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性爱交视频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4:55
动态性爱交视频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202页。这种《满洲实录》是1780—1782年间，据《太祖实录图》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两书抄写而成的。《太祖实录图》撰于1635年，《太祖武皇帝实录》撰于1644年。《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只有少数文字上的出入。虽然满文本《太祖实录》已经散失，但台湾仍保留着三卷满文《太祖武皇帝实录》的旧本。将这三卷的内容与汉文《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相应的部分进行比较之后，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是对满文《实录》的忠实翻译，而满文《实录》则是在《满文老档》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这里及后文引用的汉文《满洲实录》，是极为接近已经散失的满文原始资料的文献。关于这部分满文资料的问题，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77、91—92、96—97、104页。关于对抚顺的进攻，又见弗朗兹·米切尔：《中国满族统治的起源》，第120—124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页；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37页。?城内有大约60名商人，都是从山西来此采购人参、貂皮和珍珠的。佐伯富：《清代的山西商人》，第282页。?《大清满洲实录》，第202—203页。努尔哈赤已经保证不再杀戮归顺的平民，并禁止部下强占其妻女。郑天挺：《探微集》，第12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6页。?同上书，第203—204页；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9—10页。这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剃发至少从拓跋魏以来就是北方部落的标志。其后，随着后金对辽阳其他地区的征服，这一政策又发生了变化。开原陷落后，努尔哈赤下令，所有归顺后金者，不管是朝鲜人还是汉族人，都必须剃发。1621年，努尔哈赤又向朝鲜国王重申了这道命令。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1—52页，及其《探微集》，第81—82页。关于剃发同征服的关系，见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满语doro，意为“正确的政府”及其“统治方式”，或“正确道路”。汉语称为“道”，也称“礼”，指“礼仪”或“仪式”。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62—6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4—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9—380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页。李永芳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1622年，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李永芳表示反对。努尔哈赤大怒，斥责李永芳“谓朕为不能久”。李永芳遂遭到贬黜。后来他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不过，明朝多次派人送来密信，劝他重返明朝，并答应让他官复原职，他也没有接受。周远廉：《简评努尔哈赤》，第27—28页。?广宁总兵张承荫和辽阳副总兵皮相廷，遣军1万支援抚顺，亦被金军击溃。彭孙贻：《山中闻见录》第二卷，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5—886页。孙文良对1618—1622年间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做了精彩的概述，见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第2—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74—77页。?同上书，第77—82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5—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6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5页，1619年8月14日条；第18页，1619年9月30日条。?《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四卷，第42—43页，1619年12月15日条；又见康世爵：《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沈阳有一套精心构筑的、由护城壕沟和重兵把守的台堡组成的防御工事。然而，明军守将派300名骑兵出城交战，金军将其击溃后，随之追入大开的东城门，这些工事顷刻间便瓦解了。城内军民纷纷向西城逃窜。据一位目击者说：“城中男女老弱自靡于西城，尽坠于城底，或死或伤，委积没城之半。”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又见孙文良：《明与后金》，第5页。曹寅（康熙帝的侍从）的祖父，就是在这次战役中投降后金的。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第1页。?辽阳城内一些暗通后金的人，悄悄从西城墙上放下绳索。辽阳城延袤15里，金军乘夜爬上城墙，城内军民全然不知。直到次日午后，人们才突然发现金兵已经占领了城墙。全城百姓惊慌万状。经略薛国用自焚而死。康世爵：《明满关系史料》，第183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03—10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5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57页。?《马氏家谱·行述》。?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1—22页。?蒋士铨：《忠雅堂集》第三卷，第8页；《马氏家谱·神道碑》；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马文毅公传》，第1页。?《马氏家谱·纂修》。?孙文良：《明与后金》，第3—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5页。又见第11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0、116—117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5—8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6页。当时议政大臣受到处罚，可能也和反对迁都有关。五大臣有三人在进入辽东后不久便死了。1621年，阿敦入狱，随即被杀。几个月后，扈尔汉也被打入监牢。额尔德尼亦于1623年以参与贝勒谋反的罪名被处死。同上书，第47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六卷，第1—10页，1621年10—11月条；第12—14页，1621年11—12月条；第二八八卷，第13—14页（日期不详）。?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18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1页。?《乾坤正气集》第二八八卷，第2—3、8—9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06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308、82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9页。?同上。?同上书，第40—41页。?《贰臣传》，第四卷第13—17页，第七卷第28—2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13—115页。?东林党运动以1604年高攀龙和顾宪成建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号召重振君子之气”，恢复明朝的稳定与和平。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5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259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0—241页。冯铨，北直隶涿州人，161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其父冯盛明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抚顺陷落后，其父被劾归乡，冯铨也退居原籍。后冯铨极力与魏忠贤交往，1624年在魏忠贤帮助下，得以官复原职，1625年又升任大学士。?费维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大陆近期史学论文》，第358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4页。?1621年，努尔哈赤令八旗贵族清点各自田庄中的汉人数目，目的是要将其中一部分庄丁占为己有。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2—55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5—58页。后来被满族人所役使的奴仆，大多是在抚顺和沈阳被俘的汉族民户。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17页。?该词的使用至少可追溯到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征讨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答应了。此处所谓：“养”，满文称“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imbi），意为抚聚恩养。1619年，驻开原的明将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也用了“养”字，意思是说他们不会沦为奴隶。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2页，及其《探微集》，第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2页。?在征服辽东后所任命的汉族官吏中，有4人原是商人，1人是被免职的参将，2人是游击，4人是守备，1人是备官，11人是卫所军官，3人是亲兵，4人是军士，3人是秀才（包括范文程），2人是掌印官，4人是文吏，1人是翻译，还有11人是无官平民。其中多数被拜为努尔哈赤军中的游击或备官。同上书，第60页。一般说来，1631年以前的战俘多半沦为奴隶，受其主人役使。犯罪者的家属也没为奴隶，奴隶的身份世代相袭，奴隶可以自由买卖。有人对汉族奴隶进行过统计，在813人中，有532个沈阳人，83个辽阳人，66个抚顺人。这些城市都是1618—1621年间陷落的，这些汉族奴隶的大多数可能就是在此期间被抓获的。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6—177页。?同上书，第67—76页。?格鲁特·罗思：《1618—1636年的满汉关系》。逃人法自1587年开始实施，此时更为严厉。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1—2页；杨学琛：《关于清初的“逃人法”》，第4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82—83页。?同上书，第84页。1625年建都沈阳时，众贝勒以努尔哈赤已在今东陵一带兴建宫室为由，再次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指出，迁都是战略上的需要。从沈阳可以轻而易举地渡过辽河，南下进攻明朝，又可挟制东南的朝鲜，向北至蒙古也只有二三天路程。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6—9页；又见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同上书，第85—86页。?同上书，第8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43页。?驻边明军配有一种称为佛郎机的铜制或铁制前装炮（佛郎机指葡萄牙），可能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些16世纪的火炮，口径约40毫米，最大射程2000英尺，装在特制的战车上，用骡马牵引。此外还有一种鸟枪，长约4米，它用来发射的导火线，是模仿16世纪初经葡萄牙人传入东亚的导火索制造的。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度》，第139—140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79页；又见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94页。?最大的火炮长7米，重1800公斤。但不是所有洋炮都这么大。除了后面将提到的“将军炮”外，还有南明军队抗击尚可喜时使用过的小“红夷炮”（1494年9月，欧洲人在意大利被查理八世击败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火炮在攻坚战中的威力。）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87页。1956年，香港出土了一门这种火炮，明永历四年造，长1.7米，口径8公分，重250公斤。罗香林：《香港新发现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考》，第1页。?早在1596年，陈演就向明朝介绍了鸟铳的优越性。其射程是中国鸟枪的两倍。赵士祯：《神器谱》，第7—8页。1616年，即传教士在炤青修建了第一座教堂后的第33年，已有13位欧洲天主教牧师在明朝传教，并吸收了约5000名中国教徒。其中许多优秀分子卷入了东林党运动，特别是参加了反对佛教和宗教调合（三教）的运动。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101页；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C.R.巴克士：《明朝反抗满族入侵时期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5—10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157—158页。?在1640年编撰的题为《圣朝破邪集》的文集中，反基督教者声称，洋炮将在炮手眼前而不是在敌军中爆炸。他们这样说，是因为1642年已有两门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炸死了一些旁观的人。史景迁：《改变中国》，第9页；兰卡什尔：《中国人对利玛窦传教的反应》，第110页，及其《中国17世纪反基督教辩论》，第221、224页。?关于1616—1622年间沈?发动的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见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8—100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8—192页。关于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排外心理，见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89页。?泽克：《反基督教运动》，第189页。天主教在福建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大学士叶向高（1559—1627）对天主教徒的保护。他本人虽不是教徒，却是天主教神甫艾儒略（1582—1649）的友人。叶向高是传教士的保护者，而其继任者张赓则是真正的教徒。他写了大量关于传教士的著作，并撰文阐说与其入仕臣于君、不如在天主之下同为友之理。李天佑：《明末江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第15—28、38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6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8—190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59—26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2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190—191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29页；邓恩：《一代伟人》，第184页。?巴克士：《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15页以下；邓恩：《一代伟人》，第216页。?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一卷，第298—299页；乔奥·罗德里戈斯：《岛国日本》，第15—16页。炮队返回澳门的原因之一，是某些希望维护其外贸垄断地位的广州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会以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换取自由贸易权。他们贿赂朝中反基督教的大臣们，设法说服了皇上，将特谢拉的炮队遣回了广州。邓恩：《一代伟人》，第215—216页。?陈受颐：《早期耶稣会士对明朝崇祯皇帝的宗教影响》，第399页以下。?C.W.阿伦：《北京宫廷中的耶稣会士》，第135—136页；邓恩：《一代伟人》，第317—318页。他还铸造了“将军炮”（一种用骆驼驮载或两人扛行的轻型长简炮）。有文献记载说，这种炮被用作“大将军炮”的辅助火力。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7页。“大将军炮”重500多公斤，用马车运载，用炸药、卵石、铁丸混合制成的炮弹作近距离射击，以对付骑兵的进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0页。?1635年，曼纽尔·塔瓦雷斯·勃卡热声称，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依赖于葡萄牙人”。巴克士：《三百年前的澳门》，第305页，及其《葡萄牙军队的远征》，第20—23页。到1626年明朝已将大炮技术变为自己的特长，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利用葡萄牙雇佣军（1647年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尼科劳·费雷拉率领的一支雇佣军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历史学家们评论说，这项新的军事技术，使草原骑兵的弓箭在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失去了威力，正是这一变化，在17世纪末使得两个相邻的农业帝国——俄国和中国——对欧亚草原的分割成为可能。威廉姆·H·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196页。?袁崇焕（1584—1630），东莞人，1619年中进士。下文所用其传记材料，多引自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85—95页；及《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36页以下。?《明史》，第2836页以下；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0—671及839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3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的，金翅天龙也只有你一个人才看得到，还有莫名的天书和神奇的镜子，这一切你不觉得奇怪吗？”林岳的话让我浑身一震，其实自己一直都在刻意回避着这些疑问，包括在研究《闻风拾水录》的时候也只是在下意识地把它当作某种史志资料，而并未从中探究缘由。“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林岳摇头晃脑地朗声诵读起来，这段文字听来十分耳熟，难道就是……我神经质地翻开放在一边的《闻风拾水录》，林岳诵读的竟然是开篇题注的语句。“是我抄录给林岳的，但是只抄录的这段～～”晖儿小声的说道，一脸的歉意，“发现应蚺以后，我总觉得你与往常不太一样，所以和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有可能是你的体质不同，所以就从书上找答案，抄下了这段文字。”我无声地握了握晖儿的手，温和地笑了笑。其实，我丝毫没有责怪晖儿的意思，虽然玄妙但毕竟这书也不是什么家传绝学不可示人的。只是林岳突然间诵读的这段文字，其中必定有所深意，这小子的脾性我了如指掌，他绝不会是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直说吧，你小子窥出了点什么门道？”那题注只有寥寥数字，我确实没有仔细去研究过。“其实你的古文功底和我差不多，单就字面上你我的理解能力应该是一样的。我只是结合你最近身上发生的事情才推断出这段文字背后的意思。”林岳正色说道，“文字里把类似应蚺、金翅天龙这类生物称之为‘虚’，这种东西在常态下普通人是无法看到的，而你或者说是书的传承者则可以通过耳朵来‘看到’。”“通过耳朵来‘看到’？这什么意思？我的耳朵有那么神奇吗？”我言下疑惑，脑海中飞速回忆着当初看到应蚺和金翅天龙的情景。“这些‘虚’虽然肉眼看不到，但还是会对空气流动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你们的耳朵可以识别空气流动的改变，反映到大脑中形成图像，就变成看到了。”林岳咧嘴一笑，双手张开做飞行状，“某种意义上来说，你老兄和蝙蝠可能是近亲，只不过你不需要从嘴里发射超声波。”“冥虚无物，唯气可见，入耳有闻，神目毕现，宅堂吉凶，了然心念。纳虚于掌，于心一线，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完全没有理会林岳的玩笑，口中喃喃地诵读着题注那仅有的两句文字。林岳的推测与我心中的逻辑不谋而合，这两句题注应该就是类似心法口诀之类的文字，《闻风拾水录》应该也就是根据持有者的体质特点而定的，这样推断的话……“我身上的这种能力应该就是这本书名的‘闻风’。”我扬了扬手上的书稿，“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我还有一种能力叫作‘拾水’？”“关于听风能力，我推测上次你发病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影响，改变了你的听力结构。而至于‘拾水’，我想书上那后半句的意思老凡你应该也有点感觉了吧？”林岳不答反问。“你意思是‘拾水’同样也是需要条件才能触发的，‘纳虚于掌’就是触发条件。”我脑中一片明亮。“哪来那么多废话，我今天把金翅天龙也带来了，只要试试看就可以解答这个疑问了。”S从包里拿出了那个盛放金翅天龙的盒子，放在床边的柜子上。“亦凡，小心点。”晖儿握了握我的手，温柔的笑容中隐隐有些担忧。我突然有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搞了半天他们三个私下里早就开了小会了，今天是要我当场实验的。不过，与生俱来的好奇与大胆完全抹却了心中这小小的不快，我小心地拿过盒子，放在身前，慢慢打开盒盖，盒中顿时映出一片闪闪的金色。金翅天龙，四条金色的蜈蚣正在盒内老实地趴着，背上的薄翼微微地颤动着。我轻轻地用双手将它们抓了出来捧在手里，四条金灿灿的小家伙只是懒懒地扭动了下身躯，便安静地趴在了我双手之中。“纳虚于掌，于心一线。”脑海中闪现出刚才的话语，我轻轻地虚合起双手，想着金翅天龙融入我手掌的念头。不一会，掌心传来一阵热辣的刺痛，慢慢地，这种热辣的刺痛感遍布了我的双手、手臂，最后直冲我的大脑。难道是金翅天龙咬了我，我中毒了？我心头一悸，双手正要分开，却只见林岳端来一盆水一把把我的双手按进了水里。清凉的感觉顿时自手掌传遍了全身，连大脑都感受到了无比的畅快，我长呼一口气，身子软软地倒在了床上。晖儿担忧地为我擦拭着额头渗出的汗水，轻声询问着我。S则好奇地看着我的双手，仿佛想看出点什么似的。林岳端着空盆从屋外进来摇头道：“就怕你老兄被咬，所以特地准备了这盆药水，看来还真派上用场了。怎么样，手上没什么热麻痛痒的吧？”“嗯，谢谢你小子的火龙草药。”我有气无力的答道，刚才的那阵刺痛竟似伤了我的元气。“专门准备了蛇虫咬伤的药水，还真够朋友，你中指上被烫的地方好些了吧。”“你（我）怎么知道……”林岳几乎和我同时失声说道，林岳慢慢伸出左手，在中指上有一个不小的燎泡，周围亮晶晶的像是涂着一些药膏，一个场景在我脑海映过，那是林岳熬药时的镜头。“水镜通明，是非明辨，海纳百川，如阅万卷。”我低声念道，林岳也会心的点了点头。是刚才的那盆药水提供了信息，这就是“拾水”吗？这么说来，我们刚才的实验成功了？晖儿明白了什么似的笑了笑，把我的手放进了被子，掖好被角：“你先休息会，刚才的样子一定很伤元气。”“啊，瞧我这医生都没你老婆细心。”其实这个满嘴打哈哈的家伙骨子里是个绝对细心的男人，“那我和S先撤了，改天再来看你。”“不好意思，我现在必须搅下局。”S不知何时又开始捣鼓起她的笔记本电脑了，“刚才王亦凡红肿的手掌给我了一个提示，我用红线连接标记了所有主体地基，结果你们看！”刚才的那张基建图此刻已被纵横有致的红色线条划分的七零八落，我们三人看得一头雾水，S带着神秘莫测的笑容滚动了两下鼠标滚轮，整张图纸顿时缩小了尺寸，一片红线组成的图案几乎让我惊呼了出来。这是一个红色方框，中间嵌着三个篆字，整副图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印章扣在白纸上留下的印记。“神奇吧？”S得意地笑着，“我猜这一定是什么高人留下来的符咒。”“不是符咒，是印。”我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道，“是天罡七印中的锐金印！”我大致地向大家解释了一下天罡七印的来历，《闻风拾水录》中记载的篆印是依照金、木、水、火、土、风、雷七种自然元素订立的封印，并按照北斗七星的星辰变幻方式布局出七种印记的篆体写法，所以每个篆字都与一般的篆字不同，这七种印记彼此呼应并称天罡七印。“一般地基中都有一定的金属物质用以加固，而这些金属物又正好可以用来构成‘金’性的锐金印。”S若有所思地说道，“金克木，应蚺是‘木旺金虚’。也就是说，这个锐金印是专门用来封印‘木’性的应蚺的。最近我们那里拆迁曾挖掉过几个地基，所以锐金印就被破坏了。”“不过总算我们运气好，找到了金翅天龙，这个封印存在与否已经并不重要了。”林岳轻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的说道。“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就好了……”我面色阴沉地靠在枕头上，心中一阵不祥，“照书上的记载，天罡七印布阵一向彼此呼应，这么偌大的一个锐金印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那就是说，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六个印？”林岳的脸色也阴了下来。“一个锐金印被破坏了，其他六个印也会受到影响。”我叹了口气，默默地看着手中的书稿，“而且，整个城市正处在重新规划的市政动迁中。”五、彼岸“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大家下去按照各自的工作单安排自己的工作。”我端着咖啡杯走出了会议室。出院后的工作和生活依旧有如往常，虽然心中的那个结隐隐地总在提醒着我一些什么，但平静无奇的时日已使我渐渐淡忘了那突如其来的插曲。现在已是午饭时间，可能是晖儿的营养早餐过于丰盛了，以至于我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我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随意地打开浏览器，习惯性地在门户网站上看起新闻来。国际恐怖事件、萨达姆被绞杀、美国制裁法案、国内反贪大案……一个个醒目的标题夹杂着“衣衫褴褛”的女性图片充斥着所有的版面，我无奈地耸了耸肩，这个世界的表层尚且如此黑暗，素不知它的内部已经腐化到了哪种程度了呢？百无聊赖间我打开了都市新闻的社会娱乐版块，随意地翻阅着一些八卦奇闻的报道聊以自娱。“呜～～”桌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晖儿的来电：“老公，我今天要加班，晚上八点左右你来接我好吗？”“好的，要不要给你带点吃的过来？”晖儿最近公司异常地忙碌，加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了。“随便带点什么，简单又能填饱肚子的就行。Bye～～”晖儿的声音听来十分的疲倦，我一阵忍不住的心疼。晖儿的公司在城南的一处闹中取静的别墅区，因为我已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保安人员总是会客气地和我打着招呼放行。只不过，今天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一脸歉意地向我敬了个礼：“王先生，很抱歉，园区内因为地下水道塌陷正在抢修，只能劳驾您绕道行驶了。”在几乎绕行了整个园区之后，我终于到了晖儿公司的门前。关上车门，我的目光迅速被一片血红吸引了，好美的花！别墅门前的空地上遍布着大片的彼岸花，朵朵绽放的条状花瓣妖娆地盘卷出一种不可方物的美态，仿佛一队豆蔻娇艳的少女摩挲着红色的纱裙，羞涩地向我招手。“亦凡。”晖儿的声音自上方传来，把我从一片绮思中惊醒，下意识地抬头，发现晖儿正从二楼的窗口向我微笑，身边则站着一脸偷笑的S，我隐隐有些不妙的预感。“又是这些垃圾食品！”痛苦间我手中的食品袋无力地掉落在了地上，面前的办公桌上赫然堆满了“KFC”字样的大小纸袋，满桌狼藉的样子让我想象到她俩风卷残云的场面，“你们就不能不吃这东西？”“不吃这个？”S唬着脸瞪大了一双丹凤眼，“等你过来？然后给我们两个饿殍收尸吗？！”我一阵抓狂，这丫头似乎没事总喜欢和我抬杠，自上次应蚺事件之后虽说有所收敛，但总是隔三差五的故态复萌。也许我的涵养功夫真的是敌不过她随口的三言两语，突然发现相形之下我更在意的是这点。“呵呵，S办事顺道过来看我，听我没吃饭就买了这些过来。”晖儿笑着解了围。“嗯，算了，既然都吃过了，我也只好打包带回家当宵夜了。”我顺着台阶开始转移话题，“你们门口的彼岸花开的不错，我刚进门那会都看得如神了。”“那是老板年前种的，不开花的时候孤零零地两片叶子，如果不是入秋开放的话都不会查觉它的存在。”晖儿懒懒地说道，看来手头的工作带来的副作用真的不小。“你公司最近怎么搞的那么紧张啊？”我满腹牢骚地看了看周遭的环境，偌大的办公室内竟然只有晖儿一人在加班，凌乱的办公桌处处可见。“没办法，人手不足。”晖儿无奈地做了个摊手的动作，“你出院前那段时间公司里有三个职员病倒了，据说是贫血。”“你们老板太抠门了，天天压榨你们的血汗，不贫血才怪。”S一边消灭着剩余的薯条一边摇头道，“我就是看穿了，参透了，所以才跳出三界外不入这五行中。”“呵呵，我们老总还算厚道的，做老板的也是身不由己。”有时觉得晖儿的胸怀比我这个七尺男儿要宽广得多，“不过，公司几个暗地不满的人趁机煽风点火，所以最近有一批同事都辞职离开了。”“彼岸花，花开彼岸。花开时，看不到叶子，有叶子时看不到花，花叶两不相见，生生相错。”S站在窗边看着满地的花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还是喜欢它原来的名字，蔓珠莎华，天上之花，白色轻柔，见此花者，恶自去除。”我笑了笑，懒得去和S讨论这佛教中的罗曼蒂克，帮着晖儿收拾好东西，提着包袋径直下楼发动了停在门口的车。晖儿和S饶有兴致地采了几支花带走，在她俩关上车门的时候，我望了一眼车窗外那绚烂的红色，彼岸花，真的只开在幸福的彼岸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他入院的主治医生不是我。”林岳一脸怨艾无辜的表情让我看到了漫天的六月飘雪，“最重要的是，我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是FBI啊。”“救死扶伤的医生？”晖儿的脸上闪过一丝怒意，“小萌入院的时候还是活蹦乱跳的，只不过是贫血，怎么会那么快死亡？”小萌是晖儿的助手，北方来的大学生，一个欢快可爱的小女生。晖儿一直把她当作妹妹般疼爱关心着。一周前由于同样的贫血症状送进了林岳他们的医院，但仅仅数天的时间便宣告不治死亡。院方始终不肯说出病患死亡的原因，只是在死亡证明上含糊其辞地写了两个字“猝死”。由于小萌的家乡离本市很远，家庭条件又比较艰苦，因此晖儿主动承担了小萌的一些医疗费用，并时常探望。当小萌的父母从晖儿手中接过骨灰盒时，两位老人悲伤的哭声让我几近泪下。晖儿公司的老总因为几位职员相继病倒，现在又出现了死亡的病例，心惊不已，下令全司带薪休假，部分剩余业务可在家SOHO。我看着晖儿在家闷闷不乐的样子知道她对小萌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便趁着休息把林岳抓出来想探听个究竟。“嫂子，我的姑奶奶哎～～”林岳哭丧着脸就差没唱《窦娥冤》了，“你也不能这么诛连九族啊？医院的责任怎么都丢我头上来了？”“算了晖儿，林岳也只是医院中的一份子，他也无权干涉全局的。”我看林岳实在是挂不住，便出声劝解道。“对不起，林岳，我也不是有意迁怒你。”晖儿冷静了下，歉意地说道，“我只是觉得对小萌太不公平了……”“我能理解嫂子你的心情，换作我我也会和你一样。”林岳露出一种难得一见的正色，缓声说道，“不过，这件事情的确有些蹊跷，我们院还收治了几名和小萌同样症状的病患，前后也是相继死亡，但是死亡的具体情况却始终封锁着，据说是警方插手了这件事情。”“警方？！”我隐隐感觉到事情远比之前预计的要复杂了，“他们插手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案件牵连，难不成怀疑是投毒或生化试验？”“您真内行～～”林岳一脸的不以为然，“论恐怖事件，恐怕要等美国那边被灭了，咱们才会有缘得见一回呢。”“少给我来酸的，说正题。”我差点一烟缸丢过去，“这件事上给我一种不太好的预感，我担心会和天罡七印封印的怪物有关。”“你意思是他们都被什么缠上了？”林岳手中的烟一抖，似乎打了个冷颤。“难说，你最好能帮忙查探一下病人的资料什么的，或许能有什么线索。”呼出一口烟雾，我若有所思地说道，“天罡七印下面封着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麻烦。”“亦凡，我有些不舒服，你们聊，我先回去了。”晖儿的泛白地说道，起身间身躯微微有些摇晃。“今天也没什么多说的了，我这就想法子去了解点情况。老凡你还是赶紧扶嫂子回去休息吧。”林岳见状连忙起身，一付脚底抹油的样子，话音没落就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门口。晖儿似乎是近期积累的疲劳一度并发了，回到家后倒头便睡，这一睡便是一天。次日清晨，我担心地探视后发现她竟微微地有些发烧，便扶起她喂了些退烧的药物。就在我心神不定的时候，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老凡，不对劲，不对劲。”林岳气急败坏的声音让我下意识地将听筒拿开了一段距离。“我看是你小子不对劲吧？一大早的我耳朵都被你吵聋了。”我刚要发作，脑中不由得一闪，“是不是那几个病人和‘虚’有关？！”“是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东西可能比应蚺要棘手。”林岳那里的声音嘈杂不堪，“我路上，不多说了，我十分钟后到你家。”挂上电话，我回房看了看晖儿，额上热度没有消退的迹象，看来必须送医院了。林岳这小子怎么还不到？！我有些烦躁地在客厅来回走动着，吧台上几支鲜艳的彼岸花在我的带动的空气中妖冶地晃动着花瓣。彼岸花，我停下身形仔细地凝望着那一抹血红，你盛开的地方真的是幸福的彼岸吗？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后，我在门口见到了气喘吁吁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动态性爱交视频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明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于是，本已退守老家的陈炯明迅速招兵买马，纠集了近六万人马，用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本营：他陈炯明又要打回来了。与此同时，旧桂系的沈鸿英也招揽了近三万人，打算跟新桂系“三驾马车”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决战，一战定广西归属。两广局势混乱，全面开战。这里要补充一下，在李济深的努力工作下，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这三位有志中年已于1924年年底加入了前程远大的国民党。孙中山分别任命他们为广西绥靖公署督办（大概就是广西革命军总指挥）、会办（副总指挥）、参谋长。这三位老兄麾下的广西革命军，算是听从广东大本营命令的一支军队，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但战斗力比旧军阀要强得多。面对陈炯明的挑衅，大本营被迫应战，成立东征军向陈炯明宣战，同时命李宗仁率广西革命军迎战沈鸿英，并派遣粤军陈济棠率部进入广西增援李宗仁。1925年2月初，第一次东征开始。东征军分三路，其中许崇智粤军为右翼，杨希闵滇军为左翼，刘震寰桂军为中军。蒋介石以校长兼东征军右翼参谋长的身份，率领以黄埔军校教官和一期生为基层军官组成的教导一团、二团共三千多人的学生军，从长洲岛出发，参加右翼粤军。周恩来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军东征。实际上，左、中两路的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坏老小子已经被陈炯明暗中收买。他俩按兵不动，三路大军无法形成有效配合。因此，只有许崇智、蒋介石率领的右路军积极主动作战。右路军总兵力一万余人，尤其是蒋介石统领的教导团，是东征军的骨干力量。说他们是骨干力量可不是吹牛，告诉你这两个团都有谁。总司令是蒋介石。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请注意“王柏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神奇的人物。营长由黄埔一期的教官担任，比如后来的共和国元帅叶剑英。学员里面也是藏龙卧虎，看看这些名字吧。国民党方面的杜聿明、关麟征、王耀武、郑洞国、宋希濂、余程万、俞济时、陈诚、胡宗南、孙元良，共产党方面的蒋先云、陈赓、徐向前、左权、王尔琢、许继慎、周士第，这其中的任何一人日后都是集团军以上的领导（早期牺牲的除外），此时却只是教导团里的连长、排长、党代表甚至普通士兵。整支队伍战斗力之强悍是毋庸置疑的。
英勇善战的黄埔学生军
黄埔学生军虽然在行军、后勤乃至于战场上因为经验不足捅出过一些篓子，但是他们的整体素质极高，只差历练积累经验、自我完善而已。因此，当这样一群将兵遇上合适的锻炼机会，足以成长为一个极为优秀的团队。果然，在一场场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的学生军，英勇善战，势不可当。他们与粤军完美协作，连下东莞、平湖、深圳等地。不到两个星期，东征军的前锋就已抵达陈炯明的重要据点——淡水城下。虽然淡水城城坚兵重，易守难攻，但在勇气和牺牲精神面前，重兵和天险也是可以被征服的。在粤军的配合下，学生军以十名军官和一百名士兵组成“奋勇队”（敢死队），利用敌人的轻视，出其不意地于拂晓发起攻击，舍生忘死，艰难杀进城内。大部队随之拿下预定战略目标淡水。在这场颇具难度的战斗中，大部分教官和学生都奋勇争先，表现优异。可惜凡事都有例外，如此优秀的团体竟然也出现了逃兵。首先是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兼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这位仁兄以“求援”的名义跑路了。尽管二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用英勇的表现狠狠地抽了自己长官的脸，但王先生不太要脸，打脸对他无效。王柏龄跟蒋介石私交不错——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结拜兄弟，也曾为革命立过一些功劳，所以只是丢了官，但保住了小命。而二团七连连长孙良就倒霉了，这位临阵率部退却的仁兄，当即被蒋介石军法从事——处死。孙良也算是拿自己的脑袋为革命立了些许功劳——杀鸡儆猴。残酷的军纪让全军为即将到来的生死决战做好了纪律准备——此后再无敢退者。接下来，许崇智和蒋介石决定，留一小部分人马阻击惠州之敌，率主力绕过陈炯明重兵防守的惠州，继续挥师东进，压缩陈炯明的生存空间，消灭陈炯明的有生力量——叶举和洪兆麟。基于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帮助陈炯明快些完蛋，许崇智和蒋介石进行了明确的分工。许崇智率粤军进攻海陆丰。蒋介石则率学生军截断敌人的财税来源——潮汕——潮州、汕头，让陈炯明的军队既没饭吃也没钱花，这着实是一个高效、稳定的涣散敌方军心的好办法。蒋校长带领学生军长驱数百里，于3月初占领潮汕。粤军的表现也不落下风，成功拿下海陆丰。叶举和洪兆麟被打得哭爹叫娘，逃到海上才保住了小命。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万粤军和学生军组成的右翼部队战胜了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是在党的绝对控制下，而且所到之处，各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大本营的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李宗仁率领的广西革命军也已击溃兵力两倍于己的沈鸿英主力，两广大有连成一片的趋势。革命形势从未如此明朗，前途从未如此光明。不过，大好形势下却有大忧。此时，孙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孙中山凭借几十年跌宕起伏的革命经历，深孚众望，是黄埔师生心中公认的革命领袖，是革命军的旗帜。旗帜若倒，孙中山却无令各方信服的接班人，那些原本就不安心团结在革命军身边的势力，岂能不另起炉灶？当然要另起炉灶。唐继尧在得知孙中山病危的消息后，就没能按捺住自己骚动的心：机会来也！环顾四方，试问天下英雄，谁比我唐继尧更有资格接过孙中山的大旗！于是，唐继尧接过日本人送过来的大批军火援助，宣布就任早就过期作废的广东大本营副元帅之职，并电告大本营，他要带兵十万前来广州接收大元帅政府。唐先生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占到先机，这位兄台还使出了暗度陈仓之计，在电告大本营之前，他已让手下大军秘密出发，当他电告大本营之时，先锋龙云已经开到广西首府南宁，后军卢汉也已进入广西，打了李宗仁一个措手不及。一直对孙中山阳奉阴违的杨希闵、刘震寰眼见陈炯明这张饭票已经没法依靠，也转而与唐继尧眉来眼去，蠢蠢欲动。军情十分紧急。李宗仁只能暂时放过已经快被蹂躏至死的沈鸿英，急率广西革命军回师阻挡唐继尧南下。既然李宗仁他们承担了阻击的任务，那东征军也必须尽快击败陈炯明余部，增援李宗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否则先前取得的胜利将化为乌有。决战棉湖
就在局势进入最危险阶段之时，陈炯明开始落井下石。他狗急跳墙，调兵遣将，要与东征军拼死一搏。很快，蒋介石就收到了农民协会带来的坏消息：陈炯明的手下林虎凑了两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出棉湖，一路走鲤湖，企图截断黄埔学生军归路！蒋介石估算了一下形势：前有未拿下的惠州坚城当道，后有林虎追兵堵截，而粤军又短时间内赶不过来。学生军面临被前后夹击的危险，实可谓进退维谷！不过好在惠州距此有两百多公里，以自己对惠州守将杨坤如的了解，此人守城的本事还可以，但目光短浅，在短时间内一定不敢出城攻击自己。只要杨坤如不出兵，自己就只需要单挑林虎，胜机大增。在危急时刻判断出敌情，并能够抓住时机及时应对，这是为将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蒋介石判断：杨坤如暂不会出城，而林虎也未对自己完成包围，此时正适合执行正面突破结合迂回袭击的战术。蒋介石不再犹豫，当即下令：教导一团向棉湖前进，正面突破林虎的攻击！教导二团向鲤湖前进，执行迂回袭击！谁也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棉湖、寂寂无闻的棉湖，即将爆发一场决定中国近代史走向的决战！如果蒋介石输掉这场决战，黄埔学生军一定全军覆没，孙中山多年的奋斗将化为泡影，而他不仅会成为革命的罪人，还有可能会失去一切——再来一次的机会，生命，甚至来之不易的名节。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这场战争，蒋介石输不起，革命也输不起。所以蒋介石、国民党乃至于共产党都只有唯一的选择：拼死一战，只在此时！出发！迎击林虎！1925年3月13日，学生军教导一团在棉湖附近与一万五千余人的林虎主力遭遇，而教导二团的对手则是四千余人的林虎偏师。这是学生军成军以来情势最危急的一次，不仅被林虎占据了有利地形，且教导一团面临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连蒋介石、周恩来的指挥部都被林虎主力以优势兵力包围。就在如此逆境之下，学生军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敌军展开激战。在编制完全的时候，他们依靠出众的团队战斗力对抗敌人。在编制被敌人打乱之后，他们依靠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的单兵素质杀伤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锋刃卷了就肉搏。一般来说，军官的职责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谋略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士兵的战斗力，然而当战斗到了不胜就死的决胜时刻，所有的军事智慧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时，军官们就只剩下最后的绝招：抄起家伙亲自上阵。蒋先云、曹渊、关麟征、俞济时、余程万、杜聿明等下级军官都上阵搏杀！人手依然不够用，蒋介石也不得不亲自参加战斗。顾问加伦跳进战壕，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廖仲恺、周恩来率领贺衷寒、邓文仪等政治部人员也加入战斗。勤务兵、伙夫全都上阵迎敌。关键时刻，陈诚立下大功。他麾下的炮兵连预留了一些炮弹，每当有大群的敌军亡命冲过来时，陈诚就赏给他们一炮。敌军自然是怕死的，只好又缩回去。陈诚的这一招减轻了学生军不少压力。按理来说，即便教导一团再英勇无畏，他们也很难在十倍于己的敌人面前撑过一天。但事实是他们不仅撑了下来，还以自身伤亡过半的代价杀伤了数倍于己的敌人。学生军成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对手林虎出了昏招。林虎其实是一个老资历的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中表现不错，也曾带过不少猛人——李宗仁及其麾下的近半个新桂系的骨干将领们，算是久经沙场，所以他根本不把初出茅庐的黄埔学生军放在眼里，以为随便打打就能把黄埔军杀得片甲不留。这也是他选择攻击学生军而不是粤军的原因——拣软柿子下手，只是他万万想不到自己挑到了一只刺猬。轻敌的心态让他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没有让手下的军队一步到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力出击，一次性吃掉对手，反而玩起添油战术——逐批增兵，大大减轻了学生军的压力。狮子搏兔，亦用全力，更何况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即便自身实力再雄厚，也应该以超过对手数倍的强度配置资源，极大地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形成瞬时优势，对对手实施重点打击。这一原则普遍适用于对付强大的竞争对手。可打到这个地步，林虎想后悔也来不及了。因为教导二团的刘尧宸、宋希濂、郑洞国等猛人在新任团长钱大钧（王柏龄此时已被免职）的带领下，已经在鲤湖击溃了林虎的另一支军队。教导一团终于等来了教导二团的增援！教导二团直接向林虎的指挥部发起攻击，围魏救赵。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士兵如潮水般后退。林虎眼见消灭对方无望，手下伤亡越来越大，士气越来越低沉，只能下定决心跑路。若不赶紧跑路，老命都可能会留在这里。林虎不仅打输了仗，还站在了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就此渐渐退居二线。学生军以三千余人大败林虎两万人，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这一仗让国民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顿时刚硬起来，国民党终于不再是一个只能依靠会党、依靠雇佣军“吃软饭”的组织！棉湖大战后，学生军才被通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全军化悲痛为力量，与粤军会师后，在没有经过休整的情况下，追着陈炯明的残部往死里打，陈家军大部分被消灭，小部分逃入江西、福建境内。就在东征军开向惠州城之际，困守惠州孤城的杨坤如见援兵无望，出城投降。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是广东革命政府的胜利，也是粤军的胜利，更是黄埔学生军的胜利。“以一当百”通常被我们用作夸张修辞，但用这个词来形容东征中的学生军是名副其实。打到后来，军阀部队如果听到谁喊一嗓子“学生军来了”，竟会把枪一扔，转身就跑，已经到了闻风丧胆的地步。此外，以保定系为代表的黄埔教官何应钦、刘峙、陈诚、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卫立煌等人，仅靠在这场血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就蹿升至国民党军队的领导层。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搞军事、玩政治的水平只有二流，这是此后国共军事决胜时导致国民党失利的因素之一。打完胜仗的蒋介石，心情相当美妙。不仅仅是因为获得的空前的美誉——“东征英雄”，更是因为刚刚收到的好消息——胡汉民以代大元帅的资格任命他为潮梅八属善后督办。如果你觉得这个官职不怎么样，那你就错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实权的职位。这一任命对蒋介石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拥有地盘，而且还是富裕的潮汕八县。也就是说，他掌握了八个县的税收，终于有钱支撑黄埔军的发展了。不过蒋介石的得势让另外一个人有些不满，此人就是他的结拜兄弟——粤军司令许崇智，他一直盯着潮汕八县的税收，而蒋介石也很缺钱，自然无心相让，两兄弟之间就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平叛
东征胜利，接下来理应解决唐继尧这个大患。大本营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自然是击退唐继尧进犯广西的军队，第二步则是平定唐继尧在广东革命军的内应——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大佬李济深出于对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广西老乡李宗仁哥仨的担心，走了不少后门，尤其是动用了他跟胡汉民的师生关系，使得大本营增派了几支实力相对不错的部队进入广西援助李宗仁他们，共击唐继尧。1925年3月至7月，历经昆仑关、柳州、沙埔、南宁诸役，广东、广西联军终于将唐继尧击溃，滇军残部全部退回云南。由名将蔡锷一手训练、曾经于国有功的滇军自此一蹶不振。两年后，唐继尧被手下龙云等人造反赶下台，同年踏上去往西天之路，死因一说病死，一说被处死。在解决了唐继尧这个后顾之忧后，联军又穷追猛打漏网之鱼沈鸿英。趁你病，要你命。逼得沈鸿英带着剩下的六名卫士逃亡香港。陆荣廷的旧桂系时代彻底结束，广西从此进入新桂系时代。在新桂系与滇系鏖战的同时，蒋介石也在广东整军，以备一触即发的广东内战。学生军的超强战斗力让所有人兴奋：终于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军之路。1925年4月，大本营通过了“建立党军”案，决心以两个教导团的黄埔学生军为基础，建立国民党党军，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这支部队之所以称为“党军”，是因为在军中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凡军队一举一动，都受党代表的指导与监督，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换句话说，军队受党控制。但实际上，党军建立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由蒋介石精心设计和负责执行的，甚至部分党代表都是他指定的，所以党军的最终建立完全可以看成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初步实现。尽管党军如此厉害，在东征中风卷残云，但杨希闵和刘震寰还是站出来叫板了。他们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因为他们手头有点资本，脑袋里一直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此外，这两位仁兄还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利益驱动。唐继尧未败之前，曾经给他们开过两张空头支票，以过期的副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广东省省长兼军区司令，刘震寰为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这两人从此就惦记上了这两张空头支票。即使唐继尧节节败退，两人也没打算放弃这两张支票。两人的这种表现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有利益的事情就会有人干。当然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希闵、刘震寰二英王之后金励衡口述时间：2005年11月23日地点：北京西城区南樱桃园回民医院家属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岑大利注136[访谈者按]老北京人常说的“穷德胜门，恶果子市，不开眼的绦儿胡同”，指的是顺“穷西北套”往东延伸到德胜门城根儿的一带地区。“穷德胜门”无须解释，至于“恶果子市”，是做干鲜果品生意的市场，既然是做买卖，就有欺行霸市各种勾当滋生，故曰“恶”。而绦儿胡同中有很多人以捡破烂儿为生，便被嘲笑为“不开眼”。由此可知，生活在这一带的应以穷人居多。但金励衡却是“天潢贵胄”，注137他的先祖是英王阿济格，那个最受努尔哈赤宠爱的大妃所生的幼子。虽然他这一支的祖上已不再是府门儿的王公，但从他的叙述来看，他家的败落是自清朝覆亡才开始。虽然金先生更愿意与我谈论那个被逼殉葬的大妃以及她生的小哥儿仨(即多尔衮、多铎和阿济格)的故事注138，但我感兴趣的却是他祖父在家庭败落之后，在果子市经营果品的经历。前面谈到，清亡后的满洲皇族，较著者多以作画与写字为生，还有很多靠变卖家产度日，像金励衡的祖父这样全凭自己的才能经营商业并且游刃有余颇为成功，在爱新觉罗子孙中，是一个很罕见的形象。与前面毓旗的口述一样，这是又一个由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自有与“穷西北套”那三位女性不同的视角。金励衡医生接受访谈时为74岁，退休前是北京市宣武区(今西城区)回民医院的副院长。《爱新觉罗宗谱》中金励衡家族支脉一览：
1.祖父的生意
金：我祖父的父亲，我的老祖啊，那会儿就指着吃国家的钱粮，皇上给的国家给的，一个月给多少钱给多少粮食，反正到时候就给。那会儿对老头的评价就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什么本事都没有，反正有吃有喝吧。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没落了，生活就不够了。我祖父哥儿三个，我祖父行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就是同母生的，要是叔伯的就多了去了。我那个大爷爷，他是御前大臣。定：御前侍卫吧？金：对，御前侍卫。那会儿反正是光绪了，溥仪了，我祖父要活着100多岁了么，他是我祖父的哥哥呀。辛亥革命以后什么不干，有点儿积蓄，家里头挺破落的。他后来半身不遂，结果我那大太太，满族不是管奶奶叫太太么，大太太就把我这大爷爷送到我们家去了，送到他弟弟这儿来了等于。她不管，反正她经济也困难。我祖父反正那会儿有钱吧，和我父亲，吃喝拉撒地就照顾着。后来见好了，就拄一拐棍在院子那儿遛弯儿，现在我那印象还挺深的。后来第二次脑出血还是怎么就死在那院子了，就在那院子我祖父还给搭的棚办的事儿。我祖父的弟弟呢，我管他叫三爷爷，就更破落啦，挺聪明的人什么也不干，靠我祖父一个月给多少斤杂和面儿。老找我祖父要钱来，也早就死了。我祖父还有一个亲姐姐一个亲妹妹，她们的爱人也都是侍卫，等于大清国一不行就都不行了(笑)。她们都住在西直门那块儿。我祖父的妹妹住在桦皮厂，现在还有，我祖父的姐姐住在后桃园，靠城根儿，西直门里头。现在这前桃园、后桃园可能没了。定：那不都是过去特穷的地方，是“穷西北套”吗？金：穷噢！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也是穷啊。从我老祖来讲，是什么也不会干，就指着吃钱粮。到我祖父那儿呢，就苦了，生活就没有着落了。我祖父什么都做过啊，摆摊卖白酒，卖过煮饺子，做莲花灯，原来七月十五不是放莲花灯吗？什么都会。他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文化啊，我祖父连小学都没上过。后来就在果子市卖力气，当时叫伙计。我祖父一个肩膀能扛300斤栗子，那不容易啦。后来商店的老掌柜死了，一看我祖父也挺能干也挺吃苦的，就让我祖父接着做这个商店了，就熬到当了掌柜的。这个商店原来叫老合店，我祖父接过来以后就叫合店存记，我祖父那辈不是姓存么，所以老本家老亲戚都管我们叫果子市存家，一提果子市，就知道是我们了。5路汽车不是还有果子市一站呢么，现在不叫果子市了，叫鼓楼西大街了。北京的果子市原来有两个，这个叫北市，前门那个叫南市。南市大北市小，都是卖干鲜果的。注153我祖父原来卖鲜果，后来鲜果里边呀太累太乱，就专门卖干果，栗子、枣。我祖父赚钱主要就赚在这栗子上。另外我祖父还是一个商店的股东，果子市最大的商店，叫泉德长，卖百货的，就是杂货店。定：他到哪儿进货去呀？金：货全是从德胜门进来的。定：他是不是就到德胜门那儿趸栗子去？金：人家给送。平谷的、顺义的、昌平的、怀柔的，山里人啊，一到栗子熟了，就赶着骡、驴子，不用马，马根本扛不动。那也很辛苦的啊，头天晚上半夜三更就起来了，什么时候到德胜门？第二天的下午才到德胜门哪！到德胜门把这货物啊，栗子也好，枣也好，就都卸到商店里边，人跟牲口就都住大车店了。人吃饭，牲口吃草，那儿都有大炕，几十米长的大炕。哎，第二天，才过秤。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见当地送货的农民，有的还留着清朝的辫子。有的把辫子铰了呢，就跟现在男的似的，留着跟女的似的头发。我还挺奇怪的，这男的怎么梳辫子，怎么留那么长头发呀。现在琢磨呀，怀柔、延庆那边净是满族，密云檀营注154，怀柔的喇叭沟门儿注155，那不都是满族么。然后小商小贩上这儿来买来，就是搞批发。核桃、山楂，晾干了的柿饼儿。杮饼就是串儿的那个，也叫串饼，用麻绳串一大嘟噜。定：都挂在身上？金：(笑)山里红才挂着哪，杮饼可挂不了。还有庚饼，就是现在那高庄杮子，一个儿一个儿的，杮饼就是串儿的。庚饼不太甜，可是杮饼甜。定：有人吃么那会儿？2.关于祖上的故事
定：关于您祖上的那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是从小听老人说的，还是后来学满文的时候自个儿从书上查的？金：这个啊……反正说来话长啊。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891)，是光绪初年军机处的实际控制者。奕
人囚禁起来，连会盟仪式都没让他参加。直到鲁国人交出一笔贿赂金，晋国人才将他释放。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官觉得很丢脸，因此在《春秋》中记载鲁宣公参加了黑壤之会，而不写黑壤之盟。毕竟，堂堂一国之君遭到囚禁，未免太窝囊了。公元前601年春天，鲁宣公灰头土脸地回到了鲁国。论面积，鲁国不是一个小国；论综合实力，鲁国在列国之中至少也可以排到前八强；而且鲁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身份，是周公的后裔，在列国中地位崇高。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的祖庙称为大庙，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而鲁国的祖庙也称之为大庙，享受与天子同等待遇；天子家里举行典礼，用八八六十四人的舞蹈，诸侯则只能用六六三十六人的舞蹈，而鲁侯也可以用六十四人之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体现鲁国的地位超群。可是，进入春秋时期以来，本应受到尊重的鲁国却屡屡受到欺负，而且总是敢怒而不敢言，隐忍了事。如：公元前694年，鲁桓公携夫人前往齐国访问，不但被齐襄公戴了一顶绿帽子，还被齐国人谋杀在车中，成为一桩离奇死亡事件的男主角。鲁国人对此事的态度之离奇，有甚于谋杀案本身。他们给齐襄公送去一份含糊其词的外交照会，说我国元首畏惧您的虎威，不敢安坐家里，前来贵国修好，事情办成了，却回不了国，也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搞得我国在各国面前很没面子，请您杀了公子彭生，也好让我们对各国有个交待云云。这份照会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有点想讨回公道，却又怕对方发威，有点想指桑骂槐，却又欲说还休，堪称是春秋外交史上一篇奇文。同时，在当年的《春秋》记载中，也仅仅用“公薨于齐”四个字一笔带过。没有比鲁国人更善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解自己的了。公元前613年，鲁僖公派兵吞并了小国项国，当时天下的霸主齐桓公大为震怒，在淮地会盟中将鲁僖公扣押起来。鲁僖公夫人声姜原为齐国公主，亲自跑到齐桓公那里说情，才将鲁僖公放回来。《春秋》连鲁僖公被扣押的事都不书，只写“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鸵鸟将头埋在沙子里，以为看不到敌人就可以躲避追捕；鲁国人则总是在历史记录中不经意地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可见，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多年，阿Q的祖先们便已经很有阿Q精神。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前往晋国朝觐晋襄公，结果连晋襄公的面都没见到。晋国人为了羞辱鲁文公，只派了阳处父来见他。《春秋》记载此事，只用了区区“及晋处父盟”五个字，无头无尾——可以理解，头埋到沙子里了嘛。更近的事，是前面说的，齐国上卿高固为了娶鲁国公主，要求齐惠公将前来访问的鲁宣公强留了几个月。有这些历史前科，可以想象，公元前601年，当鲁宣公回到曲阜的时候，曲阜的居民对于自己的国君遭受外国的侮辱，倒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愤怒，没有人上街游行，没有人到使馆区示威，也没有人宣布要抵制晋货。鲁宣公安安静静回到公宫，继续当他的国君。同年六月，一直扶持鲁宣公的公子遂在访问齐国途中病逝了。由于他对鲁宣公的贡献，或许也由于他与鲁宣公的母亲敬嬴的特殊关系，公子遂的葬礼被办得很隆重，采用了“绎”的方式。所谓“绎”，简单地说就是连续两日祭祀，而且第二日之祭不用头日之牲，又新杀畜牲以祭。按照周礼的规定，绎是天子与诸侯之丧礼，卿大夫之丧礼只能用一日之祭。孔夫子对此批评道：“非礼也，卿卒不绎。”鲁宣公当然也知道这是非礼的行为，所以在祭祀的过程中，“万入去籥（yuè）”。万，就是万舞，是春秋时期祭祀用的舞蹈；籥，是一种竹制的乐器，用于吹奏。万舞有文舞和武舞之分。文舞文质彬彬，舞者左手执籥，右手执羽，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前面说的：天子用六十四人，叫做“八佾（yì）”；诸侯用三十六人，叫做“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则用“二佾”。武舞显示力量，舞者手持兵器，动作狂野。当年楚国的公子元想诱惑寡妇文夫人，派人在文夫人住所旁边跳万舞，就是武舞。鲁宣公既要给公子遂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又不想让太多人指责，所以在跳万舞的时候，故意让人不使用籥。这样就不会弄出太大的声响，惹人注意了。也许是兔死狐悲，公子遂死后的第七天，敬嬴也去世了。敬嬴的身份是诸侯夫人，按照诸侯死后五月而葬的规矩，她的葬礼一直等到冬天才举办。据《左传》记载，敬嬴下葬的当天，久旱的鲁国突然下起了大雨，所以只好将葬礼延期。敬嬴和公子遂通过阴谋而使鲁宣公上台，为此杀死了哀姜的两个儿子。如果要荷马或是莎士比亚来写这个故事，他们会说这是被害者的眼泪。然而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情调，他们想到的是另一回事。《左传》干巴巴地说，鲁宣公延迟哀姜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的要求，儿子在为父母选择下葬的日期的时候，要举行占卜，以示隆重。而且，对于备选的日期，要尽量延后。这是因为父母下葬之后，儿女的悲哀会渐渐削减，所以不急于下葬，略表孝心。虽然发生了这些个事情，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0年正月，鲁宣公仍然不辞辛苦地来到齐国，给齐惠公拜年。鲁宣公对母亲的孝心可嘉，对齐惠公的孝心也不遑多让。公元前599年春天，鲁宣公又早早来到齐国拜访。这是他上台以来第四次访问齐国了。鲁宣公这种孜孜不倦的问候打动了齐惠公，由此得到的回报是，齐国归还了当年鲁国割让的济西土地。当然，齐惠公此举也许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一个人，在快死的时候，总是比较大方。到了夏天，齐惠公就去世了。鲁宣公得到消息，再次来到齐国，参加了齐惠公的追悼会。这又是超出常规的殷勤。按照传统，诸侯不奔诸侯之丧。鲁宣公能够做到这个份上，客观地说，为了国家的安全，他确实是不遗余力了。同年夏天，齐惠公的葬礼在临淄举行。鲁国又派公子遂的儿子公孙归父作为特使，前往齐国参加葬礼。同年秋天，季孙行父访问齐国，参加齐国新君齐顷公的即位大典。同年冬天，公孙归父再次来到齐国，就不久前鲁国派兵讨伐邾国，攻占了邾国的绎城一事进行专题汇报。后人解释，鲁国以大欺小，怕受到齐国的责备，所以主动前去汇报。其实，在此之前，鲁国已经有多次讨伐邾国的历史，攻占邾国的领土也不是第一次，但是这么急着去向齐国汇报，倒确实是第一次。公元前598年，齐顷公派兵讨伐莒国。虽然这事与鲁国没有任何关系，鲁国还是客串嘉宾，派公孙归父带兵参加了讨伐。这些年间齐鲁两国的关系，用如胶似漆来形容也不过分。知其雄，守其雌，鲁国人这样做，也是乱世之中的生存智慧罢。相比对齐国的殷勤，鲁国对王室的态度就不仅仅是冷淡了。据《春秋》记载，公元前600年，鲁国大夫仲孙蔑前往雒邑拜访当时的周天子，也就是周定王。《左传》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仲孙蔑此行不是鲁国主动所为，而是周天子派了使者到鲁国来，要求鲁国遣使访问王室，才“应邀”前往的。仲孙蔑就是孟献子，是庆父之孙，文伯之子。前面说过，季友、庆父、叔牙都是鲁桓公的儿子，他们的后代枝繁叶茂，分别以季、孟、叔孙为氏，在历史上被称为“三桓”。很多时候，他们又被称为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那是因为“孙”是鲁国贵族的尊称，“三桓”的族长均被尊称为“孙”，是以得名①。公元前599年秋天，周定王派卿士刘康公访问鲁国。刘康公同时代表周定王，对鲁国的几家权臣进行了拜访。结果发现，季孙行父、孟献子家里比较节俭，而叔孙侨如家、公孙归父家过得相当奢侈。刘康公回到雒邑，周定王问：“鲁国的大夫们，谁更有贤能？”刘康公回答说，季、孟两家可以久，叔孙、东门家就算不败亡，他们目前的家长恐怕也难逃祸患。东门家就是公孙归父家。公孙归父是公子遂的儿子，而公子遂久居东门，即以东门为氏。刘康公解释说，臣有臣道，君有君道。宽厚、严肃、周全、仁爱是为君之道，忠诚、谨慎、谦虚、节俭是为臣之道。现在季、孟两家虽然注重节俭，但是足够保证日常的开支与用度，而且让族人得到庇护；而叔孙、东门两家过得奢侈，而且不体恤族人的贫困，亲戚也得不到周济，忧患很快会降临。像叔孙、东门这样的家族，只顾自身，必然不顾君主，而且他们这么奢侈，国家财政也受不了，这是自取灭亡。周定王饶有兴趣地问：“那以你之见，叔孙、东门两家还可以维持多久？”“两三代吧。”刘康公说，“东门的地位不如叔孙，奢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侍奉两代君主；叔孙的地位不如季、孟两家，奢侈却大大超过，不可能侍奉三代君主。倘若这两人早死也还好，如果活得太长又不收敛，宗族必然灭亡。”从后面发生的事看，刘康公的预见相当精准，精准到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具体的历史事件也许可以捏造，勤俭持家者兴旺，奢侈浪费者败亡，却是自古不变的道理。【冲冠一怒为红颜】话说远古的时候，尧统治天下。尧顺天应人，他的仁德如天之广阔，泽被大地；智慧有如神明，无所不知。天下人对尧的景仰之情，如同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是，尧毕竟很老了，他很想找一个合适的继承人来接自己班，大伙向他推荐了一个叫舜的人。从族谱上看，尧的父亲高辛是黄帝的曾孙，而舜的父亲瞽叟是黄帝的第七世孙，两个家族虽然自黄帝的儿子那一代就分支，却也多少有些血缘关系。瞽（gǔ）叟是个瞎老头，在舜的母亲死了之后又娶了个老婆，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象。自古男人爱后妇，瞽叟爱屋及乌，把所有的爱心都分给了象，甚至常常想杀死舜，好让象来继承家业。不过，舜是个超级孝顺的儿子，对于父亲的厚此薄彼毫不介意，反而对父母和弟弟更加亲善。尧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为了考察舜的品德，他将自己两个美丽的女儿一股脑儿嫁给了舜这傻小子，以观察舜的治家能力；又派自己的九个儿子与他交往，以观察他处事的能力。舜带着一家人居住在妫水的拐弯处，于是因地制宜，以妫为姓。由于他的仁德，人们都来投奔他，与他为邻，接受他的领导，那地方三年便变成了一座大城。尧对舜的表现很满意。他赏赐给舜一套上等衣服和一把古琴，又派人为舜修建了谷仓，并且送给他一些牛羊。看到舜突然阔绰起来，瞽叟又动了杀他的念头。他让舜爬到谷仓顶上去修葺屋顶，自己却在底下放火。没想到，舜对空气动力学有一定的研究，一手持着一顶草帽，像一只大风筝一般飞了下来，毫发未损。瞽叟不甘心失败，又让舜去挖井，待至井挖深了，瞽叟和象一起往井里填土，把舜活活埋在了井底。这缺德的父子俩很高兴，于是着手瓜分舜的财产，当然也包括老婆。瞽叟分到了谷仓和牛羊，而尧的两个女儿和琴被分给了象。又是一个没想到，舜对隧道工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早在井壁上挖了一个秘密通道，从这个通道逃走了。象住进了舜的房子之后，坐在里面弹琴取乐，还没来得及享用舜的老婆们，舜便回来了。“我正想你想得伤心，所以弹琴解闷呢！”象连忙说。“是啊。”舜说，“咱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真是很不错啊！”在这之后，他对父亲仍然孝顺，对兄弟仍然友爱。他的逆来顺受，被中国人树立为孝顺的典型。舜就这样通过了尧的考察，成为天下的统治者。舜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又传位给禹，而他的后代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衰落，到商朝的时候竟然失传了。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大规模分封建国，派人到民间寻访舜的后人，居然还真找到了一个叫妫满的人，于是将他封到陈地，让他以诸侯的身份，世代祭祀舜，并且将自己的长女太姬嫁给他为妻，以示恩宠。这就是春秋时期陈国的来历。这个故事当然有诸多疑点，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毫不怀疑：陈国的国君就是舜的后代。乌飞兔走，斗转星移，到公元前600年的时候，陈国的第十九任君主陈灵公已经在位十四年了。弱肉强食的乱世中，舜的后裔这一曾经显赫的身份并没有给陈国带来任何庇护。晋楚两大强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就像两股不定时造访的飓风，将陈、郑、宋、蔡等第二世界国家吹得东倒西歪，无所适从。陈灵公在位期间的历史，就是一部弱国无外交史。陈国不是被讨伐，就是被会盟，不是被晋国威胁，就是被楚国摆布，如同风箱中的老鼠，两面不是人。也许是过度的不安全感导致人性扭曲，也许是礼崩乐坏使得人丧失最基本的羞耻之心，在陈灵公身上，祖上的种种美德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放荡。他喜欢上了一个叫夏姬的女人。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嫁给了陈国大夫御叔。御叔的祖上，曾经有一位名叫少西的，字子夏。因此，御叔以夏为氏，有时又被称为少西氏，而夏姬的“夏”也因此得名。御叔去世得早，留下一个儿子叫夏征舒，夏征舒子承父业，也在陈灵公的朝廷中担任了大夫的职位。“那夏姬生得娥眉凤眼，杏脸桃腮，有骊姬、息妫之容貌，兼妲己、文姜之妖淫，见者无不惊魂，颠之倒之。”在一本名为《东周列国志》的小说中，作者冯梦龙如此生动地描述，继而写道，“更有一桩奇事，十五岁时，梦见一伟丈夫，星冠羽服，自称上界天仙，与之交合，教以吸精导气之法。”天生丽质加上吸精导气之法，使得这位夏姬成为不折不扣的床上尤物，再加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更使得一众登徒子趋之若鹜，争相献谄。这夏姬也并非来者不拒，在众多追求者中，只选择了区区三位来当自己的情人，那就是当朝国君陈灵公、大夫孔宁和仪行父。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在男权社会中是一段逆向性的四角关系。一位寡妇同时拥有三位情夫，其中一位是国君，两位是大夫，同时自己的儿子也在朝为官，大家每天都要见面，让人难免替她担心，这种关系很难处理吧。担心是多余的。陈灵公与夏姬私通，完全不避她的另外两位情夫。事实上，这段四角关系在陈国不是公开的秘密，而是头版头条的八卦题材。三位情夫之间为了炫耀夏姬对自己的宠爱，甚至在朝堂之上公然穿着夏姬穿过的汗衣，嬉皮笑脸地打闹。大夫泄冶看不下去了，他对陈灵公劝谏道：“国君和卿大夫公然倡导淫乱，叫民众如何效仿呢？而且名声也不好。您实在喜欢穿，好歹将汗衣穿在里边，别拿出来炫耀！”陈灵公当场说：“我知错了，一定改。”一转身就将这事当笑话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孔宁和仪行父听了，便对泄冶动了杀心。他们对陈灵公说，不可轻视泄冶的危害，这老头子的嘴很难管得住，如果听任其胡说八道，总有一天会坏了咱们的好事。陈灵公愣了半天，问道：“那该怎么办？”孔宁做了个“杀”的手势。陈灵公点点头，表示默许。几天之后，泄冶便陈尸于公宫之外。对于泄冶的悲剧，孔夫子以“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这样一句诗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民之多辟，无辟自立”见于《诗经》大雅，意思是：既然国人多行邪恶，就不要特立独行，乱发表意见。自古以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这也是孔夫子“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的中庸之道的具体表现。陈灵公的淫乱不只是在国内享有盛名，连远在雒邑的周定王都有所耳闻。公元前600年，周定王派单襄公出访宋国和楚国，途经陈国。时值十月，单襄公看到的是一片萧条景象：道路上杂草丛生，路旁没有绿化，负责到边境迎送宾客的官员不见踪影，主管建设的司空不巡视道路，塘堰上没有水利设施，河流上没有桥梁，田野里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完毕，庄稼长得像杂草。首都的国宾馆已经荒废了，普通城市也没有像样的旅舍，外交部对于天子的使臣不闻不问，连最起码的伙食都不能安排。要问陈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回答是，给夏姬家筑亭台楼阁去了。夏姬家贵客盈门，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戴着楚国时兴的帽子，相约前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动态性爱交视频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清王朝不变色。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本末与体用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自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维新与变法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逃。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新政、宪政与君宪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章太炎与新史学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做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秦国的边关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真相，秦国人非常惊骇。赵武灵王入秦的目的，是想亲自看看秦国的地形，顺便了解一下秦王的为人（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假扮使者人秦视察地形这件事，也说明了赵武灵王意欲灭秦的雄心。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在彻底灭掉中山国之后，赵武灵王封前太子赵章为代地安阳君，并且派田不礼为相，协助赵章治理代地。赵章不服他的弟弟赵何继位（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田不礼不但不约束他，还帮他出谋划策。赵国重臣季兑对赵武灵王废嫡立幼可能引发的内乱看得清清楚楚，他亲自去拜见相邦肥义，对肥义说，公子章强悍骄横，党羽众多，田不礼残忍傲慢，这两个人扭在一起，一定会闹出乱子。您负有重任并手握大权，动乱会从您那里开始，灾祸会向您那里集中，您必定最先受害。您为什么不声称有病退出政坛，把国家大政移交给公子成呢？不要让自己成为怨恨的集聚地，不要做祸乱发生的阶梯。肥义听后说：这不行。当初主父把新王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不要变更法度，不要改变你的忠心，直到你去世。我接受了王命，如果现在害怕田不礼作乱而忘记承诺的王命，这就是变节负心，有什么罪过比变节更大！有什么错误比负心更严重！变节负心，无法得到人们的童卜容。常言说：死者如果复生，生者不应在他面前感到惭愧（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已经有言在先了、我要兑现我的诺言，怎能只顾自保！况且忠臣当灾难临头时要保持节操。您已经给我忠告了，但我不敢背叛自己的承诺。李兑说，那您好自为之吧！我能看到您只有今年了。说完痛哭流涕而去。李兑见过肥义之后，多次去见公子成，要他防范田不礼作乱。肥义知道赵惠文王将要经历一场劫难，于是他召见将军信（shēn，申）期。他对信期说，公子章和田不礼让我非常担忧，夜不能寐，他们表面上说得好听，但实际上是不忠不孝，我不能不防。今后，如果有人请见国君，一定要先让我见，没事才能让国君进来。信期立即答应下来（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赵武灵王对于自己放弃强权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废长立幼所潜伏的兄弟相争，明显认识不足。在退拉四年之后，他的一个错误想法，使得赵国内乱爆发、自己也被困而活活俄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赵惠文王四年，群臣进都城朝会，前太子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主持朝拜，自己在一旁暗中观看。他看到长子赵章垂头丧气地屈身在自己的弟弟面前，北面称臣，心中顿生怜悯之情。他想把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做代王，赵何做赵王，但是这个打算没有来得及决定就中止了。朝会之后，赵武灵王和幼子赵惠文王、公子章一同到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游览，父子三人分住在三处宫殿。公子章以为机会来了，他派人假传赵武灵王的命令，召赵事文王到赵武灵王住的沙丘宫来。肥义知道后，担心这事有假，便自己一个人先去，结果，被公子章和田不礼所杀。将军高信得知此事，保护起惠文主，并和赵章、田不礼的党羽打起来。公子成和李兑听到赵章叛乱的消息，立即从国都邯郸赶来，调动四邑的军队前来镇压叛乱、公子章越败，逃到赵武灵王的沙丘宫，赵武灵工收留了这个逆子。公子成和李兑追杀公子章，包围了沙丘宫。结果，公子章被杀，田不礼及其他党羽也都被消灭了。此时，赵惠文王年幼，公子成、李兑两个人掌握大权。公子成和李兑商量说：咱们因为追杀公子章而包围了“主父”，即使撤兵，我们这些人也要被灭族啊（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于是，两个牙一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包围沙丘宫，并且向宫中的人发出通告：“最后出来的人灭族。”这一下，沙丘宫里的人全跑出来了。赵武灵王也想出宫，但是出不来，又没有食物，只好去掏雏雀充饥，三个多月以后饿死在沙丘宫（官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余而俄死沙丘宫）。公子成和李兑确信赵武灵王死后，才向诸侯发讣告报丧。赵武灵王死后，赵惠文王任命公子成为相国，代替已经为国捐躯的肥义，封为安平君，同时任命李兑为司寇。弃强权终酿内乱惧族诛困死赵雍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他对赵国的贡献堪与秦孝公对秦国的贡献相媲美。为什么赵武灵王最终竟然会惨死于沙丘宫呢？沙丘之变实质上是赵国的一场宫廷政变，这一事件涉及赵武灵王、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五个人，但是，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就其内因而言，是赵武灵王自己犯了错误。赵武灵王虽然果敢地推行“胡服骑射”，为赵国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赵武灵王在君位继承上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废长立幼。公子章是赵武灵王的太子，只是因为赵武灵王后来得到了吴娃（孟姚），非常宠爱吴娃，几年不出吴娃之宫（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吴娃生了赵何之后，赵武灵王居然废了公子章而立赵何（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赵国国君的传位比较混乱，没有形成固定的立嫡立长制度，立长、立爱、立贤，交替进行，完全随国君之意而为。所以，赵武灵王废长子立幼子在赵国并非特例，但是，这种传位制度人为地导致了长子赵章和幼子赵何之间的君位之争。二是放弃强权。赵武灵王是在自己推行“胡服骑射”获得成功的壮年突然退居二线，这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赵武灵王这样做主要是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辅佐幼子成功掌权，但是，赵武灵王的幼子因为年龄太小，根本无法掌权。赵武灵王自己退居二线，手中的权力自然大大削减。其实，赵武灵王自己不在盛年退位，继续发展、巩固赵国“胡服骑射”的成果，继续提升赵国的综合国力，对赵国的发展天有好处。同时，在他继续掌权的时间里，幼子赵何也会逐渐长大，当他有能力独立处理国事之后再传位给他，这会比传位给一个少年国君强得多，沙丘政变的悲剧也完全可以避免。任何一位国君都必须拥有政治强权，一旦失去政治强权，就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能力。赵武灵王被困沙丘，活活饿死，就是放弃政治强权的恶果。它不仅是赵武灵王本人的悲剧，也是整个赵国的历史悲剧。三是朝令夕改。赵武灵王是因为特别宠爱吴娃才改换太子的，后来他对原太子赵章的感情又增强了。此时，赵何已经继位，赵国的大臣也已经接受了赵何。但是，赵武灵王却因为偷偷看到了长子赵章对幼子赵何行君臣之礼而怜悯赵章，想把赵国一分为二，由长子赵章做代王，幼子赵何做赵王。这件事虽然最终未能施行，但是，它足以启发原太子赵章的野心，沙丘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赵武灵王不懂得国君的地位一旦确立之后，绝不能轻易改变。朝令夕改，犯了为政大忌。四是分裂国家。赵武灵王看到长子跪拜幼子而动了分裂赵国的想法，虽然最终未能执行，但是，有这个想法本身对于一个赵国的最高决策人来说实在是太幼稚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事情，一方面，晋国一分为三己经是实力大减，如果赵国一分为二，在战国后期的统一之战中赵国必然难以生存。另一方面，即使赵武灵王封赵章为代王，赵章会满足吗？赵章的目的是做整个赵国的赵王，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代王。给赵章一个代主，不可能满足赵章的要求，他必然还想要更大的权力。所以，赵武灵王分裂赵国的想法只能诱发长子赵章更大的野心，沙丘政变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以上是内因，就外因而言，涉及赵惠文王、公子章、公子成、李兑四个人。赵惠文主年幼，确实无法掌控朝政，但是，公子章沙丘政变，公子成围困父王达三月之久，赵惠文王竟无一行动，也无一言相救，事后也没有任何问责，未免太不尽情理。公子章由太子被废为安阳君，是其父头脑发热的结果，对公子章来说确实不公平。但是，公子章不明白，如果他发动叛乱，谋取君位，只会引发赵国更大的内乱。即使成功，也只会造成国内的动荡与杀戮；如果不成功，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废掉公子章的理由确实使他恶气难平，这也是人性使然。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他参与了平定公子章叛乱的军事行动，但是，围攻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又使他难逃被诛的命运。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地困死赵武灵王，确实不近人情，但是，公子成这样做也有他的道理。为了自己的生存，顾不上侄子的生存，这是人的本能，不过，公子成逼杀赵武灵王，也使赵国的崛起之路戛然而止，断送了赵国的前程。李兑最早觉察到公子章的篡位野心，并和公子成做好了应对突发政治事件的准备。但是，在诛杀公子章以后，他和公子成为了自保，逼杀了赵武灵王。虽然这种做法有自保的因素，但是，为臣者弑君，中止了赵国。崛起，李兑对赵国最后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赵武灵王悲剧结局的最大受益者是秦国。秦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最可怕的一个对手赵国，就这样在内耗中中止了崛起之路，这是历史对秦国的再一次眷顾。秦始皇最终统一中国确实存在着历史的必然，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忽略三家分晋。赵武灵王惨死这些偶然性因素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国，历史之所以选择了秦始皇，不仅是因为秦国崛起了，还因为其他诸国都犯下了各种各样难以饶恕的错误。赵武灵王为自己的政治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用自己生命换取了赵惠文王的继位，但是，赵惠文王能够继续其父赵武灵王的功业吗？赵惠文王能在多大程度上挽回赵武灵王的过失呢？第19章秦赵之争在赵国的发展史上，赵惠文王是第二个起关键性作用的国君，他是其父赵武灵王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所拥立的。那么，赵惠文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赵惠文王治理下的赵国还能延续赵武灵王的上升势头吗？赵惠文王和秦国的争斗对秦始皇统一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秦昭王欺诈夺宝蔺相如完璧归赵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所面对的第二个目标是赵国，然而赵国这块骨头并不好啃，因为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国君赵武灵主通过“胡服骑射”，使得赵国国力迅速提升，而且赵国还曾经有灭掉秦国的雄心与行动，这对秦国统一六国造成了巨大障碍。但是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由于错误地传位给小儿子赵惠文王，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赵武灵王死后，赵国令人遗憾地停止了崛起的步伐，于是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利用这个机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向赵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势，其中历史上著名的“完璧归赵”，就发生在这个时期。那么和氏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和氏璧又是如何成为秦赵之间的争斗焦点呢？除了和氏璧之争，秦赵两国之间还有哪些进一步的对抗呢？秦昭襄王为秦始皇最终消灭赵国究竟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赵武灵王之死中断了赵国的崛起之路，但是，凭借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成果，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仍然是东方的强国之一。而且，赵惠文王在位期间赵国涌现出廉颇、蔺相如、赵奢等名臣良将。赵惠文主凭借着父亲的遗产，依托名臣的辅佐，称雄诸国。赵惠文王在位之际，得到楚国国宝和氏璧。秦昭襄王听说此事，立即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书信，表示愿意用十五座城池换取这块举世闻名的和氏璧。和氏璧是一块宝玉的名称。相传春秋时期的楚国，有个叫卡和的人，在楚国山中捡到一块玉璞（没有经过加工的美玉），献给了楚厉王。厉主让鉴宝专家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是一块普通石头。厉主大怒，认为卞和在欺骗自己，就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左脚。不久，厉王死了，武王即位，卞和又把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主也让鉴宝专家来鉴定，结果还说是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卞和的右脚。武主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到楚山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哭干了，最后哭出了血。文主听说后，派人向他：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很多，都没有你这样痛哭，为什么你哭得这样伤心呢？卞和回答说：我不是为我的脚被砍掉而痛哭，我哭的是有人竟把宝玉说成是石头，给忠贞的人扣上欺骗的罪名。于是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玉璞，发现果然是一块稀世宝玉，便把这块宝玉命名为“和氏璧”。由于这块宝玉珍奇，来历又如此不平凡，因此，被公认为世间至宝，价值连城。这就是秦昭襄王不惜以十五座城池为诱饵来骗取和氏璧的重要原因。赵惠文王和大将军廉颇及诸大臣商量：如果把宝玉给了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到手，赵国会白白受骗；如果不给，秦军一定会动武。于是，想派一个使者出使秦国，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宦者令（管理宦官的长官）缪（miào，妙）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可以胜任呢？缪贤回答道：我曾经因为犯罪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立即阻拦我问：您是怎么了解燕王的呢？我对他说：我曾随大王与燕王见过一面，燕王私下握住我的手说愿跟我交个朋友，因此我想到他那里去。蔺相如对我说：赵强燕弱，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主想和您交友。现在您是从强大的赵国逃到弱小的燕国，燕国怕赵国，燕王肯定不敢收留您，而且还会把您押送回国。您不如负荆请罪，也许能侥幸得到大王的赦免。我听了他的意见，大王您也赦免了我。所以我认为蔺相如有勇有谋，派他出使秦国非常合适。于是赵王立即召见蔺相如，问他：秦王用十五座城邑请求交换和氏璧，能不能给他？相如答：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问：秦王得了宝璧，不给我城邑怎么办？相如答道：秦国请求以城换璧，赵国如不答应，赵国理亏；如果赵国给了秦国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秦国理亏。所以，宁可答应，让秦国承担理亏的恶名。赵王再问：谁可以当使臣？相如答：大王如果无人可派，我愿意奉璧出使。城邑归赵了，就把和氏璧送给秦；城邑不能归赵，我一定把和氏璧完好地带回赵国。于是赵王就派遣蔺相如携和氏璧出使秦国。秦昭襄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蔺相如献上和氏璧，秦昭襄王大喜，把宝玉传给殡妃和左右侍从欣赏，左右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昭襄王并没有用城邑与赵国交换和氏璧的意思，便上前说：这块璧上有个小瑕疵，我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便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手持和氏璧退了几步，身体靠在柱子上，怒发冲冠地对秦昭襄王说；大王想得到和氏璧，送信给赵王，赵王召集全体大臣商议，大家都说，秦国贪得无厌，凭着它的强大，想空手套白狼，给我们的城邑，我们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是不和秦国交换。而我认为平民百姓交往尚且不欺骗，何况是秦国这样的大国呢？而且为了一块璧惹得强秦不高兴，也不应该。赵王斋戒了五天，派我捧着和氏璧，恭呈国书。我来到贵国，大王却在普通的台观接见我，礼节傲慢。我看大王并没有给赵王十五城邑的诚意，所以我才收回和氏璧。大王如果一定要逼我，我的头今天就同和氏璧一起撞碎在柱子上！蔺相如手持和氏璧，斜视着秦廷的柱子，正准备要往柱子上撞。秦昭襄王怕他真把和氏璧给撞碎了，连忙道歉，请他万万不要这样做，并召来主管官员打开地图，指明从某地到某地的十五座城邑交割给赵国。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用这种欺诈手段摆摆样子罢了，赵国根本拿不到十五座城邑，于是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畏惧贵国，不敢不献出来，赵王送璧之前，斋戒了五天，如今大王也应该斋戒五天，安排九宾大典，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琢磨着这宝玉不能强夺，于是就答应斋戒五天，请蔺相如住在广成宾馆。蔺相如估计秦王虽然答应斋戒，但肯定会违约，便派随从怀中藏好和氏璧，提前走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斋戒五天后，在殿堂上安排了九宾大典，恭请蔺相如。蔺相如来到后对
、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而代善已经六十岁了，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消磨殆尽，再也没有腾空而起的勇气了。而且代善性格本身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而不是积极进取，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之想，在大清国的凶险万端的政治棋盘里，他是难以坐到帅位的，把一个不适宜的人放在高位上，最终只能祸及自身。代善沉默了半晌，最终表态：“睿亲王若当皇帝，是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难当大任。”代善一下子把最有实力的豪格和多尔衮都照顾到了，不可谓不老奸巨猾。此时豪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济尔哈朗身上，他知道，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肯定在一条战线，代善老油条，只有济尔哈朗能帮助自己。两天前豪格就派人联系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已定立我为君，但还需要跟您商量。”这话说得很有学问：第一，表明我豪格已经有两个旗的支持；第二，我很尊敬您郑亲王；第三，希望您投我一票。豪格已经有皇太极遗留下来的三个旗的支持，只要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有八旗的一半在，豪格稳操胜券。然而毕竟事关重大，济尔哈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豪格的确有军事才能，己巳之变时在广渠门曾与袁崇焕交手，皇太极第二次南侵时他在宣府、大同一带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打林丹汗的时候他也立下大功。1634年皇太极在询问群臣大明、朝鲜、察哈尔蒙古，这三个应该先打谁时，豪格说：“打明朝如果只是打下锦州，其余城池打不下来，会使我军师老兵疲。我军应该兵分两路，一路带着红夷大炮去打宁远，另一路绕开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之地逼近北京，与此同时联合中原流贼，如此北京唾手可得，至于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可以缓图之。”能意识到联合李自成、张献忠来一起掀翻大明，豪格是大清这边的第一人。然而豪格也有诸多缺点，他虽然军事上有谋略，但在政治上很不稳重成熟，与老成持重这四个字相距甚远，这是最致命的，当一把手的军事才能可以稍逊，但政治谋略一定要极强。此外豪格的生母也非显赫之人，想到此，济尔哈朗犹豫了。而多尔衮的雄才大略远在豪格之上，政治军事才能都是一流。最终济尔哈朗对豪格如此回复：“我支持你继承帝位，但睿亲王尚未知晓，待我与众人商议。”八月十四日这天，在决定清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始终盼着济尔哈朗表态支持自己的豪格最终什么都没等来。济尔哈朗面色铁青，始终一言不发，于是豪格坐不住了，说：“我德薄能鲜，难以当此重任。”说罢，离席而去，大清国的皇位就这样与豪格彻底无缘。见豪格离席而去，济尔哈朗庆幸自己的选择，豪格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问鼎宝座的，一个男人最关键的成大事品格是沉得住气，连气都沉不住，还能做成什么？两黄旗的将领见豪格离席而去，便纷纷紧按佩剑，说：“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等必以死相拼！”代善见状，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起身离开。对他而言，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他就想安度晚年，享尽荣华富贵。到目前为止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济格也起身离开，他知道，如果表态支持多尔衮的话，他就走不出这间屋子了。此时，两黄旗的将领剑拔弩张，多尔衮和多铎不甘心退让，济尔哈朗一言不发，究竟该怎么办？多尔衮后悔不已，要是自己跟豪格一样把自己的亲兵带来，现在的局势绝不是这样。崇政殿上的龙椅空荡荡的，与自己相隔不过十米左右，然而自己此时如果敢坐上去，就必然被两黄旗的人剁成肉酱。多尔衮毕竟有雄才大略，此时如果他进一步，则粉身碎骨，退一步，支持豪格，那么日后豪格也必然拿自己开刀，他与豪格无论谁胜利，最后一定是兵戎相见，使得立国不久的清政权陷于内战与分裂，而问鼎中原则彻底在内耗中成为梦幻。多尔衮有雄心壮志，问鼎中原，坐在北京才是他的梦想。想到此，他抓住了两黄旗人的一个点，两黄旗人说必须立先帝之子，豪格已经离席，换句话说，只要立一个不是豪格的好操控的先帝之子，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想到这，多尔衮不紧不慢地说：“两黄旗各位言之有理，但既然肃亲王不愿做皇帝，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可是福临年纪小，应该让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福临长大，再让他亲政。”多尔衮一席话，剑拔弩张的各方松弛了下来，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也是所有人都只得接受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另一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这条力才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多尔衮和豪格是两条边，而福临才是对角线。在多尔衮与豪格等人剑拔弩张之际，最后的赢家，此时才五岁半的福临还在光屁股玩呢。此前福临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福临的出生，《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他妈孝庄怀孕时，身上有红光，裙子上有龙盘旋的形状，周围的侍女以为着火了，但是走到近处又看不见了。等到孝庄临生福临前夜，她梦见一个神仙把孩子给她，神仙说：“这是一统天下的主人。”说完孝庄就醒了，第二天生下了福临。第二次是1642年皇太极出去打猎“圣躬违和”，皇太极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拈弓搭箭，此时还不到五岁的福临却从父亲手里拿来弓箭，有模有样的射出一箭，一箭正中一只狍子。此事记载在《清太宗实录》，当然，如果跟有的“伟大国家”三岁就会开枪的伟人相比，福临还是差一些的。随着福临被立为皇帝，一场宫廷危机就这样化解，一心盼着清廷内部发生大战的明朝只能眼巴巴看着清朝重新凝聚为合力。一世枭雄皇太极也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皇太极死后的谥号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清太宗实录》评价皇太极“以神武之姿，恢弘之度，智勇由于天授，而雄略非常，仁爱周乎万物，而恩施弗倦”。他“任贤才以树纲纪，务耕织以崇民业，优赏赐以恤军功，重衡校以兴文治，而经邦立政规模远矣。尤孜孜以善养人为要务，招携怀远，筹及身家，降将俘民，均加鞠育，由是归附者日众而国势滋大。乃若讨伐喀尔喀、朝鲜、察哈尔，天戈所向，攻必克，战必胜，电扫风驰，莫之能御。至于明朝背弃盟誓，为我仇雠，构兵积衅，上尝亲行挞伐，直抵燕京，斩其将帅，破其城堡，取中原易如反掌，而重惜民命，不忍使之罹于锋镝，旋师而返。”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入关，戡平寇乱，统一区宇，诚由于积累者深而谋远也。”《清史稿》曰：“皇太极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每战必胜，尽管没有一统天下，但顺治刚即位就一统中外，都是皇太极的谋略。明朝盗贼蜂起，皇太极知道可以拿下明朝，但不欲急战以剿民命，七次写信给明朝将帅，屈意求和，然而明朝自不量力，自亡其国，无足论也。”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第二十一章狂人张献忠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最终从社会最底层走上皇位，其他99%的农民起义者的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在大事未成时默默无闻地死了，这是大多数起义者的结局。二是虽一时称王，掀翻旧王朝，但战斗成果最终被贵族夺取，如王莽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三是距一统天下只有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湎于酒色中，最终失败，如洪秀全、李自成。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窜，一旦坐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如黄巢、张献忠。前文我们交代到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就再也没提他，现在我们好好交代下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明军左良玉、王允成将张献忠打得大败，张献忠逃出湖北，进入安徽，与“革里眼”等部联手。张献忠打滁州不克，便抓来几百妇女，剥光衣服轮奸后砍下妇女脑壳，把妇女头朝下插在地上，赤条条的露出下身，对着城墙列阴门阵，结果城上守军用厕所里用来清除粪便的板子对着城下，以牙还牙，但还是许多守军不忍看城下，投降了，随后张献忠杀尽守军。（《平寇志》）在安徽，张献忠每到一地，便把村庄烧光，强迫青壮年入伙，他令部下拿刀一个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留下，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拿刀的人就说：“好，我送你回家。”一刀砍死。如愿留下，还要问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没有，好，你“加入组织”了，如果有，就追问想不想她们，如果说想，那也一刀砍了。如果有人在入伙后逃跑，那么只要被抓回来，就要砍下鼻子或耳朵，以示惩罚。1642年张献忠克亳州、六合时，都将百姓男人砍断左臂，女人砍断右臂，并说：“这才叫男左女右嘛！”（《甲申朝事小纪》）打下六合后张献忠进攻六安，在六安张献忠下令将所有人右手砍掉，因日常生活都用右手，于是有人伸左手，想留下右手，张献忠将这些伸出的手砍掉后逐一检查，发现有人被砍的是左手，于是他将还有右手的所有人的右手都砍掉。拿下六安后，张献忠进攻庐州，他让数千年轻女人脱下衣服全裸对着城墙，如有不从则叫士兵用长矛刺死，城上守军不忍看，最终投降。张献忠入城后只是砍所有人胳膊，没打算杀人，但攻陷庐州一天后有人在城墙上发现许多火药，张献忠说：“这帮蛮子，给脸不要脸！”于是杀尽庐州人。（余端紫《张献忠陷庐州纪》）张献忠在安徽杀得“掳掠焚杀之惨，古今未有之恶也！城社丘墟，蒿莱没人；十室无烟，磷火昼见。路断行人，狐兔之迹满道。”1643年张献忠离开安徽，攻入湖北。是年三月张献忠攻陷黄州、蕲州，他攻陷黄州后把年老、丑的女人放走，留下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拆墙，这些女人手指被磨得鲜血直流，昏厥在城下，拆完墙后张献忠把这些女人全部杀死，尸体填进壕沟里，杀完后张献忠说：“天下事都是坏在女人上。”在攻陷蕲州后张献忠杀掉了在此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当年张献忠诈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然而此时张献忠恩将仇报，见其残暴本性。攻陷黄州、蕲州后张献忠进攻麻城，打下麻城后张献忠把所有妇女的脚砍下来堆成山，随后他带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不过。”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砍下。五月，张献忠打下武昌，他将武昌十五至二十岁的男人编入军队，随后下令将其余所有百姓砍断手足，挖掉鼻眼。此时他把汉阳门打开，百姓纷纷从此门逃跑，此门临江，数万百姓掉进江中，浮尸使水数月不能流动，人的脂肪在江上有几寸厚。一批百姓被淹死后张献忠将漂亮女人挑出编入“婆子营”，而后将剩下的人按他开始的命令将手足砍断，鼻眼挖掉，这些百姓痛不欲生，大哭，张献忠大怒，说：“索性给你们来个痛快的。”他将这些被残害的百姓全部杀死。（《明季稗史初编》）在武昌的明朝藩王楚王朱华奎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的金银财宝，便说：“这朱老头真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说：“既然你如此爱财，就让你跟你的银子一起做鬼去吧！”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然后扔入水中淹死。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李自成得知后大怒，心说你张献忠这两下子居然敢称王，老子都还没称王呢，于是李自成让谋士写檄文讨伐张献忠，张献忠说：“李自成呀李自成，米脂县婊子养的市井无赖，这小子没啥本领，起来后连吃败仗，不是老子相救，早去鬼门关报道了（指李自成十八骑败走商洛后来谷城找自己）。老子资助他衣食鞍马，这小子成了气候，却妄自尊大传檄侮辱我！自古英雄无并立之势，老子如今带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但要当皇帝，还要生擒活捉这臭小子！”攻陷武昌后张献忠西进，攻陷荆州。在荆州时，张献忠养了十几条金毛狗在自己住处附近，负责警戒。每条狗身高三尺，张献忠一声令下它们就能恶狠狠地扑向目标，将人咬得体无完肤，血肉横飞，张献忠见状就拍手大笑。有女人因为不愿被张献忠奸淫，张献忠就把她们的衣服扒下来，赤身裸体扔进狗窝中，顷刻被吃光。在荆州他要妓女陪他睡，妓女琼枝说：“我虽贱，但岂能陪反贼？”张献忠用刀压着琼枝的脖子喝道：“你小婆娘敢不陪老子？”琼枝冷笑，“你不过就会杀人罢了，我不怕死！”张献忠将琼枝刀剐后把她的肉喂狗了。（《蜀碧》）张献忠问妓女曼仙：“你怕吗？”曼仙刻意逢迎，说：“我的胆都要碎了。”张献忠：“这样看来你愿意陪咱老子了？”曼仙：“臣妾侍奉大王是三生有幸，还有什么不愿意？”张献忠从此每天奸淫曼仙，连续七八天不升帐，外面都被官军包围了。一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割去耳朵，第二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剜下眼睛，第三个人来报，张献忠说：“蠢狗，你来败咱的兴吗？”将这个人割去舌头，第四个人来报，被张献忠一拳打碎牙齿，第五个人来报被张献忠割去鼻子，就这样半天工夫，二十多人遭残害。一天张献忠的金毛狗突然全部七窍流血而死，张献忠好生郁闷，他见曼仙在独酌，说：“美人真会作乐，不许咱喝两杯吗？”曼仙给他倒了一杯，张献忠见杯中有火光闪闪，不觉起疑心，说：“美人可先饮半杯吗？”曼仙被张献忠一推，酒杯一倾，洒出溅在地上，火星四溅，张献忠大惊，“怎么有火？”曼仙：“酒烫得过热了。”张献忠笑着说：“你先喝了给咱看。”曼仙只好喝了，喝罢立即倒毙，张献忠大怒，“这贱婢想害死咱家，那天毒死咱的爱犬的一定是她！”随后他千刀万剐了曼仙，还不解气，把营中所有歌妓都杀光了，此时大将马端叙进账议事，也被气头上的张献忠一刀捅死。攻陷荆州后张献忠要南下渡过洞庭湖作战，他每次作战前要占卜，结果连续三卦都是凶兆，张献忠把骰子扔到地上，大骂：“老天爷，我日你妈妈毛屄的！”随后他率军渡过洞庭湖，突然狂风大作，张献忠有百余艘战船被掀翻，人被溺死，可偏偏张献忠还活着。他大怒，把抢来的妇女驱赶上还完好的近千艘船（小船，但假设每艘船五个女人，也有五千名女人），在船上放火，连船带人统统被烧死，大火绵延四十里，张献忠这才解心头之恨。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向四川进攻，明朝时重庆属于四川，欧阳直《蜀警录》记载，此时的四川是这样的：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味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羽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剔极残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唇枪舌剑，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士绅，市棍土豪，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总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此时的四川张献忠还未杀进来，但是已经一切都是末世之相，只等待天煞星降临。张献忠攻入四川打下的第一个城市是重庆的巫山，攻陷城池后屠城，据《巫山县志》记载，巫山“尸横遍野，江水皆赤，居民所遗无几”。五月李自成被赶出北京后，向张献忠求救，张献忠说：“老李向来与咱老子意见相左，现在他的江山丢了，又
知道恐怕会受到重罚。这可是自己眼下最想要的东西。伸夫又翻看了一下就赶快合起书来，真心感谢岛野的好意。八初中生里的明星有两种类型。第一类自然是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如果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连模样也长得帅，那就近乎完美了。而且，如果能以“我没怎么用功”的态度跟所有的同学都轻松交谈的话，那就更受欢迎了。不过，这类明星多为态度严肃认真的孩子，因为老师的评价也很高，所以或许堪称体制派明星。与此不同，学习成绩较差的所谓反体制派中也有明星。他们大都附属于差生团伙和不良少年团伙，是校方加以注意的学生。他们既然标榜为反体制派，就要不分好歹地反驳一切，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并博得喝彩，搞些奇思异想的恶作剧引得同伙们哄堂大笑。其中还有人早已俨然混世魔王，貌似深知男女和世间之事，得到一般同学们的仰视。岛野君正是这种反体制派团伙中的明星。他父亲就曾经是帮派分子，而他自己也是留着大人发型、猫腰驼背，架势就像帮派中的喽啰一样。当然，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什么样的不良学生，都不会对老师施加暴力。即使因为做坏事暴露受到训斥，也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在这一点上，当时的落后生或许更善于看场合行事，也显得更有大人样。总而言之，通过接近岛野君，伸夫感到心情振奋起来了。伸夫以前在优等生团伙中也有好几个亲密朋友，而接近不良团伙这还是第一次。而且，对方又是在那个团伙中都被刮目相看的岛野君。在接近岛野君之后，伸夫感到自己突然变得强大起来。虽说如此，他却不想直接加入他们的团伙。就算被他们接纳，以伸夫的膂力和魄力根本不能与之匹敌，倒不如还像上次那样，在岛野考试不会做题时悄悄告诉他，以这种方式助他一臂之力较为妥当。伸夫为自己能给岛野君提供帮助感到高兴。虽说膂力和魄力尚有不足，但在学习方面却多少有些自信。只要从这方面接近岛野君，伸夫既不失体面，也不会被卷入他们的团伙。这且不说，岛野君给他的书确实充满了刺激性。那本书封面只在淡粉色软纸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既无作者名称亦无出版社名称。而且书页用的是草纸誊印版，多处还有手绘插图。虽然号称书籍，却是只有三十页的所谓自制手册。可是，书的内容却从开头就充满了性描写，而且从第一页就直接进入男女秘事。虽说封面上写的“源平盛衰记”，可里面却几乎没有历史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平清盛[3]以各种方式与朝臣家的公主及戏子发生关系。甚至还有源赖朝、源义经和静御前[4]登场，反复多次地发生淫荡行为。伸夫虽然以前也看过几本黄书，即使标题和目录特别抢眼，但关键的性爱场面却含混不清。与其相比，这本书从男女对话到淫声浪气都描述得十分逼真，充满了冲击力。伸夫回到家里开卷阅读，于是浑身冒汗脑袋发胀，根本无法着手学习。“原来如此啊……”伸夫一口气读完书后发出感叹。男女在做那种事时会说这种枕边话，做这种淫荡事，发出这种尖叫！那些以前只是在想象中考虑的事情突然以天然的色彩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伸夫惊讶不已。“真够刺激呀……”伸夫嘟囔了一句，随即想起了岛野君的面孔。“那小子们总是在看这种书啊……”他们常常在上课时传看书籍，大都是在历史、社会等老师不会指名提问的课堂上，就把那些可疑书本压在课本或笔记本下边偷看。伸夫他们也隐约有所耳闻——那都是特别黄的黄书。不过，那种书绝不会传到一般同学手上，大都是在以岛野君为中心的七八人团伙之间。伸夫虽曾想看那些书却没能说出口，因为如果说出“让我看看”并真的看了的话，就等于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伸夫想看那种书却害怕加入他们的团伙，就在远处望着他们偷偷看书的情景。尽管如此，依然偶然会有团伙之外的人偷看到那种禁书，安井君也是其中之一。他可能是在暗中巧妙地讨好他们，并在上课时偷偷传看。“真够刺激！看着看着脑袋就不对劲儿了，根本听不见教书先生的声音。”安井君难掩兴奋地说道，“看过那个，就觉得街上卖的黄书简直没法儿看了。”安井君明明只是扫了几眼，可说起话来就像成了大人。伸夫只是默默地听着，虽然真想知道具体的内容，可在周围吵吵闹闹的课间休息当中，那种事情就是问了也未必能说得清楚。而且，伸夫看到安井君越来越得意，心里也很窝火。真想有一天不受任何干扰好好地看看……这个希望现在终于得以实现，而且结果比想象中更富于刺激性。那小子们上课时看的就是这种书呀！伸夫刚开始读时浑身血涌上头，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可他们却边读边嗤嗤偷笑，合起书来还坦然自若地谈论。明明是同龄人，可为什么他们就能坦然自若呢？岛野君的态度更令伸夫惊奇，只有他从未在上课时看过那种书。虽然其他同伙看得入迷，可他却要么若无其事地听老师讲课，要么交抱臂肘打盹。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看腻了黄书，所以对此几乎不屑一顾。那小子到底是与众不同。伸夫对岛野君那种成年人般的态度钦佩有加，同时对岛野所营造的帮派圈子感到了几分向往和畏惧。九从伸夫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到毕业的一九四九年，正是日本处于战后最混乱的时期。粮食匮乏，大米实施配给制，无论去哪里都是凭票供应。流浪汉屯聚街道，车站的长凳总是被他们占据。由于在澡堂里稍好的鞋子和毛衣都会被偷走，所以必须收进衣筐锁在存衣柜里，然后把带皮圈的柜门钥匙套在手腕或脚腕上。街上几乎没有路灯，偶尔在市区装上灯泡，可当天就会被偷走。自行车失窃事件频发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即使是在如此贫困的环境当中，人们的性欲却不会衰减。不，岂能衰减，在贫穷中崛起时，性的欲望总是更加强烈。伸夫清楚地看到出卖肉体的女子是在上初二的时候。从薄野[5]的繁华街尽头南五条一带向东向西几百米，都可以看到那些女子就站在街边的暗处。在黄昏稍迟时经过那里，就能看见烫了头发、脖间缠着花哨纱巾的女子们倚在路灯下抽着烟招呼过路的男人。据说她们多数都是以占领军为交易对象的娼妇，但好像也有跟日本人做生意的。因为伸夫曾听朋友说，他跟父亲一起路过那里时，父亲还被那些女人叫住过。“在大白天都有人跟占领军亲嘴呢！”依然是消息灵通的安井君如此告知伸夫。伸夫每次听到这些情况，都会禁不住诱惑想去那个有站街女的地方看看。亲嘴到底是怎么搞的？说实在话，伸夫还没有看到过现场实况。听说在外国经常搞这种事情，但他还没跟老外打过交道，而且父母当然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搞这个。即使伸夫不在场，父母也不可能搞这个。“上次吧，还有个女人在我眼前撩起裙子穿袜子呢！”女人露出光腿穿袜子的姿态实在够刺激。当然，这种程度的动作姐姐似乎也会做，可姐姐的样子看了却不会引起兴奋。“那些娘们儿来回溜达，好像都有自己的地盘呢！”伸夫听安井君这样说，心里就期待他带自己去，可安井君却根本没那个意思。虽说如此，伸夫却不愿主动请求安井君“带我去吧”。学习方面暂且不论，一旦在性方面向对方求教，感觉就像从此拜在了对方门下。如果学习落后还能努力赶上，但性知识落后的人可能一生都抬不起头来。九月底的星期天，伸夫趁上街去了一趟薄野。时间已过五点钟，周围有些昏暗，风有些凉。从站前大街下去，走过五条时行人骤然减少，前方只能看到街角杂货店的灯光和“三和旅馆”的红色霓虹灯。霓虹灯的斜对面是稻荷神社，神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前面向右拐是在昏暗中延伸的石墙。听安井君说，占领军的“伴伴女郎”就在沿墙路边。可是，好不容易来一趟，却看不到那种打扮的女子。是不是时间太早？伸夫环视周围继续向前，这时右边小巷里出来一个女子。她的头发烫得像蜘蛛窝，肩挎皮包走向站前大街。伸夫目送那个女子远去，后边一辆人力车疾驰而来，又有个女子提着篮子在瑟瑟凉风中缩着肩膀走了。周围普通民居之间似乎坐落着几家旅馆，却不见行人来往，只有秋风穿过夜幕降临的街道。难道安井君说的不是这里吗？伸夫有些扫兴，再次环视周围，却见街角杂煮店旁暗处站着两个女子。其中一个右手夹着香烟，另一个把左脚轻轻蹬在石阶上。在昏暗中也能看到她们涂着浓厚的口红，身穿花哨衣服，显然不是普通女子。两人刚才像是在谈论什么，当伸夫走近时就停下来望着这边。伸夫顿时感到恐惧，随即快步离开她们。径直走了四五十米回头再看，已经不见那两个女子的身影。伸夫怀着一半放松一半被忽悠了的心情朝行人较多的电车大街赶去。说实在话，伸夫并不清楚所谓“卖淫”究竟是怎么回事。看过几本黄书以及厕所涂鸦之后，他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干的事情，女性身体局部的解剖图也记得很清楚，甚至能随手画出图来。但是，说到在现实当中去找女人买春，他却根本不知道该怎样交涉，在房间里只有两人时该怎么做。即使他知道要把自己那个东西插入女性的下体，但具体步骤却无从知晓。他独自去观望伴伴女郎也只是出于对她们外貌的好奇心，近乎于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当然，他丝毫不想接近对方。虽说如此，他对受到对方的藐视却有些不满。自己确实还只是个初中生，但至少也该打个招呼吧？可她们却向自己投来充满狐疑的目光，似乎在说一个小屁孩怎么误撞到这种地方来了？虽说如此，可如果她们真的打了招呼，伸夫也许会一溜烟地逃走。因为他仅仅被两个女子盯着看，就会感到后脖颈被抓住一般惶恐不安。伸夫更加佩服能够花钱找那种妖艳女子买春的男人了。自己一看到那种女人就吓得抱头鼠窜，而成年男人真能摁住那种女人满足欲望吗？倘若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根本做不到。如果自己真能做那种事情的话，感觉该会有多棒呀！伸夫即使真的看到了伴伴女郎，依然仅仅感到她们都是另一个遥远世界的女性。伸夫即使拥有足够买春的金钱，也是只看一眼就感到满足，憋闷的欲望重又返回孤独而谨慎的自慰世界中去。确实如此，如果是自慰的话就不必那样操心费神，也不必考虑对手如何。只有自慰是不会受到任何人打扰的、仅仅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从初二那年秋季开始，伸夫对自慰开始产生疑问了。其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做这种事情会使学习成绩下降。这种担心并非刚刚产生，从初识自慰起就存在于大脑的角落里，只是当时被意外的快感冲昏了头脑，无暇思考其善与恶。然而，如今却已不同于当初，最可怕的就是自慰行为带来的昏昏沉沉的虚脱感。当然，在射精的瞬间会产生升天般飘飘欲仙的快感，可到达巅峰之后的抑郁状态却相当严重：突然浑身无力、眼皮沉重，仿佛坠入十八层地狱的空虚感笼罩全身。在昏沉之中感到惶惑不安，好像以前所学的东西全都忘掉，记忆力再也不能恢复。事实上伸夫第二学期的成绩明显开始下降。当然，这也未必能够完全归咎于自慰行为。伸夫在暑期常去游泳场，还帮母亲外出采购粮食，在自家小院里帮着做农活。他对很多事物都产生了兴趣，博览群书、初次观剧，观看职业棒球比赛也相当投入。虽然诸多原因都有关联，但自慰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夜晚，独自在房间里触摸那个部位，学校的事情就变得无关紧要，消失在远方。而且在自慰之后浑身瘫软，需要休息很长时间才能恢复精力开始学习，有时嫌麻烦就直接睡觉了。在这方面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可小觑，其实在某本书中就载有关于自慰使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的自白文章。岛野君他们学习成绩较差或许就是因为自慰过度……伸夫还有一个担心——过度玩弄会使阴茎发育迟缓。伸夫还没跟同学们比过，在小学低年级时做的那些事情暂且不提，上初中后就不能再搞那种儿戏了。不过，在澡堂和游泳场的更衣室里，他却偷看过同龄伙伴的那个物件。乍看上去自己的似乎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虽然不大也不算太小，也就跟普通人一样。但是，根据某本书中介绍，男性最重要的是勃起时大小如何，跟平时的状态没太大关系。还有一本书中介绍，把明信片卷起的状态就是日本人阴茎的标准尺寸。伸夫重新观察自己裆间翘起的物件。看样子并没有明信片卷起来那么大，毕竟现在还是初中生。再过四五年高中毕业时，应该能够达到标准。不过，另有书中介绍“太早过度自慰对阴茎发育不好”。这是真的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早熟的岛野君他们就应该都比较小。但是，伸夫认为他们的并不算小。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们的同伙相原等人曾夸口说“因为太大碍事还得用兜裆布勒紧”。难道这些记述都是为了劝阻自慰行为？就像小时候有人想阻止就吓唬说“刚吃完饭就躺下会变成牛”一样。但尽管如此，写那种事仅仅是为了劝阻吗？虽说是黄书，却也是较为正统的《夫妻生活》花边新闻，所以未必是虚构。如果它不再长大该如何是好？想到这里，伸夫愈发忧心忡忡了。尽管在现实当中不可能与女性发生关系，但伸夫还是希望长得更大些。这个愿望并非现在刚刚产生，懂事之后的男孩应该都有。不过，那个部位的体毛发育却并不迟缓……近来去澡堂时就会看见同学们都开始捂着下体，从更衣室到浴池、从浴池出来坐在池边都一定要用汗巾捂住下体。这既有阴茎长大的原因，更是由于阴毛也开始长出。在自己那个部位长出体毛之后，少年不知何故会产生既骄傲又害羞的奇妙感觉。在切实感到自己由此终于接近成年人的同时，又觉得那个部位变得猥亵不堪。“哎，你那儿长出来了吧？”在一个月之前，安井君曾经这样问过。当时，伸夫只是含糊地点了点头。虽然他想明确回答“长啦”，又觉得安井君接下来会说“那就让我看看”。他还感到突然问起长毛的安井君总爱暴露别人的弱点，心里便有些不快。“岛野君吧，说他那儿已经漆黑一片了。”“你真的看见了？”“是相原君说的，所以不会有错儿！”伸夫想起当时的对话就独自点了点头。果然是早摆弄的家伙长毛也早……尽管比不上岛野君，但伸夫长毛的时间与常人相仿，所以他那个物件的大小或许也与常人相仿。伸夫如此安慰自己，但仍未完全放下心来。“再不能做那种事儿了！”伸夫在心中告诫自己，却几乎没有信心严格实行。十初中时代给伸夫心中留下了几段性的回忆。那些事在当时还模糊不清，并不觉得具有什么意义，仅仅感到有些奇怪，因此没有产生过深入思索的冲动。然而，心中感到奇怪却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而且长期留在记忆当中。所以，从这一点来看，那些事本身确实印象深刻。明确地讲，那个时期伸夫非常胆小。家里房子本来并不很大，可他晚上却不敢独自去厕所。另外，在冬天傍晚独自留守家中时也会忐忑不安，感到会被雪的魔力抓走。他白天在学校里跟同学们撒欢闹腾，看上去实在想象不出一到晚上就会如此怯懦。母亲常常叱骂他说“亏你还是个男孩子……”。确实如此，在大四岁的姐姐和小七岁的弟弟眼里，他简直太软弱了。可是，在那个时期伸夫脑袋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可怕东西。例如，他在夏祭期间去杂耍戏棚看到了地狱图画和妖怪，在书中读到了鬼故事，听大人和同学们讲了奇怪现象，还有对死亡世界的胡思乱想……林林总总交织重叠。当伸夫晚上进被窝之后，它们就像养熟的小兽般悄悄来到枕边。小弟之所以能满不在乎地自己去厕所，是因为他年纪还小真不知道那些惊悚故事。而姐姐似乎由于女性所特有的迟钝，对惊悚故事不屑一顾。可是，伸夫在上初中后见闻骤增，也随之听到了很多惊悚故事。而且，他一旦听过便轻易不会忘掉，还会从中展开更加恐怖的想象翅膀。明明胆小却越想看更可怕的东西，于是变得越来越胆小。伸夫记得，当时听说有的家庭全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睡觉，他还感到特别羡慕。因为如果大家睡在一起，即使深夜有强盗潜入也不会害怕。而且厕所离得很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观察，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气。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了孙中山的队伍。这就是最早期的国际纵队。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跨国际的革命友谊确实存在。虽然日本是近代对中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之一，不过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确实算得上中国人民的朋友，一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其中，山田良政不久之后就在惠州起义中牺牲，成为日本革命志士在华殉难第一人。朋友多了，路也就多了。孙中山后来又认识了日本“黑龙会”的首领头山满和内田良平，不过这两个人不像前面的那几位日本友人那么纯真无邪。后来有人问头山满：为什么要起名黑龙会？这家伙回答：我要把黑龙江变成大日本帝国的内河！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的邪恶可见一斑，可以预见他们结识孙中山的目的是龌龊的，不就是想借孙中山之手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吗？还好暂时双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推翻清朝，算是求同存异吧。不过与狼共舞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来到了1905年。孙中山这些年一如既往地做着两件工作——拉人入伙、筹款。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这两件事情都做得不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收服了两个广东老乡做小弟，一个叫汪兆铭，一个叫胡汉民。汪兆铭，1883年生，属于80后。他家庭清贫，祖上至少五代贫农，兄弟姐妹九人，生活着实不轻松。尤其是命运在他13岁那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父母先后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兄弟姐妹。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不过老天总是公平的，在给你磨难的时候，又总是给你希望。老天爷给了汪兆铭两个大多数人不具备的特长：一是长得相当帅，皮肤白皙，俊眉朗目，儒雅中又闪烁着几分侠勇之气，顾盼生辉，令人一见入迷。民国时期总有好事之人非得整个“四大美男子排行榜”，虽然四大美男子有多个版本，但每个版本都是汪兆铭排第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二是他很有才华，18岁考中秀才，而且还是第一名。了不起！碰巧那会儿袁世凯他们正弄公费留学生的事，凭汪兆铭的本事，自然是手到擒来。1904年9月，汪兆铭挤在三等舱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东京的土地。同船的乘客之中，还有跟他同时被录取的好朋友兼老乡胡汉民。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此人也是一个读书的好手，考秀才就跟玩儿似的。不仅如此，通过考秀才，胡汉民还琢磨出了一条生财之道：做枪手，在科举中为人代考。胡汉民在枪手生涯里枪枪命中，因此信誉好得出奇，开枪费用飙升至六千银圆！实在是价格不菲。现在代考英语四六级的那帮人跟他一比，估计要气得跳楼。钱赚得差不多了，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胡汉民跟汪兆铭一起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公费留学去也。那时候在东京特别流行同乡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东同乡会的聚会上，汪兆铭和胡汉民见到了世界闻名的孙中山，他们有没有两眼冒小星星没人知道，但他们相当的激动是肯定的。两个小屁孩被孙中山的平易近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就表示要入伙孙中山的团队创业！孙中山自然是来者不拒，人才越多越好。除了把汪兆铭这种特别优秀的人才招入麾下外，孙中山还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在江湖中取得了相当之高的地位。虽然距离武林盟主的地位还有点远，但是称雄一方已经没有问题。孙中山的动作如下：一是合并了好几个省的江湖门派哥老会、三合会，壮大了兴中会的队伍；二是正式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职位是“洪棍”——掌管刑法的内八堂当家大爷。孙中山的这一身份意义重大，从此将世界各地的洪门兄弟纳入革命的旗帜下。不过据史料记载，海外洪门准备的约二十万美元的见面礼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目标。要知道当时美国人民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也就是几十美元而已，这笔钱是绝对的巨款！双雄等孙中山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已经在等他了，他就是黄兴。黄兴，原名黄轸，字克强，1874年出生于湖南长沙。22岁中秀才，后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深造，毕业后被选派去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只不过他上的是速成班，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函授班。这么说来，黄兴算是张香帅的门生。黄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这一年里，没有谈恋爱，也没有玩游戏，他只关注军事课程，尤其是骑马和射击。跟他一起念速成班的人之中，有一个与他同岁的年轻人叫杨度。此人才华卓绝，抱负不凡，两人常常一起讨论中国的前途。黄兴主张革命，但杨度拥护宪政。虽然黄兴老是说不过杨度，但也输得非常开心，非常佩服杨度的才学。这个叫杨度的仁兄后来差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下文再谈。这两个人不知道，在弘文学院的校园里，与他们擦身而过的人之中有个叫做周树人的，也在这里补习日语，打算学好日语之后去日本最好的医科大学学医，拯救国人。不过，此人后来弃医从文，笔名叫作“鲁迅”。除杨度之外，黄兴还结识了好几个朋友，比如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蔡锷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过这几个人上的学校比他好，读的是最好的日本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他们是三年制，不像黄兴只一年就完事儿了。这里提一下这个蓝天蔚。他是湖北人，跟吴禄贞、张绍曾合称“北洋士官三杰”，在日本留学生中的地位就是老大哥，什么阎锡山、蔡锷、唐继尧、孙传芳都是小字辈。他后来去了日本陆军联队实习，相当于在一流外企工作过的人，之后回到湖北帮助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1903年春夏之交，镀完金的黄兴归国。途经武汉的时候他被母校邀请前去发表演讲，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演讲，捎带着宣传了一下自己的革命主张，竟然就让一个小师弟佩服得五体投地，要跟着他出来闹革命。其实也不难理解，就像经年未见的师兄突然从国外一流大学学成归来，立于台上传授成功经验，而台下的满堂师弟师妹佩服得要命一样。不过这个小师弟不是普通人，很有才也很有名，他叫宋教仁。接下来，黄兴和宋教仁两人办了“华兴会”，为了招纳人马，黄兴又加入了兵强马壮的湖南哥老会，并在慈禧七十大寿那一年（1904年）搞了一次长沙起义，虽然小小地扫了老佛爷的兴致，但起义也失败了，跟孙中山的广州起义失败原因完全一样：消息走漏。最后，黄兴和宋教仁逃到了日本。“同盟会”宝刀屠龙在日本，黑龙会无孔不入。在他们的撮合下，黄兴见到了大名传遍宇宙的孙中山。这次见面很愉快，两位造反界的巨擘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更强大的组织。1905年7月30日，兴中会与华兴会合并，“同盟会”在黑龙会东京总部成立，孙中山、黄兴分别当选头号领袖（总理）、二号领袖（执行部的庶务，地位相当于副总理）。22岁的汪兆铭当选评议部部长，分管宣传工作这一块，核心任务是负责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于是，《民报》理所当然地成了同盟会宣扬自己主张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他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就是“三民主义”，全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写给李鸿章的信已经是天壤之别。《民报》影响力很大，汪兆铭的见识也很高，文笔也很好，风格也很有趣。连北京深宫内院的慈禧老美女在没事的时候也买两份，见识一下美男子的风范，末了，还两眼杏汪汪地感叹一句：帅！真帅！也不知道慈禧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位美男收进后宫。不过慈禧不知道他叫汪兆铭，因为他用的是笔名——精卫，我们一般都叫他汪精卫。伟大的同盟会就这么诞生了，不过为什么叫同盟会呢？它的名字本身已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再加上许多革命个体户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拼盘。从同盟会成立起，会中就分为三大派——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的湖南派（华兴会）、章太炎的浙江派（光复会）。前面两位大家都知道，重点说一说这个章太炎。无论是在学问界，还是在造反界，他的地位都是相当得高，犹如金庸小说中的周伯通：功力奇高，辈分至尊，但人疯疯癫癫的，什么事情都敢做。所以他有两个外号：“神经病”、“章疯子”。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知识分子是喜欢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例如某人是兴中会成员，他同时也是同盟会的会员。这样一来许多会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伟大的同盟会后来果然因为这个原因而四分五裂，不过这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同盟会暂时还是拯救神州的屠龙宝刀！接下来，不少一时之秀都被孙中山顺利地纳入彀中，如廖仲恺、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胡汉民、李烈钧、程潜、阎锡山、张群、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陈其美、陈炯明、马君武、李四光、陈天华、秋瑾……这么说吧，只要后世有点名气的民国人物基本上都是同盟会会员，这里也就不再罗列了。不过孙中山的一揽子人才计划在杨度那里吃了闭门羹。话说杨度这些年靠着天才的智商、高水平的情商以及出众的宪政研究水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人缘很好，如蔡锷就经常找他蹭饭吃。总之，杨度很是混得开，他也凭此当上了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这么一颗希望之星，孙先生哪能放过。孙先生也以为凭他和同盟会如今的声望，那是吃定了杨度。于是他亲口力邀杨度加盟。面对孙先生的美意，杨度不仅没给孙先生面子，还向前辈发起了挑战：我主张君主立宪，我的事办成了，希望您帮助我。您号召民族革命，您若成功，我将完全抛弃自己的主张，来帮助您。努力国事，就在今日，希望不要相互妨碍！你杨度虽有才学，也自信得过了头吧！居然敢跟孙先生对着干。不过你还别说，他还真不是说着玩的，他是来真的。他要跟孙先生来一场比赛，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胜者！在杨度和孙中山上擂台之前，我们得关心一下擂台上的另一名主角。第十四章袁世凯吹起立宪大泡泡
“梁大财神”
袁世凯应该不知道未来的对手孙中山都在忙些什么，或许知道了也不会在意，因为他笼络的人才毫不逊色。越接近权力的中心，朋友会越少，敌人则越来越多。所以，袁世凯必须强大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权力和地位，才能做那些他想做的事情。显然，一个人的力量肯定不够，所以需要一些帮手。地位越高，事业越大，需要的帮手就越多。还好，官场有一个显规则，允许你请一种专业人才来帮助你。这种人才善于出点子，只要他看得上你，或者你出得起钱，又或者你有本事挖到墙脚，那么就可以无限制地拥有这种人才，我们一般把这种人才称作幕僚，也就是参谋。袁世凯的幕僚团队阵容很强大，但其中功劳最大也最忠心的，当属梁士诒和杨士琦。梁士诒，广东人，进士。这个人也很特别，他不算纯种的幕僚，可能那个时代流行把自己往全面发展培养吧。他精通西方经济学，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尤其喜欢应酬。在人才市场上，他是能熟练运用西方现代实用经济知识的明星。不过这位兄台运气不大好。1903年，梁士诒参加朝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中了状元。可惜慈禧看梁士诒不大顺眼，严格来说是他的名字有点问题——“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康有为又名祖诒。慈禧是非常讨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于是一下子把他的功名给撸了下去。连榜眼杨度也受到了牵连，一块儿丢了功名，仅仅是因为这个榜眼曾经听过梁启超讲课。别人都不敢用梁士诒，怕得罪了老佛爷，不过袁世凯听说了梁士诒的经济才能之后，赶紧用厚礼把他请了过来，赋予他重任。袁世凯最初让其督办铁路（铁路局局长），梁士诒由此发挥专长，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又办了交通银行（今中国交通银行的前身）。当时，西方列强的财团、民间资本都只愿意跟梁士诒的交通银行合作，可见他在金融方面的才能和做人的成功。梁士诒也基本上成了袁世凯的管家和钱袋子，人送绰号“梁大财神”。总而言之，只要有用钱的地方，袁世凯就找梁士诒。后来袁世凯把综合性人才梁士诒放到了一个更加适合他的位置上——秘书长，行政和金融一把抓。虽然梁士诒如此厉害，但我在这里真正要重点推荐的人是杨士琦，他足智多谋，深不可测，是袁世凯的参谋班子里最纯正的幕僚。“谋王”杨士琦杨士琦，字杏成，安徽人，举人。杨士琦当了十余年的试用道员（代理市长），一直没有转正，表面上是四品官员，干的却是最基层的业务员的活，没少被人排挤，这一切都一直在磨炼着杨士琦。多年的摸爬滚打，让杨士琦对人性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掌握了相当的阴谋诡计和权谋手段。虽然杨士琦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多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为袁大官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还有一个叫杨士骧的哥哥，人称他俩为“杨氏双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对淮系旧人都是礼贤下士，每日都挤出一段时间在办公室约谈这些旧人，谈话完全是平等的、朋友式的，让这些老臣子们心里很舒服，觉得这新来的总督真不错，完全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感觉。袁世凯就这样接收了淮系的几乎全班人马，重点目标“杨氏双杰”自然也在其中。杨氏两兄弟特长各有不同，哥哥是管理型人才，弟弟是谋划型人才。袁世凯因材施用，提拔杨士骧接替自己的山东巡抚一职。对于杨士琦，因为徐世昌已被外放，所以袁世凯给杨士琦安排的角色是自己身边的首席智囊。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地位已经很高，但是根基还不是很稳固。毕竟他曾经的两个靠山都已经离他远去，老师李鸿章死了，欣赏他的老上司荣禄也在1903年年初去世。刚刚跳槽的杨士琦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袁世凯说：要想迅速强大起来，在没有大力丸吃的时候，再寻找一位强有力的盟友也是壮大实力的好办法之一。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拿不准谁才是合适的盟友。杨士琦的眼光很毒，他说：我看中了一个人选——庆亲王奕劻。一来奕劻是个没本事的家伙，而且极其贪财，容易操控；二来我认为奕劻会接替死去的荣禄成为新任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虽然很忠心，但也有一个大缺点——太有个性、太有主见，这让慈禧太后有所不喜。所以慈禧太后一定会从现在的军机大臣里面挑一个肯听她话的人出任新任领班军机大臣。奕劻胆小且没主见，正是不二人选。袁世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但这正是袁世凯所擅长的。所以袁世凯告诉杨士琦：你办事，我放心！你全权运作此事！杨士琦带着巨额银票找到了奕劻。他把银票送到了奕劻手中，奕劻顿时眉飞色舞，表面上却假惺惺地推辞说：项城太费心了，我怎么能收他的？杨士琦的回答很巧妙，给奕劻找到了台阶下：袁大人知道王爷不久必定出任领班军机大臣，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又有许多的太监和宫女，他们一定会向您道喜讨赏，而这一笔开销非常可观。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于是，奕劻非常好意思地收下了银票。不久之后，奕劻果然成为领班军机大臣。一切都在杨士琦的预料之中！好在杨士琦之前的牵线搭桥令袁世凯占据了人情的制高点，毕竟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要珍贵太多！从此以后，杨士琦每个月都要去奕劻家串串门，联络联络感情，当然主要是去送礼。杨士琦也没有白孝敬奕劻，因为每次朝中有什么事情，他的老大袁世凯都知道得比别人要早。好了，杨士琦同志的事迹就先介绍到这里，因为与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比，这连牛刀小试都称不上！预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其实，在大清局势还未彻底糜烂，朝廷还未四面楚歌的时候，载沣就已在琢磨解决办法，他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帝国就此玩完的。确切地说，早在清军主力于湖北前线磨磨蹭蹭、出工不出力的时候，载沣就已开始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军队指挥不动，各地欲效法湖北，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载沣急得团团转的时候，袁世凯的老关系户奕劻同志及时出现了。奕劻给载沣提了一个很犀利的建议：“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北洋军。前线需要北洋军去灭火，中央也需要北洋军的忠心护卫——北洋系遍控关隘，如北京、直隶、山海关、济南、锦州等地都有北洋军驻防。只要解决了军队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要不咱们还是请老袁出山吧，他调教出来的部队他自己还指挥不动吗？”载沣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抹难堪的红色，毕竟袁世凯是他辞退的，现在要他请袁世凯回来，这不是打他的脸吗？从个人感情上讲，他十分讨厌袁世凯，但目前就要失控的局势又不容他错失这最后的一根稻草。载沣进退两难。自己拿主意拿惯了的载沣，这时候突然灵光一闪，他想起来还有一尊菩萨可以替自己分担火力。于是他找到嫂子隆裕太后，请她拿个主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大好人隆裕太后自己也是六神无主，哪里能给载沣什么好建议。结果隆裕只好召来“高级顾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内阁副总理）徐世昌。接下来，是徐世昌的表演时间。隆裕太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轻柔：“徐爱卿，你说现在该怎么办是好？”徐世昌当然早有主意，但因为演戏要按套路出招，所以太后问起来，徐世昌先是一句“臣不敢说”。再问，又是一句“臣不忍说”。最后再问，就是“臣不得不说”。那说什么？徐世昌先生摆出一副忠君爱国的表情，以万分诚恳的语气对隆裕说道：“咱们应该引虎自卫，请袁世凯出山。而且，朝廷必须给予袁世凯全权，方能处理当前局势。”隆裕太后被忽悠得不住地点头称是。一天后，朝廷正式向袁世凯伸出橄榄枝，是一封电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处理剿抚事宜，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归袁世凯调遣，配合荫昌、萨镇冰作战。但是，袁世凯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吗？……有那么一种人，当他在你身边时，你不觉得他特别，但当你需要他时，他却已不在你身边，这时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很不幸的是，对载沣来说，袁世凯就是这种人。1909年到1911年，在袁世凯被退休的近三年里，他的声望居然比在位的时候还要高。武昌起义发生后，所有人，包括朝廷和革命党都觉得袁世凯是挽救局势的最佳人选。是不是很神奇？其实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袁世凯身上有八个别人没有的好条件。条件一：汉人。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他“被退休”被看作满人打压汉人的证据。条件二：当下最精锐的军队——北洋军的精神领袖，这是稳定局势的保障。条件三：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旗手，渴望改革的立宪派喜欢他。条件四：和朝廷的关系还算可以，朝廷还指望着他力挽狂澜。条件五：跟列强的关系不错，属于列强最佳代言人，能保护列强的在华利益。条件六：业务熟练，过去的荣誉和工作经验都是有力的证明。条件七：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强势的人物出来摆平一切。辛亥革命后，他们天天担心南北战争。不动家伙，过和平的日子，这对老百姓来说是硬道理。条件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属于最大公约数。这么看来，在当前局势下，袁世凯的确最有希望成为那个挽救局势的“救世主”，因为他的地位和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条件武昌起义没几天，朝廷电报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的手下们听说后，都兴冲冲地前来道贺。袁世凯却连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随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道贺的时候。”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袁世凯轻轻叹了一口气：“现在时机还未到啊！”多年的宦海浮沉，让他懂得了火候这东西，时机很关键，太早或太晚，都不行。随后，袁世凯电复朝廷，说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了。不过，一旦身体能够带病工作，他就立马出山上班。（……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载沣虽然脑筋转得不快，但也不算太笨。他知道袁世凯找借口不肯出山肯定是要开口提条件。好吧，我倒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花样。徐爱卿，你去和袁世凯当面谈谈吧，打探一下袁世凯的想法。于是，在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乘坐专列来到了南阳。两个人见面之后没有讲诸如今天天气很好啊、你好像长胖了之类的寒暄话，一点也不玩虚的。徐世昌直接发问：“你打算向朝廷开个什么价？”袁世凯感慨地笑了笑：“菊人兄，还是你懂我！”随即拿出了一份整理好的单子，只见上面写着：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任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予袁世凯十分充足的军费。很明显，这是经过袁世凯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的。前面四个条件都是用来争取人心，与相关人士建立统一战线。袁世凯在当时算是左派人士，因此团结左派（立宪派）和极左派（革命党），最大限度地孤立极右派（朝廷），便成了他建立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开国会和组织责任内阁，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势力越来越大的立宪派说话。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释放在押政治犯，解除党禁，则是为革命党说好话。不过这个要求实在是大胆，国人都知道，庇护“叛乱”等拆台行为就是打朝廷的脸，而朝廷是最要面子的，谁要敢打它的脸，它就要谁的命！很多政治家都知道这个是老虎屁股，都不敢去摸，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袁世凯的这几个条件，算是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客观地说，虽然前四个条件有很强的目的性，不过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政治家为促进国家进步而开出的条件。最后两个条件尤其重要，军事大权和钱一定要拿到手。谁都知道谈权和钱最易伤感情，但是没有权和钱是万万不行的。与袁世凯合作多年的徐菊人一眼就看穿了这六个条件的本质所在。徐菊人的手指轻轻地落在了第六个条件之后：“项城，咱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言毕，两位并肩作战多年的哥们儿会意地开怀大笑。因为他们很有信心，载沣一定会答应所有的条件。出山载沣很快就看到了袁世凯的条件，愤怒指数当即成功地攀升到历史新高：“袁世凯，我要把你大卸八块以泄心头之愤！”正在载沣暴走之际，湖南、陕西独立了。无比的惊愕遏制住了载沣心中的暴怒。他慢慢冷静了下来。冷静下来后，他决定满足袁世凯的后两个条件。1911年10月27日，朝廷下诏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袁世凯全权指挥所有平叛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参谋总部）不能对袁世凯指手画脚。六个条件缺一不可的袁世凯仍然没有答应。袁世凯和载沣就这么僵持了下来。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捶。两天后的10月29日，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局势的平衡。第一件事情，阎锡山造反了，山西光复。第二件事情，北京附近发生了一起兵变，史称“滦州兵谏”。之前提过的“北洋士官三杰”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在河北滦州（今唐山）发动兵变，截留朝廷军火，威胁朝廷立宪。这三人向朝廷提了十二条要求，核心内容跟袁世凯提过的前四条条件相似。末了，还威胁载沣，如果敢道半个不字，他们马上杀奔北京，绝无讨价还价之余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动态性爱交视频
的王城规划平面图徐金星：有了中轴线之后，皇宫就要建在中轴线上，所谓建中立极，突出皇宫的权威。王鲁湘：最主要的那些标志性建筑也都应该建在这条中轴线上。徐金星：洛阳城的中轴线从皇宫向南走，它的两边就是衙署，然后是居民从两边慢慢地散布开来。它之所以规划成这样子，无疑是受了等级观念和礼仪观念的影响。五、洛阳伽蓝北魏建国初年，统治十分严酷，至孝文帝时，王朝的内部矛盾以及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缓解矛盾，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之际，大力推行其汉化政策，同时又大力提倡佛教，将其作为统治的精神支柱，让民众澄心净虑，礼佛修行。完成迁都之后，他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龙门开窟造像，使这里成为“敷导民俗”、“助王政之禁律”的佛教圣地，也使佛教在北魏的洛阳达到了空前的昌盛。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雕凿开始于北魏，直至北宋，前后共经历了400多年。虽然最大最著名的奉先寺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执政时期，但是要论开凿时间最早、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当属北魏时期的古阳洞。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秦军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两个营垒，抓了四个尉官。由于初战不利，廉颇改变了战争策略，七月，命令赵军高筑营垒，不再出营作战。随后，秦军开始攻坚，又俘获了赵军的两个尉官，并攻破赵军阵地，夺取了赵军西边的营垒。廉颇固守营垒，采取防御战术与秦军对峙，秦军屡次挑战，赵军死守不出。赵孝成王得知廉颇初战失利，采取固守方针，以为廉颇胆怯，于是，多次斥责廉颇不与秦军交战。赵国初战失利之后，赵孝成王立即和虞卿、楼昌二人商讨对策。虞卿本来是一位说客，但他非常有政治眼光，因为两次觐见赵孝成王，被赵孝成王任命为上卿。楼昌是赵孝成王手下的将军。赵孝成王问这两人：仗打得不好，损失了一名都尉。我想让赵军与秦军决战，你们看怎么样？楼昌说：不好，应当派一个重要使者去求和。虞卿说：掌握和与战的主动权在秦不在赵。再说，大王得看秦军的作战意图是不是要击败赵军？赵孝成王回应道：秦国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孤注一掷，务在胜赵（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接着说：既然如此，大王应当立即派使臣拿出最贵重的珍宝去联合楚、魏。楚、魏两国想得到大王的珍宝，一定会接纳赵国使者。赵国使者到了楚、魏，秦国必定怀疑天下诸侯又要联合抗秦了，心中一定很紧张。这样，和谈才能进行（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孝成王最后没有采取虞卿的意见，而是决定采纳平阳君赵豹和楼昌的意见，派自己的亲信郑朱到秦国接洽，秦国接纳了郑朱。赵孝成王召见虞卿说：我派平阳君负责与秦国议和之事，秦国已经接纳了我们赵国的使者郑朱，您觉得怎么样？虞卿回答道：大王的和谈肯定不能成功，赵军必定会被击败。天下诸侯祝贺秦国胜利的使臣都已经在秦国等着了。郑朱是赵国非常有身份的人，他到秦国去求和，秦王和相国范雎一定会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新闻热点爆炒一番。楚、魏两国认为赵国向秦国求和，一定不会再出兵救赵。秦国知道天下诸侯不会救赵，那么，秦、赵两国之间的和谈绝不可能成功（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事实不幸被虞卿言中，秦国相国范雎果然把郑朱来秦国求和的事大炒一番，而且始终不与郑朱和谈。秦赵各易主将赵括纸上谈兵廉颇与秦军打起了消耗战，廉颇这一耗，秦国可就吃不消了。因为长平离赵国近，赵国运输粮草、补充兵力，都比较方便。而秦军是远征到此、补充粮草、兵办都比较麻烦。这一场战争如果就这样耗下去，秦国最后肯定占不到便宜。那么，在秦军被廉颇耗在长平之战的战场上之后，秦国会采取什么办法来打破这个僵持的局面呢？长平战场廉颇积粮之处，后来被称为“米山”，明代还有人写诗《咏米山》来追思廉颇：“积雪如山夜唱酬，廉颇为将破秦谋。将军老去三军散，一夜青山尽白头。”可惜，廉颇将军的胜谋，最终没有条件在战场上实施，因为廉颇被解职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秦相国范雎派人到赵国花费千金实施反间计，到处宣扬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担任统帅，现在的统帅廉颇太容易对付了，而且他就要投降秦国了（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孝成王本来对廉颇军队伤亡之巨已经非常恼火，而且，廉颇屡次战败，又坚守营垒不出战，再加上听到这么多传言，于是信以为真，派赵括取代廉颇任赵军主帅，率兵攻击秦军。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幼熟读兵书，勤习弓马，成年后，更是仪表雍容，言谈不凡。赵括谈论兵法头头是道，连他的父亲赵奢都辩论不过他。再加上赵括年轻、气血方刚，他上战场指挥作战，未必就比廉颇差。秦国使反间计却找来这么一个对手，秦国这一招使对了吗？秦国得知赵括代替廉颇统领赵军，立即暗中派白起担任秦军的上将军，让王龁担任副将，并且严令军中不许泄露白起出任最高军事长官，否则格杀勿论（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龁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一到任，立即改变廉颇的策略，主动出兵进击秦军。秦军假装战败而逃，同时布置了两支秘密部队逼近赵军。赵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秦军营垒；但秦军营垒非常坚固，赵军死活攻不进去。此时，秦军的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突袭部队突然切断了赵军的后路，另一支五千骑兵的快速反应部队迅速楔入赵军的营垒之间，切断了赵军的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把赵军分割成孤立的两个部分，赵军的运粮通道也被秦军堵死（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这时，秦军派出轻装精兵实施攻击，赵军交战失利，被迫构筑壁垒，顽强固守，等待援兵。秦昭襄王得知赵国粮道已被截断，兴奋得不得了，亲自赶到前线；赐给全国百姓每人一级爵位，征调秦国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赶赴长平战场、阻截赵国救兵，断绝赵军军粮。到了九月，长平的赵国士兵断粮已达四十六天，军中已有人暗中杀人以充饥。困厄至极的赵军猛扑向秦军，发动攻击，打算突围。赵军编成四队，轮番进攻了四五次，但是，仍然无法突围。赵括急红了眼，亲自披挂上阵，带领精锐士兵与秦军搏杀，最后秦军射死了赵括。赵军大败，四十多万赵兵向秦军投降。白起心想：前些时候秦军拿下上党，上党的百姓不甘心做秦国的臣民而逃往赵国。赵国士兵变化无常，不全部杀掉他们，恐怕要出乱子。于是用欺骗手段把赵国降兵全部活埋了，只释放了两百四十名未成年人。长平这一仗，秦军一共杀死赵兵四十五万人，赵国举国震惊（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抉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就这样，秦军以空前野蛮的屠杀，结束了规模空前的长平之战，而长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悲苦的记忆。长平之战大败赵国缘何失利赵国作为一个强国，在长平之战中元气大伤，最终损失了四十五万名赵兵。当历史定格在这一刹那之时，赵国的亡国已经无可挽回了。长平之战前，秦国虽然在秦昭襄王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强国，但是，此时的赵国也是六国之中唯一可以和秦国叫板的国家。一个几乎可与秦国抗衡的国家，为什么在长平之战中败得如此之惨呢？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赵国最终的失败呢？我们先说赵国。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的失误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准备不够，底气不足，临战易将。“准备不够”是赵国失败的第一个原因。长平之战后，无数后来人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话题是：赵国应该不应该接受上党之地？赵国不费一兵一卒可以白白得到一个下辖十七座城邑的上党郡，从道理上讲，赵国理应接收，这叫不要白不要。赵孝成王决定接受上党郡并没有错，错在哪里呢？赵国接收了上党郡，就意味着秦、赵两强之间必然会有一场大战、恶战、生死决战。秦要统一天下，秦、赵两强之间的恶战、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赵国可以选择的只有与秦国决战的时间、地点。如果以长平之战赵国阵亡四十五万名士兵为由，指责赵国不该接受上党郡，那么，赵国不接受上党郡就能避免与秦的决战吗？这场决战即使不在长平也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开战。所以，赵国接受上党郡这件事的本身并不存在对与错。决定对与错的是，赵国是否做好与秦国决战的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又包括选将、军粮，等等。特别是选将，前敌总指挥的策略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在长平之战初期，廉颇确实打得不好，但是，廉颇根据双方形势及时调整，决定用固守代替进攻的战略决策，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秦军举全国之力打了三年竟然毫无进展，这不能不说廉颇的固守方略十分得当；无可奈何的秦军最终不得不用反间计拿掉廉颇，也从反面证明廉颇是秦军的大敌。但是，赵孝成王却视廉颇的策略为软弱，临战易将，这显示出赵国对与秦国作战的准备明显不足。“底气不足”是赵国惨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赵孝成王的底气不足主要表现为，初战失利就准备议和。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和”本身并无过错，但是，何时议和、怎样议和，却是一门大学问。虞卿坚决反对立即议和，因为初战失利就议和肯定难于成事。虞卿主张联合楚、魏，造成又一次诸侯合纵抗秦的态势，给秦国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然后议和才可能成功。虞卿的计谋非常有道理，长平之战本应该是山东六国又一次合纵抗秦的机会，但是，赵孝成王白白浪费了这一大好时机。初战失利就急于求和，结果越急于求和，秦国越不议和，最终兵败地削，导致亡国。赵孝成王为什么急于议和呢？原因既是准备不够，又是底气不足。农业一直是赵国发展的薄弱环节。商鞅变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农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并没有惠及赵国的农业，所以，农业一直是制约赵国上升为一等强国的一个瓶颈。长平之战中，农业问题最终显观出来了。赵括最后自杀式突围就是因为军中已断粮四十六天，这仗还能打吗？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打了三年，打到最后，赵国无粮，向齐国求援，齐国袖手旁观（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不愿救赵。齐国在是否援助赵国粮食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必救赵，坐山观虎斗即可。另一种意见认为赵国是齐国的屏障，唇亡则齿寒，赵国被彻底铆玫之日也就是齐国、楚国的灭亡之日（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所以，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利害上讲，齐国都应当责无旁贷地救赵。但是，齐王建是齐国的亡国之君，昏庸至极，对这些具有前瞻性的建议完全听不进去，只顾享受赵国浴血奋战给齐国带来。的短暂和平，不愿出手救援赵国。长平之战赵国惨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临战易将”。赵孝成王临战易将的理由无非是三条：一是初战失利，二是固守示弱，三是中敌反间。当赵孝成王决定任命赵括为统帅时，曾遭到两个人的强烈反对，一个是蔺相如，一个是赵括之母。蔺相如是赵国重臣，在长平之战爆发时已经病重，他听到赵孝成王重用赵括的消息后，立即上书赵孝成王，非常严肃地指出：“大王凭借赵括的名气而重用他，太不慎重了。赵括只能读读兵书，聊聊兵法，完全不懂得随机应变（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让这样的人指挥与强秦的生死决战，不免草率，而且简直是拿赵国的存亡开玩笑。”另一个反对者是赵括的母亲。赵括的父亲是赵奢，赵奢在赵惠文王时曾大败秦军，是继廉颇之后的名将。但是，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奢已死。赵括善谈兵法，但实战能力差，“纸上谈兵”这一著名成语就来自赵括。赵括从小就学习兵法，谈论军事，以为天下没人能超得过他。他曾与父亲赵奢谈论用兵之道，赵奢都难不倒他，但是，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不能带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为什么，赵奢说，用兵打仗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赵括却把这种大事说得如此容易、如此轻松。如果赵国不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赵国任命赵括为将，导致赵军失败的一定是他（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己，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等到赵括接受任命将要起程之时，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说，赵括不能做将军。一位母亲亲：自出面阻拦自。己一的儿子临危受命，赵孝成王感到非常奇怪，于是，他将赵括的母亲召进宫问话。赵老太太回答：当初赵括的父亲赵奢受命为将军后，由他亲自捧着食物侍候吃喝的有几十位，被他当做朋友相待的数以百计，大王赏赐的东西他全分给手下的官员（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而且，自接受王命那一天起，就不再过问家事。现在赵括一做将军，就面向东接受下级的朝见，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敢抬头看他，大王赏赐的金帛他都带回家中收藏起来，还天天访查合适的田地房产，可以买就马上买下来。他哪一点像他父亲？父子二人如此不同，希望大王千万不要派他领兵。赵王说：这事您就别管了，我已经决定了。赵括的母亲说：您如果一定要他统兵，咱得立个条件，如果他出了事，我不能受到株连。赵王一听，就这么个条件，不假思索立即答应了。由于赵括的母亲有言在先，所以，长平战败之后，赵孝成王没有株连赵括的母亲（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表面看来赵孝成王临战易将是中了秦国相国范雎的反间计，实际上，是因为赵孝成王没有识人之明，所以，当秦国实施反间计时，赵孝成王立即就相信了这些别有用心的话，重用赵括，撤换廉颇。从秦国一方看，长平之战的胜利也事出有因。首先是巧使反间计。廉颇久经沙场，初战不利之后，他既不主动出战也不开门应战，把长平之战演变成秦、赵两军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且，这一拖就是三年。赵国固然消耗极大，秦国也同样被拖得受不了。久拖不决，对于远道而来的秦军来说更为不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秦相范雎才用了反间计，让赵孝成王上了大当，撤换老将廉颇，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其次是诱骗赵王。长平之战持续三年之久，秦国始终挽留着赵国的使者，但是，又不议和。这样一来，赵孝成王始终对议和存有一丝幻想。只要赵孝成王一直没有放弃议和的想法，赵国就不可能把长平之战看做是秦、赵之间的生死大决战。再次是重用白起。白起是秦国名将，既善于作战，又心地残忍。白起不但打败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更把赵国的四十五方降军悉数坑杀。赵军的有生力量从此消耗殆尽，赵国也因此一撅不振，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灭亡之路。因此，白起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长平之战前，白起就已名声大噪，所以，秦昭襄王任用白起为主帅时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惊动赵军。白起在长平之战中表现得也极为出色，他首先示弱，引蛇出洞，让赵国四十多万大军全部离开营垒。然后一断赵军退路，二断赵军为两部，相互之间不能联系，逼得赵军做困兽之斗。白起在整个长平之战中发挥得相当出色，表现了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最终，长平之战以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被彻底消灭而告终。以上我们分析了秦、赵双方在长平之战中的胜败之因。但是，归根结底，这场战争是秦、赵两强的生死决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赵孝成王并非不知道在长平之战中，秦军是举全国之力务在败赵。赵孝成王回答虞卿时曾说过两句话：“秦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赵孝成王明明知道秦军是“不遗余力”、“欲破赵军”，秦昭襄王甚至亲临前线，进行战争总动员：又是秦民每人赏一爵，又是征发十五岁以上的秦民上前线。秦昭襄王为什么如此兴奋？因为他明白与赵国在此一战，必须全国总动员。赵孝成王明知秦国“不遗余力”，仍然在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决战，一会儿是议和，心里根本没个定准。面临生死大决战，国君竟然和、战不定，又无识人之明，更不会像秦国一样进行全民总动员，所以，长平之战赵国必败。赵国是明败在赵括之手，暗败在赵孝成王之手。如此国君，岂是秦昭襄王的对手？长平之战结束的第二年，秦始皇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此时赵国举国上下都充满了对秦国、秦军、秦人的深仇大恨。嬴政非常幸运，在他出生之前，他将来统一天下的最强对手赵国已经被他的曾祖父秦昭襄王彻底打垮。秦、赵两强的局面已经变成了秦强赵弱。嬴政最终能够统一六
去，只见林岳将左手中指狠狠地咬破，如注的鲜血接连流入了手中的油灯。一时间局内原本泄弱的红光疯狂地涨开，暗红到几乎发黑的光流急速冲向火焰中的穷奇。“老凡，你他妈别愣着，赶紧操家伙灭了穷奇！”林岳喘息着叫道，“再下去我没多少血可以流了！”三重火攻下，地水之气的黑蓝色光芒已完全被吞噬殆尽，穷奇的身形渐渐被压制伏在了坑底。舜帝铜锥！摆手间舜帝铜锥凭空悬在了凹坑上，看准祝融天火最盛之际，我猛催意念，将舜帝铜锥直插入穷奇的胸背。倏然间，天火地水尽数消失，一股怨怒的气息向着四周扑散开去。穷奇微微颤动着起身向前走来，但只迈出几步，便跪伏在我面前数尺的地方。它缓缓抬起头，双目望着我，竟似感激般地颔首三次。随着穷奇口中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吼，它的身体渐渐地淡化消去。不多时，眼前只剩下那支舜帝铜锥在地上泛着幽幽的光芒。……家中，晖儿和S忙着帮我们包扎处理伤势，莫炎一言不发地望着沉思中的我，林岳则懒懒地歪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穷奇在你手上解脱了五千年的痛苦，对它来说是件好事，对你来说则是件功德。”莫炎淡淡道，双眼却一直盯着我手中的舜帝铜锥。“解脱了穷奇和少昊之子的痛苦……”脑中有些怅然，我无意识地摇头叹道，“这种所谓的功德还是少些吧～～”“这就未必能由得你了。”莫炎坐直身形，一字一顿地说道，“至少从丽江回来之前是这样。”“丽江？云南丽江？”正在为我涂抹药物的晖儿疑惑道，“亦凡去那里干什么？”“因为这是他答应我的条件。”莫炎似乎很珍惜说话的力气。我向晖儿点了点头，对莫炎道：“穷奇已经解决，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去干什么了。”莫炎看了看我，脸上居然有了笑容，一种很柔和的笑容：“拔龙角。”（第一篇《困斗》完）第二篇藏穴题记葬者之事，贵乎得乘生气，行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世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乘生气，则遗体受荫，故谓其气泽及后世。阴阳之气者，动则为风，升则为云，降则为雨，潜行地中，而为生气。故曰：气者，乘风则散，水者，界风而止。常有伪道者，假乘其法，以形而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谓之风水。虽有称道，得益稍顷，然不知其于土穴间有异尔。土者，为气之体也，斯土则有气，气者为水之母，斯气则有水。土形气成，气腾水生，若外气横行，则内气顿止，故而丘垅之骨得其所因。气之聚凝所结为生者，行于世间，呼喝风声，饮水通体，复溺入土中，葬者欲行之，则反气纳骨，藏风于穴，得水于前，皆以土固之。藏风得水，穴之根本也，掠风直去则地气不保，固水不化则飞龙不腾。沉穴环套，纳骨之极也，得众士之气，引万世之水，以荫所生得为龙气自生。——《闻风拾水录·藏穴篇》一、哀牢土司山间凉风席席吹来，脚下的绿色应和着满山的树藤让人有种如入仙境般的感觉。一行人在山脊上缓慢地行进着，不时驻足观察交谈。飘动的山岚围着奇异的山石，将话语声渐渐散播开去。“丽江，哀牢山，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冲冲的女声道。“到了再解释。”冷漠的男声。“别心急，这里风景也不错，就当旅游吧。”柔和的女声道。“彩云之南，人间仙境。既然是帮忙，就跟着莫老兄走，反正也是他给我们公费旅游，哈哈……”低沉的男声纵声大笑。山谷间回应起层层笑声，绵绵不绝地伸展向了远方，不多时，山谷的某处传来了银铃般的歌声。这歌声极具感染力，疏解着浑身的疲劳，令人有种置身云端般的舒畅，脚下不禁有些飘扬，那崎岖的山路也变得格外的柔软起来。“哎呀”一声惊呼，一行人中有人滑倒，悉索的山石争先恐后地翻滚着落入山谷，在空旷的环境下逐渐化作隆隆的响动声。“别听歌声。”冷漠的男声响起，一只有力的胳膊拽起了滑倒的女子，众人奇怪地望着说话的男子，一副难解的表情。歌声嘎然而止，景色依旧如画，阳光温暖如初，可那男子的脸色却有如万年冰川，一言不发地示意其余三人迅速前行。那男子便是莫炎，刚才不是他及时出手，此刻S早就和碎石一起躺在山谷了。“刚才的歌声有什么蹊跷？”疑虑间，我还是问了一句。莫炎头也不回地往前继续走着，匪夷所思的名字随着山风飘入了耳中：“歌蛊。”……这是哀牢山腰的一幢奇异建筑，那风格有几分酷似北京四合院，但又有着云南民间建筑的错落特点，门口依稀斑驳的图画赫然是汉族传统的十二生肖，那青黑色的门匾上题着四个大字“安平土司”。莫炎左右望了一下，带着大家在府中七拐八弯了几次，来到了一间房前。叩开房门，出来的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见着莫炎嘀咕了几句便将我们引进屋内。屋内的墙面上分布着六道门，老人打开其中一道，光亮间隐约通向府内某处。一行人在沉默中走过不知多少门门槛槛，终于在院落的一侧停了下来。老人在院墙上敲了几下，墙体上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暗门，门后竟是一个巧妙隐藏在假山石之内的房间。莫炎用不知什么民族的语言与老人交谈了几句，手上递过一个信封，那老人翻看了一下，便点头笑着冲众人挥了挥手关门出去了。“现在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些事情了吧？”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冲莫炎说道。S打量着屋内，不断地在内壁上探索着什么，听到晖儿的问话，也随声说道：“是啊，都不知道陪你干什么，我们总该有点知情权吧？”莫炎指了指屋子中间的桌椅，示意大家坐下，随手将一片布帛铺在了桌上：“公孙潇，你能看懂吗？”S愣了愣，端详了一下布帛上纵横曲折的线条，皱眉道：“这是房屋建筑平面图，照格局看是宋代的，没什么特别的。”“眼力不错，是宋代。”莫炎点点头，收起布帛。“先别打哑谜，到底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们三个还摸不清头绪，既然要帮忙，你就该把一切都说清楚。”他的神秘主义让我有些头痛。“别心急。”莫炎的左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火光闪动中一只怪鸟出现在眼前，“它会告诉你们。”那鸟褐绿相间的羽毛酷似虎纹，头上的羽冠美丽妖娆，张口间发出柔和的语声，与莫炎的语气竟有几分神似：“‘彩云之南，哀牢山巅，安平土司，守龙戍边。’各位，此地非平常之所，其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怪鸟的口气简直就是一个说书先生，我们三人顿时被它逗乐了，晖儿笑着问道：“土司府有什么秘密呢？”怪鸟清咳一声：“各位听表，此间的安平土司历代戍边，历史之久已无从可考。数千年来，中原帝王颇为重视，屡屡册封，频频赏赐，不为别的，就为他历代守护的一山和一水。”“一山一水？山就是哀牢山了，那水难不成是环抱之下的玉溪抚仙湖？”S插嘴道。“然也然也。”怪鸟摇动了一下羽冠，一付夫子状，“东汉县志上记载：‘仰观哀牢，其形如巨犼伏地；鸟瞰抚仙，其状若伏羲无身。’自上古以来，这一山一水便相依在此，如果只是风景观赏，确实山水奇妙如画如卷，可谁人能知，这山水之间原本杀机重重，满是凶险！”“凶险？”S完全被怪鸟的话语吸引了，一问一答间却也有趣。我接道：“从堪舆风水之说来看，哀牢代表的犼是一种捕食蛟龙的猛兽，抚仙代表的伏羲是我们的老祖宗，上古传说中他人首龙身，而碰上这只爱吃龙的巨犼，自然是凶险至极。如果不是隐去龙身，只怕巨犼早就扑上去饱餐一顿了。”怪鸟叹了一声：“这位先生所说极是，抚仙湖下便是龙身所在，龙脉传承绵延千里。天下君王为了稳固江山，自然对这龙脉趋之若鹜，但怎奈巨犼虎视眈眈，若开启龙脉则必定引发天地剧变。不过，天下之大，奇人辈出。战国时候，一个无名高人进谏秦始皇，率众于抚仙湖开挖筑底，将龙脉引到了别处。”“引龙局？”怪鸟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上古奇局之一，也是最为浩大的局势，稍有偏差就会制造出一个超大的无人区！“引龙奇局非同一般，历时数年方才成功。高人费尽心血将龙脉引致某处，并由秦国大将蒙恬亲自押送了一个物件在那里深埋。不久，秦始皇便统一了六国，那高人也不知去向。而哀牢山抚仙湖便划归安平土司管辖，世代沿袭封爵赏赐。”怪鸟说完，扑地化作一蓬火焰，消失在莫炎的手掌中。我自传说中回过神来：“你要拔的就是这个龙角？”“受人所托的小事。”莫炎淡然道。“文鳽神鸟，天下细作。如果只是一件小事，你大可不必用上这只间谍之王。”对他的淡然我有些恼火了，“说了这么多，却不谈重点，再这么下去，我可干脆走了。”莫炎看了看我，似乎在品味我话语中的意思，过了一会才叹了口气说道：“对我来说，为钱做事就是小事。”一句话不禁让我大跌眼镜，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莫炎，竟然只是为了钱而已。莫炎继续道，“这世道没钱不行，只要不伤天害理，赚钱我就做……”随着他的话语，我渐渐明白了，原来莫炎是受托于国内的一位富商，帮他找一处龙脉宝地安葬。云南邻近富商的家乡，恰好这里的龙脉也符合条件，于是莫炎便想用拔龙角的办法泄去龙脉中的帝王之气，仅保留富贵之相满足富商的要求。“果然不是什么大事……”我心中暗自汗了一下，刨根问底得到的原因居然就是这么一回事。“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我们路上遇到的歌蛊是怎么回事？如果龙脉已经迁移，那迁移的地点又在哪里呢？这都是疑问。”晖儿突然说道。莫炎扬了下眉毛：“歌蛊，是花腰傣族的一种蛊术。至于龙脉迁移地，可以从安平土司府里找到答案。”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家伙的回答等于没说，就在大家准备提出更多的疑问时，莫炎又拿出了刚才的地图：“安平土司世代看守着龙脉的秘密，这府里就安放着打开龙脉通道的钥匙。”我有些怀疑地看了看地图：“文鳽没有帮你找出方法吗？那可是只地里鬼，没什么是它探听不到的。”莫炎摇头道：“它一进来就抓瞎了，府里下了蚀灵蛊。这僳僳族的蛊术太古老，我没法破。”我一阵头晕：“还没办正事，就碰上了蛊术，你处理的小事怎么会那么大麻烦？”这下的回答更绝：“不知道。”“刚才我没看清楚，这图应该有另外一幅。”一旁端详着布帛图的S打断了我俩的对话。她的笔记本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包里拿了出来，对话间正快速地勾画着一张简图，那布帛图上的线条在S的诠释下变成了一条通道示意图，土司府西侧的一处通道口标了个下行的记号。“这个口下去还有一层？”莫炎没头没脑地来了句，也不知是在对谁发问。“图上是平面回旋通道，没有下沉的设计。古代这种通道是为了迷惑盗贼，所以下面肯定还有一层。”S权威地说道。莫炎一言不发地收起了布帛，在进来的石壁上敲了三下，石壁无声的移开了，刚才的老人走了进来。“下层图没有。”莫炎指了指老人，“老庚头的祖辈是这里的长工，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可以帮我们带路。”老庚头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满是烟渍的黄牙，用一种怪异的口音说道：“土司府哈，沟沟多过老汉的皱纹，走咯进去几袋子烟都找不到路哦。”莫炎向老庚头点了点头，转又对S道：“你现在能看出通道的入口在哪里吗？”S对着简图看了一下，指了指晖儿的脚下：“就在这些砖下面。”晖儿下意识地挪开脚步，我这才注意到，地面上巴掌大小的砖块上雕刻着一些花纹，仔细观看竟然是十二生肖的图案，只不过有些奇怪的是那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与汉族传统的不同，前后似乎有些颠倒。“老庚头，这里的十二生肖和汉族不同吗？”我随口问道。“十二神哈，花腰、僳僳都有的咯，老汉不知道汉人的有啥不一样咯。这哈石头块块上面，是我花腰的十二神嗄。”老庚头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地上的图案道。莫炎蹲下身摸了摸，那些砖块都松动的可以随手拔出，转头道：“老庚头，你按花腰十二神的排列顺序把这些砖块重新排一下。”老庚头的眼睛亮了一下，转又恢复了原本的暗淡，慢步走过来弯腰在地上排列起了砖块。“这老庚头是什么人？”我低声问莫炎。“花腰傣族，我救过他儿子。”莫炎的回答很有效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喀喇一声，老庚头将末尾一个石块放回原位后，一边的地上突起了两块地砖，砖块上光滑的钮孔正预示着它的作用。我望了莫炎一眼，两人立即上前握住地砖，四处用了用劲，地砖下是一块伪装过的薄石板，拉动地砖石板便应声而起，现出了一米见方的入口。“下面没什么东西，通风似乎很好。”我听了听空气的流动道。莫炎嗅了嗅入口的空气，点点头。呼地一阵火光，老庚头不知哪里拿来了几支火把，点着了递过一支：“沟沟里阴哈，湿气里电筒子不好使咯。”说罢，将手中的火把点着分给众人，当头一猫腰钻下了入口，莫炎紧跟着也钻了下去，余下人逐一鱼贯而入。通道里并没有想象的霉腐气味，空气在边壁的某些角落传来倒也清新，一股泥土的腥味回绕在鼻间，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这让我想起了印第安纳琼斯里的片断。拐了几个弯道，眼前出现了一堆碎落的砖块，眼前赫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通道。S拿着电脑对老庚头比划了一下行进的路线，老庚头眯眼看了会，走到碎砖堆前摸了摸石壁，抬手指向右边的通道：“石块块塌开了哈，这条沟沟是正道，轻些走过咯，一哈松开石块块震掉咯会埋人的哦。”众人在他的指点下轻手轻脚地走向那条通道，大家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震落那些松散的砖块。又走了大约数十米，S看了看石壁周围道：“这里砖块的结构密实，应该没事了。”我不禁松了口气，也许是陌生的环境产生了影响，或者是老庚头那历代长工的身份带来的作用，似乎大家有些过于担忧了，即便石壁有些松动，以我和莫炎的能力与见识也不至如此胆战心惊，可那老庚头的话却让我们尊重专家似的相信，这不免有些可笑了。通道中的气流有些奇怪，驻足细听中竟是微弱之极，莫炎也不禁左右嗅了嗅，眉头微微跳动了一下。老庚头！我和莫炎几乎是同时转身，从刚才指点之后，一直走在最前面的老庚头便成了断后的队尾。可现在队尾变成了莫炎，那老庚头早已不见了踪影。“快退回去！”莫炎低喝一声拉上S，我与晖儿紧跟着快速返回来路。“轰”地一阵尘土飞扬，下意识中我筑起一片厚实的土壁挡住了乱飞的碎石，通道的来路已被塌陷的砖石堵住。“该杀的老狐狸！”我撤去土壁，眼前的砖石密不透风，极力听取间估算那坍陷的厚度足有一米，这段空间已经被封得严严实实！“亦凡，我们会死在这里的！”晖儿忽地哭喊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住摇晃。一旁的S则歇斯底里的狂叫着，手指地上，双脚不停地跳动。顺势看去，通道两旁的石壁和墙角线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数十个骷髅，伴着摇曳火光，骷髅的嘴部居然正在诡异地张合，漆黑的眼窝中已散出道道诡异的绿光！恐惧、无助、绝望突袭而来，我禁不住也抓狂了起来，大吼着冲上前去想将那些骷髅踏碎。突地，不知什么物件落入了口中，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脑间，紧接着感到头顶被人拍了一掌，那些令我发狂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喂药丸，拍顶门。”莫炎冷然的面孔出现在面前，一颗碧绿的药丸塞进了我的手中。我愣了一下，没有多想，抓过一旁哭喊着的晖儿将药丸塞入她口中，随后在她头顶拍了一掌。短短几秒，晖儿立刻变了个人似的安静了下来，如梦方醒般地左右看了看，继而望着我一脸的疑问，在一旁被莫炎如法炮制的S此刻也是相同的表情。“花腰蚀心蛊。”莫炎恨声道，随手拾起一块碎石砸向远处的骷髅。噗哧一声，那骷髅应声而碎，黄绿色的粘液溅落一地，立刻腾起刺鼻的白烟，地下坚实的青砖赫然烧出了几个拳大的凹坑！莫炎又拍了拍手掌，甩出三团火焰直击众人胸口，三人一阵翻涌张口吐出了三团绿色的物体，细看下竟是三只碧绿的螳螂，螳臂中死死地钳着三条血红的虫子。一声冷哼，螳臂猛一收紧，虫子断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山东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跨津、冀、鲁3省市的25个区、市、县。勘探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1月，勘探开发总面积18716平方千米。注57华北油田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的简称，1975年投入勘探开发，1976年华北油田会战指挥部成立，后更名为华北石油管理局。注58灵光寺，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微山东部西山八大处，是八大处的第二处寺院，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至779年)，因供奉释迦牟尼佛牙舍利而闻名于世，成为中外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198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现由中国佛教协会派僧人管理。注59奕(1833—1898)是道光帝旻宁第六子、咸丰帝奕
张浚和李存孝征战期间，韩归范带着李克用的诉冤状回到了长安。李克用的诉冤状措辞严厉，质问皇帝李晔为什么要征讨河东，而且表示如果朝廷继续征讨，自己将和朝廷对抗到底，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打进京师长安。皇帝李晔得到李克用诉冤状的三天后，张浚兵败的消息也传到了京城长安。张浚从晋州逃出后，率领残兵败将自含口逃出，翻越王屋山到达河阳，又拆民居的木料制成木筏渡过黄河，最终总算回到长安，但士卒已经损失殆尽。面对惨败而归的张浚，皇帝李晔心中懊恼、恐惧、沮丧，可以说是百感交集。他懊恼自己轻易做出征讨李克用的决定；沮丧自己即位所做的抑制藩镇的努力化为泡影，辛苦组建起来的禁军再度夭折；恐惧李克用以武力相威胁以及随着朝廷威信的下降，关中地区藩镇有可能再起作乱之心。为了缓和朝廷与李克用的关系，皇帝李晔被迫罢免了力主用兵的张浚和孔纬的宰相之职，恢复了李克用的姓氏和官爵。征讨河东之战对于时局影响极大，可以说加速了大唐帝国走向衰亡的速度。探究其失败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因为朝廷禁军刚刚组建，战斗力不强，因此不得不依靠藩镇，而藩镇对讨伐李克用的态度又不统一，李匡威、赫连铎因为和李克用是水火不容之势，所以态度坚决，但终因兵少将寡而失败。朱全忠虽然卖了不少力气，但因为自顾不暇，无法抽调过多兵力参战，因此这一路军队最终撤出战场，终于导致整个战役以失败告终。对于李克用来讲，在这场战争中虽然是胜利者，但其损失惨重，而且朝廷的征讨降低了李克用在藩镇中的声望。内部则因赏罚不公而矛盾重重，其势力由此遭到削弱，而朱全忠因为主动撤出战场，最终坐收渔利，协助朝廷征讨使他提高了声望，而且自身势力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损耗。征讨河东之战结束后，朱全忠趁李克用喘息未定之际，成功臣服了魏博镇，使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成为自己遮挡河东的屏障，也为他全力进攻徐、郓二州解除了后顾之忧。从此，朱全忠的实力开始一天天增长，终至他称霸的那一天。铲除杨复恭宦官手握兵权干预朝政，甚至是擅权废立皇帝，已经成为中晚唐时期以来难以去除的痼疾，对此皇帝李晔深有感触。如果不是当年田令孜给予他屈辱的一鞭，或许李晔对宦官还不至于如此痛恨。不过，上天终究和宦官集团开了个大玩笑，让他们将一个仇人亲手扶上了皇帝宝座。李晔在即位之初眼见以杨复恭为核心的宦官集团地位已经在朝廷根深蒂固，所以在暂时无力铲除时，便极力克制自己仇恨的情绪，尽量地迁就宦官们的嚣张跋扈。但事实上，皇帝李晔内心深处时刻没有忘记铲除杨复恭，而且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杨复恭的所作所为表现得越来越迫切。早在龙纪元年（889年）冬至时，李晔就因为祭祀的礼服事件，对杨复恭予以容忍。按照当时惯例，皇帝及文武百官要在冬至日到圜丘坛（天坛南半部）进行祭祀活动，唐朝典制规定，在这一天朝臣们可以穿着定制的礼服跟随皇帝进行祭祀活动，但宦官只能穿着平时的服装侍从旁边。可是在僖宗李儇在位时期，田令孜擅自在衣服上加了襕袖，并和朝臣一样持笏助祭，这明显违反了礼仪之规。这一次在宦官该穿什么样衣服的问题上再一次发生争执，杨复恭认为宦官集团具有拥立之功，于是命令有关部门为其制作参加助祭的礼服，样式为冕服佩剑。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帝李晔在武德殿内宿斋，宰相及百官都身穿朝服各立其位，而出身宦官的左、右神策军中尉以及两位枢密使也都身穿朝服侍从。宰相孔纬以及谏官、礼官都认为宦官的穿着不符合礼法，因此坚决反对宦官穿礼服上朝。时任太常博士的钱珝、李绰当天就上疏李晔，表示反对宦官身穿礼服上朝。在奏疏中钱、李二人从礼法以及宦官的身份角度，阐述了宦官身穿礼服上朝的危害。李晔看完奏疏后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可是他同样明白，论官职杨复恭是金吾卫大将军（正三品），如果仅仅让他穿平常的官服上朝，恐怕会让刚即位的自己陷入窘境，搞不好还会有性命之忧。因此，皇帝李晔暗中回复钱、李二人，表示他们忠心可嘉，但目前的局势下，礼服问题乃是小事，而宦官专权的问题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他们这些人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一个字“忍”。于是杨复恭等宦官就身穿礼服参加了助祭。杨复恭本姓“林”，净身入宫后认大宦官杨玄翼为父，凭着这种关系，早在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就被任命为枢密使。僖宗李儇在位时期因与田令孜不睦，一度遭到排挤。后来田令孜失势后，他又东山再起，身兼六军十二卫观容军使、左军中尉，总领禁军权倾朝野。拥立皇帝李晔即位后，杨复恭仰仗具有拥立之功，急速扩充实力，广收义子干儿，号称“外宅郎君”，派这些人到全国各地担任节度使、刺史。这些“外宅郎君”们仰仗杨复恭的权势，多做违法乱纪之事。例如，龙剑节度使杨守贞、武定节度使杨守忠不但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反而时常因为些小事上疏指责朝廷。除了杨复恭外放的这些“外宅郎君”，他还将宫中六百多个宦官收为养子，这些人也大多被派往各地充当监军，成为杨复恭的耳目。对于杨复恭的所作所为，皇帝李晔可谓是心知肚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觉越来越难以忍受。但李晔知道，即使再难也必须要暂时忍下去，不过他也会利用一些机会敲打杨复恭，让这个嚣张跋扈的宦官有所收敛。一天，皇帝李晔正在太极殿和宰相们讨论如何应对藩镇反叛一事。杨复恭也因有事要面见皇帝，让轿夫一直将他抬到太极殿，到了皇帝近前才下轿，宰相孔纬见状十分气愤，便开口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我们管不了藩镇的反叛之事了，现在您的身边就有反叛之人，更何况那些鞭长莫及的地方了。”皇帝李晔很长时间以来对杨复恭这种目中无人的做法，已经是见怪不怪，不过他听出孔纬是话里有话，于是立即开口反问：“爱卿所指是何人反叛？”“杨复恭本是您的家奴，竟敢乘坐轿舆大摇大摆地直冲前殿，并且还收了很多壮士为义子，这些人不是执掌禁军，就是被派到各地去当节度使，这不是明显要造反吗？”孔纬一边指着杨复恭，一边高声说道。面对孔纬的指责，杨复恭连忙辩解说道：“我收养壮士是为了替陛下笼络人心，好让他们尽力保卫国家，怎么能说成是谋反呢？”杨复恭说完后向皇帝李晔连连叩头，希望用自己的肢体语言来打动皇帝李晔。不过他没有想到接下来李晔的话让他感觉如鲠在喉。“你说这些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可是朕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人姓‘李’，而全都姓‘杨’呢？”“这……”杨复恭顿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次对话就在这样一片尴尬的氛围中结束，不过杨复恭心中却对孔纬产生憎恨之情。前边说到的张浚、孔纬因为主张征讨李克用失败，结果孔纬被贬为荆南节度使，在赴任的途中，杨复恭派人在长乐坡阻截孔纬，抢走了他的所有财物，孔纬仅以身免。就这样皇帝李晔与杨复恭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不过仅仅因为口舌之争，李晔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铲除杨复恭，导致李晔最终下定决心的一件事，是源于杨复恭暗害皇舅王环一事。大顺二年（891年）八月，王环请求李晔到地方去做节度使，当时身为皇帝的李晔为此感到十分为难。从感情角度来讲，王环是他的亲娘舅，过去从未向自己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是不好回绝。可是从朝廷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处境来看，李晔自己实在无法做主，因为当时杨复恭把持了任命节度使的权力，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征求杨复恭的意见。事实上，李晔没指望杨复恭会立即有个肯定的答复。但他想不到杨复恭不仅一口回绝，而且言辞十分尖刻，丝毫不顾及皇帝陛下的面子。“吕产、吕禄差一点倾覆汉室江山，本朝武三思又极度危害唐室，他的后人全都不能拜封。如果陛下信任王环，可以任用其他职务，绝不能让他这个外戚到地方担任节度使，一旦放他出去，恐怕日后无法节制啊！”杨复恭说完，皇帝李晔没再说什么，等于同意了杨复恭的意见。坦白地讲，杨复恭的话虽然没有给皇帝面子，但说得还是有些道理，这一点李晔心知肚明，所以他没有和杨复恭针锋相对，而是转过头婉拒了王环的请求，暂时将其安置在宫中，帮助自己处理些杂务。按说这件事情可以就此结束，但杨复恭接下来所做的事情，终于让李晔再也无法忍耐，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铲除杨复恭。杨复恭得知皇帝陛下将王环安置在宫中后，他本能地开始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王环得知自己阻碍其担任节度使一职而对自己不利，于是心中生出了铲除王环的一个计划。不久后，杨复恭奏请皇帝李晔派王环前往黔南地区担任节度使。黔南地区虽然是个闭关落后的地方，但皇帝李晔认为，杨复恭好歹是给了自己面子，便让王环带上族人前往黔南赴任。就在王环就任的路上，杨复恭便派人让其兄杨复光的长子，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的杨守亮设法除掉王环。当王环一行来到利州益昌县的吉津柏时，杨守亮已事先派人守候在那里，王环一行人乘坐的船刚一到，杨守亮的士兵便一拥而上将船掀翻，王环及其族人全部溺水身亡。然后杨守亮上疏皇帝李晔，谎称国舅王环乘船失事，溺水身亡。皇帝李晔当然知道杨守亮和杨复恭是什么关系，他明白此事杨复恭万难脱开干系，他深刻地意识到杨复恭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滥杀无辜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铲除，恐怕日后自己的性命也会交代在他的手中。皇帝李晔明白，要想铲除杨复恭，首先要解除他的兵权。然而身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的杨复恭，掌握禁军多年，在军队中根深蒂固，并且党羽众多，其“外宅郎君”们在禁军中全都担任要职，特别是他其中的养子杨守立更让皇帝李晔感到难以对付。因为杨守立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在禁军中声望极高，一旦解除杨复恭的兵权，杨守立必反无疑。因此针对这种现状，皇帝李晔和亲信臣僚们可谓是煞费苦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密谋后，他们决定采取拉拢杨守立的方法，使其逐渐背叛杨复恭。定下计策后，皇帝李晔某一天召见杨复恭，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听说你那个本姓‘胡’的养子英勇善战，朕想让他到朕的内宫负责我的警卫工作。”“多谢陛下厚爱，老奴这就将他召来面见陛下！”……杨守立就这样成为了皇帝李晔的身边人。李晔为了表示对他的信任，赐其“李”姓，并改名李顺节，让他负责指挥禁军，并将各屯营门的钥匙也交给他负责。不久又将他提升为天武都头，领镇海节度使，还给他加上了同平章事的头衔。事实证明，李晔拉拢李顺节的策略十分奏效，面对一连串的升迁，李顺节认为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恩赐，逐渐对杨复恭失去了往日的恭敬之心，并开始和杨复恭争权。为了早日扳倒杨复恭，尽快掌握朝廷全部兵权，李顺节尽其所能将杨复恭往日的不法行为全部上报皇帝李晔。李晔顺势将杨复恭的罪名公之于众，并以此为由撤销了杨复恭的神策军中尉之职，派他到凤翔监军。杨复恭对此大为恼火，坚决不肯从命，并声称自己有病请求退休。这对皇帝李晔来讲无疑是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立即下诏同意了杨复恭的请求，让他以上将军的身份退休。而且为了防止杨复恭反悔，李晔派使者到其住所宣布诏令。可是就在使者宣布完诏令回宫时，杨复恭便派心腹张绾在途中将使者杀害，以解其心头之恨。杨复恭就这样被皇帝李晔解除了兵权，而退休在家的杨复恭心中异常烦闷，地位的落差让他很想找个贴心人倾诉一下自己的冤屈。杨复恭的住所在昭化，靠近禁军所在的玉山营，其另一个养子时任玉山营军使的杨守信倒是不忘养父的旧恩，时常抽空到府上看望干爹。因此有人告发杨守信与杨复恭密谋造反，皇帝李晔也认为杨复恭终究是心头大患，因此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铲除杨复恭。大顺二年（891年）十一月八日，皇帝李晔在禁军的护卫下登上安喜楼，命令天武都头李顺节、神策军使李守节带兵攻打杨复恭的住所。张绾带领杨复恭的家兵拼死抵抗，杨守信闻讯后也带领他的玉山营前来救援。李顺节等人虽然奋力进攻，但直到天黑也没能攻下杨府，只得将杨府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继续进攻。次日战斗继续进行，当时守卫寒光门的禁军想要趁乱劫掠两市。宰相刘崇望骑马从此路过，正巧遇到正要劫掠的士兵，便动员士兵们应该协助皇帝陛下铲除奸佞，而不是在这里劫掠财物，士兵们都表示愿意效命，于是便跟随刘崇望前去助战。杨守信的部下见刘崇望带领禁军前来增援，自知不敌纷纷逃命，杨守信只得保护杨复恭及其族人杀出条血路，从通化门逃出长安，直奔兴元而去。杨复恭达到兴元后，写信给他在各地的义子干儿，讲述了自己被解职的前后经过，并联络这些人准备起兵造反。当时据守山南地区的杨守亮、杨守忠、杨守贞等人以及绵州刺史杨守厚等人相继响应，而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早就觊觎山南地区，于是趁机向朝廷请求讨伐杨复恭。乾宁元年（894年）七月，杨复恭、杨守亮、杨守信等在李茂贞的攻击下，无力据守山南地区，便想前往河东投奔李克用，当行到华州时，被刺史韩建擒获，并于八月押解到长安，杨复恭最终被斩于独柳之下。至此，始终是皇帝李晔心腹大患的杨复恭，终于被彻底铲除。对于李晔而言，也算是报了当年那一鞭之辱的仇，更是他即位以来，重振唐威关键的举措。不过从当时的局势来看，皇帝李晔要想实现重振唐威的宏愿，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第八章晋汴角逐耀兵河北皇帝李晔有决心重振唐威，但他面临的局势却是相当严峻，除了朝廷内部宦官专权之外，全国各地的藩镇也彼此攻伐不断。除了老牌儿藩镇成德、魏博、卢龙之外，宣武的朱全忠、河东的李可用、河中的王重荣、义武的王处存、泰宁的朱瑾、天平的朱瑄、武宁的时溥等，都不是省油的灯。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征战厮杀，宣武的朱全忠与河东的李克用逐渐脱颖而出，成为皇帝李晔即位以来，最具实力的两大藩镇。前边我们说过，朱、李二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大顺元年（890年）朱全忠和李匡威、赫连铎联合讨伐李克用，是晋汴两大藩镇之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在这次战争中，朱全忠在军事上虽然受挫，但因为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战场，所以损失不大，实力依旧强大。相比之下，李克用虽然取得胜利，但在道义上和实力上损失不小。于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互相攻伐之后，朱、李二人双方都认识到，在短期内消灭对方不太现实，便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致力于兼并其他弱小藩镇。首先采取这一策略的是河东的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李克用成功顶住朱全忠、李匡威、赫连铎的联合讨伐后，在转年的四月，为了报仇雪恨，发起了对相对弱小的赫连铎的进攻。赫连铎在浑河北岸设兵阻击李克用，但是防线很快便被李克用的沙陀军队击溃。李克用乘胜包围了云州（今山西大同），并一直围困三个月之久。到了七月，云州城内粮草断绝，赫连铎见无法固守，于是弃城逃奔吐谷浑。损兵折将的赫连铎到达吐谷浑后，由于处于穷困潦倒的局面，再也得不到往日的礼遇，于是一气之下又离开吐谷浑，投奔了其盟友卢龙节度使李匡威，企图东山再起。李克用击溃赫连铎后，便控制了云州地区，在那里设置官吏进行管辖，并任命大将石同善为大同防御使。李克用打败了赫连铎，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他本想就此就此休整一下，准备南巡察看朱全忠的虚实情况。八月，李克用到达泽潞地区，为了查清朱全忠的虚实情况，他冒险前往边界怀孟（今河南沁阳）地区。就在此时，卢龙节度使李匡威和成德节度使王镕见李克用吞并了云州，内心十分震惊，于是两个人准备联手讨伐河东。当时在卢龙和成德镇之间还夹着依附李克用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于是李匡威和王镕决定首先灭掉王处存，便同时向定州（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需要的是用浇水管强大的水流冲走所有粪便，然后由一队管道工人修好供水装置，接着就是水，大量的水，把一切应当从下水道流走的东西冲进下水道里，再然后就是眼睛，请给我们一双普普通通的眼睛，一只能拉着我们走的手，一个能告诉我们往哪里走的声音。如果没有人去帮助，这些盲人不久就会变成动物，更糟糕的是变成失明的动物。这不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说的，不是那个谈论世界各地名人画作的人说的，而是医生的妻子用别的词说的，夜已经深了，她躺在丈夫身边，用一条毯子蒙住两个人的头，一定要想法改变这可怕的状况，我无法忍受下去了，不能继续假装看不见；考虑一下后果吧，那样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你变成奴隶，变成唯命是从的人，必须听所有人使唤，什么都干，他们会让你给他们送吃的，给他们洗澡，帮他们躺下，扶他们起床，把他们带到这里带到那里，给他们擦鼻涕擦眼泪，你正睡觉的时候他们会喊你，你动作慢了他们还会骂你；你，你怎能让我继续看着这些惨状，眼前永远是这些惨状，而又不能动一个手指头去帮助他们呢；你做的事已经很多了；我做了什么呢，我整天最关心的是不被别人发现我看得见；有些人会因为你能看见而恨你，不要以为失明症使我们变得更好了；也没有使我们变坏；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你只要看看分配食物时出现的情况就能明白；正因为如此，一个看得见的人可以主动为这里所有人分食物，分得平均，这样就不会有人抗议，不会再有那些让我发疯的争吵，你不知道看两个盲人争斗是什么感受；争斗差不多从来都是失明的一种形式；这里的情况不同；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但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人，是盲人，普普通通的盲人，既不能高谈阔论又不能怜悯他人的盲人，盲人们相亲相爱的美好世界已经结束，现在是一个严酷无情的盲人王国；如果你能看见我不得不看的事，你也会想失明；我相信，但不需要，我已经失明了；请原谅，亲爱的，要是你知道；知道，我知道，我一生都在张望人们的眼睛深处，那也许是人体还有灵魂的唯一所在，可是如果连眼睛也失去了；明天我要告诉他们我看得见；但愿你以后不要后悔；明天就告诉他们，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我没有终于也进入那个世界。她没有失明。早晨她照样很早就醒了，眼睛和从前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宿舍里的盲人们还在睡觉。她想了想应当怎样告诉他们，是不是把他们所有人召集在一起宣布这桩新鲜事，也许最好悄悄地做，不事张扬，例如，仿佛对此事不大在意似的说，你们想想，有谁想得到在这么多失明的人当中我一直看得见呢，或者换一种说法，也许这样更合适，佯装确实曾经失明，现在突然恢复了视力，这种方法甚至能给他们一线希望；既然她又看得见了，他们会交头接耳地说，也许我们同样也能再看得见；不过，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他们对她说，既然这样，您出去吧，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回答说，我不能走，不能离开我丈夫，由于军队不准任何失明者离开隔离检疫地点，他们除了让我留下来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几个失明者在床上动了动，像每天早晨一样，释放出整整一夜在肠胃里积累的气体，不过屋里的空气并不因此变得更加令人作呕，它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程度。不仅从厕所飘来的阵阵臭气让人恶心，而且还有二百多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味，他们浸泡在自己的汗液里，既不能也不知道该怎样洗澡，穿着一天比一天肮脏的衣服，睡觉的床上沾着粪便也算不上稀罕事。而且既然许多淋浴喷头已经堵塞或已从管道上松动，既然下水道溢出的脏水流出了浴室，浸泡着地板，渗入外边石板路的缝隙，那么，被人们丢在一边的肥皂漂白剂和洗涤剂还有什么用处呢。我还想自找麻烦，这不是疯了吗，医生的妻子产生了怀疑，可以肯定，即使他们不要求我伺候他们，我自己也忍不住去洗，去擦，那么，我的力气能支撑多长时间呢，这可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到了把语言化为行动的时候，原来那么坚定的勇气开始消退，面对刺激鼻孔和眼睛的恶劣现实她开始崩溃。我是个胆小鬼，她气急败坏地嘟囔着，这样还不如失明呢，免得整天幻想当什么传教士。三个盲人起了床，其中一个是药店伙计，他们要到天井站好，准备取他们宿舍应得的食物。既然他们看不见，就不能说亲眼看着分，这个盒里多了一点，那个少了一点，恰恰相反，看到他们数错了不得不从头开始数，让人顿时觉得可怜，有的人生性多疑，想知道别人拿走的准确数目，这往往导致争吵，偶尔还推推搡搡，甚至打瞎眼女人的耳光，仿佛不得不这样。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准备接他们那份食物，他们根据经验建立了一个相当方便的分配方式，先把食物放到宿舍最里边，就是医生和医生的妻子还有戴墨镜的姑娘和喊妈妈的小男孩的床所在的地方，然后人们分组去取，每次两个人，从离门最近的床开始，右边一号和左边一号，右边二号和左边二号，这样按次序陆续去取，既不会惹起争吵又不会互相磕绊，当然，会耽搁一些时间，但是，等待换来的是安宁。最里边的，也就是那些离食物最近，伸手就能摸到的人，最后才能吃上，当然斜眼小男孩例外，他总是在戴墨镜的姑娘拿到她那份食物以前就把自己那一份吃完了，于是戴墨镜的姑娘那一份当中的一部分就落到了小男孩的胃里，天天如此。今天盲人们全都把头转向宿舍门那边，等着伙伴们回来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听上去犹豫不定，却清晰可辨，但人们突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更像是有人轻轻跑过来，既然这些人看不见，怎么能有这等壮举呢。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门口，人们顾不上问别的事，你们怎么这样跑着回来了呢，外边出了什么事；三个人同时想进来报告出人意料的消息，他们不让我们拿食物，其中一个人说；另外两个接着说，他们不让拿；谁不让，是士兵们吗，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声；不，是盲人们；什么盲人，我们这里都是盲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药店伙计说，但是我想是那些一起来的人，就是最后来的那批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怎能不让你们取食物呢，医生问，以前从来没出过任何问题；他们说老规矩不算数了，从今天开始，谁想吃饭必须付钱。宿舍里发出一片抗议声，不能这样；抢我们的食物；一伙强盗；可耻，盲人欺侮盲人，我从来没想到这辈子会遇见这种事；向中士控告他们。有个人更坚决，建议大家一起去要回属于他们的食物。不容易，药店伙计说，他们人很多，我觉得是一大群，最可怕的是他们手里有武器；有武器，怎么会呢；至少他们拿着棍子，我这只胳膊挨了一下子，现在还疼呢，三个人当中的另一个说；我们去试试和平解决问题，医生说，我跟你们一起去和那帮人谈谈，这里边大概有什么误会；好吧，医生先生，我和你一起去，药店伙计说，但是，从他们的做法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否说服他们；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去一趟，不能这样就算了；我和你一起去，医生的妻子说。这一小伙人走出了宿舍，那个说胳膊疼的人不在其中，他觉得自己已经尽了义务，留下来向其他人讲述刚才的冒险经历，食物离这里只有两步远，有一道人墙团团围住，他们手里拿着棍子，他说。几个人紧紧相随，像个小分队，在其他宿舍的盲人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马上就明白了，不可能进行任何外交谈判，也许永远不可能。在天井中间，一伙盲人把食物团团围住，手中的棍棒和床上的铁条像刺刀或者长矛一样指向外面，正与四周焦急万分的盲人们对垒，那些人试图以笨拙的动作竭力潜入防卫圈之内，有些指望在人墙上找到一处对方不小心留下的缺口，举起的胳膊挨了打，另一些往里边爬，碰到敌人的腿上，不是背上被扎就是遭脚踢。人们常说瞎打，此时正是这样的场面。其中不乏有人愤怒地抗议，疯狂地吼叫，我们要属于我们的食物；我们要求吃饭的权利；一群恶棍；这算怎么回事呀，明目张胆地抢劫；这不可能，一个人说，不知道是因为天真还是由于心不在焉，叫警察来，警察；也许他们中间有警察，人们知道，失明症不分行业和职业，不过，失明的警察是无法执行任务的，至于我们认识的那两个警察，他们都死了，掩埋他们还费了不少力气呢。一位失明的女人竟然荒唐地指望当局来恢复精神病院失去的安宁，主持正义，她尽其所能朝正门那边走去，向空中大声喊叫，来帮帮我们吧，他们想抢我们的食物。士兵们假装没有听见，中士从前来巡视的一位上尉那里得到的命令斩钉截铁明白无误，如果他们自相残杀，那更好不过了，留在这里的人会更少。失明的女人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一样扯着嗓子喊叫，几乎也疯了，纯粹是急疯的。她终于发现这样呼唤毫无用处，就停住嘴，抽泣着转身往里边走，不料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脑袋冷不防挨了一棍，倒在地上。医生的妻子想跑过去把她扶起来，但场面混乱不堪，根本迈不开步子。来要食物的盲人们已经开始仓皇撤退，他们完全迷失了方向，你踩了我，我绊了你，摔倒了，又爬起来，接着又摔倒，有的筋疲力尽，甚至不再挣扎，干脆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疼得蜷缩着身子，脸贴着石板地面。医生的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这时候，她看见盲人匪徒中有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猛地举到空中。子弹打在屋顶上，一大块灰泥掉下来，砸在毫无防备的人们的头上，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拿枪的盲人大声喊，都给我老实点，不许说话，如果有人胆敢大声说话，我就立刻朝他开枪，想倒霉就尽管来，以后不要埋怨。盲人们都一动不动。拿手枪的人接着说，照我说的办，没有商量的余地，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食物由我们来管，谁也不要想出去取，我们要在门口安排人看守，任何违反命令的人必须承担后果，食物改为出售，想吃饭的人必须付钱。我们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问；我已经说过，不要任何人说话，拿手枪的人把武器在眼前晃了晃，吼道；总得有人说话，我们需要知道该怎样做，到什么地方去取食物，是我们大家一起去，还是一个一个地去；这个女人在耍花招，那伙人当中的一个说，干脆给她一枪，少一张吃饭的嘴，要是我看得见，子弹早打进她的肚子里去了。然后拿枪的人又对大家说，立刻回到你们的宿舍里去，马上就走，马上就走，等我们把食物拿到里边去以后再告诉你们怎样做；那么，怎样付钱呢，医生的妻子又说，一杯牛奶咖啡加一包饼干要多少钱；这鬼女人想挨揍了吧，那个声音又说；让我来管她，另外那个人说，接着他改变了口气，每个宿舍任命两个负责人，负责收钱，收一切值钱的东西，不论什么，凡是值钱的都要收，钱，首饰，戒指，手镯，耳环，手表，你们有的都要收来，然后送到左边第三个宿舍，我们在那里住，如果你们想听朋友的劝告我就告诉你们，欺骗我们，连想都不要想，我们知道你们当中有人会把一部分值钱的东西藏起来，可是，我告诉你们，那是个最坏不过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交来的东西不够，很简单，你们吃不上饭，那就去嚼你们的钱，啃你们的钻石吧。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一个盲人问，我们怎样付钱，是一次付清，还是每次根据吃多少现付呢；看来是我没有解释清楚，拿手枪的盲人笑着说，先支付，后吃饭，至于其他的，根据吃多少付，这要求非常复杂的会计手续，最好把一切全都送来，我们看它值多少食物，但是，我再告诉你们一次，不要企图藏任何东西，因为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不让你们说我们不够诚实，你们要记住，你们交出一切以后，我们要检查一次，看看在你们那里是不是还有东西，哪怕是一枚硬币，现在所有人都给我离开，快走。他举起胳膊，又开了一枪。又掉下一块灰泥。你，拿手枪的人说，我忘不了你的声音；我也忘不了你这张脸，医生的妻子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瞎眼女人话里的荒唐之处，她说不会忘记本应看不见的那张脸。盲人们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去找各自宿舍的门，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个宿舍里的人已经开始向难友们讲述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服从，最糟糕的是他们有武器；我们也可以武装起来，药店伙计说；不错，从树上折几根棍子，如果我们的胳膊够得着的高度还有一些树枝的话，还有，从床上卸下几根铁棍，虽然我们没有力气，举不动，而他们至少有一支枪；我不会把属于我的东西交给那些盲婊子养的，一个人说；我也不交，另一个附和；这件事，要么我们全都给，要么谁也不给，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医生的妻子说，另外，这里面的规矩必定会和外面强行让我们遵守的规矩一样，谁不愿意交就不要交，这是他的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吃饭，绝不能靠别人吃；我们都交吧，把一切都交出去，医生说；要是有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交呢，药店伙计问；这样的话，好，他就吃别人给的吧，有人说得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过了一会儿，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那么，我们指定谁当负责人呢；我选医生先生，戴墨镜的姑娘说。无须举行表决，全宿舍的人都同意了。必须有两个人，医生提醒说，还有人愿意当吗，他问；要是没有人报名，我来当，第一个失明者说；很好，那我们就开始收集吧，需要一个口袋，提包，小箱子，任何这类可以用的东西都行；我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医生的妻子说，之后马上就开始腾手提包，里边装着一些化妆品和其他小物件，当时把它们装进手提包的时候肯定想象不到会在现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瓶子盒子和软管当中有一把长长的剪刀，刀尖很锋利。她不记得曾经把它放进包里，不过它确实在。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来。盲人们正在等着，丈夫走到第一个失明的人床边，正和他谈话，戴墨镜的姑娘对斜眼小男孩说食物很快就会来，她已经把地上一块带血迹的纱布推到床头柜后面，仿佛还有些许无用的羞涩，想让床头柜挡住人们失明的眼睛的目光。医生的妻子望着那把剪刀，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望着它，这样，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望着，她想不出任何理由，真的想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会望着摊开的手掌托着的这把普普通通的剪刀，两片镀镍刀片都闪闪发光，刀尖很锋利。你把提包腾出来了吗，丈夫从那边问；已经收拾好了，她回答说，一面把拿着空提包的胳膊伸出去，一面用另一只胳膊把剪刀藏到背后；出了什么事吗，医生问；没有，妻子回答说，当然，她也可以回答说，没有你看得见的东西，大概你觉得我的口气不对，就是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来到这边，用犹豫的双手接过提包，接着说，你们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开始收了。医生的妻子摘下手表，又摘下丈夫的手表，取下耳环，还有镶红宝石的小戒指，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自己的结婚戒指和丈夫的结婚戒指没费什么劲就摘下来了，我们的手指都变细了，她想，一件件放进手提包里，还有从家里带来的钱，一些面值不等的钞票，一些硬币，都拿出来了，她说；你有把握吗，医生问，再好好找一找；值钱的东西只有这些。戴墨镜的姑娘已经把她的财产收集在一起，大同小异，多了一副手镯，少了一只结婚戒指。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转过身去，戴墨镜的姑娘伏下身子对斜眼小男孩说，当我是你妈妈吧，我为我们交出这些东西，这时医生的妻子后退几步，退到最里面的墙边，和别的墙上一样，那里钉着一排大钉子，大概是当年的疯子们挂他们什么宝贝东西用的。她选了够得着的最高处的那个钉子，把剪刀挂在上面，然后回到床上坐下来。她丈夫和第一个失明者慢慢朝门所在的方向走去，不时停下来收取两边每个人交来的东西，他们当中有些人嘟嘟嚷嚷地抗议，说遭到无耻的抢劫，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实话，另一些人则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动态性爱交视频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