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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观看免费人成视频下载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尾

填着吸呢，听到这声音马上就来了精神，站了起来。亮作欢欢喜喜地打开后门。“呀，您回来啦。来，快，快请进。”声音也因激动而尖锐发颤。野口光是看到亮作高兴的样子就满足了似的，礼貌的举动中包含着总经理的淡定风采。只见他解开包裹：“来，鸡蛋。对了，今儿早上捉到了不少沙丁鱼。”野口拿给亮作一个包着三个鸡蛋和不到十条沙丁鱼的纸包。“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白萝卜和胡萝卜。”这么多种食物，在亮作眼里看来简直如同宝石一般。他茫然接下了东西，眼中甚至还流出了泪水。“大家都睡了吗？”“没事，不要紧的，您请进。”“我正从伊东往回返呢，自己家都还没回呢，晚安。”野口笑了笑，静悄悄地走了。这已是每个周日晚上的习惯了。信子和克子不想看到这一幕，所以早早就蒙上被子睡觉了。因此信子和克子都玩命吃野口给的东西。一边吃，一边大说特说给食者和接食者的坏话。“你们既然这么讨厌人家，就别吃人家给的东西！”亮作气得直抖，两个女人却不理不睬，坏话说得越来越起劲了。“是呗。那个男的从女儿出生起就是你的同事啦。原来处处碰壁那会儿，还顶着一副要饭的样子来咱家借过钱。然后呢？以为自己出人头地了，结果还不是靠着打仗成了暴发户，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人家哪有翘鼻子。”“怎么没有了。原来都是你你咱咱的，说起话来随随便便，有点出息了就变成您、我了。啊，真讨厌。以前只会说‘咱从伊东往回返呢’，现在则是说‘我正从伊东的别墅往回返呢’真惹人厌。”“胡说八道，人家不是很谦逊吗。”“那是装的，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冲你示威呢，暴发户的恶毒癖好。是吧，克子。”“没错，无知文盲的下流癖好，大杂院居民的贵族癖好吧。”“胡说八道，你们一肚子脏水，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首先，野口就没有说过什么伊东别墅。他只是跟平常一样提到伊东的……他在尽量避免用暴发户的口气说话，懂吗！”“没意思。就是把大杂院居民的‘礼貌’癖好倒过来换了个样子而已嘛。”女大学生克子丢过来一句话，“他想说伊东的别墅却只说到伊东就不提了，这才讨人厌呢。东西找用人送来就好，却说什么自己正往回返呢，他就是想卖个人情，还想提自己在伊东的别墅！这不是故意装谦逊吗！鸡蛋每次都是三个，多不自然呀，是故意按人头给这么多个的，自始至终他都是故意的！”“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这什么话呀！你看看这沙丁鱼！不是七条吗？！他没有故意按人头给。你们拿下流的想法去猜忌别人，太肮脏了！”克子冲着盘子上烤好的沙丁鱼翻了个白眼，说：“七条，真奇怪呀。”说完露出了冷笑。克子戳烂了沙丁鱼，慢慢吃着，又说道：“要是九条，就太可惜啦。是给六条加上了一条呢，还是从九条里扣去了两条呢？”亮作愤怒得就快要冲上前抓住克子了。“好好回答我问的话！他有没有故意按人头给？说！”“这个嘛，应该有吧。”血色从克子的脸上褪去，惨白的冷笑贴在脸上。“这是人家对忠诚和顺从的特别恩赐呀。因为有为了一条沙丁鱼就高兴得老泪纵横的人嘛。老同事成了小工厂的小财主，来提拔自己啦。人家就猜到某人又老实又迟钝，才会把会计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他呀。可是某人只是个普通职员，工资又少。所以人家总经理说话才会什么您您的这么礼貌，这么热情对待某人呀。而且还在六条鱼的基础上额外多给了一条沙丁鱼呢。于是某个普通社员就含着老泪等着总经理周日晚上从别墅回来呀。”女大学生这一番在理的讽刺从总经理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亮作随之就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他气得呼吸都停止了，血液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然而他却闭上嘴，垂下了头。亮作和野口曾经在东京近郊的农村一起当过小学教师。野口不满足于只当个小学教师，结果自己创业却失败落魄，因为吹吹唢呐、开开中华荞麦面店还有些收入，所以就做做送葬队伍的头头，便宜买进病刚好的马匹来运个货，结果马暴毙而亡。这活儿本来就要担着马可能会死的风险，野口也就自认倒霉了。然而这匹马却在临死之前发起疯来，瞪着血红的双眼从稻草做成的地板上一跃而起，像是要跳上天空。也就是用后腿站着，前腿跟人类的幽灵一样弯在胸前，像蛇伸长身子一样玩命向天空拧着脖子。然后它扯断了缰绳，冲出了马棚，一口气直直向前冲了五六座小镇那么远，最后扑通倒在地上，一命呜呼。虽然医生没有检查这匹马，但野口逢人都说马是犯脑膜炎死的。之后野口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工厂，就快熬不下去要跑去上吊的时候，战争开始了。工厂突然就上了轨道，野口也就一下子成了暴发户。野口提拔没出息的亮作当了会计。野口会看上亮作，是因为亮作迟钝，没有干坏事的本事。薪水则按当时的市场价给，只比小学教师好上那么一点而已。野口待人友善，却是个把钱看得很紧的男人。他非常小气，就算说他对员工用敬语是为了弥补他的小气也不为过。他给了亮作产报[1]的啤酒券和餐券，但吃饭方面亮作还是得自己出钱。大家（包括亮作）都认为野口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小气，不过做了确实比不做来得友善。亮作知道克子说得没错。野口每个周日晚上都会拿来别墅种的菜和沙丁鱼，不当回事地放下，等到公司午休那一小会儿的时间又漫不经心地说，在伊东要抓到一条沙丁鱼都已经有多难多难了。一两次亮作还是能忍的。但是，如果亮作默不作声，恐怕野口每天都会反复提起这码事。因此，亮作终究还是抬起头，用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说道：“安了发动机的船吧，都安的是热球式发动机。大家都被征去做运输船了。年轻的渔夫被征去打仗，就连上了年纪的也跟船一起被征走了。这样还能打到够上千人吃的沙丁鱼，真是不可思议呀。”“前几天，我问了那边来的人，他们说在捕鱼。好像还在用大谋网[2]捕。”野口心里很明白这是亮作在挑战自己，笑容却未从脸上消失。“您说那边，是哪边来的人呀？”“啊，是沼津。我远房亲戚在那边的工厂做事，总部设在东京，他经常去东京办事，每次都会顺道来我家一趟。”亮作畏畏缩缩的，胆怯得就像只小龟崽似的，好像下一秒就要缩到龟壳里去了，却还在顽强地往下说：(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大谋网捕得好的时候，能捕到四五万条鰤鱼。大海里的鱼真是取之不尽呀。”“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沼津的大谋网，沼津可没有渔场呀。”“不，渔场不在沼津，在那附近。”亮作拼命动着嘴，脸上流露出濒死前的哀苦神色。很悲哀，也很固执，很可憎。野口脸色变了，喘气也不匀实了。“我亲眼看见的，您是要拿耳朵听到的传闻来否认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吗？！”亮作沉默了。“太平洋沿岸都被敌人的潜艇给包围了。在真鹤那边，敌人的潜艇还冲到了大谋网里。听说闹得沸沸扬扬，还吹螺号来着，结果敌人披着渔网就逃跑了。所以不管哪儿的大谋网都搁着没人管，因为危险，也没有小船敢出海。”亮作那一脸哭相好像在说，只要让野口变了脸色，乱了呼吸他就满足了。然而野口也是，只要亮作沉默了，嗯，他就满足了。于是，总经理没花多少时间就恢复了平静。野口给亮作倒了口茶。“如何？来伊东玩一趟吧。这周日我陪您一起。总之，那儿可是个世外桃源呀。我们家耕地有两百来平方米。鸡也生好了够吃一星期的蛋，在等着我们呢。”“嗯，务必让我跟您去一趟。”亮作也变回了忠实的员工，笑了笑。于是，就又能暖融融地感到总经理那善良的关怀和友善了。就算亮作在周一到周六这六天来都对野口的小气感到不爽和憎恶，在周日这天也会满怀喜悦地等待着他友善的来访。于是，晚上十点，这份喜悦因为轻轻走近后门的脚步声而达到了顶峰。或许，在听到后门传来脚步声的那一瞬间之前，亮作心里都在恼火，想要骂总经理小气得用礼貌来弥补微薄的工资。然而，只要听到来访者的声音，确认了来人就是野口，一切就已经完蛋了。亮作成了一坨只由感动堆成的肉块，心脏在胸腔里跳跃撞击着，促使他奔向后门，让他衰老的双眼中浮现出泪水。亮作从未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可悲。他觉得应该相信人是心怀善意的。对于信子和克子，他是这么想的，然而他自己则一周有六天在蔑视总经理的小气和礼貌。因此亮作或许比任何人都更觉得，为一条沙丁鱼而哭的男人很可悲。当妻子和女儿通过肮脏而恶劣的表现指出自己为了一条沙丁鱼而哭泣的样子时，争吵就已经结束了。他全身血液上涌，闭上嘴，垂下头。然而，没过多久，他重新抬起了头。接下来，又像开始拐弯抹角讽刺总经理一样，畏畏缩缩，却执拗地争辩道：“你不准吃那条沙丁鱼。”话说得非常轻，然而，压不住的亢奋却让他口沫横飞。“你这么鄙视它，恨它，还吃它干什么？你这种行为不更应该鄙视吗？”对于亮作的这番话，克子首先是这么回答的：“你唾沫星子都喷到食物上了。”然后克子慢慢地，像扔垃圾一样，要把沙丁鱼扔进没有火的火盆里。“给我慢着！”爸爸去抓女儿的手臂，或者说，想去抓女儿的手臂，然后大声喊道：“就算现在你摆出这条鱼比垃圾还不如的做派把它扔给我看，你也没法否定自己的下作！你一直都在吃它！你这相当于在鄙视自己一直以来如此下作！”克子整张脸没有了一丝血色，她站了起来，拿起盒饭。她接下来要去征用[3]的工作场所。克子把盒饭放在膝盖上打开，捏起一条沙丁鱼，用力扔到了水池里。克子流下了一行泪，不久开始微微抽泣，却咬紧嘴唇，开始收拾打扮，准备出门。“欺负克子，很有意思吗？！”信子尖锐的叫声向他刺来。他无语。“弄哭了克子，真晦气！克子马上就要去征用的地方上班了！女人去征用的地方上班跟男人出征上战场是一样的！吃一条沙丁鱼而已，我们克子鄙视哪位大人了？！比起沙丁鱼我更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而已，也要什么高尚的理由吗？！我没有理由，我就是想鄙视棺材铺！吃一条沙丁鱼就下作了，哼，真是够了。下作的人是你，连让女儿吃一条沙丁鱼都舍不得。这米饭是用乡下的姨姥姥给克子送来的大米做的！你不也在吃这米吗？！”亮作无语了。克子可以因为赢了而得意扬扬地哭泣，但他连哭都不能哭。他站起身，开始收拾准备上班。他不能像克子扔掉沙丁鱼那样扔掉饭盒里的米饭。比起能否从这份痛苦中脱身，能否打赢战争看起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书和鸡棚

亮作是确信皇军会胜利的那一派，而信子和克子却确信皇军会战败。一接到塞班岛战况不利的消息，母女俩就迅速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逃难了。克子看到信子拼命打包旧衣服，说道：“你带这种玩意儿干什么？”“这还能穿呀。也是为你带的，早晚会派上用场的。”“我才不穿这种玩意儿。”女儿翻了个白眼，咂了咂嘴。“姨姥姥喜欢收集衣服，把自己花了一辈子时间收集的那些跟艺术品似的衣服都给了我。这种玩意儿，女佣都不会穿。”“别这么浪费嘛。这都是我当年出嫁时带过来的。我缝缝补补，都穿了一辈子了，都是我的回忆呀。你爸爸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女儿根本没去理会母亲的感伤，却又刷新了对父亲的鄙视。“真的？你嫁进来到现在都没买过？”“真的啊。”“真的假的呀，你嫁进来的年数比我岁数还大呢。”“当然是真的呀。”“哼，真迟钝。”母亲以无语表示同意。战时的夜晚很安静，两人的对话一清二楚地传到了迟钝之人的耳中。亮作一直想考资格考试，当中学教师。刚当上小学教师那会儿，亮作马上就开始准备考试了。他那微薄的工资大多都花在了这方面。亮作开始打算考历史和地理，之后也考过日语和汉语，然而考多少次都考不过。信子也是因为相信亮作这辈子不可能只是一个小学教师，才跟亮作结婚的。信子觉得，何止是中学教师，亮作再往上考都能考过，没准会成为教授、学者呢。媒人帮腔是一方面，但信子在看到亮作那被书山堆满的书房时，不知怎么就相信了。直到他三十岁左右那会儿，人们还是很信任他的。学识渊博，绝非一生只配当个小学教师的平庸之辈。当时人们都在仰视他。等到他四十岁左右，就完全反过来了。同样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没有一处明显的变化，舆论居然能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令人难以相信。世人从前对待他曾如此宽容，然而之后又是如此冰冷。没有人可怜他。只剩下鄙视和嘲骂。学务委员打着全体监护人的旗号向校长告状，说他为了考那根本考不上的考试而蔑视自己当前的工作。校长没有为他辩解。“哎呀，这人真愁人。就算我想把他安排到别处也没有哪个校长收留他，他们说还不如找个代课老师呢。”“话是这么说，可我们都把宝贝孩子交给你了呀。”“我这就想办法，我也会直接教训他的。请忍一忍。”每次他都会被叫到校长室，被逼着给学务委员和有权有势的家长挨个赔罪。而他的月薪不管过多久，基本都是刚入职时候的水平。他被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人超了过去，每逢新学期，接下他那届学生的年轻老师都会大骂他这一年来根本没在教书育人。信子告诉克子，要是没有姨姥姥的援助，自己早就带着她一起自杀了。信子妈妈的姐姐也就是克子的姨姥姥，嫁了个富豪，一辈子过得很任性。但丈夫死了，也没有继承人，因此这任性的老人家就选了克子当她的第一号养女。信子只有这一个孩子，却没有理由来反对让克子当别人的养女。像梅村亮作这种家族姓氏，绝了后也是造福社会造福百姓。围绕这一家族姓氏的只有耻辱、贫穷、悲哀和叹息，其中只有满满的诅咒。梅村亮作这满是耻辱的一生当然该由他自己一个人来了结。姨姥姥给克子送来学费，克子上了女子大学。跟姨姥姥这边相比，亮作从世人那受到的冷遇都是小意思。姨姥姥对他的感情是憎恶，无视、否定、刺杀了他整个人的人格。克子每逢休假都会跟母亲一起去姨姥姥那里住，然而她们甚至不允许亮作在姨姥姥门前站着。于是克子休假期间，他不得不自己做好饭再去上班。然而只要没有耻辱所带来的痛苦，一个人独住这点不方便也就算不上什么难受了。克子的学费是被禁止用来补充生活费的，包括亮作那份。信子也一直严守着这条禁令，可是战争愈演愈烈，姨姥姥开始给克子送粮食，虽然亮作很少从生活费方面得到好处，但配给的粮食丰富了许多，亮作也就受到了间接的恩惠。母亲和女儿一到晚上就开始收拾逃难的行李。行李当然是要送到姨姥姥那边去。当然亮作的东西是完全排除在这堆行李之外的。就算把她们的东西送走了，厨具和茶几原本也是属于亮作的东西，因此并没有影响到三个人的生活。两人并没有劝亮作收拾行李。因为这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不便，所以哪怕亮作的东西全都灰飞烟灭也没什么可惜的。两人的行李一送走，房间看上去就宽敞了许多。受了眼前场景的刺激，亮作也开始考虑逃难了。他想，至少把书保留下来，他这辈子就只有这么点足迹了。一想到书会被烧掉，就痛苦得好像自己被烧了似的。这二十多年来，亮作用微薄的薪水一点点囤下的藏书已经有两千来册了。“我说信子啊，我能不能只把这些书寄放在姨姥姥家呢？”信子无奈地叹了口气，道：“你说什么呢。你真是，唉，不要脸，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倒想拜托B-29[4]只把你这些书烧个精光呢。你也想想看吧。我为了这些书，这辈子几乎白活了，我都数不清自己哭了多少回了。你居然，唉，居然没有烧掉这些废书的心思。让别人哭得要死，不但一分钱好处没捞到，还成了别人的笑柄。这每一本书都盖着‘你是低能’的印记，亏你还能每天心平气和地看着这些证明你低能的证据，真是不可思议呀。我不知道你智商是有多低。总之我跟

答自己的问题。我想，卡尔说到重点了。若这些记忆终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我们怎么可以任意减轻痛苦的程度？又或者，我们真的有办法减轻痛苦吗？这样才真的是改变她的过去。卡尔描述这些事件时，他仿佛身历其境，重新经历这段过程。但我依然认为卡伦不需要这些过分鲜明的现实与记忆。“我想，或许有两个办法能帮上忙，”我告诉卡尔。“首先，你能不能在融合之后慢慢释放你的记忆——不要在几天之内仓促完成，尽可能延长至两三个星期？”如此或许能帮助卡伦逐步接收卡尔的记忆，避免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我会试试看。”卡尔有些惊慌。“再来就是，在你传递痛苦给卡伦的时候，能不能也将你承受痛苦的力量一并传给她？”卡尔稍微多花了点时间思索我的话，好像他不曾想过“力量”也在融合范围之内。“这我也会努力的。”我请卡尔暂时回避，让我跟霍尔顿说话。霍尔顿早已知道卡伦可能即将面临一段难熬的日子，他保证会保持警觉，随时注意卡伦的状况。他还提醒我，卡伦体内已经有7个可以帮助她的人了；他说，现在的卡伦已经比较强壮，也承受得住卡尔的融合了。不过，霍尔顿希望我未来几天尽可能守在电话旁，好应付任何突发状况。他说，卡尔会等卡伦到家再开始传送记忆。我请卡尔回来，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等候。卡伦打开门，“卡尔进来了，”她说。“你能形容他的模样吗？”我问。“他的表情好痛苦。”卡伦皱眉蹙额。“他有一头黑发，脖子上挂着项链。他跟我握手，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不会有事的。”希望他说对了，我默默想着。虽然卡伦早已意识到卡尔的角色，我想我仍必须简单介绍他。“卡尔负责承受他人无法承受的痛苦。他守住痛苦的回忆，但他也拥有忍受痛苦的力量。”“他好像很难相处，”卡伦看着心中的他，说道，“他不是那种喜欢接触人的人。他浑身是伤，手臂、手掌上也有，他伤得好重。”卡伦在椅子上扭动，“他要开始了……但还没碰到我。他要谢谢你听他说话……他走向我。他走进来了。他在消失，像幽灵一样慢慢走进来……进来了。”卡伦皱眉。她再次抱怨光线刺眼，环境过于嘈杂；但这次她还抱怨她很冷。“他在里面。可是我还没得到他的任何想法，”她说。“可能要等你回到家，才会开始收到他的想法，”我说。我带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和她聊了一会儿，确定她已平静下来，可以回家了。我们俩都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这几个星期会发生什么事。1997年2月12日与卡尔融合1997年2月11日，礼拜二，我与卡尔融合了。这次融合才发生不到24小时，我就已接收到太多记忆，逼得我不得不提早开始记录。首先，我想从在你办公室的记忆写起。虽然卡尔已连续好几个礼拜，一点一点把他的记忆传送给我了，但与他融合依旧令我极度紧张。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迈向完整的另一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陪着我，但我也听其他人格提过，卡尔似乎是我们之中最糟的一个。我想，其实部分的我很钦羡他的力量与勇气。他何以能够一次又一次撑过这些梦魇？希望我能得到他忍受痛苦的力量。我记得我们在小房间里。我打开锁，让卡尔进来。卡尔立刻走向我。他毫不畏惧，但好像很愤怒、也很痛苦。我看见他的手臂、脸上有好多淤青。他向你道别，跨进我的身体。他并未伸出手。我想，他不愿意在融合前跟我有任何接触。我知道他不曾有过善意的接触，我为他难过。直到卡尔跨进来，我才开始有了感觉。孤独，空虚的感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很困。一觉醒来，融合的力量一下朝我涌了过来。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冰冷，好像我身在某个湿冷晦暗的地方。我全身都痛，我好痛苦。我的手臂没办法弯，脚伸不直，我不曾感受过这种疼痛，不曾如此痛苦。两天之后，我猛然惊醒。我想动，却发现自己完全动不了。我从头到脚都在痛。我甚至没办法关掉闹钟；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丈夫揍我，骂我懒猪。我努力尝试用尽全身的力量，却依旧动弹不得。我痛了一整天，也想起造成这些疼痛的所有事件。我想我大概没办法撑过去了。我觉得我快冻僵了，全身抖个不停，我想，这可能是我被锁在冰冷的啤酒窖或阁楼所留下的记忆。我的嘴仿佛变形了，讲话口齿不清。我把今天收到的记忆写在后面。虽然记忆本身并不愉快，但我已经能接受它们，继续向前迈进。我祈祷没有其他人也受到这群人相同的虐待。我还记得这些人是如何虐待我的。我能感觉到针尖、鱼钩刺穿我的身体。我听见笑声，此起彼落的嘲笑与奚落。我感觉恶魔就在我眼前。我记得我被绑在桌上。皮带一端扣住我的下巴，然后往头顶方向拉。下巴好痛。我知道我曾断过下巴，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时候弄断的。融合后第3天，我痛得醒来。主要是关节痛。我的下巴不痛了，说话也恢复正常；虽然针尖、鱼钩造成的疼痛已消失，但新的疼痛与记忆又开始涌入。第4天早上醒来，我的关节还在痛，但闷痛不见了。过度敏感的听觉与视觉也恢复正常。躺在丈夫身边，我想起他总是动不动辱骂我、羞辱我。卡尔代我承担他的言语暴力，以及他对我的拒绝。睡着时，我常常不小心碰到他，他会立刻踹我、揍我。我发现，他已有十年不曾小心、温柔地碰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跟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感谢老天，我们有张特大号的床。那天早上，我看着他，顿时明白他延续了我童年的受虐生活。我想知道被爱究竟是什么感觉。我感觉到卡尔的愤怒，一如我自己的愤怒。我已想起每一次的邪恶仪式，想起所有细节。这些记忆令我恶心想吐。我不想接受，也不想写下来。我感觉到卡尔的恐惧，他怕我们会因为透露秘密而遭遇不测。我听见他的想法：我们是恶魔，我们很邪恶，这些崇拜异教的成员是我们仅有的家人。卡尔只有10岁，我知道这些想法可能扭曲了他的价值观。我很清楚，这群异教崇拜成员只是他们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所有愚蠢的崇拜仪式都是他们自创的，而我的祖父正是他们的领导人。回忆不断闪现，我一次又一次重新经历我的人生。我麻木，受到严重惊吓。我感觉卡尔憎恨节日，尤其是教会举办庆祝活动的日子。我一直看见发生在殡仪馆的恐怖虐待画面。我不断听见、感觉到卡尔为了保护我而承受的痛苦。我只有一个问题：我永远忘不掉这些回忆、这些画面。我相信我们活在人间炼狱。※※※※与卡尔融合一周后，卡伦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步履蹒跚，移动极为缓慢，脸上满是疲惫的纹路。我看着她，慰问地微笑致意。她来到座位坐下来，脸扭曲成一团。“大部分的疼痛都消失了，”她叹了口气，“可是我的关节又酸又僵硬。”“你对这些记忆有什么感觉？”我问。“感觉很糟，糟透了。我觉得别人一看见我就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我觉得他们会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你自己吗？”“对，”她哭了起来。“我看见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细节了！我没办法写出来！我觉得我应该阻止他们，这都是我的错，甚至某种程度是我自己的选择……”卡伦没再说话，陷入沉思；一会儿之后，哀伤的表情逐渐退去，她继续陈述。“想起这些事使我明白，我的人生有大半辈子都没有我，其他人替我参与了。我到底是谁？等我全部融合了，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悲伤再度回到她脸上，“我好希望这些记忆都只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那些仪式是那群人自创的，他们根本不是任何宗教或异教的成员。他们大概只有8个人。我不曾读过任何有关异教崇拜的资料，但我想异教崇拜的信徒应该没有这么少。”“你的祖父和父亲负责领导这个团体？”“对。他们大多都是我祖父或父亲的员工。”她想了一会儿，“他们把全部的东西都弄成灰色的，让我无法集中视线，记不住任何东西。我只记得我被锁在小房间里，记得那些针、刺伤、割伤，他们的笑声、辱骂，还有我丈夫拳打脚踢、天天数落我……好多痛苦。”她叹气，稍微放松下来。“现在封闭空间会令我感到极不舒服，所以我开车时一定得把窗户摇下来，现在可是2月呀！”“你受了好多苦，”我说，“但诚如你说的，这是最最糟糕的状况，而你已经撑过一大半了。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继续坚持下去！让我们看看其他人适应得怎么样吧？”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现身；他的手伸进卡伦的皮包，拿出一封信给我。拆信前，我问霍尔顿究竟是怎么撑过来的；他说，其实她调适得很不错，其他人甚至不需要出来帮助她。唯一的问题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些记忆，所以她必须经历痛苦、感受痛苦，让记忆变得真实。我读霍尔顿的信，与他一起讨论。他说这只是他的想法，我可以选择我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1997年2月13日贝尔医生：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认为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朱莉安会是下一个应该融合的人选，不过你得尽快跟凯瑟琳谈谈。她的状况不太好，我不曾见过她如此沮丧、意志消沉。请你等卡尔更为融入卡伦的身体之后，再找她聊一聊。几个最麻烦的人物都已完成融合，剩下来的人（除了爱丽丝以外）都参与运作卡伦目前的日常生活。我可以冒昧建议接下来的融合顺序吗？1.朱莉安。她对未来的记录工作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她有好多心事可以写，我想其他人也会提供她更多题材。2.爱丽丝。她能完整补足邪教仪式的所有记忆。她居中穿梭协调，试着维持各人格正常生活。3.詹森。他能提供我们研究自我的崭新观点。4.卡伦2。她能帮助我们享受人生。5.卡伦1。她需要更妥善的商讨、开导，再进行融合。6.卡伦3。融合前，她得试着建立自信。7.凯瑟琳。她需要更多治疗，必须让她找回最初存在的目的。8.我，霍尔顿。我将是最后融合的对象，就当作是结束吧。霍尔顿我竟然能在霍尔顿的协助与引导之下，逐步建构重组卡伦的程序，这一切令我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蠢事。我很高兴我并非孤军奋战，不用一个人苦恼。我不曾在讨论人格融合治疗法的相关文献中，发现任何由内在人格主导融合的案例。卡伦为自己找到了治疗方法，而且看起来真的行得通。我决定继续采用霍尔顿建议的融合顺序，并且尝试解决各分身面临的问题，协助他们调整自我、迈向融合。引导卡伦脱离催眠状态前，我请凯瑟琳跟我说话。没有了孩子们，她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因此十分沮丧。没有人听她说话，没有人需要她、尊敬她。我试着支持她，告诉她她的力量始终是我们最依赖、最重要的援助；我说，等她融入卡伦后，卡伦一定会再次需要她的。凯瑟琳觉得好多了。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2章爱丽丝与卡伦1由于我出外度假，再见到卡伦已是3周后的事了。她一如往常，稍微提早到了，但走进办公室的感觉却有些不一样——不是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步态、姿势不一样了。“最近好吗？”我问候她。“其他部分的我仍持续替我履行约定，维持生活。昨天我醒来时发现我正在做身体检查……我觉得我好像一年没见到你了。”“我知道。好一阵子没联络，真是难为你了。”“我头一次完整感受到其他人对你去度假有什么感觉。克莱尔的感觉……虽然他们已经融入我了，我仍然分得出来是谁的感觉。”她顿了顿，“我发现，原来我知道很多我以为我不知道的事，直到有人问起，我才发现我知道。我儿子问我，里格利球场（芝加哥小熊队主场球场）什么时候开放？芝加哥最高的3栋大楼是哪几座？而我竟然都知道！以前我根本不了解，原来我从融合中得到了这么多。”“你还有哪些地方改变了？”我问。“以前我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品位、兴趣或想法。我只是单纯存在而已。现在我得仔细思索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什么？我该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我充满伤害与虐待的婚姻？”“你真的越来越完整了。以前的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嗯。比方说，我发现我懂得好多医学常识，尤其是幼儿疾病部分；我也喜欢看教育频道的医学节目，但以前的我根本不在乎这种事。我对人、对事都感兴趣。现在我每次遗失时间都会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一定错过什么了。我已经不再想死，我只希望我不会死。”我看着卡伦，听她讲述这段经历，我觉得我正注视着一个日渐完整的人。她开始能体会细微的差异，想法也越来越有深度，这些都是以前的她所不曾拥有的。我好吃惊，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慢慢上轨道了。这令我想起我的第一次接生经验。当时我还是医学院学生，而那名妇人相信我能帮她；事实上，她自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她本身就是奇迹，我只是碰巧抓住机会而已。※※※※“贝尔医生，我有话要告诉你，”凯瑟琳说，轻轻抚平裙摆。“他们的头痛是我造成的。”“哦？”“嗯。我越来越常出来了，我想我大概有些贪恋出来的时刻。现在孩子们都不在了，我无事可做。付清账单，家里也打扫干净以后，我觉得好茫然……”凯瑟琳望着我，仿佛我应该能体会她的处境。她的语气平稳、慎重，没有过多的情绪，坐姿拘谨。“听你这么说，你似乎也需要跟其他人融合了，”我说。“霍尔顿说我应该再等一等，”她挺直腰杆，“卡伦2想被融合。”“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嗯，她想做点改变。她想让我们的身材变好一点，她受不了卡伦的体重。”凯瑟琳动动身体，往椅子一侧靠过去，仿佛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苗条、更轻盈。然后她倾身向前，轻声说道，“让男人感兴趣的也是她。”“你觉得呢？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这样。我吓坏了。”“你吓坏了？”“我害怕别人靠近我。”我知道她有上千个理由为此担惊受怕，所以这次我不打算追问。“你觉得谁可能已经准备好融合了？你有任何想法吗？”我问。“爱丽丝和卡伦1。”凯瑟琳终于找到能贡献一己之力的目标，渐渐恢复活力。“她俩一样大，都是10岁。爱丽丝负责从受虐模式转换到上学模式，设法维持正常表现。卡伦1的角色是和邻居小孩玩，和他们相处。等她们俩完成融合，接下来就可以轮到我了。”她望着我，寻求支持。我并未立即响应，我不确定该照谁的顺序进行。凯瑟琳看出我的犹豫，她继续解释。“卡伦2不怎么需要我，而我对詹森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爱丽丝已经准备好了。”“你说得很有道理，我会照你的建议尽量安排；不过，我有一事不解。霍尔顿提到要融合卡伦1、卡伦2和卡伦3，那以后换谁来就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都是全体一起来，但卡伦3是最接近你‘看见’与‘认识’的典型。她也是其他人融入的对象。由于她一直在改变，也比以往更能享受生活，所以即使有人需要我，我也很难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也没什么地方用得上我了。这让我很嫉妒。”“所以现在还有3个卡伦、霍尔顿、凯瑟琳、爱丽丝、詹森和朱莉安等待融合？”我厘清目前的状况，但主要是为了让我自己更清楚，而非为了她。“对，”她说。虽然我还是搞不懂该怎么让卡伦3融入自身，但我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个问题。※※※※“爱丽丝准备好了，”朱莉安说，“她不害怕。我也好了，我随时可以被融合。等我融入卡伦，我会马上再开始写日记。”“谢谢你，”我说。“可以请你回去，让爱丽丝跟我说话吗？”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然后她开始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把玩手指头。“我们上天主教学校时，”爱丽丝说，“如果做错事，修女会说我们身上有魔鬼。假如我不乖，弗朗西斯修女会拉我们的头发，拿圣水洒我们，可是我不哭，也不会把我的感觉表现出来，这让她很害怕。”爱丽丝继续描述一些学校的回忆，然后突然停下来；她垂下头，拉扯长裤上看不见的线头。“爱丽丝，你为什么会出现呢？”我问她，“你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她的故事绝不仅限于学校，一定还有别的。“嗯，”她开始，顿了顿，“我负责填补早

。纯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咱们走吧！”两人离开旅馆，再次走在花季阴云下的街道。伸夫感到自己像是遗失了重大宝物。虽然还只是推测，可难得被纯子邀请到她的房间里自己却无所作为，这会不会使纯子感到失望呢？对于跟成年男人玩惯了的纯子来说，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太乏味了呢？两人走下一小段坡道，纯子说“那就在这儿告辞吧”。这时，伸夫的懊悔之情更加强烈。“你在东京待到什么时候？”听到伸夫询问，纯子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展期没结束，所以我还得待四五天呢！伸夫明天几点回去？”“晚上九点。”“要是有时间，我会去送你哦！”“你真的会来吗？”伸夫低落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如果纯子真的去上野车站送别，那么两人的恋情就还能持续下去。或许是诚心祈祷真有灵验，第二天纯子果然在八点多来到了上野车站。为了不被同学们发现，她就靠在排列着擦鞋匠的角落立柱旁。她身穿藏蓝色大衣，围着白色围巾，即使被同学们看到也肯定不会认出。“谢谢你来送我啊！”伸夫跑过去就握住了纯子的手。“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怎么会呢？昨天说好要来送你嘛！”伸夫感到自己比昨天更率真了一些。“再过四五天你就回札幌了吧？”“大概吧！”纯子模棱两可地回答，双眼望着排在远处的同学们。“你还是要跟他们回去吗？”“是啊！为什么这样问？”纯子是不是要建议他留在东京呢？伸夫想予以确认却没能说出口。纯子开始催促了：“你该归队啦！”“还有些时间呢！”“可是我也该走啦！”纯子露出成年人式的笑容望着伸夫。“那，你要多加小心哦！”“你也是……”“再见！”纯子依然窃窃私语般地道别，随即扭身快步走进人群当中消失了。伸夫目送纯子离去，然后跟修学旅行的伙伴们一起乘上列车。闷热天在傍晚时唤来了降雨，夜晚的东京变得湿漉漉的。伸夫望着雨中的霓虹灯，又沉浸在强烈的失落感中。十曾一度从庭院地面堆到屋顶的积雪也已融化，四月的新学期开始了。可是，伸夫的心情却并不爽快。因为在他升入高三时班级进行了重组，伸夫留在一班，而时任纯子则转到了九班。两人分在整个年级九个班的两端，而且教室也隔着长长的走廊离得最远。如果挨得近的话，倒还有机会在上社会科和理科等选修课时见面，而分属一班和九班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伸夫认为这是老师们的阴谋。由于纯子遗失了伸夫的情书，所以老师也都知道了两人的关系。继续让两人同在一个班级会有危险——老师们肯定是这样想的。虽说是班级重组，实际上就是近半数学生的变动，而且主要是从一班到二班或从三班到一班这种相邻班级的调整。与此相比，从一班调到九班不是相隔太远了吗？虽说如此，伸夫也根本不可能向老师申诉不满。本来班级重组是经过教职工会议决定的，而学生们只能接受。也许实际上校方不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意见。但尽管如此，两人离得也太远了。伸夫本想向班主任老师申诉不满，可那就等于主动承认了两人的关系。校方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意见，而且即使接受了，也只能招来同学们的反感。再加上调整到九班的除了纯子之外还有几名同学，所以未必能够断定只有纯子受到了特殊对待。在班级重组方案公布的第二天，伸夫向来学校的纯子发出了抱怨。“这完全是为了拆开咱俩，太过分了！”“可是，既然已经决定，那也没什么办法啦！”纯子的回答意外平淡，伸夫感到非常扫兴。“这样一来，咱俩可就分开啦！”“分开也只是班级不同而已嘛！”确实只是班级不同，学校却还是一样，两人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终结。只要两人相爱，即使不在一个班也应该没问题。而且，班级不同还能避免伙伴们多嘴多舌，因此反倒变成了有利条件。不过，自从修学旅行归来，伸夫还只跟纯子见过一次面。而且是在星期六放学之后，两人只去咖啡馆聊了半个小时而已。因为伸夫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体验到了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所以他对这次约会十分期待。可是，纯子刚喝完咖啡就站起来说她还有事。而当伸夫想商量下次约会时，纯子也只是反复说“最近很忙”。伸夫觉得过度强求有失体面就不再吭声，但纯子后来就再也没打过招呼。由于班级重组就在此后进行，所以伸夫担心纯子会趁机离开自己。仔细想来，这种阴晦的预感似乎在东京会面时就已经萌生。伸夫从上野的美术馆跟纯子去了她住宿的旅馆，在分别时就已心生几分担忧。纯子会不会从此离开自己？这种预感在雨中上野车站分别时也同样涌上心头。两人之间并没有吵过架或发生过不愉快，因此这种预感只能说是处在恋爱当中的一种直觉。但正因为是直觉才更加挥之不去。伸夫担心自己的预感会变为现实，希望这只是自己的多虑而已。然而，这种预感却似乎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现实。这种预感以明确的形态表现出来，是在半个月后去图书部活动室幽会的时候。伸夫照例在大家走后去昏暗的活动室里等候，可纯子却从约定的六点钟到七点多都没有出现。天气虽已不像隆冬那般寒气逼人，但在没有火炉的房间里还是冻得直想跺脚。伸夫喝着纯子介绍给他的小瓶威士忌又等了一个小时，可纯子还是没有出现。此前纯子即使迟到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她在迟到时总是气喘吁吁地跑来道歉说“对不起”，还会突然亲吻伸夫。可这次却过了两小时都没有任何动静。或许是因为她突然有了什么急事，虽说如此耽搁的时间未免过长。如果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到了九点钟体育馆的侧门也会关闭，那就出不去了。时间已过八点半，伸夫终于放弃等待并离开了图书部活动室。虽然已经快到黄金周了，可街道的阴面仍有处处残雪。伸夫望着片片白影，想起纯子说过“即使是夜间雪也在融化”。当时的纯子相当诚恳朴实，伸夫能够全身心地感到她直冲冲扑面而来的活力。然而，三天前在走廊里见到她商量约会时，纯子却像换了个人似的特别冷淡。伸夫紧咬不放地说“什么时候都行，我等你”，纯子像是无奈地点了点头，眼里含着困惑的神色。伸夫再次叮嘱说“一定要来”，而纯子却还是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她也许再不会来了——伸夫的担忧就是从这时产生的。不过，伸夫走在夜路上，心中仍然没有放弃。纯子虽然今天没来，但那并非她自己的意志。此前她虽然说过“很忙”，但那并非在说“我讨厌你”。事实上，从上高三以后她就不太来学校了，据说她正在努力创作鸿篇巨制。她之所以不能悠闲地跟自己约会，就是因为她在全神贯注地搞创作。只要有了空闲时间，她肯定还会像以前那样温存。在情绪低落时，伸夫更愿意往好处想。然而，伸夫在一个月后听纯子的朋友宫地怜子讲了一件事，彻底粉碎了他的期盼。“纯子这丫头，对什么都不在乎，会不会出事儿呀？”宫地怜子漫不经心地说出这话，伸夫慌忙追问：“纯子怎么啦？”“你不知道吗？纯子一周前就去钏路了呀！跟谷村先生一起。”“谷村？”“东大毕业的报社记者嘛！他这次不是去钏路分社了吗？”伸夫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那她不回来了吗？”“倒也不会。不过，那个人一旦喜欢上谁就连学都不想上了。她母亲也急得不得了呢！”虽然难以置信，但纯子果真喜欢上别的男人了吗？伸夫感到纯子很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但又不能轻易相信。不过，宫地怜子是跟纯子同班的唯一好朋友，她不可能说假话。不仅如此，想到纯子近来的态度，宫地怜子的话更透出了几分真实性。“纯子这丫头，到底还是难以抗拒那种能说会道、精明强干的人啊！”宫地怜子似乎不太在意伸夫跟纯子的关系，否则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如此残酷的话来。或许她是对伸夫如今还在追求纯子感到悲哀，所以干脆向伸夫说明了真相。宫地怜子如此一说，伸夫不得不承认此前的不祥预感已经变为现实。“果然如此……”伸夫喃喃自语，然后发出一声叹息，“是这样啊！”仅剩的一线希望也被斩断，伸夫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新绿遍染北国都城，槐花和丁香花盛开的五月到六月是伸夫最难过的季节。北国初夏一到人们就倾城出游，可他却与这种欢乐无缘。伸夫能够稍稍镇定下来并考虑自己与纯子的关系，是在季节从初夏转向盛夏的七月初。纯子为什么会离自己而去？即使是已经几乎放弃的现在，他依然对此难以释怀。曾一度那样亲密的女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离去呢？那是纯子的真心，还是一时的恶作剧？伸夫怀着这样的疑问，思绪回到在东京产生那个晦暗预感的瞬间。当时，纯子把伸夫带到她的住处，还在隔壁房间里更衣。如果伸夫当场向纯子求爱的话，她或许就会以身相许。如果伸夫低下头来坦诚表示“我想要”的话，她或许就会露出常见的成熟笑容，并尽情地展开怀抱。当然，这些假设既非现实亦非已经向纯子确认，因此无法证明。不过，纯子在离开旅馆前曾发出一声叹息，或许那就是她对过分老实规矩的伸夫感到失望的表示。事实上，纯子后来确实焦躁不堪撇下伸夫独自离去。在上野车站送别时，她又问过“你还是要回去吗”。当伸夫理所当然地点头时，她也是叹息一声并快步离去。也许当时纯子是最后一次向伸夫押注，而结果还是对这个幼稚的男子感到失望。伸夫回想起这一幕幕场景，感到就是它们交织出了现在的“失恋”状态。不过，即使真是缘于伸夫自己的幼稚，当时他也尚未具备超越这种幼稚的手段。显而易见，伸夫本来就对异性幼稚无知，也可以说纯子就是因为伸夫幼稚才接近他。而如果伸夫也像纯子所交往的中年男子那样是个情场老手的话，纯子或许就不会对他产生兴趣了。总而言之，纯子再不返回已是确切无疑。“原来如此啊！我是失恋了呀！”伸夫喃喃自语，这个极具新鲜感的词令他惊诧不已。仔细想来，伸夫此前从未把“失恋”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实际上，因为他以前不曾有过真正堪称恋爱的经历，所以失恋当然是初次体验。“失恋的男子……”伸夫再次喃喃自语，然后望着镜中自己的面孔，心中既感到失落，也觉得自己又向成年男子迈进了一步。他为错过纯子这个可心的女子感到懊悔，即使今后再喜欢上别人，或许也不再会像以前那样忐忑不安了。因为他已经与纯子这样的女人交往过，所以遇到一般情况也就不会再惊慌失措了。他与她的交往或许就是走向成年的一段里程。伸夫在笔记本中一连串的“纯子”上画了叉号。“既然你喜欢那种下流的中年男人，那就随你的便吧！你已经没用了！”伸夫在心中反复念叨，并把笔记本涂得漆黑一片。“我要找个比你好过无数倍的女人！”但是，当他重新审视周围，却发现已不可能有比纯子更可心的女人了。若勉强言之，也就是村井麻子而已。可事到如今他既无意接近村井麻子，而且即使自己有意接近，她也不可能接受自己了。“还是算了吧！”伸夫有些不胜其烦了。女人总是翻云覆雨、骄横任性、不可信赖。如果真心跟那种东西相处，自己恐怕会疯掉的。伸夫嘴里一句接一句地嘟囔着大脑中浮现出的怒骂，可那些骂声本身无疑都是对纯子的怀恋。“忘了她吧……”伸夫如此自我劝解，可是去了学校却偏偏又在走廊里与纯子相遇。伸夫在一瞬间怀着依然如故的恋情走近纯子，慌忙之中表情有些僵硬。可纯子却若无其事地从他身旁走过，眼神十分平淡，就像在看一般的同班同学，丝毫不给伸夫接近的机会。其后又过了一个月，额头沁汗的季节终于来到北国。这一天，伸夫来到市中心的书店，出门时碰上纯子跟一位高个子男人并肩走来。好像有什么特别高兴的事情，纯子笑弯了腰。但是，她在看到伸夫时就止住欢笑，只瞥了伸夫一眼就扬长而去。事发突然，伸夫慌忙朝两人追去，可纯子已经跟高个子男人并肩消失在人群当中。那个男人就是怜子所说的谷村吗？伸夫虽然无从确认，可是纯子跟他的亲密姿态却非同一般。纯子最初向伸夫呈现的就是那种只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纯真温柔的笑容。“果然如此啊！”伸夫望着两人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到此为止吧！自己跟纯子的那段交往只是梦幻而已。那种女人不值得永无止境地去追。”伸夫手中握着新出版的英语参考书和高考复习资料。高三已进入夏季，高考在一分一秒地迫近，由于他从春季到初夏一直被纯子搞得心浮气躁，所以今后必须加倍努力刻苦用功。既然已经亲眼看到纯子跟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情景，所以应该反而能够彻底地放弃她了。“这样就可以彻底地忘掉纯子了。”伸夫虽然还不太服气，但决心已下，那就能全力以赴地把落下的功课补上。“首先要考上大学，成为一个大人。”既然纯子嫌自己幼稚而绝情离去，那么成为大学生就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成为大学生，纯子也许会另眼看待自己，并且再次回到自己身边。虽然嘴上说已经放弃，可心中却依然难舍难分。伸夫不禁对自己产生了厌烦情绪，但这也比拖拖拉拉地纠缠下去强过很多。从夏季到冬季，伸夫一门心思致力于高考复习。虽说如此，他倒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即使在长时间面对书桌之间，他也会忽然想起纯子胸部的丰满和嘴唇的触感。虽然已经下定决心抛开纯子，但他并不能立刻静下心来投入学习，在发呆时手依然会自然地伸向藏在抽斗里的黄书。高考复习似乎仅仅使大脑疲倦，而身体却依然精力充沛。翻上两三页黄书，只要看到刺激性强烈的标题，下体就会勃起，手便像被吸附般触摸那里。坐在椅子上自慰，如果突然有人闯进房间会很难遮掩。伸夫虽然已在房门上贴了“请敲门”的字条，可母亲和姐姐却根本不屑一顾。为防万一被看到，伸夫用貌似膝毯的布块盖在腰间，然后在布块下反复做自慰动作。但在这种时候，好像脸上总会发烫，眼神也会变得呆滞。母亲曾有一次没敲门就端着红茶进来，伸夫赶紧停下手，却来不及把裤裆前面合住，幸亏用旁边的膝毯盖住而没被看见。不过，母亲也许已觉察到自己表现异常。“都半夜一点啦！赶快睡吧！”母亲要把茶杯放在桌上摊开的参考书之间，可那下面就藏着黄书。伸夫慌忙把笔记本和历史年表也盖在上面，并伏下身来遮掩。“怎么啦？不会是发烧了吧？”母亲更加疑惑地盯着伸夫的侧脸看。“没事儿呀！”母亲在这种时候担心未免多余，不如赶紧退出房间才是体贴儿子。“我马上就睡，别担心了！”伸夫虽然感谢母亲送茶，但因为自慰行为受到了打扰，所以烦躁的情绪溢于言表。母亲受到冷对不免有几分扫兴，伸夫在母亲离开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刚才幸好坐在背对房门的位置，所以没被发现，却也真够悬乎。虽因受到打扰而一度兴致颓萎，可那个部位却似乎依然未能消停。“刚刚进来过一次，所以不会再进来了。”伸夫重新翻开黄书，这次他心情放松地把手伸向了裆胯。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夸张，但男孩高考成败的关键之一，或许就是怎样与自慰的冲动作斗争。随着越来越深地沉溺于这种快感，学习效率也会急剧降低，只有无力感在不断地蔓延。即使无法避免自慰行为，也应该控制在暂时排遣的程度，然后断然转换心情。这也许就是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伸夫虽然想法很多，但这些苦恼当然不能向父母倾诉，甚至不能对朋友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和母亲，她们并不理解男性生理的本质。不可思议的是，伸夫在跟纯子热恋时，却没有产生过多么强烈的自慰欲望，但在诀别后开始投入高考复习时，却又变得倍加强烈。伸夫曾一度问过密友村田君。“你每天做几次那个？”村田君是妇产科医生的儿子，所以说到这种事情比较容易开口。“大概每天一次吧。”虽然每天一次并非固定，但伸夫平均也就是这个频率。有时冲动强烈就会连续两次，然后直接睡觉。“做那个，对学习不好吧？”“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伸夫了解到在这方面也有人跟自己想法一致，也就能够心安理得了。可是，在过了冬季进

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在线观看免费人成视频下载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在这些将领身上如法炮制了一遍，而且还不用让他花钱置办个宴会来达到目的。帕格洛·渥西尼抗议公爵背信弃义，大声叫公爵回来，但是他已经离开了宫殿，他下令这四位将领的部队必须全部解除武装。奥利维洛托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听到消息后大吃一惊，有些人反抗拒捕，于是给当场处决了。但是驻扎在稍远一些地方的部队就幸运一些，他们听到风声，知道他们的主公遭了大难，于是联合起来，杀开一条血路，蒙受了惨重损失之后逃了出去。结果公爵只好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两人的亲随处决，聊以自慰。然而公爵的士兵并不满足于劫掠奥利维洛托的士兵，他们于是开始在城里大肆劫掠。如果不是公爵下了严峻的命令，他们可能会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公爵不愿意毁坏这个城市，他要的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为他创造财富，于是他把抢劫的士兵判处绞刑，整个城市一片混乱，店铺老板们早早地关了门，竖起了栅栏门，诚实的老百姓躲在上了锁的屋子里面瑟瑟发抖。士兵们闯入卖酒的铺子，用剑威逼店主给他们拿出酒来。街上躺着死人的尸首，一些野狗在舐着尸身上的血。第二十九章马基雅维里是跟着公爵来到西尼加利亚的。他度过了心急如焚的一天。独自一个人或不带武器出门是很危险的。如果实在是需要他暂时离开他栖身的寒酸的客栈，他也很小心地带上皮埃罗和他的仆人。他不想被那些容易激动的加斯孔战士杀死，或者更糟糕地，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杀死。当天晚上八点钟，公爵召见他。在此之前，每次马基雅维里面见公爵的时候，都有公爵方面其他的人员随侍在侧，或是秘书，神职人员，或是公爵幕僚班子的人。但是这一次，出乎他的预料，带他面见公爵的官员把他领进公爵所在的房间以后，立即退了下去。于是他和公爵头一次单独在一起了。公爵兴致很高。顶着一头深褐色的秀发，带着修剪整齐的络腮胡，红润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英俊。他也许不过是一个狡诈的神甫的私生子，但是他却有着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仪容举止。像往常那样，他直奔主题。“现在，我帮了你的那些主公一个大忙，把他们的敌人除掉了，”他说道。“我希望你给他们写上一封信，请他们将步兵召集起来，然后和他们的骑兵结合起来，派到我这里来，我们可以一起向卡斯泰洛或佩鲁贾进军。”“佩鲁贾？”公爵脸上浮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巴利昂尼拒绝和那些人一道签署协议，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他说：‘如果切萨雷·博尔贾想要找我的话，他可以带着部队到佩鲁贾来找我’。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那些个签了协议的人不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吗。但是他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摧毁维泰洛佐和渥西尼会耗费执政团一大笔钱，并且他们远远不能做得像我这样干净利落。我想他们可不能忘恩负义。”“我敢确信，他们没有半点这样的意思，阁下。”公爵面带微笑，但是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地盯住马基雅维里。“既然如此，就请他们拿出诚意来。他们到目前为止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我为他们做的这一切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值上个十万杜卡特了。他们的义务并没有什么法律规定，只是默契而已，我看他们最好现在就开始履行这些个义务。”马基雅维里很清楚，执政团对于这样一个诉求一定会勃然大怒。他可不想让自己来传递这么一个要求。他很高兴自己早就想好了脱身的办法。“我想我应该告诉阁下，我已经要求我的政府将我召回。我向他们指出，他们在此地应该有一位地位更崇高，授权比我更大的使节。我想，阁下若能够与我的继任谈论这件事，将会更有收获。”“你说对了，我对你们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实在是厌烦透了。现在该是时候请他们下个决心，是和我站在一起，还是与我为敌。我本来应该离开这座城市，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这座城市会陷入一场浩劫。安德利亚·多利亚明天早上就会献出城堡，完事之后我就会向卡斯泰洛和佩鲁贾开拔。我在那里办完事之后，我会将注意力转向锡耶纳。”“法国国王会同意你去占领那些处于他保护之下的城市吗？”“他不会的，我也没有蠢到认为他会同意。我的建议是将它们召集统一在教会的旗帜下。我自己想要的不过就是我的城邦罗马尼阿。”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他不得不佩服此人斗志之旺盛和他确信自己一旦下定决心就攻无不克的高度自信。“没有人会怀疑您得到了命运的垂青，阁下。”他开口道。“命运垂青那些懂得如何抓住机会的人。难道你以为，城堡的主人只愿意向我献出城堡，是一个偶然的，碰巧又是对我有利的巧合，结果让我占了点便宜吗？”“我不会那样认为，这对阁下您会很不公平。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我猜想您是早有准备的。”公爵大笑起来。“我喜欢你，书记官大人。你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人。我会想念你的。”他停顿了看上去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带着探询的目光看着马基雅维里：“我差不多真的希望你是在我手下效力。”“阁下真的很有心。但是我对于向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觉得十分满意。”“给他们效力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他们给你的薪水是如此的菲薄，以至于你为了维持你的开支，要向朋友开口借贷。”马基雅维里刚刚觉得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反驳一下，猛然间他想起了巴托罗缪借给他的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不善理财，又性好奢侈，”他带着愉快的笑容回答道，“如果说我时不时入不敷出，实在是我自己的过错。”“你要是为我服务，就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能给一个漂亮的女士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一只胸针是非常令人愉快的，当一个人要讨这位女士欢心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只找那些随和的和不事招摇的女人来满足我的愿望。”“这个原则只有在一个人可以控制自己欲望的时候才是好的原则。谁又能预料爱情可以在一个男人身上施展多大的魔力呢？书记官大人，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佳人时，会是多么地费钱？”公爵用一种嘲弄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有那么一瞬间，马基雅维里不禁不自在地暗中问自己，公爵有没有可能了解到他对于奥莱莉娅的欲望没有能够得到满足呢？但是这个念头一上来，就被他打发走了。公爵要操心的事太多了，犯不着去关心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风流韵事。“我还是宁愿相信我的原则是可行的，愿意让别人去拥有那些快乐，以及为了这些快乐要付出的代价。”公爵若有所思地注视着马基雅维里。你也许可以猜想，公爵正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个疑问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而非什么隐藏的动机。这就好像是当你一个人和另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的会客厅一同坐等的时候，你会试图从对方的样子来判断他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他有什么样的习惯和性格一样。“其实我应该想到，你如此敏锐，是不会愿意在余下的岁月中屈为人臣的。”公爵说道。“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到，只有上等的智慧才会使人培养出中庸的处世之道。”“难道说你一点野心都没有？”“完全不是这样，阁下。”马基雅维里笑着回答。“我的野心是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我的国家效力。”“这正是你所不能获得支持去从事的事情。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一个共和体制里，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不会受到信任的。一个人能够身居高位，靠的是他的平庸无能，因为只有平庸无能才会使他的同僚不觉得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民主政体并不是由那些称职干练的人在领导和统治，而是由一帮子微不足道，不会引起众人恐慌的人们在统治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是什么腐蚀了民主政体的心脏吗？”他看着马基雅维里，似乎在等马基雅维里的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他。“妒嫉和害怕。衙门里的那些小人们妒嫉他们的同僚。他们不愿意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获得声望，而是宁可阻止某个人采取某项措施，即使这项措施对于国家的存亡兴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他们也是恐惧的，他们知道他们身边有许多人，正准备用一切手段，包括撒谎和使用诡计来取代他们。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这些人恐惧做错事情的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热心去做正确的事情。有人说狗不咬狗，发明这句谚语的人从来没有在一个民主政府中生活过。”马基雅维里保持着沉默。公爵的一番话中有多少真理，他自己是最清楚不过了。他清楚地记得，他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官位的竞选过程是如何地激烈，他又是如何惨胜对手，夺取了这个位置。他也很清楚他的那些同僚是如何虎视眈眈地看着他的每个步骤，时刻准备逮住他一不小心犯下的过错，以便让执政团将他解雇的。公爵继续说了下去。“一个像我这样的君主是可以自由地任人唯贤的。他不需要因为要获取一个人的影响力，或者酬谢某个人身后的某个集团的支持，而将职位授予一个不能胜任的人。他不惧怕任何竞争，因为他超然于竞争之上。因此相对于垂青和提拔庸才，他追求的是才能、能量、主动性和智慧。难怪在你的共和国里情况愈来愈坏。衡量一个人是否应该升迁至某个职务要看的是他的才能是否能够称职。”马基雅维里浅浅地笑了。“阁下如果允许的话，我想提醒一下阁下，一个君主的青睐是臭名昭著地不可靠的。君主的意愿可以将一个人捧上天，也可以将一个人踩在地上。”公爵不禁也给逗乐了，坦率地笑了起来。“你在想拉米洛·德·罗尔卡这个人了。一个君主必须懂得如何奖赏及如何惩罚。他的赏赐必须是慷慨的，惩罚则是严厉的。拉米洛犯了可憎的罪行，他死有余辜。如果他在佛罗伦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对他被判处死刑不满，也肯定有一些人会出来为他说情，因为他们从他的恶行中获得了利益。执政团最后会犹豫不决，到了最后他们会把他当作一个使节派遣到我这里或法国国王那里。”马基雅维里大笑。“相信我，阁下，执政团方面要派遣到您这里的使节人品上无可挑剔。”“他也许会让我无聊厌烦到极点。毫无疑问，我会想念你的，书记官大人。”说到这里，好像是有个念头突然浮上心头那样，他对马基雅维里露出温暖的笑容：“你为什么不加入我的团队？我会委托你去做一些用得着你敏捷思维和宽广阅历的工作，并且，你会发现我会慷慨地酬谢你。”“对于一个为了钱而背叛自己国家的人，你又可以多放心呢？”“我没有要求你去背叛自己的国家。通过为我服务你可以更好地为佛罗伦萨服务，你所能够做的事要比作为第二厅的秘书能做的多得多。不少佛罗伦萨人为我服务，我相信没有人是后悔的。”“美第奇的追随者们在他们的主公被逐的时候，为了谋生，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也不完全是。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也没有高傲到不接受我的聘请的地步。”“艺术家。他们愿意为任何一位赞助人服务。他们不是负责任的人。”公爵回答马基雅维里的时候，盯着马基雅维里的眼神中还是带着一片笑意。“我在伊莫拉近郊有一处庄园，那里有葡萄园，有可以耕种的农地，草场和林地。我愿意将它送给你，我想这处庄园为你带来的收入，可以是你在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能够产出的十倍。”伊莫拉？为什么切萨雷会想到这个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马基雅维里的心头又一次飘过一片疑云，莫非公爵已经知道了他那对奥莱莉娅徒劳无功的追求？“圣·卡西亚诺那几英亩可怜兮兮的土地在我们家庭里面传承了有三百年，”他尖酸地回答道，“伊莫拉边上的庄园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别墅是新的，非常漂亮，盖得也结实。在夏天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避暑山庄。”“阁下，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我准备把阿加皮托派往厄比诺去当总督。我知道依你的才能你是最适合接替阿加皮托成为我的首席秘书的人。但是我如果如此安排的话，你就会与佛罗伦萨派来接替你的人展开谈判，那会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我准备派你去担任伊莫拉的总督。”马基雅维里一下子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可是个重要的职位，一个他从来想都不敢想的职位。时不时地佛罗伦萨也会兼并一些城邦，但是共和国派去管理这些城市的人都是出自豪门，或是有着广泛和深入的人脉，如果他担任了伊莫拉的总督，奥莱莉娅会自豪地成为他的情人，另外，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个借口将巴托罗缪打发到别的地方去。现在看来，公爵做出这样一个许诺，如果他完全不知道前些时间围绕着他和奥莱莉娅的那些事，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马基雅维里面对着当下的双重诱惑，但是内心还是无比坚定，不为所动，想到这一点，他也不禁为自己叫好。“我热爱自己的国家，胜于自己的灵魂，阁下。”瓦伦丁诺公爵是不习惯于碰钉子的，马基雅维里心想，公爵应该会生气地挥一下手，让他走人了。出乎预料，公爵无聊地玩弄着胸前的圣·米歇尔勋章，仍然沉思着看着他。当公爵再次开口讲话时，好像时间过去了很久。“我一直是和你开诚布公的，书记官大人，”公爵最后开口说话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容易被欺骗的人，我也不会浪费我的时间企图去欺骗你。我会把所有的牌都放在桌上。一旦我向你透露了我的计划，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保密；另一方面，你也不会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因为没人会相信我告诉了你这些。执政团会认为你只不过是想通过呈送你自己的臆想而非事实来提高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公爵只是停顿了一小会儿。“我对于罗马尼阿和厄比诺的掌控是牢固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掌握卡斯泰洛、佩鲁贾和锡耶纳。比萨对于我来说完全是唾手可得。我要是想拿下卢卡，卢卡也会是我的。如果佛罗伦萨周围的城邦全部被我控制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无疑是危险的，但是我们还有和法国的条约。”马基雅维里的回答看上去逗乐了公爵。“一个条约是两个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而签订的。在条约的某些条款不再是有利的情况下，一个谨慎和明智的政府应当摒弃这个条约。如果我向法国国王建议，如果他默许我夺取佛罗伦萨，我拿到佛罗伦萨之后，我会愿意与他一起进攻威尼斯，你觉得他会怎么说？”马基雅维里不禁打了一个冷战。他心里太清楚了，路易十二为了利益是不会犹豫牺牲自己的荣誉的。他用了一些时间去思考，然后回答公爵。他回答时带着慎重的态度。“阁下如果认为佛罗伦萨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攻取，那么你就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将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战斗到死。”“你们可以凭借什么呢？你们的公民一向忙于挣钱，从不愿意训练自己去保家卫国。你们一直是用雇佣军来为你们打仗，以便于你们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你们的事业。这是愚蠢的！雇佣军上战场打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些个钱。但那些钱不足以让他们为你牺牲生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保卫自己就注定要灭亡。而要做到具备自卫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自己的公民中间招募士兵，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是你们这些佛罗伦萨人已经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些牺牲和责任了吗？我不这么认为。你们是由一帮子生意人来治理的，一个生意人的想法永远是不惜代价达成协议。他们要的是短期的利润和回报，现时的和平，即使蒙受耻辱和冒日后大灾难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你的李维教导你，一个共和国的安危系于组成它的人们的诚实和正直。你们的人民软弱无能，你们的政府是腐败的，就应该灭亡。”马基雅维里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无话可说。公爵把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当前西班牙已经统一，法国人也已经摆脱了英国人。小国家可以维持他们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独立是个假象。因为这些独立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他们之所以还算拥有独立，是因为维持它们的独立暂时还符合各个大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渡者。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钻入船舱，任由毛龙拖着船体原路返回，要想找寻盘龙部也只有另想办法了。回到石盘洞穴，毛龙照前扭动石盘，地上的大洞渐渐合起后，它自顾趴在石盘边休息了起来。莫炎在地下仔细看着我先前发现的孔洞，转而探视了一下毛龙的双眼，眼中露出一丝阴狠的目光。“弄瞎它的是搬头尸！”莫炎发出难得的切齿声，“它们到天坑办的就是这件事。”我原本就怀疑凹坑中应该聚有寒水，是那些孔洞将寒水排走的。现在看来应该是毛龙离水后，搬头尸用淡金涎液灼瞎了它的眼睛，并放出驯养的蜈蚣将它暂困在这里。但却没想到竹楼一战全军覆没，没有回来接应这条倒霉的蜈蚣。“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想法找到盘龙部。”我招呼着莫炎，他正看着毛龙发愣，“怎么？你想带走这条毛龙？”“它不会走的。”莫炎长舒了一口气，“它等着下一个吹响驯龙笛的人，直到死去……”不知是受了莫炎的影响，还是那条伤残了的毛龙带给我的感觉，淡淡的话语让我感到有种莫名的忧伤。……一路攀爬，我们三人顺着先前留下的绳索出了子坑，此刻的天空已经渐渐暗下。坑外不见晖儿和S的身影，众人寻找中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晖儿的声音。我们循声急忙赶去，一片树丛中发现了两人的踪影。晖儿哭着拉扯S的手臂，而后者正抱着一棵树木啃咬着树皮，嘴上粘满了白色的汁液。“可咬不得哦！”老田看到那棵树，顿时大惊失色，“见血封喉啊～～”十五、恶魈拘魂见血封喉，又叫作“箭毒木”，树身的乳白色汁液含有剧毒，可使中毒者心脏麻痹，血液凝固，以至窒息死亡。云南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作“七上八下九倒地”，意思就是说，如果谁中了箭毒木的毒，那么往高处只能走七步，往低处只能走八步，但无论如何，走到第九步，都会倒地毙命。S疯狂啃咬的正是这种被称为“见血封喉”的箭毒木，老田叫声一出口，我和莫炎不由都是一震。上前让晖儿退开，我抓住S的肩膀便想将她拉起，但还未用力，手臂却被莫炎牢牢抓住。“见血封喉是血凝性毒剂。”说话间莫炎一掌切在了S的后颈，“弄破口腔就没命了。”一击之下，S立刻昏晕了过去，我和晖儿仔细查看了下她的口腔，所幸没有发现伤口，但即便是这样，剧毒入腹也是危险之极。正在我们检查抢救S的当口，莫炎拉着老田在树木的附近找寻了起来。不一会，两人拿来一些竹节似的红色草秆，莫炎手脚麻利地将草秆揉碎挤压，沁出的草汁慢慢滴入S的口中。“多亏莫炎兄弟找到这红背竹竿草哈。”老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全靠它解了见血封喉的毒，这女伢子的命算是保住了咯。”挤尽草汁后，S原本绯红得有些怪异的面颊渐渐恢复了本色，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S怎么会这样的？”我向晖儿问道。“你们上来前，她突然开始自言自语，接着跑到树林里到处找什么东西。”晖儿一脸害怕地说道，“后来就抱着这棵树木用牙咬了起来，疯了似的，怎么叫都不停。”“哦？”我心中有些明白原因了，“你去看看S背后的鬼脸。”“不必看了，活命靠树。”莫炎冲我摆了下手，“公孙身上的山鬼巫已经没有了。”见我和晖儿一脸迟疑，他又指了下那棵箭毒木，方才被S啃咬的地方竟出现了一片黑色的痕迹，那奇诡的形态就像是一只正在舞动着的山鬼。晖儿还是不放心地扶起了S，悄悄检查了下她的背部，立即一脸欣喜地向我点了点头。“呸、呸……”S一下醒来，嘴里连连啐着，“什么东西这么难吃？！”众人一片哂然，吃了箭毒木活着就已经偷笑了，那味道怎么可能好吃呢。细问之下，S却并不记得自己的行为，只是模糊地回忆起当时山鬼和她说了几句什么，心里便涌起一种冲动，之后的记忆已是完全空白。事情到此地步已没有必要深究下去，我和莫炎两人并没有感觉到S身上有任何的不妥，老田有些不放心地又给S把了把脉，却也没有发现什么。确认S无碍之后，大家悬着的那颗心总算是放下了。见天色渐晚，一行人便走向牛车停放的地点准备返回村寨。体力和精神的紧张一旦松弛，人很容易会感到疲劳。走出母坑的时候，我已是有些手脚酸软的感觉，除了莫炎之外，的其他人也多少有些倦意。这时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借着月光依稀可以看到那头犍牛正安静地停在车旁，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心里开始期待喷香的饭菜和甘醇的普洱茶。“怪咯，咋有人……”走在最前面的老田突然低声道，话未说完，一道刺眼的灯光倏然照在了我们身上，一片眩目下周围的景象完全无法辨识，隐约间似乎有几个影子在那里晃动。“站在原地别动！”一个威武的声音喝道，“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眼睛开始适应突如其来的光亮，原来面前不远处停着两辆汽车，蓝白相间车身上赫然是警察的标记，车前的大灯直直照射着我们，几名警察正手持枪械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我再重复一遍，放下武器！”方才喊话的警察提高了声音，旁边几名警察威胁性地扬了扬手中的枪。“照他们说的做。”我低声向众人说道，解下腰间的户撒刀抛在了地上，慢慢地举手抱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不清楚目前的状况，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实在不宜轻举妄动。莫炎面无表情地举起了双手，晖儿和S也放下手中的短柄猎枪依样照做。老田则忙不迭地对着警察不住点头，好像想要和那些警察套近乎。“几位同志是乡里的哈？老汉和你们刘队长认识咧。”老田客套地打着哈哈，“误会咯，误会咯，我们上山打猎采药哈。”警察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松懈下来，而是抬了抬手中的枪，老田一脸惊恐地立刻举起双手，转脸看了看我，眼中尽是莫名与不安。“有人举报你们违法携带枪支，毁坏民居，涉嫌谋杀。”为首的挥了挥手，一群警察立刻将我们围了起来，“现在拘捕你们，有什么话到了里面再说。”咔嚓声中，三名警察手脚麻利地将我们反铐了起来，我有生以来第一尝到手铐的滋味，那嵌入皮肉的金属卡得腕骨一阵生痛。被推搡着上了车，我们五人局促地挤在布满铁栏的警车内，无言中彼此都是一阵眼神交流，这一切发生的实在是太突然了。警车在颠簸的山路上行驶着，我们乘坐的警用吉普开在前面，车内的两个警察一言不发，其余的警察则坐进另一辆警车紧随其后。“有些蹊跷。”坐在我身边的莫炎低声耳语道，“竹楼的事情没人知道。”“除了巴查，只有我们知道。”我也疑惑道，“照理也不可能是他，老田也不至于报警。”我的语声似乎稍大了些，莫炎警惕地用眼神制止了我，望了望前面的两名警察，那两人没有任何的反应，应该没有听到我们的对话。山路崎岖盘绕，车子不住攀爬行驶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却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车咋在上山咯？”老田按捺不住叫道，“乡里的路不是走这里哈。”车前的两名警察丝毫没有理会老田的叫喊，颠簸中车子的速度又加快了许多。“把大家的手铐弄开。”莫炎低声说道，“这些警察没有人味。”手铐在意念下全部脱落，被轻轻地聚在了车厢的角落，我示意晖儿他们不要出声，依旧将手背在身后伪装被铐的样子。耳畔一片山风的掠动，我悄悄查探着远处的环境，渐渐眼前现出高耸的悬崖峭壁，车子正飞速地行驶向陡绝的一侧，这不是在自寻死路吗？更惊讶的是，那两名警察的身体随着掠进车窗的山风竟有些飘动。“大家抓好！”我大吼一声，意念中断开了油门传动杆，将制动装置全部刹死。嘎地猛震，警车立刻刹车，滑行中车身横向停在了路中，虽然大家早有准备，但却也被惯性甩动得一片歪倒。扶起晖儿，我刚刚站稳，正要想法制服前座的两名警察，车身突然遭到一股巨大的撞击，方才站稳的众人再次跌倒。“这帮警察疯了？！”S大叫道，“要把我们撞下山吗？”叫声中车身又是一震，在金属的异常响动中脚下传来移动的感觉，后面的警车竟抵着这辆车加大马力往山崖边推去。“真有风格，想连自己人一起弄死。”我嘀咕了一句，狠狠地将车子的轮轴扭断，四根轴杆贯穿车体深深地插入了地下。“那两只东西已经跑了。”莫炎淡淡地说道。在我的固定下，车身已不再移动，莫炎的话不由让我惊觉，车内那两名警察此刻早就失去了踪影，除了车窗外呼呼灌入的山风，前排上已是空空如也。“砰……哗啦……”边上的车窗中弹破碎，一颗子弹呼啸着擦着我的头顶飞过。还未缓过神来，连串的枪声随即响起，子弹疯狂地攻击着车子，车厢像被密集的冰雹砸中了一般不住作响。不知哪颗流弹击中了警车的油箱，车身内猛地腾起一片大火，火光直冲而上，在山风中猎猎作响。围攻我们的警察慢慢自警车后转出，个个面无表情地抛掉手中早已没有子弹的手枪，齐刷刷地在那里注视着熊熊燃烧的警车。为首的那个警察正坐在另一辆警车里，他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不紧不慢地点起一支烟，悠闲的抽了起来。渐渐地，警察们有些奇怪了，火势熊熊的警车并没有任何的熔化，车内更是没有惨叫和呻吟声传出，难道里面的人在刚才乱枪射击中早已丧身？围观的警察慢慢地接近燃烧的警车，隔着火势仔细探查。呼地一声，原本凶猛的火势瞬间消失，一蓬子弹如雨点般自车内喷射出来，警车边的警察无一幸免地被击倒在地，中弹最少的身上也有七八个窟窿。车厢顶盖四壁四散飞开，车上众人却是毫发无伤，这一切完全得益于莫炎的火势伪装和我控制金属枪弹的能力。“切，就凭这些毛贼还想收拾我们？”S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顺手捡起掉在一边的短柄猎枪。“这些不是真正的警察，他们完全是想置我们于死地。”晖儿接过S递来的猎枪，填上子弹道。“管他们是什么人，问问那个活口就知道了。”我冷冷地说道，脚下迈步向车内的那个警察走去。手臂一紧，莫炎拽住了我，眼中流露出异样的目光。我这才发现，地上倒下的那些警察竟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身体全都瘪了下去，山风鼓动中，地上只剩下一堆飘挥的警服。车内的警察突然冲我咧嘴一笑，随手将手里的烟头弹向空中，“波”地烟头爆开，蓬出一片火星，那颜色竟是无法用色谱中的名称来形容。火星出现的那一瞬间，地上的警服不断蠕动起来，一些不知是什么的东西从领口慢慢挤出，晃动着飘在了空中。仔细看去，那是一些薄薄的灰白色人形东西，飘舞在那里就像一只只风筝。“ghost？！”S端起枪瞄准了其中一只，“我还是捉鬼队呢！”枪声响起，子弹击中了其中一只人形“风筝”，但它却并没有落地，而是带着弹孔继续在那里飘动。车内的警察饶有兴致地看着S，又点起了一支烟，享受般地深吸一口，慢慢地吐出了烟雾。难以置信的是，那烟雾竟似绵绵不绝，在空中聚成了偌大的一团。他轻松地弹了弹烟灰，手中的烟优雅地画了一道弧线，空中的烟团立刻射出几道烟箭，直没入飘舞的人形“风筝”中。“居然学会了人皮恶魈。”莫炎的声音如寒冰一般，“混蛋教出来的混徒弟。”人皮恶魈？诡异险恶的名字让我不由有些发寒，而空中的景象就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了。那些烟雾注入之后，人形“风筝”像充足气了似的鼓胀起来，完全恢复成了中弹前的警察模样，只是脸上一片死然，原本的口鼻和双目已换作了黑漆漆的孔洞。“臭脸师叔，别混蛋混蛋的，让我师父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那警察从脸上拉下块皮一样的东西，露出了一张满是稚气的男子面容，“您先和这些恶魈玩玩，我还有点事情，下次有空请您喝茶。”我们都有些糊涂，听话里的意思莫炎是这人的师叔，但似乎和他的师父有着什么过节，对方的口气虽然有些放肆，不过却像恶作剧似的，看来并没有什么威胁存在。莫炎的脸色越来越冷，双手闪电般错动起来：“灵火烈风诀！”骤然而起的灵火狂野地冲向警车，我隐隐感到一股凌厉的杀气自莫炎的身上传来。“唉，您还是老样子，臭脸臭脾气。”那男子叹了口气，“您和师父间的恩怨，没必要和我算账吧？”手中香烟一抖，两只人皮恶魈立刻飘来，黑洞般的口鼻中聚出一股黑色的气流，卷动着将火焰吸入体内。猛胀之后，人皮恶魈周身映出火红的光芒，猛蹿到半空，毫无声息地爆裂开来，一片火云被山风卷动着燎闪开去，煞是壮观夺目。“呃……”那男子身躯一抖，脸色有些发白，口角溢出一丝鲜血，“下手真狠，烈风诀居然带着自爆。”说话间两手一翻，十指中多出数支香烟，只见他交错一挥，数点火光射入空中剩余的五只人皮恶魈，那些恶魈灰白的皮肤上慢慢有了血色，黑洞洞的双眼中闪动着鬼火般的光焰。“不陪您玩了，这票生意当我没接。”男子调皮地笑了笑，脚下猛地冒起一片火光，整个人像溶入地面般渐渐消失在我们面前。“想走……”莫炎左手右手一合，作出灵火入地诀的起手式，可还未击中地面，一只人皮恶魈已出现在他面前。那恶魈抬腿横劈，轻飘飘地攻向他的肩背，莫炎却不敢怠慢，弓身一个后翻闪开，一声闷响，泥土碎石飞扬下，地上竟然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坑。轻飘飘的一脚居然有着这么大的威力，看来这些人皮恶魈绝不能小觑。数十把吴钩短刃凭空出现，夹着破空声袭向恶魈，但却被那些家伙轻易闪过。无论如何提高攻击的速度，可始终无法伤及它们一丝汗毛。晖儿和S不断瞄准射击，可子弹也并不比吴钩短刃好到哪里去，那些恶魈的速度并不快，但就是能够在被击中的那个瞬间闪避过去。我们几轮攻击后，空中的恶魈开始分散，两只紧盯夹击着莫炎，一只则落在了我的面前，剩余的分两侧堪堪守住了晖儿、S和老田。我一分神，面前的恶魈当胸便是一拳，不及闪避中胸前隔起一块厚实的金属板。一声大响，我被震得飞了出去，一寸多厚的金属板竟被击穿。如果不是金属板的阻挡，只怕胸骨早已碎裂了，可即便如此，胸口传来的闷痛也险些令我窒息。就地一滚，我硬撑着爬起身子，那只恶魈上前就是一脚。转念间，两根铁柱从地下支出，连连挡住了那一脚的攻势，但粗如手臂的铁柱已被踢得弯曲成了直角。枪声连连，两只恶魈儿戏般地躲闪着子弹，轻飘飘地逼近晖儿三人，老田满头冷汗地握着我那把户撒刀，手下已经是颤抖得不成样子。我连赶两步，与他们会和，三只恶魈此刻形成三角阵势将我们围困起来。莫炎的脚下已是没有一片平地，两只恶魈的连番攻击弄得漫天碎石沙土飞扬。无论他的灵火攻势如何巧妙猛烈，却始终被恶魈巧妙地闪开。无奈下，莫炎一个闪身，也跃入了我们的战团。五只人皮恶魈将我们死死地围作了一团，暂时没有继续攻击，闪动着鬼火的双目诡异地盯着众人。它们飘动的身体轻如鸿毛，可任何一击却都重如泰山，这种只能被动挨打的局面令我窝火而无奈。更重要的是，如此下去，我和莫炎或许还能支撑，但只要被分开的话，晖儿等三人一定会被人皮恶魈活活撕碎。“轻如片羽，攻如巨犀，那混蛋真的是天才。”莫炎的声音已接近冰点，“王亦凡，你我照顾好大家，能走一个算一个。”“这东西太难对付，打不着，挡不住。”我在大家周围布下一片舞动的金属细丝作为防护，“你也没有办法对付它们？！”莫炎冷漠地摇了摇头，在金属细丝外又布下了一圈熊熊的淡色火焰，人皮恶魈在圈外不住飘动，一时间似乎无法突破。“也许只有你可以救大家。”晖儿突然说道，猎枪一摆，对着我就是一枪……十六、蒙氏之迷猎枪射出的子弹呼啸着从我身边飞过，随即背后传来奇怪的吱吱声。一个白色的物件掉落在了地上，那东西像是一卷细细的画轴，正从金属细丝和火焰的间隙中钻入。子弹恰好击中了它的一端，在热度和速度并济之下，中枪的部位撕裂爆开，放射状的细条让我想起了残缺的皮肤。那东西在地上一抖，倏地展开，竟是一只自行瘪下的人皮恶魈。看来它缩卷起来想从间隙进入这里，但却被晖儿发现击中了。嗯，怎么现在会被击中？“亦凡，钉住它。”晖儿提

恶性邪教案件被警方秘密拘捕，市局出动了大量警力前往李守信公司承建的各个小区进行调查取证。警方又是怎么得知李守信的所作所为的呢？难道那几个小区里的销售人员见到异状，怕惹祸上身，暗地举报了李守信？可他们并不知道水泥柱中埋藏的是什么，又怎么能提供给警方有力的线索呢？疑问中，电视上出现了热线新闻播报，一个满脸精干的记者出现在了镜头上，身后是一片小区建筑，周围停着数辆警车，不少警员正在一边忙碌着。“……现在警方正在调查取证，据可靠消息，此案涉及数十余名幼童的惨死，其数量之大，犯罪手法之恶劣实属罕见。”记者慷慨激扬地在镜头前不住左右指点着，镜头忽地一转，画面内出现一名佩戴高级警衔的男子，那记者立即快步赶上不住询问起来。“对不起，我无可奉告。”那名警官威严地摆了摆手，转身急冲冲地走开。“请问本案……”记者不折不挠地紧跟而上，急速的问话却突地停顿在了那里。两名警员抬着一个塑布覆盖的东西走来，侧边露出一条灰黑的东西，那是……孩子干瘪的手臂！一只大手挡在了镜头前，遮去了那条手臂，也掩去了记者惨白的脸庞。……“这下倒也省事了。”林岳惬意地伸了个拦腰，“警察办起事儿来可是动作麻利的很，照这架势，一天就搞定了。”“警察来的也太巧了，简直就像是算准了似的。”晖儿摇头道，“会不会有人暗中在帮我们？”“的确帮了一把，不过这用心就很难说了。”耿婆笑道，“总算也没白忙活，咱们该去对付对付那块大骨头了。”“骨头不但大，还很硬。”莫炎幽然道，“但愿我们能啃得动。”“嗐，没事儿，咱用的是蓝天六必治。”林岳贫道。屋内响起一阵大笑。……如果说李守信建造的小区中居住的是社会中层阶级的话，那么眼前这三座井字楼里的居民便是社会的底层阶级。冰冷灰暗的水泥外墙上满是斑驳的水渍和风化斑，锈蚀的钢窗衬着残破的玻璃，像是一张张噬人的怪嘴，饥饿地等待着猎物落入口中。这三座楼建造的很奇怪，四面楼体围砌作一个方形，正中留出一道仿佛深井般的空间，楼体交界处略略延长，留出了一部分无用的钢筋混凝土结构。S告诉我们，这是早期建筑中的一个承重设计，为的是均衡整座楼的自重，由于那个时代在高楼建造上技术与材料都不成熟，因此必须采用这样的设计。只是如此一来，楼体围砌的中空部分便大大浪费了空间，同时也造成了内围单元的暗室效应，大多居住在内围的住户都会有间“小黑屋”。不但如此，大楼的“井”里日积月累地丢弃着不少的废物和垃圾，虽然会有些好心人时常清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一到三楼的住户全部都将靠“井”的窗户封死，索性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建筑构造上来说，这属于技术落后，设计施工不合理。可好歹也算是个安身之所，对于那些囊中羞涩，购买不起再好些房子的人们而言，也只能暂居在此。毕竟人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如果等到了市政动迁，兴许还能改善到更好的房子。但从风水堪舆角度而言，即便是露宿街头也好过待在这里，因为这三座井字楼根本就不应该是活人待的地方。早先从S和林岳拍摄的图片来看，充其量只是了解了楼体格局，至于方位和气脉走向则是浑然不清。对于风水格局林岳并不精通，以布荫一派的能力而言，他们多数是从周边的植物生态环境来断定风水的优劣，可井字楼附近除去数棵几近枯死的老树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植物的东西。莫炎则不同，异常灵敏的嗅觉告诉他，这里的气脉格局非同一般，如此庞大的阴霾煞气出现在人们聚居的楼宇间，其中必定有所古怪。循着气息他找到了“戴孝狗”和“奔丧猫”，并发现其数量的可观，由此判断出井字楼的格局是有人故意设计的。其实，单从外表格局来看，这三座井字楼属于“阳宅阴局”，即是将墓穴葬地的格局转用到了人们的正常居所上。假如在一座墓室内看到类似的布局，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局势，古代风水学说认为，“尸属阴，得阴霾之气而滋生，上得斗煞星华之光，中居六仪汇阴之泽，下通冥河地脉之气，其身自养，乘生气而自萌。”也即是说，埋葬在这种格局下的尸身可以充分享受到葬地间的气脉，以阴气滋养，传承后世福泽。可那是给尸体用的格局，放到活人身上，岂不是弄得人不人鬼不鬼了吗？古时的风水堪舆界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他们认为风水的奥妙变化是可以不徇常理而为的，越是凶险的格局其本身也具备着极大的改造功能。这种理论依据有点类似中医药理上所谓的“以毒攻毒”，当面遇到某些险恶棘手的事件时，通常便采用更为险恶的格局去对冲应付，以期达到“负负得正”的效果。“阳宅阴局”便是这些人的“杰作”，若事主自身运势不济，生辰命格凶险，亦或是所处区域极为不利但又无力搬离该地，他们便会依此方法布设。首先将阳宅的三处封闭，唯独留下一面背阳的方位开设门窗，窗框离地三尺，窗格为六，称为“六仪汇阴”，目的是将区域内的阴气导入阳宅。接着在屋内阴煞位掘一口深井，有没有水无所谓，关键是用以接通阴煞位的地气，井内投入活杀的黑狗黑猫各一只，并以青石铺盖，称为“冥井”。最后，在屋顶的斗煞位开一天窗，使得北斗星光的走向刚好与“冥井”相接，对应屋子的六格窗走向，让这三处气息汇聚在同一点上，并依据这个方位将屋子主人的床位摆设在此。风水堪舆的星斗学说中，北斗七星自身具备一定的煞气，而窗向北斗便是“斗煞入宫”。这种做法在一定时间内的确能起到相当的作用，但正如中医药理上另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治标不治本”。对于那些特殊情况下的事主而言，阳宅阴局所聚集的阴霾之气可以冲去他们身上不利的气息，以此达到平衡。但人毕竟不能与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相提并论。在抵消了不利气息的同时，大量滋生的阴霾之气对人体开始产生作用。久而久之，这些阴霾之气将人体内的阳气逼出，从而导致人们频频产生病痛甚至死亡。正如某些以毒攻毒的失败例子一样，人体内的毒素一旦与外界的毒性药物达到平衡，那么多余的毒性药物便开始侵害人体，如果医生此时不停止用药，病人就会死于药物中毒。可惜的是，阳宅阴局这帖药是长期有效，永不停止的。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阳宅阴局，还不足以让我们如此震惊，甚至连耿婆这样的修为也不禁惊愕于形。“棺井？！”耿婆望着楼宇中空出的部分，眉头紧锁了起来。我们爬上了其中一座楼宇的顶部，从房顶向中间的“井”底望去，乌黑阴森的空间中蓬然聚集着大量的阴气。可奇怪的是，那些阴气并没有在阳光下消散，而是凝成一团，不断地被引入地下某处。“夷人奇俗，得堪舆之奥妙，遇族人亡故，则寻背阴之处，掘一深井，取六尺巨坛，纳其尸身，置于井中，曰‘冲天葬’。”耿婆幽然道，“这种葬法一直流传在云南一带，那深井被人称为‘棺井’。”“又曰‘噬气井’。”莫炎若有所思地看着楼宇的中央，“纳阴阳之气入地，葬者速化。”“哎～～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呢？”林岳挠头道，“一会儿阳宅阴局，一会棺井阴井的，我听着都迷糊了。”“阳宅阴局制造阴霾之气，逼迫人体阳气外泄，同时由棺井将阴阳之气引入地下。”我脑中迅速整理着思路，“理论上是通了，但事实上却有个很大的漏洞。”“这里的人都还活着。”莫炎点头道，“包括那些猫狗。”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晖儿和S气喘吁吁地从楼台门口走来。“我们在这三栋楼大致打听了一下，住在这里的都是贫困户。”S平息了下呼吸道，“家里死人的不多，但生病的不少。”“建造的时间是在八十年代，当时都是作为分配房进住的。”晖儿补充道，“而且似乎这些住户搬进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发展，大多都是三四代人挤在一起。”听了她俩的叙述，耿婆背着手在楼台上踱起步来，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众人一下陷入了沉默，各自大脑中都在思索这奇怪的格局，猜解着其中所包含的秘密。过了半晌，耿婆依旧没有发声，我亦是毫无头绪，莫炎抬头看了看我们，转身冲着楼台门口走去。“哎，你去哪儿啊？”林岳叫道，“这都在想办法呢，急什么啊？”“找不到答案就是线索不够。”莫炎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上面看不出，就去下面。”“嗯，有道理，我也去……”林岳连赶几步追上莫炎，两人一齐消失在楼台的门后。“这家伙转性了？”S低声嘀咕道，“以前碰到莫炎就斗嘴，现在倒挺热乎的。”“呵呵，怎么了S？”晖儿小声笑道，“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切，要真断背了，我出钱给他俩办喜事。”S瞪大了丹凤眼，满脸不屑道。……“现在进行下一步计划有些操之过急了。”莫曹递过一杯茶，一只金毛猴子摇摆着走近茶杯，双爪端起慢慢品了起来。“你是担心他们无法参透井字楼的奥妙？”高大男子微微笑道，“亦或是你担心他们过早的知道我们的用意？”“都不是。”莫曹斟满了面前的茶杯，“我是担心他们达不到您的要求。”金毛猴子似乎也能品出茶中的妙趣，正在那里惬意地呲牙，脸上露出了与人相仿的得意笑容。“哈哈……”高大男子爽朗地笑了起来，“莫曹，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你，论才智论气度你绝不在我之下。”“风爷说笑了，莫曹不敢与您相提并论。”莫曹端起茶杯恭谨道，“自古食君之禄，担君之忧，何况风爷于我有再造之恩。”“如果别人这么说，我会认为是故作姿态，但你不同。”高大男子品了一口杯中的茶水，眼里闪过一道凌厉的光芒，“你是真的谦逊。所以，你很可怕。”“在您面前，任何的故作姿态都是徒劳的。”莫曹面不改色地为他斟上茶水，转而将金毛猴子的茶杯也注满。“如果三十年前你这么说，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杀了你。”目光逐渐柔和，高大男子的幽然叹道，“不过，现在我反而应该更加重用你，这世上的人才已经不多了。”金毛猴子正端起茶杯想要品茶，听到高大男子如是说，不由连连点起头来。“说到人才，王亦凡应该也算一个。”莫曹微笑着呡了口茶，“可惜……”“可惜我永远不可能用他。”高大男子抚摸着金毛猴子的背脊道，“只能利用他。”“能被您利用，是他的造化。”莫曹起身道，“这世上值得利用的人也已经不多了。”“你可以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但必须尽快。”高大男子缓缓靠在了沙发背上，“我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莫曹无声地欠了欠身，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一边正自顾品茶的金毛猴子抬起头，静静地望着高大男子，那眼神竟是有些忧郁。……“明白就好，记得稳妥保管这东西。”莫曹笑了笑，“从现在起，它就是你的命。”“是，师父。”韩笑双手捧过一个精致的锦囊，手下几个翻动，尺许见方的锦囊变魔术般地藏入了警服内，从表面看去竟没有一丝突起的痕迹。“肩上的伤好些了吧？”莫曹转身望向窗外，淡淡道，“你心里一定很恨我。”“韩笑不敢，伤口已好的差不多了。”韩笑毕恭毕敬地站直了身板，“师父责罚的对。”莫曹没有回头，无声地摆了摆手，韩笑冲着他的背影微一躬身，转头走出了房间。“莫炎一定也很恨我……”夕阳透过巨大的落地窗照进屋内，一片淡淡的红色映上了莫曹的脸颊和双眼……二十六、诡道异脉自古以来，风水五行与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古代天文、地理、医药、生物、气象等学科都与之有着相辅相承的联系。从根本上来说，风水堪舆学说的基础理论依据是《易经》，在长期实践中，从定性上已经悟出了人体乃至人体与自然天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正是在这种“天地人感应”的原则下，风水堪舆学说将宇宙万事万物的相互关系纳入“风水罗盘”中，精细排布出人类择居立业的最佳模式。按照与人体相得益彰的主导思想来看，与风水堪舆学说走得最近的便是中医学。依据现代科学的观点，天地人之间相互感应的媒介应该是电波或磁场，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其本质上都具有两个主要特性：一是综合性；二是阴阳性。关于综合性方面，我国中医学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并有效地用于诊治疾病和健身优生等方面，称之为“望诊”，即通过观察气色而知脏腑疾病，通过五官大小形态可知相应内脏的强弱。而转化到风水堪舆学说中，则是将人与八卦方位、节气时令和日月星辰相配，有效地运用于人类选址、规划、营造之中，称之为“一物一太极”，也就是说，天、地、人的各个部分均有相似的对应关系。至于阴阳性方面，在风水堪舆学说的实际应用中，常常是通过五行生克关系找到它们矛盾中的平衡，以求达到一个最为融洽适宜的存在环境。正如古代中医学中将人体五脏气脉按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定性，根据五行在地理中的磁力场线确定其东、南、西、北、中的有利方位，并由此衍生出相生、相克、相乘、拒纳、反侮等中医理论关系。虽然这两门深奥的学科有所关联，但真正能有机地应用到人体上却是毫无先例。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耿婆一直保持着沉思的状态，没人敢去打搅她，楼台的沥青面上浅浅地画着一个又一个的奇怪图形算式，像是天书一般。“阴森森的，我待着有些头晕。”S语调虚弱地说道。“亦凡，我陪S先下去吧。”晖儿对我说道，“这里的确很阴森古怪。”我一直靠近“井”口的地方，感受着疾速流动的阴霾之气，从耳中获取的画面来看，这是一道循环性的气流。三股阴气冲入楼内，继而汇聚出大量的阴霾之气，而后由楼内流转出来，自“井”口导入地下。如果从阴气流动的最终结果来看，这里的格局明显是为“棺井”服务的，可为什么还要用“阳宅阴局”这样的“葬屋”结构呢？“可能是这里的阴气太重，影响到你们的身体了。”我冲晖儿点点头，“索性先下去吧。”午间的阳光十分热辣，转身间被晒暖的身体倏然传来一阵阴冷的感觉，与迎面感受到的温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午之时，一日阴阳，午时阳盛，子时阴极，天下之气过午则阳消阴涨，逾子则阴衰阳生，此阴阳循环之道，物极必反之理也。”我忽地记起《闻风拾水录》中有关阴阳五行的篇章来，以现在的时间来看正是午时，阳盛之极过后便是阴气滋生，到了子时这里的阴气必定更加浓重。可就在这一转念的工夫，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阳光下，三座井字楼的阴气陡然上升，但势头却柔和至极，楼宇间的“井”中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一股蕴含生机的阳气。整个循环气流中瞬时产生了阴阳对流，大量阴气翻腾着隐入楼中，那些生机勃勃的阳气却绵绵不断地自楼中传入“井”口，被阴气逐渐压入地下。世间阴阳之气相生相搏原本是平常至极的事情，可这里却不平常。午时阳盛却出现了大量的阴气，“棺井”聚阴却出现了大量的阳气，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古怪！惊讶之余，我下意识地转向耿婆，刚想提醒她这奇异的现象，却正迎上她同样惊异的目光，看来她也已察觉出这里的变化。“如果没错，楼下那两个小子应该收获不小了。”耿婆脸上释然了起来。井字楼底层的拐角处有间不大的储物室，里面堆放着一些清扫用具和杂物，锈蚀的包铁木门虚掩着，形同虚设的老式挂锁无力地悬挂在一边。“下面四通八达的，我扫了眼，根本就看不到头。”轻微的金属摩擦声中，室内传来一阵低低的话语。“阴阳气息的味道很重。”一个冰冷的声音缓缓道，“这不是普通的下水道。”“呜——”一种急促的振动声响起。“靠，老凡，你吓我一跳！快下来，底楼储物室……别说那么多，下来你就明白了。”局促的感觉通常来自于时间或空间的限制，正如现在这间储物室一样，尽管是六个并不壮硕的人，可在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要想活动自如的确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这间储物室内竟然设置了一个窨井，若不是耿婆问我翻出罗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迎战栗腹；一路由乐乘任主帅，迎击卿秦。结果，赵军大败燕军，杀了挑起这场战事的燕国丞相栗腹，俘虏了卿秦、乐间。燕国本应帮助赵国对抗秦国，这样，赵国就会成为一道屏障，保护燕国不受秦国兵燹之灾。但是，燕王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自以为赵国长平之败以后，兵力大损，想趁秦火打劫，结果，损兵折将。这时赵孝成王在做什么呢？他导演的长平之战几乎毁掉了赵国，因此，赵孝成王应当深知赵国的劲敌是秦而不是燕。但是，赵孝成王也像燕王一样，不识大体。打败燕国之后本应当立即修补赵、燕关系，全力对付秦国，赵孝成王反倒得理了，在其后的两年中，把主要兵力用来对付燕国。趁燕国战败之机，连续三年兵伐燕国：赵孝成王十六年（前250），赵国派廉颇伐燕；十七年，再伐燕国，包围了燕国国都；十八年，协助魏国攻燕。秦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抓会。秦趁赵、燕两国大战之机，出兵伐赵，首先是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接着攻古榆次（今山西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晋阳是赵国早期的都城，战略意义十分重要。晋阳被占，赵国在山西的门户洞开，秦军可以轻松地从西边进攻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的被占，则让赵国大片土地落入秦国手中。直到此时，赵孝成王才醒悟过来。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赵、燕两国议和，双方交换土地，燕、赵矛盾得以缓解。赵孝成王主次不分，在长平之战、邯郸之战之后，并没有对内休养生息，对夕旷交朋友。对燕国的趁火打劫进行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但是，在教训了燕国之后，应当适可而止，不应当和燕国又打了四年之久。燕国确实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不识大体，但是，赵孝成王应当明白赵国的大敌是秦而不是燕，赵国的主要矛盾是秦、赵矛盾而不是燕、赵矛盾。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后，赵国应当全力应对秦国随时可能发动的新进攻。结果，却放过主要敌人秦国，举全国之力打击了团结对象燕国。抓住比赵国还弱的燕国穷追猛打，不但失去了一个盟友。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放松了对秦国的戒备，让秦国坐收渔翁之利，岂不失之大矣？最终的后果是兵力进一步消耗，国土进一步丧失，亡国之日加速到来。第四；疆域锐减。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疆域快速减少。国土是国之根本，失去国土，国家必然灭亡。为什么赵孝成王时期赵国的国土快速减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秦攻占，二是封地给人。先说秦国攻略赵地，这是赵孝成王时期赵国国土快速流失的主因。长平之战以后，秦军攻取了赵国的武安、太原，赵国在西部、南部丧失了大片国土。前文讲过，秦国趁燕、赵大战之机，攻占了原赵都普阳，占领了赵国榆次等三十七座城邑，第二年又攻占了整个上党郡，设置了太原郡。赵国在西部的土地大都丧失。再说赵国以地封人。赵孝成王面临秦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封地给他人，以救赵之急。这种分封有两种情况：一是讨好秦国，二是封给有功之士。前者如赵孝成王十七年吕不韦被秦封为文信侯，权势熏夭。赵国为了讨好吕不韦，主动把赵国的河间封给吕不韦。这种做法短期内确实使吕不韦非常高兴，但是，这种卖地求和的短视之举只能加速赵国衰弱的进程。后者如封信陵君。邯郸之战以后，为了报答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孝成王把赵国重镇郁（今河北高邑）送给信陵君为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邑）。如果说赵国的这两种失地，属于特殊情况，虽不可取，亦属无奈之举。但是，赵国拿土地换取他国将领则显得非常荒唐，毫无可取之处。赵孝成王元年，燕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孝成王竟然拿出赵国士兵浴血奋战夺得的济东三城，送给曾经大败过燕军的齐将田单，让他率兵攻燕。济东三城包括五十七座城邑，这等于把赵国士兵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土拱手送给了齐国。这件事受到了赵国大将赵奢的严厉指责。赵奢找到主拿赵国国政的平原君，质问他：赵国拿出“覆军杀将”夺得的五十七邑送给齐国，只为了得到一个田单，值不值？难道赵国真的就没有人了（国奚无人甚也）？为什么不让我赵奢领兵？我赵奢曾经因犯罪在燕国待过，燕国也曾任命我担任过上谷（今北京怀柔）郡守。燕国的地形，我熟得很。百天之内我赵奢就可以把燕国摆平，如果用田单，他还没有把部队集合起来呢（且君奚不将奢也？奢尝抵罪居燕，燕以奢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习知之。百日之内，天下之兵未聚，奢已举燕矣）。面对赵奢的质疑、平原君无话可说，只好敷衍道：将军不要计较了，这事我已经和赵王说过了，赵王也已经答应了，将军不要再说什么了（将军释之矣，仆已言之仆主矣。仆主幸以听仆也，将军无言已）。赵奢说：您做得太过分了。您之所以以大量土地换取田单，就是因为田单为齐将，齐、燕两国有世仇。我倒不这样看，如果田单笨，他根本就打不过燕军；如果田单聪明，他绝不会率赵军和燕国交战。二者必取其一，田单是齐国大将，他怎么会让赵国做大做强？如果赵国强大了，齐国还能称霸吗？田单率领赵国的军队一定会打消耗战，把燕、赵两国都拖得精疲力竭，他才率兵回来。平原君无话可说，但固执不改，田单后来的作为完全在赵奢的预料之中。田单曾经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但这并不等于只有田单才能打败燕国。赵国此时有廉颇、赵奢等一批名将，赵孝成王一概不用，偏偏用赵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换一个不可能为赵国尽心尽力的齐将田单，如果不是赵孝成王脑子进水了，他可能这样做吗？此事又牵涉平原君。平原君在邯郸之战的危急关头，求助信陵君，出访楚国，请来救兵，又散家财以助战，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平原君的做法很不明智，出如此高价去请齐国的田单这个馊主意他也想得出来。赵奢问到他头上，他虽无话可说但仍然不愿承认错误，反而以赵孝成王已经答应为由，请赵奢不要再管。改口所失去的无非是面子，但是赵国土地这个“里子”可是保住了。现在，只顾面子，不要“里子”，岂非糊涂虫？以上我们讲了赵国灭亡的四大原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四大原因汇聚在一起，赵国强盛时的“太行为城漳为池，丛台歌吹青云耸”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这四大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昏君庸主，因为这四大原因都和赵国君主息息相关。赵国一共产生了十三位国君。真正对赵国历史发挥积极作用的唯有赵武灵王一人而已，此前此后的赵国国君多为昏庸之辈。但是，赵武灵王前明后暗，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连自己生命都无法保障，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明君。所以说，赵武灵王是兴业之主，赵惠文王是守业之主，赵孝成王是毁业之主，赵王迁则是亡业之主。秦亡六国是嬴政统一大业的重要篇章，我们用了较大的篇幅讲赵国之亡，只想说明一点，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秦国的崛起，二是六国的衰落。一方面是秦国的崛起和蒸蒸日上、另一方面是六国的衰亡和代代昏君。一盛一衰，最后导致嬴政统一六国。赵国由强到弱的历史，最能说明六国衰落是秦国统一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赵国灭亡了，这是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又一辉煌战果。那么，秦王嬴政的第三个目标将会锁定哪个国家呢？第23章水灌大梁公元前228年，秦王嬴政终于拿下了最顽抗的赵国。赵国灭亡后，秦王嬴政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他把进攻的自标对准了魏国。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最难对付的赵国都已经拿下，攻占其他国家当然是势如破竹，水到渠成。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前225），嬴政派大将王责率兵攻魏。王贲看到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地势低洼，便引汴河之水灌大梁，经过三个月的河水浸泡，大梁城墙崩塌，城外养精蓄锐等候多日的秦兵潮水般涌进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魏国成为秦王嬴政继赵国之后第三个消灭的诸侯国。魏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为什么也如此轻易地被秦国灭掉了呢？魏国也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而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前期、中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魏国的强大，缘于两点：一是魏国在七雄之中最早实行变法。魏文侯是魏国的开国之君，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他重用李悝、吴起施行变法，开战国诸国变法之先河，国力迅速增强；二是三家分晋之时，赵取其北，韩取其南，魏取其中，魏国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理位置，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拥有如此优势，并曾经强盛一时的魏国，为什么面对秦国的军队反而手足无措，被一场大水轻易地灭亡了呢？这缘于魏国当时的衰弱！那么，魏国究竟因何而衰弱呢？魏国衰落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原因是魏国人才的大量流失。战国时期，韩国出思想家，如申不害、韩非；赵国出名将，如廉颇、赵奢、李牧；魏国在韩、赵、魏三国之中人才最多，不但有名将，而且有思想家，还有政治家、谋略家。但是，魏国的人才战略却非常失败。人才只有在诸侯国国力的上升期与鼎盛期才容易发挥其最大效益。韩非是先秦最杰出的法家代表，他的法家思想比商鞅更完备更深刻，但是，商鞅出现在秦国的上升时期，因此，商鞅的作用在秦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韩非出现在韩国灭亡的时期，尽管韩非的思想比商鞅完备、深刻得多，但是，韩非已经无力回天，因为此时的韩国已处在灭亡前夜。所以，人才只有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上升期、鼎盛期得到重用才能发挥出最大效益，才能被时人与后人牢牢记住。再优秀的人才，如果出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都无法将效益发挥至最大化。魏国人才战略失败最重要的表现是人才的大量流失。公叔进谗吴起南奔魏国流失的第一个重要人才是吴起。吴起是魏国前期最优秀的人才、他兼有两种身份：一是名将，二是政治家。作为名将，吴起能征善战。魏文侯初年，闻说文侯爱才，吴起来到魏国。魏文侯不了解吴起，就问大臣李克（李悝）对吴起的评价。李克回答，吴起这个人贪财好色（贪而好色），但是说到用兵打仗，即使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也打不过他。于是，魏文侯任命吴起为将军，攻打秦国。果然，吴起一举攻克五城。魏文侯就以这五城设立西河郡。吴起为什么能打败强大的秦军呢？吴起领兵，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有个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为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此事，号陶大哭。有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当年吴起为儿子的父亲亲口吸脓，不久，孩子他爹就战死疆场了。现在，吴起又为儿子亲口吸脓，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会战死在哪儿啊！所以，我才忍不住痛哭（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深受将士拥戴，魏文侯任命他为西河郡（西河指今陕西、山西交界一带）太守，抗拒秦国和韩国。作为军事家、吴起善于带兵打仗；作为政治家，吴起也深知对百姓施德政的重要。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魏武侯曾经和吴起一块儿泛舟于黄河，魏武侯看着滔滔的黄河对吴起说：山川如此险要、壮美，这可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不在于地势险要。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伊阙山在它之南，羊肠坂在它之北。因为不施仁政，所以商汤驱逐了夏桀。殷封的领土，左有孟门山，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北，黄河在南，因为商纣王不施仁德，武王灭了他。所以，国家的稳固在于给百姓施恩，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您不施德，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武侯回答说：讲得好（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即封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多）！这番话出自一位名将之口非常不易！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廉颇、李牧没有一个人讲得出这种话。所以，吴起不但是一位名将，更是一位政治家。有这样将相兼得的人才，岂不是魏国的福气吗？可惜，魏国的这种福气并不长久。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魏文侯去世之后，武侯即位，公叔出任魏国国相，并娶了魏国的公主为妻。公叔畏忌吴起的才华，想把吴起赶走。公叔的仆人知道了他的心思以后说，赶走吴起不是个难事。公叔问，怎么才能做到呢？仆人说，吴起是个有骨气又好名望的人。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才，但是，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秦接壤，我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魏的打算。魏武王一定会问怎么办，您就对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魏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这样可以试探出吴起的心思。魏武侯答应之后，您再找个机会请吴起和您、公主一块儿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看见公主这样傲慢，肯定不会娶公主。公叔就依此计而行，吴起目睹了公主这么轻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下嫁公主的要求。魏武侯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吴起受魏武侯怀疑之时，正在西河太守任上。魏武侯派人召他，吴起被迫离开西河。望着西河，坐在车上的吴起潸然泪下（吴起至于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吴起的随从说，我知道您放弃天下就像甩掉鞋子一般，非常潇洒，为什么今天离开西河您会流泪呢？吴起回答：你不懂。魏武侯如果能让我在西河施展才华，我可以让他称王；可如今他听信谗言，不了解我，西河之地很快就会落入秦国的手中，魏国的力量恐怕从此就会削弱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到了楚国；帮助楚悼王施行变法，楚国很快强大起来，巍国却失去了一个重要人才。魏国的河西之地不久就落入秦口国手中，矣起的预言成为现实。吴起对魏国非常有感情，并不想禽开魏国，但是，最终还是被人陷害而被迫离开。那么，魏国被秦所灭，仅仅是由于一个吴起被迫逃离所造成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卫鞅不见用范雎几敝死魏国流失的第二个重要人才是商鞅！商鞅是卫国人，我们在“孝公变法”一篇中讲过，商鞅（当时叫卫鞅），年轻时，曾被魏相公叔痤在临终前郑重推荐给魏惠王。公叔痤明白无误地告诉魏惠王，此人乃奇才！要么重用他，要么杀了他，绝对不能让此奇才出境。魏惠王却认为公叔痤是病中说胡话，既不重用商鞅，也不加害商鞅。结果在魏国无用武之地的商鞅到了广招人才的秦国，帮助秦孝公施行变法。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国富兵强，实力急剧上升，多次打败魏国；魏国国力空虚，实力大减，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以求短暂平安，而且魏国也被迫离开安邑，迁都大梁，而此时的魏惠王才后悔没有听公叔痊的话（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然而，他即使肠子都悔青了也于事无补了。所以，商鞅离魏至秦不仅是魏国最重大的人才流失，而且直接导致了魏国的衰落和迁都。魏国流失的第三个重要人才是范雄。范雎之事，我们在前文中已经讲过。范雎是战国中后期的顶级人才，就是因为他在随同上级到齐国出差时受到齐王的重视和优待，结果，回国之后被以通敌罪诬陷，被打断肋骨，满地找牙。如果他不装死，当场就没命了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直登上正堂，跪倒在赵盾面前说：“大臣陪君主吃饭，酒过三杯，已经违反礼制了！”赵盾此时已经有点醉意，但是一听提弥明的话，马上反应过来，顾不上礼节，跟着提弥明就往外跑。提弥明这一搅局，完全打乱了晋灵公的计划。他一边呼唤甲士，一边将伏在自己脚下的恶犬放出，直扑赵盾。狗跑得飞快，赵盾主仆还没跑出宫门，就被追上了。提弥明是晋国有名的勇士，挥起醋钵大的两个拳头，三下五除二就将狗打死。到了这个危急关头，赵盾仍不忘耻笑晋灵公：“弃人不用，而用狗，再猛又能把我怎么样？”主仆两个一边与宫中护卫搏斗，一边往外撤。晋灵公埋伏的甲士也逐渐围过来。提弥明一看势头不对，一把将赵盾推开，要他快走，自己冲入敌群中，被围殴致死。赵盾亏得提弥明拼死相救，一个人脱身逃出宫门，刚拐过一个街角，又遇到另一伙宫中甲士，约有五六个人，拦在他面前。赵盾心想，这下完了，前有阻截，后有追兵，除非奇迹出现，否则自己是逃不过这一关了。奇迹果然出现，这伙宫中甲士中，突然有个人拔出佩剑，将自己身边的两个伙伴砍倒，又提起长戟刺杀另外两人。赵盾还没回过神来，那人一伸手，拉着赵盾就跑，而且一直跑到赵府门口。直到这时候，赵盾才看清那人的脸，但仍然不知道他是谁。那人笑道：“您难道忘了桑下饿人吗？”赵盾猛然省起，数年前他去首山（地名）打猎，在一片桑树林中休息，见到这个名叫灵辄的人。当时灵辄躺在树下，奄奄一息。赵盾问他怎么回事，回答说，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赵盾心生怜悯，于是让人拿了一盒食物给他。灵辄狼吞虎咽，但是只吃了一半，而将另一半包起来。赵盾觉得很奇怪，问道：“既然三日没吃饭，为何不将食物吃完？”灵辄回答说：“我出外求学三年，刚刚回到家乡，还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她还有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留下这一半食物，等见到她了，好给她吃。”赵盾心生感慨，觉得这个人至少是个孝子，于是要灵辄将剩下的食物吃完，而且又送了一竹筒饭食和一块鹿肉给他，让他拿去孝敬母亲。灵辄后来应征入伍，成为了晋灵公的甲士。等到晋灵公阴谋袭击赵盾，他就挺身而出，救了赵盾一命。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赵盾想把灵辄留下来，又问他现在的住处，想登门拜谢，灵辄笑笑，朝赵盾作了个揖，转身消失在夜色之中。赵盾虽然逃出险境，但是他与晋灵公的矛盾已经白热化，绛都他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出逃，逃到了山里边。当然，从后面发生的事看，赵盾的出逃也只是他的策略之一。以赵家的势力，就算与晋灵公对着干，也绝对占上风。赵盾在山里呆了没几天，赵穿就在绛都发动军事政变，将晋灵公杀死在桃园。得到这个消息，赵盾又连夜赶回绛都，主持大局，派赵穿将晋文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黑臀从国外接回来继承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成公。晋国的史官记载这件事，写道：“赵盾弑其君。”而且在朝庭上公示。赵盾看了，连忙找到史官说：“您写错了吧，弑君的不是我，是赵穿啊！”史官直视着对方，恭恭敬敬地回答：“没错，写的就是您。您身为晋国的执政官，虽然已经逃亡，但是没有越过边境，所以赵穿弑君的时候，您仍然是执政官；而且，就算是赵穿干的事，您回来之后，也没有提过要治赵穿之罪，不写您弑君，又该写谁呢？”史官的话说得很明白，赵穿弑君，幕后主使就是赵盾，罪无可遁。赵盾听了，也没办法反驳，只得自我解嘲说：“哎呀，‘我之怀矣，自诒（yí）伊戚’，这句诗写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啊！”“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出处不明，大概意思是，正是因为我有所怀恋，所以带来忧愁啊！但是，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赵盾一回绛都就派赵穿前去迎接公子黑臀，无疑是想将赵穿调离这个是非之地，而且让他迎主有功，好免于弑君之罪的处罚。赵盾既然这样护着赵穿，又怎么能抱怨人家怀疑他是弑君的幕后主使呢？后来孔夫子评价这件事，也发了一番感慨：“董狐，是古代优秀的史官，记载历史无所隐瞒。赵盾，是古代优秀的大夫，为了礼法而宁受委屈。可惜啊，如果他逃亡出境了，就可以免除弑君的恶名了。”按孔夫子的说法，如果当时赵盾逃到国外，就没有弑君的嫌疑了。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倒是很新鲜，赵盾越了境，就不能遥控授意赵穿杀人了吗？“礼”这玩意儿，还真是古板得可以！回顾一下，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开始驱逐“群公子”，公族势力大受打击，出现了“晋无公族”的局面。晋成公即位后，深感公族势力薄弱带来的不安定，于是想办法重新扶持公族。但是这数十年间，公族子弟已经散落飘零，将他们重新集结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晋成公下了一道命令，将公室的土地授予众卿的嫡长子，而视他们为公族。又将众卿的其他嫡子叫做“馀子”，将众卿的小老婆生的儿子叫做“公行”。这样的话，晋国又出现了所谓的公族、馀子和公行。赵盾再一次显示了他的强权，请求将他的同父异母弟弟赵括也列为公族：“赵括是君姬氏的爱子，如果不是因为君姬氏，我还在狄人部落中呢！”君姬氏就是赵姬，也就是赵衰的小老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赵姬让位于叔隗的故事，在此不赘述。晋成公当然不敢对赵盾说不。但既然赵括成为了公族，赵盾便不好再占一个公族指标了。于是，这一年冬天，晋成公任命赵盾为公行之官，而任命赵括为公族之官。至此，晋国的内乱暂告一段落。第三章楚国称霸【问鼎天下：楚庄王的醉翁之意】晋成公上台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晋国再一次发动对郑国的战争，打到了郑国的郔（yán）城。这一次，郑国选择了和谈，晋国见好就收，派士会到郑国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晋国在这个时候进攻郑国，是钻了楚国人一个空子。这年春天，楚庄王出人意料地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居住在伊水流域的陆浑戎族。伊水流域自古是周王室的领地。周平王东迁的年代，周朝大夫辛有办事经过伊水流域，看见当地的人民披头散发，在野外举行祭祀先祖的活动，就预言道：“不出一百年，这个地方就要变成戎族人的地盘了，因为这里的人们已经放弃了周礼。”到了周襄王年间，由于王室内乱，戎族多次入侵雒邑。秦、晋两国为了替王室解决这一麻烦，想出了一个“以戎制戎”的主意，于公元前638年将原本居住在今天甘肃敦煌一带的陆浑戎族迁到伊水流域，使之成为王室抵御戎族入侵的一道屏障。秦、晋两国如何诱使陆浑戎族从敦煌迁到伊水流域，史书上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陆浑戎族迁居之后，与晋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也确实为周王室抵御其他戎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戎制戎的毛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赶走了狼而引来了虎。随着晋国势力的衰弱，失去羁绊的陆浑戎族对周王室的威胁也日益明显，成为了王室的一块心病。自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来，欲成霸业的诸侯，都将讨伐“四夷”作为建功立业的重要手段。齐国曾经北御狄夷，讨伐山戎；晋国大败赤狄、白狄，俘获其部落首领；秦国则讨伐西戎，向西开辟千里疆土。而楚国，多年以来被视为蛮夷之国，在“尊王攘夷”的主题中，是被“攘”的对象——这也是楚成王文治武功，纵横中原，却没有被视为霸主的重要原因。到了楚庄王的年代，楚庄王认识到，如果要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就不能满足于征服陈、郑、蔡、宋几个弱国，也不能以打败晋国这样的大国为傲，而是要向周王室抛出橄榄枝，在“勤王”这件事上博个头彩。因此，楚庄王选择了陆浑戎族作为对象，不远千里率兵北上伊水流域，给了陆浑戎族一次出其不意的打击，算是给了周天子一份见面礼。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楚军能够跑到伊水流域打击戎族，也就能够直接威胁到晋国的南部边境，对晋国也是一次军事威慑。打败陆浑戎族之后，楚庄王意气风发，将大军带到雒邑城下，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当时的周天子是新上任的周定王。对于楚国人的举动，他既是欣慰，又是担忧。欣慰的是楚国人千里迢迢来勤王，虽然没有彻底将陆浑戎族清除出伊水流域，但已经让王室上下感到非常满意；担忧的是楚国人历来强悍，又有南方蛮夷的野蛮习气，数万虎狼之师停驻在雒邑城外，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问题。考虑再三，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前往楚营慰劳楚庄王，并且犒赏楚国三军。王孙满既然被称为“王孙”，自然也是王室的后裔。公元前627年，秦穆公派孟明视千里奔袭郑国。秦军经过王都雒邑，当时年幼的王孙满站在雒邑北门，看到秦军行为举止轻浮，便预测说，秦军必然失败。后来秦军在回师途中，经过殽山的时候，果然被晋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王孙满因此被认为有先见之明。楚庄王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了王孙满，酒足饭饱之后，楚庄王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听说当年大禹铸有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以为国宝，现在收藏在雒邑的王宫之中。不知道这九鼎的形状、大小、轻重如何？请您介绍一下。”所谓鼎，通俗地讲，就是青铜做的大煮锅，一般有三足两耳，主要用来煮肉。但是，在华夏文明中，鼎被赋予了远远超过炊具的意义，鼎被作为象征王权、君权的“礼器”而代代相传。大禹所铸的九鼎，更是象征天下九州统治权的至高礼器，在秦始皇的“玉玺”出现之前，九鼎就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权力的象征。楚庄王问这个问题，看似勤学好问，实际上有其深意。王孙满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听出了楚庄王话中有话，于是回答说：“夏、商、周三代相传的，是德，不是鼎。”这叫先声夺人，先给楚庄王这个南蛮一闷棍：你连提问的前提都搞错了，接下来就好好听我的教训吧。王孙满接着说：“当年大禹统治天下，他的后人建立夏朝，夏之‘德’方兴未艾，命九州的地方长官贡献金属，铸造了这九个大鼎，将远方山川奇异之物绘铸在鼎上。九鼎具备天下的物象，好让民众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妖。所以华夏子民开辟疆土，进入山林河流，不畏惧种种不祥之物，也不会遇到妖魔鬼怪，因此天下和谐，承载上天的庇佑。后来夏桀昏庸无道，夏之‘德’也就此衰落，不配再拥有九鼎，所以九鼎被转移到商，承载了商朝的国运六百余年。再后来，商纣王暴虐，导致亡国，九鼎从此被转移到我大周王朝。由此可知，只要一个国家的‘德’完美光明，九鼎再小也重如泰山；倘若一个国家的‘德’奸邪昏乱，九鼎就算再大，却轻如鸿毛。上天英明，赐福于下界，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当年我先君周成王将九鼎安置在王城，曾经举行隆重的卜筮，说周朝能够传三十世、七百年，这就是天命。现在周之‘德’虽然有所衰败，然而天命没有更改，九鼎的轻重，不是您所能打探的。”楚庄王听了，嘿嘿干笑两声，说：“我只是好奇，只是好奇……”同年夏天，楚军再一次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与晋国和谈的举动。同年冬天，在大国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郑穆公去世了。郑穆公是郑文公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郑文公的妾室，被称为燕姞。据《左传》记载，燕姞还未生育的时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位神仙将一束兰花送给她，说：“我是你的祖先伯倏，如果你生了个儿子，就以兰为他命名，因为兰是国中第一香，人们必定爱他如兰。”过了没多久，郑文公果然与燕姞同床共枕，生下了一个儿子，遂取名为兰，也就是郑穆公。郑文公当时还有大子华、公子臧、公子士、公子瑕和公子俞弥等儿子，但这些公子的下场都很悲惨。其中大子华因企图依靠齐桓公的力量掌握郑国的政权，被郑文公觉察，由此失宠，后来还被郑文公诱杀于南里（地名）；大子华被杀之后，他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宋国，被郑文公派刺客诱杀于宋国边境；公子士在出访楚国的时候，被楚国人用毒药杀死；公子俞弥体弱多病，很早就去世；公子瑕逃到了楚国，后来跟随楚成王讨伐郑国，不小心在“周氏之汪”中翻车，溺水而亡。而燕姞所生的公子兰，很早就出逃到了晋国，后来受到晋文公的照顾，在晋国的武力扶持下，回国当上了大子，并且在郑文公死后顺利即位，成为了郑穆公。据说，郑穆公去世之前，正好是兰花枯萎的季节，他哀叹道：“兰花死了，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因兰而生的啊！”于是命人将枯死的兰花收割下来，然后才撒手而去。郑穆公死后，大子夷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灵公。楚庄王得知这个消息，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5年春天，派使者给郑灵公送去一份奇特的礼物——一只巨大的山龟。楚庄王希望通过乌龟外交来拉拢郑国，没想到给郑灵公带来了杀身之祸。郑国地处中原，山川湖泽远不如楚国多，加上开发过度，奇禽异兽早就不见踪迹。看到楚国人送来的这只大龟，郑灵公感觉非常稀奇。但是，稀奇归稀奇，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即使是看到恐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到了后世，能不能吃这个问题就省略了，直接问味道如何了。所以，郑灵公收到大龟，就下令将它杀了，炖一锅龟肉，分给左右近臣吃。为了增加这次聚餐的戏剧性，他还故意保密，事先不让大家知道要吃什么，只是派人叫大家来宫中开会。大臣们三三两两赶到公宫，其中公子归生和公子宋同行。公子宋突然感觉自己的食指在动，于是将手抬起来，给公子归生看。“以往只要我的食指一动，必定有美味品尝。”他开心地说。现代人说“食指大动”，想必就出自公子宋的这句话。到了宫中，正好看见厨房的大师傅在分解那只大龟，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这一笑不打紧，正好被郑灵公看在眼里，他就纳闷了，这两个家伙见了这只大龟，也没惊叹两句，反而相视一笑，仿佛一切尽在预料之中？郑灵公越想越不爽——包袱还没抖开来，就被人家事先知道，当然不爽。于是他拦住公子归生，问他们笑什么。公子归生如实相告。郑灵公一听，立马就有了个捉弄人的主意。到了开餐的时候，一群人围着煮龟的大锅啧啧称奇，流了一地哈喇子，他突然宣布：大伙尽管放开肚皮吃，唯独公子宋不能吃。公子宋一听就愣了：“为，为什么？”郑灵公拉下脸来，抬高了音量说：“不许你吃，就是不许你吃，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公子宋看了郑灵公一眼，一言不发，走到大锅旁边，用食指蘸了蘸锅里的汤，放进嘴里美美地吮了一口，然后才大摇大摆地走出公堂。公子宋想的是，说啥也不能亏待我那根神奇的食指啊。但是，这一举动使得年轻的郑灵公十分恼怒，一场闹剧骤然升级，郑灵公看着公子宋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我要杀了他！”公子归生大吃一惊。吃罢大乌龟，他立刻跑到公子宋的府上，将郑灵公的话告诉了公子宋。他希望公子宋重视这件事，及时到宫里向郑灵公认个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公子宋听到公子归生的警告，一点也不吃惊，反而很镇定地对公子归生说：“既然如此，我不如先杀了他，以免后患。”公子归生心里一沉，说：“别这样吧。畜生老了，人们犹且舍不得杀它，何况是国君？”公子宋也不争辩什么。没过几天，朝野之间突然出现奇怪的传闻，说公子归生要弑君自立，谋朝纂位。这自然是公子宋做的好事，既然他的想法让公子归生知道，他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不就杀了公子归生，以保守秘密；要不就拉公子归生下水，逼他造反。公子宋选择了后者。谣言越传越烈，而且郑灵公似乎也相信了谣传，对公子归生的态度变得冷淡起来。公子归生有口难辩，干脆加入了公子宋的阴谋，成为了公子宋的同党。公子宋于同年夏天发动宫廷政变，刺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解释说，公子归生在郑国主政多年，然而权谋不足以制止

在线观看免费人成视频下载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上北京皇位之活动的老一代辽东汉军旗人退出政治舞台，就成了顺治十五年的标志。当这两个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对立的集团，在1658年前后同时离开高层宫廷政治活动之时，顺治明显地感到那种已丧失了实质内容的旧政治模式，可能得到恢复。陈之遴及其同伴陈名夏毕竟一直代表着一种自我追求的小集团与以正义自命的文人理想主义的特殊结合，我们可以将此与明朝后期的党争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说，1653—1654年间的政治危机，就集中于他们那种恢复对皇帝进行自主的、并常常是英勇的道德判断的传统的企图之上。在东林党时期，这一传统以对个人进行清议品评的方式表现出来，宁完我及辽东“旧臣”抑制了这一传统的恢复。现在，看来皇帝已有可能重建明朝专制主义的构架，而不必冒他的臣僚结成朋党的危险了。随着陈名夏与陈之遴的下台，1658年8月13日，顺治改旧满洲内三院为内阁，正式重建独立的翰林院。11月6日后，不再将大学士派属某院，而是附于大内中两两相对的各殿：巴哈纳与金之俊为中和殿大学士，洪承畴与胡世安为武英殿大学士，等等。这些并非机构功能的标志，而是一种武断的指派，因为像明朝的内阁一样，新内阁真正的功能，是由各部来区分的。因此，各大学士由皇帝指派，分管指定的一个部曹的臣僚。并且，随着内阁日益成为内廷的秘书处，就像明朝的前任们一样，大学士被授权对各自负责的部门的奏章代皇帝票拟谕旨。大学士的治事权看来是恢复了。刚刚重建的翰林院的第一位掌院学士是王熙，他的父亲王崇简当时任吏部尚书。吏部当时正在进行官品改革，使满人与汉人的品级相对等，这样，在同一职位上的满汉官员现在有了同等的地位。后来在1659年，王崇简出任礼部尚书，并负责组织一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以庆贺永历皇帝已逃到缅甸的喜讯。一般说，让父子同时出任如此敏感的职位，肯定会再次唤起明朝朋党的幽灵。可是能说一口流利满语的王熙，在这一点上是将顺治所渴望的品性完善地结合起来的“新人”之一：他是这样一位翰林掌院学士，既与南方有广泛联系（其父曾帮助组织复社），精通辞章，又有清白的政治背景及满洲贵族所能接受的风度。而最重要的是：他得到皇帝的信任。皇帝并不仅仅倚仗于人事的变动及新的官僚机构，他需要形成一个稳固的专制体制，由摆脱了大臣私恩、宗派影响以及下级官僚机构中士大夫之间相轻相争积习的内阁、翰林院，在最高层牢牢地控制它。很明显，甚至“新人”也开始与旧的恩师、门生关系网多少有了些联系，人际关系又开始继续产生影响。不过，顺治显然希望通过加强他与他的阁臣的关系，以在最高层形成一种融洽信任的气氛，使臣僚可以依靠上下间的关系而不是横向的联系，为可预见的未来政治赢得一种保障，这完全是其父祖的传统。简言之，皇帝试图将一种新的政治作风加之于传统的君臣关系之上，这种关系正是形成儒家政治思想体系的关节点。这一新的施政作风是所有早期满洲统治者的特点，尤其是太宗的特点。太宗有意识地与其大臣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它对应于作为晚明宫廷政治特点的皇帝与谋臣之间那种虽理想化，但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关系。很自然，紫禁城宽阔的庭院和高耸的宫墙，不可能像皇太极在盛京那小别墅一样的宫殿，能使人产生同样的亲切感。因此顺治与其谋臣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地还受到了帝室威严的制约。不过他设法对高度礼仪化的汉人朝廷中的君臣关系，添加了其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一风格在某一点上也影响了康熙甚至乾隆皇帝。在顺治与两名在陈名夏死后任职的德高望重的老臣党崇雅及金之俊的关系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人都是年迈的“贰臣”，早就准备告老还乡了。1655年，党崇雅首先引年乞休，辞去国史院大学士。顺治批准了他的请求，诏加太保兼太子太傅，赐冠服，对他说道：“卿今辞朕归籍，不能复见朕矣。抵里后，用此冠服，如见朕面。”但当第二年金之俊上表乞罢时，顺治未予同意。正如在准许党崇雅归籍时，他强调了个人间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样，在驳回金之俊的请求时，他也强调了人际间同样的紧密联系：君臣之义，终始相维，尔等今后毋以引年请归为念。受朕殊恩，岂忍违朕，朕今何忍使尔告归。顺治又转向其他在场的臣僚说：昨岁，金之俊病甚，朕遣人图其容。念彼己老，倘不起，不复相见，故乘其在时命工绘像，盖不胜眷恋如此！群臣亦有衰老者，岂不有归田休养之念，然经朕简用之人，欲皓首相依，不忍离也。面对皇帝如此深切的感情，金之俊无法请老了，就像大多数的儒生一样，他极易因天子亲召而尽忠。于是金之俊又留任高官六年，1658年，参预编修大清律；1659年，撰写并进上了明崇祯帝碑文。皇帝期望臣僚直言尽忠，以作为对他的恩典的报答。君臣之义，不容贰心。因为臣子对于君王的义务，是十分明确的，这超越任何其他形式的道德义务，包括激励了晚明党社运动的那种政治理想。正如1654年年初，顺治在陈名夏被捕前对洪承畴所说的那样：“六部大臣互结奸党，实为大谬。臣子之义，唯以忠义力事于君国。善善恶恶，始见其正。”此后的清朝君主继续不断促进君臣间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这是围绕着儒家的方式建立的一种理智交流，而同时又严禁官僚结成党派。康熙皇帝的南书房，甚至为理想化的圣主与其儒士谋臣间的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环境。南书房的汉人臣僚（其中许多是南人）为君主担任文化教师之职。康熙及其儿子雍正逐渐发展了一套宫禁密奏制度，以向皇帝提供可靠的情报（这些情报在顺治皇帝御史们的奏报中常被遗漏），皇帝“耳目”的地位因之大大加强了。由于互相监督阻止了官僚联盟的形成，由于君主与外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与某个具体的个人无关，皇帝与其各近臣之间的关系，随着清朝专制制度的成熟而日渐成为个人的事情了（例如康熙对高士奇、雍正对田文镜等）。顺治皇帝已经使满洲贵族服从于明朝的专制机构：一个辅助性的监察机构专事报告吏治腐败的情况；重建都察院吏科，以对中央政府中的满洲旗政进行监审；一个内廷秘书机构，帮助皇帝制订政策，控制六部。接着，为了防止在这些机构任职的官员以权谋私，顺治已把主要的试图恢复晚明议政之风的明朝归附者，从他的近臣中清除了出去。最后，在用1644年后科举及第的年轻士大夫，或对新政权绝对忠诚的第二代汉军旗人取代那些旧臣后，皇帝已把满洲氏族制的人际关系样式与汉族皇位世袭制合并起来，在君主与谋臣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而同时继续坚决地制止官僚朋党的出现。所有这些，在当时并未受到官员们的正式指责，虽然后来满洲人批评皇帝倚赖汉官，明显地贬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而以前他却十分有效地以此来对付陈名夏。不过顺治采取的另一个他视之为同类的使皇权理性化的措施，却不是无懈可击的。1653年7月23日，就在他复置汉人大学士的两天之后，皇帝宣布了在皇城与宫城重建宦官理事机构的计划。就他看来，这一措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一向混乱无章的内廷机构。顺治在他的谕旨中宣布说：自从宦官在汉朝首次确立其在宫廷中的地位以来，擅权的现象，不胜枚举。他们涉足宫廷事务，深深介入了对军队的监督管理，为三亲六戚聚敛财富，助长腐化，任用私人，勾结劣绅，扰乱地方官的行政。皇帝指出，所有这些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力是非正式的，没有明确范围，以致即便是最有胆识的君主，都会觉得要阻止宦官的这些行为十分困难。不过，他顺治将要吸取历史教训，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以控制宦官的权力，就能够避免这些擅权现象了：宫禁役使，此辈势难尽革，朕酌古因时，量为设置……防禁既严，庶革前弊。于是，顺治利用明朝皇帝曾经采用过的十三衙门来经管宦官事务。他还对宦官事务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1）满洲近臣与宦官共同承担宫中使役；（2）各衙门宦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3）宦官为内廷官员，不得承担宫外事务，也不能离开皇城；（4）宦官不得与外人接触，包括他们自己的亲属；不得收养义子；（5）宦官不得与外官经常交往，他们的任何交通勾结，都将科以重罪。当时，许多官员反对这一决定，十三衙门被推迟到两年之后，即1655年7月才正式建立。群臣的主要担心之一，就是宦官将会接管公文传递的工作。不过这很快就清楚了，皇帝有意让内务府高级官员来监督宦官，防止他们利用政治权力，非法妄为。建立十三衙门的本意被全然误解，部分地是由于顺治死后鳌拜等辅臣伪造的遗诏，说皇上对再次允许宦官自由地主管宫廷事务表示羞愧。很明显，顺治打算将政府机构的内廷部分官僚化，并用满洲人和汉军旗人来检查宦官是否有越出他的1652年敕令严格规定之范围的行为。譬如在1658年3月17日，当他得知宦官吴良辅受贿时，立即下诏在宫内处罚曾经是他与诸王公大臣斗争中的主要谋臣之一的吴良辅，并令吏部严惩与此案有牵连的外官。

汉军旗人的上层分子

皇帝委派来担任大多数中央政府高级职位并管辖十三衙门的汉军旗人，例如范承谟和丁思孔，多为第二甚至第三代清朝拥护者，身处社会的最高层，他们的父祖早在辽东就已投靠了努尔哈赤或皇太极。这批汉官的第二、三代后裔与满洲贵族区别很少。耿仲明一家就是这种融合的突出例子。1648年，在对南明政权的作战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耿仲明被封为靖南王。虽然在1649年12月30日，他被指控庇护隐匿了300逃奴的下属，自缢身死，但他的军队仍然在其子耿继茂统帅之下，继续与复明分子作战。1654年，他请求遣其两子耿精忠与耿昭忠入朝侍候皇上。顺治为加强与汉族大臣的关系，不仅恩准了这一请求，而且赐其两子子爵，并安排耿精忠娶了豪格之女，耿昭忠娶了亲王阿巴泰的孙女。因为这后一位是郡主，耿昭忠这个著名的书画鉴赏家还被授予了一个满洲贵族的世职：都勒额附。最后，皇帝召耿继茂的第三子耿聚忠入朝。耿聚忠娶了岳乐之女，授以太子詹事。在稍低一点的层次中，汉军旗人的第二、三代后裔也由其父祖的陈请，入朝为官，成为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就是马雄镇，他由其父马鸣珮荐举，任工部副理事。马鸣珮出身于辽阳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的女人于1621年集体自杀。他在皇太极麾下步入仕途，出任新设的工部启心郎。此后，如前所述，他在山西的骚乱地区平乱安民，颇建功勋。马鸣珮为户部侍郎，受户部特遣出使江南，组织漕运系统，迁户部尚书。1654年，任两江总督。其子马镇雄隶汉军镶红旗，任职于工部，初于1656年主管在北京南部的皇家制币厂和琉璃厂，接着，像他父亲一样，任宗人府启心郎。后来，马镇雄成了清朝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详见下文）。顺治好任用汉军旗人为各省督抚，这特别明显地体现了他对这些人的信任。确实，在顺治年间，汉军旗人开始变为新的心腹权要，几乎是扮演着北京的皇帝在行省亲信的角色。这部分地是因为清廷有意不让满人与蒙古人统治各省。在1658年以前，从未任命过一位满洲巡抚；在排他主义者鳌拜等辅臣于1668年开始任命满洲总督前，也从未有过满人出任此职。因此在顺治朝，汉军旗人替代满人治理各省，甚至还取代了汉人的科举及第者，使得他们难以找到员阙。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一般汉官与汉军旗人出任各省巡抚的人数大致相等。但当1651年顺治皇帝亲政之时，人数比例变化了。至1659年，1/3的巡抚都是汉军旗人，并在1668年鳌拜决定开始大量任命满人与蒙古人为巡抚之前，大体上一直维持着这一比率。事实上，如果将清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就巡抚一职而言，这个王朝的历史可以分成三大阶段：1650至1700年，汉军旗人统治各省；1700至1800年，一般汉官与满人大体平分地方的统治权；1800至1900年，一般汉官在各省政府中占据优势。就总体看，清朝总督人选情况也大致与之类似，虽然在18世纪中叶，满洲总督相比于一般汉人总督占绝对多数。不过在清初，甚至在顺治朝以前，总督官位实际上早已被汉军旗人所垄断了。其原因并不难找到。在三藩之乱前，总督是一种特殊职位，主要视军事征服的需要而设置。其职位常常依属于某一个人，而不是地区，并随其出巡使命的结束而废罢。因此，在1659年之前，实际上只存在七个总督官职。在军事征服的最初几年，对平定地方的计划举足轻重的非八旗汉人，清廷是授予他们总督之职的。例如北方人、锦衣卫都指挥使骆养性迎多尔衮进北京，多尔衮即命他总督天津军务（供职共四个月，直至军事危机结束）；或如明朝御史吴孳昌，他在满洲军队占领京城后，即被命为大同巡抚，宣达、山西总督。但到1646年，这些最初任命的汉官，或与其职位一齐罢废，或全被汉军旗人取代了。在此后九年的时间里汉军旗人包占了所有的总督职位。17世纪50年代中期，有几位一般的非八旗汉人被任命为总督，然而自1651年顺治亲政后，90％的总督都是汉军旗人。由于总督统领一省或数省的军民之政，既指挥前线将领作战，又负责动员常规行政机构征集赋税，供应给养，那么很显然，50年代进行的对南部中国的征服，主要就是由汉军旗人完成的。这一最高层集团人员的构成是各式各样的。部分汉军旗人为原辽东本地人，早已降清；另外一些是1644年后归附满洲的明朝官员；还有一些则是降臣的第二代，或是在清朝官场中从初仕升迁至高位者。他们多数为职业军人，但其真正的共性当然在于他们的种族：都是汉人。因此，正是他们，而不是满人自己，作为总督承担起了扫清南部中国南明军队残余的责任。1652—1653年间，孙可望“庇护”永历帝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他与李定国等率明军在广西、湖南及四川等地出击，战败清军。为对付明军这一攻势，顺治认定最重要的是派一名经验丰富、多能善战、秉领大权的指挥官到南方去，协调各省众多战线的军事行动。因此，他命洪承畴出任湖广、两广、云南、贵州总督，令其起复，驻扎长沙，全面调度出征的朝廷大军。在洪承畴的指挥下，清军集中进攻原来的起义军李定国、刘文秀部，1655年，追击至广西，次年，将义军逐出了南宁。同时，在安隆，孙可望似乎想废黜永历，自立为帝。永历皇帝惟恐被杀，秘密与孙可望的对手李定国联系。李定国当时已退至贵州，决定营救永历帝。他在安隆附近击败了孙可望，遂将南明最后的这位君主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在云南府孙可望刚完工的宫殿里，重新建立了一个团结一致的永历朝廷。孙可望最后一次试图打败李定国，但1657年10月24日在云南东部交水之战中大败，这位军阀只得逃到宝庆，投降了总督洪承畴。孙、李交恶，为洪承畴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孙可望降清后，清军大举进犯贵州，拟定了一个攻击李定国南明军队的计划。清军分三路进兵：一由平西大将军吴三桂统率出四川；一由铎尼统率，出广西；一由总督洪承畴统率，出湖南。此战之结果，是清军大获全胜。1659年1月23日，云南府被清军攻陷；3月7日，南明军队主力在大理（云南）被击溃，永历帝被迫出逃缅甸。年迈的洪承畴无意穷追逃敌，以目疾日重，请求还京，他建议顺治皇帝封大将军吴三桂为亲王，负责抚靖云南。亲王为最高的爵位。1645年吴三桂助阿济格败李自成后，曾一度以亲王为号。清廷准许洪承畴离开

些如杨九的济宁乡勇，较之流贼更好掠夺，但同样是由地方名流领导的。王鳌永抱怨，驱散他们是多么的困难；有些官员主张没收他们的武器，解散他们的组织。最后，多尔衮拒绝了这一建议，因为他感到，仅仅依靠满族官军去维持地方秩序是不可能的。然而，政府鼓励地方官员购置军马、训练自己的民勇，以与地主领导的“乡勇”形成制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9、10、16页。?谢国桢特别选择山东东部作为例证，以说明乡绅是如何因为敌视农民武装，而使清廷成为天然盟友的。但是他把事情过分简单化了，特别是当他论及农民的天然“民族主义”思想时。虽然近年来他的观点受到了其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他的许多观点仍是很有道理的。参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93页。?刘允浩就是忠明思想的著名事例。他领导的顽强的山东乡勇，在江西建昌被包围期间奋战至死。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44页。?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35页。?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6—48页。?在17世纪初，邹县80％—90％的乡村人口由只拥有3—30亩土地的“贫农”构成。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2页。1616年，这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荒，接着是20年代的又一次饥馑。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31页。寿张县（约在临清南80公里）的入籍人丁从16世纪晚期37773口减少到清初的2200口。韩素瑞：《1774年的山东王伦起义》，第8—9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30页。这里的社会状态被描绘为“封建的”，因为这里的地主像军阀一样生活着。19世纪，山东—江苏—河南边界地区的一个典型地方豪右实际是生活在一个堡垒之中：有深沟和围墙环绕，砖房上有四层高的两个方形塔楼。除了居所和武库之外，围墙之内还有花园和楼台亭阁。这位豪右可能拥有多达6000亩的土地，成百的邻居每天能从他那儿得到一点施舍。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1页。关于山东佃农与佃主之间严重的依附关系，参见片岗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0页。?后来在清朝，曹州因为成了盗匪渊薮而闻名全国。盗贼是有季节性的，在深夏之际相当普遍，其时高粱长至二三米高，为伏击提供了方便之所；其次是冬天的农闲季节。周锡瑞：《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起源》，第7—8页。?这里一直是贫困地区。在1979年，曹县73％的生产队年终决算时不能向其队员分配一分钱。《中国日报》，1981年12月18日，第4版。?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1—82页。?徐氏是王森的弟子。在16世纪后期，他创建了传播甚广的闻香教。徐在1622年6月发动起义时，声称“大成兴盛”的时代已经来到。他和教徒们最初攻占了邹县与滕县，并且封锁了大运河。然而，徐没能击败山东的乡勇，起义军主力最终为地方民勇和滕县其他武装所包围，并被击败。徐在北京被斩首示众。傅路德和房兆楹：《明朝人名辞典》，第587—589页；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17世纪中国的家族网》，第4—6页；格罗特：《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第167—168页；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万寿祺：《隰西草堂集》第三卷，第166—169页；赛米多：《中国历史上与鞑靼人的战争史》，第133—135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三三一卷，第2608页。?李清：《三垣笔记》中，第32页。?根据1686年的文献记载，在遭到满洲进攻之后，临清的繁荣程度只及先前的1/5。济宁也受到了破坏。17世纪初，济宁与三个邻区的丁数是49554口；但在1644年，下降至17590口。直至18世纪晚期，济宁人口方才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临清也是直到此时才基本上恢复了先前的商业繁荣。景苏、罗仑：《地主和劳动者》，第48、56页。同样，对于农村地区，1645年的一个报告表明，许多地区每户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活下来了，每十亩地中只有一两亩得到耕种。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的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黄仁宇：《明代的大运河》，第132页；吴若灏纂：《邹县续志》，第419—420页。1641年至1642年这些乡贼中最大的一个集团是由米谷挑夫、驿卒和小商人啸聚而成的联盟。其领袖名叫李青山。他们的活动中心位于梁山，即《水浒传》中的英雄们呆过的地方。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18页。?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兵事纪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整个晚明，兖州诸县因其贫穷和乡绅之狠毒而闻名。藤田敬一，《清初山东赋役制度》，第4页。同时在明代，衮州也由于不断的农民起义而闻名：正德年间（1506—1521）的刘六、刘七起义；天启年间（1621—1627）的徐鸿儒起义，崇祯时期（1628—1644）的白莲教起义。佐滕文俊：《土贼李青山之乱》，第120页。?根据地方志记载，王俊“有田在开明山下之吴村，招佃垦荒，积粟甚富，意图纳粟得官。崇祯十三年岁祲被劫，其党无食，遂为盗，复拒捕，杀县役。”光绪版《费县志》第八卷，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1644年10月1日奏折，《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1644年的主要领导人是“擎天大王”李文盛；又见《世祖实录》第17卷，第200页，奏书之日为1645年7月12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78页。?其中一些，如徐鸿儒起义之前的济宁的乡绅领导的乡勇，也参预赈济机构与义仓的事务。在疾病流行之年乡勇也发放药品，掩埋尸首。结果济宁成了混乱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安定的小岛。参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上奏之日为1644年11月2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7页。在莱州、安邱和济南都有类似的民勇组织。赵俪生：《李自成地方政权所遭地主武装的破坏》，第45—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正如方大猷在其奏书中所解释的：“每营差官一员督阵，仍各领剃头家丁八名，使驰阵前，张虚声”。同上书，第79页。?新王朝统治的最初10年中，整个帝国的地方官都接到政府命令，他们必须雇请保镖，以武器装备起来，而且应当付给这些人以钱粮。这些保镖可以保障地方官平安任职。1653年，私人保镖制度已不再具有强迫性质，但许多官员继续雇请这些武士。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页。?例如：我们在一份记述1647年章邱抵抗农民起义军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政府的军事力量包括：一、军官统领下的正规防守部队；二、衙兵，由兖州府儒学训导蔡廷谏指挥，另外他还指挥一营家丁；三、知府的亲丁（“时有陈知府统领亲丁，堵大街口”）；四、明季都司于大海等，统领家丁及镇内回兵李纵先等；五、乡绅领导下的乡兵，负责协防。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页。在1647年山东的另一个地方抵抗的事例中，除了正规部队之外，还有员外郎领导的亲丁。同上书，第83—84页。地方绅士之所以希望将他们的税册交给新政府，其主要原因即是巡抚方大猷及其助手们有能力在危急时把乡勇从一个地方调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曲阜调到邹县。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7页。?《淮城纪事》，第133页。该省明巡抚邱祖德处死了大顺政权派来劝降的使臣，并且南逃而去。张廷玉等编：《明史·郭芳传》，第3111页。然而，山东大多数乡绅最初没有抵抗就投降了李自成，只是在大顺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并开始拷掠地主以榨取钱财时，才决定抵抗李自成的人马。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与封建性》，第72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8—13页。?骆承烈：《从大顺〈创建信女桥〉碑看李自成起义军在山东地区的一些活动》，第39页。鲁九王、朱义海南逃至京口（今镇江）。济宁乡绅在驱逐了大顺政权官员后，向南明政权寻求支持。但他们从史可法处得到的只是一个登基诏书。因而，他们除了转而向清朝寻求支持以对抗起义军及其同伙之外，已别无选择了。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15—16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朱曾是北直隶三河以南的香河县令。当李自成军攻占北京时，他离职而逃，但为大顺军的阎杰逮捕入狱。?《贰臣传》第九卷，第21—23页。有时，平民领导抵抗起义军和盗贼的斗争。曹安祚，邹县著名的智勇双全的武林好手，拒贼于门外，并从其院堡的二楼上将燃烧着的炭火掷向敌人。清政府后来对其“靖匪”的功劳予以嘉奖。另一平民杜承美，从义军的包围中解救了其村落，并与官军一道抗击义军。吴若灏：《邹县续志》，第420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毕自严是当时中国最富者之一，毕为淄川人；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49页。文秉说，支持明王的实际上是德州贡生谢升，但为史可法提供消息的人把谢升（陞）和谢陛弄混了。这是个难以置信的说法。首先，一个文人在他的名字中用“陛”字，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也许会与“陛下”的“陛”相混淆。其次，谢升自己也在一种尴尬的口吻中向满人承认了他支持过那位明王之事。“时德藩被执，适庆藩宗室曾为明朝香河令名师钦者，避闯过境，为伪州牧所禁，臣等暂奉为号召之资。”《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当满军一进抵北京，多尔衮就让山西商人做了官商，隶属于内务府。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页；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关于多尔衮与两位大臣之间的对话，参见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1649年又颁布了同样的法令。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当左懋第的使团经过山东时，他们发现，山东省已完全为王鳌永和方大猷所控制。根据他们所述，王、方二人深为百姓痛恨，“众唾其脸。”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王的奏折中有这39个人的名字，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34页。《清实录》也记载，王推荐了前明大学士谢升和其他40余人。《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7—68页。王还另外推荐了其他一些山东人。1643年，山东进士之一张端，抛弃了李自成的官职，经山东巡抚向多尔衮推荐，成为宏文院的一名检讨（张的父亲张忻也曾供职于大顺政权，1645年由佟养性推荐为清朝天津巡抚）。1646年，任江南乡试主考官；后来又入秘书院为侍讲；此后又做了国史院侍读；最后升为大学士。《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4—15页。张端作为一名主考官列入了法式善著的《清秘述闻》之中。?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9页（此书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编，朱希祖作序——译者）。?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1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1—24页。李化熙（1634年进士）是山东士绅领袖之一，崇祯时曾为天津兵备道、四川巡抚、陕西总督。1644年初，李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三边。在李自成攻陷平阳后，李化熙意识到都城危在旦夕，因此他率领部众回到山东，就食于家乡。1644年9月，在满人决意留在北京已确然无疑时，李速遣游击吴伸上书归降。他除了得到过巴哈那和石廷柱的推荐外，还得到了清天津总督佟养性的支持。同上书第五卷，第21—24页。巴哈那的推荐日期记为1644年8月18日，见《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0页。石廷柱早在1622年就降清了。1639年成为汉旗的成员，不再是佟养性的部将了。他和巴哈那都曾受命“平定山东”。石作为驸马拥有固山额真的称号，见《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4—2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1页。?《贰臣传》第六卷，第32—33页。?任濬（山东1624年进士）曾任明朝右佥都御史。刘余祐向多尔衮引荐了他。在为户部右侍郎时，任濬提出了几项改进财政管理的重要建议；为刑部尚书时，主持修订了一个重要法典。“满汉堂官专领其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罪例可更者，一准于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著为令”。1644年多尔衮谕示刑部在量刑时宜依据明朝法律定夺。但是，明朝法律中有些条款与满人的惯例不一致，因此，又命令各有司分别为满汉开列律条，再将其意见送至刑部加以统筹；司法审判与诉讼程序都是满汉有别的。任濬也为《会典》的修改提出了意见。这样，通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法活动之中。1646年农历五月，满语本《大清律》也告完成。见《贰臣传》第五卷，第33—34页。关于协调满汉法律的谕旨，参见1645年3月11日诏令，《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0页。至于司法审判及诉讼程序，见1646年2月12日谕旨。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270页；又见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略》，第106页。?多尔衮的旨令附于王鳌永的内阁抄本中，参见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71页。此令颁布于1644年8月20日。《贰臣传》第九卷，第26页。?清人一进京，即宣布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奉天府学政推荐了一批进士，以供直接任用，结果把那些求官的进士们网罗一空。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这一渠道很快就变得狭隘起来。1644年9月10日，有人建议辽东地区应该参加定期的科举；1645年初，一位礼部官员极力提倡汉满官员的儿子都应依例在国子监一起学习。这些措施获得了批准，同时，还为满、蒙、汉旗人特别规定了乡试员额，并增加了一些进士员额以使众多的举人们能按比例地分享。《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111—115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多尔衮亲自邀请冯铨参加新政府。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冯也是一位有名的古董收藏家，引退时期他在北直隶积累了大量的田地。马米兹：《魏忠贤：对明末内廷宦官和党争的重新评价》，第245—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极其清楚地意识到，他容易因曾为阉党而备受谴责。他进入清廷的内三院后，获得了接近国史馆的可能。据说，他秘密地将《明实录》中不利于自

的歌舞表演开始了。第一位出场的即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是邯郸著名的舞女，长得极其美貌，她是那种能让男人看一眼就过目不忘的女人；而且，赵姬还有一身好才艺——善舞，其舞功之美可称独步邯郸。有才艺的美女更容易得到男人的宠幸，赵姬就是这样一位才艺出众的大美女。异人一见赵姬，立时眼前一亮，不由暗中称绝。吕不韦家中美女如云，但异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艳的女人！赵姬的一身绝世舞艺更让异人看得目瞪口呆，热血沸腾。异人此时也顾不得身为嫡嗣的身份，迫不及待地向吕不韦敬了一杯酒；紧盯着吕不韦说：请将这位美人赏给我吧！从异人异样的眼光中，吕不韦早已看出异人的兴奋，但是，他没料到一位秦国太子的嫡嗣竟然如此大胆地向他夺爱。要知道，赵姬可是吕不韦的爱妾，而且，赵姬此时已经怀上了他吕不韦的孩子。所以，一听异人提出这种不情之请，吕不韦心中顿时大怒。但是，吕不韦到底久经人生历练，他想到自己已经为异人破了家产，为了达到“立主定国”的目的，吕不韦怀着满腔怨气笑呵呵地说：可以，可以。于是，吕不韦拱手把自己如花似玉的爱姬献给了异人（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一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异人一听，大喜若狂，立即拥着赵姬回到家中。赵姬对异人隐瞒了自己已经怀孕的事实，跟着异人回到家中，备受异人宠爱。到了十二个月时，赵姬生下一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是正月出生，于是取名叫“政”（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又由于异人与赵姬此时都生活在赵国，这个男孩被人称作“赵政”，他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始皇。这段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透露的信息量非常之大。第一，赵姬的身份。《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赵姬是“邯郸绝好善舞者”，这就告诉我们赵姬是邯郸一位极其美丽而善舞的女子，同时也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二，异人夺爱。异人是在吕不韦的家宴上第一次见到赵姬的，而且一见钟情，硬是从吕不韦手中夺走了赵姬。但是，异人和赵姬的相见也是一大谜团。这次家宴相见，是吕不韦有意安排，还是吕不韦无意为之？《史记》的记载是“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因文献有“吕不韦怒”四字，可见，吕不韦并非心甘情愿献出赵姬。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与金钱，目的是“立主定国”，并非要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吕不韦有野心，但是，如果认为在异人还未当上太子之时，吕不韦的野心已经到了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国君的程度，显然有些过了。也许有读者会说吕不韦是假怒，但是，即使吕不韦是假怒，是设局，是下套，这里也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焉知性别。即使吕不韦有此野心，但是，怀孕的赵姬一定会生儿子吗？吕不韦生活的战国末年，那时还没有B超技术能够检测赵姬怀的是男是女。赵姬当时还能翩翩起舞，异人也未能看出赵姬有孕在身，可证明赵姬与异人的相遇是在赵姬刚刚怀孕之时。医学发达的今天，刚刚怀孕的女子，B超也难以检测出胎儿的性别；两千年前，又怎能知道赵姬腹中是男是女？所以，我认为，这次家宴显然不可能是吕不韦有意安排的。这场名扬千古的邯郸献姬纯属一种巧合，不应当看做吕不韦的精心设计，是异人夺爱而非吕不韦有意设局。二是风险太大。“立主定国”已经计吕不韦获利丰厚了，如果吕不韦还想把怀上自己孩子的赵姬献给异人，一旦败露，恐怕吕不韦就要彻底完蛋了，还侈谈什么“立主定国”？邯郸献姬的最大收益在于赵姬生了个男孩，因为这个男孩将来有权继位为秦王；如果生的是个女孩、吕不韦岂不是前功尽弃？吕不韦投资异人已经是冒险行为了，如果说吕不韦还想让自己的儿子做秦王，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因此，赵姬再嫁异人，定非吕不韦之谋。传世的历史文献不可能将历史的真实不偏不倚地记载下来。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对“秦始皇的生父是谁”这一事实，却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了。除了《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明确记载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文献记载。第一，《汉书》、《资治通鉴》都取《史记·吕不韦列传》之说。第二，汉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旁证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如《汉书·王商传》载：“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再如班固在东汉明帝十七年的《上明帝表》也说：“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最为翔实，其他传世的文献均无记载，因此，判断秦始皇生父的文献只能以《史记》为基础。“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一说的最大优势是有文献依据。人们可以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之说，但是，我们唯独拿不出文献资料来推翻司马迁之说。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的生父应当为吕不韦。异人娶赵姬大期生赵政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秦始皇是异人之子。这方面的文献首推《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非常简约，值得重视的有三点：第一，异人娶吕不韦姬为妻；第二，吕不韦姬生始皇；第三，始皇名为赵政。最为关键的赵姬怀孕嫁异人一事完全没有记载。司马迁《史记》的这两个文献都明确记载了异人娶的是吕不韦的爱妾赵姬，赵姬生了始皇。至于赵姬被异人娶回家中之时是否怀孕，《秦始皇本纪》无载，而《吕不韦列传》则明确记载。《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有矛盾吗？二者确有明显矛盾。第一，《秦始皇本纪》完全末提赵姬怀孕一事；第二，《秦始皇本纪》称始皇为“赵政”而非“吕政”。据此推测，司马迁可能看到的是两种史料，一种称“赵政”，另一种称“吕政”。还可以举出《史记》中的一个佐证，证明司马迁看到的是两种史料。《史记·楚世家》记有：“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如果司马迁看到的仅仅是赵姬怀孕嫁异人这一种史料，那么，《史记》中所有的记载都应当和《吕不韦列传》相同，就不应当有《秦始皇本纪》“名为政，姓赵氏”和《楚世家》中“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的记载。司马迁如此记载，只能证明司马迁同时看到了两种相左的史料，而且无法断其真伪，所以，《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两说并行的史实。如果认为《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所记相矛盾，那么，我们相信哪个？一，根据《史记》惯例，本纪线条粗，本传更翔实。所以，在本纪与本传相矛盾的情况下，应当相信本传。二，迄今为止，没有一条文献史料能驳倒《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还有一条早已为人们关注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大期”作何解？“期”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因此，“大期”有两解，一是十个月（满十月怀胎），二是十二个月（满一年）。但是，不管如何，赵政并非不足月出生。依照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要讲清楚赵姬怀的是谁的孩子，必须讲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女性怀孕是女性卵子和男性精子的结合，因此，女性怀孕必须在排卵期。现代医学证明，女性排卵和下一个月经期的到来相关，即下次来月经前十四天为女性排卵期。第二，生育时间。女性的妊娠期是两百六十六天，从末次月经的第一天算起是两百八十天。预产期的月份是末次月经所在月份加九个月，预产期的日期是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加七天。如果末次月经的第一天是一月十日，那么预产期就是十月十七日。一般女性的正常生育都是在预产期的前三周到后两周内。第三，过期妊娠。什么叫过期妊娠？妊娠期超过预产期两周，即妊娠期达到或超过四十二周还没有临产生育就叫做过期妊娠。四十二周是两百九十四天，因此，正常生育时间的期限是两百九十三天，超过这一期限就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过期妊娠非常危险！一是胎盘。胎盘是母体和胎儿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它具有气体交换、营养物质供应、排除胎儿代谢物等多项功能。一旦怀孕超过两百九十三天，胎盘的功能就会减退，所以，过期妊娠必然导致胎儿缺少氧气和营养。胎儿的生存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过期妊娠的胎儿的得病率、致死率都很高，最常见的是胎儿缺氧死亡。所以，过期妊娠的胎儿，往往智力发育不好。二是羊水。羊水是胎膜内环绕胎儿的一种液体。羊水可以保护胎儿，因为胎儿在羊水中可以自由活动，不受挤压；羊水还可以保护母体，它可以减少胎动造成的不适感，帮助分娩。妊娠三十八周之后，羊水量逐渐减少，随着妊娠的推迟，羊水量越来越少。这时，由于胎儿缺氧，还可能造成胎儿排出的胎粪混入羊水中，严重污染胎儿的生存环境。所以，在秦始皇出生的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胎儿的生命很可能保不住。即使出现奇迹保住了生命，出生的婴儿也一定不健康，这是因为古代的医疗条件和今天相比差得太远。今天如果出现过期妊娠，可以采取终止妊娠等多种方法抢救胎儿。但是，在战国末期赵姬生子之时，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医疗条件。如果赵姬是过期妊娠，生下来的婴儿能健全吗？秦始皇智力过人，精力过人，绝对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生下的婴儿。所以，按照现代医学常识，如果赵姬是怀孕之后嫁给异人，那么，她一定是在两百八十天左右生下儿子，也就是嫁给异人之后不足十个月一定要生子。可是，《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赵姬是“至大期时生子政”，不是不足月生子。仅此一条，即可破赵政是吕不韦之子说，可以破千古之惑。此问题古人奇之，今人不可再奇，亦无可再奇。赵姬始属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以古人的知识发现怀孕有两种途径：一是月经停止，二是早孕反应。但是，早孕反应因人而异，所以，古人发现怀孕更多是依靠发现月经停止。而发现月经停止须费时一个月左右，准此而计，赵姬归异人后，只需要八个多月必须产下嬴政。赵姬是至“大期”而生嬴政，所以，吕不韦与赢氏皇族有性关系而无血缘关系。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十二个月生子的事呢？假如某人是二月十日来的月经，到三月十日未来月经，她就怀疑自己是怀孕了。由于她记住了上次来月经是二月十日，上推半个月，她使把一月二十五号认定为怀孕日。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她并没有怀孕，而是月经推迟了。如果月经实际上推迟了两个月，这位女子实际的怀孕日应是三月二十五日。但是，这种情况她自己完全不知道。她既然是三月二十五日怀了孕，那么，四月十号该来的月经当然就不会再有了。然而因为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一月二十五日怀的孕，所以，到了十月生子之时，和她记住的怀孕日就错后了两个月。这样，一个正常分娩的婴儿就被说成是十二个月出生的婴儿。这就是十二个月生子的来源。既然如此，为什么史书还会有十四个月生子的记录呢？史书记载，汉昭帝刘弗陵是其母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而生的，与传说中帝尧十四个月所生相吻合，所以，汉武帝称钩弋夫人之门为“尧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元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但是，史书记录的超过十个月生子者大都是君王，比如帝尧，比如汉昭帝。这种记载，大都含有神化君王之意，不可作为证明古人有十四个月生子的依据。吕政赵政真伪何从赵姬与吕不韦怀孕生子之说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记一载与汉代文献记载，赵姬与异人怀孕生子之说有没有文献依据呢？有！第一，《史记·秦始皇本纪》有记载。第二，汉代文献中有秦始皇叫赵政的记载。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人间训》记有：“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刘安是刘邦的孙子，他对西汉政权取代秦赢的合法性肯定是完全承认的，即使如此，刘安并没有说秦始皇是“吕政”，仍然称秦始皇是“赵政”。刘安和司马迁是同时代人，他看到的史料显然承认嬴政是异人之子，所以才称秦始皇为“赵政”。《淮南子·泰族训》又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趍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汉人王符《潜夫论》卷九《志氏姓》篇讲述秦国兴亡史时说：“其后，列于诸侯，五世而称王，六世而始皇生于邯郸，故曰赵政。”可见，汉人并不全信“吕政”之说，西汉的刘安、东汉的王符都称始皇为“赵政”，这是汉人主张秦始皇是异人之子的佐证。第三，《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料来源至今并不清楚。《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史源至今不明，先秦另一重要史学典籍《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有身孕嫁人之事。第四，赵姬怀孕说逻辑道理不通。从逻辑上讲，《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文献记载也有明显疏漏。明人王世贞《读书后》认为：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无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策，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固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必取三月进之子楚，又大期而始生政，于理为难信，毋亦不韦故为之说而泄之秦皇，使知其为真父而长保富贵邪？抑亦其客之感恩者故为是以詈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而亡也。不然，不韦不敢言，太后复不敢言，而大期之子，人鸟从而知其非赢出也。嬴政不是异人的儿子纯属个人隐私，司马迁所据史料能记载此事，肯定有人知道了这件隐私。那么，是谁向外界透露了这一隐私呢？牵扯到这一隐私案的只有吕不韦、赵姬、异人、嬴政四个人，异人是最重要的当事人，但是，他是最不可能知道这一段隐私的人，因此，他也最不可能向外界泄露这一隐私。嬴政很难知道这个隐私，即使他知道了也绝对不敢泄露，否则，他就没有赢氏王族的血统，王位也就保不住。对于嬴政的迷离身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他的母亲太后赵姬。但是，在政治利益面前，赵姬不能说出真相。赵姬尽管不懂得政治，完全是在无意中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但是，在秦王嬴政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一重大问题上，她的头脑仍然是清醒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她知道自己话语权的分量。因为，赵姬是最有资格说出真相的人，但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赵姬也是最不敢说出真相的人。由于赵姬的缄默，这段历史至今真相不明。有人推测，赵姬除非是为了害吕不韦，否则，她绝对不敢泄露这一隐私。事实证明，当吕不韦蒙难之时，赵姬仍然缄默不言。只有吕不韦，他是这一隐私的制造者，也是公开这一隐私的受益人，因此，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泄露。但是，正因为他是这一隐私的受益者，他的泄露也最不可信。所以，《史记·吕不韦列传》这段史源的可靠性也就打了折扣。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即赵姬在由吕不韦爱妾转手为异人夫人之时，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怀上的是谁的孩子。所以，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不能单靠文献依据，更要依靠现代医学知识！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一个因素，即后人对秦亡六国和六国亡秦非常关注，因此，对秦始皇是“吕政”还是“赵政”的争论恰恰是这种关注的一种具体表现。称“吕政”，实际上是说秦亡六国之前秦国自己就已经灭亡了；称“赵政”，则承认是秦灭六国而非六国灭秦。元人陈栋《历代通略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在线观看免费人成视频下载

于挑起战事的齐燮元先生，却只捞到了淞沪护军使（大概可以理解为上海市城防司令）的职位。虽然没能同时拿下浙江和上海实现双丰收，但也还算过得去。吴佩孚点兵广东方面食言，但东北的张作霖还是说话算话的，谁叫他报仇心切？9月15日，张作霖只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老巢，带着参谋长杨宇霆、儿子张学良以及“五虎将”——郭松龄、姜登选、韩麟春、李景林、张宗昌，率近二十万人马向关内进发，几乎倾巢而出！“精虫总统”曹三爷和吴佩孚大惊，虽说他们料到迟早要和张作霖再打一仗，但没有想到这关外的“老胡子”来得如此之快。没有办法，迎战吧！18日，曹锟发出讨伐令。同一天，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第二次直奉大战动员会议。领导吴佩孚首先发言，阐述打倒张作霖的伟大意义，接着一帮手下向吴佩孚表忠心——抒发对张作霖的唾弃之情，发誓坚决地忠实执行领导决定什么的。有史料记载，轮到冯玉祥同志对着吴佩孚表决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虽然老吴同志心里直嘀咕：妈的！这小子会不会成二五仔？但他不是普通人，心里虽有想法，却绝对不会表现出来，他反而好言好语地让冯玉祥回到座位。之后，吴佩孚对属下们的忠心和热情表示了高度肯定，并总结陈词，认为此次动员会议是伟大的会议，是胜利的会议！最后，吴佩孚宣布了军事安排。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近二十万大军分三路北上阻击张作霖。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线出发。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三路大军以钳形包围之势夹击山海关，钳死张作霖！看来，老吴果然不大放心冯玉祥，别看冯玉祥的第三军也是三路主力之一，实际上在老吴的计划里冯玉祥只是后备军而已。直奉世纪大决战从双方的出击路线来看，这一仗的主战场必定是在山海关。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山海之间仅宽十五里，既是关东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不出所料，双方都集中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在此决战。奉军主攻，直军主防。没有前奏，也没有试探，战斗从开始的第一分钟便激烈异常。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等奉军主将先后带着精锐部队轮番冲阵，不计成本地投入敢死队、骑兵队、重炮团和空军，交叉使用人肉沙包、轻武器、重炮和飞机轰炸……总之，奉军豁出去了，不拿下山海关就不罢休。直军士兵久经战阵，在悍将彭寿莘的指挥下，他们依托有利地形防守，筑碉堡，打黑炮，埋地雷，甚至还抓住机会打反击，忙了个半死。打到后来，直军实在忙不过来了，吴佩孚只好亲临前线指挥，带着直军的王牌第三师，充分发扬搏命精神，哪里的奉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打。炮声，弹雨，爆炸，火光，烟雾，奉军的尸体不断增加，但冲击的浪潮持续不断，前面的士兵只要没咽下最后一口气便继续射击，掩护后面的部队冲锋。直军也不好过，子弹嗖嗖地飞过，战壕里不断有士兵倒下，身边的士兵却根本来不及回头看一眼。天空中还不时地传来飞机的轰鸣，然后是成串的炸弹落下和飞机的低飞扫射，直军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奉军的空军占据了绝对优势，好在直军拥有进口的重型武器——高射炮可以还击，不至于让对方太过放肆。眼见空中不占优势，吴佩孚便在海军上开动脑筋，打算让渤海舰队载陆军前往奉军后方，断掉奉军后路。想法很不错，但是实现起来有难度。因为奉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使得直军军舰无法起锚。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已经打了一个多月，双方在山海关主战场拼尽全力，死伤惨重，但仍旧是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这场正在进行的山海关大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多兵种立体作战，陆军、空军、海军三军协同，相互攻伐。算是彻底告别了之前军阀内战的“过家家”模式。唯一可惜的是，先进武器都是进口来的，用坏就没了。釜底抽薪就在直奉两家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封电报要了吴佩孚的命。留在北京总司令部给吴佩孚看守老巢的直军参谋长张方严突然接到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张方严想起了驻扎在古北口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的冯玉祥，于是给冯玉祥发去一封电报说：我方形势不妙，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恐怕就要完蛋（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希望你赶紧出兵，力挽狂澜！冯玉祥本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际，张方严的电报来了，冯玉祥根据电报里的语气，判定吴佩孚一定不行了。于是，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给吴佩孚来了个釜底抽薪。这一天是10月23日，此事件史称“北京政变”。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的部队军心动摇，张作霖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光投降的士兵就超过了三万人。经此大败，吴佩孚倒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不慌不忙地率领残部边战边退，逃跑的效率很不错。只可惜冯玉祥紧追不舍，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追杀，甚至连一向胆小怕事的阎锡山都开始落井下石，派兵阻击吴佩孚的援军。绵延不绝的群殴，逼得吴佩孚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往天津，逃到海上，才保住了老命。就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张作霖成功复仇告终。张方严先生的愚蠢，就像北美洲的那只蝴蝶，只扇动了一下翅膀，就断送了吴佩孚的大业。事后，那些残兵败将痛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一个个都要求将张先生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虽然觉得张方严的情商很有问题，但还是拿出了领导干部的担当把责任扛在了自己肩上，摆摆手说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吴佩孚在水上漂了半年多，在他最孤独、最落魄、最需要得到支持的时候，三个老关系户——浙江、江苏、湖南三省督军孙传芳、齐燮元、赵恒惕，或许是有感于老上级的人品和过去的恩情，或许是希望吴佩孚这张抵挡奉军的优良挡箭牌能多撑两年，于是齐齐变身暖男，联名发了一封温情脉脉的电报给吴佩孚：大帅，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一如既往地跟随你身后……这封暖心的电报让本就自信的吴佩孚对未来又多出了几分信心：我虽已不再英姿勃发，但我拥有不曾老去的雄心壮志和天才的军事才能，一次失利有何足惧，一切就从这里重新开始吧！在三个老部下的支持下，劫后余生的吴佩孚来到湖北武汉，稳住颓势，开始了东山再起之路。北京政变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北京政变。面对一直在战场上不倒的吴佩孚，硬碰硬可能很难获胜，但他的对手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取得胜利，例如迂回战术。这一次，执行此战术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是冯玉祥同志。作为直系后备军的冯玉祥为什么会临阵倒戈？史料提供了如下四种主流说法。其一，冯玉祥同志爱国之心切切，早就看直系的腐败统治不顺眼，于是出面力挽狂澜。其二，孙中山派遣人士游说冯玉祥，请他为国为民，顾全大局。于是冯玉祥反戈一击。其三，冯玉祥被张作霖收买了，为利出卖故主。其四，一切都是段祺瑞为报当年直皖之战的一箭之仇在背后搞鬼。仔细推敲史料后发现，这四种说法都不全对，但若是把它们合起来，那就贴近事情的真相了！冯玉祥临阵倒戈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冯玉祥当年在直皖之战后实力突飞猛涨，引起了吴佩孚的警惕，自此，吴佩孚在军队编制和军费诸多方面全力打压冯玉祥，给冯玉祥穿起了各种款式的小鞋，让冯玉祥的日子比较难过。冯玉祥因此对吴佩孚非常不满，这是两个人产生矛盾的根源。因此等到直奉之战打响后，冯玉祥身为第三军总司令，工作态度却十分消极，完全没有跟张作霖交火的意思。他在一旁静观直奉大战，看谁能取得决定性优势，然后他再赶上去踩一脚。就在他观望之际，一些有想法的势力纷纷打起了他的主意。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一个叫黄郛的人。黄郛的身份比较复杂，他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又是现任的教育总长，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跟冯玉祥关系比较熟。黄郛开门见山地说：我是段祺瑞派来的，代表他邀请你反直，你也不必有后顾之忧，担心阎锡山、张作霖等人抄你后路什么的。段祺瑞已经做通了他们的思想工作，大家一致同意反直。冯玉祥动心了。就在此刻，张作霖的代表也来了。奉军作为进攻的一方，部队伤亡肯定大于防守的直军，张作霖焉能不急？当他发现冯玉祥的部队迟迟不动后，就知道这是个机会，于是派出代表过来讲和，同时带来的还有一百万银元（张学良回忆说是五十万）的好处费。与奉系的此番接触更是坚定了冯玉祥“倒直”的决心，既能赚取人情，也有钱拿，还可以报直系欺负自己的仇，那就干吧。在动手之前，他需要想办法降低进军北京的风险。于是，冯玉祥找来了两个帮手合伙经营这个“背后捅刀子”项目。一个人叫胡景翼，另一个人叫孙岳。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同时也是冯玉祥的老战友，兼冯玉祥的副司令，率部驻扎在北京附近。孙岳也是同盟会会员，同样是冯玉祥的老战友。遥想当年“滦州兵谏”时，两个人还是下级军官。岁月如歌，时光似箭，冯玉祥发了不说，孙岳也坐上了北京警备副司令的位置，负责北京的城防，是冯玉祥能否顺利攻破北京的关键人物。胡景翼、孙岳二人在得知冯玉祥的具体想法后，没有踟蹰犹豫，很是豪爽地拍板决定：好哥们儿必须讲义气，坚决力挺！接下来，三个人确定了如何拿下北京的计划和关键细节。23日，北京政变发生。回过头来看，这次政变有些扑朔迷离。段祺瑞、张作霖在此事中都有所参与，至于孙中山是否参与实在难说。虽然黄郛、胡景翼、孙岳都是曾经的同盟会会员，但当时都不是国民党员，很难说孙中山能号令他们，然而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当然，冯玉祥此人确实跟一般的军阀大老粗不太一样，他生活作风正派、简朴，思想相对进步，有着稍显粗糙的革命理想——他不仅是“滦州兵谏”的积极分子，还欣赏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主张，从他在“北京政变”之后给自己的部队取的新名字“中华民国国民军”就可见一斑。不管怎样，“北京政变”能够成功，冯玉祥功不可没。成功把直系推向悬崖的冯玉祥并不满足，他决定做一件前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情，做一件从“滦州兵谏”那会儿就想做却一直到今天还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将溥仪赶出紫禁城！想干就干，待北京局势渐稳，冯玉祥便指示手下鹿钟麟带着全副武装的卫队杀气腾腾地来到紫禁城，要求溥仪必须在两小时内从紫禁城消失！就历史经验来看，武力威逼的效果大都不错，可以免去很多口舌之争。溥仪先生果然被吓得魂不附体，慌忙从紫禁城中搬出，在鹿钟麟的“热情帮助”下，很快就迁入了生父载沣居住的醇王府，过起了“平民”生活。冯玉祥是解气了，可他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却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九·一八事变”后，高度“同情”和异常关注溥仪的日本军部把溥仪请到了东北，让他做了伪满洲国的执政，成为日本人分裂中国的工具，当然这是后话。段祺瑞再度出山等冯玉祥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完成战场清扫工作的张作霖先生也来到了北京。现在该如何收拾残局？尤其是对于由谁来执政的问题，张作霖和冯玉祥都很伤脑筋。这就是合伙做生意的烦恼，远没有单干来得痛快。无论是冯玉祥还是张作霖，论资望都不够格做国家元首。好在这两人都是明白人，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也就没好意思毛遂自荐。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两人决定请一个人出来稳定局势。此人就是北洋大佬段祺瑞。毕竟段祺瑞在打败吴佩孚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而且全国各省的军区司令大都属于北洋系统，选一个北洋的老大哥出来可以服众。在天津老家吃斋念佛的段祺瑞，收到请他出山的消息后，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居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看来老段同志的心境并没有修炼到位，远没有看破红尘，四大皆空。老段人老心不老，想着要继续发挥余热，也就没有来虚的，很愉快地接受了邀约。但老段在出山前，还是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停战。段祺瑞不能让奉系消灭掉直系，因为这样不利于他搞平衡。出现太过强大的势力对于执政者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二是重新建设共和国。这一点有些不太好理解，这里稍作解释。段祺瑞说这些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说明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总统、内阁、国会”的架构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觉得应该舍弃内阁和国会。这两个要求对张作霖、冯玉祥没有什么实质的伤害，于是二人也就答应了他。1924年11月，已经两鬓斑白的段祺瑞正式就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就是“重新建设共和国”方案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算是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这个名词是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方讨论出来的结果，也算是对过去十三年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终结。段祺瑞在上任之后，经过几个昼夜的艰苦思考，决心烧两把猛火给众人瞧瞧，以此证明他段祺瑞是能干实事的人。第一把火，废督裁兵。这一次，纸面上实力最强大的张作霖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他自请撤销“镇威将军”的名号并解除“东北巡阅使”的名义，算是给了段祺瑞一个好大的面子。既然张作霖表了态，其他各省军区司令也就依葫芦画瓢，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义拿掉，而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但这个督办和督军到底有何区别？其实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个门面功夫。第二把火，“善后会议”。段执政广邀各界名流、军政要人来北京开会，规划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最好能把宪法搞出来。那会儿不像现在，异地开会大都变成了旅游购物。当时与会的很多人还是诚心为解决问题而来的，就像孙中山先生。第十二章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广州商团

话说“三公子会议”后，孙中山并没有按照约定去支援卢永祥，有失信于人的嫌疑。事实上，孙中山是有苦衷的，就在江浙战争打起来之前，广州出事了。自从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广州的工人精英纷纷登上反帝的大舞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不上班，而“农民讲习所”的骨干则被放送到广阔的农村天地，组织农民进行反对剥削和地主的运动……一切的样板都是苏联。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产生了。首先不满的是有英国背景的大商人陈廉伯（此人是汇丰银行的广州分行行长），革命运动给他的生意造成了损失，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要制止这种情况的继续发生。你可能会说，一个商人能有什么能量？你太小看商人了。自立宪派上台之后，商人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不少大商人甚至以商会的名义成立了类似军队的私人武装，这就是“商团”。这个陈廉伯就是广州商团的团长。他不但跟陈炯明眉来眼去四处搞破坏，甚至还找英国人买来了一批军火搞军备竞赛。这一批军火数目不详，有资料说是一万条步枪，三百万发子弹。反正他要招兵买马，壮大商团，灭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灭了那些造反的工人和农民，让商团独霸广州城。然而陈廉伯的计划走漏了风声，运送军火的轮船被孙中山手下的海军舰队发现了。孙中山的广东大本营是不允许私自贩卖军火的，于是孙元帅在8月9日下令蒋介石全权处置商团私运军械事件。蒋介石想都没想，就选择将军械扣下。其实孙中山让蒋介石处置此事的意思很明白：苏联的军火援助还没有到，现在的黄埔学生大都是拿着木棍在训练，这批武器完全可以用来武装黄埔军校的学生。陈廉伯被“雪中送炭”。白白掏钱救济敌人的自杀行为，他当然不肯干。于是陈廉伯气势汹汹地找到孙中山算账：被扣军械已领取进口许可证，政府扣押枪械纯属违法，你们若不还给我，我就不客气了！孙中山说：那你别客气。陈廉伯气急败坏，先是组织商人罢市，后又

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下至普通国民的支持，虽然有流血事件发生，却没有造成更多的动荡。相比之下，反倒是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公元前610年，由晋国发起，匆匆组成的晋、卫、陈、郑四国联军以弑君之罪讨伐宋国。据《国语》记载，年少的晋灵公对于这次出兵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对赵盾说：“这事不是咱们晋国的当务之急啊。”赵盾回答：“天地至高无上，其次则是君臣大义，这是自古以来的明训。现在宋国人以下犯上，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反君臣大义的，必受天谴。晋国是天下的盟主，如果不执行天意，我怕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晋国。”于是在大庙检阅军队，大张旗鼓准备讨伐宋国。赵同对此疑惑不解，问：“国家将有大战，您不去安抚民众，反而敲锣打鼓，是为什么？”赵盾回答得冠冕堂皇：“别的国家有大罪就去讨伐，有小罪则去谴责。如果我们秘密行动，偷袭宋国，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在侵略弱小的国家。所以，我们必须大张旗鼓，用正义之师去声讨宋国人的罪过，这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恐怕外界不知道。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宣传君臣大义啊！”于是派出使者昭告天下，带着诸侯联军，鼓乐喧天地来到了宋国。赵盾讲了那么多大道理，摆出一副奉天讨罪的架势，动员了为数众多的部队，结果却和上次讨伐齐国一样，又是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但没有将以下犯上的宋文公绳之以法，反而承认了宋文公政权的合法性，偃旗息鼓地回来了。本来是去问罪，结果变成了贺喜，这种事也只有赵盾才做得出了。史料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我们猜也猜得到，这次又是金钱起了作用。宋文公参照齐懿公的做法，给赵盾送了一笔不菲的贿赂，就将四国联军打发走了。这件事让齐懿公彻底看清了晋国这位霸主的真面目。同年夏天，他单方面撕毁齐鲁两国的和平协议，亲自带兵侵略鲁国北部边境。这自然又是严重违反扈地同盟条约的行为。但是，鲁国人也算是彻底看清了晋国的真面目，没有对其抱任何幻想，赶快派公子遂到齐国要求和谈，并与齐懿公在谷城签订了城下之盟。同年冬天，公子遂再一次来到齐国，拜谢齐懿公，同时也是为了试探齐国对鲁国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回来之后，他对鲁文公说：“大家都担心，说齐国人要吃鲁国的麦子了。但是据我观察，这事不太可能，因为齐侯和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苟且。臧文仲说过，为民之主者，苟且必死。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春天，齐鲁边境又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齐军主力再一次集结，准备入侵鲁国。但是，鲁国人枕戈待旦等待了十几天，边境对面却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派出探子前往齐国打探，才知道原来是齐懿公得了病，所以将入侵鲁国的事情耽搁下来了。鲁国人还得知，齐懿公病入膏肓，齐国的医生都束手无策，断定齐懿公熬不到秋天了。对此，鲁国上上下下都松了一口气，鲁文公还特意派人进行占卜，并且说：“如果那个人在发兵之前就死了，该多好！”大夫惠伯跑到大庙中，将鲁文公的愿望告诉了用来卜筮的龟甲——这是当时的一贯做法，在卜筮之前，将所卜之事告龟，并且要举行相应的仪式。掌管卜筮的大夫楚丘奉命以龟甲卜筮，得到的结果是：“齐侯等不到发兵就会死，但并非因为疾病。而主公也听不到他的死讯，告诉龟甲的人也有凶兆。”“主公”就是鲁文公，他之所以听不到齐懿公的死讯，是因为他先齐懿公而去。告诉龟甲的人当然就是惠伯，他的不幸也将很快降临。公元前609年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鲁文公去世了。三个月后，齐懿公死于非命。齐懿公在当公子的时候，与大夫邴歜（chù）的父亲因为争夺地皮而发生矛盾，结果没有占到便宜。等他当上了国君，邴歜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齐懿公派人将这老头子的坟墓挖开，将其尸首弄出来，执行了刖刑，也就是砍断了两只脚，以泄当年之愤。中国人自古尊重死者。齐懿公这样做，邴歜敢怒而不敢言。更令人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齐懿公居然任命邴歜当了他的驾驶员。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因为邴歜怀恨在心，随时有可能找机会行刺齐懿公。但齐懿公丝毫不以为然。我们很难理解他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推测，他觉得这样做很有趣，仅仅是有趣。更有趣的是，齐懿公喜欢上了另一位大夫阎职的老婆，而且将阎夫人抢到公宫里去了。也许是为了羞辱那位倒霉的丈夫，也许是为了某种阴暗的心理乐趣，他又任命阎职担任了骖（cān）乘。国君出征乘坐戎车，站在国君身边的戎车护卫称为“戎右”；平时出行乘坐乘车，站在国君身边担任警卫的叫做“骖乘”。可见，骖乘就相当于国君平时的警卫员，也是相当敏感的职务。现在齐懿公只要出门，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中，一个与他有刖父之仇，一个与他有夺妻之恨，这实在相当罕见。公元前609年五月，齐懿公带着宫庭人员到临淄郊外的申池游玩。司机邴歜和警卫阎职两人在申池之中游泳消暑，谈笑间，邴歜突然用竹子敲了阎职的头部一下。阎职勃然大怒，就要与邴歜拼命。“别，别……”邴歜嬉皮笑脸地说，“人家抢了你老婆你都不生气，打你一下又有什么大不了！”阎职愣了一下，听出邴歜话里有话，回应道：“那我比那种老爸的尸骨被刖，但是不知道伤心的人如何啊？”两个人相互对了一个眼神。远远望去，齐懿公喝醉了酒，正躺在池边一片竹林边上酣然大睡呢。身边一个警卫都没有——警卫就是阎职啊。两人悄悄游过去，阎职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短刀，邴歜绕到齐懿公身后，突然按住他的肩膀，阎职手起刀落……杀死齐懿公后，邴歜和阎职将他的尸体拖到竹林中。他们气定神闲地做完这些事，驾着齐懿公的马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城里，找了一家酒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将酒杯一扔，带着各自的家属，不紧不慢地投奔他国去了。据传，家人得知他们弑君之后，都非常紧张，一个劲地催促他们快马加鞭，好躲避追杀。邴歜不以为意说：“不用急，昏君无道，国人早就恨不得他下台了，我们有什么好怕的？”果然，齐国人对齐懿公的死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他们打扫了一下公宫，很快拥立公子元为君。公子元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惠公。齐桓公所生的儿子中，他是第五个登上君位的。同年六月，鲁国为鲁文公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两国关系改善的标志，齐惠公派使者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为了抓紧讨好齐国的新主人，这一年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和叔孙得臣来到齐国，祝贺齐惠公登上君位，同时对齐国派人参加鲁文公的葬礼表示感谢。但是，公子遂此行除了上述公开的使命，还有一项自作主张的秘密使命。齐鲁两国历来通婚。鲁文公的正室姜氏，也是齐国的公主。姜氏为鲁文公生了大子恶和公子视。鲁文公死后，按照惯例，应该由大子恶来继承君位。但是，鲁文公还有一个宠妾，名叫敬嬴，敬嬴生了公子倭。敬嬴出身不如姜氏高贵，但是有政治野心，很早就和公子遂搭上了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不得而知），将公子倭托付给公子遂照顾。鲁文公死后，公子遂就想立公子倭为君，但是遭到了惠伯等大臣的强烈反对。公子遂到齐国的秘密使命就是，说服新上台的齐惠公同意公子倭担任鲁国国君，这就意味着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大子恶的母亲姜氏是齐国公主，公子遂想要废除大子恶的继承人地位，事先征求齐惠公的意见，自然是持重之计，但也是与虎谋皮之举。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齐惠公居然同意了公子遂的想法。《左传》对此的解释是，“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单单为了亲近鲁国，就答应人家欺负自己人，似乎有点说不过去。我们只能猜测，问题还是出在“新立”上，齐惠公毕竟也是通过“弑君”的游戏而上台的，在诸侯之中，存在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如果鲁国这样有影响力的国家能够承认他的合法性，他愿意做这笔生意。更何况，为了讨好齐惠公，公子遂还许诺，一旦公子倭上台，就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并且把济西的土地献给齐国，作为报答。得到齐惠公的许可，公子遂便放手行动了。从齐国回来不久，他派人暗杀了大子恶和公子视，立公子倭为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宣公。公子遂同时杀害了朝中的反对党惠伯。据《左传》记载，公子遂假传大子恶的命令，召惠伯入宫晋见。惠伯的家臣公冉务人看出了不对劲，提醒惠伯说，去了之后凶多吉少。惠伯是个思想守旧的人物，他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公冉务人拍着大腿说：“咳，君命当然不可违，可如果不是君命，您为什么要听从呢？”惠伯一定要去，结果被公子遂的手下杀死在公宫的马厩之中。公冉务人则保护着惠伯的家人出逃到蔡国。惠伯忠君而死，后人评价惠伯，却没有太多的褒扬。最具代表性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凡有奸人（当然是指公子遂之流）当道，欲行废夺主君之事，如果要反对，就必须充分考虑对策，光以口舌抗争，优柔寡断，行事不密，则只能坐以待毙。有意思的是，在《春秋》的记载中，大子恶之死仅以“子卒”二字记述，而惠伯之死则根本不书。据后人推测，这是当时的史官害怕公子遂报复，所以不敢直书其事。最可怜的是大子恶与公子视的母亲姜氏。公子遂杀了她的两个儿子之后，倒是不敢像齐国人那样又将母亲扣留起来，主动将姜氏送回到齐国去。姜氏的马车经过鲁国都城的大街，她忍不住悲伤，大哭道：“天啊，襄仲（公子遂字襄仲）大逆不道，杀嫡立庶，两个小孩有什么罪过啊！”听到的人无不伤感而哭。因此，鲁国人又称姜氏为哀姜。算起来，这已经是鲁国的第二个“哀姜”了（第一个是鲁庄公的老婆）。公元前609年，诸侯级的人物先后去世的有鲁文公（病逝）、秦康公（自然死亡）、齐懿公（被仇杀）、鲁大子恶（被暗杀）和莒纪公（被刺杀）。莒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与鲁国相邻，又靠近东夷部落，因此文化习俗与东夷人相近。莒国的国君死后，没有谥号，其国君往往以地名为号。莒纪公的“纪”字，就是地名。莒纪公生了大子仆，又生了小儿子季佗。莒纪公疼爱小儿子，因此不顾传统，废除了大子仆的继承权，打算让季佗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大子仆对此十分不满，加上莒纪公平时荒淫无度，深受国民憎恨，大子仆于是发动国民暴动，杀死了莒纪公，然后带着一批金银财宝投奔鲁国。新上任的鲁宣公收到大子仆的贿赂，当场就拍板，要赐给大子仆一块土地，并且交待左右说：“今天必须办好手续，将土地赐给他！”但是，奉命办事的季孙行父一转身就将鲁宣公的命令改了，他命令司寇将大子仆监管起来，送出边境，而且说：“今天必须将他送出去，不得有误！”鲁宣公十分不解也十分不满，追着季孙行父要论个曲直是非。这个年轻人还没感觉到，自从公子遂杀死大子恶，将他立为君主，鲁国的政局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君的权力被日益强大的公室贵族所侵夺，“三桓”控制鲁国的局面逐渐成形。前面说过，所谓“三桓”，就是鲁桓公的几个儿子的后裔，分别是季友的后代季氏、庆父的后代孟氏和叔牙的后代叔孙氏。季孙行父是当时季氏的族长，位高权重，听了鲁宣公的追问，他笑而不答，转头叫大史克给年少的国君解释。大史克接下来说的一段话，堪称一篇小论文：“当年，我国的先大夫臧文仲教季孙行父如何服侍君主，行父奉若圭臬（niè），不敢有半点马虎。“臧文仲大夫是这样说的——看到有人以礼侍奉君主，就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般对待他；看见有人用无礼的态度对待君主，则如同老鹰追逐鸟雀一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我鲁国的先祖周公制定《周礼》的时候说——礼的原则是用来衡量人的品德，品德是办事的基础，考察办事的成绩则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功劳，评估他对民众的贡献。宣读《誓命》的时候说——废弃礼法叫做‘贼’，包庇贼人叫做‘藏’，偷人财物叫做‘盗’，盗取国家宝器叫做‘奸’。担当包庇贼人的恶名，收授奸人盗取的国家宝器，都是凶德，不利于君，而且罪无可赦。“我们以礼的原则仔细观察大子仆，发现他一无是处。自古以来，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可信都是吉德；偷人财物、废弃礼法、包庇贼人、窃取国家宝器，都是凶德。这位莒大子仆，如果从孝敬父母的角度来看，他杀死了君父；从忠信的角度来看，他偷了国家的宝物。他作为人，是盗贼；他的东西，是赃物。如果将他收留下来，并且接受他的好处，则犯了包庇之罪。如果鲁国的民众都向他学习，将会导致社会思想混乱，民众将失去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个人绝非善类，凶德缠身，所以将他驱逐出境。“上古时期，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他们为人肃敬，知识渊博，心地宽广，深谋远虑，洞察世事，持之以恒，行为端庄，诚实可信，天下人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也有才子八人，分别叫做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他们为人忠信，行为谨慎，注重修养，思想纯厚，考虑周详，仁慈博爱，扶危救难，讲求和谐，天下人称他们为‘八元’。上述十六人之族，美德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良好的家风传颂于世。到了尧主政天下的年代，尧没有用他们为官。后来舜成为了尧的臣子，举荐‘八恺’为地官，为各类国家活动制定规章制度，使各种事务都能有条不紊地推进，以至于地平天成，达到了天、地、人的和谐；又举荐‘八元’主持文教工作，天下人从此知道父亲应该以义教育子女、母亲以慈爱抚养子女、兄长以友爱对待弟弟、弟弟则以恭顺对待兄长、儿子以孝顺侍奉父母，社会因此和睦安定。“上古时期，帝鸿氏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对于有德之士避而不见，对于乱臣贼子则收藏隐匿，给予庇护，他行为乖张，性情凶残，天下人称之为‘浑沌’；少嗥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丝毫不讲信义，为人不忠不敬，喜欢用拐弯抹角的辞令掩饰其恶行，天下人称之为‘穷奇’；颛顼氏也有一个不肖之子，此人难以教化，教育他吧，他有逆反心理，不教他吧，他变本加厉，可谓油盐不进，天下人称之为‘梼杌’。这三人之族，世世代代以恶相传，名声越来越坏，到了尧的年代，尧也拿他们没办法。缙云氏也有个不肖之子，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聚敛财物，从来不照顾孤寡之人，更不会救济穷人，天下人称之为‘饕餮’，与上述三族共称为‘四凶’。舜成为尧的臣子后，礼贤下士，将四凶族流放到四方蛮荒之地，让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妖怪。尧死之后，天下稳定，同心同德，拥戴舜为天子，就是因为舜能够举贤避邪。所以《虞历数舜的功劳，说他推行五种伦常，制定百种规章，赶走凶恶之人。“舜起用八恺八元，铲除四凶，有大功二十件，所以能为天子。现今季孙行父虽然没有推荐一个贤人，但是替您去除一个恶人，相对于舜的功劳来说，也有二十分之一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可以免于处罚了吧！”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古的传说之中，有“五帝”之说，即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帝喾（高辛氏，黄帝曾孙）、尧（放勋氏，喾之子）、舜（名重华，颛顼后裔）。其中帝喾虽为黄帝曾孙，却并非颛顼之子，而是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孙子。所以五帝并非父子相承，而是在黄帝这一共同的祖先下族内传承。按照这一记载，所谓八恺八元四凶，也都是黄帝的后人。但后世之人对于八恺八元四凶的传说，基本上持怀疑的态度。而大史克讲了那么一大通，落脚点不过是最后一段话，将季孙行父与舜相提并论，把鲁宣公说得目瞪口呆，对于季孙行父自作主张的行为，哪里还敢说个不字。【扮猪吃老虎的楚庄王】现在可以说说楚庄王了。楚庄王继承王位的时候，楚国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给我爷爷奶奶看，燕京的单子都是英文嘛，老人也不懂，这得交几百，这得交几百，多少多少，老人一看数，给你钱吧，“啊，给钱，啊，给钱。”我爸揣起钱就跑了，给我妈交一份学费嘛，因为让他掏钱他也没那么多钱，交了我妈的学费他俩还能吃喝玩乐了呗。方虹与定宜庄在和敬公主府(吕志初摄于2016年)听我四叔说的啊，说你爸真是拿钱不当钱，拿东西不当东西。有时候从学校回家，什么不顺气儿，或者跟我爷爷说话不对付了，就跟我爷爷吵架，家里的多宝格摆的都是好东西，瓷器什么，我爸噼里啪啦一扔一。我四叔说，那好多都是宫里给的，现在看也是价值连城，全让你爸了，完了当当当，穿上大皮靴摔门走了，用人都收拾干净了，从库房拿出来再摆上一拨儿，下回来了没准还得砸。说你爸真是，谁也不敢惹他。想什么什么，想撕什么撕什么。什么都不当事儿，他不管，走啦。他觉得这种生活就是习以为常，没有什么心疼不心疼，什么东西珍贵不珍贵，现在一说是文物，什么多少万，几十万，上百万，我爸脑子里根本没这概念。他后来生活也是这样，从来不说花钱不花钱，东西不东西，就是特别随意的那种。苦也不说苦，好也不说好，也不是追求享受，就是那种状态，从来不在那种事情上计较，就没这概念，心疼钱哪，得挣钱哪，没有这个想法。

2.我爸和我妈：参加革命

定：你爸怎么就会有一种思想，想要去参加革命呢？方：他就是在燕京上学嘛，燕京里当时就有一种接受新东西的意识，追求民主啊这个那个。我爸呢，那会儿在燕京也是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个是人长得非常帅，一个是学习也非常好，要不干嘛当学生会主席呢。他参加革命一方面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越是这种家里有钱有地位的，越觉得许多东西需要批判需要抛弃，觉得有些新鲜东西是可以接受的。参加革命不完全是说要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不是那种样子。所以我妈就认为他不是特彻底的革命，只是追求一种新思想。我妈呢，比较地爱招事，她在中国大学学法律，当时跟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她俩来往密切，一块儿参加这运动那运动，还特有正义感。注360其实我爸是个好学生。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说是我妈把我爸给带坏了。可是呢，如果我妈不把我爸带出来，解放后那就完全身份不同啦，也是好事也是坏事。定：还是应该算好事(笑)。方：我爸参加学生运动搞这搞那，通缉是北京市前三名。当时国民党市党部来找，因为我爷爷不是伪国大代表嘛，就找他谈话，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不要再干这个了，说他儿子是受别人影响，不是自己要怎么怎么着，说你应该保你的儿子。定：那你爷爷什么态度？方：我爷爷就说我妈，说我爸是受我妈影响，他说我儿子是好人。我爷爷就认为我爸是受了学潮啊学这学那的，是上学弄坏了。我三叔就没出去上大学，三叔就是后来在家嘛，三叔英文很不错，后来解放他就教英文嘛。他们老包家就认为是我妈煽呼的。定：你爸从燕京跑了你们家人也不知道是吧？方：通缉以后我爸就离开燕京，就跑到我妈家来了，他不敢在他自己家待着啊。后来是从我妈家走的。而且他必须得走，他们同时要走的有两个人，当时选择几个地方，我爸是想去香港，那个人也要去香港，说一块儿去，我妈坚持说你不能去香港，你要去就去解放区，你必须去解放区，我妈那是彻底革命者，我爸后来听了她的。果不其然，那个去香港的半路被敌人围住，追到跟前儿，后来自杀了，我爸就顺利到了解放区。后来去了华北大学，一直到解放吧，解放后到人大了。在人大还算顺风顺水吧，结果后来我妈老是说：“你爸爸，关键时刻我救他好多次！”(笑)定：这是哪年？还没你呢？方：1948年吧，就是我要出生还没出生那个阶段。定：你爸走了你妈留到这儿生的你？方：对对。我爸走的时候一人走的，后来我妈也去了，把我扔到我姥姥家了。去的正定嘛。那会儿不是说革命嘛，参加革命嘛，当时他们俩结婚哪，(我爷爷)给了他们两间房子，一间房子是全套硬木的家具，都是镶着螺钿的那种，还有一间屋子是全套的西式家具，特漂亮，沙发都挺好的。当时要走嘛，要去解放区，后来怎么去的，去是没去，我没听清楚，反正两间屋子的家具都清出去：“我不要了！”换了两根派克钢笔，跑了。我当时小，我想哎哟这俩傻子，当然派克钢笔也比较值钱，我们小学生也有钢笔，两支钢笔管个屁用！定：嗨，其实后来那两间屋子也保不住。(笑)方：生活也是很难说的事儿，也没准因为这个人家整你啊抄你啊什么的，反正就是生活的变迁特别大。定：正好那个时代嘛。方：我妈跟我爸怎么认识的？其实呢，两家有亲戚间接认识的关系，就是有人给我爸介绍对象，介绍的是我妈妈的表妹，结果没人陪，让我妈陪着，说上北海冰场，有钱人嘛滑冰嘛，打扮得漂漂亮亮上冰场，我妈滑得也挺棒的，我妈是陪着的，跟着这表妹后头，完了我爸瞧上我妈了，滑冰时就追着我妈，我妈就觉得这事有点不像话，就躲着，你越躲我越追你，我爸就使劲追我妈，我妈觉得不合适，就说你再追我我跑了，我爸说你要上外地我就跟着你上外地，那怎么跑啊，她跑不了了，他俩最后终于就成了，那个表妹把我妈恨透了，说我妈抢行(争爱)，我妈说这我才叫冤呢，我还不愿意呢。他们俩这么认识的……定：你妈他们的家世呢？方：我妈不是满族人么，我姥爷是“庚子赔款”后到法国去学的医，回来以后在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工作。我妈妈的姑姑，就是我姥爷的妹妹吧，嫁给了川岛芳子的哥哥。定：那是肃王家的，姓宪。他们家三十多个孩子。方：详细的我就没问，我就听我妈唠叨，说我姑姑没生孩子，我妈妈和我妈妈的姐姐，就是我的姨吧，从小就搁到他们家，解闷儿呗，在他们家长大，后来我妈妈的姑姑去世他们回来的。财产就都四散了。小孩儿还挺有心眼的，我妈说了，姑夫是十三间房的库房，全都是宫里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从宫里)拿的，就是亲戚谁出嫁，谁的什么礼，给你送几箱东西来，留着吧，搁库房也不用老摆着。我爸他们不也是么，你了，了没用了，倒了扔了，那就再摆吧，是那样子。我问我妈说，后来那些金银财宝都哪儿去了？我妈说嗨，没有子女，财产全散了。定：你妈他们家住在哪儿？方：解放以后就住在东单那边，解放前说住过好几个地方，开始啊有自己的一个院子，也不是那种豪宅，反正自己有一个院子。后来我姥爷跟我姥姥上外地干吗去了，就留着一个人看家，当时不是日本占北京嘛，日本人一枪把他打死了，打死了这院里就没有人了，家就让别人占了。我姥爷姥姥再回北京，没有地方了，说就有一个看家的，我妈的大伯父，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要不他们特恨日本人呢。定：你妈他们家姓什么？方：姓南，东南西北的南。可是我姥爷，记得家里当时挂牌子写的是锐，锐宅。满族人怎么……定：满族人就这样，一代一姓。方：我妈就是满族人。我姥爷是满族人，我姥姥是蒙(古)族人，满蒙一家么，满蒙是分不开的。我对家族的历史吧，人往我耳朵里灌我就记着点儿，不往里灌就不知道。定：你妈妈应该说是你爸爸的福星。方：是呀，可是我妈妈有一个特大的缺点，我妈嘴特厉害，她不是学法律的嘛，我爸说一句我妈能说出一百句来。等于他们俩对话没有一个平等的平台。我爸在自己家里也是说一不二的，结果在这儿没说话的份儿，所以他俩在家就斗嘴，我在那屋看书，他俩人就在那屋斗，喳喳喳，喳喳喳，好不容易我爸不出声儿了，不说了，不说了成不成？我妈突然就想起什么了，又开始说，又开始，又仨钟头。我爸能讲课，也能说吧，我妈是更能说。其实也净是搅理儿的事，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就那么搅和，搅搅搅。我说小时候没人理我，别看我家就仨人，没有兄弟姐妹，那俩成天就喳喳喳，没完没了。根本闹不到一块儿去，一点生活的具体内容都没有，就是从早吵到晚。拿到挺好的戏票，说去不去？去，走，完了穿好衣服要走，又出新茬儿了，“啪”把那衣服扔那儿，不去了，就还吵，真邪性了！为什么包义、姑姑他们虽然对我爸是怕，对我妈可能会有点意见，觉得大哥我们是没辙，大嫂你，好像不教大哥好似的，又老跟大哥吵，家里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哥，能光宗耀祖的，你还老拆他，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定：你妈不也是老革命吗？方：我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完了之后先在故宫，后来调到一个中学做老师。我妈在城里，我爸在城外，我妈呢，就是说：“你要是在人大附中跟着你爸，学少爷小姐作风，你绝对成不了才”，“你绝对不会成长成一个有用的人”，就非得给我转走，我初二第二学期就走了。我爸跟我妈那个情况，包安也说，其实他挺后悔的，年轻气盛嘛，她说一百句你让她说去不就得了嘛，其实我妈对我爸照顾是最周到最好的，是特上心的那种。我爸后来的婚姻也不顺，所以挺后悔。可是我爸就说：“后悔有什么用啊”，就过去了。他当着我面不诉苦，就说现在生活我能忍着，就跟我说：“我要是不在了，这家你别来”，不诉苦也不说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对家里头也是一样。我爷爷从内蒙来也是，我妈对我爷爷挺好的，当时解放以后，他岁数又大了，当然不如解放前那么神气了，妈妈挺心疼爷爷，我爸不爱搭理他。

3.我爸：在人民大学

方：我爸从来不诉苦，跟我也老是呵呵呵。我爸第一不谈过去，第二也没有什么情绪不情绪的，成天谈笑风生，高兴着呢，因为什么呢？讲课也好，工资也高，人家也捧着他哄着他，就行了。家里的事都是在叔叔姑姑面前说，跟我妈说，跟外边从来不说。可是人大的人都知道，说他是王爷。定：那怎么会不知道，人大的老校址就在你们府的院里头。方：连(张)木生、小风(李零)都说，我们一块儿一聚：“这是公主，这是格格。”吕志初(以下简称吕)：我上初中时我就知道，听木生、小风他们说的。方：我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是什么公主啊，木生说《人大简报》里老说你们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说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就吃得好点儿呗(笑)。定：你爸一直到人大，公子哥儿那劲儿还挺足的？方：对对。当时哲学系还有一个我们叫齐伯伯，齐一注361，后来调社科院了。他俩特好，齐一现在九十多了，自己住海南，要回北京他自己来回跑，他一回北京就找我，一块儿吃饭说话，讲他跟我爸的事。说我们两家跟张作霖都有点关系，说我和你爸特好，我们解放前就有关系，可是我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他俩在一块儿呢，常常吃吃喝喝。他说我干嘛离开人大呀，说实在的我要在人大没准还得受罪，他就是那种公子哥儿。齐一的女儿就说哎呀，你爸是人大最帅的教授，白白瘦瘦的，穿的衣服都特讲究，反正挺讲吃讲穿的。可是讲课特好，口才特好，学生都爱听他的课，他虽然吃喝玩乐，可是讲课一丝不苟。定：我查了一下，人大的逻辑学专业就是他创立的。方：他是北京市逻辑学学会的会长。定：吃喝玩乐是一面，认真劲儿是另一面。方：对对对。人大那个副校长张腾宵，原来是哲学系的一把手，后来调去当副校长，他现在90多岁快100岁了。张腾宵就说我爸，他说我跟方华是好朋友，方华“文化大革命”从来没说过我坏话，说他是好人，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厚道的人，是特别诚恳的人。什么耍奸啊，我爸他没这心思，因为他不需要，他那个家庭环境不需要跟人耍奸。燕京的学历在人大就算很高的了，人又长得帅，大家都挺捧着他，啥都有，啥都很顺利，啥都能做好。我妈说话我爸为什么不爱听？我妈说我爸参加革命叫什么？就是大家哄着你大少爷玩儿，到了人大，大家又是捧着你大少爷玩儿，我爸特生气。我妈老是那种，好话不能好说，就想给我爸泼点冷水，我爸就特别不高兴。人家外头都捧着他，到家老是被泼冷水，他俩就是谁的话都不听，个性特强，我爸就个性特强。定：他那时候是不是在人大也挺有名的？方：那当然啦，都知道。我爸那人就是接受新东西比较快，比较聪明，口才也挺好，人缘也不错。当时我听他们说人大讲课有三个华：胡华，方华，铁华，注362三个台柱子，当时五几年就靠他们，最漂亮的课都是。业务不错，又是年轻气盛，三十多岁提的正教授嘛，五几年不是有苏联专家么，我爸是特受宠的，本来想让他去留苏，后来因为出身不好，结果没去成。我爸是爱去不去，无所谓。可是其实也是一个阴影。定：他还是出身受一点儿影响是吧？他后来一直也就是一个教授而已？方：对对。他在哲学系当过书记呀还是副系主任，反正就是到学校的中层。后来六几年的时候我听他跟我妈说，市委不是从人大调干么，要让我爸去市委宣传部，他跟我妈商量，说我去不去，我妈说：“你别去，你干不了这个，你就讲讲课还行。”他就认为我妈是踩咕他，可是又觉得确实也不想去，后来没去。事实证明我妈的判断又是正确的。我妈总是在几个关键时刻给我爸指出一条生路。她说你不能去，你不是当干部的材料，你当不了。我爸那人不跟人斗心眼儿，你想他一个大少爷，啥都不缺，他能跟人斗心眼儿么。还有一次是要调到北大，是冯定想让他去，又跟我妈说，我妈说那就看你是愿意在人大待着还是愿意上北大了，反正都是哲学系嘛，后来我爸想想，人大待着舒服，你想都熟，上下左右，所以还是没动。看来没动是对的，你换一个地儿，你重新熟悉，人心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清楚。听人们说，我爸六几年差点儿提人大副校长，不过没提又是一个好事儿。我爸始终就没有离开过人大，从华大进城就成立人大嘛。他自己挺满意的，我妈老说他干到这儿就不上进了，也不写点儿东西，你看人家这个出书那个出书的，可我爸不听，你说你的，你说一千遍我也就是这样。反正我把课讲得挺好，而且我在哲学会和逻辑学会也都挺有地位的，是全国知名的，就够了。还要我写一大堆著作？我才不呢！反正高知的各种待遇我爸都享受，其中假期各种演出，不是都得订票么，都订上。同事来聚会来，一扯扯到“出去吃饭呀”，聚会啊宴请啊，享受啊，说说笑笑啊，同事要是打麻将，我爸是必被找去的，弄哪儿去了不知道。你让我闭门读书，我不干这事儿，人说你爸就缺这个，我说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人！(笑)其实在人大，他这个家庭出身，“文革”时人家也没整得他太厉害。“三红”啊，“新人大”啊，注363抢他打他，也没把他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男投诚的事情说明，齐、楚两国互相较劲，楚国实力强横，直接威胁中原，而齐国身处山东，鞭长莫及，使得楚国人掌握了战略优势。靠近楚国的中原各国，均因楚国的直接威胁而摇摆不定，更倾向于投靠楚国。这种倾向，在楚国与周王室发生亲密接触之后，很明显地有了扩大的趋势。既然楚国不是所谓的蛮夷之邦，而且有周天子的支持与承认，投靠楚国和投靠齐国也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公元前653年春天，齐桓公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对外宣称的理由仍是追究郑文公逃离首止会盟的责任，实际上是在与楚国争夺郑国这一战略要地，试图遏制楚国近年来的扩张趋势。对于齐桓公来说，输掉蔡国和许国尤可接受，如果再输掉郑国，则楚成王不只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出中原，更可以将天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到那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恐怕不是他齐桓公，而是楚成王了。因此，他输不起郑国。面对齐国的进攻，郑国大夫孔叔劝郑文公和谈：“俗话说，没有争强好胜之意，屈服于人又有何妨？以郑国现在的情况，想强大又强大不了，俯身事人又于心不甘，高不成，低不就，是亡国的征兆。请您放下架子，向齐侯屈服，以挽救郑国。”郑文公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应付道：“我知道齐侯是为何而来，你不要太着急，我自有应对之策。”孔叔急得直跺脚，“救兵如救火，齐侯可不会等你。”郑文公一直拖到夏天，才拿出他所谓的应对之策：将责任推到申侯身上，把申侯杀了，以取悦齐桓公。当年申侯为了讨好齐桓公而陷害辕涛涂，现在也算是遭到了报应。既然郑文公认错了，又找了申侯当替罪羊，齐桓公如果继续打下去，很有可能将郑国彻底推到楚国那边。因此，他暂时停止了讨伐郑国，转而在宁母召开诸侯大会。与以往的会盟不同的是，管仲这次还搞出了点新意：给与会代表发纪念品。他对齐桓公说：“即使对待郑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我们也还是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做事情不离德和礼，就没人不感念咱们的好处了。”齐桓公深以为然，叫人准备了一批齐国的特产，送给参加会议的诸侯和随行人员。郑文公派了大子华来参加会议。当然，用《左传》的说法，大子华是来“听命于会”，也就是作为列席代表，前来听从齐桓公对郑国的发落的。可想而知，大子华这个差使一点也不风光，甚至带有屈辱性。但是，相对于郑文公的自作聪明，大子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一到宁母，就主动找到齐桓公，要求汇报思想。“郑国之所以背叛齐国，是因为大夫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把持政局所致。如果君侯您替郑国除掉这几个人，我保证郑国将像齐国的内臣一样听命于您，这对您来说，可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呀。”这几句话绝不是郑文公要大子华说的。大子华为什么会这么奴颜婢膝地讨好齐桓公呢？《左传》没有记载，但《史记》上说，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以此推测，大概是与大子华在郑国的大子地位受到威胁有关。显然，他希望借助齐桓公的力量来达到稳定自己地位的目的。回顾郑国的历史，郑庄公天下奸雄，纵横河洛；郑厉公桀骜不驯，狭处求生；郑文公有如墙头草，风吹两面倒；到了大子华，为了讨好强权势力，不惜吃里扒外，陷害自己的大臣。用九斤老太的话说，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齐桓公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在郑国内部扶持自己代理人的绝好机会，便想答应大子华的请求。事情给管仲知道了，当即表示反对，他对齐桓公说：“您本来是以礼义诚信对待诸侯，到头来却又以奸佞欺诈告终，始善终乱，恐怕不太好吧？父子无欺，乃人之常伦，叫做礼义；恪守君命，是为臣的根本，叫做诚信。现在郑大子华跑到您这里来挑拨离间，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也没有尽到为臣的责任，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齐桓公只想着稳定自己的霸主地位，争辩道：“我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现在郑国内部有矛盾，正好让我们钻空子，有什么不好？”“好是好，可您得想想，在郑国这件事上，我们如果以德服人，义正辞严地对其背叛行为进行批评，郑伯若死不悔改，我们再去讨伐他，可谓名正言顺。但倘若中了大子华的圈套，他反倒理直气壮了，还指望他怕我们？我们把诸侯叫到一起来，目的是加强国际合作，提升齐国的威望，如果与大子华为伍，各国的史官会怎么记载这件事？后人会怎么说我们？您最好不要听信大子华的小人之言，这个人身为郑国的大子，却想借重外国势力来砍自己的手脚，必定没有好下场。再说了，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这样的良臣主政，我们就是想离间，也离间不了。”管仲虽然没有直接批评齐桓公，但是在这番话里，很明显听得出他对齐桓公的提醒：“做人要厚道！”齐桓公顺从了管仲的意见，拒绝了大子华的“好意”。这事传到郑文公的耳朵里，引起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他从此不再信任大子华，同时也为九年之后他杀死大子华埋下了伏笔；二是立刻派人跑到齐桓公那里认错，请求重新回到齐桓公领导下的国际大家庭。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这次总算找着了北。同年冬天，齐桓公收获了首止之会的政治成果：周惠王驾崩了。大子郑即位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襄王。由于在当大子的时候，险些被弟弟王子带取而代之，给周襄王的心理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直到即位当了天子，周襄王仍然对自己能不能平安接班表示怀疑。想到齐桓公对自己的照顾，同时也是考虑到齐桓公的实力，他走了一步很稳妥的棋：先不给周惠王正式发丧，而是派使者到齐国，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桓公，请他来主持公道。这事齐桓公当然乐意干。第二年春天，他再一次发出会盟令，在曹国的洮地举行诸侯大会，并请周襄王派人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团结在以天子为核心的王室周围，促进中原各国的合作与发展。郑文公这次可积极了，虽然与会代表的名单上没有他，他还是主动跑到洮地去找齐桓公，要求列席会议。对此，鲁国的史官很不屑地记载：“郑伯乞盟。”有了洮地会盟的成果，周襄王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式向各国发布了周惠王的死讯。公元前651年夏天，齐桓公召集诸侯在葵丘会盟，周襄王派宰孔参加会议，并赐给齐桓公祭肉。前面说过，异姓诸侯分得王室的祭肉，是很高规格的礼遇。只不过在此之前，楚成王已经捷足先登，在周惠王那里获得过祭肉，使得齐桓公这次接受祭肉，有些黯然失色了。但是齐桓公还得装作十分感动的样子，颤颤巍巍就要下拜，宰孔说：“别慌！天子还有交代，伯舅（天子称齐桓公为伯舅）年纪这么大，还为了王室事务操劳，赐加待遇一级，不用下拜。”齐桓公十分感动，泪流满面地说：“天子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哪里敢不下拜呢？”于是在堂下下拜，再登堂接受祭肉。这次大会足足开了两个月。到了秋天，终于形成了纲领性文件，也就是葵丘盟约。据《孟子》记载，葵丘盟约主要有五条内容：第一条，不得废除已立的大子，不得立妾为妻，严惩不孝之子；第二条，尊重人才，加强教育，弘扬美德；第三条，尊老爱幼，不得怠慢各国之间往来的使节和旅人；第四条，不得独断专行，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筑堤拦水，妨害下游国家；不得阻碍诸侯国之间的粮食流通；不得私自分封土地，而不告知各国。这些条款已经颇具现代国际公约的味道了。各国除了签订葵丘盟约，还发表了葵丘宣言：“凡我同盟之人，盟誓之后，言归于好。”葵丘会盟是齐桓公霸业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也可以说是齐桓公一生辉煌的顶点。然而，就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欢呼声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晋献公本来也打算前来参加大会，在路上遇到了提前回国的王室代表宰孔。宰孔听说他要去赴会，撇撇嘴说：“有什么好去的？齐侯这个人根本就不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就喜欢动刀动枪，一下子攻打山戎，一下子又攻打楚国，尽做些得罪人的事。您呐，还是回您的晋国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不要跑来跑去，瞎掺和。”晋献公听了他这番不负责任的话，半路开溜回晋国去了。【晋惠公是个大忽悠】晋献公听了宰孔的话，没有参加葵丘之会，中途回去了。但他始终有些惴惴不安，再加上本来就有病，回国不久，便卧床不起，于当年冬天去世了。去世前，晋献公把大夫荀息召进宫，向他表达了“托孤”的愿望。自从公元前656年大子申生遭陷害自杀，公子重耳、夷吾相继逃亡，骊姬的儿子奚奇便毫无悬念地成为了晋国的大子。而荀息是奚奇的师傅，用后世流行的话来说，也就是“太傅”或者“太子太保”吧。这一年奚奇才十一岁，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君将老而大子尚幼，在那个年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年幼的大子一旦即位为君，很快便会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但守不住君位，而且很难保全性命。当年鲁庄公将大子般委托给季友这样持重可靠的人照顾，尚且被庆父钻了空子，便是典型的案例。毫不夸张地讲，将一个未成年人推上君主的宝座，好比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在朝夕之间。相对明智的君主会选择让自己的兄弟或年龄比较大的儿子即位，同时约定，等年幼的大子长大成人之后，再将君位还给他。就像前面提到过的，宋宣公临死的时候，大子与夷年龄尚幼，他便将君位传给弟弟和，也就是宋穆公，并将与夷交给宋穆公照顾；等到宋穆公将死，果然如约将君位传回给与夷，而且主动安排自己的儿子公子冯出居郑国，以避免出现继承权纠纷。这在当年是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但是，在晋献公家里，这种安排肯定不能获得通过。想想看，骊姬处心积虑将申生、重耳、夷吾这些眼中钉拔去，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让自己的儿子奚奇坐上这把尊贵的电刑椅，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让别人捷足先登呢？当时晋献公躺在病榻上，握着荀息的手，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将奚奇这个幼稚的孩子托付给您，大夫您将如何对待他？”荀息稽首而对：“臣将竭尽全力，为大子奉献自己的忠贞。如果能够济事，是主公您在天之灵保佑；如果无济于事，臣将以死相谢。”这样的回答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怪。尤其是听到荀息说出个“死”字，站在一旁的骊姬心里猛地跳了一下。“什么样的忠贞呢？”晋献公又问道。“但凡对公室有利的事情，臣只要得知，都会尽心去做，就是忠；恭送逝去的主公，服侍现今的君主，均无猜疑，就是贞。”晋国进攻虢国的时候，荀息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看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荀息的脑袋瓜有点进水了。保护奚奇，需要的不是忠贞，而是权谋。听了荀息的回答，晋献公沉默了片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问：“重耳和夷吾怎么样了？”荀息愣了一下，回答说：“两位公子现在国外，想必都过得还好。”他心里暗自感叹，到底是父子情深，弥留之际，还是想到了这两个儿子。晋献公听了，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想再说点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了。荀息没有领会晋献公的意思，骊姬在一旁却领会了：晋献公死后，能够给奚奇造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远在国外的重耳和夷吾啊。晋献公担心的事情比预想中来得还快。他的遗体还停在灵堂里，大夫里克、丕郑就开始谋划迎立公子重耳回国为君的事了。他们找到荀息说：“骊姬为祸公室，陷害已故大子申生，逼迫公子重耳和夷吾流亡国外，众臣早就有看法，现在拥戴三位公子的人将要有所行动，而且有秦国作为外援，您打算怎么办？”看到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策划政变，荀息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悲凉，他木然地说：“那我只有以死保护幼主了。”里克说：“您这又是何苦呢？就算您拼死抵抗，也于事无补，请您顺应天理民心，不要做傻事。”荀息叹道：“我既然答应先君以死护卫幼主，就不会对他三心二意，二位有什么办法让我既履行自己的诺言，又保全自己的性命吗？我也知道公子重耳回国是民心所向，就算我死了，也阻挡不了大势所趋，但我又如何能逃避这件事呢？你们都是有原则的人，品德不比我差。你们长久以来忍辱负重，不肯背叛三位公子，我怎么能够背叛幼主？”从荀息这番话来看，他早知道辅佐奚奇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但他既然接受了晋献公的嘱托，就必须遵照自己的诺言尽心尽力保护奚奇。当时他在晋献公面前说“以死相谢”的时候，心里面想必已经知道这一结果了吧。一个月之后，里克派人在晋献公的灵堂将守孝的奚奇杀死。同在灵堂的骊姬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发生，她想替奚奇挡过那一剑，可是腿还没迈开来，过度的惊吓已经使得她晕厥过去。等她醒过来的时候，只看见闻讯赶来的荀息伏在奚奇的尸体上大哭。当年她处心积虑陷害大子申生，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了。她没有想到，在某些时候，卑鄙也会成为卑鄙者的墓志铭。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诗来形容她也许很合适：“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荀息跪在地上哭了一阵，拔出随身所佩之剑便欲自杀，被旁边的人死死拉住。这时骊姬也回过神来了，她神色凛然地走到荀息跟前，说：“您不能死。”白发苍苍的荀息老泪纵横，不知所措地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女人。“奚奇虽死，但我们还有卓子，请您奉卓子为君。”前面说过，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奚奇，而她的妹妹为晋献公生了卓子。如果立卓子为君的话，骊姬不但从感情上能够接受，在实际操作上也便于控制。但是她至今没有醒悟过来，这样做的后果只是又将一个九岁的小孩推上了电刑椅。荀息听从了骊姬的建议，立卓子为君，并抓紧时间为晋献公举行了葬礼，好尽快为卓子举办即位仪式。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历史重演，里克公然在朝中刺杀了卓子。这次荀息甚至来不及自杀。他挺身而出，与凶手搏斗，也被刺死在朝堂之上。《左传》评价荀息，借用了这样的诗句：“白玉之玷，尚可磨也；其言之玷，不可为也（白玉如果有瑕，还可以磨去；人言如果有瑕，就没办法了）。”后世有人认为，这是在说荀息不能及时劝阻里克、丕郑的行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也有人认为，这是说荀息在接受托孤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晋国人怀念申生和重耳，奚奇如果当上国君，必死无疑，但他没有及时劝谏晋献公让重耳回国来主政，而是唯唯诺诺地接受了托孤，没有尽到进言的义务，结果导致奚奇和卓子的相继死亡，责任重大。我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和当年齐国人杀死公孙无知导致的结果一样，里克杀死奚奇和卓子造成了晋国的权力真空，晋国朝野都盼望一个有能力的君主来主持大局，以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流亡在外的两位公子，重耳和夷吾成为大伙关注的焦点。关于重耳和夷吾，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别。当年晋献公听了二五的馋言，令重耳和夷吾分别镇守蒲城与屈城，又派大司空士蒍为他们分别加高蒲城与屈城的城墙。士蒍监工不力，工人偷懒把柴火棍子塞到泥巴里，工作是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城墙筑得一点也不牢靠。重耳对此不以为意，而夷吾却抓着这件事大做文章，并且告到晋献公那里。晋献公于是命夷吾去责问士蒍，士蒍慢慢地站起来，昂首阔立，像是自言自语道：“我听说，没有丧事而悲伤，忧患必定因悲伤而生；没有战争而筑城，必定为内乱创造条件。现在国家太平，没有战乱，无缘无故加筑城墙，难道是守城将领有逆反之心，故以此防范国君的讨伐？所以，我如果认认真真完成任务，是对国君不忠；放任工人们弄虚作假吧，则是对国君的命令不敬，事情实在很难办啊！”这一番话使得夷吾哑口无言。从夷吾那里出来，士蒍摇着头作了一首诗：“一国三公，吾谁是从（一个国家有三个主人，真是让人无所适从啊）？”后来骊姬陷害大子申生，祸及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派寺人披（宦官，名叫披）带领军队讨伐重耳所在的蒲城，重耳对手下人说：“君父的命令不可抗，谁敢抵抗就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内乱，所以要以这种方式来批评他。又评价说，当初公子归生拿畜生说事，劝阻公子宋，是“仁”的表现；然而没有揭发公子宋的阴谋，反而被迫成为公子宋的同党，是“不武”的表现。所以，公子归生不能达到“仁”的境界而陷入弑君的罪名。郑灵公死后，郑国人准备立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去疾（字子良）为君。公子去疾推辞说：“如果以贤良为标准选择君主，我显然达不到；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我又不及公子坚年长。”于是立郑灵公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坚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襄公。郑襄公既然即位为君，按照当时的习惯，郑穆公的其他儿子被统称为“穆氏之族”。郑襄公上台之后，准备驱逐郑穆公的其他儿子出境，以免他们威胁自己的地位。唯独公子去疾因为曾经让位于他，所以特别开恩，允许公子去疾继续在郑国生活。公子去疾对此坚决反对，说：“穆公的后人都应当留在郑国，这是他老人家的愿望。如果您一定要驱逐他们，就应该一视同仁，单独留下我有什么用？”郑襄公才意识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于是放了兄弟们一马，让他们都留在郑国做大夫。楚庄王的一只乌龟，引起了郑国的政权更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是，他没有心情看郑国的热闹，因为他本人正面临亲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楚国现任令尹斗越椒。前面说过，斗越椒是若敖氏的后人，与楚庄王是同祖同宗。自楚成王年代的斗谷於菟当上楚国的令尹以来，若敖氏基本上垄断了令尹这一职务，成为楚国的令尹专业户。斗越椒的父亲字子良，是子文的弟弟，在楚成王年代担任司马一职。子文对斗越椒这个侄子历来不感冒，甚至可以说是很反感。他曾经劝子良说：“你这个儿子有熊虎的外表和豺狼的声音，最好现在就杀掉他。否则的话，将给我们若敖之族带来灭顶之灾。谚语说，‘狼子野心’，你儿子就是狼，又怎么能够畜养？”子良对于子文的这一番话，将信将疑，慢慢也就忘了。但子文对斗越椒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到了行将就木的时候，还把自己的族人召集起来说：“一旦斗椒当政，你们就赶快逃离楚国，免得受其牵累，大祸临头。”子文越想越不放心，潸然泪下，哀叹道：“就算是鬼，也要求食，难道我们若敖氏之鬼，就要没有饭吃了吗？”鬼靠后人供养。子文这样说，自然是指若敖氏即将灭族，以至于没有后人可以供奉祭祀先祖了。楚庄王年代，子文的儿子斗般担任令尹，斗越椒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斗越椒与蒍贾结成政治同盟，联合起来在楚庄王面前说斗般的坏话，将斗般赶下台，由斗越椒取而代之，蒍贾则升任司马。后来，斗越椒又与蒍贾发生矛盾，于是利用若敖之族的势力，将蒍贾囚禁在轑阳（楚地名），后来又将他杀死。司马是卿一级的大官。斗越椒敢通过家族的势力囚禁和杀死司马，可见其在国内是何等飞扬跋扈，完全没把楚庄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放在眼里。他凭借的是什么？是若敖之族在楚国的地位。自子文以来，若敖之族盘踞在楚国令尹的高位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者，他们的门生旧吏、亲戚朋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根系，牢牢地扎根于楚国，若敖之族已经成为不可一世的政坛哥斯拉。毫不夸张地说，若敖之族跺跺脚，荆楚大地都能感觉到震动。而斗越椒杀死蒍贾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烝野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楚庄王。面对斗越椒的挑战，楚庄王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起兵讨伐，而是妥协。他向斗越椒提出，以三王之子作为人质，送到斗越椒处，换取楚国的和平。所谓三王之子，就是楚文王、楚成王、楚穆王的后人，也是楚国王室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庄王提出将这些人送给斗越椒做人质，打的也是一张亲情牌，希望斗越椒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不要分裂楚国。但是，这一建议被斗越椒拒绝了。他带领大军向郢都前进，并在漳澨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事到如今，楚庄王不打都不行了。他只好率领部队从郢都出发，前去迎战斗越椒。双方相遇于皋浒。从人数上讲，楚庄王的部队占优势。但是，从质量上讲，斗越椒率领的若敖之卒，自古以来就是楚军的精锐，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普通的楚国部队相比，是职业军人与义务兵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斗越椒本人更是文武双全，出得朝堂，下得战场，尤其以善射闻名于世。当时两军对峙，斗越椒艺高人胆大，单车独乘跑出队列，要求楚庄王出来对话。楚庄王早就听过斗越椒的箭术，没有上他的当，远远地躲在射程之外，甘当缩头乌龟。斗越椒在阵前叫骂了一通，也不见有人出来应战，于是认准楚庄王所在的位置，远远地弯弓搭箭，一箭射过来。按照人们的常识判断，斗越椒这一箭无论如何伤不到楚庄王，因为它在半路就会失去劲道，掉在池塘里。楚庄王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他看到斗越椒弯弓搭箭的时候，心里一点也不紧张，等到他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那箭已经“嗖”地一声，射穿了戎车的车辕，牢牢地钉在战鼓的鼓架上。楚庄王冒了一身冷汗。斗越椒一箭不中，又射一箭。这一箭再次射穿车辕，而且将戎车的车篷射穿，不知所终。楚庄王再也受不了了，连忙下令全军撤退，避其锋芒。当天夜里，楚庄王派人在大营中巡视，安慰士兵说：“当年先君楚文王讨伐息国，在息国的大庙中获得三支长箭。斗越椒偷走了其中两支，已经射完了，没什么好怕的了。”这话连楚庄王本人都不太相信，但是对于鼓舞士兵们的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天一早，楚庄王率领全军扑向斗越椒的部队，将斗越椒和他的若敖之卒全部消灭。关于这一战，《左传》的记载可谓简之又简，仅有“（楚庄王）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干巴巴的九个字。但是，在后世人的杜撰中，这一战却是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出现了一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神箭手养由基，与斗越椒两人隔着一条河比赛射箭，结果养由基轻而易举地将斗越椒射死，为楚庄王平息叛乱立下了头功。既然是杜撰，我们姑妄听之罢。值得一提的是，养由基这个人物，在《左传》的记载中，还将多次出现，毕竟不是凭空捏造的人物。通过皋浒之战，楚庄王彻底清除了若敖之族对楚国政局的影响，对稳定楚国内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想当年，子文在临死之前劝自己的族人远离斗越椒，可谓有先见之明。但是，在斗越椒当上令尹之后，若敖之族非但没有逃离楚国，反而助纣为虐，帮助斗越椒囚禁和杀死蒍贾，走上了叛乱和分裂楚国的道路，因此才会有灭族之灾。若敖之族也并未因此完全绝后。斗越椒举兵反叛的时候，若敖有一位后人，名叫克黄，时任楚国的箴尹（官名），被楚庄王派去出使齐国。回来途中，他听到斗越椒反叛和战败的消息。跟随他的人都说，不能再回楚国去了。克黄说：“抛弃君主的使命，这样的人谁敢收留？君主就是天啊，获罪于天，哪里有地方可以逃逸？”于是从容回国复命，然后跑到司法官那里去听候发落。克黄的行为使得楚庄王相当感动，他不禁又想起子文担任令尹期间为楚国所作的重大贡献，说：“如果连子文都无后于楚国，我们又如何能够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建设楚国的美好明天呢？”于是网开一面，让克黄官复原职，并且给他改名为生，生生不息的生。在这之后，一个名叫蒍敖的人登上政治舞台，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蒍敖又被称为孙叔敖。在历史上，“楚庄王加孙叔敖”这对组合的名气，并不亚于“楚成王加子文”组合。【外戚干政：外公政治】公元前608年，在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之后，鲁文公的儿子公子倭终于登上了鲁国君主的宝座，成为了历史上的鲁宣公。春秋时期，子以母贵。儿子的地位取决于母亲的地位，而母亲的地位取决于两点：一是她的娘家的地位，二是她在夫家的受宠程度。而前者往往又决定后者，也就是说，一个女人的娘家地位高，她在夫家自然容易受到尊重和宠爱，这是政治婚姻的本质决定的。母亲的娘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公家。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在一大群同父异母的兄弟中能否脱颖而出，成为家族事业的接班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公的地位与实力。而外公们（有时候是舅舅们），大多也热衷于关心和干涉女婿家的内政，替自己的外孙撑腰打气，帮助他们争权夺利，这就导致了春秋时期独特的政治现象——外公政治。遥想当年，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因为屡次拒绝齐僖公的好意，没有娶齐国公主为妻，结果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外援，继承君位没几天就被自己的弟弟公子突赶下台。而公子突之所以抢夺世子忽的君位，更多则是因为公子突的外公——宋国的权臣雍氏家的主导与谋划。世子忽和公子突兄弟阋墙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外公政治的现实性。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去世。邾文公在生的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齐姜为正室夫人，又娶了晋国的公主晋姬为侧室。齐姜生了嫡长子玃（jué）且，晋姬生了次子捷菑。邾文公死后，邾国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玃且为君。捷菑不服气，跑到晋国外公家求助，要求晋国帮他争夺君位。赵盾为此大会诸侯，动员了兵车八百乘讨伐邾国，要为捷菑讨回公道——这是外公政治的又一典型案例。公子倭本来无权继承君位，他的母亲敬嬴只是鲁文公的小妾，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娘家作为后盾。而且，鲁文公的嫡妻姜氏是齐国的公主，所生的儿子公子恶早就被立为大子。站在外公政治的角度，公子倭与公子恶竞争，毫无胜算。可是，敬嬴是个有心计的女人，早早就搞掂了鲁国的权臣公子遂，获得了公子遂的支持。公子遂跑到齐国，和新上任的齐惠公达成一笔交易，居然使得齐国抛弃了公子恶这位外孙，转而支持非亲非故的公子倭，使得公子遂可以放心大胆地干掉公子恶，将公子倭扶上君位，也算是外公政治中的小概率事件。根据公子遂和齐惠公达成的交易，公元前608年正月，鲁宣公正式即位的当月，就派公子遂为迎亲大臣，前往齐国迎娶齐国公主为妻。先君鲁文公尸骨未寒，便急急忙忙给自己办喜事，鲁宣公此举在当时无疑受到舆论的谴责，后人对此也多持讥讽的态度。但是，如果考虑到这是鲁宣公急于讨好齐惠公，以此换取齐国更大支持的实际举动，倒也无可厚非。毕竟，为了政权稳固，为了国家安全，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也是难免。《春秋》这样记载：“公子遂如齐逆女。”逆就是迎接，女当然是齐国公主。接着又记载：“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至自齐，是当时习惯的语序，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自齐至，从齐国回来之意。为什么去的时候称为“公子遂”，回来的时候称为“遂”呢？《左传》解释，是为了对齐国来的新夫人表示尊重。公子，是当时贵族通常的尊称，舍去公子的称号，则是尊重更为显贵的人。以此为始，齐鲁两国迅速进入一个新的蜜月期。当然，这种蜜月关系并不对等，就像冷战时期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一般不对等。有大量史实为证。同年夏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带着大量财礼访问齐国，请求安排齐鲁两国元首会晤，希望通过会晤这种形式，齐国正式确认鲁宣公政权的合法性——毕竟是通过“弑君”上台的，心里总想着寻求外交承认。齐惠公收了鲁国人的贿赂，倒也不含糊，很快与鲁宣公在平州见面，承认了鲁宣公的诸侯地位。受宠若惊的鲁宣公回国之后，马上又安排公子遂再次访问齐国，专程对齐惠公表示感谢。不过，感谢不是一句话，要拿出实际的东西才行。同年六月，齐国人正式接收了鲁国的济西土地。说句题外话，以土地换承认，是从古至今对自身的合法性没信心的统治者惯用的手段。公元前605年，今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小国，郯国与莒国发生外交纠纷。自认为已经获得国际承认的鲁宣公配合齐惠公，想以大国的身份平息小国的纠纷，要求郯莒两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纷争。没想到，莒国人拒绝了调解。鲁宣公恼羞成怒，派兵进攻莒国，夺取了向城。对此，《左传》冷冷地评价说：“非礼也！”理由是，调停诸侯之间的矛盾，当以礼为之，而不能以乱为之。动用武力就是以乱冶乱，不可能达到解决矛盾、共享太平的目的。其实，鲁宣公并非不知道这些大道理，可是为了在齐惠公面前效犬马之劳，非礼就非礼吧。公元前604年春天，鲁宣公又主动跑到齐国去朝觐齐惠公。这一去就呆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才回到鲁国。之所以住那么久，不是因为齐惠公好客，而是因为齐国的世袭贵族高固看中了鲁国的公主叔姬，要求齐惠公将鲁宣公强行留下来，商讨高固迎娶叔姬的事宜。前面说过，国、高二氏世代为齐国的上卿，最早是周天子派到齐国去监管齐侯的贵族，身份非常显贵。可是，高固再显贵，也不过是卿一级的人物，和诸侯不能平起平坐。在等级观念相当强大的春秋时期，诸侯之女如果嫁给邻国的卿大夫，是相当没面子的事。鲁宣公很难答应齐国人这一无礼的要求。没关系，那就乖乖呆在齐国吧，不打你也不骂你，只要你坐坐冷板凳就行。到了夏天，鲁宣公终于投降，接受了高固的求婚，才被解除软禁，回到鲁国。同年秋天，高固兴高采烈地来到鲁国，迎娶了他的新媳妇叔姬。高固这样做，倒是符合当时的婚礼习俗：诸侯娶老婆，派卿出境迎亲；卿大夫娶老婆，就得自己亲自出马了。三个月后，抱得美人归的高固又带着老婆回娘家行“反马”之礼。所谓反马，也叫返马。春秋时期，卿大夫娶妻，女方乘坐娘家的车马到夫家来。成婚之后三个月，夫家将车留下，而将马送回其娘家，就是反马。据介绍，留车是新媳妇表示谦逊，不敢自认为必定能够得到夫家欢心而长久居住，一旦发生休妻事件，则将乘此车回娘家；而反马则是夫家接受新人，表示不至于发生休妻之事。公元前602年，鲁宣公跟从齐惠公，带兵讨伐山东的莱国。莱国是小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莱国位于齐国之东，而鲁国在齐国之西，莱鲁两国根本不搭界，也没有产生任何外交上的不愉快。因此，鲁国讨伐莱国，完全是为齐国效力。《春秋》记载：“（鲁）公会齐侯伐莱。”《左传》解释，之所以用“会”这个字，是因为齐鲁两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共同利益。但凡出兵，如果有共同利益，就应该用“及”字，没有共同利益则用“会”。由此可见，虽然有叔姬下嫁高固之辱，鲁宣公在齐惠公鞍前马后效力，仍然是积极得很，不敢有丝毫懈怠。鲁宣公这样委曲求全，对于加强齐鲁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保障鲁国的安全，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天下的霸主不是齐国，而是晋国。自鲁宣公即位以来，只顾给齐国人擦鞋，竟然完全把晋国抛到了一边。晋成公上台，他没有前去祝贺，也没有派大夫代表他前去祝贺。这在当时是十分失礼的事。晋国人嘴上不说，心里却有了一个大疙瘩。虽然现在的晋国与晋文公、晋襄公时期相比，国势已经大不如从前，但仍然是一个不容轻视的庞然大物。晋成公即位之后，晋楚之间的争霸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郑国。公元前605年冬天，楚庄王刚刚解决完国内的斗越椒之乱，就派兵攻打郑国，企图将郑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604年冬天，楚军再次入侵郑国，顺便与陈国签订了盟约。晋国则派荀林父为将，带兵救援郑国，同时讨伐陈国。公元前603年冬天，楚军连续第三年进攻郑国，终于迫使郑国臣服，与楚国签订了和平协议。公元前602年，郑国在大夫公子宋的主持下，又与晋国秘密谈判，背弃楚国而投入晋国的怀抱。于是，同年冬天，晋国在黑壤（地名）召开诸侯大会，重温霸主的旧梦。一向不搭理晋国的鲁宣公这次冒冒失失地跑到黑壤，准备在中原各国诸侯面前露露脸。没想到，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鲁宣公一到黑壤，就被晋国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尾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注119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注120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注121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注122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注123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注124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注125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注126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注127“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注128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注129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注130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注131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注132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注13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注134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注135《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注136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注137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注138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注1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注1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注1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注1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注143《爱新觉罗宗谱

在线观看免费人成视频下载研究的君主，在他统治时期，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高级学府——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因靠近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学风最为开放的学术机构，堪比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主持的雅典学院。在学宫中，诸子百家都可以登台演讲，可以互相争辩，不同的声音在这里出现，没有所谓的统一思想，公室也不插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事实上，自齐桓公以后，历代齐国统治者都对稷下学宫采取了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允许学者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学术的独立性，使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滥觞之地。齐威王自幼在稷下学风的熏陶中长大，见识自是不凡。据《史记》记载，齐威王善于弹琴。即位后不久，有一个名叫邹忌的人带着一张古琴前来求见。当时齐威王正在自弹自唱，自得其乐。邹忌在堂下听了一段，也不待宣召，大步走到堂上，击掌称赞齐威王弹得好。对于君臣之间来说，没有比这更无礼的举动了。齐威王勃然大怒，将琴推开，一只手按在剑柄上说：“你只看见寡人弹琴的样子，还没有仔细听，凭什么说寡人弹得好？”邹忌说：“我听您弹琴，大弦庄重温和，小弦高亢清脆，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有如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让人情不自禁叫好。”齐威王不觉莞尔一笑，松开了剑柄，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懂音乐的人。”邹忌说：“何止是懂音乐？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的道理也尽在其中了。”齐威王眉头一皱，心想这个人还真是不识趣，我说你懂点音乐，已经是给你个台阶下了，你却不知进退，大言不惭地在这里胡说八道！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你说说，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跟弹琴有什么关系？”邹忌说：“大弦庄重温和，那是君主的气度不凡；小弦高亢清脆，有如臣下的精明干练；持弦紧而有力，放弦松而有度，象征着国家的政令有张有弛；琴声悠扬和谐，曲折婉转，说明国家政治昌明。治国如同弹琴，事情不同，道理相通。”齐威王听了，点头称善，将他留在朝中参与政事。这件事之后三个月，邹忌被封为相国。稷下学宫中有位名叫淳于髡（kūn）的学者，以善辩而闻名。有一次见到邹忌，便拦住他道：“听说您很善于说话。我有一些愚蠢的想法，能不能跟您说一说？”淳于髡长得矮小，站在邹忌面前，就像一个侏儒。邹忌却不敢有任何轻视，一本正经地说：“我洗耳恭听。”淳于髡说：“一个人，周全则事事如意，不周全则身败名裂，是这样吗？”邹忌说：“是这样。我会牢记您的教导，在国君面前小心谨慎，不失礼数。”淳于髡说：“将猪油涂在车轴上，车轮就转得快，有这么回事吗？”邹忌说：“是的，我会跟同僚搞好关系。”淳于髡说：“把胶涂在弓上，可以黏合弓体，但是不能以此弥合裂缝。”邹忌说：“您说得太对了，我会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从中获得智慧。”淳于髡又说：“狐皮袍子破了个洞，千万不要用狗皮去补。”邹忌说：“有道理，我会谨慎地选拔人才，不让小人有机会混入朝中。”淳于髡说：“大车不经常加以矫正，就不能承载重量；琴瑟如果不时时加以调整，就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邹忌不禁笑了起来，回答道：“感谢您的教诲，我一定会修明法令，加强督察，整顿吏治。”淳于髡没有再说什么，默然退下。回到家门口才对自己的仆人说：“这个人了不得，我给他打了五个哑谜，他回答我就像回声一样快。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名闻天下，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说句题外话，所谓“髡”，是古代的一种刑罚，即将头顶周围一圈头发剃掉以示侮辱。淳于髡出身卑微，家境贫寒，长大后娶不起老婆，只得给人家当了上门女婿，又受过髡刑，却能够在稷下学宫登坛讲学，还敢和当朝相国当面耍花腔，足见当时齐国风气之开放。邹忌得了淳于髡的教诲，果然将整顿官场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不久之后，就发生了“烹阿封即墨”的事件。据说这一年齐威王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召集到临淄进行考核，其中即墨大夫和阿（ē）大夫（阿即今天山东东阿）两人的成绩最特别。即墨大夫名声最差，民主评议得分最低；阿大夫名声最好，民主评议得分最高。到了齐威王总评的时候，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对于即墨大夫——“自从你去即墨，到寡人面前说你坏话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寡人暗地里派人调查，即墨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一派和谐的气氛。由此可见，你没有走上层路线，通过买通寡人的左右来获得好评。”大笔一挥，赏了他封邑一万户。对于阿大夫——“自从你去了阿地，时不时有人说你能干，但是寡人明察暗访，发现阿地的田间长满荒草，老百姓生活困苦。卫国派兵犯境，你竟然隐瞒不报。但是对你的评价却很高，难道你不是买通了寡人的左右来为你说好话？”命人当庭架起一口大油锅，将阿大夫和那些为他说话的人一并投进去给烹了。自此之后，“齐国惧震，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的气象焕然一新。邹忌推荐人才，整顿吏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最高层——齐威王本人。《战国策》中记载了一个有名的故事。邹忌身高八尺有余，体貌俱佳。某天早晨，邹忌对着镜子穿好衣服，左看右看，对自己的仪态十分满意，于是问他老婆：“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老婆说：“当然是您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徐公，是齐国有名的美男子。对于妻子的回答，邹忌又高兴又不自信，于是偷偷问他的小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哟，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漂亮！”小妾说着，在他的脸上捏了一把。这天正好有客人来访，邹忌向客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客人仔细端详了他一阵子，才一本正经地说：“实话实说，徐公比不上您。”后来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人家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更是觉得相差甚远。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榻上想着这件事，突然领悟：“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有求于我。”第二天邹忌上朝，对齐威王说起这件事，说：“我知道自己肯定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地方千里，城池众多。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您是最容易受蒙蔽的啦！”齐威王正色道：“你说得对！”于是下令：大小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责寡人过错的，受上赏；书面劝谏的，受中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批评议论寡人的过失，并能传到寡人的耳朵里的，受下赏。命令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进谏，宫中门庭若市；几个月以后，还不时地有人偶然来进谏；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进谏，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魏惠王便是在听说这件事后，才产生了要到齐国与齐威王一晤的念头的。两国君主会谈结束，在临淄郊外狩猎娱乐。魏惠王突然问了齐威王一个问题：“您有什么宝物吗？”“宝物？”齐威王一下没反应过来。“是啊，像我这样的小国之君，还拥有十颗举世罕有的明珠。”魏惠王说着，示意齐威王看他车盖上缀着的十颗“径寸之珠”（直径达一寸的珠子）。“哦？这十颗珠子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齐威王的好奇心也被勾上来了。“别小看这些珠子。”魏惠王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一到晚上，它们就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足以照亮前后各十二乘车的距离，连火把都用不着。齐国乃东海大国，不会连这样的宝物都没有吧？”“有的，有的。”齐威王微微一笑，说，“只不过我的宝物和您的有所不同。”“那也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啊！”齐威王说：“我的大臣中有一位檀子，派他守南城，楚国不敢东向，泗上十二诸侯（鲁、宋、邹、滕等小国）都来朝觐；有一位盼子，派他守高唐，赵人不敢越过黄河来捕鱼；还有一位黔夫，派他守徐州，燕国和赵国百姓前来投奔的有七千余家；更有一位种首，让他管理治安，齐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人，都是我的宝物，我用他们来照亮齐国千里之地，何止是照亮前后十二乘呢？”魏惠王听了，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他不知道，就在他与齐威王斗宝的时候，有一颗在魏国蒙尘的珍珠，已经被出使大梁的齐国使臣藏在车厢里，正在日夜兼程赶往齐国。田忌赛马公元前355年冬天，一位名不见史册的齐国使臣在大梁的大街上遇到了沿街乞讨的孙膑。两个人用齐地方言交谈了几句，齐国使臣马上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奇人。当他完成使命，启程返回齐国之际，将孙膑装在自己的辎重车内，轻易地逃过了魏国边境的检查。抵达临淄之后，孙膑被安置在将军田忌家里。田忌姓田，自然是齐国公室子弟。不过这位公室子弟近两年混得不太如意，因为他和相国邹忌的关系一直处理不好。当然，这和邹忌整肃官场没有关系。田忌既不是贪官，也不是混蛋，他和邹忌的矛盾纯属私人恩怨。很多时候，关系不和，并不需要解释。第二年春天，孙膑作为田忌的门客，陪同田忌参加了在临淄郊外举行的赛马会。赛马是当时齐国极为流行的贵族活动。比赛规则为：双方各出赛马三匹，分别比三次，三局两胜。齐威王本人也热衷于这项活动，派人搜刮和训练了几匹好马，在赛场上与各位官僚贵胄一较高下。田忌每次与齐威王对赌，都必败无疑。这一次，他毫无悬念地又以三比零的战绩输给了齐威王。但是他很快又回到赛场，要求与齐威王再比一场，而且把赌注加大十倍。齐威王歪着脖子看了他半天，说：“田忌，你这是在向我变相行贿么？”田忌说：“下臣岂敢？即便是行贿，那也是向您身边的大臣行贿，哪有向您行贿的？”齐威王说：“那也不行，你肯定是换了三匹马来再比。而我的马已经跑过一次了，不公平。”田忌说：“马还是刚刚那三匹，不含糊。”齐威王叹了口气，道：“既然你非要这样，那我就只能奉陪了。不过事先说好，回去被老婆骂，可怨不得我。”比赛再度开始。第一局下来，齐威王的马又大胜，甚至比刚刚那场胜得更多，冲线的时候，足足超出田忌的马十个马身。齐威王嘲弄地看了田忌一眼：“不行啊田忌，你的马士气低落，表现比刚才还差啊！”田忌抹了一把额上的汗说：“现在还难言胜负，您等着瞧。”第二局下来，田忌的马却是小胜。齐威王“咦”了一声，道：“有进步啊！”田忌似乎也颇为意外，说：“真有进步啊！”第三局开始了，两个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全场观众也都紧张地看着赛场。只见两匹马开始还齐头并进，难舍难分。跑过一半的路程，田忌的马便领先了，先是一个马头，接着半个马身。齐威王的骑师见状，拼命扬鞭策马，想挽回局面，但是始终差那么一点，眼睁睁看着田忌的马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不对，不对！”齐威王气得跳起来，“田忌你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否则不可能赢寡人。”田忌说：“没有。”齐威王说：“不做手脚，你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加大赌注？你老实说，到底使了什么花招？”田忌说：“真的没有使什么花招。只不过……下臣的门客孙膑给下臣出了一个小小的主意罢了。”“什么主意？”“他把您的马和下臣的马都分为上、中、下三等。第一局以臣之下马对您的上马，所以大输；第二局以臣之上马对您的中马，所以小胜；第三局以臣之中马对您的下马，又是小胜。所以就……嘿嘿！”齐威王愣了半晌，骂道：“好你个田忌，居然在家里藏着这样的能人，不推荐给寡人！马上请他过来，寡人要见见他。”孙膑就这样见到了齐威王。两人见面，嘘寒问暖的话就不赘述了，唯独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孙膑的祖上孙武，原来是齐国田氏的分支，因此孙膑与齐威王也算是同宗关系。齐威王听过孙膑的故事，唏嘘不已，但是又颇感怀疑——那庞涓率领魏军东征西讨，名震天下，被誉为当世之雄，孙膑的才能难道还胜过庞涓？带着这样的疑问，他向孙膑请教了几个军事问题。齐威王首先问：“如果两军对峙，旗鼓相当，且都严阵以待，请问先生该如何破局？”孙膑回答：“可以派小股部队进行骚扰，只许败不许胜，引诱敌军进攻，让敌军暴露出弱点，再集中力量突击。”齐威王一听，有点门道！便又问道：“如果双方力量不对等，有什么原则可循吗？”孙膑说：“有。”齐威王说：“假如是我众敌寡，我强敌弱，该怎么办？”孙膑马上向齐威王作了一个揖，说：“这是明君才会问的问题。优势在自己这边，还小心翼翼地问怎么办，说明您对待战争很慎重，乃国家之福。下臣的祖上孙武子著兵书，第一句便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身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对战争慎之又慎，即便看起来极有把握，也要小心行事，因为国之存亡，往往只在一念之间。”孙膑接着说：“如果是我众敌寡，最好是故意摆出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扰乱敌人的视线，让敌人觉得有机可乘，主动寻战。这样的话，敌人失去警觉，好比鸡蛋碰石头，我军趁机掩杀，可大获全胜。”齐威王又问：“如果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呢？”孙膑说：“那就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严阵以待。”齐威王说：“那么，以一击十，可以做得到吗？”孙膑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可以做得到。”齐威王来了兴趣，又问道：“在先生看来，要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主要取决于什么因素？”这个问题明显和前面的具体问题不同，已经上升到“兵道”的层次，是要考孙膑对战争规律的理解。孙膑很干脆地回答：“恒胜有五。”也就是常胜有五要素——一是统帅全权指挥，二是知道胜负的条件，三是得到士卒的拥护，四是将帅同心协力，五是能够正确判断敌情。话题既然打开，孙膑便不待齐威王发问，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兵多，国富，武器精良，这些都是获胜的有利条件，但并不一定能够获胜，关键还是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自古以来优秀的将领，能够让敌人分兵，也能够让敌人按兵不动，因此即便处于劣势，也可以找到获胜的机会。“地形平坦，则多用战车；地势险阻，则多用骑兵；居高临下，则多备弓弩。没有什么兵种可以横行天下，关键是因地制宜，使用正确的兵种。“正确使用骑兵，可以轻易获得主动。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派骑兵发起冲锋，可以出其不意；敌人已经列阵，派骑兵迂回到敌阵背后，可以攻其不备；敌人溃散之后，骑兵可以自由追击。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骑兵用于战略用途，袭击敌军的粮道，烧毁敌国的桥梁，掠夺敌人的村庄……骑兵的优势在于能离能合，能聚能散，忽然而来，呼啸而去，神鬼莫测。大王如果想富国强兵，一定要优先发展骑兵，方可与诸侯一决高下。“进攻第一，防守第二，被动的防守不如主动的进攻。虽然孙武子将攻城当作世间最艰难的事，但我这个后辈的认识有所不同。近百年来，中原各国都在兴建前所未有的大城，它们人口众多，商贾云集，积聚丰厚，乃兵家必争之地。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攻城作为重点科目，同时加强对攻城器械的研究和开发，切实提高部队的攻城能力。”齐威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聊了一整天。齐威王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百姓都听我的话，该怎么办？”孙膑笑了：“您言必有信，百姓自然服从。”至此，齐威王对孙膑完全信服了。他对孙膑说：“请先生看在同宗的面子上，就留在齐国吧。寡人想拜先生为将军，统领齐国军队。”孙膑指了指自己那双并不存在的脚，又指了指脸上的印记，说：“在下这副尊容，如果担任了将军，岂不是让齐国蒙羞？”“那就请您担任寡人的军师，在幕后出谋划策吧！”齐威王也不强求，很快抛出另一个方案。孙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