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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天香 中文字幕 在线视频十日，李适下诏命令天下所有钱财全部归尚书省下属的金部、仓部掌管，同时撤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位。一个月后杨炎又借着刘晏奏疏不实的罪名，暗中上疏弹劾刘晏，结果李适下令将刘晏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那个时候崔佑甫已经是处于昏迷状态，再无力保护刘晏。史料上没有关于刘晏被贬后对杨炎有什么反击的记载，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其中是杨炎在搞鬼，但是对于杨炎而言，使刘晏被贬只是他报复刘晏的第一步。而终极目的则是置刘晏于死地！崔佑甫在世时，杨炎或许还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崔佑辅去世后，当时朝廷没有人再能制衡杨炎，刘晏终于在不久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两税法的实行让杨炎在朝廷之内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进而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史料记载从崔佑甫病重不能处理政务之时，杨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朝廷首席宰相，开始大权独揽。崔佑甫去世后杨炎更是成为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刘晏虽然已经被外贬，不再对杨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杨炎那狭小的心胸，始终因自己前程曾经差点毁在刘晏手里而耿耿于怀。现在刘晏已经与自己不再是一个档次的对手，杨炎并不认为应该得饶人处且饶人，相反他却认为不能让对手有丝毫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比什么都重要。于是，建中元年（780年）七月，在崔佑甫去世一个半月后，杨炎秘密指示心腹时任荆南节度使的庾准上疏诬告刘晏，说他在忠州致信朱泚请求营救，说了很多泄愤的话，并且诬陷刘晏在忠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抗拒朝廷。杨炎这次之所以将自己隐藏起来，而让庾准充当马前卒，是因为他心中明白如果自己再一次亲自上阵诬告刘晏，很可能会引起皇帝陛下的反感，而忠州正好在荆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之内，相比自己而言，庾准作为刘晏的主管领导，他的话更具可信性。当然，杨炎在这中间并不是只充当一个幕后操纵者，他给自己定位的角色是——证明人。“杨相，你认为庾准的上奏属实吗？”“臣已经派人去调查过了，庾准的上奏确实属实，看来先前刘晏和黎干等人意图谋反的事情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当李适向杨炎求证时，杨炎不慌不忙地说了上述那些话，最终他也没有忘记撩拨起李适先前对自己状告刘晏意图谋反的记忆。话语来去之间，刘晏命运已经决定。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二十七日，李适派出心腹宦官秘密前往忠州，任务是缢杀刘晏。一代理财专家刘晏最终就这样被谗杀，谁也不能否认刘晏的才能，然而这个才学之士却倒在了政治斗争中，倒在了一个气量狭小却位高权重的人手中。分析整个事件，刘晏之所以最终被谗杀，除了杨炎“居功至伟”之外，与当时帝国财政改革的成功后，皇帝李适心态产生微妙的变化也是密不可分的。李适本就是个性情急躁的人，应该说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到了他这里，由于实行了财政改革和两税法，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机，但这仅仅是万里之行迈出了第一步，可是在没有经过什么历练的李适看来，这已经是莫大的成绩了。他的性格和经历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先祖李世民、武则天甚至李隆基那样对国家形势有客观全面冷静的认识，所以刘晏之死表面看是杨炎造成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李适那里。没关系！李适！初继大统的你或许还需要历经千锤百炼，才能如凤凰一样展翅飞翔，现在你最需要做的是通过误杀刘晏这件事来反思自己。这个国家那么大，一个刘晏倒下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刘晏。更何况宰相杨炎的才能比之刘晏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李适或许反思出杀死刘晏是个重大失误，但他却用另一个错误来掩盖这个错误，最终让他丧失了继位初年开创的良好局面。杨炎之死谗杀刘晏最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这让杨炎很是得意，不过他同时也没有想到随着刘晏被杀，很多人开始为这位理财家鸣冤叫屈起来。杨炎本以为很多人嫉妒刘晏的才能，现在刘晏被杀，这些人应该额手相庆才对，然而事实却出乎杨炎的预料，当时很多人纷纷上疏李适为刘晏鸣不平，这其中包括王公贵族，同样也包括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例如，时任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的李正己和魏博节度使田悦就上疏李适，谴责杨炎这种背地里捅刀子的做法，而且李正己和田悦提出了一个让李适很是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刘晏这样的功臣都逃脱不了被杀的命运，那他们这些安史旧部难道会比刘晏的结局还好吗？可以说当时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股谴责杨炎为刘晏鸣冤的行动，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舆论，让皇帝李适和杨炎备感压力。而这也是杨炎从未想到的。杨炎聪慧过人，这不假，但人在极大的压力下，很难再保持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问题，或许是摸不透皇帝陛下的想法，或许是急于表白自己，杨炎在没和皇帝李适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亮明了自己的态度。杨炎派遣自己的心腹分别前往各地，假借宣慰的名义，然后秘密向地方节度使散布说，刘晏以前就想谋反，而且想让先帝立独孤氏为皇后，是皇帝自己讨厌刘晏，才将他杀死。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本就性情急躁的皇帝彻底愤怒了！现在舆论矛头全都指向我，老子没说什么心甘情愿地顶着压力，你杨炎凭什么干这种念完经打和尚的勾当？据《资治通鉴》记载，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适和杨炎的蜜月期终于结束。李适心中有了杀掉杨炎的想法，只是藏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上闻恶之，由是有诛炎之志，隐而未发）。不过李适虽然没有发作，但他还是变相地给予杨炎警告，那就是将杨炎调任为中书侍郎，虽然杨炎的宰相之位依然保留，但显然李适的潜台词是杨炎已经不再是宰相班子的专有人选。对于李适而言，能够保持如此的克制冷静已经实属不易。换句话说，杨炎已经在鬼门关前免费旅游了一趟，只是他还能买到返程的车票。对于皇帝陛下的警告，以杨炎的精明，应该能够读懂，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杨炎似乎并未收敛自己，直到他的克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克星的名字叫卢杞。卢杞，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乃开元年间宰相卢怀慎之孙。父亲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打进长安，卢奕坚守岗位，宁死不屈，最终被叛军杀害。作为烈士之子，朝廷理所当然地要为卢杞谋个好官位，他历任解褐清道率府兵曹、监察御史、鸿胪丞、殿中侍御史、膳部员外郎等官职。史书记载，卢杞相貌丑陋，面色如蓝，让人看起来十分畏惧，但这个人口才很好，不仅能言善辩，而且说出的话很有感染力，所以深得皇帝李适的赏识，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升任御史大夫，统领京畿观察使。很多人都认为卢杞会继承其祖父的柔和风范以及父亲的刚正不阿，但事实上卢杞和他的祖父、父亲在人品上相去甚远，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对于卢杞的人品，当时郭子仪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郭子仪每次接见宾客，姬妾都跟在身边，唯独接见卢杞时，郭子仪屏退所有的侍妾，当时郭子仪的家人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郭子仪给出的答案是：卢杞面貌丑陋，妇道人家看见了会忍不住嘲笑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一定会记仇，将来有朝一日他得了志，咱们郭家就没有一个能活命的了。事实证明，郭子仪不仅能看穿卢杞的本质，同样他也很准确地预测到了卢杞定会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十六日，在升任御史大夫几天后，卢杞再次被李适提拔，升任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成功进入宰相班子。和杨炎比起来，卢杞无论从外在形象上，还是内在学问上，都与杨炎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杨炎经常有意无意地轻视卢杞，这让卢杞的心中很是不爽，而卢杞恰恰是和杨炎同一类的人物，那就是心胸狭小，不过卢杞却比杨炎更加阴险狡猾，正像郭子仪评价的那样，凡是对卢杞稍有不从的人，他肯定会置人于死地。现在皇帝李适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而杨炎又得罪了有仇必报的卢杞，杨炎的前程已经笼罩了一层阴云，但是杨炎的种种行为表明他似乎依然没有警觉。这其中最能证明杨炎在政治上疏忽大意的便是梁崇义反叛事件。梁崇义本来是襄阳太守来瑱的部下，来瑱被杀后其部将共推梁崇义为帅，梁崇义趁着朝廷无暇顾及自己，在襄、汉地区大肆招兵买马，实力逐渐扩大。一直到李豫即位后，梁崇义的辖区俨然成为地方的割据势力，不仅拥兵数万，而且与田承嗣、李正己等藩镇势力结成同盟，但是在所有的地方割据势力中，梁崇义属于实力较为弱小的。李适继位后曾经多次招抚梁崇义，但梁崇义因为有着田承嗣、李正己这些藩镇大佬的庇护，对朝廷的招抚并不感冒，性情急躁的李适于是开始变脸，准备动用武力讨伐梁崇义。当时朝廷兵力单薄，所以讨伐梁崇义只得依靠其他藩镇势力，在遍观所有藩镇之后，李适选中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所以选中这个人是因为其养父李宝臣庇护梁崇义，而李希烈将其养父驱逐，夺取了他的位置。虽然李希烈驱逐李宝臣是其藩镇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是因为李宝臣庇护梁崇义。但在李适看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决定加封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同时兼任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负责督导诸道军队讨伐梁崇义。李适本来是信心满满，但就在他正要让人起草任命的诏书时，杨炎偏偏不合时宜地站了出来。“陛下！李希烈本是董秦（李宝臣本名）的养子，董秦对他特别信任，以至于无人能和李希烈的地位相比。但李希烈大逆不道竟然驱逐了养父董秦，夺取其权位，这个人凶狠残暴，没有什么功劳而且不守法令，如果他要是讨平了梁崇义，陛下将来如何能够控制住他？”明眼人可以看出，杨炎的话并不是夸大其词，李希烈后来的一系列做法证明，杨炎还是很有预判性的。但这个世界上真话不一定就能够让人接受，尤其对于李适这样性情急躁，想做一件事八匹马都拉不回来的主儿，杨炎的话无异于是一盆冷水浇上头顶。“爱卿的话朕会仔细思考的。”李适想找个台阶糊弄过去，但杨炎却偏偏认死理儿：“依臣看来，陛下绝不能用李希烈讨伐梁崇义，这事关大唐帝国的安危啊！希望陛下三思！”“梁崇义对朝廷大不敬，如果就此纵容他，才事关我大唐的安危！”李适说完后，不等杨炎开口继续争辩，就起身回到后宫。只剩下杨炎站在原地哑口无言。事实上早在杨炎从道州司马的任上重新回归朝廷的时候，在路过襄阳时，他就劝说梁崇义尽早归降朝廷，但梁崇义没有听从。后来杨炎又派心腹李舟前往襄阳劝说梁崇义，结果被严词决绝，李舟连襄阳的城门都没进去，就被梁崇义轰了回来。我们不能否认杨炎在梁崇义事件上所做的努力，但杨炎有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他极力劝说梁崇义这件事，并没跟皇帝李适讲清楚，当时朝廷的人只知道杨炎去过襄阳，具体他和梁崇义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一直到梁崇义抗拒朝廷的招抚，很多人开始怀疑这是杨炎在背后搞鬼。这就是典型的好事儿没有办好！在我看来，杨炎之所以从朝廷第一红人而急速坠落为让皇帝厌恶的人，除了在刘晏事件上，杨炎一脚将李适踹到前台，让李适心生杀机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杨炎并没有看透在官场中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的道理。事实上谗杀刘晏从某种角度而言，是杨炎自毁长城的表现，他的屠刀虽然斩掉了刘晏的头颅，同样也斩断了自己的美好前程，至少在那件事上舆论已经对杨炎颇为不利。属于杨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杨炎却当局者迷，依然无视皇帝李适的警告，还将自己看作皇帝陛下身边不可缺少的人物，这是造成杨炎悲剧结局的内因。更何况还有睚眦必报的卢杞这个外因。很长时间以来，卢杞对于杨炎轻视自己心中早已怨恨不已，只是由于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必须学会隐忍。暂时的忍耐绝不是软弱，而是为了更强地发力，精明的卢杞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而事实证明，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无论对于君子还是小人，这句话都适用。李希烈接受皇帝李适的加封后，开始统领大军讨伐梁崇义，但老天爷偏偏不给力，连日的阴雨天让李希烈的大军受阻，无奈之下李希烈只得下令暂时停止进军，就这样在半路上耽误了将近二十天的时间。消息传到李适那里后，这位急躁的皇帝开始牢骚满腹。当时由于信息传递不发达，李适不知道李希烈停留这么长时间不进军，就是因为天气原因，还是因为内心有什么想法，就在李适无所适从时，卢杞的话让李适瞬间豁然开朗。“陛下！李希烈之所以徘徊不前，依臣看来天气原因不是最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杨炎的缘故啊！陛下想一想，杨炎阻止陛下任用李希烈，李希烈一定会怨恨杨炎，可是现在杨炎依然身居宰相之位，李希烈的心里能痛快吗？陛下何必为了顾及杨炎一时的名位而坏了当前建功的大事，不如暂时罢免了杨炎的宰相之位来换取李希烈的高兴，等讨平了梁崇义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妨害啊！”“爱卿所言极是啊！就依爱卿所说的办吧！”李适丝毫没有犹豫，瞬间就决定了杨炎的命运。建中二年（781年）七月三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的宰相之位，改任尚书左仆射。值得一提的是，自此之后杨炎再也没能回到宰相班子之中。和先前杨炎诬陷刘晏比起来，卢杞整人的手段技高一筹，在和李适的对话中他将自己打扮成一个为国家利益着想的贤者、一个为皇帝陛下分忧的智者，然后利用李适的急躁情绪在无形之中将杨炎踢出了宰相班子。应该说卢杞这一招已经算是狠狠地报复了杨炎，但对于一个视整人为游戏的人来讲，卢杞还没有达到自己最终的目的。杨炎谗杀刘晏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和刘晏同样的道路。而从舆论角度来讲，他比刘晏结局更惨，刘晏死后赢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但杨炎却是被人幸灾乐祸。前边我们大略地分析过导致杨炎由朝廷第一红人急速坠落为千夫所指的内因和外因，但在我看来，导致杨炎最终悲剧结局的导火索是他处理修建家庙事件不当。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杨炎准备在曲江畔修建家庙，就拜托河南尹赵伯惠将自己在东都洛阳的宅院卖掉，但赵伯惠却建议杨炎将宅院卖给自己，结果杨炎同意了。当时地方主管官员购买自己辖地的物产属于变相勒索贿赂，是触犯法律的事情。但很长时间以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不仅仅是杨炎和赵伯惠这么做，很多人都这么做，没有人举报就不会有人真的去管。但这一次到了杨炎和赵伯惠这里，偏偏就有人站出来管这件事。时任御史大夫的严郢就上疏弹劾赵伯惠，说他是买杨炎的宅院是为了从中贪图厚礼，而且杨炎身居高位也不应该纵容赵伯惠这样做。事实上严郢本可以不站出来揭发这件事，而之所以他要站出来，是因为杨炎做宰相的时候，很是讨厌严郢，将他从京兆尹的位置上调到了大理卿的闲职位置上，最后还是得到卢杞的保荐，严郢才当上御史大夫。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严郢站出来揭发这件事情是受了卢杞的指使，但卢杞当时作为首席宰相是最有权处理这件事的，而且从后来的调查结果来看，不能排除卢杞是幕后操纵者。卢杞让大理正田晋依法调查这件事，田晋给出的结果是：按照律令要求，地方官员购买辖地物产从中取利的，按照勒索罪处理，应当撤职。没想到田晋将调查结果报告卢杞后，却让他自己先丢了官，被贬为衡州司马。显然田晋没有领会领导的意图，撤职处理不是卢杞想要的结果，仅仅是撤职，怎么能够小事化大呢？结果卢杞换了其他人重新审理这个案子，得出的结果是：赵伯惠应该被判处绞刑。这下卢杞满意了！不过虽然案子的审理结果达到了卢杞的目的，但在这其中该怎样对待杨炎，这才是卢杞着重思考的问题。法律没有规定在赵伯惠购买宅院这件事情上，杨炎该当什么罪名。换句话说，从法律角度而言，杨炎是无罪的，但卢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被强制的情况，他们也很少被束缚于土地上，或很少完全附属于主人。”同上；又见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度的个案研究》，第237—239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这种协议的一个例证，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5页。?在17世纪初期，主人常常随心所欲的奸淫奴仆家庭的女性成员。有时他们非法地杀害或烧死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4页。?宣德时期（1426—1435）农奴的出现伴随着流民数量的增多。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5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6页。?西村数余区别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奴仆或奴隶：家奴、逃避国家徭役的人、田间劳动者、田庄工头，还有那些投靠富人以事敲诈他人者。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29页；又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8页。?泽恩道弗尔《徽州的奴隶状况》随处可见。明代徽州佃奴往往是宋代佃奴的直系后代。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公元800—1600年中国绅士社会的发展》，第208—212页。?在徽州许多从事耕作的奴仆被派去开垦不易耕作的山地，搬石造田，大多数农民不愿意承担这样繁重的劳作。在营造梯田的过程中，奴仆们也砍伐树木，为他们的主人种植茶叶。这就生产了市场商品，促进了安徽商业的发展。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第5—9页。?章有义：《从吴葆和堂庄仆条规看清代徽州庄仆制度》，第45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19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1—692页。奴仆也为他们的主人经营商业。实际上，一些乡绅家庭往往以选择有经商经验者做代理人的方式投资于商业。这个代理人——他往往自己也拥有财富——作为回报同意“投靠”。虽然这个代理人自愿成为奴仆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抵押或是间接的保证，但是这种委任也给了代理人以逃避徭役的机会和有势力的主家的保护。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可能会妨碍精明的事业家的出现，因为它鼓励了投资者坐吃利润的想法，而且也把管理权交给了相对乡绅的崇高社会地位而言还处于奴隶状态的中间人。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2—24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48页；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6—67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1—269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50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9—20页。有人认为，“纪纲仆”奴仆头目由于他们的实际权力和低下的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他们通过剥削他人和背叛主人来表达这种愤怒。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16—18世纪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第17页。也有人认为，奴仆代理人是一些比自由人更粗暴的管家和更凶残的监工。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3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70—275页；又可参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691页。奴仆制实际上是重叠累积的。有大量事例说明，许多仍然依附于最初的主家的农奴，自己随后也占有了农奴。法律规定，奴仆不允许获得或购买乡绅的身份，但是据知太湖地区的奴仆代理人往往以这种方式获得乡绅身份。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一章中随处可见。?宁化地方志。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50页。?《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4页。根据正德年间（1506—1512）文人们的记载，松江地区的一般情况是大户人家以家长式资格通过契约把土地租给佃户。人们把这理解为相互的扶持。就理想的情况来看，在歉收的年景地主应该救济他们的佃户。这些地主常常住在乡下，亲自征收地租，享受佃户的酒食款待，同时也回赠礼物。到了16世纪后半期许多人记载说，这种传统的合作性保护——依附关系出现了衰退。这些材料记叙了外在地主和佃户之间在日益地互相猜忌和敌对，佃户们合伙拒缴地租。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2—15页；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第272页；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关于“奴变”的性质问题》，第28页。比如，一份1583年的材料表明，直到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乡绅们还是非常俭仆的，老百姓也较为富裕，而在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后，乡绅们越来越富，而老百姓却日益穷困。1599年一份来自山西北部的大同的报告表明，在晚期的上等阶层日益奸诈蛮横，衙门里的胥吏全都在为所欲为，敲诈勒索百姓；父母与儿女之间也越来越缺少孝顺和尊敬。1609年山西太原地区的地方志说，自嘉靖和隆庆（1522—1572）以来，平民百姓变得不安分守己了，不再尊重老人；而且崇尚“左道”的人们大大地增多了。17世纪初期福建的地方志记载说，地主在遥远的地方坐吃地租，关系更为疏远，因此佃户们越来越容易拒交地租了。1619年沾化（在天津南169公里）地方志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后，那个地区世风日下，权贵人家欺压贫弱，土地集中现象极为普遍。根据渭水南岸、西安东面的渭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从16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那里也是世风日下。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150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7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许多材料说，“无赖”们聚集在城镇集市上，晚上又常常和大姓的世仆及衙门胥吏聚众赌博。在17世纪初，在集市进行赌博的情况明显增多。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43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又可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很显然，生活在附近的少量自由农民的存在使得穷苦的奴仆们感到一切都被剥夺了。居密：《主人和奴仆》，第17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367—369页；又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94—95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4—436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1页；肖尔：《中国明代的最后朝廷》，第54页；“铲平王”也有其他写法，傅路德和房兆楹编著的《明代人名辞典》，第1275页。?永新地区地方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6页；又见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246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永新在江西西部的井岗山区。?傅衣凌：《明清农民社会经济》，第130页；森正夫：《16—18世纪的荒政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75页。?同上书，第128页。它与欧洲的粮食骚乱与纳税人抗议活动显然是很相似的。可对比英格兰这类运动的著名研究，见汤普森：《18世纪英国的道德经济思想》。?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30、137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5页。?同上书，第137—141页。?同上书，第124页。?同上书，第136页；又见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7—188页。?同上书，第176—178页；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第223页。?滨岛敦俊：《乡村社会》，第12—13页。一个外住都浙江嘉善会的地主陈龙正在1630年致信另一个乡绅，详细述说了他出借稻米给贫苦农民的方法，并且建议采取相同的慈善做法，以为这个县的公益效力。他还创立了“同善会”，在城市穷苦人中行好事；同时，他要求乡绅服徭役，不要借免役占便宜。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50—5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236—238页。?家族族长也要给穷苦亲属一些好处，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田庄的劳动力来源。如果能使同族的贫民留居乡里而不致流入城市，那么这些管理地主就随时都有劳动力的供应了。这可能会阻碍节省劳力的技术的采纳。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42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八卷，第3页。范文正就是范仲淹，著名的宋代学者和博爱主义者，他认为对公众的施舍救济是儒家绅士的责任，特威切特：《范氏家族》，见于各章。?同上书，第1页。?同上书第一六一卷，第16页。?参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九卷，第9页；又见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75、87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3—24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六一卷，第16页。当一个地区的豪家试图进入邻近地区时，这一地区的联系就会得到加强。比如，在冒襄的家乡，从长江到江阴间的如皋地区，那里贫苦的渔家住在泥沙沉积而成的岛屿上。当地方上的“豪家”想占有这些冲积地时，如皋当地的乡绅、知县和岛上居民都捐出收成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船只和购买武器，进行抵制。同上书第一一五卷，第41页。?这样，在明朝统治的最后30年里，尽管安徽桐城的乡绅免除了一些农民的债务，而且尽力采取救济措施，但是这个富庶地区的乡绅仍然在滥用特权。“以前对地方公益的关心似乎已经消失在狭隘的一己和家族的利益之中了。加之他们对普通百姓日益傲慢的态度，这就足以导致各乡绅家庭及亲属间的相互疏离，并在他们和社会其他人之间形成危险的对抗”。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7—68页。?丁伯格：《贤人与社会》，第132—134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8—181页。?沟口雄三：《东林党人的思想——近代前期中国思想的发展》，第181页。沈定平（音译）相信，晚明时期的阶级冲突在像海瑞和张居正这样的国家官僚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危机感；他也断言，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导致了在租佃关系方面的逐渐变迁，使得地租按照更加有利于种田人的方式得到调整（即变成定额租）。根据沈的看法，如果这种社会危机由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规模起义而得到了加强的话，这种进步是不可改变的。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66页。?狄百瑞：《晚明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第175—176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237—239、1632—163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43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578页。?1638年1000枚纯铜钱值9两银子；1640年它们只值银5两；1646年兑换率上升到17两银子换1000铜钱。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0页。?原棉的正常价格是每担棉值银3两到4两。在这个时期原棉价格降到每担只卖0.5到0.6两银子。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19页。?洪武时期（1368—1399）稻米的平均价格是一担值银0.46唡。永历时期，价格开始下降，在1460年到1490年之间降到每担0.44两。在15世纪的最后10年的对朝战争期间，通货膨胀开始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米价稳步上升，达到每担白银0.927两。到30年代，米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平均每担米为1.159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9—165页。据统计，从湖广到江南船运稻米的价格是它原价的两倍。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第482页。?转引自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3页；又见埃尔文：《均衡技巧》，第169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1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90—191页，及其《嘉定忠君》，第202—203页。?艾维四：《论白银、外贸和明末经济》，第21页。顾大任在广东任按察使，后来退休回到苏州。他的传记描写了当时这个城市的情形：“十四年，苏州大疫，饥馑载道，顾倾囊赈济，赖活甚多，家竟中落，仅存一屋，青苔满壁。”1644年顾大任曾经两次想自杀，每次都被其仆人劝阻了。两年后他得了中风，开始吐血，死前大呼：“皇帝，臣来也。”气绝而亡。钱咏：《履园丛话》，第121—122页。上海被叫做“小苏州”，因为它是过往商人的一个重要聚集地，而且也因为它的庞大人口。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6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那个春天白米卖到了每担5两银子。一些官员建议当地的乡绅开设粥铺，但是许多人在来此之前就死在了路边。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14页；科尔森生动地描述了其他社会类似的情况，在那些地方，农民或是由于缺乏工具与知识，或是种惯了能换钱的作物，已经不能再从事基本农作物的种植了。科尔森：《丰年与荒年》，第11页。?艾维四：《陈子龙》，第113—114页。?埃尔文：《近代以前中国纺织工业技术的经济面面观》，第41页。?《罗马基督教社区档案》，日本，第122号（对开本第204—242页），第213—214页（材料由小韦尔斯提供）。在此之前，由一名佛教徒为首的一个地方教派在乡村地区招收了大量信徒，而这个地方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也是上海附近地区最多的。当地官员对基督教徒和当地教派同时加以查讯，释放了前者，对后者却加以鞭笞。见上书，第212—213页。据报告说，在1650年，上海的基督教人口总数已达1.8—2万人。邓恩：《一代伟人》，第308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246页。可能因为17世纪50年代在湖北和河南也发生了“奴变”，使得农奴和奴婢赎回自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到18世纪初，特别是1685年以后，大多数农奴契约由没有公证的“白契”变成了有公证的“红契”或“印契”。前者被认为是暂时的契约，而后者则规定了长期的义务。清初期和中期的法律条文规定，穷困潦倒的百姓可以签订“白契”，如果他们后来攒够了钱，他们就可以用从良妓女的那种方式“赎身”。到雍正时期，“红契”不再使用。不过雍正时期所谓的废奴被历史学家们过分地强调了。许多史料不仅表明，在18世纪40年代江苏等地，仍然存在着变卖儿童给富户人家、平民因与农奴结婚（这被叫做“招配”）或是因为“投靠”而变成农奴的情况，而且还表明，各地司法机关支持地主惩罚农奴，并禁止奴婢反抗主人。在18世纪还有许多奴仆在争吵中杀死主人的事例。韦庆远、吴其雁、鲁肃：《清代奴婢制度》，第7、23—27、34、45、52—53页；又见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0页；沃特森：《人口买卖》，第223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0页。?宋乞任命了12个武装起来的奴仆伙伴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淑勒贝勒。从1607年到1616年，他被称作淑勒昆都仑汗。到1615年，随着其雄心与成就的不断扩大，他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更好的权力标志，以便最终高居于他从未真正信任过的其他部落首领和自己的子侄之上。他在曾经统治过中原的本族祖先的历史中找到了这一新权力的依据。满族是通古斯人的后裔。通古斯人曾建立金朝（1115—1234），将宋朝赶到南方，而统治了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当时，金朝统治者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汗，不过是众多部落首领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因此，要实现建立帝国的野心，就必须仿效南宋制度，努力创造一种等级更为森严的君主权威形式，以便削弱其他部落首领的竞争力。如今，谋士额尔德尼——可能也是明朝的境外居民——又一再向努尔哈赤进言：1612、1614和1615年多次出现于夜空的虹光，都是天命将移的预兆。于是，努尔哈赤于1616年宣布建立后金王朝，向着征服天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努尔哈赤创立金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明朝已持完全敌对的态度。然而明朝早在他于建州、海西一带称汗之时，便已警惕起来了。曾于1608—1611年间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很快就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并于1609年建议朝廷同这个潜在的敌人进行谈判，以便争取时间加强东北防务。但熊廷弼因主张不得已时可对努尔哈赤作出暂时让步，而使自己陷入了与朝中“言官”对立的极大危险之中。后者认为，这一主张带有怯懦、绥靖的味道，只会鼓励而不能阻止努尔哈赤的入侵。两年后，熊廷弼被弹劾，调离辽东，努尔哈赤征服天下的势头则在继续发展。明朝非但没有同努尔哈赤谈判，还关闭了与满族的边市贸易；1613年，叶赫受到威胁时，明广宁总兵张承荫又出兵援助叶赫，要求努尔哈赤放弃攻打叶赫的企图。也许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也许是由于明朝对叶赫的庇护，1618年，努尔哈赤决心进军辽东，直接与明军对抗。这年5月7日，努尔哈赤列述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次日便率领1万军队直扑抚顺。

吞并辽东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西距后来的盛京（沈阳）约10公里，是重要的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明朝将领是游击李永芳。在明与后金破裂前，他曾见过努尔哈赤。5月9日，努尔哈赤率军抵达抚顺城下，遣使致书李永芳说：“因尔明国，兵助叶赫，故来征之。”扬言若不投降就攻城。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汝乎？倘中则必死矣。力既不支，虽战死亦无益。若出降，吾兵亦不入城，汝所属军民皆得保全。假使吾兵攻入城中，老幼必惊散，尔之禄位亦卑薄矣。反之，若举城纳降，努尔哈赤便禁止部下虏掠城中官员军民及其亲属为奴，也不要求李永芳及其部众改变汉族习俗，甚至可以不行满族剃发之俗。若不战而降，必不扰尔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况尔乃多识见人也。不特汝然，纵至微之人，犹超拔之，结为婚姻，岂有不超升尔职，与吾一等大臣相齐之理乎？金兵只发动了一次进攻，李永芳便率所属千余户出降了，其中包括秀才范文程等一批辽东士大夫。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员明朝游击率所属军民将抚顺城献给了女真人。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金国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及参加1627年征伐朝鲜战役的殊荣。1634年，李永芳以三等子爵卒。其后，他的九个儿子又继续为清朝效力。抚顺陷落了，派去的援军也被击溃了，这对明朝真是莫大的耻辱。万历皇帝的大臣们为了挽回败局，起用了老将杨镐。此人以前的作战经历大体胜负参半。1598年，他在朝鲜大败丰臣秀吉，但不久以后，他的4万人马又被丰臣秀吉打得落花流水。尔后，杨镐一度失宠。1610年被召回，授辽东经略。他的上述经历，加上张承荫被革职，导致了朝廷再次将他起用，授以兵部侍郎之职，令其指挥辽东明军，抵御后金，收复失地。杨镐组织的战役也以惨败告终。1619年4月5日，明朝四路大军集结于沈阳，号称47万，实际只有约9万人。按计划，各路军队分头出动，10天后应在赫图阿拉（兴京）会合。但各路将领都没按预定时间到达。4月14日，杜松部提前一天抵达赫图阿拉，在萨尔浒一带被金军歼灭。第二天，马林部在尚间崖被击溃；4月17日，刘綎部及朝鲜援军也在布达里冈遭受重创。杨镐闻讯后，急忙率部撤回沈阳，才未受损失。这次战役，明军至少损失了4.5万人。自称公正无私的东林党领袖高攀龙，怀疑杨镐与努尔哈赤暗中勾结。于是，杨镐被劾革职，下狱处死。这时，朝廷似乎已无计可施，遂再次寄希望于熊廷弼，让他出任辽东经略。而熊廷弼则再次体验了左右为难的苦恼：一方面，辽东防线软弱无力；另一方面，朝廷的催促又急如星火。整饬防务需要时间和经费，而朝廷既无充分耐心，也无足够的财力来完成这项任务。由于受到朝中一些政治派系的攻击，以及1619年7月26日和9月3日开原、铁岭相继失陷，熊廷弼又被撤职，取而代之的是袁应泰。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看上去似乎坚不可摧的沈阳，在城内蒙古人的策应下，被金军攻破了。接着，1621年5月11日，袁应泰遣军出辽阳，随即被歼。两天后，辽阳便陷落了。袁应泰全身披挂，自杀而死。至该年夏初，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了。后金吞并辽东后，又有许多汉人投入了努尔哈赤的怀抱，熊廷弼的好友马与进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马氏原籍山东蓬莱，明朝后期，马氏的一支到辽阳作官，从此便定居在辽阳了。该家族可考的最早祖先是马重德。他曾在江南作明朝的地方官，并因公正廉洁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奉为当地神灵。作为明朝的将领，马与进也战功赫赫。1621年金军入侵时，他又积极投入了辽东保卫战。他的声誉确实很好，以至当其防区惨遭金兵蹂躏时，人们竟纷纷传说他已英勇战死。其妻赵氏在辽阳听到这一传说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大明王朝的无限忠诚，竟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并率先怀抱孙女投入井中。然而，马与进并没有英勇地战死，而是向敌军投降了。其子马鸣佩，数年后成了清朝驻南京的总督。努尔哈赤占领辽东的计划，不是没有遭到过一些女真贵族的反对。按照努尔哈赤1613年讨伐乌拉时所采取的步骤，应先对城寨周围的村落进行有计划的劫掠，使敌人无处觅食，进而将其击溃。这完全符合部落首领们的意愿，因为他们能分享奴隶、牲畜、粮草、钱财等战利品。当敌人的村落被劫掠一空，城寨也被洗劫之后，各旗贝勒便可率众返回远在东部山区的气候寒冷、牧草充裕的家乡了。而现在，努尔哈赤却打算带领他们久驻西部平原，并一个接一个地修建新的都城，不断向辽西汉族地区逼进。1619年，努尔哈赤下令于界藩修建宫室，为继续西进作准备。尽管努尔哈赤对众贝勒说，汉族地区照样可以放牧和狩猎，但他们仍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牧场和军事上的独立性。1619年9月，他们又跟随努尔哈赤离开界藩，渡过浑河，到达了萨尔浒，但反对他迁都辽阳的主张；努尔哈赤被迫惩罚了其中最不顺服的阿敏。1621年底，金军完全占领了辽东，努尔哈赤遂将都城迁到了辽阳。后金对辽东的吞并，导致了熊廷弼最后一次被起用。但他的谨慎态度又一次与急进派发生了冲突。在侯震旸（侯峒曾之父）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熊廷弼同朝中宠臣、广宁巡抚王化贞进行了斗争。王化贞提出了一套精心设计的方案，主张沿辽河左岸设营，分兵屯戍，再雇用40万蒙古兵，并征募朝鲜援军，从侧翼攻击金军，从而一举收复失地。尽管熊廷弼坚持认为该计划过于冒险，但它在朝中仍获得了极大支持。1622年初，正当双方在朝中争吵不休之时，后金军队又一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们将越过辽河，直插明朝的屯田区。

满汉种族冲突

可能是出于建立帝国的雄心，努尔哈赤自吞并辽东后，便极力争取汉人的支持；他还向辽西的汉族人民明确宣布，若接受其统治，便可得到粮食和布匹。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作。他还利用辽西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的不满，进行煽动。昔尔等明国富人，广占田地，雇人耕作，食之不尽，将谷出卖。贫困之人，无田无谷，买而食之，钱财尽后，则行求乞。与其令富人粮谷烂于仓中，财货山积而无用，何若揭杆而起。百姓闻风，必群起响应，后世遂得富足矣。最后，他向广宁等辽西城镇的军民许诺，若出城投降，便严禁手下将士抢劫、偷窃汉人财物，及离散汉人妻小亲属。1622年2月10日至3月11日，努尔哈赤挥师渡过辽河。明将鲍承先率军出广宁阻击，结果大败，只身逃脱。留守广宁的王化贞，放弃了全部进攻计划，退至大凌河，将广宁丢给了游击孙得功（辽东人）。努尔哈赤兵临广宁，孙得功立即献城投降；随后，鲍承先也投降了。两人都被拜为副将，为努尔哈赤效力，鲍承先还负责给其他明军将领写信，劝其归降。王化贞闻知广宁已失，便率其残兵败将逃回山海关，和熊廷弼部一起涌入关门。王化贞被劾下狱。熊廷弼也牵连入狱。但他是否有罪，引起了一场激烈争论，东林党（他们普遍认为熊廷弼无罪）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他们极力指责熊廷弼）也卷入其中。三年后，熊廷弼正式被控犯有叛国罪。悉知辽东实情、1625年在魏忠贤支持下荣升内阁首辅的冯铨，促使朝廷作出了决定，将熊廷弼正法，并传首九边，以警告其他将领不得出卖朝廷。努尔哈赤占领了辽东和辽西部分地区，使大约100万汉人落入后金统治之下。其中许多人沦为奴隶，尽管后金奴隶的地位已获得较大改善，得到国家更多的保护。主人已不能随意惩罚奴隶；如果奴隶受到虐待，官府便会将其没收，转给别的主人。这一法律上的变化，也许反映出这样一种趋势，即后金征服辽东后，开始以拖克索（即田庄，将一定数量的庄丁束缚其上的土地单位）和奴隶作为官吏俸禄。当然，这种家长式的关怀，也表现在努尔哈赤作出的由国家对降金汉人实行恩养（乌吉黑）的决定中。事实上，他当时甚至否定了以往满族社会中自由人与奴隶的绝对界线。他说：吾国何故分别主人、奴仆，大人、小人？若有人怨恨其国，来投我等，且尽心效力，我等必不使其为奴仆、小人。虽然来自贫穷阶层的汉人最终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远大于成为自由人的可能，但降人的身份毕竟不是按其原先的职业或官位而直接授予的。事实上，李永芳等人只是例外。大多数降金后获得军政官职的汉人，职位都相对较低。努尔哈赤似乎相信，将汉人任命于下层，然后以功升迁，比仅仅因为某个降人原是明朝高官就直接授予高位，更为有益。彼等有功于（明）帝，或以贿赂升迁者，自以原系大臣，向来为官，不为我等效力……不论尔等昔日之功。若吾至辽东后，又立功劳，则记录之。同皇太极以后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汉族降人无居政府要职者。达海——可能曾是境外居民——于1623年被革职。范文程和后来显赫一时的宁完我等降人，在《满文老档》中皆不见记载。另一著名汉族降将爱塔（也是境外居民，原名刘兴祚），实际上又背叛了后金，于1627年投入明朝军阀毛文龙门下，后因叛逆被满族人所杀。一般说来，当时大量汉族百姓的归附——无论是自愿投诚者，还是强拉的“庄丁”——也未必是努尔哈赤吞并辽东的重大收获。后金大汗的职责要求他招纳辽西汉人，并将他们迁至辽东，同已占据了辽东但未完全恢复其稳定的女真人杂居。具体办法是令汉人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族旗人分置于汉人各户之中。照理，各户之满、汉成员都应从事耕作，而实际情形却是满人奴役汉人。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导致了1623年满、汉之间的一系列冲突。许多汉人故意在食物和饮水中投毒，焚烧房舍，还杀死了一些后金的哨卒。努尔哈赤对这场种族间的骚动作出的反应，是收回满汉平等政策，而代之以种族歧视。他愤怒地责问八贝勒：“我等之兵去后，耀州之人即扬言杀我妇孺，其他各地之人亦毒杀我等之诸申，尔等知否？”又斥责各旗大臣对汉人过分宽容。汉官与我等之诸申，因何同等对待？若我等之诸申犯罪，则问其功劳，问其官位，稍有理由，即应赦之。若尼堪犯下死罪，又未尽心效力，复有偷窃之事，则应尽诛其子孙亲族，为何仅责打了事？合户制暂时仍予保留，但不再造成新的合户；迁入新都沈阳后，那些未合居的满汉人户，便被指定居住在按种族划分的区域内。除此之外，努尔哈赤还规定汉人不得持兵器；而女真人则无论是不是八旗兵丁，都要随身携带兵器。这种旨在阻止汉人反抗的歧视政策，可能正是1625年汉人叛乱的导火索。这年秋，许多满族兵民被杀，据说还有汉人派人向附近的明军求援，希望重返明朝。11月，努尔哈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认为汉族平民只是在一班明朝秀才的哄骗下才误入歧途的，遂令满族官吏进行彻底调查，清洗各村带头闹事的秀才：并非我等嘉善拔擢之官员，乃是昔为明国秀才、大臣而今无官者，听信奸细之言，煽动当地村民。凡此等人，皆检出诛之。究竟有多少秀才被杀，不得而知（显然也有幸存者，例如范文程）。但据明确记载，第二年，努尔哈赤将大量辽东汉人收归自己帐下，每13户编为一庄（拖克索），由一名庄头管辖，皆授以耕牛田地，令其耕作。于是，努尔哈赤趁种族冲突之机，控制了更多的汉族降人，其借口则是若将他们划归各贝勒，满人必然会进行报复，对其倍加虐待，甚至将其杀害。创建未久的后金政权，要消化吸收近百万汉人，是非常困难的，加上不利的战局，努尔哈赤遂于占领广宁后暂时停止了进攻。他曾宣布，要在1623或1624年打入山海关，进军中原。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大凌河、锦州、松山和山海关等坚固防线，仍然横在他的面前。广宁只是因为王化贞仓促退却和孙得功不战而降，才落入了他的手中。眼下，辽东地区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定已为驻守关外的明军将领所知，因而汉人大量归顺之事已不大可能发生了。此外，努尔哈赤的军队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坚，对明朝仿照欧式大炮制造的新式武器，也一无所知。

新式武器和进攻策略

这种欧式大炮的主要来源是澳门。那里有几家世界上最好的铸造厂，所铸“红夷”大炮在明朝人看来真是巨大无比，发射时则声闻数十里。最先使明朝政府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是基督教徒。1620年，利玛窦的教徒徐光启提出，可用葡萄牙大炮装备明军。其后，另一位教徒、南京礼部尚书李之藻，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于是，四门“红夷”大炮于1621年被运到了北京。不过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然而，反对派终于在洋炮

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驄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高潮。

溧阳、淮阳起义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这些投

国色天香 中文字幕 在线视频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两次），她只有靠教众和邻里的慷慨捐赠度日。她把时间花费在采集药草、奔波于各教堂间筹集捐赠上，还在野地里巡视，那种地方之所以吸引她，不仅因为空旷，还因为充满秘密。比如她几个月前找到的一车骷髅。若是她稍微思考一下而不是喋喋饶舌，大斋节兀鹰一出现她就会弄得一清二楚了—那还是两年前一九七四年三月阳春时节融雪时的事呢。但是因为恰好在摩根和弗利特伍德两家宣布结亲的时候看到了那些鸟，人们就闹不清究竟是这桩婚事召来了兀鹰呢，还是要保护镇子不受其害。现在大家都知道它们被一场盛宴所吸引，这家人在暴风雪中迷了路。阿肯色州的盘子。哈珀·朱里店里的标签在一种咳嗽药上挂着。他们彼此热爱，那个家庭确实如此。即使受到猛禽的骚扰，你仍可以看出他们在那严寒中彼此拥抱着越睡越沉。起初她以为萨金特该了解这一切的。他在那片地里种玉米。但他脸上的惊诧以及别人在听说之后露出的惊恐都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通知警方。大家决定，不。甚至掩埋了那个家庭，也就是承认了他们与此无关。当一些男人去看时，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现场，而是被引向西边，在他们视线中看不清的女修道院。她当时本该知道的。若是她把注意力先集中到兀鹰上，再集中到男人们的心思上，就不会用光她的全部润滑剂和汽油去办一件她希望是她最后一次使命的事了。视力太弱了，关节也太僵硬了——这不是一个天才接生婆该干的差事。但上帝给了她这件任务，祝福他的圣心。在一个炎热的七月夜晚，她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行驶，知道她是在他的时限里赶路，而不是置身其外。是他把她安放到那里，鼓励她去寻找最好在夜间采摘的药材。河床是干涸的，即将降下的雨会疗治干旱，甚至会把像双腿一样的曼德拉草根变软。她听到了从大炉灶处传来的轻声欢笑和收音机播放的音乐。年轻的恋人在求爱。她想，他们至少还在露天里，没有爬到干草楼上或钻到卡车后部的毯子下面。后来，笑声和音乐声停了下来。深沉的男性嗓音下达着命令，手电筒在人们的身体上、面孔上、手上和他们拿着的东西上照出一道道亮光。那些恋人一声不吭地离开了，但是男人们都没走。他们靠在大炉灶的壁上或蹲在一边，在黑暗中聚集着。娄恩用围裙裹着自己的手电筒，本想悄悄地移到圣救世主教堂的背后，因为她的车就停在那里，但她忽然记起了别的她忽略或误解的事件：大斋节兀鹰，阿波罗的新手枪。她一下子缩回到漆黑之中，坐到缺乏水分的草上。她只好停下来不再抱怨镇上人拒绝她提供服务的事，停止悄悄进行的睚眦之报，不能因此而无视当前发生的事而让邪恶横行。装聋作哑是逃避上帝话语的行为。他既没有声如响雷地发号施令，也没有悄声耳语传递信息。噢，没有。他是个解救众生的上帝，一个教导你如何学着自己观察的师长。他的信号是明晰的，绝对如此，只要你停止在虚荣的酸汁中下滑并关注他的世界就成。他想要她聆听聚在大炉灶处的男人们如何决定和策划把女修道院的女人们赶跑。如果他要她目睹这事，他就一定也想要她对此做出些举动。开头她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或者该做什么。但如同以往感到困惑时那样，她闭目默念：“你可以的。你可以的。”这时那些人说话的声音便升高了，而且她就像站在他们中间似的，把他们彼此说的话和话中的意思听得一清二楚。他们说了什么和没说什么。他们一共九个人。有的吸烟，有的叹气，与此同时，一个接一个地开始说话了。他们说的许多事都是娄恩以前听过的，只是那些言辞在穿过夜间空气蜿蜒前行时如何膨胀却无法测量。话题并不新颖，但毫无布道坛上对同一话题作演讲时的那种愉悦。加里牧师在一次布道中把这个话题说得娓娓动听，大受欢迎，后来每个礼拜日他都要采用这种方式。“你住在这儿放弃了什么？”他问，把“弃”强调得如同女高音，“你住在这儿，在上帝的美好之中，在他的恩惠之中，在他的和平之中，你都牺牲了什么？”“告诉我们，牧师。说出来。”“我就来告诉你们。”加里牧师窃笑着。“好，牧师。”“现在就说吧。”加里牧师直直地举起右手，伸向空中，然后把手攥成了拳头。接着他一次伸出一根指头，开始历数教众们从自己身上剥夺了的事物。“电视。”众人的笑声向四下散去。“迪斯科。”他们开心地笑着，声音十分响亮，还摇头晃脑。“警察。”他们笑声如吼。“电影，肮脏的音乐。”他用左手的指头继续数说着，“街上的邪恶，夜间的盗窃，清晨的谋杀，午饭饮酒，晚饭吸毒。这些都是你们已经放弃的。”每一项都引起哀叹和悲吟。教众中的每一个人都心存对拒绝和逃脱了污秽、残忍、渎神，一切以快乐为伪装的新潮邪恶的感激，都能感到自己的心充满着对那些与这种“牺牲”奋争的人的怜悯。但是在这里却没有怜悯可言。在这里，当人们谈及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祸害时——鲁比如何正在以不可容忍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并没有想到以伙伴之情或仁爱之心伸出手来加以整顿，而是纸上谈兵并依其所需磨砺证据，直到每个零件都适合了已经抛光的槽沟。少数几个人说了大部分的话，一些人说得极少，有两个人根本没开口。他们虽然保持沉默，娄恩却知道这对双胞胎正是领导者。记得她们是怎样玷污那次婚礼的吗？你说什么？嗯，就在那同一天，我看到她们在那辆破烂的凯迪拉克后面互相亲吻。要是这样还不足以讨魔鬼的欢心，就在那同一天，还有两个在地上打斗。就在地上打的。主啊，我痛恨让人恶心的女人。斯维蒂说，她们曾竭力毒害她。我也听说了。她在路上被暴风雪困住，在她们那儿借宿。应该知道得更清楚。是啊，你们都了解斯维蒂。不管怎么说，她听到从那栋宅子的某处地方传来声响。在她听来像是小婴儿在哭。以上帝的名义，小婴儿在那地方做什么？你问我？不管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正常。喂，那儿曾经拘禁过小姑娘，是吧？对，我记得。据说那儿是一所学校。教什么的学校？她们在那儿教些什么？萨金特，你不是在你的苜蓿地里发现种有大麻吗？没错，肯定有这么回事。这一点都不让我惊奇。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阿涅特到那儿去与她们对质，她们对她撒谎，还把她揍了一顿。她认为她们养着她的孩子，她们却告诉她那是个死胎。我老婆说她们给她流了产。你相信吗？我不知道，可我不会放过她们的。我确切知道的就是她的脸给弄得怎么一团糟。唔，伙计，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罗杰告诉我，那位母亲——你们都认识那个原先有时候到这儿来买东西的白人老太婆吧？嘿，他说她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磅重，却像硫磺一样闪光。天哪！他说他撂到那儿的那姑娘公然向他挤眉弄眼。就是整天半裸着的那个吧？从她下长途车那会儿起，我就知道她有毛病。她到底是怎么乘上长途车到这儿来的呢？你们干吗不猜猜呢？你们以为她们有权势吗？我知道她们有。问题是谁的权势更大。她们干吗不走出来，离开那儿？呸！要是你有一栋老式的大房子住着还用不着干活，你愿意走吗？那地方正干着什么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没人会喜欢的。她们自己亲嘴。藏着婴儿。天哪！更甭提别的了。看看比莉·狄利亚自从在那儿逛悠以来有了什么变化吧。把她妈妈从楼梯上打下来便去了那地方，就像猪崽找奶头。我听说她们还像开宴会那样喝酒。我看见那老妇人时她总是醉醺醺的。还记得她们来参加婚礼时嘴里说的头一句话吗？有什么喝的吗？她们想要喝的，她们拿到一杯柠檬水时，那副做派就像是让人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就走出大门了。我可记着哪。这群婊子。更像是巫婆。可是听我说，兄弟，骨头的事最能说明问题。我没法相信整整一家人死在那儿却没人知道。他们离那儿并不远，明白我说的话吗？没人能告诉我吗，他们离开了大路消失在一块地里，而距那儿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有一栋老式大房子？他们应该看得见。没法看不见。那男人应该走出了车子，走向那栋宅子，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可以想得到嘛，是不是，就算他想不到，还是能看见嘛。在这片平得像指甲盖的地面上，你怎么会看不见那么大的房子呢？你们说她们与这有关系？听着，这一带从来没发生过像现在出的这种事。在那些俊妞儿来到镇上之前，这里是个平静的王国。在她们之前的那些人至少还信教。可那儿的那些骚货就是自己抱团，从来没进过教堂。我拿一美元跟你的五美分打赌，她们连想都没想过一种宗教。她们不需要男人，也不需要上帝。不能说她们没受过警告。先要求后警告。要是她们就自己待着，也就算了。可是她们不。她们搅乱。把人拉到那儿，像是苍蝇寻找粪便；凡是走近她们的人总要受点伤，而那种脏污正在渗入我们的屋里，我们的家里。我们容不得这个，你们都不能。一点都容不得。娄恩想道，这么看来，祸害在别的地方。不安定因素全在远处一所满是妇女的宅子里。不是什么远离男人安全地禁锢着的女人，而是更糟，是自愿聚集在一起的女人，就是说不是女修道院而是女巫团体。娄恩摇摇头，嚼了一下口香糖。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的话，尽力猜测言辞背后的心思。有些话她当即弄懂了。她知道，萨金特会点头同意任何捕风捉影的谣言，咀嚼真实情况的残块，并且说不明白由有责任心的人掌管的这座从容又美丽的镇子何以不能保持原状：稳定、繁荣，没有背后胡说的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到别处安家立业？他会想到，如果他拥有了女修道院的土地，他的支出要少多少，而如果那些女人离开那儿，他就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拥有那片土地。人人都知道，他已经拜访过女修道院——去“提醒”她们，就是说，他提出要买下那块地，而当反应是难以理解的瞪眼时，他告诉那老妇人要“仔细想一想”，“会出现别的事情把价钱降低”。威斯顿·普尔在找理由解释为什么他再也控制不了他的弟弟妹妹了。解释原先崇拜他、听从他的人现在怎么会变得偏偏要走自己的路。去年布鲁德和阿波罗因为比莉·狄利亚开了枪，这使他有足够的理由去寻欢作乐，并且只要高兴就把一些女人抛在路上。比莉·狄利亚与那些女人交情很好，曾经让他的一个弟弟开车把她送到那儿，正是在那之后，阿波罗和布鲁德之间的麻烦变得危险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服从威斯顿的命令不再看那女孩或和她说话。结果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一个人躺下来等着他的兄弟杀害。至于弗利特伍德家，阿诺德和杰夫，嘿，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想着要埋怨别人，就因为斯维蒂的孩子们。也许是接生婆的错，也许是政府的错，不过接生婆不请就是了，政府也不会担这种责任。虽说娄恩是在第一个女人到达女修道院很久以前接生的杰夫的一些病孩子，他们不会让那样一桩小事阻止他们到自己的血统之外找碴儿的。还有斯维蒂的血统。米努斯嘛，他是随时都愿意袭击那地方的。他在那儿待了好几个星期戒酒，你以为他会感激不尽吗？那些女人准是目睹过一些事情，他可不想让这些事在什么人的脑子里转悠，一不小心被张扬出来。或许只是为了洗刷掉他感受到的耻辱，因为哈珀和别人说服他别娶他带回来的女人。他们告诉他，那个漂亮的赤犬似的姑娘配不上他，说她更像个荡妇而不像新娘。据他说，他喝酒是因为在越南受到的刺激，但娄恩认为那个漂亮的赤犬姑娘的消失才是真正的原因。他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和她到别处过日子，而是选择了向他父亲的规矩低头，并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不声不响地接受了自己要遭受的折磨。摆脱一些为他洗洗刷刷、清除他的呕吐物、聆听他的咒骂和他的抽泣，与他没有任何牵连的女人，可能在一时间使他坚信，他当真是个未受他母亲弱点熏染的男人，值得他父亲付出耐心，而他让那漂亮的赤犬姑娘走也是对的。娄恩数不清她有多少次坐在新锡安山教堂里听到他父亲哈珀的话，以表明和检讨自己的罪孽开始，却以不停地声讨一些浪荡女人结束，那样的女人可以让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是谁、是什么样子、待在哪里。他后来娶了布莱克霍斯家的一个女孩凯瑟琳，搅得她害了神经质的胃病，直闹得精神失常，弄不清她在做什么、看见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调教好了他们的女儿凯特。凯特尽快地嫁了人，就是为了逃离他的手心。他的头一个妻子玛莎，就是米努斯的母亲，大概让他过的日子不安生，以致他绝不让他们的独子哀悼。接下来是K.D.，有家室的男人。说起来女修道院的一个姑娘可真够怪的，他一看到她下了长途车，怎么就会马上知道的。啊哈。他现在是个四个月的男孩的爸爸了，孩子不缺胳膊断腿，谁知道呢，也许还有个健全的头脑。丹比的医生居然会心甘情愿地优待黑人。所以他和阿涅特两口子才对娄恩嗤之以鼻，不管阿涅特如今该有多么幸福并把她当年的“错误”归咎于女修道院女人的欺骗。K.D.自有他个人的怨恨。如今被他诋毁名声的那个姑娘，曾经和他在一起多年，最后把他赶出了门外。养下一堆健康的婴儿会让他忘记那段事。但他毕竟是摩根家的人，这家人从来没有忘记一七五五年以来的任何一件事。娄恩了解那些私密的想法，以及斯图亚特和迪肯可能有些什么动机：他们都不能容忍自己控制不住的事情。但她想象不出斯图亚特的积怨——想到他外甥孙（可能吧？）确实在那地方受到了伤害或者毁掉了，就要暴跳如雷。那是他血液中流动的一个疱，既没有缩小也不会长成脓头。娄恩也想象不出，他兄弟与索恩的婚姻多么临近破裂，这记忆是多么深入他的脑叶。当迪克看着那些毒剂和那双有毒的眼睛时，曾经滑出轨道有多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俩秘密约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迪克都心烦意乱，屡犯错误，总猜想那荡妇是不是怀孕了。生个混血孩子？斯图亚特一想到这种对老一辈许下的承诺的公然背叛就怒火中烧。对老一辈延续的繁衍规则的不忠，被对他和他兄弟所持观点的持久威胁所压倒。女修道院的女人们对他而言，是对他和他兄弟早年记忆和理解中的十九位黑人女士夸张而拙劣的模仿。她们是他们分享阳光般的肤色和马鞭草的那一片刻的退化。她们，连同她们没头脑的傻笑，伤害了那十九位女士爽朗喜人的笑声中银铃般悦耳的音调，那些女士本来永远生活在色调阴暗的梦中，如今却由于这一新的可憎的女性族类而注定要灭绝了。他不能容忍她们以街头妓女的服装和娼妇的口味玷污他的个人历史，嘲弄和亵渎支撑着他和他兄弟经历战争、维持婚姻和增强他们建设一个得以发扬理想的镇子的力量的梦幻。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她们，也不会容忍这种博爱的缺乏。娄恩也不知道迪肯·摩根如同冰川的骄傲。它那隐藏不见的体积，它那增长和不可移动性。她知道他多年以前和康瑟蕾塔的那段关系。但她不可能探测他个人的耻辱，也不可能理解抹掉那个耻辱和他相信是耻辱来源的那个女人对他是何等重要。一个难以驾驭、就为了舔流出的血而咬他嘴唇的咬人的女人；一个想要诱陷男人，把他关在地下室里用酒软化他，以便能在黑暗中行苟且之事和违背自然之事的漂亮的、金黄色皮肤的、长着苔绿色眼睛的外来女人；一个他若不及时逃脱就会把他的头盛在餐盘中的莎乐美（《圣经》故事中说，希律王为让莎乐美跳舞，竟应她之求砍下施洗者约翰的头。）。那个性饥渴到大胆妄为的女人没有离开他的生活，反倒鬼鬼祟祟地溜进了索恩的感情世界。他怀疑，那女人还强迫她喝了邪恶的药水，让她不如以前可爱。使她态度冰冷的并不是失去二子的永久悲痛，而是她仍在吞食的那种药。对于给她药的女人，她把她的名字时时挂在嘴边，还把她视作女性楷模来效仿。娄恩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但她已知的也就足够了，何况手电筒的光亮还照出了他们

我们应该每天去学习这种生活吗？我们不仅是针对这件事在讨论问题。我们讨论的是贯穿这故事最底层的精神，是生活应有的状态。战争期间，我一直在日本电影社做委托员工。当时不出所料，委托员工里有一个叫O的意气风发的男人，好像是给联合报社做理事的。他大发议论，说吉川英治和佐藤红绿是日本伟大的文学家，就是这么一位“专家”，在会议上说要拍一部电影。据他说，这部电影要拍出老农夫粗糙枯瘦、骨节突起的双手，还有打满补丁的衣服，要把这些由父至子、由子及孙的吃苦受穷的灵魂象征都串在一起拍出来。他还说，因为日本文化必须得是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转到都市文化则是日本的堕落，所以才会有今天的悲剧。他这一席话在会议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专务董事（实际上的总经理）等人都大感佩服，回头看我，问我要不要以此来写个剧本。我好不容易才谢绝了他们，这故事简直就是只存在于战争期间的一场噩梦。战争期间，人们一直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回到农村文化里去，回到农村的灵魂里去。”这是一时的流行思潮，也是日本大众的一种精神。虽说都叫作农村文化，但农村真的有文化吗？农村或许有盂兰盆会舞，有祭典风俗，有吃苦受穷精神等本能的积累精神，但文化的本质是进步，农村连一丝一缕进步的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排外精神，对他人的不信任，强烈的猜疑心，兴旺发达的只有一门心思算计得失的本事。人们向来都不加反省地用“淳朴”这个奇妙的词汇去形容农村，然而农村自从建立以来就不存在淳朴这种性格。自大化改新以来，农村精神是不屈不挠想方设法逃税的精神，通过当上流浪汉来逃税，隐瞒户籍逃税，于是这些农民们各自不起眼的“艰苦奋斗”的逃税行为，事实上就成了日本经济的纽结，庄园据此兴起，繁盛，衰败。贵族亡而武士兴。农民们跟税做着斗争，这种不屈不挠的逃税行为使得日本的政治产生变动，使得日本的历史发生变迁。看谁都是贼——这才是王朝的农村精神。事实上，这里强盗横行，地头[1]出类拔萃，就算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也要抓上点什么。对他人的猜疑和排外精神是农村的灵魂。他们总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他们想做什么自己不说，或者是不能说，于是他们就用他们特有的狡诈来处理那些强加到他们头上的事情，于是这种被动的狡诈就孜孜不倦地推动着日本的历史。日本农村直至今日还是奈良时代的农村。就拿如今各个农村里类似的民事诉讼来说，有人背着邻居把用于分界的田埂移了三五寸；有人不签契据就管好友借田地，借了却不还。他们不是在执着地背叛好友和邻居吗？算计利害得失就是他们生活的根柢，至于对更高尚的精神的渴望，对自我的反省和新的发现，在农村精神里是找不到的。既然没有新的发现，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文化。既然没有自我反省，就不可能存在文化。人们都说，农村的美德在于吃苦受穷的精神。受穷精神怎么就成了一种美德？有句话叫需求是发明之母。因为人们受不住穷，耐不住不便，追求需求，所以发明才会兴起，文化才会兴起，人们才会不断进步。日本的军队是受穷的军队，他们不渴望方便的器械，讴歌玩命驱使肉体、压榨肉体的行为，没有先进的兵器，从根本上缺乏作战基础，所以今日才会招致目不忍视的惨败。绝不只有军队如此。日本精神本身就是受穷精神，不想改变，不想进步，憧憬赞美过去，偶尔出现的进步精神吃了这受穷的反动精神一击后，总是被拖回到过去。需求是发明之母。这种追求需求的精神在日本被视为懒汉精神，受苦则被誉为美德。走个一二里地没问题，用电梯爬个五六层楼就是懒惰至极了。依赖机械，忘了劳动精神就是亡国之本了。一切都搞反了。真理是不会作假的。也就是说，我们根据真理被迫复仇，仰仗肉体的劳动，仰仗受苦的精神才招致了今日亡国的悲惨命运？光是按下一个按钮、转动一下把手就能解决的事，非得辛辛苦苦忙碌一整天，然后说什么汗水的结晶，劳动的喜悦，真是愚蠢。而且整个日本，日本的根柢本身都是如此愚蠢至极。时至今日，各位代议士[2]说到天皇制还会吵吵闹闹，说一些“皇室的尊严”之类的蠢话。天皇制虽然是一种贯穿日本历史的制度，但天皇的尊严基本不过是受人利用的工具，没有真正实际存在过的先例。对藤原氏和将军一族而言，他们为什么需要天皇制呢？他们为什么不将最高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比起他们自己掌握主权，天皇制来得更合适，他们心里明白，比起自己号令天下，不如挟天皇以令诸侯，自己一马当先摆出一副服从号令的样子，这样命令就会更行之有效。这里所说的天皇号令不是天皇本身的意志，实际上是他们的号令，他们借天皇的名义来干自己想干的事，自己一马当先服从号令以示众人，自己做出服从天皇的榜样，再把榜样强加到人民身上，这样就能把自己的号令强加给人民。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称作神明，向人民要求绝对的尊敬。然而，他们可以向天皇叩头行礼，把天皇奉为神明，再将其强加给人民。这样一来，他们一面擅自拥立天皇，一面在天皇面前叩头行礼，通过自己的叩头行礼来强行让人民尊敬天皇，再利用这份尊敬发号施令。上面所说的不只是很久很久以前藤原氏和武家的故事。看吧，这场战争不也一样吗？事实上天皇并不知情，也没有下命令。这场战争只是军人的意愿。“据说事变之火是在东北一角燃起的”，“据说事变之火是在华北一角熄灭的”。甚矣！连总理大臣都未能得知实情，军部竟独断专行至此！而且身为军人，却如此轻侮天皇，一面从根本上亵渎天皇，一面却又盲目崇拜着天皇。荒谬！简直是荒谬至极！更何况，这就是贯穿日本历史的天皇制的真相，是日本史真真切切的本质。藤原氏自古以来，就是最崇拜也最亵渎天皇的一群人。他们真正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又把天皇玩弄于股掌之中，当作替自己谋求方便的工具，一直在竭尽所能亵渎天皇。直到现代，直到现在，各位代议士还说什么天皇的尊严，大部分国民居然还在予以支持。去年8月15日，战争在天皇的名义下结束了。[3]人们都说是拜天皇所救，但就日本历史来看，天皇通常是日本历史针对紧急情况而编排出的一种独创的作品、策略、王牌。军部出于本能知道这张王牌，我们国民又出于本能在盼望这张王牌，于是在军部和日本人民的合作下，这场戏终于在8月15日落幕。说什么“耐难耐之苦，忍难忍之痛，听朕号令”。于是国民只好流着眼泪，难忍也得忍着，乖乖听话，因为这是天皇陛下的命令。放屁！放屁！放屁！我们国民巴不得战争结束。我们早就受不了苦练竹枪直面坦克，像泥偶一样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一直打从心底盼望战争结束。然而，我们不能说出口。于是大家就说什么仁义道德，又说什么天皇的命令，忍难忍之痛。这是什么机制？！这不是一场惨烈又可悲的历史性大骗局吗？！而且我们对这场骗局并不知情。要是没有天皇的停战命令，我们就真的会用身体去抵挡坦克，不情不愿却仍旧奋勇地一个个变成泥偶，被啪啪地碾死了。我们国民虽然不像最亵渎天皇的军人崇拜天皇那样崇拜天皇，却已经习惯了利用天皇，他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狡猾，以及仁义道德这张奸诈的招牌，一直在讴歌“天皇的尊严”所带来的好处。这又是什么机制？！何等狡猾！我们被这种历史性机制附了身，于是失去了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人类，以及人性的正确形态指的是什么呢？想要就老实说想要，讨厌就说讨厌，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喜欢的东西就直说喜欢，喜欢的女人就直言爱意，脱掉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人情世故这些伪装，回到那颗赤裸裸的心吧！找出这种赤裸的姿态首先就是人类复活的第一个条件。然后才是自己，以及人性和真实的诞生跟起步。各位日本国民，我呼吁各位，呼吁日本人以及日本自身走上堕落之路！日本以及日本人必须堕落！只要天皇制存续，只要这种历史性机制还残留在日本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人类和人性的真实之花就不可能在日本绽放！人类的真实之光将被永远禁锢，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苦恼，一切人类真正的样貌都不可能在日本出现了！我虽然高喊着要日本堕落，真正的意图却刚好相反，当今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思维如今都沉沦在巨大的堕落之中，因此我们要从这种充满着封建陋习机制的“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赤裸裸地踏在真实的大地上。我们必须从“健全道义”中堕落下来，恢复真实的人类之身。总之我们必须把什么天皇制、武士道、受穷精神、五十钱缩减成三十钱的美德等种种伪装脱掉，一身赤裸，变回人类重新出发。否则，我们不就又倒退回了昔日的那个谎言之国吗？！先回归赤裸，抛开囚禁自己的禁忌，追求自己真实的声音吧！寡妇去恋爱，去下地狱吧！复员军人去当黑市商人吧！堕落本身是坏事，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用表面的光鲜亮丽是换不回真实的回报的，我们必须赌上血，赌上肉，赌上真实的悲鸣。该堕落的时候，就得真真正正大头冲下地往下堕落。道义颓废吧！混乱吧！流血吧！染毒吧！我们得先穿过地狱之门，才能向天国爬去。只有让双手双脚的二十只指甲渗血，剥落，才能一步步向天国靠近。堕落本身通常是没有价值的。堕落本身不过是一种恶，但其本身所拥有的性格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人之实相[4]——孤独，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堕落总是孤独的，它担负着一种宿命——被他人抛弃，甚至被父母抛弃，除了依靠自己以外无计可施。善人就轻松了，善人能安眠于跟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建立的虚无的道义和约定之上，一心扑在社会制度上，随后从容赴死。然而堕落者总会突出于这些框架之外，独自走在旷野上。恶行虽然是没有价值的，但孤独这条路是通往神明的道路。“善人尚且得以往生，何况恶人乎？”[5]说的就是这条路。耶稣基督向妓女行礼也是在走这条旷野独行之路，只有这条路能通往天国。即便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堕落者基本都到不了天国，都是徒劳一场，只能独自在地狱徘徊，这条路也永远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诚然，实乃哀哉，人之实相就在于此。这实相是永远无法靠社会制度、靠政治来得到救赎的。尾崎咢堂[6]被称为政治之神，然而战争结束后，又开始鼓吹世界联邦论。据他所言，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一直是对立关系。日本直到明治时期为止，都没有日本这一观念，藩和藩对立，大家不是日本人，而是藩人。当时出现了一类叫非藩人的人，打破了藩和藩的对立意识，从而才有了日本人。现在的日本人是日本国人，对立是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我们需要像明治时期的非藩人那样，成为非国民，通过打破国家意识来成为国际人，他称非国民是一个极为荣耀的词汇。这就是他世界联邦论的根柢，他主张区分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是受残留的原始思想附体，要成为世界人，消除天下国籍之分才对。这论调好歹值得一听，他信口开河，说国人不应有什么日本人的血统一说，不该将血统视为珍宝来守护，论调中透出几分认真和魄力，然而如果我没记错，他的夫人应该是个英国人，如果他有个日本老婆，有个日本女儿，就很难说出这种话了。然而，我敢问咢堂，咢堂有曰，在原始社会，部落和部落是对立关系，再往后是藩和藩对立，国和国对立，总之对立就是因为文化水平低，确实如此。然而咢堂忘记了人类这一关键的因素。虽然对立感情是由于文化水平低，但即便没有国和国之间的对立，人和人之间，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的对立都永远存在。倒不如说，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对立只会越来越激烈。在原始人的生活中，没有确立家庭这种东西，多夫多妻制野合，妒忌也少有发生，个体间的对立极为稀薄。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形态越来越明确，个体间的对立也越发激化，尖锐化。在忘记了这种人类的对立，这种基本的、最巨大的深渊的基础上去谈论对立情感，讴歌世界联邦论，谈论人类的幸福，这是要施什么法啊！把家庭的对立、个人的对立忘个干净，再去谈论人的幸福，这本就是荒唐透顶的事。而政治，本来就是这么荒唐透顶的玩意。确实，政治不可能触及人类，更不可能触及人性。政治，以及社会制度都是大孔渔网，人类是渔网永远兜不住的鱼。即便人们打破了天皇制这种机制，建立了新的制度，到头来也不过是进化成另一种机制罢了，这也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命运。人类总要漏网，堕落，然后向制度复仇。我向来认为世界联邦这种观点也非常棒，如咢堂所说，我一直认为日本人的血统不值得守护，然而这样人类就能幸福了吗？人类的幸福不在于此。人类真实的生活不存在于这种地方。日本人不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人，事实上，日本人非常简单就能成为世界人，然而人类和人类的对立，个体之间的对立不应永远消失，而且，人类真实的生活往往只存在于这种个体之间的对立生活之中。任凭世界联邦论等理论再费力气，也都不能拿它怎样。并且，文学就是这种个体生活所倾吐出的灵魂之声。文学往往是对制度、对政治的叛逆，是对人类制度的复仇，而且还在通过这种叛逆和复仇协助政治。因为叛逆本身就是协助，是爱。这是文学的宿命，是文学和政治间绝对不变的关系。人类的一生很虚幻，然而，人类是一种极端乐观、滑稽荒唐又轻佻冒失的生物。这场战争期间，大部分东京人住处被烧，住在防空壕里淋着雨，或许有些人一直在抱怨想走也没有地方可去，然而应该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生活感到意外的安心，从中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诀别的爱。有很多乐观主义者每天一面淋着雨，被轰炸吓得瑟瑟发抖，一面却还非常享受这种日子。我家附近有位太太在开“井边会议”[7]的时候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没有轰炸的日子真无聊呀”，众人笑了笑她，也就这么混过去了，我却觉得笑的那些人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人们说妓女是社会制度的缺憾，可那些人心里或许想的是，总比一大拨人都被征去围着机器转要有意思。给女人套上制服命令她们工作，谁又能断言这种生活就是健全的呢？我们的一生对于人类生生不息、无限而永远的未来而言，不过是易逝的朝露。这样的我们谈什么绝对不变的制度，永远的幸福，要与未来定下约定之类的都不过是在拼命耍小聪明，毫无意义。这一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无限而永远的时间，亵渎人类的进化吗？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一点点变好，事实上，人类也就能堕落到这个地步而已。上天没有赐予人类足以无限堕落下去的坚强意志。人类多半得依靠某种东西，或是某种机制来阻止自己下落。只有创造这种机制，击溃这种机制，人类才会前进。堕落是制度的母体，只是我们首先必须极为严肃地看待这一可悲的人之实相。[1]日本旧时负责管理庄园和公领（即公家领地），征收税款的人。——译者注[2]日本议员的旧称。——译者注[3]指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4]实相，汉传佛教术语，最早源自鸠摩罗什，被用来代表诸法真实的相貌。——译者注[5]日本思想家亲鸾提出的看法。——译者注[6]指尾崎行雄，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政治家，民权思想家。——译者注[7]主妇们聚在水井旁谈八卦唠家常。也比喻主妇们在做家务的时候聚在一起聊天。——译者注水鸟亭

一条沙丁鱼

一到周日晚上，梅村亮作的妻子信子就会迅速盖上被子，躺下睡觉。女儿克子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被子一蒙就躺下睡觉。九点半或是十点左右，后门就会传来这样的声音：“梅村，睡了吗？”亮作原本蹲在没有火的火盆边，正找烟草渣往旱烟袋里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音继续道，沉稳的语气间包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莫炎和林岳的脸上也露出了诧异，但似乎都很信任这个声音，当下三人凝神聚力意想着“玉龙”二字和皑皑白雪。“师父……”韩笑觉察到了变化，但却无法撤身，“龙脉走向有变，我控制不住！”莫曹没有回答他，而是直直地望着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边的人。“并非是我大意，实在是您老厉害。”莫曹恭敬地对那人道，“一路跟来，我竟然没有查觉您老的真实身份。”“呵呵，别乱客套，你肚子里早在骂我老乌龟了。”那人笑道，“龙脉已经转向别处了，我布了掩气诀，你暂时不用去找了。”“轰……”地上的石台突然爆裂，接着四周的九块无间轮回盘也一一毁坏，那股可怕的力量已完全消失，围在石台边的四人不由跌坐在了地上。“韩笑，你过来。”莫曹招手叫过韩笑，“见下筑壤一派的了然大师。”韩笑顺从地走了过去，脸上一贯的笑容已换作了无比的惊讶，其实不止是他，我和莫炎、林岳也是目瞪口呆。莫曹面前的那人正是一路陪着我们的老猎户——老田！“少点俗套比较好。”老田笑了笑，“带着你那乖徒弟赶快走，我现在还不想改主意。”“那就先告辞了，您老保重。”莫曹恭敬地欠了欠身，“改天再去拜访您老。”话一说完，莫曹拍了一下兀自发愣的韩笑，两人身影一晃有如火焰般抖动着没入了地面，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田看着他们消失于地面，叹了口气，转身走到洞壁边，伸手轻叩了两下，石壁嘎然一震，晖儿和S从中落了出来，老田双手一托，扶住她俩，原来两人均已昏迷。“别愣在那里，过来扶着她们。”老田回头招呼道。我和林岳立即上前扶过晖儿、S，莫炎冷冷地看着老田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三十年前我救你的时候，脸上带着一个狐狸面具。”老田对莫炎缓缓道，“打那以后，你一直叫我老狐狸，你父亲留给你的是一个象牙盒子，是我亲手交给你的。”莫炎的脸色一缓，下意识地点了点头。“而你父亲留下的是一块木头，考进医学院那年我假扮邮差送到你寝室的。”老田对林岳道，“你父亲叫林若飞，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还总喜欢赖棋。”林岳笑了笑，眨眼点头，对老田的话语完全认同。眼前的老田身板挺直，一口浓重的乡音换作了地道标准的普通话，那双一直眯着的眼睛炯炯有神，与之前的那个老猎户形象判若两人。“王亦凡，我知道你的疑问最多。不过，韩笑那天说的大多是真的，只是他稍许改编了一点。”老田对我道，“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并不是莫炎的先祖，他也不是想和秦始皇换命，那段历史各派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所以那人的身份是个迷。”老田接着又说出了一些隐含的事情，照他的调查，莫曹应已知晓了那人的真实身份，并由此得知了龙脉的秘密。而且，就当年莫曹的能力来说，即便他学会了一些高超的技艺，再加上陈子浩协助也不足以将整个饲虚一派灭除。莫炎的父亲在去茶马古道之前秘密与老田会过一次面，他隐约感到此行有所凶险，因此便将饲虚一派的典籍交与老田，万一自己出了事，便由老田将东西转交他的两个儿子。老田观星推算出莫念非和一派弟子将陷入大凶，便立即前往，但却晚了一步，只救下了莫炎。在安顿好莫炎之后，老田追查凶手时，却意外的发现莫曹的身后似乎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在作祟，只可惜，他用尽办法也无法找出真相。事隔几年后，林岳的父亲因罪入狱，老田发现事件的背后同样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但也无法查清，唯一的线索便是林若飞死亡时，手中紧攥着一枝风信子。老田感到事态的严重已直接影响到各派的安危，于是便隐居了起来，隐去本名田然，一直以了然这个化名与外界沟通。至于我的父母，老田却始终没有联系到，事实上听风一派在四派中是最为低调的，和其他三派几乎没有联系。直到之前的城市事件中，林岳和莫炎相继将我的情况告知老田，他才通过网络找到了我，并在暗中调查和帮助。与此同时，沉寂许久的那个幕后力量再次出现，当年的莫曹也成长到令人可怕的地步，老田发现自己与莫炎的联系被切入后，便装扮成布依族猎户，与我们同行查探，暗中保护。几番经历险境之后，老田始终隐忍不发，就是想找到那个幕后力量。但很可惜，直到被迫出手逼走莫曹的那一刻，他始终无法查探到任何的消息。“莫曹和那个幕后力量到底为什么要找龙脉呢？”醒来的晖儿在听完叙述后不由问道，“我想不仅仅是为了想把自己埋进去那么简单吧？”“说的对，没有那么简单，在风水上并不只是墓葬才能利用龙脉。”老田幽然道。“那会是什么呢？”S抱紧怀里的狴犴道，“龙脉难道不是用来埋葬先人的吗？”“用来改造人们的风水运势。”老田的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只怕他们是想用那个上古的龙脉藏穴法。”二十八、龙脉藏穴自古以来，民间对风水和命理的关系十分看重，尤其是牵涉到观命改运的环节，很多人更是趋之若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十一择业与择偶，十二趋吉要避凶。”这段广为流传的歌谣就代表着民间多数人对风水命理关系的认识和分析。但大多人都错了，人的命是无法改变的，正如一个人的特质和个性在一定时期后会定型一样，很多现代科学都能表明，其实一个人的命格是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外界因素。中国的古人也早有说法：“命由心定，运自气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老田所说的龙脉藏穴是一个上古风水格局，单从字面上理解很容易被误以为是墓葬风水格局，事实上很多江湖风水先生也会凭着一知半解拿这个名头去糊弄人，冒充作天下极盛的墓葬风水格局。其实不然，正如老田讲的，龙脉地气并非只能用在墓葬风水上，博大精深的风水堪舆文化中就有着多不胜数的利用方案。龙脉藏穴就是一个改运的大局，但究竟效用有多大，老田也不知道。龙脉藏穴中所说的穴，绝不是墓穴，穴在风水地理上是对地脉重要环节的一种统称，后世人们关注自身较多，因此便忽略了本意，常将它认作是墓葬用的坑穴。“凡是山，必会有穴窍，就像人有口鼻，是气脉出入的地方。”老田如是说道。那这个龙脉藏穴格局为什么会令得老田如此担心呢？《易经·需卦》六四中曾这样写道：“需于血，出自穴。”其实按古代风水堪舆学说的分析，山都具有灵气，它们的灵气是顺着山脉而来的，就像是人体会有血液，血液总是遵循血脉而流行。龙脉也是一个道理，它是风水堪舆学者们综合了多年的经验和验证，以人体的血脉为蓝本，比喻之下而产生的一个名词。龙脉地气蜿蜒盘曲，随着山脉流行而去，但到了山脉尽头，地气便会结成穴。这种穴，并不是我们通常会联想到的石洞、土坑之类的地貌特征，而是山脉尽头所止之处，也就是龙脉地气所出之位。这里会生成一个像似微闭的口、鼻、嘴、乳、脐等形象不一的地质特征，有些类似脉眼，但吞吐的地气能量却远胜于脉眼。这些穴吞吐而出的地气能量会影响到周边的地理、生态甚至是人文环境。虽然穴的吞吐能泽被它周遭的环境，但对于整条龙脉而言，这是一种损失。不过在风水堪舆理论中，这样的损失被视作正常，就像人体一样，有消耗才会有摄入，循环不断，生生不息。而这个龙脉藏穴的原理便是将这些穴口人为地封住，使得地气毫无外泄，最大限度地保证龙脉地气的旺盛和充裕，从而获取其中最大的能量。不过这样的做法属于杀鸡取卵。宋朝时，著名的风水大家赖布衣就曾被迫使用过这种方法。那时还未拜相的秦桧野心勃勃，私下找到赖布衣，胁迫其寻觅一个风水宝地帮助他及第王侯。赖布衣百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但他知道，一旦帮助这位奸臣获取龙脉，天下势必会拱手金人，因此便冒险用了龙脉藏穴的方法，将一处龙脉穴眼封死，点出了一个非常适合的位置。秦桧带着一干风水先生现场查看，那些风水先生大多是半吊子，只会溜须拍马，奉承之下更是添油加醋。秦桧听着顺耳，再加上地域内藏风得水，一派葱郁之气，便十分满意，当下打赏了赖布衣，并将自己的先祖山坟迁至此处。赖布衣回家后立即收拾，带着一家大小偷偷溜走，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他知道，这个布局很快便会报应到秦桧身上，但现在的龙脉生气会帮助秦桧不少，为免杀生之祸还是早走为妙。其实秦桧这会根本就不知情，受到高宗重用，一路爬升拜相封爵位极人臣，觉得自己已是王侯之命，便大举张罗着与外邦私通卖国，想着可以当上南国王侯。可就在一天夜里，那块风水宝地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之下，大地颤动，山岳移位。雨过天晴没多久，秦桧就被处死了。赖布衣闻讯赶到那块地方，只看了一眼，便不禁大叹道：“此地不发无地理，此地若发无天理。”……“那里的局势应该是变了。”莫炎沉吟道，“称王落败，就差一线。”“赖布衣看到的是一个满门抄斩，千刀万剐的死门局，之后便一直郁郁而终了。”老田缓缓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风水格局的变化本就很多，秦桧也是罪有应得。”我皱眉道，“但赖布衣为什么要自责呢？按理他的做法并不过分。”“观局看大，观人看小。赖布衣不是为了秦桧，而是为了整个龙脉地域的环境变化而自责。”老田摇头道，“就是这个龙脉藏穴的布局，刻意改变了整个龙脉地域，使得后来发生了剧变，不但是秦桧，其实整个地区内的一切都受到了牵连。”“牵连？难道附近的很多地方都被毁了吗？”S瞪大眼睛道，身旁的狴犴听懂了似的不住摇头，好像在反对她的说法。“呵呵，没那么厉害，不过之后的数百年时间内，那个地方一直很贫困。”老田看着狴犴的模样不禁笑了，“那里虽然出过皇帝，但却横征暴敛，闹得十年倒有九年荒。”“您的意思是，这个龙脉藏穴将地理环境中的能量大量使用，造成失衡。”晖儿思索着说道，“接下来很长时间区域内会因此而贫瘠，甚至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不全是这样，老田您所担心的应该是赖布衣所没采用的另一种方法吧？”我试探地说道，“不用墓葬，改用动物或植物，布置得当可以将龙脉地气完全汲干。”动植物比人类要贴近自然，在感应自然的龙脉地气方面更为显著，这种方法很像日常生活中人们信奉的风水植物和风水鱼，因为它们在特殊地域吸收的地气能量可以缓慢释放，给予人类一些改变和帮助。“说的没错，但莫曹应该用的是虚兽。”老田的脸色阴沉了下来，“云南鱼米富庶，一旦被他们得手，可是千年贫瘠啊。”“怎么那么久？”林岳拧着四条眉毛道，“难道当年赖布衣用的龙脉是条杂龙？”“就是杂龙脉，换作定世三龙的任何一条，那还了得？”老田叹道，“何况现在还不知道他们要改的是什么运……”……抚仙湖畔，在高处眺望之下，老田和我们观看着整个地域的环境。晖儿和S不时地在电脑上记录着资料数据，演算绘图中一些组合排列渐渐整理了出来。“山上龙神不下山，水中龙神不上山。”老田完全否定了我当初所说的巨犼迫伏羲的局势，龙脉真龙部分有山水龙神之分，两龙互不相犯，山为阳卧龙，水为阴盘龙，这就是真正的龙形。抚仙湖一直流传着六大迷的说法“平湖跑骏马，湖底万尸划，龙州寻不见，大鱼赶竹筏，众鲭来朝拜，怪石界鱼家。”“湖底的那些尸体、古城和消失的龙池州其实是一回事。汉代县志记载中，龙池州设立于秦末，明里是座普通城池，暗地全城都是负责风水布设的司职人员。”老田指着湖水道，“抚仙湖地域的风水环境大多都由他们改造完成，传说沉于湖底的大小孤山就是他们凿空的，可惜全部葬身湖底了。”“龙脉藏穴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也会引发变化？”我不解道，“湖里那些巨鱼，湖面上出现的骏马和每年出现的大批鲭鱼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都与之有关？”“先别急，从莫炎的父母出事那天起，我在云南调查了三十年，这当中的关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老田摆手道。现在的抚仙湖地域就是当年的龙池州，城内的这些人员是当初那个神秘高手从秦始皇那里借助的，引龙大局就是由他们协助完成的。但之后那神秘高手又安排了他们新的任务。龙池州有大小两座孤山，山体中空。这些人将它们改造成土性形势之后，又通过云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向山体内引入水流，造成了“土包水”的风水格局。但他们不知道，这两座孤山便是龙脉的两个重要穴，而且是两个地炎穴。地炎穴是龙脉中最刚猛也是外泄最强的穴，“土包水”激发的双行对抗力量刚好封住了穴眼。与此同时，他们在山体内放入了大量的特种鲭鱼，这种鲭鱼别名“龙吐珠”，外形如刀，存活力大，在风水上被称为“冲煞鱼”，主偏运横财，聚集之下效力十分巨大。“冲煞鱼”和“土包水”的混合局势不但阻止了地炎穴外泄龙脉地气，更是将哀牢山的龙形气脉也吸附了过来。这一切都是在龙脉被引走后进行的，如果龙脉还在这里，封阻穴眼的做法只怕会引发大地剧变，导致崩落塌陷。“那人并不是想帮秦始皇，只是利用了嬴政想称霸天下的野心，为自己方便罢了。”了然叹道。在定世三龙的南龙上实施龙脉藏穴，这原本就是件火山上钻井的危险活，那个神秘高手的确高明，他预先转移了龙脉，而后进行藏穴，这样就毫无危险。而藏穴完毕后，他就会把龙脉再度引回此处。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盘被四派瓦解了，龙脉也被封禁了起来。追斗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并毁了地炎穴上的封堵，结果土、火、水三行并交，引发了地下海眼，加上附近的湖泊泛滥之势，顷刻间将整座龙池州化作汪洋，抚仙湖便就此出现了。湖内的大群鲭鱼便来自大小孤山内，古城和尸体便是龙池州和一干司职人员。至于湖面的骏马，其实就是之前我曾见过的兵駮。这种火性虚兽十分喜欢地炎穴，穴眼封堵爆开后，地炎穴残余的能量经常会吸引兵駮来这里寻找，所以人们就会看到神奇的骏马在湖面或湖内出现。……“我约摸着莫曹和他那个主子肯定知道这事儿，悬啊～～”林岳走马灯似的在周围溜达着，嘴里大声道，“这儿不都废了吗？他们再引回来也不顶啥用啊。”他的声音大的有些出奇，直觉告诉我，林岳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但又不便说明。果然，林岳身边的矮树上停着一只鸟，那鸟很普通，像是常见的喜鹊。但它却并又不普通，林岳的嗓门已经提得很高了，那鸟却依旧聚精会神地盯着老田，丝毫没有被惊吓到的迹象。“呼”，一个影子闪过，狴犴不知何时蹿了上去，那只鸟竟来不及挣扎，一口被它吞了下去，接着满意地摆摆头，像只吃饱了的猫儿似的回到S身边卧下。“知信鸟。”莫炎收回手中的灵火道，“偷听了有一会。”看来莫炎也早就觉察到了这只“间谍”，还没出手便被狴犴抢在了前头。“我说这只大猫挺机灵的啊。”林岳走近狴犴道，“看家护院啥的比我老家的狗还强。”狴犴听懂了林岳的话，当即虎起脸，呜呜地冲他叫着，似乎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你们小瞧狴犴了，它只是被人动了手脚。狴犴所在的地方是龙脉的生穴，那块界鱼石是封堵生穴的陨石。”老田突地想起了什么，“陨石不入五行风雷，具有特殊的磁场力量，用以封杀生穴是上等选择，当然也就禁锢了狴犴。”说罢，老田走到狴犴身边，双手轻柔地在它额头位置连续揉搓，狴犴温顺地低下脑袋，显得十分享受。不一会，一些细小的颗粒落在了地上，乌黑发亮，看上去像玄武岩的碎粒。狴犴眯着的眼睛圆睁了起来，整个身躯一下暴涨，少时又缩了回去，整个身躯比先前小了许多，看上去更像一只家猫了。但它的额头上却亮起了一道盘曲的纹路，像是一条飞龙，身上的花纹更加亮丽，浑身透出一股威武不可侵犯的肃穆之气。“好大的气势。”林岳惊讶之下不忘贫嘴，“个头小了点，不过浓缩的都是精华。”狴犴冲林岳翻了翻眼，一

事？”“它没在你身上发生，”——凶巴巴的，固执己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你让它发生了而已。”“但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对于她来说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她说，干巴巴的，带着怨气，人们感到自己被利用了的时候，说话就是这副口气。我对她说：“乔伊丝，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都觉得对付老人应该用计谋，就好比对付敌人，或是陷阱圈套一样，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了他们什么，不把这个视为理所当然？”“我不指望我的子女照顾我。”我感到绝望，因为我现在觉得这像是张磨损了的留声机唱片。“你现在这么说，到时候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不能自理的时候，我就退出，我会告辞的。”“这不过是你现在的说法罢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我会怎么样？”“因为我现在知道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大家都说一样的话。”“所以到头来，我会成为一个执拗的老巫婆，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巫婆——你是这个意思吗？”“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和我爸之间从此隔着几千英里。他是个老可爱，但是该适可而止了。”“谁来照顾他？”“我想会送他进敬老院吧。我是这样指望的。”“大概吧。”我们就这样聊天，我和乔伊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我在伦敦平躺着，试图熬过下一次要把我的背绞起来的痉挛，她坐在山区木屋里的印花布椅子上，“请假暂离”《莉莉丝》，但实际上她已经递了辞呈了。我不给我姐姐打电话。我不给我姐姐的孩子打电话。想到他们我就来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青少年的态度，就像乔伊丝对于我和莫迪的态度一样：啊，好吧，好吧，但是现在不行，我改天再想，我现在实在没精力。四个星期无所事事但是我一直在思考。思考。不是噼里啪啦、凭直觉立即下结论的那种，而是长时间慢慢地思考。关于莫迪。关于《莉莉丝》。关于乔伊丝。关于弗雷迪。关于乔姬家那群混账东西。我回办公室上班之前，去看了莫迪。她的小脸满是敌意，但那张脸苍白，不是蜡黄，这立即让我对她感觉好多了。“你好呀。”我说。而她脸上闪过吃惊的表情，因为我消瘦了不少。“那么你真的是生病了，是吗？”我们相对坐在美好的炉火边，她问道，声音温柔迷惘。我想到她，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炉火：那房子肮脏、破旧、糟糕，但是那炉火让它泛着光芒，对你表示欢迎。“是啊，我当然是生病了，莫迪。不然我会过来的。”她转过脸，抬手遮住脸不看我。“那个医生来了，”她终于说，声音细细的，怅然若失，“她叫他来的。”“我知道，她告诉过我。”“啊，好像她是你的朋友似的！”“你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一定是医生起了什么作用！”“药片我倒厕所了！”“全倒了？”虽然生气，她还是笑出声来。“你眼还真尖！”“你的确是看上去好多了嘛。”“你这么说罢了。”“哎呀，”我决定冒这个险，“这有可能事关你会不会提前死去。”她浑身僵直，坐在那儿，不看我，盯着炉火。感觉好像过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叹了口气，直视我。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表情，畏惧但是勇敢，甜美，恳求，感激，还有一丝精明的幽默。“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吗？”“几片药片的事。”我说。“但是那药片弄得我晕乎乎的。”“逼自己能吃几片就吃几片吧。”那是一年前的事了。如果我有时间好好记这本日记的话，它看上去会像是个建筑工地，零碎材料堆着码着，四处散落，东西都乱摆着，没有要紧和不要紧之分。你穿过工地（上周，我为了一篇文章去一个工地转了转），看到这里一堆沙子，那里一摞玻璃，零散几根钢梁，几包水泥，一些撬棍。日记的意义就在于此，记下琐碎的事件，都混在一起。不过现在我回顾过去的一年，开始明白哪些是重要的事件了。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当时几乎都没注意到。一天晚上外甥女凯特突然出现，看上去像是二十岁而不是十五岁，现在这些青少年都有这个本事，但是她看起来有些疯癫，说话结结巴巴的，举止造作，直翻白眼。她说她离家出走来和我住了，她要做模特。我态度坚决但和蔼（我那时觉得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的），我说她得给我马上回家去，而要是她来和我过，哪怕只是一个下午，不必怀疑，我可不会像她妈那样，我连她用过的杯子都不会帮她洗。她气鼓鼓地走了。乔姬姐姐来电话：你怎么一点点普通人的同情之心都没有？胡说，我回答。外甥女吉尔来电话。她说：“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和凯特一点都不一样。”“那很好啊。”我说。“如果我和你生活，你不用伺候我的。妈妈让我累得慌，我站在你这边。”“你不可能有她那么累，而且她永远都歇不下来。”“简姨，我想来过周末。”从她的口气里，我很容易就能听出来她的想象：光彩照人的简姨，住在时尚繁华的伦敦，做各种时髦光鲜的事。她来了。我承认，我喜欢她。她是个高挑、苗条、挺可爱的姑娘。扶风弱柳，应该是这个词。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折了腰。深色的直发：看上去可能有点稀疏无光。大大的灰眼睛：和我的一样。我看着她打量琢磨着我房间里的一切：是不是好学会了照搬回家？——或许是青少年的叛逆心理；不，不是，她这是在掂量计划如何让自己适应这里，适应和我在一起的生活。“我想来这里和你住，简姨。”“你想来《莉莉丝》工作，成为我时髦、优雅、神奇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十八岁了。我不想上大学，你也没上，不是吗？”“你的意思是说，有我做护照，可以通往更好的东西，于是你就犯不着拿文凭了？”“啊，是。”“你考试成绩很好？”“我会考好的，我保证。我夏天的时候参加考试。”“唔，那我们到时候再考虑。”我根本没考虑。这也太出格怪异了：乔姬姐姐的化身安顿到我生活里来，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吉尔又来了。我特地带她去看莫迪，只说她是个老朋友。莫迪最近身体好些了。最让她伤脑筋的大小便失禁问题，现在已经好了。她自己外出采购，胃口也好。我忙进忙出，和她喝杯茶，拉拉家常，挺享受。但是我已经习惯了她，忘了其他人会怎样看她。面对这个陌生人，这个漂亮干净的姑娘，莫迪十分拘谨生硬，暗地里埋怨我把她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小老太冷漠简慢，只回答是和不是，没招呼我们喝茶，试图遮住裙子正面的污渍，那儿泼洒过食物。外甥女吉尔举止礼貌，心里却大吃一惊。不是因为直面老年人：乔姬姐姐的慈善工作保证了她的子女不会见到老人就惊讶。她惊讶是因为自己得把老人以及慈善工作与她光鲜时髦的简姨联系在一起。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暗暗地打量我，久久地看，目光精明，一边还闲扯着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趣事。“你多久去看她一次？”她问得很委婉，我知道这一刻多么关键。“每天都去，有的时候一天去两次。”我立即回答，斩钉截铁。“你经常请许多朋友来吗，你出去参加派对吗，晚宴？”“基本没有。我的工作太忙了。”“但是没有忙到不能去看那个老……去看……”“福勒太太。对。”我带她上街，去买些体面的衣服。她想要在我面前好好展示一下她的品位，给我留下个深刻印象。她做到了。不过那个时候，要在我的议事日程上挂上号，乔姬姐姐和她的子女还早着呢。这一年我工作了，啊，我是如何地工作的啊，我是如何地享受这份工作的啊。他们把我提成了主编。我没有说我只会干一两年，没说只不过是因为额外收入、更好的退休金才接受这份工作，没说我还有其他计划。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并没什么野心，安于一直这样工作，就像以前和乔伊丝时一样。乔伊丝去美国定居了。离开前打来一个干巴巴、不痛不痒的电话。我对菲丽丝说，你还是用乔伊丝的桌子吧，你接手她的工作时间够长的了。她半个小时就收拾好搬来了，一脸得意。我观察她，用手遮着我的脸。（像莫迪一样。）藏好我的想法。减少损失，简娜，减少损失，简！我说，等你安顿下来，我们得讨论一下能做点什么改变。她猛地一抬头：危险。她不想要改变。她的梦想是继承她长久以来渴望、妒羡的东西。妒羡。忌妒和妒羡。我总把这两个词混着用。奇怪的事儿：七宗罪，以前小孩子要学这些，但在我们这美妙的时代里，一个中年妇女不查字典不会知道妒羡是什么。好吧，菲丽丝并没有忌妒，我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忌妒过。她不想要我和乔伊丝的亲近和友谊，她要的是权位。菲丽丝是在妒羡。一整天，她伶牙俐齿、冷言冷语地指责挑剔，打击所有人、所有事。她开始冲乔伊丝下手。我发现自己一股怒火蹿了上来。住口，我说，你可以在别人面前说乔伊丝的刻薄话，别在我面前说。好几个月的讨论，我们都很享受，讨论要不要把《莉莉丝》换成《玛莎》[6]。《莉莉丝》这个姑娘适合困难、焦虑的八十年代吗？支持《玛莎》的理由。我们需要的是更为日常、不容易引起忌妒的形象，代表着诚心诚意、与时俱进、智慧精明的服务。支持《莉莉丝》的理由。人们天生需要魅力。时世艰难，我们越发需要乐趣。人们在时尚杂志里读时尚，就像他们读浪漫小说一样，是为了逃避。他们没有准备要按照时尚来做，他们只是享受时尚这个概念。我对两边都没什么强烈的看法。我们的发行量也只掉了一点点而已。就接着用《莉莉丝》。内容也不变。我把前十二期《莉莉丝》带回家分析。奇怪得很，当初乔伊丝和我就是《莉莉丝》，一切都是我们推动的，按我们的意志行事，那个时候我一刻都没担心过，杂志的生命力是不是在消失，动力还在吗，它还在上升的浪头上、呈上升态势吗？我知道现在动力是没有了，《莉莉丝》就像冲浪的小船，但推波造浪的力量已落在后面，很远很远。《莉莉丝》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有用的，内容充实，提供某种服务。这个月这一期：一、一篇关于酗酒问题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想法都是从《新社会》和《新科学家》上偷来的。（当然了，大部分严肃报刊杂志都是这么做的。）我曾经和乔伊丝狠狠干过一仗，说我们要注明文章来源，但是我失败了：乔伊丝说这样我们的读者会跑掉的。菲丽丝把文章重写了一遍，起名《危及你和家人的潜在威胁》。二、一篇谈及各个国家堕胎状况的文章。三、我写的关于十七世纪厨房的文章。全是大蒜和香料！肉和水果混着煮。花园里摘来的所有东西都能做沙拉。然后就是一贯的专题文章，时尚，食物，酒水，书籍，戏剧。我动笔写我的历史小说了。哦，我们需要美化历史，这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若是把冗长、沉重的事实写进来，严酷、痛苦，谁又能承受得了那样的重负？不，我这个伦敦女帽工的故事将是一个浪漫故事。（毕竟，莫迪将死之时，回想的一定不是拖着脚步去那冰冷难闻的厕所，而是基尔伯恩的绿地，她的德国小伙儿，还有学徒们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做漂亮帽子，那种摆在巴黎也不会显得土气的帽子。我猜，她大概也会回忆“她的男人”。不过这个想法还真是让人忍无可忍，我可接受不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了莫迪，一个老婆子，全身着黑，鼻子挨着下巴，凶巴巴的灰眉毛，一边嘟囔、诅咒着，一边推着购物篮往前走，有几个小男孩在捉弄她。有些我以为结果会再糟不过的事，到头来却一点不糟。甚至挺有用。甚至，我相信，很令人愉快。在街尽头卖收音机、电视机的店里，我站在柜台边，给莫迪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我耐心等待着，身边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包敞开着，她在里头抖抖索索地摸钱。印度店员望着她，我也望着她，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见莫迪时的情景。“我恐怕钱没带够，我的钱不够。”她说，害怕、绝望，把一台微型收音机推给他。她的意思是让他把这拿去冲抵他修理这台机器的费用。她缓缓地、笨拙地转过身，准备离开。我站在那儿，大脑飞速运转。这次我不会因为没有经验，遇到迫切需求时便手足无措了。我第一眼就看清楚了这个老太太。那副灰扑扑、脏兮兮、阴惨惨的模样。那股酸臭。那小心翼翼、慢吞吞的动作。我帮她付了收音机的钱，去追她，在她等着有人扶她过街的时候赶上了她。我陪她回了家。回家以后，我给那位“穿靴子的聪明猫”打了个电话，纯粹为了开开心。“你是我在福勒太太那儿碰到的那位？”“是的，我是。”我回答。沉默。“我有话要说，你介意吗？”她问，干练，但也不乏人情味，“我们经常遇到好心人无心却办了坏事，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谁来说更糟？”我指望她会大笑，但是她不是薇拉·罗杰斯。“我的意思是，具体点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好心人关注到哪位老年病患……哪位老人，但其实是他们自己心理上有障碍，你知道，他们一直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真的。”“要我说，你这话几乎肯定没错，反正有点道理，”我说，充分享受着这分分秒秒，“但是虽然这对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好处，所涉及的这位可怜的老年病患者却很可能是开心的，因为她明显是没有朋友，孤寡一人。”又是沉默。显然，她觉得有必要运用自己受过的训练，琢磨从我的话里能得出什么结论。终于，她说：“我不知道你觉得‘交朋友治疗小组’会不会有用？”“惠特菲尔德小姐，”我说，“现在有这样一位老太太，你不觉得你应该上门去探望探望？”“如果她情况这么糟，她的医生怎么没有把她报上来？”“这你清楚，这些医生大多根本不去接触他们名单上的老人，那些老人们也不去找医生，因为他们害怕医生。不管这想法对还是不对。害怕被送走。”“那种观念真的太过时了。”“关键是，到了某一时刻，他们的确是会被送走。”“只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哦，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可怜的安妮·里夫斯需要探望。”“我会调查一下的。”她说，“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关心此事。”然后我给薇拉打电话。薇拉问，她叫什么名字，地址是什么，年纪多大了，情况如何。是的，她知道住在楼下的贝茨太太，但是安妮·里夫斯一直都拒绝接受他们提供的任何服务。“她现在不会拒绝了。”我说。薇拉和我在那栋楼门口见面。我请了一上午的假。开门的是贝茨太太，她穿着绒绒的蓝色睡裙，头上罩着蓝色发网。她严厉地看着我，看着薇拉。“他们昨天晚上把里夫斯太太送去了医院，”她说，“她跌了一跤，在楼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起来她是伤了膝盖。”薇拉和我，还有贝茨太太对此感慨良多，彼此心知肚明。贝茨太太那不满的表情是做给我们看的。“呃，也许这也算件好事，我们可以把她的房间打扫一下。”“要是你觉得三十年的清扫工作一早上就能完成的话。”她下结论，侧过身让我们进去。这栋房子是1870年左右建的。没有偷工减料，没有敷衍了事。很不错的楼梯，大方体面的楼梯平台。安妮·里夫斯的家在顶楼，光线充足，通风透气。很好的房间，比例恰当，有大窗户。前厅俯视大街，比其他房间大。壁炉堵住了。墙纸略带褐色，细看上面有好看的棕色、粉色叶子和花朵花纹，不过颜色褪得厉害，还有污渍。挂画嵌线以上，因为屋顶漏水，墙纸已经脱落，松松地悬在那里。屋里火炉边有一把古旧的硬椅子，上面摆着破损的蓝垫子，内芯已经露出来了。有几张梳妆台，还有一个五斗柜。油毡，开了裂，褪了色。还有那张床——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全面充分地描写那张床。双人床，棕色的木床头板和踏板——我该怎么才可以描述清楚呢？因为身体总是躺在同一个位置，床垫被磨出了痕迹，条纹亚麻布已经被磨掉了，里面是一团团乱糟糟的粗毛和一个个洞。枕头上没有枕巾，就像床垫一样，里面的羽毛戳了出来。床上有一团污秽肮脏的毯子。真脏，真恶心。但是我们在里面没看到虱子。这就像一只非常老的鸟儿的巢，已经用了好多好多年。它

国色天香 中文字幕 在线视频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第四次落榜。这一年，他30岁，还称童生。然而洪秀全二十三年寒窗、十五年不辞辛苦地与最低级别的院试进行战斗的过程还是挺痛苦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洪秀全的痛苦，也为了给后面发生的故事做一个铺垫，特在此简单介绍一下科举制度。隋朝以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无论其品行、才能是优是劣，这些官N代、富N代都可以做官。后来到了隋炀帝杨广这里，他觉得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于是研发出来一个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读书取士，也就是后来流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从此，想做官的人纷纷以读书为业，即使挤破了头也没有人在意。虽然科举制度自隋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清朝基本与明朝保持一致。有清一代，考试共分四级。第一级，院试。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院试的，要想参加院试，必须参加前期的选拔考试获得考试资格。选拔考试的范围是县（县试）和市（府试），通过县试和府试的人统称为童生。虽然称做童生，但童生可不都是小孩儿，三四十岁的大叔、七八十岁的老大爷也是有的。在院试中考试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当上秀才后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还有些特权，比如国家免征除秀才自己之外一到两个家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用下跪、骂大街不会被打屁股等。但秀才并不是官，若想当官，那还得继续奋斗！第二级，乡试。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在省城举行的省一级的统考，一般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或者拥有同等学历者如监生才有资格参加。考试通过，晋级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如大名人唐伯虎。举人学历已经很不错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但国家不保证你一定能当官，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第三级，会试。在京城举行，考上举人的各省精英才有资格参加。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面对最后一道考验，或者说是将迎来科举的最高荣誉——殿试。第四级，殿试。殿试，即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始于武则天，完备于赵匡胤，算是此二人的联合发明。具体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最后根据表现给考生排名。殿试共设三等奖：一等奖：即一甲，获奖人数为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二等奖：即二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进士出身。三等奖：即三甲，若干，每年数目不等，称同进士出身。恭喜，熬过这一关的考试精英们，当官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一本神奇的书落榜的洪秀全不认为考试失利是由于自己实力不够，而是把考试失败的原因全部归结到清朝政府身上：譬如考试题目太难，招生比例太小等。所以洪秀全很愤怒，他恨清朝政府，恨它给了自己凭借读书出人头地的希望，却又将希望在自己面前掐破。面对屡次不第的现实，洪秀全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愤怒而已。因为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除非你有实力改变规则乃至制定规则。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要是没有什么转机的话，洪秀全的命运应该也就是继续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乡村老师或者下地当农民。命运是神奇的，因为洪秀全的命运转机很快就到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洪秀全在家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拾起了一本布满了灰尘的小册子。这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多年前他去广州应试时一个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免费发给他的。现在看来，由于作者梁发的水平问题，这本“梁发学习《圣经》读后感”谬误很多，最多算得上一本山寨版的《圣经》。洪秀全当时对这本小册子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抱着不拿白不拿的态度顺手带回了家。失望无助的洪秀全开始仔细研读《劝世良言》，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因为洪秀全注意到，他的名字洪火秀（洪秀全小名）多次在书中出现，如淹没世界的“洪”水、燃烧的“火”焰、上帝的名讳“耶火华”（现译作耶和华）等。事实上，任何人随便拿起一本出版物，都能发现自己名讳中的某些字出现于其中，根本不值得惊讶。但洪秀全不这么认为，他认定自己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要用上帝的教义来改造这个社会──当然，顺带做个教主也是个不错的选择。1843年7月，某天。这是平凡的一天，也是不平凡的一天。这一天，拜上帝教成立了。这一天，洪秀全自己进行了洗礼，成为拜上帝教的第一人。为避耶火华之讳，为预兆自己成为人中之王（秀全二字可以拆为我乃人王），博个好彩头，他正式将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几天后，洪教主后来最忠诚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乡村教师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接下来，洪教主为了打响拜上帝教的名气，同时出于科举屡次不第而对儒教经典产生的愤恨，他决定拿孔子开刀——砸碎了他所任教私塾里的孔子牌位！从这一砸的效果来看，这绝对是一个昏招。首先，这令他和冯云山丢掉了饭碗，成了下岗待业人员。这样的老师，哪个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其次，挑战孔子地位的举动固然轰动，但这并不明智，孔圣人可是所有读书人的祖师爷，你砸读书人的祖师爷那不就是砸所有读书人的脸吗？因此，从那一刻起，洪教主就站在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对立面，这为将来太平天国的覆亡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祸根。创教伊始的第一枪就打歪了，接下来拉人入伙的工作也进展得不大顺利，这让洪教主意识到自己不是搞组织工作的材料。因此洪秀全对自己说：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些理论工作吧，做一个理论家和精神领袖就足矣！之后的数年间，洪秀全便集中精力为拜上帝教提供理论支撑或者说让拜上帝教更好地为自己服务而进行理论创作。不过由于底子一穷二白，洪教主弄出了不少纰漏，因为他连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位一体”概念都没有弄明白。所谓“三位一体”，指的是圣父（上帝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是一个神，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而洪教主则是这么解释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是他爸爸，救世主耶稣是他哥哥，而他自己则是上帝的二儿子。还好洪教主出生在中国，要是生在西方的话，他这种敢让上帝超生的行为早被当做异教徒烧死了。好在洪教主也知道自己水平比较菜，所以特地跑到美国牧师罗孝全那里去学习真正的《圣经》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或许是因为罗牧师觉得洪教主野心太大，又或许是洪教主不小心得罪了罗牧师的助手，总之罗牧师拒绝了为洪教主施行洗礼的要求，这让洪教主到死也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带头大哥冯云山洪教主从罗牧师那里打道回府的途中，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好兄弟冯云山已经给他挖到了第一桶金。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的传播，除了需要一个教主以其精深的教义和精神影响力召唤追随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把教众的力量组织起来。虽然洪教主的教义算不上正宗，很是有些山寨，但把他放到拜上帝教这个山寨版、愚昧版的基督教中，做一个精神领袖还是马马虎虎的。而那个在政治和俗务上极具才干的人，则非冯云山莫属。冯云山这个乡村教师很有政治头脑，眼光长远，做事干练，尤其是组织才干举世无双，这让他成为拜上帝教事实上的带头大哥（谋立创国者南王（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李秀成自述》）。当年砸孔子牌位砸失败之后，冯云山就知道拜上帝教在花县没有市场，因为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离广州城太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洪秀全那粗浅的宗教理论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冯云山决定换一个合适的地方继续战斗。最终，冯云山挑中了广西。因为广西符合冯云山心目中理想之地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越穷越好。越穷的地方朝廷的统治基础越薄弱，官方很少会干涉自己；越穷的地方信息越闭塞，信息不通则民众比较好忽悠。当然，广西穷也是有原因的。首先是人祸，失业情况太严重了。事情是这样的：为贸易而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作为赢家的英美法商人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中国倾销洋货。洋货疯狂涌入造成的后果就是通商口岸的商品经济兴起。商品经济异军突起，那通商口岸的传统家庭手工业自然就玩不转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广州正是重灾区。既然广州经济形势不好，那么众多来自广西的、依靠对外贸易服务为生的打工仔自然就会纷纷失业。这样问题就来了：外出打工的他们是自己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没有了他们的收入，家里人只有坐等饿死。然后是天灾，老天爷太不给力，广西连年灾荒，饥民遍地。天灾人祸都让广西赶上了，想不穷都不行！财富虽可召号天下，但灾难更能聚拢人心。天灾人祸是广西人民的痛苦，却是冯云山的福音。冯云山的第二个标准是要有矛盾可供利用，这样才能通过团结一派打击另一派，借力壮大队伍。广西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广西有著名的“土客之乱”。当时广西的居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地人（土著）；一类是外来人口客家人——这类人主要是为了逃避战乱，从中原地区南迁而来，他们非常讲求宗族的团结抱团。因为客家人占去了不少土地资源，而且客家人语言、生活习惯、信仰也与本地人不同，导致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非常严重，再加上政府偏帮本地人，所以本地人和客家人常常生死相搏，矛盾十分尖锐。冯云山很好地利用了广西的这两个条件，在三年的时间里，冯云山不仅在广西招募到了三千多忠实信徒，更为重要的是，他组织了一个强大的领导团队，按地位高低排列如下：杨秀清，客家人，纯度很高的文盲，职业是一名优秀的烧炭工，此人除了烧得一手好炭，还很讲义气，极富组织才能和野心，后封东王。萧朝贵，农民，武力值较高，善战，后封西王。冯云山自己，后封南王。韦昌辉，客家人，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后封北王。石达开，客家人，家境小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是天生的将才。搁在当时肯定算“高富帅”，“高富帅”加入团队时不过十六七岁，少年得志，创业干劲十足，后封翼王。弄错了吧？以冯云山的功劳和才能，怎能屈居杨秀清和萧朝贵之后？没弄错，事出有因。由于冯云山的拉人入伙事业越来越出色，因此被一个很有危机感的本地地主以聚众谋反之罪给抓了，随后被打入官府大牢。当时洪秀全在广东，拜上帝教的广西根据地一时群龙无首，大有崩盘之势。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男主角杨秀清携男配角萧朝贵勇敢地站了出来，浑身发抖，口吐白沫。杨秀清说自己是天父（上帝），带着天兄（耶稣）萧朝贵下凡人间是为了点化众人：你们不要慌，冯云山肯定没事，这只是一个考验而已，考验大家是否能够同心协力渡过难关……广西这地方本就迷信，而且杨秀清和萧朝贵扮演的上帝和耶稣与洪教主发明的“三位一体”理论相符，再加上杨秀清演技精湛，情节逼真，生动自然，教众都让杨秀清给忽悠了。军心稳住后，事情就好办了。本来事情也不好办，毕竟冯云山的罪名不小，好在清朝贪官多，用钱可以征服他们，杨秀清带着众人卖炭攒了一笔钱，把冯云山给赎了回来。李开复先生曾经用他的成功经历鼓舞世人，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但刚刚立下大功的杨秀清先生是不敢说这句话的，因为他绝不希望有人复制他的成功，用六个字可以概括杨秀清其人：有才、志大、骄狂，这样的人是不甘久居人下的。从他选择上帝附身开始，他就踏上了追逐更高权力的征途。因为杨秀清救出冯云山挽救拜上帝教于危难的背后，隐藏着他更深的意图。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杨秀清能成功地以上帝的名义下凡，那么假借上帝儿子下凡的洪秀全今后就得听他的。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家都玩附身游戏，你洪秀全敢拆穿他杨秀清吗？所以，在这个领导班子里，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这三位高贵的天外来客位居前三，尽管冯云山功劳如山，也只能屈居第四。好在冯云山并不在乎，他有团结至上的胸襟，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得失算什么！六人领导班子的权力分配是这个模式：政教分离。洪秀全在地位上是老大，其权力相当于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杨秀清地位上是老二，由他节制其他四个人，权力相当于政府首相和内阁总理。也就是说，实权掌握在杨秀清手中，另外四人分权制衡杨秀清。横扫南国六大核心归位，三千铁杆会众在手，看起来洪秀全马上就要造反了，很多书里也都是这么写的，在那些书里面，洪秀全被塑造成一个天生英雄的形象，天生英雄的洪秀全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受到了清朝的腐朽和麻木，于是创建拜上帝教，高举反清大旗，表现了他彻底的革命性等。这绝不是真实的洪秀全。洪秀全绝不是什么天生的英雄，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正常人有的弱点他都有。而作为一个正常人，在做出一个可能会掉脑袋的选择时，是绝对不会如此轻率的。事情的真相是洪秀全是被顺水推舟地一步一步逼上了梁山。当时，拜上帝教的会众会定期搞团队建设（团营），在今天看来，这仅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但问题是：一大群贫苦人民一起搞一个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之后，再加上平时受够了官府和本地人的欺压，于是难免情绪激动，情绪一激动就会做出一些铲富济贫、吃大户的激烈行为。虽说广西的官府统治力量不够，但官府也不可能放任他们聚众滋事不管，所以有时就会调兵弹压，冲突就这么产生了。1850年12月，拜上帝教团营史上最大的一次冲突产生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金田村团营时，刚好碰到一些不开眼的官兵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炭工人强索非法捐税，冲突爆发了，官军被打死、打伤数百人。这一下不反都不行了。事情紧急，不过好在洪教主的37岁生日就要到来了，干脆就借这一天的彩头正式造反吧！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教在广西金田村举事，以“太平”为号，洪秀全自封“天王”，太平天国自己的史书称之“万寿起义”，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金田起义”。补充一句，有学者认为举事的具体时间还值得商榷，这里姑且采用主流观点。敢亮出旗号造反，那就得有应对政府大军围剿的办法。太平军的办法就是且战且走，以战养战，在战斗中锤炼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什么样的军队最有战斗力？不是拥有优良武器的军队，也不是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有信仰的军队。如果将士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是为了吃饭挣钱而打仗，那么肯定没有战斗力，失败是必然的，这与人数和武器装备无关。这时的太平军将士大都是拜上帝教的忠实信徒，他们深切地相信自己敬爱的洪教主是由上帝派来凡界消灭不公平的，如果自己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自己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因此，有着共同信仰的他们凝聚力极强，能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爆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人数不多、武器装备也很粗劣的他们却将人员武器装备都远远胜过他们的清军斩落马下，屡战屡胜。当然，胜利来得这么快跟另外两个原因也有些关系。首先，他们的对手综合素质太差。一来接替林则徐的钦差大臣李星沅虽然写道德文章的水平不错，但打仗是个外行，最要命的是喜欢瞎指挥是他最大的乐趣；二来清军将士大多是没理想、没道德、没文化、没纪律的“四没废才”。其次，太平军的口号“均田以赈贫穷”很有吸引力，能引起广大没有土地的农民朋友们的共鸣。所以为了有地种，混口饭吃，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中途加入太平军的队伍。太平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对洪秀全来说，胜利的代价太昂贵了。1852年6月，洪秀全的挚友和最忠诚的战友南王冯云山战死，壮志未酬。冯云山的死对洪秀全的影响无法估量。同年12月，西王萧朝贵战死。他们的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的死换来了太平军的继续前进。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入南京。江南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便于筹粮筹款，亦能割断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所以洪天王把南京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母的头颅。他查觉了莫炎的出现，便提着短刀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亲切的笑容。莫炎被这诡异的情景吓得呆在了原地，只觉脸颊被哥哥伸手摸了一下，周身便立刻被一种怪色灵火包围。火焰没有带来痛楚，只是令得他浑身融化般地瘫软，不由自主地倒在了地上。哥哥依然亲切地笑着，手中的短刀慢慢凑近了莫炎的头颅…………莫炎的话语突地停住了，所有的情感从眼中顿时消失，他一把拿过鼠标点开了电脑画面上的邮件提醒，简短的邮件呈现眼前，末尾署名“了然”。那是莫炎接驳在晖儿电脑上的N93手机传来的信息，众人都在入神地听他讲述，全然没有注意到邮件提示。“丧星突现已七日，太岁落地蒙化城，茶马寻龙君不再，隆庆关外马蹄深。”邮件的内容是一首七律，字里行间透露着警示，似乎在告诫我们蒙化之行的险阻。“了然怎么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蒙化的秘密？”我不禁疑惑道，“难道他一直在暗中监视？”“可能性不大。”晖儿在键盘上操作了一会，“邮件的始发地来自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没有代理转发的痕迹。”“他擅长观星测凶。”莫炎望着窗外的星空道，“远在千里，运筹帷幄。”了然去美国干嘛？我又一头掉入了云雾之中。莫炎出神地望着星空，似乎在观察着什么，我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北斗星清晰地映入眼帘。深夜的天空格外清透，闪烁的星辰十分清晰，甚至连平日不常见的那颗暗淡星辰也出现在了它的边上。“丧星突现……”我忽地想起那暗淡星辰的由来，“从我们到滇池那夜起，这颗丧星就出现了。”北斗本为七星，但实际在它边侧很近的位置上还有一颗不易察觉的星辰，星象上称之为“丧星”。风水理论中，出行、迁徙、动土、架梁、婚嫁但逢丧星突现，须一律改日或作罢，否则凶险难当。丧星连续出现七日，星辰位置转定于某地的话，那里便一定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尤其当你的目的地就是那里的时候。如果一定要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应该是这颗丧星与地球的距离发生变化后，特殊磁场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变化。不过，其中的根究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东方朔、袁天罡这样的大师级人物才能诠释了。经过地图方位查证确认，这颗丧星的位置确如了然所言，照之前的邮件分析和对比来看这封邮件应该是真正的了然发出的。现在看来蒙化之行确实危险重重，暂且不说丧星示警，单就三十年前一批高手丧生古道便足以让人望而止步。莫炎征询地看了看大家，见我们没有反应，便揣起手机，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背囊。“这剑放你包里吧，我路上背不动。”S递给莫炎的正是那把刑天猎首剑。“亦凡，我的电脑放你包里。”晖儿收起电脑塞进我的背囊，“猎枪卡着不好放。”莫炎接过铜剑，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们，眼中隐约有着一丝感动。“蒙化肯定一起去，但必须事先声明一点。”我严肃道。“你说。”莫炎一脸凝重地应道。“收拾完了就睡觉，明天不许早起。”我捶着后腰苦笑道，“我们不是铁打的。”“我也不是……”脸上闪过一片愕然后，莫炎难得的露出了一丝笑意。……蒙化县现称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可能因为拗口或长久的习惯，大多数人还是称之为蒙化。这里是茶马古道“三进三出”交通枢纽，也曾是沟通川、滇、藏、印、缅及东南亚贸易的繁荣城镇。南诏蒙氏的王朝便是发源自此，但四代古都的蒙化城除去古老的建筑之外，已全是现代商业旅游的氛围。相较莫炎，老田更为熟悉蒙化的环境，南诏古街一路到底，歇脚打尖带住宿，繁杂的事情在他乐呵呵的招呼声中全数解决。“蜜饯、粑肉饵丝、青豆小糕、锅巴凉粉、什锦咸菜……”S嘟囔着在一边盘点着战利品，大包的食物看上去夸张之极。“这些吃的比铜剑重吧？”我笑着打趣道。莫炎掂量了一下食品袋，又掂掂铜剑，一脸肯定地点了点头。众人一片笑倒，S唬着脸道：“吃完了就不重了，铜剑又不能吃。”这话又引得我们大笑起来，S被笑得不好意思，转身打开窗户自顾看风景去了。照莫炎之前的叙述，三十年前血案的地点就在城东的隆庆关，了然的邮件中也提到了这个地方。线索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先从那里着手。“老田，蒙化古城是不是明清时期的建筑啊？”S张望着问道。“是哦，这古城留下的都是明朝和清朝的建筑哈。”老田指着窗外的建筑道，“二十五条街，十八条巷子，交错起来就像是个棋盘咯。”“是明清棋盘式城池，我说呢。”S伸了个懒腰道，“我以前的建筑史教授就喜欢这种井字型结构。”“呵呵，这里大多都是白族人的建筑哈。”老田笑道，“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不成棋盘成啥子哟。”这话一出口，我和莫炎都愣了一下，明清棋盘城池，白族特色建筑，这原本都是很平常的东西，但对查找龙脉的我们却别有一番含义。“老田确实没说错。”莫炎点着旅游宣传册上的介绍道。翻出蒙化城地图，我仔细查看了一下，清晰的格局设置，与我们预料的完全吻合。而当晖儿找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全景图片时，我和莫炎不禁一阵喜忧交加。这里民居中四合院的格局多为四居门加前后院门，合上三坊门大开，为九阳数，恰好是人脉阳气鼎盛的“九门通关”。五天井地气冲天，合中脉照壁分隔引导，为六阴数，便形成了地脉阴和润物的“六阴内生”。这正是引龙大局中卧龙部的双局之一——九阳六气局。但这局的气脉已完全被棋盘式的城池格局毁坏殆尽，二十五条街道，十八条小巷，将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堪堪隔开，而几条主要街道的位置却又正好横断了九阳六气局的局眼，整个局势的走向已无迹可寻。“照你这么说来，蒙化曾经是引龙局的一部分？”S瞪大眼睛道，“那应该附近还有一个局才对啊。”“按这里的位置格局来看，并存的另外一局应该就在隆庆关那里。”我指着地图道，“鸟道雄关赖以成名，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这个局的关系。”“千鸟入关，撞山自尽。”莫炎点头道，“关内的迷雾一直很奇怪。”意外的发现与我们原本的计划十分巧合地凑到了一起，商议之后，大家整理好装备当下各自休息，准备夜幕降临的时候探访这个神秘的隆庆关。入夜时分，一行人来到了城东二十公里的文峰山，巍峨盘延的山脉间隐约显露的山口便是隆庆关。山风掠过，厚重的雾气幽灵般地出现在我们周围，只一会的功夫，能见度已降到了五米。“我靠，这什么鬼天气？”S被突如其来的迷雾吓了一跳，“是不是有人搞鬼？”“隆庆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鸟自杀，原因就是这些雾气。”我笑着递过绳子，“穿在腰上带，大家别走散了。”莫炎灵敏的嗅觉加上我听风辨位的能力使迷雾间的行进顺畅了许多，但即便如此，速度也并不是很快，翻上隆庆关的山口时，新换上的冲锋衣已布满雾水。山口的一侧是高耸的文峰山，远处绵延的横断山脉一望无边，静心听去，附近的整体山脉地势尽数在我脑海中浮现。环抱的山口在连绵的山脉上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地势，山体四处不住透出阴绵的地气，如果不是引通了阴极地脉，这里是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地气的。地气在夜间开始吞吐，配合新月形格局，与天空的月气向连，阴月地气混为一脉将这里的地气洗炼得阴柔之极，这与蒙化城内的九阳六气局完全配合不起来，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冲的做法！“怎么是阴月地气局？！”我失声道，“这里的地气也吐纳的特别快。”“有些不对劲。”莫炎的鼻子抽动了两下，“地气里有兽的味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俩说的清楚点。”一旁的三人听得糊涂，S更是不耐烦地叫道。“布局的家伙做了手脚，这里是伪装的部分。”我示意大家下山，以免有什么意外，“照这个局来看，附近肯定养着什么特殊品种。”莫炎和老田手脚麻利地拴好了一卷绳索，在山口一边抛下，大家顺绳滑下。我和老田是最后下山的，刚滑到一半耳畔便传来一阵激烈的翅膀拍打声，迷雾中突然出现了大群的飞鸟，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袭来。身在半空无法闪避，匆忙间我只得用金属板护住我和老田。蓬蓬声接连响起，漫天羽毛飘落，那些飞鸟全部撞死在山口的岩石上，一时间鸟血的腥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惊吓之余，我们加快了下滑的速度，直到脚下踩在厚实的泥土上才略松了一口气。地面上落着许多飞鸟的尸体，几只尚未断气的鸟儿扑腾着翅膀想要站立起来，扭折的脖颈歪斜着摆动，痛苦挣扎中更加速了它们的死亡。虽说这场面远不如之前所遇到的那样诡异，但我却不由有些颤栗。“每年都不知道要死掉多少鸟哈。”老田看着地上的鸟尸皱眉道，“你说的局为啥会让鸟撞山？山里头有啥东西？”“地气造成的迷雾会影响鸟类飞行时的辨别能力。”我随口答道，眼下却不见了晖儿、S和莫炎三人。“莫兄弟和两个女伢子咋不见了？”老田也发现了三人的失踪。彼此上下的间隔只不过相差十分钟，照理他们不会随意走开，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妙，正想搜寻时，山口里传来一阵火焰撩动的声响。是莫炎！我招呼老田跟紧，顺着声响发出的位置奔去。转入山口，迷雾中闪现大片火光，莫炎双手并用地划出一道道灵火，飞速攻向黑乎乎的山口内。晖儿和S倒在莫炎的附近，身上满是黏糊糊的液体。我紧赶上前探查，发现两人只是昏迷，所幸没有受伤。“发生了……”还未等我问话出口，莫炎的灵火蓬然剧涨，闪动中，一个硕长的身躯在山口间一闪而过，那样子竟有些像天坑中的毛龙。“周围布些尖刃！”莫炎面对山口，细细闻着气味，“三尺长，要最锐利的。”老田帮着我把晖儿和S抬到莫炎站立的地方，我在四周布下了上百根三尺来长的锐利尖刃。莫炎始终一动不动地对着山口深处，手中的灵火不断缩张，一付大敌当前的模样。此刻四周毫无声响，平静的山口间缓缓掠来一阵山风，原本已渐渐稀薄的雾气在山风的鼓动下转又浓重了起来。山口的石壁上隐约传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响动，莫炎的鼻子猛地抽动几下，灵火骤然高起，举手挥动间长长的火舌直射石壁。火光掠过的那一刹那，一条粗如手臂的粉色蛇形物在我们身前两米处出现。那东西灵巧地避让开了灵火攻击，却不慎碰到了我布下的尖刃，锐利的刃口划在上面发出吱嘎的怪响。莫炎击出一串火球正中那东西，扭动中蛇形物飞速逃回来路。“它吃了亏，暂时不会攻击。”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吃的东西真不少。”“那是什么东西？”我发现自己竟然无法听辨出那东西的形迹，甚至连它的动作都难以捕捉。“这东西不会是邪龙吧？”老田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蒙化古时候就传说山里有邪龙和凤凰哈，晚上都不敢来山口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莫炎看着老田，语气中有些惋惜，“难怪蒙化的别名叫邪龙。”十八、机关金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神奇的动物，但史书上并没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即便是记载了众多传说动物的《闻风拾水录·虚灵篇》也没有涉及。如果不是在天坑见到那条毛龙，我依旧会认为龙只是古代的一种图腾象征物。我并不知道现在这条邪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它不是虚灵，否则我不可能判断不出它的动作和形态。“邪龙是动物？”我试探地问莫炎，“我的听风根本无法了解到它的动态。”“寒蜴，本该灭绝的动物。”莫炎依旧盯着山口的黑暗处，“传说中蜃的原型。”制造虚幻景象，吸食过往路人，这东西难道就是误传为龙子的蜃？脑子里有些发炸的感觉，这些时间里不断更新的知识见闻太具颠覆性，我的大脑几乎有些难以承受。说话间，迷雾再次浓重起来，惨白的雾气中隐隐有种特别的味道，虽然不是很明显，但却令我眼前的景物有些晃动。“它移动的范围不大。”莫炎嗅着空气道，“我用灵火弹照它出来。”十几个拳大的灵火团飞入迷雾，星点地排布在了山口间，莫炎双手一振，火光猛地大盛，柔和的火光将布满迷雾的山口照得通亮，但奇怪的是山口上空却依旧漆黑。老田茫然地向内望着，似乎灵火弹的光芒只有我才能看到。莫炎指着山口边壁上的一处道：“那东西被拴住了。”顺着莫炎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条奇怪的生物正吸附在山口的崖壁上，细长柔软的身体有些像蛇，四只脚掌却像蹼足，与身体相比，那过于宽扁的脑袋像把铲子，浑身的颜色灰黄斑驳完全近似山石的颜色。那东西灵活地扭动了几下，身体在山壁间溜冰似地滑动，掠过之处隐约留下一道发亮的痕迹。难怪无法查觉它的行动，粘液和吸盘足的作用下，移动起来是全然无声的。但在它的后足上却栓着一根乌色的长索，限制着它的行动范围。“拉长了的大壁虎……”我反了个恶心，“这么恶心的东西也能叫龙？”“看到美丽的你就没命了。”莫炎淡淡地丢了一句，“还好它的毒腺被摘了。”“这雾里有毒？”我突然想起空气中那奇怪的味道。“现在只有少量致幻的毒素。”莫炎抛来一个瓶子，“每人一颗。”我和老田分别服下瓶中的药丸，又喂食给昏倒的晖儿和S，眼前的晃动感顿时消失。吱嘎一声，之前出现的粉红色蛇形物再次冲进尖刃中，我惊愕地发现这蛇形物竟是那只寒蜴的舌头，自崖壁甩向我们的站立处足有十来米！更为惊讶的是，被舌头卷刮过的锋利尖刃全部卷刃，有些甚至已经出现了豁口，如果不是莫炎的灵火及时攻到，只怕尖刃早已被寒蜴毁去了大半。心下有些不甘，我索性挥出一排圆锯飞斩过去，快速旋转的锯齿无情地绞噬着寒蜴那柔软的身体。血肉飞溅的场景却并没有如我预想般发生，寒蜴很是受用地甩动了几下身体，圆锯立刻被击打得四散开来。“这东西练金钟罩铁布衫的？！”我完全闷在了那里，在这只寒蜴面前我几乎成了个废物。莫炎没有回答，双手在胸前盘抱成团，一个硕大的灵火球在他手中不断剧涨。寒蜴摆了摆头，猛地张嘴呼出，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一道白色的气流痕迹，气流过处白雾层层卷起，周围的气温瞬间阴冷起来。老田浑身打了个冷颤，手中的铜炮子猎枪一下走火，喷射的火舌恰好与气流相遇，一阵悉窣声中，散出的火药弹丸竟结上了一层白色的霜花，纷纷落在地上。与此同时，莫炎手中的灵火团也已迎上气流，冷热交替的感觉让人一阵心血翻涌，面前竟凭空落下了一阵细雨。“不能和它耗了，我们赶快走。”我拉着老田扶起地上昏到的两人，转身便走。噗地一声，寒蜴的长舌突然从地下钻出，我连忙躲闪，回身撞到老田，四人齐齐倒在地上。莫炎跃身赶上，双手叠掌，一式灵火入地诀封住了长舌继续的攻击。趁此机会，我和老田连忙拖拽着晖儿和S闪到一边。“它入地了。”莫炎挥手在身周焚起一片灵火，五人就这么站在了熊熊燃烧的灵火中。山壁上的寒蜴果然已经不见，乌色长索也随之消失，估计那长索的固定点在山脚下的某处，寒蜴爬在山壁上攻击距离不够，但钻入地下后却可以控制我们周围很大的范围。“寒蜴还是怕火的。”莫炎沉声道，“你缠住舌头，我断了它。”“嗯，这寒蜴太厉害了，你以前是怎么对付它的？”我一边问道，一边抛出几条带着锐利倒勾的铁链。“我只听父亲说起过。”莫炎双手横端胸前，“没对付过。”闻言一阵大汗，这家伙做实验的代价可是五条人命啊，但眼前却也只有如此了。地面的灵火在莫炎的控制下灭了一处，泥土翻滚中寒蜴的长舌立刻钻出，我急速挥动铁链缠绕了上去，倒勾和链条的绞合之下，长舌被牢牢锁住。猛力回撤，链条长舌顿时拉了个笔直，寒蜴那铲子般的脑袋已露出了地面。虽然铁链并不在手中，但我依旧能感觉到长舌挣扎时传来的大力。莫炎双目暴睁，瞳仁竟已化作火焰般的色泽，身周卷布着暗色的灵火，诡异的样子竟似地狱罗刹一般。他自胸前横拉双掌，掌心互交合十，高举过顶后交叉缓缓用力挥出：“灵火雷刃诀！”刚猛的呼喝中，数十道弯刃似的火焰掠空而出，夹带着风雷之声飞速斩切长舌。长舌似乎也感觉到危险

时间出来，真的太多了！迈尔斯、凯瑟琳和安的个人特色变得越来越模糊，克莱尔和西娅也是。但是他们很不舒服，心烦意乱！”这是个大问题。我原本希望他们之间的界线会因为越来越常共享时间而逐渐瓦解。但现在霍尔顿却告诉我，卡伦无法忍受这个过程。“霍尔顿，目前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办，”我说。“我一方面想鼓励每个人格彼此共享时间，趋向融合，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让你们太痛苦或太忧伤，也不想害你们生病。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想想我们能怎么做？”※※※※1996年6月至7月间，卡伦体验到越来越多来自其他人格的想法和记忆，但她遗失时间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逼得她快发疯了。每天都有一堆麻烦等着她。她去参加婚礼，只认得几个人，但她发现好多人都认识她，而且还叫她不同的名字。于是她只好不停遗失时间，好正确应付每个人。她从家里出发，打算去食品店，但两小时后，她在店里醒来，却没有这两个小时的记忆。当天稍晚，在内部系统的“会议”上，她被告知隔天有一场早已约好的午餐会，但她却毫不知情。她在皮包里找到一只她不曾买过的呼叫器。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在百货公司，一旁还有店员等她为刚才挑的衣服结账。朋友气她失约，实则不同人格各自订了约会，时间却互相冲突。她管教小孩的标准也不一致。有时候，她觉得身体比较好了，也开始服用控制血糖的药物，但她发现血糖值会因不同人格出现而改变。※※※※我通知卡伦我要出门度假，大约两周后回来。我预期卡伦会有些惊惶。启程之前，我收到霍尔顿的来信——不如说是备忘录吧。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人格融合施行方针几经思索，我想出着手进行人格融合的计划。我了解这个系统的运作方式，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过，除非你有机会先知道我的想法，否则我不能贸然跟你讨论。其他人或许能听到我说话，但他们无法得知我的想法，也看不到我的信。假如你也同意以下的施行方针，或许等你回来后，我们可以再详细谈谈。1.催眠卡伦后，你必须请求她让你进入她的安全小窝。我相信她会让你进来。2.你必须向她解释，未来你将协助她融合她身上的独立人格，一次一人，依序渐进。3.从小窝外的房间挑人（一次选一个）。我觉得以下这几个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受融合了：西娅（6岁）、卡尔（10岁）、爱丽丝（8岁）、桑迪（18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卡伦1（10岁）、克莱尔（7岁）。目前，连我在内的其他9个人还不宜进行融合。4.贝尔医生请待融合的人格现身，向卡伦介绍此人以及此人诞生的目的。5.贝尔医生向卡伦解释，此人格已不再需要独立存在了。6.贝尔医生请该人格踏入卡伦的形体（身体）。7.融合完成。霍尔顿这封信我反复阅读好几遍——霍尔顿给我的是一套为卡伦进行人格融合的详细步骤。我太惊讶了。这方法可行吗？霍尔顿的办法跟普特南在《多重人格障碍的诊断与治疗》里描述的融合仪式相当类似。当时我不太明白普特南的意思，感觉有几分模糊不清，而且也有点吓人。虽然我们已渐渐消融各人格之间的分界，但融合是一瞬间的事，将两个人的一切全部融合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还好这套办法是霍尔顿想出来的，所以应该不难教其他人格接受。我谢过霍尔顿并告诉他，等我度假归来，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度假归来，卡伦又是一团乱。她母亲持续不断对她提出各种要求。若她有半点迟疑，她发现自己会遗失时间——换桑迪出来。桑迪妥协，安抚她母亲。安有罪恶感，觉得自己需要被处罚。迈尔斯想掐人杀人，他已再度和凯瑟琳、安分开，不再与两人共享时间，但他现在却觉得很奇怪、很孤单。凯瑟琳无法再维持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这些分身们接二连三陷入一个又一个危机中。她抱怨大家不分时段，想出来就出来。霍尔顿说他已如行尸走肉，失去所有感觉。我决定我们必须尽快开始融合卡伦的内在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快要分崩离析了。我与霍尔顿讨论应该先融合哪一个，他建议从朱莉开始；她是最痛苦的一个，而且她的症状会影响其他所有的人。1996年8月1日，我手里拿着霍尔顿的信，等待卡伦来临。我想建议卡伦一起试试霍尔顿的办法，但我又担心万一这方法不成功，一切将再次回到原点。就在我苦恼不已，想理出头绪时，卡伦一如往常准时出现，浑然不知今天即将出现的挑战。“霍尔顿提出一套程序，好让你内在的其他人格与你完全融合，”我开门见山地说了。我把信上的步骤从头到尾念一遍。“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试着进行第一次融合。你觉得呢？”我话还没说完，卡伦已频频点头。她问我，“他们要怎么进入我内在？”她问倒我了。“我也不太清楚，”我说。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完全没有融合多重人格的经验，而且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成功。病人对医生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信心是最佳良药。“融合会在催眠的虚构世界中进行，你会看见自己和另一人格完全合而为一。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我想我不是个称职的心灵支柱，但我尽力了。我俩完全信任霍尔顿的智慧。“你害怕吗？”我问。“不怕。我很想试试看，”卡伦说，“不过我对未知的状况仍有些疑虑。融合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你会跟现在一样，只不过你会成长，你会拥有新的感觉和记忆。每个分身或人格都是一小部分的你。虽然这些记忆和感觉分属不同人格，但他们一直是你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资产最后也会成为你的。你应该不会改变太多。”当然，这都是我的猜测。“朱莉是我们第一个要融合的人格。你和她融合后，我想你的头痛症状应该会减轻，腿也不会那么痛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卡伦调整好自己，但她的表情却背叛了她，微微透露出恐惧。此刻她已完全放松，闭上眼睛。我多花了点时间引导卡伦，为的是想确认她已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我的心脏怦怦狂跳，我努力稳住它，不让声音泄露出我的紧张情绪。虽然我觉得这一切真是诡异到了极点，但我必须乐观，相信她（通过霍尔顿的协助）已找到将分裂的自己重新融合在一起的办法。于是我们继续前进。“你在安全小窝里看见自己了吗？”我说。我也闭上眼睛。有一度，我甚至更能感觉到卡伦的放松，还有她深深潜入自我内在的状态。“你在你的小窝。所有能让你自在、舒适的东西全都在这里。看看你的四周，仔细瞧瞧它们的颜色、纹理。如果你觉得舒服，就点点头。”几秒钟过后，卡伦缓缓点了点头。她看起来好像深深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能退后一步，让朱莉跟我说话吗？”“好的，”卡伦慢慢说道。她的表情变了，显出一张苦脸。她开始咳嗽。“朱莉？”“对，是我。”“霍尔顿跟你谈过吧？你准备要融入卡伦了吗？”“嗯，我想我准备好了。不过我很害怕。”“我明白。我想，等你融入卡伦后，你会感觉好多了。现在的你承受太多痛苦了。”她点点头，仿佛快哭了。“待会儿我要把你介绍给卡伦，你希望我怎么形容你？”“嗯，我13岁，”她的陈述不时被咳嗽打断。“我生于1970年。”她皱起眉头，突然向前倾。“假如我不能走路，以后卡伦也不能走路吗？昨天我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能走了。”“卡伦可能会感觉到你腿部的疼痛，但她还是可以走路。”我希望。“我还能怎么介绍你？”“我诞生在卡伦祖父猥亵她的那一刻。因为我的出现，卡伦可以不必承受与祖父的恶劣关系。有时我也会在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现身。我是常常跑医院的那个，大概是从卡伦11岁那年，她得肺炎又被父亲掐住喉咙那时候起。他拿带插座的电线抽我们的时候，也是我在承受所有痛苦。有时候，我会把这些感觉传给卡伦，如此我才能喘口气。我曾让大家耳聋，住院两礼拜，好让耳根子清净点，暂时不用听他们说那些糟糕透顶的话。他们以为我们昏迷了，但我们只是停工罢了。”“受伤的是你？”“嗯，詹森也帮忙啦。事实上，有4个人出来帮忙。”“那么，现在你的角色是什么？”我问。“我多半在生病的时候才出来……”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倒回椅子。“我想在融合之前介绍你，并且把这些故事告诉卡伦，好吗？”她点头。“好，那么请你先退一步，让卡伦回来。别走远，我很快就会找你回来。”“好。”朱莉离开，卡伦先是没了表情，然后再回到原来的卡伦的模样。“我已经跟朱莉谈过，她准备好接受融合了。我们可以开始吗？”“我准备好了，”卡伦慢慢说道。她似乎在很远的地方跟我说话，吐字缓慢、含糊不清；她轻轻点头，仿佛想从内心深处挣扎脱身，来到我所在的地方。我暂停几秒，让她重新在座椅上放松下来。“我可以进入小房间，跟你在一起吗？”我问，“我想从你进入小窝的那个入口进来，可以吗？”卡伦再次缓慢点头。“那么就请你先往旁边站一点，看着我进来吧。”我停下来，观察卡伦的表情，看她在心里描绘这些动作。“我在你旁边吗？”卡伦点头。“现在我想请朱莉到你的特别房间来，加入我们……卡伦，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你对她伸出手。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她进来了，走得很慢。她跛脚，拄着拐杖。”“卡伦，这位是朱莉，”我开始了。现在全看我的了。霍尔顿的信就在旁边，我可以一步步按照他的指示进行。至于接下来该说些什么，我可以一边摸索一边学习。“她13岁，”我继续说，“她是为了不让你受祖父伤害而诞生的。”我缓缓陈述朱莉方才与我分享的细节。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描摹卡伦小窝里的景象，好让我能跟她一起经历这段过程。陈述完毕，我暂时不说话，让一切沉淀下来。“你准备好了吗？”我问卡伦。她点点头说，“好了。”“朱莉呢？”我问。“她在点头，”卡伦说。好，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何让她们合而为一，但我猜她们必须在催眠世界的小房间里做出动作才行。霍尔顿说，分身必须踏进卡伦的身体。“朱莉，可以请你走向卡伦吗？”我等待片刻，让卡伦进行动作。“朱莉不太能走，”卡伦说，“我躺下来好了，这样比较容易。”“那么我会协助朱莉，让她躺在你旁边，”我提议。“她还拄着拐杖，”卡伦说。她似乎在等待，等我有所行动。“现在朱莉可以拋开拐杖了，连同她的不舒服、疾病一起拋开。那些都是过去的记忆了。”加入一点暗示应该没关系吧，我想。“朱莉在你身边了吗？”“是的，我在，”朱莉说。“现在我退到旁边，”我说，“朱莉，你必须慢慢滑过去，移入卡伦的身体。你做得到吗？”片刻之后，朱莉轻轻地颤抖着开口。“我们彼此接触了。感觉好怪。我感觉到变化了。一切都锁在一起了。”卡伦在椅子上痛苦扭动，她正在经历某种有意义的重要的过程——我只能如此猜测。“感觉好像小爆炸，”朱莉说，“我觉得自己好像X光线。”朱莉在挣扎。卡伦的表情紧张，身体也绷得很紧。“你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她幽幽地说。“你将成为卡伦的一部分，并且以这种方式永远跟我在一起。”我向她保证。“卡伦很痛苦，”朱莉说，声音越来越微弱。“她正在经历你过去的记忆。”我想让她知道，我依然在她身边。卡伦全身绷紧，两手握拳，蹙着眉头，深陷在自己的思绪里。“你还好吗？”“我好像在宇宙飞船上，”朱莉从很远的地方对我说话，“在星星之间快速穿越。我觉得我快死了，越来越虚弱……你会记得我吗？”“我会的，”我真心诚意、温柔地回答，“而且我也会在卡伦身上找到你。”“那么我放手了。再见。”我向她道别，看着她从卡伦脸上消失。卡伦仍深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看起来相当震惊的样子。我不想催促她，但我想知道她是否平安无事。我又等了几分钟，直到我看见融合的痕迹从卡伦脸上消退。“卡伦？”我出声，她微微苏醒。“你还好吗？”“好怪，”她挤出两个字，仿佛太沉浸于内心世界，说话有些费力，“我的手麻麻的。脾气好像变了。我的心……跳动方式也不一样了。”她微微扬起头，“朱莉没有回应了。”“慢慢来，”我说。“我看见好多她曾经历过的事，我最信任的家人竟然伤害我。好像在看电影。他们用难听的话叫我……好丢脸。关于我妈的记忆。我觉得我好像全身是伤。”她叹了口气，陷进椅子，“我全身无力……精疲力竭……”“你休息一下，”我说，“现在我要离开了。你可以看见我走出你的安全小窝，回到我的办公室。”我让卡伦静坐片刻。结束催眠之前，我告诉她，她要记得今天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我按照平常的程序，带领她脱离催眠状态，回到办公室。卡伦清醒后，她骤然往后缩，仿佛光线会灼人。“你还好吗？”“我不知道。一切变得好明亮。我可以听见所有声音，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她困惑而迷惘。“你记得刚才的事吗？”我问。“记得。我记得每一件事。”她试着让心情平静下来。我多给她几分钟恢复，但时间快到了。“回到家以后，假如你有任何疑虑，或者担心什么事，都可以打电话给我。还有，你对这次经历有什么想法？要不要试着写下来？”“好。”她准备动身了。卡伦站起来，步伐仍有些不稳，蹒跚地走出办公室。我回想发生的一切。这对她是帮助，还是伤害？我仿佛踩在薄冰上。手中没有方案，凭着霍尔顿的一纸备忘录，我们完成第一次人格融合。我只希望她没事。但我也累坏了。※※※※虽然我跟她通过好几次电话，确定她安然无恙，但直到两星期后，我才见着卡伦，听她详细描述与朱莉融合后的生活。她告诉我，融合当下遗留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不再颤抖，也不会不协调，腿部的疼痛与视力不清楚的问题也消失了。这段经历确实很难受，因为她接收所有原本属于朱莉的感受。“起初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她指手画脚地说，“但这些新记忆与我自己的某些记忆重叠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外面气温是华氏55度，但我却跑去游泳。我不明白我怎么会做这种事。但现在我知道，这是因为朱莉想用冷水舒缓腿部的疼痛。除了疼痛那部分，其他我都想起来了。”“还有呢？”“哦，刚开始那几天，我会照镜子，仔细看我的样子。有时我会看走眼，头发会短暂呈现黑色，手也残废了，但马上又恢复正常。我常觉得自己很笨拙，因为我得想一下才知道换哪只脚走路；还好每天都有起色，一点一点越来越好了。”这一切令我着迷。但我始料未及却印象深刻的是，卡伦不仅接收了朱莉的记忆，也得到朱莉的生理感受——这与卡伦原本对自己的身体认知完全不同，而这种差异是最需要时间适应和调整的。卡伦将第一次人格融合的感受写在信上给我。1996年8月2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与朱莉融合3周半以前，我首次和我的多重人格之一进行融合。起初我很犹豫，但很快就被内在的其他人说服；他们说，该是与他们融合的时候了。我很紧张，不知道这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起那些被夺走——为了保护我而夺走的记忆。我想逃跑，想躲起来，但我同时也觉得自己需要有人引领我进入这个过程。接下来几段，卡伦描述她进入小房间以及融合的过程。然后她继续写道：我和朱莉融合后，我立刻对周遭的声音十分敏感。我能听见你在呼吸，你的笔划过纸上的声音，楼下的车声，空调的声音……你一开口说话，听起来好像在对我尖叫，好像你只会、也只能跟我说话似的。当我睁开眼睛，屋里明亮的光线令我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好痛，好希望有人快把窗帘拉上。我似乎对周遭的一切都很敏感。我觉得我在发抖，觉得自己四肢不协调；我没料到会有这种感觉，而且我怕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消失。我不禁怀疑是不是哪儿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融合？卡

，你就压住它了，你不读书你穷了你就得卖这些东西，它就把你给压死了。它就这个道理呀。所以讲诗书传家，特别重视读书。定：你们家那边都是老郑家的王庄对吧？你们家后来不是和郑王府没关系了吗，可是那老王庄还是他们家的？旗：我爷爷说是犯天犯地犯不了祖地。你犯了再大的罪，祭祀祖宗的香火田不能动，不能没收你的，以维持这种礼数，就是孝道。祖地就叫香火田，那香火田的租子呢，卖的钱只能是祭祖宗用，烧香啊，杀猪啊，祭祖啊，春祭然后秋祭，用于这些方面，所以王庄不在没收之列。后来我爷爷跟我说这个，我以后看《红楼梦》的时候就联系起来了，《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临死之前托梦给薛宝钗，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们要多置点田，别在京城里头多买房子，要在京城外多置田产，以后祖宗死了以后呀也有几分香火，实际上也指的是这个。注84我们村就在定州。王庄的土地在文献里找不到的。王府自己没有典，王府自己不敢造典。王府的东西最不容易保存下来，因为它这个爵位吧，尤其像清朝，爵位不是世袭，就是那八个铁帽子王，有的一下子就不是王了，继承不了了，给你的世子的号是别的号，这东西你也就没有了。你可以到河北的大王庄、小王庄去看看嘛，现在还叫大王庄、小王庄，定县，庄户还在，但是你要再问，知道的恐怕不多了，实际上说不清楚了。定：那你爷爷周围已经没有旗人了，他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汉人的环境里啦？旗：那边旗地庄园有一些旗人，但是地位比较低。定：旗地庄园就是那些庄头壮丁、庄户。坟户不多是吧？旗：坟户不多。那儿没有坟。定：除了你们这一支，你们不是好多支，其他那些支呢？旗：其他那些支，我们就跟保定那支还有一点儿来往，但是也隔得很远。保定那一支也挺惨的，他们有庄园，跟我们一样，分了几大家，他们在大王庄、小王庄那儿有地，然后解放以前他们把地都卖了，卖给长工了，挺惨的。主要是他们后来有人抽大烟，抽穷了，还有的是做生意，不会做生意，我爷爷说他们根本不会做生意，赔本。现在来往不多。另外还有一些家族分财产哪，有些过节儿，越来越淡。

3.我爷爷真是不一般

旗：我的感觉，我爷爷的长相跟康熙特别特别像，就是那种瘦脸儿。就跟我这样，脸特别瘦。那个老头儿真是不一般，真是不一般。我感觉那个老人很难摸透，脾气很怪，脾气特别坏，但是对人极好，对人特别好。我爷爷那人特认命，他从小就给我讲“命”，他讲人有“三命”：“随命”“遭命”“定命”。定：你怎么解释这“三命”？旗：“随”是你这一生只要在社会上遇到大事，你原来定的这个命就都给改了，你只能随波逐流，这叫“随命”。“遭命”呢，就是你个人遇到一些突然的灾难，这叫“遭命”。还一个“定命”，一生早给你定好了，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特别信命。我觉得这玩意儿不算是迷信，是对人生中个人、家庭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论叙述。我爷爷的满名叫载儒，是按照绵英那一支来的。他是1898年生的，在河北那边受的教育。因为他生下来，长大的时候已经迁到那边去了。十一二岁的时候，当然主要还是在家里受的教育。后来就是上的公学。原来是私塾，后来改成公学。他先当私塾先生，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人家不知道他是满人，就知道他是汉人，知道他的汉名。保定这地方很有意思，到了二三十年代那时候，美国一个传教士和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和晏阳初，在保定和定州那一带搞了一个“平教运动”，就是平民教育运动，注85那是1933年，是我父亲出生的第3年，我父亲1930年出生的，我爷爷就参加了平民教育运动。搞平民教育运动以后，当时比较左倾，就受到党的影响，我姥爷是保定二师的老师，当时就是共产党，在我姥爷的介绍之下，我爷爷以后在高蠡暴动注86中就入了党。高阳和蠡县，两个县的农民因为抗捐，搞暴动，规模不是很大，这就是1932年、1933年了，我爷爷那时候三十六七岁。然后很快日本人就来了。初期是国民党搞民军，在河北这一带，组织地方武装抗日，到1937年、1938年以后党的势力就彻底来了，北方共产党转入武装。怎么配合武装？当时我们家有点钱，等于捐了好多钱，八路军抗日改编以后这边就并入冀中分区，这边是七分区，我爷爷一直在定南县做民众、财务，就是筹集钱粮、军粮这些工作，具体任职在冀中分区总务处，我姥爷当时也在这儿，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是五台山五台县的县长，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她们是汉族，所以我姥姥是小脚。1968年她老人家来北京住，每天晚上洗脚时，我都好奇地看她尖笋一样只见三个脚趾的小脚。我姥爷50年代做副部长，后来因为周小舟事件注87牵连，说他右倾，给了他处分连降三级，调出京外工作。“文革”期间挨批斗，被红卫兵把牙全打没了，肋骨也打断了，到了1987年去世的。我姥爷进城以后又找了一个(妻子)，所以我姨特别多，我有13个姨，我母亲这边有5个，那边有7个。我姥姥是他原配的，他进城以后休妻，这种事那时候很普遍。这是我另外一个家里的事儿。我爷爷参加革命以后一直在冀中。他当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几人，后来都是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的高官，他们当时都在我们那儿住，实际当时接待人都是在乡下，在定县，根本没有在直隶保定。保定我们家那个宅院很大，平时很少在那儿接待人，很少在那儿住，就等于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我们家一些老东西之所以能够完整地留到现在，主要就是因为一直在保定。当时我们定县那地方是犬牙交错，白天是日伪控制，晚上是咱们党，咱们共产党和八路军。那地方打得很厉害，后来那一段就成为解放区。到了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您知道那里打了一场仗，清风店战役，国民党新六军，全军就在那儿被围住了，就在西南河村，当时国共双方死了两万多人，挖一个大坑，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埋一层人就垫一层白灰，就这样。注88我爷爷他主要是组织伤员呀，太残酷了，我爷爷受刺激特大。他知书达礼，算是知识分子，那时候组织南下工作队，要他南下，就因为受那次刺激他就没去，他就留下来了。就给他背了处分，级别等都受了影响，对他打击挺大，但是好在他也无所谓。到了解放初期他是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的干部，实际上有级别无实位，是个闲差了。到了50年代，1956年、1957年挖水库，搞水利，他就是逞能，就跟着年轻人一块干，上大坝，挑东西，特别逞能。下大雨一下给激着了，激着以后就弄成肺病，肺气肿、哮喘啊，非常厉害，就没办法干活了，在1957年“反右”之前，他就退了，病休，级别很高，养起来了。定：就是说那个年代，60年代他已经到保定乡下了？他的经济条件还是很好？旗：当然，他是专员，每月有工资呀，他的级别是十三级干部，而且是老十三级。高干，就是每月180多块钱。还有人给送东西，家里根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爷爷那时候老接济别人。有一句土话，我们满人的话，只要一说什么事，比如说你给办这什么事吧，是你帮我接济着点儿。后来我就弄不清是什么字，就问我爷爷，接是接受的接，济是救济的济，就是给人帮点忙。我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时候，是6岁到10岁这个期间，后来到十二三岁又一段时间。我记忆力很好，我现在唐诗宋词基本一半可以背下来，都是他教的，他尤其喜欢宋词，随便你挑一首宋词他都能背下来。我的文化修养完全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我父亲的文化修养不如我，主要原因是他没有跟我爷爷的这一段。定：因为他和他爷爷就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了。旗：对。而且我父亲出去早，他14岁就走了。他那个14岁之前，受教育恐怕还不是那么系统。还有就是我父亲小时候身体弱，曾有一段被我爷爷送到一位中医郎中家去住，并拜人家为干爹。那时候毕竟还是没那么优越，不像现在。到我那代，反正吃喝都不愁，没事就聊天呗，就在一起聊天。我的感觉就是我爷爷这个家族对文化特别重视，所谓诗书传家。我爷爷比较重视文化，他参加革命实际上当时……定：什么动因呢？旗：因为他是文化人，是中学教员，他又参加“平教运动”，他不满那个社会的腐败现象，因为他“左”倾哪，那个时代有知识的人一般都“左”倾，就是因为他有文化。他有传统的中国的文化，他从小受这种传统教育，他不认为这是封建的东西，全套全有，包括烧纸呀，春节的时候磕头啊，压岁钱，凑份子，而且他家里头哪怕是这月工资没有了，也得去接济别人。他在那地方人缘特别好。我就记得我爷爷过去跟我讲过，什么事亏着自己没事，别亏着别人，从小就教育这个。后来上升到理论就叫忠恕，所谓忠呢，很简单，尽己叫忠，做事呀尽最大力量，恕是推己及人，人家怎么想的，先想想你自己怎么想的，如果你是他。尽己为忠，推人为恕。定：满族的老人好像特别典型的就是这种为人的方法。旗：不能亏着别人。定：对外人好。旗：对自己家的人脾气大，您不知道，我爷爷、我父亲都脾气特大，你别招他，但人是非常好，你一招他那一发起火来不得了。虽然不砸东西，但咆哮如雷，火气冲天，只是情绪调节特别快。就是发完火之后有时特怪，不到几分钟他哼着又唱开京剧了。拿着俩核桃玩呀，然后又开始去看古董，就干这个。就像我是后来磨的，实际上我脾气也特别不好。也有这个。特别明显。但是对别人、对外人好，礼儿多，礼特别多。讲面子就不得了，家里来客人了得换衣服，一来客人了要换新衣服穿。送客人走也得换衣服。Elliott：咦？旗：指的是到你家来住几天的客人。要送人家走，换衣服，特别讲究。平常的这些都跟汉人就一样了。过年过节这些压岁钱了，很长时间的那种礼尚往来呀。我们在家里跷二郎腿都不允许，现在我女儿靠着坐我爸爸都说她，腰得直起来坐。小孩要求坐座位的三分之一，大人才可以坐实。说不完，太多。你像我们出去排队，从来不能加塞儿，即使有人加塞儿，人家加是人家加，自己不能加。爱面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静下心来，就回忆起我爷爷给我讲的那些，原来都不懂，就是听，稀里哗啦都能背下来了。包括说“天晴了，下雨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刚死人的时候，叫叫丧，叫丧我也听过，就是满人的叫丧，喊，家里有人死了以后，站在房子上又哭又喊，就是喊的第一句，当时都不明白，后来慢慢才明白。它叫风来了，雨来了，蛤蟆骨朵儿长腿了，什么意思？蛤蟆骨朵儿长大，长腿了，变成青蛙了，慢慢长。然后风停了，雨住了，蛤蟆骨朵儿不行了，死了。它用自然界的变化，就跟人的一生一样，用这话来代替哭丧调，然后一边哭一边讲他的好。我爷爷是1976年去世的。我爷爷肺气肿，最后喘得厉害，一夜一夜耗人哪，躺不下去，枕头摞得那么高，每天就那么靠在枕头上，最后他也是喝药，喝安眠药，他把安眠药一片一片留着，他不吃，攒成一包一块儿就吃了。他就觉得拖累别人，拖累我奶奶，他老讲我奶奶一辈子跟着他没享上福。我奶奶从来不说任何话，这么多年每天就是端水呀，照顾他，甚至连什么：“啊，你看你都病成什么样了”，这样的话都从来不说。我爷爷去世时我没回去，因为我已经去工作了，到河北这边工作，是我姐姐回去的。但是那时候必须有人摔盆，您知道，打幡儿，结果就没人摔了，按说应该是我摔，结果是我父亲摔了。我们那儿的规矩是有孙子的话儿子就不能再摔了，儿子去摔就挡了孙子的路，但我没办法。我没回去，办丧事都是他们。我爷爷埋在定州，保定不让埋嘛。定：我可以打断一下吗？你爷爷他有几个太太？都是什么家庭的？旗：悫善的太太也是满人，罗特氏，姓罗。到我爷爷的老婆，就是我奶奶，也是满人，是正白旗，家里背景不知道，没姓没名，他们都管她叫二妞，过门之后叫某某氏，但她是典型的蒙古血统，大平脸，脸特宽。满姓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定：你小的时候，你爷爷教你的时候，你奶奶还在么？旗：在呀。我奶奶也不错。到我爷爷那时候，她们家境还算不错，那时候我爷爷等于是破落了，但是我奶奶的家族挺富裕，在保定也有庄园，就在我们那儿，叫胡坊，胡坊村，地名，那一带的庄园都是她们的，正白旗的。为什么嫁给我爷爷呢，这都是家族的隐私，我奶奶舌头有点短，说话有点大舌头，说话呜噜呜噜不是很清，长得非常漂亮，就是因为有缺陷才嫁给我爷爷，否则她根本不会，她家族大，没破落。她父亲当时在朝廷做官，在吏部。定：在京中做官？旗：但是她家在直隶，根本没搬到北京来，根本就没在北京住。在直隶安家，在北京做官，是这么一种情况。我奶奶也有些文化，但她的文化不是那种，因为那时候受系统的教育不是特别多。她给我的熏陶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儿歌。儿歌、方言、土语，什么“锔锅锔碗锔大缸，缸里有个大姑娘，十几了，十八了，再过一年聘人了。开门呀开不开，三把钥匙就开开……”不明白，现在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这个：“拉大锯扯大锯，就是不让小妞去，”就是这些东西，一大堆，什么“榆钱红榆钱亮”。整天都是这个，“懒老婆不做活儿，一天到晚着世界磨，东家转，西家磨，一直磨到日晌午，狼抱柴，狗烧火，兔子碾米烙饽饽”，就是这个。他们管太阳不叫太阳，叫老鸦儿，乌鸦。因为中国古代管太阳曾经叫乌鸦。然后还有好多。我奶奶是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的。我爷爷去世后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要接她到北京来住，她不肯，守着老宅院，等着呗。上厕所蹲着站起来一下就完了，脑溢血。我奶奶皮肤特别白，出奇地白，70多岁我记得那时候皮肤还特别细嫩，给人感觉就是有修养，衣服也穿得特别好，特别利落，我记得她好多衣服都是用金丝绣的，蓝色的绸子，上头用金丝绣的那个花。70年代我叔叔生小孩儿，把那个东西改成了斗篷，叫大氅，不带袖的。弄一个帽子披在身上，一系，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个披风。棉的，过去那一套都有。我们叫铺陈，朝里那些布啊，看这些铺陈以后，我后来才明白，这东西是朝廷命妇的服装。诰命夫人的礼服。定：后来你们家跟你奶奶家族的联系密切不密切？旗：不密切的原因是我奶奶家族啊，孩子少。到我奶奶那儿只有我一舅爷，就是我奶奶只有一个哥哥，哥哥还有些孩子，到哥哥去世以后，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我们跟那边，原来西单那边有，在头发胡同注89，我们有个姑姑，就是我舅爷的女儿，也去世了。过去他们家也不错，在北京也有房产，大官。但是他们家后来不行了，以后没有受太高的教育。但是我爷爷每次到北京来，都要到那儿去看看，我从小就对那儿特别熟悉，我甚至都能知道哪年哪个房子什么时候拆的。我发现满族很有意思，受教育才能把家维系下来，如果不受教育，顶多就是“口述历史”。那一支就越来越破败。

4.北京的老宅与坟户

旗：直到后来，郑王府的老家人还有住在北京这儿的，一直跟着悫善、侍候悫善的，都在这儿。到了我父亲参加革命以后进了北京，还又回到评剧团这个院子住过，但是那时候评剧团把整个正房都占了，我父亲就住在后院月亮门内侧室的耳房里，就住在我们原来家里的老仆人的家里。这个老仆人的后代跑到台湾去了，留下一个太太，我们管她叫张奶奶，也是老满人，个儿特别矮，才不到一米五一个老太太，性格特别开朗，好，真是典型的满族王府里的仆人那种，说话特别有分寸，特别特别有分寸。张奶奶知道的特别多，可惜就是那时我太小，那时候她到我们家来就老跟我讲

这就好比当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书记，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领导革命，但是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不只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更是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工作。张仪本来就是魏国人，派到魏国去工作再合适不过。问题是，魏惠王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空降的“书记”吗？那个年代，人才流动频仍，甲国人跑到乙国去做官是常有的事。公孙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先在魏国为将，接着到秦国当了大良造，后来又回到魏国为将。但是，像张仪这样被秦惠王派到魏国来，而且是要当相国的，还确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一安排也并非出自秦惠王的本意，而是张仪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魏国总是摇摆不定，不肯死心塌地臣服于我大秦，主要是因为惠施从中作梗，就让下臣去魏国取代惠施吧！”张仪这样做，完全出自一种嗜好。作为鬼谷子的首席门徒（他自认为是），他深谙黑白之道，更沉溺于博弈的乐趣。若以此时天下的棋局而论，乃是合纵与连横的对弈。合纵一方，惠施、苏秦、公孙衍等人执黑先行；连横一方，则由他张仪独树一帜，直取天元。这天元就是魏国。在张仪看来，只要抢到了魏国，韩国自然臣服，赵国也不在话下，中原的局势便焕然一新，秦国则可以走出西方的山坳，与齐、楚两大强国放手一搏。然而魏国的态度总是暧昧，时而与秦国亲近，时而与秦国疏远。亲近的时候，不忘向齐、楚等国乱抛媚眼；疏远的时候，又偶尔扑到秦国怀里撒娇发嗲。为此，张仪才不惜把自己当作一颗棋子，下到最关键的部位。当然，首先要说服魏惠王。他对魏惠王说：“魏国的领土，方圆不到千里，士兵不到三十万，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没有名山大川险阻（其实原来有，只不过被割让给秦国了）。南方有楚国，西方有韩国，北方有赵国，东方有齐国，光戍边的部队就要十万以上。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你来我往的战场。如果和楚国交好而冷落了齐国，齐国就会从东面进攻；和齐国亲近而忽略了赵国，赵国就会从北面发难；跟韩国闹点小别扭吧，韩国也不是好惹的；得罪了楚国就更不得了，楚王可不是什么好打交道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四分五裂的状况啊！“站在魏国的角度，我理解您为什么热衷于合纵。诸侯之所以合纵，无非是想获得国家的安全和国君的尊严。歃血为盟，结为兄弟，表面上看起来空前团结，可实际上呢？即便是同胞兄弟也有利益之争，何况是国与国之间！大伙都想着凭借虚伪的誓词来维系苏秦那套过时的方略，失败难道不是可以预见的吗？“合纵是冲着谁来的？合纵就是冲着秦国来的。可是魏国和秦国对着干有什么好处呢？秦王一生气，大军就会进攻河外，胁迫卫国，阻隔赵国南下的道路。赵国不能南下，魏国就得不到北方的援助。秦国再挟持韩国进攻大梁，韩国害怕秦国远甚于害怕魏国，必然听从秦王的召唤。从新郑到大梁不过二百里地，无论是战车还是步兵都可以轻松到达，魏国无险可守，那是多么危险的事啊！”只消三言两语，魏惠王便被轰得晕头转向，连忙问道：“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很简单，依附秦国。”魏惠王脸上露出犹疑的神色。张仪上前一步，眼睛死死盯住魏惠王道：“依附秦国，楚国和韩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没有了楚国和韩国的祸患，您就可以高枕而卧，国家无忧了。“您想想看，秦国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魏国，而是楚国。魏国何必作为楚国的屏障，去抵御秦国的进攻呢？不如顺从秦国，帮助秦军攻打楚国。这样的话，转嫁了灾祸，安定了国家，您又何乐而不为呢？“我知道，您身边有些人极力主张合纵，他们话说得激昂，但是很少有靠得住的。他们只要动动嘴皮子，被封侯拜相，完全不用负责任，所以每天都慷慨陈词、花言巧语来迷惑您。俗话说得好，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谎话说得多了，您也就信了。请您从现在起，认真考虑魏国何去何从的问题，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魏惠王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半晌才回答说：“先生言之有理，容寡人与众卿商量之后，再予答复。”张仪没有再说什么，行礼之后退下。对于他来说，有魏惠王这句话就足够了。第二天，魏惠王果然召集会议，商讨张仪的建议。“张仪认为，魏国和韩国应当与秦国联合。寡人考虑再三，觉得他说得有道理，请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吧！”魏惠王语音刚落，惠施便站出来：“此事万万不可。秦国乃魏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亲近。依下臣之见，魏国应该联合齐、楚两国对抗秦国才对。”魏惠王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相国一再提联合齐、楚，难道就忘了当年五国相王，齐国和楚国可是一个冷眼旁观，一个刀兵相向？”一句话堵得惠施无言以对。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公孙衍，公孙衍正在闭目养神，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会议表决的结果，大伙都同意张仪的意见。惠施心灰意懒，对魏惠王说：“即便是一件小事，同意的人和不同意的人都会各占一半，何况是这么大的事？魏国投靠秦国，联合韩国，去对抗齐国和楚国，这么大的事，群臣都一边倒地认为可以，这究竟是事情真的那么显而易见，还是群臣的智谋如此一致？总之这事太蹊跷了，请您一定要三思。”魏惠王没有理睬他。几天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与秦王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张仪将担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魏国的内政外交。至于原来的相国惠施，先免去官职，听候发落。惠施得到内部消息，没等使者上门，赶紧脱掉官服，乔装改扮，连夜逃出大梁。魏国和秦国的关系突然进入了蜜月期。魏惠王在大梁为秦惠王修建了行宫，还决定每年分春秋两季向秦国进贡，这就等于承认魏国是秦国的属国了。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魏惠王仍然保持了矜持。秦国几次提出要与魏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都遭到了委婉的拒绝。再委婉的拒绝也是拒绝。在魏惠王的心中，依附秦国，是为了换取魏国的平安，因此修行宫也罢，一年两次进贡也罢，这些都不是问题，相当于花钱消灾。如果依附了秦国却不能避免战争，还要与齐国开战，那他如此低三下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已经是耄耋之年，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为什么秦王就这样不体贴他呢？咸阳每隔三五天就派使者来催促他出兵，他置若罔闻。张仪多次进宫劝谏，他避而不见。后来秦惠王让步了，提出不用魏国出兵，只要魏国借道给秦国，让秦军通过魏国去进攻齐国，这样总可以吧？魏惠王仍然是摇头。秦惠王怒了，巨手一挥，数万秦军东出函谷关，占领了魏国的曲沃和平周。这一来，不需做更多思想工作，魏惠王就屈服了。于是，公元前320年，秦军通过韩、魏两国领地后，向齐国发动了进攻。回想起来，当年苏秦游说齐威王，曾经说过“秦国对齐国没有任何威胁”的话。仅仅过了九年，秦军的铁蹄便踏上了齐国的国土。可见苏秦对形势的预计不足，尤其是对张仪这位同窗的能力预计不足。齐威王当然不是吃素的，马上起用匡章为将迎战秦军。有必要说明一下，匡章就是当年徐州相王时，曾经质问过惠施的那一位齐军将领。据《战国策》记载，匡章是小妾所生，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丈夫，被杀死之后埋在马厩下面。对于中国人来说，死无葬身之地，无疑是十分悲惨的。齐威王为了激励匡章，对他说：“你如果打了胜仗回来，寡人一定为你的母亲迁葬，好让她老人家安息。”匡章说：“我并不是不能安葬我的母亲。她得罪我父亲而被杀的时候，我还很小。后来我长大了，还没来得及请求我父亲安葬她，我父亲又去世了。如果没有得到父亲的指示就迁葬母亲，不是对死去的父亲的欺骗吗？”匡章率领齐军与秦军对峙，双方扎下营寨，挖好壁垒，都不敢轻易发动进攻。为了打破僵局，匡章精选了一批战士，换上秦军的服装，偷偷混入秦军之中。齐国的候者（侦察人员，同时也负责监察本国将领的动向）对此不理解，向齐威王说：“匡章让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对此不予理睬。过了一段时间，候者又来报告说：“又有一批齐兵投降了秦军。”齐威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一连报了三次。有人对齐威王说：“匡章投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您为什么就不重视呢？”齐威王说：“我不相信。”不久之后，前线传来捷报：“齐军大胜，秦军大败！”左右大臣又惊又喜，都对齐威王说：“您怎么知道匡章不会叛变投敌呢？”齐威王说：“这个人身为儿子不敢欺骗死去的父亲，作为臣子又怎么会欺骗活着的国君呢？”请记住匡章这个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战场上显示身手。在此后的历史中，他作为齐军的主要将领，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战打得秦军铩羽而归，使得张仪“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的战略受挫，也使得秦惠王急于号令天下的野心遭到沉重打击。不久之后，一封措词谦卑的国书从咸阳送到临淄，秦惠王自称“西藩之臣”，向齐威王表达了悔恨与歉意。齐威王看完国书，扔到了一边。他对秦惠王的致歉毫无兴趣，却命人给魏惠王送去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信上说，秦国之所以能够越过千山万水进攻齐国，完全是因为张仪控制了魏国。如果魏国还想与齐国保持睦邻友好的关系，必须将张仪赶走。楚怀王也从这次战事中读到了危险的信号。秦军可以通过魏、韩进攻齐国，自然也能够通过魏、韩进攻楚国。于是他也给魏惠王发了一封信，大意是，张仪不忠不信，虽然当了魏国的相国，却总想着替秦国办事，这样的臣子不赶走，天理难容！魏惠王东顾西盼，左右为难，完全失去了主见。就在这个时候，自张仪相魏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公孙衍突然出来活动了。据《战国策》记载，公孙衍派了一个人去游说韩国的相国韩公叔：“张仪相魏，将秦、魏两国结成联盟，实际上对韩国大大不利。他曾经多次对魏王说，如果魏国进攻南阳，秦国进攻三川（韩国郡名，因有黄河、洛水、伊水而得名），韩国就必定灭亡。您何不干脆把南阳割给魏国，作为公孙衍的功劳。魏王贪图的就是土地，取了南阳，他就会抛弃张仪，重用公孙衍。这样一来，秦、魏联盟就解散了，韩国的危险也就解除了。”韩公叔听从了建议，主动割让南阳给魏国。公孙衍动动嘴皮子，就获得一座大城，令魏惠王不禁刮目相看。不久之后，魏惠王终于下定决心，将张仪这尊大神送回秦国，委托公孙衍主持国政，同时派人宣召惠施回国。寓言大师庄子惠施在哪？惠施在宋国。公元前322年，惠施从大梁仓皇出逃，先是逃到了楚国。楚怀王早就听过惠施的大名，对他热情招待，还打算给他一官半职。但是有人对楚怀王说：“惠施是受张仪的排挤才来到楚国的，咱们没有必要掺和这些游说之士的矛盾，不如用厚礼把他送回宋国老家去。这样的话，张仪必然感激您，惠施也因为您的帮助而感谢您，何乐而不为？”楚怀王觉得有道理，于是将惠施送到了宋国。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久了，便难免产生落叶归根的念头。惠施回到宋国，却是带着满腹的牢骚和不甘。他时常坐在大树下高谈阔论，尽管听众不过是几个山野村夫，他依然能够一讲就是两个时辰。讲累了，他就喝两口酒，抚琴而歌，唱的都是些人家听不懂的词儿，什么“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的昨天，就是昨天的今天；今天的今天，就是明天的昨天），什么“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什么“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喝醉了，唱累了，就伏在琴上睡着了。几个农夫给他披好衣服，合力将他抬回家去，一个不知道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完了。惠施应该是在这个时期认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也是战国时期最有趣的人，也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人。这个人姓庄名周，后人一般叫他庄子。说庄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道家。所谓道家，是诸子百家中最难定义的一家，因为“道”这个词，连道家自己也说得含糊。如：“道可道，非常道。”单这六个字，就让后人琢磨了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比较统一的认识倒是，“道”这玩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传就失去真谛了。说这六个字的，据说是道家的始祖老子。但即便是老子，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与孔丘同时代；也有人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物，后于孔丘一个多世纪。司马迁作《史记》，也只是把当时不同的说法都记载下来，不敢下十分肯定的判断。后世的道教还将老子尊为创始人，又称为太上老君，也就是《西游记》中曾经把孙悟空关在丹炉里炼了九九八十一天的那一位大神。但这又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道家和道教虽然都有一个“道”字，它们的教义却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简单地说，道家宣称道法自然，认为生死都是自然的过程，因而教导人们要看淡生死。而道教主要是教导人们如何通过服食丹药、闭关修炼等手段求得长生不死，显然是反自然的。不管老子究竟是谁，进入战国时代后，道家的学说已经逐渐风行了。前面说过，吴起在楚国为官，曾经遭到道家门徒屈宜臼的诘难。在道家看来，战国时期的痛苦与不幸，多半是由儒家、法家、兵家这些好事之徒造成的，他们以仁爱、法治、济世为名欺骗世人，放纵贪婪的欲望，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腥风血雨。因此，老子宣称：“圣人出，有大伪！”这句话振聋发聩，一直到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最大的欺骗者。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对一个民族内心不自由的惩罚！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道家人物，都是消极避世，极力远离尘世喧嚣的。大约就在魏惠王年代，大梁城中有位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叫杨朱。关于他的一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道家的避世思想。曾经有位禽子问了杨朱一个愚蠢的问题：“如果拔您一根毫毛，可以有利于天下，你会答应吗？”杨朱很干脆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一根毫毛对天下来说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假如，假如。”杨朱便闭上眼睛，不再回答。禽子出来后，便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老先生也太自私了，拔一毫而利天下的事都不干。”孟孙阳说：“你还没有理解老师的思想。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吧，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伤害你的肌肤而有利于天下，你会干吗？”“会的。”“如果要断你一只手或一条腿呢？”禽子沉默了半天，不敢回答。“那就是了。”孟孙阳说，“毫毛不如肌肤重要，肌肤不如手足重要。然而肌肤就是毫毛积聚而成，手足就是肌肤积聚而成，毫毛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什么轻视毫毛呢？”这个故事，乍一看是诡辩，其实落脚点却是：“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看来，什么无私，什么奉献，统统都是政客用来蒙蔽百姓的花言巧语，实际上就是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甚至去送命。如果人人都能不上政客的当，不去做什么“利天下”的事，那就天下太平了。据郭沫若先生推测，惠施乃是这位杨朱的“嫡派”，大约也就是关门弟子。这种推测并无根据，但不容否认的是，惠施的学说与道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惠施本人没有著作流传于世，他的学术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中，借庄周之口而被转述出来。庄周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秋天发大水时，百川汇入黄河，河水汹涌澎湃，河伯欣然自喜，顺流而东行，欣赏沿途风光。到达北海之后，他才突然发现，河水虽然浩荡，但是与大海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他带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情与北海之神聊天，可是北海之神对他说，其实北海也不算什么，与天地相比，只不过是谷仓中的一粒米罢了。河伯于是说：“我明白了，天地最大，毫毛最小，对吗？”北海之神说：“不对。人所能懂得的知识，远远不如他不懂的。人在生的时间，远远不如他不在生的时间。用极其有限的知识去探索无限未知的领域，岂能不内心迷乱而一无所获！因此，毫毛未必最小，天地未必最大。最小的东西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得有人去；我不知道是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无缘无故杀死了九个人，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谚语用错了，不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物，和原来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谚语了；这里情况不正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什么能自救的独眼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食物等分成两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自己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您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我们宿舍可是住满了人；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谁不拿大份，谁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谚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物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三个人去分，有六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仿佛人们等待的是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你们来取食物，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的门口方向走去，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拐个弯就到门口了。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了其间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通通杀死；我也不出去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三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食物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深的洞穴，它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门外的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被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现在饭盒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往前走，往前走，中士命令道。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前行，但中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义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准能让最严肃的看客也放声大笑，几个盲人爬着前行，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面前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倾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通通击毙，他们就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还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是用的比喻，也必定字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旅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在有机会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谁让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他们不能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行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知具体何处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安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中士下达指示的声音，但中士是在指挥那些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他的指示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目的地取决于所在的位置。之前抓着绳子的盲人，只需沿原路返回，现在他们正站在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盲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他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待在那儿不动，中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中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假装用友好的口气说道。盲人站起来，走了三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回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去，在那里子弹可以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这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中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他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中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平台的盲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刺。之后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结识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澎湃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即使是为了防备分配不公，显然这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结局会怎么样呢，一些人富于辞令地问道，话说得却很有道理；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浑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无比贴切的情境下才能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盲人们一致同意，解决这一微妙形势中已出现的问题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饭盒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大家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好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行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在等着吃东西的盲人，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时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平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先把人们盼望已久而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搁在一边，并且还不能预见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才用餐。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贼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大楼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三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和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原来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人们闷闷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受传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物。一个盲人显然受到了刚刚发生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去天井等着那些人，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盲人们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母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算不上什么过错。但是，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他们当中肯定也有能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甚至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相反，外面的盲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如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人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理智，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要的是食物，其次便是组织起来，两者在生活中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他们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要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熟背《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记》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我们该多高兴呢。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的，会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中士下令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从几辆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下来许多盲人，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四车盲人；一共多少；二百人左右；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三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一百二十人，除去我们被迫打死的那些，现在住着的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受传染者就和盲人直接接触了；更可能的是，那些人迟早要失明，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估计我们都被传染了，显然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倒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符合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善；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来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致电卫生部长，您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您提到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自己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做出榜样。大门完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中士命令盲人们排成五人一行的纵队，但盲人弄不准数目，排出的队伍有时候多于五个人，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缺乏秩序感，甚至没有想到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像在海难中那样。这里必须说一下，免得大家忘记，枪并非都是朝空中开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三秒钟后就证明卫生部长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中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六级的台阶，六级，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行走，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跤，我可不愿意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告诫的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盲人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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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眼看清朝国力渐长，俄国和日本人渐渐紧张起来，入侵清国的动作得再快些才行！于是，1904年，黑熊与鬣狗打了起来。《辛丑条约》签订后，俄国人和日本人并没有遵守承诺，仍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驻扎了大量军队。目的不言自明，都想把这一大块土地扒拉到自己怀里。但这两个国家怎么突然撕破了脸？有三个理由：理由之一，也是最最根本的原因，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尽快蚕食中国。一山不容二虎，两国势不两立！理由之二，日本受不了俄国的压迫。甲午战争后，俄国先是逼着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后来又强迫日本承认俄国在朝鲜与它享有同等地位，把日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朝鲜分走了一半。理由之三，沙皇要报仇。十四年前，那会儿还是皇太子的沙皇在访问日本时被日本刺客打了一枪，此仇一定要报！俄国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首先发起挑衅：不堪一击的日本猴子，你们的陆军太幼稚，甚至追上我们欧洲最差的陆军也还要一百年！没等库罗帕特金飙完大话，日本人率先动手了。于是，君主立宪的日本与君主专制的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了一个大仗，史称“日俄战争”。这一次，慈禧宣布中立。也就是说中国只提供比赛场地、提供土人谍探。中国终于当了一回东道主，终于过了一把中立国的瘾。只是苦了东北人民！一年多后，仗打完了。简单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对比：日军三十万人，俄军五十万。伤亡：日军伤亡约十一万人。俄军伤亡约二十万人，被俘约八万人。结果：俄国战败，日本由此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一带获得统治地位。俄国不但被逼承诺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见着日本老大就绕道走，还被迫把打劫清朝得来的库叶岛南部割让给日本。这个结果对于一向看不起黄种人的俄国人来说，实乃奇耻大辱！从此，俄国人下定决心，终有一天要找日本人报仇雪恨找回场子。没想到四十年后，俄国人还真在日本人身上成功复仇。此事后文会讲。战斗的结果让朝野上下都感到很惊奇。平均身高一米八的俄军打不过一米六的日军！日本一个蕞尔小岛国居然击败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再联想到十年前的中日甲午之战，朝野上下这次倒是难得意见一致，都认为致使这一切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本的君主立宪优于俄国的君主专制，是宪政改革令日本一跃成为一流强国！君主立宪这个词有点太抽象了，打个粗浅的比方帮助理解吧。如果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那么公司的所有权属于皇帝或国王，也就是说皇帝是董事长，而且是世袭罔替的董事长。但是公司的经营权属于一个叫内阁的机构，内阁的头头也就是内阁总理（内阁首相）堪称执行总裁。但董事长和执行总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他们到一个地方吵架协商，这个地方就叫国会或议会。大家各自代表一方利益，争吵得很激烈，甚至有时候到了不顾公司大局的程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好，可以制定一个公司章程来规范各种角色的行为，这个玩意儿就叫宪法，不过为了公平起见，董事长和执行总裁不能参与立法过程，因此要把立法权交给国会。虽然有了法律，但还是难保有人不按规矩办事，这时候出什么招？照样没有问题，有那么一个独立的机构来专门惩办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个机构叫法院。内阁、国会、法院分别负责企业的经营权、立法权、司法权，还算互相有个牵制，不至于一家独大。不过最高领袖董事长的权力还是蛮大的，他可以发出很多命令，比如批准法律、与其他的公司宣战之类的。若是董事长太昏聩，岂非公司容易倒闭？这时候还有一个规则——“内阁责任制”可以用，董事长的命令必须执行总裁签字才能生效，不签字就无效，当然这个规则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在用。搞了半天，原来执行总裁才是最大的老板！没错，不过执行总裁不是那么好当的，是要通过国会竞选上台的，不像董事长那样可以继承，所以执行总裁总是隔一段时间就换人。大家算是看出来了，处处都是制衡。没错，这正是历史血的教训。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导致绝对的欲望，所以权力还是控制一下的好。既然君主立宪这么好，那大清帝国有识之士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立宪！立宪！立宪派高呼“立宪”的众人之中，嗓门最大的那一个是袁世凯的老熟人——张謇同志，两人在吴长庆麾下共事过好几年。前文说过，中法大战前，张謇跟随领导吴长庆回国工作。回国后不久，吴长庆病故。送完老领导最后一程，31岁的张謇就退伍了，离开军队，回到江苏海门老家，去找寻当年的科举梦，闭门读书，准备应试。一年后张謇中举人第二名，取得开门红。但接下来的九年间，好运不再，屡试不中。不过张謇屡败屡战，以过人的毅力和天赋，以及拥护光绪的鲜明政治态度，最终征服了考官翁同龢，于1894年以41岁高龄考中状元。厉害，实在是厉害！但是，擅长考试并不是张謇最厉害的地方！敢于取舍才是张謇的难以超越之处！张謇并没有因为高中状元就从此走向仕途。甲午之战结束后，在“如何救国”的思路上，张謇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一致的：改革变法，君主立宪可以强国。但他们也有区别，康、梁是理想家，他们把变法成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光绪身上；张謇是实干派，他信奉的是“与其相信政府还不如相信自己”，因为他很是不能理解慈禧在国逢大难之时仍有好心情大办生日Party的行为。于是张謇勉励自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我要走属于自己的救国之路！走自上而下救国路的人已经够多了，至于自下而上的路，就由我来吧！张謇为自己选中的路是弃官经商、实业救国。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之前为科举所付出的所有努力、时间和金钱！但张謇并不后悔，因为他明白：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上路吧！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拥有大智慧的张謇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他只用了短短几年就一统纺织工业市场。不过赚了大钱的张謇并没有买房囤地转行炒房地产，他用赚来的钱做了两件实事。一、继续发展实业，他陆续创办了二十多家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养活了更多的人。二、发展教育事业。虽然贵为状元，但他没有学王文韶那样死抱着八股科举不放，而是向袁世凯等人学习，办新式教育，教化国人。二十年间，他倾尽所能创建了包括今复旦大学、今南京大学在内的三百七十多所高校，直到破产为止！救国救到破产，千古又有几人！这个不顾一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平凡男人，这个堪称伟大的普通男人，为救国放弃了太多，也牺牲了太多。但这个懂得放弃和牺牲的男人，也收获了一样东西——极高的威望。东南共仰，国士无双！张謇在忙于实业和教育事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初衷：救国。在认真分析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日俄之战的胜负因果关系后，张謇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当初的政治理想：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向打败我们的敌人学习！学习日本、学习英国、学习德国，学他们的君主立宪，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强国！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止张謇一人，在东南一呼百应的他有很多志向相同的朋友，譬如大实业家汤寿潜，他们聚集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都认为，用君主立宪制度取代过去的封建帝王制度，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与富强、有利于应对外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他们与孙中山等人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觉得不需要推翻清朝统治，而是希望清朝统治者能够看清国际国内形势，从善如流，穷则思变，学习先进国家的治国经验，将中国引向一条民主治国的康庄大道。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身份，我们称之为士绅。由于士绅这个特殊群体对接下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所以得花些笔墨深入分析一下这个枯燥名词背后的成分问题。一说到“绅”，可能有人就联想到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其实土豪劣绅是几十年后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时出现的产品。客观地说，士绅很难精确定义，好在这群人有三个比较明显的标志：一、有功名在身但没有做官。譬如拥有科举秀才以上学历，像中举的范进同志；或是受过新式教育，像留洋的海归。二、他们曾经当过官，虽然现在退居二线，但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三、他们没有高学历、没有当过官，但他们上面有人。他们没有政权，但是有势力。这些人大都是有产阶级：地主或者商人。当然了，想要成为一地士绅，不大可能异军突起。想要在当地建立势力人脉，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影响力，自然是需要数代人的累积。能够成为一地士绅者，几乎都在当地居住极久。总而言之，士绅们要知识有知识、要技术有技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钱有钱，活动能量极大，非常有实力，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如果说帝国的根基是百姓，那士绅就是联系朝廷与百姓之间的枢纽，他们可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按照其实力，士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上层士绅，中下层士绅。实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上层士绅的关注点在朝堂，他们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国家政策走向，如张謇、汤寿潜、郑观应，以及“保皇二人组”——康有为、梁启超。中下层士绅的关注点在乡间，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作官民上下沟通的纽带。他们一边将官府的命令传达给老百姓，配合官府向老百姓征税，维持地方治安；一边又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乃至于地方利益的代表，与官府讨价还价。所以，历朝历代最基本的行政级别就是县，皇帝的任命到县官为止，没办法把手伸到县级以下的基层。当然，士绅这个能够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利益，也有矛盾。虽说一个大胡子伟人讲过：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化发展的。但就现阶段而言，士绅的思想状态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有些人求稳，要求君主立宪，如以张謇为带头大哥的那个圈子，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立宪派。有些人激进，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也是民主宪政，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而是民主立宪的美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以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取代君主做国家元首，即总统取代皇帝做董事长，又称民主共和。这类人赞同孙中山他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革命派，甚至有些人就是革命派。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小富即安，只要没人来破坏现有规则、只要没人来损害他们的利益，那就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安稳就好。好了，关于“士绅”的枯燥话题到此为止，话题回到张謇身上。话说张謇在日俄战争开打后不久，忍不住写了一封信鼓动老同事：你老人家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地位有地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为国家的政治改革做些事情（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矣，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沈祖宪《容庵弟子记》）！其实不用张謇鼓动，袁世凯并没有忘记“实现民主宪政”这个光辉的政治理想，他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变革时机和尚可的外部环境而已。现在日俄之战大局已定，举国要求立宪，袁世凯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过，在继续讲张謇和袁世凯再次并肩战斗的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士绅中的革命派对立宪的态度。吴樾暗杀案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两个初涉江湖的年轻人就“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大清目前火热的立宪风潮”为题展开了一场对话。一个叫陈独秀，26岁，安徽人，秀才，上过新式学堂，江湖组织“岳王会”帮主，是根正苗红的士绅。另一个叫吴樾，27岁，安徽人，无学历，自学成才，江湖组织“北方暗杀团”分舵主（支部长）。吴樾问：拼命一死和成功造反，谁更容易？陈独秀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樾说：聪明！那就把容易的给我，难的留给你。接下来，吴樾与陈独秀做易水之别，吴樾孤身北上拼命，而陈独秀则决心用一辈子的精力去造反。……话说袁世凯在收到立宪派的带头大哥张謇发出的友好信号后，就加快了推动立宪的步伐。趁老太太还清醒，袁世凯赶紧上书，先是客观地指出差距：刚打败仗的俄国已经着手君主立宪，而大清帝国都输给日本十年了还在磨磨蹭蹭，接着恐吓了慈禧一把，咱们要是还不改革就要亡国！之后话锋一转，描绘了一幅以君主立宪制强大大清帝国赶英超日的宏伟蓝图，然后表达了期待老佛爷成为世界上最强大领袖的祝愿，最后提出请太后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为改造大清做准备。先前几年，慈禧政府的改革范围也就局限在教育、练兵和工商业。除了决心稍大以外，本质跟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没什么区别！而现在，袁世凯的要求可是涉及了改革的根本：政治改革！顽固派和慈禧能同意吗？庚子年与八国联军的那一战，清朝损失惨重。不幸中的万幸，顽固保守派也在那一场战役中几乎完全溃散了。徐桐自杀，刚毅病死，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等人被杀，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被发配新疆……总之，有的被联军杀了、有的自杀或病死、有的改弦更张，成为改革派。清国的政治舞台上很难再见到顽固保守派。顽固保守派消失了，皇亲国戚中却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人才——端方。端方，正白旗人，时任湖南巡抚。他是维新派，是满人之中少有坚决支持“戊戌变法”的人，而且很有能力，他在地方上做官时，把改革搞得像模像样。记住，中国第一所幼儿园就是他办的！“戊戌政变”后，慈禧本想杀掉端方，还好端方跟天字第一号大太监李莲英关系好，小李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端方才保住了小命。本该吃一堑长一智，这位仁兄却迷恋上了君主立宪，疯狂上书慈禧，简直跟袁世凯有得一比。端方干吗如此急吼吼地上书立宪呢？原因很简单，他也怀有极其强烈的强国之梦！举国上下，上至朝廷大臣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下至以立宪派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在野士绅，但凡正常人，都有强国之梦，都支持立宪！“立宪”这个词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既流行又神圣，是不容违逆的时代精神和集体意志，是思想上的尚方宝剑，无人敢挡。这些年，慈禧太后虽然雄心壮志大大减弱，但也还有那么丝毫残存。最关键的是，立宪还能让“大清皇帝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慈禧也就从了大家的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笑了笑，希望这样婉拒不会造成误解。“随你的便吧。”康妮说着又戴上墨镜，在穿上那双又宽又扁的鞋向外走的时候，还拍了拍玛维斯的肩头。剩下玛维斯独自一人，她原来担心厨房会失去舒适感，其实不然。她反倒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厨房里似乎挤满了孩子——在笑？在唱？——其中两个是莫尔和珀尔。她闭紧眼睛，想驱散这种想象，却反而更加强烈了。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康妮进了门，正在地板上拖着一只三十二夸脱的大篮子。“来，”她说，“帮把手。”玛维斯瞅着山核桃皱起了眉，对康妮正在安放的轧果钳、尖嘴凿和碗一个劲儿摇头。“算了，”她说，“想点别的我能帮忙的事吧。剥这些玩意儿的硬壳，我会发疯的。”“不会的。试试看。”“唔，唔，我不行。”玛维斯看着她整理那些工具，“你要不要垫些报纸？清理起来会容易些。”“这里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切消息全都靠人们面对面地拿嘴说。”“这倒也没什么，”玛维斯说道，“这些日子就没有好消息，没法再坏了。反正人们也无能为力。”“你话说得太快了。瞧瞧你的指甲，又结实，又弯得像是鸟爪子——地道的剥山核桃的手。这样的指甲每次都能把山核桃仁整个抠出来呢。多好看的手，可你却说你做不来，让你发疯。看着这么好的指甲白闲着，我才会发疯呢。”随后，玛维斯看着自己突然好看起来的手抠着山核桃仁，联想起六年级时的老师掀开书页：从封面一角抬起，顺着纸边碰到书签，轻抚着书页，用指尖沿着书上印的字行移动着。她在一旁看着有一种腿都软了的感觉。此时，她抠着山核桃仁，竭力少做姿态又不失优雅。康妮让她干起活来之后就走了，说是要去“照看母亲”。玛维斯坐在桌边，嗅着穿过门洞吹进来的风令人愉悦的气息，心里想着不知康妮的母亲多大岁数。从这个女儿的年龄来判断，老太太该有九十多岁了。她又想，还要多久顾客才来？有人找凯迪拉克的麻烦吗？在她要去的加油站那儿，地图上会显示如何回到亲切的七○号甚或二八七号路吗？她要向北，开到丹佛，然后再折向西。运气好的话，晚饭时候就能上路了。运气不好的话，她也打算第二天上午走。她要回到水泥公路上，听着汽车里的收音机，那音乐曾帮她度过本妮走后的沉寂，一路不停行驶的几个小时—两个手指不耐烦地调着台，寻找更好听的歌曲、更美妙的歌喉。此刻广播在穿越田野，下到一条路上，然后是另一条路。断了。在一个地方乐声应该是……什么都没有。只是一段空白，没有了收音机带来的福音，她并不认为自己能适当地加以填补。从她就座的桌边欣赏着自己忙碌的双手，没有收音机的空白在扩散。无声的、神秘的火在喘着粗气，随着燃烧的加剧，声音却越发无力了：山核桃壳开裂的噼啪声，核桃肉落进碗里的叮当声，不停调整的灶具的哗啦声，昆虫的低鸣声，长长的杂草的争执声，远处玉米棒的咳嗽声。一派平静，但是她巴不得康妮快回来，以免又受到惊吓——幻听到婴儿在歌唱。那女人不在的时间似乎太长了，玛维斯听到一辆轿车碾过砾石路，然后刹车，门砰地关上。“嘿，老女士。”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松。玛维斯回头看到一个深色皮肤的女人，她利落的腿脚快步走上台阶，由于没看到预期的人而停住了脚步。“噢，抱歉。”“没事，”玛维斯说，“她在楼上。康妮。”“知道了。”玛维斯觉得那女人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她的衣服。“噢，真棒，”她说着走到桌边，“棒极了。”她把手指伸进碗里，拿了几颗山核桃。玛维斯以为她会吃一些，但她却松手把山核桃丢进了碗中的果仁堆里。“没有山核桃馅饼还叫什么感恩节？不成样子了。”她们俩谁也没听见光脚走路的声音，何况弹簧门也没发出声响，因此康妮过来时就像是幻影。“你来啦！”黑女人张开手臂。康妮投入她的怀里，两人摇晃着拥抱了很长时间。“我把这丫头吓死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屋里有生人。”“我们的第一个，”康妮说，“玛维斯·阿尔布赖特，这位是索恩·摩根。”“嘿，很高兴认识你。”“摩根。摩根太太。”玛维斯脸上发烧了，但仍满脸堆笑，并且说：“对不起，摩根太太。”边说边端详那女人昂贵的牛津鞋、薄纱短袜、羊毛衫，以及裁剪合身的衣裙：浅蓝色轻质绉丝夏装，上面是白翻领。索恩打开一个编织钱包。“我又带来了一些。”她说着，拿出了一副飞行员式的墨镜。“好的。我只剩下一副了。”索恩瞥了玛维斯一眼。“她吃墨镜。”“不是我，是这栋房子吃墨镜。”康妮把镜腿插到耳后，在门口试着墨镜片。她转过脸正对着太阳，那一声“哈”的叫喊充满了反抗。“有人订了去壳的山核桃，还是你自己的主意？”“我的主意。”“做很多馅饼。”“不只做馅饼呢。”康妮在水池的龙头下冲洗着墨镜，并撕去标签。“我不想听，所以别告诉我。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康妮点点头。“你能给这丫头的汽车一些汽油吗？送她过去，再带她回来？”她说话的同时擦干净新墨镜，检查毛巾上的斑点和棉绒。“你的车在哪儿？”索恩问。她的声音里有些怀疑，似是不相信穿着皱巴巴的吊带便装裤和脏兮兮的童装式圆领长袖运动衫的人会有车。“一八号路，”玛维斯告诉她，“我走了好几小时才到这儿，可要是开车……”索恩点了下头。“很高兴去一趟。不过我得让别人开车把你送回来了。我倒是愿意亲自送你回来，可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的两个小子都要休假了。”她得意地看了眼康妮，“没等我注意，家里就满了。”随后她又问，“母亲怎么样？”“拖不长了。”“你肯定去丹比或者米德尔顿都不算好主意？”康妮把飞行员式的墨镜放到围裙兜里，向食品间走去。“她在医院里也就能喘上一口气，第二口就是最后一口气了。”康妮在一篮山核桃上放了个小口袋，可能是颗手榴弹。那玩意儿放在奥兹莫比尔车里玛维斯和索恩·摩根之间的座位上，散发着紧张气息。索恩不时去碰它一下，仿佛在提醒自己那东西在那儿。厨房里的轻松谈话没有了。突然正经起来，索恩的话很少，在回答玛维斯的问题时说得极其简单，而且根本不问玛维斯任何事。“康妮人真好，是吧？”索恩看着她。“是啊，她是挺好的。”她们行驶了二十分钟，索恩在每一处上坡或转弯路上都很小心，哪怕坡度和弯度再小。她似乎在防备着什么。她们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个泵的加油站停下了车，向那个一瘸一拐走到窗前的男人要五加仑的油带走。他要玛维斯付钱，她说等她回来加满油箱时再付。他不信。最后谈妥先存上两美元。索恩和玛维斯驾车走了，转上另一条路，向东开了像是有一小时。索恩指着一个奇特的木制标牌，说：“我们到了。”标牌上端写着“鲁比·波普，三六○”，下端写着“小旅店，一六”。这小镇当时给玛维斯的印象是静极了，仿佛没人住似的。除去一家食品店、一家储蓄及信贷银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商业区。她们沿着一条宽街驶去，经过教堂前修剪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草坪和色彩柔和的住房。空气清香，树木幼小。索恩拐进一条侧街，那里的花园比房子还宽敞，花朵上罩满了蝴蝶。五加仑容量油桶的气味在索恩的车里十分刺鼻。但在那男孩的卡车里，夹在玛维斯的双脚间，油桶却没有与众不同的气味。黏糊糊、油腻腻，再加上金属的气味，混在一起完全可能让她恶心，多亏那男孩主动做了玛维斯无法要求索恩·摩根做的事：打开了收音机。节目主持人宣布曲目时的语气听起来仿佛曲子是由他的家人或好友作的：所罗门王，奥蒂斯兄弟，黛娜宝贝，艾克和蒂娜姑娘，达科他姐妹，诱惑乐队。他们颠簸着前行，此刻高兴起来的玛维斯欣赏着音乐和那男孩头发剃掉的部分。尽管他比索恩令人愉快，但也不怎么说话。他们已经从“鲁比·波普，三六○”开出了好几英里，听到《喷射》杂志音乐榜前二十首曲子的第七首了，这时玛维斯才意识到，除去加油站的小伙子，她还没见到一个白人呢。“你们镇上有白人吗？”“没白人住，他们不肯。有时来做生意。”当他们在驶向凯迪拉克的路上看到远处的大宅时，他问道：“那里是什么样子？”“我只在厨房里待着。”玛维斯答道。“两个老妇人待在那么大的一处地方，似乎不太合适。”凯迪拉克没人碰过，但晒得发烫，那男孩在拧开油箱盖的前后都舔了手指。他还挺好心地为她发动了引擎，告诉她把车门敞开一会儿再上车。玛维斯没有费劲儿就让他把钱收下了——索恩则一直推让——他在车上收音机放着的歌曲《嘿，裘德》的伴随下开车走了。玛维斯坐到方向盘后面，在空调的冷气中凉快着，后悔没留意那男孩卡车仪表盘上的电台频率。她在驾着凯迪拉克返回康妮家的路上，徒劳地转了半天选台钮。她停下车，颜色像淤血一样深的凯迪拉克在那儿停了两年。那男孩发动引擎之时已经日落了。再说她也忘记问他路了。何况她记不起她存了两美元的加油站的方位，而且也不想摸黑去寻找了。还有，康妮已经填了作料，烤了一只鸡。但她作出过夜的决定主要还是因为那位母亲。中间的白色令人目眩。玛维斯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枕头和牙白色被子之间的那个轮廓，若不是一个颇具权威的声音说了句“别瞪着看，孩子”，可能她还发现不了什么呢。康妮向床脚俯身下去，把手伸到被子底下。她用右手抬起母亲的两个脚跟，用左手抖松脚下的枕头，嘴里嗫嚅了一声“脚指甲跟刀片一样了”，又把那双脚轻柔地放好。玛维斯的眼睛习惯了黑暗和光线之后，才发现那张床的尺寸对一个生病的妇女来说太小了——简直是一张童床——床的四周，在光亮的边缘摆着各式各样的桌椅。康妮从其中一张桌子上拿起什么东西，趴到照亮病人的光亮中。玛维斯随着她的动作，看着她把凡士林涂到病人的嘴唇上，病人那张脸比围着头部的白布还要苍白。“应该有比这味道更好的东西。”母亲说着，用舌尖舔着涂了油的嘴唇。“吃的，”康妮说，“来点吃的好吗？”“不。”“一点鸡肉。”“不。你带进来的这人是谁？你干吗要带人进来？”“我跟你说过了，一个需要人帮忙倒腾车子的女人。”“那是昨天。”“不是昨天。今天上午我告诉你的。”“唉，好几个小时以前了。那么，是谁请她进我私人房间的？谁请的？”“猜一猜。你，就是你请的。你不是想按摩头皮吗？”“不是这会儿。你叫什么名字，孩子？”玛维斯在她所处的暗处小声作了回答。“站近点。不到我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就像是住在蛋壳里。”“别理她，”康妮对玛维斯说，“她看得见宇宙里的一切。”她把一把椅子拉到床边，坐下来，拿起老太太的一只手，逐个儿抚弄着弯曲的手指。玛维斯向前移了移，站进光圈里，一只手撑在床的铁架上。“你现在没事了吧？你的车能开了？”“是的，女士。我挺好。谢谢你。”“你的孩子们在哪儿？”玛维斯说不出口。“以前这儿有好多孩子。这地方有过学校，一所挺漂亮的学校。为女孩子办的。印第安女孩。”玛维斯看着康妮，但在康妮回眼看她时，马上垂下了目光。床上的老妇人轻声笑着。“日子难过啊，是吧？”她说，“看看那双眼睛。我把她带到这儿来的时候，她的眼睛绿得跟草一样。”“而你的眼睛当年是蓝的。”康妮说。“现在还是蓝的。”“随你说吧。”“那么说，是什么颜色？”“和我的一样——老妇人洗掉了色的颜色。”“递给我镜子，孩子。”“什么也别给她。”“在这儿我还是管事的。”“当然，当然。”三个人都看着褐色的手指抚摸着白色的手指。床上的老妇人叹了口气。“瞧我这样子。没法自己坐起来，没法傲慢到最后了。上帝该把脑袋笑掉了。”“上帝不笑也不玩儿。”“是啊，你对他无所不知，我敢说。下回你看到他，告诉他让那些姑娘进来。她们在门外聚成一堆，可是进不来。我在白天倒不在乎，可是夜里她们搅得我睡不好觉。你让她们吃得好吗？她们总是那么饿。吃得挺多的，是吧？不是她们爱吃的那些油炸的东西，而是热乎乎的好东西，冬天这么糟，我们需要煤，烧草原上的树是犯罪，昨天的雪从门下面吹了进来，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罗伯塔修女在削葱头，保佑我们脱免罪责，你不能……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康妮把母亲的手在被子上放好，示意玛维斯跟她出来。她关上房门，她们俩来到过道上。“我还以为她是你母亲呢。我指的是你们谈话的方式，我原以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呢。”她们说着话，走下正中的宽大楼梯。“她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你又是谁的母亲？”玛维斯没有回答，部分原因是她不能说起这件事，也因为她正竭力回想：在这样一座没有电的房子里，母亲屋里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吃过烤鸡晚餐后，康妮给玛维斯看了一间大卧室。她从四张帆布床中挑了离窗户最近的一张，跪在床上向外看。两个乳白的月亮，而不是一个，高悬在空中，简直就像康妮的一双眼睛。月光下是一个干净的世界。无法判断。小巧。充分。永恒。加利福尼亚，走哪条路？马里兰，走哪条路？莫尔？珀尔？那天夜里吃掉她的幼狮有一对蓝色而不是褐色的眼睛，这次它没有非把她按倒在地不可。当它用左爪钩住她的双肩时，她心甘情愿地把头向后仰去，把喉部露了出来。她也没有从梦境中挣扎出来。咬的那一口满是汁水，但她一觉睡了过去，又做了其他的梦，直到歌声叫醒了她。玛维斯·阿尔布赖特离开了那座女修道院，但她经常回去，所以一九七六年她在那儿。在那个七月的早晨，对女修道院和镇子之间的龃龉，她已经留心了几个月，她本可以预料到整车男人穿云破雾的潜行。可她想到了其他事情：文身的水手们和在祖母绿的水中沐浴的孩子们。她被前一夜的欢乐搞得精疲力竭，便听凭自己在梦中漂进漂出。一小时之后，从教室射出了子弹，她嗅到了雪茄烟味，以及AquaVelva须后水的淡淡气味。格蕾丝要么是便道在燃烧，要么是她在鞋里藏着蓝宝石。K.D.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样迈碎步或倒换两只脚，他相信是步行造成的这一切麻烦。在大炉灶边上懒散地闲待着的他和他的朋友们都没看到她从长途汽车上下来，但在汽车开走后，她却站在那里——在他们对面的街边，裤子那么紧，鞋跟那么高，耳环那么大，致使他们都忘记笑话她的头发了。她横穿中央大街朝他们走来，脚上穿着一九四九年以来再没见过的粗高跟鞋，迈着小步。她走得很快，仿佛踩在火红的煤块上，要么就是鞋里有什么东西硌得脚趾生疼。K.D.心想，准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然她早就该取出来扔了。他拿着装备盒穿过餐厅。窄窄的编好的带子从侧桌上的一个篮子里溢出来。索恩舅妈像囚犯似的编着线绳：每天都机械地无偿生产着远远超过实际需要的编织带。后院的园子向左面伸展开一片没有杂草的精耕土地。K.D.右转走向小屋，进去了。长毛牧羊犬见到他都兴奋起来。他只好骑到古德的身上，让这条母狗安静下来。古德的耳朵在他的手指间很柔软，他不停地捋着有樟脑味的细毛。壁虱像咖啡渣似的掉了下去。他把手掌放到狗的下巴上，狗则舔着他的下巴。另一条牧羊犬本把头放在前爪上，向上看着。斯图亚特·摩根家的牧场让这些狗忙得一团乱。在鲁比它们每年都要由K.D.照两次，每次几天。他从盒子里取出鬃刷，把刷子深深地插进古德的毛里，一边梳理一边唱着，用汽车城音乐（汽车城为底特律的别称，此处指那里的黑人音乐。）的假嗓轻声唱着在古德小时候为它编的歌。“嘿，好狗，做一条好狗；老好狗，我的好狗。谁都需要一条好、好、好的狗。谁都需要一条好的、一条好的、一条好的狗。”（“古德”一名原为Good，意为“好”，故有此歌。）古德舒坦地伸展着。只有那些相关的人要出席今晚的会议。所有的人，除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这些契约注有首领姓名、所属纳贡人数目及其在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贡品数额。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页。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这种制度创造了一种也许属于前封建主义的新权威。“这种权威的新的特性，看起来似乎与首领的功能有直接关系。汉族人将他们视为其部落的代表，以便为汉族社会和满族部落社会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和常规。汉族人将其视为中间人这一事实，加强了首领对其部落的权威。于是世袭原则得到强化，从而使首领家族得以永远保持其权威，而使其他部落成员永远屈居臣属地位。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部落首领发动反对外来统治的反叛。此类边疆现象可能是封建主义的来源之一。这些现象在藏族历史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将其同其他地区的边疆史——例如苏格兰高地部族的历史——加以比较，将是十分有益的。”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6页。?郑天挺：《清入关前》，第89页，及其《探微集》，第4页。?爱新觉罗家族的祖先可追至猛哥帖木儿，他被元朝封为千户，奉命统治松花江地区，且世代传袭。努尔哈赤之父、祖皆被明朝拜为地方官，并曾三次随李成梁进京。薛虹：《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0—5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7页。以上及下文所述细节多引自和田清：《清太祖崛起》、《明初女真》及郑天挺：《清入关前》。?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96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0—113页。?关于满族人利用婚姻联盟的问题，见郑天挺：《探微集》，第56—61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6—79页。?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分掌大权。1611年，努尔哈赤杀舒尔哈齐。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页。埃尔文极为轻视满族骑兵的作用，说他们在作战时只充当预备队，位于披重铠执利刃的前锋部队和披短甲执弓箭的二线部队之后。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107页。但也有人提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即这些骑兵在战斗中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既能凶猛地冲破明军阵地，又能迅速避开强敌。满族八旗兵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亲军，皆为满、蒙马步弓箭手，负责保卫皇帝；骁骑，皆为骑兵弓箭手；前锋，多为满、蒙马步弓箭手，也有一部分使用云梯、火枪和火炮；护军，有马步弓箭手和火枪手；步军，皆为步兵弓箭手。郑天挺：《探微集》，第173—174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18页。?关于努尔哈赤招纳蒙古部落首领的问题，见匡顿：《游牧帝国》，第282—28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4页。?弗朗兹·米切尔认为，“八旗”制度是由汉人创议建立的，而戴维·法夸尔则强调这一制度受到蒙古的影响。虽然努尔哈赤身边当时确有一位重要的汉官，名叫龚正陆，但无迹象表明是他导致了八旗制度的形成。戴维·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4页。?1621年以后，后金军队的名称皆用汉族名称，满、汉官吏的职位名称也是如此。而“旗”则是有意用来表达一种兼有军政和民政双重性质的组织。1630年，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清太宗实录》第七卷。引自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21页。这种旗的组织，也是将松散的女真社会置于其统治者更为直接的控制之下的一种政治手段。一部可怕的战争和生产机器形成了，其代价是普通部落成员对汗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汗可将他们从一个贵族名下拨归另一个贵族。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4页；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5—27、58—5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2—14页；戴维·M·法夸尔：《早期满洲国家的蒙古因素与汉因素》，第12—14页。?“谙班”（amban）意为“大臣”。贝勒原指女真各部落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原贝勒的后嗣仍可使用贝勒头衔。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11页。?此时，满族人也懂得了世袭继承权的原则。为了检验其长子的能力，努尔哈赤于1613年将大权委托给褚英。不久，褚英诸弟（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和皇太极）奏称，褚英逼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1615年，努尔哈赤遂将褚英处死。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8页。?五大臣全是努尔哈赤穆昆的成员，包括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和扈尔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页。?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8—199页。1594年，努尔哈赤与喀尔喀蒙古通婚。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良好。?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3页。?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1—123页。?17世纪10和20年代是北极光频繁出现的时期，当时欧洲出现了观赏极光的热潮。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119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7页。?这被1605年的宽甸事件所证明。当时李成梁企图撤回满族统治区的全部汉族居民。郑天挺：《探微集》，第22—23页。中国、朝鲜和蒙古在满族文献中都被称为“固兰”（gurun），即国。除版图大小、财富多寡不同之外，它们基本上受到同等看待。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199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1—35页，1609年8月30日条。?弹劾熊廷弼的是兵科给事中朱一桂。当时熊廷弼提出，朝中“言官”大多不切实际，以为打败夷狄易如翻掌。他强调说，边防状况实际很糟，而边将要求授权同夷狄进行随机应变的谈判，又受到言官不负责任的非难。《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35—43页，1609年9月8日条；第二八三卷，第20页，1609年12月27日条。?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页；又见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49—50页。此时，努尔哈赤确实公开承认了明朝皇帝的主权。郑天挺：《探微集》，第17页。?早在1615年，努尔哈赤就担心赫图阿拉一带粮草不足，而这一地区已经推广了精耕细作。“我国素无积储，虽得其（明朝）人畜，何以为生？”努尔哈赤问道。1615年征服叶赫，及1618年攻占辽东，可能使其粮草紧张状况有所缓和。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4—36页。迫使满族寻找新的粮草来源的压力，肯定因“小冰河时期”的异常寒冷而有所增强。在20世纪的“小冰河时期”，即1923—1954年间，黑龙江水域从11月中旬便进入封冻期，比正常年份至少提前了两周。当时黑龙江流域的无霜期只有80天（江北）到140天（江南），农作物一年一熟都很困难。17世纪，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也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大清满洲实录》，第196—199、201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公主刚安葬，立即把王诜撤职。可这不耽误王诜和赵佶之间的私人友谊。两人是宋朝宗室里的绘画高手，每天恨不能二十五个小时腻在一起。某一天，王诜派高俅给赵佶送去一个梳头用的篦刀，当时赵佶正在踢球。高俅的机遇到了，他目不转睛地看，看得未来的皇帝主动问他看什么，会踢吗？高俅不仅会踢，还敢下场，那天他超水平发挥，一下子把赵佶踢成了票友，每天都离不开他。从此，他成了赵佶的亲信，等到哲宗去世，赵佶登基，他跟着鸡犬升天，做到了殿前司长官。这是军职，从此之后，北宋的军队变味了。具体地说，高俅把国家的军队当成了自己的工程队，给他盖房子、修花园；当成了手工作坊，军人加工器皿，运到外地去卖；当成了跟班的，每天不去训练，陪着他东走西逛；还被他没收了军饷，没有生活来源，逼着军人们从事各种额外工作，去养家糊口。在这个过程中，北宋京师重地的禁军完蛋了，军事素质一落千丈，等到大难临头时，尽管人数众多，可毫无战斗力可言。另一方面，他显得很有人情味。他饮水思源，始终记着苏轼的推荐之恩。苏轼死后，每当苏家子弟进京，高俅都会多方照应。于是军界之外，总会说高太尉厚道，高太尉仗义，高太尉不忘本。不管怎样说，高俅不招人恨。哪怕是在军界内部，也没人对他龇牙，因为所谓的腐化禁军，烂掉战斗力之类的事，不是他开的先河。北宋一代，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时期，京师禁军百战百胜威慑内外，到了赵光义时就全完蛋了。燕云之役、雍熙北伐、君子馆惨败，这三战之后，禁军老骨头都没了，剩下的都是少爷兵。每月领军粮，都雇人往家里背，废物懒惰到这地步，还有什么指望。至于让官兵干私活儿，更不是高俅的专利，真宗、仁宗时期留下了很多的传说，比如哪位兵哥哥的手艺独到，做出了什么新玩意儿，哪位兵哥哥好运气，给哪位长官跑长途，赚了多少钱。这事儿太多了，严格地说，高俅对北宋禁军的伤害顶多是雪上加霜，要是把军队烂掉的帽子扣到他头上，实在是不知所谓。以上就是高俅的生平，也是他为什么是恶人榜副班长的原因。剩下的几个人就不同了，个个都是万人恨，为害的程度，最差的也是祸害几个省的角色。高俅的上一位是杨戬。之所以这样排，说实话是委屈了点，但没办法，谁让他死得早，并且徒弟太神勇呢。杨戬，北宋太监，主管御花院。通过前面说过的艮岳等超级宫殿名园的建设，我们知道，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政府工作。尽管童贯、梁师成等人都插了手，但专职负责这类事儿的，更是红得发紫，手眼通天。杨戬只凭着盖房子修园子，在官位上就能和隐相梁师成平起平坐，到达节度使的高度。按说有了这样的名分、职权，杨戬蛮可以大打出手，和梁师成争夺一下太监里的战斗机，尝尝后宫第一的滋味了。可是他不，他很聪明，很知道进退，没去惹握着国家符印的梁隐相的麻烦。他另有爱好。自古以来，太监最爱的是钱。作为无妻无儿无女，甚至伤残身体，把祖宗也抛弃的太监，这个世界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于是，杨戬成了当时最能圈钱，也最敢圈钱的人。对于一个有权的人，什么是最来钱的东西呢？答案——土地。自古以来，土地是政府最大的，也是最后的资产。杨戬搞上了土地买卖，他成立了一个叫“西城所”的部门，专门派人下乡，到各个州县里去召集民众，核查田契。各地的百姓很配合，政府要查证，还不小跑着回家取？结果取来后，西城所的人开始问，这块地是从哪儿来的？答，父亲留下来的。好，你父亲是从哪儿搞来的？答，爷爷留下来的……以此类推，直到问及祖祖太爷以上。年代太久远，嗯，好，拿出证据来，证明是你祖祖太爷给你祖太爷的！人民崩溃。上面是祖传型崩溃，有聪明的另想了别的法子，面对质问，他会说，这是我买的。好，你从谁买的？答，东村头甲。好，找东村头甲来，问甲从哪儿买的，如此类推，可以推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后边去，到那一步，就算是007邦德穿越过去，也别想找出最早的那个买主。西城所能一直追问到五代十国去。于是，人民再次崩溃。崩溃的结果是加租加税，只要定下来，以后哪怕天灾人祸颗粒无收，也别想逃债。这种方法从汝州开始推广，覆盖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各大富饶区。怎样，挺狠吧，不，这只是杨戬用土地圈钱的各种办法中的一个。严格说来，还是很复杂，很笨的一个。后来他想明白了，与其这样折腾，不如无中生有。西城所在全国范围内勘查哪儿有废堤、弃堰、荒山、退滩、淤流滩地等无主地段，强迫就近的农民去耕种。只要种上了，立即成了他的终身制佃户，无休无止祖祖辈辈给他交租子。到后来，他贪到了连水面上的营生也不放过，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就被他圈了进去，每条渔船都成了他的产业。估计当地姓阮的三兄弟就是被他刺激着了，去打家劫舍的。杨戬辉煌的圈钱生涯结束于公元1021年，他得病死了。但他的精神长存，又一个杰出的钱痨型太监出现，做得比他更给力。李彦出场。这是北宋太监三剑客中的最后一员，也是其中最凶残的一个。他全盘接手了杨戬的圈钱生意，操作的方式却比杨戬先进太多了，以至于连西城所都失去了意义。根本就不用去查地契的嘛，费那个劲干什么，李彦派人直接站到看好的土地上，然后大声宣布，这是无主荒地！就这么简单，谁不同意谁去死。做得最狠的一次，他派人把鲁山（今属河南）县的田地契都集中起来，当着契主的面，一把火全烧了，全县的土地都变成了“公田”。全变成了公田，公田是不交税的耶，那么原来的税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涉及皇帝陛下的腰包的。李彦想了想，这样吧，鲁山县已经是我的了，不能再为难他们。把原来的税，都摊派到邻近州县去。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转换下，既保证了皇帝的腰包不缩水，还确保了他本人的腰包变丰满，这是多么完美和谐的办法！史称，被李彦看中的“荒地”居民们生活变成了这样：“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以上就是李二代的行为了，做法毫无遮掩性，连一点点的自愧心理、畏罪心理都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富二代、权二代们的行为，他们根本就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狗屁的法律存在！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李彦已经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了吧，别，先别忙，在北宋恶人榜上他只是倒数第三而已，就算在他擅长的业务范围内，也有人比他更强。他主管的地盘在西北，宋朝时的西北算是老牌的政治经济中心，但是在实际指标上，长江以南已经迅猛崛起，政治上连续出现宰执人员，如王安石、曾布、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抛开西北代表司马光先生，几乎垄断了神宗之后的宋朝权力。经济上更是一枝独秀，可以说开封城的繁华，自从宋太祖开始，就是由江南支撑的。排名在李彦之上的，就是把江南搞成人间地狱的那个人。朱冲之子朱勔。朱冲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是很有分寸的。他在刚刚有点钱之后，就乐善好施，号称灾年施粥寒天舍衣，在东南一带很有善名。直到他遇到了蔡京，成为开封御花园的官倒，为艮岳等名园项目服务，气焰才有所抬头。可就算是这样，他也很低调，一直乖乖地隐藏在蔡京等人的身后，很踏实地赚取黑心钱。朱二代不是这样，他的一切都是张扬猖狂的。彻底分析一下他的生活，才会明白当时天下最牛的富二代到了什么程度。朱勔的生活圈子分成两个，一个在江南老根据地，一个在开封京城。先说京城吧，毕竟要从低往高说，倒啖甘蔗才有味道。在京城，朱勔是快乐的代名词，注意，不是说他很快乐，是说他是整个开封官场的快乐。他走到哪里金钱就淹没到哪里，每年他孝敬给官员队伍的钱，绝对要超过赵佶开出去的工资。另外，他还是个渠道，通过他，哪怕是皇宫深处的隐秘，都能第一时间了解。因为他能随时出入宫禁，在皇宫的每一个角落闲逛，甚至不需要避开嫔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花石纲的代表，他有义务有责任巡视皇帝的家，看看哪里还需要什么装潢点缀。这项工作朱二代干的是很认真的，经常得到奖励。比如某天他突然在袍子的肩膀部位绣了一只金色的手，别人问这是啥。朱勔很虔诚地说，刚刚这里被陛下的御手抚摸过……又一次他的胳膊上突然缠了一块黄罗绢，这条胳膊表现僵直，一动不动，哪怕是与人打招呼行礼，也举不起来。大家问，朱二代，你中年麻痹了？答，哪里哪里，刚刚这条胳膊的这个部位被陛下再次抚摸了一下。这是他在开封城里，表现得很舍财很快乐，并且有些小可爱。他回到江南之后，就是另一张脸了。其表现是，他在京城里所有的谦卑、可爱都成百倍地找回了平衡。先是钱，一般人认为朱家的钱是从国军库里掏出来的，他们每往京城里运送一批花石纲，就能漫天要价，把石头换成金子搬回家。这没错，但不全面。财富到了朱家，金子银子什么的都是垃圾，他们要的是皇帝级别的东西——土地。玩到最后，玩的都是土地。朱家的田产跨郡连邑，用州、县这样的尺度单位已经没法测量了，每年收上来的租子达到十余万石。接下来是地产。朱家是皇家园林供应商，自己住的地方会差吗？先是大，“甲第名园，几半吴郡”，这个吴郡可不是单指一个地界，这是说自古传下来的吴越之地里的吴，是个代名词，是江南的象征。朱家的花园，达到半个江南！至于怎么来的，有一个例子。苏州园林甲天下，孙老桥一带在北宋时更是名园，被朱勔看中了，他伪造圣旨，说是皇帝征用，强行逼迫数百户人家搬走。动迁当天，哭声一片，是北宋强拆迁的代表作了。再接下来的是权。朱勔本人的官衔很一般，在公元1120年之前，他是随州观察使、庆远军承宣使。这是虚衔，如果不挂上些职能部门的差使，在开封城里吃白食都能让店家打出来。两年之后，北方燕云战线出了结果，赵佶一时高兴普天大庆，宋朝官集体升职，朱勔才升到了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使。这还是虚衔，节度使早就没人要了，读书人顶这个衔都觉得丢人；醴泉观……一听就是个道观，多领一份工资罢了。这就是朱勔在开封城里的官方地位，如果他在赵佶的面前红度下降，那么身价立即一落千丈，没人会再答理他。可回到长江之南，他是另一个人了。在那一片广大的，比长江之北失去燕云地区的北中国还要大一些的江南之地，他的权力远比赵佶要直接。不是比赵佶大，而是更直接。整个江南的官府都是他的幕僚，像郡守一级的官，很多都是他的亲信。他所到之处，连退了休的宰执人员都得亲自出迎。他的兄弟子侄娶的都是皇家宗室之女，他的大小老婆都有官方封诰，他家里有一百五十多个人有八、九、十品武官的职称，而这些人只是给他挑水、种地、打扫院子的奴仆！而他本人每个月里总有两次必须要做的小事，烦啊，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江南地区的省市级高官都要到朱家集合，接受他的点名……每当此时，朱勔还是相当郁闷的，因为他不得不把赵佶的画像挂起来，算是替皇帝检阅。可谁给他的权力，让他把皇帝的画像挂在他家里的？挂了，又能把他咋地？如此一来，长江以南，宋朝官方的命令几乎没有威慑力，真正掌权的是朱家，这一点连开封城里也知道。时间长了，大家为了表示认可，给朱家送了个外号——“东南小朝廷”。稳占南中国，割据半边天，如此威势，朱勔也只是二当家，他在北宋恶人榜要排在另一个人之后，那就是宋朝当红的宰执王黼。王黼，字将明，开封人。原名王甫，之所以改了名，是因为赵佶喜欢他。嗯，说来王黼也是历史名人，在东汉时举国闻名，乃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太监。宋朝的王黼是一个帅到妖孽都没法复制的大帅哥，他长得金发碧眼，面如敷粉，长身玉立，就像漂洋过海从西半球穿越到宋朝的白种人一样。这样的人让赵佶怎么能忽视呢，比他养在艮岳的各种珍禽异兽长得还特殊！细查王黼的发迹史，可以集中到两个字——捧、拆。他第一次在官场里捧的人是同学何志的老爸。何老爹名叫何执中，是赵佶刚登基时的次相，当时王黼很上进，是真材实料考上来的进士，何执中看在是儿子的同学，并且被捧得很开心的分儿上，推荐他当上了校书郎、左司谏。这是一份天大的恩情，一个小小的进士，连三甲都没入，就直接当上了馆阁人员，并且在知谏院兼职，这是多么高的起点，想想几十年前王安石、苏轼想进馆阁还得经过考试，范仲淹想进知谏院还得先到外地当好多年的地方官。何执中对后辈的提携，连他自己都觉得太高了，所以经常性地挂在嘴边，有事没事地向同事亲友讲讲，来标榜自己是多么的宽仁厚德。某一天，他在和亲爱的同事蔡京闲聊时也说了一遍。这一次，他没能等来认可的眼光、推崇的称赞，而是蔡京递过来的一份奏章。打开一看，何执中差点没气死，那居然是王黼弹劾他的“二十恶事”。这是王黼在官场里的第一拆，至于理由嘛，是因为他抱住了另一条大腿，正在帮这条大腿踢绊脚石。王黼每捧一个人，都会得到百倍的收益，每拆一个人，更会得到千百万倍的回报。这一点在北宋历史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失败的百分之二，其中的一例是非常完整的失败，另一例他只是分别在两个人的身上搞砸了百分之零点五。即，他敢去捧，也捧出了效果，却没法拆。那两个人捧的功夫比他深，拆的办法更是他望尘莫及的，每每他刚刚想拆，立即就被吓得浑身冷汗魂不附体。他确信，只要他真的敢动手脚，那两个人一定会让他死得非常难看。这两个人是——蔡京、童贯。蔡京为什么要让何执中知道王黼在过河拆桥呢，很简单，王黼抱上的就是蔡京的大腿，他要把何执中拆倒，好让蔡京在相位上唯我独尊。这是他的见面礼，希望这样能进入蔡氏集团，加入到瓜分宋朝天下的行列里。蔡京很高兴有人来投靠他，可绝不想让人把他当傻瓜。这个惯于过河拆桥的小子，他一眼就看穿了。这种人可以用，却一定要能震得住。恶仆得有个恶主人。所以蔡京在刚开始时就来了个下马威。王黼懂了，也怕了，从这之后他再也不敢惹蔡京，甚至蔡氏集团的其他人。于是他得到了好处，蔡京把他提到了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的位置。御史中丞，这是御史台长官，是宋朝言官的首领。可以说王黼一步登天，从原来的副司级升到了正部级。这是个多么大的跨度，有些人终生都别想越过，他却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北宋升官史上空前绝后，只此一例。快速升官后王黼没心思享受，他害怕。他的身家性命、官场安全都维系在蔡京的一念之间，这样做官有什么意思？他想了想，做人得勤奋，他还得继续捧、继续拆，才能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他捧的第三个人是梁师成。方向正确，从概率上讲，能与宰相蔡京抗衡的只有隐相梁师成、媪相童贯两人。童贯的势力在军界，与他没关系，当此时此势，只有梁师成是他的援手。另外，捧梁师成还有些别的妙处。在官场中，王黼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再升上去他就是宰执官，要威胁蔡京的地位了。到那时，无论他怎样表忠心认主子，蔡京都会把他当成威胁。那么出路在何方，真的要一辈子当蔡京的马仔吗？不，坏人永远都只忠于自己，王黼的理想远大着呢。梁师成意味着一片崭新的天空，能让他肆意展翅无所顾忌。因为他和梁师成都知道，他不可能挥剑自宫变成太监，去抢隐相大人的饭碗。于是，王黼展开了他有史以来最卖力的捧人行动，他豁出去了，啥也不在乎了，为了能在精神、物质上双重打动梁师成，他以父礼尊崇梁太监，公开声称是他的“恩府先生”。历史证明他正中梁师成的要害，做太监做到梁师成的地位，人世间有什么东西还能打动他？是万两黄金还是绝世美人……呸，送太监美女，小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国色天香 中文字幕 在线视频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