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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的弊政

旗地与奴隶

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明朝万历时期大臣邱瞬就曾总结道：“而今朋党有三途，同榜而出为其一，座主门生为其二，同年而出为其三。”“乡党”关系，反而凌驾于师生关系之上。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为其温床之一。第六章谁有资格接朱元璋的班一谈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子“夺嫡之争”无不吸引眼球。时至今日，在琳琅满目的各类或“正史”或“戏说”的历史剧中，从来都是“永恒的主题”，很精彩，却多是戏说演义。朱元璋时代，诸皇子的夺嫡之争，更为后世人所观注。因为这场勾心斗角数十年的权力游戏，最终演变成一场席卷中国北方，兵连祸结达3年的内战——靖难之役。因之被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尤其多：造反自立，历经苦战最终篡位成功，坐拥天下的皇四子——后来的永乐皇帝朱棣；龙御天下，却昏招频出，最终以全国之地败于地方诸侯，兵败如山倒，失去龙位并至今下落不明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朱允炆。相形之下，在洪武朝时代最早被立为“接班人”，担任储君数十年却最终英年早逝的朱元璋长子——大明懿文太子朱标，长久以来是一个被关注不多的人物。抛却“戏说”的虚构，解读洪武时代诸王夺嫡的来龙去脉，必须从这位皇太子开始。二朱标，朱元璋长子，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生人，元至正二十七（公元1367年）年被立为世子，次年大明开国，年号洪武，“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从此开始了长达24年的储君生涯，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年仅37岁。洪武三十一年，其子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尊奉其为明兴宗，陪葬于南京明孝陵。这位英年早逝的皇储，一生有太多引起后人争论的话题，比如他的出身问题，《明史》记载其为马皇后亲生，从清末开始，以潘柽章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异议，认定其生母为朱元璋侧室李淑妃，时至今日，依旧各执一词。未引起世人太多争论的，是这位储君的形象，在大多数有关他的评价里，朱标是一位体弱多病，怯懦胆小，知书达理，优柔寡断，在朱元璋的阴影下战战兢兢一生的可怜太子。这个形象，一方面来自朱棣篡位登基后，“御用文人”们在史书上对其的刻意“抹黑”，另一方面也拜他那位“合法”登基却痛失天下的儿子——建文帝所赐，后人总结建文帝失败的教训，也就自然而然把身为其父的朱标看成一类。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仔细梳理一下朱标的储君生涯吧。三朱标初立世子，是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亲手选定了刘基、章溢、叶琛、宋濂4位当时名儒为其老师。同年冬天，令朱标以长子身份，回凤阳老家祭祀祖先，行前谆谆教诲，要朱标“访求父老，知我创业之不易”。可见，早在大明开国前，眼光长远的朱元璋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其悉心培养，寄托厚望。而从朱元璋的“培养”方式看，我们不难了解朱元璋期待的是一个怎样的继承人。台湾学者李光涛对此的评价最为到位：朱元璋对于继承人的期待，与他自比“汉高祖”分不开，在他打天下的每个步骤上，都事事以汉高祖为师，对于储君的培养更不例外，戎马一生的他，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开创属于大明朝的承平盛世。而从实际情况看，确实如此。朱元璋为朱标礼聘的先生，多为当时的“大儒”，后来大明开国后，朱元璋更是费尽心思，在内宫设“大本堂”，苦心搜罗各类图书，并招揽天下名儒为朱标授课，选拔青年才俊与之伴读。他还制定严格的太子行为章程，让太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要按照儒家礼法行事。但朱元璋并不想把儿子培养成“酸腐文人”，多次训诫宋濂等人要“用实学导之”，又选拔一批颇有政望的能臣干吏，担任太子宾客，定期讲解治国之道，其中就有我们前文提到的韩宜可。平日里“忆苦思甜”教育也抓得紧，经常借用一切机会向儿子回忆创业时期的艰难，而担任太子东宫官僚的，是大明王朝开国时期的文武两大支柱：文官之首李善长，武将之首徐达。由此我们也可总结出朱元璋对“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宽宏仁德，礼敬贤臣，却要治国有方，睿智通达，更要行为正派，体察下情，深味民生，与民休息。纵览之下，这实在是一个儒家思想里“仁君”的范本。而朱标又做得如何呢，自被立为太子以来，他对宋濂等授业恩师始终礼敬有加，公开场合，常恭敬以“宋师”相称，年节朱元璋给他的赏赐，必分出一份赠予宋濂，后来宋濂的孙子宋慎被揭发为“胡党”，朱标更是倾力相救，“郭恒案”“空印案”等明初贪污大案株连甚重，朱标主张从轻，并为此和朱元璋争执。户部尚书茹太素因奏章行文啰嗦，遭朱元璋责打，朱标为其说情，并连夜送金疮药和补品，宽慰道“此事乃卿之旧习，非卿之错”。连弟弟秦王和晋王被控告“横行不法”“图谋不轨”，引得朱元璋大怒，还是朱标出面说情，帮两个弟弟脱罪。甚至随朱元璋外出巡视时，也时常将自己的食物分发给沿途缺衣少食的百姓，可谓深得民心。后来建文帝重臣方孝孺赞他“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仁孝感婴孩”，诚非虚言。这是一个善良、宽容、友爱兄弟、学识渊博、礼贤下士的大明储君。那么许多史料里说他“懦弱无能”“缺乏治国之才”，又是否是事实呢？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开始，22岁的朱标开始受命处理政事，朱元璋命令群臣“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并传授朱标处理国事的四要诀——仁、明、勤、断。在这刻意的锤炼里，朱标未让朱元璋失望，他悉心学习，勤于政事，遇事时常建议行“宽通平易之政”，虽屡遭朱元璋否定，却也对其日渐满意。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标受命出巡陕西等地，一路考察民情，获益良多，归京后又全力维护遭朱元璋囚禁的弟弟秦王朱樉。此后身染沉疴，于次年病逝。一个从22岁开始就以储君身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且始终保持独立见解，更累积丰富经验的太子，可见是具有相当的治国能力的。至于史不绝书的有关朱标的“软弱”，倒是另有几个鲜明对比的例子：一是洪武七年，朱元璋宠妃孙贵妃去世，朱元璋命太子领诸皇子着孝服服丧，朱标认为不合礼法，坚决拒绝，气得朱元璋险些挥剑砍他。二是洪武末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朱标为此求情，朱元璋找了一根满是刺的木棍叫朱标去拔，朱标不敢动手，朱元璋训诫道：“我杀功臣，就是要为你拔掉这些刺。”谁知朱标毫不示弱，反驳道：“帝王是尧舜一样的帝王，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一番话直把朱元璋气得暴跳如雷，又险些冲儿子挥拳动粗。即使在明白了父亲的残暴，甚至可能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依旧毫不退让，坚持原则。综上，朱标的形象终于清晰起来：一个宽厚仁德，博学多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为政宽容，仁爱兄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能力，外柔内刚的人。条条素质，完全吻合朱元璋对“接班人”的要求。这既是朱标自身的性格使然，也是朱元璋刻意培养的结果。若非英年早逝，继位的朱标，很可能是一位堪比文景的仁君。从朱标身上，也不难看到朱棣等人难入朱元璋法眼的原因。一直觊觎皇位且战功卓著的四皇子朱棣，其性格几乎是朱元璋的“翻版”。戎马一生的朱元璋下定决心培养一个“仁君”继位，特别是其在晚年意识到一生为政严苛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后，更坚定了这一选择，从而毫不犹豫地将皇位的接力棒传承到性情最接近朱标的皇太孙朱允炆手中。而朱棣等“叔王”们之所以不能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实在是应了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四说完朱标，自然要说说朱标的弟弟们，那些觊觎皇位已久的藩王们。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正式建藩封王，封其24个儿子为藩王，分镇各地，藩王拥有自己的“护卫”，每年钞5万贯，米5万石的供给。诏令一下，群臣哗然，先后有叶伯巨、王朴、叶居升等大臣上书反对，尽遭屠戮。有人指摘朱元璋此举“不吸取历史教训”，而从当时看，分封藩王显然是为“中央集权”做准备。在明初大封功臣，诸多功臣尾大不掉的背景下，分封藩王恰是牵制权臣，进而收拢军权的最好方式。朱元璋也对藩镇的危害采取了“预防措施”，编订《皇明祖训》，令诸皇子恪守执行。多数藩王护卫最多不超过5万人，无力对抗中央。例外的，是9个担负驻守边疆任务的藩王，分别是：皇次子秦王朱樉，驻西安；皇三子晋王朱纲，驻太原；皇四子燕王朱棣，驻北平；皇十三子代王朱桂，驻大同；皇十四子肃王朱瑛，驻甘州；皇十五子辽王朱植，驻广宁；皇十六子庆王朱栴，驻甘肃庆阳；皇十七子宁王朱权，驻大宁；皇十九子谷王朱穗，驻宣化。这9位藩王皆担负守土之责，虽按规定不能理“民政”，却有权调动辖区内的军队，供其统帅的军队皆在10万以上，他们才是“中央政府”的最大威胁。而按照封建国家“长幼有序”的顺序，真正对“继承人”构成威胁的，是三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皇四子燕王朱棣。对这9位身负守土之责，却足以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爱子，朱元璋同样费尽了苦心，既悉心培养，又严加防范。在他们年幼时，即宣召徐达、李文忠、郭英、耿炳文等功勋宿将，为皇子们讲解兵法战策，并严令“多教习实用之术，莫拘泥兵法条文”。国家有战事时，常令皇子们随军征战，亲身体会战事。其中的几位皇子，更在其安排下与朝廷武将结成姻亲，比如燕王朱棣娶了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宁王朱权纳了长宁侯耿炳文的次女，武定侯郭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代王朱桂和辽王朱植。诸王就藩后，其岳丈家亲属皆被留在京城，以收牵制之效。太子训导叶伯巨曾谏劝朱元璋对诸皇子“遣名师多教习仁义之法，以防二心”。朱元璋怒他“离间皇室宗亲”，愤而将其拷问致死，但对其意见也尽数接纳。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从全国各地精选10名“当世高僧”，分派给太子以及9位守边藩王讲经说法，意图通过此举令儿子们懂得“仁德之道”“慈悲之心”。起初颇见效果，次年刑部尚书（司法部长）开济上表称赞此举令各位皇子“深明陛下训导之心，德行大进，诸藩有口皆碑”。但万没料到的是，这10位“当世高僧”里，分派到北平燕王府的，恰是后来朱棣的亲信，策动谋划“靖难之役”的第一谋士——姚广孝。大乱的伏笔，正从此时种下。生性猜疑的朱元璋，从分封建藩开始，提防的目光始终对准两个人：皇次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纲。先说秦王朱樉，他的辖区包括今天陕西全省、甘肃东部、青海北部，正是史家常说的“拥之即坐天下”的“八百里秦川”，论兵力雄厚，辖区幅员之广，实为九边诸王之最。朱元璋起初对他颇为器重，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时曾专赐诏旨，命他要“与民休息”，就藩之后，朱樉屡次率兵出击青藏部落和蒙古，斩获甚多。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令他为监督诸皇子行为的“宗人令”。因朱元璋多次暗示，南京无“王气”，意图迁都长安。得此暗示，朱樉卖力表现，大兴土木，不法行为也很多，他在辖区内修筑宫殿，劳苦民力，其兵士也时常勒索地方，欺辱朝廷官吏。斗门知县林云因劝阻朱樉部将征用木材而被殴伤，陕西监察御史安然上表揭发朱樉部将借军屯为名滥征民田，被朱樉部将“打击报复”，竟被乱兵烧了府邸，险些殒命。当时的御史周观政、韩宜可和曾任陕西参政的张来素等人皆曾上表弹劾，虽遭朱元璋严惩，但他对朱樉的厌恶之心也日生。尤其令朱元璋不满的，是朱樉曾在青海、甘肃等地私自招募“番族壮勇”，不向朝廷上报，反编做自己亲军，此举犯了朱元璋的“大忌”。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借“擅修宫室，滥用民力”之罪，朱樉被召还京城，随即被关入宗人府看押。朱元璋令太子朱标巡视陕西，查访朱樉的不法行为。好在朱标厚道，巡视回来后极力为弟弟开脱，终让朱樉得到赦免，放归陕西。经此大难，朱樉对太子感激不尽，从此小心做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樉病逝，临终前叮嘱世子朱尚炳道：“吾家受国恩深重，国家有事，汝要好生扶保社稷，勿生二心。”朱元璋和朱标父子的“红脸白脸”，恩威相施，终令秦王一脉忠心耿耿。相比之下，皇三子晋王朱纲的口碑更差，他坐镇的太原，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精兵强将甚多。洪武二十三年，朱纲率军与燕王朱棣一起北征蒙古，关键时刻临阵退缩，深入大漠不足几十里就匆忙撤兵回师，不过也成就了朱棣燕兵孤军深入大漠，大破蒙古骑兵的美名。同哥哥朱樉以及弟弟朱棣相比，他军事才能相去甚远，劣迹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他容貌“修目美鬓，顾盼有威”，行为却是“败絮其中”。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就藩太原的路上，因嫌饭菜太烫，竟当场鞭打曾侍候朱元璋20年的老厨师徐兴祖，气得朱元璋派快马送书训斥：“徐兴祖跟随我20年，从未受过责罚，你竟敢当众侮辱他，若再有类似事情，定惩不饶。”朱纲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虽不像二哥朱樉那样大兴土木，却在当地横征暴敛，掠取民财。比如当时山西的农民，除交国家赋税外，每年还要交晋王过生日的“礼敬”，数额是国家赋税的3倍。过往的商旅，甚至朝廷的官方商队，也要向他缴纳“保护费”。他的日常花费也惊人，身为藩王每年朝廷虽有厚赐，但于他“仅供月余之用”。当然他也不是没做“好事”，太原城即是他主持重修，今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对四弟朱棣，常年以来朱纲也百般提防，不但派特务潜入北平监视朱棣，更利用入京朝见朱元璋的机会大肆“打小报告”。但他的不法行为终瞒不过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在秦王朱樉遭囚禁后不久，派驻山西的锦衣卫经历杨赣揭发晋王朱纲九大罪，包括搜刮地方、敲诈官衙、骄奢淫逸、结党擅权等，尤其是最后一条，几与谋反无异，朱元璋大怒，要治其重罪。恰在此时巡视陕西的太子朱标路经太原，朱纲借机对朱标苦苦哀求，随朱标一道入京朝见，在朱标的好言相劝下，终令朱元璋肝火平息。躲过一劫的朱纲如二哥朱樉一样，此后小心做人，却意志消沉，“购美眷日日饮宴为乐，终不问兵事”。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三月，朱标先于其父朱元璋撒手人寰，谥号“恭王”。而从后来“靖难之役”里发生的事情看，朱元璋对这两个儿子做的一切还是有效果的。朱樉之子朱尚炳，朱纲之子朱济喜，皆出兵勤王，与造反的“皇叔”朱棣血战多年，虽未阻击朱棣篡逆成功，却可称对“中央”忠心耿耿。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朱元璋对待藩王的学问，恰如著名明史学家孟森指出的：“中央朝廷与散布在边关的地方藩王，是国家权力天平的两端。双方力量的平衡，就是国家政局的平衡。”终朱元璋一生，为维护这个平衡，他与朱标“分工合作”，恩威相济，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平衡”，却终于在他死后，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论原因，还得说说朱棣本人。五在众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为一个常年来处心积虑，企图谋夺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当时，他是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朱棣篡位成功后，为其篡位寻找“合法性”，对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孙”陷害燕王，“燕王”屡受“太祖褒奖”之类的虚假情节。但有一条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对朱棣之器重，在众皇子中仅次于太子朱标。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赞誉朱棣的话语“棣儿类我”，实出自洪武朝末期兵

均有史料可证。舒尔哈齐(1564—1611)，努尔哈赤同母弟，曾在明总兵李成梁手下当差，政治态度上一直倾向于明。1611年被囚禁死去。顺治十年(1653年)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已是他死后42年了。舒尔哈齐有子9人。注93关于巴赛、巴尔堪之事，可参见本文附录：毓旗之女淑绀所作《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注94巴尔堪和巴赛是父子，其中巴尔堪是济尔哈朗第四子，初授辅国将军，康熙十九年(1680年)征耿精忠军时因创发卒于军。其子巴赛袭父爵，曾署黑龙江将军、任宁古塔将军，征噶尔丹时阵亡，据载，噶尔丹策零的部众曾举着巴赛的黄带子(清宗室均佩带黄带以为标志)以示清军：“汝宗室为我所杀矣。”巴尔堪、巴赛的简亲王爵的确都是后来追封的，但清代官书从未提及这样两位卓有战功的宗室的王爵何以如此之低，毓旗的解释是家族传说，也是很有意思的。参见《清史稿》卷215，8954—8955页。注95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浙江余姚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早年绝意仕进，清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两次诏征授职，亦不受。顺治四年至十五年(1647年—1658年)，4次东渡日本借兵，以图恢复明室，均未成。途中辗转安南、交趾(均今越南)等地，历尽艰险。其间，南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多次诏征授职，俱力辞不受。顺治十六年(1659年)，受郑成功、张煌言邀，返国抗清，败后复流亡日本。常面向故乡泣血，背朝北方切齿。1665年，被日本水户藩主德川光国聘为宾师，迎至水户讲学。光国亲受业为其弟子。其余藩侯藩士，请业的很多。他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1682年卒于日本，享年83岁。注96云南省弥勒县志编纂委员会：《弥勒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1页。注97穆彰阿等：《嘉庆大清一统志》，卷491，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6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9页。注98赵尔巽：《清史稿》卷215列传二诸王一《巴尔堪》，中华书局1977年版，8954页。注99《喇布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文渊阁影印四库全书》第454册，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111页。注100《清史稿》卷215，《喇布传》，8951页。注101《巴尔堪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3—204页。注102《横格宗谱》，《宗室王公功绩表传》，42页。注103《爱新觉罗宗谱》丁册，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8332—8333页。注104“十九年春，将军赵良栋自略阳破阳平关，克成都。王进宝自凤县破武关，取汉中。王屏籓走保宁，师从之，战于锦屏山，薄城，屏籓自杀。保宁下，进克顺庆。将军吴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庆，杨来嘉、谭弘先后降。察尼攻辰龙关，出间道袭破之，克辰州。杨宝廕、崔世禄皆降。彰泰师克沅州，吴应麒、胡国柱走贵阳。上召勒尔锦、察尼还京师，趣彰泰与穆占、蔡毓荣等自沅州，喇布自南宁，吴丹、赵良栋自遵义，三道并进。世璠令应麒与王会、高启隆、夏国相合兵入四川，掠泸州、叙州，进陷永宁。谭弘复叛，陷夔州。上复趣彰泰速下贵阳，命赉塔为平南大将军，尽护广西诸军。吴丹坐不援永宁，罢，命赵良栋尽护四川诸军，仍三道入云南。世璠召会、启隆、国相自四川还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掠四川……二十年，十月克昆明城。”见赵尔巽：《清史稿》列传261《吴三桂》，12849—12850页。注105“九年，偕傅尔丹驻科布多。六月，噶尔丹策零纠贼三万来犯，傅尔丹偕巴赛至扎克赛河，获贼二十余人，讯之言贼不满千，在察罕哈达游牧尚隔三日程，傅尔丹令移营和通呼尔哈诺尔。贼兵两万伏山谷，伺我军甫移突出，蒙古兵俱溃，收满洲兵四千作方营，护辎重，退渡哈尔哈纳河，登山列阵。贼复踵至，傅尔丹居右，仍回科布多。巴赛与副将军查弼纳居左，越岭至河滨力战，没于阵，年六十有九。”见《巴赛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05页。注106赵尔巽：《清史稿》卷298，列传85《查弼纳传》，10412页。注107蒙古族通史编写组：《蒙古族通史》中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311页。注10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55页。注109因为孙奇通阿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被封为和硕简亲王，巴尔堪于乾隆十七年八月追封和硕简亲王，巴赛于乾隆十七年十二月追封和硕简亲王。(《爱新觉罗宗谱·丁册》8333、8336页)注110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定：“闲散宗室均赐给四品顶戴，四品武职补服。”(《清高宗实录》卷1164，43—46页)他们虽有四品顶戴，但只是个空衔，并无四品官衔，也得不到四品官的俸饷。清代闲散宗室的待遇简略说就是，凡年满20岁，经报准后，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年给养赡米45斛。按清代京旗马甲的待遇是月银3两，岁米24斛，也就是说，一个四品宗室每年仅比一个马甲多21斛米。(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卷1，33页)注111《爱新觉罗宗谱》甲册，250页。注112《爱新觉罗宗谱》甲册，324页。注113金女士是佟鸿举先生替我联系到的，我第一次为金女士做访谈时他也在场，特此致谢。注114《拆房拆出乾隆古碑》晨报讯记者薛冰。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学生樊煜给本报打来电话：校园里拆房拆出一座乾隆时期的石碑。她说：我以前是学考古的，这个石碑是文物。记者赶到政法大学，见到了碑身和驮碑的乌龟已经分离，横卧在废墟中。碑身四周雕刻的盘龙栩栩如生，碑中间是汉文和满文，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估算起来，已有200多年历史。住在附近的杨先生说：以前这里是平房，碑身埋在房子下，只有龟头露在外面，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却不知道还有个碑在里面。海淀区文物管理所的焦晋林说：这是清朝的圣旨碑，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应该保护起来，但目前只能请学校给予一定的保护。注115弘晌碑拓片可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7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37页。注116穷西北套，参见附图。注117张秃子胡同现改名叫长图治胡同，位于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中街。注118载涛(1887—1970)，字叔源，号野云，光绪十三年(1887年)，生于北京。和硕醇贤亲王奕第7子，过继为钟郡王奕詥嗣子，光绪帝同父异母弟，宣统帝溥仪之七叔。人称涛七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袭贝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加郡王衔。清廷新设禁卫军后，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曾任军咨大臣并掌管禁卫军，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任为禁卫军司令。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29年，迫于生计将贝勒府卖给当时的辅仁大学。1931年1月，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日军侵华期间，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1949年后历任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本书中有多人多次提到这位涛七爷。注119当家子：指本家，同宗族的人。注120永泰寺为胡同，因胡同内原有永泰寺得名，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章胡同，西到前牛角胡同，原称永泰寺，1965年改名为永泰胡同。永泰寺始建年代不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为一工厂所占。注121蓝靛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长河西岸。从清朝迄至民国，一直是京西的著名市镇。清朝时曾屯聚八旗重兵，是京师八旗“外三营”之一即外火器营营房的所在地。注122陈宗蕃《燕都丛考》：“禄米仓大街以禄米仓得名，清时为仓储之所，民国以来改为陆军被服厂。”(223页)注123这里所说的修谱，即1935年由溥仪颁旨所修的《爱新觉罗家族宗谱》。注124这里说的松树胡同，应为东松树胡同，东西向，位于和平门十字路口东北角。注125住对月：旧俗，结婚满一个月后，新媳妇要回娘家住一个月。此俗流行于满族和很多汉族地区。注126制作办丧事用的纸活，称为“糊烧活”，承接这样活计的店铺称冥衣铺。老北京人办丧事，需要大量的纸活冥器，包括“接三”用的车马、箱子，“送库”用的“一楼二库四杠箱”，“五七”用的纸伞，六十天用的纸船，纸糊的死者生前喜好的古玩玉器，等等。这里提到的有关丧礼习俗可详见常人春：《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注127“烧伞”：老北京传说亡人到“五七”(即第35天)时，在阴曹地府要过五殿阎君一关。五殿阎君是包公转来的，他一生无女，很喜爱女儿和花朵，因此如果亡人能用插上花朵的伞盖遮住身子，让包公误以为是少女，不加盘查就可以顺利过关，所以丧家照例由姑奶奶(已出嫁的女儿)出钱糊一把伞，并插上5朵石榴花送到坟地焚化，叫烧伞。注128摄政王府指的是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的府邸，亦称醇亲王北府，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4号。因载沣在清末担任过监国摄政王，又称摄政王府。现正院为卫生部使用，西花园为宋庆龄故居。注129在有关老北京旧日市井生活的各种书籍文章中，对晓市多有提及，但叙述全面者不多，唯北平市社会局印行的《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廿一年，1932年)一书的说明比较完整，兹引录如下：“晓市概皆寅集辰散，各行商贩，均按时集合，作数小时之交易，即行散去。一曰零物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唐洗伯街，行话呼为北市南市。大而木器布匹，小而洋钉报纸，贵而金珠玉器，贱而烂铁残铜，凡属食用之品，几无一不备。中以打鼓者向各处所收零星旧物为多。每日清晨，城中商伙及摊贩，前往觅购，如蚁赴膻。以售者皆欲低价脱手，购者即各抱其目的以求博得余利也。二曰果子市，有三处：一在德胜门内，一在崇外药王庙，一在前门外。外来之干果鲜果，皆先集其中，凡大小干鲜果业，胥于天将明时，携筐负袋，孳孳往购，不厌辛劳。三曰糖市，有两处：一在德胜门、一在朝阳门，多系本市糖房出品。惟螺丝糖棍糖、论斤发卖、余则以块计。外有糕点饼干，或论块，或论包。一经贩卖，约可得十分三之利。本小利大，小贩多趋之。四曰耍货市，即附在前外果子市及两糖市。系采用竹木铅铁或玻璃纸张，制成小孩玩耍之物，多出于贫家妇女之手，售价极贱，小贩日往贩卖，借度生活。五曰粮市，有三处：一在西珠市口，一在广安门大街，一在西直门外。为粮栈与粮店交易之所。六曰菜市，有三处：一在广安门，一在天桥，一在阜成门，为菜户与菜贩常年交易之地。凡兹所列皆以商贩交易为限，其他类似者从略。”(682页)这里提到的，便是位于德胜门内的北市。注130四清运动，指1963年—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农村乃至全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四清内容，在农村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期在城乡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该项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受错误打击和处理，为“文革”的发动做了准备。注131溥四爷即溥任(1918—2014)，载沣第四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四弟。又名金友之，1918年9月生于北京什刹海北岸摄政王府。1947年他创办北京竞业小学，至1968年退休。曾任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退休后致力清史研究，发表了《晚清皇子生活与读书习武》《纳兰性德与〈通志堂集〉》《清季王府于饮食医疗偏见》《醇亲王府回忆》等文，还整理了其父载沣的《使德日记》等。注132太舟坞位于今海淀区温泉镇。注133沈万三是元末明初人，号称江南第一豪富，《元史演义》中称为“财神爷”。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都城的三分之一都是他捐资修筑的，但不久后即惹怒了朱元璋，被发配到云南充军，死于云南。有关他的传说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不足凭信，何况他既不是清朝人，也从未到过北京。注134圣济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也是京城著名的老字号药店之一，据说创立于1860年。注135《六言》，即《六言杂字》，是中国古代专为学童编写的用于启蒙教育的课本之一。内容包括农耕、器具、服饰、读书、为人、饮食、手工及商贾等。与“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同为应用最广的读本。注136本篇的金励衡先生是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为我联系的。她不辞辛苦陪我一同到城南，为金先生做了此次访谈。特此致谢。注137郭招金著《末代王朝的子孙》一书中收入了作者对金励衡先生的专访：《曹雪芹好友敦敏是英王之后——访英王阿济格后裔金励衡》(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217—223页)，但重点在叙述自英王到敦敏一系在清朝时的历史，与本书各有侧重。注138阿巴亥是女真乌喇部首领满泰的女儿，布占泰的侄女，生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11月努尔哈赤灭海西女真的哈达部，唇亡齿寒，为保住乌喇，布占泰将兄长满泰(此时已死)刚12岁的女儿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阿巴亥与努尔哈赤成婚后，很快就获得了努尔哈赤的宠爱。两年后，大妃孟古叶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后来被追谥为孝慈高皇后)病逝，努尔哈赤立刻立阿巴亥为大妃。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7月15日，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下了第12子阿济格，万历四十年(1612年)10月25日，阿巴亥生下了第14子多尔衮，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月24日，阿巴亥又生下了第15子多铎。这3个儿子都被努尔哈赤爱如珍宝，将作为后金根本的八旗军队中的三旗交给他们分别掌管。天命十一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死后第2天即8月12日早晨，以皇太极为首的诸王即传努尔哈赤遗诏，要大妃阿巴亥殉死。《太祖武皇帝实录》记：“后饶丰姿，然心怀嫉妒，每致帝不悦，虽有机变，终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后为国乱，预遗言于诸王曰：‘俟吾终，必令之殉。’诸王以帝遗言告后，后支吾不从。诸王曰：‘先帝有命，虽欲不从，不可得也。’后遂服礼衣，尽以珠宝饰之，哀谓诸王曰：‘吾自十二岁事先帝，丰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离，故相从于地下。吾二子多尔衮、多铎，当恩养之。’诸王泣而对曰：‘二幼弟，吾等若无恩养，是忘父也。岂有不恩养之理！’于是，后于十二日辛亥辰时自尽，寿三十七，乃与帝同柩。”死时37岁。天聪三年(1629年)2月13日，努尔哈赤入葬刚刚建成的沈阳福陵，阿巴亥和努尔哈赤同柩安葬。注1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2页。注1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3页。注1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4页。注1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68页。注143《爱新觉罗宗谱

av无码国产精品色午夜麻豆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吴三桂

的女儿，获得了秦穆公的敬重，于是，秦穆公对重耳报以重礼，坚决支持他回国继位。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二月，在晋国大臣的支持下，重耳被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继位为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晋文公重耳派人杀死了自己的侄子晋怀公圉。秦穆公围郑烛之武退师晋文公是一位英主。他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强大的楚国，迅速成为一代霸主。面对晋文公治理下迅速强大的晋国，秦穆公首先采取了全面合作的态度。一是协助晋文公解决周襄王时的内乱（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二是秦穆公三十年（前630）帮助晋文公围郑。但是，这一次围郑，对秦穆公触动很大。晋文公这一次攻打郑国主要是出于私怨。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到郑国时，郑国国君对他很不友好（过郑，郑文公弗礼），重耳耿耿于怀，因此，重耳当上了晋国国君后，便要讨伐郑国，以雪此仇。面对秦、晋两个大国的围困，郑国决定派出使者烛之武游说秦穆公。夜间，郑军把烛之武用绳子从被围困的城墙上放下来，让他面见秦穆公说：秦、晋两国攻郑，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但是，灭了郑国，对秦国并不利。因为从地理上看，郑国与秦国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灭了郑国，只能扩大晋国的领土，对晋国有利，而不是对秦国有利。邻国的土地增多了，只能使秦国的领土势力相对变小（邻之厚，君之薄也）。而且晋国贪得无厌，向东灭了郑国，必然向西扩张，如果不侵占秦国的土地，它还会向哪里扩张（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烛之武这番话深深触动了秦穆公（秦伯说），秦穆公马上与郑国订立盟约，而且派了三位将领帮助郑国防守（使祀子、逢孙、扬孙戍之），自己才撤兵。秦穆公突然撤兵，晋文公无奈，亦撤兵而回。这次围郑，不了了之。两年后（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晋文公去世。赛叔哭师穆公伐晋恰在此时，两年前秦穆公派驻郑国的秦将杞子捎信给秦穆公，说郑国人已经非常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郑国北门的钥匙（北门之管），如果派兵悄悄进军，郑国的国都就可以轻松地拿下来（国可得也）。秦穆公听说后，立即征询两位重臣百里奚、蹇叔的意见。这两位重臣都坚决反对远程袭郑。因为，秦国的势力在今陕西，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新郑，中间隔着一个强大的晋国。所以，百里奚、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我们没听说过千里奔袭能成功的。因为，如果长途跋涉去偷袭一个国家，最终很有可能会拖垮自己的军队；对方也一定会有所准备，恐怕劳而无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但是，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决心奔袭郑国，连百里奚和蹇叔的话也听不进去了。在与晋国周旋的三十余年中，秦穆公一直非常谨慎，一直不急于东扩。为什么这一次秦穆公要坚决东扩了呢？第一是因为晋文公去世；第二，秦穆公自我感觉良好。秦穆公自继承王位以来，和晋国四位国君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接触频仍，只有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他还没有来得及打交道。这四位晋国国君中，秦穆公最器重的是晋文公；晋文公的去世让他感到晋国有作为的国君已经没有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东扩了。秦穆公自继位以来，在东扩的道路上一直非常谨慎，从不敢迈大步。秦穆公三救晋难，打的都是政治牌，但是，此时秦穆公已经在位三十二年，人生的旅途已经走完大半，秦穆公的耐心也到了极限。所以，这一次，秦穆公重新部署，开始打军事牌了。于是，他任命了三位将军，其中，就有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出征的那一天，百里奚和蹇叔两个人放声大哭。赛叔一边哭，一边说：“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秦穆公派人冲着蹇叔大吼：“你懂什么？如果你活到中年，你墓地上的树都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他还怒气冲冲地对百里奚、蹇叔说：“孤发兵而子沮吾军，何也？”两位老臣回答：我们不敢影响军队士气，只是我们俩的儿子都要从军。俺俩年龄大了，恐怕他们这一去我们就见不到儿子了。然后，两个老臣对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肯定要打败仗，而且一定是在殽山。那就是秦军的葬身之地，我们只能等着在那里给你们收尸了。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秦兵东进，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带着十二头牛到周地去卖，刚好碰见秦军，他害怕被秦军杀掉或俘虏，就献上他的牛，并且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说：听说贵国要丢讨伐郑国，郑君已认真做了防守和抵御的准备，还派我带了十二头牛来慰劳贵国士兵（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劳军士）。秦国的三位将军一听这话，立即商量说：我们要去袭击郑国，郑国现在已经知道了，去也袭击不成了。于是灭掉滑国。滑国当时是晋国的附属国。此时，晋文公还没有安葬。太子襄公愤怒地说：秦国欺侮我刚刚丧父，趁我办丧事的时候攻破我国的滑国（秦侮我丧，因丧破我滑）。于是发兵在殽山阻截秦军，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全军覆灭，还俘获了秦国的三位将军。晋文公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替秦国三位被俘的将军求情说：我父亲对这三个人恨之人骨，您放他们回国，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晋襄公便放了这三位将军归国。百里孟明视等三位将军回国的时候，秦穆公穿着自色丧服亲自到郊外迎接他们，向他们三个哭着说：寡人因为没有听从百里奚、蹇叔的话，让你们三位受了屈辱（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二三子），你们三位有什么罪呢？你们要准备全力洗雪这个耻辱。秦穆公不但恢复了三个人原来的官职棒禄，还厚待他们。秦穆公三十六年（前624），穆公派孟明视等人率兵进攻晋国。秦军渡过黄河就把渡河的船全部烧掉，以示不凯旋不回国之心。我们都知道项羽在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但一般不知道沉舟这一战法的专利应当属于秦穆公。秦军众志成城，沉舟而战，晋军震恐。结果，这一仗秦军大败晋军，夺取了王官（今山西闻喜南）和鄗（jiāo，郊）地，为殽山战役报了仇。秦穆公渡过黄河，亲自为殽山战役牺牲曝骨三年的将士筑坟、发丧、痛哭三天，并向秦军发誓说：古人办事都要虚心听取老年人的意见，所以不会有什么过错。我自己没有采纳百里奚、蹇叔的劝告造成重大过失，我要让后代永远铭记这次过失（令后世以记余过）。秦穆公毕生致力于东扩，终于打败晋国，报了殽山战败之仇。但是，秦军虽然取得了这次胜利，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没有受到重创，晋国仍然是秦国东扩的最大障碍。遗憾的是，秦穆公并未完成这项历史使命就撒手人寰。秦穆公是一代英主，他在位三十九年，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招贤纳士，用由余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用百里奚、蹇叔，与东方强大的晋国周旋，见机行事，逐步蚕食其土，并在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穆公去世之后，秦国历经十五代国君，近二百六十年，都忙于争权，无所作为。直到秦孝公，才重新续写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如何重整旗鼓、开疆拓土的呢？第6章孝公变法公元前338年的一夭傍晚，一位匆匆忙忙从秦国商地（今陕西商县）逃往魏国的人，想在边关的客店里住上一夜，第二天再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客店的主人告诉他：商君立法，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人若留宿，也要连带判罪。你没有证件，我不能留你。这个人长叹一声说：商君变法怎么弄到这种程度！这位客人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这个客店。其实，这位要住店的客人就是立法的商鞅。他在秦国成、功地实施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这位对秦国作出如此巨大责献的变法者，现在却如丧家之犬，惶惶逃命，最终他也未能逃脱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那么，商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呢？为什么他制定并实施的能使秦国富强的变法给他带来的是惨死的结局？公叔痤举荐卫鞅魏惠王佯应实违商鞅原本是卫国国君的妾所生的儿子（庶孽公子），原名公孙鞅，因为生在卫国，也叫卫鞅。商鞅是一个非常有本事的人。他初人政坛是在魏相公叔座（cuó，搓，阳平）手下做官。公叔座深知商鞅的才能，他想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这个机会还没到来，公叔痤自己就病危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公叔痤家中探视，并向他询问：万一您有什么不测，有谁能像你一样辅佐我治理国家？公叔座回答：我手下有一个叫公孙鞅的人，很年轻，但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听了之后，默然无语。魏惠王临走的时候，公叔座斥退左右之人，悄悄对魏惠王说：如果大王不用公孙鞅，一定要杀了他，千万不要让他到其他国家去（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魏惠王表面上答应了奄奄一息的公叔痤的请求。公叔痤请求魏惠王若不用商鞅必杀之，本意是想说服他起用商鞅，公叔痤看出魏惠王不想重用商鞅，所以魏惠王一走，他马上把公孙鞅叫来说：刚才魏惠王问我谁可以代我为相，我推荐了你，但我看他没有重用你的意思。因为我做事一直本着先国家后个人的原则，所以，刚才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用你，一定要杀了你，千万不能让你到其他国家去。你赶紧逃命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公孙鞅听后，很平静地对公叔痤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事实也的确如此，魏惠王从公叔座家里出来，就对身边的人说：公叔座这个老头真是病昏了头，竟然想让我把国家交给毛头小子公孙鞅去治理，简直荒唐之极！因此，公孙鞅并没有离开魏国，魏惠王也没有杀害他。公叔痤贵为魏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对商鞅推崇备至，极力推举，首先是因为商鞅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同时更显示出公叔座不一般的胸怀和勇敢。古今中外，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如公叔痤）赞扬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如商鞅），不仅仅需要慧眼识才，更需要勇敢无畏。可惜的是，公叔痤对商鞅的赞扬为时已晚。赞扬本身是一门大学问：赞扬与自己实力相当的人，是胸怀宽广；赞扬不值得赞扬的人，是借力打力；赞扬比自己更强大的人，是勇敢无畏。公叔座了解商鞅，却不了解魏惠王。商鞅断定魏惠王不会杀害自己，证明了商鞅的聪慧。商鞅一再有才，到此为止也只不过是已故魏国国相手下的一位小官（中庶子），他又怎么会跑到秦国施行变法呢？秦孝公广招贤才公孙鞅火速人秦商鞅人生的改变都是秦孝公惹的祸。公元前361年，秦献公去世，年仅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秦孝公继位之时，当时秦国东边的六个强国韩、赵、魏、齐、楚、燕都已经成了气候。周天子的力量更加衰落，诸侯之间不断厮杀，互相吞并。秦国远处雍州（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能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被山东六国当作夷翟（dí，敌）看待，并且时刻有被他国侵吞的可能。这种政治局面使颇有雄心壮志的秦孝公忧心忡忡，他迫切希望能够恢复秦穆公时代那种“东平晋乱”、“西霸戎翟”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所以，秦孝公痛下决心，公开提出：谁能够出谋划策让秦国强大起来，我愿意给他高官厚禄，而且将土地分给他（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与之分土”这句话出自一位国君之口极其不易，分量极重。说它不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许下分地与人的国君；说它分量极重，因为这句话对天下贤才的杀伤力极强！谁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能够分到赏地？除非他一无所求！秦孝公之所以要变法图强，主要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对秦穆公业绩的仰慕，秦穆公当年“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孝公对穆公取得的丰功伟业与荣耀钦羡不已。二是对当时秦国地位低下的痛心，穆公时夺来的河西之地，又被夺走，东方诸侯看不起秦国，鄙视其为戎翟，不把秦国当成正式成员看待，这使秦孝公感到了强烈的耻辱（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知耻而后勇，秦孝公痛感秦国必须变法图强，奋起直追。而要强大富强，超越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人才。所以，秦孝公决心求贤。秦孝公求贤不仅决心极大，而且撒开大网，范围极广。以他自己的话来说，选拔人才的范围是“宾客”和“群臣”。不仅限于秦国的“群臣”，六国来的“宾客”也不拒绝。这是面向全社会、面向全世界招募人才。秦孝公大张旗鼓地以土地与官爵为饵、网罗天卞人才的政令，就像电波一样，越过边界。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魏国赶来，参加秦国的人才招聘大会，他就是在魏国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商鞅。满怀着求取富贵的目的，商鞅来到秦国，找到秦孝公最宠幸的景太监、（景监），请他安排自己和秦孝公见面。太监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后世不少人也曾经因为商鞅最初通过景监求见秦孝公一事批评商鞅，但是，商鞅当时急于见到秦孝公，推行自己的一套富国强兵之术，而他在秦国又一无亲朋，二无好友，不找秦孝公宠幸的景监能找谁？商鞅见到秦孝公后，秦孝公对商鞅先后进行了四场面试。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大讲“帝道”（五帝之道——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秦孝公听得昏昏欲睡，事后大骂景监：你那位客人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人（妄人）。第二次见秦孝公，商鞅大讲“王道”（三王之道——夏禹、商汤、周文王），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大讲“霸道”（春秋五霸），秦孝公听得有点兴奋了，但还是没有特别感兴趣。第四次见秦孝公，商鞍大讲“强国之术。”，秦孝公听傻了，一个劲儿往商鞍跟前凑，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的人才。从此，商鞅大得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在秦国实施变法。商欺没有辜负秦孝公的赏识与信任，他的变法政策使秦国从此走上了国富兵强的道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寻觅人才时的承诺，给商鞅加官晋爵、赐予封地。那么，求富得富、求贵得贵、要官有官、要地有地的商鞅怎么会在秦国待不下去了呢？怎么会可能发生本篇开头叙述的像丧家之犬匆匆逃离秦国的事呢？富贵，缘于变法；逃奔，亦缘于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建县制要了解商鞅为何匆忙逃命，必须从他变法的具体内容谈起。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对秦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第一，改革政治制度。商鞅变法是一场政治制度的深刻变改，这种制度变革在商鞅变法中表现在四个方面：1.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合并乡邑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县丞，在全国设立了三十一个县，每个县又都安排了县令、县丞（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商君列传》，《秦本纪》是四十一县），县令、县丞必须由国君直接任命。这项制度看起来并不起眼，只是合并了一些行政区划，但是，它的内容绝非那么简单。把国家的基层政权设置为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这一套基层政权的建制刚好是秦始皇统一帝国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郡县制的雏形。此项措施具有两个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一是基层政权的长官由国君亲自任命，而国君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吏，是中国两千多年中央封建集权制的肇端。二是它初步打破了世卿世禄的世袭制，直接催生了官僚制。2.官僚制的雏形西周、东周时期，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他们的爵位、封邑、官职都是父子相承的，这项制度被称为世袭制，它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其中，爵位和官职的世袭叫世卿，封邑的世袭叫世禄。世卿是政治地位，世禄是经济地位。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宗法制是三

虽然这些情况尚未得到验证，政府的公报对已掌握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果强调，现在已明显地接近最终解决的转折点，从该病的病原学发展上看，发病率有趋于减弱的迹象。一位电视评论员用了个恰当的比喻，说现在的时疫，或者叫别的什么名字吧，如同一支射向高处的箭，上升到最高点之后停留了片刻，像悬在空中一样，随即开始勾勒下落的必然曲线，如同上帝期望的那样，带着这样的愿望，评论员又回到琐碎的人类话语病症和真正的时疫上来，在重力作用下它必然加速，直到现在折磨我们的可怕的噩梦消失，这样的说法不断在各种社会媒体中出现，它们最后总是虔诚地祝愿不幸的盲人们尽快恢复失去的视力，但同时又许诺整个社会不论官方机构还是私人团体都将提供支持。很久很久以前，平民百姓就以其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把类似的道理或者比喻用颇具嘲讽意味的话表达出来，例如，好不永存，坏难持久，用文学语言说就是，正如没有永远不败的好事一样，坏事也不会永远存在，这成了有机会从生活和命运的挫折中求取经验的人们的绝好的座右铭，如果把这些话搬到盲人的国度里，就应当是，昨天我看得见，今天我看不见，明天我将看得见，在说第三句话的时候稍稍带一点疑问口气，好像为了谨慎起见，在最后一刻无论如何要显得言犹未尽，为让人产生希冀的结论保留一点余地。不幸的是，这些祝愿不久便成了连篇空话，政府的期望和科学界的预见通通付诸东流。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悄然间把它变成一片泽国。面对惊恐万状且濒临失控的社会，当局不得不改变做法，慌忙举行医学会议，尤其是眼科和神经病学医学会议。由于组织工作必定需要时间，来不及召开某些人主张的代表大会，但总算举行了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和圆桌会议，有些向公众开放，有些则秘密进行。会议的讨论显然毫无用处，并且在会议进行当中某些发言者突然失明，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使几乎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不得不放弃这类活动，当然也有例外，个别传媒采取了一些不事声张，但从各种意义上讲都值得赞美的举措，因为它们靠他人的幸运或不幸造成的各种轰动效应而存活，不肯放弃任何以符合当时状况的戏剧性口吻现场报道突发事件的机会，例如一位眼科教授突然失明。政府本身的作为也反映出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恶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它两次改变战略。政府先是相信，只要把盲人和受传染者关进诸如我们所在的精神病院这样一些地方隔离起来，就能控制疫情。很快，随着失明症案例的无情增加，政府某些要员担心官方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需要，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转而主张各家各户把自己的失明者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到街上去，以免使已经相当困难的交通状况更加混乱，以免刺激还能用眼睛看的人，这些人听不进让他们放心的竭力劝告，相信白色眼疾就像杀人魔鬼一样以目光接触传播。确实，如果一个人正在想什么伤心的事，无所谓的事或者高兴的事，假设现在还有人高兴，突然看见从对面走来的人脸上出现惊恐万状的表情，接下去就是免不了的大声喊叫，我失明了，我失明了，这时候指望他的反应与后者不同显然不合情理。任何人的神经都承受不了。糟糕的是，各个家庭，尤其是人口少的家庭，全家很快都成了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不用说，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盲人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面对这种形势，政府别无他法，只得紧急开倒车，放宽关于隔离地点和空间的标准，立即临时征用废弃的工厂，无人礼拜的庙宇，体育馆和闲置的仓库。两天前已经在谈论建立野战帐篷营地，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最早的时候，一些慈善组织还有志愿者去照顾失明者，为他们整理床铺，清扫厕所，洗衣服，做饭，没有这些起码的关心，生活很快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对看得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可怜又可亲的人们也立刻失明了，不过至少他们的义举永垂青史。他们当中有人来这里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没有，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一个也没有；说不定是谣传呢；城市怎么样，交通情况怎么样，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想起了自己的车，想起了把他送到诊所的出租车司机，那位司机还是他帮助掩埋的呢；交通一片混乱，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接着他又详细讲起了交通情况和交通事故。第一次正在马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因为司机失明而造成惨祸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人死伤，人们还没有太在意，由于同样的原因，即习惯的力量，交通运输业的公共关系部主任仅仅宣布这场灾难是人为失误造成的，结论无疑令人痛心，但仔细想一想，这和从来没有患过心脏病的人突发致命的心肌梗塞一样不可预见。我们的所有职工，这位主任说，像我们的公共汽车的机械和电路系统一样，定期进行极为严格的检查，至今我们公司的车辆整体事故率极低就直接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各大报纸均刊登了他的长篇谈话，但是，人们需要想的事情绝不只限于区区一次公共汽车交通事故，说到底，这场事故并不比汽车的刹车失灵更糟糕。偏偏两天以后，另一次事故正是由于刹车失灵，广泛流传的说法却是因为司机失明，世界就是这样，真相往往以谎言为伪装达到其目的。没有人再有办法让公众相信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于是后果很快出现，转眼间人们不再乘公共汽车，说宁愿自己失明也不想因为别人失明而死去。随后的第三次事故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生在一辆没有乘客的汽车上，人们议论纷纷，几乎众口一词，嘿，遭难的本有可能是我。这样说的人想象不到他们说得多么正确。不久以后，由于两位驾驶员同时失明，一架商业飞机在着陆时摔成碎片，起火燃烧，乘务员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事后对唯一幸存的黑匣子所做的检查表明，飞机的机械和电子系统均状态完好。如此大的悲剧不可与区区的公共汽车交通事故同日而语，结果是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彻底失望，从此以后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达声响，大大小小或快或慢的车轮都不再转动。那些从前常常抱怨交通越来越拥堵的人，那些经常因为停着或走着的汽车挡住去路而好像不知该往哪儿走的行人，那些转了一千零三个圈才找到停车位的人，所有这些人通通成了步行者，他们在表达了各自的不满之后，又出于同一个原因齐声抗议，现在他们全都该心满意足了，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谁也不敢再开汽车，无论到哪里去都不敢开，私家车，卡车，摩托车甚至自行车，都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全城各地，一声不响，哪个地方恐惧的力量战胜了私有财产的意识就把它们丢在哪个地方，那台触目惊心的起重机颇具象征意义，它伸出的前臂上吊着一辆私家车，可能是因为吊车司机突然失明。所有人都处境艰难，盲人们更是苦不堪言，因为，按照通常的说法，他们看不见正往哪里走，看不见脚踩在什么地方。看到他们一个接一个撞在被丢弃的汽车上，碰破了腿，有的还倒在地上哭泣，真让人心酸，他们说，这里有人扶我站起来吗。但也有生性粗鲁或者因为绝望而脾气暴躁的，高声咒骂着推开好心人伸过来的手，您等着吧，有轮到您的时候，好心人吓了一跳，赶紧逃走，消失在浓浓的白色云雾之中，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可能招致的危险，谁知道呢，说不定他走出几米远就会失明。外面的情况就是这样，戴黑眼罩的老人最后说，我知道的还不是全部，只是一些亲眼看到的，这时他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纠正说，说亲眼看到的不太准确，应当说用一只眼睛看到的，因为我只有一只眼睛，现在连这只眼也没有了，就是说，我有一只眼睛，但这只眼也没有用；我从来没有问过，您为什么不用玻璃眼球，免得戴眼罩嘛；我为什么要装假眼呢，请您告诉我，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这是习惯，为了美观，另外，也卫生得多，可以取下来，洗一洗再放回去，像假牙一样；说得对，先生，但请您告诉我，如果现在这里的盲人都失去了两只眼睛，我指失去了眼球，那么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那些玻璃眼球又会有什么用处呢；确实，没有任何用处；既然我们所有人都要失明，看来一定会这样，我们还要美观干什么呢，至于卫生，医生先生，请您告诉我，在这里还谈得上什么卫生呢；说不定只有在盲人的世界一切东西才显出其真正的样子，医生说，人呢，戴墨镜的姑娘问，人也一样吧，在那里谁也看不见他们；我有个主意，戴眼罩的老人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消磨时间；看不见，怎么玩呢，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问；不是什么真正的游戏，是我们每个人讲一讲自己失明的那一时刻正在看什么；可能不合适吧，一个人提醒说；谁不想参加就不要参加，但重要的是不能编造；您先做个示范吧，医生说；好吧，先生，我来做示范，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失明的时候正在看我这只瞎眼；什么意思；非常简单，我觉得空空的眼眶里边有点发胀，就摘下眼罩看看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时刻我失明了，像个寓言故事，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眼睛看不见不在的眼睛；我呢，医生说，我当时正在家里查阅眼科论文，正是因为现在出现的情况才查阅的，我最后看见的是放在书上的双手；我最后看见的景象不同，医生的妻子说，是救护车里面，当时我正扶我丈夫上车；我的情况已经向医生先生讲过了，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在一个信号灯前停下，当时正是红灯，行人们横穿马路，这时候我失明了，几天前死了的那个人把我送回家，当然我没有看见他的脸；至于我，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我的手绢，当时我正在家里哭，拿起手绢擦眼睛，这时候我失明了；我呢，诊所的女接待员说，我刚刚走进电梯，伸出手去按按钮，突然就看不见了，想想我多么着急吧，电梯的门关上了，我一个人在里面，不知道该上还是该下，又找不到开电梯门的按钮；我的情况，药店伙计说，我的情况比较简单，听说有些人失明了，我就想，要是我也失明了会是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就合上眼睛试一试，等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失明了；像另一个寓言故事，那个陌生的声音说，你想失明就失明；此后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其他盲人已经回到各自的床上，这也不是小事一桩，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自己的号码，却需要从宿舍两头数起，从一往上数或者从二十往下数，才能到想去的床位。像连祷一样单调的数数声消失以后，戴墨镜的姑娘讲了她遇到的事情，我当时正在一家酒店的房间里，我身上有个男人，说到这里她停住嘴，不好意思说正在干什么，以及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了一声，您看到一切都成了白的吗；对，她回答说；也许您的失明症和我们的不一样，戴黑眼罩的老人说。现在只剩下酒店女佣了，当时我正在整理一张床，有个人刚刚在这床上失明了，我把白床单撩起来，照常在床上铺开，把每个边掖好，就在我用双手慢慢把床单抚平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我看不见了，是下面的床单，她最后说，好像这个细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所有人都已经讲过还能看见的时候经历的最后一刻了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要是没有人了，那我就讲讲，那个陌生的声音说；如果还有，之后再说，您讲吧；我最后看见的是一幅画；一幅画，戴黑眼罩的老人重复一句，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呢；到博物馆去了，画上有农田，有乌鸦和柏树，还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使人觉得它是由其他几个太阳拼凑成的；从各方面看是个荷兰人画的；我想是吧，还有一条狗，被埋进土里，已经埋了一半，可怜的狗，这只能出自一个西班牙人之手，在他之前谁也没有这样画过狗，在他之后也没有人敢画了；很可能是，还有一辆车，装着干草，由几匹马拉着，正穿过一条小溪；左边有座房子；对；那就是个英国人画的了；可能是吧，但我不大确定，因为有个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女人，这在画上出现得最多了；确实，我也注意到了；我弄不明白，一幅画上怎么能有这么多不同的内容，出自这么多不同的画家之手呢；还有几个人正在吃饭；艺术史上关于吃午饭野餐和夜宵的题材太多了，只凭这一点不能知道是什么人在吃饭；是十三个男人；啊，这就容易了，您接着说；还有一个赤身裸体的金发女人站在贝壳里在海上漂浮，她周围有许多鲜花；意大利人画的，没错；还有一场战斗；正如那些描绘吃饭和怀里抱着孩子的母亲的细节一样，这个情景不足以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许多死人和负了伤的人；当然，所有儿童迟早都要死，士兵们也一样，还有一匹胆战心惊的马，马的两只眼睛要从眼眶里跳出来了；大概是这样；马就是这样，您看的这幅画上还有什么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看这匹马的时候失明了；胆战心惊让人失明，戴墨镜的姑娘说；这话说得对，在失明的那个时刻我们已经是盲人了，害怕让我们失明了，害怕让我们仍然失明；这是谁在说话呀，医生问；一个盲人，那声音回答说，只是一个盲人，我们这里只有盲人；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问，需要多少盲人才能构成失明症呢。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戴墨镜的姑娘要求打开收音机，也许正播报新闻呢。新闻是后来才播报的，他们先听了一会儿音乐。不知何时几个盲人来到这个宿舍门口，其中一个说，可惜没有带把吉他来。收音机播报的新闻并不让人振奋，盛传最近将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救亡政府。9最初，这里的盲人还屈指可数的时候，只消说两三个字陌生人就能成为难友，再说三四个字就能相互原谅一切过失，即使是某些很严重的过失，如果还没有完全原谅，只须耐心地等上几天。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每当躯体急切地想在我们通常所说的需要方面得到满足，急切地想轻松一下的时候，那些可怜的人们是多么焦急不堪，多么滑稽可笑。尽管如此，尽管我们知道在教养方面白璧无瑕者凤毛麟角，并且即使最谨慎的品德高尚者也有其弱点，但必须承认，最早被送来进行检疫隔离的盲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良知和尊严承受住人类排泄方面的痛苦。但现在，所有的床位都已占满，二百四十人，还有些人睡在地上，不论有多么丰富而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不论运用什么样的对照和比喻，都不能恰切地描绘出这里有多么肮脏。不仅厕所很快成了这种状况，成了臭气熏天的巢穴，大概地狱里被判罪的幽灵们的排泄地也不过如此，而且，由于一些人缺乏自尊自爱之心，一些人突然急不可耐，走廊和其他必经之地在很短的时间里都成了厕所，先是偶尔使用一下，后来形成了习惯。那些不拘小节或者急不可耐的人想，没关系，谁也看不见我，于是不再往远处走。当无论如何，不管在哪种意义上，也无法走到厕所所在的地方时，盲人们便开始在围栅旁边解决身体需要。那些因为天性或所受教育而温文尔雅的人则整整一天蜷缩着身子尽量忍耐，等到晚上再说，估计宿舍里睡觉人数最多的时候就是晚上，那时他们才用手按着肚子，两条腿紧紧地夹着往那边走，在被人们踩过一千遍的粪尿地毯上寻找一块三拃宽的干净地方，而且还要冒着在不知道有多长的围栅旁边迷失方向的危险，那里没有其他用来辨认方向的记号，只有几棵历经原来住在这里的疯子们丧心病狂的折磨之后幸存下来的光秃秃的树干，还有那些难以完全埋住死者的几乎平了的小土丘。每天傍晚，像调好的闹表一样准时，扩音器里的声音开始重复人们熟知的训令和禁令，一再告诫人们按规定使用卫生用品，提醒人们每个宿舍有一部电话，用于缺少这些用品时请求给予必要的供应，但那里真正

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机上有个定时器，到了那个时刻录音带便自动开始转动，至于为什么有时候没有转，我们不得而知，那是外面世界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相当严重，其结果是打乱了日历，打乱了对时日的记数，于是一些有怪癖的盲人，或者热衷于让一切井然有序的人，这是怪癖的一种温和的形式，他们便小心地在一根绳子上打结，就像人写日记一样，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现在，扩音器在不该响的时候响起来，大概有机件损坏，继电器失灵，焊点开焊，但愿那录音带不要周而复始地永远转下去，我们这里有盲人，疯子，就差这样的扩音器了。那威严的声音在各个走廊各个宿舍响起来，像是最后一次发布无用的通知，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因为眼下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场类似失明症的瘟疫，我们暂且称之为白色眼疾，鉴于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鉴于我们遇到的不仅仅是一系列无法解释的巧合，为了制止传染蔓延，政府希望所有公民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已经患病的人住在一起，与患病者有过接触的人住在另一个地方，虽然分开来住，但相距很近，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作出的。政府完全意识到所负的责任，也希望这一通知的受众都是守法的公民，同样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抛弃一切个人考虑，你们要认识到自己被隔离是一种支援全国的行动。现在，我们要求大家注意听以下规定。第一，电灯会一直开着，任何按开关的企图都无济于事，开关不起任何作用，第二，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的大楼意味着立即被击毙，第三，每个宿舍都有一部电话，只用于向外面要求补充卫生和清洁用品，第四，住宿者手洗各自的衣物，第五，建议每个宿舍选举其负责人，这一项只是建议，不是命令，住宿者可以按其认为最好的方式组织起来，只要遵守以上规定和我们以后陆续公布的规定，第六，每天三次我们会把饭盒送到门口，放在门的左右两边，分别给患者和受传染者，第七，所有剩余物品应通通焚烧，除了剩饭之外，这里所说的剩余物品还包括饭盒盘子和刀叉勺等餐具，这些都是用可燃材料制造的，第八，焚烧应在该大楼的天井或者围栅旁边进行，第九，焚烧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住宿者自行承担，第十，如若发生火灾，不论是偶然起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消防人员皆不予救援，十一，如若内部出现疾病骚乱或者殴斗，住宿者不应指望外界有任何介入，十二，如若有人死亡，不论死因为何，均由住宿者在围栅旁掩埋尸体，不举行任何仪式，十三，患者们所住房子与受传染者们所住房子之间的联系必须在大楼中间地带进行，就是你们进去时走过的地方，十四，受传染者一旦失明，必须立即转移到失明者所住的房子里去，十五，本通告在每天同一时间播送一遍，以便让新来的人知道。政府，这时候，电灯灭了，扩音器也哑了。一个盲人若无其事地在手中的绳子上打了个结，后来又想数一数，就是数一数打了多少结，过了多少天，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结打在了结上，成了人们常说的死结或者瞎结。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电灯灭了；一些灯泡烧坏了，也难怪，这么多天一直亮着；所有的灯都灭了，是外边出了问题；现在你也失明了；我只好等太阳升起了。她走出宿舍，穿过天井，朝外边望望。城市的这一部分一片漆黑，军队的探照灯也熄灭了，大概与总电网相连，看样子电力供应中断了。第二天，盲人们醒来，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因为对盲人们来说太阳并不同时升起，这往往取决于每个人听觉的敏锐程度，各宿舍的男男女女开始聚集在大楼外面的台阶上，歹徒们宿舍的人除外，这时候他们大概正在吃早饭。盲人们等着大门打开时发出的响动，没有上润滑油的合页尖厉的吱呀声，报告送来食物的声音，然后是中士的喊声，不要出来，任何人不得靠近，还有士兵们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饭盒放到地上的沉闷响声，急忙撤退的声音，大门的吱呀声再次响起来，最后是下达命令的声音，你们可以过来了。从早晨等到中午，等到下午。谁也不想问食物的事，连医生的妻子也不想问。只要不问就听不到可怕的回答，没有，只要没有说出没有这两个字，他们就仍有希望听到这样的话，来了，来了，不要着急，再稍稍忍耐一会儿饥饿。有的人虽然非常想忍耐下去，但已经支撑不住，仿佛突然睡着了，就地昏迷过去。医生的妻子总在救助他们，看来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个女人确实不同寻常，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她都能注意到，好像被赋予了某种第六感，某种不用眼睛的视力，因此那些可怜的人们才没有被留在那里受太阳暴晒，其他人立即把他们抬到里边，靠时间，水和在脸上的轻轻拍打，他们最后都脱离了昏迷状态。但不能再指望这些人参加战斗，他们甚至不能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这是个非常古老的说法，人们忘记了如何解释，出于什么特别的原因揪住一只母猫的尾巴比揪住一只公猫的更容易。最后，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没有来，也不会来了，我们去拿食物吧。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怎样站了起来，又如何聚集到离歹徒们的营垒最远的宿舍里。再也不能像头一天那样粗心大意了。他们从那里派出哨兵前去侦察，自然是另一侧宿舍的盲人，他们更熟悉那里的地形，发现任何可疑行动立即回来报告。医生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带回的是不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把四张床摞起来堵住门口；你怎么知道是四张床呢，有人问；这不难，我用手摸了摸；他们没有发现你吗；我想没有；我们该怎么办呢；到那里去，戴黑眼罩的老人又说，既然决定了就要干，要么这么做，要么我们注定慢慢死去；要是我们去的话，有些人死得更快，第一个失明者说；即将死去的人已经死了，只是他不知道；我们从出生那天起就知道一定要死；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不要说废话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独自一个人不能去，不过，如果我们现在就不能说到做到，我还不如躺到床上去等死；只有那些数着日子过活的人才会死，别人不会，医生说，接着他又提高声音问，谁决心去，请把手举到空中，这种话只有张嘴之前没有三思的人才说得出来，既然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数数有多少只手，至少大家都这样认为，让他们举手有什么用呢，但随后他说，一共十三个人；这一定会开始一场新的争论，为了避免这个不祥的数字，从逻辑上看这样做也更正确，是用加法还是减法，是再有一个人报名当志愿者呢，还是通过抽签从现有的人当中除去一个。有几个人在举手的时候就信心不足，动作犹犹豫豫，表明他们心怀疑虑，或者因为意识到面临的危险，或者发现下达的命令荒唐。医生笑了，请他们把手举到空中，简直是胡言乱语，现在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不能去或者不想去的人退出，留下的人一起商定行动方案。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低语声和叹息声，身体虚弱和胆小怕事的人渐渐离去，医生的主意极好，也很宽容大量，不过，知道哪些人留下了哪些人不在了不大容易。医生的妻子数了数留下的人，共十七个，包括她和她丈夫在内。右侧第一个宿舍留下的有戴黑眼罩的老人，药店伙计，戴墨镜的姑娘，其他宿舍的志愿者都是男人，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她也留了下来。他们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排好队，医生数了数，十七个，我们一共十七个人；人太少，药店伙计说，这样我们不会成功；突击队嘛，如果可以用更接近军事术语的词汇，突击队人数必须少，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进攻的目标只有一扇门的宽度，我认为人多了反而更麻烦；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有人表示同意。似乎所有人都因最后组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感到高兴。他们的武器我们已经知道，从床上卸下来的铁棍，既可作撬杆又可当长矛，根据战斗最初的角色而定，是充当工兵还是冲锋队。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年轻时曾接受过一些战术训练，他提醒说最好一直保持密集队形，面向同一个方向，这是避免相互误伤的唯一方法，还说前进中应保持绝对沉默，使进攻产生突袭的效果；我们都把鞋脱下来，他说；以后每个人找到自己的鞋可就难了，有人说；另一个人评论了一句，剩下的鞋子就真的成了死者的鞋子了，不同的是至少还有人可以穿；这死者的鞋子是怎么回事；是个谚语，等着穿死者的鞋子，意思是说空等一场；为什么；因为死者被埋葬的时候穿的鞋子是用硬纸板做成的，这样的鞋子肯定也就够了，谁都知道，灵魂没有脚；还有一点，戴黑眼罩的老人打断他们的话，我们当中选出六个人，六个精神头最好的，到了那里以后立即全力推床，把床往里推，为我们所有人进去打开道路；这样我们必须把铁棍放下；我看没有必要，铁棍甚至还能帮忙，只要把它们竖起来。他停顿了一下，随后又说，声音显得有点低沉，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能分开，分开了我们就会被打死；女人们呢，戴墨镜的姑娘说，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你也去吗，戴黑眼罩的老人问，你最好别去；为什么，可以问一声吗；你太年轻；这里不论年龄，不论性别，所以请你不要忘了女人们；不会，我不会忘，戴黑眼罩的老人说这些话的声音好像来自另一次交谈，接下来的话已经各就其位，恰恰相反，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女人能看到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领着我们，不走错路，指引着我们用棍尖刺向歹徒们的咽喉，像那个女人刺得一样准；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一次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她是不是死在那里了呢，至少后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能复活，一些人在另一些人身上复活，妓女们在正经女人们身上复活，正经女人们在妓女们身上复活，戴墨镜的姑娘说。随后是长时间的沉寂，女人们觉得话说完了，男人们总该说些什么，但他们事先已经知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排着队出发了，根据事先约定，六个身体较为强壮的走在前面，他们当中有医生和药店伙计，其他人跟在后面，每个人都手持自己床上的铁棍，一队衣衫褴褛肮脏不堪的长矛手，穿过天井时，其中一个人的铁棍从手中滑落掉在石板地上，发出像机关枪散射一样的轰鸣。要是歹徒们听见响声，发现我们来了，那我们就完了。医生的妻子没有告诉任何人，连丈夫也没有告诉，就跑到前边，沿走廊张望，然后贴着墙慢慢靠近那个宿舍，停下来侧耳细听，里边传出的说话声似乎没有显出惊慌。她很快带回情报，队伍重新开始前进。虽然走得很慢，并且悄然无声，但歹徒们营垒前面两个宿舍的人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都挤到门口，想更清楚地听到一触即发的这场战斗的喊杀声，其中一些最易激动的人受到即将燃起的火药气味的鼓舞，在最后一刻决定随队伍一起行动，也有少数人回去寻找武器，现在队伍已不止十七个人，至少翻了一番，临时援军的出现肯定不会让戴黑眼罩的老人高兴，但他无从知道他率领的不是一个兵团，而是两个。从朝里院开的几扇窗户漾进的最后一缕似有若无的灰色亮光，正迅速滑进夜晚那黑咕隆咚的深井。当然，盲人们仍然因为莫名其妙的失明无可救药地感到悲伤，但他们至少有一点可聊以自慰，那就是摆脱了这种因类似的天象变化造成的凄凉，事实证明，天象变化早在人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遥远年代就曾导致无数绝望的行动。他们到了恶人们的宿舍门口，天已经太黑了，医生的妻子也看不见他们用作障碍物的床不是四张，而成了八张，虽然攻击部队人数增加了一倍，但仍然立即遭到了惨败，这一点马上就能知道。戴黑眼罩的老人大喊一声，现在开始，这是进攻的命令，他没有想到古往今来都是说，冲啊，也许他想到了，但认为对区区几张床构成的障碍物使用传统军事术语显得荒唐可笑，况且这些床臭不可闻，早已成了臭虫和跳蚤的繁衍地，床垫被汗水和尿沤烂，灰色的毯子像拖把一样集一切令人作呕的颜色之大成，这一点医生的妻子早就知道，但现在她看不见，正像她没能发现营垒加固了一样。盲人们像由自己的白光环绕着的大天使一样向前冲去，按照事先的指令把铁棍竖起来撞击，但八张床几乎纹丝不动，不错，这些强壮的人比后边虚弱的人力气大一些，后者几乎拿不动手中的长矛，倒像背负着十字架，站都站不起来。寂静消失了，外边的人高声呼喊，里边的人也开始吼叫，可能至今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盲人们喊叫起来是无与伦比的阴森可怖，仿佛他们拼命呼喊，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想劝他们安静，不料也像他们一样喊起来，只差也成了盲人，但我们失明的日子迟早会到来。现在，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进攻，另一些人喊叫是因为正在防守，外面的人因为推不开床而气急败坏，把铁棍随手扔到地上，所有人一齐使劲，至少那些已经进入门洞和尚未挤进门洞的人一齐在使劲推前边的人的后背，推呀推，床挪动了一点，好像胜利在望了，就在这个时候，在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和威胁的情况下，突然听到三声枪响，原来是盲人会计朝低处射击了。两名进攻者负伤倒下，其他人急忙跌跌撞撞地后退，绊在铁棍上，跌倒在地，走廊的墙壁像疯子似的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其他宿舍的人们也在大声呼喊。天几乎完全黑了，不可能知道谁中了枪弹，当然也不该在离得很远的地方问，都是谁中弹了呀，这样做似乎不合适，对伤员必须尊重，应当亲切地到他们身边，把手放在他们的前额，除非他们前额被击中，那就太不幸了，应当悄声问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事，抬担架的人马上就到，最后喂他们水喝，当然前提是腹部没有受伤，这一点在紧急救护手册上说得明明白白。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那里有两个人倒在地上。谁也没有问她如何知道是两个人，因为打了三枪，且不说枪弹弹射回来也会伤人呢。我们必须去把他们接回来，医生说。非常危险，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袭击战遭到惨败，沮丧地说，如果他们发现有人还会射击，他稍稍停顿一下，叹了一口气，接着说，不过我们应当去，我本人愿意去；我也去，医生的妻子说，如果我们爬过去危险会小一些，但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在里边的人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找回他们；我也去，那个曾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说；我去；在场的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说，查清伤者其实易如反掌，请注意，伤者或是死者，因为一时间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是负伤还是死亡，只要所有人一个接一个地说，我去，我不去，那么没有说话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了。四个志愿者开始爬行前进，两个女人在中间，两边各一个男人，这纯属偶然，并非出于男性的礼貌或者绅士保护女士的本能，实际上，如果盲人会计再次开枪，一切都取决于射击的角度。也许最后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出发之前戴黑眼罩的老人出了个主意，这一次或许比上一次的主意好一些，让这里的伙伴们大声说话，甚至扯着嗓子喊叫，他们不乏这样做的理由，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以及中途如果出了什么事，难免发出响动，而伙伴们的喊叫声会压过它们，至于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救护人员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爬到了目的地，在还没摸到负伤者的身体以前他们就知道已经到了，爬行前进时身子下的血像信使一样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我后面只有虚无。我的上帝，医生的妻子想，这么多血呀。确实，像一片水洼，手和衣服粘在地上，好像地板和石板地上涂了一层黏胶。医生的妻子用胳膊肘支撑着上身继续往前爬，另外几个人也这样做。他们伸出胳膊，终于摸到了伤者或者死者的身体。他们后面，伙伴们仍然竭力发出各种嘈杂声，现在听去更像哭丧妇在痛苦地号叫。医生的妻子和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紧紧抓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且加以关照，而对于那些长得低于审美标准太多的歪瓜裂枣则坚决不要。这也许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黄埔军人大都英姿飒爽的原因所在吧。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黄埔第一期只录取了三百五十人，加上被并过来的军政部讲武堂学生一百二十人，黄埔一期不过五百人。程潜和于右任的面子讲武堂派送过来的一百二十名学生，凭什么不考试直接就过来了？理由很简单：人情面子，程潜的人情面子。护法战争中，程潜在湖南之战中立了功，在湖南有一定的能量，而且他本身是国民党员，自然也是孙中山重视的对象。在黄埔军校还没开学之前，程潜就弄了一批湖南子弟到广州，也就是那一百二十人，在他自己设立的讲武堂里头受训。但这个讲武堂不仅作风比较老派，而且还不正规，连宿舍也没有，把学生都丢在关帝庙里。等到黄埔军校成立后，学生都吵着要去黄埔。这些学生脾气都很倔，闹得很厉害，连程潜都顶不住。其实也难怪程潜顶不住，看看这些名字：陈赓、陈明仁、李默庵、宋希濂、左权、袁朴、邓文仪……于是，程潜请求蒋介石卖他一个面子，替他收了这一帮子弟兵。蒋校长是讲义气的人，当然会帮这个忙。于是讲武堂关门大吉，与黄埔军校合并了事。归功于讲武堂的集体入股，湖南成为黄埔第一期学生中人数最多的省份。其实讲武堂也不是唯一走后门的，还有一批来自陕西的同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介绍的。有人说于右任靠面子大开后门，他推荐的学生蒋校长考也不考就录取了，太不公平。可还别说，于老先生还真有伯乐之才，他介绍的以关麟征和杜聿明为首的几十个西北小伙子里，二十多年后升到中将的就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的麾下有一员绝世猛将——黄埔三期的安徽籍天才将领戴安澜，此人将在抗战的故事中占据极为光辉的一页。几个特别的人接下来重点介绍几个猛人。话说西北军中有个身高一米九的长腿“男神”，这小伙子长得太帅了，现在那些涂脂抹粉的大明星和他比起来，非但英武之气远逊，就连俊秀也难望其项背，也就身具武功的电影明星吴彦祖以及那位翻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星费翔勉强能有他几分神韵。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国民党第二悍将张灵甫（没办法，既生张灵甫，何生戴安澜），此时他还叫张钟麟。张钟麟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经常帮人写个对子什么的，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张才子的名声后来传到了写得一手好字的近代“草圣”于右任的耳中。于右任是那种见猎心喜的人，非得让张钟麟写几个字给他瞧瞧，于是便找到了张钟麟所在的军营。张钟麟在听说于大书法家的来意之后，当场挥毫泼墨，连写数张条幅，很给面子。于右任一看张钟麟的字，直叹人才难得，随后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不是考上北大历史系了吗，怎么又当起兵来？张钟麟回答：生逢乱世，当投笔从戎。于右任一听：投笔从戎也不是你这么个从法，在这杂牌军里混，能有什么出息！既然你投的是“北大”的笔，那你就该从“黄埔”的戎。来，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你去广州吧。于是黄埔四期里多了一个拥有北大学历的猛男。与此同时，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有个瘦弱的小个子刚毕业于武昌共进中学，本来父母希望他留在当地做老师，便于照顾家庭，但他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去考黄埔军校。他叫林育蓉，一个很女人的名字，正好配合他腼腆内向的性格。在求学共进中学前，林育蓉已在家乡的私塾完成了启蒙教育，他的启蒙老师叫李卓侯。李老爷子在山沟里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不为外人所知，可老爷子却非常的满足，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出息的儿子，就是后来为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那位著名科学家李四光。此外，李卓侯还教了三个很棒的学生：林育英、林育南和林育蓉。三人是堂兄弟关系，林育英和林育南都比林育蓉大，都是中共早期革命家。当林育蓉来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正好赶上黄埔四期扩招，一些不重要的标准有所下降，所以瘦弱且不够英俊的林育蓉得以成功考进黄埔。当然，林育蓉的其他能力足以使他进入这个人才济济的集体中。他后来的表现也向世人证明了考官的慧眼识人。填写报名表时，他没有用那个女人气十足的本名，而是给自己起了一个很男人的名字——林彪。还是在这段时期，一个叫毛人凤的家伙也来报考黄埔军校。此人虽然轮廓分明，但是眼神有些阴郁，不太讨人喜欢，但是这个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书的浙江小伙子综合条件不错，最终还是被录取了。不过老天可能想折磨折磨他。入学后不久，毛人凤的身体出了点问题，实在是坚持不下来，只好休学。回乡途中，这位仁兄在入住的招待所居然遇上了小学同学春风。据史料记载，这个招待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最常出现的顶级连锁快捷酒店——“悦来”客栈。春风同学相貌没有太大的变化，长方脸，眉毛很浓。据春风同学自己说，他这些年混得很惨。早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因为思想过于进步超前，在同学间“宣传革命的道理”，没上几天学就被开除了。这里得插一句，据史料记载，春风同学被开除的原因是调皮捣蛋、不守校规。被开除后，他在上海滩做了一阵盲流（打流），跟“斧头帮”帮主王亚樵、流氓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狠人打过交道，混过江湖。在东游西荡的浪荡日子里，他在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结识了两个将来改变了他命运的厉害人物——蒋介石和戴季陶。当然，这是目前还是小混混的他所不能预见的。做了一段时间的小混混之后，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他感觉当兵才是王道，所以跑到一个军阀那里混了一段时间……混得怎一个惨字形容！毛人凤眼见春风同学混得这么惨，于是给他出了一个走出目前困顿局面的主意：你成天这么混也不是个事，我给你推荐一个地方，你要是肯努力的话，一定有一份远大的前途。春风一听，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很有兴趣地向毛人凤打听：你说的是哪里？毛人凤告诉他：你去广州黄埔军校吧，黄埔军校的头头蒋介石你也认识。后来，春风还真就去了。只是由于混社会太久，早把知识都还给了老师，第一次并没有考上。据说在戴季陶的关照下，年近三十的他才在第二次考试中勉强考取黄埔六期。这位春风同学后来成为情报天才。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叫他的小名春风，都叫他魔鬼。至于春风的大名“戴笠”，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毛人凤也因为这个价值连城的建议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最终成了戴笠的助手和情报事业的继承者。党指挥枪再好的璞玉，如果雕得不好，也成不了大器。一个学制不长、一期基本只有四十天到八个月的速成班，为何就能培养出那么多领军打仗的将军乃至元帅？这跟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有关。相比于各地的讲武堂，黄埔军校完全是一所新式军校，新在两个方面——思想和实践。先来看一看思想教育。思想和信仰，是人心中所依赖的最根本的东西，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长久。因为有思想有信仰的军队才能练就一种神秘无形但确实存在的恐怖力量——超越了世俗和利益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的军队，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团队，才能在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不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在烽火战场和血雨腥风的生死考验中，胜不骄败不馁，不计较得失地玩命。这样的凝聚力是之前提过的湘军、淮军甚至北洋军所不具备的。黄埔军校一向狠抓思想教育，其本质是向学生灌输“主义”，要求学生接受党的领导。在黄埔开学典礼上，孙中山亲临会场，纵情演讲，鼓舞士气，其中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历史名言——为什么革命仍然没有成功？就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引进苏联以党建军的经验，配备党代表、建立政治部，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党国”、“党军”的概念，使学生认可党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认可党的“主义”，并为正确的“主义”而战。同时，也要求同学们具备鼓动能力、宣传能力，为以后招兵、练兵打下基础。也就是说，黄埔军校从根本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一支能把“为自己而战”与“为使命而战”结合起来的军队，其凝聚力之强是难以想象的。说到搞思想教育工作，就不得不提黄埔军校史上最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有八卦人士给周恩来排家谱，说他是周瑜与小乔的后人。还别说，从其“民国美男”的外貌上看，真有些靠谱，而他后来表现出来的治国安民之才还在三国周郎之上。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黄埔军校从第一期开始，就奠定了极盛的“议政”之风。黄埔军校内部政治气氛浓郁，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由此，国共两派的学生自行组织政治团体，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自己的队伍。其中最著名的国共政治团体，要数“孙文主义学会”、“白花剧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血花剧社”，两派辩论起来异常激烈，其激烈程度和现在的台湾议会有一拼。“黄埔三杰”说起这两派，就不得不提两派的领头人物，“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之一、“血花剧社”干将蒋先云，“孙文主义学会”会长、“白花剧社”社长贺衷寒。蒋先云和贺衷寒就是近代史上大大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湖南人，另一杰则是又一个湖南人“常胜将军”陈赓。从曾国藩、左宗棠、魏源到黄兴、蔡锷、宋教仁，从毛泽东到蒋先云、贺衷寒和陈赓。近代的湖南，真英雄之邦也！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生，1902年出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就是人中龙凤。位列“黄埔三杰”之首的蒋先云就是这样的人物。据当年的同学（后来都是超级大牛人）回忆称：蒋先云有如恒星般，无论身在何处都不减其光辉，是天然的领袖。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校，也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不仅如此，他还创造了黄埔一项奇迹般的纪录——从入学到毕业，他囊括了所有科目考试的冠军。天才，蒋先云绝对是一个天才，而且是那种超越了嫉妒的范畴，只能以拜服二字形容的天才！蒋先云不仅才华横溢、天资超群，而且长得很帅、勇气过人，如此优秀的学生当然是蒋校长的最爱。然而，蒋校长最钟爱的这名学生，第一个老师却是蒋介石日后最大的对手毛泽东。蒋先云是毛泽东亲自发展的党员，不满20岁就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跟老师毛泽东一起领导了安源大罢工。蒋先云进黄埔后，本身资历高，才能出色，又极具人格魅力，因此被推为黄埔共产党支部书记。他很快就如恒星吸引行星般聚集起一个集团，光黄埔一期，蒋先云就发展了八十多名党员，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第等人。贺衷寒的资质虽然比蒋先云差一些，但差得不远，要不然也不会并列“三杰”。贺衷寒，字君山，1900年出生。他20岁时成为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1921年秋，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俄出席一个名字很长的大会，会议名字不重要，也就不说了。就在赴苏俄开会的这段时间里，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自诩老子天下第一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两人常常激烈交锋，偏偏贺衷寒口才了得，张国焘往往输得一败涂地。张国焘可不是心胸宽广之人，此人后来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如果按各自最初的轨道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只是贺衷寒恨张国焘，还恨屋及乌，连带恨上了共产党。这种仇恨改变了贺衷寒一生的政治选择，他最终加入了国民党。贺衷寒回国后，办杂志，批评军阀，宣传革命，还因此坐了牢。有了案底的人一般都比较受人崇拜。因此，在入黄埔之前，他也是很有声望的人。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居“黄埔三杰”第二位。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对方更为优秀，这位仁兄最爱和蒋先云对着干。由此，黄埔中蒋、贺两派斗得不亦乐乎。“黄埔三杰”的事迹在下文中将继续展开，暂且不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一支拥有了超强凝聚力的军队无疑是极为优秀的，但它还不能无敌于天下，因为它还缺少一样东西——战斗力。下面就来说一说黄埔军校培养学生战斗力的实践教育。黄埔军校在教学上针对学制短、同学们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有差异的实际情况，特将课程设置简单化、实用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学习就是为了打仗。学校把学习与打仗直接联系起来，不学最高深的，只学最有用的。仗怎么打，课就怎么设，兵就怎么练，一切为了把仗打赢。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学校还聘请了大量苏联教官。此时苏联刚刚打完内战，这些人不光有极好的军校教育背景，更有丰富的带兵打仗经验，而且苏联红军的作战指挥、火力运用、协调管理能力在当时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苏联教官教给同学们的是最先进、最实用的东西，出去后可以直接用于作战。由于当时战局混乱，黄埔的同学们不可能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在安静的校园里专注地学习。他们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将学习与实际结合起来。如此就能解释为什么黄埔军校在撤离大陆前一直是“短训班”性质且学期不定了，因为学生还未毕业就要上战场。这虽然有些残忍和急功近利，但不可否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一条成功捷径。当然，黄埔军校也不是各期都是速成班，只要时间允许，就一定会改进。经过前三期的磨合与探索，黄埔的教学越发正规和有针对性，在第四期增加了一个阶段，类似于现在的新兵训练营，所有学生先进行各种摸爬滚打的单兵训练和摸底考试，之后再进行甄别和分班。黄埔第四期就采用了摸底考试分班制，摸底考试考完之后才正式开学。学生们被分成了两个团：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后来也称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重点班和普通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摸底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可是分班后的名单让人有些纳闷，国共两党在第四期里头后来最出名的两名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小个子林彪被分在了二团三连，大个子张灵甫被分在了二团二连。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分班结果？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摸底考试成绩不行或者单兵作战素质不强。就林彪那塑料体格，能把新兵营的训练坚持下来已经阿弥陀佛了。可能性二：政治上表现得不够积极。黄埔最注重政治表现，而这两个人都是闷葫芦，性格木讷，遇事爱自己琢磨，不爱表现。可你不表现，谁能知道你进步了？两人虽然都是普通班，但大帅哥张灵甫很快凭借其出色的书法在黄埔军校里出了名，林彪则始终默默无闻，若不是因为一次枪械走火事故，他几乎没有在黄埔留下任何痕迹。在新兵训练阶段，林彪不仅没按规定上交枪械，还在晚上睡觉时自己摆弄枪械，不想鬼使神差地走了火，一枪打穿了上铺的床板，幸亏上铺的室友林伟俦出去喝水，否则两个抗日将军就一下都交待了。林伟俦后来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军长，被林彪这个睡在下铺的室友在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中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兵败被俘。蒋校长说完了黄埔军校的学生，现在来看一看他们的校长——蒋介石。1924年5月2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蒋介石成为众所周知的“蒋校长”。这是他第一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喜欢称他“校长”，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关系更为亲昵。众所周知，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发家的。可是，目前看起来黄埔军校并非他的天下，那他是怎么发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黄埔军校马上就会成为他的天下。一来机遇不错，命运之神照顾他，足以制约他的孙中山和廖仲恺一年后就将离世。二来他的权

av无码国产精品色午夜麻豆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最危险的叛徒

宁粤分裂

“九·一八事变”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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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星火燎原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我陪你去。”“随你的便。”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你得容忍我的助手。”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你哪里痛吗？”医生问。“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我们三个不看彼此。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一个家务女工的一天她也许是爱尔兰人，或者西印度群岛人，或者英格兰人——什么国籍都有可能，但是她没什么资质，又有什么人要照顾，或者有孩子，于是就得找一个不妨碍她照顾家庭的工作。她年轻，至少不是上了年纪，因为做这种工作是要力气的。她总有一点什么病，不是腿疼，就是背痛，要么是长期消化不良，再或者是子宫有毛病。但是如今几乎每个女人都有子宫方面的病。（为什么呢？）她几乎肯定住在政府公租房里，是市政府的雇员，做家务女工。她六点半或者七点起床，和丈夫一起。他搞建筑，一大早就得出门。他们中的一个烧上水，给孩子们倒好玉米片，两人一起把他们哄起床，哄他们洗漱，换衣服。她还要留意大家的早饭、健康状况、猫粮、天气，她的声音和大儿子的录音机此起彼伏，她压低着嗓门，因为她在数落他。但与此同时，她还在安排着一天的计划。在下雨……孩子们得带雨衣……本尼要带踢足球的那套行头……她得去给丈夫取治皮肤感染的处方药，那是上周冒出来的病，还没有要好的迹象。她一边给牙医打电话为“宝宝”——现在五岁了——预约，一边催促老二——是个女儿——手脚麻利点，给五岁的那个穿上外套，戴上围巾，不然她们要迟到了。她的丈夫一边往嘴里塞玉米片、面包片和果酱，一边读《每日镜报》，心不在焉地挠着脖子，那儿一片鲜红，这样子让她很担心。他对儿子——十二岁——说，来吧，走吧，然后，经过妻子身边时，从她手里（没拿着电话听筒的那只）接过一袋三明治，三明治是他在盥洗室里洗漱时她给他做的。晚上见，他口齿含糊，因为他在想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那皮疹。她冲着他们的背影喊，本尼，你踢球的装备，两个男人就离开了。家里只剩两个女孩。录音机关掉了，没了音乐。一片寂静。“宝宝”捡起一片面包，轻轻哼着，大点的姑娘坐在那里，飞快地往嘴里塞面包片和果酱。家务女工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还拿着电话，她把话筒夹在腮下，给自己倒了茶，伸手把儿子没吃完的面包片和果酱拿过来，她可不能容忍浪费。她打了六个电话，都和丈夫以及孩子们有关，然后给家政办公室打电话，看有没有新活。他们让她今天去霍奇斯老先生家，给他做家务的女工刚打电话来说自己得带母亲上医院去，今天不能工作。办公室的人听上去有些抱歉，应该的，因为布丽奇特原本一天就要跑四家，而且他们都难伺候。她总是分配到难伺候的老人，因为她很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她坐在那儿，看着“宝宝”——哎呀呀，看看，看看，牛奶泼出来了吧，一团糟啊——琢磨着怎么把霍奇斯先生安排进日程里。然后她站起来，好了，该去上学了。她一一拿起手袋、购物袋、篮子，这些东西原本扔在厨房的各个角落。然后她从抽屉里拿钱，找一块塑料布顶在脑袋上，拿上给孩子们的两袋三明治，还有一堆她们上学需要的小物件：书本、练习簿、蜡笔。这些东西似乎在她四周跳舞，包里、抽屉里、钩子上，上蹿下跳。三个人终于准备就绪，都裹了塑料，以抵御外面的坏天气。她们出了门，发现外头的天气倒不是特别糟糕，潮湿，但是不冷。到学校走路就五分钟，这点很不错。至少她生活中，这方面很便利，布丽奇特对这一点一直非常庆幸。看到两个小姑娘跑着穿过了操场，她转身离开，心想，哦，她不再是小宝宝了，小玛丽不是小宝宝了——现在安排安排，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迟了？有些时候，她渴望有第四个孩子。她提起这事时，丈夫说她神经不正常，她也觉得他说的对……她脚步匆匆，经过另一个送孩子到校门口的母亲身旁时，朝童车里的一个小宝宝微笑，心里想道，丫头，打住！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她回家又待了几分钟，每天就这会儿她可以享受一下彻底的宁静。她坐在厨房桌边，看看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茶——有的，但是看起来太浓了，她懒得喝。她蜷成一团坐着，平稳地呼吸，从里到外，还是一个年轻女人呢，不到四十岁，你还能在她身上看到十二年前她和丈夫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影子，一个貌美如花的爱尔兰姑娘。矢车菊蓝的眼睛，粉嫩的皮肤，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不管怎么说吧，她现在很疲劳，也一脸倦容。疲劳——这就是她如今的状态。脑子里，她在列要买些什么，要给四个常规客户以及自己家买的东西——啊，是的，她差点忘了——要给霍奇斯老先生买的东西。他用电话吗？哦，不，圣母马利亚，帮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她得多出一趟门，给他买食物和日用品？不，她先去他家处理他的事，然后再去购物。真麻烦。她一点都不想去霍奇斯先生家，她早就认得霍奇斯先生了。布丽奇特又望了望天，觉得脱掉塑料外罩没事，然后再次拿起包和篮子。走去霍奇斯先生家要十分钟。她没有钥匙，站在那里嘭嘭地敲门，终于，楼上窗户里探出一个脑袋，一个气鼓鼓的老头，他说：“你要干什么？走开走开。”“哦，霍奇斯先生，”布丽奇特欢快地喊道，“你认识我的，我是布丽奇特。你记得不？莫琳今天不能来，她得带她妈妈上医院去。”“谁？”“哦，行行好，让我进来吧。我可没法在这儿耗上一天的。”这个威胁成功地让他开了门，她飞快地以一名医生、护士、精神病医生——或者说家务女工——的专业眼光打量了他一番，心想——谢天谢地！——他今天不算太糟。霍奇斯先生八十五岁。霍奇斯太太身体太差，现在住在养老院里，这让霍奇斯先生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他俩怄气，连杀了彼此的心都有了。霍奇斯先生是个干瘦的小个子老头，衣服挂在身上。最近他瘦得越发厉害。布丽奇特想，癌症？糖尿病？我得给办公室提一提这事。他走在她前头，艰难地爬上楼梯，一路嘟哝着，她没给我买糖，我奶酪也吃完了，没东西吃，谁都不做事……布丽奇特进了霍奇斯先生住的——如果能用这个词的话——两个房间，一眼扫过，啥都审视了一遍，她大声说道：“霍奇斯先生，我看得出来你今天心情不好。来，我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做？你们都在帮我做，你们这帮家伙。”他没好气，浑身直哆嗦，一半是因为年纪大，另一半是因为火大。除了和家务女工，他没有人可以说话，因为无助，每天他都花好几个小时幻想出各种让自己发火的事。他原本（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是个精力充沛、独立自主的人，小心、温柔地照料着身体先他垮下去的妻子。可现在……布丽奇特看她今天不用打扫，房间里还算干净。而他的需要是讲话和训斥，因此虽然这不是她的工作，她还是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一边听老头子抱怨、责怪，一边审视厨房，看他缺什么。“要我给你买什么吗？”她问道，觉得让他唠叨够了，于是打断他。“我需要茶叶，你不会用眼睛吗？”他没提奶酪和糖，于是布丽奇特想，我要给他买那些，还有我觉得该买的东西，如果他不要的话，也许科尔斯太太要……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反复叮嘱他要记住她过会儿会带着他要的东西再来，得开门让她进来。现在她知道都要买些什么了，于是坐车去森茨伯里超市。她没有购物单，甚至没有在信封背面草草地写下要些什么，但是她脑子里记得住十个人各需要什么，半个小时以后再出现在人行道上时，她拖着购物小车，还拎着四个沉重的篮子。她冷静地沿着街走，心里想着，布丽奇特·墨菲，看在老天的分上，当心你的背……你可别再犯一次那个。于是她走回去，不坐公共汽车，坐车意味着提上提下，各种麻烦。走到上班的地方要半个小时。对此她感到心虚，但是对自己说，这是明智的，不是吗？你要是躺倒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她路过莫迪·福勒的家，不止一次她从那里被赶了出来，她心想，谢天谢地，他们没再安排她给我，那实在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真的。第一站，科尔斯太太那儿。她是个俄罗斯老太太，从前是个美人，房里贴满了的照片可以证明。皮草、俏皮小帽、光着双肩、薄纱——每天大部分时间，这个身躯庞然的女人都恹恹地坐在一把大椅子里，凝视着自己的过去。她很能抱怨，这把布丽奇特快折磨疯了。布丽奇特走进房子，把感官功能关闭，她总是这样做。任那黏糊糊的低沉声音没完没了地说东道西，她自顾自地把面包、黄油、汤罐头、消毒剂各归各位——但是她突然意识到她应该好好听，因为科尔斯太太正在说：“它是鲜红的……”布丽奇特严厉地问：“什么是鲜红的？你都吃了些什么东西？”“我能

份工作没有前途，加上身上的担子也没了，因此他动了去外面的世界看看的念头。这之后，他虽在上海做了一段时间的助理会计，但最终还是踏着兄弟的脚印去了日本留学。由于自身条件太差——文化低、年龄大，甚至准备工作也没做到位，陈其美没能进入正规军校，只在一些野鸡大学——东京警监学校、私立东斌陆军学校厮混了一段时间。虽说是混，但他也没有浪费生命。1906年冬，陈其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此刻他属于边缘人物，是小弟。1908年，陈其美被同盟会派回国内，发动革命。1909年，陈其美在上海设立机关，经营革命。此刻他是主要人物，是头头。在参加革命的这些日子里，陈其美同志积极发挥自己的天分和专长，走出了一条具有陈其美特色的革命道路。特色一：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用黑暗的暴力维护光明的正义。陈其美长期混迹社会，办事能力、交际能力很强，在上海滩混得很开，因此他效仿革命领袖孙中山打入青帮内部，引青帮成员为己用，戏院、茶馆、澡堂、酒楼、妓院从此成为陈其美先生闹革命的办公场所。特色二：五年武术无数兵。陈其美派手下请来大侠霍元甲，创办了近代中国妇孺皆知的精武体育会（精武门）。他的计划是以五十名青年拜师霍元甲，半年学成，然后每人再分散培养弟子五十名。若以此类推，五年之后，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将高达数十万亿，即便把全部地球人拨给陈其美训练都还不够。换句话说，五年之后，全人类都是陈其美的革命兄弟姐妹，全世界直接一统，革命直接成功！可惜这项伟大的计划因霍元甲很快故去而搁浅。虽然陈其美的方法很有特色，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没能经受住实践的考验，打了败仗。前面说到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起义，但陈其美并没有如约起义，而是提前一晚抢先进攻清军，结果手下的兄弟们战斗力不行，不但未能拿下清军，反连累陈其美自己被清军捉了。据说清军使了一个狠招对付这位革命家，将其绑在茅坑与屎尿亲密接触了一夜。陈其美同志之所以抛开李燮和同志单干，是因为两个原因。原因一：同盟会和光复会不和。如果让光复会拿下上海，而浙江作为光复会的大本营，也很有可能落入光复会手中，这样的话，十分不利于同盟会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同盟会内部希望自己人陈其美拿下地位极其重要的上海作为革命大本营。原因二：陈其美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做上海都督，因此他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若拥有头功，做上海都督的希望更大。虽说陈其美比较阴暗，好在李燮和很大度。李燮和收到陈其美失败的消息后，二话不说，连夜率军起义。一夜激战，打垮清军，救出陈其美，上海也在他的领导下光复。本来按照功劳，李燮和是当仁不让的都督人选，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参与上海光复的有三股势力——李燮和的光复会，陈其美的同盟会，还有上海本地的绅士商人团体（立宪派）手下的武装力量——商团。李燮和是湖南人，因此上海绅商坚决反对李燮和这个外地人出任上海都督。上海绅商本来也不打算支持陈其美，毕竟陈其美也是外地人。但一来陈其美在上海奋斗了若干年，档案、劳动关系、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远比李燮和与上海的关系亲密；二来这些绅商实在接受不了陈其美手下的青帮小弟们热情而努力的游说方式——威逼恐吓。于是只好半推半就地同意支持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最重要的是，陈其美本人和同盟会早已将上海都督看作囊中之物，又岂会拱手让人。陈其美表面上说自己不会参选上海都督，背后却在没有通知光复会以及李燮和的情况下，提前把都督选举大会给办了。选民几乎全是他的人，选票几乎全部写着陈其美的名字。陈其美以绝对多数票的优势光荣“当选”上海都督。这可把李燮和气得半死，好在李燮和顾大局，没有跟他拼命。要不然革命还未成功，革命党内部就要为争权夺利撕破脸皮。上海光复，近在咫尺的浙江省立宪派头头汤寿潜在光复会支持下，当上了浙江都督。上海、浙江已经光复，起义军旦夕就要杀来，隔壁的邻居江苏巡抚程德全害怕了。要说这个程德全多少也是个名人，苏州寒山寺的“寒山古寺”四字就是他写的。此人很有意思，大家光复他也光复。不过他光复的过程比较好玩，他让人把巡抚衙门的牌子摘掉，又从大殿边角挑下一块瓦来，“嘭”的一声，着地粉碎，就算“革命”过了。这种别开生面的、不流血的“和平解放”，也算是为保全江苏生灵做出了贡献吧。除开上面这位顺大势的英雄外，其他各地政府官员的脑子也不是猪脑子。清朝的日薄西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时眼瞅着中央政府大军竟然拿不下小小的武汉三镇，大家哪里还有心思抵抗，基本是起义军一到，三招两式就放弃抵抗。更有甚者，广西与安徽的巡抚直接宣布独立，说我也革命了。革命党说不行，不许你自行革命，必须由我来革你的命。革命党说到做到，广西、安徽被武力光复。在大清龙旗的频频落地声中，朝廷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不过也不是没有反抗的。福建总督旗人松寿就不识时务，发誓顽抗到底。不过，松寿手下的旗兵不像他的豪言壮语那般顽强，很快就被同盟会会员彭寿松和许崇智领导的起义军击溃。松寿见大势已去，吞金自杀，成为第一个自杀殉清的官员。福建落入革命党人的手中。随后，同盟会的“支那暗杀团”出手，炸死了朝廷刚刚派来的倒霉蛋广州将军凤山。手下没了能带兵打仗的人，两广总督张鸣岐知道大势已去，还是保住小命要紧。于是在接受立宪派“和平独立”的要求后，逃到租界。11月9日，同盟会的胡汉民从香港赶回来做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当上都督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蜂拥而至，齐聚广州。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之一。11月11日，萨老师眼见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压力很大的他在黎元洪又一封来信的感情攻势下，遂将水师交给汤芗铭，撂下挑子，到上海“养病”。萨老师刚走人，汤芗铭就带着军舰投了革命军。打响“保路运动”旗号的四川反倒动手晚了，11月27日才宣布独立。同日，皇族中最开明、最能干的端方死于入川武昌新军发动的兵变。魂归蜀道，万古同悲！这帮人之所以急切地杀死能力人品都不错的端方，无非是急求摆脱先前入川镇压保路军民的干系，出于革命的心思应该不多。如此一来，南方各省在辛亥年12月前基本都已宣告独立。让朝廷稍微感到安慰的是，两江总督张人骏（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叔叔）、将军铁良以及江苏提督“辫帅”张勋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尽管南京兵少城孤，但还是在四面楚歌中顽强地和革命军对抗。但是，进攻南京的江浙联军却也不屈不挠，总司令徐绍桢带领镇江、浙江、上海革命联军向南京发起猛攻。张勋也算是有几分能耐，他督率着手下的辫子军与革命军对垒，开始倒也不吃亏，只是最后实在是打不过了，只得带着他的人马开城逃走。于是，南京在革命军起义二十四天后也落入革命党的手中。接下来，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军云集南京，人数高达三十万。数目有些吓人，然而素质参差不齐，有正规军人，有帮派大哥，有绿林好汉，也有普通百姓……总而言之，良莠不齐，害得史书都称之为“民军”。不过在本书中为了风格统一，还是称作革命军吧。北方的情况也不容清政府乐观。山东巡抚孙宝琦这位庆亲王奕劻的儿女亲家，居然也在风潮中宣布独立，这可真是让朝廷心寒不已。好在孙巡抚后来良心发现，又宣布取消独立，上演了一场闹剧。琼瑶的爷爷陈贞瑞可不是写言情小说的，他也是一名革命党。1912年3月11日，此人跟随领导黄钺在秦州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如此一来，全国二十三个行政省，十五个省宣布独立，只剩下台湾（割予日本）、河南、山东（先独立后又取消）、东北三省、直隶、新疆还没有光复，大清帝国的坠落之势已经不可阻挡。第四章最大公约数

救世主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1644年间101644年后14后来的武职降职，主要是各地明朝正规军中的总兵和副将。在“贰臣”中，他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表A-51644年后降清并列入“贰臣”的军官。（1）先降李自成。后降于清的明朝军官：

B．1644年的“贰臣”

C．地方政府中的旗人官员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多丽丝·莱辛1984年7月好邻居日记这第一部分总结了大概四年的生活。那会儿我还没记日记，要是记了就好了。我只知道，我现在对当年那些事的看法，与当年身处其中时已不一样。我的生活在弗雷迪罹患绝症前是一回事，之后是另一回事。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不错的人，和我认识的所有人一样，差不多所有人，主要是我的同事。我现在明白，那时我根本没有自省一下，看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想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弗雷迪病入膏肓，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公平。对我不公平，我暗暗地想。我是有些知道他活不长了的，但我当没这回事。我那样做太冷酷无情了。他那时一定觉得很孤独。我当时很自豪，因为我一直在工作，“保持有钱进账”——哎呀，他不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不过我很庆幸我得工作，这样我就有理由不陪着他难过。现在我知道了，我们的婚姻不是那种有着真正相互交流的婚姻。我们根本不算真正成了婚。如今人们的婚姻多半是这样的，双方互相想占便宜。我总觉得是弗雷迪占了我的便宜。癌症这个词被提过一次。医生对我说，癌症。现在我明白，我那时的反应阻止了他们继续和我讨论该不该把事实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们告没告诉他，他又知不知道。我觉得他是知道的。他住院以后，我天天都去看他，不过我微笑着坐在那儿：你感觉怎么样？他看起来糟透了。蜡黄蜡黄的。蜡黄的皮肤下瘦骨嶙峋，像一只拔了毛待煮的鸡。他在保护我。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那时是无法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酒瘾扩大到了一周好几天，他的自暴自弃很快就到了终点。威斯顿·普尔有了最难对付的事。七十名家族成员认为他要对中伤他们祖先的名誉负责任（他们对他兄弟布鲁德和阿波罗也一样看待），日日谴责他，让他不得安宁，直到他面对圣救世主的全体教众跪下哭求。经过一番发誓声明和悔过自新，他才开始尝试着同布鲁德和阿波罗谈话。阿涅特和K.D.正在斯图亚特的土地上盖一栋新居。她又怀孕了，夫妻俩希望获得一种地位，让普尔、杜波列斯、桑兹和比彻姆几家人，尤其是那个时时伺机侮辱K.D.的卢瑟，不能痛快过日子。最有趣的变化发生在摩根兄弟身上。他们鹤立鸡群的地位在销蚀：烟草的选择（他们不再吸雪茄，同时改为嚼烟），鞋子、衣服、发式。帕特觉得他们可能比出生时更像了。但内在的差别之深，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出来的。斯图亚特目空一切，从不认错，把K.D.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集中精力使这个外甥和只有十六个月大的外孙富有（所以才有了新居），把K.D.安排进银行，同时等待多薇回来。表面上她倒是这么做了，因为在她和索恩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冷漠。姐妹俩对女修道院发生的事，看法不一致。多薇看到康瑟蕾塔倒了下去，但坚持说没看见谁放的枪。索恩知道，而且需要知道一件事：反正不是她丈夫。她当时看见他的手向斯图亚特移去，做出的姿势是谨慎的，以示制止的。她这么眼见的，也是这样对任何想听的人一遍遍地讲述的。变化最大的是迪肯·摩根。他仿佛在他兄弟的脸上看到了自己，而且不再喜欢自己了。令大家都奇怪的是，他和斯图亚特以外的人交上了朋友（怎么说呢，有那么一种关系吧），其原因、理由和基础则是个谜。理查德·米斯纳没说什么，因此，大家知道并确定无疑的，便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光脚走路。当时已经是九月，但仍很热，这时迪肯·摩根向中央大街走去。从他那栋堂皇的白色住宅延伸出来一条砖砌小路，右边是菊花，左边也是菊花。他戴着帽子，穿着生意人的三件套西装和洁净的白衬衫。没有穿鞋。也没有穿袜子。他进了圣约翰街，二十年前他曾在那条街上每隔五十英尺种一棵树，当时他就是这么乐观。他向右转，走上中央大街。他的鞋底，更不消说他的光脚，至少有十年没踏上那条水泥大道了。刚刚走过阿诺德·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就在圣路加街的拐角处，一对青年对他说：“早上好，迪克。”他举起一只手致意，眼睛仍直视前方。莉莉·加里从圣马可路口附近她家的前廊向他打招呼，但他头也没回。“车子坏了？”她问，两眼盯着他的两只脚。在位于中央大街和圣马太路口的哈珀·朱里的药房门口，他感到而不是看到了那些凝视的目光掠过他的全身。在走近圣彼得路时，他既没有回头去看，也没有透过窗户看摩根银行的里边。在圣彼得路口，他穿过马路，向理查德·米斯纳的住所走去。上一次他去那里，还是六年前，当时他很生气，虽然怀疑但仍确信他和他兄弟会成功。而现在他却对作为双胞胎之一的身份感到陌生——一种不完整感，一种压抑的孤独感，让他食无味、寝无眠、听无声。自从七月以来，别人在他眼里都在窃窃自语，或在远处高喊。索恩老盯着他，所幸她没有引发危险的谈话。仿佛她懂得，若是她这么做了，他对她说的话就会抽走他们生活的生机。他可能告诉她：鲜绿的春日时光已被消磨殆尽；在那损失之外，她棒极了，比他相信的还美；她那张平滑的脸庞周围不驯服的头发根根分明，他真想去触摸；她说话之后的笑容使太阳相形见绌。他可能告诉妻子，他起初以为她在对他讲话——“你回来了”——但现在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他当时渴望知道她看到了什么，但什么也没看到或看到了一切的斯图亚特制止了他们两个，以免他们知道另一个领域。那个九月的清晨，他洗澡之后，仔细地穿戴整齐，却无法让自己往脚上穿东西。他把深色的短袜和锃亮的黑皮鞋摆弄了好长时间，随后便把鞋袜扔在一边。他敲了门，那个比他年轻的人应声之后，他就摘下了帽子。“我得和你谈谈，牧师。”“进来吧。”迪肯·摩根从没和任何男人商量过或交谈过他的心事。他全部的私密话，都是和他兄弟之间的无言对话或对他朋友们的炫耀。他和妻子交流用的是他认为合适的晦涩方式。以上这些都不需要他把素材译成语言，现在他却要向米斯纳牧师亲口说出来了。他说出的话如同由铁匠徒弟从火中取出的铁块一般——火红、无形，只在其亮光中初现雏形。他说起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堵墙，在黄昏的日照下白花花的，边上则印上酒色的阴影。说起一处海滩上的两个孩子给了他一个S形的贝壳——他们的面孔有多开朗，铃声又是多么响亮。说起在一艘军舰上咸水刺疼他的脸。说起一些身穿便裤的有色人种姑娘在一家罐头厂的门口招手。随后他告诉他，他的祖父光脚走了两百英里路，那可不是跳舞。理查德专注地听着，只打断过他一次，给他倒了杯凉水。虽然他不理解迪肯说的都是些什么，但能够看出这男人的生活是空泛的。迪肯开始说起他曾有过的一个女人；他如何对她嗤之以鼻，因为她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许可他轻视和抛弃她。在他陷于私情的那个短暂时期（很短），他时时懊悔自己成了老一辈诅咒的那种人：抬高自己，去评判、打击甚至毁灭贫穷者、弱者和异见者。“这个女人是谁？”理查德问他。迪肯没有回答。他的手指在衬衫领子内侧捋着，然后又讲起了另一个故事。他的祖父撒迦利亚，似乎容易受到他人奚落，受到描述他在办公室胡作非为的报刊文章的攻讦。对黑人来说，他是种尴尬，对白人而言，则既是威胁又是玩笑。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另找工作。他甚至被迫放弃了在一个穷县的小学中的教职。处于可以帮助的境地的黑人很少（一八七三年的萧条是严重的），而且他们还将撒迦利亚的自尊自重视为冷漠，把他深思熟虑的讲话看作傲慢、嘲弄或二者兼而有之。他失去了美好的家宅，全家九口人挤住在一个姐妹家中。他妻子明迪找了个可以在家中做缝纫活的工作，孩子们则干些零活。很少人知道，而记得的人更少，撒迦利亚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在他改名之前，他们俩分别叫科菲和提。科菲得到政府职务之时，提好像和别人一样高高兴兴。而在他兄弟被逐出办公室后，他也同样受到了羞辱。几年之后的一天，当他们兄弟俩走过一家酒馆时，一些白人看到一模一样的两张面孔很开心，便怂恿哥俩跳舞。由于这种怂恿是用枪逼着的，提相当理智地迁就了白人，尽管他是个成年人，比那些白人还大。科菲却在脚上挨了一枪。从那时起他们就不再是兄弟了。科菲开始到别处谋求新的生活。他联系别的人，别的同样不幸的原立法机构成员——贾弗纳尔·杜波列斯和德拉姆·布莱克霍斯。他们三个形成了老一辈的核心。不消说，科菲没有要提参与他们迁往俄克拉荷马的行程。“我始终认为科菲——老爷爷——是错的，”迪肯·摩根说，“在他对他兄弟的做法上错了。提毕竟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嘛。如今我不那么肯定了。我在想，科菲是对的，因为他看到了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不仅仅是和喝醉的白小子凑热闹的问题。他看到了一些让他感到耻辱的东西，就是他兄弟看待事情的方式，以及遇事时他作出的选择。科菲接受不了。倒不光是因为他为他的双胞胎兄弟感到耻辱，而是因为那种耻辱就在他自己身上，把他吓住了。因此他就走开了，而且再不和他兄弟说话了。一个字都不说。明白我的意思了吗？”“这该是很难受的。”理查德说。“我说的是，他再不和他讲一个字，而且不准别人叫他的名字。”“没有言语，”理查德说，“没有原谅。没有爱。失去一个兄弟是件难事。有意地失去一个兄弟，唉，那比原先的耻辱还要糟，你说是不是？”迪肯垂下头长时间地看着他的脚。理查德不吭声地陪着他。最后，他抬起头来说：“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牧师。”“你会做到的，”理查德·米斯纳说，“毫无疑问。”理查德和安娜对那些遭难的人这么轻易地集体消失感到可疑，他们一回来，马上就亲自去寻找。除去一间门上贴着“迪万”字样的卧室中一张亮闪闪的小白床和粮食之外，这地方没有最近有人住过的迹象。鸡都四处乱跑，或者被四脚的食肉动物吃掉了。胡椒丛盛开着花朵，可园中其余的东西都荒芜了。萨金特的玉米地是唯一有人照看的地方。理查德只是草草看了看地下室的地板，而安娜却就她的油灯光亮所及尽量察看了那里。她看到了K.D.所说的一片狼藉，不过倒不像他眼见的那般色情，也算不上撒旦的随意涂抹。她看见的是女性压制想捕获她们的恶魔时留下的混乱，她们并没有受到蹂躏。他们走出了宅子，站在院子里。“听着，”安娜告诉他，“她们当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并没死。实际上谁也没看到——他们只是猜测。随后，在人们离开和罗杰到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她们就逃走了，还带走了被杀死的人。就这么简单，对吧？”“对。”米斯纳说，但语气中流露着些许不信。“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并没人来这里询问。她们准是还没有上报，我们又何必那样做呢？”“谁的婴儿在那里边呢？那张小床挺新的。”“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阿涅特的。”他又说了一遍“对”，但疑虑仍然未解，随后又说：“我不喜欢神秘的事。”“你是个牧师。你终生的信仰就是神秘。”“信仰是神秘的；忠于信仰是神秘的。不过上帝并不神秘。我们倒是。”“噢，理查德。”她说，仿佛嫌他说得太多了。他曾经向她求过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安娜？”“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你的热情太吝啬。”“值得的时候就不了。”她没想到会这么幸福。回到鲁比之后，他们并没有郑重宣布什么，而是理清看似一个城镇的彻底坍塌。“我们要不要把那些鸡带走？反正它们终归是要统统被吃掉的。”“只要你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只想看看那儿有没有鸡蛋。”安娜进了鸡舍，皱起鼻子，走过有半英寸厚的鸡屎。她轰开两只鸡，拿到五颗蛋，她觉得应该是新鲜的。她走出鸡舍，两只手都占满了，便喊道：“理查德？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盛这些蛋吗？”在园子的边上，倒着一把褪色的红椅子。再往远处就是鲜花和枯草了。衰败的西红柿与黄花绿叶的繁茂野生植物长在一起；粉红色的蜀葵长得高大之极，顶部一直歪到一串黄亮的南瓜花上；胡萝卜樱子成了褐色，毫无生气地依傍着洋葱挺拔的绿穗。西瓜熟得开裂了，露出了红色多汁的瓤。安娜对着无人照看之下顽强的生长景象叹息一声。五个棕色的鸡蛋在她手中温乎乎的。理查德向她走来。“这个够大吗？”他抖开了他的手帕。“可能够吧。来，拿着鸡蛋，我去看看那边是不是还有胡椒。”“别了，还是我去吧。”他说着把手帕放到鸡蛋上。他回来后，两人站在那把椅子旁边，她双手捧着白布手帕和棕色鸡蛋，他拢着手指，攥着长长的胡椒枝——绿的、红的和紫黑的，他们看到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因为那儿什么也看不到。她后来说，有一道门。“不，是一扇窗，”他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两人的区别。你看见的是门，我看见的是窗。”安娜也笑了。他们就这个话题扩展开：一道门是什么意思？一扇窗呢？他们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那迹象上而不是事件本身；就好比令人激动的是邀请而不是聚会。他们知道它就在那儿，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后才退出来，跑到车上。鸡蛋和胡椒放在车后座上，冷气吹起了她的衣领。他们在开车时笑了又笑，互相取笑着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谁看见了一道关着的门，谁看见了一扇掀起的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次战栗，或者说出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穿过一道需要开启的门呢，还是一扇已经掀起的具诱惑力的窗户？如果进去又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一侧会是什么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米斯纳牧师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又说了几句话。他的目光集中在那七个该受谴责的人身上，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始本能他们都聚在一起，似乎远离其他的送葬人。萨金特、哈珀、米努斯、阿诺德、杰夫、K.D.、斯图亚特。威斯顿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而迪肯干脆不在。理查德不能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人。不管他们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代表的是最老的还是最新的黑人家庭、最好的还是最可悲的传统，他们都以彻底背叛而告终。他们自以为比白人更狡猾，可事实上他们在模仿白人。他们自以为在保护妻儿，实际却在伤害他们。而且当被伤害的孩子请求帮助时，他们却到别处去找原因。他们诞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之中，那种仇恨最初产生时，一种黑人鄙视另一种黑人，而后者将仇恨提到新的水平；他们的自私因一时的傲慢、失误和僵化了的头脑的无情，毁弃了两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在他看来，鲁比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吼声震聋，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失败。人们在希求长久的幸福时是多么优雅，而那些设想在人们尽力实现时又变得多么单薄。鲁比很快就会像别的乡镇一样了；年轻人想去别处，而老年人则充满懊悔。布道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注意聆听或者将其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人却会越来越少。他想不通，在这个将未得到拯救的、无价值的和陌生的人统统拒之门外的来之不易的天堂里，人们如何能够凝聚在一起？谁会保护他们不受领导人独断的支配？理查德·米斯纳突然明白了他要留下来。不仅仅因为安娜想留下来，或者因为迪克·摩根挑中他作了一次忏悔式的谈话，而是既然没有更好的战斗可参加，没有更好的地方可住，倒不如待在这些美丽非凡、缺点明显和骄傲自豪的人中间。何况，死亡对他们可能是新鲜的，而出生却不是。未来在门口喘息。罗杰·贝斯特将得到他的加油站，连接的道路亦将铺建。外来人将来来往往，有些人会想吃个三明治、喝罐啤酒。所以嘛，谁又说得准呢，也许会来一顿正餐。K.D.和斯图亚特就要商讨电视的问题。在葬礼上是不宜笑容满面的，于是米斯纳想象着那个小姑娘，他曾经被许可握着她那双被毁的手。这一下帮他恢复了思路。对出席葬礼的人提的问题他终究需要回答。“但愿我可以提出那些并不重要的问题。或者可以说，那是些令人苦恼而不智慧的问题。上帝却是智慧的、慷慨的，给予了我们头脑去领会他的睿智。领会他的优雅。他的纯净。领会‘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那句话。”风刮起来了，但尚不足以使谁不舒服。米斯纳正在失去他们。他们站在敞开的墓穴前，除去他们自己的沉思，对一切都是封闭的。葬礼上的思绪夹杂着对感恩节的计划，对邻居的评价和对日常生活的嘀嘀咕咕。米斯纳叹了一口气，然后以祈祷结束了讲话。但当他低下头凝视着棺盖时，他看到了那个园子中的窗户，觉得它在朝另一处地方召唤——既不是生也不是死——但是就在那里，在远处，他不知道他先前已形成了一些想法。“等等，等一等。”他在高喊，“你们是不是认为这个短暂又可怜的生命因为不能和你们自己的生命相提并论就缺乏价值？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她得到的爱是广泛和深刻的，给予她的关怀是柔和的、无尽的。这样的爱和关怀如此完整地包裹着她，她有过的梦幻，她所走的路程，使她的生命和我们任何人的生命一样美好，一样丰富，一样有价值，或许还会更有福气。如果在我们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不懂得她在短短的生命中每天都懂得的事情，那便是我们的不幸：尽管生命中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生命之后的生命却是永恒的。在生命中，在生命之后，尤其在其间，他等在那儿让我们去认识其光辉，他永远都和我们在一起。”他住了口，对自己刚才

去引发事端的人之外。他的两个舅舅迪克和斯图亚特，米斯纳牧师，阿涅特的父亲和兄弟。他们要讨论那记耳光，不会谈怀孕问题，当然更不会涉及那个鞋里藏着蓝宝石的姑娘。假设她没到这里。假设她的肚脐眼没露在牛仔裤裤腰上面或她的胸部不那么显眼，只要再有那么几秒钟，让他们能够琢磨出该如何表现——摆出何种态度。要是在没有姑娘们晃荡于周围的公开场合，他们会明了的。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会当场采取恰当的语气。可是阿涅特在那儿嘀嘀咕咕，比莉·狄利亚也一样。K.D.和阿涅特离开其他人单独待在一边。为了谈话。他们站在野餐桌凳背后的矮橡树丛附近聊着，这是他从未想到的最糟的一次谈话。阿涅特说的是：“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她的意思是：我要在九月份去朗斯顿，我可不想怀孕，不想流产，不想结婚，不想独自伤心或面对家人。他说：“喂，你打算对那件事怎么办？”心里想的是：对于我的社会活动，你比我惦记的都多，在我最后同意不需要拉下你的内裤时，你却打着我去做，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长途汽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刚开始遮掩威胁，揭开相互的厌烦。所有的脑袋，所有的，全都转了过去。首先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在镇上见过一辆长途汽车——鲁比不是通往别处的一站。其次是想弄明白那辆车到底为什么要停下来。长途汽车开走后出现了那个美女：站在路边的校舍和救世者雕像之间，吸引了大炉灶边闲散的人们的注意力。她没抹什么口红，而从一百五十英尺以外，你照样能看清她的眼睛。那笼罩下来的寂静若不是由阿涅特打破了，简直要永远持续下去。“要是那种荡妇就是你想要的，赶紧跑过去吧，黑鬼。”K.D.的目光从阿涅特整洁的女式衬衫移到她前额的刘海，再盯到她脸上——阴沉，找碴儿，责难——随后就扇了她一耳光。她表情的变化说明她活该。有人说了声“哎呀”，不过他的朋友们大多都在评断那正逼过来的令人惊艳的胸部。阿涅特逃跑了，狄利亚也跑了，可她像好朋友应该做的那样，回过头来看，眼见他们都强迫自己瞅着地面，瞅着五月明亮的天空或是自己的手指甲。古德完事了。它肚皮上的毛该剪一剪了——那样就不可能打结了——可它很漂亮。K.D.动手整理本的皮毛，心里默诵着面对阿涅特家人时为自己辩解的词句。当他向他的舅舅们描述事件的经过时，他们同时皱起了眉。这对双胞胎不仅长相，连姿态也像镜中的映像，斯图亚特吐出了刚吃进嘴里的“蓝孩”烟草，迪克（后文“迪肯”的昵称。）则点燃了一支雪茄。无论他们多么令人厌恶，K.D.深知他们不会商量出一个危及他或摩根家财富前景的决定。他的外祖父为双胞胎儿子起了迪肯和斯图亚特的名字是有他的理由的，而他们家族建立两座镇子，并一心与白人的法律、有色人种克里克人、匪帮和恶劣天气奋争，可不是为了眼看着牧场和住房，以及给食品店、药房和家具店发放抵押贷款的银行，最终落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手中。自从他的表兄弟们散架的骨骼两年前被埋葬以来，作为他们家族的希望和失望的K.D.就成了血脉中的最后一个男性了，而这个家族曾经出过一个副州长、一名州审计官和两位市长。他的举止一向需要仔细检查和认真纠正。或许，舅舅们会另眼看待这件事？很可能阿涅特的婴儿会是个男孩，摩根家的一个侄孙。她父亲阿诺德到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权利让摩根家的人不得不尊重呢？K.D.抚爱着本的皮毛，从毛绺中挑出草刺，同时尽力像他舅舅们那样去思考——那是很难的。后来他放弃了这种努力，干脆听凭梦幻去选择，只是在这时候才想起了吉姬（“格蕾丝”的昵称。）和她那显眼的胸部。“嗨。”她像个妓女一样吹爆口香糖泡泡，“这儿是鲁比吗？长途汽车司机说这儿就是。”“对，对的。嗯，没错。”闲散的小伙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附近有汽车旅馆吗？”这问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们便问她找谁、从哪里来，心里觉得挺舒服。“旧金山，”她说，“还有大黄馅饼。明白了吧？”那么说，梦幻是在旧金山。摩根家的男人们没有退让什么，但他们对会议地点的选择感到不自在。米斯纳牧师原先认为最好是提出协议书并到弗利特伍德家去，而不要让受害的一方到加害者的家里来，以免使家族受到雪上加霜的粗暴侮辱。K.D.、迪克和斯图亚特坐在牧师的客厅里，点着头，嘴里模模糊糊地咕哝着，但是K.D.知道他舅舅们心里的想法。他瞅着斯图亚特换烟丝，端果汁。迄今为止，米斯纳组织的信贷会是不赢利的——把小额的紧急贷款借给教众，而且没有逾期不还的惩罚规定。迪克说过，就像个小猪存钱罐。可斯图亚特说，目前还凑合。米斯纳来鲁比前所待的教堂的声誉漂浮在他身后：举行皈信仪式来唤起民众，与白人的法律正面交锋而不是躲闪回避。他显然指望着有一个州能兴建一所全新的法律学校，接收一个学生——一个黑人女孩，并同时保护种族隔离制度。他明确而严肃地认为可能在一个州里作出改变：紧挨教室建一个敞开的小隔间，让一个黑人学生坐在里边。那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时K.D.还是个吃奶的婴儿，他母亲、兄弟、表兄弟和所有其他人还没离开黑文呢。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的舅舅们每周都要听米斯纳布道，只是每次结束之后，他们就坐到奥兹莫比尔和英帕拉车的方向盘后面，重复父辈的歌谣：“俄克拉荷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上帝混居的地方。其余地方都只提供饲料。”让他们沮丧的是，米斯纳牧师常常把饲料当成餐桌上的食品。这样一个人能够鼓励奇怪的举动，支持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看法，改变立场支持弗利特伍德。这样一个情愿把钱财抛掉的人能够给顾客提供一些主意，让他们以为在利率上有选择的余地。不过，浸礼会教徒是镇上最大的教众群体，也是最有权势的。因此，摩根家的人认真分析米斯纳牧师的意见，以判断哪些是可以轻易忽略的建议，哪些又是必须遵从的命令。他们驾着两辆车驶过从米斯纳的客厅到弗利特伍德住宅仅有的三英里路程。在一座俄克拉荷马州城市的某处，六月天的声响被阳光照耀下的一个游泳池的水声加大了。K.D.曾经到过那里一次。他随着舅舅们一路乘车经过密苏里、堪萨斯、得克萨斯到达那里。他在路边候着，而舅舅们则在一栋红砖房里谈生意。那些激动的嗓音听起来很近，他就过去看。他看到在一道抹着宽宽的无缝水泥的篱墙背后是一片碧绿的水面。现在他知道那水面不过一般大，但当时觉得简直是漫无边际。在他看来，仿佛有几百个白人儿童在池中嬉戏，他们的嗓音好像瀑布一样落下，代表着世上最纯净的幸福，从中感受到的快活令他落下了眼泪。此时，当奥兹莫比尔车在吉姬吹口香糖泡泡的大炉灶处掉头转弯时，K.D.又感到了一种对耀眼的水面和六月游泳者的声音令人激动的渴望。他的舅舅们当年并不乐意为他去城里的商业区找门路，并在火车上责罚他，后来在坐汽车回鲁比的一路上也是如此。当年价钱低，如今价钱仍然低。“你真见鬼，怎么卷到这一团乱里边了？你应该和同龄人待在一起。你干吗想和一个弗利特伍德家的人混在一起呢？你看到那小子的孩子们了吗？该死！”——这些话一下子爆发出来，却没有造成伤害。正如他看到了那片闪烁的水面，他已经看到了吉姬。但不同于那座游泳池的是，这个姑娘他还会再见到。他们把汽车头尾相接地停在弗利特伍德住宅的旁边。敲门的时候，除去米斯纳牧师，每个人都开始用嘴呼吸，像是要减少那宅子中疾病气味传播的通道。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从来不愿意睡在小帐篷里，也不想再睡在草垫或地板上了。所以他就在中央大街上建的这栋宽敞的住宅中设置了四间卧室，安排他自己、他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使用，还留出一间他们引以为豪的客房。在他儿子杰弗逊从越南回来，带着他的新娘斯维蒂进入洞房时，客房仍然还在。他们若不是需要把它用作杰夫和斯维蒂的孩子们的病房，本来会把它当作育儿室的。事情的结果是，弗利特（“弗利特伍德”的昵称。）如今睡在餐厅里的一个隐蔽处。男人们坐在纤尘不染的垫子上等候米斯纳牧师结束对那些根本没露面的妇女的探望。弗利特伍德家的婆媳把全部精力、时间和疼爱都用在到目前为止还活着的四个孩子身上了。弗利特和杰夫（“杰弗逊”的昵称。）对这种奉献既感激又恼怒，反倒把羞耻撇到一边了。和他们在一起坐得这么近是件苦差，要谈话就更是难上加难了。K.D.知道，弗利特欠他舅舅们的钱。而且他也知道，杰夫特别想杀人。既然他无法杀掉老兵管理机构的那些人，就不得不杀掉别人。当米斯纳笑眯眯地下楼梯走回来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是的。不错。”米斯纳牧师拍了下手，他的肩膀微微震颤一下，似乎他已经把对手击出了场外，“女士们答应给我们拿咖啡来，我相信她们还说了过一会儿再给我们一些米饭布丁。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富理性的开场了。”他又一次微微笑了。作为一个教士，他几乎过于帅气了。不仅是脸和头发，他的全身都经过了精心打理，结果引起所有人的钦羡。他为人严肃，并利用这种显而易见的英俊防止懈怠——这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与他的教众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不想当然：无论是妇女的敬佩还是男人的嫉羡。没人呼应他对甜食展出的笑意。他仍自顾自说下去。“让我来把我所知道的局面说清楚。如果我分析错了或是有什么遗漏，你们一定要纠正。我的理解是，K.D.造成了一次伤害，一次严重的伤害，对阿涅特。所以，我们可以干脆地说K.D.在脾气和道义上有问题——”“他对一个年轻姑娘发脾气是不是不够老成？”坐在距离灯光最远处一把低矮椅子上的杰弗逊·弗利特伍德按捺不住地打断了他，“我不管那种行为叫脾气不好，我管那叫非法行为。”“好吧，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他出了格。”“请原谅，牧师。阿涅特十五岁。”杰夫紧盯着K.D.的眼睛说。“不错，”弗利特说，“从她两岁以来，就没人碰过她。”“问题可能就在这儿。”斯图亚特是人所尽知喜欢作煽动性讲话的人，所以迪克一直警告他别开口，而由他这个机灵鬼来谈。他这句话一出口，就让杰夫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你来我们家就是为了对我们口出胡言吗？”“你们家？”斯图亚特的目光从杰夫扫到阿诺德·弗利特伍德。“你听见我的话了！爸爸，我看我们最好还是结束这次会面吧，免得有人受伤！”“你说得对，”弗利特说，“我们谈论的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原来只有杰夫是站着的，这时米斯纳也立起了身。“先生们。啊！”他举起双手，压制下坐着的人，充分利用了布道的嗓音，“我们在这儿的都是男人，上帝的男人。你们打算把上帝的工作扔进阴沟里吗？”K.D.看到斯图亚特竭力压下想吐的口水，也站起了身。“听我说，”他说，“我很抱歉。要是可能，我就收回我所做的。”“做了就做了，朋友们。”米斯纳压下双手。K.D.继续说：“我尊重你的女儿——”“从什么时候起？”杰夫问他。“我始终尊重她。从她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起。”K.D.把手在腰间比画了一下，“随便问谁。问问她的女朋友比莉·狄利亚。比莉·狄利亚会告诉你的。”这机智一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摩根家的舅舅们控制着自己的笑意，而弗利特伍德父子气得须发倒竖。比莉·狄利亚是镇上最放荡的女孩，正被第二名追得益发放荡。“这事与比莉·狄利亚无关，”杰夫说，“而关乎你对我小妹的所作所为。”“等一等，”米斯纳说，“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K.D.，如果你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当时喝酒了吗？她当时激怒你了吗？”他指望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能够敞开一个诚挚的空间，以便让这些男人停止找碴儿而谈具体条件。之后的突然沉寂使他很惊异。斯图亚特和迪克两人同时清了清嗓子。阿诺德盯着他的鞋。米斯纳牧师猜想，准是出了什么毛病。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沉默中，他们听到头顶鞋跟轻轻的着地声：妇女们在走动，干活，翻找，喂食——不管她们在做些什么来拯救孩子们，孩子们却拯救不了自己。“我们不在乎为什么，”杰夫说，“我想知道的是你打算怎么办。”他在说到“办”字时，食指向椅子扶手上一戳。迪克向后靠坐着，把腿大大地劈开，仿佛在欢迎理当属于他的领地。“你们想好什么了？”他问道。“首先，要道歉。”弗利特说。“我刚刚道过歉了。”K.D.说。“不是对我，对她。是对她！”“好的，先生，”K.D.说，“我一定做到。”“好吧，”迪克说，“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杰夫回答：“你最好再也别碰她。”“我不会再沾她的，先生。”“还有第三件吗？”迪克问。“我们需要知道他说话算数，”弗利特说，“已经有一些影响了。”“影响？”迪克摆出一副不解的神情。“我妹妹的名声给糟蹋了，对吧？”“唔，唔，我看得出。”“没法弥补了，对吧？”杰夫的问话包含着挑战和询问。迪克向前俯身。“唉，我不知道。听说她要去上大学，那样这些事就全抛在她身后了。也许我们能帮点什么忙。”杰夫咕哝着：“我不知道那个。”他看着他父亲，“你看呢，爸爸？那样……”“得问她母亲。她也为这事受打击了，你知道。比我受的打击还大，也许。”“好吧，”迪克说，“可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和她谈妥呢？要是她通情达理，明天在银行那儿停一下。”弗利特擦着下巴。“我可不敢担保。梅布尔是个非常骄傲的女人。非常骄傲。”迪克点了点头。“她有理由这样——女儿要进大学，这一切。我们不愿意有什么挡道的东西，这是在为镇上增光。”“那所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弗利特？”斯图亚特歪着头问。“八月，我认为。”“到那时她就准备妥当了吧？”“你是什么意思？”“唉，”斯图亚特答道，“离八月还有好长时间呢，现在才五月。她可能会改变主意，决定待着不走了。”“我是她父亲。我会为她安排的。”“好吧。”斯图亚特说。“就这么定了？”迪克问。“像我说的，得跟她母亲谈。”“当然。”“她是关键，我太太是关键。”迪克当晚第一次开怀地笑了。“女人总是关键，上帝祝福她们吧。”米斯纳牧师叹了口气，仿佛又有了可以呼吸的空气。“上帝的慈爱在这栋房子里，”他说，“每次我来这儿都感受到这一点。每次。”他朝天花板看着，而杰弗逊·弗利特伍德则委屈地瞪着他。“我们珍惜他的力量，但我们不该忽视他的慈爱。那才是保持我们力量的东西。先生们，兄弟们，让我们来祈祷吧。”他们垂下头，顺从地聆听着米斯纳锦心绣口的词句和看不见身影的妇女们响个不停的脚步声。次日黎明，米斯纳牧师对这一夜睡得这么好都觉得诧异。前一晚和摩根及弗利特伍德两家人的会面使他很不安。在弗利特伍德家的客厅里有一只灰熊——无声无息，无影无形，却限制着人们随意行动。楼上，他使妇女们大笑——嘿，反正梅布尔笑了。斯维蒂虽然也笑了，但并不欣赏他的逗乐，眼睛始终不离她的孩子们。向侧面一闪，向前一俯身，吸一口气——她上身探过婴儿床，迅速而熟练地作出调整。但她的表情很温和，仿佛在说：有什么可以让她高兴的，他又为什么要尝试？当他要她和自己一起祈祷时，她默许了。她低下头，闭上眼，但当她面对着他轻声地念诵着“阿门”时，他感到同正在与之讲话的上帝之间的关系似乎模糊了或者太生疏了，而她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优越的、长久的、完全隐蔽的。他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相处时运气还不错。她很高兴他来拜访，拖延着他们东拉西扯的谈话。听了在大炉灶那儿发生的事之后，他召集了那些男人，此刻他们都在楼下等候——就像那灰熊一样。米斯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av无码国产精品色午夜麻豆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怕漏掉一个字（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爬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他的嫂子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任他。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边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纯然的天府之国。秦国凭借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其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时代因素，二是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就这样，苏秦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谈到，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贵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午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这也是秦惠文君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苏秦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是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面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合纵以安燕），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我愿意举国参加。于是，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就是要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百姓就不安宁。对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而不论是依靠齐国攻秦，还是依靠秦国攻齐，民也都不能安。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军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出战后韩国，魏国切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魏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六国为一），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而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今西面而事之）。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一致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让六国的将相白马盟誓：秦国若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苏秦对韩国国君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索要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会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补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二是讲荣辱。以韩国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为天下笑莫大于此）。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宁做鸡中之王，也不跟在大牛后边作小牛犊。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尾随在大牛后边的小牛犊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经过逐一的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这种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促使六国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大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明晓各国的强弱，必须了解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都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在十五年内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遭羞辱张仪负气西入秦连横破纵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然而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贫穷，所以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给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能说会道，一切就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在已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老同学呢？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他走不了。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可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各方面比自己都强。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又要羞辱他呢？原来，这是苏秦的一计。张仪一走，苏秦立刻跟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先取得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但是，他比较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了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宾馆的客房，似乎是偶然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一路上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全住高级宾馆，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主。一席话后，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一在秦国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交差了。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处在苏秦的计谋之中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比不上苏秦（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秦明矣）。何况我刚受到信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秦。有苏秦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但是，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针锋相对。张仪到了秦国，虽然因感谢苏秦，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赵国，但是，张仪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张仪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而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平台的人。张仪的连横是苏秦合纵的掘墓者，苏秦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先找一个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这个薄弱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一国谋取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仿效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主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魏复事秦）。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草，也扔进了火里。火烧了好一会儿，最终她背对着灰烬，在燃烧过的薰衣草的气味中走进她的房子。在厨房的水池处，她洗了手，还把水洒到脸上。她觉得清爽些了。或许她因此才笑了起来。开始还是轻声的，后来就放开了声，她坐在桌边，头向后仰着。他们当真认为他们能这样下去吗？数目，血缘延续，谁娶了谁？八层石头的所有那几代人始终延续着，最终就是要变得像电缆那样细吗？唉，他们大概可以也应该这样生存下去，因为在鲁比没人死。她擦了擦眼睛，从托盘上拿起茶杯。茶叶在杯中聚拢。更多的开水，稍稍泡一泡，黑色的茶叶就会沏得更透了。更透。更透。直到。噢，现在。你知道什么？本是和水一样清澈的。一代代的人不仅要在种族上不受玷污，而且要保持贞洁。“上帝保佑的是纯净和圣洁的”，真的。那就是他们的纯净。那就是他们的圣洁。那就是撒迦利亚在他的喃喃祈祷中许下的密约。要怕的不是上帝的皱眉，而是他自己的，他们自己的。是不是因此，“是他皱起的眉毛”的说法才让他们发疯呢？但既然现在只有七家了，那契约就该打破或改变了。由谁呢？大概是摩根家吧。他们什么都管，他们控制着一切。这对双胞胎又会订什么新契约呢？他们当真相信鲁比没人死吗？突然之间，帕特对一切都恍然大悟了。纯粹又贞洁的八层石头只要在鲁比住下去就会把持着魔法。这就是他们的秘方。这就是他们的密约。为了不朽。帕特的微笑是扭曲的。她想，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烦恼的一切应该都来自妇女。“亲爱的上帝，”她嗫嚅着，“亲爱的、亲爱的上帝。我把文件烧了。”康瑟蕾塔在干净的地下室那种美好的黑暗中，康瑟蕾塔醒来后，与没有在前一天夜里死去的懊悔心情争斗着。每天早晨，她的希望都要涌现；她躺在地下的一张小床上，被蝼蚁式的偷生搅扰着，每一小时都要靠从那名字好听的黑瓶子中啜饮来勉强度过。每个夜晚她躺下入睡时，都认定这是最后一夜，并且希望会有一只盘旋的巨足降下来，把她像园中害虫似的踩死。她已经身处一处狭小得仅可放下一口棺材的空间，已经献身于黑暗，早已失去了食欲，只求忘却一切，便竭力想弄明白这种拖沓。“为的是什么呢？”她自问，而她的声音却淹没在从屋檐到地板充斥着的许多声响之中。一星期之中有好几次，在夜间或光线黯淡的白天，她都到地面上去。那种时候，她都要站在菜圃里，四下走一走，仰望着天空，看看那里她能承受的仅有的光线。有一个女人，通常是玛维斯，总要坚持陪伴她。说呀，说呀，说个不停。或者另有几个女人会来。从名字好听——嘉纳克、梅多克、奥比昂和圣艾米隆——落满灰尘的瓶子里嘬吮着，便可听到她们说话，有时还可应答一声。玛维斯是在那里时间最长的，除她之外，越来越难以分辨其他人了。她对她们的了解几乎都已忘却，而记起其中的什么事似乎越来越无所谓，因为她们每个人的声音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混乱失序，欺诈蒙骗，以及罗伯塔修女警告那些印第安姑娘要防范的放任自流。这三点为通向永灭的地狱铺平了道路，其中尤以放任自流为甚。她们是在过去的八年中陆续到来的。第一个来的玛维斯是在母亲长期卧病期间抵达的；第二个在她刚死之后。然后又来了两个。这两个都请求逗留几天，但实际上再也没走。不时会有这个那个打起个寒酸的小包，和大家告别，似乎就此消失了一段时间——不过仅仅是一段时间而已。她们总会再回来待下去，在一座连收税员都不想来的房子里，与一个爱恋墓地的女人一起像耗子似的生活着。康瑟蕾塔透过她各式各样古铜色、灰色或蓝色的墨镜看着她们，看到的是些心碎的姑娘、受惊吓的姑娘、孱弱的姑娘和撒谎的姑娘。她啜饮着圣艾米隆或有烟熏味的嘉纳克时，还能容忍她们，但却越来越想咬她们的脖子。想做点什么事来制止糟糕、难以消化的食物的制作，疯狂的打击音乐，打架，沙哑空洞的笑声，以及种种要求。尤其是那种放任自流。罗伯塔修女要是知道了，会砸烂她们的手。她们不仅如非必要绝不做任何事，而且没有计划做任何事。她们虽然没有计划，却有着巴望——小女孩那种愚蠢的巴望。玛维斯没完没了地讲着可靠的赚大钱的投资：蜂箱，叫作“供应住宿加早餐处”的什么东西，包办伙食和娱乐的公司，孤儿院。有一个想的是她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珠宝或别的东西的珍宝柜，想以其内藏东西欺骗别人。另一个悄悄地割自己的大腿、手臂，巴望成为伤疤女王。她用随手拿到的任何东西，刀片、别针、削皮刀，在皮肤上划出细细的红口子。还有一个似乎渴望着过夜总会生活，在拥挤的人群中闭起眼睛唱着满怀忧伤的歌曲。康瑟蕾塔以一种浸透了葡萄酒的虚饰的沉迷聆听着这些小女孩式的梦想，因为它们激怒她的程度远远比不上她们低声悄语的爱情——在那些女人离开之后，那声音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她们总是手里拿着煤油灯或蜡烛，一个接一个地滑下楼梯，像进入殿堂或地下室的侍女似的，坐在地板上，谈论着爱情，仿佛她们对爱情无所不知。她们谈到在睡梦中到来抚爱她们的男人，在沙漠里或冷水里等候她们的男人，一度发狂地爱着她们的男人，或者本应爱恋她们、可能爱上她们或有机会爱上她们的男人。在她最糟糕的日子里，当她内心的压抑脏污了洁净的黑暗时，她真想把她们全都杀死。说不定这正是她这种蝼蚁式生活被拖延着的原因呢。除此之外的原因便是上帝以冷漠的安详表现出来的愤怒。没有他的原宥就死，对她的灵魂是一种谴责。没有玛丽·玛格纳的宽恕就死，则违背了“唯一天主，永生永王”的诫律。若是康瑟蕾塔及时向那位老妇人诉说，在她的头脑还没有衰竭到只是单调地咕哝之前就对她坦白，或许她就会随便地给出真谛了。在那最后一天，康瑟蕾塔爬上她身后的床，把枕头扔到地板上，将那轻如羽毛的躯体抬起来，用她的双臂和双腿拥着。那颗小小的白发头颅靠在康瑟蕾塔的胸间，于是老妇人便在她诱拐来的孩子长成的女人的摇晃和祈祷之下，如同出生般进入了死亡。她实际上诱拐了三个孩子，在一九二五年那是再轻易不过的事情了。玛丽·玛格纳当时还是个修女，不是嬷嬷，公然拒绝把两个孩子丢在她们坐着的街道的垃圾堆上面。她干脆把她们捡起来，带到她上班的医院，接连用欧多诺小苏打、格拉芙疥癣药水、肥皂、酒精、水银蓝油膏、肥皂、酒精给她们清洗身子，然后又把碘酒仔细涂到她们的痛处。她给她们穿戴起来，和其他修女一起带她们上了船。她们是六名美国修女，要返回被更古旧、更严厉的葡萄牙法律控制了十二年之久的几个州去。没有人质疑这些要献身于印第安人和黑人的修女为三个非白种的小顽童付减价客票。此时已有三个孩子，康瑟蕾塔是最后一刻才定下来的，因为她已经九岁了。在任何人看来，这样的劫持都是救援，因为不管这个固执的修女把她们拖进什么样的生活，也比她们在那座城市屎尿遍地的小巷中过日子强。她们抵达利蒙港（哥斯达黎加东部港口。）的时候，玛丽·玛格纳修女把两个孩子安置在一家孤儿院，因为这时她已经喜欢上了康瑟蕾塔。是因为绿眼睛吗？茶色的头发？也许是她驯顺的性格？也许是她如日暮般烟色的皮肤？她一路监护着她到达一处被指定的困难修女接收站——一所设在北美洲西部一个不毛之地、专收印第安女孩的救济院兼寄宿学校。在进口路旁的一个蓝底白字招牌上，写着“基督王学校，为本地姑娘设”。可能大家都真的想这么叫，但在康瑟蕾塔现有的记忆里，只有修女们才使用这一正式名称——大多是在祈祷的时候。虽说没有任何道理，学生、州里的官员和她们在镇上遇见的人，都叫它女修道院。三十年来，康瑟蕾塔不断努力，成为并始终作为玛丽·玛格纳的骄傲，是她终生教育、培养和照顾孩子的一个卓越成就。她任教的地点，是她父母闻所未闻、在他们女儿发出那地名的音之前念都念不出的。康瑟蕾塔崇拜她。当她被偷走并被带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在她的胳膊上扎针，说是以防得病。随后的那场大病，在她的记忆中倒是愉快的，因为她躺在儿童病房里的时候，有一张用头巾围着的漂亮的脸蛋盯着她看。那张脸上的湖蓝色眼睛，坚定、清澈，但在深处暗示着惊慌，那种担忧的眼神是康瑟蕾塔从来没见过的。在一个大人的眼睛中看到那么善良的关切，值得那么一病，甚至死了都不亏。那个围着头巾只露出脸蛋的女人不时地俯身过来，用指关节轻触康瑟蕾塔的前额，或者捋顺她打结的湿漉漉的头发。从她腰际或指间垂下的玻璃念珠闪烁着。康瑟蕾塔喜爱那双手：平直的指甲，光滑又坚实的手掌皮肤。她还喜爱那张不露笑容的嘴，它从不需要露出牙齿显示高兴或欢迎。康瑟蕾塔能够从她的长袍和罩头巾下看到一股清凉的蓝光温柔地射出。她觉得，那是来自她的心房的。康瑟蕾塔穿着一件洁净的齐踝的褐色衣裙，在修女们的陪伴下，从医院直接登上了一艘叫阿田纳斯号的船。在巴拿马短暂停留后，她们在新奥尔良上岸，从那里乘汽车、火车、长途汽车，又是汽车，一路旅行。从医院打针开始奇妙的事接二连三：用干净得可以饮用的水冲刷的马桶，包装纸里已经切成片的又软又白的面包，盛在玻璃瓶里的牛奶，还有每天都要说个不停的动人的语言，尤其是在对上帝说话的时候。“为我等罪人……我等望尔名见圣……尔旨承行于地，如于天焉……乃救我凶恶、凶恶、凶恶。”只是在她们到学校的时候，那种奇妙才放慢脚步。虽说那片土地没什么可夸耀的，但那栋宅子却像一座城堡，里面满是玛丽·玛格纳说的应该立即去掉的漂亮装饰。康瑟蕾塔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砸碎那些冒犯性的大理石雕像并照看几个焚书的火堆，当赤身裸体的情侣蹿出火堆时要赶紧再投回去，做这些时，她在胸前画着十字。康瑟蕾塔睡在食品间，擦洗瓷砖、喂鸡、祈祷、削果皮、照看花园、储存食物、洗衣是她白天的工作。正是她而不是别人，发现了野生的灌木丛中有不少极辣的胡椒并加以培育。她跟罗伯塔修女学会了基础的烹饪技术，后来练得相当娴熟，把厨房的活计和花园的工作一并接了手。她和那些印第安姑娘一起上课，但不和她们有任何来往。三十年来，她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圣子和圣母，其虔敬程度不亚于一个修女。对她而言，是流血的心和无底的爱。对她而言，是主佑玛利亚。对她而言，路虽狭窄却充满了百里香的芬芳。对他而言，其慈爱随处可见，足以使智者和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他已经变成了人，所以我们能够以最微小的方式认识他，触摸他，看见他。因为他变成了人，他的遭遇就会映照出我们的不幸，他的死才是痛苦；他的疑虑、绝望，他的失败，才会为我们代言，并会自始至终吸收我们难以对付的事物。但当她遇到那个活生生的男人时，三十年中对活生生的上帝的膜拜臣服便像小母鸡的蛋似的破裂了。那是在一九五四年。人们都在基督王学校以南十七英里的地方造房、围篱和耕地。他们还开办了一家食品店、一家杂货店和一家药房，让玛丽·玛格纳高兴的是，不必再远到九十英里之外去买药了。她可以就近买到女孩例假期间用的防腐棉布、精致的针和六十磅重的线——这样就可以让她们缝补不停了，还有莉迪亚·平克汉姆牌药物、斯坦贝克牌爽身粉和她用作除臭剂的氯化铝。一次，在这样的购物旅程中，康瑟蕾塔陪着玛丽·玛格纳乘着学校的福特水星客货两用车，她们还没来到新开辟的路上，就发现显然是出了什么事。骄阳之下，某桩令人兴奋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她们能够听到高声欢呼，她们看到的场景不是那三十多人默默从事着建镇的工作，而是几匹马奔进院子，跑下大路，人们则大叫大笑。头发上戴着红花、紫花的小姑娘跳上跳下。一个紧紧趴在马颈上没有摔下来的男孩被人举下马，并被宣布为胜利者。青少年男子挥着帽子、揉着眼角，追逐着马匹。康瑟蕾塔看着人们纵情玩乐，听到了一种轻微但持续的沙沙声。沙，沙，沙。当时她就想起曾见过就是这种肤色的人，就是这种男人在街上与妇女们伴随着如狂乱心跳般节奏的音乐跳着舞。他们躯干不动，臀部则在腿上方转着小圈，其速度之快，你根本无法解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放松流畅。不过，这里的这些男人并没有跳舞，他们笑着，跑着，互相叫着，也呼唤着更加欢天喜地的妇女。他们虽然在这里住着茅屋，不是身处挤满皮肤闪亮的黑人的闹市，康瑟蕾塔知道她认识他们。过了一会儿，玛丽·玛格纳才引起了药房老板的注意。最后，他离开人群，领她们走回他的住所，前廊上一处封闭的部分权充店铺。他打开了屏风门，礼貌地躬身引着玛丽·玛格纳进去。就在台阶上等候的时候，康瑟蕾塔第一次看见了他。沙，沙，沙。沙，沙，沙。一个瘦高的青年跨着一匹马，牵着另一匹。他的卡其布衬衫汗湿了，他时不时摘下宽檐帽，抹去额上的汗水。他的臀部在马鞍里前前后后地晃动。沙，沙，沙。沙，沙，沙。康瑟蕾塔看着他的侧影，胃里似乎有一只禽鸟在扑腾着翅膀。他骑马经过她身边，消失在牲畜围栏里。玛丽·玛格纳拿着买好的物品出了店门，嘴里抱怨着这个那个——价格啦，质量啦，匆匆走向汽车。康瑟蕾塔拿着蓝色包装的药棉卷，紧跟在后面。就在她打开右前方车门时，他又过来了。他这次没有骑马，而是轻快地跑着，急于回到路远端欢庆的人群中。他不经意地向她这边看了一眼。康瑟蕾塔回望着他，觉得在他的眼神中而不是步伐上看出了踟蹰。她迅速钻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汽车，里面的热气似乎解释了她呼吸的困难。她有两个月没有再见到他，如同一只鸟儿挣扎着要展开翅膀那样不安。那是狂热祈祷和干更多杂活的两个月，也是紧张的两个月，因为学校已经受命关闭了。虽说创办和资助学校的有钱妇女的捐赠，使学校挺过了三十年代，但到了五十年代就已经用光了。那些亲切可爱的印第安姑娘早已离开——被她们的母亲或哥哥接走，或者毕了业开始了虔诚的生活。迄今三年来，学校一直请求州里监护：粗鲁无礼的姑娘们显然认为这里的修女在大部分时间里寻欢作乐，其余时间则阴险邪恶。有两个已经跑走了，只剩下了四个。除非修女们能够说服州里给她们派来（并且付薪）更多恶毒、不如意的印第安姑娘，否则学校就准备关门和改行了。州里当然不乏不如意的姑娘，因为所谓不如意可以指从尿床到逃学到上课时说话结巴，但当局宁可把她们送进新教的学校里去，她们在那样的学校里即使不理解教师的宗教行为，也总能懂得穿衣服的道理。天主教堂和学校在俄克拉荷马少得可怜，这正是那些女赞助人要买下这栋巨宅的首要原因。借此机会可以深入问题的核心：把上帝和英语灌输给被认为两方面都缺失的本地土著；改变他们的饮食、服装和头脑；促使他们蔑视曾经使他们活得有价值的一切，并为他们提供了解唯一的上帝从而有机会赎罪的优先条件。玛丽·玛格纳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还跑到俄克拉荷马城和更远的地方，希望能够挽救这所学校。在那种心烦意乱的气氛下，康瑟蕾塔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计划地匆忙进出祈祷室，这虽然对修女们来说有些讨厌，但与她们自己的举止相比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她们问起她是怎么回事或对一些难以容忍的失误要加以处罚时，她就找些托辞或表示愠怒。她每天都要重振那种仓促的虔诚心，混乱的头脑中隐现的是唯恐被派出女修道院，再次到镇上购物的担忧。故此，每天天一亮她就做院子里的杂活，白天其余时间则待在屋内瞎忙一气。这一切都毫无助益。终于有一天，他来到了她跟前。那是一个晴朗的夏日，她正在花园里与州里来的两个阴沉着脸的看护人跪着锄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背后响起：“打扰了，小姐。”他只想要一

“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仅是在六年之前，三晋还打着五国伐秦的大旗进攻秦国，被打得落花流水；六年之后，魏国和韩国为什么会跟在秦国后面戮力攻齐呢？关于这六年间发生的事情，还得从公元前316年发生在咸阳的一场辩论说起。司马错论伐蜀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两个少数民族国家苴国和蜀国，因为领土问题发生战争。苴国打不过蜀国，便派人向秦国求援。秦国地处中国西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众多，其中实力最强的是西北的大荔、义渠和西南的蜀。它们并不服从秦国的领导，与秦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总的来说，好的时候少，坏的时候多。秦国时常掠夺它们的土地，它们也不时发动反攻或侵略。进入战国以来，秦国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好几次。公元前461年，秦国攻取大荔的都城（今陕西省大荔），逼迫大荔向北撤退。公元前451年，秦国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筑城，意在防范蜀国入侵。公元前387年，蜀军突袭并攻取南郑。同年，秦军发动反攻，夺回南郑。公元前444年，秦伐义渠，俘虏义渠王。公元前430年，义渠兴师伐秦，一度深入渭南。最近一次是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秦军出函谷关反击，大获全胜。但是，义渠在公孙衍的鼓动下乘机起兵袭秦，在李帛（地名，今不详）大败秦军。由此可见，蜀和义渠在当时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实力，对秦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当秦惠王收到苴王的求救信，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将秦国的势力扩张到西南巴蜀地区的大好机会。他立刻将重臣们召集起来，就进攻蜀国征询大家的意见。没想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就是相国张仪。“蜀国不过是西南的蛮夷之国，地又偏，路又远，就算您兴师动众，疲困劳苦将它打下来，也无利可图，更不会成就霸王之名。依下臣之见，不如先进攻韩国，夺取韩国的新城、宜阳，威逼二周（东周国和西周国），将象征统治天下权力的九鼎抢到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才是王业正道。”张仪这么一说，秦惠王便觉得也有道理。这十余年来，张仪一直是他的左右手，他对张仪的信赖，已经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更何况，自古以来的历史经验也使他觉得，将天子抓在自己手里，确实比其他事情更重要。这时有位名叫司马错的将军站出来说：“我反对相国的意见。我听说，想使国家富有，就要扩张土地；想使军队强大，务使人民富裕；想要建立王业，必须广施仁德。把这三件事办好了，王业自然而来，哪里用得着去抢九鼎，挟天子？”秦惠王颇为诧异地看着司马错，因为他从来都认为司马错只是一名赳赳武夫，没想到能够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点点头，鼓励司马错继续讲下去。司马错说：“周朝，乃天下诸侯之宗室；齐国，乃韩国的盟友。如果周朝预感将失去九鼎，韩国自知将失去三川，它们必将联合起来，依赖于齐、赵，求救于楚、魏。那时候，周朝将九鼎献给楚国，韩国将三川献给魏国，秦国只能在一旁干瞪眼。所以，攻韩逼周，其实是下下之策，下臣以为不可取。”这显然是跟张仪对着来了。张仪反驳道：“不对。我听说，争名在朝廷，争利在市场。现在周朝就是朝廷，三川就是市场，我们不占领，齐国和楚国就会占领，所以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司马错说：“您说得不对，秦国的当务之急，是扩张地盘，增强实力。蜀国是西南的蛮夷之国，现在正和苴国打仗，我们趁此机会进攻蜀国，如同豺狼追逐羊群一样，毫不费力。夺取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张秦国的地盘；掠夺蜀国的财物，可以使秦国的百姓获得实利，同时扩充秦国的军备。”说到这里，司马错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秦惠王，又看了看张仪，才缓缓地说，“更重要的是，吞并巴蜀之地后，秦军可以顺江东下，直攻楚国。楚国灭亡，则天下大局已定。”听到这句话，张仪不禁对司马错刮目相看。对于张仪来说，所谓的连横，就是“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韩国与魏国，是争取的对象；齐国和楚国，则是讨伐的对象。“秦国和齐、楚之间，必有一战。”他时常这样说。当时天下诸侯，以秦最强，齐、楚次之。秦国要吞并天下，齐、楚两国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张仪之所以主张进攻三川，威逼周朝，也就是想把韩、魏两国抓在手里，获得进攻齐、楚两国的前进基地。他没有想到，司马错却提出另外一条路径——先灭巴蜀，再灭楚国，然后吞并天下。张仪不是固执之人，他稍加思索，便能看出司马错的高明之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司马错的计划得到实施，对秦国来说，无非是把攻韩的时间往后推一推罢了；但是对楚国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日后秦、楚两国的博弈中，无疑是大大有利于秦国的。关于司马错的家世，有必要介绍一下。他的祖上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后来迁徙到晋国，战国时期分散为三支，一支在卫，一支在赵，一支在秦。司马错自然是在秦的一支，他的后人也一直为秦国服务，直至秦统一天下。秦朝灭亡后，司马氏又成为汉朝官吏。汉武帝时期，司马错的一位后人编写了一部史书，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位后人名叫司马迁，那部史书就是《史记》。秦惠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于是同年六月，秦惠王命司马错率军经汉中入侵蜀国。蜀王亲自带兵到葭萌（今四川省剑阁）抵抗，失败后逃至武阳（今四川省彭山），被秦军追上杀死，蜀国由此灭亡。司马错又顺手牵羊，消灭了巴国和苴国。从此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张至今天的川、渝一带。后世有人评价：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司马错灭蜀，为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战略基础。秦国吞并了巴蜀后，由于交通不便，短时间内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些地区，只能采取“羁縻（jīmí，笼络控制）政策”，对当地少数民族进行笼络控制。比如秦国仍然封蜀王的子弟为侯，而且让他们世代娶秦国公主为妻；对巴蜀之地实行赋税优待政策，减轻人民负担等。尽管如此，当地少数民族一直没有停止对秦国的反抗。司马错作为秦国的巴蜀问题专家，后来不止一次带兵入蜀平叛，立下了赫赫战功。解决西南问题的同时，西北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公元前314年，秦国出兵讨伐义渠，一举夺得二十五城，又在西北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秦国无后顾之忧，便将全部精力放到东方，加快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和外交攻势。合纵新旗手田文自从公元前318年五国伐秦失败，合纵运动的领导者公孙衍的日子就一直不太好过。到了公元前316年，正当秦国攻略巴蜀的时候，魏襄王为了取得齐国的支持，决定起用客居魏国的齐国人田需为相，以取代公孙衍。对于这一天，公孙衍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对于由田需来取代自己，却是愤愤不平。因为田需的为人实在是太差了。连当年惠施这种老好人都曾经忍不住劝告他：“你一定要与人为善，虽然你觉得自己已经在魏王面前扎下了根，可是想除掉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小心被人连根拔起。”——一个人能够得到这种劝告，可想而知是什么货色。公孙衍对魏襄王说：“您之所以起用田需，无非是想让齐王满意。但实际上齐王对田需并没有好感。不如这样，我向您推荐一个人。如果由他来担任相国，不只是齐王满意，对魏国也是一件好事。”魏襄王说：“好啊！如果有那样的人，寡人当然乐意。”公孙衍说：“您可知道，齐王最宠信的大臣是谁？”魏襄王说：“田婴。”公孙衍说：“对了，田婴乃齐王之弟，又是齐国的相国，在齐国可谓炙手可热。您何不请田婴之子田文到魏国来担任相国？”“田文？”魏襄王不觉眼前一亮。他对这个年轻人早有耳闻，因为听说了太多田文的故事，只要一提到这个名字，魏惠王就会产生一种如雷贯耳的熟悉感。关于田文的身世，《史记》是这样记载的。田婴妻妾众多，生了四十多个儿子。田文的母亲地位低贱，生下田文那日，正是五月初五。田婴都没来看一眼，只是派人传话说，孩子生下来就扔掉吧！“扔掉吧！”轻飘飘的一句话，就像扔掉阿猫阿狗那么简单。也许对于某些男人来说，生孩子不过是个播种的过程，播下了之后便一概不管，所以也无所谓骨肉之情。田文的母亲肝肠寸断，但是又不敢违抗田婴的命令，甚至不敢争辩，只得默默点头。幸好，田婴说过这句话，很快就忘掉了，也没有派人监督检查。田文的母亲便大着胆子，将孩子藏在府里，偷偷地哺养起来。田婴贵为齐国第一权臣，家大业大，府上家人奴仆何止上千人？因此，对于这个孩子的存在，他一直不知情。也许偶尔有一两次遇到，他也当作是奴仆的儿子，没怎么在意就走过去了。转眼过了七八年，田文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他母亲心想，总不能这样一辈子瞒下去，让儿子当个黑户吧！再说了，经过这么些年，她一直没弄明白田婴当时为什么要扔掉田文，或许是一时不高兴，过了也就过了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将田文带到了田婴跟前。没想到，田婴见到田文，把情况问清楚之后，脸一下子就黑了。他瞪着她问道：“我不是当时就叫你把这孩子扔掉吗？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养活了下来！”那可怜的女人吓着浑身颤抖，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倒是田文十分镇定，他走上前向田婴磕了一个头，问道：“父亲，您为什么要扔掉我呢？”田婴将头偏到一边，不予回答。田文就直盯着他，眼睛一眨也不眨。田婴只要一接触到他的目光，内心就一阵发虚，赶紧避开。父子俩这样对峙了老半天，田婴首先受不了了，终于不情愿地说道：“五月里出生的孩子，长到像门框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对父母不利。”“父亲，”田文又问道，“请您告诉我，一个人的命运是决定于老天呢，还是决定于门框？”田婴回答不上来。“如果决定于老天，那您还操什么心呢？操心也没用；如果决定于门框，那咱们完全可以把门修高点，再修高点，修到我长不到那么高的位置，不就可以了吗？”田文说着，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田婴哭笑不得，大声嚷嚷道：“算啦算啦，你别再说了！”从这个时候开始，田文才获得田家少爷的身份。这个身份，与其说是田婴赐予的，不如说是他自己争取得来的。又过了数年，田文已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有一天，田婴喝酒，田文在一旁侍候。他突然问了田婴一个问题：“儿子的儿子是什么？”“孙子。”“那孙子的孙子呢？”“玄孙。”“玄孙的玄孙呢？”田文紧追不舍。“我怎么知道？”田婴不耐烦了，“你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绕弯子。”田文正色道：“您在齐国当权，已经经历了三代君王了。齐国的土地没有因为您而增加，咱们家里倒是积累了黄金万两，但是您的门下又见不到一个有才能的人。”田婴勃然变色，将酒杯重重地砸在案几上。田文却还是一如既往地淡定：“俗话说得好，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可是咱们家呢，您的妻妾使女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吃的都是好饭好菜，而跟随您的士人连个粗布短衣也穿不上，连顿糟糠也吃不饱。可您还是一个劲地积累财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我不是批评您，我只是感到十分不解，所以就大胆地说了出来……”田婴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坐在那里生了一顿闷气，酒也不喝，菜也不吃，把袖子一甩，起身就走了。父子之间的这次对话过了没多久，田婴下达了一道命令，让田文主持家族外务，也就是迎来送往那些事。田文出手果然不凡。自打他当上外管家，田婴家的人气就旺了起来。许多在齐国深孚众望的士人都投靠到田婴门下，还有不少人从国外来投奔。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来路不是那么正，有的是政治投机失败者，有的甚至是犯了罪逃亡而来。田文对这些人，不分贵贱，不问出处，一律平等相待，好酒好肉伺候着，管饱管醉，管吃管睡。有一次，田文在夜间招待客人吃饭，其中有一位客人背着火光在黑暗中吃，旁边的一位客人生气了，他怀疑吃的东西不一样，有贵贱等差之分，于是推碗而去。田文立刻站起来，端着自己的饭碗给那位愤怒的客人看。那人一看，田文碗里也就是两块叉烧一只鸡腿，和自己的没有任何差别，不禁羞愧难当，立刻拔出佩剑自杀了。田文还有一个习惯：接待客人的时候，他的秘书拿着笔坐在屏风后面作记录，将谈话内容记下来，同时将客人的家庭情况也记下来。比如家住哪里啊，有几口人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都摸得一清二楚。客人离开，刚回到自己家，田文的使者就到了，带着礼物对其进行慰问，而且是阖家老小通通有礼，老人有酒肉，孩童有衣裳，皆大欢喜。使者走后，这一家人关起门来，无不饱含热泪，交相称赞田文的仁义。田文的名声很快传遍了诸侯，风头甚至盖过了田婴。在这种情况下，田婴顺应潮流，将田文立为世子。公元前316年，当公孙衍向魏襄王提出请田文出任相国，魏襄王毫不犹豫答应了。他虽然很喜欢田需，但是知道田文的分量比田需高了整整一个重量级，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公孙衍亲自跑到齐国，征得田婴的同意，将田文这尊大神请到了魏国。而他本人，在向田文办好移交手续后，悄然来到了韩国，取代公叔出任了韩相。这样一来，田婴、田文父子分别担任了齐、魏的相国，公孙衍担任了韩国的相国，齐、魏、韩三国合纵的形势就明朗起来了。合纵运动的大旗也由公孙衍交给了田文。田文很快会发现，合纵运动和江湖义气完全是两码事，不是那么好玩的。连横大势初具规模秦惠王和张仪的反应很快，公元前315年，秦国刚刚结束对蜀国的战争，就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韩国的新任相国公孙衍率军与秦军大战于浊泽，形势十分紧张。然而由田氏父子控制的齐、魏两国却在作壁上观，丝毫没有要发兵相救的意思。韩国大臣公仲朋，历来主张与秦国亲近。他向韩宣王建议：“秦军打来了，咱们的盟国都当作没看见。单以韩国的力量，无论如何不是秦国的对手。依下臣之见，秦国去年攻略巴蜀，意在楚国；今岁攻韩，同样也是为了楚国。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国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一起伐楚，此乃以一失而换二利的好事。”所谓一失，就是失去一座大城。二利，一则秦不攻韩，战祸可消；二则与秦攻楚，有利可图。韩宣王对此表示赞同，于是命公仲朋负责与秦国谈判，而且一再叮嘱：“要谨慎，千万不要走漏了消息！”可这消息偏偏就让楚怀王知道了。楚怀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秦国已经获得了巴蜀，占据了上游之利，如果再得韩国之助，则对楚国构成两面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他立刻宣陈轸进宫商量。陈轸是谁？本书第七章末尾说过，五国相王的时候，楚国令尹昭阳率军攻魏，又想移师攻齐，陈轸从中劝谏，避免了一场“画蛇添足”的战争。据《史记》记载，陈轸也是游说之士，和张仪同时进入秦国，曾经受到秦惠王的重用。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仪一直将陈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多次在秦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有一次，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轸常去楚国出差，可是楚国不见得对秦国更加友好，而只是对陈轸更加厚待。这家伙，该不会是拿着秦国的机密获取楚国的财宝吧！而且我听说，他正在私下准备离开秦国到楚国去，恐怕是要畏罪潜逃。”秦惠王将信将疑，把陈轸召来问道：“有人说您常把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而且想投奔楚国，有这回事吗？”陈轸很干脆地回答：“有啊。”秦惠王显然没有料到他那么主动承认，怔怔地说道：“看来张仪说的是真话喽！”果然是张仪！陈轸心里冷笑了一声，说：“这事不单是张仪知道，连咸阳大街上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知道。但这事不能说明我不忠，只能说明我太优秀。”“啊？”“如果一个奴婢，被主人拉出去卖，还没去巷子口就被邻居买走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回答不上来？没关系，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她太优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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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

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

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三郤”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聚到一起开会研究形势。“情况非常不妙，我估计国君很快会对我们动手。常言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应该采取主动，马上派兵进攻公宫，把国君杀掉，另立新君。”族长郤锜说。“没错。”郤犨附和郤锜的意见，“就算是死，也要拼个鱼死网破，不可束手就擒。”“三郤”之中，郤至的辈份最低，说话的分量却最重。他沉思了片刻，问了郤犨和郤锜一个问题：“人之所以能够在这世上安身立命，是因为什么？”郤犨和郤锜都摇摇头，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信义、智慧和勇气。有信义的人，不会背叛君主；有智慧的人，不肯祸害人民；有勇气的人，不敢作乱。如果失去这三种美德，谁会继续拥护我们呢？如果难逃一死，还要增加新的怨恨，那又有什么意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假如我们有罪，现在才死，已经是多活了几年了；假如我们无罪，国君却杀死我们，那是他的责任，他也不会有好下场。我们享受了国君给予的政治待遇，所以能够团结一批人，却又反过来利用这批人造反，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现代人也许很难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人，他们的思维像雾一样飘忽，行动像风一样迅速，缺德的时候不顾一切后果，到了关键时刻却又表现得像圣人一样纯洁和迂腐。不管他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他们所有不确定的精神气质中，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对命运所持有的一种超然态度——人固有一死，避之何益？公元前57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晨，“三郤”像往常一样，坐到了讲武堂的正堂之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两个壮汉不顾卫兵的阻挠，互相撕扯着闯进来。仔细一看，原来是长鱼矫和晋厉公的亲信卫士清沸魋（tuí），他们手持长戈，衣服纠缠在一起，面红耳赤地争吵着，要找“三郤”来主持公道。“有事好好说，不许在讲武堂上动粗。”郤锜和郤犨上前劝架。眼见他们走近了，长鱼矫突然松开清沸魋，挥起长戈，横扫过来。事发突然，郤锜和郤犨避之不及，被当场杀死。郤至见势不妙，跳上停在门口的一辆马车想要逃走。长鱼矫动作敏捷，快步追上去，又将郤至杀死在车上。与此同时，胥童带着八百名甲士，劫持了栾书和荀偃，并将他们囚禁在宫中。看到朝堂上并排躺着的“三郤”的尸体，栾书突然产生了一丝悔意：如果不是自己处心积虑害死郤至，外嬖又怎么会找到机会对众卿下手，自己又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呢？很显然，“三郤”仅仅是外嬖的一个突破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将晋国八卿一网打尽，好让他们掌权当道。恍惚之间，听见长鱼矫在对晋厉公说：“如果不杀这两个人，您必定后患无穷。”顿时感觉一股寒意升起。晋厉公皱着眉头，沉默了良久，终于说出一句让栾书松了一口气的话：“一天之中，就将三位卿士陈尸于朝堂，我不忍再多两个啊！”长鱼矫跺脚道：“您不忍心杀他们，他们却会忍心对付您。您就等着看吧！”说完转身就走。当天晚上，长鱼矫不辞而别，逃到了狄人居住的地方。晋厉公最终还是放过了栾书和荀偃。“三郤目空一切，天怒人怨，寡人将他们都杀了，连累你们也受到囚禁之辱。现在请回各自的岗位上去工作，好好为晋国服务吧！”栾书和荀偃感激涕零，长久地拜伏在朝堂之上：“您讨伐有罪之人，而免我们一死，那是因为您宽宏大量啊。我俩就算死了，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然而，就在这事发生之后没几天，晋国的形势再度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的晋厉公带着一群后宫佳丽和外嬖，前往翼城的大夫匠丽氏家中游园，栾书和荀偃趁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跑到翼城，将晋厉公和胥童等人抓了起来。栾书派人给士匄送了一封信，要他到翼城来商议国家大事，被士匄谢绝了。又派人邀请韩厥，韩厥说：“当年我深受赵家的恩惠，大伙对赵家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我就没有参加。古人说，耕田的牛老了，没用了，也不忍心杀它，何况是国君啊！你们几位既然不能侍奉君主，还将我韩厥拉下水做什么？”晋厉公在翼城被囚禁了整整三个月。公元前573年春天，栾书等人杀死了胥童，然后又派部将程滑杀死了晋厉公。作为曾经带领晋军在鄢陵打败楚军的风云人物，晋厉公的后事单薄得令人唏嘘：他被草草埋葬于翼城东门之外的乱葬岗中，送葬的车辆也仅有一乘，远远没有达到“诸侯葬车七乘”的标准。不过，这一切对于晋厉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死了，晋国的太阳还是照常升起，人们很快将目光聚焦在了空缺的君位上面。栾书和荀偃该如何处理才能保证权力的平稳过渡，并且在不引起贵族和国人反感的前提下巩固自身的势力呢？当然，麻烦还不只这么点，面对晋国忽然的政变，一直虎视眈眈的楚共王会不会趁虚而入再次挑起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整个国际形势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一切，都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一个奸雄的诞生】我们的故事从一个噩梦开始。(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话说公元前八世纪的某一天晚上，郑国首都新郑的宫殿中，诞生了一位贵人。古往今来，举凡贵人诞生，必有奇异的预兆。然而这位我们要说的贵人，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既没有梦到熊，也没有梦到蟒蛇，更没有梦到麒麟，反倒是分娩的那天晚上，做了一夜不可名状的噩梦，汗津津睁开眼睛来，发现卧榻上已经多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关于这件不同寻常的事，《左传》是这样记载：“庄公寤生。”——该书的作者左丘明，是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鲁国的史官，以简约、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于世。然而，正是由于左氏过于简约的文风，令后人对这件事有了不同的理解。一种意见认为，寤乃是寐寤之意，所谓寤生，顾名思义，也就是梦中出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寤乃是“牾”的假借字，寤生即是牾生，意思是生育的时候，婴儿的足先出，即世人俗称的逆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管如何理解，总之，这孩子的出生与众不同，以至于他的母亲大受惊吓，因而对他产生了厌恶，却是众所周知，没有任何意见分歧的。有必要介绍一下贵人的家庭。贵人的父亲姓姬，名掘突，是周平王的卿士、郑国的第二任君主，因为死后的谥号为“武”，历史上称之为郑武公。郑国的领土面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大致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北靠黄河，西接王畿（周王室的直领地），南边是陈、蔡等诸侯国，东边则与宋国接壤。这一带，是中原文明的滥觞之地，开化甚早，在当时堪称最富庶的地区。仅仅在数十年前，郑国还不是一个国家。郑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掘突的父亲，名叫友，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同胞弟弟、周幽王的亲叔叔。周宣王即位的第二十二年，友被封为郑伯，因其为人正直，施行仁政，受到百姓们的爱戴。周幽王即位之后，又任命友担任了王室的司徒，负责打理王室事务，管理王畿的百姓。但那个时候，友的领地还极其有限，仅仅是王畿内的一座小城和周边的一些农村。《史记》当中提到了友的发家史：友担任司徒一年，周幽王因为宠爱褒姒（sì），王室政治腐败，有些诸侯不服从王室的领导。于是友问史伯：“王室多难，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躲避灾难？”史伯心里明白，友问他的，是一旦周王室这棵大树倒下，他和他的族人该如何在这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仔细考虑后，史伯很郑重地回答道：“恐怕只有雒邑（周朝的都城）以东、黄河与济水以南的地区符合您的要求吧。”接下来友和史伯的一番对话，堪称春秋版的“隆中对”。史伯分析说，雒邑以东、济水以南的那片地区靠近虢（guó）国、郐（kuài）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很贪婪，喜欢占小便宜，百姓不亲附他们。“如今您身为王室司徒，位高权重，百姓又拥戴您，您如果要求居住在那里，虢、郐两国国君见您在朝中当权，也会同意将土地分给您。那样的话，不用过多久，虢、郐两国的百姓就变成了您的百姓了。”友听从了史伯的建议。他向周幽王请求，将自己领地上的百姓东迁至雒东。畏于他的权势，虢、郐两国果然献给他十座城池，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郑国。不久之后，友的担心变成现实，犬戎大举入侵王畿，一举攻破周朝的都城镐京，杀死了周幽王和他的儿子伯服，俘虏了周幽王的宠妃褒姒。值得一提的是，友虽然早就准备好了逃生之路，在关键时刻却表现出无比的忠义，为了保护周幽王，战死在乱军之中。犬戎之乱后，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从镐京东迁至雒邑，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春秋时期。掘突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一方面参与了护送周平王迁都的行动，另一方面趁着王室衰微，吞并了东虢和郐，并将郐作为郑国的都城，更名为新郑。据说掘突在平定犬戎之乱中表现突出，令申侯（申国国君）青眼相加，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个女人，后来在史书上被称为“武姜”，那是因为她的娘家姓姜，又嫁给了郑武公姬掘突，按照当时的习惯，便以丈夫的谥号“武”加上娘家的姓“姜”来称呼她了。在那个年代，这种政治联姻比比皆是，诸侯的女儿生来即被当做交易的筹码，为了国家的利益，嫁给糟老头做小妾也是常有的事。而武姜嫁给掘突的时候，掘突才二十三岁，身强力壮，事业有成。说实话，谁家女儿要是嫁给这么个郎君，夜里不偷着笑才怪。郎才女貌，又生了个大胖儿子，是喜上加喜的事。然而在武姜心中，那天晚上噩梦的阴影似乎一直挥之不去，等到夫妻俩和朝中几位重臣商量着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她半是自言自语，半是说给掘突听：“就叫寤生吧。”春秋时期的人们，取名字不像后世那般讲究，既不看生辰八字，也不求富贵吉利，有的人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甚至以被自己斩首的敌将的名字给儿子命名。听到武姜这么说，掘突仅仅是略为考虑了一下，便表示同意。于是，寤生这个名字便被一本正经地写入家谱，告知列祖列宗，成为郑国的世子（国君的继承人，又被称为大子或太子）的名字了。数年之后，寤生的同胞弟弟段诞生。生孩子是件技术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武姜的生产很顺利。段出生后不久，掘突就将共（地名）封给段作为封地。因此，段又被人们叫做共叔段。寤生没有封地。作为世子，他将继承整个郑国，所以没有必要分封领地。宫里的人很容易看出，武姜对两个儿子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大儿子寤生，她始终带有一种固执的厌恶；而对于小儿子段，她则体现出一种超出寻常的母爱，说是溺爱也毫不过分。自古以来，母亲宠爱小儿子，乃是人之常情。平头老百姓家如此，公卿士大夫家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大儿子有权继承家业，而小儿子相对只能分得最少的一份，做母亲的因此想用更多的爱心来平衡一下这种地位的不平等吧。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像武姜这样厚此薄彼，还真少见。宫里的人只能推测，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个噩梦引起的。寤生出生那天晚上，武姜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史料上却没有任何记载。长久以来，梦都被赋予某种隐喻。据传很多年前，周宣王曾做过一个怪梦，梦见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大笑三声，大哭三声，然后将大庙（祭祀祖宗的祠堂）里的神位捆做一束，飘然东去。直到犬戎之乱后，人们才弄明白，周宣王梦中的年轻美貌女子就是周幽王的妃子褒姒，大笑三声是烽火戏诸侯，大哭三声是周幽王死于犬戎之乱，神位东去则预示着周平王东迁。弗洛伊德或许对此不屑一顾，但武姜不能。也许，那个梦太可怕了，以至于武姜从来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记起那个梦，只要一见到寤生那张平淡无奇的脸，她就禁不住从心底打一个寒战。对大儿子强烈的厌恶感，不但使她将全部爱心倾注在小儿子段的身上，她甚至开始考虑置换两个儿子的身份。凭心而论，段确实长得比寤生讨人喜欢，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对比也越来越强烈。寤生敦敦实实，一副木头木脑的样子，在父母面前总是唯唯诺诺，生怕说错一句话；而段玉树临风，风度翩翩，妙语连珠，时常发表一些惊人的见解，连掘突都不得不点头赞赏。除了相貌英俊，才思敏捷，段的武勇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流传下来的《诗经·郑风》中，有一首名为《大叔于田》的诗歌，记录了当年共叔段狩猎的飒爽英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cān）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tán）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niǔ），戒其伤女。〗田就是狩猎，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习武备战的常用手段。这首诗歌生动地描述了共叔段狩猎的盛大场景。从诗中可以看出，段是个武艺高强的人，长于弓箭，力能搏虎，曾经将打死的老虎亲自献给父亲。然而，即便段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即便武姜多次以母亲的身份提出废长立幼的请求，掘突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的理由很简单，嫡长子（嫡妻所生的长子）继承家业是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即便段再优秀，只要寤生没犯什么错误，就不能被废除继承权。因为掘突的坚持，寤生的政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在掘突死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庄公。寤生即位没多久，武姜就来找他，抱怨说段的封地太小，要求寤生把制（地名）封给段。制在当时是一座大城，原来是东虢国的领地。掘突吞并东虢国之后，在制设立关卡，驻扎军队，把它建设成一座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别名，叫做“虎牢”，也就是《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发生的地点。“制啊……”寤生支吾了半天道，“您也知道，制曾经是虢叔（东虢国君）的领地，虢叔仗着它易守难攻，不修德政，胡作非为，所以先君把他给灭了。我担心，把这样一座城封给段，很不吉利。要不您考虑一下其他地方？其他地方我都没意见。”寤生话里有话，他在提醒武姜，如果把制封给段，怕他也学着虢叔的样子，有恃无恐，胡作非为。“那好，就把京城封给段吧。”武姜很干脆地说。郑国的重臣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跑过来找寤生，大家议论纷纷，一致反对将京城作为段的封地。大夫祭（zhài）仲说得很直接：“京城的城墙长度超过了一百雉（三百丈），按照祖先定下来的规矩，城墙超过一百雉的城池不能分封给任何人。现在您为了顺老姜之意，把京城封给段，不合规矩，好比一个国家有了两个主人，后患无穷。”寤生无可奈何地说：“老姜要这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呢？”眼下这些人都是郑国的权臣、元老，关起门来说话，从来没把武姜当一回事，总是“老姜老姜”挂在嘴上。久而久之，寤生也习惯了。祭仲说：“老姜贪得无厌，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依我之见，您应当趁早妥善安排这件事，不能依着她的性子来。否则的话，事态一旦失控，将直接威胁我郑国的安全，对您极为不利。”祭仲的话明显带有煽动性，把一屋子人的情绪都给点燃了，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叫嚷着不如先下手为强，现在就把段给杀了。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的君臣关系不像后世那么疏远，大臣带着武器来见国君并不违反规定，诸侯与大夫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堂下群情激奋，堂上的寤生却始终不动声色。他心平气和地看着大伙吵完、闹完，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平息了大伙的情绪。这句话是如此经典，以至于后世的人曾经无数次引用，而且一直被延用至今。我时常认为，中国人的可敬和可怕之处，其实都包含在这句话里边了。他说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段带着自己的随

学系学生也多来旁听，挤满了一讲堂。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到今天研究历史的，已颇多知道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之重要，在此方面出版的著作与论文也日见增加，与我当时在北大开课时情形，显然有甚大的不同了。四此刻要来讲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之传统与沿革，兹事体大，殊非一小时之讲演所能叙述。不得已，我想约略扼要举出几点来作例。最重要的，是秦以下的宰相制度，此乃中国政府组织中极特殊的，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我们可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在制度上，并未能像现代英国般，把来很严格地划开。中国人并不认为一国之元首君主只许挂一空名，绝不许预问政治。因此君权与相权间，一面有许多融通，另一面亦可有许多纠葛。即如诸葛武侯《出师表》，其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即指皇宫言，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融通的。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自秦迄清，大体说来，政府均设有宰相。最低限度说，在明以前是显然有宰相的。明代废宰相，但仍有内廷与外朝之分别。其间细节虽有变动，但大体制则沿袭不改。宰相以下，政府百官，在中国历史上称为“职官”，或称官职。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一官即有一职，职官即是政府组织中之职位分配。我们此刻称“君权”“相权”云云，实由西方观念来。实际中国政府仅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国人称权，乃是权度、权量、权衡之意，此乃各官职在自己心上斟酌，非属外力之争。故中国传统观念，只说君职相职。凡职皆当各有权衡。设官所以分职，职有分，则权自别。非在职位之外别有权。中国史有职官制，君亦一职，仅在百官之上，非在百官之外。又乌得有西方人之所谓君权专制。在中国，权在职之内，非有权始有职。此层分辨极重要，惜乎我在此刻不能畅为发挥。近代只有孙中山先生，他懂得把中国传统政制来和西方现代政治参酌配合。他主张把中国政治上原有之考试、监察两制度，增入西方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糅合为五权宪法之理想。我们且不论此项理想是否尽善尽美，然孙先生实具有超旷之识见，融会中西，斟酌中西彼我之长，来适合国情，创制立法。在孙先生同时，乃至目前，一般人只知有西方，而抹杀了中国自己。总认为只要抄袭西方一套政制，便可尽治国平天下之大任。把中国自己固有优良传统制度全抛弃了。两两相比，自见中山先生慧眼卓识，其见解已可绵历百代，跨越辈流，不愧为这一时代之伟大人物了。中国传统政制，除宰相制度外，值得提及者又有考试制度。在中国政治史上，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唐杜佑《通典》第一章论食货，即指经济制度言。次章论选举，但实际则由汉代察举下逮唐代之科举考试。可见考试由察举来。察举之目的在甄拔贤才，俾能出任政府官职，处理政事。但察举非由民选，后因有流弊，唐以后始改行考试。杜佑《通典》之所以仍用选举旧名，则因选举制度原为考试制度之滥觞。制度虽变，用意则一。中国自秦以下之统一政府，又可说为是一士人政府，亦可谓是一贤人政府。因政府用意，总在公开察举考试，选拔贤才进入仕途。自东西交通，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采用我国考试制度，任用职员。其后此制度遂影响及于英国政府，亦采用考试，成为彼国之文官制度。其制实系模仿我国而来。后来又影响到美国。但他们实只学了中国考试制度之一半，而仍保留着他们自己传统的政党选举制度。凡属政府上层主要职位，如总统内阁首相国务院及各部首领，皆由政党中人出任，只下面官吏则酌采考试选拔。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的海关邮政和铁路等各机关，因有外国力量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而在政府用人方面，却转把旧传统中的考试制度遗忘蔑弃了。只有中山先生主张仍用考试制度，设立考试院为五院之一。但此后并未能遵照中国旧传统切实推行，实已名存实亡。此一制度，可说是我们中国的民主政治。惟王室君主是世袭的，宰相以下政府各级官吏，均须公开察选以及考试，循序登进。此项制度，显然可成为现代潮流世界性制度的一部分。但中国人则自加忽视，今天虽有考试院之存在，而反不为我们自己所看重，这实在是大可惋惜的。五在中国传统政制中，上述宰相制与考试制属于政府方面。现在再略举几项制度之有关其他方面者。首先述及有关社会问题的，如户口调查。在我幼年时，曾听大家众口交誉西方人有此好制度，而中国则无。其实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中国古书常连用“版图”两字，版字即指户籍，即从户口调查而来。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户口均有记录，其调查户口登记户籍之手续与方法，若有人肯根据史籍作为专题写一论文，虽不能系统详尽，但至少可写成十万字以上的专书。此书至少可使人知道现代世界性的户口调查，在中国历史上已有两千几百年之演变。又如在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中，主张耕者有其田。此一口号，亦自中国传统政制来。今天，“自由中国”推行土地改革有效，赖此使国民政府获得国际声誉。其实此一制度，亦是中国旧传统政制中所有。中国向来土地制度之因革演变，虽历代各有不同，而大体可谓是朝此一目标而努力。此亦是中国旧政制在现世界潮流中，仍值得重视之一项。其次说到军事制度。在五十年前，我常听人说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好，尤其是他们能推行全国皆兵制，而中国独否。但西方推行全国皆兵，实自普鲁士开始，为时不到两百年。而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汉代早是全国皆兵，此下历代兵制虽递有改变，但如唐代的府兵制度，明代的卫所制度，皆由兵农合一制演变而来，并可说较全民皆兵制更进步。直到今天，西方的全民皆兵制，何尝不是日就废替了。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兵役制度，直到今天，亦仍有现代性世界性之意义，而值得再加研究。又有人说，中国从前的军阀和督军为国大害，而盛赞西方政制限定军人不干政之精美。其实此种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汉唐盛时莫不如此。军人统兵归来，仅有爵位勋级，地位尽高，待遇尽厚，但在政府并无实职，不能预闻操纵政事，正与近代西方政制如出一辙。此下再讲到有关经济制度方面，如汉武时代所创始的盐铁政策，即就近代观念言，亦系一种颇为进步的经济政策。西方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经济制度，实肇始自德国俾斯麦。但中国在汉代远已有之，由政府来统制盐铁官卖。直到清代，中国社会从未能有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即是此项政制之绩效。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有节制资本一口号，其实亦在中国传统政制中有渊源。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自由工商业即甚趋繁荣，但永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即由此故。故在中国历史上此项有关节制资本的一切制度，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实仍有值得注意探讨研究的价值。又如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再次讲到中国从前的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直到现代，也是值得再提及。西方此一二百年来，帝国主义大行其道，英、法等国都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他们乃自罗马传统而来。但在中国，自秦以下，版图虽大，统一政府所辖范围虽广，其政制则是郡县的，不得以西方传统的帝国相比拟。但今天的中国人，事事喜欢模仿西方，因此随口常称“汉帝国”“唐帝国”云云。难道汉唐时代的中国人，除却其中央政府所在地以外，各郡县便均以殖民地视之，均以帝国征服方式来统治的吗？试看汉代选举，唐代考试，对全国各地人才，一律平等对待，各地均有人士平均参加政府。一应赋税法律等，亦是全国平等。此等规模，岂能与现代西方帝国之殖民地统治相提并论？即就清代之藩属统治言，亦尚有中国传统美意在，实在还值得今天我们来再行研讨呀！又如中国社会上之宗教信仰，向来是十分自由的。而政府则有一套制度，对此民众信仰，有颇为开明的管制与调节。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直到今天，还未有人能仔细来加以研究。我想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宗教与政府与社会三方面如何配合，于自由开放之中，有其节制调整之用心的种种制度，在今日依然值得注意。以上只就中国传统政制，分从各方面随便举出几项，用来说明在此刻来研究中国以往传统政制，实未见与现代世界潮流有十分隔膜之感。我曾说过，中国传统政制，乃是贯通于中国全部历史进程中，而占有极重要分量之地位者。如此说来，可见研究中国史，自未见即与现代世界潮流有渺不相涉的距离存在了。六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著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著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著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七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藉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

中，有各种消遣娱乐，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擅自外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出身高贵，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皇帝希望杜绝皇室中有可能发生的任何阴谋，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佩雷拉（GaleotePereira）也记录了当时桂林许多朱门大户的情况。他听说那些人完全依靠皇室按月供给的钱粮为生，他们因饮食无度而身体臃肿。耶稣会士金尼阁在同一世纪晚些时候曾写道，皇室宗亲已超过6万户。他强调说，这些人对社会毫无价值，对君主权力却构成威胁。由于不能入仕，又不能参政，生活放荡、傲慢无礼的皇室宗亲发展成有闲阶层。皇帝清楚地知道他们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因而将他们视如仇敌，严加防范。他们全都住在指定的城市中，未经皇帝允许不得离开，违者处以极刑。他们中甚至没有一人被获准留居在北京或南京城里。经过努力，身份较低的皇族成员获得了入仕的机会。1595年以后，朱姓宗亲被鼓励去参加科举，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考中，其余的人继续在贫困中生活。少数上层贵族，则始终被皇帝认为有谋反的可能，而受到猜疑和防范。宝书网www.baoshu2.com地位较高的亲王及其王府，在明初原是被用作抗衡士绅集团和富户势力以及抵御蒙古入侵的军事力量。明太祖将自己的儿子分封在各省辖区之外的地方，9位亲王被置于接近今蒙古边界一线，分别统领3000—80000人。在其辖区内，他们可自建宫殿，任命自己的官属。然而，他们对辖区内官员的控制权，最终遭到对这种独立势力深感担忧的建文帝（1399—1402）的反对。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登基后不久就被其叔父燕王推翻了。燕王就是后来将明朝都城迁至北京（燕京）的永乐帝（1403—1424），北京原是他的封地。永乐帝同样感到其他诸王有谋篡的危险，所以开始建立新制度以控制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他尽量削弱诸王的经济实力，使他们依靠俸禄为生，又限制诸王军队的规模，同时增强由中央委派到诸王手下的长史的权力尽管如此，最强大的亲王仍保有发动叛乱的力量。16世纪初，便发生了两次迫使朝廷出兵镇压的较大叛乱——1510年安化王谋反和1519年的宁王之乱。这些叛乱，使诸王拥有侍卫武装的制度受到更加严厉的责难，由此便产生了16世纪头10年后期外国传教士所看到的那种金碧辉煌的“监狱”。然而，与此相矛盾的是：和皇帝最亲近的王府的财产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增长，这主要是靠把罪臣（如1561年谋反的太监曹吉祥）的土地没收为皇帝及其近亲的皇庄。到16世纪头10年后期，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但明朝后期的皇帝又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与穷困潦倒的下层皇室成员相反）。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明朝后期，贵族在整体上缺乏社会凝聚力，他们甚至不能被称作一个集团。那些仅被登记为皇族成员的姓朱的人既多又穷，可是皇帝的少数近亲却可以乘机积累巨资，发挥巨大影响。万历帝（1573—1619）有一个爱子朱常洵，其生母是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多年来，郑贵妃不顾朱常洵的次子地位，一直谋划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因朝中多数大臣（包括许多后来与东林党有关系的人）的反对，皇上只得于1601年立其长子（后来的光宗）为太子。作为朱常洵未能立为太子的损失，万历帝封他为福王（封地在古都洛阳），并诏赐良田4万顷为食邑。这一数字相当于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从其他省征用一部分民田。结果，河南、山东和湖广共有约2万顷民田被划归福王。此外，被没官的前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的土地亦划归福王所有，同时他还得到了四川茶盐专卖权。因此，福王的生活极其奢华。他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他在洛阳的王府造价高达28万两，是规定造价的10倍。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福王在府中饮酒作乐，其佃户却饿死在遭受饥荒的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天下以肥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金银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此后不久，李自成的军队于1640年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一个王子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这个王子即朱由崧，他于1643年被其叔祖崇祯皇帝封袭福王爵。这位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被后来史家称为“暗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

皇位继承危机

南京的大臣们在发誓与农民军血战到底之后，便想到要将他们的军队联合起来，拥立一位皇帝。他们知道，崇祯的儿子们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落入农民军之手。淮河流域有许多从山东、河南弃家南逃的明宗室亲王正在巡抚路振飞处避难。除福王外，周王、潞王和荣王也都为躲避大顺军而来到了淮安。对南京一些有影响的官员来说，逃难诸王中最有号召力的是潞王。在皇位继承的竞争者中，他被认为是最贤明和最谨慎的，他得到著名东林党人兵部侍郎吕大器、礼部侍郎钱谦益和翰林院詹事姜曰广的支持。但潞王只是皇帝的侄子，而福王则是万历皇帝的嫡孙。在皇位的继承资格上，潞王较福王逊色。因此，尽管福王无知、贪婪、酗酒、凶残、专横、好色、不孝，但在现存的诸王中却与皇室的血缘最近。于是，在决定由谁继承皇位的问题上，以“贤”取人的一派同以“亲”取人的一派发生了冲突。主张以亲取人的一派，其领袖是凤阳总兵马士英（1619年进士）。1632年，马士英在北方任宣府巡抚时，因贿赂罪被流放戍边，后来经其同年阮大铖说情，得以免除流放。1642年，大学士周延儒擢其为凤阳总督，不久便因击败农民军而立下赫赫战功。作为淮河流域掌管军政与民政的主要官员，他与巡抚路振飞展开了争夺淮河流域控制权的斗争。5月8日，马士英得知福王已到达其对手路振飞所在的淮安避难，即邀请这位可能的皇位继承人前往凤阳，以便尽力促成其即位。于是，到1644年5月下旬，在南京便出现了两位皇帝候选人。一位是得到吕大器和南京政府多数文职大臣支持的潞王。另一位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支持的福王。军事实力的比较使天平倾向后者。马士英本人并无足够的军队操纵此事，但他派遣人马船只接福王南下长江之后，又小心游说，争取到因北京陷落而由北方南下淮河流域的将领们的支持。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和刘良佐很快都相继作出支持福王的明确表示。说穿了，福王在这场“贤”与“亲”的竞争中获胜，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军事政变。《明史》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记述这一事件的：〔南京〕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当然，马士英欲兵不血刃地实现拥立福王的计划，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要具备其他条件：在南明朝廷中培植同党，并说服南京兵部尚书相信福王在当时形势下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在朝廷勋臣中，马士英可以找到足够的同盟者。其中最重要的是：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南京提督忻城伯赵之龙。这些勋臣都是帮助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将军们的后裔。他们对文官当权心怀不满，将福王视为自己的保护人，将马士英视为强大的盟友，希望恢复其家族自明初便已失去的某些权力。刘孔昭和赵之龙在朝中鼓吹支持福王。马士英则直接致书兵部尚书史可法，力陈福王与皇室血统最近，应为皇位的最佳继承人。史可法已卷入此事，他复信马士英，坦率地陈述了福王的劣迹。但这位兵部尚书在复信的同时也感到，没有马士英及其军事同盟的支持，南京政权就难以长期存在下去。当南京大臣们决定拥立福王以稳定局势时，史可法正在长江对面的浦口。他对此的默认，宣告了这场皇位继承危机的结束。6月4日，福王抵达南京时，朝臣们早已修缮了武英殿供其居住。福王抵达南京城下，大臣们在观音门外列队迎接，请他入城。福王身穿粗布袍，旧被铺床，态度谦卑地坐在帐中，一再推让，表示不愿当此重任。6月5日，史可法亲自拜见福王，告诉他说，南京十分欢迎他的到来，已整理出南京守备府作为其行宫。经再三劝说，福王方骑马拜谒了南京城外的孝陵。然后，便去了南京城内的行宫中。有的官员劝他从专供皇帝及其仪仗通过的东门进宫，福王犹豫片刻，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从西门进入行宫，在守备府下榻。次日，即6月6日，群臣又力劝福王登基，但他只同意接受监国称号。6月7日，他接受了监国玺绶，并搬进了皇宫。福王在东门前的犹豫预示了他即将采取的步骤。他刚就任监国，便开始考虑接受让他立即登基称帝的建议。吕大器和张慎言强烈反对如此草率地登基，但史可法感到，由于请求福王就任监国，大家已承担了支持福王的义务。此外，他又强调指出，尽管马士英还在凤阳，但安徽的军队和北方诸将领仍可用武力迫使南京立福王为帝，而这种内部冲突势必彻底摧毁明朝复兴的一切希望。史可法的观点赢得了朝中官员的赞同，于是登基的准备工作便开始了。史可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支持潞王即位的官员仍坚持阻止或拖延福王立即登基，势必引起两派的军事对抗。6月17日，马士英不等获准进京，便登上了他那支拥有1200艘战船的水师的旗舰。两天后，福王在就任监国仅10天，并不顾原太子的下落尚未弄清，便登上了皇帝的龙椅，并宣布次年改元为弘光。

四镇

弘光皇帝即位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酬谢支持他的将领。他撤销了马士英的对手路振飞的淮安巡抚之职，而为四位北方军阀加官进爵，任命他们为“四镇”藩将，各镇其“藩”。分封“四镇”的计划于6月21日得到马士英、高弘图、姜曰广的赞同。而作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不仅在五天前就提出了这一建议，还在计划在上呈皇帝时明确阐述其合理性：兵马钱粮皆听（四镇）自行征调。四藩即用得功、杰、泽清、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得功已封伯，似应进侯，杰、泽清、良佐似应封伯。结果，四位将军奉命驻守要害城市，并各统定员3万人的军队。刘泽清奉命管辖淮安和海州地区的11个州县，负责收复山东。其驻地将是淮安。高杰驻徐州，统领泗州和徐州地区的14个州县，负责收复开封。刘良佐驻凤阳，统辖凤阳和寿州地区的9个州县，负责收复河南的淮阳。黄得功则管辖和州及滁州地区的11个州县，驻守庐州，负责收复河南东南部各州县。四镇之上又设督师一名，驻扬州，直接统领各镇。这一部署基本上是一种防御战略，它反映了史可法只顾守卫淮安地区和南京，而忽视对付来自北方日益增长的现实威胁的思想。总之，在史可法看来，最主要的敌人显然是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在过去的16年中，他一直与农民军作战而不是对付外来的入侵，那么，从理论上讲，御敌之“藩屏”应符合南京政权的需要，由一位朝廷大臣驻扬州负责调度。然而，事实上，南京政权几乎无力为这些军队提供军饷，但又依赖于他们出于自愿的支持，以致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使各镇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于是四镇将领便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南京政府答应每年为这些军队提供饷银240万两，但物资与兵器费用要从当地税收中支出。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1644年7月12日，著名哲学家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的确，当时许多人都清楚地看到，所有安排不过是一种极易识破的诱饵。对四镇统帅的封赏是因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而不是因为他们有战功。显然，史可法也认为，除非正式封拜四镇藩将，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忠诚——尽管这种忠诚是有条件的——否则，南京政权就毫无收复北方的希望。在四镇统帅中，史可法最器重高杰所统领的4万晋陕壮士。他认为，这支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他对黄得功所统率的明朝正规军也评价甚高，因为黄得功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其才干曾在1642年抗击张献忠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史可法相信，有了在他统帅下的这些军队，他是能够打败敌人的。史可法似乎还相信，通过让四镇兵轮流上藩南京的办法，可将四镇置于中央控制之下。例如，他曾建议今兵部修改永乐皇帝制定的京师卫戍之制，让当时驻扎淮扬地区的三四十万军队轮流卫戍南京，以维持中央对这些将领的控制，并防止高杰和刘泽清之流将其辖区变为独立王国。但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实际上，朝廷很快就因担心京师遭劫而害怕这些军队靠近南京。由于住在乡村，这些军队的将领及士兵有一种特有的寄生性：喜欢抢劫而不是保护城市。淮安是抗击农民军进攻的坚固防御区之内的一个城市，当得知军纪松弛的刘泽清部将要进驻时，当地士绅便要求朝廷召回刘泽清（他们说“镇环攻，生灵涂炭”）。但由于路振飞已经离去，巡抚田仰束手无策，只能坐视刘泽清的军队于6月30日接管了该城，并在进城之时肆意劫掠。在淮安以南，其他将领的部队也与当地百姓发生了冲突。一位员外郎报告说：扬州、临淮、六合，所在兵民相角。兵素少纪律。民近更乖张。一城之隔，民以兵为贼，兵以民为叛，环攻弗释。危害尤甚的是“垂涎扬州”的高杰部队。6月2日高杰屯兵扬州城下，尽管这座富庶城市中的居民向高杰进献了大量钱财，但他仍然拒不撤离，反将此城包围，并放任部下在郊外肆意劫掠。福王在高杰支持下就任监国之后，局面更为严峻，对扬州巡抚黄家瑞来说尤其如此。高杰声称，他本人作为南明官员有权进城，但扬州市民却坚决不让他进城。黄家瑞夹在当中，两面为难。于是，他派遣当地的一位士绅去高杰营中调解。这位士绅回来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结果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亦随之哗变。黄家瑞被迫逃之夭夭。作为兵部尚书，史可法有责任将扬州的军队重新置于控制之下，他的第一个措施是让朝廷派他手下的职方员外郎万元吉以重金诱引高杰部离开。但万元吉没能说服高杰让步。他向史可法报告说：“臣等虽有爱民之心，绝无销兵之术。”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显然，这种情况要求有一位足以代表皇帝的朝廷大臣立即对高杰进行干预。因此，史可法请求尚未登基的福王委派马士英担当这一重任，并负责协调淮扬地区其他将领的行动，形成统一的防区。然而马士英却巧妙地斗败了史可法。当福王考虑史可法的建议时，马士英暗中与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报》。《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杀。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压力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假如没有《大清报律》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第十条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一条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二条外交、海陆军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三条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第十四条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第十五条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嘱，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消息公开透明。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民间资本进铁路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

av无码国产精品色午夜麻豆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

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