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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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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老凡,你干嘛?!”林岳紧追上来,当他觉察到我脸上的喜悦时,不由一脸的狐疑,“难不成你看到盒子里有金翅天龙了?!”“嗯,嗯。”一时间被喜悦占据了整个大脑,已经完全丧失了组织语言的能力。“靠,忙活了半天,让你捡了个便宜,轻轻松松的当了回有缘人。”林岳撇了撇嘴,沮丧地钻进了车里。兴奋之余,我向林岳和盘托出了整件事情的缘由,这家伙跟听新闻似的问长问短八卦了半天,并自告奋勇地要求晚上一起去S家除去那只应蚺。不过,在去之前必须送他回宿舍去补觉,于是只好绕了个圈把他送回了宿舍,顺手把S家的地址抄了给他。回到家里,简要地向晖儿描述了一遍经过,晖儿高兴地在我脸上印下了无数个唇印。但当给晖儿看盒子中的金翅天龙时,她却象林岳一样失望不已。“也许真的是有缘人才能看到。”晖儿叹道,“就象你那天看到S身上的奇怪现象一样,不是我没注意,而是根本看不到。”“呵呵,这东西也够邪门的,在我眼里就是活生生的,但你和林岳却看不到。”我感叹道,这两天的发生的事情几乎颠覆了三十年来所有的知识观念,“不过,不管怎样,S有救了!”……一阵充足的补充性睡眠后,精神恢复得异常迅速。熟睡酣眠的时候,晖儿已经和S通过电话联系确定了去她家的时间。出发前半小时,我再次用电话赶走了林岳的美梦。半个小时后,一行三人已站在了S的公寓前。“乖乖,在这城市里呆了快十年了,倒还真没注意这片还有这么个建筑。”林岳看着公寓的外表,满身寒颤的说道,“跟个鬼屋似的,挑在这里住的也不会是什么好鸟。”“古人有云:‘君子小人存心不同,所好亦异’。”晖儿在淡淡地说道,“好鸟同志,您先请进吧。”林岳被说的一顿语塞,白眼乱翻,冲我一个劲的摇头:“你这个老婆被你调教的可算是牙尖嘴利,连之乎者也都能用来损人,佩服佩服。”“呵呵,要不要我老婆给你也介绍个?”我幸灾乐祸的笑道,“看看你能调教个什么样的出来。”“得了吧,寡人我是身在群芳中而不为一花折腰。”“臭美吧你,真成了孤家寡人你就该哭死了。”说笑间,我们已来到了S家的门前,使劲揿了半天门铃才等到她开门。那无精打采的神情和苍白的脸色令得晖儿不断的向我摇头。“这是林岳,我的高中同学,市中医院的神医,上次我发病就是他妙手回春的。”在客厅坐定后,我向S介绍道,“下午他正好来我家做客,就自作主张请他一起过来了,一则大家认识认识,二则顺便帮你看看头晕的毛病。”“哦,麻烦你了,林医生。”此刻的S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神采,连声音都变得有气无力了,但奇怪的是她身上那如影随形的怪物却有如蒸发一般完全消失了。“呵呵,叫我林岳好了。”林岳一脸善良的笑道,我几乎能看到他头上那闪耀的光环了,“大家都算是朋友,称呼上就不必那么客套了。”在一阵寒暄过后,林岳借口给S把脉,将S诓进了隔壁房间,晖儿则机灵地站到了房间的门口,一边装作探视的样子一边把风。我迅速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盒子,溜进了S的卧室,将盒子放在了松软宽大的枕头下面。随后溜出卧室,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凑到门边隐蔽地向晖儿和林岳做了个“OK”的手势。晖儿顺势靠在了我的身上,身体微微的颤抖着,我伸手扶住她的双肩,慢慢地使她平静下来。林岳则诡异的冲我笑了笑,继续甩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那里滔滔不绝。时间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S的气色愈发萎靡,在客厅里的挂钟敲过十一下后,晖儿将S扶上了床。“S,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哦。”晖儿轻轻地带上了卧室的房门。我向林岳使了个眼色,揿灭灯,三人重重地走近大门,将门用力打开又用力地关上。三人偷偷地走回卧室的门前,自微开的门缝间向屋内观察。客厅里夜光挂钟的数字在黑暗中闪烁,时间已慢慢地指向十一点二十分。子时,这个古代的计时以现代换算的话就是北京时间的23:20到1:20,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到了应蚺现身的时候了。“咝~~”耳中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仔细往屋内望去,只见S安静地躺在床上,但身上的被子却不住的翻动,渐渐地,自被中游出一条身泛青光的小蛇,若不是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几乎很难查觉它的出现。竭力遏制住狂跳不已的心脏,轻轻地碰了碰身边的晖儿和林岳,示意他们注意那蛇,可两人似乎完全没有看到,只是茫然地眨了眨眼。难道是眼花了?我又仔细地看去,那条青蛇见风暴涨,只一会的功夫便有如水桶般粗细,身上那指甲盖大小的青色鳞片在床头夜灯的照耀下闪动着着妖异的绿光,丑陋的蛇头不断地扭曲变形起来,象雪块似慢慢地融成了椭圆形,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人类头颅的模样,随着头颅的成型,一张满口利齿,双眼没有眼白的苍白的女人面孔猛然浮现在眼前!身边的晖儿猛地抬手掩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从胳膊上传来的力度和痛感,能感受到晖儿此刻心中的恐惧,她应该也已看到了应蚺。林岳的身体因呼吸的加剧微微地颤抖着,不知怎地却有种兴奋多于恐惧的感觉。一阵拍动翅膀的“扑扑”声自屋内传来,声音虽然微弱,但却十分地清晰,看来金翅天龙要出动了。应蚺仿佛也发现了屋内的异动,原本已伸向S的头警觉地缩了回去,扭动着肥硕的身躯,似乎在找寻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扑扑”声倏然消失了,金翅天龙并没有如所想的一般出现。怎么回事?我努力地向S的枕下望去。糟了,心中一凉,在安放盒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S的枕头是特大号的,盒子完全被封在了宽大的枕头和床垫之间,盒子上的孔洞被遮住,金翅天龙根本感觉不到应蚺的存在!应蚺在一阵搜寻无果后,松懈了下来,安心满意地又将脑袋伸向了熟睡中的S。一个冒险的方法在脑中闪现,我拿起靠在门边的金属画架,一把塞给林岳,一抬脚,大力地踹开了卧室门,大吼一声:“林岳,掩护我!!”应蚺在吼叫声中嘎然停止,猛地扭转过来,恶狠狠地盯住我,肥硕的身躯迅速甩动起来。我不顾一切地向床头冲去,就在手即将触到枕头的时候,脚下一紧,被应蚺的尾部缠住,整个身体顿时被抛向空中,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坚硬的天花板上。“老凡!!”林岳这小子总算清醒了过来,抄起手中的金属画架,猛扑上前,玩儿命地抽打着应蚺的躯体。应蚺受到攻击,不退反进,肥硕的身躯猛然变细,顿时长了数米,只一卷,便将林岳捆了个严严实实。刚才的一撞着实不轻,浑身的骨头痛得跟散了架一般,硬撑着从地上爬起来,试图再次扑向枕头,但又被应蚺的尾巴卷住。这次应蚺没有把我抛向天花板,而是慢慢地将头部伸到了面前,那张狰狞无比的面孔几乎贴在了我的脸上。一条乌黑色的蛇芯嘲弄地舔舐着脸颊,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令人几近窒息。“王~~亦~~凡~~”自应蚺口中传来幽幽的呼唤声,那声音如此的亲切柔和,仿佛亲人般的呼唤,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去应答。我心中一寒,知道此刻绝不能应答,但此起彼伏的呼唤声不断的在耳边回响着,竟似有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就在意志近乎崩溃的时候,应蚺的身躯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尾部一甩,将我抛在了地上,“咝~~”头部高昂着发出一阵令人发怵的声音。“亦凡!!快!!”晖儿的叫声令我猛然清醒,此时她正被应蚺卷起,双手握着一把厨刀,刀身全数扎入了应蚺的身体!我不敢怠慢,用尽全身力气扑向床头,一把掀开了盖在盒子上的枕头。“扑扑扑”几声轻响,自盒子的孔洞中飞出几道金色的光芒,箭也似的射向应蚺的头颅。“咝~~”应蚺发狂般地再次嘶叫了起来,身体抽搐般地甩动着,晖儿和林岳纷纷被抛在了地上。随着应蚺身体疯狂的摆动,床周围的一切都被扫落散开,只见它猛然一摆脑袋,金色光芒竟被甩脱开来,随着一声腐木开裂似的轻响,应蚺的头部融进了一旁厚实的大橱之中。金色光芒在大橱外围绕着飞翔,仿佛一下失去了目标,难道金翅天龙只是对应蚺的脑袋有感应?就在那一愣间,应蚺露在橱外的身躯啪地一甩,不可思议地又长了数米,卷动间有如长眼一般将我们四人全数缠绕了起来。该死!几度挣扎无用下,我不禁产生了一种暴烈的愤怒,眼见金翅天龙就要得手,却功败垂成,如果自己有能力手刃这条应蚺又何必将赌注全数压在那无头苍蝇一般的金翅天龙身上?刀!挣扎间手中攥到了一把刀。金克木,晖儿方才用厨刀可以刺伤应蚺!我不及细想,手起刀落直斩应蚺,在恶心的血肉爆裂声中,蛇身断成了两截,伴随着抽搐的抖动,四人身上的束缚尽数解开。呼,应蚺的上半截身体自橱柜中浮现,凶恶无比地直扑上前,下意识地双手抬刀格挡,刀身被死死地咬在了它的齿间。一股大力传来,手中的刀几乎脱手飞出,我转双手握住刀柄,意图抽出,却无力对抗。几道金光突然自眼前略过,应蚺再度被袭,但下半身断去却令得它身形迟缓了许多,不一时便被金光尽数钻入头部渐渐软了下来,最后整个身躯有如一滩烂泥般地堆叠在了床上。过了良久,几道金色光芒自应蚺的头部飞出,一眨眼便消失在一旁的盒子里。与此同时,应蚺的身躯象冰雪融化般地慢慢开始融解,只短短的十数秒,便在我们眼前消失殆尽。四、朱印“夸张……”这两个字已经是第N遍出自S的嘴里了,应蚺消失后不久,S便大梦初醒般地坐了起来,看到狼狈不堪的我们自然是问题多多。在林岳口若悬河地大肆描述了一番之后,她瞪大了眼睛坐在床上,几乎将十个手指完全塞进了自己的嘴巴。“先别急着听书了,打扫下战场……唉唷……”我刚想坐起身,一阵刺痛自肋下传来,身子一歪整个人竟倒在了地上。“亦凡……”晖儿满脸紧张地过来想扶起我,不想更加剧了我肋下的疼痛。“暂时别动他了。”林岳一脸严肃的说道,顺手在我肋下轻抚了几下,我不由得又是一阵呲牙咧嘴,“肋骨骨折,至少三根以上,但没有伤及内脏,具体情况去医院检查一下才能确诊。”骨折?!从小到大我连一次骨裂都没碰到过,没想到三十岁的老骨头居然碰了次骨折,还是一次三根以上!我暗暗咬牙,这该死的应蚺,如果不是已经消失的话,我现在就会用尽剩余的力气去鞭尸一番。“别担心,小小的骨折对咱们老凡是没什么妨碍的。”林岳像变脸似的瞬时换上了一付无关痛痒的表情,“打个120,送我们医院去看看,骨科方面那里是全市一流的。”救护车呼啸着把我带离了S家,晖儿一路小心地守在我的身边,轻轻地抚着我满是汗水的面颊。如果没有对面坐着的那两个窃窃私语的家伙,那情景一定可以温馨到胜过任何一部感情剧。在林岳和S一路的小声议论中,我被送进了市中医院。林岳看了我的X光片后,兴奋地跑进病房,宣布他的神机妙算绝对灵验,我的确是有四根肋骨轻度骨折,随后一溜烟地又不知所终了。我和晖儿一脸的哭笑不得,也许这个家伙只有在行使医生天职的时候才会变得像个正常人,除此之外实在是不能保证。……早晨的阳光自窗外照射进来,带来了一种暖意。如果不是因为周围那过于洁白的布置和满屋的消毒水味,我的心情一定会格外的舒畅。合上手中的书稿,懒懒地靠在枕头上享受着铺满床头的温暖。今天是入院的第四个星期,林岳也许并没有夸大医院的实力,肋骨的伤势在精心的治疗下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若非晖儿和林岳的一再坚持,我恐怕早就申请出院了。不过也好,这次伤病带来了一个难得的假期,可以脱离开一向执著的工作,安心地修养生息。当然,休息时也并不是完全像猪一般地吃睡,养病期间,我把那本《闻风拾水录》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也许是因为捕捉金翅天龙时在林岳面前的出丑,抑或是应蚺事件对我的某种刺激,这本有些晦涩难懂的书稿竟成了我废寝忘食的研究对象。“日上三竿,拥被酣睡者,猪也。”我几乎不用抬起眼皮就能“看”到林岳那满脸的坏笑,“老凡啊,你还真能睡,嫂子和小潇来看你了。”“大叔,省省吧!小潇?”S满脸杀气地从门外蹿了进来,“老气横秋酸不溜丢的,S!我叫S!贫嘴大叔先生!”“身体感觉好些吗?”晖儿笑盈盈地走到我的床边,放下手中的东西,关切地抚了下我的额头。我笑着点了点头,在她手上吻了一下,对身边的那两个乌眼鸡视作无物。“最近公司里很忙?”晖儿稍显消瘦了,脸颊已不如往常般丰润。“嗯,最近有些业务比较麻烦,这几天晚上在家开夜车。”晖儿淡淡地语气让我听着不禁有些心疼。“温存时刻完毕,现在是会议时间。”S的脑袋毫无预兆地在我俩之间出现,看着她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应蚺并没有在她身上造成什么不良的后遗症。林岳关上了病房的门,一脸神秘的对茫然的我挤眼道:“这个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危和你的美好将来。”晖儿嗔怪地白了林岳一眼,轻声说道:“是这样的,这次发生在S家的事情总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应蚺和金翅天龙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会出现……”“夸张的是你能看到我们却看不到。”S在一旁急切地抢回过话头,一边从包中拿出她随身的小型笔记本电脑,“看在你救了我的份儿上,我和小林子查了几周的资料,终于找到一点能帮到你的线索。”小林子?怎么听起来像古代宫廷里某种职业人员的姓名?我忍着笑转脸向林岳望去,这小子面不改色地凑了过来,看来这两人在我住院期间似乎有了一层不太一般的关系。电脑屏幕上显示的资料文件数目并不多。原来S和林岳在这段时间里搜遍了全互联网的相关资料,并且走访了市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为数不多的资料便是他们这几周来的劳动成果。有关应蚺和金翅天龙的古代记载并不多,唯一与之相近的是出自清代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的一段记载,但记载中提到的是一种叫作“应声蛇”的怪蛇,并没有人首蛇身的描述。除此之外,其余的资料都是一些中医药学上对蜈蚣和蛇的类似记载,看得我全无兴趣。之后是十来张图片资料,其中夹杂着的两张地图一时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吧?”我指着其中一张图片问道,“红色圆圈标记的应该就是S现在住的位置,看起来格局变化不大嘛。”“眼力不错,这个地图是我从城市规划院的朋友那里要来的。”S转动了一下鼠标的滚轮,出现了一张扫描下来的残页图片,“这张是档案馆里保存的一张民间小报,上面有一篇类似鬼故事的文章,说的就是应蚺害人的事情。”“而地点正好就是你家附近?”我脱口而出,报纸木版插图上所绘的建筑与S的公寓十分神似。“是的,我和S走访了她家附近的住户,询问了一些老人家。”晖儿在一旁说道,“不过据说只是有人看到应蚺,却没有被害,其余的估计是小报上的骇人听闻。”“那这张又是什么图?”随着鼠标的滑动,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结构草图,确切的说,是一张类似工程基建的图纸,只不过它比一般的图纸范围要广泛的多,似乎是某个地域的地下基建格局。“这个是我一时好奇让S从城市规划院弄来的基础建筑图,是市政公司动迁办前不久勘测绘制的。”半晌没吭声的林岳憋不住了,弯腰在图的中央用手指点了点,“这里是S的公寓位置,这上面标注的全部都是地基和地下管道的位置。”“切,他说可能是地底下埋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才会招来那只应蚺的。”S不屑地撇撇嘴,“害我费了半天功夫弄来这张图纸,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其实我倒没什么,就连这次查那么多资料也是为了还你个人情。”“我可不要你还我什么人情。”我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再说了,这些资料和我又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林岳笑嘻嘻地凑了上来:“你不觉得就你一个人做了‘有缘之人’有些奇怪吗?我们三个对过口供的,应蚺是你发现的,现身的时候也是你在我们之前就看到

                      杞并不想错过这个继续报复杨炎的机会。想来想去他只有从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上做文章。杨炎修建家庙的地点曲江,曾经是李隆基和杨玉环经常游玩的地方,当年宰相萧嵩的家庙就靠近曲江,结果李隆基说曲江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萧嵩迁移家庙,现在杨炎又想在那个地方修建家庙,这在卢杞看来是个很好的利用机会。在卢杞看来,决定杨炎命运的时刻或许就在此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杨炎将被扣上谋反的帽子。“陛下!杨炎在曲江准备修建家庙这件事,依臣看来是他是有意为之。当年玄宗皇帝说那个地方有王气,勒令宰相萧嵩迁移家庙,这件当年轰动整个朝廷的事情杨炎一定是知道的,可是现在他还要在曲江修建家庙,这说明杨炎怀有异志啊!希望陛下明鉴!”事实证明:卢杞深具演说天分绝非浪得虚名,他的这番言语让李适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很长时间以来,李适可以说都在对杨炎进行忍耐,这对于本就急躁的他来讲已经完全超出了限度。如果不是杨炎的两税法对国家经济恢复发展有重大的促进,说不定杨炎早已经成为李适的刀下之鬼。坦白地讲,杨炎谗杀刘晏后,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李适已经反思杀掉刘晏是个巨大的错误。虽然这是杨炎的主意,但最后杀死刘晏的命令是李适下达的,所以李适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没有去拨乱反正,这既是为了保护杨炎,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即使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杨炎率先顶不住将李适一脚踹向前台,李适也仅仅是心里有了诛杀杨炎的想法,但并没有发作。后来杨炎谏阻任用李希烈,李适依旧继续忍耐,即使听从卢杞的建议罢去杨炎的宰相之位。虽然卢杞说的暂时罢免是假话,但李适的内心却真的是只想暂时罢免杨炎。可是现在杨炎在有王气的地方修建家庙,这的确是怀有异志,这个做法已经触碰了李适的底线,这是李适所不能容忍的,虽然杨炎具有大功,但任何触碰底线的事情,绝不能姑息。即使没有杨炎,两税法已经形成体系,依旧可以运转实行,而且目前国家的形势,已经沿着正轨迈进,这一切都让李适充满了自信。所以,杨炎不再是李适的必需品!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李适最终下定决心杀掉杨炎的内心最深处想法。事实上,当他这种想法深深扎根于心中时,李适至少已经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他对国家的现状过于乐观,二是他始终没给杨炎一个自我表白的机会。杨炎的悲剧结局就在卢杞那具有感染力的话语中被悄然决定!尾声建中二年(781年)十月十日,李适下诏罢免杨炎左仆射的职位,贬为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城镇)司马。在那封长长的诏书中,李适对杨炎用尽了谩骂之词:不思竭诚,敢为奸蠹,进邪丑正,既伪且坚,党援因依,动涉情故。隳法败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顾于国……杨炎接到罢免诏书后,虽然字字犹如针扎穿心一般,但他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因为在此之前他通过皇帝陛下的很多举动,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不再是朝廷内不可或缺的人物。坦白地讲,杨炎当时的心态还是很平静的,当年因为元载的缘故,自己被排挤出朝廷,甚至差一点做了刀下之鬼。如果后来没有崔佑甫的举荐,自己很可能会终老于道州。重回朝廷后杨炎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帝国之内实行两税法,打下了帝国中兴的基础,成为朝廷内炙手可热的第一红人。现在一切不过又重新回到起点,从道州到崖州,这中间犹如过山车般的历程,在杨炎看来恍如隔世,一切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听完传旨太监的宣读后,杨炎口头谢恩后起身站起,脸上依旧是一副淡定的表情。两天后,杨炎起身离开京城,在出长安城的一瞬间,他回望那高大城门,心中不禁感慨万千。那里曾经带给他无上荣耀,也带给他诋毁谩骂,更带给他心灰意冷,而今这一切在他看来已经全部结束,前方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孤寂与清冷。他已经做好准备,即使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也不愿再回到这炎凉世态的官场中。想到这些杨炎显得更加释然,然后他转身向着崖州方向走去。然而此时的杨炎一定想不到,在孤寂与清冷中终老于世居然会成为他的一种奢望,即使他已经远离这个浑浊的官场,他的命运也早已经不在他自己的掌控之中,在他身后的高大城墙之内,一个致他于死地的计划已经形成,死神已经开始向杨炎渐渐逼近。此时浑然不觉的杨炎依旧向着他心中的桃花源崖州前进。但当他一个月后路经一个地方时,杨炎的心中忽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经过的这个地方名叫鬼门关。杨炎很清楚关于鬼门关的传说,那是阴阳相隔的地方,跨过这道鬼门关每个人就不可能再回到阳间。现在皇命不可违,杨炎必须要前行,难道眼前这道鬼门关对于杨炎而言会是一个命运的预兆吗?在鬼门关前,杨炎的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他刹那间想到了刘晏,他始终在问自己,在这道鬼门关的后边刘晏会不会在等着自己,为此他由衷发出了一声感叹,写下了在我看来是他后悔谗杀刘晏的诗句: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就这样带着对前途未卜的忐忑,杨炎硬着头皮越过了鬼门关,继续向崖州走去。事实证明,杨炎的预感最终成为了现实,崖州注定成为他永远到达不了的地方。就在他即将到达崖州还有一百多里时,李适派出的杀手已经追上了他,然后和先前杀死刘晏一样,杨炎最终也被缢杀。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规律的。杨炎,一个才学俱佳的人,死于自己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小人的陷害,让世人为之叹息。……建中二年(781年)十一月,杨炎的首级被传回京城长安。李适看到杨炎的首级后,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在他看来这既是对杨炎的惩罚,同时也是自己立威的手段。但就在他觉得权威日盛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也充分暴露了自己性格中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缺点,只是他的这种缺点在当时正被朝廷内的一致赞颂声所掩盖。然而,李适的这个缺点对他在位时期的政局影响颇深,这既是他误杀刘晏、杨炎的根源,同时也使他在未来的道路上逐渐陷入灾难的深渊。第十一章走向灾难李适顺利扳倒了杨炎,这让他瞬间感受到了立威的快感。从即位那天起,李适的狂妄与自大就已经为他走向灾难埋下了伏笔。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李适对付他们还是绰绰有余,毕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朝臣,他们的命运时刻掌握在李适的手中。但缺少历练的李适对于那些彪悍的割据藩镇,居然也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让刚刚恢复平稳的大唐帝国瞬间再次陷入动乱之中。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李宝臣的死,居然会成为李适一朝大灾难的前奏。一个职位引发的动乱李宝臣本名张忠志,是范阳城内的一个奚族人,自幼被范阳守将张锁高收养,长大后由于善于骑射,勇猛有力,所以被安禄山看中选为射生官。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带领八千骑兵攻打太原劫掠太原尹杨光刿,由于立有战功,被安庆绪任命为恒州刺史。安庆绪败亡后,张忠志一度降唐,但因为史思明迅速崛起,所以不久后他又重归史思明麾下,被授以恒州节度使的伪职。史思明死后,张忠志看到史朝义率领下的安史叛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于是他再次降唐,被任命为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的职务,并被赐名李宝臣。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当时作为河朔三镇之一,是河北藩镇的强悍者。李宝臣不仅拥兵自重,而且辖地的财政状况丝毫不逊于朝廷,所以根本不拿唐廷当回事儿,其意图是将土地传于子孙,建立唐廷之外的独立王国。代宗李豫在位时,对藩镇割据采取了姑息策略,而且李宝臣活着时,也不涉及传位于子的问题,但是随着李宝臣的去世,成德节度使的继承人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李宝臣刚刚去世,其子李惟岳就上书李适请求袭任成德节度使的职务。性格强势的李适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在没有和朝臣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拒绝了李惟岳的请求。李适的态度让李惟岳十分不满,当时身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因为其父亲去世时,李宝臣曾经极力劝说代宗李豫同意田悦承袭父位,并得到了李豫的同意。所以这一次轮到李惟岳面临这个问题时,田悦也是上奏李适极力劝说李适同意。但李适显然不如他父亲李豫那样具备宽阔的眼界,一味的自大使他认定必须要革除父皇在位时对藩镇一味姑息的前弊。即使有很多朝臣在得知李适的强硬态度后,纷纷建议李适要慎重考虑的情况下,李适全然不理。“以前对藩镇传子,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任命,但叛乱却从未减少,可见对藩镇的姑息不足以平乱,反而会生出更大的祸乱,朕坚信如果这一次同意了李惟岳的请求,他早晚也会生出祸乱,任命与否其结果都是一样。”李适看似信心十足,但显然他过高估计了当下帝国的实力,最重要的是,缺少历练的他在即将到来的动乱面前缺少足够的智慧。李适坚持削平藩镇,让全国的藩镇大为震惊,尤其是河北、山东的藩镇尤为惊惧。因为他们知道在全国所有的藩镇中,自己实力最为强大,必定会成为李适首先下手的对象。为了保证藩镇的独立性以及传子制度,以李惟岳为首的成德镇联手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准备以武力对抗唐廷。汴州城因为城墙狭隘,正准备扩建,有许多人纷纷传言说皇帝李适准备东巡泰山。李惟岳、李正己、田悦三人得知消息后,为了防备朝廷军队入侵,纷纷调兵遣将充分做好防御准备,但他们的动作却让李适产生了误解。三个节度使大肆调动军队备战,让李适感到无比愤怒。事实上当时李适还没有对藩镇立刻宣战的决心,但三个节度使的行为让李适误以为他们要对朝廷宣战。为了及早做准备,李适在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下诏征召京西防秋兵一万两千人戍守关东地区,意图进讨关东地区的藩镇。所谓防秋兵是指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为了防备吐蕃的入侵,于每年秋季抽调各道士兵组成的到关中西部驻守的军队。当时吐蕃刚刚与大唐和解,西线暂时没有战事,所以李适征调部分防秋兵对付藩镇,可以看出李适对这次进讨藩镇的重视。同时李适下诏在朝廷直接控制的河南地区设立永平军节度使、郑汝陕河阳三城节度使、宋亳颍三城节度使,全都以朝廷大臣担任,作为对付藩镇的战略基地。李适的一连串部署,让三镇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在看到此战不可避免后,三镇决定率先出手,进而掌握战略主动权。当时唐廷直接管辖的邢州(今河北邢台)和磁州(今河北磁县),由于地处太行山东端,直接楔入成德和魏博镇中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田悦决定首先攻打邢、磁二州,他派遣手下兵马使康愔带领八千人马围困邢州,又让别将杨朝光带领五千人马屯于邢州西北由河东通往河北的要道上,阻断唐廷昭义镇的援军,田悦自己则亲率数万人马全力围攻邢州首府临洺城,邢州刺史李共和及临洺守将张伾据城坚守。田悦刚刚围困住临洺的第三天,远在长安的李适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邢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虽然此前他有征讨藩镇的全盘计划,但现在随着田悦的率先出手,李适不得不打乱先前的计划,首先营救邢州。于是李适下令让距离邢州不远的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一起出兵援救邢州,为了以防不测,李适还加派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两万禁军出潼关协助作战。由于杨朝光已经阻断了昭义镇援军的线路,而李晟从长安出发路途遥远,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只有身在河东的马燧,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最为有利的援军。马燧面临的问题是要东越太行山脉,只要越过了太行山,前方就是一马平川。为了争取援救邢州的时间,马燧并没有强势出兵,而是向田悦派出使者商议停战事宜,进而迷惑叛军。而田悦则误认为朝廷惧怕他,所以同意了马燧的议和,进而不再设防。利用这样的机会,七月三日,马燧联合李抱真的人马共计八万,成功翻越太行山与山东之间的险隘关口壶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邯郸城下,将在那里的杨朝光围了个水泄不通。田悦正在全力围攻临洺城,当听到马燧犹如从天而降时,顿时意识到自己被马燧忽悠,他立即通知距离邯郸不远的李惟岳全力援救杨朝光。马燧得到消息后,也派出心腹大将李自良半路阻击李惟岳。马燧明白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帝国第一次对藩镇用兵,而自己这一战又是首战中的首战,为了打好这第一战,他给李自良下了死命令:“如果阻挡不住李惟岳,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死阵前,二是让手下人提着你的人头来见我。”事实证明,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手下。得到主帅的死命令后,李自良果然不负众望,成功阻击李惟岳的援军,使得其不能前进半步。马燧利用这个机会,全力进攻杨朝光,只用了三天时间,全歼杨朝光的五千人马,打通了昭义镇通往邢州的道路,同时也使自己在援救邢州的同时,避免了腹背受敌。五天后,马燧进至距离临洺城50里地方。田悦知道消息后,留下部分人马继续围攻临洺城,自己率精兵前来阻击马燧。可是田悦并没意识到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自己已经陷入马燧和临洺城守军的夹击之中。当田悦带领人马拉开阵势与马燧对峙时,他一定想不到留下继续围攻临洺城的那部分人马已经开始逐渐陷入被动。田悦走后,临洺城的守将张伾开始转被动防守为主动进攻,经过几次交战大败敌军,解了临洺城之围,并出兵尾随田悦大军,与马燧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当田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战场的局势已经不允许他再做出任何补救措施。田悦只能在唐军的前后夹击中率兵力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打破唐军的包围圈,最终全军溃败,只带领少数几十名亲兵突出重围,连夜撤回漳水以东驻守。马燧首战告捷,接下来他并没有给田悦任何喘息之机。虽然田悦退到漳水以东后,李正己之子李纳和李惟岳派兵一万急速增援,但马燧还是决定强渡漳水主动进攻。当时淄青军在左翼,成德军在右翼,共同对漳水河上的长桥形成合围之势。从表面形势看,马燧只要渡河就会遭到合围之势,但马燧却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成功渡过漳水。马燧夜间让士兵用铁链将几百辆大车连接起来,车里塞满黄土,在长桥下阻止河水流过,趁着水流变浅的时候,马燧带领人马成功涉水过河。田悦、李惟岳等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燧会用这样的方法渡过漳水,当他们反应过来时,马燧的人马已经迅速向他们发起冲击。在黎明的曙光中,漳水岸边杀声震天,唐军在马燧的率领下越战越勇,此役斩杀叛军两万余人,俘虏三千余人,叛军遗尸狼藉,前后绵延将近三十里,其中李纳率领的淄青人马几乎被全歼,而田悦和李惟岳带领残部各自逃回本镇。唐军出兵河北首战告捷!河北战场告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适那里,让李适很是兴奋。此时自大的毛病继续在这位年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帝身上体现出来,极度自信的李适立即下诏征发各道军队讨伐三镇。当时西自关中,西南到蜀中,南到江、淮、闽、越,北至太原,都派出军队参战,在李适的号召下,可以说战争的规模开始扩大。事实上当时李适的做法极为不明智,因为刚刚止戈的大唐帝国犹如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是无法再经受折腾的,他并不明白一旦战争发展到一定规模,无论是谁都无法再驾驭与控制。尤其当朔方军将领唐朝臣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进而击败其子李纳,打通了徐州通往江淮的要道,保障了大唐帝国的物资供应线后,更加增添了皇帝李适削平藩镇的信心。于是他下令让河朔三镇之一的幽州平卢节度使朱滔从北方南下进攻成德镇。朱滔是个心机深沉的人,接到皇帝陛下的诏命后,从明面上他是不能拒绝的,但朱滔本能地想到了皇帝让自己出兵,有借着平叛的名义进而削弱自己的目的,所以朱滔并没有立即发兵,而是

                      自身命运——也许想到康熙帝曾答应他,如果投降便可得到宽赦——之时,他仍将范承谟囚在福州。在1674年范承谟及其家人、部属初入狱时,他曾试图绝食自杀,从而立刻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久以后,他决定不用这种方式自杀。相反,在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中,范承谟开始为一种更为高尚的牺牲作准备。他对身边的僚属和追随者大声说道:他的希望是法王和如来佛将拯救他们摆脱磨难。为将这种冥想付诸实践,他还将自己及身边的人们比作比丘(能创造奇迹的游方僧)和沙门(和尚)。在其牢房(他称之为“蒙谷”)的墙壁上,范承谟用木炭大书忠臣田横和苏武之名,并反复诵读屈原(公元前?343—?280)的《离骚》。屈原的形象尤其使他着迷,他一遍又一遍地同其文吏嵇永仁讨论屈原之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对这位南方诗人政治家的迷恋。屈原通过自杀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上与历史上的不朽,而范承谟如今认为这也将是他的命运。在与其随从颂扬屈原的同时,在牢房中范承谟开始将自己的衣服视作忠和孝的象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范承谟都要恭恭敬敬地戴上皇帝赐给他的官帽,穿上他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所穿的长袍,以示对其君主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他那羸弱多病的身体使他成了追求其狂热信仰中这两种崇高目标的牺牲者。他写道:“既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即君之身。古云:‘君忧臣辱,君辱臣死’。”当范承谟在福州监狱中逐渐产生以身殉国、做清朝模范忠臣的愿望之时,耿精忠得知杰书正南下进攻驻守衢州的马九玉部。1676年9月,杰书攻克此城。耿精忠开始意识到他必须立即向这位清朝将领妥协。然而,如果他打算投降,不让那些可能有朝一日会证实他以前的叛逆行径的见证人留在世上便是重要的。因此,10月22日,耿精忠下令将范承谟及其随从人员杀死。当晚,刽子手就来到牢房,执行这项任务。范承谟为之准备了700个日夜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他穿戴好那神圣的衣冠,平静、庄严地面对刽子手;但当其中一人轻蔑地从他头上摘下那顶御赐的官帽时,范承谟悖然大怒。他举起带着枷锁的双手掐住了这位狂妄之徒的喉咙,若不是卫兵及时相救,他几乎扼死了那个家伙。于是,这些已被镇住的刽子手默默地站到一边,范承谟从容地戴好他的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面向北而跪。他不慌不忙地叩了九个头,又朝北大声颂扬了他的母亲和远在京城的皇帝,然后挺身受死。范承谟刚刚完成他的仪式,刽子手们便上前将他一刀砍倒。在这同一个晚上,他们还杀死了范承谟的53名部属。第二天一早,尸首被秘密移至野外火化,以掩盖其丑行。几个星期后,即1676年11月9日,延平城被杰书攻克后,耿精忠向清朝投降了,并主动要求帮助清军平定其他藩镇。

                      清朝的忠君思想

                      尽管有人说,对耿精忠的叛乱之罪宜慎重处置(康熙帝不许杰书惩治这位藩将,因为他不想阻止其他叛军将领投降),但朝廷对范承谟之死不能不问。范承谟的贴身仆人中有个幸存者,名叫徐鼎,他设法从火堆中取回了范承谟被烧焦的遗体,将其带到北京,并在北京公布了这位清朝忠臣写在牢房墙上的诗文。正当鹿死谁手尚难预料之时,范承谟殉国的消息传开了,并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范承谟英勇就义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人们普遍期待着为范承谟举行葬礼,其中主要的代言人是著名戏剧家李渔。李渔(范承谟的挚友)在悼词中鲜明地强调了范承谟为拯救清室而进行道义上的反抗的重要性。由于范氏家族是所有源于关东的辽阳大族中的巨族,又因为其父范文程在帮助多尔衮“承天运”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范承谟的态度便决定了其他许多汉族旗人的反应。李渔强调说,如果他加入了耿精忠的叛乱,那么毫无疑问,许多关东的其他大族也会反叛,而清室便会灭亡。确实,这是一个几乎无与伦比的忠臣,一个当然应与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齐名的忠臣。因此,李渔最后说,在他的灵柩之下应放置两个而不是一个人的牌位,一个是范承谟本人,另一个是宋朝的伟大爱国英雄文天祥。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不久以后,康熙帝赐给这位大清忠臣谥号:“忠贞”,并追授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在此后的几年中,康熙帝还不断提起范承谟的贡献,并常因想起他的殉难而感动不已。1682年,当三藩终于被决定性地击溃,不再需要谨慎从事之时,康熙帝亲自下令将杀害范承谟的凶手耿精忠处以极刑。但眼下的情况是这样的。1676年耿精忠投降时,他这一重新归顺清朝的举动肯定使广西叛将孙延龄大为犹豫。耿精忠的背叛显然得到了宽恕,他也能得到宽恕吗?不管孙延龄实际上是否这样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反正吴三桂有充分理由相信,他背后的这个同盟者正在发生动摇。因此,1677年秋,吴三桂派他的孙子吴世琮前往桂林。孙延龄以为吴世琮要取道广西去进攻广东,因为那年1月广东的尚之信向安亲王岳乐(江西清军的统帅)投降了。但当孙延龄到桂林城外迎接吴世琮时,却被当场拿下,并被斩首,广西遂被吴世琮以吴三桂的名义接管。吴世琮接管桂林时,发现巡抚马雄镇及其僚属和家属中的幸存者仍被关在牢中,孙延龄一直没杀马雄镇以备将来万一需要投降时用他作为讨价还价的资本。吴世琮没有这种打算,但他确实意识到,这位有名的旗人、清朝著名总督的儿子、其妇女曾全部为明朝殉难的辽阳世家的后裔,若能倒向吴三桂一边,那么其他汉官就会步其后尘。因此,他想逼迫马雄镇降“周”,但再三遭到马雄镇的拒绝。最后,吴世琮改变了策略。1677年11月6日,他邀请马雄镇和他的两个幼子参加精心安排的盛宴。以厚礼相待,酒过三巡之后,吴世琮恭恭敬敬地恳请马巡抚加入他们的正义事业。在后来出现的描写这一著名事件的剧本中,马雄镇重申了他对“握神兵,安民杀贼;定中原,天与人归”的清王朝的忠诚。既而他又愤怒地转向吴世琮,斥骂其祖父吴三桂是这样一个奸臣: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结皇亲,贪他滟滟杯;恋君王,不若圆圆妓。吴世琮受到如此污辱,立即撕下了尊敬与爱慕的假面孔,气急败坏地命其手下将马雄镇和他的儿子带出去,关进一座铁匠作坊里。在他和两个孩子及其九名仆人被从巡抚署衙押至铁匠作坊的路上,马雄镇仍不停地斥骂吴氏家族卑鄙的叛逆行径。他们来到作坊后,卫兵告诉马雄镇还有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随后,他们抓住了两个孩子,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马雄镇说,如若不降,就杀了他的儿子。马雄镇拒绝玷污自己和家族的荣誉,但不忍目睹自己的儿子惨遭杀戮。他把身体转向一边,仍坚持认为吴三桂及其军队不过是杀人犯和土匪。不一会儿,吴世琮的人便把他儿子的血淋淋的头颅扔在他脚下。马雄镇浑身颤抖,既而用双手抓住两颗人头,突然向那群士兵冲去。士兵们举刀便刺,马雄镇向后退去,趁被刺倒下之前向他的皇上行礼、祈祷,一遍又一遍,直至死去。终年44岁。最后,那九位目睹了这场屠杀又不得不强压怒火的仆人,被挨个问及是否愿意投降。他们一个个表示拒绝,遂被全部杀死,无一幸免。杀了马雄镇,对吴三桂毫无帮助。至1677年4月22日,岳乐从江西西部的“周”军手中夺取了吉安,并开始对吴三桂湖南老巢的防线进行刺探。这位已经65岁的藩将,亲自部署防守,随着清军的包围越来越紧,他对前线阵地一个个进行巡视。1678年3月23日,几乎表现为一种垂死的挣扎——吴三桂即位了,自命为周朝皇帝,定年号为昭武。有人认为,陈圆圆此时和他在一起,她的容貌虽有些衰老,但仍相当漂亮。1678年夏,这位周朝皇帝撤至衡州,打算在此稳住阵脚。但到秋天,他染上了痢疾,身体十分虚弱。最后,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死去。据说,陈圆圆立下誓言,出家为尼了。吴三桂之孙吴世璠继承了皇位,但这个周政权没能延续多久。尽管这位年轻的洪化皇帝在1679年3月24日衡州陷落后向南远逃至贵州,但1679年11月初,康熙帝命图海指挥西北的清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680年2月,攻陷了成都。一个月后,重庆也落入了清军手中。1680年10月,康熙帝命赍塔率另一支远征军从广西攻入云南;随后他宣布云南境内所有被吴三桂非法强占的土地都将归还原主。由于当地名流站到了清朝一边,两路清军几乎未遇任何抵抗,便于1681年4月到达了云南省会城下。1681年12月7日,吴世璠在其祖父起兵反清近八年之后,于昆明城内自杀身亡。三藩之乱遂宣告结束。当时,康熙帝也知道了吴氏杀害马雄镇的情形。同范承谟之死一样,马雄镇以身殉国,也受到了高度赞扬与褒奖。也同前者一样,在清朝统治集团全力以赴战胜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的时候,马雄镇的殉难象征着又一新的和持久的对清朝皇帝统治的支持。结果,马雄镇之死竟比平定三藩的胜利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他的死,以及当时的形势,满族的历史及其对中国的征服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马雄镇的曾祖父马重德毕竟曾是明朝大臣,他对明朝的忠诚和马雄镇对清朝的忠诚同样坚贞。这不仅是由于当桂林事件的细节在北京已广为人知之时,朝廷才了解到,马氏家族的殉难者比那铁匠作坊中的12人要多得多;而且是由于后来发生的悲剧甚至比那12人的殉难更引人注意。就在1677年11月6日那天晚上,马雄镇及其两个幼子的死讯,被带回桂林监狱中仍关着马氏其他成员的潮湿的牢房。牢中马家的妇女听到这一消息后,想起了马氏族谱中自豪地记载着的1621年那悲壮的一天。那是将近60年前的事。当时马家的妇女,包括42名家眷和女仆,在马与进被后金俘获后在辽阳集体自杀。而今,马雄镇之妻李夫人又目睹了同样的场面。首先,马世济之妻董夫人试图悬梁自尽。绳子断了,她掉了下来摔破了脸,但她又再次结好绳索,并且成功了。随后,马世济之妾苗氏、马雄镇的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二姐和五姐,马雄镇的两个妾(顾氏和刘氏),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每当一个人死后,李夫人便把尸首取下,为其穿好葬衣,用被子盖上。然后,他又目睹了18个女仆自杀。自杀从当天晚上至次日早晨一直在进行。24名妇女全部死后,李夫人面向北,行九叩礼,最后也悬梁自尽了。两个男仆流着眼泪,取下她的尸首,并获准将所有的尸体运到外面火化。他们把骨灰安放在附近的广福寺中。这种逐渐进入高潮的连续自杀的悲剧场面,使清廷大为震惊,并顿生敬畏之情。马家38位成员的殉难甚至比范承谟之死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些在三藩之乱期间最黑暗的日子里站在清廷一边的人们的忠诚。于是,清廷对马氏家族大加褒奖。1680年,康熙帝举行隆重仪式,赐已故马雄镇太子少保和兵部尚书之职,并赐谥“文毅”。幸存的长子马世济被赐与1669年康熙帝赐给其父的那件龙袍,并授大理寺少卿。1682年8月15日,李夫人也因“深报朝恩”被赐诰命。也在这一年,三藩被彻底消灭之后,清廷特意在广西为马雄镇立祠,以宣扬忠于清朝的思想。马家成员自杀殉国的事迹激励18世纪的剧作家蒋士铨创作了一部题为《桂林霜》的戏剧。此剧在乾隆年间流传甚广。其中一部分颂扬了马家的美德。在最后一段中,那些辽阳女子在来世又得以同桂林英烈重聚,并对他们唱道:六十年人家可怜,六十年人家又传。但剧中大部分内容,以及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通过马氏家族,历史终于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而清朝如今已同明朝完全相称了,它不仅取代了明朝的统治,而且能够胜任。这位剧作家在《桂林霜》中说道:“古史忠良有万千,国史忠良后媲前。”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于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这是三代人的经历,也是中华帝国60年的历史。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多年来,对汉族同盟者的依赖曾是清朝的致命弱点。他们多次看到某些汉族同盟者的变易无常,以及(恰恰因为满族人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他们在姜瓖一类冒险家、或打起明朝或汉族其他王朝之旗号的吴三桂一类军事将领面前的脆弱和动摇。因此,对三藩的战争是同那些认为满族需要他们超过他们需要满族的叛逆者的最后较量。三藩之乱被平定后,主要因为大多数汉官愿意站在朝廷一边,康熙帝及其大臣才认识到清朝的建立并非“伪定”,而是中华帝国历史中又一鼎盛时代的真正开端。当然,他们是对的。在清朝统治之下,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了17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令欧洲君主羡慕的是,在多尔衮、顺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建起了一个疆域辽阔、文化灿烂的强大帝国。在此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挑战。然而,大清统治的和平却在另一方面付出了代价。由于在18世纪席卷欧洲大陆的战争中,双方的兵力几乎相等,因此参战国不得不大力改进其军事技术,并对其专制政体进行合理化改革。中国则缺乏竞争对手,故除了为征服相对落后的亚洲内陆人民、抵御哥萨克的侵扰、及维持对东南亚和朝鲜的宗主权所需要的军事实力外,没有改进其军事技术的强烈愿望。并且,尽管清朝于18世纪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初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1835年,对中国的形象仍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学者式赞美的托克维尔写道:游客告诉我们,中国人安宁但不幸福,有工业但不进步,稳定但不强大,有物质性的秩序但无公共道德。由于这些,社会的发展还算不错,但不是很好。我想,当中国向欧洲人开放之时,他们会发现那是世界上中央集权制的最佳模式。那些最后用武力敲开了中国大门的欧洲人发现,清朝的统治不像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么好。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但行政管理网络的末端已开始同官僚系统的指挥中心脱节。甚至更糟的是,整个系统已放弃了它在清朝初年曾经有过的弹性。而可悲的是,正是17世纪清朝重建统治秩序的成功,使之在19世纪强大的外来干涉再次出现之时,难以作出制度上的选择。在清朝灭亡的最后时刻,整个政治结构也随之崩溃了。清朝的洪业终于被耗尽,帝国的秩序已无法恢复了。
                        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

                        少年淳一之烦恼渡边先生把他这部小说取名为“影绘”确实令人费解。日语的“影绘”有皮影之意。众所周知,皮影就是投影在幕布上表演的皮制傀儡戏,既是影子又受某种力量操纵行动。而作者在本书中也说到自己在白天和夜晚简直判若两人,这或许就是将此作命名为“影绘”的缘由。好在还有副标题——“某少年爱与性的物语”,表明这部自传式小说记述了作者从性意识萌动到告别处男的“烦恼史”。“德国剧作家魏德金以思春期少男少女的性意识为主题的成名作《春情萌发》之所以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就因为他强调——性欲正是本能的生命欲望,‘性即生命’。如同日本文豪森鸥外有部作品叫《性欲的生活》,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会把自己性意识萌动的历程写成自传或小说。”(引自《影绘》的《解说》,水口义朗。)渡边先生在本书中引述了某生理学家关于食欲和性欲属于人之第一本能的观点,基本原理与前述魏德金所说“性即生命”相同,也与中国古代先哲所说“食色性也”及“饮食男女”相同。通俗地讲,人和动物不吃不喝就会灭亡,而没有两性交合就无法繁衍后代、延续生命。这也是大自然的造化,因此必须“道法自然”。本能是人类各种行为的驱动力。现代实验研究表明,人类所有的行为都由15种基本的欲望和价值观控制。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生理、安全、情感、尊重和自我实现这5个层次的本能需求,满足了一个层次后必然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古代先哲所说“衣食足则知礼仪”。但也有古语曰“饱暖思淫欲”,颇具讽刺性。人类虽然号称“高等动物”,但毕竟是从动物进化而来,还残留着不同程度的“兽性”,即动物性。而人类经过进化又具备了“神性”,即文明社会性。人类发展到多元文化的当今阶段,原始的动物性和高度的社会性这两种属性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激烈,就是因为社会性制约动物性,而动物性随时都在挑战社会性,所以在两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作者的一生就是典型实例。作者倾其毕生精力身体力行地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本质,并以文学与科学结合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尖锐矛盾和棘手问题的办法。这位多产作家的创作原点和动力,正如他在《我永远的家》中所说,就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各种积累,当然也包括性烦恼。作者的母亲和父亲都是教师,母亲像“交际花”般活泼健谈,而父亲则是个自制沉稳的数学老师,作者无疑继承了双方的“DNA”。从“过百岁”(百日)被算出“命犯桃花”到被女老师罩在裙底,从厕所涂鸦的性启蒙到男女同校,从初恋对象纯子魂断阿寒湖到受寄宿女大学生引诱而告别处男,作者完成了性成长。另一方面,从童年玩“抢诗牌”到中学国语老师的文学启蒙,从学习创作“短歌”到试写球讯,从查词典到看“黄书”,从打工窥见“伴伴女郎”到观影《情妇玛侬》,从爱读卡缪和萨德到欣赏川端康成,从希望进入京大文学系学哲学到被迫改为学医,奠定了作者的知识结构。从少年时不满工头虐待朝鲜劳工到作为医师批评院方对患者的不当处置,表现出弃医从文的作者从青少年时期就极富正义感……应该说,专攻理科且获取医学博士的渡边先生是唯物主义者。同时,曾经有志于学习哲学的渡边先生也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两性关系,在描述性愉悦的同时总不忘提示其危险性。如果咬文嚼字地讲,自慰应该利于身心健康并可避免性能量失控转化为负能量,而手淫却有害健康。性放纵与性压抑都不符合“中庸之道”,古训“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又怎么样”这句话因渡边先生的同名小说而流行一时,体现出勇于质疑的精神。那么冒昧试问:用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性观念、性文化来教育东方人就能解决性关系中的痼疾新病吗?就算普及了性知识,那又怎么样?传统的异性婚恋生育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同性恋带来的艾滋病问题,近来还有无性恋和无性婚姻的问题,直接给日本带来的后果就是“少子化”,甚至有预测说500年后日本人口会降至千人!还有报道说,在50年内,人以机器人为性伴侣将成常态!少年时期的烦恼能够激发雄心壮志创造无穷的智慧,可人类的智慧又消除了多少烦恼呢?侯为2015年夏天于古都西安少年一“性的感兴”是什么?高村伸夫忽然想起就翻阅辞典,可是里面却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根本就没查到“性的”这个词,所以辞典中当然不会编入附加这个形容词定语的词组。由于辞典原本就是以单一名词为中心编纂的,寻求解答也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过,就在翻阅厚厚的辞典之间,伸夫心中那种应称之为“性的感兴”已开始萌芽。已经隔了几年?这种在翻阅辞典时产生的轻度兴奋……那应该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伸夫常常躲在自己房间里翻阅辞典,寻找“性交”和“生殖”这类词语。“性交”即男女交合、媾和、房事。“生殖”即出生增殖,生物繁殖与自己同种后代的现象。“生殖器”即生物进行有性繁殖的器官,高等动物的睾丸、卵巢及附带的接合器官等。在人类当中,男性生殖器由睾丸、附睾、输精管、精囊、前列腺等内生殖器以及阴茎、尿道、阴囊等外生殖器构成;女性生殖器由卵巢、输卵管、子宫、阴道等内生殖器以及小阴唇、大阴唇和阴蒂等外生殖器构成。在阅读这些解说时,伸夫手掌开始出汗,呼吸变急促,脑袋像全身血液涌上来似的发懵。虽然眼睛在扫描字里行间,耳朵却变得异常敏锐,准备万一有人接近房门立刻合上辞典。假如此时被母亲发现的话,伸夫肯定会立刻变得面红耳赤。但虽说如此,辞典简直就是淫猥词语的宝库。在“性交”这个词条下面,排列着“肉交”“接合”“媾和”“房事”等怪异的词语。其中“肉交”这个词显得很直白,而“媾和”则令人联想到野合的癫狂,“房事”则具有一种神秘的回响。至于“卵巢”“子宫”“阴道”“小阴唇”“大阴唇”“阴蒂”等词语,更是超越了神秘而隐含着引起眩晕的淫靡感。而且,解说中的每个词语还会唤起更深的性的感兴。例如在“阴道”这个项目中的解释:这是雌性外生殖器的一部分,兼具交合器官及分娩通道的功能,富于扩张性的、由黏膜和肌肉构成的管道,上部连接子宫,下部开口于外阴部,处女的阴道口有处女膜。读到这里自然会转到“处女”条目,接着便想去看关于“处女膜”的解释了。只要是用辞典查阅淫猥的词语,伸夫从来不知厌腻。而且,由于辞典上的解释乍看冷静而科学,可这样反倒暗中透出道貌岸然的淫靡感,煽起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欲望。在初中时代,确实只需一本辞典就足以沉浸在性兴奋状态之中。换句话说,性的感兴已经旺盛到只用辞典即可激起的程度。少年时期这种对性的好奇心,单纯用“兴趣”和“关注”这类词语很难概括,因此应该属于包括这一切的不断奔涌而出的“感兴”之类。虽说如此,仅仅看到辞典就唤醒了一个人的青春是不是有些滑稽呢?青春的回忆似乎需要再下些功夫并搭建精心设计的舞台装置,而这样却实在太简易轻松了。现在翻开辞典,高村伸夫有些惊讶和意外。换句话说,他对自己曾经有过只要受这类词语刺激就兴奋的时代感到惊讶,并对自己现在看到那类词语会有轻微的紧张而感到意外。难道这是因为年轻时代常习成性的东西难以消失呢,还是性的印象会相当浓重地留在心中呢?这本辞典出乎意料地唤醒了伸夫对过去的性回忆。二高村伸夫最初产生所谓“性的感兴”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他还没上小学,就待在位于坡顶的家中。离伸夫家二三百米处是牙科医生原井先生的家,可能是因为父亲或母亲去那里看过牙所以比较熟悉。那天,伸夫也跟着母亲走访了原井医生的家,不过他们没去门诊室而是进了客厅,所以母亲未必是去看牙,可能是去喝茶聊天了吧。进了客厅,只见拉开隔扇门的里屋铺着被褥,原井医生的女儿百合子正躺在里面。当时她有多大年龄呢?感觉像是十七八岁,不过或许更年轻些。百合子小姐皮肤白皙、睫毛长长、星眸清亮、秀发如瀑,有一种所谓良家女孩的气质。不过,伸夫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只是在童心中留下了漂亮而难以接近的印象。那位百合子小姐正在里屋休息,看样子像是患了感冒。她盖着花被,确如百合子本人一样花枝招展。不过,她可能是因为发烧而精神萎靡,原本细窄的脸庞显得更加无助孱弱。说不定母亲是去探望百合子小姐,可她只在病榻旁坐了片刻就跟百合子小姐的母亲回客厅聊天了。也许是考虑到百合子小姐独自休养不免冷清,所以才把隔扇门一直开着。伸夫就坐在母亲身旁,时不时地偷瞟一眼躺在里屋的百合子小姐。美丽女子是不是在卧榻休息时也很美丽动人?反正伸夫当时感到她躺着的地方就像炫彩夺目的花园。过了一阵,百合子小姐似乎有些烦闷,从花被旁伸出纤纤手臂拢起搭在枕边的头发,瞬间露出了白皙的耳根。伸夫慌忙伏下眼睛,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情景。过了片刻,当他再次提心吊胆地抬眼看时,只见花被下端左右波动,于是想象到百合子小姐的白腿在花被中扭动,伸夫突然感到有些气闷。当然,大人们和百合子都不会觉察到伸夫这种反应,后来没过多久他就跟母亲告辞回家了。虽然当时的情况仅此而已,可从那以后,伸夫就不能用“街坊家的姐姐”这种单纯的眼光去看百合子了。以前只是在外边见过她,可现在连她睡觉的样子都看到了,而且当时她在花被中扭动下肢。对于百合子来说,那也许只是为消解烦闷的下意识动作,但伸夫却感到自己窥见了百合子的某种秘密。当时那瞬间的气闷反应,或许就是从那微妙的扭动中感到了女性的气息。虽说如此,伸夫对于男女性行为以及女性身体尚无具体认识。当然,他对于百合子的想法本身就与异性爱或性欲相距甚远,并未超越“街坊家漂亮姐姐”的印象。不过,一旦看到过百合子躺在花被中歇息的姿态,伸夫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每天早上见到她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说“姐姐,早上好”了。伸夫的“性的感兴”大概就是始自对百合子的认识。不过,除了对特定女性留意而产生的“性的感兴”之外,他此前应该还有几次个人的体验。例如早上憋尿醒来时,就会发现那东西膨胀坚硬起来。当然,这时只需排尿就会萎缩并很快忘掉,但也会在感到诧异和羞臊的同时沉浸在某种自豪感当中。虽说如此,倒还不会立刻引起性兴奋。“你看,都憋得这么大了,赶快去尿一泡!”在母亲患肋膜炎住院时来帮忙的远亲阿姨用指尖敲敲伸夫胀大的阴茎头催促道。“怎么把别人的东西不当回事儿……”伸夫觉得阿姨此举太粗暴就有些生气。不过,这也与性兴奋相去甚远。当然,他也不会意识到,在女性用手指敲击的举动中包含着异性的亲切感和轻微的好奇心。或不如说,他可能是对自己每次憋尿就胀大的那个东西感到了几分羞臊和蹊跷。而且,这与先前那种自豪感互为表里,也许二者合一就形成了所谓“麻烦的感觉”。男性对于性的这种“麻烦的感觉”也许会伴随终生,到头来还会产生“莫如无此一物才好”的感慨,甚至发出“为它付出几多辛劳”的叹息。当然,在幼年时代不可能产生那种感受,但也并非只需撒泡尿就可以解决。他心里总觉得还会有某种反应,却难以捕捉那种朦胧反应的实体。尽管如此,关注下体的前部重于后部或许就是情窦初开的第一步。奇妙的是,伸夫在幼年时期关注后面的屁股却重于前面的阴茎。这种感觉似乎与每天多次小便时触摸并注视阴茎的行为并非无缘。这是因为,与触摸阴茎的次数相比,意识到肛门并伸出手去的次数要少得多。一天一次,顶多两次。不可否认,频繁触摸前面的常态化,就是造成轻视阴茎而将肛门视为具有神秘感的重要部位的原因之一。这种前面与后面的区别在羞耻感方面也完全相同。比起在排尿时被人看到,在排便时被人看到所产生的羞耻感会更加强烈。在实际生活中常见男孩向伙伴显示自己排尿冲力强劲的情景,可即使是出于恶意,也不会有人炫耀自己拉便便如何如何。即使说到儿童时代常搞的“脱裤衩”恶作剧,当前面暴露时往往不会有多大反应,而当屁股被暴露时欢呼声却会更高。特别是男孩,比起前面暴露,后面暴露的姿势更丢人更屈辱。在洗澡之后赤身裸体地玩耍时,比起被母亲训斥“露着小鸡鸡会被笑话”,“露着屁股会被笑话”的训斥效果会更强烈。不过,据说这种“后面比前面更令人害臊”的心理只限于幼年时期。这种心理开始逐渐逆转,可能是在进入小学前的四五岁时。当然,此时幼童尚未清楚地意识到羞耻感,所以与其说是“害羞”,不如说仍旧停留在“前面似乎比后面更神秘”的模糊认识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在现实中看到和听到各种现象时,这种认识就会形成真情实感吸收在头脑和身体当中。例如在跟父母去澡堂和温泉浴场时,看到大人都遮挡前面却对屁股毫不设防。另外,在体罚时常见撅起屁股挨打的情景,这在西方童话书中出现较多。从这些现象都能感觉到人们对屁股并不重视。还有走在街上突遇疾风时,女性必定首先按住裙子前摆,而后摆则是次要。这些现象毫无疑问都是显示“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证据。不过,如果说到为什么前面重要这种具体的问题,四五岁的幼童并不清楚,只是从大人的行为方式中察觉到似乎如此而已。但是,对于幼童来说,“前面比后面重要”的认识是个相当重大的意识转换。从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开始,幼童的关注即转向前面,并以此为诱因产生了新的疑问,再过些时候就会导致对性的好奇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好奇心从后面转向前面或许应该说就是幼儿期“性的感兴”的出发点。在知道前面重要之后,伸夫的关注点即迅速向前转移。当然,自己那个东西随时可见可触,所以没什么不可思议,只要能接受也就如此而已。可是,女孩的前面又怎样呢?是像自己这样突出呢,还是凹陷呢,还是别的东西呢?想象的翅膀渐渐展开。不过,虽说是想象,却也只是从对前面感到神秘开始而已,其展开的空间有限,还联系不到性欲和生殖等具体的认识。即便如此仍能意识到有所不同,这既是切实感到这个世界上有男女存在,也是对与自己不同性别的存在予以接纳。伸夫跟母亲一起进浴室洗澡,会不经意地观望母亲的前面。正如所想,那里被黑黢黢的体毛遮盖,可再向下却似乎空无一物地向后连接到臀部。与其相比,父亲的那个东西则堂而皇之地悬在胯下。因为父亲几乎毫不遮掩,所以伸夫看得十分清楚。主要由竿和囊这两个物件构成,其硕大毕竟无法以自己的与之匹敌,但形状明显十分相似。于是可以预料,等自己长大之后,完全能够变成父亲那样。不过,母亲那里的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只是得到貌似平平的印象。但是,男人和女人的前面具有决定性的不同,这个事实已毋庸置疑。不可思议的是,伸夫仅仅因为领悟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突然长大了。“傻瓜!男的有小鸡鸡,女的可没有哦!因为俺爸的鸡鸡这么大……”伸夫虽曾如此不无自豪地向同龄的街坊小伙伴讲述,但与其说是在夸耀大人那个东西,莫如说是在夸耀自己已提前一步窥见大人的世界。虽然小伙伴们似乎听得饶有兴趣,但还是有人满脸不知所云的神情,还有的则不肯服输地夸耀说“俺爸的也不小呢”。但是,说到女人的那里却无人了解,顶多不过是“貌似平平”的认识。玩“医生看病游戏”就从这个时期开始,这无疑源自想要了解女性前部的探究心理。虽然把想用手指触摸或用细棍捅女孩私处的行为说成探究心理难免招人批评,但这毕竟是男孩的本能冲动,也是男性特征的证明。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与追踪蚂蚁找到蚁穴或捉住蚂蚱揪掉翅膀探究内部的行为相似

                        得魏忠贤是无限感慨,万念俱灰。于是魏忠贤说道:“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选择了死!天启七年十一月四日(1627年12月11日)凌晨,魏忠贤在寓所上吊自杀,他的死党李朝钦也在一旁上吊。一代巨阉结束了一生。在此前几天,魏忠贤死党崔呈秀也上吊自杀。魏忠贤死后,崇祯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史可法的老师)等人平反,将客氏斩首,将魏忠贤的尸体刨出来凌迟。而后崇祯重新整理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所有与魏忠贤划清界限的奏折,本来崇祯不知道谁是阉党,这下可好,按名单抓人即可,魏忠贤手下五虎除崔呈秀已死外,其余四人斩杀,崔呈秀被从棺材里刨出来戮尸,五彪全杀,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分别处以斩首、流放、充军、罢官的处罚,此外还有除此之外的那些上奏跟魏忠贤划清界限的,一律罢官,阉党总共有二百六十一人受到死刑到罢官不等的处罚,朝堂之上,重新见了尧天舜日。关于魏忠贤的记载众多,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刘若愚《酌中志》和朱长祚《玉镜新谭》。从继位到除掉魏忠贤,三个月都不到,崇祯显示出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本色,此时,内部肃清,崇祯把目光投向了辽东。皇太极成了他的头号敌人,但如果与皇太极相比,崇祯就逊色多了。崇祯不如皇太极的有三点:一,崇祯即位时才十七岁,皇太极即位时三十五岁,崇祯当权时还是个孩子,而皇太极已经是成熟的中年人了,虽然崇祯在除掉魏忠贤的表现上堪称天才,但如果与久经沙场的皇太极相比,他还是有太多该学习的地方。二,崇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皇太极长在马背上,沙场拼杀多年,崇祯在阅历、军事上远差于皇太极。三,崇祯是在没有任何竞争者的情况下,喜从天降,得了皇位,而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的。换句话说,皇太极的皇位是竞争出来的,而崇祯的皇位是天上掉下来的,由此崇祯又输了一回。此时大明王朝传到崇祯手里,就像一座曾经豪华美不胜收的庄园,几经风吹雨打,渐渐走向衰败腐朽,雕栏玉砌犹在,只是已经斑斑驳驳,曾经遮风避雨的房顶已经是外边小雨屋里中雨,外边中雨屋里大雨,外边大雨屋里暴雨了。但实际上暴雨只来自东北一个方向,内部祸患魏忠贤刚刚平定,东北只是辽东被后金占据,整个中国几乎都还在大明控制范围内,此时只要有一个成熟稳重、精通战略、手腕非凡的领袖来驾驭的话,加之东北有毛文龙在,那么一定能攻灭后金,实现大明中兴。然而十七岁就显出政治天才的崇祯却最终使得那些虽然腐朽,但还能维持若干时间的梁柱加速坍塌,明朝在崇祯领导下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一阵不如一阵,那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都要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第十三章悲情英雄毛文龙1627年,崇祯皇帝在罢黜全部阉党后,开始组阁。《崇祯长编》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崇祯帝要朝廷大臣推举内阁大臣,大家共推举出十位候选人,然后从中确定七位。由于旧的大臣大多因为是阉党而被罢黜,新的朝臣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崇祯都不了解,他就采纳了《尚书》记载的“枚卜功臣”的办法,即通过占卜来最终确定人选。具体做法是,崇祯在小桌上摆设笔砚和十张红纸,将十位候选人的名字分别写在红纸上,每张纸写一人姓名做阄,团成一个小纸团,然后把十个纸团装进小金瓶里。崇祯亲自用筷子从里面夹取七个纸团,每夹出来一个,就展开遍示众臣,就这样选出了六个大臣。不是说需要选七个吗?那一个纸团崇祯刚夹出来,就被风吹走找不到了。当然,后来这个纸团又找到了,就这样崇祯的内阁大臣就齐装满员了。此时内阁大臣是清一色的东林党人,然而这些人并没能使大明中兴。在此说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东林党人,一方面东林党领袖品德高尚,但另一方面中下层东林党人败类很多;一方面东林党主张广开言路,减轻赋税,发展经济,但另一方面对明朝复兴大业,他们并没真正做出任何大的功绩。夏允彝的评论最为公允,他说:“平心而论,东林党人中也有很多败类,攻击东林党人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节操清高独立的人,只是反东林党的人的领袖比起东林党的领袖的道德操守差若天渊而已。东林党人很在行清议,在筹谋杀敌制约胡虏上却完全没有实际行动;攻击东林党人的人说自己被孤立被怨怼,但是他们也没有为朝廷振兴哪怕一条法规或朝纲,只是以刻薄的攻击技巧取胜罢了。这些人都有什么好埋怨的呢?都是对国家大事于事无补的人啊!”6内阁大臣搞定,崇祯开始任命六部大臣,别不多说,咱们只讲跟辽东战局有关的兵部。崇祯在罢免阉党出身的兵部尚书崔呈秀后,因两次宁远大捷的功劳而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在接见袁崇焕时,崇祯问袁崇焕有何恢复辽东的良策。袁崇焕说:“臣关于收复辽东的思路有三点:一,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当前守辽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尤其南方士兵,既不适应北方天气,又不愿在边关久留,因为辽东和自己利益毫不相关,因此作战贪生怕死。而如果用辽东本地士兵,则他们为保护妻儿,退无可退,必然死战。圣上如果要和女真决战,就必须训练一支精兵,这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守辽土用辽人是最佳选择,这样既省粮饷,又可克敌。”崇祯:“好一个以辽人守辽土,朕准奏。爱卿接着说。”袁崇焕:“第二点,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我军和女真贼寇作战,此前所以屡败就因为我军短于野战,女真铁骑天下无敌,我军强项是红夷大炮,但这只能用来守城,臣所以两次大败后金,全凭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需要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偶尔也可与女真野战,然而必需速战速决,不能拖延。另外所谓和为旁着就是要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时甚至不得不主动与敌人议和,这是辅动性战略,一切都为以后彻底消灭敌人做准备,圣上以为如何?”崇祯听到“议和”后稍稍迟疑了一下,但还是说:“或守或战,全凭爱卿。”袁崇焕继续说,“三,法在渐不在急,在实不在虚,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崇祯:“朕既然封爱卿为督师,节制天下兵马,自然相信爱卿,这些具体战术不必细陈,朕只关心一点,多长时间能收复辽东?”袁崇焕:“只要圣上始终如一相信臣,五年复辽。”崇祯:“好,请爱卿以国家天下为重,早日凯旋。”袁崇焕:“可是臣还有事放心不下。”崇祯:“什么事?爱卿只管奏来。”袁崇焕:“臣在外带兵,必会遭小人妒忌和敌人的反间计,圣上在朝中,臣在关外,还请圣上与臣同心,臣不顾自己性命,一定要兑现承诺,请圣上在未来五年内不要听信他人挑唆,只等成败来对待臣。”崇祯:“朕既然用爱卿,自然信任有加,至于说中敌人反间计,朕自信还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爱卿尽管放心。”袁崇焕:“五年复辽是各方面都达到最佳时方能做到,这需要户部转运军饷,工部供应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必须朝廷内外事事配合,才能有所成功。”崇祯:“爱卿放心,朕会下旨让各部配合你的。”袁崇焕:“既然圣上答应臣的一切要求,臣再没什么可说的,唯有以死报答圣上知遇之恩!”袁崇焕所说的五年复辽如同儿戏,强大的后金岂是五年就能打败的?事实上,五年平辽梦未醒,后金铁骑已破关。当时在场的许誉卿就问袁崇焕,对于五年复辽有多大把握,袁崇焕说:“聊慰上意。”——只不过是想让皇上高兴一下而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君前更无戏言。袁崇焕把自己在皇帝面前做的承诺都当儿戏,试问这种人有什么可能去在明末力挽狂澜?这次谈话结束后崇祯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袁崇焕带着尚方宝剑到达辽东,途中刚出山海关后他作《再出关》诗云:“重整旧戎衣,行途赋采薇。山河今尚是,城郭已全非。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字里行间透露着自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袁崇焕其实并无可以自信的资本。到辽东后袁崇焕让祖大寿镇守锦州,何可刚驻宁远,赵率教守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驻宁远,同时上书给崇祯极力称赞祖大寿等三人的才能,并说自己五年复辽的计划全靠这三人来实现,如果五年后没有实现,他亲手将这三人斩杀,自己则到刑部领罪服死。崇祯得到袁崇焕的保证后,非常满意,加封袁崇焕为太子太保。袁崇焕说要五年复辽的第一年,他就先斩杀了毛文龙,关于袁崇焕与毛文龙的这段恩怨,袁崇焕为何杀毛文龙众说纷纭。第一种说法:袁崇焕夸下五年复辽的海口后,自知没有能力达到,于是为了跟后金议和而杀毛文龙。由于毛文龙极力反对议和,上奏说:“从古有款虏之事,独此奴决不可款!”袁崇焕遂决心除之,他说:“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此说记载在汪辑《崇祯长编》。袁崇焕已经明确跟崇祯保证五年复辽,如果他要跟后金议和的话,也必然会偷偷摸摸的,就袁崇焕杀毛文龙后崇祯对袁崇焕的批示看,崇祯压根儿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而通过毛文龙写给崇祯的这封奏折,可以判明两点:一,崇祯因此奏折而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二,毛文龙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这显然跟前面崇祯不知道袁崇焕在跟后金议和的推论矛盾。由此,《崇祯长编》的说法不合逻辑。除《崇祯长编》外,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也持此说。他说:“袁崇焕是个机智、善于耍手腕的人,长于谈吐和文笔;他以自己的军事经验,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皇帝和所有的阁臣,他们对他深信不疑。这个狡猾的人自私、爱财,不顾公务,不忠于君王,如果不是他,他们的希望还不致破灭。他接受了鞑靼人大量的金钱,并邀请鞑靼人最畏惧、勇敢忠贞的将官毛文龙赴宴,在席上把这位大将毒死了。接着他与鞑靼人缔结城下之盟,献出了一切。当皇帝审视盟约时,很快发现握有全权的统帅出卖了他,因而拒绝批准或承认这些和约。在这个紧急关头,袁应该怎样做呢?他为了逼使皇帝接受条款,于1630年劝导鞑靼人从不在他辖区内的另一个地方侵入中国,并同意不用他的军队阻止他们进军。”关于《鞑靼战纪》的说法,后面我们在写到1630年时会详述此种说法为何不靠谱,在此按下不表。第二种说法,袁崇焕秘密勾结后金,要跟后金议和,皇太极说议和没问题,我们的心腹之患是毛文龙,只要你杀了毛文龙,我们就可以讲和。这种说法见于下列记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真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张岱《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夏允彝《幸存录》)这种说法是网上反袁派认可的说法,之所以这种说法出处众多,在于袁崇焕刚杀了毛文龙后,从来都是沿着辽西走廊进攻的后金绕开辽西走廊,从河北省西北部绕道千里远征,袁崇焕总共三次阻截后金军,只有去遵化阻截那次碰上了后金军,可是实行阻截的却不是袁崇焕的主力,只是赵率教的那部人马,赵率教还全军覆没了。袁崇焕去蓟州阻截,可是后金军没从蓟州过,袁崇焕去通州阻截,可后金军也没从通州过,就这样后金军来到了北京城下。此事史称“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总之这一系列事情让人不得不怀疑袁崇焕与后金因为杀毛文龙之事有密约,所以袁崇焕故意多次绕开后金军,只是在北京城下做象征性抵抗。事实上无论是后金方面还是明朝这边,都没有袁崇焕议和密信的可靠记载,这是一种根据结果来倒推过程的说法,根据毛文龙死后后金的动向来推断袁崇焕与后金在杀毛文龙上的密约。这其实是一种诛心之论,袁崇焕虽然谈不上多么卓越的军事家,但是他两次宁远大捷的确战果是货真价实的,他虽然有种种缺点,也曾随大流而拍过魏忠贤的马屁,但是起码他是爱国的,绝非为议和而杀毛文龙,如果袁崇焕真的暗中勾结后金,皇太极为何还要用反间计来除掉他呢?留着这个内应岂不更好?所以第二种说法不能成立。第三种说法:袁崇焕觉得东江毛文龙虽然能牵制清军,但毛文龙本人没有大略,经常吃败仗,而且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此外毛文龙还在东江走私货物来挣大钱,不打仗的时候就用布匹向女真买人参,打仗的时候毛文龙也不怎么靠谱。于是就有文臣上奏主张撤销毛文龙东江镇的建制,袁崇焕则主张朝廷派人去管管毛文龙的经济问题。毛文龙不喜欢有文官监制着自己,于是上书争辩。而后毛文龙前来拜谒袁崇焕,袁崇焕以上宾之礼接待毛文龙,毛文龙也不谦让,袁崇焕于是决定杀掉毛文龙。这种说法记载在《明史·袁崇焕传》里: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且惟务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兵部议不可,而崇焕心弗善也,尝疏请遣部臣理饷。文龙恶文臣监制,抗疏驳之,崇焕不悦。及文龙来谒,接以宾礼,文龙又不让,崇焕谋益决。《明史》是清朝人编的,许多内容很不靠谱,比如说东江镇耗费钱粮大,纯属胡说八道,毛文龙在东江的七年里朝廷没有拨给他一分钱,他全都是自筹粮饷,如果不靠走私,东江的百万辽东人民怕是只能去跳海了。关于东江镇的情况,毛文龙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有上奏:山坳僻处之间,尽是白骨成堆,肝肠余汁。惨莫惨于此,痛莫痛于此。内地尚作观望,恬不忧愁。臣实为受国厚恩,不忍卸担,自矢戮力,以完辽事。观今三月将尽,粮未来一粒,饷未到一分,啼号疾病,白骨满沟,而犹中哓哓污臣者不只。朝廷不给钱却被《明史》说成“岁糜饷无算”,不走私的话根本活不下去却被《明史》说成“名济朝鲜,实阑出塞,无事则鬻参贩布为业,有事亦罕得其用”,故而本书中笔者一般不以《明史》的记载作为给人定性的资料。那么袁崇焕究竟为何杀毛文龙呢?岳飞曾说:“文臣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则天下太平!”毛文龙与岳飞有着同样的想法。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登莱总兵杨国栋问毛文龙:“辽东能够平定吗?”毛文龙说:“将领说谎的就斩杀,不办实事的就斩杀,贪财的就斩杀,这样辽东自然就平定了。”毛文龙治军严明,赏罚必信,与兵士同甘苦,有古名将风。他为人正直,对于权贵从来不肯贿赂,又疾恶如仇,只要看见那些阿谀谄媚之徒,就破口大骂,因此引起当权者不满,朝廷许多人在背后说他坏话。(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于是,崇祯元年七月初十,毛文龙上书剖明自己的心迹,他说:“臣幸而得到圣上的信任,希望有朝一日马革裹尸,乃有不平之鸣,心中很郁闷,不得不直喷心血,向陛下诉说。当臣克复镇江的时候,义旗一树,豪杰影从,招抚辽民,日以万计,精壮的辽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而标志性的活动当数咸通十四年(873年)的奉迎佛骨。奉迎佛骨在皇帝李漼即位之前,唐朝的皇帝自太宗李世民首次开启法门寺地宫展示佛骨以来,高宗李治、武则天、肃宗李亨、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先后举行过大规模的迎佛骨进入洛阳或长安的佛事活动。而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的奉迎佛骨,则是整个唐朝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一次。在武宗李炎的会昌废佛中,法门寺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是经过众多僧徒的努力,佛骨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据史料记载,会昌废佛时,朝廷强令法门寺上交佛骨,寺中的和尚们暗中仿制“影骨”上交朝廷,才使这件佛教圣物免于碎殄之厄。等到皇帝李漼即位后,当年熟悉此事秘闻的九陇山禅师上疏朝廷,请求皇帝李漼奉迎真佛骨入宫。依据诸多史料的记载来看,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十九日,在法门寺旧隧道的西北角处得到舍利子一颗,其形色为“长一寸五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这就是众僧精心保护的骨质真佛骨,而所谓的“影骨”,从考古发现所得来看,乃是石质的。因此,可以说佛骨的重新被发现是导致皇帝李漼举行奉迎佛骨的一个重要原因。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漼下诏长安两街功德使派出大德高僧数十人和一批宦官一起前往法门寺奉迎佛骨。当时诏书一下,很多朝臣纷纷上疏劝谏,认为奉迎佛骨活动历来劳民伤财,加上宪宗李纯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奉迎佛骨进宫,却在次年就“暴崩”,因此认为奉迎佛骨进宫实际上是不祥之兆,希望皇帝李漼能够三思而后行。没想到李漼给予群臣的反应是:“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为了奉迎佛骨,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皇帝李漼仍不惜削减军费来装饰寺庙,不断增加赋税而提高佛事活动规模,且耗费巨资大造法器。据《杜阳杂编》记载: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升。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复之……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除了朝廷大肆铺张准备之外,皇帝李漼又下令百姓于长安城外的路旁垒土为香刹,有的高一二丈,有的高八九尺,以金翠装饰。据史料记载,当时仅是这种香刹,京城长安之内就有上万座。四月八日,在凤翔监军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等人的护送下,李漼派出敕使将佛骨迎至长安城内。李漼迎接佛骨的入宫仪式极为盛大奢靡,自长安城西的开元门到皇城西面的安福门之间,可谓是“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地”。以禁军兵仗以及官方、民间各种乐队为先导,“沸天烛地,绵延数十里”,长安的富豪们争相驾车奔走于道,寻常百姓全都扶老携幼地观看,面对这种盛大的场景,皇帝李漼十分得意。李漼亲自登上安福门顶礼膜拜,当看到佛骨到来后,禁不住喜极而泣,立即将佛骨迎入内道场供奉,并且设置金花帐、温清床、龙鳞之席、凤毛之褥以供养,据法门寺地宫的碑文记载,皇帝李漼在宫中所赐予的供养物共有一百二十二件。三天后,李漼将佛骨出置安国寺、崇化寺,诏令京城士庶朝奉。李漼这次奉迎佛骨活动虽然盛大,但造成的影响极端恶劣,进而导致在佛骨入宫的仪式中,有些愚昧者丑态百出。《杜阳杂编》中记载,当时有一个军卒,砍下自己的左臂,用右手拖着一步一礼,血流洒地。又有一名和尚以点燃的艾草放在自己头顶上,称为“炼顶”,疼痛时大摇其头呼叫。而很多坊间少年更是对其进行恶作剧,几个人上前捉住他,不让他动弹,结果这个和尚疼痛难忍,号啕大哭摔倒在地,头顶被烧焦,搞得旁观者大笑不已。佛骨出置安国寺和崇化寺后,诸多朝臣争相施以金帛,在长安停置了八个月,一直到后来僖宗即位后才送回法门寺。其间无论是王公贵族、富商平民,为之耗费的钱财不计胜数。这次迎佛骨活动极大地满足了皇帝李漼的虚荣心,事实上,除了发现真佛骨以及九陇山禅师上疏请求奉迎佛骨之外,皇帝李漼大搞迎佛骨活动还有其深刻的原因。李漼本人在《迎佛骨敕文》中说道: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蛮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忧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尊奉释教,志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事实上,所谓的“爱育生灵、为万姓祈福”这种鬼话,恐怕连李漼本人都不相信。通过上述这段话,我们可以明白李漼佞佛早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并不是在南诏入侵之后才开始的。但是,西南边患确实让他头痛不已,特别是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发生的沙陀侵扰北部边境事件,为李漼带来了新的难题。沙陀部落历来有功于唐朝,最近的一次就是协助唐军镇压了庞勋起义,朱邪赤心带领三千骑兵助战,事后李漼册封其为左金吾上将军,同时赐姓“李”,名“国昌”,列为皇族之籍。当时在唐军作战能力严重削弱,而内忧外患不止的情况下,唐廷不得不更多地借重沙陀的军事力量。此后回鹘不断侵扰榆林关(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并骚扰灵州、盐州等地。朝廷派李国昌为延绥节度使(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咸通十一年(870年)十二月,因回鹘侵扰天德,李漼任命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抵御回鹘。李国昌到任后确实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但同时因为朝廷的昏庸腐败和国力的不断虚弱,使得李国昌在任上逐渐产生专横跋扈之心,开始不服从朝廷的管制。咸通十二年(871年)十二月,皇帝李漼因李国昌“恃功肆横,专杀长吏”,下令调任他为大同军防御使,但李国昌托病不服从调动。结果朝廷改派卢简方为云州刺史,兼大同军防御使。而且皇帝李漼还特意召见卢简方,叮嘱他到任后向李国昌转达自己的旨意,希望李国昌不要猜疑太多。可是,李国昌叛唐之心已定,在卢简方还没到任时,他派儿子李克用带兵袭击云州,李克用十五岁就随李国昌参加镇压庞勋的起义,被军中称为“飞虎子”,他带兵进攻云州,设计擒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自称防御留后。值得一提的是,自李克用攻陷云州后,唐末的沙陀之乱就此开始,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李克用为唐朝带来的危害远胜于其父李国昌。沙陀之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漼那里,最初李漼还指望能够采用安抚策略稳住李国昌,可是随着李克用攻占云州,李漼只好下诏命令太原节度使崔彦昭、幽州刺史张公素率军讨伐,但是效果不甚理想,帝国的西北边境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与此同时,西南边境烽烟再起。咸通十四年(873年)五月,南诏进攻黔南地区,黔中经略使秦匡谋以兵力不够为由,弃城逃往荆南,黔南大部地区被南诏占领。所以,在内忧不止、外患不断的现状下,加上有唐一代始终流传着佛骨“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和”的传说,皇帝李漼萌发奉迎佛骨来消灾祈福的念头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李漼长期沉溺酒色,以及纵欲过度,导致病魔缠身,在咸通八年(867年)曾经大病一场,从五月开始生病一直到十一月方能起床,历时半年多才稍见好转。可是到了咸通十四年(873年),李漼一直是卧病在床,他曾经敕造过“捧真身菩萨”,上面有他亲笔刻上的“圣寿万春”的錾文,可以看出他奉迎佛骨乃是出于私愿所在。可惜,奉迎佛骨并没能保佑李漼的身体健康,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十六日,李漼病情转危,两天后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一岁。诡异的是,李漼是继宪宗李纯奉迎佛骨后没多久便死亡的又一个皇帝,如此看来,群臣们所说的逢迎佛骨并非吉兆,并不是没有道理。《旧唐书?懿宗纪》带有讽刺口吻的记载:“佛骨才入应门,龙輴(运载皇帝灵柩出殡的车)已泣于苍野。”乾符元年(874年)二月五日,李漼被埋葬在位于富平县西北五十里处的简陵,庙号懿宗。纵观其在位十四年的所作所为,李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生活骄奢、政治昏庸的败国之君,所以《旧唐书?懿宗纪》末尾的一段评论,算是为他的一生做了盖棺定论:邦国治乱,在君听断。恭惠(李的谥号)骄奢,贤良贬窜,凶竖当国。险人满朝。奸雄乘衅,贻谋道消。李漼驾崩的两天后,即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二十日,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拥立李漼的次子普王李儇继承皇位。刘行深和韩文约都是宦官,所以说李儇的即位又是宦官一手操控的结果。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宦官们为什么不拥立李漼的长子,而是拥立次子李儇呢?对于这个问题,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可以从中揣测出宦官们的目的所在。政出宦官宋代的范祖禹在所撰的《唐鉴》中有过一段议论,颇值得玩味:懿宗之崩,中官废长立幼,遂倾唐室……大抵宦官者利于幼弱,欲专威权;以长而立,则己无功。故必有所废置,谓之定策,夫立君以为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授立为功,未有不乱国家者。范祖禹认为宦官废长立幼,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这是符合众多历史事实的看法。前边我们详细介绍过李漼一朝的状况,但对宦官的情况则介绍得不多,事实上,李漼虽然是宦官拥立的,但纵观其在位的十四年,虽然宦官依旧权力不小,但嚣张跋扈的态势有所收敛。而宰相们则保有一定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宦官权力还大。《旧唐书?路岩传》评价李漼在位时期的权力格局是“王政多僻,宰臣用事”,也就是说当时宦官专权的局面有所缓解。造成上述格局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在我看来其根源还是在于宣宗李忱时期对于宦官的抑制,应该说懿宗李漼时期是宦官们的缓冲期,但等到李儇登基后,中枢权力格局明显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就是朝政大权再次回归到宦官的手中。李儇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仅是个没有处理政务能力的孩童,而且很长时间以来的优越生活,以及父皇李漼的过分宠信,导致李儇成为一个被惯坏的纨绔王孙,在他的脑海中“玩”这个词似乎是他生命的全部。宦官们正是看中了李儇的这个特质,所以果断地拥立其即位,因此中枢权力再次回归到宦官手中。《旧唐书?僖宗传》评价说:“(僖宗)冲年缵历,政出宦官”,李儇在位共计十五年,总体来看基本上是被宦官们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当时集军权和朝廷政权于一身的宦官,是一个叫田令孜的人。田令孜,字仲则,本姓陈,四川人。咸通年间被宦官收为义子,入内侍省成为宦官,和很多宦官不同的是,田令孜是个有文化的宦官。史书记载他是“颇知书,有谋略”,先是官至小马坊使,负责御马的管理工作,李儇出生后,田令孜调到李儇身边,负责照料和陪伴,可以说李儇从小到大和田令孜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在其即位后,立即擢升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人称“东军”。李儇是个贪玩的皇帝,但同时也是个相当聪明、接受能力颇强的少年。《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儇喜好骑射、剑术、算术,至于音律、扑搏等无不精妙。并且热衷于斗鸡、赌鹅之类的游戏,经常到皇兄们的住宅以及兴庆宫内玩耍,有时一只鹅的赌注可以达到五十万贯钱,尤其在与那些小宦官们玩乐时,经常随意取出国库里的金银赏赐给小宦官们,有时每天的费用达到数万。值得一提的是,李儇特别喜欢马球运动。这项运动在李唐皇族中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有唐一代,马球运动始终是风靡朝野的一项竞技体育,李唐皇族对此乐此不疲,而且皇帝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马球好手,例如玄宗李隆基、穆宗李恒、敬宗李湛以及宣宗李忱。李儇则充分遗传了先辈们的这种特长,而且其击球技艺恐怕只比先辈们更加高超,他曾经自负地对宦官们说道:“朕若应击球进士,须为状元。”从精通多项文娱体育技艺来看,李儇的智商并不低下,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相信做一个守成之主应该是绰绰有余。但以田令孜为首的宦官们显然没有起到好作用,他们不仅不对李儇加以正确的引导,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让李儇逐渐玩物丧志,乃至陷入荒废政事的歧途。李儇一步步地陷入宦官们为自己挖下的一个巨坑中,但他却始终认为那些宦官们才是最可靠的人,对于一个皇帝来讲,这无疑是最为悲催的事情。纵观李儇在位的十五年间,其做出的荒唐之事不在少数,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当数“击球赌三川”事件。广明元年(880年)三月,田令孜在得知黄巢大军快速北上、官军节节败退之际,认为该对自己的退路有所安排,便暗中盘算如果形势极端危机时,就得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老路,逃入蜀中避难。于是他向李儇奏请从自己的兄长左金吾大将军陈敬瑄和心腹左神策大将军杨师立、牛勖、罗元杲四人中选择出任三川节度使的三个人选。当时三川的辖境大致包括了帝国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其军政长官的人选必须过硬。不过李儇对于人员选授视同儿戏,他想出的办法竟是击球相赌。最终经过击球竞赛,陈敬瑄取得第一名,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牛勖、杨师立分获二、三名,分别出任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节度使,而罗元杲则被淘汰出局。一个国家的边境军政长官居然用如此荒唐的方法选出,其作用可想而知。年少贪玩的皇帝李儇将政事交给田令孜处理,称田令孜为“阿父”,而田令孜为了专权,则全力投李儇之所好,诱导他热衷于吃喝玩乐。每次去见李儇,田令孜都自备两盘水果和食品,与李儇相对而食,聊天之后就自行告退,根本不涉及国事,如同大人哄孩子一样。久而久之,李儇处理国事的意识逐渐淡化,田令孜趁势独揽大权,开始大肆招权纳贿,公然卖官鬻爵,敢于擅自任命五品以上的官员,事后都不向皇帝李儇汇报。当大唐帝国面临黄巢起义的严重威胁时,田令孜一手遮天,胡作非为,而在他的任命下,朝廷官员多是奸险佞幸之徒,或是苟且偷安,或是无所作为,例如宰相卢携一向依附田令孜,每有奏事都不忘阿谀奉承。广明初年(880年),左拾遗侯昌蒙看到关东一带农民起义已经声势浩大,而皇帝李儇依旧不理政事,整日嬉戏无度,内心十分焦急,于是上疏劝谏皇帝李儇,希望能够抑制宦官权力,还天下一个太平。没想到奏疏刚送进宫,便被内侍省获取,侯昌蒙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从权力分配角度来讲,李儇在位时期已经是北司宦官一手遮天,以前所谓的南衙北司之争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名词,南衙的朝官们在田令孜的眼中已经是形同虚设,甚至根本不算个人,例如,当李儇获悉黄巢大军攻破潼关,与田令孜带上一群后宫的人仓皇出逃,竟然没有通知诸朝官,以至于宰相卢瑑、崔沆和仆射于综等大批朝官被黄巢俘虏。即使在李儇避难蜀中期间,田令孜依旧是嚣张跋扈。当时有不少官员和士兵历经千难万险,追随李儇来到蜀中。到达蜀中后,李儇让田令孜统管行宫所在地的军队,可是田令孜胆大妄为,对护卫他和李儇从长安前来的神策军,他天天加以赏赐,而对一起承担护卫责任的蜀中将士,除了刚到蜀中时赏钱三千之外,就再也没有赏赐过,对此蜀中将士颇有怨言。事实证明,正是因为田令孜赏罚不公,最终导致了蜀中将士产生哗变。而这次哗变也让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性命差点交代在蜀中。中和元年(881年)七月的一天,田令孜设宴款待守卫皇帝李儇行宫的所有将领,席间他用金杯盛酒赏赐诸将,将领们一一接受,唯独剑南西川军黄头部的都头郭琪不肯接受。很长时间以来,田令孜对待神策军和蜀中地方将士不公的问题,让郭琪十分恼怒,而他又偏偏是个极其暴躁的人,所以当田令孜将酒端到他面前时,郭琪终于找到机会开始泄愤:“蜀军与诸军共同宿卫而赏赐悬殊,军士怨声四起,望减诸将之赐以均蜀军。”郭琪突如其来的话语,让田令孜一时语塞,田令孜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厉声责问郭琪:“你有何功?敢公开讨赏?”“我生在山东,长年驻守边境,曾与党项交战过十七次,与契丹交战十余次,

                        万历四十五年还用物资赈济努尔哈赤统治下受灾的女真地区(朱诚如《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可仅仅到第二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公开起兵反明。这些人绝不是用仁义就能感化的。四,谋款斩帅。指的是袁崇焕跟后金暗中议和,斩杀毛文龙。(按:这条准确地说,应该是袁崇焕并未跟后金暗中议和,杀毛文龙也并非跟后金议和的成果。这一条前文已详述,在此不多言。总之,这条的确可以看作袁崇焕的罪行。)五,纵敌长驱。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直薄京师。(按:这条不能坐实,事实证明袁崇焕为了阻截后金军,的确尽力了,绝非“纵敌”,但敌人的确长驱了。)六,顿兵不战。这是指袁崇焕在蓟州让后金军不战而越过。(按:这一条不能坐实,并不是袁崇焕不战,而是后金军绕着走,根本就没碰上。)七,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按:这是说袁崇焕将进京勤王的各路援兵遣散,纯属污蔑。)八,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喇嘛的身份是僧侣,所以可自由穿梭于明清双方,在当时经常充当非官方的使节,这是指袁崇焕坚持要求入城,并暗地里潜藏能通融后金的使节,妄图将其带入北京以促成议和之局。说的是袁崇焕欺瞒朝廷,背地里力图议和。(按:这一条并不完全对,不能坐实。)综上,袁崇焕的八条罪名,成立的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看来崇祯杀袁崇焕要比袁崇焕杀毛文龙靠谱得多,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十二条罪名,没有一条能坐实。那么这三条大罪至于判死刑吗?其实单凭擅杀毛文龙这一条就够判死刑的了,但就当时情势而论,正是用人之际,而袁崇焕通过两次宁远之战,也可见他的确有守城的才能,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可是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1630年9月22日),崇祯却下令在西市处死袁崇焕,刽子手将袁崇焕的肉一寸一寸割下,共割了一千五百刀,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围观的人因为都认为是袁崇焕把皇太极招来,使北京城遭遇兵灾的,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有的从刽子手那儿抢到一块肉用嘴咬,有的花钱买他的肉,有的争抢刚开膛的肠胃就烧酒喝,还有的没抢到肉的就用斧子剁碎他的骨头。(张岱《石匮书后集》)当晚,月光照在西市,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血腥,地上一片片暗色,一些野狗在此闻闻嗅嗅,有一只狗正在舔木桩上已经干涸的黑褐色血迹,那是袁崇焕的血。袁崇焕死后被抄家,“家无余赀”。袁崇焕家所有的女人,包括袁崇焕的妻子,在当天晚上都遭到了明军士兵的强暴。第二天,稍微有点姿色的女人全数卖给了妓院,男人则发配到遥远的边疆充军。袁崇焕的弟弟和妻子则被发配到三千里外的崇山峻岭,给不识字的野蛮人当干粗活的奴隶。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敌朝——清朝皇帝乾隆平反。《清高宗实录》第一一七零卷,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二月初四日记载:昨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暗,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着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关于乾隆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前面写毛文龙时已详述。乾隆为了无限拔高袁崇焕,便伪造了许多“历史资料”,如《明史》中的一些资料等,而当今许多歌颂袁崇焕的学者的资料来源也就是《明史》,再加上对其他一些东西断章取义,而本书中袁崇焕、毛文龙这部分的资料来源为温体仁《明熹宗实录》、佚名《崇祯实录》、张岱《石匮书后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计六奇《明季北略》、朱溶《表忠录》、汪辑《崇祯长编》,这些资料大多数都是袁崇焕同时代人,或袁崇焕刚死时明末的原始资料。如今袁崇焕的所谓“文韬武略”和“战功”,主要是袁崇焕死后一百五十二年被乾隆平反后逐渐“出现”的,谁真谁假,到底应该采信哪种,不言自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也就是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崇祯杀害忠良而自取灭亡,这样汉人自然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都推到崇祯身上,对明朝的惋惜和依恋就会立刻淡化,甚至有人会痛恨崇祯这个自毁长城的亡国之君,如此一来,崇祯反倒成了唾骂的对象。这就是乾隆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却给袁崇焕平反的原因。我对袁崇焕的态度是复杂的,根据大量史料还原袁崇焕真相后,我既反对歌颂他,也反对把他贬得一文不值,网上有一副写袁崇焕的对联:上联:糜烂一炮,龟守两天,修三城堵四门不动如山,大放言平辽五年,索饷则累死六部,赴援则遣散七军,终落得传首九边,原本十分现眼。下联:顿兵十日,逼款九重,丢八魂七魄转进如风,私斩帅欺瞒六宫,纵敌便过城五里,市米便资盗四方,谁教汝议和三心两面,当真一点不冤。这副对联写得就有些过分了,真实的袁崇焕绝非“十分现眼”,他的死也并不是“当真一点不冤”。袁崇焕的一生无非就是辽东的军事,咱们就通过袁崇焕守辽东的军事战略来对袁崇焕盖棺定论吧,袁崇焕花了巨资先后两次修筑锦州,并抽调蓟门的兵力去宁锦削弱蓟镇,他的战略是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凌海市东南)各城,形成能互相支持的纵深防御,控制辽西走廊。那么他这套战略对吗?现在部分明清史家信誓旦旦地说袁崇焕修的这道防线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都没能突破,关键是用得着突破吗?由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而毁东江,直接导致了后金没有东江镇这个牵制,可以远距离作战。如此一来关宁锦防线(山海关、宁远、锦州)变成了一条马其诺防线,后金军分别于1629年、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大规模入塞,掠地千里,横扫京畿。等于袁崇焕的战略部署完全白瞎了。袁崇焕之于锦州,使我不禁想起辽沈战役中的蒋介石,锦州问题上,袁崇焕和蒋介石很像。袁崇焕留下锦州这个巨坑害得孙承宗后来二次守辽都跟着栽了跟头,洪承畴更是在松山之战一败涂地,而蒋介石却不信这个邪还要在锦州决战,结果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里的那场塔山阻击战就使其失败。蒋介石当时在塔山地区的兵力和火力都占优势,其海陆空优势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最后仍然没有突破塔山防线而增援锦州,可见松山、杏山、塔山一带的地形是多么适合阻击,锦州和宁远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容易被切断,由此可见锦州确实是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对于锦州,袁崇焕应该是放弃锦州,这样可以等敌人来犯宁远时,我军绕到锦州去切断敌人后路(事实上孙承宗就是这么构想的)。可袁崇焕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军放到锦州去让后金切断后路。综上,袁崇焕的军事战略完全错误,军事战术嘛,很不错,前文两次宁远之战已说,在此不再多言。政治上嘛,居然把毛文龙都杀了,而且己巳之变的作为也充分证明他没有政治头脑。袁崇焕自己都在奏折里承认,他在跟皇太极的谋略较量中,完全陷于被动。他在蒙古闹饥荒时卖给蒙古人粮食,想让蒙古人跟自己一拨,结果蒙古在之前就倒向后金了;他希望朝鲜作为牵制后金的力量,皇太极就去打朝鲜,把朝鲜办了;他布置了关宁锦防线,看似天衣无缝,可皇太极绕着走,使他的防线全白设了。等于说,明朝有没有袁崇焕,都会灭亡,或者说正因为袁崇焕的存在,袁崇焕把毛文龙杀了,导致后金失去了东江这个牵制,于是多次大举入侵。假如没有袁崇焕,毛文龙就不会死,后金后方就会有所顾忌,而按照毛文龙的套路,后金早晚会崩溃。此外,正由于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其部下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带着海军和红夷大炮投奔了清廷,最终使得明朝有的清朝全有了,战争中明朝完全不占优势。由此,绝不是因为崇祯杀了袁崇焕才导致明朝灭亡的,而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当然,再补充一句,袁崇焕绝不是汉奸,那些所谓的暗中议和的书信,也不过跟毛文龙当初和后金“议和”的意思一样。最后再说两个问题:袁崇焕的长相和历史人物对袁崇焕的评价。袁崇焕同时代的人都记载说袁崇焕很丑,袁崇焕的朋友钱龙锡在崇祯三年的折子中称:“崇焕初次陛见时,臣见其容貌丑陋。”这个折子是《崇祯长编》里有记载的,袁崇焕的朋友都这样说,说明袁崇焕的确长得不好看。可是到了乾隆年间,袁崇焕却化身美男子,现在网上流行的袁崇焕的画像,皮肤白皙,容貌俊美,很多人都对这画像膜拜。找到像素比较大的画像,可以看清上面写明画像作于乾隆戊寅年。乾隆年间的人,如何得知袁崇焕相貌,当是乾隆给袁崇焕平反后,命人所作,意在美化袁崇焕。毕竟长得不帅是不适合做偶像的。袁崇焕其人,当时人对他的评价很低,张岱《石匮书后集》说: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小猴子),而性极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魔也。五年灭寇(五年复辽),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呜呼!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实际是一百四十年),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比秦桧?黄道周:“袁崇焕以七阅月之精神,仅杀一毛文龙,而欲持五年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此外许多对袁崇焕的恶评,前面写毛文龙时列了许多,不再赘言。当时人大力歌颂袁崇焕的少之又少,程更生是其中之一,他在《漩声记》中说: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莱,崇焕手辟之也;一城之垒,一堡之堞,崇焕手筑之也。试问自有辽事以来,谁不望敌于百里而逃?敢于敌人画地而守、对垒而战,使敌望风而逃者,舍崇焕其谁与归?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爱钱,而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惜死,而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不避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推心置腹也。程更生如此歌颂袁崇焕,因为他是袁崇焕的部下,跟袁崇焕一起参与了北京保卫战,程更生对袁崇焕过誉了,但是他能够在袁崇焕墙倒众人推时不落井下石,也算难能可贵。由于朝鲜人恨毛文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所以朝鲜人对袁崇焕评价很高,李晚秀《哀袁都督》写道:君不见,满洲小儿惊褫魂,大明都督身姓袁。铺冰城外呕血台,至今炮声天地掀。岳家军散黄尘涨,杜邮剑寒碧血翻。遽令皂旗长驱入,长城坏矣谁为藩?莫道一着枉拔毛,吾皇自有椎髻言。又不见熊公(熊廷弼)眼光空如炬,北来骑劫鹿豕奔。自从乾隆为袁崇焕平反后,到清末,为了弘扬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袁崇焕被层层拔高,成了与岳飞、于谦齐名的民族英雄。《康有为全集》第十本的最后一篇《袁督师遗集序》,是康有为对袁崇焕的评价:赐白起杜邮之剑,闻淮阴钟室之囚,庶斛律凉风之杖,行武穆金牌之召,则古今人莫不垂涕。然此不过人主刻忌寡恩,于国之存亡无关焉。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这段话写的是战国时秦将白起在杜邮亭被秦昭襄王赐剑自刎,西汉韩信在未央宫被囚后最终被杀,北齐名将斛律光被北周以反间计杀害,岳飞被宋高宗一天之内十二道金牌召回班师,都是中国古代最让人痛心的武将被杀的故事,但康有为认为这四个人虽然重要,但他们的死都比不上袁崇焕之死对于国家社稷存亡的关系之大。康有为还认为袁崇焕文笔极佳:“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袁崇焕的文笔是否非常好呢?我们看几首他的诗词就知道了:《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戎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生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不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偕弟煜夜坐等有作》忆到乡关百事愁,挑灯细语不能休。人心此时将何恃,予骨他日望尔收。画里青山长入梦,镜中白发已盈头。但求烽火今平息,得遂闲身及早抽。《入狱》北阙勤王日,南冠就絷时。果然尊狱吏,悔不早舆尸。执法人难恕,招犹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黄河》河水奔流去,暄腾万马声。源从天上落,性本地中行。独处真须激,清来自太平。济川吾有愿,击楫动深情。康有为以圣人自居,能被他佩服的人不多,他能如此歌颂袁崇焕的文笔,也足见袁崇焕的确文笔极佳。与康有为齐名的梁启超自然也歌颂袁崇焕,梁启超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广东)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现在广东的袁崇焕祠堂写有这样一副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一看这副对联就知道是根据《明史》来对袁崇焕做出的评价,这幅对联的作者叫张伯祯,他是康有为的弟子,当时有一首诗讽刺他:“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张沧海就是张伯祯。所谓“乱替人家认祖宗”指的就是张伯祯通过篡改袁氏家谱,把袁世凯写成了袁崇焕的后代。1915年2月21日,北京《亚细亚日报》的《京尘见闻录》就登载了张伯祯的成果,“迄今大总统遭际时会,肇造民国,功德茂焉。顷其宗人重修族谱。其始祖原籍广东东莞县,且有祖山,葬于宝安县属,其地名擎天一柱。缘七世祖崇煜公,于明末清初流寓河南,遂占籍为项城人,宗派遂分。渊源所自,实始东莞。闻已遣长老赴粤调抄族谱,以明宗系之所由来云云。”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袁世凯是袁崇焕后裔,袁崇焕的弟弟袁崇煜是其七世祖,袁崇焕遇害后迁至河南,几百年后河南项城出了个袁世凯。张伯桢又用“左安法隐”的笔名,发表了《袁崇焕轶闻记》,说袁崇焕死后,有一方外人过其乡说:“今日杀袁者清,他日亡清者必袁。”意思是现在用反间计杀害袁崇焕的是清朝,他日灭亡清朝的人一定姓袁,果不其然,袁世凯灭亡清朝。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袁崇焕死时清朝还叫后金,袁崇焕死了六年后才改名叫清朝。袁世凯洪宪帝制时,袁崇焕作为袁世凯祖上的名人,自然也要追封皇帝,张伯祯为袁崇焕想好了“肇祖原皇帝”的庙号。袁世凯还派专使赴东莞致祭督师,祭文落款署“十九世孙某”。等于说袁世凯自称袁崇焕的十九世孙,可见袁世凯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可能是袁崇焕的几代孙,前面《亚细亚日报》还说是七世孙呢,现在又十九世孙,袁崇焕1584年出生,袁世凯1859年出生,当中隔了二百七十五年,十九代意味着十四年一代,虽说古人结婚早,可连续十九代每代都十四岁当父亲,的确有些早了。当然,这一切很快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而化为泡影,袁崇焕的庙号也没用上。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袁崇焕的名声并没因为袁世凯而遭殃,歌颂他的人依旧很多,直至今日。比如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是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的性格好像一柄锋利绝伦、精利无俦的宝剑,只要出剑匣就会发出弯道光芒,屠龙杀虎,终于寸寸断折。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只知道它分布在云南一些人迹罕至的丛林水域,喜欢懒懒地顺水漂流,适应能力不算强,因为它很挑食。莫炎曾亲眼见过这个不比八仙桌大的家伙在半小时内吸干一头水牛的体液,那头牛只是在河边饮水,莫名其妙地便被裹住吸干,留下了一具媲美木乃伊的尸体。“这东西很敏感。”莫炎眯着眼睛道,“些许触碰就会引发攻击。”事情就这样变得微妙了起来,“席子”离晖儿他们的距离大约也是三十公分,与我们离开的距离相当。但这两段距离间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从距离测算,我们可以选择救出两个人,但第三个人却会因此而被扑杀。这个树洞内似乎被人做了手脚,莫炎的灵火、林岳的植物甚至连我的金属和黄土都无法在那里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上飞速下来的那股巨大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周围平静无奇,韩笑和他的师父早已失去了踪迹。莫炎用灵火将我递过的一根铁叉烤得通红,但却无法将那块“席子”射杀,那“席子”的身后是晖儿。更要命的是,莫炎一旦接近树洞,“席子”立刻有了反应,只不过它不是扑向莫炎,而是晃动着开始选择树洞里的人,那样子就像在告诫我们,轻举妄动的后果便是导致它扑杀人质。“席子”一定是被下达了某种指令。于是铁叉便交到了林岳手里,照莫炎的说法,他身上闻不出杀气。林岳端着叉子抖了半天,始终无法下手,懊恼地将铁叉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树洞里的“席子”,仿佛想用眼光来杀死这个麻烦的家伙。“它对血很敏感?”那东西蠕动的样子忽然让我想起了蚂蟥。“是的。”莫炎点头道,“类似嗅觉的能力很敏感。”“你的植物能造血吗?”一个古怪的念头在脑中产生,我拍了下坐在地上的林岳。“能!鸡血藤就可以,而且很像……”林岳一下刹住了话头,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席子”的身体已经不再像肉皮了,鼓胀的身体疏懒地悬在那里,红得近乎发黑的颜色完全来自于鸡血藤里那种极为类似血液的藤汁。晖儿、S和老田已安全地躺在了树洞外的草地上,在我们搬动他们的时候,“席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事实上它已经饱到做不出什么反应了。林岳慢慢地用铁叉将它挑出洞口,挂在了朝南的树梢上,就像在家风干一块腌制好的肉皮。“‘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搞了半天,这句俗语是这么来的啊。”林岳嘻嘻地看着树梢上里那块孤零零的“席子”道。莫炎看着林岳得意的背影,摇了摇头,拿出三颗绿色的药丸,塞入晖儿他们的口中,只一会儿的功夫,三人便各自咳嗽着醒了过来。“亦凡……”晖儿一把抱住了我,语声已经有些哽咽。一种痛惜的感觉油然而生,今晚的一切对于晖儿来说已是十分的不易,作为丈夫的我并不只是需要检讨那么简单了。“没事了,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惭愧道,口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喂~~刺激我是不是?”林岳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拧着一张苦菜花似的脸,他的外套正披在S身上,后者除了责问他怎么跟来的原因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这小子典型的心理不平衡,我和晖儿相视一笑,冲S那边努了努嘴,示意林岳再去殷情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一脸怯意地溜到了一边。“你种花一般都死吧?”莫炎冲着林岳冷不丁的来了一句。“这什么话,哪有我种不活的植物。”林岳撇嘴不屑道。“有心栽花花不开。”莫炎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尤其是桃花。”众人一片愕然,反应过来之后便是一片哄笑,林岳白眼乱翻之间却看见S的脸红了起来,那色泽很像是盛开的桃花。……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懒的感觉,一夜的疲劳紧张却并没有让大家好睡不起。林岳正迎着阳光站在屋内,接受着我们审讯般地盘问。对于他的身份和表现,我是最为惊讶的,很难想象这个共处多年的老同学竟与我和莫炎同属一脉,他对植物控制的能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平日里嚼舌搞怪的林岳此刻却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解释简明扼要,一度几乎让我们无法追问下去。对照林岳和莫炎的所知,我渐渐理清了脉络。听风、饲虚、筑壤、布荫本是一脉相承的古老风水派系,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由于后辈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能力,于是便分为了四大派别。四大派别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互相间守望相助。但就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却中断了。莫炎的父母死于茶马古道,血案至今悬而未决;了然身份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面;我父母早年移居海外,除去常规节日邮寄贺卡互祝外少有联系。林岳的情况更为离奇了,据我所知,在他高中时期父亲因行医恶性事故被判入狱,母亲离婚改嫁,这也是林岳当初一定要报考医学院的原因之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十六岁那年林岳便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身为中医的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将派系的事体一一告知,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许多风水与植物学问。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他母亲进行的,林岳的母亲对这父子俩的秘密毫不知情。之后便是恶性行医事故,入狱不到一年,林岳的父亲便因冠心病恶化死在监狱里。对于父亲的获罪和病死,林岳始终有着怀疑,却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据。林岳的生活来源几乎断绝,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资助者,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林岳每年都能收到一笔足额的费用。父亲病重临危时曾告诉林岳,托付了一位好友照顾他的生活,那好友脾气古怪却绝对可靠,他的名字叫——了然。林岳从未见过了然,和莫炎一样,了然一直通过信件和电邮与他联系。城市事件发生时,林岳惊讶的发现我所具备的能力,并告知了然。他得到的回答是尽力帮助我,不要轻易表露身份,于是便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们行至滇王阴墓,林岳就收到了然的通知,要他前来云南暗中帮助我们。于是他一路尾随,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隆庆关外杀了寒蜴。至于陈子浩的阴谋,是林岳通过了然的提示,潜入腾冲监视时发现的。莫炎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伪装,张禾从不好女色,老夫子当时只是在打趣他而已。因为,张禾是陈子浩的男宠。……“那只老耗子下手太快,我来不及变通,所以就只能现身了。”林岳笑了笑,“早知道要解释那么多,我还是躲在背后比较好。”一番话后,除了早就闻出味来的莫炎之外,我们都是一阵惊叹。尤其是S,她并没有亲眼见到林岳的能力,听完解释后,不依不饶地要求林岳证实一下。“夸张~~”S死死地盯着林岳手中凭空出现的花枝,“小林子,你都不用买米了。”“啊?为啥?”林岳反而被说得一呆。“直接自己种啊~~”S愣愣道。“噗”,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两人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就是活宝一对。开怀大笑之后,却是一阵冷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很清楚,眼前有太多的疑问和潜在威胁。“我原本以为韩笑绑架晖儿他们是为了要挟我们,但昨晚的情形似乎又不是这样。”我疑虑道,“他师父在高黎贡山究竟采的是什么?韩笑为什么又放弃了追踪?那块恶心的肉皮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吗?”“采到的东西很奇怪。”莫炎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个笑面虎跟蒸发了似的,周围的植物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除了这个。”林岳想起了什么,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样物件。那是一只纸鹤,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中一只翅膀上沾有少许泥土。“传信鹤。”莫炎嗅了嗅纸鹤,眉头略微扬了下,“还有残留信息。”说着一点火光出现在莫炎的指尖,纸鹤在火光的触动中颤了一下,低微的耳语声传了出来。“速回……车却……”我辨别着语声,却只能听出两个零散的词组。“车却?”林岳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扯雀泉哈?”许久不说话的老田插嘴道,“附近有个地方叫扯雀泉,据说那里鸟飞过那里会掉进水里。”“曲石的扯雀魔塘?!”莫炎的神色有些怪异。“对哦,是这个名字,那塘子里的水有毒咯,一般人都不敢去哈。”老田点头道。“昨晚的应该是狎兽……”莫炎面色竟有些发灰,“他居然要抓毒凰!”莫炎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虽然现在的话语听来有些没头没尾,但他应该是觉察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必须去曲石阻止他。”莫炎看了下时间,“还有六个小时。”……前往曲石的路上,车子飞驰着,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渗着细汗,这倒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莫炎的话语给我带来的震撼。饲虚一派捕猎虚兽为生,从虚兽身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因而有人创出利用虚兽特质改变风水地貌的方法,但由于使用有限且牵连甚广所以后辈们并不常用此法。狎兽,这是一种体形巨大却平和近人的虚兽,事实上它与任何生物都很亲近,只不过它的亲近程度有些过分,被它亲近的下场便是被迫与之交合,不管你是什么物种。毒凰,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炎毒凰,外形酷似传说中的凤凰,生活在地火环境下,美丽的身体蕴含着剧毒,经常出没在火山口,扯雀魔塘的有毒水质便是它的杰作。这两只毫无干系的虚兽,却正是饲虚一派遣换风水地貌的绝学“引子”。在受到惊吓时狎兽体表会产生一种类似汗液的物质,无毒无嗅,却可以引发天地交合之气。用这种物质喂食炎毒凰,与其自身的毒性本质产生作用,便可以令炎毒凰蜕变并与龙脉地气发生交合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按莫炎的解释来说,龙脉地气将会在这场交合下释放全部的能量,那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地下结构。……“你那个混蛋大哥想搞大地震?”林岳听得一头包,“整这么俩淫性十足的东西过来,亏他想得出。”“地震好对付,改变地下结构恐怕是另有目的。”我从后视镜望了一莫炎,“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急着找这两样东西,只怕是已经发现了龙脉位置。”“应该已经找到龙脉了。”莫炎沉思道。从刚才起莫炎就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他正在揣测他大哥的用意。车子不知不觉中已行至熔岩台地附近,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喉咙里顿时像呛进醋一般酸涩难受,晖儿和S忍不住咳嗽起来。“到地方了。”莫炎似乎对这股气味免疫,嗅觉敏锐的他竟然若无其事。林岳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叠过滤防毒口罩,分给众人,口罩里盛着一片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戴上后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众人下车步行上了熔岩台地,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黑色的玄武岩渐渐换作了五彩斑斓的岩石,生长的植物越来越少,地上还不时能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天空中没有鸟飞过,这里仿佛已成为一个生命禁区。“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占了绝大部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倒个个儿的话就正常了。”林岳看着手掌中不断生长死亡的植物道,“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毒库,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还有两个小时。”莫炎看了下手表,“炎毒凰的活动时间。”“你的时间估算应该没问题,可惜的是你大哥好像找到了别的办法。”我指着塘内的一处道。八百多平米的水塘平均深度大概在半米左右,清澈的水质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水底,就在离开我们不远处,水里隐约浮现出一片鲜艳的色彩,乍一看去让人误以为是漂在水中的花丛。但我却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片带着羽毛的鸟类皮毛,就如我在老田家里见到的锦鸡皮一般,只是眼前的这片皮毛更完整。莫炎身子一震,顺着我指的方向打出一团灵火,一片星点的植物花粉凭空落下,林岳也在极力张望着。“涅蜕。”莫炎显然受到了打击,语气变得有些漠然,“炎毒凰已经蜕变了。”我思索着想将手伸入水里,拾水应该能捕获些残留信息,但林岳第一时间阻止了我。“糊涂了吧你?这水能弄烂你的手!”林岳口里说着,眼睛却死盯着水底,“而且也不用老凡你拾水了,有人会告诉我们实情的。”啵地一声,散开一阵涟漪,几片叶子浮出水面迅速枯黄,一个依稀的影像在水底出现。“是他?”莫炎的眼睛冷光暴射,“想不到还留在这里。”水底翻动了起来,一个人自其中缓缓升起,大蓬水色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那是一张很普通的面容,带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模样赫然是莫炎的翻版。“各位下午好。”他礼貌地欠了欠身,“我是莫曹。”二十五、游僧了然无论是相貌、姓名还是莫炎发出的切齿声,都能很好的证明从水中出现的这个人就是莫炎的大哥,当年茶马古道血案的作案人。当然,他也是韩笑的师父,从徒弟的不俗表现来看,莫曹的造诣远在莫炎之上,但加上我和林岳,其间的胜负就很难说了。长期以来,我对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人物有着一种与他当面交锋的渴望,可眼前的不期而遇却让我有些没底,这个亲切的家伙透着无比的霸气和杀意。“弟弟,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莫曹立在水中,眼里满是关怀,“你还好吗?成家没有?”莫炎没有回答,双拳握得格格作响,身周窜起烈烈的灵火,黄昏的景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恍如回到了正午时分。莫曹淡然地笑了笑,不再理会莫炎,转眼看向我们。“王亦凡,你的智慧和见识让我佩服,你夫人的胆识也不一般,一路上我弟弟承蒙你多照顾了。”莫曹的话语似乎很诚恳,“林岳,你外表市侩贫嘴,实质却很可怕,公孙潇意识不到你的优秀,那是她的损失。”“酸,丫说话真酸。”林岳嘬着牙花拧脸道,“敢情你跑这儿来就为点评我们?搞得跟我们院里的人事似的。”“废话真多。”S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如果短柄猎枪没被韩笑毁坏的话,只怕她就直接开枪了。“你想做什么,可以直说。”我看着泰然自若的莫曹,暗暗搜索起四周的动静来。“呵呵,的确,我没必要点评你们。”莫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不过我一向认为,对将要死去的人做个评价是一种尊重。”哇地一声,莫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晃了晃,依旧标枪般地站住了,脸色渐渐开始苍白起来,方才周身怒起的灵火已消失殆尽。“唉,弟弟,从小你就不明白一个道理。”莫曹惋惜道,“对于一个天才,不是单靠你努力就能超越的。”语声未落,脚下的地面突然无声龟裂,一条条拇指粗细的裂缝中透出股股热气,火光一闪,地上现出一层淡色火焰,但这层火焰却很微弱,紧跟着它下面燎出的是大蓬怪色火焰,那种色泽赫然便是初见韩笑时见到的火焰。莫炎顿足厉吼一声,双掌不住交错,一瞬间变幻了八种手印,双瞳已变成可怕的血红色。“灵火九重诀?”莫曹摇摇头,“唉,你觉得八诀合一对我有用吗?”很明显,莫曹谈话间暗地在地下引发了怪火,想消灭我们于无形。莫炎感觉到后便用自身的灵火对抗,可就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局势。“噗”,莫炎咬破舌尖在手上喷了一口鲜血,两掌凭空虚画出一个圆形,五彩斑斓的火焰自圈中疯狂冒出直泄向地面,怪色火焰顿时被压制,渐渐隐入地下。滚滚黄土波动着涌来,地面的裂缝厚厚地覆被上了一层,原本暗红的湖岸换上了鲜亮的黄色,在莫氏兄弟的火焰照耀下,环境变得炫丽诡异起来。破土声响起,粗大的树木在湖岸边围了一圈,那些树木像是白桦,但叶子却如松针般尖锐,根根立起,足有一尺多长,表面的光泽显示出它的坚硬。“双拳难敌四手,现在有六手。”莫曹似乎不是很在意,“也好,大家一起来试试。”莫炎一直环抱着虚画的圆形,但就在莫曹说完这句话时,莫炎的双掌已经交错着挥了出去,火光幻化出的圆圈在半空中爆裂开来,无数巴掌大小的火焰刀从不同的角度切向莫曹。火焰刀在接近莫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莫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终于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莫炎脱力了,由于先前是全力攻击,现在只怕是没有残存的战斗力了。我立即向林岳丢了个眼色,四周随即窜出数百道坚韧的金属丝,配合着火焰的攻击在莫曹身外形成了一道网。林岳冲着莫曹的位置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那尖锐的树叶立即射出,急剧的高速攻击带起空气的响动,听来就像狂风吹过一堵遍布孔洞的残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爽,私下说:“当年是我俩去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又是我俩替天子去迎娶隗氏,现在天子这样做,狄人肯定要把怨气都撒我们身上了,都不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惩罚和酷刑呢,实在是冤枉啊。”这两个人越想越害怕,仿佛狄人就拿着大刀架在他们脖子上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找到当事人王子带,鼓动他说:“您私通隗氏,天子现在不露声色,但迟早会降罪于您。您不如先下手为强,利用狄人对天子的不满情绪,请他们出兵进攻雒邑,而我们作为内应,里应外合,事成之后,奉您为天子,您就可以和隗氏做长久夫妻了。”王子带对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欣然接受。他偷偷跑到狄人部落,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周襄王的不是,将隗氏被废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周襄王身上,以此激怒狄人首领,诱使其出兵讨伐雒邑,并且许诺,一旦他当上天子,将立隗氏为后。公元前636年,狄人在王子带的带领下,第二次杀到了雒邑。王室近臣准备抵抗,周襄王却突然莫明其妙地说:“如果兄弟相争,惠后(王子带的母亲)将如何看我呢?还是由诸侯来对付他吧。”于是弃城而走,出逃到坎欿(kǎn)。王子带率领狄人尾随而至,在坎欿大败王室军队,而且俘获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和富辰等王室重臣。虽然觉得很难为情,但周襄王还是出逃到了郑国。富辰说得对,姬姓诸国中,唯有郑国和王室最为亲近——地理位置摆在那里了,不亲近都难。意外的是,郑文公不仅安排周襄王居住在汜地,并且带领诸位大夫前往汜地侍奉他,问寒问暖,殷勤备至,将周襄王安顿好之后,他才回去处理自己的政事。回想起当年他扣押王室大夫的无礼举动,郑文公这次的表现实在有点出乎人们的意料。郑文公何故如此前倨后恭?《左传》上没有解释,只是在这一段记录之前,记载了郑国发生的两件事:第一,郑文公杀死大子华之后,大子华的同母弟弟公子臧逃到了宋国。公子臧喜欢奇装异服,虽然流亡宋国,还常常戴着插满鸟羽的帽子,招摇过市。郑文公对此深感厌恶,于是派刺客将其引诱到宋国和陈国交界的地方,将他杀死。《左传》对此评价说,“穿着不合身份的服装,是给自己找麻烦。”第二,宋襄公死后,他的儿子宋成公采取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了宋国的安全,不计前仇,与楚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宋成公还亲自跑到楚国去拜访楚成王,回来的时候,故意绕道郑国,对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郑文公不知道该按什么规格接待他,于是向大臣皇武子请教。皇武子说:“宋国是商朝之后,地位很特殊。周天子祭祀祖先,祭肉原则上只封给同姓诸侯,但宋国同样享受这一待遇;天子家办丧事,诸侯前往吊唁,天子不用回拜,但如果宋公前往吊唁,天子必须回拜,以示礼遇。所以,您尽管提高规格接待他,错不了。”郑文公听从了皇武子的建议,用最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了宋成公。左丘明表扬说:“礼也!”我们大胆推测,宋成公访郑的主要目的是促成郑文公与天子和解,减少中原地区的不安定因素。他现身说法,劝郑文公说,为了和平,他对楚成王这样的仇人都可以俯身事之,您郑伯和天子之间又没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不能和好如初呢?周襄王在汜地给秦、晋、鲁等几国诸侯发出了求救信。他给鲁僖公的信中写道:“不谷不德,得罪了母亲的宠子带,被迫居住在郑国的汜地,特来告知叔父。”“不谷”是诸侯自称,天子之所以自称“不谷”,是因为他轻车简从,素服出行,按照周礼应该自降称谓。而称鲁僖公为叔父,是因为天子称呼同姓诸侯,一般以伯父或叔父尊称,称呼异姓诸侯,则以伯舅尊称,并非鲁僖公论辈分真的是天子的叔父。收到周襄王的求救信后,秦穆公迅速作出反应,派兵到黄河边等待晋国的部队,打算和女婿晋文公一起前往雒邑勤王。回想起当年的犬戎之乱,也是秦、晋两国和郑国率先勤王,并且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事隔一百余年,历史仿佛再一次重演了。而在绛都,狐偃对晋文公说:“如果想称霸诸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勤王,诸侯会因此而信服于您,同时勤王也是一件大大的义举。继承先祖晋文侯的大业,扬名立万于诸侯,就在此一举了!”解释一下,但凡为天子办事,都可称之为勤王;而这里提到的晋文侯,就是周平王东迁年代的晋国君主。晋文公听了狐偃的话,怦然心动。但勤王也是国家大事,不能草率决定,于是命令卜偃进行卜筮,以问凶吉。卜的结果,大吉,乃是“黄帝战于阪泉”之兆。据上古传说,黄帝讨伐神农氏的后裔姜氏,在阪泉大败姜氏。现在晋文公得到这个预兆,当然是大吉,但他很谦虚地说:“我哪敢做这样的梦啊?”意思是说,我怎么敢与黄帝相提并论啊?卜偃一听,知道晋文公领会错了,连忙说:“周礼还没更改呢,这个预兆是将当今天子与黄帝相提并论。”晋文公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但他很快掩饰过去,说:“我就没那么奢望过嘛!再算算卦,国家大事要谨慎。”算卦的结果也是大吉。卜偃说:“这是诸侯得到天子感谢之卦。战胜而天子赐宴,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晋文公下定决心做这单买卖。他派使者对秦穆公说:“区区一个王子带,不劳您亲自动手,就交给我重耳来处理吧。”秦穆公当年送晋文公回国,在雍城设宴招待他,曾经赋《六月》之诗相赠,其实就是鼓励他担负起辅佐王室的重任。现在听到晋文公这么说,他便顺水推舟,带着军队回国去了。公元前635年三月,晋国大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前往汜地迎接周襄王,右路军前往温城讨伐王子带。四月初,周襄王回到了王城雒邑,而王子带在温城战败被俘,并被带到隰城斩首示众。周襄王在雒邑举行了盛大的酒宴,赐给晋文公甜酒和玉帛。当年郑厉公和虢公送周惠王回国,周惠王分别赐给他们铜镜和酒爵,郑厉公犹且不满。相比之下,现任天子对晋文公的赏赐未免也太小气了。没关系,你不给,我自己要。晋文公在酒宴上向周襄王提出,自己百年之后要用隧道来运送灵柩到墓室。好古怪的要求!各位看官暂且先别笑,按照周礼,诸侯之葬,只能用绳索将灵柩吊放到墓穴里;而用隧道运送灵枢,是天子专享的大礼。晋文公提出这个要求,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向天子的权威挑战。周襄王一点也不含糊,说:“不行,那是王的葬礼,不适用于诸侯。周朝的天命虽然衰落,但目前还没有能取代它的。叔父如果要用王的葬礼,等于天下有二王,这难道不是您所厌恶的吗?”言下之意,晋文公讨伐王子带,就是因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现在晋文公本人又要以天子之礼自居,岂不是掌了自己的嘴?晋文公倒是很爽快:“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了,请您赏赐一些土地给我吧。”周襄王刚刚拒绝了晋文公的第一请求,再拒绝他看似退而求其次的第二请求,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了。周襄王考虑再三,决定将阳樊、温、原、欑(chuān)茅赏赐给晋文公,好将他快点打发走。看来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晋文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绛都。然而,接收天子赐给的几座城池还颇费了一些周折。首先是阳樊的居民不服,他们关起城门,将晋国的接收人员拒之门外。晋国人没办法,只好派兵围城。有一个叫苍葛的阳樊人站在城墙上对晋军喊话:“仁德是用来对待华夏各国的,刀兵是用来对付四夷的。你们现在到天子脚下动刀动枪,是把我们当外族对待,我们不服从你们的领导,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城里居住的人,哪家不是天子的姻亲,怎么能当你们的俘虏?”后来双方采取折中的办法解决了问题:晋国人占领了阳樊,而阳樊居民全部迁到了别的地方,坚决不做晋国的臣民。接收原城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晋文公亲自率军包围原城,志在必得,因而只备三日军粮,并且宣布三日之内必定攻下原城。三日之后,原城仍然不降,晋文公就命令军队班师回国。这时间谍来报告,说原城军民已经打算投降了,只要再等一两天就会有结果。晋军众将都建议留下来静观待变,晋文公说:“信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国民因此而安居乐业,如果得到原城而失去信任,我怕得不偿失。”于是全军起程回国。原城军民得到这个消息,反倒主动派人来联系投降的事。晋军走了不到三十里,原城就宣布投降了。这件事给晋文公很大触动。在考虑原城太守人选的时候,他问寺人披谁可胜任,寺人披推荐赵衰,理由是:当年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列国,赵衰背着干粮和水壶走小路,和大队人马走失了,虽然饥渴难忍,仍然不敢擅自食用。晋文公认为这件事充分说明赵衰是一个守信之人,因此派他镇守原城,希望他用自己的品德使原城居民信服于晋国。晋国得到阳樊、温、原、欑茅四城,第一次将势力范围延伸到太行山以南,国力大大增加。同年秋天,以秦国为主、晋国为辅,发动了对鄀(ruò)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鄀国地处今天湖北襄阳附近,是秦、楚边境上的一个小国,也是楚国的附庸。讨伐鄀国,等于公开向楚国叫板,楚成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理,派大夫斗克和申御寇带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这里说明一下,春秋时期,“县”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是一个新生事物。楚国地处荆蛮之地,对外扩张速度很快,先后吞并不少小诸侯国,原则就按照一国一县的规模,将这些诸侯国设置成县,由楚王直接任命县公进行管理。据统计,楚国在春秋时期共设县十七个,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地方武装,而且规模不小,小县有兵车百乘,大县则多达数百乘。因此,楚国派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前往救援鄀国,其兵车数量应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讨伐鄀国,对晋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好处。晋文公跟随秦穆公参与这场战争,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与秦国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建立晋国的霸业进行试水——欲称霸于诸侯,必定会与楚国发生冲突,他希望借此机会试探楚国的实力。秦国人采取了欺骗战术,故意绕道鄀国与楚国交界的析城郊外,迂回靠近鄀国的首都商密,并且故意将自己军中的一些人绑起来,装作是从析城带来的俘虏。到了黄昏时分,秦国人又在城下举行了一场盟誓表演,造成的楚军与秦军盟誓的假象。由此给鄀国人带来的错觉,秦国人已经攻陷了析城,而且前来救援的楚国人又和秦国人达成了密谋,出卖了鄀国。鄀国受不了这双重打击,开城降了秦军。击破鄀国的抵抗之后,秦国人回头再杀到析城,将斗克、屈御寇二人生擒而回。楚国令尹成得臣率领大军追赶秦军,企图夺回二人,无奈秦军已扬长而去,没有追上。成得臣不敢空手而归,带兵包围陈国,将曾经因陈国进攻而逃到楚国的顿子(顿国国君)送回了顿城。自从宋襄公战败后,敢于主动捋楚成王虎须的,还只有秦穆公和晋文公。晋国人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处于从属的地位,但通过见习战争的全过程,晋文公对楚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楚国人并不可怕,至少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大战序曲:晋文公的强国运动】周襄王受卫文公的委托,调解郑、卫、滑三国之间的恩怨,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事变,最后的结果是被晋文公敲诈去四座城池。王室的土地本来就所剩无几,地上的产出难以维持王室体面的生活,经过这么一闹腾,天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就在晋国军队保护天子从汜地向雒邑进发的时候,卫文公去世了,他的儿子姬郑继承了君位,就是历史上的卫成公。公元前635年十二月,鲁、卫、莒三国在洮地举行了会盟。第二年春天,三国又在向地举行会盟,共商加强地区合作与交流的大计。这两次会盟,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引起了齐孝公的严重不满。在他看来,齐国虽然不如齐桓公在世的时候强盛,但好歹还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鲁国在他的眼皮底下和卫、莒两国会盟,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件事,齐国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而鲁国则采取了三方面的战略来应对齐国的入侵:一是发动同盟的卫国从北部趁虚而入,讨伐齐国,进行军事牵制。二是派大夫展喜前去迎接齐军,名为劳军,实为探听齐军虚实,见机行事。鲁僖公还派展禽为展喜的幕后高参,为展喜出谋划策。展禽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柳下惠。展禽也是鲁国公室的后人,以姬为姓,以展为氏,名获,字禽,柳下是他的封地,惠则是他死后的谥号。古人的姓名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我们看到柳下惠这个人,千万别叫他柳先生,至少要称呼他为柳下先生,否则就太没文化了。齐孝公的大军还没到达鲁国国境,展喜已经赶到了齐军大营,他把柳下惠教他的那套说辞搬出来,对齐孝公说:“敝过国君听说君侯您亲抬贵足,不嫌辱没自己的身份,来到区区敝地,特意派在下前来犒劳您手下诸位办事人员。”请注意,展喜不说犒劳齐孝公,而说犒劳他手下的办事人员,是非常谦卑有礼的外交辞令,表示说话的人不敢不自量力,逾越自己的身份慰问尊者。齐孝公背着手,看着天空,很是倨傲,“如此说来,鲁国人是害怕了吗?”展喜马上回答说:“小人确实很害怕,但君子不害怕。”这话似曾相识,和当年吕甥应对秦穆公如出一辙,有抄袭的嫌疑。齐孝公瞥了他一眼,走到门边,依旧看着天空,冷笑道:“现在鲁国的国库空空如也,田野间寸草不生,凭什么不怕?”展喜很镇定地回答:“凭的是先王的遗命。当年贵国的祖先姜太公和敝过的祖先周公都是王室的股肱之臣,如同左膀右臂一般辅佐周成王。周成王慰劳两位先君,并且赐给他们盟誓,要求他们‘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当年的誓言,现在还保存在王室的档案馆里。您的父亲齐桓公继承了先祖的遗愿,团结诸侯,消除矛盾和分歧,而且救助诸侯于水火,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尊重。您即位之后,大家也认为您会遵循令尊的做法,为中原带来和平与繁荣,所以我鲁国对贵国没有任何防备之心,大伙都说,‘齐侯怎么可能即位才九年就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这样,他哪有脸面对先君齐桓公呢?’君子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一点也不害怕。”展喜这番话,前半段振振有辞,后半段简直就是哄小孩子,但是对齐孝公很有效。当时他的脸就红了,二话不说,将部队撤回了国内。展喜在齐军大营忽悠齐孝公的时候,鲁国对付齐国的第三个战略也在悄然实施。公子遂和臧文仲二人不远千里来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讨伐齐国。臧文仲对楚国令尹成得臣说,当今天下,唯有楚国最强,中原诸国均拜伏在楚王的虎威之下,唯有齐国和宋国没有认清形势,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如果楚国派大军讨伐齐、宋二国,鲁国愿意效犬马之劳。说明一下,宋襄公死后,他的继任者宋成公委曲求全,主动以身事楚,亲赴郢都朝觐楚成王,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随着晋文公的上台和崛起,宋成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立刻改换门庭,脱离楚国,投向晋国的怀抱,因此臧文仲有此一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有可能导致北美大陆的一场风暴。公子遂和臧文仲的楚国之行,则拉开了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争霸战争的序幕。将当时各诸侯国的综合实力作一个比较,可以将它们大致分为三个阵营:第一阵营:楚、齐、秦、晋四个大国;第二阵营:宋、鲁、郑、卫、陈、蔡等二流国家;第三阵营:燕、曹、许、徐等数十个小国。第一阵营中,楚国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军事力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国,而且将第二阵营中几乎所有国家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结成盟友,综合实力首屈一指,称霸的野心也最大;齐国自管仲与齐桓公逝后,不修内政,不亲近邻,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感,甚至连一直与齐国保持良好关系的鲁国也受不了齐孝公的粗暴,主动与楚国接近,希望借楚国之力打击齐国,齐国的国际竞争力呈直线下降趋势;秦国偏安西北,秦穆公以仁德闻名,稳中求进,暂时没有问鼎中原之志;晋国虽然经历了骊姬之乱和晋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

                        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1.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2.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3.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4.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Finally,on18thOctober,theBritishcommander,JamesBruce,theeighthearlofElgin–thesonoftheseventhearl,thenotoriouscollectorofGreekmarbles–orderedtheYuanmingyuantobeburnttotheground.Duringthesubsequenttwodays,groupsofsoldiersweredispatchedaroundthegroundstosetfiretothevariouspalacesandtheotherbuildings……”林瑞谷(Erik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这位瑞士学者Erik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BarbarismandtheOrientalSublime:TheEuropeanDestructionoftheEmperor'sSummer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末》。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BernardBrizay《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1.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2.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3.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4.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10月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的放火行为。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的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1.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2.1860年10月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的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的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4.1860年10月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5.1860年10月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7.1860年10月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8.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人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总而言之,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哲学问题的讨论了。但在另一方面,北京的传教士很快就成了帝国中最重要人物的密友……而在明朝,他们却无法接近皇帝。”谢和耐:《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第14页。参见泽克这一重要的观点:“在保守的士人眼中,中国基督教徒的活动,至多被看作是与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士绅文学党社的同类物;若从最消极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就等同于白莲教一类左道邪教了”。埃里奇·泽克:《中国第一次反基督教运动》,第192—19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皮埃尔·科拉迪尼:《论清朝的内阁制度》,第41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贰臣传》第八卷。?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页。1660年起,允许大学士替皇帝起草诏书。当然,在鳌拜摄政时期,作为对所谓的顺治皇帝亲汉人政策的反动而重建满族政治制度之举,使殿阁大学士也被内三院所取代了。我希望我所描述的顺治皇帝的亲汉人政策,比史学家们以前所认为的要温和得多。1670年,康熙重置大学士。至1690年汇编的法律颁布后,内阁遂成定制了。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又见吕元驄:《翰林院》,第3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60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3页。王崇简已于1658年7月18日被任命为吏部尚书。?顺治审阅1658年殿试试卷时,最喜欢常熟孙承恩的卷子。当他得知1657年科场案中的一位作弊者也是姓孙的常熟人时,就问王熙这两人是否有关系。王熙应诺查询。他把此事告诉了孙承恩,孙承恩是他的旧友。实际上,如果旧友提出要求,王熙是愿意将此事遮掩过去的。但孙承恩决定说老实话。王熙就向顺治报告说,这两个人实际是兄弟。顺治为孙承恩的诚实所动,擢之为状元。邓尔麟:《科举政治》,第14—15页。?吕元驄:《朝林院》,第26—27页。?这也是康熙亲政后的特点。1684年,他去曲阜参见孔庙,《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为他引路。当他们站在孔子墓边时,孔尚任惊奇地想到:他竟与天子单独地在一起。“吾仅一叶之草也,何能与上独处?”后来康熙问他年岁几何,是否会写诗。36岁的孔尚任承认自己学过作诗,“因跪候上旨。天颜悦怡,频命起来。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天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理查德·E·斯特拉伯格:《孔尚任与康熙皇帝》,第55—56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七十五卷,第5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五卷,第5页。?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金之俊最终被鳌拜等辅臣免职,因为他的儿子与侄子都被列入了1661年奏销案的名单。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79—85页。?除1646年制订推行的“大计”制外,顺治还于1653年规定对京城官吏每三年进行一次“京察”。吕元驄:《翰林院》,第55—57页。?皇帝已于1652年10月6日罢去55名主管财物库的宦官;同年11月2日,工部的113名宦官也被免职。郑天挺:《探微集》,第9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7页。?同上。六个月后,宦官机构中又增加了第十四个衙门。郑天挺:《探微集》,第94、104—105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3页。1653年8月26日,御史图赖上章说,淫雨不止,京师大水,都与建立宦官衙门有关。他认为皇帝既然已有一群奴仆作为亲随,就不再需要宦官了。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道:“衙门虽设,全由管事满臣掌之,宦员无权。”郑天挺:《探微集》,第97页。但是,顺治坚信宦官可由正规的官僚机构来控制,这却被证明是不对的。不到30年时间,康熙皇帝虽然与某些宦官交情不错,却称他们“无异于最下贱之虫蚁”。他不得不因他的仆从在卫兵进屋时还高卧不起,而对他们予以训诫,到了1724年,又不得不下诏禁止穷困潦倒的旗人净身入投宦官衙门。史景迁:《曹寅与康熙皇帝》,第12—13页。?同上书,第3页。十三衙门在紫禁城的西面,位于西华门内的皇城中,今明清档案馆的新建筑就在此地。虽然当时它还不像在清朝盛时那样,有庞大的机构(1662年,即顺治死后的第二年,有官402人;1722年,939人;1796年,1623人)但它在顺治朝,作为一个平衡宦官各衙门间关系的控制机构的作用,被估计过低了。普雷斯顿·M·托伯特的《清朝的内务府》,尤其是第21—30页对清代宦官衙门做了出色的研究,请参阅。?1655年7月31日,皇帝令工部竖起一尊铁碑,碑上刻写着魏忠贤一类宦官与外廷官交结的手法,并传称日后犯者将严惩不贷。1656年4月14日,顺治还废罢了一个六个月前才置立的专掌玺印的特殊宦官机构。掌管玺印之责移交给了正式的文官。郑天挺:《探微集》,第97—98页。?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3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8—99页。?有些人甚至取了满族的姓名。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5页。史景迁在讨论汉人奴仆与旗人时,描述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既是汉族又是满族的生活方式。“至于曹寅,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保持平衡。很显然,他热衷于满人军事操演中策马驰骋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汉文化的才思敏捷的解释者。”同上书,第53页。旗人出仕的机会比汉人不知多了几十倍。在当时的中央政府中,各种机构的主事或副贰半数以上都是旗人:50%为满人或蒙古人,另外的50%为汉人,而他们也常常是旗人。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7—78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42—143页。例如佟氏,既是一个地位巩固的旗人家族,又屡出官僚。他们在灯市口的府第闻名北京。佟养真、佟养性、佟图赖(康熙的外祖父)的子孙们,在康熙朝号称“佟半朝”。佟养性的兄弟们及其孙辈诸人,在军事征服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645年佟养甲随博洛南征,取杭州,平福建,出任两广总督。佟养量为本旗牛录,在扬州和江阴指挥一个炮队。另一个兄弟佟岱协助征服了延安。在康熙年间,有一个孙子佟国瑶占领了襄阳,而另外的两个孙子佟国器和佟国祯,捕获马士英,协助招降了郑芝龙,驻守赣州。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25页。?在许多中国名画上都盖有耿昭忠的印章。在18世纪,他丰富的藏画为乾隆皇帝所得。他的许多画卷现藏富利尔画廊,上面留有他的题签。甚至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耿昭忠仍保住了自己的高位,任光禄大夫。康熙对他尤为恩宠,在他卧病时,命御医为其合药。1686年,以盛礼将他安葬。托马斯·劳顿:《论耿昭忠》,第150—151页。?同上书,第149—150页。虽三藩之乱时耿精忠谋反,另外两个兄弟却均被免罪不问。?同时他还任兵部尚书。马鸣珮为总督,政绩卓著,他以严禁随员胥吏侵渔百姓而闻名于世,后康熙皇帝亦以其治理江南的政绩而对之做过褒奖。《马氏家谱》“赞序”、“名宦传”、“高明”。江南商人曾刻碑详细描述衙役的侵渔行为,并对新政府制止他们的贪虐表示感谢。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3—116、457—458页。马鸣珮后来曾与在台湾的郑成功作战,其门生梁化凤协助满人扩大了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邵长蘅:《邵子湘全集》第五卷,第24—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56页。?在1644—1668年间,共有96名汉军旗人被任命为巡抚。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4—5页,参见第72页。1651年,魏裔介向皇帝力陈不要过于倚仗旗人,而应更多地任用一般的汉官。解决为汉人科举及第者提供员阙的一个办法,就是削减开科取士的人数。顺治年间,为赢得汉人的支持,会试取士数额曾经有意地扩大了。然而到了1658年,诸州录取生员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考试的次数自三年两试减为三年一试;每一州童生数减少半数以上,所减生员数至少为25%。但人多阙少的问题仍然存在。1664年,礼部竭力主张干脆取消科举考试。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7、156页;参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53—54页。取士之额虽然做了限制,贡生、监生之功名的捐买却依然如故。事实上,尤其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于政府需要财源,官职与科举功名均可捐买,这被委婉地称作“捐纳”。例如在1668年,监生卖200两银子,或500石谷子;而到了1674年,监生就只值银100两了。1677年,清廷因许多人表示反对,一度暂停卖官;但至1678年,它又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出卖生员功名的措施,五年后才废此制。何炳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47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3、225页;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56—157页。如果生员名号可以传之子孙的话,销路毫无疑问还会好得多。1664年康熙诏,只有高级官员方可荫及长子、长孙。次年,又令荫生须经国子监学习,才可出任官职。吕元驄:《翰林院》,第48—49页。但顺治与路易十四不同,他并没有通过造成一个穿袍贵族,来扩充自己的金库。因此,中国人最终使那些经常被出卖的官职贬了值,而法国人却仍在热心抢购它们。用路易十四财务大臣的话来说:“每当法国国王设置了一个官职,上帝就立即制造一个傻瓜去买下它。”塞缪尔·E·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8页。?凯斯勒的数据与此不同。他声称在1651年,所有总督及22名巡抚中的17名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8页。?据凯斯勒所说,从1644至1722年,80%的督抚为旗人,其中多数都是汉军旗人。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8—189页。?总督平均任期的长短,也因其是否为旗人而有所变化。有清一朝,汉军旗人任总督者平均以三年半为一任,而一般汉官则仅为两年八个月。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22—123页。?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9页。?同上书,第12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64页。?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88—89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73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6页;《南明》,第121页。关于永历政权内讧问题,见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07—114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3—124页。洪承畴所统率的军队既有汉人,又有满人。这支军队后由洛讬与多尼统领。最重要的汉将之一是降清的张勇,他并不是旗人。张勇是南京政权灭亡时率部径赴九江向阿济格投降的,时年仅30岁,被授为游击将军,派往西北。在1648年镇压白帽回民起义时骁勇善战,颇著时誉,屡受褒奖。1658年,归洪承畴麾下。1661年平定云南后,担任此省的提督。两年后,开赴甘肃,戍守西北边境,抵御厄鲁特蒙古人。三藩之乱期间,他不顾足上有伤行走不便,为国守边尽忠。张勇的忠贞,实际上是清朝最终获胜的一个关键。后来噶尔丹驱动青海蒙古与西番土著回人东犯甘肃边境,被张勇击退了,清廷因此封他为侯。《贰臣传》第二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67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194—196、201—20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7页。永历皇帝的逃亡路线,与后来的缅甸公路大致相合。1659年3月,永历皇帝及随从646人于八莫上船,沿伊洛瓦底河至缅甸都城阿瓦。余人陆行,被误认为是入侵者,遭到了屠戮。永历皇帝自己于6月底抵达阿瓦。缅人得到了清廷文书,令其拘执永历皇帝,遂于王宫河对岸设营以置之。后猛白取代其兄自立为缅甸国王,便把永历随从中的成年男子全部杀掉了,已患气喘病的永历帝被留了一条活命,但处境极为凄惨,只有四个家庭成员、几个宦官、一个跛足文官以及百余幸免于难的妇幼陪伴着他。斯特鲁弗:《南明》,第125—128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58页。关于洪承畴的安民政策,见洪承畴:《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第196—198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6—20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60页。甚至那不愿宽恕“贰臣”,并暗示了洪承畴某些“过失”的乾隆皇帝,也称这位著名的满族人的合作者为“大贤”。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9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28页。李定国于1662年8月初,在云南与老挝的边境地区病逝。肖尔:《南明政权》,第210页。?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

                        束动荡流浪生活。该部首领占巴黄固尔多诺赍为此与杨金太福晋商议。经杨金召集四苏木首领和札哈沁部各头目开会,形成决议,四苏木“愿将四棵树以西之古尔图地方,宽阔水草广袤土地,膏腴之山川,任其该部牧民放牲、种地”,并将此决定呈报政府。经过乌苏县县长分别向杨金福晋和札哈沁部首领核实得到确认,并在省政府备案。注414牧场,尤其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多被牧民视为赖以生存繁荣发展的根基,历史上为争夺牧场发生战争屡见不鲜。四苏木能够让出如此丰美草场给札哈沁人,可以想见其悲悯同族情怀与共同发展的气度。(4)捐资襄助公益事业。1941年2月7日“管理乌苏四苏木兼充护理盟长印务”的杨金福晋去世。死因是年已老迈,且患“麻木不仁病症”,虽经乌苏县诊疗所医生调治,最终无效。除了当地相关官员向塔城行政长报告,乌苏县长等官员按蒙古习俗置办祭物前去致祭。注415杨金福晋去世后,所遗家产均交给乌苏四苏木夏拉寺大喇嘛加木粗收管。遵照杨金福晋意愿,除了诵经开支,加木粗喇嘛代表杨金福晋向乌苏蒙族文化促进分会2次捐赠100只羊作为基金,并为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修建俱乐部,再次代杨金福晋捐出大元宝五锭、羊50只。影响所致,当地喇嘛及富裕户纷纷捐助,蒙古文化促进会得以开展活动。注416帕勒塔病逝后,所遗亲王爵位由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承袭。据说帕王生前有去西藏拜佛意愿未及完成,敏珠策旺多尔济于1932年前往西藏拜佛,代偿父愿。行前将所有印信交付其子玛尼,由他代理亲王;向省政府请假并得到批准。因此行还有本部落格根喇嘛罗宗丹巴札木苏等10名喇嘛同行,为此敏珠策旺多尔济又向省政府代为申请护照。注417敏珠策旺多尔济一行经由库尔勒,由若羌入藏。沿途地方均有他们经过的报告。注418当敏珠策旺多尔济礼佛归来,适逢马仲英入疆,返疆道路阻塞,他做出前往南京的大胆决定。在南京政府看来,“主持新政者实行封锁政策,遂使新疆蒙旗与中央关系日趋隔绝”,1934年敏珠策旺多尔济“绕道来京,备输悃诚”,受到蒙藏委员会热情招待。他的到来甚至被认为“新疆蒙旗与中央之关系,将日见密切”。根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的了解,敏王“留学旧俄贵胄军事学校,志趣卓越,人甚明达,在新疆蒙旗中,颇负资望”,当时又逢内蒙古百灵庙自治运动影响不断发酵,于是石青阳向行政院推荐敏珠策旺多尔济出任蒙疆宣慰专员,“酌给旅费前往新疆各盟旗宣达中央德意”注419。后来敏珠策旺多尔济步帕勒塔后尘,活动于北平、南京、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新疆蒙族代表。盛世才离开新疆以后,敏珠策旺多尔济活跃于新疆政坛。1947年11月他衔命由南京飞抵迪化,负责落实新疆盟旗组织法、恢复新疆各部盟长公署以及国大代表选举。其间他频频与省政府、南京中央机关发生联系。不过他以中央大员身份活动不免过于活跃,也招人侧目。据有人揭发,1948年1月26日在蒙文总会举行的由敏珠策旺多尔济主持的选举被认为“显有流弊”,因为未按规定投票选举,而是通过举手表决,并且还有“未经举手表决者”。举报者认为“几全为敏珠策旺多尔济一手操纵,殊失民选真意”。质疑并非空穴来风。确实在当选国大代表名单中,有长期居于北平并去德国留学的敏珠策旺多尔济的异母弟策丹多尔济注420。1949年后敏珠策旺多尔济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敏珠策旺多尔济赴藏前曾向金树仁报告,将护理印务托付其子玛尼,得到金树仁批准。1945年时在吴忠信眼中,年仅24岁的代理亲王玛尼“主持游牧颇孚众望”注421。他承袭了敏珠策旺多尔济的亲王爵位,注422在祖母杨金去世后还代理东部落盟长,是乌苏四苏木区长,1945年曾向新疆蒙古文化促进会总会捐献新币伍拾万元,作为该会基金。注423帕勒塔的北京眷属在其身后也留有印迹。前述随帕勒塔去北京的侧福晋育有一子三女(两女夭折)。帕王东渡日本治病时还携带患病的老母。临终时刻侧福晋侍奉身边。注424关于帕勒塔在京府邸,据《宣统三年北京电话史料》记载,帕勒塔王府在大甜水井胡同。《燕都丛考》记载帕勒塔王府小楼在菊儿胡同。1933年9月新疆省政府给帕王侧福晋寄信地址则是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这座府邸是帕王长女买给其母(侧福晋)的。该女嫁给了法国驻北平的一个领事,后来去了法国。注425据调查迪、阿、塔、伊各区巡视员李钟麟1935年5月的调查报告,帕王京邸侧福晋曾对他面诉,她从北京携儿女回四棵树帕王府,因与袭爵的敏珠策旺多尔济意见不合,于是住到乌苏县城。侧福晋请求金树仁发给护照,取道俄国回京。该专员认为,“查该福晋前因家庭交涉,几成意外之变,我帅已洞悉其情。兹该福晋既欲返京,似此祸胎,莫若遣之为快。如蒙俞允,请令饬塔城并示专员,以便转知,兼促其起程,庶免贻害蒙族,在亲王亦当铭感矣”注426。报告的坦言,说明金树仁了解帕亲王家庭矛盾,李钟麟称侧福晋为“祸胎”,并谓敏亲王会“铭感”,说明新疆当局同情或支持与侧福晋“意见不合”的敏亲王。至于帕勒塔的乌苏福晋杨金及叔叔嘉穆措喇嘛是何态度,无从知晓。只知京邸侧福晋与敏珠策旺多尔济有矛盾。1933年,京邸侧福晋为儿子策丹多尔济(敏珠策旺多尔济异母弟,生于北京)袭爵事致函新疆省政府。帕勒塔去世时,“渥蒙大总统恤赏镇国公世爵”,侧福晋希望新疆省政府代为办理承袭事宜。据交付的履历记载,当时策丹多尔济年纪20岁,震旦大学肄业。简历以汉文书写,寄给省政府。侧福晋认为蒙汉合璧才合乎规定,因此她向省主席刘文龙说明北平帕邸“档案全无”,请刘文龙查明后加入蒙文。刘文龙回信至“北平东城干面胡同四号帕王府”,称帕福晋寄来的回函及相片等收到,关于策丹多尔济袭爵事已经让德贝勒(德恩沁阿拉什)来省洽谈并办理手续。他还提到,侧福晋所转家信已经让乌苏县长转交。注4271947年国民党召开第一届中华民国国民代表大会,策丹多尔济作为北路盟选举人当选代表注428。他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在辅仁大学教书。1949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作为新疆蒙古历史人物,帕勒塔留下的事迹很不完整,其参与的活动因缺乏细节而模糊,给人留下许多揣想。近年来随着档案整理刊布,相关资料陆续浮出水面,这也许有机会推动关于帕勒塔及新疆近现代史的研究。


                        后记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被访者和为我联络这些被访者的朋友们,我在每篇访谈中都已有所交代,由于人数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列举,敬乞原谅。还有一些朋友,多年来对我这项研究计划,一直以各种方式予以不懈的鼓励与支持,并多次为我提供访谈线索和访谈所需的各种方便,乃至陪同我一道出行,要在这里特别提出的,有郭松义、胡鸿保、姚安、张莉、杨海英、江桥、关纪新、邱源媛、佟鸿举、李南、岑大利、毕奥南、吴丽娱、郭绮纹、印红标、邢克斌、印嘉佑等人,其中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当年的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姚安博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张莉女士、香港浸会大学阮丹青教授、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杨原先生、橘玄雅先生等处得益尤多。另外特别要感谢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苏柏玉,苏柏玉同学承担了本书大部分的校对、修订和插图等烦难琐细的工作,并且对本书的题目、编排、文字诸方面,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同时我也感谢她的导师、我的老同学牛润珍对我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杨良志、吕克农、高立志诸位先生的积极建议、启发和资助,并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动。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多年来为我从事这项计划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作者谨识2016年2月注释注1需要说明的是,我做的北京人访谈,尤其是深入访谈,并未被全部收入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之中。最近几年,我还与其他人合作有《宣武区消失之前》《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大历史·小人物》等围绕北京城和北京人的口述史专著,已分别由北京出版集团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对常人春、常寿春兄弟的口述访谈,也正在编辑之中。注2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1997年版;[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注3这个简述主要依据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与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均载李中清、郭松义:《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4关于1935年《宗谱》介绍,见刘冰:《爱新觉罗宗谱》,载《图书馆学刊》2011年第1期。注5乌兰(女),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乔吉是她的丈夫。注6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满学专家爱新觉罗·启孮教授》,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46页。此外,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也提到此事,载纪念文集“附录”,140页。注7这里所说的爱新觉罗家族的行辈字,仅仅限于道光帝之子而不及其他。“溥、毓、恒、启”四字是道光帝亲选的。注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9该世系表主要根据金启孮《记荣府史的成书》、乌拉熙春《荣亲王府的文化史》(均载《爱新觉罗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编撰。注10关于分府制度:皇子到15岁(虚岁)左右,便要搬出大内接受爵秩,称为分府。皇子授封分府后,其居室、服用、设官、俸禄给养由内务府负责,各按爵位等第拨给。因为他们得到的爵位一般都是亲王、郡王,至少也是贝勒、贝子,所以习惯上亦称为拨王制度。拨王制度开始于康熙六年(1667年)。这一年年初,顺治帝的第二子福全亦即康熙之兄被封为和硕裕亲王。经康熙帝批准,为适应新的受爵分封制度而产生的拨王制度正式出台:康熙六年奏准,凡分封皇子,各按爵秩,奏简领侍卫内大臣,内府总管,会同该旗办理。应给旗下满洲、蒙古、汉军佐领,并内府三旗佐领、内管领,应给府第,候旨指给……又定:“凡畿辅旗庄,国初颁赐已定,厥后皇子分封、公主赠嫁,皆取诸内府庄田”,这就是说,分府王公们的田地、人丁等等,都是要从内务府皇庄和各应差人丁中拨付的。而且一经拨出,相关的庄头、庄丁便由“随王之旗分佐领代管”。有关各爵位拨给的田庄、人丁数后来曾有变化,但其来源和性质始终未变。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98“亲王以下分给户丁庄园分例”。注11兆祥所,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皇子在受封完婚后,就会分府出宫。但兆祥所位于紫禁城,未见圆明园中也有兆祥所的记载。注12溥心畬(1896—1963),即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溥心畬之父载滢为奕次子。其长兄过继给了伯父载澂,袭了王爵;排行老二的溥心畬与三弟溥德奉母定居北京。溥心畬曾留学德国,诗文、书画皆有成就。画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书法,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誉,又与吴湖帆并称“南吴北溥”。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并于台湾师范大学执教。1963年11月溥心畬患鼻咽癌在台北病故,享年68岁,葬于阳明山。注13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秋,应张道藩之邀与齐白石等人到达南京,举办溥儒、齐白石联合画展。经张真夫推荐,被蒋介石指定为满族“国大代表”。1947年从南京开会后回到北平发起组织了“满族文化协进会”,城近郊区有数千人登记入会。1948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溥儒、唐君武和金启孮之父金光平等人当选为代表。溥儒在会上发言,阐述了满族人的悲惨处境,呼吁明文规定满族平等地位,引起广大满族同胞的强烈共鸣。注14关于八线法手卷,金先生在《怀念宗长——溥儒心畬对满族的贡献——北平满族协会怀旧》一文中有详细说明,载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2期,1996年版。注15该府位于今北京复兴门立交桥东南的鲍家街43号,这座昔日太平湖畔的府邸作为荣王府前后共计66年,经历了清代乾、嘉、道三朝,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该府邸被另赐醇亲王为醇王府。注16道光三十年荣亲王府被另赐给道光第七子、醇亲王奕,奕之子载湉即生于此府,后载湉即帝位,改元光绪,该府遂成为潜邸。按清制,光绪继位后醇亲王必须从此府迁出,所以醇亲王原在太平湖的这个王府便称为南府,后海北沿的新王府称北府。注17朝阳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法科大学。创办于1913年9月,设法、商二科,称民国大学,1916年改名为朝阳大学,校址在东直门内海运仓。是我国法学摇篮之一。享有盛誉,世称“南有东吴,北有朝阳”,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2月,中央决定将中国政法大学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为人大初建时设立的八大系科之一。注18该照片选自恒煦、启孮、乌拉熙春著:《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注19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最后一部《宋史》出版为止,历时20年,其中还跨越了“文革”十年的动荡岁月,经历了文化浩劫。数十位专家学者先后会集于北京中华书局,逐句校点,集体定稿。基本上选用了当时最好的底本,改正错字,校补遗缺,加注新式标点,划分段落,并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校勘记,使中国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以更准确、更清晰的面目出现。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出版问世之后,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海内外学术界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其中《金史》由傅乐焕点校,“文革”期间傅乐焕去世,1971年后改由张政烺继其事。遗憾的是,我做口述时,还未及问到金光平点校的《金史》是否留存,与傅、张二人的点校是否曾经对照。注20金启孮先生的父亲金光平于1912年袭爵镇国公。注21金先生这篇口述中多次提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却未明说这年发生的具体事件。这年1月蒋介石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4月二次北伐开始,5月张作霖北京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6月北伐军第二军团进入北京城。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54次会议议决,北京改名北平。注22京师图书馆是1909年9月9日由清政府批准兴建的,首任监督是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馆舍设在北京什刹海后海北岸广化寺。清亡后京师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最终,范雎逃出魏国,来到秦国。因为极富才能,受到秦昭襄王的重用,成为继魏冉之后最受信任的大臣。他提出了秦灭六国最重要的“远交近攻”总方略,使秦国第一次有了明确可行的消灭六国的具体方案。范雎从魏国流失到秦国,对魏国来说,不啻是重大损失。但是,范雎在魏国却不受重用,甚至差一点死在相国府中。在魏国几乎丧命,在秦国却备受信任,不同的用人策略,直接导致了秦国的强大与魏国的衰落。庞涓嫉贤能孙膑奔齐国魏国是战国时期人才最完备的国家。可谓谋臣如云,良将如雨。可惜的是,魏国又是一个最留不住人才的国家。在战国的历史风云中,很多人才出自魏国。不但有吴起、商鞅和范雎,还有很多被后世津津乐道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膑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孙膑是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曾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在魏惠王时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魏国,本来想为魏国效力,那样,魏国就会又多一代名将。但是,庞涓嫉贤妒能,担心孙膑出头,就找了一个罪名砍掉他的两只脚,并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因伤残、毁容而永远不能出人头地。后来,齐使来到大梁,孙膑秘密会见了齐使。一番谈话之后,齐使立即发觉孙膑是位军事奇才,就偷偷地用车把孙膑拉到齐国。齐国将军田忌非常赏识孙膑,待为上客。田忌常常跟齐国贵族子弟赛马,而且下的赌注很大。孙膑发现田忌的马和其他人的马实力悬殊并不大,当时赛马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一次,他对田忌说:您尽管下个大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非常信任孙膑,比赛时下了千金赌注。赛前,孙膑对田忌说:以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赛,拿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比赛结束,田忌败了一次,胜了两次,最终赢得了齐王千金赌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田忌深服孙膑的才华,就把孙膑郑重推荐给了齐威王。齐威王对孙膑也非常尊重。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准备用孙膑为主将救赵。孙膑说:我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不能出任主将。于是,齐威王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车中出谋划策。田忌想率兵直奔赵国,孙膑说,要想解开乱丝,不能生拉硬扯;劝解斗殴,自己不能卷进去打。要抓住其中要害,争斗者如果受客观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现在魏、赵两国相攻,魏国的精锐必定在外,老弱残兵驻守国内。你不如率军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它的交通要道,冲击它最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回兵自救。这样,我们既解了赵国之围,又可以让魏军疲于奔命。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师,齐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大败魏军(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十三年后,魏、赵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王派田忌率军救援,直奔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回魏国,但是,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进发了。孙膑对田忌说,魏军一向非常凶悍,看不起齐兵,称齐兵胆小怯懦,我们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每天五十里的急行军和敌人战斗,会有一半士兵掉队。孙膑命令军队进入魏国国境之后第一天砌十万人做饭的灶,第二天砌五万人做饭的灶,第三天砌三万人做饭的灶(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率军走了三天,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国国境才三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他甩下步兵,和他的精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孙膑估计庞涓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路非常狭窄,两旁又多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一棵大树的树皮,在露出的白色树干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一万名弓箭手,埋伏在马陵道路两边,并约定,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之下,他看见白色树干上写着字,但周围黑乎乎的看不清,就让士兵点燃火把看看树干上写的是什么,一看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惊。就在此时,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局已定,拔剑自刎,临死前说:今天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到,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马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国十万大军被歼,军师庞涓自杀,太子被俘,魏国实力从此一落千丈。孙膑身怀绝技,本来是要为魏国效力的。但是,魏国将军庞涓招孙膑前来,不是想重用孙膑,而是要加害于他,结果将孙膑整成残疾人,妄图使他永远不能再指挥打仗,自己就可以横行天下了。但是,庞涓最终却是自掘坟墓,兵败马陵,不但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也给魏国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秦国在千方百计重用六国人才,魏国却千方百计要把人才整残整死,魏国怎么能不灭亡?如果魏国善待孙膑,孙膑和庞涓联手,魏国的历史必将改写,中国的历史都有可能改写。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庞涓干的,干魏国何事?问题是,像庞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魏王的信用,庞涓残害孙膑,难道魏王一无所知吗?如果一无所知,魏王是盲人还是聋子?如果并非一无所知,魏王能这样对待人才吗?吴起、商鞅、孙膑、范雎,哪一位不是赫赫有名的顶级人才?但是,他们在魏国都不被赏识,反而遭到迫害,甚至被打得半死。他们到了秦国、齐国、楚国,却一个个都成了栋梁之材,这些人才从魏国流失,辗转到其他国家,反给魏国带来巨大的伤害。从这四个人才的流失,我们便能知道魏国灭亡事出有因了。魏王昏蒙信陵遭嫉曾经称雄半世纪之久的魏国,在它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后灭亡。吴起、商鞅、孙膑、范雎等,这些有名的人才一个个离它而去。透过这些人才的命运,我们看到的是魏国国君的昏庸和无能。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魏国的国君甚至不能容忍自己的弟弟有才华,那么他的弟弟是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魏无忌。我们在“邯郸之战”一篇中己经讲过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符救赵”是赵国邯郸之围得以解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因为“窃符救赵”,信陵君带来了魏国八万精锐之师,这对久困在赵都邯郸之外的秦兵来说是一支劲旅,秦兵怎么能打得过这八万精兵?最终只好退兵。信陵君是一位有才之士。他是魏昭王的幼子,魏安釐王同父异母的弟弟。有一次,魏安釐王和信陵君兄弟二人正在下棋,忽然,边境来报:赵王率领的大军即将到达魏国边境,马上就会入侵魏国。魏安釐王吓得立即停止下棋,要召集大臣商讨赵国入侵之事。信陵君立即阻止了他,对他说,赵王只是在打猎,并不是要入侵魏国,仍然镇定自若地和魏安釐王下棋。魏安釐王心里担心赵兵入侵,心思并没有放在下棋上。停了一会儿,北边又传来消息,赵王是在边境打猎,不是要入侵。魏安釐王得到报告,大吃一惊,问信陵君:公子怎么知道赵王的消息?信陵君回答:我有门客能够打听到赵主的一举一动,并把消息报告给我。从此之后,魏安釐王惧怕信陵君的才华,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信陵君(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信陵君利用如姬盗走了兵符,救了邯郸,救了赵国。但是,信陵君却得罪了早已对他十分猜忌的魏安釐王。因此,信陵君只好长期滞留赵国,“十年不归”。秦国听说信陵君因为得罪魏王不能回国,“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这才感到离不开信陵君,屡次派人去赵国请信陵君。信陵君担心魏安釐王还生自己的气,于是,告诫他的手下,谁敢为魏安釐王的使者通报就处死。信陵君的好多门客都从赵国返回魏国,但是,没有人敢劝信陵君回国。这时,赵国有两个信陵君非常敬重的人来拜见他,问信陵君:公子您名重天下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魏国。现在秦国攻打魏国,情况非常危急了,公子却完全置魏国的生死存亡于不顾。假如秦国政下魏都大梁,毁掉魏国先君的祖庙,公子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这番话没有说完,信陵君脸色陡变,立即备车回国救魏。魏安釐王看到信陵君,兄弟二人抱头痛哭。魏安釐王马上任命信陵君为上将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247),信陵君联络诸侯,率燕、赵、韩、楚、魏五国军队,讨伐秦国,大败秦将蒙骜,一直追到函谷关,秦兵不敢出战(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合纵非常成功的一例。信陵君谋划的五国伐秦震惊了秦庄襄主——在位仅仅三年的秦王嬴政的父亲异人。于是,秦庄襄王派人携带万金潜入魏国,找到信陵君“窃符救赵”时被冤杀的大将晋鄙的门客,让他们在魏安赘王面前施反间计:信陵君在外流亡了十年、现在回国担任魏国大将军。天下诸侯的将领都归他统领,诸侯们只知道魏公子信陵君,不知道魏王了。信陵君也想借这个机会南面称王,诸侯们畏惧信陵君,也想共立信陵君为魏王(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庄襄王这个反间计用了好几次,最后竟然派使者到魏国大张旗鼓地祝贺信陵君继承主位(秦数位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这一下动静闹大了。魏安釐王本来就不大信任信陵君,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请他回国,如今一看局面如此,魏安釐王又动摇了,于是罢免了信陵君“上将军”之职,安排他为将。信陵君一看就明白,又遭人暗算了。于是称病不朝,天天和宾客在一起通宵喝酒,身边还有很多美女,这种生括仅仅过了四年,郁郁寡欢的信陵君就病死了。同年,魏安釐王也死了。秦王政五年(前242),秦国听说信陵君病死,执政的吕不韦立即派被信陵君打败过的蒙骜攻打魏国,一次古领了二十座城池,建立了东郡。这以后,秦国对魏国采取蚕食政策(共后,秦稍蚕食魏),只用了十八年就俘虏了魏王,灭了魏国,并对大梁进行了屠城。信陵君是魏国的顶尖人才,也是魏国晚年最著名的政治家。我们将他列为魏国流失的人才之列,严格来讲,稍微有点不确切。因为,信陵君晚年待在魏国,死在魏国,似乎不属于自魏国流失的杰出人才;但是,信陵君是留在魏国而“流失”的杰出人才,他人未出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是魏国“流失”的顶级人才。信陵君晚年纵情声色,不问国事,是魏安釐王造成的。他的下世,是魏国后期最不幸的事件。此后的魏国已经完全沦为秦国的附庸,完全没有任何顶级的人才可言了。所以,当王贲水淹大梁之时,魏国轻易地就灭亡了。魏国灭亡的原因也许还有许多许多,但是,我更愿意讲一讲人才问题。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单位最核心的竞争力。离开了杰出人才,会有什么结果,历史上的魏国就是最好的案例。魏国的灭亡意味着韩、赵、魏兰晋全部灭亡。兰晋灭亡,实际上预示着秦国统一天下步伐的一次大提速。这一年是公元前225年,秦王政二十二年。那么,秦王嬴政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个国家呢?第24章秦灭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军攻下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一亡,燕国门户洞开,秦国大军陈兵于燕国边境,燕国岌岌可危。燕国的太子丹曾经质秦,并遭受过秦王嬴政的冷遇,所以无论是国仇还是私恨,太子丹都要想方设法阻挡秦王嬴政的进攻。最终,太子丹谋划了千古传颂的荆轲刺秦事件,结果是壮士一去不复返,刺杀失败。燕国的太子丹原本想用刺杀方式来拯救燕国,没想到反而激怒了秦王嬴政,一年多以后燕国就被秦国消灭了。因此宋代的苏洵在《六国论》里就认为荆轲刺秦是祸事,这一刺杀事件加速了燕国的灭亡。那么到底谁应该为燕国的灭亡负责呢?燕国将怎样应对即将到来的亡国之难呢?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刺杀秦王嬴政!谁这么大胆,敢组织这场刺杀活动呢?燕王喜的太子丹。秦王嬴政不是一般的人,要刺杀这么一位国君,准备工作绝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太子丹怎么可能立即组织起这场震惊世人的刺杀呢?燕国太子丹,从小在赵国为人质,秦王嬴政生于赵国,小时候和他还是玩伴。嬴政继位后,太子丹就到秦国做人质了。由于秦王嬴政没有善待他,公元前232年,燕国太子丹从秦国人质的岗位上逃归燕国(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归——《史记·刺客列传》)。太子丹逃回燕国第三年(前230),韩国灭亡。秦军灭韩后,接着兴兵攻赵,赵国危在旦夕。恰在此时,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秦王嬴政,逃到燕国,投奔好友太子丹,太子丹接纳了他。秦、燕关系因此更加紧张。太子丹的老师鞠武知道这件事后,力主将樊於期送到匈奴,以免秦国以此为借口进攻燕国。太子丹没有接受老师的意见,他觉得朋友落难,不应落井下石。鞠武看见太子丹不愿接受自己的意见,便向太子丹推荐田光,说:燕国有位田光先生,智谋深邃而勇敢沉着,可以与他商量(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沈,可与谋)。鞠武告诉了田光,田光登门拜访太子,太子非常客气地迎接田光。太子丹对田光说,“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郑重地向太子丹推荐了荆轲。分别之时,太子丹向田光说:今天谈的都是国家机密,请先生千万不要向外泄露。田光推荐的荆轲是谁呢?荆轲原是齐国人,后来移居卫国,到燕国后,燕人叫他荆卿。荆轲自幼“好读书击剑”。“好读书”,当然是士人,又好“击剑”,则又是剑客。荆轲到燕国后交了三位朋友:一位是杀狗为生的“狗屠”,一位是善于击筑的民间乐手高渐离,一位是隐士田光。田光非常器重荆轲,认为荆轲不是一个凡人。荆轲“好读书”而未有著述,爱剑术却剑术不精,喜交往而结交面不广,愿从政却求仕无门。田光告别太子丹之后立即拜访荆轲说:咱俩关系这么铁,整个燕国无人不知。太子丹告诉我,燕、秦两国势不两立,希望我多多关注。我力不从心了,把你推荐给太子,你赶快到宫中拜见太子。荆轲答应了。田光又说:太子在我临走之时说,希望我不要泄露所谈之事。这是太子对我不放心。你见到太子,就说我已经死了。说完,田光就自杀了。田光自杀,荆轲知道太子丹是要买凶,但是他仍然决定去见太子丹并最终答应其刺杀秦王的要求。荆轲与燕国并不沽亲带故,而且荆轲到了燕国之后也没有被当局者重用,所以荆轲面对燕国的存亡完全可以袖手旁观,那么为什么荆轲最终接受了这个危险的刺杀任务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荆轲又做了哪些准备呢?荆轲之所以答应刺杀秦王,缘于荆轲的两个情结:一是从政情结,二是侠义情结。太子丹对荆轲的到来,非常恭敬,先沉痛哀悼田光,再盛情礼遇

                        A片国语中文免费看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他们俩因为斯考特活了过来而松了口气,不过,他们说,别,女士,杜波列斯小姐,我们得回家。“咱们看看车子是否还能用。”伊斯塔说。他们把卡车扶好,发现还能开。娄恩和他们走了,剩下康瑟蕾塔对她刚才的作为既兴奋又惭愧。这就是练习了。几个星期之后,娄恩又来了,让她对那男孩死而复生的事放宽心。“你有天赋。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康瑟蕾塔撇了撇嘴,在胸前画着十字,喃喃默诵着“圣母玛利亚,发发慈悲吧”。那种兴奋劲儿不见了,那件事似乎让她恶心。像是魔法。像是巫术。她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要向玛丽·玛格纳、耶稣或圣母玛利亚诉说。她不知道她当时在做些什么,她是受到咒语的驱使。娄恩用了咒语,要她那么做。“别犯傻了。上帝不会犯错误的。现在要是鄙弃他的馈赠,那就是错误了。你难道说是他犯傻吗?”“你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康瑟蕾塔对她说。“你懂。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运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我想他要我别理你。”“傻瓜。”娄恩说。她提起她的袋子,沿车道走去,在太阳地里等着搭车。这时,索恩来了,说道:“娄恩·杜波列斯告诉了我你做的事。我来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在康瑟蕾塔的眼里,她的样子没变,只是一九五四年时由于悲痛而黏在一起的长发如今剪短了。她把提着的篮子放到桌上。“我会永远为你祈福的。”康瑟蕾塔掀起餐巾,圆圆的白糖小糕饼在蜡纸隔层中码放着。“母亲会喜欢在喝茶的时候吃这个的。”她说,随后抬头看着索恩,“和咖啡一起吃也挺好的。”“我想喝杯咖啡。太想喝了。”康瑟蕾塔把白糖小糕饼放在一个大盘子里。“娄恩以为——”“我不管那个。你把他还给我了。”一只雄鹅在院子里高叫,把鹅群从眼前赶散了。“我本来不知道他是你儿子。”“这我知道。”“我当时不由自主地做了。我的意思是,不是由我控制的。可以这么说。”“这我也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他觉得他自己救了自己。”“他大概是对的。”“也许吧。”“你怎么看呢?”“有我们俩是他的福分。”康瑟蕾塔从篮子里抖掉碎渣,把餐巾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里面。后来连续许多年,那只篮子都来来回回地带着东西。“迈步进去”除了对玛丽·玛格纳,别无用处。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康瑟蕾塔本来是忍受不了光线接近自己的眼睛的,但是当母亲病倒时,她为了她而强忍着。起初,她因悉心照料却收效甚微而惊慌失措,便试了一下——反正看来没办法缓解她的病痛了——后来于无奈之中愤愤然地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态度。迈步进去找到那针眼般的光线。操纵它,扩大它,加强它。让她一点点地康复,甚至能够起身。那种“迈步进去”十分强烈,玛丽·玛格纳的生命像灯似的闪烁着,直到在康瑟蕾塔的怀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此说来,她是实践过了。尽管是为了她爱戴的女人,她深知这是要遭谴的。玛丽·玛格纳若是知晓她的生命是靠邪法来延长的,一定会厌恶又气愤地回避这种治疗。最终进入天堂的祝福也会被应该更清楚这件事的人有意地推迟。因此康瑟蕾塔始终没告诉她。然而,无论多么矛盾,这种天赋并没有消失。她虽然感到困扰,把骄傲的罪孽与巫术联系起来,但还是渐渐地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当然她还要劝告自己不要亵渎他或将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境地。这是个语言的问题。娄恩管它叫“迈步进去”,康瑟蕾塔则称之为“进去看”。因此这种天赋就叫作“内视”。这是上帝赋予想开拓这种本领的人的自由。这事有点离经叛道,但解决了她本人和娄恩间的争论,使她有可能接受娄恩包治百病的疗法,并在这种“内视”的功力发挥之时在别人身上实验。看得见的世界越昏暗,她的“内视”功力就变得越炫目。玛丽·玛格纳去世时,五十四岁的康瑟蕾塔在某种意义上沦入孤儿的境地了,虽然不再是街上的弃婴,也不再当女仆。教堂精心反对过度的人性之爱是有其道理的。玛丽·玛格纳离开她以后,康瑟蕾塔便接受了她的两个朋友的同情,接受了玛维斯的帮助和婆婆妈妈,接受了格蕾丝逼她开心的努力,但连接她和世界的绳索从她指间滑脱了。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保险,没有家庭,没有工作。她面对着消亡,等待着被逐,生怕得罪上帝。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卷纸——上面什么都没写——被扔在一个空橱柜的角落里。她们曾经许诺总会照顾她,但并没有告诉她“总会”并非在各方面,也并非永远。窖藏的酒起初还能帮她,后来就没用了,她也发现自己内心充满酒鬼式怨恨,恨不得自己有力气把那些在房子里白住的女人打得灵魂出窍。“上帝不会犯错误的。”娄恩曾经对她高叫。但是他有时也过于大度了,竟然将魔力赋予一个醉酒不醒、无知又没钱的女人,一个生活在黑暗之中、不能从床上起来做些有用的事的女人,或者不如干脆死在床上、让世间摆脱她的恶臭的女人。她头发灰白,眼睛已经失去了功能,她想象着自己在人前是副什么模样。她那毫无光彩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倒是能洞察别人心中所想。这情形与那个盲目的季节恰恰相反,当年她与那个活生生的男人寻欢作乐时,第一次看到了她那么努力去看的东西。但是人家对她半是诅咒,半是祝福。他把绿色烧光了,并用纯粹的视力取而代之,她要是利用了那种视力可真该遭天谴了。先是脚步声,然后是敲门声打断了她那伤心又没出路的思绪。那姑娘开了门。“康妮?”“是谁?”“是我,帕拉斯。我又给我父亲打电话了。这,你是知道的。他准备在塔尔萨和我见面。我来是和你告别的。”“我知道了。”“这太棒了。我得去。唉,自从我上次见到他,时间好像过去了不止一辈子。”“这么久了?”“你不相信吗?”“难以置信。你在夸张。”“是啊。我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一如既往。节食。”“我指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胎儿。你怀孕了。”“我没有。”“没有?”“没有!”“怎么没有?”“我才十六岁!”“噢。”康瑟蕾塔说,看着月亮般的头在一根脊椎骨上飘动,看着四个小小的附肢——爪或手或蹄或足。在这个阶段还难以分辨。帕拉斯怀着的可能是羊羔、婴儿、美洲虎。“可怜。”在帕拉斯跑出房间时,她说。当她想象着孩子将来与这个愚蠢的年轻母亲可能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时,她又说了声“可怜”。她想起了另一个女孩,年龄相仿,是几年前来的——来时是很糟糕的季节。接连十七天,康瑟蕾塔一直独自待在宅子里,守着玛丽·玛格纳进气出气,幽蓝色的光跳动着,直到玛丽·玛格纳请求让她走,虽然她连最后那庄严的誓言都说不出来了。第二个姑娘格蕾丝来得及时,中止了在尸体移走后降临的那种可怕的孤寂,让康瑟蕾塔得以入睡。玛维斯刚带着药水和非法的镇痛剂回来。康瑟蕾塔欢迎这两个做伴的人,让她不致一味地陷入有关被逐、饥饿和无悔的死亡的自怜念头。削减文书或赞助人于她成了不敢去想的事情,犹如她九岁那年紧拉着玛丽·玛格纳的手走在阿田纳斯号的栏杆处一样。无论娄恩·杜波列斯或索恩可能提供什么,也不会包括住处。在那座镇子上是不可能的。后来,鲁比的姑娘来了。她眼睛里藏着两汪泪水,而且还有别的。她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忧心忡忡,而是因子宫的动荡变得反叛。那种变化之剧,竟使身心分离,把孕育血肉之躯的肉体看成了外在的、反叛的、非自然的、有病的。康瑟蕾塔揣摩不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相容,但它确实存在,而现在又一次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没有”的叫声中:一种无法调和的恐惧。康瑟蕾塔照着她所知道的玛丽·玛格纳会采取的办法安置了第一个人:让那姑娘安静下来,并劝她等着那一刻的到来。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欢迎她在这里临产。玛维斯兴高采烈。格蕾丝也十分欣喜。她们拿上土地租金开车去商店为新生婴儿购物,买回来的毛线鞋、尿布和玩具,足够开一个幼儿园了。那姑娘坚决拒绝由接生人员来照顾她,安静而阴郁地等了一星期左右。也可能是康瑟蕾塔这么感觉的。而开始忙活之前她一直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的母亲始终在无情地打自己的肚子。若是康瑟蕾塔的视力好一些,而那姑娘的肤色不是黑得如海上之夜,她本来早就可以看到那一道道淤伤。可惜,她只看得见宽宽的肿处,那里的皮肤透出的是紫色而不是银色。但是真正的伤害是墩布把硬捅进下身造成的——毫不留情、反复不停。以一个狂暴男性强奸时的那种兴致和意图,她使劲把那个生命从自己的生命中鼓捣出去。她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胜利了。那个五六个月的婴儿反抗了。小家伙不甘寂寞、不肯忍耐、拼命挣扎,竭力要逃过阵阵炮轰和中了炮弹的乘船。对柔弱的小脑瓜和屁股蛋的打击只收到部分功效。脊椎骨也只是受到了振动。否则就没指望了。若是小家伙不曾努力挽救自己,就会破成碎块或者淹没在母亲吃下去的食物中。于是他就降生了,怎么说呢,可能是由于逃跑而出生得太早太弱了。总算还喘着气。玛维斯抱了过去。格蕾丝在床边问候。康瑟蕾塔和玛维斯给他擦净眼睛,把手指伸进他喉咙里清理一下,让他透气,并且试着喂他。这些努力管用了几天,随后他就同莫尔和珀尔做伴去了。这时候,那个年轻母亲已经离去,竟然没摸他一下,没看他一眼,没询问他的情况或给他起个名字。格蕾丝管他叫切,而康瑟蕾塔至今都不知道把他埋在了哪里。她只是俯身在那个三磅重的勇士,那个被击败的生命上面,念颂着“上帝的羔羊,你洗却世上的罪:怜悯我们吧”,后来玛维斯就笑眯眯地咕哝着,把孩子抱走了。康瑟蕾塔心想,这样倒也好。切跟着那样的母亲,生活会像地狱一样。如今这里又有一个人尖叫着“没有”!仿佛非这样不可似的。可怜。康瑟蕾塔去够一个瓶子,发现是空的。她叹息一声,向后靠到椅子上。她知道,没有酒,她的思绪将会令人无法忍受:自暴自弃、自我怜悯、无声的愤怒、厌恶和羞惭会像燃尽的火堆中的余烬一般闪亮。在她起身想斟满自己的堕落之杯时,一阵极度的困乏袭来,强使她坐回椅子上,把下巴垂到胸前。她进入了冷静的睡眠。由于急欲上厕所,她醒来了,觉得头痛口干。在二楼,她能听见一道门后的抽咽声和另一道门后的歌声。回到楼梯上,她决定透透气,便拖着脚走进厨房,再到门外。太阳已经西下,余下了一道更友好的光亮。康瑟蕾塔察看着寒冬荒废的菜园,西红柿的茎蔓无力地垂在落地后在土里发黑腐烂的果实上。芥末由于无人照看而发霉,变成了黄白色。一整片甜瓜在土褐色的菊花头边挤作一团。几根鸡毛粘在保护菜园不受外来侵扰的低矮铁丝栅栏上。缺乏打理的园子里,金花鼠的洞穴、白蚁的城堡、野兔劫掠和乌鸦骚扰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满目荒凉之外,是收割一净的土地中孑遗的玉米。胡椒丛由胡椒干瘪的细枝支撑着,在凛冽的空气中挺立着。康瑟蕾塔不顾土粒被风吹着打她的双腿,坐到了褪色的红椅里。“我当不起你到我舍下来。”她悄声说,“不过请告诉我,你许诺的剩余的岁月、百里香的畦陌、婆婆纳的芳香都在哪里?你说我已赢得的牛奶和蜂蜜又在哪里?随着做好的杂活、恬静的职责而赐予我们的幸福,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的福祉在哪里?我出于爱你而做的一切难道就如此可怕吗?”玛丽·玛格纳无言以对。康瑟蕾塔聆听着拒不作答的寂静,此时的天空披上了彩衣,苍绿中泛着金色,如同对爱的回报在地平线上高视阔步,这景色搅扰着她,但得不到玛丽·玛格纳的回答更让她费解。她害怕孤凄地死去,在不圣洁的土地上没有墓地,但她也深知,摆在她前面的恰恰是这种结局。她是多么巴望好好死去啊。“我会思念你的,”她告诉他,“我当真会的。”天空中光芒波动着。一个男人走近了。他中等身材,迈着轻快的步伐,沿车道径直前来。他头戴牛仔帽,帽子遮住了脸孔,不过康瑟蕾塔反正看不清。他坐到厨房的台阶上,恰好镶在门框中,一个三角形的阴影模糊了他的面孔,但他的衣服都在阴影之外:白衬衫外罩着绿背心,红色的吊裤带低垂到棕黄色裤子的两侧,脚上是一双锃亮的黑色工作鞋。“是谁?”她问。“得了,丫头,你认识我。”他俯身向前,她看到他戴着墨镜——那种反光的镜面墨镜。“不,”她说,“我不确定我认识你。”“嘿,那不重要。我路过这里。”他们之间有十码的距离,但他的话直冲到她的面颊上。“你从镇上来吗?”“嗯,嗯。我从远处的乡村来。有什么可喝的吗?”“你自己进屋去找吧。”康瑟蕾塔开始随着他的语言习惯讲话,就像蜂蜜从蜂房中涌出来。“噢,算了吧。”他说,仿佛就这么说定了,他宁肯渴着。“只要喊一声嘛,”康瑟蕾塔说,“姑娘们就能给你弄点喝的来。”她觉得轻松,没了重量,好像只要她愿意,就可以不必站起身也能够移动。“难道你对我的了解不比这多吗?”那人问道,“我不想见你的姑娘们。我想见的是你。”康瑟蕾塔哈哈笑了。“你戴着墨镜比我看你清楚得多。”突然,他没有移动就已经凑到她身边——满脸笑容,像是他正在享受(或者期待)这样美好的时光。康瑟蕾塔又笑了。他一下子就从台阶飞到她身边,还这样看着她——充满秘密欢愉的调情—看起来这么可笑,真像是喜剧。他离她的脸不足六英寸的距离,摘下了他的高帽子。清爽的茶色头发披落下去,瀑布般地散在他的肩头和后背。他随后摘下了墨镜,挤了挤眼,一边的眼皮挑逗地慢慢眨了眨。她看到他的眼睛像新苹果似的又圆又绿。一月份寒冷的夜晚,康瑟蕾塔在烛光下一遍遍清洗着两只刚宰的母鸡。两只鸡都不大,层层幼羽虽然稀疏,却很难摘净。心、脖、胗、肝在开水里慢慢变着颜色。她掀起鸡皮,伸手到里边,尽量往深处抠摸,在胸脯底下寻找嗉囊。随后,她左手握着鸡胸,右手手指沿着背部的皮,轻轻向里探着脊椎。在鸡皮和保护肉的膜被分开的地方,她伸进手去撕下鸡油。厚厚的。白白的。滑滑的。帕拉斯用手掌根部擦着眼睛,随后又擤擤鼻子。现在又能怎样?刚刚这次电话,就是她跟康妮提到的,和最初的那次没什么太大的不同。只是更短些。但造成的沮丧却和去年夏天跟她父亲的那场谈话完全一样。耶稣基督,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你死了。谢天谢地。他们找到了那辆汽车,一侧被撞得一塌糊涂,而且还被人拆卸过了。你没事吧?噢,宝贝。爸爸。他在哪儿——天哪,他滚过去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那见鬼的母亲像以往一样没头没脑。他伤害你了吗?爸爸,没有。唉,什么?他是一个人吗?我们正在起诉学校,宝贝。抓住他们的把柄了。不是他。有些男孩子追我。什么?在他们的卡车里。他们撞了我的车,还把我逼出公路。我跑了,后来——他们强奸了你?爸爸!别挂,宝贝。乔·安妮帮我找了那个侦探。告诉他我找到帕拉斯了。不,她没事,一定要找到他,行吗?接着说,宝贝。我在说。你在哪儿?你能过来接我吗,爸爸?我当然要去。马上。你需要钱吗?你能到机场,到火车站吗?你只要告诉我你要到哪儿就行了。等等。也许你该叫警察。我指的是当地的警察。他们可以把你送到机场。让他们给我打电话。不。你从车站给我打电话。你在哪儿?帕拉斯?你在哪儿打电话?帕拉斯,你还在吗?明尼苏达。明尼苏达?天哪。我原以为你在新墨西哥城呢。那儿到底怎么样?布鲁明顿?不,圣保罗。你是在圣保罗附近吗,宝贝?我不在任何地方附近,爸爸。这儿像是农村。叫警察,帕拉斯。让他们过来接你,你听见了吗?好吧,爸爸。到时候从车站给我打电话。好吧。你听明白了吧?你没受伤或什么的吗?没有,爸爸。好的。现在,好啦。我会在这里,万一我出去了,乔·安妮会在的。天哪,你好让我受了一场惊。不过现在一切总算没事了。等你回来,我们再谈那个浑蛋

                        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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