薪尝胆，奋发向上，十年之后跟日本抬头相见。可对袁世凯的寿命来说，十年奋斗显然太久了，相对而言还是搞破坏见效快。于是他计划在东北扶持一颗棋子，暗中抵制日本。候选人还没有开始海选，袁世凯的粉丝团体——“凯子”之一的段芝贵，便向偶像隆重推荐了给过自己好处费的张作霖。这个走后门的张作霖需要重点提一下，此人就是后来的“东北王”张大帅。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出生于辽宁海城。跟之前介绍过的那些牛人一样，他家里也很穷。为了生存，他卖过包子，当过货郎，学过木匠，干过兽医相过马，投过清军，做过土匪。总之，从业经历丰富而复杂。也正是由于复杂的工作背景，让他集狐的狡黠与狼的凶猛于一身。若论出身和背景，张作霖跟他日后的对手如留过洋的阎锡山等人比起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张作霖的情商和手段，在土匪中那是相当出众。当了很短时间的土匪后，他就明白土匪这份工作没前途，遂脱离土匪，凭借之前的人脉拉起了一支雇佣兵性质的非法私人武装——“保险队”，收起了雇佣费。接下来的几年间，农村居民张作霖不仅收获了宝贝儿子张学良，而且家庭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质量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于是，不再为温饱问题发愁的张作霖，将个人的前途问题正式提上日程。1902年年底，政府部门知道了张作霖的事迹，本想灭了他，但考虑到张作霖手下的私人武装战斗力不错，不好收拾，便把他给招安了。张作霖由此成为一名副营级的清军干部。加入政府编制后，张作霖的主要工作是拿之前的同行们开刀——剿匪。由于对土匪的那一套工作流程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剿匪工作干得不错。张作霖的官位也伴随着出色的工作业绩越来越高，在辛亥革命之前爬到了镇守使一职。在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中，他跟着当时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砍了不少革命党人，成功镇压东三省的革命党起义。当然，他们说自己的行动是“保境安民”——不革命不保皇，走中立路线，一切从维护当地稳定的大局出发，为士绅服务，为人民服务。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论功行赏，张作霖被提升为中将师长。《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交给张作霖一个以搞破坏为核心业务的艰巨任务：“我把东北的抗日任务交给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日本人买到或租到东北的一寸土地，不要让我失望！”这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是很有权威的，张作霖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兵头子，听到袁总统要重用他的消息后，其反应用受宠若惊形容都不到位。张作霖这样向袁大总统保证：“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话水分有些大。张先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而且还跟日本人眉来眼去，搞些军火生意。好在双方的合作点到为止，日本人想让他做傀儡的想法一直没成，彼此既利用又防备。因此，袁大总统的棋子战略，倒也没有偏离预想的轨道太多。张作霖除了能力出众，拍马屁的本事也很好。凭借这两个特长，他成了一名“凯子”。张作霖把袁大总统当偶像一般供着，袁世凯自是不会亏待他。在袁大总统的保护和支持下，张作霖大肆扩军，开始了称霸东北之路。第十四章必须做皇帝
“为什么要当皇帝”论文报告会
日本人出于占便宜的目的不让中国和“一战”有关系，但一群吃饱了没事干的知识分子把中国和“一战”扯上了关系，他们说：“在战争中有厉害表现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哪个不是君主立宪制？再看看咱们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惨不忍睹！”于是，1915年，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成了年度热门话题。最热衷于这个话题的，当数杨度。杨度写了一篇论文《君宪救国论》，洋洋洒洒数千字。在文中，杨度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以老百姓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还不能理解共和、法律、自由、平等为何物，而且中国也没有民主传统，若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会令国家陷入混乱，强国无望……而且，君主立宪还能降低为争夺国家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的风险。总之，杨度的意思就是要废掉现行的共和制度，转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袁大总统见此奇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挥毫泼墨，写下“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也不知道袁大总统是欣赏杨度的才华，还是看到了做皇帝的机会？好了，杨度的这篇论文咱们先放一放，现在给大家引见两位博士生导师级别的人物。话说袁大总统正式就任以来，一来苦于自身的理论水平不足，二来为了装点门面，于是高薪聘请了两位外国法律专家做自己的高级顾问。一位是之前露过脸的有贺长雄博士，另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古德诺教授。这二位先生没白拿袁大总统的钱，各自贡献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古德诺教授轻松完成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就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而言，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分，关键在于是否适合本国国情，而政治制度的决定，关键在于本国的历史沿脉和传统。前面持正秉公，却在最后一句峰回路转，以“传统”二字暗示君主立宪适合中国。进可攻，退可守，古德诺的忽悠水平还真配得上他的高薪资。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写了一篇《新式国家三要件论》，他说日本之所以迅速富强，就是因为采取了君主立宪政体。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中国实行君主立宪，那么也会迅速强大起来。这三位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赞同君主立宪。不过就表达方式而言，后面二位要含蓄得多。含蓄，在官场生态系统中有一个别名：圆滑，俗称滑头。事情办成了少不了功劳，事情办不成问责时也便于推脱责任。进可攻，退可守，左右逢源。不过，这实在不是值得鼓励的行为。有了这三篇极具理论指导意义的开场白，实干家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开始干活了。袁大头终于昏了头若将政体改为君主立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那就是皇帝。好在皇帝的候选人并不多。论传承，自然是溥仪；论实力，自然是袁世凯。但让满人世代承袭皇位，国人恐不答应吧？因此，在溥仪和袁世凯之间做一个选择，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最先采取行动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袁克定。杨度最擅长的本领是帝王之术。据他观察，袁世凯是一颗很有希望的帝星，这也正是他弃孙中山投袁世凯的根本原因。袁世凯死后，他又加入了孙中山的国民党。1922年，他又脱离国民党，成了周恩来的手下，做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几经波折，他最终还是猜准了谁会取得天下，总算不负生平之学。不过话说回来，他自以为把握了命运，其实是命运把握了他。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杨度正一心一意地为袁大总统登基筹划造势，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一定要把袁世凯推上皇帝的宝座。8月中旬，杨度谋划许久的“筹安会”正式挂牌开张。帝制运动的帷幕终于拉开！简单介绍一下杨度在筹安会的几位名人同事。严复，这位早年的北洋水师学堂教导主任，后来的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杨度的头号助手。除了严复，还有四位关键人物——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这四位都曾入过同盟会，也曾为共和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这次的华丽转身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这几位精英可都是主动要求加入杨度团队的，没有武力胁迫，没有美色陷阱，也不是经济利益驱动。因为在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背后，以及之前讲过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样东西——它既是世上最坚固的堡垒，却也是世上最为可怕的武器，它的名字叫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就是君主立宪能救国救民。这五位，再算上杨度，就是名扬千古的“筹安六君子”。就在杨度努力“造皇”的时候，大公子袁克定也在打如意算盘：总不成把拥立之功全让给外人了吧？皇帝可是世袭的，如果老头子当皇帝，那自己岂不是名正言顺的继任者？因此，这位仁兄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专业精神，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了一件经典的事情给老头子加油打气。袁世凯很喜欢看《顺天时报》。这份报纸刊载了很多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比如，以中国当前的国民素质还是有皇帝好啊，袁大总统不做皇帝则中国必定国将不国、纲常不再、四分五裂此类，直让袁大总统看得心花怒放。但他不知道，这份报纸是他的宝贝大儿子袁克定为他炮制并限量供应的。袁克定出钱印刷，版式仿照真正的《顺天时报》，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后来袁世凯知道此事的真相时，悔之晚矣。袁大公子后来再接再厉，把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梁大财神等七名“凯子”也拉进了“造皇”队伍，凑齐了一支名字非常威风的队伍——“七凶”，与“筹安六君子”合称“十三太保”。在“十三太保”的舆论和金钱攻势下，全国各地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成立团体，联名请愿——敦请袁大总统顺从民意早日称帝，早日行君主立宪政体强大中国。这当中有将军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学界请愿团、教育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清室贵族请愿团……最出奇的是，还有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一时间群魔乱舞，即便金庸大师笔下的星宿派重新出山，也只能甘拜下风。这些人要出风头，抢拥立之功，但问题是袁世凯乐意当皇帝吗？若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当皇帝貌似不是一个好选择。袁世凯此时权倾天下，权势远超英王、日皇、德皇，甚至是美国总统。而君主立宪的君主只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袁世凯若想当皇帝，必先拱手让出一部分权力。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袁世凯是想当皇帝的。由于袁世凯同志是一名政治家，政治家的嘴巴向来很严，不会轻易透露内心的真实想法，所以我们只能根据非著名原理：世间所有的选择，到最后其实都是五个字——你想要什么，勉为其难地猜测一下他想做皇帝的原因。理由一，为袁氏家族的源远流长计，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生活考虑。当立宪皇帝最大的好处，当属皇帝世袭制，其传承的稳定性远比封建君主专制靠谱。看人家英国王室都传承多少年了。理由二，去追寻当年的政治梦想——走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强国之路。只不过在当年的梦想中，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内阁总理，而现在随着权欲的膨胀，角色与时俱进升级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理由三，满足他因为长期独裁而日益膨胀的个人权欲。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更有绝对的欲望，而且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以袁世凯如今的独裁地位，他也许有办法在不交出权力的情况下坐上立宪皇帝的椅子。权力不交，皇帝照做，这个想法无疑很酷。当然了，也许真正的原因永远埋藏在袁世凯的心中。不管如何，眼看“民意”难违的袁大总统，并未经过艰苦卓绝的激烈思想斗争，只假意推托了一下，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称帝。好大的两个反贼袁大总统不会想到，所谓的“民意”，只不过是一场绑架而已。绑匪是杨度狭隘的理想、袁克定以及袁世凯的私欲。强行绑架民意，只会加速灭亡。所以，袁大头正在走向灭亡。一起来研究一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将军请愿团名单，因为出现以及未出现在这份名单上的人对袁世凯能否坐稳皇位都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转向共和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章太炎何以成大师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君宪先锋严复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君宪先锋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君宪主义危机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君宪成为历史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
反仆固怀恩却认为自己实力依然弱小，终于将吐蕃人作为自己的援军，来向他曾经效忠的大唐王朝发起进攻。事实上，当时在李豫和仆固怀恩之间没有一个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准确地说李豫虽然优待其家眷，但在仆固怀恩看来这是唐廷的一招怀柔政策，只是一种骗他去长安的手段，而他始终坚信保护自己家眷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越是这样其家眷就越安全。所以，仆固怀恩谋反不是野心的暴露，而是为了自保，可以说这是仆固怀恩的宿命，同时也成全了吐蕃人。广德二年（764年）九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十万之众入寇边境，李豫得到消息后，不得不下定决心用武力来解决仆固怀恩的问题，他派郭子仪出兵奉天（今陕西乾县）抵御仆固怀恩和吐蕃大军。郭子仪到达奉天后，得知吐蕃人已经逼近邠州，于是让儿子郭晞带领一万人马星夜驰援邠州。但就在郭晞走后，郭子仪又得知仆固怀恩的先锋军已经到达宜禄，郭子仪遂做出应对部署，调遣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郭晞的后援以防不测。四天后传来消息，邠州节度使白孝德和郭晞还是很给力，面对吐蕃大军的轮番进攻，硬是坚守住了邠州城，吐蕃人无奈之下只得退兵五十里安营扎寨。吐蕃人的撤退让仆固怀恩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他亲自到吐蕃人领军元帅的大帐内劝说其继续出兵，并引用“曹刿论战”的理论，告诉吐蕃人是不能泄气的。在仆固怀恩的不断鼓动下，吐蕃人终于再次出兵继续围攻邠州，由于先前白孝德和郭晞拼死抵抗，消耗了太多的兵力，所以这次两个人紧闭城门坚决不出战，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和吐蕃人进逼奉天，试图擒贼先擒王打败郭子仪。但郭子仪却早已经找到了破敌良方！十月七日深夜，郭子仪调集数万大军，列阵于乾陵之南广布旗帜。仆固怀恩以为郭子仪毫无防备，想要发动突然袭击，但是就在他刚要行动时，忽然发现郭子仪的大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似乎在形成某种阵形，对于自己的老领导郭子仪，仆固怀恩还是十分忌惮的，再三犹豫之下他选择了退兵。郭子仪趁势命令副将李怀光率领五千人马追击仆固怀恩，不过仆固怀恩的撤退速度实在很快，李怀光一直追到奉天北边的麻亭也没能追上仆固怀恩，由于兵力较少而且与郭子仪大军距离过远，李怀光不得已撤军回到奉天。仆固怀恩这次意图进攻奉天，却因为郭子仪的疑兵之计而退缩，但他不甘心就此空手而归，所以回身继续进攻邠州，但由于仓促用兵，被郭晞和白孝德联手击退，不仅死伤无数，而且这次吐蕃人十分恼怒，在没和仆固怀恩沟通的情况下，一路沿径水撤退。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让仆固怀恩十分气恼，当他听到吐蕃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扔下自己跑路时，这个心高气傲的将军在马上大发雷霆，但就在他准备找吐蕃人理论时，部将为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发家大本营灵武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破。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急火攻心顿时口吐鲜血，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仆固怀恩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吐蕃人擅自跑路使得仆固怀恩无奈之下只得先回军驰援灵武，由于身体原因，他先派出骑兵星夜攻打灵武，或许是良心发现，吐蕃人看到仆固怀恩首尾自顾不暇时，主动派出一万骑兵帮助仆固怀恩收复灵武。灵武的收复让仆固怀恩的前沿阵地总算没有丢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节已近寒冬，这对于远征而来的吐蕃人十分不利，于是权衡再三，仆固怀恩留下部分人马驻守灵武，然后和吐蕃人撤退回陇西，准备来年再战。进入永泰元年（765年）后，一直到九月，由于唐廷主动向吐蕃示好，并让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和吐蕃使者结盟，使得这九个月来边境一直太平无事。但这种局面却不是仆固怀恩所希望看到的，当他得知唐廷和吐蕃结盟的时候，仆固怀恩可以说是火冒三丈，但正所谓气火攻心，当时间进入九月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和不断拼杀使得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支撑不住了。但仆固怀恩明白，既然走上了反叛朝廷的道路，是无法再回头的，现在唐廷和吐蕃结盟就是个信号，那么接下来唐廷的目标将是自己。所以为了寻求自保，他再一次游说吐蕃人，希望他们能够跟着自己继续进攻唐廷，而本来就反复无常的吐蕃人同意了仆固怀恩的请求，对于他们而言，完全可以做到一边做兄弟，一边做对手。九月一日，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人马共计十万进犯，李豫得到消息后命令长安周围各节度使集中兵马对长安形成一个保护圈，但仅仅七天后就传来仆固怀恩病逝的消息。仆固怀恩这次可以说是强撑病体进犯唐境，他亲自率领朔方军坐镇大军之后进行指挥，但病痛的折磨没能让他坚持到最后，当大军走到鸣沙时，仆固怀恩暴死于军中。一代名将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悲喜一生。后来吐蕃、回纥大军为郭子仪所击退，李豫听到消息后，遗憾地说，“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但李豫知道真相实在太晚了，因为诸多误会以及消息沟通不畅，致使平叛名将终究走上一条不归之路。仆固怀恩全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两个女儿牺牲个人幸福为国远嫁和亲，可谓满门忠烈。可惜这样一个忠勇之人却不被朝廷信任，被史学家记入“叛臣传”，确实令人感慨和同情。事实上，仔细分析仆固怀恩从忠臣到叛将的整个过程，除了他本身性格的缺陷，以及诸多误会和沟通不畅的客观原因，这其中还隐藏着一股外力的推动作用，前边我们说过，当时朝廷说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四个人，而其中两个人是宦官。事实证明，说仆固怀恩有被宦官逼反的嫌疑并不为过，而纵观李豫当政时期，平息宦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跨过去的一道坎。第八章平息宦乱傲视天子谁都知道李豫称帝是宦官拥立之功，虽然他早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李亨去世前由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宫廷政变，还是让李豫的继位蒙上了一层宦官拥立的色彩，而且当时李豫被李辅国的人变相软禁，在李豫即位后，以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拥立之功。李隆基在位时，宦官开始掌握权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力士。但高力士是个好宦官，凭借李隆基的绝对信任，本来有专权的机会，但好人高力士依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尽心尽力地做一个皇帝的仆从，效忠他跟随多年的李隆基，不论他是万人瞩目，还是无人理睬。当高力士听到李隆基病逝的消息后，他也追随太上皇而去，口吐鲜血倒地而亡。高力士离去之后，唐朝直到灭亡为止，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忠心不二的宦官。而从李亨继位伊始，给予了李辅国过高的权力，甚至将身家命脉——皇家禁军，完全交给这个服侍自己多年的奴才，只因为李亨处在人生十字路口艰难抉择时，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我们不能否认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高力士那样正确看待自己，通过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进西苑，一直到李亨临终前发动的那场政变，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马厩奴才出身的宦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视权力如同生命，在拥立李豫继位后，他更不把这个曾经被自己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李豫的心中始终对这个下狠手的奴才怀有憎恨之情，在他即位之初忙着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大宦官李辅国对自己所做的那些不敬之事，虽然李豫性格温和，不是那种有仇必报的人，但为了江山社稷，为了激浊扬清，他始终没有忘记清除掉李辅国这个毒瘤。事实证明，宦官虽然拥有权力，但如果失去皇帝的庇护，其结局客观地讲还不如自家养的宠物。而当时李辅国依然沉浸在专权的美好日子里，在他看来，自己拥立的皇帝完全被自己控制在掌中。李豫刚继位时，他曾经用颇具挑衅的话语告诉李豫，说陛下只要好好待在宫里就可以了，所有的事情都由老奴来处理。李豫听完后，犹如芒刺在背！不过李豫当时并没发作，因为他明白自己刚刚继位，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理顺，对李辅国暂时还不能轻举妄动，虽然他内心十分不满，但表面上依然尊敬李辅国，尊称他为“尚父”，所有事情全都先和李辅国打招呼再作决定，而且大臣进宫朝见皇帝，都要先去面见李辅国，然后再去见皇帝。对于这种超高规格的待遇，时间长了，李辅国也认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所以泰然处之，尤其在李豫面前丝毫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而在表面尊敬李辅国的背后，李豫的内心始终隐藏着杀机，他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李豫的心机，这位从宫廷百孙院里走出来的大唐皇帝，在经过战场厮杀的历练以及先前那场宫廷政变的波澜后，其内心已经十分强大，就在他继位的一个月后，他还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实封八百户。在李辅国看来，这是李豫对于自己拥立之功的一种回报，然而他不明白，自己对于李亨而言确实有拥立之功，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个可恶的奴才简直就是在胁迫自己。李豫依然丝毫不露痕迹地稳住李辅国，让他尽情享受自己给予他的超高规格的待遇，但同时他那聪慧的头脑始终在寻找制约李辅国的方法，就在李豫积极寻找对策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看出了李豫对待李辅国的态度极为反常，所以他秘密面见李豫，请求皇帝陛下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这个人就是在李亨去世前李辅国发动兵变时充当马前卒的程元振。程元振，京兆府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年时为了养家活命，被迫阉割，托人送入京城长安，入侍皇宫，先在内侍省做些扫地、打水、倒马桶的工作，由于聪明伶俐，逐渐升为内射生使，统领射生手侍卫皇帝。在李辅国发动兵变之前，程元振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如果不是因为他向李辅国告密，程元振恐怕会一直默默无闻下去，但正是这次告密改变了他的命运。事实上，程元振的告密行为并不能说明他有多大的政治目的，当时身处旋涡之中，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命。坚决与张皇后和越王李系划清界限，这是程元振当时的唯一想法，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程元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知道以李系和张皇后的智商和实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功。随着李辅国兵变的成功，李豫即位后程元振算是拥立功臣，李豫加封他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知内侍省。这一连串官职标志着程元振获得了皇家部分禁军的掌控权，以及内侍省的操控权，是仅次于李辅国的朝廷二号宦官。可以说随着官职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加，程元振在朝廷内人气飙升，最关键的是程元振是一个和李辅国一样的人，都视权力如同生命。同时也都是不甘居于人下的人！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政变，地位卑微的程元振是打死也不可能请求李豫削弱李辅国权力的，但权力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能让一个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在看到皇帝陛下被迫忍受李辅国的嚣张跋扈后，程元振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现在，他如果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只能依靠两样东西——皇帝的权力和自己仅有的一点兵权。在程元振看来，皇帝的权力可以削减李辅国的权力，而自己掌握的部分皇家禁军可以保障皇帝行使权力。换句话说，一旦皇帝陛下因为限制李辅国的权力而遭遇不测时，程元振掌握的禁军必须顶上。这也是程元振之所以敢向皇帝进言的筹码所在。事实上，当时不仅程元振看到了这一点，苦于没有机会制约李辅国的皇帝李豫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程元振面见自己说出想法后，李豫开始动心了。身首异处宝应元年（762年）六月，在李豫忙于应对平叛事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清除李辅国这个身边的毒瘤，在和程元振密谋多次后，他终于下定决心整治那个曾经胁迫自己的奴才。六月十一日，他让程元振率领能够掌握的禁军迅速集结在内宫周围，其意图是让程元振守护内宫，一旦李辅国胆敢轻举妄动，程元振的人马可以抵御。在看到程元振部署妥当后，李豫立即下诏解除李辅国元帅行军司马以及兵部尚书的职务，以程元振代理元帅行军司马，并命令他迁出皇宫居住。李辅国看到诏书后差点没晕过去，他不明白皇帝陛下为什么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免去自己最有实权的官职，而当他听到程元振已经带兵将内宫团团护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这次皇帝陛下是动真格的了。李辅国当时虽然担任兵部尚书，但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唐代的兵制，应该说兵部尚书并没有真正掌握兵权，李辅国真正能够掌握的是当时皇家的绝大部分禁军，可是当时程元振已经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拼命，而且他真要调集禁军向皇帝开炮，恐怕禁军也未必能够买账。总之一句话，在那个时代，大唐皇帝还没有彻底失掉威信！所以，李辅国没有必胜的把握。既然无法硬抗，那就只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来自保。现在皇帝陛下诏书已下，想要改变已经不可能，李辅国决定采取逆向思维，向皇帝陛下上表请求让出中书令的位置。在他看来，自己这种诚恳的态度必然能够打动皇帝陛下，仁慈的皇帝至少应该是挽留，只要回到宫内，自己就会有机会重新上位，然而他最大的失策就在于他认为的拥立之功，在李豫那里却被认为是胁迫。所以表文递上去，六月十三日皇帝批复下来，两个字“准奏”。这一次李辅国彻底愤怒了！失去理智的李辅国转天前往内宫面见李豫，名为谢恩，实则是去质问。“谢陛下体谅老奴，让老奴卸掉长久以来身上的担子，得以休养。”李辅国行过大礼后，第一句话就带有挑衅的味道。“呵呵！尚父拥立之功朕当永远铭记，奈何朝廷事务繁杂，朕恐尚父操劳过度，故而卸去尚父的官职，到宫外居住休养。”面对李辅国的挑衅，李豫并没有与之针锋相对，依然尊称李辅国为“尚父”，但其话语明显是绵里藏针的回击。李豫的话让李辅国如骨鲠在喉，片刻之后他哽咽地说道：“既然老奴侍奉不了陛下，那就到地下侍奉先帝去！”言罢，李辅国转身气冲冲地走了。面对李辅国挑衅的言语，李豫一笑而过，他明白这意味着这个该死的奴才已经黔驴技穷，所以在李辅国向外走的时候，李豫依然笑着说道：“尚父保重身体啊！朕会派人经常去探望你的。”不可否认李辅国临走时说的话乃是气话，但让他想不到的是，不久之后他真的实现了到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随着李辅国的倒台，他先前的死党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均被罢官流放岭南或赐死。事实上，李豫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对李辅国开展了清算运动，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李辅国的重视。李辅国本以为皇帝罢免他所有的官职后，不会再追究他先前的所作所为，所以他在皇宫外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一直到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该来的报应终于降临在李辅国的头上。当李辅国说完挑衅的话语转身离开内宫时，李豫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他知道罢免李辅国的官职仅仅是个开始，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深切地懂得对于权力欲极强的人，尤其是李辅国这样身体残缺不全，且心里存有某种阴暗想法的人绝不能手软。必杀之！这是李豫心里唯一的想法。但李豫同时也明白，李辅国无论多么嚣张跋扈，毕竟有诛杀张皇后之功，如果公开将其正法恐怕会落下屠戮功臣的骂名，罢免李辅国的官职已经达到了李豫树立权威的目的，而杀掉李辅国则是清除潜在的威胁，完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正所谓特殊的人物必须要寻找特殊的方法来解决特殊问题。对于李辅国这样的人，李豫认为秘密除掉乃是上策。于是在十月十八日的那个夜晚，李豫秘密派遣心腹武士前往李辅国在宫外的宅院执行刺杀任务。当杀手在李辅国居住的房顶上掀开瓦片向下观看时，这个已经被排挤在朝廷之外的老奴才，此刻刚刚参加完府内的宴会，浑身酒气的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熏得房顶上的杀手不禁捏住鼻子。杀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挪开几片瓦，纵身跳进房间，轻轻走到李辅国的面前，手起刀落砍下其头颅和手臂，装进袋子后回去向皇帝陛下复命。或许杀手的手法实在炉火
年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带领我们几个研究生到沈阳实习，曾特地带我们去拜见金先生，那是我第一次与金先生见面，那时候金先生似乎被聘请到刚刚创立的辽宁民族所就任不久，由于居所尚未安排停当，全家还住在宾馆的一间套房里。我是后来才知道，早在1957年，王钟翰先生就曾介绍金先生赴中央民族学院讲授辽金史，却因“反右”风波遽起，此事遂寝，注6可知二老当时已是故交了。金先生退休回到北京之后，我曾几次到他在梅园的家中拜望，却从未与他提起那本《三家子屯调查》给予我的影响。而与他真正深入的交谈，则是从这个口述才开始的。我和与我同往的乌兰教授夫妇，曾有过一个很长的访谈计划，打算每周到金先生家里去谈一次，金先生也同意了，还不仅仅是同意，据他的女儿金适说，他还为我的访谈准备了提纲——可是，这一切刚刚开始，也就是说，刚刚只做了第一次，一切竟然就结束了。那次访谈之后，我去日本大阪大学访学仅短短半月，回京后正打算与他预约下次访谈的时间，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而算起来，从我为他做这个口述的3月10日开始，到他逝世的4月10日，其间相隔仅仅一个月，我想，这应该是他一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了。这当然不是一篇完整的访谈，我也从未想过要将它发表，但11年倏忽而过，老一辈学人的身影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开始模糊。将这篇口述记录拿出来重新检阅，发现它虽然简短，却不仅提到一些其他著作包括金家三代学者自己的著作中迄今未公开提到的往事，而且一读此文，金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宛然重现，我决定还是将它发表出来。至于金先生家从荣亲王世代相传的文献史料和记载，以及金先生父子父女三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乃至金先生的三世祖奕绘和夫人、女词人西林太清诸事，由于都有专书介绍，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在这篇口述中，金先生谆谆嘱咐我：“都是研究清史，王钟翰先生的清史跟别人的就不一样。是不是？您继承他这个，收获就会很大。”我钦佩金先生的眼光，感激他的指点。府门儿这卷，本是以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即“溥毓恒启”排序注7的，金先生在辈分上并不靠前，但我仍将他的口述作为本卷开篇，以示对他的纪念。又及，金先生的女儿金适教授认真审阅了这篇整理稿并做了仔细的订正，在这里，我对她给予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金启孮简历：启孮，字菉曾，一字麓漴。1918年6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清帝业已逊位，故以金为氏。曾就读于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1940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和田清、山本达郎、三上次男、榎一雄诸师研习金代女真史和清代满族史。1944年回国，在北京育英、贝满等中学执教。1949年1月北京解放后，辍教入华北大学史二班学习。1949年10月华大毕业后，重返育英中学任教，兼北京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院讲师。1958年调入刚建校的内蒙古大学，任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教授，研究蒙古史的同时，继续研究女真学、满学，历时25年之久。1982年赴沈阳，主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以研究满学为中心任务。
1.从始祖荣亲王到祖父毓敏
金：我始祖永琪，清朝时候的荣亲王永琪，主要是在学问上用的功夫比较多，没怎么参与过政治，他25岁就死了，没有出宫，病逝在宫里了。定：没分封注10是吧？金：他住在圆明园的兆祥所注11。他死的头一年乾隆看他去了，看他去了之后，在病中封他一个荣亲王，没出来。他擅长书法，他很喜欢弹琴，他的文集叫《蕉桐賸稿》。他很喜欢音乐、文学，同时他最擅长算法，西洋算法，这些东西，算法的东西家都没有了，在溥心畬注12手里呢，溥心畬拿了让我瞧过，是长条的一个手卷，三角那时叫八线法么，三角学，除了ABCD用甲乙丙丁表现之外，图的精细呀，我感觉非常惊讶，他就预备把这给我，他一定要在(手卷)题字，我说您不要题字，他非要题字，结果呢，后来他不是上南方开那个伪国大去了么注13，很匆忙就走了，结果这个(手卷)没到我手里边，这个事我非常地遗憾，经过“文化革命”就不好说了。注14定：他是不是给带到台湾去了？金：没有没有！全没带走，他们东西全没拿走，他没打算在那儿，他要回来的，哎……这第二代就是绵亿。定：这是道光那辈的？金：他父亲死时他还很小，后来分府才出来，就住在太平湖么，由他那时候分府才分到太平湖。注15他也是继承了父亲这几样，几乎全继承了。第三代就是绘贝勒，他两位夫人，正夫人叫妙华。定：是奕绘的夫人？金：哎。他们二位合着做了一本诗集呀，是俩人合体的，《妙莲集》。定：《妙莲集》是不是就是您点校的那个？金：《妙华集》到现在还没下落呢。《妙莲集》是我在沈阳时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的，我就跟他们说这个事，赶紧把它搁到善本里头。让古籍办复印了一点，复印得也不多，那时候也没有一个单位联合起来说把它多印一点。奕绘的侧夫人是顾太清，就是西林太清，这个您都知道，我就不详细说了。到第三辈时还是，这几样都行。到了第四代，固山贝子叫载钧。这时候书法呀，文学呀就都没有什么突出的了，就只听说是非常擅长语言学跟掌故。语言学是什么呢？上边几代也是，这个满、蒙文哪，都精通。到了载钧这一辈，不但满、蒙文精通，而且还精通藏文，三种文字，基础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基础。从前三代留下的这个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学，因为载钧他非常熟悉清代的掌故，所以语言学、文学跟历史学基本上是这么样从上头传下来的。定：金先生我问您一个问题，您说他还非常懂得音乐、乐器是吧？金：乐器是除了自己会弹琴之外，我这二世祖，就是荣恪郡王绵亿的时候，他号叫南韵斋。因为他很喜欢南方的十三乐。他制的墨，据说在古董界很有名，这个我没有(笑)……他的墨，跟古董商提南韵斋的墨都知道。大体上这样。距离我父亲只差两代了是不是？我父亲的祖父溥字辈，到我的祖父毓字辈，这两代呢，主要就是一般地继承前边的了。那时候毓敏，就是我祖父，正赶上洋务运动的时候，所以通英文，而且擅长医学。定：中医还是西医？金：西医。定：西医？他是留洋的么？金：他的外国朋友非常多，许多外国朋友啊，甚至有史学家，有一个叫柯凡氏的，据说德文叫awaci，是德国的一个史学家。我们家这个二十四史还是柯凡氏送的呢，(是他用来)研究的(笑)，版本不好。定：您们家那时候还住在太平湖吗？金：不不不，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就搬到大佛寺北岔儿一个小府去了。大佛寺在宽街那儿。大佛寺那儿房子才一百多间，太平湖那个房子呀，就给了醇亲王了。定：就是后来的醇亲王府吧？金：醇亲王府又不是，光绪那儿生的，所以就由那儿又搬到北府去了。那不是一生皇帝那儿就不能住人了么，就成了醇亲王的祠堂，注16大体上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定：您们家后来一直就在大佛寺那个小府住？金：(笑)，住到民国七年(1918年)。因为清代的规矩，府跟旗地是国家的，跟明朝不一样，不是说就可以算你的了。到辛亥革命清朝不是让了位么，因为现在历史一般不谈这个，推翻了就。让位的时候定的优待条件哪，是隆裕太后就把府跟旗都赏归私有，就是谁住哪儿就归谁了。旗地是原来哪个府的就给谁了。所以那个府是民国七年卖的。民国七年以后就不在那里头了。定：给卖啦？金：卖啦。因为这些人家一般来说民国以后经济状况就不如从前了。2.父亲与父亲的家学
金：我祖父培养我父亲，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希望他学法律，因为那时候是法律最时髦，法律是什么呢，最时髦的，朝阳大学注17的法律系。所以我父亲是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乌兰：朝阳大学在什么地方？金：朝阳门么。乌兰：什么人办的？金：好像是民国成立之后办的，当时是很有名的，因为我父亲小时候正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近，如果兄弟多的话总会有一个陪着同去。虽然听说那是由于住房紧张不得已而为之，但伸夫却希望自己家也变成那样。然而，伸夫家是父母弟弟在一起睡觉，伸夫跟姐姐在二楼睡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不愿接受这种就寝方式。父母堪称全家的顶梁柱，而且都是大人应该无所畏惧，所以根本无需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倒是出于守护孩子们的考虑，父亲跟自己和弟弟、母亲跟姐姐在一起睡觉才合适。“为什么爸爸和妈妈要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呢？”伸夫很想提出这个问题。他倒不是因为想歪了或为了嘲讽，而纯粹是为了从夜晚的恐怖中逃脱。但不知什么原因，伸夫无法说出口。虽然心里觉得奇怪，可到了跟前却支支吾吾，犹豫到最后只说声“好羡慕弟弟呀”就沉默不语了。如果问到“为什么沉默”他会穷于应答。这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和顾虑，只是隐约感到后面的话不该说出而已。尽管如此，伸夫仍曾一度跟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客厅隔壁就是卧室，记不清是因为偶然钻进铺好的被窝自然睡着，还是因为自己卧室的蚊帐破了，他只在父母旁边睡过一夜。反正伸夫那天夜里睡在父母旁边，偶然醒来就听见有人在说话。也不知是在深夜还是在清晨，总之天还没亮确切无疑。他立刻明白那是父亲和母亲在说话，可详细内容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他隐约记得母亲像是在诉说身体不适，父亲提议去哪里放松静养一段时间。伸夫没能忘记的是父母说悄悄话的奇妙感觉，虽然就在身边，却像来自天外一般甜蜜而柔和。伸夫以前从未听过父母这样说话。父亲柔声细气，简直不像男人的嗓音，而母亲则像是几分扭捏几分撒娇。伸夫一时感到身边说话的不是父母而是别的男女，闭住眼睛浑身紧绷。他就在那种状态中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醒来，父母依然以平常的嗓音进行平常的对话。然而，在伸夫的脑袋里却留下了深夜半睡半醒之间听到的男女对话声。对话内容并不清楚，只有语气的温柔感觉萦绕脑海挥之不去。那果真是父母的声音吗？会不会是在做梦？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可那毫无疑问就是自己耳朵听到的声音。另外，那次确实是在清晨。因为被尿憋醒去厕所时，房檐下的牵牛花正沐浴朝阳，所以毫无疑问。因为时间还早，伸夫突然改变主意想回到被窝里去，就拨开了父母卧室的隔扇门。正好母亲已经起来，于是伸夫猛地钻进了母亲的被窝。“好暖和！”伸夫喜欢在早上钻进父母的被窝。他为寻求母亲留下的体温刚刚钻进被窝，脚下就触到了冰凉如水的东西。“好凉！”伸夫嘟囔着缩回双脚，随即推开了被窝。这时，本应熟睡的父亲睁开了眼睛，正在更衣的母亲回过头来。“湿了嘛！”伸夫眼前的褥单有些皱皱皱巴巴，中间的位置还有一小片潮湿。伸夫一时以为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尿床了。“怎么搞的，还尿床？”伸夫欲言又止。父母根本不可能尿床，而且即使尿床也不可能只这么一小片。伸夫在一瞬间想到这些，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醒悟到那是什么东西。可是不知何故，他感到不能再问下去。伸夫慌忙闭嘴，随即躺下盖上被子。他缩起双脚尽量不去碰那片潮湿。如果可能的话伸夫真想逃出被窝，可刚刚钻进来又不好意思说走就走。如果马上离开的话，“湿了”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伸夫为了表示他毫不介意，就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他在被窝里一直睁着眼睛，母亲已经脱掉睡衣换上了和服便装，而父亲依然若无其事地躺着。过了片刻，母亲拨开隔扇门出去，旋即拿着报纸进来放在父亲枕边。“伸夫，赶快起来！”就像被这呼唤声拯救，伸夫赶紧从有些腥臊味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十一说实在话，伸夫对父母已有性关系难以置信，他不认为在现实中父母发生过各种黄书中所描述的淫秽行为。然而，既然父母已经有了孩子，这毫无疑问就是那种行为的结果。以前伸夫曾被安井君问到姐弟几个，他在回答时感觉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即便这是事实，他也不愿想象父母之间曾经发生过性关系。然而，这毕竟是伸夫的一厢情愿。客观地考虑，既然父母都是普通人，理所当然会有正常的性关系。可是，与其说他不能坦率地接受这个事实，莫如说他根本不愿意这样想。当然，他对跟弟弟年龄隔了七岁感到不可思议，所以也曾问过此事。“其实还有一个，可是因为妈妈身体太弱就拿掉了。”母亲十分自然地回答，伸夫点了点头。不过仔细想来，那不就是人工流产，即黄书中经常出现的“堕胎”吗？由于自己的年龄跟弟弟隔了七岁，因此不能在同一所学校里上学，也不能恪尽兄长的情分。想到从小就怀有的不满就是由此导致的结果，伸夫忽然悲伤起来。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母亲也做过书中所写那种令人羞臊不堪的手术。黄书中以“妇产科医院里哭泣的女人”为题，对接受手术的女性的实际状态进行了描述。即便情况会有所不同，但想必母亲也曾以那种姿势接受过手术。伸夫一想到黄书中描述的场面就呼吸急促起来。他想说“只有妈妈与众不同”，但实际上自己的年龄跟弟弟相隔七岁，而且母亲本人也如此说明，所以他没有理由予以否定。虽说此事与自身无关，但伸夫只是想想便感到脸上发热。“为什么要做那种事情？”伸夫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母亲实在可恨。“做这种事情还能算是妈妈吗？”伸夫不由得怒火中烧，连看到母亲的面孔都会心生反感。“爸爸也真是的！”他的激愤情绪又指向了父亲，骤然感到父母都是不够纯洁的人，甚至不想跟他们说话。可是，父母丝毫没有觉察到伸夫的情绪，照旧若无其事地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伸夫走下楼去，却见父亲正在悠然自得地喝茶看报纸。“怎么啦，不想吃饭吗？”听到母亲问话，伸夫一声不吭地走过餐桌旁进了厕所。母亲望着他的背影嘟囔：“真是个怪人呀！”母亲这样说就让伸夫更加反感了。“我才不怪呢！明明是自己做了奇怪的事情。”伸夫想这样说，可又觉得即使在众人面前说出来母亲也不会接受。而且，此话一旦说出，恐怕愤怒就会失去威力。愤怒毕竟也只是在伸夫自己的脑袋里发酵才能够成立。“妈妈根本不可能理解。”伸夫心里嘀咕着又沉默不语了。虽说如此，不过当时伸夫可能对母亲逆反心理过强，常因琐碎小事动怒发牢骚。稍稍争吵几句，一旦理屈词穷就干脆板着面孔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伸夫虽然也想与母亲和睦相处，可心底涌起的冲动却驱使他对抗母亲，感到体内就像翻腾着黏稠炽热的岩浆，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爆发。他也知道不应该这样，但又克制不住。这倒也并非有什么理由，就像潜藏于体内的能量不可遏阻地点燃了怒火。爆发的目标大都是针对母亲。虽然这是因为母亲离自己最近，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是出于对母亲恃宠而骄的心理。总而言之，他觉得母亲的一切都令人愤怒、不可宽谅。(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例如，在相册里贴有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虽说是出生于明治年间，可母亲的娘家却相当富裕，还供她上了札幌的女校。在照片中，她身穿据说是当时流行的黑色斗篷，精心编好的发辫垂在肩头，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一只手搭在扶手椅上。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就像个大正时期的摩登女郎，头戴白色贝雷帽，身穿白色裙装，手中拿着网球拍。与母亲相比，父亲却俨然一个穷学生。在所有的照片中，他要么穿着黑色的学生装，要么穿着脏兮兮的睡衣。姨母了解母亲的年轻时代，她看着相册向伸夫介绍：“你妈那会儿可是个大红人儿哦！”虽然姨母这样说，可伸夫却还是搞不明白。从大正时代起就穿得这么时髦，想必一定引人注目，但说到怎么走红他却无从想象。“因为她皮肤白、眼睛大嘛！大家都叫她‘好美姑娘、好美姑娘’。”“那、她交游很广吧？”“虽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但还是有很多喜欢她的人哦！”“后来呢……”“后来的事情最好直接去问你妈啦！”姨母开玩笑似的笑了，伸夫却不由得郁闷起来。自己的母亲年轻时美貌出众、受到男人们追捧，听到这话感觉倒也不坏，自己也是男孩，所以希望母亲永远美丽。但是，一想到母亲跟其他男人也很亲密，伸夫就高兴不起来，并突然觉得母亲太随便，就连在当时十分别致的名字“好美”都令他厌烦。“这张照片挺漂亮的吧？”姨母说的是母亲左手臂上搭着那件斗篷、右手扶着立柱的照片。如果说漂亮也确实漂亮，但对于伸夫来说母亲就是母亲，不愿把她想象成一个吸引男人目光的女人。“因为你爸太老实啦！”“那不挺好吗？”伸夫突然想为父亲辩护，并感到穷得从夏到冬只穿一件立领制服的父亲更加亲近。“我觉得我爸特棒！”“所以你妈就跟他结婚了吧？”这么一说伸夫又搞不懂了。实际上他无意了解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对于男孩来说，自己的父母怎样相识并非愉快的话题。姐姐倒是满不在乎，总想听那种事情。伸夫却实在搞不明白姐姐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因为爱做梦或爱浪漫。但尽管如此，连自己父母的事情都想刨根问底可就太不知趣了。那种事情只是听听就会羞臊不已，如果刨根问底的话，恐怕连自己出生的事情都会变得历历在目了。伸夫做出已经厌烦的样子，把目光从相册上挪开并站起身来。不过，与其说是已经厌烦莫如说只是心情变得沉重了。如果可能的话，他实在不想知道父母的秘密。父母永远是父亲与母亲，而不能是男人与女人。一张照片一段对话乃至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父亲与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一个少年不想面对现实的天真愿望。在半夜偶然听到难以置信的温柔对话，清晨钻进被窝发现褥单潮湿，上有姐姐下有弟弟相差七岁的事实，还有时髦的母亲和朴实的父亲的照片，刨根问底都会牵扯到男女秘事。伸夫还不想直面这种现实，只希望父母是与性无缘的透明存在。然而，自己心中与日俱增的、对性的好奇心却不许他继续天真。虽然他在大脑中要求父母既单纯又透明，可暴走的身体却打碎了天真的梦想。在这种矛盾的状态当中，焦躁的伸夫对自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态度粗鲁感到惊讶不已。十二伸夫虽然对性的关注有增无减，但并非仅仅沉迷于这种事情。当然，以自慰为中心的性遐想已扎根于生活之中无法割舍，但沉迷于其中的时间并不很长，每天顶多一小时，有时即使加上阅读色情书籍也就是两小时左右。其他大半时间都耗费在校内活动和户外游戏当中。一旦走出家门在灿烂阳光下见到同学，性的世界就急速远去，他也会回到快乐玩耍的普通少年。那个时期伸夫特别热衷于滑雪。所幸他家就在札幌西区的山边，步行到滑雪场只需十分钟，即使爬到稍陡的中级雪道也就用二三十分钟。滑雪场可以说就像自家庭院，周六周日自不必说，即使在平日也能去滑雪。从学校到家的距离远达三公里，放学后步行到家早则三点钟，有时就过四点了。在天短的冬季，虽然暮色已开始降临，他也照样扛起滑雪板出门。即使在阴天周围一片昏沉时，雪道仍因反光而发亮。滑雪的人已寥寥无几，剩下的人也都随着天色渐黑走光了。而伸夫却仍然继续滑雪，直到市区华灯初上、看不清坡边的沟壑为止。伸夫上初三时每天早上去学校前就要先滑一阵，放学回家后还要去滑。当时，伸夫家的附近有家名叫“佐藤”的理发店，店主的长子“武师傅”是梳扎日式发髻的高手，还曾获得过全国锦标赛亚军。他平时少言寡语，给伸夫理发时一声不吭，在冬季期间不太来店上班。伸夫崇拜这位武师傅，偶尔在滑雪场相遇，对他滑雪时的华丽身姿看得入迷。伸夫心想，即使赶不上武师傅，也要通过全运会的札幌区预赛让大家刮目相看。可是，这个愿望在上高中的同时完全破灭了。其原因之一就是上高二时施行了学区改制变为男女同校，伸夫对一位同班女生萌生了爱意。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上高三时开始忙于高考复习。不过，他在上高一时确实对滑雪十分着迷。在雪后初晴的星期天或光线渐暗的平日下午，当他登上坡顶向下滑行时，脑袋里就不会有丝毫的性遐想。这时，那个双目充血地看着黄书沉湎于自慰行为的少年就变成了遥远的存在。当时的伸夫体内确实存在着两个少年：一个在以滑雪运动宣泄全身能量，而另一个则关在自己房间里浑身燥热地沉浸在淫亵的遐想当中。虽然后面那个少年出现的时间要短得多，却并不能因此而予以轻视。莫如说正因为时间较短，其浓度更加根深蒂固。不过，热衷于滑雪的少年与性意识萌发的少年并非没有相互关联的时候。在初三那年的寒假中，他曾跟朋友樱田君去滑雪用品店“山崎”打工。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人们的生活也渐渐安稳下来，在繁华区已有两三家体育运动用品专店开张。虽然“山崎”与之相比是新开张的小店，但因为能与自己酷爱的滑雪运动近距离接触，所以伸夫就去那里应聘打工了。不过，他去了之后才知道，所谓“山崎滑雪用品店”与纯粹的体育运动用品专店稍有不同。首先，这家店位于站前大街的南端，来往行人不是很多。当然，这里毕竟还是在薄野区内，所以还算比较热闹。但基本上也是从傍晚开始，而且多数都是在酒吧和舞厅上班的人。店主是个三十五岁的微胖男子，据说是因为胞兄就在隔壁经营杂货店而在此开店，可他对生意并不十分热心。店内是三十三平方米的狭长水泥地板间，虽然号称滑雪用品专店，却只在门口两侧立着二三十条滑雪板，而且其中一半都属于妇女儿童专用。一般说来，此类商店总会有滑雪运动选手出入，可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来往的都是身穿夹克衫貌似经纪人的男子。从店内中段到里面是兼做安装金属件和滑雪板边刃的操作间，而老板总是坐在中段简易火炉前的圆椅上朝店外观望。晴天时的周六周日暂且不说，在下雪的平日里几乎没有顾客，因此伸夫和朋友为了排遣无聊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是，老板却显得无忧无虑，就坐在炉前烘烤着裆胯，偶尔跟顺路进店不明来历的男人们谈笑风生。这位老板依然叉开双腿，用手隔着裤子咯吱咯吱地挠着裆胯。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即使面前有顾客也满不在乎。所以，他的裤子前面总是有些发亮。“那家伙是得了阴虱病。”伸夫和樱田君在背地里说坏话，可店主本人却根本不当回事，照旧叉开腿面朝店门口坐着。由于商店位置的关系，到了傍晚就会有住在附近的陪酒女郎经过门前，老板看到熟悉的面孔就快活地打招呼并相互调侃。看样子因为在当地长大，他的面子相当广。伸夫曾经见过老板的太太，某天傍晚她独自一人走进门来。伸夫以为她是普通顾客就说了声“欢迎光临”，可太太一声不吭径直朝坐在里边的老板面前走去。伸夫惊诧不已，太太跟老板吵了两三句就出门走了。“这老婆子真烦人！”伸夫听到老板嘟囔才知道那女人是他太太，可他在老板太太走了之后还盯着门口。她是不是来抗议老板在外边搞女人呢？少年伸夫费尽心思也就能想到这一步。但是，老板太太那头巾下紧咬嘴唇强忍愤怒的苍白面孔令他久久难忘。老板怎么忍心让那么漂亮的人悲伤呢？伸夫忽然对态度傲慢的老板感到无法容忍。可是，老板却照旧满不在乎地一边烘烤裆胯一边拔鼻毛。女人再怎么漂亮都会被厌倦和嫌弃吗？在半年前，伸夫曾听母亲说起过邻居年轻夫妻的事情。那对夫妻姓高田，丈夫在电气公司工作，最近在外面另有新欢就不回家了。发展到这一步会有怎样的过程？伸夫虽然无从推测，但只是听了母亲说的情况，就觉得不能容忍那位高田叔叔。高田阿姨伸夫也认识，身材高大并不太漂亮。可是，那位阿姨毫无疑问是个女人，所以应该拥有那种书中所写的淫猥而富有魅力的阴部。既然叔叔能够随意地接触那个部位，他怎么还会厌倦呢？既然他能随意做那种事情，有家不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太可惜了……”伸夫曾经这样想过，如果给了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色色九九九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溥佳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67页。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