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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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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之鞟。作为一个南京陷落时不光彩地怯懦出逃的大臣,马士英一直是弘光政权所有弊端的象征。思想家刘宗周后来评论道:“士英亡国之罪,不必言矣。焉有身为宰相,弃天子,挟母后而逃者”。不妨说,马士英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光彩,以至其后那些决定投降的人,倒像是合情合理的——他的行为既然如此卑劣,那么相比之下,他们投降简直就是可以接受的了。

                      南京的投降

                      钱谦益是最早知道马士英出逃的高级官员。在路过马士英的住宅时,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于是,钱谦益、赵之龙和王铎组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政府,他们在6月6日正式集会以讨论这个政权的命运。看来在人们心目中,他们会把这个城市交给清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唯一有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假太子。有一些官员想让他正式登基,做他们的皇帝。赵之龙(他曾从城外招进卫戍部队,估计一旦需要的话,就用以清除暴民的势力)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如果在这个时候加冕一个新君,那么以后关于他们投降的外交谈判就要受到牵连。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这个假太子应允许留在宫中,每一个大臣应发表声明以安抚百姓,而真正的政府——由现在正在开会的官僚们组成的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城中百姓的投降事宜。他们已经一致同意投降了。奇怪的是,竟然很少有人对这个决定表示异议。但可以肯定,当清军日益逼进、赵之龙正在安排欢迎多铎的正式准备时,还是有几个人被深深地激怒了。当赵之龙准备封检户部库房时,户部侍郎刘成治奋拳痛揍了他一顿。不过,在6月8日多铎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实际上整个南明政府都在那里迎接他。两个御史首先欢迎他,随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把人淋得透湿的暴风雨中,由赵之龙率领下的其他149名南明文官,在首府门外列队迎接那位径直扎营于城市主门前的清王。多铎受到的欢迎和多尔衮在北京受到的欢迎一模一样。双方的交谈仍是那一类话语,满人同样表示了对明帝皇陵的担心和对这个政府的关切。把账册交给多铎的赵之龙被封作“兴国公”,其他降员也被授予礼品和官阶。比如王铎进入清廷,后来他成为礼部郎中,司掌弘文院的工作,编写清太宗时代的《实录》,并主持1647年的殿试。就在多铎在军营里宴请南明高级官僚时,南京的小吏和平民正在聆听公告。公告谈到福王的盛宴狂饮,谈到他的内阁成员的贪赃枉法和仗势欺人,并说这些弊端现在将得到整肃,一个新的政权将保护百姓们的正当利益。就像在北方一样,满人军队给那些目睹他们接管城市的南明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满军入城之前,赵之龙已经命令家家户户准备好香炉,并把“顺民”、“大清皇帝万万岁”等字贴在黄色条幅上,挂在家门口。到6月16日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南京巨大的城墙中沉重的玄武门摇摇晃晃地打开了,在仍然身穿红色绸服的豫王率领下,满汉部队开了进来。不过在安顿士兵时也有一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条线,画在城市地图上的通济门与大中桥之间,把城市分为东北和西南两个部分。清军将驻扎在这条线的上方,而南京市居民住在这条线的下面。这很快就导致了很大的麻烦,住户们不得不打点他们的行装,穿过清军的防地,进入指定的居住区,而那里房价在飞涨。不过就像在北京时一样,居民迁移看来确实在满军驻扎区域减少了犯罪、特别是强奸罪。因为这支被人为地分隔开的部队受到约束,即对违纪行为加以严厉的军法惩处。这既是为了加强纪律,也是为了给南京市民留下好印象。6月16日多铎下令,将8名因为违纪抢劫而被逮捕的旗人公开处死。多铎入城之后,他首先向赵之龙询问的事情涉及到伪太子。满族上层人物显然把他当成了真正的王位继承者。次日,赵之龙带着一个人来到了多铎的总部,他向多铎介绍说这是王之明。没有关于此后谈话的记录,但是后来多铎告诉赵之龙说:我们一时不能确定真假,一切等我们回到北方以后就会清楚的。不过,此前多铎似乎已经认定,王之明是真的明太子。终于,在6月15日福王被俘并且三天后被带回其故都南京时,他作出了反应。福王的归来是不光彩的:五月二十五日(6月18日)丙午……弘光以无幔小轿入城,首蒙包头,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太后及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那里正在举行一个宴会。宴会的主人是多铎,客人有假太子和赵之龙等南明礼部官员,多铎让弘光坐在假太子的下位,又生怕弘光没有觉察到这种悔辱,便尖刻地指责他篡夺王位。为什么——多铎质问道——福王没有把皇位给名正言顺的太子?为什么他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打大顺农民军?为什么满兵占领扬州的消息刚一传来他就逃离了南京?就连假太子也被这连珠炮般的质问吓了一跳,他试图为福王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不过,多铎还是不紧不慢地挖苦弘光说,如果弘光在清军渡黄河以前向清发起进攻,那么南明军队本是能够取胜的。接下来福王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宴后,他又被送到南京城外监禁。尽管多铎在几个南明官员的陪同下去看望弘光,但也只打听了一下马士英的下落,这位昔日的皇帝显然已经不再是一位公开露面的人物了。随后他被解往北京,在那儿他一直没有公开露面过,并且第二年就被秘密地处死了。接着,假太子也在清军一个无人知晓的营地销声匿迹了,从那以后,外人再也没有看到他。据说在北京当局的命令下,1646年5月23日他和其他一些名字被义军所利用了的明皇子们一道被集体处决了。

                      大赦

                      6月19日,多铎下令公布多尔衮对江南老百姓的一道特别赦令。赦令写道: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又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凡各处文武官员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顺者,论功大小各升一级。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为俘。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其福王亲信诸臣,早知改过归诚,亦论功次大小,仍与禄养。除了当即同意大赦和许诺官职升迁外,多尔衮的这道赦令——它肯定是李雯写的——贯穿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口吻,似乎是要使人们更加相信此时满人统治这个帝国的决心。晚明社会复杂混乱,政局动荡不定,派系变幻,观念歧异,惶乱犹豫原是这一时代的特色;但正是清朝这类赦令文告中表现出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口吻,大大消解了那种惶乱犹豫。尽管对南明官员的罪过施加了高压措施,这种声明中充分的自信却使许多人为之折服了。同一天,即6月19日,绝大多数南明朝廷的官员来到豫王的军营,把他们的名字登记下来供新政权任用。钱谦益和王铎拟就了一份在赵之龙签署后得以发表的公开声明。这份声明首先为他们与清廷的合作辩解,然后就向人们发出了归顺的号召。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对于这个冗长的、精心措辞的设问,其回答显然就是:从没有任何一个征服者王朝可以和清王朝相提并论。这份声明接着便以谄媚的口吻叙说道,清朝恢复了首都的秩序,重修了皇陵,安抚了皇帝的在天之灵,平息了官员们的悲愤,照顾了皇室,给百姓带来了和平,给官员以工作,继承了前朝旧制。当清军进入南明首都时,太阳突然普照中天。清兵受到纪律约束和限制,因而城里百姓又可以自由地赶集,“三代之师于斯见之”。毫无疑问,南明首都的官员们已经投降了这支正义之师。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改换门庭

                      无疑,几乎所有的南明官员都投降了。后来在晚明历史中对此有一段不以为然的记载:国破,(高)倬投缳死。五月,南都破,百官皆好降。据人们所知,除了高倬之外,还有六个人(不算两三个没有留下姓名的自杀者)殉节。他们和国子监生吴可箕一样,其殉节是出于亡国之耻,而不是对皇帝投降一事引咎自责(福王毕竟抛弃过他们)。在南京关帝庙吴可箕自缢而死,他留下一首诗:蹇遇逃君臣,临危犹保身。操心死国难,恥服北夷人。曾经痛打过准备投降的赵之龙的户部郎中刘成治,也为这种在危险面前怯懦之行而羞愧。他凄楚地目睹了首都的官员们列队前往多铎军营的情景,对他夫人悲叹道:“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累朝恩?”刘成治对此的回答是在家中自缢身亡。而黄端伯则选择了一种更为激烈的殉难方式,这位在礼部供事的姜曰广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友人让他扮成老僧逃往深山的建议,而且还傲慢地拒绝了豫王的召见。这位满族亲王派士兵把他强行押来,但即使这样,黄端伯仍然拒绝在多铎面前戴上帽子或是驯顺地鞠躬。据说多铎为黄端伯的这种傲岸所动,愿意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但是黄端伯拒之不受。多铎问他,福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贤主”,黄端伯回答说。多铎又问他凭什么这样讲,黄端伯说,“子不言父过”。黄端伯甚至在多铎面前为马士英辩护,认为马士英至少没有投降,“不降即贤!”最后黄端伯被杀害了,但是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在南京陷落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忠君的历史学家们,对那些在南京陷落之后继续武装抗清的弘光大臣也奉献了赞颂:像朱继祚,他抗击了清人对兴化的进攻,在为鲁王政权效力时被杀害,像蒋若来,后来他在其盟军降清之后自杀了;像沈廷扬,他帮助把崇明岛建成了复明分子的海上基地,并且在唐王和鲁王旗帜下战斗;像郭维经,他是唐王的吏部和兵部尚书,后来死于赣州保卫战;像何楷,他是唐王的户部尚书,在1646年赣州失陷后抑郁而死。尽管有这大批光彩夺目的忠君英雄,但事实仍然是,几乎所有在弘光政权中任职的重要大臣,在城市最终陷落以后都欣然地接受了清人的统治。可以发现,满人自己在私下里对那些改换门庭的汉人相当地蔑视。一方面,他们的征服得到那些自愿投降的人的帮助;而且像多铎这样的人能极为熟练地运用礼貌的言辞来使那些降官们相信,他们的决定将得到敬重,他们个人也将受到礼遇。另一方面,满族首领对那种抵制投降的精神也表现了极大的赞赏。像黄端伯这样的人的故事,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舒慰了受到南京陷落打击的中国人的情感,而且某些史书自然也强调了征服者自己也对这种勇敢表示了敬意。不过有些故事(当然也可能是谣传)——像史可法会见多铎的故事——却也足以反映了满人对抵抗行为之赞赏的不情愿的一面,以及对那些迅速投靠新主者的难以掩盖的蔑视。这里,在多铎一份简短地叙述南进占领南京情况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它跟有关忠君之烈士的细节详尽的记载形成的强烈对比:它在叙述扬州毫无希望的抵抗时令人惊奇地简略,却把南京那些可耻的投降者尖刻地一一列举出来。我兵于四月五日自归德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风投顺。十三日离泗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十八日薄城下,招谕守扬州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胤文及二道四总兵降。不从。二十五日取其城。获可法,斩之,并戮其据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扬子江,陈于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闻伪福王率马士英及太监等遁去。命贝勒洪巴图鲁尼堪等往追擒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率魏国公徐州爵、保国公朱国弼、隆平侯张拱日、临淮侯李祖述、怀宁侯孙淮城、灵璧侯汤国祚、安远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远侯邓文囿、项城伯韦应俊、大兴伯邹顺孟、宁晋伯刘允基、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安城伯张国才、洛城伯黄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驸马齐賛元、内阁大学士王铎、翰林程正揆、张居、礼部尚书钱谦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云构、李绰、给事中杜有本、陆郎、王之晋、徐方来、庄则敬及都督十六员,巡捕提督一员,副将五十五员,并城内官民迎降。其沿途迎降者,兴平伯高杰子高元照、庸昌伯刘良佐、提督李本深、总兵胡茂正等二十三员,监军道张健、柯起凤、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根据这份失败记录,实际上南京的整个复明政权和它在前线的大部分军队都这样投降了敌人,为他们的新主子将来征服江南提供了骨干和军力。不过,在南明政府之外,这种屈辱的投降深深地激怒了那些听到这个消息的文人学士,因而他们对前朝的忠诚反而相应地加强了。在一首叫做《赭山》的诗中,两位忠君殉难者潘柽章和吴炎写道:阮与马共天下,偏地职方司漫天。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黄旗紫盖渡江去,赭山高兮无极,烈火烧空兮焦石,烛龙无光不照地,猩猩怒嗥向人立。我纵言之复何益,主失势兮恩为仇,客操柄兮羊化彪。总之,士大夫的卑怯归顺,也刺激了另外一些士大夫更强烈的抵抗。
                        1645年1月11日,多铎报告了北京城的投降,《世祖实录》第十二卷,第140页。李际遇的情况,见《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59页。?胡山源:《嘉定义民别传》第七卷,第30—31页;《清史别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史可法知道,大顺农民军已经全部撤到山西,因而他希望在尽可能偏北的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为向北发展做准备。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99—200页。?许定国投降满人是在杀死高杰同时还是在此以后,还有一些疑问。所有编年史都认为高杰是在1月8日夜晚被杀死的。许定国投降满人,看来很可能是在1645年1月28日到2月6日之间。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107页。?应廷吉:《青磷屑》第二卷,第11—12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413页(第二一二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87—88页。高杰部队在2月8日发起进攻,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1页。以后许定国帮助满人攻占江南。1645年他因为妻子病重回到了北方。1646年他在死前加入了镶白汉旗。《贰臣传》第七卷,第32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15页。多铎只有1万人的军队,由于许定国及其同伙的叛变而增加了4倍,见刘:《史可法》,第14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18—12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90页。许定国的叛变极大地影响了清的政策,促使多尔衮南下。“豫王(即多铎)渡河,兵不满万。合许定国军,声大振。先是定国杀高杰,杰妻邢氏请于史阁部,必报其仇。定国惧,乃纳款□□,请兵南下而己为向导。时摄政王初定北都,南下之意未决。得定国,乃决策南下。豫王以轻兵径行千里,直抵扬州,定国一人故也。”

                        质相当阴寒,土色呈黑,其胶质粘性和酸碱度极不平衡,闭气性能良好,这就使得埋葬在其中的葬者尸体在腐化过程中产生了特殊的变化。一般尸体的腐化很容易就损坏了原本的血脉经络,但养尸茔地中却不同,因为特殊的构造关系,它们的血脉经络会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便成为了活尸产生的基础要素。其次是地气,养尸茔地多处于某些地脉的阴脉结穴处,换而言之就是阴气汇集之处,在这里的尸体很容易受到阴气影响,产生微妙的变化。《闻风拾水录》书稿上描述:“阴气入百骸血脉,郁积而变,其状如针灸之,若阴阳激耀,得引经络复动,似无魂复生。”事实上这段话的描述正是解释了活尸产生的激发条件,养尸茔地中的特殊地气影响下,尸体的经络血脉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生物电,从而激活尸体的某些生理机能。最后是时间,养尸茔地并不是一直具备激活死尸的条件,通常只有在月圆之夜,才会使得各项条件完全具备,这就是为什么杨葛根他们在月圆之夜才发现那块葬地中的尸变现象。古人认为,月为太阴之相,在满月的夜晚,月球磁场和辐射影响会对世间万物产生影响。养尸茔地自然也不例外,月圆之夜往往就是地脉阴气暴增的时刻,这轮时常被人们浪漫歌颂的圆月便成了滋生活尸的帮凶之一。……“这地咋成了养尸地咧?”杨葛根端着烟锅纳闷道,“早些年也么啥事嘛。”“是啊,我和杨村长也是同样的疑问。”晖儿接道,“如果说那块地是养尸茔地,那为什么现在才发作呢?”“养尸茔地的形成很特别,而且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摇头道,“从村里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块养尸茔地却像是突然冒出来的。”“都说是自然形成的了,会不会是最近正巧满足了三大要素?”S琢磨道,“就像火山爆发似的,到了关键时间了?”“土壤和时间都好说,问题就是这地气,如果附近没有适合的气脉,再怎么日积月累也不会形成养尸茔地。”我向杨葛根问道,“最近村子周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动,比如轻微地震或是山崩滑坡?”“没咧,除了这些东西,其他都太平地很。”杨葛根连连摇头道。“不是天灾,是人祸。”耿婆呡了口茶道,“王亦凡,路上你没看出来吗?”“路上……”我有些惶然,在耿婆面前常常会有种被严师指导的感觉,更何况我根本没注意到路上有什么特别。“我倒是觉着有些古怪,路上的树木不太对劲儿。”林岳摸着下巴道,“南北的植物像长倒了似的。”在植物生态环境中,地理的南北朝向往往决定了植物的品种和枝叶生长情况,熟悉植物特性的林岳应该不会看错。照这样来看,那村子附近就应该是……“山上有不少的胶土和砒砂,山间土石层次错乱。”耿婆微微笑了笑,“这村子不知道惹了什么晦气,居然让人弄上了转气叩穴法。”“转气叩穴法?!”众人都是一惊,除了我和林岳外,其余人仅是对这名称的玄妙有些吃惊。“不能吧?”林岳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跑小村里整这么大动静,那不是脑子有病吗?”转气叩穴法一般是过路阴阳风水师所惯用的,可这么大手笔的运用却是闻所未闻。照这么看来,村里的变故应该就是人为布设的,难道村子里得罪了什么人?杨葛根和两位长辈立刻否认了我的假设,这个村子一向与世无争,更别说得罪什么风水高手了。“会不会是那个风水师摆大家了一道?”林岳突然冒出一句,“这块葬地不就是让他给整出来的吗?要不也不能有那么多尸体。”耿婆摆摆手,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转身进了里屋,晖儿识趣地跟了进去,没多久便又转了出来。“今天太晚了,大家先各自休息。”晖儿柔声道,“明天一早去葬地勘察一下。”杨葛根等人立刻点头称是,客气了几句便离开了,姚建国招呼着老婆桂芬烧了些热水供我们洗漱,也不再打搅。看来耿婆的心中早已有了打算,与其在那里妄自揣测,到不如安心睡觉,等明天勘察了葬地情况之后,相信自会有分晓。……村边,一棵高大的槐树上,茂盛的枝叶间伏着一个隐蔽的人影。“有趣的老太太,看来这些人肯定是不会迷路了。”那人影懒懒地笑着,摘下了头上的耳机,在他手里正拿着一个枪形的接收器。“这里差不多该完事了。”那人影猫似的窜下树梢,悠然地点起一支烟,“我还是早点赶去下一个地点吧。”几个起落间,那人影奔上了村旁的小路,看似悠闲的行进却有着惊人的速度。忽地,人影停住了脚步,弯腰从地上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串精巧的水晶手链,在淡淡的月色下显得分外晶莹可人。“这不是她的手链吗?”那人影嘴角一扬,转头望向姚建国家的后屋。手链不住晃动着,晶莹的光芒闪烁不停,仿佛恋爱的男女心中悸动不已的绮思,在手链的连接处挂着块小小的银牌,上面清晰地镂刻着一个字母“S”。……村北,葬地区域。“好家伙,不管那人是谁,在这儿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林岳捻着一手的黑土直咂嘴道。一大早,杨葛根和姚建国便领着我们来到村北的这块葬地,虽然早有耳闻,但当我们看到这些多得夸张的坟头时,不免还是感叹了一番。耿婆的确没有说错,围着整个葬地查看了一番格局后,我们很快发现了几处人为改造的痕迹。这块葬地依山傍水,乍一看去似乎有那么点藏风得水的意思,难怪那个风水师信口胡诌两句就哄得村民深信不已。但这只能骗骗外行人,从整个格局方位来看,葬地在山北阴处,附近的小河是曲水东流,山风阴冷飞卷,水质混黄不堪,处处透着阴寒凶险,哪里是什么风水宝地。水质中富含了大量的砒砂,这是一种用以改造水质的物质,性阴寒而沉滞,使用时铺陈在改造区域的水源中,用以滞留水源中的阴气,阻断外界气脉进入,并造成水源中生态环境的变化,将其改造成一处聚阴散阳的“水脉口”。而葬地的土壤中则是被人掺入了更多数量的胶土,这种胶土取自西南内陆地区的土壤中。经特殊提炼的而获得的胶土掺入土壤后,可完全地改变其中的胶质和酸碱度,并起到封闭地气和改变地下环境的作用。照资料记载“闽地黑土取之三斗,依法淬之可得五分,曰胶壤”,如此换算下来,要想获得葬地中所掺入的胶土数量,其工作量绝不是一般的大。葬地四面的地势形状也十分怪异,细看之下竟然蕴藏着更大的杀机。东侧是一个凹陷的地形,边缘曲折外弓,两条边路直入葬地,看去像是没头没尾的“双断路”,其间杂草丛生,地表层叠不齐,恰好犯了墓葬风水中的凶穴大忌——曲格沉亡穴,俗称“死牛肚穴”。南侧是一个外凸隆起的地形,这里是整个葬地中最高的地势,和山体形成了一个较窄的夹角,其间多出一些参差错落的山石深入地下,这便是墓葬风水中的另一种凶穴——贪狼噬煞穴,俗称“狗脑壳穴”。西侧就更为离奇了,几棵半死不活的大树斜斜地歪在那里,似乎是被强劲的山风常年吹刮的缘故,但光秃秃的树干却不约而同地直指此处的穴地,莫名地形成了一个“木硬枪头”的凶穴。至于北面的地势连耿婆看了也不禁暗暗摇头,原本这里是葬地四处中最为妥当的一处地势,波浪般曲起的地势符合葬地文曲的吉格,可不知为什么,在最后的一个曲线上却硬生生地被拉出条直线道路,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活活把这个唯一的吉格给变成了墓葬风水中最头痛的凶穴——“破面文曲”。若只是单独出现一个两个凶格,倒还能设法改局换势,可四处凶穴加上葬地中央的那个“土不成土”的大穴环境,整个区域几乎囊括了墓葬风水中“养尸茔地”的全部凶格。我看得满头是包,恨不能立刻找来一队开山作业队,索性将这里夷为平地。“亦凡,很难处理吗?”晖儿见我愁眉不展,便悄声问道,“好像连耿婆也觉得有点棘手。”“这块葬地根本就是个‘十全大恶地’,什么乱七八糟的倒霉格局都聚齐了。”我皱眉道,“的确棘手啊,至少以我现在的造诣是无法改观这里的。”“光这格局就够咱们忙活的了。”林岳从地下抽出一根发黑的藤蔓来,“我不想添乱,不过还是得提醒下,这块的地脉也不是啥好货。”林岳手中的藤蔓叫“金乌藤”,阳性藤蔓类植物,对地脉地气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一般情况下藤蔓表面为淡红色,如果地脉地气阳炎过旺,便会呈现出深紫色。而现在这种黑得像腐烂了似的颜色,则说明地脉地气阴泽过盛。“这下手的人也忒狠了,搞得跟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林岳丢掉藤蔓,不住地用纸擦手道,“这转气叩穴法不但把附近的阴气引了过来,还顺带把那些阴毒的虫子也连锅端了。”葬地里的确有不少的蜈蚣、毒蛇爬动,不过它们似乎都很安分,只是懒懒地窝在一些墓穴和孔道里,并没有主动袭击人的举动。杨葛根和姚建国也证明道,平日来下葬祭拜的村民从未被这些东西咬伤过。这些东西当然不会咬人,因为它们身上的阴毒之气全被葬地吸收殆尽,哪里还有活力出来惹是生非呢。“记得我的计算机导师曾经说过,当面对复杂的问题时,往往要从简单的角度去考虑解决。”晖儿拢了下耳边的长发,缓声道,“也许我们大家都想得过于复杂了,忘记了最直接的办法。”耿婆在一旁半天没吭声,但当晖儿说出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却突然一亮,眼神有意无意地瞟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土丘,转而又若无其事地和杨葛根聊了起来。“这些活尸白天不会出来走动,喜欢躲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耿婆左右看了看,“你们村附近有什么土窑、大坑或者山洞吗?”“有咧,就在这边上的山坡后面。”杨葛根用旱烟杆指了指一旁的山坡,“有个呢大的洞,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杀了人就丢进洞里,邪气的很,么人敢进去。”“呵呵,看来就是那里了。”耿婆咧嘴一笑,“这帮东西也跑不远,窝在那里比较舒坦。”看她悠然的笑容似乎找到了什么解决办法,我刚想开口询问,耿婆却像知道我心思似的摆手示意,到了嘴边的问题立刻咽进了我的肚子里。“走,去山坡上的那个洞看看。”耿婆精神抖擞地招呼道,众人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跟着走上了山坡。村里倒是有不少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村民看着一个小老太太带着一帮子人探险似的走向山坡,不由都好奇地跟了上来。一阵嘈杂声中,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庄户汉子拿着棍棒锄头,从村里赶来,为首的正是愣头小伙姚远山。他穿了一身厚布衣服,打了绑腿,手里拎着一把大斧子,雄赳赳气昂昂地率领着众多汉子赶上了我们。“你看你穿的啥嘛,么锤子相。”姚建国看到儿子劈头就是一顿训。姚远山倒是不在乎父亲的训斥,笑嘻嘻地辩解着。原来他昨晚听说今天我们要来看葬地,便兴奋得一夜没睡着,天还没亮就爬起身,去村里各处找来些精壮的村民,准备了棍棒家伙赶来协助我们。“起,起,胡然撒哩?”姚建国一脸不乐意道。他儿子自作主张不算,还兴师动众地找来那么多人,做老子的心里自然有些不乐意。更何况,杨葛根这个村长还在边上,就算要组织村民帮忙,怎么也轮不到乳臭未干的姚远山。“小伙子挺机灵。”耿婆冲着姚远山一乐,“这些人来的正好,别散了,跟上一起走。”一听这话,闷头抽烟的杨葛根立刻挥了挥手,大声吆喝着让姚远山和这些精壮村民跟上,当然还不忘喊上两句“保持井然有序”之类的话语,听得我们暗地一阵偷乐。山坡背后是个背阴的去处,内凹的山壁间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洞口来,黑乎乎的洞内似乎没有什么活物,除了山风掠过洞口时发出的声响外,一片寂然无声。对我而言,山风早已将洞内的情形揭示了不少,这是一个“Z”字形的洞穴,小半部分是碎石和骨骸,而后面的大半部分却被一些诡异的身影所充斥着,那应该便是聚集在一起的活尸。“奏是这里咧,饿们先打头阵。”姚远山大声道,洞外艳阳高照,身后又有大队人马跟随,再加上耿婆和我们压阵,这愣头小伙一扫昨晚的狼狈,显得豪气冲天。“呼”地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洞内传出的恶臭呛得众人连连作呕,也许是姚远山在洞口热血沸腾的过头了,洞内的活尸有了感应,如果不是白天的话,只怕他早就被拖进洞内大卸八块了。“饿地娘唉~~”方才还是豪言壮语的姚远山,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下,手里的斧子险些落在了姚建国的脚背上,气得他只骂儿子“瓜娃”。“瓜娃,扎式个啥咧,饿一铮耳子抽死你。”姚建国涨红着脸就要打儿子。“老姚,莫动气,你家小子倒是块料。”耿婆轻轻格了一下姚建国的手肘,“要整好村子里的事,还得靠这帮小伙儿。”“饿跟你们说,这是从上头请来的专家。”杨葛根借势给村民们放了个烟雾弹,“这次来是专门给处理村里地怪事地,你们只管听话做事,有啥不明白地么多问。”村民们见村长发话,又看耿婆气定神闲的样子,心下自然有了数,个个口中应承着摆开了架势,几个性急的小伙更是把袖子撸到了肩头。“莫急,动手之前,要这帮小伙们先放放血。”耿婆眯缝着眼笑了起来。十一、鬼蜮寄生就在村民们群情高涨,个个跃跃欲试的时候,耿婆竟然漏了这么句话出来,场面顿时冷了不少,有几个小伙下意识地往回挪了几步,肩膀上的袖子也褪到了腕上。杨葛根的眼睛眨巴了几下,立刻反应了过来,吆喝着让村民保持次序,脚下悄悄挪动着凑了过来。“耿老,您给大伙说说,到底咋做嘛。”杨葛根小声道,“一说放血,人都吓跑咧。”“老婆子年纪大了,说话难免含糊了点。”耿婆听着笑了起来,“只要中指血就行了……”自古以来,我国的中医及玄学理论认为,人的手部为阳气聚集之处,其中的少阳三焦经络更是阳气流转的主干脉络。而中指则正好是少阳三焦经络的集中点,其血脉中取得的鲜血为人体极阳之物,配合适当的方法可驱除阴邪,因此素有“中指血,驱鬼邪,书符开光斗阴绝”的说法,其实这些是有些夸大了。即便聚集一个人全身的阳气,也不足以像传说中那样除妖斩魔,更何况只是中指上那区区一点的鲜血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手背筋络血管就不难发现,中指的血管恰好是手部动脉和静脉的交汇延伸,也就是说中指血管是老脉沉滞新血萌生之处,富含着极具活力的血液。摒弃故做神秘的因素,严格说来,中指血只能算是一种引子,正如中医药方上的药引,起到的作用无外乎是激发药性,就像雷管引爆炸药一般,其本身是不具备杀伤力的。在杨葛根的安排下,有村民拿来了几坛烈酒、四个农药喷雾器和一大把明松枝条,这些都是耿婆方才和杨葛根交待的。拍开泥封,在一个大海碗里倒入半碗烈酒,耿婆从怀里拿出一把银制小刀。“这里凡是没娶媳妇没破身的都站出来。”耿婆望着面前那些小伙子道。“大,啥叫破身咧?”姚远山刚想上前,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停了下来,愣愣地向父亲问道。“奏是和女娃睡觉……”姚建国随口说了一半,看到儿子迟疑的面色,心中立刻明白了不少,沉着脸把这愣小子拉去了一边。这头八九个年轻小伙站了出来,耿婆挨个将他们的中指刺破,鲜血顺着指尖滴入了海碗,将整碗酒水染成了鲜艳的红色。用小刀在碗中搅拌了几下后,耿婆看了看酒水的色泽,似乎不太满意,望了一圈周围的人,目光落在了林岳身上。“呃~~您老那意思我明白。”林岳识趣地上前伸出左手,“加上我这点儿应该够了。”S奇怪地看着林岳,嘴里暗自嘀咕着什么,晖儿在一旁听得真切,不由掩嘴偷笑了起来。“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真是童子身?”耿婆瞅着林岳道。“这年头不流行童子身。”林岳坏笑道,“可我这人太土,怎么着也跟不上流行的步伐。”加上林岳的中指血后,碗内酒水的色泽不再那么鲜艳了,耿婆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招呼村民将几坛烈酒灌入洗净了的农药喷雾器中,随即将海碗中的血酒分作四份掺了进去。紧接着,耿婆让晖儿从包里拿出两个小瓶,倒出一些深色的药粉来,用一点酒水调匀后也灌入了喷雾器里。“宝娃、牛墩、三顺、铁生,你们四个扛上喷雾器。”杨葛根见一切准备

                        了,可能谁也不曾受过这样严格的隔离,在发现治疗这种病的药物之前我们没有离开这里的希望;我熟悉你的声音,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医生,眼科医生;昨天我让你看过病,听得出是你的声音;对,您呢,您是谁;我得了结膜炎,估计还没有好,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双目失明,结膜炎就无关紧要了;和你在一起的小男孩是谁;不是我的儿子,我没有孩子;昨天我为一个斜视的小男孩做过检查,是你吗,医生问;是我,先生,小男孩回答的口气显得很不高兴,人们都不喜欢别人提及自己的生理缺陷,他完全有理由不高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生理缺陷一旦被提及,立即由难以察觉变得显而易见。还有我认识的人吗,医生又问道,昨天由妻子陪着到我诊所的那个人在这里吗,他是在汽车里突然失明的;是我,第一个失明的人回答说;还有一个人呢,请说一说您是谁,既然他们迫使我们一起生活,并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必须相互认识。偷车贼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声音,对,对,他以为这样表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就能过关;但医生不肯放过,这个人的声音我不熟悉,您不是那位上了年纪的白内障患者吧;医生先生,不是,我不是他;您是怎样失明的;在街上;请说详细点;没有什么可说的,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瞎了;医生正要问他的失明症是否也是白色的,但没有说出口,何必呢,问了也没有用,不论他如何回答,是白色失明还是黑色失明,反正谁也出不去。他抬起手,颤抖着伸向妻子,伸到一半碰到了妻子的手。妻子吻了吻他的脸颊,没有别人能看到他那憔悴的前额,那紧闭的嘴,没有别人能看到那双死亡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好像能看见却又看不见,着实吓人。也会轮到我的,她想,也许就在此刻,这句话没说完就失明了,随时都可能像他们一样,也许醒来就失明了,也许睡觉的时候刚合上眼睛就失明了,还以为只不过是睡着了呢。她看了看那四个失明者,他们都坐在床上,脚边放着能带来的很少的行李,小男孩带的是他的书包,其他人带的是小箱子,仿佛是来度周末。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小声地和男孩谈着话,第一个失明者和偷车贼在另外一排,相距很近,只隔着一张空床,并且面对面坐着,但彼此并不知道。医生说,我们都听到了刚才下达的命令,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就是不会有任何人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组织起来,因为过不了多久这个宿舍就会住满人,我是说这个宿舍和其他宿舍;您怎么知道还有别的宿舍呢,姑娘问;进这个宿舍以前我们转了转,这间离大门最近,医生的妻子一边说一边捏了捏丈夫的胳膊,让他说话时小心一些。于是姑娘说,最好由医生先生担任负责人,毕竟您是位医生;一个既没有眼睛又没有药的医生顶什么用呢;但是您有权威。医生的妻子笑了,她说,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你当然应该同意;我倒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主意;为什么,眼下我们共六个人,但是明天人数会更多,每天都会有人住进来,我敢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权威,还有,就算他们服从,我以什么回报他们呢,况且他们还不一定承认什么权威或者规矩;这么说在这里生活下去会很困难;如果仅仅是困难那我们就太幸运了。戴墨镜的姑娘说,我是出于好意,不过医生先生说的也确实有理,那我们每个人就自己照顾自己吧。要么是受了这些话的刺激,要么是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其中一个男人猛地站起来说,我们的不幸全怪这个家伙,要是我的眼睛看得见,现在就让他完蛋,他大声吼着,用手指着他认为那个人所在的方向。他指的方向并没有偏多少,但这个戏剧性的动作产生了喜剧性效果,因为他气势汹汹用手指指着的是个无辜的床头柜。请冷静些,医生说,在一场瘟疫中不会有肇事者,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是我心眼不那么好,要是我没有送他回家,我这双宝贵的眼睛还好着呢;您是谁,医生问道,但这个控诉者没有回答,好像为刚才说的话而感到后悔。这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错,您是把我送回家了,但是后来您利用我当时的处境偷了我的汽车;胡说,我什么也没有偷;偷了,先生,您偷了;就算有人偷了您的汽车,那也不是我,我好心帮您,得到的报答却是瞎了眼睛,再说,您说我偷车有什么证据,我倒想看看;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医生的妻子说,汽车在外边,我们在这里面,你们还是和解为好,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在这里一起生活呢;我知道有人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第一个失明者说,先生们,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我要到别的宿舍去,不能跟这个混账东西在一起住,他竟然偷一个双目失明的人的汽车,还抱怨说因为我他才瞎了,瞎了,活该,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他一只手抓起箱子,为了不绊倒,拖着两只脚在地上挪步,空着的那只手扶着床,来到了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那些宿舍在什么地方,他问,不过,即使有人回答他也不会听见,因为有个人连胳膊带腿一齐扑到他身上,原来是偷车贼说到做到,来报复让他患上病的人了。一会儿这个人在上边,一会儿那个人在上边,两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滚来滚去,不时撞在床腿上,就在这个时候,斜眼小男孩吓得又哭起来,不停地喊妈妈。医生的妻子抓住丈夫的胳膊,她知道自己一个人制止不了这场斗殴,就拉着丈夫沿夹道走到两位愤怒的斗士喘着粗气较量的地方。她拉着丈夫的手,让他拽住其中一个,自己拽住看起来更易制服的另一个,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们分开了。你们俩太愚蠢了,医生训斥说,如果你们想把这里变成地狱,那么继续打下去好了,但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要完全靠自己,指望外面来救,休想,刚才的广播你们也听到了;他偷了我的汽车,第一个失明者带着哭腔,他挨的打比对手多;算啦,现在有没有都一样,医生的妻子说,反正您的汽车被偷的时候您也不能用它了;是这样,但汽车是我的呀,让那个贼偷走了,我不知道他弄到哪里去了;最大的可能是,医生说,最大的可能是您的汽车在这个人失明的地方;医生先生倒挺精明,对,先生,说得对,偷车贼说。第一个失明的人动了一下,好像要从按住他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没有太用力,似乎他已经明白,愤怒,即便是合情合理的愤怒,也不能让汽车失而复得,汽车也不能让眼睛盲而复明。但是,偷车贼威胁说,如果你以为以后没事了,那你就完全错了,不错,我偷了你的汽车,汽车是我偷的,可是你偷了我的眼睛,让我瞎了,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当中谁更称得上是贼;算了,医生不满地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失明了,谁也不要再抱怨,谁也不要再指责别人;我对别人的不幸不感兴趣,偷车贼轻蔑地说;如果您想搬到其他房间,医生对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妻子可以领您去,她识别方向的能力比我强;我改变主意了,愿意留在这个宿舍。偷车贼讥讽道,这孩子害怕独自一人待在什么地方,可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妖怪;住口,医生忍不住喊道;噢,你这个小医生,偷车贼哼哼唧唧地说,你该知道,在这里我们人人平等,你不能给我下命令;我不是给您下命令,而是告诉您,让那个人安生安生;那好吧,好吧,可是,你也小心点儿,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不是好惹的,对朋友,我比谁都好,对仇人,很少有人比得上我。偷车贼做了个要和人拼命的手势,找到刚才坐的床,把箱子推到床下边,然后大声说,我要睡觉了,那口气好像是在通知人们,转过脸去,我要脱衣服。戴墨镜的姑娘对小男孩说,你也上床去吧,在这边,如果晚上有什么需要就叫我;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听小男孩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突然急不可耐地想撒尿,虽然心中使用的词汇各不相同,但都在想,现在这个问题可怎么解决呀,第一个失明者在床下面摸了摸,看那里有没有便盆,不过同时又希望没有,因为当着其他人的面撒尿会感到难为情,当然,他们看不见,但撒尿的声音毕竟难以掩盖,男人们还稍好一点,可以耍个手腕,不让女人们听见,在这方面男人们是幸运的。偷车贼已经坐在床上,这时候说话了,他妈的,在这房子里往哪儿撒尿呀;嘴里干净点,这里有个孩子,戴墨镜的姑娘表示不满;可是,亲爱的姑娘,那你就找个地方吧,不然那孩子迟早要尿在裤裆里了。医生的妻子说,也许我能找到厕所,记得好像闻到过气味;我跟你一起去,戴墨镜的姑娘说,她已经拉住了小男孩的手;我看最好还是大家一起去,医生说,那样我们需要的时候就认识路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出这个主意,偷车贼心里想,但没有敢说出口,你不愿意让你的女人在我每次有需要的时候领着我去撒尿。这一想法背后未能言明的东西使他那玩意儿稍稍勃起,这倒让他吃了一惊,看来瞎子的性欲并不一定会丧失或者降低。还好,他想,总算没有把一切全都丢光,在众多死伤当中还有一样东西幸免于难。他不再听别人谈些什么,自己胡思乱想起来。人们没有给他多少时间,因为医生说话了,我们排成一队,我妻子在前面,每个人都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这样我们不会有走散的危险。第一个失明的人说,我可不跟那个人走在一起,他显然是指偷了他汽车的人。不是因为互相寻找就是因为互相躲避,他们挤在窄窄的过道里难以动弹,况且医生的妻子也要像盲人一样行动。队终于排好了,医生的妻子后面是戴墨镜的姑娘,她拉着斜眼小男孩,再后面是只穿裤衩背心的偷车贼,接着是医生,排在最后的是第一个失明者,这次他可以免遭对手殴打了。队伍前进得非常慢,好像每个人都不相信领路人,抬起空着的那只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仿佛在寻找路上的什么坚固的支撑物,比如墙壁或门框。跟在戴墨镜的姑娘后边,偷车贼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又想起了刚才的勃起,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两只手,一只摸着她的后脑勺,另一只径直往前,毫不客气地摸起她的乳房来。姑娘晃动身子,想摆脱对方放肆的动作,但偷车贼紧紧搂住了她。这时候,姑娘抬起一条腿用力往后一踹,尖尖的鞋后跟像一把匕首一样刺进偷车贼光着的粗大腿里,他大吃一惊,疼得发出一声号叫。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回头问道;是我绊了一下,戴墨镜的姑娘回答说,好像碰到了我后边的人。偷车贼手指上沾着鲜血,一边呻吟一边咒骂,想表明这次攻击后果有多么严重,我被扎伤了,这臭女人不看看她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你呢,你不看看你把手放在什么地方,姑娘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医生的妻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先是微微一笑,但马上看到那可怜的家伙伤得很厉害,鲜血顺着腿往下流,这里没有双氧水,没有碘酒,没有止血剂,也没有绷带和消毒剂,什么也没有。队伍已经散了,医生问,伤在什么地方;这里;这里,究竟在什么地方;腿上,你没看见吗,那臭女人把鞋跟扎进我腿里了;我绊了一下,我没有过错,姑娘又说了一遍,但马上又怒气冲冲地说,这个混账东西摸我,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医生的妻子赶紧劝解,现在紧要的是清洗伤口,包扎一下;可哪里有水呀,偷车贼问;厨房里,厨房里有水,不过用不着大家都去,我丈夫和我带这位先生去,其他人在这里等着,不会耽搁很长时间;我想撒尿,小男孩说;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医生的妻子知道,应当先往右拐,再往左拐,然后沿一条有一个直拐角的长廊往前,走到尽头就是厨房。几分钟之后她发现走错了,于是停下来又往回走,叹了一声,啊,我想起来了,从那里可以直接走到厨房,不能再耽误时间,伤口在不住地流血呢。一开始流出的水很脏,必须等水干净了才行。水是温的,有股臭味,仿佛在水管里腐烂了,不过,用这样的水一洗,偷车贼还是立刻如释重负般叹了口气。伤口看上去有些吓人。现在怎么办,怎样才能把腿包扎起来呢,医生的妻子问。在一张桌子下倒是有几块破布,大概曾用来当抹布,用这么肮脏的布包扎伤口太不慎重。这里好像什么都没有,她装作摸索的样子说;可是,医生先生,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了,血不停地流,劳驾了,帮帮我吧,请原谅我没教养,刚才对你那样,偷车贼伤心地说;我们这不正在帮助你吗,正在想办法,医生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没有别的办法,把背心脱下来。偷车贼嘟嘟囔囔地说这样他就没有背心穿了,不过还是脱了下来。医生的妻子很快将背心撕开,把他的大腿紧紧包扎起来,并且用背心上边的吊带草草打了个结。这不是一个盲人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但她不想为此再浪费时间,佯装瞎子已经让她浪费了不少时间。偷车贼好像也发现这其中有什么不正常之处,按照常理,本应由医生,虽然只是个眼科医生,来为他包扎伤口,不过伤口得到处置而感到的安慰远远胜过了心中的怀疑,况且那只不过是模模糊糊的闪念。他一瘸一拐地跟他们回到原处,其他人还在那里等着。医生的妻子立即看到,斜眼小男孩忍不住尿在裤子里了,第一个失明者和戴墨镜的姑娘都没有察觉。小男孩脚下有一摊尿,他的裤脚还在往下滴水。但是,医生的妻子若无其事地说,现在我们去找厕所吧。盲人们都伸出胳膊在面前晃动,相互寻找,只有戴墨镜的姑娘立即宣布,她不想再排在那个摸过她的无耻的男人前面。队伍终于又排好了,偷车贼和第一个失明者交换位置,医生在他们两人中间。偷车贼拖着伤腿,瘸得更厉害了。临时止血带妨碍他走路,伤口疼痛难忍,好像心脏搬了家,搬到了被鞋跟扎到的那个窟窿深处。戴墨镜的姑娘又拉住小男孩的手,但小男孩尽量往一边躲,唯恐有人发现他干的事,因为这时候医生使劲吸了吸气说,这里有股尿味;妻子觉得应当证实丈夫的印象,对呀,真的有股气味。她既不能说这气味来自厕所,因为离厕所还很远,而又必须装作像盲人一样,不能挑明尿骚味其实来自小男孩湿漉漉的裤子。来到厕所,本来不论女人还是男人都同意小男孩头一个进去,但男人们最后却不分紧迫程度,不论年龄大小一股脑儿挤进去了,里边是集体小便池,这种地方也只能有集体小便池,大便池也一样。女人们留在门口,据说她们忍受能力比男人强,但一切都有限度,所以过了一会儿医生的妻子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但是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倒是可以等;我也一样,医生的妻子说。一阵沉默之后,两个女人开始交谈起来。您是怎么失明的呢;和大家一样,突然间看不见了;在家里吗;不是,要不就是刚从我丈夫的诊所出去的时候;差不多吧;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刚出去不久;感到疼了吗;疼倒是没觉得,一睁开眼睛就瞎了;我不是;不是什么;不是闭着眼睛的时候失明的,我丈夫上救护车的时候我失明了;好运气;谁好运气;你丈夫,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这样,我也算有运气;是啊,有运气;您结婚了吗;没有,依我看从今往后再没有人结婚了;可是,这失明症太不正常了,不符合人们所知的科学,不会永远继续下去;假设我们的余生都将这样度过;我们;所有的人;一个盲人世界,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愿意想。斜眼男孩是头一个从厕所走出来的,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进去。他的裤脚卷到了腿肚上,袜子脱下来了。他说,我在这里。戴墨镜的姑娘伸出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摸去,第一次没有摸到,第二次也没有摸到,第三次才抓住男孩那犹犹豫豫向前伸着的手。不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他们当中一个人问,你们在哪里呢;这时医生的妻子已经拉住丈夫的一只胳膊,戴墨镜的姑娘摸了摸,抓住了医生的另一只胳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第一个失明的人没有任何人搀扶,后来才有个人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们全都在这里吗,医生的妻子问道;腿上受伤的那个人还没有出来,他大便呢,丈夫回答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射箭靶,改射皮甲。当时叫人在树下面悬挂了叠在一起的十层皮甲,两个人站在百步之外开弓。潘党力大,一箭射过去,竟然穿透了七层皮甲。养由基则讨了一个巧,手起箭发,将潘党那支箭又送出去了。楚军将士无不拍手叫好。两个人都感到很得意,拿着皮甲去向楚共王炫耀,说:“您有我二人这样的臣子,还担心什么战争啊?”楚共王大骂道:“两个大傻瓜,明天打仗的时候,你们还这样卖弄本事,就死在自己的本事上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楚共王被魏锜射瞎了一只眼睛,早就把昨天自己说的话给忘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养由基。养由基拿到那两支箭,追了一阵,将其中一支衔在嘴里,另一支搭在弦上,暗叫一声“着”,那箭如流星一般飞出,正中魏锜的脖子。魏锜甚至来不及惊叫,趴在自己的弓套上气绝身亡。楚共王的意外负伤大大影响了楚军士气,晋军迅速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郤至带领自己的部队在战场上来往冲杀,奋勇作战,有三次冲入楚共王的王卒中。每次远远地看见楚共王的旗帜,郤至就摘下头盔,跳下战车,向前快步行走,以示恭敬。楚共王觉得很奇怪,派工尹(官名)襄前去问侯郤至,送给郤至一张弓。“战事正激烈,有一位身穿火红色战袍的武将,是君子啊!他看到寡人就快步行走,敢问是哪里受伤了吗?”工尹襄向郤至转达了楚共王的致意。“感谢君王的问候。”郤至脱下头盔,回答道,“在下郤至,跟随寡君出征,能够与君王对阵,深感荣幸。眼下两国交兵,不敢接受您的礼物,而且不能当面致谢,只能向使者拜谢啦!”向工尹襄行礼三次,然后上车继续战斗。尊重归尊重,杀起人来却毫不手软。郤至所到之处,如一团烈火左冲右突,所向披靡。楚军被晋军压制住,郑国的部队也陷入苦战。韩厥带着下军的精锐部队追击郑成公,他的车夫杜溷(hùn)罗问:“我们要加快速度吗?郑伯的车夫总是回头看我们,注意力没放在马身上,肯定可以追上。”韩厥想起十多年前的鞍之战中,他曾经追逐齐顷公的旧事,说:“算了,我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辱及国君。”于是命令部队停止追击。郑成公侥幸逃脱韩厥的追击,不巧又被郤至遇上。郤至的戎右护卫茀翰胡建议:“请派轻车从小路拦截他,我们从后面跟上去,我就可以跳上郑伯的战车,将他活捉了!”郤至摇摇头:“伤害国君,自己也会受到惩罚。”也停止了攻击。经历了两场虚惊之后,郑成公的戎车驾驶员石首对郑成公说:“当年卫懿公不肯拔去戎车上的旌旗,所以被狄人杀害。”于是拔下旌旗,收在弓袋之中。戎右护卫唐苟见形势越来越紧急,对石首说:“请您在国君身边,全力保护他脱离险境。我本事不如你大,就让我来抵挡敌军一阵。”不待石首回答,已经跳下车去,迎向追兵,最终战死。开战不到一个时辰,胜败实际上已经见分晓了。楚军开始收缩战线,重点保护楚共王离开战场,养由基和叔山冉一左一右,紧紧跟随着他。晋军各部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养由基!”眼看晋军越追越近,叔山冉大声嚷道,“虽然大王叫您不要卖弄本事,现在为了国家,请您尽力而为吧!”养由基以实际行动作为回答,“刷刷”射出两箭,射死了两名晋军的小头目。叔山冉大呼痛快,眼见一辆晋军战车追上,猿臂轻舒,将车上的一名士兵抓起来,向身后的晋军兵车扔去,正好砸中那辆兵车,将车前的横木砸断。晋军见两人如此武勇,不敢再逼得太近,楚共王因此得以逃脱险境。胜券在握的晋国人刻意表现他们的君子风度。栾鍼远远地看见公子婴齐的战旗,对晋厉公说:“那是楚国令尹的战旗啊,旗下肯定是他本人。当年我出使楚国,他曾经问我,晋国人的武勇表现在哪里?我回答说,晋国人喜欢井然有序(好以众整)。他追问我还有什么,我说喜欢从容不迫(好以暇)。现在两国交战,如果不派人前去问候,不能说是井然有序;在战场上遇到了而自食其言,不能说是从容不迫。请您派人代我给他敬酒。”后人将“好整以暇”作为一句成语,应该源自此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对于优雅的追求,简直到了天真浪漫的地步。当时晋厉公听了栾鍼的话,也点头表示赞许,于是派了一名使者,端着满满的一尊酒,跑到公子婴齐的车前,说:“寡君命栾鍼持矛,担任护卫,不能来犒劳您,所以派我代为敬酒。”公子婴齐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笑道:“我记起来,他曾经在楚国对我说过,好整以暇是晋国人的作风,所以才派你来的吧?他的记忆力可真不错啊!”将酒一饮而尽,命令部下将使者安全送出,继续擂鼓指挥作战。这一仗自清晨开始,直到黄昏尚有局部战斗在继续,堪称一场恶战。值得称道的是,楚军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下风,但是在公子婴齐等人的指挥下,保持了顽强的斗志,败而不溃。楚军的另一位主要将领公子侧也充分体现了名将的风范。他命令部下查看伤员的伤势,将二线人员补充到步兵和车兵中间,抓紧时间修缮盔甲武器,时时注意保持严整的阵形。士兵们对他唯命是从,战斗虽然失利,人心却没有散。到了晚上,战斗终于结束。栾书等人对楚军的战斗力感到震撼,决定见好就收,但又害怕楚军看出端倪,发动反攻,于是派苗贲皇在营中大声发布命令:“聚集战车,补充步兵,喂饱战马,磨利兵器,整顿阵形,巩固队列,填饱肚子,明日再战!”又故意放走了几名楚军俘虏。楚共王听到俘虏报告的消息,顾不得眼睛伤痛,连忙命人叫公子侧前来商议对策。没想到,公子侧酣战了一整天,回营之后,家臣谷阳竖心疼主子,献上一坛好酒,公子侧喝了几大杯,便醉得不省人事了。楚共王等了半天,公子侧还没有来,哀叹道:“这是老天要楚国失败啊!我还是放弃吧。”命令楚军连夜拔营撤退。鄢陵之战以晋军的全胜而告终。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晋国的同盟军——国佐、高无咎带领的齐国部队才赶到战场;卫献公带领的卫国部队刚刚越过国境;鲁成公带领的鲁国部队则还在曲阜(fù)附近的坏隤(tuí,地名)盘桓。回顾晋国的历史,自晋文公称霸以来,至此已经发生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公元前627年的殽之战,打败秦国;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败于楚国;公元前589年的鞍之战,打败齐国;这一次鄢陵之战,再度打败楚国和郑国联军。四胜一败的战绩,牢固确立了春秋时期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军进入楚军营地,将楚军丢下的粮食大吃大喝了整整三天。大家都尽情地庆祝胜利,只有士燮保持了一贯的忧郁,他站在晋厉公的戎车之前,说:“国君年幼,群臣不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请您还是要保持警惕。《周上说,‘天命无常’,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保持上天的眷顾啊!”这话显然很不中听,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晋厉公就更听不进去了。楚军一路南下,经过随国的瑕地的时候,楚共王派了一名使者去找公子侧,对他说:“当年城濮之战,成得臣丧师辱国,先君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应由成得臣来承担责任。今天我们在鄢陵打了败仗,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楚共王一番好意,怕公子侧走了成得臣的老路。但是在公子侧听来,这句安慰的话比谴责还难受,他对使者说:“君要臣死,死而不朽。我的士兵在战场上确实是逃跑了,而且我又在关键时刻喝醉,误了国君的大事,那就是我的罪责。”战前郤至分析楚军的硬伤,说公子侧和公子婴齐互不团结,素有仇隙,现在体现出来了。楚共王的使者走了不久,公子婴齐也派了一个人到公子侧帐中,对他说:“当年丧师辱国的人是什么下场,您也听说过了吧?何不向他学习?”公子侧很镇定地回答:“即便没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只要是您要我死,我又岂敢陷自己于不义?我对这次失败负责,岂敢不死?”言下之意,你也不用派人来催了,我是个有廉耻之心的人,怎么会不负责任,贪生怕死?这话被家臣谷阳竖听到了,想劝又不敢劝,连忙跑去向楚共王报信。楚共王一听,立刻又派了一名使者:“快,传寡人的命令,不许他自杀,一定要给寡人好好活着!”使者飞奔而去,直接闯入公子侧帐中。仍然晚了一步,公子侧已经自刎而死了。【众怒难犯,郤氏的覆灭】很难简单地给“三郤”下一个“好”或者“坏”的结论,甚至也很难给他们一个大致正面或反面的盖棺定论。如前所述,这三个人权大气粗,作风霸道,抢过人家老婆,杀过人家老公,和天子争过土地,跟领导抢过风头,在国内国外得罪了不少人,说是天怒人怨也不过分。然而,除此之外,“三郤”也自有过人之处,尤其是郤至,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战场上,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鄢陵之战的胜利,郤家子弟功不可没,这也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派郤至到雒邑向周天子报喜。这是一次出风头的好机会,也可以看作是晋厉公对郤至在鄢陵之战中的表现的嘉许。作为胜利者的代表,郤至在雒邑受到了殷勤接待,各位王室重臣都争先恐后地巴结他,请他到府上做客。当郤至绘声绘色地讲起战场上的故事,白发苍苍的主人便放下筷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会心一笑,时而目瞪口呆,仿佛战场上的点点滴滴就发生在眼前;而女眷们则躲在帷幕背后偷听,也有年轻的女士不惜冒着失礼的风险,大胆地伸出头来,想看看这位披着火红铠甲上战场的晋国勇士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很可惜,郤至既不英俊,也不潇洒,稍微有点发福,脸上还落着一道浅浅的伤疤。他讲完鄢陵之战的故事,总是不忘补充一句:“假如没有我,晋国就不会打赢这一仗了!楚军有六个致命的弱点,晋军却不知道利用,是我极力主张,他们才勉强同楚军作战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话倒也没说错。但是,战争的胜利是成千上万士兵用鲜血换来的,也是诸位将领指挥有方才得到的,怎么能够将这些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呢?事实上,坐镇指挥鄢陵之战的是晋厉公本人,其次是栾书和士燮,就算郤至的功劳再大,也不应该抹杀主帅的作用,更不应该将主帅说得如此无能啊!更要命的是,郤至丝毫不隐瞒自己对权力的欲望,在雒邑访问期间,他多次公然宣称:“像我这样勇敢、知礼、仁德的人执掌晋国的政权,楚国和它的盟国必定归附晋国!”王室卿士邵桓公是个不解风情的人,他就事论事对郤至说:“您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可是,晋国提拔正卿,历来都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我担心政权不一定会落到您头上啊。”言下之意,晋国的八卿之中,你郤至仅仅是最后一位,就算受到重用,怕也很难一蹴而就,成为首席执政官吧。“哪有什么秩序?”郤至快人快语,“当年赵盾没有任何军功,就从中军副帅升到了中军元帅,荀林父更是从下军副帅直接升到中军元帅,现任的栾书也是从下军元帅升到中军元帅,这三个人都是越级任用,我又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为什么不可以当第四个?”王室卿士单襄公听到郤至这些话,禁不住摇头叹息道:“刀架到了脖子上还不知道死,说的就是郤至这种人吧!”但是郤至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不只是他,整个郤氏家族的成员都没有对自己的命运产生过怀疑。鄢陵之战后,郤氏家族的权势进一步提升,郤犨以新军元帅的身份,被晋厉公委派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如果说郤至的问题仅仅在于狂妄的话,郤犨则以蛮横无礼和贪得无厌引来国内国际的非议。前面说到,鄢陵之战结束的时候,原本应该前来参加会战的鲁国部队还在曲阜附近的坏隤盘桓,错过了参加会战的时机。鲁成公之所以贻误战机,主要是因为家里出了点问题。事情说起来难以启齿,鲁国的“国母”——鲁成公的母亲穆姜耐不住多年守寡的寂寞,与“三桓”之一的叔孙侨如发生了男女私情。这段地下恋情究竟是因为肉体的需要还是感情的空虚,抑或两者兼有,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穆姜的确对叔孙侨如动了真感情,而叔孙侨如很可能只是想利用穆姜的特殊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向穆姜提出了一个要求:帮助他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将“三桓”变成“一桓”,让他独掌鲁国的大权。这个要求非同小可,穆姜却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换而言之,如果叔孙侨如想要星星,她不会摘给他月亮——古往今来,热恋中的女人也许都有那么一点疯狂吧。鲁成公将要出发前往鄢陵的时候,穆姜前去送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鲁成公感激之余,预感到将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果然,穆姜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全部转封给叔孙侨如。穆姜说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平静,如同拉家常那般轻松。鲁成公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跟叔孙侨如上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罢了,你竟然为了他来提这种要求?什么“将季孙行父和仲孙蔑驱逐出鲁国”,你以为是送两只老母鸡给叔孙侨如补身子那么简单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事可以办到,将这两人赶出鲁国对公室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要知道,“三桓”专鲁,毕竟互相还能制衡;如果只剩下“一桓”,公室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是鲁成公不敢明确反对穆姜,只能以军情紧急为由,对穆姜说:“此事非同小可,请等我回来再说吧。”穆姜听了,当场就脸一黑。刚好鲁成公的同父异母弟弟公子偃、公子鉏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穆姜就用手指着他们,威胁鲁成公说:“你如果不答应我,那两个人随时可以取你而代之!”鲁成公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出来的话。他带兵走到坏隤,越想越不对劲,于是停下来,派仲孙蔑回曲阜去加强宫中的戒备,在各地设置守卫,以防叔孙侨如和穆姜趁自己不在突然发难。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他才继续前进,结果没赶上鄢陵会战。同年秋天,晋厉公在宋国的沙随(地名)再次召集诸侯会盟,共商讨伐郑国的大事。鲁成公不敢怠慢,接到会议通知之后,便从曲阜动身,直奔沙随而去。据《春秋》记载,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厉公、齐灵公(齐顷公已经于七年前去世)、鲁成公、卫献公、宋国的右师华元和邾国的大夫(未记名),但是到了正式开会那一天,鲁成公却被拒之门外,在会场外坐了一天冷板凳。问题出在晋国负责东方诸侯事务的大臣郤犨身上。《左传》记载,沙随会盟之前,叔孙侨如派了一名使者到晋国,对郤犨说:“您知道鲁国部队为什么没能赶上鄢陵会盟吗?那是因为鲁侯心存疑虑,故意留在坏隤观望,看谁获胜就投入谁的怀抱。”“是嘛?”郤犨不动声色,摊开手掌,做了一个两手空空的手势,“口说无凭啊!”使者心领神会,从袖中掏出一份礼品清单,说:“这是我家主人献给您的微薄礼物,虽然不成敬意,但还是请您笑纳。”郤犨笑笑,将清单放在桌面,不再说什么。第二天一早,他就进宫向晋厉公汇报了有关情况,添油加醋地告了鲁成公一状。晋厉公本来对鲁军没能参加鄢陵之战就很有意见,心中充满了猜测和狐疑,听了郤犨的汇报之后,越发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在沙随会盟上故意让鲁成公坐了冷板凳。同年七月,诸侯联军向郑国发动进攻。鲁成公再度披挂上阵,希望以实际行动取得晋国的谅解。部队出发的时候,穆姜又来送行,将上次对鲁成公提的要求又原原本本地提了一次,并且摆出一副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姿态。鲁成公还是采取“拖”的办法,对穆姜的要求既不答应也不拒绝,含糊其词地应付了两句,便登车而行了。和上次一样,鲁成公只带了季孙行父出征,同时命仲孙蔑留在曲阜,镇守公宫,以防不测。当时,晋军驻扎在郑国西部,鲁军驻扎在郑国东部的督杨(地名)。鲁成公一来没有太多战争经验,二来担心后院起火,不敢贸然穿过郑国的领土去与晋军会合。

                        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

                        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

                        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

                        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出处: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殿试及第、出身表出处:李周望编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注:A1指通过正规科举考试的旗人。B1指被赐予功名的旗人。不过,正在恢复的文人关系网,并不具备像复社全盛时期那样的作用。当时,作为复社的一个成员是科举及第的诸主要条件之一。现在形成的关系网是在党社内部的文人小团体,它大致相当于在略早一些时候集结,而在1642—1645年动乱期间离散的地方社团。这些小团体是否有助于在政府中安置自己的成员,依政治上的偶然因素而定。即,如果某人碰巧属于一个有势力的盟友的小团体,例如陈名夏,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人更有希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

                        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贰臣传》第三卷。?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驄:《翰林院》,第128—134页。?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

                        抵抗运动。当时在松江境内,他们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是著名的画家李待问和曾经促成郑芝龙降明的德高望重的前总督沈犹龙。8月1日,复明分子们一起召集起民众,高举着明太祖的画像。陈子龙依靠他的镇兵发起进攻,杀死当地的清朝官吏,接管了这座县城。松江地区复明分子的军事领导人得到了沈犹龙的任命,他指挥着几千名战士。不过,当时担任沈犹龙监军的陈子龙,对于这些仓猝招募起来的部队的战斗能力并不抱太大希望,认为他们是既无粮饷又少训练的“市井之徒”。他认为,取胜的关键是同时利用他那遍及江南的乡绅关系网,以共同造成一个地域性的起义,同时还可以从复明分子大本营崇明岛那里取得军事援助。因此,他和夏允彝首先就在几社同人周围团结了一批朋友作为骨干,包括像徐孚远和黄家瑞这样的人。而通过这些朋友,又与其他文人朋友建立了联系。比如,黄家瑞既是陈子龙的好友,也是诗人万寿祺在徐州时的同学。万寿祺当时正在苏州前南京江防监军、马士英女婿杨文驄之处。尽管杨文驄本人没有参加松江组织,但是万寿祺确实参加了这次运动,在苏州东北面的陈湖加入了沈自柄和钱邦范的队伍。在明亡之前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的存在,除了造成组织庞杂(其结果表明这是不利的)之外,还使得松江抵抗运动具有了社会的自发性(这却是一种优势)。当万寿祺通过社会团体关系应募从军时,陈子龙自己也直接会见了或与夏允彝分别致信而联络其他一些人,邀请他们共同筹划抵抗运动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要进攻徐州,借以切断那里的清军营部与当时在苏州威胁着鲁王政权的满汉军队的联系。陈子龙还想与崇明岛上的明水军取得联系,这支水军当时是、而且很久都是江南抵抗力量的主要依靠之一。长期以来,以海盗巢穴而出名的崇明岛现在成了南明水军的避难所。一部分水军由前政府官员荆本彻(1634年的进士)指挥,而大部力量则由吴淞地方总兵吴志葵统领,他在南京陷落时乘船逃到了崇明岛。吴志葵极力想与鲁王朝廷和浙江其他复明分子的活动中心取得联系,因此就宣布了他希望通过占据江南一块根据地而由此光复明朝。这时,为了响应江南形势,他调动其水军靠近上海,在那里他的部队向刚刚任命的清朝县官发动了进攻。太湖地区的起义和陈子龙、夏允彝(他曾经做过吴志葵的老师)发动的抵抗运动鼓舞了吴志葵,他调动他的水手和水兵经江南的水道入泖湖,在那里他吸收了苏州水军的忠君分子领导人黄蜚。吴淞总兵官吴志葵,自海入江,结水寨于泖湖。会总兵黄蜚拥千艘自无锡至。尽管夏允彝实际上去了泖湖,并且担任了吴志葵在松江方面的联络官员,但是陈子龙没有能够使吴志葵和黄蜚听从自己的指挥。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略上观点不一致。就像陈子龙自己说的那样:黄文禄以二万众至松,欲移营黄浦,予力争以水隘不利旋转,未有舟师单行数十里,首尾不相应而不败者也。不听。同时,清军已经派出了李成栋步骑2万多人的勇悍军队,直扑吴志葵停泊在春申浦(十方庵)的战舰。李成栋不仅使用轻舟,而且也使用了炮船,他的部队的机动性优于吴志葵那些笨重而不灵活的海船;而且,就像陈子龙曾经预言的那样,由于吴志葵的船队拖得太长,以至不能够有效地反击这种进攻。更糟的是,大风猛刮大船,结果复明分子的水军是全军覆没。志葵、蜚既败,执至江阴城下,令说城中人降。志葵说之,蜚不语。城迄不下。后皆被杀。同时清军继续向前推进,平定了松江附近的其他南明军队,使那里的义军失去了进一步的帮助。在吴淞附近,当地军事领袖吴之潘领导的义军被打败了,那里的居民剃发而自称“大清顺民了”。在冒险家潘复杀死了清朝官吏的上海城,老百姓转而反对义军。在吴江的“白头军”也迅速地失去了地盘。趁事变而起的鲁之玙最初要占领吴江、进攻苏州、焚烧巡抚衙署。一些反叛的湖上渔民也把清军骗进了事先准备好的伏击区。但是总督土国宝的部将王佐才重聚旧部,关闭城门把义军挡在外面,并且用骑兵和大炮打败了他们。鲁之玙本人被害;孙兆奎被俘;吴易和赤脚张三逃回沼泽地带,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暂时的避难所。这一连串的失败,使得松江的乡绅义士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当然这就意味着要完全依赖于沈犹龙招募的那支缺乏战斗力的“市井之徒”的军队了。正如陈子龙所言,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战斗经验。确实,如同温睿临后来讥讽地叙述的那样:然皆文士,不知兵,而所聚率市井无赖子,见敌辄蹶,迄于无成。这段叙述并没有完全否定沈犹龙作为地方总督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市井白徒”在李成栋凶猛的部队面前,很可能是“金鼓一震即作鸟兽散”了。可能因为松江的百姓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希望,他们一直相信黄蜚的部队会来救援他们。9月22日,这支援军好像是开到了。在城墙下出现一支头缠红巾的部队,他们自称是黄将军派来的。然而当城民打开大门,这支队伍鱼贯而入之后,他们便扯去了头巾,露出剃了发的光头。接着,他们就为藏在外面的其他清军大开城门,这座城市就落入他们手中了。在随后的肉搏中,沈犹龙和李待问全部被害。在城外的泖湖,黄家瑞被杀死了,他最好的朋友、诗人万寿祺被俘并被投进了监狱。还有许多乡绅忠君之士想方设法死里逃生,躲避敌人搜捕,比如陈子龙,就在李成栋部队进攻时逃了出去。陈子龙自己回忆道:三日,城陷。予于西郊遇兵,几不免。携家走昆山。四日与夏考功别。自此,遂永诀矣。大母以病留昆山,予走金泽,未几,走陶庄。其他乡绅复明分子想方设法逃到南方,在福建唐王朝廷中继续进行他们的斗争。然而,夏允彝感到,他的末日已经来临。今往辅新主,图再举,策固善。然举事一不当,而遁以求生,何以示万世哉!不如死也。在黄道周带着鲁王邀请他参加福州复明政府的信件来到这里的前三天,夏允彝投河自尽了。在松江复明义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江南地区仍然有一些分散的抵抗力量。江阴城仍然处于重围之中,参将侯承祖和他的儿子仍然在金山领导着英勇的斗争,一部分忠君复明的水军在崇明岛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社会上下层之间反对满人剃发令的民族反抗的联盟已经瓦解,江南的绅士们在社会关系上与下层百姓过于隔绝,因而他们不能单独坚持更长的时间。不久,江阴陷落了,于是就给李成栋腾出了足够的兵力集中进攻金山。荆本彻的复明水军在六合取得了对清军的一次重大胜利,但这时他的部下因为战利品问题与海盗同盟者发生了争执,其后不久他们就驶向远离海岸的定海,远远地离开了长江口。因此,在1645年12月17日,多铎在他的定期军情报告中可以对多尔衮说:擒福王朱由嵩,前后战败水陆马步敌兵,凡一百五十余阵。江南、浙江等处悉平。招抚文武官二百四十四员,马步兵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名。除了更南的地方以外,活跃的复明分子的抵抗运动看来是完全平息了。

                        遁世隐居

                        在1645年的抵抗运动中,一大批参加了战斗的士大夫复明分子被杀害了。对于其他死里逃生或身陷囹圄的人们,旧日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既是为了逃避清朝当局的迫害,也是为了表明对异族统治的消极抵制,避世之举在当时成了一种普遍行为。诗人阎尔梅写道:事已至此,更复何言。唯当披发入山,修省悔过而已。异日,以忧勤德业之劳,为发愤补愆之举。就像阎尔梅主张的一样,这种逃避经常采用了皈依佛教的形式。不必奇怪,像广东这样的一些省份,在被征服期间,学者身份的佛教徒成了那些寻求避难和慰藉的旧日复明分子团体的中心人物。江南也有像登尉的三峰和尚、华山的开元和尚这样的佛教徒,复明文人常常过“居士”生活;取一个法名,住在寺庙的附近,而同时又进行道家的玄修,一只脚还留在了文人生活一边。在松江起义中被捕并被投入监狱的万寿祺,就是这样一个人。多亏有人暗中相助,万寿祺在被捕两个月后逃出了监狱,并且离开了苏州地区,回到江北,在淮安找到了一个避难所。第二年,他想方设法回到了他的老家徐州城。他发现家宅和花园大部分已经被毁掉,大量地产也被征服者及其同伙占有了。一些房屋在政权交替之际被攻占了城市的土匪们占据过,很少的几幢矗立着的建筑物变成了统治这座城市的清朝官员的住宅。万寿祺的朋友、诗人阎尔梅在征服战争之后路过徐州,他在一首《至徐州过万年少故宅》的诗中描述了这片被毁坏了的家园。当世谁堪语,斯人复水违。生前家已弃,没后榇何归。荒草埋虚阁,秋风鼓败扉。多情惟燕子,还向旧巢飞。万寿祺想卖掉还没有被别人占夺走的几块贫瘠的田地,但是他这笔家产换来的钱寥寥无几。为了养活妻儿,他最初依靠卖字、篆刻和作画。随后,他买了一个菜园,在那儿种上了药材。居陋巷中,前后多牧啄人,剥啄者少。西邻普应寺,时时曳杖入退院中,与沙弥争余渖也。嗟乎,天下之大,四海之广,所争者不知何许人。圣帝明王、忠臣义士,此时皆不知何往。在1646年初的某个时候,万寿祺决定“抛却浮世遁入空门”,并且起了一些佛教名字,如慧寿,沙门慧寿,还有明志道人。但是他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吃肉喝酒,他同时代的人视之为一个复杂的人物。徐州铜山的一个人写道:吾乡万年少先生,为有明名孝廉。国变后,隐居不仕,儒衣僧帽,卖卜佣书,逍遥吴楚间,与诸畸士遗老吊半壁沧江,续六朝之昔梦。一边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边又戴着僧人的帽子,脸由于胡子而更显尖瘦。万寿祺这种不伦不类的外貌象征着那些在江南的征服中想方设法活了下来的大多数文人的命运。他的儒生装束使人想起了他曾经是明朝的一个监生、并为这个王朝揭竿而起的历史;他的僧人帽子表明了他目前的处境,以及他为自己的忠君行为付出的代价。就在1646年同一年,万寿祺以前的朋友李雯来淮安访问了他。在过去两年里,投敌分子李雯充当了满族摄政王多尔衮的幕僚,在1645年起草了许多针对复明分子的文告。现在,作为对他所做贡献的报答,他请求多尔衮同意让他请假回华亭老家去。途中,他在淮安停车去看望他忠于故主的朋友。因为,尽管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上的分歧,但是这两个文人并没有中断联系,特别是对他们来说清人的征服是大局已定之后。不过,对李雯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堪的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万寿祺的和尚打扮像是对他降清的一种谴责。当他与万寿祺相对而坐时,不禁泪流满脸,大声说自己好比就是投降了匈奴的声名狼藉的李陵。这意味着,他把万寿祺比作了为汉朝守节的苏武。当李雯在淮安离开万寿祺之后不久,又拜访了陈子龙。同样的场面又出现了。陈子龙在松江陷落后,离开了他在昆山病重的祖母,一直颠沛流离。当时博洛的军队正在扫荡浙江东部,如果有人留着长发,或者一副富有的儒生的样子,那就很难躲避逮捕了。陈子龙先是在嘉善的一个禅宗的寺庙中找到了避难的地方,后来他又搬到了附近的旧日学生家里,不久又搬走了。在这个时候,绍兴的鲁王和福州的唐王都任命他担任职务。在1646年4月或5月,他祖母去世后,他想去绍兴,但是他没有能穿过满人在杭州湾的巡逻线。他终于在夏初见到了鲁王,向他报告了钱塘江北面军事形势。随后他又绕道回到了松江,在1647年初李雯来访问他时,他正住在他的朋友钱漱广的叫做“天宁”的乡村庄园中的一个小屋里。尽管陈子龙热情地招待了李雯,而且他们的谈话也非常的亲切,但是这位降清人士——清政府的笔杆子——肯定再次强烈地感到了他这位旧日的学友和朋友,对他的无言的指责。他甚至可能又把自己比做了汉朝的叛徒,因为陈子龙的一个学生,后来把这次见面描述成苏武和李陵有名的相会的重演。在这次访问后不久,李雯变得极为压抑,害了重病,卧床不起。尽管江南抵抗运动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它的最初殉道者的遭际已经展示了它的悲剧的一面。
                          这一奏章在1645年12月。《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尽管一些清朝官吏认为,继续像明朝那样把南京作为首都是个好办法,但是陈名夏强烈反对这样做。多尔衮同意陈名夏的看法,只把南京作为一个省会。尽管后来更名江宁,但是这座城市还是以其旧称“南京”而闻名。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1页。直辖区南直隶正式划入了江南省。1647年江南、江西和河南只有一个总督,总督府设于南京。1649年以后河南从中分离出来,南京改称为“驻防”。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38—24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57—258页。1645年8月末,多铎把374名前明官僚和将领编进了八旗。斯特鲁弗:《南明》,第34页。?当然,并非总是如此。比如高进库在投降多铎以后表明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将领。他是陕西人,在进攻赣州中指挥了一支3000人的部队。后又在洪承畴指挥下,在广东讨伐李成栋,被提升为将军,1652年他负责高州和雷州的军务。《贰臣传》第七卷,第3—4页。?材料记于1646年10月8日。《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70页。?对多铎单独控制江南的能力的怀疑,见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材料记于1645年12月。?当然,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清政府对此曾略作考虑,但没有实行:即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被剥夺的贫民一边,而不是向地方豪强提供支持。为此,朝廷上讨论过对没收土地进行再分配,从而实行“均田”的可能性。这个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这在北方或许可行,但在南方就行不通,因为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太大。据他们的测算,在松江地区,均田只能使自耕农的田产略有增加。刘重日:《明末“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第120页。?满人最初极力宣扬其“代报君父之仇”的使命。这个口号在北方非常有效,但是在南方似乎并不受欢迎,就像一个肆言无忌的生员在南京对多铎所言:“闯贼破我北京,著称为我报仇;贼未尝破南京,若来何为?我昔仇闯,今仇若矣!若谓天下无能复仇者耶?”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4页。这样,清军就不得不为自己寻找新的堂皇借口了。这个任务由多尔衮的幕僚、中原人彭明较完成了,他强调了忠君之士的武装行动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彭明较写道,所有的明军将领都在聚兵残害良民,所以清廷要派“六师”以讨灭之。“六师”一词是指远古时期帝王的一种正义征伐,见《孟子·告子》。?文秉:《甲乙事案》,第184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1页。?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政府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S.K.劳:《东林运动的分裂及其后果》,第3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9页。这可能是为什么在黄宗羲的著作中会有称赞他的传记,尽管主要是讲钱谦益的事佛之事。此外,1655年,顾炎武因谋害家仆而受审讯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确实帮顾炎武摆脱了监禁。?葛万里:《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28页。这种人殉难的情感也曾在法国维希时的投敌者中甚至是帕坦本人身上表现出来过。在最高法庭接受审

                          渔翁之利,所以不可能出兵;杨行密当时正与钱缪争夺江淮,无心插手关中事务。只有平卢节度使王师范见到诏书后,泪流满面地对众将说道:“我们身为朝廷的屏障,岂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陛下陷入如此困境还在这里拥兵自重。”所以他决定出兵凤翔。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王师范算是个儒将,平生以“忠义”二字自诩,有别于一般的武夫,很有智慧谋略,并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行为作为准则。天复三年(903年)正月,朱全忠在全力围困凤翔,而事实上他的汴州后方极为空虚,王师范分遣部将装成前往汴州贡献的使团或做小生意的商贩,藏带兵器潜入朱全忠占据的汴、徐、兖、郓、齐、沂、孟、滑、陕、虢、华等地,约定好在同一天对朱全忠的各地发起攻击。正月四日,行军司马刘鄩先让人装成贩油者潜入兖州城。在得知泰宁节度使葛从周已经离城前往邢州,城内守备空虚的情况下,刘鄩利用夜色带领五百精兵自水洞潜入城中,兖州守军一时措手不及,被迫举城投降。刘鄩占领州府后,首先拜见葛从周的母亲,每天清晨都去问安,对其家人也是恩礼有加,一切供应如常。不过,刘鄩虽然成功占领兖州,但派往各地的将士们却多因为走漏风声而兵败被擒,就在同一天,平卢将张居厚带领二百名精兵推着小车,装扮成商人模样进了华州城。华州总管娄思敬见这伙人各个身强体壮,不像是做生意的人,便上前盘查。张居厚等人一声呐喊,从车中抽出刀枪,将娄思敬等人砍翻在地,成功占领了东城,随即向西城发起进攻。此时崔胤身在华州,得知平卢军来袭后,立即率众进行抵抗。张居厚毕竟人数太少,只好放弃东城撤退。张居厚带着部下逃往商州,结果被汴州军队擒获。当时朱全忠征讨凤翔时,留下节度判官裴迪驻守大梁,王师范为了迷惑汴州军队,派人到大梁表示愿意朱全忠修好。不过裴迪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送信的人神色不对,于是他询问了淄、青地区的情况。结果一问之下,送信的人回答得很不自然,机敏的裴迪立即觉察出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屏退左右,然后用重金收买送信的人,才得知平卢军的行动计划。裴迪听后大惊失色,在来不及禀报朱全忠的情况下,立即命令马步都指挥使朱友宁带领一万人马东巡兖、郓之地。朱友宁到达后,又急召葛从周自邢州回师共同攻打王师范。朱全忠当时身在凤翔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凤翔已经是一座孤城,如果就此放弃进攻,将会前功尽弃,但朱全忠还是分出一部分兵马给朱友宁,让他务必打败王师范。从实力对比角度来看,王师范不如朱全忠,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采取了偷袭的策略,而现在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而且自知不是朱全忠的对手,于是便向李克用求援,他派人将自己起兵讨伐朱全忠之事详细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对王师范的举动大加赞赏,就在李克用正要出兵援救王师范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起驾回京,李克用担心朱全忠腾出手来进攻自己,于是便撤兵回归本镇。凤翔之战结束后,朱全忠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对付王师范。为了一举消灭王师范,朱全忠上奏皇帝李晔请求对李克用加以封赏,并告诉李克用是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在攻打王师范的过程中,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三月十七日,朱全忠在处理完凤翔的善后事宜后回到大梁。此时王师范的弟弟王师鲁正在攻打齐州(今山东历城),朱全忠让朱友宁带领大军援救齐州,就此拉开了全面反击王师范的序幕。王师范眼见朱全忠展开反击,急忙调遣军队增援兖州的刘鄩,但均被朱友宁击退。兖州城被葛从周团团包围,而朱友宁则引兵攻打青州。二十七日,朱全忠自大梁领兵增援朱、葛二将,王师范向淮南的杨行密求援。杨行密派出两支援军,一支进攻宿州,结果被朱全忠的部将康怀贞击退;另一路由大将王茂章率领七千人援救青州。王茂章是淮南猛将,上阵时携带双枪勇猛无敌,他与王师范之弟时任莱州刺史的王师诲合兵攻下了密州(今山东诸城),随即向青州进发。五月,朱友宁在进军青州的途中,在博昌(今山东博兴)受阻,博昌城虽小,但守军极为英勇,朱友宁以数万大军围攻了将近一个月也未能攻下。朱全忠闻讯大怒,派部将刘捍前去督战,朱友宁深知朱全忠的脾气,如果再攻不下来,自己可能性命难保,于是命令士兵将附近百姓全部抓起来。当时十多万民丁在汴州军队的威逼下,搬运木材土石,在博昌城南构筑土山。当土山即将接近城墙时,朱友宁下令将民工全部驱赶上山杀死,一时间冤号哭骂之声传至数十里,汴州军队就是踩着这些人的尸体攻进了博昌城。朱友宁进城后,下令大肆杀戮,城内无一人幸免。在攻下博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直逼青州城下,然后又派部将进攻登州和莱州。就这样在汴州军队的强力攻势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登州和莱州相继失陷,两州败逃的士兵相继逃往青州。王师范将这些人组织起来,在石楼设置两寨,想要以此抵挡朱友宁的进攻。不过,就在两寨刚刚竣工之时,六月七日,朱友宁利用夜色偷袭登州寨。王师范催促王茂章出兵迎战,而王茂章却按兵不动。朱友宁攻陷登州寨后,又立即进攻莱州寨,此时天色已经放亮,王茂章估计朱友宁人马已经疲惫,于是与王师范合兵出战,大败朱友宁。朱友宁自高岗上驰下迎敌,不料马失前蹄,最终被斩杀于乱军之中,失去主将的汴州军队立即大乱,王师范与王茂章乘胜追击,一直追到米河附近方才收兵。朱全忠得知朱友宁战败身死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亲自带领二十万大军昼夜兼程奔赴青州。七月十四日,朱全忠到达临胊,命令人马急速向青州城发起进攻。王师范携战胜朱友宁的余威出战,结果大败逃回城内,而王茂章却故意闭营不战,在知道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率兵连夜逃走,只留下王师范独守青州。八月一日,朱全忠见平卢军实力尚强,于是留下曹州刺史杨师厚继续围攻青州,自己则领兵返回大梁。朱全忠走后,杨师厚驻扎在临胊,与王师范继续对决。不过王师范依旧不敢出战,杨师厚为了尽快攻下青州,诈称自己要前往密州,将辎重留在了临胊。王师范得知杨师厚前往密州的消息后,倾城出兵进攻临胊。杨师厚伏兵奋击,大败平卢军,杀伤万余人,擒获王师范的弟弟王师克。次日有五千名莱州兵前来救援,又被王师厚拦杀殆尽,王师厚乘胜在青州城下安营扎寨。八月二十一日,王师范看到对抗不过汴州军队,于是派副使李嗣业及其弟王师悦向杨师厚请降,并请以其弟王师鲁为人质。朱全忠本想杀掉王师范,但他听说李茂贞和杨崇本要联手将皇帝李晔接出京城长安,于是便急于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才接受了王师范的投降。王师范投降后,刘鄩依旧占据兖州。当时葛从周为了解救妻儿老小攻城甚急,刘鄩让士卒用板轿抬着葛从周的母亲登城,让葛母劝葛从周解除对兖州的包围。葛从周见家属无恙,于是暂时撤退二十里,兖州城的形势稍稍得到缓解。不过,由于长期被围,兖州城里粮食奇缺,刘鄩让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城内只留下少壮男丁御敌,他治军有方,虽然城内形势极其危急,但百姓们却能安然度日。葛从周见兖州城不易攻取,于是派人劝降刘鄩,不过刘鄩的答复很干脆,他是奉王师范的命令驻守兖州,如果今日见其失势就出城投降,实在是有违做人的道理。后来王师范投降后,声明刘鄩的所作所为全是他的意思,请求朱全忠赦免其罪,并派人命令刘鄩投降,刘鄩得到命令后方才举城投降。刘鄩是个颇具大将风度的人,葛从周很感激他能善待自己的家人,于是替他准备好衣装,准备送他去大梁。不过刘鄩却执意穿囚服前往大梁,而且到了大梁后,刘鄩要求身穿罪服入见。朱全忠十分看重刘鄩,下令免除其罪,并任命他为都押将,后来不断升迁,直至做了汴军名将。相比于刘鄩的待遇,王师范的结局则十分悲惨,朱全忠在解除了西顾之忧后,便让部将李振取代了王师范,而王师范则举族迁往大梁。朱全忠开始还能对他以礼相待,不过到了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朱友宁之妻要为夫报仇,说丈夫之所以会死于乱军之中,全是因为王师范叛逆的原因,如今王师范还活着,这让她感到万分痛心。朱全忠听后下令诛灭王师范全族,而且宣读诏书的使者先在王家住宅边挖了个大坑,然后才宣读了诏书。王师范听完后全无畏惧之色,带领同族二百余人从容赴死。值得一提的是,王师范是唐末最后一个公开起兵对抗朱全忠的人,此后朱全忠再也没有敌手,他的目标开始瞄向那个高高在上的宝座。剪除羽翼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从凤翔回到了京城长安。事实上对于李晔而言如同脱离了牢笼又入虎口,朱全忠在击败一个又一个对手后,野心越来越大,他已经不甘心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是开始图谋称帝。朱全忠明白要想达到称帝的目的,必须首先设法剪除皇帝李晔身边的羽翼,他觉得性情偏激的崔胤既痛恨宦官又猜忌大臣,可以加以利用,而崔胤也想借助朱全忠的支持独揽朝廷大权,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清洗朝廷。皇帝李晔回京的第二天,朱全忠和崔胤密谋后一同入朝,崔胤按照朱全忠的意思上奏,说建国之初天下太平,宦官并不领兵和参与朝政,天宝年间以后,宦官势力逐渐强大,到了贞元末年,德宗皇帝为了便于随从护卫,将羽林卫分为左、右神策军,并让宦官统领,遂成为定制。自此之后宦官集团参与国家机密,擅夺百官职权,严重者勾结藩镇危害朝廷,朝政混乱的根源就在于此,如果不将其斩草除根,终会受到其害。崔胤在奏疏的最后,请求皇帝李晔罢免由宦官担任的诸司使,其事务全都放还有关省、寺掌管,并下诏召回诸道监军。皇帝李晔一看到奏疏,便知道是朱全忠的主意,很长时间以来他对崔、朱二人可谓是既敬且畏,根本不敢说出不同意见,只得按照崔胤所说的,下诏颁布执行。在李晔刚刚下完诏书的当天,朱全忠等人未经皇帝李晔的同意,便派兵将以宦官第五可范为首的七百多名宦官集中到内侍省杀掉。当时“冤号之声,彻于内外”,这是宦官自天宝年间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后,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可谓是遭到重创。不仅如此,当时出使在外的宦官,朱全忠也下令让地方官杀掉,只留下三十个黄衣小宦官打扫宫廷。皇帝李晔虽然痛恨宦官,但当他听说其遭到朱全忠大规模的屠杀后,顿时感到不寒而栗,却也无可奈何。自此之后只能让宫女出入宫廷宣布诏令,崔胤同时夺得了六军十二卫的领导权。朱全忠清除掉宦官集团后,立即将目标转向朝中的文臣武将,而崔胤则仰仗朱全忠的权势,任凭自己的爱憎赏罚官员,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皇帝李晔到达京城长安时,曾经向诸道发布回归诏书,唯独没发给凤翔的李茂贞。当时宰相陆扆认为这样做不妥,上奏说李茂贞虽然罪大恶极,然而朝廷并未与之断绝关系,现在唯独不发给他诏书,似乎不太公平。崔胤得知陆扆的上疏后,顿时勃然大怒,他要求皇帝李晔将陆扆外贬。而皇帝李晔对崔胤先前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他对韩偓说崔胤虽然有为国尽忠之心,但和韩偓比起来,崔胤的权术实在太多了。当时皇帝李晔十分器重韩偓,想让韩偓担任宰相,而韩偓则推荐说御史大夫赵崇和兵部侍郎王赞堪当此任。于是李晔想要起用这两个人,而崔胤知道消息后,担心新任宰相会妨碍自己大权独揽,可是自己又无法言明,于是便让朱全忠出面阻止。朱全忠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赵崇为人十分轻薄,王赞则无才学,韩偓推荐这样的人担任宰相,实在是有失身份。李晔眼看朱全忠态度坚决,不得不取消任命赵崇、王赞为宰相的决定,但是朱全忠并未善罢甘休,进一步要求惩处韩偓,李晔无奈之下只得将韩偓贬为濮州司马。韩偓离京前,李晔偷偷与他辞别,韩偓流着眼泪告诉李晔,说朱全忠现在越来越嚣张跋扈,自己即使死在贬所也在所不惜,但如果照此下去,朱全忠很可能会做出篡逆之事。韩偓就这样流着眼泪前往濮州而去,事实证明在不远的将来,韩偓的话一一应验。不久后,崔胤又接连将政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苏检和吏部侍郎卢光启处死,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贬为太子宾客,当时朝臣中曾经跟随皇帝李晔前往凤翔的官员,被贬黜者多达三十多人。朱全忠为了控制京城事务,在他东征王师范时,留下步、骑兵万余人驻守长安,任命朱友伦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张廷范为宫苑使;王殷为皇城使;蒋玄晖为充街使,等于将亲信便置于禁卫系统以及京辅地区,进而掌握了京城的所有军队。二月二十七日,朱全忠想要返回大梁,皇帝李晔在延喜楼摆下酒宴为其送行。临分别时皇帝李晔佯装悲伤之态,并让朱全忠在楼前上马离去以示恩宠,百官则在长乐驿为朱全忠送行,崔胤为了显示对其亲近,又加送了三十里,在灞桥之边与朱全忠饯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朱全忠离开长安,崔胤与他的联合也宣告自行解体,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两个人的目标虽然相同,但理想却不同。崔胤虽然嫉贤妒能,想要独揽朝廷大权,但从内心深处始终是忠于唐室的。而朱全忠本身就是黄巢的降将,内心并无对李唐皇室的绝对忠心,而且在打败李茂贞、吞并关中后,开始产生篡夺之志。对于朱全忠产生的变化,崔胤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在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京城长安后,他也曾试图寻找解救办法,无奈他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朱全忠刚刚离开京城长安后,崔胤便秘密觐见皇帝李晔,告诉他朱全忠有虎狼之心,如今在朝臣或贬或杀的情况下,只有占据荆襄地区的赵匡凝兄弟对朝廷始终忠心不二,皇帝李晔应该伺机巡幸荆襄地区,进而摆脱朱全忠的控制。现在左右神策军已经解散,如果继续招募士兵重新组建,恐怕会引起朱全忠的怀疑,应该想个万全之策。于是皇帝李晔将此事全权交由崔胤处理。崔胤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写信给朱全忠,告诉他京城长安与凤翔的李茂贞相距不远,朝廷不能不做防御的准备,想就此招募士卒予以补充,也使朱全忠免除西顾之忧。朱全忠对崔胤的真实目的洞若观火,只是觉得崔胤这样做对自己构不成太大威胁,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在暗中又派麾下数千名士兵伪装成百姓前去应募。而崔胤对此则全然不知,下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确定招募标准,一共招募到六千六百人,每日修缮兵器,训练士卒。如果照此下去,崔胤的计划或许就会成功,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则不仅让崔胤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还搭上了身家性命。天复三年(903年)十月,留守长安的宿卫都指挥使朱友伦在左军和幕客们打马球的时候,不慎落马毙命。朱全忠闻听爱子身亡悲伤不已,怀疑是崔胤暗中加害,于是下令将与朱友伦击球的十几个人全部杀死,派侄子朱友谅接替朱友伦的职位,并密切关注崔胤的动向。而恰在此时崔胤建议皇帝李晔南巡荆襄地区以摆脱朱全忠的控制,被伪装成百姓混进禁军的朱全忠的士兵探听出来,由此朱全忠决定处死崔胤。于是,依靠朱全忠实现大权独揽的宰相崔胤,其末日即将来临。昭宗之死天佑元年(904年)正月,朱全忠秘密上疏皇帝李晔,称崔胤专权乱国,离间君臣关系,请求诛杀崔胤及其同党郑元规、陈班等人。李晔见他和崔胤的计划败露,知道崔胤已经是性命难保,只好采取丢车保帅之法,罢免了崔胤的宰相职务,将其贬为太子宾客,郑元规贬为循州司户,陈班贬为凑州司户。次日又按照朱全忠的意图,下诏历数崔胤等人的罪状,任命裴枢、独孤损接替崔胤掌管的事务。崔胤被罢黜后,朱全忠密令朱友谅乘夜包围其住宅。当时崔宅由新招募的禁军守卫,崔胤闻听有变,下令关门拒战,不料混在禁军中的汴州士兵一声呐喊,调转方向与朱友谅一同攻打守卫崔宅的禁军,战斗整整持续一夜

                          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们扶着绳子前行永远也进不完。注意,中士继续告诫他们,现在他已经放下心来,因为盲人们全都到了大门里边,右边有三个宿舍,左边有三个宿舍,每个宿舍有四十张床,一家人不要走散,防止跌倒,上台阶要数清,请已经上去的人帮帮忙,一切都会顺利,请你们安顿好,放心,放心,食物随后就到。不顺利的事可以想象,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走进了屠宰场,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推挤,这是它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呵气连着呵气,气味混合着气味。一些人在啼哭,另一些因为害怕或恼怒而喊叫着,还有一些则高声咒骂起来,有个人发出一声骇人而无用的威胁,要是有一天我抓住你们,可想而知,他指的是那些士兵,非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不可。先到台阶下的人不可避免地要停下来,用脚探一探台阶的高度和宽度,后边来的人往前涌,前边的两三个人向前倒下去,幸好仅止于此,只是胫部擦破了皮,中士的劝告无异于祝福。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已经走进天井,但是,二百号人要安排好谈何容易,前前后后都是盲人,又没有向导,状况已经相当艰难,再加上这是座古老建筑,布局不太实用,仅靠只懂得他本人职业的中士说几句话无济于事,每边三个宿舍,还得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一些门的过道很窄,像个瓶颈,一些走廊像住在这里的人一样怪异,人们不知道它们从何开始,又到哪里结束,甚至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用处。盲人队伍的先锋部队下意识地分成两路,分别沿两侧的墙壁挪动,寻找进屋的门,假设路上没有家具阻挡,这无疑是个安全的方法。只要手脚麻利,不急不躁,新客人们迟早会安顿下来,但要等左边的先锋部队与住在这边的受传染者之间那场意料之中的战斗分出胜负之后。根据事先约定,还有卫生部的规定,这一侧归受传染者们使用,确实,可以预料,也非常可能,他们所有人最后都要失明,同样确定的是,按照纯粹的逻辑推理,在他们尚未失明时人们就不能肯定地说他们注定要失明。这好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尽管有一个个相反的先例,但他至少相信自己的病总会好,不料突然却看见一群他最害怕的人正号叫着朝他走来。一开始,受传染者们以为是一伙和他们一样的人,只不过人数更多,但这种错觉没有持续多久,来的那些是真的盲人。你们不能进来,这一边是我们的,不是让盲人住,你们属于那边,守卫在宿舍门口的人喊起来。几个盲人试图向后转身找别的门,对他们来说左边和右边都一样,但人群继续涌来,无情地推着他们往前挤。受传染者们对盲人拳打脚踢,守卫着宿舍的门,盲人们也尽其所能还击,他们看不到对手,但知道遭到的打击来自哪里。天井里容不下二百人,他们都无路可走,所以没过多久就把通往围栅的那扇相当宽的门完全堵死了,像是堵上了瓶塞,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里边的人你挤我,我挤你,用脚踢着保护自己,用胳膊肘捅着身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人,有人大声喊叫,盲童们大哭,失明的女人们晕了过去,而更多的人还没有进来,他们被士兵们的吼声吓得魂飞魄散,更加用力往前推,而士兵们又不明白那些白痴为什么还停在那里。就在人们因竭力挣扎着脱离混乱的人群,脱离马上被压扁的危险而造成突然倒流的时刻,最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让我们站在士兵们的位置上来看一看,猛然间发现已经进去的人群一齐往外涌,于是立即想到最坏的可能,盲人们要回来,我们还记得以前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大屠杀。幸好中士再次表现出驾驭危机的能力,亲自用手枪向空中开了一枪,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接着他通过扩音器喊道,镇静,台阶上的人向后退一退,散开,不要推,要互相帮助。这一要求已属多余,里边的争斗还在继续,但天井里的人渐渐少了,许多盲人转到右侧门口,右侧的盲人们把他们领到现在还空着的第三个宿舍或者第二个宿舍空着的床上。此时似乎战斗将以受传染者们获胜而结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体更强壮或者眼睛能看见,而是由于盲人们发现另一侧的入口通行无阻,按中士在军营讲授基本战略战术时的说法,就是脱离接触。然而,受传染者们的胜利没有维持太久,右侧门口有人开始喊叫,说那里没有空余地方了,所有宿舍都已经占满,有些盲人就连推带搡地重新来到天井,正在这时像瓶塞一样塞住主入口的人群散开了,还在外边的许多人涌进里面,这里有屋顶遮挡,保护他们不受士兵们威胁,于是他们想干脆在这里住下来。一拥而入的人流重新燃起左侧门口盲人们的斗志,于是又开始动手,又开始喊叫,仿佛这还不够,几个发狂的盲人摸到并强行推开了天井直接通往内院的门,有人立刻喊起来,这里有死人。可想而知,引起一片惊慌。他们尽量往后退,那里有死人,那里有死人,好像接着轮到他们去死,在一秒钟的时间里,天井又成了愤怒的旋涡,随后人群又突然转变方向,绝望地朝左侧冲去,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受传染者们的防线,他们当中有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受传染者,其余视力还好的人则像疯子似的奔跑,试图逃避最悲惨的命运。白跑一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明了,眼睛突然淹没在可怕的白色潮水之中,这潮水在一道道走廊,在各个宿舍,在整个空间到处泛滥。外边,天井里,围栅旁,无依无靠的盲人们拖着沉重的脚步缓缓地走着,一些人被打,一些人被踩,个个痛苦不堪,他们大多是老人女人和儿童,即使有点防卫能力也微乎其微,这次没有出现更多的死者要掩埋,确实是个奇迹。地上,除了丢了的鞋子,到处都是旅行袋,箱子,篮子,这是每个人最后的财富,现在也永远地失去了,回来拣丢失物品的人会说,谁拿走就归谁吧。一位一只眼戴着黑眼罩的老人从围栅那边走来。他两手空空,不是丢失了行李就是根本没有带。他是头一个绊在死者身上的,但没有喊叫,而是停在死者们旁边,等着恢复平静和安宁。等了一个小时。现在轮到他找住处了。他伸出双臂探路,慢慢地走着,到了右侧第一个宿舍的门口,听见里边有人说话,就问了一声,这里有张床让我住吗。8这么多盲人来到这里似乎至少带来了一个好处。仔细想想,是两个,第一个可以说是心理方面的,确实,随时等待新的房客来做自我介绍和整座房子全都住满,两者之间大不相同,住满之后就能建立和保持稳定持久的邻里关系,不必像以前那样屡屡被新来的人打乱,也不必被迫重新建立沟通渠道。第二个好处则是实际的直接的根本的,即外面的当局,无论是民事当局还是军事当局,他们都会懂得,向两三打人提供食物是一回事,而担负起供养突然增至二百四十人的巨大责任则是另一回事,以前那些人大都能够忍耐,容易对付,并且因为人数不多,偶尔食物没有送到或者送晚了他们也会忍气吞声,但现在这二百多人习惯不同,来历各异,脾气秉性也千差万别。请注意,二百四十人只是一种说法,因为至少有二十个盲人未能找到床位,只得睡在地上。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三十个人吃十个人应得的食物和二百六十人分二百四十人的食物不是一回事。这一差别不易察觉。正是由于意识到责任大大加重,也许害怕发生新的暴乱,这种可能性绝不可忽视,所以当局改变了做法,现在食物按时送到,并且数量准确。显然,自我们不得不目睹的那场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痛心的殴斗之后,安顿如此众多的盲人实属不易,难免引起小规模的冲突,只要想一想以下情况就会明白,不幸的受传染者们原来看得见现在看不见了,夫妇二人各在一处,并且孩子不见了,被撞倒和踩伤的人不断呻吟,他们当中有的被撞或被踩了两三次,有些人一直找不到失去的心爱之物,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对这些可怜人的不幸置若罔闻。不能否认,宣布送来午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让人舒心的喜讯。虽然不可否认,由于缺乏适当的组织和权威来让人们遵守必要的纪律,在这么多张嘴当中分配如此大量的食物曾导致某些不和,但我们也应当承认,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好了,现在,在整座旧精神病院里只能听到二百六十张嘴咀嚼食物的声音。饭后谁去把这一切清理干净呢,这个问题暂时还无法回答,只能等到傍晚扩音器再次广播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守则之后,人们才能知道,新来的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些条款。右侧第二个宿舍的人终于决定掩埋他们的死者,这已是个不小的成就,至少人们能免受死人气味之苦,至于活人的气味,即使是臭味,倒比较容易习惯。至于第一个宿舍,也许由于这里的人来得最早,适应失明状态的过程也最长,因此在他们吃完饭一刻钟后地上已经不见一片废纸,一个忘记收拾的盘子,一个淌着液汁的容器。一切都收起来了,小东西套进大东西中,最脏的放进不太脏的里面,好像这一切都是按照合理的卫生规定做的,在收集废物时非常重视效率,非常重视节约进行这项工作所需的劳力。决定这种社会行为方式的思想不是临时形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情况中,似乎睡在宿舍最里边那张床上的瞎眼女人做的教育工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是眼科医生的妻子,她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她说了一次又一次,宿舍里的其他人甚至把这些既简单又普通的话当成了座右铭,当成了警句,当成了学说,当成了生活规则。很可能正是这种易于谅解所处环境和各种需要的精神状态,使得戴黑眼罩的老人在门口出现时,问了声这里是不是有张床让他住,就受到了友善的欢迎。由于幸运的偶然性,这偶然性显然预示着未来的结果,宿舍里还有一张床,唯一的一张空床,谁知道经过那次所谓入侵之后怎么还空了下来,这张床原来属于曾遭受难以言状的痛苦煎熬的偷车贼,或许正因为如此,上面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光晕,人们都不愿意靠近。这是命运的安排,奥秘中的奥秘,不为人知,而这不是头一桩偶然事件,远非头一桩,只要注意到当时在诊所看眼睛的患者都来到了第一个宿舍就能明白,而第一个失明的人来到的时候人们还以为灾祸到此为止了呢。像往常一样,为了不泄露她没有失明的秘密,医生的妻子凑到丈夫耳边小声说,或许也是你的病人,上了年岁,谢顶,白头发,一只眼睛戴黑眼罩,我记得你说起过他;哪只眼睛;左眼;大概是他。医生走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稍稍提高声音说,我想摸摸刚刚来到我们当中的人,请您朝这个方向走,我去迎接您。两个人在半路相遇,他们本应晃动手指,就像两只蚂蚁用触须相互辨认一样,但这次医生请求摸摸老人的脸,很快摸到了眼罩,不再有疑问,他是最后一个来的,我们在这里凑齐了,戴黑眼罩的患者,医生叫起来;这话什么意思,先生您是谁呢,老人问;我是,我曾是您的眼科医生,记得吗,我们约好了为您摘除白内障的手术日期;您怎么认出我的呢;主要是从声音认出来的,声音是看不见的人的眼睛;对,我也听出是您的声音来了,医生先生,谁想得到呢,现在不用给我做手术了;如果有治这种病的药,我们两人都需要;记得医生先生曾对我说过,手术以后我要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现在我们才知道这话说得多么在理;您什么时候失明的;昨天晚上;他们这么快就把您送来了;外面一片惊慌,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开始杀掉那些已发现的失明者;这里他们已经消灭了十个,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我碰到他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平平淡淡地说;都是另一个宿舍的,我们马上就把我们宿舍的死人掩埋了,还是那个男人的声音,仿佛他到此报告完毕。戴墨镜的姑娘走过来,您还记得我吗,戴着一副墨镜;记得,记得清清楚楚,我虽然有白内障,但还记得你长得挺漂亮;姑娘笑了,说,谢谢您,转身回到自己的地方,到了那边又说了一声,那个小男孩也在这里;我想找妈妈,这是小男孩的声音,好像遥远的徒劳无益的哭声,显得有气无力。我是最先失明的那个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和我妻子都在这里;我是诊所的员工,诊所的女接待员说。医生的妻子说,只差我自我介绍了,然后说了她是谁。这时候,老人像要报答所受的欢迎一样宣布,我有个收音机;收音机,戴墨镜的姑娘拍着手高兴地叫起来,听音乐,太好了;是啊,不过是个小收音机,用电池的,电池总有用完的时候,老人提醒说;不要以为我们会永远留在这里,第一个失明者说;永远,不会的,永远这个时间太长了;能听到新闻了,医生说;也听一点儿音乐,戴墨镜的姑娘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同样的乐曲,但大家肯定都想知道外边怎么样了,最好还是节省着用;我也这样想,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拿出收音机,扭开旋钮,开始寻找电台,但手还不够稳,刚刚调到一个台又很快错过去了,最初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音乐和讲话声,后来手终于听使唤了,能听出是什么乐曲了;听一会儿吧,戴墨镜的姑娘请求说;讲话声渐渐清晰;播的不是新闻,医生的妻子说,后来,仿佛她突然产生一个念头,现在几点钟,她问,但她知道谁也不能回答。指针仍然在动,从小匣子里调出的仍然是杂音,最后终于固定下来,正在播送一首歌曲,一首普普通通的歌曲,但盲人们慢慢聚拢过来,没有人互相推搡,只要感到前边有人就立刻停下来,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朝着歌声传来的方向,有几个人哭了,也许只有盲人才这样哭,眼泪像泉水般流出来。歌曲唱完了,播音员说,请注意,第三响是四点整。一个瞎眼女笑着问,是下午还是凌晨呢。好像那笑容刺痛了她的心,医生的妻子偷偷把手表校准,上好弦。是下午四点,当然对手表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区别,从一点钟走到十二点钟,其余都是人们规定的。这是什么声音,轻轻的,戴墨镜的姑娘问,听起来像;是我,听见收音机里说四点整,就给手表上了弦,过去总是这样,成了习惯,医生的妻子赶紧说。她后来才想起来,无须这样冒险,只要看看今天进来的盲人们的手腕就行,他们当中肯定有某个人的手表还在走。戴黑眼罩的老人就戴着手表,这时她看了看,时间完全准确。医生此时开口要求道,给我们谈谈外边的情况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好吧,不过最好让我坐下,我不能站太长时间。这一次每张床三四个人,相互做伴,盲人们都尽量坐得舒服一些。安静下来以后老人讲了他知道的一切,讲了有眼睛时看到的事情,也讲了从这场时疫开始到他自己失明短短几天里听说的事情。如果流传的消息可信的话,他说,在最初二十四小时里出现的病人有几百例,同样的病症,表现也完全相同,瞬间发病,没有任何可见损伤,视野内一片闪亮的白色,得病前没有任何疼痛感,发病后也没有。第二天,据说新发病者人数有所减少,从几百人降到几十人,因此政府马上宣布,根据最合理的预见,很快就能控制局势。从这里开始,除一些不可避免的零散评论,戴黑眼罩的老人讲的原话将不再被逐字照录,他的口头叙述将被重组改良,以期通过正确和适当的词语使他提供的消息更有价值。出现这一不曾预料到的变化,是由于讲述者使用了控制局势这个绝对不地道的术语,用词不当几乎让他降为陪衬讲述者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个角色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他作为陪衬,我们就无从知道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例如这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而不论描述什么事实,只有用词恰当严谨才显得有声有色。现在言归正传,所以,政府排除了先前广为流传的假设,即史无前例的时疫在全国蔓延,它由一种尚未确定的病毒引发,即时发病,病前没有任何潜伏期的症状。按照科学界最新的看法和行政当局据此做出的最新解释,这是各种情况临时组合共生出的不幸现象,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刘斌:没有。当时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址还都没有这么大范围。如果说,长达5公里的塘山是良渚古国的一面城墙,那么,如此巨大的防护设施所保护的,会是怎样一座城池呢?就在塘山土垣的正南方向,一座长方形的巨型土台揭示了它的中心。经过考古鉴定,这座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高10米的土台,竟然也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在它的周边,则是包括了反山墓葬在内的良渚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就是当年良渚古国的中心。王鲁湘:这个莫角山就是目前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里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高台吧?牟永抗:我们把它表述为超大型的人类营建工程。它的平面呈长方形,而且是正方向。在这个长方形的平台上,又有三个小高台,分别叫大莫角山、叫小莫角山、乌龟山。这三个也是在大高台的基础上再营建的一个工程。我们在60年代晚期曾发现当地人就在乌龟山底下挖沙。山的下面是苕溪,在苕溪里边挖沙是可以的,但是沙怎么跑到山上来?我到那里看了几次,沙里边没有出什么东西,就是一直不清楚沙是怎么来的。到了1987年的12月5号,104国道修建要经过这个地方,我们在高台的角上,发现了一个大灰坑,灰坑里面堆的全部是形状规整、像砖坯一样的红烧土。灰坑有10米见方,中间1.1米高,在红烧土上面还有一个良渚小墓,这说明红烧土和这个坑,都是良渚时期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把这个发现报告了国家文物局。王鲁湘:你们开始把莫角山这个高土台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了。牟永抗:联系起来了。当时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俞伟超先生讲,这个是当时整个地球上营建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如何要保护好。王鲁湘:当时大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遗址的重要性了。1987年的初步发掘,让莫角山成为了考古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1992年,原本位于莫角山上的一个印刷厂要求扩建厂房。这个在常人看来普普通通的消息,却让考古队员们兴奋异常,因为进一步的发掘工作又能开始进行了。牟永抗:1992年上半年,当地的一个印刷厂要扩建,于是要在这里挖一条沟,结果这个沟里边也发现了沙,而且是上面一层沙,下面一层土,土下面再一层沙,一层一层这么摞上去的。第二年、第三年,我们把整个台面揭开,发现整个范围都是这样。在揭开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沙上面有很多小坑,这是夯的。王鲁湘:是小夯窝。牟永抗:这些密集的小沙坑就是人工营造的痕迹,我们于是把它和原来看到的挖沙的情况联系起来了,后来我们又在这块角上的沙里边发现了柱洞。王鲁湘:这就说明上面有建筑。牟永抗:可是这一块,2000平方米的地区,没有柱洞。王鲁湘:那就是一个广场。牟永抗:我们又联系到1987年12月份发现的红烧土堆积,那么至少在这广场的南边,当年还曾经生过10米以上的大火堆。王鲁湘:这里发生过大型的祭祀活动。牟永抗:这里就是祭祀礼仪的中心,因而也成为良渚文化中心址的中心。保留在莫角山的这些地下遗迹,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发展高峰的最为重要的证据。考古学家们推测,这里曾经是良渚先民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当年的地面上,一定矗立着恢宏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因此也有人说,这里是“5000年前的紫禁城”。刘斌:这是莫角山的东北角。王鲁湘:从这个地方看莫角山的大土堆,这么绵延过去还是比较壮观的,四千多年以前由人工堆筑成这样一个东西,它的工程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大土堆当时应当是这个庞大社会共同体的核心地区,它的周围应该散落着很多贵族的住宅、平民的住宅,当然也应该有一些奴隶。这应该是一个稻作文明的地区,周边应该还是以大片的水稻田、沼泽地为主吧。牟永抗:在当时,社会分化是不是这么极端,还不敢讲。不过村民在建房子挖水井的时候,在水井的7米深处,还发现了稻谷的堆积层。稻作文明正是建立这些大型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些谷粒可以储存,又是财富的象征,因此人们能够进行财富的积累。在财富积累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这么一个超大型的营建工程。所以这小小的稻谷,对整个人类文明在那个时期产生质的飞跃,起了关键的作用。王鲁湘:所以这是真正的神物,所谓“嘉禾”啊。古蜀金沙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举世闻名的考古发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人们由此知道了,曾有一支神秘的部族在古蜀土地上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可是,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文明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它似乎没有来源也没有去向,神秘得不可思议。直到20年后,金沙遗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专家们才意识到,它和三星堆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金沙遗址的出现是否能揭开三星堆之谜?而这个21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考古发现,又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的疑问呢?一、金沙的发掘金沙村是位于成都市西郊的平凡小村,唯一有些稀奇的,就是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不时能够在河滩边、在耕种时捡到大小不一的金箔片,而这一传统,连他们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翻开文献,早在五代时这里就一直被称作“金沙”,至今没有改变。然而,2001年2月9日,一个房地产公司准备在这里修建开发项目,就在挖土机开挖下水沟铺设水管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朱章义20:当年他们搞基建的时候埋水管,挖土的时候发现大量的象牙,有人报警后,消息便转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当时的队长是王毅,他马上带人到了现场。王鲁湘:出土的东西主要是什么?朱章义:当时的挖掘作业对出土的东西和遗址有破坏,我们从断面看的话,有八层堆起来的象牙,最下面还有大量的玉器和铜器。金沙遗址博物馆除了最初发现象牙和玉器的金沙村,考古部门在它周边又有了发现。最终探明,整个金沙遗址的总面积有5平方公里,被一条叫做磨底河的小河分成南北两个部分。金沙村是它的祭祀区,在它的西北部,发现了一些房屋、陶窑和墓葬遗址,被判定是生活区和小型墓葬区。位于磨底河北岸的黄忠村遗址,则属于宫殿区。现在,在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祭祀区,建成了遗址保护博物馆,游客可以穿行其中,体会当年考古现场的气氛。王鲁湘:这个像体育馆一样的建筑,就是现在遗址保护的一个建筑吧,大概有多少亩地?朱章义:这个博物馆的占地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约456亩。实际上,金沙遗址的面积比这要大得多,差不多在五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金沙这个名字肯定是有来历的吧。朱章义:可能因为当初金沙村是祭祀区嘛,河流在不断地改道过程中,把祭祀区里边的小金片给冲出来了,这地方便以此命名。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因为唐到五代时期的墓葬当中便记载了当时叫做金沙乡,金沙是古名了。王鲁湘:博物馆的磨底河是从金沙村和黄忠村的中间穿过来的,这在中国的博物馆还是很少见的。朱章义:如果站在高的地方看,这条河还有点像条龙,风景非常好。数量众多的象牙考古人员在现场首先看到的便是成堆的象牙,他们立刻联想到:1986年,在距离成都仅38公里的三星堆遗址,也出土过80根象牙。于是,两处遗址从此刻开始,便产生了联系。然而,考古人员很快又发现了两者的不同:金沙遗址中,象牙的大小和质量虽然整体不及三星堆,但在数量上,则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据估算,整个金沙遗址中出土的象牙有1000余根。这样奢侈地使用象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图2,)金沙遗址象牙王鲁湘:遗址出了那么多象牙,这对于金沙人有怎样的意义呢?朱章义:我们在遗址发现的玉璋上有这样的图案:一个人跪在地上,肩上扛一根象牙,象牙尖朝前。这件文物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了我们金沙、三星堆出土那么多的象牙是做什么用的。象牙在金沙和三星堆古蜀文化当中,主要还是用作祭祀品。具体地讲,它是怎么使用的呢?其中之一就是人把象牙扛在肩上。王鲁湘:尖朝下,跪在地上。朱章义:这可能是当时祭祀的一种姿势吧,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姿势。如果我们还能不断地发现其他图案,就能够把当时祭祀的姿势搞得比较清楚,并加以复原。王鲁湘:那么这个古文明就复活了。奇特的乌木同时,根据地层出土的器物,考古学家们判定,金沙遗址属于商代晚期到春秋时期,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那么,3000年以前的金沙是什么样子呢?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金沙遗址中还出土了很多乌木。它的一面是条形树皮纹理、而另一面却像珊瑚一样坑坑洼洼,这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金沙遗址乌木王鲁湘:乌木的造型很奇特,像礁石一样,上面有一个一个的洞,很有质感。它是怎么形成的呢?朱章义:这个实际上是乌木的一个特点。发洪水的时候,树从上游冲下来,埋在河床里边。因为成都平原有大量的卵石,树木向下的那一面便受到了一些挤压,所以就形成了像礁石一样的一个个孔,而另一面保存的较好。王鲁湘:连树皮都还有呢。朱章义:因为没有卵石对它进行挤压,可能是沙子一类的东西把它盖在上面了。王鲁湘: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树的话都是两面,一面带有很多很多的圆坑,像月亮的表面一样,一面比较平,造型很好。朱章义: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这是大自然的一种杰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了。长久以来,考古界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正当中原人过着富足和文明生活的时候,成都平原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但是象牙、乌木的出土,让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3000年前古蜀人的生活状况。当时这里的自然环境应该是这样一番景象:气候温热、丛林茂密、大象成群。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大量的玉器、石器和金器也伴随象牙一起出现了,考古工作者们吃惊地发现,整个遗址区里竟没有一件生活用具。更令人不解的是:所有这些东西还不是同时掩埋的,而是分层分批,精心摆放在这里的。经过分析,考古工作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里是一个大型的祭祀场所。朱章义:它实际上是专用的一个祭祀场所,它的旁边是一个河滩地,里边还有大量的乌木。当时可能是在河岸上进行祭祀,祭完之后就把祭品埋在河滩地里。它的祭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下层属于比较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祭祀品以象牙、石器为主,金器、玉器比较少见。到了中间层,祭品就比较丰富了,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都有。到了上层,大约相当于西周末、春秋初的时候,祭品又发生变化了,象牙、玉器、金器虽然还在用,但是非常少了,而主要以野猪的牙和鹿角为主。王鲁湘:生态环境越来越不好了。朱章义: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力逐渐衰落了,想用象牙没有了,想用的玉器没那么多了。最后人们就用在河滩边上捡到的漂亮卵石代替玉器,来祭祀祖先、神灵。王鲁湘:国力越来越衰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弱了,周边地区的贡品自然越来越少了。朱章义:但是祭祀活动还是必须做下去,因为只有这样,祖先才会保佑后代平安。所以他们只能用野猪牙、美石来代替了,不过,他们对祖先、神灵的崇拜还是一样的。王鲁湘:这个分析很有道理。从这样一层一层各不相同的祭祀品,可以看出当时整个古金沙蜀国在500年中的国力变化,甚至间接地反映了整个周边生态环境的变化。朱章义:如果我们做得更仔细的话,那么古代蜀国都城的变化、政治集权的变化,都有可能被发现。比如通过对出土象牙的研究,可以发现这里出土的二十多根象牙中最长的一根有1.85米,是亚洲象。王鲁湘:现在亚洲象不可能有这么长的牙齿了。朱章义:你不要说1.85米,就1.6米的象牙也很少见了。但金沙出土的象牙长度一般都在1.6米左右。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态环境是多么良好:四周都是树木,鱼在游,鸟在飞,河床边上的那些大树后来就成了乌木。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在三千年以前是一片原始森林。朱章义:我觉得倒不一定是原始森林,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作为人类居住的一个都城。应该说,这个地方的人类聚落四周是大片的森林,当然,在聚落内的话,肯定也有大量的树木,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城市这样,全都是房子。黄金面具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3000年前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野象成群,河水常常泛滥淹没农田和家园。人们白天务农耕种,制作陶器,用多余的粮食酿制美酒。每逢重大事件,统治者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肩扛象牙跪立在祭坛前,祈求风调雨顺,人民康乐。而后把精心准备的祭品摆放在河滩里,用泥土掩埋。然而,这还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随着对更多出土文物的研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金沙遗址黄金面具王毅21:非常荣幸,我是那个金面具出土的见证者之一。王鲁湘:当时好像几个主要负责的人都在现场。王毅:是,我们当时猜到最多会有一些金器、玉器出土,但没想到还是大吃一惊:这居然是东亚地区那个时期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器。出土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块小金箔嘛,而且沾满泥土,这在金沙遗址出土过很多。但随着它不断地展开,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两个小孔,在两个小孔之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最后展开一看,果然是好大的一个金面具,这可真是重大发现。王鲁湘:当时应该非常兴奋吧。王毅:当时确实是激动不已,但是还要表现出一种镇定自如的感觉,因为考古学家不可以有一种挖宝的心理。这个金面具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可以使用的,只有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巫师才能够使用。它是最高级别的,这样一来,金沙又发现了一件跟蜀王的祭祀活动有关的东西。经过专家修复,变了型的金面具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庄严神圣的表情让人们不禁联想到遥远的西方,古埃及文明那著名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是什么人,在3000年前的金沙使用了它呢?神奇的金面是不是蜀王本身的“画像”呢?王鲁湘:这个金面具的形象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很相似,除了嘴稍微短一点。朱章义:没三星堆的那么夸张。它大约有四十多克重,厚度则从0.02厘米到0.04厘米不等。王鲁湘:这个大小好像正好能扣到一个真人的脸上。说不定当时它就是被扣在一个祭师或者首领的脸上,用在某种特殊的场合。朱章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它罩在其他上面的可能性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它背面有很多卷过来的痕迹,如果戴在人脸上的话,就会把脸刮破了。也许它就扣在一个圆雕的东西上,有凹槽把它嵌在里头,三星堆有些金箔就是直接嵌在青铜面具上。黄金冠带金沙遗址黄金冠带这是金沙出土的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有四组相同的图案,每组图案由一个人头像、一只箭、一只鸟和一条鱼组成。整个图案表现的是人用箭射鱼,箭经过鸟的侧面,射中鱼头的场景。这个图案对有考古经验的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类似的金器在三星堆也有出土。它同三星堆一个金杖上的纹饰竟

                          这样做是出于对大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反而对我更加亲密友善,我想通过此事陛下应该看出建宁王的为人了吧!”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李亨始终注视着他,从最初的不解到逐渐羞愧难当。最终,在李泌说完后,李亨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显然通过李泌所说的话,他意识到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的错误,或许他明白这个错误永远也无法弥补,所以他哭着对李泌说道:“先生所说的话都非常正确,我现在已经后悔不已,但是既往不咎,我不想再听这件让朕悔恨不已、负疚终生的事了,好吗?”说到最后,李亨的陈述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哀求。但李泌似乎并不想结束这个话题,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里,李倓已经被错杀,所以他今天必须利用自己在这里的最后这点时间,去尽量保护已经成为太子的李俶。“臣今天之所以说出这件事,并不是想咎陛下的过错,而是希望陛下能引以为戒,谨慎处理好将来的政事,以免悲剧重演。陛下应该时刻牢记天后(武则天)在时,对太子李弘和次子李贤的所作所为,尤其李贤还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在臣看来,现在陛下已经一摘瓜了,希望未来不要再摘了。”李泌说这番话的时候,虽然语气不如先前重,但话语的分量却很重。“朕怎么可能那样做呢?朕会将那首《黄台瓜辞》写在条幅之上,作为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先生说这样可以吗?”“陛下只要时刻铭记在心就可以了,不必形之于外!”李泌最终说道。……通过君臣二人这夜的对话可以看出,李泌除了表达自己离开朝廷的决心之外,还利用这最后的机会,让李亨明白杀掉建宁王李倓是个严重错误,最重要的是为太子李俶加了一道保险阀。他十分明白建宁王李倓已经冤死,李俶虽然暂时没有受到威胁,但张良悌和宦官李辅国依然对他虎视眈眈。李泌坚信通过自己今夜引用李弘和李贤的例子,应该能让李亨受到触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李泌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今夜君臣二人的对话,也使他们之间第一次产生了距离感,李泌明白虽然李亨嘴上始终肯定李泌所说的话,但实际上皇帝陛下的威严已经受损,所以李泌必须尽快离开。至德二年(757年),从蜀中传回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看到群臣所上的奏表后甚为欣慰,决定返回长安。当李亨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他终于证明了自己,另一方面也让当时出现的两个朝廷重新合二为一,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泌的功劳。兴奋之余李亨决定召见李泌,当众赞扬了他一番,李亨这种及时肯定李泌的做法,不可否认有挽留李泌的意图,但李泌在对皇帝陛下表示感谢后,再次提出了归隐山林的请求。“两京已经收复,上皇也已归来,我已经报答完陛下的知遇之恩,臣再次恳请陛下准许臣归隐山林。”李泌面无表情地说道。而且这一次是长跪不起!事实上,通过那天夜晚君臣二人的对话,李亨已经明白李泌是挽留不住的。所以这次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李亨上前搀扶起李泌,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先生一路珍重,朝廷的大门永远为先生敞开!”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十八日,李亨亲自到城外送别李泌,当李泌跪别李亨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李亨终于抑制不住,泪水流满了脸庞,那一刻他对李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李泌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对李泌并非言听计从,在我看来这也是李泌离别时,李亨心中萌生无尽遗憾的根本原因。或许人只有在失去时,才能真正懂得珍惜曾经的拥有!现在,李亨只有寄希望于李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能够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会倍加珍惜这位才学之士。然而遗憾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李亨去世时,君臣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李俶即位后,再次请李泌出山,李泌才重返朝廷。对于李泌而言,正应了徐志摩的那句诗: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激浊扬清至德二年(75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李泌离开长安五天后,太上皇李隆基告别了滞留十五个月的蜀中,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以及六百名禁军士兵的护卫下启程东归。李亨知道消息后,派心腹宦官李辅国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凤翔迎接。李隆基明白自己虽然是太上皇,但今天能够重新回到长安,全是李亨的功劳,而且李亨现在是皇帝,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越位的。为了避嫌,在到达凤翔之前,他让禁军士兵全部卸去甲胄。十二月三日,李隆基等人抵达咸阳的望贤宫。李亨早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在李隆基出现的那一瞬间,李亨快步上前伏身跪拜于地,直到这一刻,李亨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如释重负。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儿子,李隆基不禁老泪纵横,虽然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和李亨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中,但今天自己能够回来,还是仰仗李亨的功劳,而且现在看起来李亨似乎并未把先前的事情放在心上,这让李隆基很是释然,于是他搀起李亨情真意切地说道:“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养余齿,汝之孝也!”很长时间以来,李亨虽然坐上了皇位,但坦白地讲他心里并不踏实,一方面源于叛乱依然未平,另一方面也源于他这个皇帝是趁乱上位的,现在李隆基的这句话一出口,才真正地让李亨长抒一口气,直到此时他才认为自己的皇位刚刚合法化。李隆基一边说着一边将身上的黄袍脱下,亲自为李亨穿上,李亨推辞不过只好穿上,当时被拦在仪仗之外围观的百姓们见到此情此景不禁喜出望外,高呼万岁。李亨见到百姓们群情激昂遂下令开放仪仗,让千余名百姓参拜太上皇李隆基。对于李隆基而言,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被这种热烈气氛所包围的感觉了,今天应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既是他逃亡岁月的终结,同时也是他安享晚年的起始。第二天,李隆基和李亨一起启程返回长安,刚进入长安城,便看到从长安城西北的开远门到大明宫的丹凤门那旗帜如林、夹道欢迎的卫队,长安城的百姓全体出动,载歌载舞,欢呼万岁,争相目睹大唐两位最高统治者的威严。李隆基和李亨在人群的欢呼声中进入了大明宫,登上了含元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君臣在此种氛围下相见,无不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朝拜仪式结束后,李隆基和李亨便前往在长乐殿临时设置的太庙,向列祖列宗谒拜请罪,继而李隆基便离开了大明宫,搬到了兴庆宫居住,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大明宫。李隆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明宫自建立伊始,就是皇帝与百官商议朝政的地方,那里是权力的象征。现在李隆基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参与政事,所以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以免给别人造成国有二主的错觉。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将传国宝玺正式传给了李亨,一个月后又授玉册给李亨,并为李亨上尊号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才真正完成了第七代皇帝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交接,同时也代表李亨历经二十年之久的磨难与坎坷之后,终于圆了名副其实、不再有任何瑕疵的皇帝梦。虽然先前经历过磨难,经历过太上皇李隆基的猜忌和打压,但李亨依然采取隐忍的方式来应对,并寻找有利时机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策划了马嵬驿兵变。即使在登上皇帝宝座后,也没有野心膨胀,而是想着如何去证明自己才是这个帝国最正确的接班人,并最终给外界“忠厚仁孝”的印象,化解了与太上皇李隆基的矛盾,事实上这对于身处高位的李亨来讲并不容易。因为人到了一定地位后,依然能够保持心如止水的状态着实不易,但李亨做到了,虽然太上皇李隆基给予他应有的名分晚了一些,但晚来的名分也是名分。终于结束了流亡生活,重新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恍如隔世,当然他们明白能够重新回来,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的人已经喋血疆场,有的人依然在奋力拼杀,他们用赤胆忠心与热血之躯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永垂青史的壮丽诗篇。所以在李隆基和李亨完成最高权力交接之后,为了继续激励前方平叛将士奋勇杀敌,以及告慰先前那些为国家英勇现身的英灵,李隆基和李亨父子二人决定对平叛有功之臣大行封赏。十二月十五日,李亨登上丹凤楼,先是宣布大赦天下,然后对在平叛和收复两京的战争中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战功卓著的将帅厚加封赏:天下兵马大元帅广平王李俶进封为楚王,实封二千户。青银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兼武部(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子仪加封司徒、进封代国公,实封二千户。银青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河东节度副大使李光弼升任司空兼兵部尚书,进封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太子太师、豳国公韦见素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内侍监、齐国公高力士实封三百户。开府仪同三司、右龙武大将军、颖川郡公陈玄礼进封蔡国公,实封三百户。其他将领如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善战、平叛有功的将领全都得到了封赏。当然李隆基和李亨父子没有忘记在平叛过程中那些曾经浴血奋战、已经为国捐躯的人,例如颜杲卿、许远、张巡、袁履谦、李澄等人,对于这些人当时朝廷除了追赠他们适合的官职,还对其遗孤和家属进行了优恤。对忠于李唐王朝的臣子,李亨毫不犹豫地进行奖赏,同样对那些自安史之乱以来,在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贪生怕死、叛变投敌、同流合污之徒,李亨在收复两京后,也对其展开了清算运动。不过与奖赏那些有功之士能够形成统一意见相比,对于如何清算或者说清算到什么程度,朝廷内部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大夫崔器和兵部侍郎吕諲认为,按照国家法律,凡是投敌叛国者,应该一律处死。而礼部尚书李峤则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不加区分地一并处以死罪。因为当时唐军虽然已经收复两京,但叛乱并未平定,安庆绪和史思明在河北依然具有很强的实力,如果能够区别对待,无疑会为那些误入歧途但有意回归的人打开一条自新之路。针对这个问题,两种意见各有支持者,争论了数日之后,李亨还是采纳了礼部尚书李峤的意见。李亨之所以是这种态度,一是出于对平叛大局的考虑,二是因为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处理。张均、张垍是开元时期宰相张说之子,李隆基从长安城逃出来时,本以为兄弟二人会跟着自己一同前往蜀中,但直到出城很长时间后,也没看到兄弟二人,当时房琯告诉李隆基说兄弟二人前往城南取马,看两个人的表情,不像要出城的样子,后来李隆基到达蜀中后才听说张氏兄弟二人已经投降了叛军,接受了安禄山任命的伪官。李亨之所以想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是因为他始终记得当年张说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前边我们曾经说过,李亨当年还在娘胎的时候,由于太平公主专权,李亨险些被扼杀在母腹中,最终还是张说的几句话,才让李隆基下定决心留住这个孩子。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李亨对于张均、张垍兄弟始终存有感激之情。即使是在兄弟二人投靠叛军的情况下,李亨也没有产生怨恨之心。对于如何处置先前投靠叛军的这些人,李亨本心是想分出三六九等的,这样他才能解救张均、张垍兄弟。现在李峤提出的建议正中李亨下怀,所以在如走过场般的争论几日之后,李亨决定采纳李峤的建议。为此,李亨首先下旨将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人赐死,但却免除了张均、张垍兄弟的死刑,谁都明白李亨内心是个什么想法,所以对于皇帝陛下的做法,群臣没有反对意见。但就在他刚刚要下旨宣布时,太上皇李隆基亲自找到他,说张垍可以免除死刑,但张均绝对不能赦免。李隆基给出的理由是:张均投靠叛军后,曾经带着叛军大肆捕杀李唐皇室成员,其中更有李隆基的妹妹霍国长公主,以及李亨的诸多亲属。李隆基在向李亨陈说理由时,说得慷概激昂,声泪俱下,这让李亨十分为难,最终他同意了太上皇李隆基的建议,将张垍流放岭南,张均赐死。在如何处理张氏兄弟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李隆基和李亨之间的分歧。事实上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率众北上灵武之际,父子之间的矛盾就已经不可能再调和,这一点从李隆基下达“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就可以看出。而很长时间以来双方依然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是因为彼此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的诉求,李隆基需要李亨去平叛,李亨需要在平叛过程中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认可,而李隆基的认可则代表整个朝廷对自己的认可,李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全是因为李隆基在蜀中坐镇的缘故。所以这次处理张氏兄弟的问题,事实上是太上皇李隆基有意在李亨面前证明自己依然有威信的表现,这恰恰印证了一句话:外敌退却之时,也就是内斗的开始。不过好在安史叛军并没有让刚刚回到长安的李隆基和李亨内斗起来,就在李亨按部就班的实施奖惩时,他们忽然卷土重来,致使帝国山河再次陷入战乱之中。第五章烽烟再起卷土重来唐军重新夺回洛阳后,安庆绪率领残部退守邺郡(今河南安阳),同时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当时追随安庆绪逃到邺郡的骑兵不过三百人,步兵不过一千人。其后不久,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各率本部兵马从四面八方赶赴邺郡和安庆绪会合。安庆绪虽然丢掉了洛阳,但撤退到邺郡后,由于河北地区的唐军力量相对薄弱,所以安庆绪向东急速扩充自己的势力,不断拉壮丁扩充人马,人数曾经达到六万人,控制着除邺郡之外的平原、清河、博平等六十多座城池,军队的声势一时复振。但或许因为丢掉洛阳,让安庆绪内心产生了极度的失落之情,在短暂的恢复势力后,安庆绪犹如急速坠落的流星,开始倦怠政事,热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供自己享乐,自此开始,安庆绪深居宫中很少过问政事。安庆绪的这种做法,让当时叛军中不少野心家找到了实现野心的机会,例如大臣高尚和张通儒当时就十分专权,而大将蔡希德因为性格刚正、直言不讳,不满高尚和张通儒的专权,所以被高、张两个人联手向安庆绪进谗言置于死地,其部众数千人全部离军而逃。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安史之乱的“安”时代已经渐渐没落,取而代之是“史”的时代开始到来。在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镇守安禄山的老巢范阳。安庆绪兵败洛阳后,其大将李归仁率领曳落河、同罗、六州胡等精兵数万人准备逃回范阳,史思明闻讯后,立即布置重兵进行防备,生怕李归仁抢了范阳这块地盘,并采取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策略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六州胡部落精兵,只有同罗拒不纳降,史思明大怒之下发兵攻打同罗,同罗抵挡不住逃回了本国,自此史思明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其实力完全超过了安庆绪。面对史思明势力的急剧膨胀,安庆绪产生了极度的恐慌之感,在他看来,此时安史叛军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而是形成了他和史思明两大阵营对抗的局面,而且史思明目前的实力已经超过了自己。为了剪除史思明这个伏在自己身边的老虎,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遣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以征调史思明的部队为名前往范阳,伺机偷袭史思明,以根除心腹大患。不过老奸巨猾的史思明早已经看透安庆绪的真实意图,于是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趁机连哄带骗地解除了其部众的武装,然后在欢迎宴会上将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逮捕投进了大狱之中。史思明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已经和安庆绪正式决裂,仔细分析当时的形势,客观地讲对史思明并不有利。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安庆绪的威胁,更要面对来自唐军的压力,虽然从地理角度而言,安庆绪比史思明更容易遭到两面夹击,但以一敌二终究是不利的。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就为史思明分析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认为史思明之所以起兵叛唐,无非是看到了当时安禄山有成功的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安禄山已死,安庆绪也丢

                          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腹心地区。四,除以上三方面外,派游击队潜入敌后,进行扰乱、破坏。看起来,如果按熊廷弼这套进行,那么努尔哈赤肯定就完了,但事实上,如此配置需要二十万有战斗力的部队,本书第四章中,熊廷弼在奏折中都说了辽东军队的实情,这种军队岂能完成熊廷弼的战略规划?因此,实际上熊廷弼的战略部署成了一纸空文。拿下辽阳、沈阳后,努尔哈赤开始对辽西发难了,广宁成了他的首选。广宁巡抚是王化贞,他面对努尔哈赤,打算主动进攻,他说只要有六万精兵就能荡平努尔哈赤。但辽东经略熊廷弼却不同意,熊廷弼主张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等后金军疲惫时再反击。于是两人争了起来,熊廷弼虽然是经略,节制辽东,但是他驻扎在山海关,实际上只能指挥山海关的明军,而王化贞却能指挥得动整个辽东的明军,此外,内阁首辅叶向高、兵部尚书张鹤鸣、魏忠贤等都是王化贞的坚强后盾,所以熊廷弼根本无法让仅仅在官位上是自己下级的王化贞听招呼,于是只能按照王化贞的方案来。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军五万进攻广宁。面对努尔哈赤的兵锋,王化贞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三岔河。沿河呈一字形防线。第二道,镇武堡、西平堡、闾阳驿。呈品字形防线。第三道,广宁城的国字形城池防线。外围两道防线总兵力才三万人,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相比之下,还是熊廷弼的方案可行,广宁城墙坚固,附近有山可以作依托,对于善于野战的后金军来说,是可以挫败其攻势的,可惜熊廷弼没有实权。二十日,努尔哈赤对广宁开战,他迅速突破第一道防线。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进攻西平堡。罗一贯坚决抵抗,李永芳在城下招降,派使臣劝说,罗一贯说:“难道不知罗一贯是义士吗?”随后斩杀来使,并针锋相对,在城上竖起招降旗,让李永芳投降,因而遭到后金更猛烈的进攻。此时熊廷弼派刘渠来援,王化贞派孙得功、祁秉忠增援,三路会师前进。努尔哈赤分兵一半拦截援军。二十二日,刘渠率军与后金军交战。八旗铁骑拈弓搭箭万箭齐发,明军几百人被箭镞射伤,于是明军纷纷举起盾牌,此时孙得功却大喊:“兵败了!为何不逃,难道兄弟们不要性命吗?”打仗的时候,对于处弱势的一方,如果有人喊一嗓子兵败了,后果就会像家禽听见鞭炮声炸了窝一样。孙得功边喊边逃,明军迅速溃散。刘渠的坐骑被绊倒,他栽下来后惨遭杀害。祁秉忠身中两刀、三箭而死,援军三万人全军覆没,孙得功仅以身免,他趁乱逃入广宁城。努尔哈赤在歼灭援军后,集中兵力攻西平堡,后金军用楯车撞城、竖云梯攻城。罗一贯知道,不会再有援军,不会再有希望,对于胜利,他已不再奢求。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于是他下令坚决用火炮和弓箭抵抗,后金的死尸堆得与城墙齐平。激战中,罗一贯的眼睛中箭,此时城内的士兵已放出了最后一支箭,发射了最后一枚火炮。后金军一听没炮声了,纷纷竖起云梯登城,罗一贯对京城行叩拜礼,说:“臣力竭矣!”自刎而死。剩余将士继续抵抗,在城墙上短兵相接,在城里巷战,肉搏厮杀,明军全部战死,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罗一贯以三千人抵御后金五万人的进攻,杀敌七千人(据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为广宁的陷落书写了悲壮的一笔。得知西平堡失守消息后,王化贞连夜督促加强防御,然后就睡觉了。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随从大叫:“快跑!”王化贞跑出卧室,看见城内士兵百姓夺路而逃,于是也跟着跑了。到了城外,却发现一个敌军都没有。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王化贞派孙得功劝降李永芳,而孙得功却被李永芳策反成功。于是就有了前文他喊败了的一幕,他这次逃回广宁后将城门打开,于是有了城内的混乱。随后孙得功派人请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不信广宁来得这么容易。他率军来到城外,让大军进城,他自己则在城外观望,怕中伏兵。此时孙得功带着剃成猪尾巴辫子头型的一帮人,吹喇叭,奏唢呐欢迎努尔哈赤入城,努尔哈赤还是不信。几十年戎马生涯,使得努尔哈赤除了自己之外,不会相信任何人,幼年不幸的他只认可经过殊死搏杀后取得的胜利,胜利来之不易是常态,来得太容易的东西,往往并不应该属于自己,所以努尔哈赤仍旧拒绝进城。就在孙得功等人吹拉弹唱的同时,在广宁居住的女真人也来迎接努尔哈赤,欢庆广宁城“回到人民的怀抱”,可他仍半信半疑。毕竟这些女真人已经在广宁城多年,是否归化明朝都是未知数。最后,努尔哈赤派自己的儿子们入城搜查,得报一切正常,他才放心进城了。努尔哈赤几十年戎马倥偬,到目前未尝一败,与他生性谨慎有很大关系,谨小慎微地周密计划下一步的行动,而真到了危急时刻也敢于放手一搏,押上赌注,正是这种胆大心细的风格使得努尔哈赤每战必胜,而政治与军事的手段往往是不同的,就打仗而言需要的是心思细,而就搞政治而言需要的则是心胸宽,从而能得人心,这一点,都被努尔哈赤拿捏得恰到好处。就在努尔哈赤进入广宁城的同时,仓皇逃窜的王化贞与率军五千来援的熊廷弼在大凌河相遇,熊廷弼说:“你不是说六万大军荡平努尔哈赤吗?现在如何?”王化贞脸红了。广宁已经失守,该怎么办呢?王化贞想趁努尔哈赤立足未稳,夺回广宁,熊廷弼说:“现在讲这个为时太晚,只有护送溃逃民众入关这一种选择。”于是,他把手下五千官兵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尽焚军资,掩护广宁城死里逃生的难民撤退,辽人相随逃入关内者有数十万之多。当时正是隆冬时节,数十万辽西难民,“携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无野火,前虞溃兵之劫掠,后忧塞虏之抢夺,啼哭之声,震动天地”。本来,此时如果熊廷弼安排得当,仍可坚守锦州、宁远等地,步步为营阻击清军。然而熊廷弼不知怎么想的,一路撤回关内。至此,关外只剩宁远一座孤城。朝廷斥巨资在辽西打造的各种战备物资,不是被努尔哈赤抢走,就是被熊廷弼烧了。熊廷弼的做法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广宁之战战败后,明熹宗追究责任,王化贞由于魏忠贤的袒护没被追究,熊廷弼则被斩首。本来能够在辽东力挽狂澜的第一个人物熊廷弼没有死在沙场,连将功折罪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袁崇焕得知熊廷弼遇害后,作诗道: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苦失声。(《哭熊经略》)太息弓藏狗又烹,狐悲兔死最关情。家贫资罄身难赎,贿赂公行杀有名。脱帻愤深檀道济,爰书冤及魏元成。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坛善将兵。(《无题》)至此,抚顺清河之战、萨尔浒之战、开城铁岭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明朝五战五败,明熹宗觉得既然在地面上要想击败努尔哈赤不太容易了,那就往地底下入手吧。他派人到房山金国陵墓群,欲挖断后金龙脉,明军把金国陵墓地面建筑全部砸坏,然后掘开墓道、地宫,把完颜阿骨打的睿陵所依靠的九龙山的主龙龙脉(也就是最突出的一条山脊)的龙头部分砍掉半截,在咽喉部位挖了一个洞,里面填满了鹅卵石。此外明熹宗还下令在金国陵墓群中建了多个关帝庙,想以关羽来压住金国王气,以关羽来镇住阿骨打,在睿陵建牛皋坟一座,牛皋是岳飞部下抗金名将。打仗打不过敌人,刨人家祖坟,也可见明熹宗想象力非常丰富,你这辈子牛是因为你祖上阴德,我把你祖坟刨了,让你的王气无所依托,那你就败了。起码明熹宗是这么想的。得知祖坟被刨的消息后,努尔哈赤雷霆震怒,他率领八旗铁骑兵锋直指关外孤城宁远,只有扫平辽东,才能杀进山海关,最终为父祖报仇,恢复女真先代帝王陵寝。然而在宁远城下,四十三年戎马生涯未尝一败的努尔哈赤的连胜脚步被一个书生终结。关于这场书生的胜利,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一万七千人,也有人说他干掉努尔哈赤五百人,甚至有人对这场战役这个书生是否胜利都有所怀疑。这仅仅是针对这场战役,对于这个书生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议更是从未停止,有人说崇祯因为杀了他而自毁长城,最终导致了明朝灭亡,也有人说,他杀毛文龙就像秦桧杀岳飞一样,最终自毁长城,导致明朝灭亡。一个人身上兼具秦桧与岳飞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他一人,关于他,人们已经争论得太多,现在就让我们来还原他的真面目。第八章袁崇焕的奋斗先看一份个人简历。出生地:广东东莞。学历:进士。生平事迹:上得了百姓平房,下不了自家厨房。写得了作战大纲,查不出四周异常。斗不过朝廷肮脏,打不过东北野狼。百年后清秀面庞,真面目丑陋皮囊。本想要扬帆起航,最终是全都白忙。真历史古籍掩藏,三百年早已沧桑。性格: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找去吧,让后人猜去吧。相貌:当时人说他是矮穷矬,后世人画他是高富帅。座右铭: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死亡方式:被一千五百刀凌迟处死。生卒年:1584—1630年。姓名:袁崇焕。袁崇焕小时候跟那时大多数读书人没什么两样,走科举方为正途,科举考试首先要报名,报名表叫“家状”,上面写籍贯、三代名讳、本人体貌特征(此项包括高矮胖瘦,眼睛大小,鼻梁高低,有无胡须等,因为古代没有照片,所以擅长自述相貌很重要)。填完“家状”后还要上交结保文书,结保文书有两种途径,如果你有当官的朋友,就让他给你写,如果没有的话,就让已经考上举人的三个人给你写,写的内容就是担保你人品上没问题,如果没有人担保你的话,对不住了,你没有报名资格。报完名后就能参加考试了,但能参加考试不代表你就能答卷子,科举考试最缺德的是避讳,唐代大诗人李贺就因为他去世的父亲叫李晋肃,“晋肃”与“进士”谐音,所以他就终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了。等进考场后,考卷发下的那一刻是最紧张的,因为如果考试题目有跟自己的父亲和爷爷的名字的字相同或重音的,那么你就不能答卷了,只能离场,来年再战,当然,无论如何这也比李贺一辈子都不能科举要强。那你会说,重名怕什么,我接着写就是了。别忘了,科举报名时就写了三代名讳,混是混不过去的。明朝时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童试分为三个阶段:知县主持的县考、知府主持的府考和省学政主持的院考,这三道关考下来者方为秀才。乡试逢子、午、卯、酉年在各省城举行,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是各省乡试胜利的举人参加的考试,会试考中者称为进士,会试的第一名称为会元。殿试在会试后举行,是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考中者分为三个等级: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共取人不等。二甲、三甲中的第一人又称传胪。乡试和会试都考八股文,这是明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殿试则真正考策论,考军国大事。八股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且夫”、“尝思”开头,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完全据南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如此极大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正因此,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其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坑。”要想从秀才一直考到状元,几乎比登天还难,科举真称得上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多少读书人的期待啊!详细介绍科举的过程,就是为了让您明白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有多么不容易,袁崇焕十四岁时就通过了县考、府考和院考,成了秀才,二十三岁通过了乡试,考中举人,下一步就该参加会试了。会试考试的地点在贡院,就是现在的北京站北面,有九千多间号舍,这是全国各省参加高考的前九千多名,号房如同蜂房一样密密麻麻,每间号房只能供一个人勉强容身,房顶高六尺,有人则因此说个子高的人一抬头就会被撞晕,从而考不了试了,其实不然。中国历朝历代的度量衡是不同的,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商朝一尺=16.95厘米(一丈=1.695米,大约相当于当时男人的普通身高,因此管男人叫丈夫)。秦朝一尺=23.1厘米。三国两晋一尺=24.2厘米。北魏一尺=30.9厘米。隋朝一尺=29.6厘米。唐朝一尺=30.7厘米。宋元一尺=31.68厘米。明朝一尺=34.1厘米。清朝一尺=35厘米。所以明朝时六尺大约是2.046米,除非姚明那样的考生,不然不会在号房里撞头的。考试分三场,每场三天。贡院的号舍每间里面有上下两块板,下面的板做凳子用,上面的板作书桌用,晚上把上面那个板撤下来,两块板拼到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床,供休息用。考生进去之后,就被关在里面,每一间号舍门口有一个兵看守,防止作弊。每天只有到吃饭的时候才可以出来,伙食当然要自己解决,没有人给你准备,你要提前带好九天的干粮,到饭点可以到房外南墙檐下的锅灶去煮饭,或者到巷尾上厕所。最靠近厕所的号房从来都是臭气熏天。考生进入考场时必须搜身进入,我们根据明朝艾南英《天佣子文集》的记载可以想象袁崇焕在参加会试时的场景。会试三年一次,袁崇焕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会试不中,之后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先后五次参加会试方才胜利。这期间有时在冬天考试,有时在夏天考试,冬天督学在堂里烤着火炉,而秀才们却必须脱光衣服让人全身检查一遍,要好几个时辰才能全部检查完,最后个个冻得够呛。夏天考试时督学在阴凉地喝茶扇扇子,秀才们却挤在太阳底下。秀才们只许带笔墨、干粮、卧具进考场,进考场后更是被臭气与秽气熏蒸,大汗淋漓,考试时不能乱动、说话、歪坐,因为如果有上述任何举动,就会被在卷子上打个记号,文章写得再好也要降级。此外也不敢喝水,除非到饭点才能上厕所,可是胃口与肾从来都不一定是同步的,那时也没有成人纸尿裤,喝水多了就只能汗尿齐流了。总之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多少青年学子就期待着这几天最后冲刺后的大功告成啊!以上这些苦难袁崇焕经历了五次,他也想过放弃,有一次他没考上之后,作《下第》诗云:“遇主人多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出岫云应懒,还枝鸟亦安。故园泉石好,归去把渔竿。”他有一点灰心了,不想考了,想回去持竿钓鱼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屡试不第,最终鲤鱼跳龙门都没成功,都被挡在门外,李白、杜甫因为没有名人举荐而科举失败,因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著名人士的推荐。张继连续六次参加科举失败而作《枫桥夜泊》,那是一个深秋之夜,明月西沉,树影朦胧,寒鸦啼叫,渔火闪烁,寒山寺的钟声沉重而悠远。张继愁思满怀,提笔写下:“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然而在三年后的科举考试中张继一举胜利,此后却再也写不出一首好诗了。黄巢屡试不第,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离开长安时赋诗《咏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随后他就造反了,最终带兵杀进长安,“天街踏尽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住了其中一个被打倒的人的脚踝,医生和另外那个女人抓住了第二个人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现在正往后拉,尽快离开火线。这并非易事,必须把上身直起一点,半跪着往后拖,这是有效地使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唯一的方法。又一声枪响,但这一次没有击中任何人。突如其来的惊恐并没有让他们逃跑,恰恰相反,却给他们增加了一份急需的力量。不一会儿,他们已经脱离危险,尽量贴近宿舍这一边的墙壁,只有斜向开枪才有可能打中他们,但盲人会计是否是射击弹道学专家,哪怕是最基础的射击弹道学,非常值得怀疑。他们曾试图把两个人抬起来,但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多能将他们拖着走,尸体拖出一条半干的,像是滚筒滚出来的血痕,而其余的新鲜血液,还在继续从伤口里渗出。他们是谁呀,在门口等着的人们问;我们看不见,怎能知道是谁呢,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有人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不止有两个负伤的了;或者说两个死者,医生说,至少我已经感觉不到他们的脉搏了。他们像一支撤退的军队一样带着两个人的尸体沿走廊前进,到天井停了下来,看样子要在那里安营扎寨,但其实不然,他们已经耗尽了一切力量。我留在这里,实在走不动了。这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事实,着实令人吃惊,盲人歹徒们当初那样专横跋扈,气势汹汹,动辄发火,以施暴为乐,现在却只顾防守,筑起街垒,龟缩在里面,胡乱开上几枪,仿佛不敢进入战场,面对面眼对眼地展开较量。像生活中的所有事一样,这件事也不难解释,第一个头目被杀死的悲剧发生之后,那个宿舍的纪律性已经涣散,盲人会计的最大错误在于,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权杖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不错,盲人会计现在举着国王的权杖,但应当说,国王虽然死了,虽然埋在本宿舍里,虽然草草埋了三拃深,但人们仍然时时想着他,起码从气味上能感到他的强大存在。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从天井开向外边围栅的门里漾进昏暗的亮光,越来越亮,地上的人们,两个死去的,还活着的其他人,慢慢显出了轮廓形象和面容,众人都笼罩在沉重的无名恐惧之中。这时医生的妻子明白了,如果说过去装成盲人曾有什么意义,现在继续装下去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事情明摆着,这里谁也不能获救,失明症也同样,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一切希望早已消失殆尽的世界。因此她可以告诉人们哪两个人死了,一个是药店伙计,一个是那个说过他们会朝我们任意射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都说得对。你们无须问我怎么会知道他们是谁,答案很简单,我看得见。这里的人当中有几个已经知道,只是没有说而已,另一些人很久以来一直心怀疑惑,现在他们的怀疑得到了证实,令人不解的是剩下的人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但仔细想想,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在别的情况下把此事挑明会引起巨大骚动,情绪会失控,你运气多好呀,是怎样逃过了这场世界劫难的呢,往眼里点的眼药水叫什么名字,告诉我为你看病的医生在什么地方,帮助我走出这座监狱吧。而此时这一切都可有可无了,反正死后人人同样失明。重要的是不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任何防卫手段,床上的铁棍也丢在那里了,拳头毫无用处。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他们把两具尸体拖到外面的平台上,放在月光下,月亮乳白色的光亮照着他们,尸体表面雪白,里面却一团漆黑。我们回各自的宿舍去吧,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我们再考虑能怎样组织起来干。他这样说了,但谁也没有把这些疯话放在心里。他们没有按照各宿舍分成几组,而是各自找到各自的道路陆续回去了,一些人朝左侧走,一些人朝右侧走,医生的妻子至此为止都和那个说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的女人在一起,现在后者却改了主意,这主意与原来的恰恰相反,只是她不想对此加以讨论,誓言并不都能兑现,有时候是由于懦弱,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曾料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一个小时过去了,月亮升高了,饥饿和恐惧驱走了困倦,各个宿舍里谁也睡不着。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战斗刚刚结束,激情尚在,虽然是以惨败告终,也可能是因为有什么无以名状的东西在空中游荡,盲人们一个个都惴惴不安。谁也不敢到走廊里去,而每个宿舍内部活像一个只有雄蜂的蜂房,人们知道,这些嗡嗡叫的昆虫不大遵守什么秩序,也不顾什么条理,从来不曾为生活做过什么,也从来不曾对未来操心,哪怕只是操一点点心,即便如此,在盲人们的问题上,不幸的人们,指责他们不劳而获,吃别人的面包渣,喝别人的水,也显然是不公正的,把两者相比较应当十分小心,不要轻率行事。但是,任何规律都有例外,此处亦然,这是个女人,刚刚回到右侧第二个宿舍,她就开始在自己那堆破烂东西中摸索,最后找到了一个小物件,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唯恐别人看见,积习难改,即使在我们以为习惯早已完全丢失时也是如此。这里本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但我们可以看到强壮的人残酷地从瘦弱的人嘴里抢走面包,现在这个女人想起来手提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经过这场劫难竟然没有丢掉,她焦急地找到它,又爱怜地把它握住,仿佛这是她本人能活下去的条件,她并没有想到屋中某个难友也许还有最后一支香烟,只因为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小火苗就不能吸。但现在就是想借打火机也来不及了。女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出去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她沿着荒凉的走廊,紧贴着第一个宿舍的门走过去,里边谁也没有发现她。她穿过天井,渐渐西沉的月亮在石板地上画上了一个牛奶水塘,现在女人又来到走廊的另一侧,目标是最里边,一直往前走,绝不会走错。另外,她发现一些声音在召唤她,这只是个形象的说法,传到她耳边的是最后一个宿舍里歹徒们的喧闹,他们在大吃大喝,庆祝战斗胜利,故意闹得红红火火,我们不应当忘记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什么就简简单单地吃什么,喝什么,古老的训诫万岁,其他人多想也下嘴咬上一口,不过这办不到,他们和房间里的盘子之间有一道八张床筑成的街垒,还有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女人跪在宿舍门口,直至靠近那些床边,慢慢拉出毯子,然后又站起来,把上一层床上的毯子也拉出来,又把第三层床的毯子拉出来,第四层她够不到了,这没有关系,导火索已经有了,现在只等点火。她还想起应当把打火机的火苗调到最旺,现在她手中已经有一把小小的火匕首,像一把剪刀的刀刃一样摇晃。先从上面的床开始,火舌不知疲倦地舔着织物上的油污,终于点着了,现在点燃中间的床,之后是下面的床,女人闻到自己的头发被熏焦的气味,应当小心,她是在点燃焚尸炉,自己不应当死在里面,她听到了里边歹徒们的喊叫声,这时候她才想到,要是他们有水,把火扑灭了呢,她急了,钻到第一层床下面,用打火机沿着床垫一路点下去,这里点着了,那里点着了,火势突然猛增,成了一个完整的火帘,一股水泼到火上,落到女人身上,但已经无济于事,她自己的身体已成燃料,成了助燃剂。那里面的情况如何,谁也不肯冒险钻进去,但想象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火迅速地从一张床跳到另一张床上,想同时燃着所有的床,它做到了,歹徒们把仅有的一些水胡乱地用光了,但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试图从窗户往外跳,爬到尚未着火的床头上,难以保持平衡,火又忽然蹿上了床头,他们滑下来,跌倒了,火越烧越旺,窗户在烈火烘烤下开始爆裂,新鲜空气呼啸着冲进屋里,更加剧了火势,啊,对了,不要忘记,还有愤怒和恐惧的喊声,痛苦和垂死挣扎的号叫,应当提到这一点,不过声音越来越弱,像最初拿着打火机的那个女人一样,她早就寂无声息了。这时候,其他盲人都在张皇失措地往走廊里逃,那里已经烟雾弥漫,着火了,着火了,他们大声喊着。在那里,人们能亲眼看到,收容所医院和精神病院这些众人聚居之地的设计和布局多么糟糕,请看一看吧,以带尖的铁棍为支架的床本身就能成为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看一看吧,容纳四十个人的宿舍却只有一扇门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况且还有人睡在地板上,如果火首先到达门口,堵住了出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万幸的是,正如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坏事带来好事的情况并不鲜见,而人们很少说好事带来坏事,世界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对一些事的重视超过了另一些,在这个具体情况中,好事正是各宿舍只有一扇门,因此大火在歹徒们那里停留了很久,若不是场面越来越混乱,或许我们无须为另一些人丧生而叹息。显然,这些盲人当中许多人被踩踏,被推搡,被踢打,这是惊慌失措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可以说是动物的本性使然,若不是所有的根都扎到地下,植物也会有同样的动作,看到丛林里的树木纷纷逃离火场,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围栅里边那块地方成了避难所,一些盲人打开走廊里开向那边的窗户。他们从窗口往下跳,绊倒了,摔在地上,有人哭,有人喊,不过眼下他们安全了,但愿大火在烧塌屋顶,把火舌和燃烧的木料抛到空中抛到风中的时候,不要想到点燃树冠。另一侧的盲人们同样害怕,其中一个闻到烟味马上认为火就在旁边,其实不然,走廊里很快挤得水泄不通。如果没有人来管一管,非发生一场悲剧不可,有个人想起医生的妻子那双眼睛看得见,她在哪里呢,人们问,让她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她在哪里呢。我在这里,我刚从宿舍里走出来,都怪斜眼小男孩,谁也不知道他钻到哪里去了,现在找到了,他在这里,我牢牢地攥着他的手,除非你们把我的胳膊拽下来,才能让我放开他,我用另一只手拉住我丈夫,后面跟着戴墨镜的姑娘,然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两个人形影不离,接着是第一个失明者,再接着是他的妻子,所有的人挤在一起像一座松塔,但愿这大火也不能让我们分开。但是,这里的一些盲人学着另一侧盲人们的样子跳到围栅那边,他们看不见建筑物另一边大部分成了一片火海,但能感觉到那边来的热浪烘烤着他们的脸和手,眼下屋顶还没有坍塌,树上的叶子渐渐卷起来。这时有人喊道,我们待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出去呢,攒动的人头中有人回答了一声,只用了五个字,那里有士兵;但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这好像是人生经验的声音,也许是拿打火机的女人通过老人的嘴说出来的,她不幸没有被盲人会计的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让我过去,去和士兵们说说,他们不能让我们这样死去,士兵们也有感情。多亏了对士兵确实也有感情所抱的希望,拥挤的人群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医生的妻子带着她的人艰难地走过去。浓烟迷了她的眼睛,过不了多久她会和其他盲人一样失明。到了天井就难以挤出去了。通往围栅的门早已快被挤破了,逃到那里的人很快发现此处并不安全,想出去,用力往外推,但另一些人拼命顶住,此时他们更怕的是暴露在士兵的目光之下,但是,当他们再没有力气,当大火越来越近,就应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那句话,宁肯被子弹打死也不让大火烧死。医生的妻子没有等多久就走了出去,来到平台上,她几乎半裸着身体,因为她双手拉着男孩和丈夫,顾不上防备那些想加入这一小群人的盲人的乱抓,或者说,他们想抓住行进中的列车。如果士兵们看见面前出现了一个半裸着两个乳房的女人,一定会瞪大眼睛。现在,照亮从平台到大门口这块空旷而巨大的空间的不是月光,而是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医生的妻子大声喊,为了你们的幸福,请让我们出去吧,不要开枪。那边没有人回答。探照灯仍然不亮,没有一个人影活动。医生的妻子余悸未消,下了两层台阶。怎么回事,丈夫问,但她没有回答,还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她来到台阶最下面,带着斜眼小男孩,丈夫和伙伴们朝大门走去,已经毫无疑问,士兵们走了,要不就是也失明了,被送走了,终于所有人都失明了。这时候,简单地说,一切都同时发生了。医生的妻子高声喊道,我们自由啦,左侧的屋顶在可怕的轰隆声中塌下去,火焰四处飞散,盲人们高声喊叫着冲向围栅,留在里边的一些被倒塌的墙壁压死,另一些则被踩成血肉模糊的肉泥,大火立时四处蔓延,所到之处一切都化为灰烬。大门一扇扇敞开了,疯子们跑出精神病院。13对一个盲人说,你自由了,把将他与世界隔离的门打开,走吧,你自由了,又对他说了一遍,但他还是不走,站在马路中间,他和其他盲人,他们都战战兢兢,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在人们称为精神病院的理性迷宫里生活和在既没有人领着又没有拴狗的链子拉着的疯狂城市中冒险完全是两回事,在城市里,记忆毫无用处,人们记住的只是各个地方的形象而非通往那些地方的道路。盲人们站在变成一片火海的大楼前,感到大火的热浪烘烤着自己的脸,觉得这大火有点像护身符,如同原来的墙壁一样,既是监狱同时又是保障。他们紧紧挤成一团,像一群羊,谁也不想走散,他们知道,没有牧人去寻找丢失的羊。火势渐渐弱了,月亮又亮起来,盲人们开始惶惶不安,不能继续留在这里。永远待在这里不行,其中一个说。有人问现在是夜晚还是白天,人们马上就知道,这不合时宜的好奇心有其道理。说不定他们还会送食物来呢,可能因为出了什么差错,迟到了,这种事过去也有过;可是,士兵们不在这里了;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可能因为不再需要他们,他们走了;我看不是这么回事;比如说,已经没有传染的危险了;也许是发明了医治我们这种病的药品;那就太好了,真的;我们怎么办昵;我就留在这里,等白天再走;你怎么能知道到了白天呢;根据太阳,根据温暖的阳光;只有晴天才行;那要等多少个小时才能到白天呢。盲人们筋疲力尽,其中一些坐到地上,另一些身体衰弱,干脆躺下了,有几个昏厥过去,夜晚的凉意很可能会让他们苏醒过来,但我们可以肯定,拔营起寨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当中会有几个再也站不起来,他们只能支撑到现在,就像那个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离目标不到三米的地方倒下了,其实,有一点很明显,所有人的生命都比预料的结束得早。不论是坐着还是躺着,一些盲人还在指望士兵们或者代替他们的人,例如红十字会,会送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他们与其他人唯一的区别是醒悟得更晚。即便这里有谁相信治疗失明症的药品已被发明出来,也不会让他们更加高兴。出于别的理由,医生的妻子认为最好等过了夜晚再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伙伴们,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食物,而在黑暗中难以找到;你大概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吗,丈夫问;大概知道;离家远吗;相当远;其他人说出了各自的住处,问离他们的家有多远;医生的妻子尽其所能给他们解释,当然是大致的距离,只有斜眼小男孩想不起来,这也难怪,他已经很久没有叫着找妈妈了。如果他们一家一家地走去,从最近的到最远的,那么首先是戴墨镜的姑娘家,其次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家,然后是医生的妻子家,最后是第一个失明者家。当然应当按这个路线走,因为戴墨镜的姑娘已经说过,如果可能请把她送回家。我不知道父母现在怎么样,她说。这种真诚的关心表明,某些人的偏见其实毫无根据,他们否认那种行为不端,特别是有伤风化的人,不幸的是,这种人会有强烈的感情,包括与父母的亲情,并且屡见不鲜。当然夜晚渐渐凉下来,大火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烧,炭火散发出的热量不足以温暖离大门较远的盲人们,比如医生的妻子和她那一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今天整修过的恭亲王府大门(定宜庄摄于2016年)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今天的蝠厅不准游客进入(苏柏玉摄于2016年)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您没去过吧?那会儿挺讲究的,家里有戏楼子,整个戏台画的一架藤萝,连根带整个柱子,房顶,整个是一个藤萝架,画的那功夫可大了。那年代不少了,后来也经过整修,装修也还保持原状,还是那样。还有那大殿,以前那殿真好看,整个是空的,几棵大柱子,雕刻得也细,镂空的,那叫蝠殿(又叫“蝠厅”)。对面是假山,真好。我还照了不少相。哎哟现在都没了。他们给盖成什么啦,什么展览厅,拆得乱七八糟,还有茶馆,还要票,票还挺贵呢,20块钱。展览厅里头不少画呢,有溥心畬的画,我舅舅的、我哥哥的,还有几张我的画呢。启功你知道吗?启功80多岁了,他的辈儿小,溥毓恒启,毓字辈下边还一恒字,恒完了才是启字辈呢。所以他老是当孙子的,他开会也不去,他辈分小,这个那个的,您不称呼不好,可是怎么称呼?启骧注72你认识吗?定:我不认识。毓:我们一起出过笔会,我让他写了一份册页,他就没法题上款儿,你说怎么说呀,论辈儿(我)是长辈,不论辈吧又真不是外人,他就给我写宗长,宗长就不论辈了。笼统点得了,爱宗什么宗什么。恭亲王府鸟瞰图注73
                          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原郑亲王府神殿到庚子年,我们从来不讲义和团运动,就用庚子年,叫庚子拳乱。注82我爷爷一吃面条就跟我们说这个:“吃面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吃面不搁卤,火烧英国府。”就是那时候流行的俗语,开玩笑,满人特爱说一些俏皮话。那时候就乱。Elliott:你说乱是什么意思?旗: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对Elliott)你们到处烧杀抢掠呀,整个北京城都已经乱了套了。绵英的住宅那地方也遭了事了,实际上悫善在拳变之前就已经把大车都准备好了,他知书达礼,又经过变故,家里边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再说原来寄居于人家家里边,算是过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也有些家族矛盾,这我爷爷他也讲不清楚,他就说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家里边又没根了,在人家是寄居篱下,低三下四。所以1900年庚子拳变一乱,悫善就带家眷走了,保定不是有一支已经迁过去的么,我们就迁到保定,世道一乱就投亲靠友。把这些东西弄了好几个大车就给拉走了,就顺着涿州、高碑店、徐水这条路就往保定那边走了,往保定就落下了。彻底回保定,以后就没再回来。

                          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王巍:我们发掘了一千多座墓葬,其中有九座大型墓,每个大墓中都有一个龙盘,直径约五六十公分,画着一个盘龙,好像正在吐出舌头信子一样。这个盘上的龙跟后来龙的形状实际上是不同的。陶寺遗址龙盘王鲁湘:它和蛇更接近一点,嘴里还吐出长信子,这个信子变成了很多分叉的样子,肯定已经夸张了。王巍:对。我们注意到,这种盘只在大墓当中出,而且一个墓只出土一件,因此,我们觉得它可能有表明等级身份的意义。王鲁湘:这一定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是一个相当高的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好像在几代中间都是相同的吧。王巍:这九个大墓不是同时期的,父辈、儿子辈、孙子辈都沿用这样一个传统。王鲁湘:我大胆猜测一下,这是不是当时他们这个所谓龙族的族徽呢?陶寺遗址陶鼓王巍:有这种可能。出土的物品还有用陶土做的鼓9,很高,最高的有1.8米以上,每个墓里有一件。另外还有石头做的扁平的罄,可以悬挂着敲击。鼓和罄这些东西跟一些仪式有关,而这些东西只出现在大墓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大墓的墓主人不是一般的富人,他应该拥有军事权力。拥有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就意味着墓主的身份非同小可。但墓主究竟是谁,考古人员依旧无法找到有据可循的答案。如果墓主的身份是尊贵的,那么之前发现的扰坑又该如何解释?王巍:这个大墓墓棺的部分被捣毁了,我们发掘的时候尸骨是零乱的,但是随葬品并没有被拿走。按常理来说,盗墓肯定是为了拿东西,可盗墓者并没有拿这个墓葬的随葬品,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墓捣毁了。王鲁湘:那是不是发生了一场革命啊?王巍:这种现象在中型墓中也有,这就表明曾经发生过动荡。王鲁湘:让人感到很惊骇的是,陶寺遗址出土了很多好像是被处置的尸骨,其中有一名女性青年,她的样子好像非常痛苦。她的神情让我想到宫刑,那个时期已经有这种刑法了吗?王巍:文献记载,舜的时候制定了一些刑法,但我们还缺乏实际的证据。我们在陶寺遗址的高等居住区附近发现一了个大沟,沟里面有好多层,一层里边有十几个人的人头,有的人头被打穿了,甚至有剥头皮的现象,非常残忍。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住在城内部的一个阶层对另一阶层的惩罚,这些人是被处罚的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生活在陶寺中期大城的人与外来集团进行的战争所导致的,因为这些尸骨和大城废弃基本同时。可以说,陶寺中期大城废弃的时候伴随着一场动荡。王鲁湘:至少是一次大的社会动乱。王巍:这个动荡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们可以推测,当时社会阶层已经分化到很严重的程度:王要控制整个社会,不会仅仅用和平的方式,他可能也会用暴力的手段。王鲁湘:过去儒家对上古三代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描写,但是从陶寺考古发掘看,上古社会也有很残忍的一面。王巍:是的。在后来的很多研究中,人们对于温情脉脉的上古传说发出了质疑。考古人员也试图在不断地勘察和研究中找到史前的真相。对于陶寺,有人说是尧的天下,也有人说是舜的城邦,层出不穷的假设在大墓出土之后依旧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何努:把考古材料和文献对应起来,一直是我们的向往,但也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难题,因为直接的对应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确切地说,我们很希望陶寺是尧或舜的都城,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我并非完全否定这种可能,但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来佐证这个结果。都城有几个要素:有城墙,有宫殿,有王陵,还应该有礼制建筑。宗教礼制建筑无非是大的祭天、祭地的地方,这个比较好找,其重点部位也有章可循。这样大的一个都邑聚落,其布局和规划都是和它的宇宙观有关系的。我在研究过长江中游屈家岭城址、湖北天门十家河城址后,发现在他们的宇宙观当中,东南部是一个天的位置,西北部相对来说应该是地的位置。因此,祭天的场所有可能在城址的东南郊。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2003年3月底,考古人员对陶寺中期小城进行了复探,果真在城的东南方发现了一个造型奇特的建筑。何努: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个建筑的形状应该是很规矩的,或者是长方形,或是正方形,或者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但这个建筑既不方也不圆,似乎在平面上是一个梯形,这是非常奇怪的。还有,我们寻找夯土建筑,是以夯土作为基准来判断,而这个建筑外面虽有一个夯土的条带,中间却是生土,这令我们非常迷惑。2003年4月,为了再探究竟,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解剖。何努: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挖到了关键部位,不久就发现了一道弧形的墙,我们立刻明白,以前所谓的梯形恐怕不对,这个建筑至少应该是半圆形。而后我们在弧墙上又发现有几道槽,土质虽然是夯土,但比旁边的夯土要软一些,颜色也不太一样。一开始我们只发现了两三道槽,并没有足够重视,但随后的一场春雨,把比较干的工作面打湿了,雨过天晴我们再刮平面的时候,发现了更多的槽、缝,而且这些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正对着遗址东南部的塔儿山。这样的发现,振奋着在场的所有人。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这个奇特的建筑很有可能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文观象台,为了进一步考证,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有步骤地观测。何努:2003年的12月22号是冬至,我们提前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五、夏文明的推想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良渚的神灵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一、发掘前奏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

                          四日,实践了全军的誓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失败,并不都是耻辱的象征,只要你失败得有意义。拿下滕县的矶谷师团,一看己方的板垣师团和第十三师团都被中国军队阻挡住,心想这是立功的好机会,遂不等其他部队过来会合,孤军深入,直扑台儿庄。矶谷廉介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兴奋地冲向台儿庄立功的时候,对手李宗仁已经从他的冲动中看到了胜利的机会。李宗仁的计划是,主动放弃台儿庄的外围据点,诱敌深入,然后安排一路人马利用台儿庄城寨布防,从正面吸引住矶谷廉介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安排另一路人马绕道台儿庄北面山区,迂回包抄敌军背后。前后夹击,痛殴狗日的小日本!李宗仁连正面阻击和迂回包抄的人选都想好了。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善守,守城打阵地战;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善攻,绕道敌后打运动战。说汤恩伯善攻,有些抬高他,其实是第二十集团军下的关麟征五十二军能攻善守。蒋委员长也很看好这个机会,于是亲临台儿庄看望国军指战员。蒋委员长虽有作秀的嫌疑,但在战事如此激烈的时候,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去往战事第一线鼓舞官兵士气的行为还是十分凶险!像他老婆宋美龄女士在淞沪会战期间赶赴上海战场慰问官兵时,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断了肋骨。中国这边的准备工作就绪之时,矶谷廉介也动手了。矶谷师团用上了占绝对优势的坦克、火炮和机枪等重武器,加之空中飞机的支持,孙连仲部每日必须承受六七千发炮弹的轰炸。孙连仲在顽强抵抗三昼夜后,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被迫放弃全部外围工事,退入台儿庄城寨中。矶谷廉介以为接下来的过程,还会像之前那样如秋风扫落叶般速战速决。但他错了,迎接他的是孙连仲专门研制出来的不要命打法。打法一,巷战。你不是炮火凶猛吗?我是抵挡不住,那我退,退到巷子里,依靠地形逐墙逐屋地跟你拼刺刀,拼人肉炸弹!我人多,即便我把整个集团军打完了,你小日本也被拼光了!战至激烈处,孙连仲命令手下的一个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把鬼子揍得够呛,毕竟鬼子也一样是人生父母养的。残酷的巷战一连打了七天,这一打就打到了4月3日。在此多提几句。抗战期间,国军进行的防御战一般都是城防战,就是以城墙为依托,在城市外围构筑野战工事和永久工事,并充分利用地形,抵抗日军的进攻。一般来说,城墙被突破后,这座城市也就基本失守了,因为已经守无可守。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军不大规模地使用对敌杀伤力更大的巷战?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除了上海等少数城市,其他城市也就是特大号的农村罢了。房屋的结构多为土木结构,抗弹能力和防火性都很差,不像红砖大楼和钢筋水泥建筑那样能作为理想的掩体工事使用。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布局和房屋结构不足以支撑中国军队打巷战,只有少数城市如上海、台儿庄、常德、衡阳等地是例外。打法二,夜袭。连日苦战,中日双方都累得半死。精疲力竭的日军本来想晚上好好休息一下,来日再战。可是没想到中国军人的意志力居然更强,在如此疲惫和大幅减员的情况下,还有力气组织敢死队趁夜反突袭自己。敢死队的头头是2007年才过世的仵德厚将军,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仵德厚跟士兵们一样,挂上几颗手榴弹,背上独门武器——大刀,步枪亮起刺刀,身先士卒,第一个杀入敌阵。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跟鬼子同归于尽。顿时,枪声、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关麟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完成了反包抄。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战场形势逆转。1938年4月6日,矶谷残部突围逃出。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此战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中国军队伤亡三万人。

                          论持久战

                          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但必须要意识到,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矶谷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但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有生力量,迟滞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六十万军队到徐州战场,摆出一副与日军作战略决战的架势。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据,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地施展,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二十余万,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一个月后,徐州失守,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且组织得当,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不过日军也达到了目的,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就在国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时刻,千里之外的陕北,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废寝忘食,连续挑灯夜战,终于写就一篇长达五万字的雄文——《论持久战》。这是一篇批评悲观主张、号召大家抗战到底的檄文,没有去喊空洞的口号,而是耐心、细致地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优劣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可能进行的干预,并用比较缜密的逻辑推理,预言中国不会亡,但是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过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三个阶段。随着抗战的进行,优劣将此消彼长,胜利的天平将最终倒向中国。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不要投降,不要轻敌,坚持到底,耗死小日本。持久抗战的思想在国民党决策层本来就有,只是之前没人以流畅的文笔精辟系统地进行过阐述。至此,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一致。

                          K作战

                          话说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令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于是土肥原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十四师团强渡黄河,杀向中原腹地——河南。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一片大好,他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现在津浦线已被日本人拿下,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第二条路,绕过开封和郑州,从河南南下湖北,直接进攻武汉!(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若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要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现在大部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都还在武汉,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武汉失守,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来不及内迁。为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国民政府出兵十二万,将土肥原的两万鬼子包围在了河南兰封一带(今河南兰考附近),是为“兰封会战”。兰封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但他这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土肥原得以逃入兰封城坚守待援,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事后,桂永清被免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一份名为“K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面前。“K作战”计划简而言之就一个意思——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土肥原。这样南下的土肥原便被解决了,中国军队就可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黄河决堤,必然玉石俱焚、生灵涂炭。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有人问蒋介石: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那又当如何?蒋介石反问道:公有万全之策吗?没有人回应,最终,“K作战”计划全票通过。执行“K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煜,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但这辈子也干过两件大事,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一是1938年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二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花园口决堤正是“K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6月9日清晨,花园口成功决堤。然而费了这么大劲、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却徒劳无功。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浇地都勉强。同日,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击令,要求日军四十八小时内拿下郑州。情势异常危急。蒋介石焦急万分,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现在看来,郑州危矣、武汉危矣。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一天后天降暴雨,决堤处水流如注,最大时形成了一千四百六十米的巨大缺口。一时间巨浪滔天,向河南东南部滚滚而下。报告决堤成功、洪水滔天的密电摆到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并未面露喜色,他知道这对河南百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次水攻计划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一,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写到,6月29日,土肥原在徐州举行联合追悼大会,仅死于洪水的士兵人数便达到七千四百五十二名之多。其二,日军被迫放弃沿着平汉铁路进攻武汉的计划,给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其三,间接实现了“焦土抗战”——坚壁清野,带走一切可以带走的,带不走的宁愿砸掉烧掉也不能便宜敌人。总之,想尽一切办法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任何资源扩充实力,达到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此时整个黄河泛滥区域(即黄泛区,含河南、安徽大部,江苏一部)沼泽一片,无道路、无给养,形成天然屏障,延迟了日军打通南北大陆交通线的时间。河南和安徽均为平原大省,耕地面积极广,如若两省在抗战初期即落入敌手,将大大增加我们消耗日本的难度。但是,这次断臂求生的代价实在太大,此次决堤造成超过五十万无辜百姓丧生、一千多万人民流离失所。决堤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对民众宣称:是日本人用飞机炸开我花园口大堤,造成我无辜平民重大伤亡!并号召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纷纷指责日军暴行。日本人也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一口咬死是中国人自己炸开的大堤。

                          武汉保卫战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但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日军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迅速拿下武汉,在国民政府转移到重庆之前消灭它!日本人认为只要把这个敢于反抗自己的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国就会屈服。这就是为什么日军被挡在黄泛区之外后,仍然集结兵力转道攻击武汉的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人疯狂了,疯狂到孤注一掷!日本国会通过了“国家总动员令”——国会授权政府可以无限征兵,无限投入军费以支持战争。日本政府把能够派上场的海陆空所有军事力量都派出来了,日本本土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甚至就连这唯一的一个师团也随时准备增援武汉。很显然,日本人打算集全国之力在武汉给予国民政府致命一击,妄图使中国彻底失去举起武器的能力,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在日本举倾国之力压向武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将全部海空军——计有战舰四十余艘、飞机一百余架调至武汉。陆军则利用花园口决堤所争取的时间,将可用兵力尽数集结至武汉周边区域,共一百二十个师,约一百一十万人。国民政府设立第九战区,由陈诚任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督师。湖北省的地形很有特色,平原地区少而山地丘陵多,基本就是群山环绕,还有一条长江横跨其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有鉴于此,武汉作战指挥部接受了少将参谋郭汝瑰的建议。不再执着于城防战,而是将国军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山地,依托有利地形,层层布防。“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巨大防线。中日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开始了,只可惜中日强弱悬殊的态势依旧,武汉保卫战历时四个半月,艰苦卓绝,中国军队以海军尽殁、伤亡四十万的代价迫使日军亦伤亡十万,但最终日军还是拿下了武汉。1938年10月27日,武汉陷落。好在国军吸取了淞沪战场的教训,主动提前撤出武汉,保存了有生力量。武汉保卫战虽然未能取胜,但中国军民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消灭了大量日军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日军意图消灭国民政府、消灭国军主力以结束对华战争的目的,为转移战略物资及人员至西南地区长期坚持抗战争取到了时间。在经历了1937年7月到1938年7月一年的溃败后,中国军队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万家岭大捷

                          此处特别需要提一下,1938年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政府的国庆节那天,突如其来的万家岭大捷(又称德安大捷)让国民政府一扫之前的郁闷之气,扬眉了一把。此事还得“多谢”鬼子冈村宁次。七年前在“九·一八事变”中还只是个团长的冈村宁次,如今已经爬到了中将的位置。当日军全力攻打武汉的时候,这小子正蹲在办公室研究军用地图。研究来研究去,他发现国军防线上有一个空子可以钻,于是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案——闪电突击。冈村宁次让手下松浦淳六郎率一〇六师团一万余人,仅携带六天口粮,孤军穿过这个不设防的缝隙,企图深入敌后“搞搞震”。要是冈村宁次成功了,一年后的德国闪击波兰之战也许会失色不少。但冒险轻进可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要快速隐蔽地行军不说,而且路途遥远,路上全是大山,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更是难以想象,军心也会动摇。一〇六师团刚进江西德安万家岭就迷路了。怎么办?松浦淳六郎苦思冥想得出来的解决办法是:撒网探路。他让手下的侦察兵们化装成和尚道士,鬼鬼祟祟地四散于乡野间在前面探路。松浦淳六郎的脑袋一定少根筋,哪有这么多猥琐的和尚道士集体出行的?你当赶着去参加武林大会吗?果不其然,日军的侦察兵被国军吴奇伟部发现了。吴奇伟的上级是升了官的第一集团军司令薛岳,当吴奇伟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他时,薛岳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良机——万家岭地形十分复杂,日军又不熟悉道路,方便国军设伏。而且万家岭是崇山峻岭,日军的装备优势也发挥不出来,反而中国军队的人数优势能够发挥。于是薛岳先斩后奏,不等武汉指挥部发令,就迅速调集第四军余汉谋、第七十四军俞济时等三个军近十万大军在万家岭将一〇六师团包围。这些鬼子虽身处险境,深陷重围,但并未忘记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负隅顽抗到底,军官身先士卒,拼命厮杀。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为拯救一〇六师团,日军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派了两个师团的援军,还通过飞机在万家岭中国军队阵地投放了大量的芥子毒气弹,更神奇的是,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亲自组织空军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日军的联队长相当于国军的加强团团长。一下空投两百多名团长以下级别的基层军官,相当于扔出来好几个师团的基层干部。日本人还真舍得下本钱!想必这应该是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了吧。日军空投“敢死队”,国军也不甘落后。七十四军有一个副旅长叫张灵甫,他也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带着这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颇为推崇,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书早尽言也。”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樘却深感兴趣,数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朱祐樘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樘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丘浚也未让朱祐樘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朱祐樘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就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他还创立“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盐政改革,影响更是深远。改革的对象,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很难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粮食换盐,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查办大批贪墨官员,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这个问题,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也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樘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由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请朱祐樘“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樘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3倍。从此时起,原本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儒”,至为公允。四但相比于“弘治中兴”18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他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又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40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他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囊中羞涩时,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已是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引起了“公愤”。朱祐樘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甚至于同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期,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樘登基后,将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樘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樘的面,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账”,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便借机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作斗争的“光荣事迹”,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攻击。朱祐樘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樘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樘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一时间“朝议哗然”。虽被除掉,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的“两京之狱”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享年73岁,朱祐樘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其墓高6米,分16级台阶,上有朱祐樘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臣们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樘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樘“可招募边地良民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樘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樘正式下诏修改《大明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第十六章十六世纪的中国海商们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来,我们总以为敌人来自于草原,直到吃了亏挨了打才明白,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从其演讲的内容看,这句话所指的对象,是鸦片战争及其后的中国,但明王朝,恐怕对这句话也会体会至深。从建国开始,明王朝的主要战略防御重点,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从朱元璋起就修筑长城,北方设“九边”,囤积雄兵百万,到朱棣时更迁都北京,加强北部防御。来自于海上的威胁,从元末明初开始,先是倭寇的持续骚扰,屡剿屡不绝。不过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闹。从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开始,倭寇却成为困扰整个明帝国的大患,从山东到浙江再到广东福建,倭寇肆虐中国东南沿海长达20年,这期间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继来犯,东南沿海百姓惨遭屠戮无数。海上的敌人,渐成中国边防大患。翻检明朝中期有关“海患”的各种史料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了如下的几个新名词。一是“奸民”,多出现在有关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类记录中,称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导,继而侵扰中国东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数人,后来却有“人心思乱,百姓纷纷为奸民”的记录。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来自日本的海盗倭寇,假倭却鱼龙混杂,有“海匪”、“海寇”、“海贼”,都是沿海当地华人。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假倭”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大于“真倭”。如此奇景,确为先前历史所罕见。不管“奸民”还是“假倭”,却都折射出了另一个新名词:明朝中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一在明王朝立国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海商”,其实是一个非法的词。战国时期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贸易谋生的商人群体,到唐宋元时期,中国沿海的海商已然渐成规模,甚至一度达到极盛之景。比如中国东南沿海边民大规模地移居东南亚,就是从唐朝中后期开始的。到宋元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曾达到顶峰,东部的泉州、宁波、广州等港口,皆为国际化贸易港口。元朝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中,东南沿海起事的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皆与东南沿海业已壮大的海商势力有密切联系。比如张士诚麾下的诸多将领,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国珍虽是贩盐出身,却是以联合海商,“啸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说东南元末农民大起义时,说“东南海寇四起,交相为乱”,诚为实情。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从争天下开始,至最后一统河山,对海商采取的是严厉打击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后,朱元璋先是严厉打压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户们,不但课以重税,更逼迫许多家族举家北迁,至北方边境地区屯垦。这里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万三。世人皆传说他有“聚宝盆”,事实上他的发家方式很简单,就是坐镇周庄,利用运河便利收购内地货物,再高价转卖外国商人,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皆是他的“贸易伙伴”。《吴县县志》说他的发迹“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后,沈万三主动“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献财物,为朱元璋修缮南京城墙,更出资犒赏军队。不过,他的这些行为却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万三,将其流放云南,家产充公,7年后沈万三死于云南(又说贵州)。事情还没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万三二子沈至、沈庄又获罪入狱,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临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蓝玉案由头,朱元璋再次将沈万三家人下狱,沈万三曾孙遭凌迟处死。几度整治,终让这个元朝末年富可敌国的家族凋零败落。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万三,有说是垂涎于沈家巨大财富,也有说是因为沈万三犒赏军队,犯了朱元璋的忌讳。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明朝一统天下后,先前张士诚、方国珍等部的残余势力皆盘踞沿海诸岛,时常伺机骚扰内地,他们勾结倭寇以及沿海海商,连年作乱。对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办法,一面在东南沿海屯兵50万,设立卫所上千,加强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国内与“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们。沈万三,就成了朱元璋“杀鸡儆猴”的道具。同时朱元璋厉行闭关锁国,就在沈万三获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开始设立的泉州、明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大明律更规定:凡擅自造船且与外国人交易的,一律处斩,家人流放戍边。“严打”之下,自唐宋起日

                          人全部接回国。福建巡抚许孚远将此事奏明万历皇帝,万历下令将华人接回,但有些华人不愿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菲律宾,所以只接回一部分。西班牙人见岛上华人依然比自己多很多,为对付华人,想出条毒计,先扬言要出征他国,高价收购华人的武器,华人不知是计,将武器卖光,然后西班牙人勒令华人登记,每三百人进一个院子,进去后就被杀,华人见势不妙,发动起义,随即西班牙人炮轰华人,华人共两万人遇难,此年为1603年。西班牙人由于杀人太多,诚惶诚恐,派人向明朝请罪,此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说:“西班牙人杀华人一事不必看得太重,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此事,绝不兴师问罪,尔等西班牙人一贯聪慧,对于此事别害怕,在菲律宾的华人许多都不是良民,不必姑息。”西班牙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此事就这样结束。三十六年后,1639年,菲律宾的华侨又达到三万三千人,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侨极为苛刻,规定华人的商品除了跟其他居民一样缴纳3%的商税外,还要每年缴纳六十四里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居留税,五里尔的贡税,十二里尔的国库税,此外华人每年还要到菲律宾的加伦巴做苦力。于是菲律宾的华人忍无可忍,发动起义,与西班牙人血战,最终三万三千名华人中的两万余人被杀害,而此时大明风雨飘摇,崇祯无暇顾及,最终只得作罢,无法为华人复仇。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溥仪与载沣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载沣儿子一系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倛、四子溥任;长女韫媖、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嫮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溥倛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峑,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珵。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金毓峑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珵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载沣女儿一系载沣的大格格韫媖,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庆亲王一系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载泽及善耆一系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晚清司法改革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

                          光的红色头皮。她体型硕大,穿了一件咖啡色和白色相间的克林普纶衣服,贴身裁剪,很紧,难看极了。她的手肥硕,有些发红,指关节肿得发亮。她走路时要拄拐杖。她九十六岁了,完全能再活上十年。他们吃了又吃,吃了又吃,我们都吃了又吃。而吃得最多的要属莫迪,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低垂着眼睛,有条不紊地吃着,什么都不剩下,她慢条斯理地把每一点面包渣吃完,让我们大家等着。而他们都舒服地围坐在摆满菜肴的桌边,脸上是盛气凌人的笑容,摆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说着莫迪姨婆做过这个、莫迪姨婆做过那个来打趣她。她一句话也不接。吃完饭,她对我说:“现在我们该走啦。”然后,她直视姐姐,提高声音说,“既然我已经把你吃了个倾家荡产。”儿女们不安地讪笑,孙子辈们饶有兴味。那些不在场的曾孙辈们大概从来没听说过莫迪姨婆。女族长只是微微一笑,女王一般,淡漠冷酷。她说:“我按老规矩,给你烤了一个好吃的小圣诞布丁,你带回去吧。”“我倒记不得去年有过,前年也没有过。”“唉,小姨。”一个外甥女说。女族长朝一个年轻人点头示意,他端来一个白色小钵,递给莫迪。起先莫迪想要把它撂下,但是最终把它递给我:“拿着。”我端起那个小布丁,那个量也许能喂几只麻雀吧。我们一大队人慢吞吞地朝我的车走去,速度要看莫迪的。哦,在那晚秋的阳光下,她看起来面色多黄、多糟糕。那一家人也看到了,明白过来。这些高大魁梧、朝气蓬勃、活得滋润的家伙看着她,黑黑的一小团,家族的替罪羊,突然感到冷飕飕的。他们恐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提高声音,喊道:“小姨,再见,改天再来玩!”“没错,”她姐姐吩咐,“下次再找个星期天,让你的‘好邻居’带你来。不过这次要提前打招呼,把时间留足了。”她已打定主意不去弄明白莫迪不会再来了这个事实。她对我说:“莫迪能有一个‘好邻居’真好。我都和她说过上百遍了,你得要一个家务女工,我是这么说的。”于是用这个方法,莫迪的家人终于抹掉了她的这项成就: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爱她的人。而我真的是爱莫迪的。她坐在我身边,哆嗦,呜咽,我心疼极了。我对她说:“莫迪,那帮人一百个都抵不上你一个,而且我相信你以前也一直比他们好得多得多。”于是我们驱车回家,一路无言。一整个下午我都陪着她,给她煮茶,给她烧晚饭,悉心照料。但是她无精打采,痛苦伤心。第二天,她真的大不一样了。那是三周前。自从那天起,便每况愈下。一周前,她开始讲小时候。有一次他们带她去参加圣诞前夜的教堂礼拜,她从此忘不了马厩里的圣婴,还有那些天使们。我让我的秘书找找哪里可以去做礼拜,要不太费事的。最后我选择了莫迪家街那头的一个教堂,这样她就不用走太远的路了。过去一周里,她一直在讲——这也是她第一次讲——自己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去参加过的教堂礼拜,但明显地,花花公子先生和他的情妇,还有那位可怜的妻子对宗教没多大兴趣。她讲的是教堂里的歌声,教堂有多漂亮,玻璃彩窗,“木头发出的好闻的味道”,鲜花。昨天晚上,我带她开了一百码左右的车程去那个教堂,车开得很慢很慢。我可以看出——又一次看出——她身体又垮下去多少,因为我带她去她姐姐家不过是五个星期前的事,可现在车子轻轻一动她就会不舒服。我扶她下车,和她一起走进教堂。从外面看,那不过是一栋平常的、让人愉悦的小建筑,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我们走进入口时开始,我便透过莫迪的眼睛来看。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凝视,抬眼看屋顶的阴影,然后视线投向圣坛上耀眼的烛光。圣坛的一边,是躺在摇篮里的漂亮婴儿,还有天使们,披着红色和蓝色的袍子,戴着金冠,跪在马利亚身边,马利亚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年轻姑娘,粉红的双颊,笑容甜美。东方三博士站在附近,手里捧着裹了金纸和银纸、系着鲜红缎带的礼物。四周,在闪闪发光的柔软稻草上,是一只只小羊羔。还有一条真的狗,是教区牧师的,一条毛绒绒的白色小猎犬,卧在羊羔中间。哦,真漂亮,莫迪叫道。人们闻声转过身,看到这个年迈、驼背、身着黑衣的丑老太婆站在那里,微笑,颤抖。于是他们也微笑,屋里只有温柔模糊的烛光,谁也看不出她病得有多厉害,皮肤有多黄。我们沿着教堂坐椅间的通道往前走,走得极慢,因为她没看路,而是盯着圣坛边美丽的布景。我们在最前面一排坐下,可以看到那条听话的狗微微地喘着气,还被烛火熏得暖洋洋的,于是不住地打哈欠。哦,太可爱了,哦,太漂亮了,哦,我的小东西,我的小狗狗,莫迪啜泣着,伸出手来。狗看到她这样,就往她那儿去,但是廊柱后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人低低地喝了一声,它就又卧回羊羔间去了。礼拜式平常得很,我确定那个布景很俗气。这一切让她累得筋疲力尽,我服侍她上床,给她倒了杯热牛奶,她的猫躺在她身边。可爱,可爱,我可爱的小东西,她喃喃低语,我离开时,她微笑着,对我微笑,对着那猫微笑,对着自己的回忆微笑。但是……她得住院。上周医生来过了,而且不是坏薇拉叫他来的。他告诉她,自己估算着,莫迪差不多“适合”去医院了。他来了,看到现在的情况,说如果不去就要过圣诞节了,她应该立即住院。不过他施恩,宽限她一周。我们知道她进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她知道吗?哦,不,两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简直是一场噩梦。莫迪成天怒不可遏,大发脾气。薇拉·罗杰斯不在,她外出参加培训了,而既然她得有个敌人,我就成了那个敌人。有一天晚上,她当着我的面摔上门,把我关在外面,第二天才让我进去,她脸色惨白,眼睛里冒着熊熊怒火。“莫迪,”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我们面对面坐着,炉火熄了,房里冰冷,猫饿着肚子,烦躁不安,大声号叫。我指望她会投降,像往常一样,猛地一扭头,傲慢地抬起下巴——然后叹气,抬手遮住脸,没一会儿,细小的声音,通情达理的口气,向我解释。但是不,她愠怒地坐在那里,下嘴唇噘着,瞪着眼睛。我连哄带劝,但是没用。我现在不大确定,我能不能再看到我的莫迪了,因为毫无疑问,这个莫迪现在有点神经失常。这个问题我琢磨了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容忍人们的某些怪癖、怪脾气,不把那称作神经失常。那,到底什么是神经失常?过得和现实脱节,这肯定算吧?莫迪对着自己唯一一个朋友大叫大嚷、大发脾气,把我当作敌人,这就算不上理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和现实脱节了,一切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我不能对她说,莫迪,你得了癌症。我想到了妈妈,我想到了弗雷迪。我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想不通,那两人可以说,我得了癌症,但莫迪却不能,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教育?胡说八道!可是我妈妈、我丈夫去世前,没有一时一刻和所发生着的一切脱节。那会儿脱节的是我!而薇拉又不在,我没法问她……问什么?各种各样我需要知道的事情。我管不了莫迪的事了。不管她去不去医院。薇拉回来了,我们把莫迪送去了医院。我不得不安排住莫迪隔壁的那个女人帮她喂猫,她说我不能指望她会收留它,不如把它送去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吧?我把莫迪的房子彻底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会散发恶臭的东西——马桶,厨房。我找到了藏起来的肮脏衬裤和内衣,终于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里了。做这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就好像把莫迪扔掉了。我的确是在想,她为什么得经历这一切,这漫长、肮脏、悲惨的死亡过程?她若是能在睡梦中死去,该多好。但是她自己都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什么权利这样想?她住在我们最新的大医院里,住的是四人病房,用的是最好的现代药品,接受着最好的现代护理。周围的人都小心翼翼,给她充分的独处机会,举止谨慎、讨喜。那个可怜的莫迪,一个脸色蜡黄、怒气冲天的小老太太,就是这样,坐在床上,或者坐在椅子上,垫着靠垫,别人给她送餐送药,她什么都不做,就成天发火、反抗、嘟囔、诅咒……可尽管这样,他们还都喜爱她。真的。一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训练有素,但不是这样的。每个护士都和我说过,莫迪身上有点什么与众不同的气质。小医生也对我说,“你是怎么和她交上朋友的?”他是真的想知道,因为他也感觉到了莫迪的那种气质。“她很可爱。”病房的男护士说,他刚花了二十分钟劝莫迪吃药。那是止痛剂。这还只是药性相对温和的一剂药,而到时候,她身上的疼痛会越来越厉害,那就得用药性猛烈的药剂,非用不可。但是莫迪说,这让我意识模糊,弄得我一脑子糨糊。她熬着不吃,直到她愤怒地啜泣一声,猛地把头扭向桌上的杯子,这是告诉我她肯吃药了。我每天下班后去看她,待两个小时。“噢,你终于来啦。”莫迪说。然后,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她说:“要走,是吧?”然后她转过脸去,不看我。轻松了,不用给她洗澡、搓衣服(得保证它们大致干净);不用坐在她对面,强压下怒火、沮丧、怨恨,听她对我恶言相向。她的家人已经来过了,那个部落,医院一次放两三个进来看她。“你们是来看我死了以后会给你们留什么的吗?”她问,“你们还不清楚吗,多少年前你们就把我的东西都拿光了。”“哦,小姨!”外甥、外甥女们这样说。而女族长则质问:“莫迪,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这是什么话。”莫迪说,转过脸不理他们。他们说再见,小姨;再见,莫迪的时候,她也不搭理。我提出申请,要提前结束全职。现在我一周去两个整天,根据需要灵活安排;智囊团晨会的时候去半天;我还答应在杂志交付印刷前的那几天中,再去一天半。菲丽丝请我和她一起吃午餐。这是一个正式邀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现在和吉尔形影不离,吉尔黏上菲丽丝了,所以想找几分钟单独谈一谈都不容易。我以为她是想要我给些关于杂志社的建议,也许还有些关于吉尔的,但是她让我乱了阵脚,她说查尔斯想娶她。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可能,我坐在那里,拿餐巾轻轻擦嘴,啜了几口酒,想要争取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之所以没有想过这个可能,是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那是我的第一反应,而现在我在这儿记日记(午夜时分),我依然觉得那个反应是正确的。我几乎是立刻就恢复了正常,坐在那儿,集中注意力听她说,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努力让自己不要对这一切太过挑剔,反复暗暗对自己说,众所周知,我不具备在这方面做评判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结过婚,“缺了些什么”。但是她怎么能嫁给查尔斯,或者准确地说,如何维持这段婚姻?他要离婚,有三个孩子,所以要花在他们教育上的费用简直惊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得靠菲丽丝维持、供养。孩子们会怎样?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个出现,而她坐在那里,焦虑地欠着身子,穿着柔软的衣服,真是个漂亮的小东西。我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要称她为漂亮,但她如今的确是漂亮。润泽的头发,晶亮的眼睛,在餐厅深色木墙的映衬下,她好像在熠熠生辉。她想要建议。唉,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没事不要随便给人建议。我想要知道,若是结婚,她要承担起什么来,对此她心里有多清楚?归根结底就是这个问题,不是吗?而她说的,是她和查尔斯一起管理杂志,合作得多么好,一切多么轻松顺利:她讲啊讲啊,不停地谈工作,她的眼睛期待地盯着我的眼睛,因为我没有说,哦,菲丽丝,你真是疯了,或者,这真是好消息。我就让她这么一直一直讲下去,我自己不怎么插话,只偶尔提供几句显示处世智慧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储备一大堆这样的话,碰上这种别人指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的情况,就好应付了。到我们用餐结束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到了如果结婚,他们要不起孩子,因为她得工作,而她也不知道自己对于孩子是个什么想法。她不时地瞥我一眼,一脸期许,好像觉得就算这谈话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也还有可能说,哎呀,那当然了,你一定要嫁给他!但是我确实开口问了个问题,语速飞快,态度尴尬,你想提一个和当前谈话氛围不大契合的话题时,就会这样。我问的是:“但是你的妇女解放集会,那一类的东西,怎么办?”她目光躲闪,微笑着,漫不经心地说:“噢,他不介意我做什么,其实,他还挺感兴趣的。”我觉得这实在是答非所问。我听到自己神经兮兮地哈哈笑,那情形,就好像是谁讲的笑话没爆响。查理也邀请我共进午餐。他想和我说说他的麻烦。他觉得娶菲丽丝,把自己的过去强加给她,这不公平。对于娶菲丽丝的事,他又有新考虑了?我扩大储备,又备好了这样的话:你一定得严肃、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走你认为最好的路!还有,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这顿饭根本就是一场长达两小时的个人独白,我偶尔穿插一点上面那些话。我们在餐厅外道别的时候,他感谢我给了他好建议。菲丽丝太聪明了:几天前,当我们道别的时候(在餐厅外),她涎皮赖脸地对我咧嘴一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该怎么做呢,这样我就可以把错全赖在你身上了!”看来,至少这两个人有可能出于惯性结了婚;若真这样,到头来,要是这段婚姻居然是个成功……?我原指望着现在有时间了,可以让我的衣服达到水准。保持我的风格,真不是个轻松活儿。我站在镜子前,穿着自己最好的套装。蜜黄色,柞蚕丝。我的包。我的手套。我的鞋子。臀部上方不够平整,但没法解决。翻领的边沿看上去不够灵动。两颗扣子松了。鸽灰色的缎质衬里上有一根线头冒出来了。我的鞋子面上起了皱。我的手套不理想。我所有的丝袜上都有抽丝的地方。怎么办?全扔了,重新来!但不行啊,问题是,就算我现在有时间保持我的风格,我也没兴趣保持了。我最近想起来,科莱特的,或者说是“亲爱的”[15]的莉亚以前迎接老情人时,告诉他,自己换了一身套装,系了漂亮的蕾丝褶裥,一身盛装,去什么场合都可以。而让他伤心的(让科莱特伤心的?),是她不再在乎这些费时费心的奢华打扮了。但是我不会不修边幅的,我不会。若是因为没有精力而邋遢,那就是掉进了老年的陷阱——毕竟,我才五十多岁,还不是退场的时候呢。我的风格需要费时、费心、注重细节,如果我不再在乎它了,那我就要想个什么聪明点子,折衷一下。在考虑这些的同时,我捐了好多衣物给慈善商店,还让我的裁缝按原样翻做了一些衣物。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我们花大量时间讨论布料、扣子、衬里。她很惊讶,接到我的信以后打电话给我,她真正想问的是,你居然叫我把那款浅灰毛料套装照样再做一身出来,料子在邦德街就能买,你这是不再感兴趣了吗?——是的,我亲爱的,的确是这样的,我失去兴趣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好歹是介绍了菲丽丝给你。我还会请你再帮我做那款棕色的女衫裤套装,那款黑色的中国绉纱衬衫,那款米色的丝绸裙。过了多久了?我想大概有两周了吧。每天我都去病房看莫迪。你好,我说,你怎么样,和大家一样,微笑、友好;而若是站在她的角度上看,我知道她觉得这态度是伪装,是欺骗,就像一场噩梦——她就这样被我们捉住了,是我们的囚徒,我们用虚假的微笑包围了她。可这些是她自己逼出来的。我渴望她能不再躲在那张愠怒、充满敌意的蜡黄面孔后面;我渴望和莫迪本人交流,哪怕只有一会儿。但是她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狂怒、自己的猜忌里,从这个牢笼里向外张望,看着我那可憎的讨喜微笑。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每当走进病房,我的脸就自动摆出了这副表情。实在是煎熬,实在是糟糕!我现在是在讲我的煎熬,不是莫迪的。明显,我还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如今这个每天在病房陪莫迪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尽管时间是永远不够长,每次我离开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

                          每晚上床睡觉前,她会检查车子的里程表,作记录,隔天早上再去检查;有时里程表的数字会多出好几百英里。霍尔顿喜欢晚上开车出去兜风。霍尔顿担心,将来卡伦再也无法自我分离时,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万一她再度遭受巨大压力,她会创造新的人格吗?或者她会“重新复制”这些旧人格,回复以往的操作模式?“我们会重生吗?”他问道。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我也担心她会再次分裂,但我告诉霍尔顿,我对目前的成果很有信心,所以我也对卡伦有信心,我相信她能痊愈并好好活下去。卡伦2也为卡伦带来不同的挑战。卡伦说,卡伦2的记忆令她焦虑,她不喜欢她发现的事实。她曾有过约会,谈过恋爱,跟别人发生关系——但这些她完全不记得。我问她,这些经历让她感觉愉快还是不愉快?愉快,她说,但她不觉得是“她的”经历。她不喜欢她做的事情。卡伦2的朋友也令她沮丧。她常接到不认识的人打来的电话,不得不闲聊,最后才终于想起对方是谁,她们又是如何认识的。我安慰她,她会慢慢想起过去,所以也一定会记起这些人。她说,当她遇见某几个人,她会反射性地与对方拥抱问候,但她得停下来,想一想这样做好还是不好。她不知道自己经常拥抱孩子们。每到睡觉时间,卡伦2会出来送孩子们上床睡觉。我记得,她曾说过她不敢碰她的孩子,因为最后她可能会虐待他们;但结果恰恰相反,原来她始终恰如其分地展现对孩子们的钟爱。这次融合耗去她大半的精力,她几乎没力气做其他事了。她说她有好多东西想写,无奈时间根本不够用。她交给我第二部分的卡伦2融合记录。1997年10月与卡伦2融合(续)卡伦2与我的融合仍持续进行,她的作为着实令我惊讶。我的生活很复杂,却也丰富多彩。最近我深受过去的“我”与其他男人交往的记忆困扰。尽管都是正常、健康的记忆,但我仍觉得不安。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能感受任何正常的性快感,这些原本不属于我的想法令我感到丢脸,有罪恶感。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渴望能拥有这种感觉,但我仍挣扎了好一段时间才终于接受这是“我的”记忆。我想起过去每一次性经历的细节,好像它们昨天才刚发生;我不曾想象我能拥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身体再次获得尊重。我强烈而急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身体,但这些念头却令我尴尬,尴尬到我没办法写下来。我想这整个过程应该会耗上好一段时间。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找回女人的自觉。这次融合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还要困难,因为我无法接受这么多美好经历而没有一丝罪恶感,我常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流下泪来。即便如此,我仍继续将各种正面、积极的感受填入我的人生,这种感觉很刺激、很兴奋。在面对过去数不尽的伤痛之后,我要开始往前看,朝未来迈进。我还不知道怎么踏出第一步,但我必须放下过去,好好享受。卡伦2习惯让人以为她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她轻松待人,但态度坚定;她决不允许别人亏待她或孩子们。她总是开开心心,处处展现幽默,我常怀疑我有没有办法活得像她一样,不辜负她的人生。现在她已和我合为一体,这我明白,但我总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比起她,我实在太令人失望了。“以前,我常常为了遗失时间而沮丧,”卡伦给我一个扭曲的微笑,“但现在我很生气,因为我再也无法遗失时间了。”我看着卡伦,为她难过。这种感觉肯定很恐怖。“还有,我有很强烈的冲动想做很多事,我想不顾一切往前冲,但我把这种感觉压抑下来。”“卡伦2不曾受过伤,”我评断道,“但也不曾受到适当的处罚。她并未养成‘自律’的观念。”“嗯,我想也是,”卡伦说,但她似乎颇为困扰。“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卡伦2的朋友相处。有时我觉得自己喜欢交际,态度得体,有时候却不这么认为。这礼拜,我又得到一些卡伦2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却让我觉得卡伦2无时无刻都戴着面具。”她继续,“大家都喜欢她。她拥有幸福童年——她的经历确实如此——但我没办法跟这些女人闲聊,聊些指甲美容什么的,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我能感觉到卡伦2想穿哪件衣服,但是当我穿上它,我却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听你这么说,卡伦2就是那层面具,”我说。“对,我也这么想。只是现在大家都在问我哪里不对劲?”“这个问题真难解,”我说。“你觉得卡伦2很完美,但我却在她身上看见许多不成熟和自私的倾向。我想,她在这方面跟你的双亲很像,冲动,不计后果,却又喜欢维持万事太平的假象。我想,你不要认为自己比不上她。你必须汲取她好的部分,然后用你更成熟的内在——也许来自其他人格——驾驭她冲动的那一面。”我这番话似乎令卡伦颇感惊讶,但她决定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个星期,融合的脚步慢了下来,卡伦继续注意自己的变化。现在她已能不受强烈冲动驱使,轻松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她首次跨进教堂,听她女儿唱歌。卡伦2一直都这么做。卡伦听神父讲道,头一次把他当普通人看待。她甚至决定重新安排定期的妇科检查,心中没有丝毫畏惧。她已有14年未做子宫检查;因为过去只要一想到骨盆腔检查,她就没来由地感到惊慌。※※※※从卡伦开始人格融合到现在,一年过去了。她的改变虽然微妙、不易察觉,但意义非凡。与卡伦谈话时,我仿佛能瞬间见着克莱尔的柔媚、朱莉的绝望、卡伦2的爽朗或安的体贴。另外,卡伦也描述一些居家琐事给我听,包括她如何像迈尔斯一样顶撞她丈夫,或者像桑迪那样屈从于母亲的意志。只是现在的主角全都是“她”了。1997年11月12日是预定融合詹森的日子。詹森把他最重要的宝物带来给我:3枚假金币,一枚内战[2]时期的一分钱硬币,一块大理石,一张边缘呈锯齿状、贴有骷髅头贴纸的唱片,两只动物黑色石雕(大象和熊),一块刻了黑色蜘蛛的象牙白色石头,6英寸高的“飞人乔丹”塑料胸像——他说:“因为他是黑人,跟我一样。”卡伦的高中毕业纪念册,显示她曾加入计算机社、话剧社、德语研究社、学生议会、管乐团、剧团、几个我不认得英文缩写的社团组织。另外还有卡伦领受圣餐的照片,几段针织花边,一本剪贴簿(里头是她丈夫写给她的情书)。我仔细阅读这些书信,发现他俩当时竟意外地热情与真诚:他毫不掩饰他的感激,感谢天主让他拥有卡伦的爱;若两人发生争执,他也会写信向卡伦道歉。詹森说,他把几星期前答应要给我的画放在家里的衣橱里,并请我转告卡伦,让她把画带过来。詹森太害羞,不好意思亲自交给我。“我准备好了,”詹森说,“可是我感觉不太好。”他在发抖,咬嘴唇,双手无意识地动来动去。看得出来,他正试着勇敢以对。“别担心,詹森,不会有事的。卡伦和我已经合作过好几次了。”我不确定他是否放心了些,也许我该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再告诉我一次,你如何诞生?你希望我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詹森想了想,然后条理分明地回答我的问题。“卡伦喜欢‘看’,却无法‘欣赏’。我们在殡仪馆受虐的房间是灰色的,啤酒窖也是灰色的,所以我诞生的目的是为了将颜色带进我们的生活,教卡伦欣赏美丽的事物。我帮她做美术作业,参赛,然后在青少年夏令营教小孩子画画。高中时,社团表演的剧本是我写的、舞台布景也是我画的。”詹森停下来,欲言又止。“怎么了?”我问,“还有别的话想说吗?”“嗯……”詹森犹豫着。“没关系的。”“嗯,这事是从卡伦母亲拿烫发夹烫她开始的。烫伤在卡伦的脖子上留下伤疤,结果她父亲认为那是吻痕。我不知道吻痕是什么,但父亲因此狠狠揍了她一顿。从那时候起,只要卡伦身上有淤青,我就会用衣服或化妆品帮她掩盖。我以为我是在保护她……”詹森频频颤抖。显然他隐约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你掩盖她身上的伤,不让人看见,反倒让能够帮忙的人也看不见她受虐的伤痕,”我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知道了,”詹森的泪水即将溃堤,“我只是想帮她!”“你确实是想帮她啊,詹森。不过,我打心底认为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不管你怎么帮她,她父亲都会找方法伤害她。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伤害她。”“你真的这么想?”我毫不迟疑地立刻点头,詹森叹口气,放松下来。“我好担心是我害她受伤的。”“融合后,你的体贴和美术天分一定能为卡伦带来很大的帮助。”詹森想了一会儿,问我:“卡伦会介意我是黑人吗?”我很惊讶他会这么问,但我立刻回答:“不会。我确信她不会介意的。”这时我突然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是黑人?”“她父亲对深色人种有偏见。不过就像我说的,我是为了教她色彩才诞生的。”是啊,那还用说。有时候我真是个猪脑袋。我们开始融合的例行程序。当詹森进入卡伦的小房间,为了缓和气氛,他朝卡伦吐舌头、咧嘴微笑着。卡伦描述詹森的模样:黑人,一头卷而纠结的黑发,约4.5英尺高;她以为他的个头会再高一点。他主动跟卡伦说话,为遮盖伤疤的事向她道歉,并请她转告“他会想念我”,但我知道他永远都在。此外,詹森要我记得告诉卡伦藏画的地方。他在发抖,她说,两只手紧紧攀住她的双臂。他问她是否准备好了?他爬上她的膝盖,准备融入。卡伦停顿了几秒钟,之后意外地说整个过程比她原本预期的快多了。他已经融入,她可以感觉到他。她脸庞涨红,转为深红色;她感觉到他的焦虑,抱怨光线和噪音。她说她感觉有些悲凉。“因为他经常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一旦卡伦离开催眠状态,我便这样告诉她。之后我说,詹森把画摆在她的衣橱里。1997年11月16日与詹森融合1997年11月12日,礼拜三,我和詹森融合。这次融合跟以前不太一样,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融入我了。融合后,我并未立刻感受到异状;然而到了晚上,我突然被大量的记忆与感觉淹没。我在那些灰色房间受罚或受虐时,他会出来,将灰色变成彩虹般的缤纷色彩,让我无心顾及肉体的伤害。现在,詹森融入我两天之后,那些最黯淡无光的日子霎时有了颜色。过去我完全不曾意识到詹森的力量。除了画画以及将艺术带进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何存在。现在我终于了解,詹森之于我的意义远远超乎我的想象。詹森是我身上唯一的黑人人格。他之所以生为黑人,乃是因为我父亲对黑人有很深的偏见。他的出现使我慢慢懂得欣赏各个民族、人种,他给我正确的观点,让我不至于跟父亲一样偏颇。詹森熟读他的种族的历史,并且选了18世纪某奴隶的名字为自己命名。因为詹森给我的知识,我对各种族的历史与冲突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尤其对埃及人,还有他们创造文化的方式特别感兴趣。詹森能使左手,右手也很灵活。他可以同时用两只手写字。詹森也让我的孩子接触艺术,他陪他们剪剪贴贴、涂涂抹抹,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他会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安排艺术培养计划;我儿子还不满一岁时,他把巧克力布丁倒在手工纸上,开启詹姆斯的创作生涯。詹森喜欢乱涂乱画,我们经常因此惹上麻烦。他在某次宗教课的涂鸦把我吓坏了,多年后仍余悸犹存。现在我发现他为你再画了一次,令我相当困扰。我不明白。难不成这幅画是在预告未来?它究竟有什么含义?我不懂他为何重绘这幅场景。这幅画潜藏的邪恶令我害怕。我想撕了它扔掉,但某件事阻止了我的行动。我想起他第一次画这幅画的场景,当时的一切历历在目;我读6年级,坐在第2排。修女对我们讲道,说我们全是罪人;由于我不懂自己何以是罪人,因此詹森替我出来画了这幅耶稣受难图:画中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子刺穿掌心;有个女孩(我猜那是我)正在喝滴落的血,魔鬼的阴影潜伏在女孩身后,伺机夺取她的灵魂。我想詹森肯定是太着迷于他的作品了,他没看见修女正朝他走来。她抽走他的画一看,吓坏了。詹森不明白自己哪里做错,他十分害怕,于是迈尔斯出来帮忙。修女拿圣水往我们头上浇,拼命摇我们的身体,摇到我们快要昏过去变成植物人。当时,我们仍握着画画的铅笔,后面的男生为了引起我们的注意,用力踹我们的手,但他不知道铅笔的笔尖正对我们的手掌心;于是笔尖刺进掌心,流出的血凝聚在掌中央,形成小小血洼。我请求修女让我去洗手间。结果她一看见我的手就开始尖叫,说我是恶魔撒旦之子。之后我爸妈被叫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受到比以往更严厉的处罚,理由是“我让家人彻底蒙羞”。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看见越来越多不曾知其存在的美丽事物。与詹森融合后,我会注意每样东西的每个细节。然而,此次融合最糟糕的部分是“孤独”。我好怀念大家一起参与的内在会议。虽然我从未真正听见他们的讨论内容,但是,知道他们就在那里仍令我感到安慰。我很难过自己不再自我分离了。不再遗失时间的感觉好怪,尤其当我非常需要帮助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一个人要处理这么多事,对我来说真的好难。其他人究竟如何只靠一个人格生活?我不知道霍尔顿怎么了,可是我真的不太了解他。我不懂,假如他还在,我为何不能把时间给他?难道他拒绝再帮助我了吗?※※※※“你准备好完成最后融合了吗?”我问卡伦。詹森已逐渐融入,卡伦正在吸收他的记忆与感觉。“我很害怕,”卡伦说。她望着我,希望我能拉她一把。“现在我还有一个可以托付时间的对象,他是我的安全网。我觉得遗失时间好像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我继续保持沉默,让她与自我挣扎。“我完全不记得最初几个融合人格的事了,但家里仍不时出现一些我知道不是我造成的改变。”“虽然你的人格融合已趋近完成,”我说,“但有待整理的记忆和感觉还是很多,我想至少得再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整个合并过程。”“可是,万一真的发生很糟的事,我该怎么办?”她问道,微微提高音量。她终于得完全靠自己生活了。看得出来,这个即将成真的事实令她开始惊慌。“就算大部分的我都融合了,”她继续,“我还是有很多细节想不起来呀。以前我是秘书,我会打字,会速记——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以前我有一整个内在家庭,我不需要别人。”她交叉双臂,抱在胸前,表情严肃。“霍尔顿已经好一阵子不出来活动了。他让我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她板起脸,不高兴了好一阵子,“我一直到昨天才猛然惊觉,我的内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可以跟他聊一聊吗?”她看着我,表情有些厌恶,但仍闭上眼睛接受例行的催眠程序。“以前的她不必承担任何后果,”霍尔顿说,“我已支撑这一大家子好多年了。”我总不免想到,他取名“霍尔顿”[3]不是没有原因的。“你对自己的融合有何看法?”我问。“我必须融合,我知道,但我认为我有责任继续照顾她一阵子。我已经关闭她的心灵之屋了。”“你的意思是?”“所有房间都被封住,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而我呢,我从来都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一分子。我一直都住在心灵之屋外头,负责保护他们。不过,我还没关闭卡伦的安全小窝。”“你需要她的小房间来完成融合吗?”“倒也不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屋外进行。但是,最后我也必须关闭她的小窝。”“为什么?”“我怕卡伦会利用这里发展更多内在人格。”※※※※圣诞节假期的难关结束后(这回卡伦应付得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她终于把詹森的最后一幅画带来给我。她之所以迟迟不肯带来,我想应该是“詹森”害怕因此受罚所致。这是一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画。多年前,詹森曾因相同主题遭修女惩罚;然而,詹森没有时间感,未曾察觉时空环境早已不同;因此对他而言,当时的处罚就像才刚发生一样,深刻且鲜明。在卡伦的印象中,多年前的那幅画比这一幅更怵目惊心。旧作中,她身后的黑影面积更大,而且

                          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的意思是,万历皇帝因为胡搞女人太多,肾虚,“腰痛精泄”,才导致得病。由此说万历皇帝好色。但凡有点医学常识的人就知道他的话是否靠谱了,合着身体虚弱就是肾虚,肾虚是因为干女的,许多情况都会导致身体虚弱,比如劳累过度,比如身体其他疾病,卢洪春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举个例子,鲁迅有一篇文章说:“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鲁迅全集》第一卷《从胡须说到牙齿》)牙痛居然跟阴亏联系到一起,最后定性为不自爱,胡搞女人。这就是中国古人的逻辑。你说,这种逻辑靠谱吗?关于正史记载万历好色的证据也就是《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的这篇奏折的不靠谱的分析了。至于野史的记载嘛,据《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皇帝在夏天明月高悬时,便与宫女嬉戏,他让宫女四处捕捉萤火虫,装入袋子里,在和宫女嬉戏时将萤火虫放出来,萤火虫落到哪个宫女身上,他当晚就临幸哪个宫女。因此宫女为得到万历宠幸,纷纷把能吸引萤火虫的香水洒在身上。秋天,万历在红叶上写下唐朝王建的宫词前两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然后让宫女写宫词的后两句,“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云车驾六龙”,而后把红叶都抛到御沟中,如果万历写字的红叶和宫女的红叶能漂到一起,就令人取出红叶看,这张红叶是哪个宫女的,万历就临幸哪个宫女。到了冬天,万历会挑选美女和他一起在洛阳殿池子里玩鸳鸯戏水,沐浴后在锦榻上拥美女喝酒。这种野史的记载完全不靠谱,供人一笑尚可。万历好色说完了,再说万历贪财,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说成是贪财?日本明史专家田口宏二朗说: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作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换句话说,万历皇帝之所以“贪财”,是因为皇室没有专项财源,于是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最后说气,这指的是万历皇帝脾气大,那么万历皇帝脾气有多大呢?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张养蒙在奏折中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万历一笑了之,压根儿没理他。田大益在奏折里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难道把日本打趴下,三百多年才缓过劲来的君主就成了这个样子?显然,田大益是血口喷人,万历皇帝依然没理他。吏部尚书赵焕指责万历不上朝,上奏说:“等到有一天蓟门遭到蹂躏,铁蹄兵临京郊,陛下您还能高坐在深宫中,以生病为理由推辞不上朝吗?”2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得体无完肤”,这是“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得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面对这些言官的污蔑,万历皇帝在万历十八年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大臣也有许多同情万历皇帝的,比如于慎行就说:“当今圣上在位日久,熟知人情,每次看见言官骂自己的奏折,就说:‘这就是那老一套(此套子也)。’对于直言激切,直接骂得很厉害的,有时万历皇帝全不动怒,说:‘这不过是沽名钓誉,如果重重处罚他,反倒成就了他的名声。’”(《谷山笔尘》)雒于仁说万历皇帝酒色财气,酒没什么,色没有确凿证据,财有特殊原因,气根本就不对,于是万历皇帝这次真动气了,说要收拾雒于仁,首辅大学士申时行说陛下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最后,万历将雒于仁革职为民。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万历对申时行等人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说完了酒色财气,现在说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的问题,有清史大家说万历皇帝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朝、不见、不批以外,其他三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是小题大做。万历之所以不做这三项,是因为他的身体很差,行动不便。杨仕和《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详细记载发掘万历陵墓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愈演愈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曲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第十四章《打开皇帝棺椁》)(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至于不朝、不见嘛,的确如此,但不批则绝对不对,万历皇帝是二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二十年不办事儿,要不然脑袋早搬家了。黄仁宇说:“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樊树志在《晚明史》中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综上,万历皇帝虽然二十年不上朝,但这二十年他一直在处理政务,也就是说,虽然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也并没有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万历皇帝是个追求真实的人,不喜欢祥瑞之类的造假,《明神宗实录》记载,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石础,忽然显现“天下太平”的字样,大臣都以为是祥瑞,万历很不高兴地说:“这是造假!”皇宫中一旦有这一现象,素来都当作吉兆,然而万历却当场戳穿,可见他是个毫不虚伪的君主。这点比起后世称作一代英主的雍正皇帝强多了,雍正喜欢听人报告祥瑞,例如有人报告一颗玉米长四个穗子,稻田禾苗长数尺高,皇陵出现五色祥云,等等,雍正都对报告者加官晋爵。人无完人,万历的确有值得抨击之处,那就是万历后期对于太监的横行不管不问。万历刚即位时,他对于太监的不法也是想管的。一次万历跟大太监冯保去内市,发现宫里有什么,内市里就有什么,万历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冯保:“这些东西都是宫里出来的,先皇也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就用银子在这里买,赎回去。”万历:“朕不让这些东西流出不就行了?而且这些东西大到镜架,小到珠宝,是怎么从宫中出来的?每次宫里人出来,不是都有搜检(安检)吗?”冯保:“陛下,从宫里出来的,只有一样是不用搜检的,那就是粪车,这些从宫里偷东西的都是通过粪车运出来,总不至于粪车出宫的时候也检查吧?”万历一听,明白了,但他不甘心,他先后想了七个办法来治偷东西的,第一个办法是查宫中太监的祖宗三代,看是不是根正苗红,但这条没用,越是根正苗红的,家里越穷,越穷就越偷。于是万历想了第二个办法,清点宫中财物。他下令把宫中物品一样样登记造册,但也没用,宫里的东西,先用粪车从外运进来一个假的,放在那登记造册,然后再把真东西运走,结果导致宫里的东西假货越来越多。万历一看不行,就想了第三个办法,加税。万历下令在内市征收高额赋税,但是也没用,你加税,内市加价,嘉靖年间卖十两的珠宝,此时卖两百两,照样有人买。之后万历想了第四个办法,下令对从宫中偷东西的严加惩罚,可是也没用,太监的命根都剁没了,还怕死?死就死了,不死就赚了,接着干。之后万历想了第五个办法,对太监们进行教育,说这些宫里的财物都是大明朝的,要爱惜,但也没用,太监们觉悟没万历爷那么高。而后万历想了第六个办法,减少内市的开张时间,本来内市在每月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开张,万历下令改为每月只在十二日这一天开张。可还是没用,内市虽然只开一天,但变成了日市加夜市,一天一夜连轴转,照样不耽误。最后万历怒了,想取消内市,冯保说:“陛下取消了内市,东西就不通过内市往外卖了,今后宫里的东西被偷出去连回都回不来了。”万历一听,彻底无语,从此对内市不管了,对太监也不管了。这样就有了万历后期太监的胡作非为。万历时,太监高寀奉旨去福建征税,爪牙魏天爵、林宗文两人千方百计向他献媚,有一次提供一个秘方,说活取一千个小儿的脑髓作为药引子,可以使睪丸重新长出来,而且能御女生子。高寀非常高兴,就派亲信购买幼童,敲开头颅骨,取出脑浆。贫困的百姓不知高寀的“妙用”,有的就把亲生骨肉卖给他;市井无赖还用蒙汗药诱捕民间的儿童,献给高寀,换得重赏。高寀害死了许多人,以至于税监府院里的水池中,白骨累累。但是,他的性功能并没有半点儿的恢复。吴承恩得知此事后将其写进了《西游记》,详见比丘国那段。而在万历后期,有个小太监把假阳具插入宫女的下体,没想到拔不出来了,那女子竟活活胀死。(《万历野获编》卷六)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长期被病痛折磨的万历皇帝去世,年五十八岁,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史称明神宗。三百三十八年后,1958年9月19日,安葬万历的定陵在当时的北京政府主持被挖开,参加挖掘的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在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这样描述了进入万历地宫的情景:我显然是置身于这阴间世界中了。仿佛觉得前方就有阴间的人影,他们的脚步在走动,他们的鼻息在轻轻地呼吸。他们静静地望着外边,望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此时,我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夜晚,天空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独自走到一块荒无人烟的墓地,野草丛生、碑石林立,猫头鹰依石而卧,黑暗里瞪着圆圆的、绿绿的眼睛冲我发着灿灿光芒,刺进我的心脏、我的肺管、我的血液,使我越发慌乱和沉闷,四顾茫然而不知所措。我想快速离开这阴森可怕的墓地,想尽量不发出一丝响动,免得引起死神的注意和追赶,但腿却在荒草泥泞中不能自拔,阴风凄凄、雾雨迷蒙,似有亡魂用手轻轻挡住我的眼睛,又好像死神在背后用力拽扯我破碎的裤管,我感到死尸的魂灵就在眼前,他那粗犷的鼻息热烘烘地在我脸上喷射,既像人,又像是浑身长毛的怪物,轻轻地、无声无息地引我前行。我知道这是幻觉,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我在心中默念着,这虽是在幽黑的暗夜里穿行,但我仍置身于风尘飘摇的阴间世界。我是生活在阳间的人类来到阴间探索死神的秘密。但这种默念效果,似乎起不了多少作用。因为尘世间的烦恼忧愁、悲欢离合、恩恩怨怨、情情爱爱,统统都在心中消失。我记不起我来自哪里,要向哪里去。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路也没有尽头,前方一片苍茫,似是秋后的茅草地,又似一片干裂的沙滩。我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父母的容颜,并连自己的生存也不再记起,整个身心进入一个虚幻缥缈的世界。似入仙境,又似魔窟,天地一片混沌,阴阳融为一体,万事万物都成为似有似无,似明似暗神秘莫测、变幻无穷的东西。这种东西组成了一个诱人的世界,让人去寻觅,又让人望而却步……(《风雪定陵》)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人员,都未能善终: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而关于万历皇帝的真相,酒色财气的指责大多靠不住,二十年不上朝对国家并没造成什么影响,一场抗倭援朝战争足以让他名垂青史。那万历皇帝执政的主要过失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该如何评价他呢?谈迁《国榷》中收录的民族英雄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对万历皇帝的评价,是我觉得最客观的:“万历皇帝幼年继位,聪明睿智,一开始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依法治国,朝令夕行,虽然有些过于苛察,但是人们守法严谨。万历注重边防,用大帅戚继光在蓟镇,以谭纶为督抚,一切唯戚继光之言是从。戚继光修建寨堡,又把自己在浙江练的昔日打倭寇的军队调到北方来与北边的军队一起训练,于是蒙古人二十年不敢犯边。万历皇帝用李成梁大帅在辽东,李成梁敢战深入,把东北各族杀得畏服。”“张居正骄悍,妄自尊大,最终他去世后全家倒霉了。接替张居正的人则远远没有张居正的才能,于是万历皇帝大权在握。万历为政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士大夫都珍视气节,虽然没有姚崇宋璟那样的宰相,但与开元盛世不相上下。但自从郑贵妃得宠后,万历皇帝就逐渐怠政了,满朝文武纷纷上奏,万历皇帝更加厌恶,于是把这些大臣一个个罢免。但剩下的大臣一个个上奏劝皇帝勤政的呼声更高了。万历一看,干脆不如不理,从此不上朝。此后吏治废弛,风俗大坏。辽东一出事儿,将驽兵骄,练兵就要花钱,只能加税,赋税越来越高,老百姓越来越穷,于是流寇揭竿而起,朝廷土崩瓦解。胡虏和贼寇进攻越急,朝廷朋党内斗越甚,虽然持论者各有短长,但可以定论的是朝廷里的小人都是真正的小人,君子未必是真正的君子。老百姓越穷,当官的越贪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只知害民,百官不知做事,只知聚敛,最终崇祯以一天上朝两次的勤政,也于事无补,只能任由明朝土崩瓦解。”第六章明宫三案万历皇帝去世后,其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在此前后,发生了明宫三案,朝局大乱。明宫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先说梃击案。“梃”是木棍,“梃击”就是以木棍打人,打的是新皇帝朱

                          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民臣就把他编入军营,老弱的辽民臣就让他屯垦戍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没有用国库一粒粮食,就凭着我这一旅之师对抗强敌。然而现在我的部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赤手空拳在锋镝之下出生入死,由于没粮食,只能吃老鼠,杀马,真是凄楚万状。跟内地坐着拿军饷,看不见一个敌人,不用打一仗的逍遥的将领比起来,臣真是心中感到不公呀!这是臣心中的第一个不公。”“同样在战场效力,宁远的兵一个月军饷一两五钱,还给五斗米,而臣在东江这七年,一分军饷也没拿到(按:这个指的是毛文龙的俸禄,毛文龙在东江七年朝廷没给他发过工资,但给士兵的军饷是有的),在东江的百万军民只能从天津、登州、莱州得到二十万石米,而这些粮食有的因为被海水浸泡而发霉,也有的直接被扣了。臣在东江这七年得到的粮饷,能比得上宁远两三个月得到的粮饷多吗?这是臣心中的第二个不公。……”“臣以孤忠自许,可以对得起君父,也可禁得住鬼神的质问,可是朝廷里却有人说我现在立大功是为了想当安禄山、史思明那样的人,今后反叛。臣想,天下没良心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应该良心发现了吧,真想不到还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以臣忠君报国之心,他们却污蔑臣要谋反,这可是灭门绝户的事呀!这是臣心中的第四个不公。”“丁卯之役,敌人打铁山和云从岛,臣手下有人要投降,臣拔剑在手,厉声说道:‘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于是人心稳定,尽管饥寒交迫,但我们还是打赢了。可是朝中却有人说臣在敌人打铁山时在云从岛观望,不放一枪一弹。他们知道铁山和云从岛这一带的地理吗?这帮人在那隔靴搔痒,信口雌黄,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臣心中的第五个不公。”“臣还有话要说,自从今年正月到六月,臣无一日不对敌厮杀,弓箭和铠甲都坏了,火药也用完了,而且士兵的衣服都打烂了,现在赤身光脚,这是臣亲眼所见。皇上为了边疆,应该发给我们粮饷、弹药武器,如此,臣血枯力竭,尽鸡肋之力,或许可以转败为功,收拾辽东残局。不然的话,恐怕转眼间东江就会成为绝地,而天下事未可知。臣老了,身体不好,每到阴雨天,身上的箭伤就痛入骨髓,加上看到这满目疮痍的现状,怎能不哽咽悲鸣,与将士相向痛哭呢?”从毛帅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颗爱国者的心呀!毛帅在孤悬海外的东江一直牵制敌人,可是却遭到朝臣嫉恨和污蔑,天道居然如此?真让所有人心寒!毛文龙是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一品大员,但他却不置私产。朱溶《表忠录》记载,毛文龙死的时候“室无赢财”,只有两顷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属难得。毛文龙在辽东屡立战功,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称赞,如钱谦益《寄东江毛总戎文龙》: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皇太极因“丁卯之役”不胜,派莽古尔泰、济尔哈朗、副总兵刘兴祚等率两万大军进攻东江,被毛文龙击败,“降者二千人”,刘兴祚率四百骑兵于阵上投诚,刘兴祚成为后金立国以来,归正明朝的最高级别将领,引起后金方面的极大震动。毛文龙接受刘兴祚投降时说:“足下不忘中国,输心来归,敢不推心相待,共成大功!”刘兴祚归正以后,向毛文龙献计:其兄弟亲族等人都在萨尔浒城中,可约为内应,袭而破之。萨尔浒是后金囤积粮草之所。毛文龙派大将耿仲明率军千里奔袭,昼伏夜行,遇到后金士兵就杀,于十月初八日抵达萨尔浒城下,派细作入城,暗通城中刘兴祚之弟刘兴贤、刘兴治等,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城池。耿仲明等入城后,对城中八旗军民,大开杀戒,“斩级三千,擒生六十九人”(朱溶《表忠录》)。昔日明朝四路大军在萨尔浒损伤惨重,今日毛文龙算是旧地重战,为大明报仇雪恨了。皇太极在对毛文龙的作战中屡战屡败,只得遣使往东江议和。毛文龙将计就计,要皇太极派重要官员来谈判,以示对等,皇太极为表示对毛文龙的重视,派遣爱将固山额真(一个旗的一把手)可可及三个牛录额真往东江,毛文龙即将来人绑送京师。皇太极闻讯气急败坏,致书毛文龙大骂:“以虚言诱致差人几名,有何好处?”此后,毛文龙又多次以归顺后金为饵,甚至放出话来,“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这封诱敌信毛文龙同时奏报朝廷,但后来被袁崇焕搞到,由此彻底决定杀毛文龙),挑逗、诱骗皇太极派遣使臣,但皇太极都不再回信。毛文龙的用间手段,使得后金方面寝食难安,手足相残,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首领都曾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展现了非凡的才智与谋略。《表忠录》记载,一次清军夜袭毛文龙,毛文龙在后金间谍众多,自然提前侦知,后金铁骑会从冰上来打毛文龙的皮岛,毛文龙于是把冰都凿漏,天气严寒,他算准冰被凿漏后不久就会被重新冻上,但无论如何都没有原先未被凿开之前冻的结实。等到八旗铁骑杀到冰面中央时,毛文龙令部下擂鼓,鼓声的共振作用使得刚冻上不久的冰面塌陷,敌军死伤惨重。事后后金军都在传这样一句话:“无轻犯毛都督!”此外,据明末在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帕莱福《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毛文龙“习葡文,并从葡人治军事学,亦闻公教忠君爱国之说,抗清诸将中,无如文龙勇毅者”。针对毛文龙的战功,汪汝淳《毛大将军海上情形》说: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独将军自庚申(1620年)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来自敌人的肯定才是真正的肯定,你自己说你自己有多少战功是不算数的,而据女真人当时的《满文老档》记载,毛文龙的确是被《满文老档》提及次数最多的人,要比熊廷弼、孙承宗多,当然,更比袁崇焕多,其中提到毛文龙有近百次,提到袁崇焕只有十二次,如果刨去跟袁崇焕议和的信件,那就只有六次提到袁崇焕了。如此,到底谁在抵抗后金,不言自明了。后金的诸位汉官给毛文龙写信说:我众汉官致毛文龙书曰:“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老爷若以我等不得已而降之,被强迫而生之,怜悯于我等,则望亲书保问或札付寄来。我等若有可能,即夺一城池居之,若不能则登一千山。”(《满文老档》)可见后金局面都到了什么样子,眼看后金就要被毛文龙搞得崩溃的时候,毛文龙却被袁崇焕杀了,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以上出自在朝在野、中国外国无数史料,都记载着:毛文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那么袁崇焕为何杀他呢?该到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此前无论是熊廷弼、王化贞、孙承宗,都对毛文龙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他打得不错,走私就走私吧,但袁崇焕则不然,他要将东江列入自己“五年复辽”的战略中,决定让毛文龙听自己的指挥,而早在伊始,袁崇焕就对毛文龙动了杀心。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还在京城时就对大学士钱龙锡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袁崇焕眼里,不管你对抗击后金是不是起作用,收复辽东必须听我的,只有一切都按我说的做,我才能五年复辽,如果不能五年复辽,我杀了祖大寿、赵率教等三人后就要去领死,既然如此,现在谁要是不在我的通盘部署中,我就先杀了谁。为了彻底让毛文龙听自己招呼,袁崇焕下令凡是运往东江的钱粮,不再由登州、莱州出海,而是经过袁崇焕控制的山海关,然后再运往东江。此外袁崇焕下令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所有要去往东江的船只必须归袁崇焕节制。事实上登州莱州的东西到了袁崇焕那里后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得知消息后说:“此乃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一连八个月的东江粮饷都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派人到宁远与袁崇焕交涉,袁崇焕一看,你终于派人来了,他便将十艘船的粮食、猪羊、金银和酒拨给毛文龙。但如果东西总是被袁崇焕扣押,毛文龙再派人来交涉也不是办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毛文龙亲自来宁远与袁崇焕见面,双方的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两人约定一个月后在毛文龙的地盘相见。此时袁崇焕早已安了杀心,因为据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奏折里说:“去年(1628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但袁崇焕知道,如果在宁远杀害毛文龙,那么毛文龙东江镇的那些人要么投敌,要么就会作鸟兽散,只有在毛文龙的地盘上干掉毛文龙,袁崇焕才能善后。在北京的时候袁崇焕还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为什么此时袁崇焕彻底要干掉毛文龙呢?是袁崇焕嫉恨忠良吗?显然不是,袁崇焕虽然在军事上远远算不上战略家,也曾随大流歌颂魏忠贤,但就本性而言,可以说是个好人,中国历史上,身为知县,在百姓家房子着火时上房救火的只有他一个人。之所以袁崇焕决意要杀毛文龙,是因为袁崇焕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得到了毛文龙“勾结”后金的证据,就是毛文龙给皇太极的书信,该书信见于《满文老档》,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毛文龙“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袁崇焕信以为真。关于这种说法,有《国榷》卷九十的记载为证: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无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等于说皇太极用计巧妙让袁崇焕得到毛文龙写给后金的书信,袁崇焕信以为真,最终下定杀毛文龙的决心。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毛文龙的地盘,六月初一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如今辽东海外,只本部院与贵镇二人共谋恢复辽东大业,务须同心共济,本部院不避艰险到此,希望与贵镇商量一个进取辽东之计,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毛文龙说:“我在海外八年,屡立微功,朝中不断有奸佞说我的坏话。我东江镇粮饷缺乏,器械马匹太少,只要钱粮充足,我们一起光复辽东,亦非难事。”两人交谈了一会儿,毛文龙下令摆酒席,边吃边聊,酒席间,毛文龙喝多了,便说:“关宁兵马俱无用,只用东江二三千人藏云隐雾,一把火灭了东夷!”毛文龙的意思是袁崇焕手下的千军万马都没有用,有我这两三千人足矣,一句话把袁崇焕惹怒了,但袁崇焕没有当下翻脸,毕竟,杀毛文龙是既定政策,到时再翻脸不迟。六月初三袁崇焕再次与毛文龙会面,袁崇焕说:“毛帅这些年在边塞很辛苦了,我劝你回杭州老家吧,那里风景好,你养老去吧。”袁崇焕的话已经很直接了,让毛文龙交出兵权。毛文龙显然不愿交出兵权,便说:“我早有此心,只要灭了女真人,我就回老家。”袁崇焕看毛文龙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又更进一步点明:“这些你不必操心,会有人来代替你的。”毛文龙自信地说:“东江镇还有谁能代替得了我?”袁崇焕没有接这句话,而是说:“我这次来是劳军的,你手下士兵每个人赏银一两,布一匹,米一石,按人头发放。”袁崇焕话里有话,“按人头发放”意思是让毛文龙告诉自己,你手下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毛文龙显然明白袁崇焕的意思,便故意瞒报说:“我这里有三千五百人,明天就去领赏。”实际上此时毛文龙手下有三万人。袁崇焕知道毛文龙说的不是实话,至此,双方彻底谈崩,只等着刺刀见红的那一刻了。六月初五,袁崇焕与毛文龙第四次见面,告诉他明天自己就回宁远了,今天要在岛上看士兵比赛射箭,优者给赏。袁崇焕让部下传号令,命各营兵四面摆围。毛文龙及其随行官百余员,都被绕在围内,随行兵丁被截在营外。至此,袁崇焕终于要行动了,他最后一次试探毛文龙,“我打算把东江镇一分为二,旅顺以西归我节制,旅顺以东归你节制。”毛文龙:“我还是希望整个东江镇由我来带兵,毕竟我是东江镇总兵,你我同心合力,督师您的五年复辽目标方才能成功。”袁崇焕:“你的意思是如果旅顺以西归我的话,还没在你手里对于恢复辽东作用大?”毛文龙:“文龙不敢坚执己意,只是因为旅顺以西仍旧由我节制更便于指挥而已。”袁崇焕这下急了:“难道我不是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置你焉能对得起当今圣上?”毛文龙:“督师如果说我冒功的话,我一个牛毛寨大捷就砍下女真三百七十一颗人头,而你所谓的宁远大捷号称歼敌一万七千人,可是也不过砍下二百六十九颗女真人头,到底你我谁是冒功?”袁崇焕大怒:“你还敢强词夺理?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谈了三天,望你回头是岸,哪晓得你狼子野心,你目中无本部院尚可,方今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容你?来人,把毛文龙绑了!”说罢几个武士将毛文龙按倒在地,随后袁崇焕列了毛文龙十二当斩,下面咱们就看看毛文龙的这十二大罪行都有哪些。一,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按: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怎么就成了“军马钱粮不受核”了?)二,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后金军),杀降夷,杀难民,全无争战,却报首功。二当斩!(按:毛文龙的战功大多是兵部核准才确认,若毛文龙杀降人难民冒功,那孙承宗在奏折里说:“随行关外道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系真正壮夷”是怎么回事?至于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嘛,明朝方面没有任何记载说毛文龙屡战屡败,后金《满文老档》中近百次提到毛文龙,前文已详述,后金被毛文龙搞得焦头烂额。但是现在有的清史学者列了许多毛文龙的败绩,这些败绩从何而来呢?其实所谓毛文龙的败绩都是出自《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这部书是乾隆年间编修的,把所有后金方面的败仗都给写成了胜仗,乾隆年间正是篡改历史、篡改各种中华典籍的高峰,关于袁崇焕被美化就是乾隆年间的事,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说关于毛文龙的后金方面记载,我们是该相信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呢?还是该相信一百多年后被篡改出的秽史《清太祖实录》呢?不言自明。关于毛文龙的所有败绩都出自《清太祖实录》。)三,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后奏疏,俱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逆不道,三当斩!(按:那些书信是毛文龙写给皇太极耍他们玩的,所有书信都上报朝廷备案了。)四,文龙总兵以来,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又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按:袁崇焕一上任就下令登州莱州海禁,所有运载粮饷的去往东江镇的船只必须先经过山海关,他克扣了东江镇八个月的粮饷,直到毛文龙派人交涉才结束,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那么到底是谁在侵吞东江镇的军饷呢?至于说“每岁饷银数十万”嘛,从1621年到1625年朝廷总共拨给毛文龙五万两白银,而此番袁崇焕赴任,朝廷共给他四百八十万两白银、米一百八十万石,另发内帑一百二十万两白银、铠甲四十万具,红夷大炮十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底是谁“每岁饷银数十万”则不言自明。)五,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按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个命令,令他快速率军去救援赵州,在那里配合西军里的老上级王渊一起防守金军。这是他走上命运之轨前夕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金军当时击破了宋朝仅次于北方三镇的重镇真定府,赵州是真定以南的另一处要塞,军方的命令是要他尽一切可能坚守,能守多久是多久。韩世忠明白,这是用他和他部下的生命,去换宋朝上层的喘息之机。这在当时逃跑成风的现状下,根本不必理会。韩世忠按命令干了,他先是率部守城,一直守到了粮尽援绝的地步。这时有人劝他趁早突围,趁着战力未失,或许能冲出去。韩世忠摇头,这样就逃,他不干。当天晚上下起了大雪,到了午夜时分,他悄悄打开了城门,率领三百名死士冲进了金营。黑暗之中,他上满了发条一样在金营里乱窜,鬼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哪些位置砍死了哪些人,反正金营里乱成一团,等他带着人摸出营逃出去好远了,身后边还是一大片的喝杀声。事后知道,那天晚上黑灯瞎火的,赵州城外最大的一个金军头领不知被谁砍死了,宋朝官方分析很可能不是韩世忠他们干的,而是金军内部的误伤。不管怎样,韩世忠逃出来了,他没守住城没能杀退金军,但是很勇敢。因为这种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升官成了嘉州的防御使。韩世忠的事告一段落,命运在前方等着他,要等到赵宋一脉仅剩下一根独苗逃出魔爪时,他的机遇才会到来。吴氏兄弟在这段时间里过得比较单调,用一句话可以概括:“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打了一架,砍了西夏人一百四十个脑袋,小升了一级官。终于轮到了岳飞,真的很想拨开层层的迷雾,把他这些年发生的事一件件都清晰明白地记录下来。可是我做不到。因为他的资料是缺失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最爱国最英勇战绩最强的军人,他的生平被自己的民族亲手毁了。他的敌人不仅杀死了他的生命,更毁灭了他的印迹,我能记录的只能是各种资料混杂在一起的一些分析结果。岳飞在公元1121年离开韩家走上社会,去相州的一个市镇里当上了游徼,也就是弓手。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城管,负责社会治安。这是宋朝职役里的最下一级,由第四等户承当。由此可以知道,岳飞之所以能当上弓手,很可能是出于韩家的介绍。他是贫农,按出身他一辈子都是受管制阶级。尽管如此,岳飞仍然很快就主动辞职了,至于原因,从他以后表现出的品性来看,是他厌烦了。城管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再次失业,岳飞一身轻松,也可以说是彻底的一无所有。前面韩家介绍他当弓手,已经还清了他当年击退马贼的情分,当此时,他只能依靠自己。而他已经想清了。他要投军。当时,燕云战役已经打响,童贯率领重兵进击十六州,导致后方实力空虚,河北真定宣抚刘韐决定向民间征兵。岳飞就在这次招募中走进了军营,他所在的部队有个番号叫“敢战士”,也可以被翻译成“敢死队”。截止到这里,资料没有发生歧义,没有谁对岳飞的这一段生活表示怀疑,但下面的就不一样了。按《宋史·岳飞列传》里记载,岳飞从军之后因为战绩出色当上了敢战士的小队长,很快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回相州剿匪。这批匪徒有实力,有胃口,有根据地,平时躲在山上不下来,下来抢一票就走,搞得正规军抓不着、厢军攻不上去,怎么看都让人头痛。说句实话,按正常思路,像岳飞这样的新兵蛋子,根本拿人家没办法。可他是岳飞,是中兴四大将里最全面最聪明的一个,纵观他的一生,只能用“天才”来形容。何谓天才,无师自通、一通百通、无所不能,没有人教他怎么做,而他什么都能做到!岳飞只带了百十来个人就出发了,严格地说,跟他走在一起的不足几十个,更多的人先一步进入了相州,他们乔装改扮,变成了一个个小商贩。这样一堆商贩走在一起,对匪徒来说纯粹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肥肉。他们很正常地冲下山来,这些商贩很正常地投降,连人带东西被抢运上山。货物成了匪资,人成了新的匪徒。岳飞把剩下的人再次分成两批,一批埋伏在山脚下,一批人跟着他“剿匪”。那天山脚下是这样一个场景,顶多二三十个大兵站在山下挑衅,要土匪们投降……山上的匪徒们忍无可忍,哪怕是为了以后能过得清静点,都得狠狠地胖揍这些不知死活的大兵。于是,匪徒冲了下来,大兵们打不过逃跑,匪徒追,有伏兵,匪徒没服,再打,突然间一切消停,山上投降了,匪首成了俘虏,被山上的商贩们押了下来。完活儿。军队基本上没有伤亡,土匪全体抓到,匪资没有损失,全部充公。考虑到以上是用微小的兵力来完成的,这个战绩堪称完美。这些就是岳飞在这段时间里的官方记录。下面说一下反对意见,提到反对意见,就要说起一位史学前辈,他就是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学术界公认为“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的邓广铭先生。邓先生认为官方的记录是假的,岳飞的真实经历应该是参加了燕云战役,并且是跟着郭药师冲进幽州城,被辽军从城里狼狈赶出,一路徒步逃窜回营地的宋军一兵。理由是,由岳飞的孙子岳珂编写的《金佗续编》里收集了岳家军中几个幕僚的随军杂记,其中一段记载说,岳飞曾自述到过辽国的燕京(他误称为黄龙府)城下,看到的城墙像小山一样高。于是邓先生推断,岳飞一生能到燕京城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他充任敢战士小队长时。因为之后,岳飞一生都没能越过卢沟桥。这个推断对吗?似乎有他的道理。但是有一点,《宋史·岳飞列传》里的事迹本身也来源于岳珂为其先祖所整理的各种资料,比如上面的剿匪事迹,就出自《鄂王行实编年》。那么请问邓先生,您不信岳珂说的,却信岳珂另一本书里提到的幕僚笔记里的岳飞某次聊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事儿说不清,别说是几百年前的宋朝,哪怕是现实世界里前一分钟发生的事,当事人对公众说,他做了哪些哪种,也会被质疑。——你用什么证明?无图无真相、有图也会PS、没P……你做那些事一定别有目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哪怕是岳飞死而复生,并且证明了他就是岳飞,由他来说上面两种可能哪个对,仍然要被质疑。这种事儿也发生在我身边,比如这本书的开篇,我白纸黑字地再三强调,当年那个站在窗台上嘘嘘,一头栽下去砸倒铁炉子的东北男孩儿就是我,不还是被人怀疑吗?那真的是我!我、铁炉,它倒了。这种事说到底就在于心态,一个怎样对待英雄、传颂英雄的民族心态。举两个例子,第一,西方世界里九杰之一的亚瑟王,他与亚历山大大帝、凯撒大帝、查理曼大帝、第一次十字军领袖耶路撒冷王哥弗雷、约书亚、大卫王、麦克比阿斯等人齐名。很牛吧,可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呢?第二,英国故都温彻斯特的王宫大厅里,悬挂了六百多年的一张大圆桌面,传说那是著名的圆桌骑士们用过的。经现代科技精密测试,它是十六世纪初期的作品,最早不超过十四世纪,而亚瑟王和他的武士们应该存在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史才从六世纪开始。这说明什么呢,英国人、整个西方都在造假嘛。可圆桌面仍然挂在皇宫的墙上,亚瑟王仍然顶着“过去和未来之王”的名义照耀着基督教世界。人家相信。看东方,就不用人类发源地韩国了,以日本为例,他们有一位支撑他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始祖——源义经。这人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武圣关羽。几千年以来(见鬼,日本人的历史硬生生地拔到了几千年),源义经被不断地传颂,他从一个狠毒的不择手段的脸色苍白相貌丑陋矮小到一米五左右的人,变成了电视机里身高超过一米八英俊到万人迷有情有义终生追求理想连死的时候都有白光在夜空下飞升的神灵。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睁眼说瞎话的人可耻吗?如果是的话,在圣像面前放肆的小丑也好不到哪儿去。最起码一个是歌颂英雄,另一个是丑化英雄,追究到心灵深处,后一种更加的不堪。因为忌妒,因为不知所谓的嘲弄。如果这就是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态度,那么可以肯定,这个民族的集体灵魂一定是出问题了。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神灵般的存在?没有这种存在,你们就显得和神灵一样的高大了吗?何况哪怕再挑剔,把他所有有可能歧义的功绩都去掉,他仍然那么的了不起。好了,关于岳飞的种种,让后面具体的事例来说话。现在最后一位未来大人物登场,张浚。作为未来帝国军方一把手,张浚的现状很耐人寻味。他中了进士,当上了官,是京城里的太常簿。这只是负责国家礼乐制度的太常寺里的一个小官,算是行政单位,但没实权,是典型的文官熬资格的地方。查《宋史·张浚列传》,他在这段时间里啥也没干,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会发现,他是很活跃的,就在东京保卫战打到最危急的时刻里,他都在上蹿下跳。当时,姚平仲偷营失败,全城人心惶惶,张浚觉得自己必须说话了,他看到了问题的最关键点!他说,责任都在李纲身上,他太专权了,应该引咎辞职。专权……这两个字是赵构、岳飞、韩世忠、吴氏兄弟等等所有南宋上层人物在以后十几年里和张浚共事后,得出的共同心声。这时是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这一刻,这是终点,也是起点,是屈辱的极致,也是新生的开始。那么多的人,都浮沉在时代的旋涡里……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前言清朝是中华历史上世变之急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它上承几千年来的专制帝制,下溃于民主共和的洪流。经历了改朝换代的血腥征讨,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雄才大略的帝王臣工,空前绝后的开疆拓土,冷酷隔膜的世态人心,戮心为上的“盛世太平”,思想文化的钳制镇压,贪官污吏的丑态毕露,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农民起义的此起彼伏,开明士夫的自救自强,异域文明的东渐挑战,维新改良的失败尝试,最后走向共和的国制革命。一幕幕在混乱中转型,在转型中更加混乱的历史活剧,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兴衰的最丰富、最生动的材料。于是我萌发了编写这本《清朝那些新鲜事儿》的想法。它力图通过对清朝三百年间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顾反思,探寻一下中华民族兴与衰的因由与契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也是艺术。它可以借鉴,更可以欣赏。为此,在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我不做学究式的严密论证,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把历史当故事说,把学问当评书讲,使您在轻松愉快中获得知识,增长智慧。愿快乐的学习与您同在。第一章努尔哈赤奠基大清一位西方学者说:“西方最关注的中国古代杰出人物是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中国灿如星汉的历史人物中,不乏像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杰出帝王,西方人为什么更钟情于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主要原因多半是成吉思汗与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以汉族为主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国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同成吉思汗相比,努尔哈赤的传奇色彩似乎更浓。在中国自秦朝以下的二千多年的皇朝历史中,建立过二百多年以上的大统一的王朝只有两汉、唐、明、清。大清帝国占据中国历史舞台达二百九十六年,占秦以来整个中国王朝历史的八分之一。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汉族,只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少数民族。努尔哈赤在中华文明史上开创了一个时代,由他奠基的大清帝国,到康乾盛世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帝国。作为大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遗传了“光宣哀世”的基因。这就是努尔哈赤在今天为人们所关注研究的关键所在。一、不幸的少年努尔哈赤出身于明朝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生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射箭,有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继母拉氏刻薄寡恩,待他非常不好。父亲塔克世受继母挑唆,给努尔哈赤的东西极少,不能维持生活。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到莽莽林海里去打猎、挖人参、采蘑菇、捡榛子、摘木耳、拾松子,然后将这些东西运到抚顺马市去卖,以此来维持生计。在他二十五岁那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同时死于明军攻城的炮火,这一事件,对努尔哈赤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关于这件事的起因,需从王杲之死谈起。在当时的建州女真中,以王杲势力最强。王杲曾带兵进犯辽阳,杀死指挥王国栋,后王杲被俘,被押送到北京问斩。王杲死后,他的儿子阿台为报父仇,袭杀明军。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明将李成梁提兵直捣阿台的住地古勒寨。阿台妻子的祖父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觉昌安为了使孙女免于战难,也为着城内居民减少伤亡,便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一同进城,打算劝说阿台投降。建州女真图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里通明朝,引导攻城,向城上守军喊话说:“李太师有令,谁杀死阿台,谁就做古勒城的城主。”于是,城里出现内奸,城被攻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不幸死于战火。努尔哈赤得到祖父和父亲遇难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找到明朝官员,质问道:“我祖父为何被害?你们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明朝官员谢过说:“这不是有意的,是误杀罢了!”明军送还了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明朝廷又赏给努尔哈赤三十匹马,并封努尔哈赤为指挥使。但努尔哈赤怒气未消,又不敢直接同明朝冲撞,便迁怒于尼堪外兰。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以报祖父、父亲之仇为名,率领百余人的队伍,向尼堪外兰的驻地一图伦城进攻,拉开了女真统一战争的历史帷幕。二、十大历史功绩有一本美国历任总统的合传书,书中记载了美国各届总统值得历史学家肯定的历史功绩,有的一两件,多者三四件,有的一件也没有。努尔哈赤活了六十八岁,从二十五岁起兵到生命结束,政治军事生涯四十四年。有历史学家盘点其历史贡献,有十大件。1.统一女真各部金国被元朝灭亡之后,女真族各部纷争不已,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元、明三百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经过三十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当今世界不少民族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杰出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因此,努尔哈赤促成女真各部的大统一,应该是件了不起的大事。2.统一中国东北明朝中期以后势力衰落,已不能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到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兴安岭的广大地区,面积约五百万平方公里,已和明朝的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不仅结束了相互杀戮、黎民涂炭的悲惨局面,而且为以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逐,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3.制定满族文字金灭亡后,通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

                          国产成人乱码一二三区18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可是作为一名少年,他阅读描写少年心理的书籍确实有些难为情。他感觉不太舒服,就像从内心受到了挑弄。读过之后,他觉得书中既有说对的地方也有说错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心理既不像书中写的那么理论性强,也没有那么深刻,而是更加单纯且现实,却又相当复杂。总而言之,由于混沌无头绪而难以把握要领。仅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在那毛毛躁躁的不安情绪当中,少年们全都怀揣着已经白热化的炸弹。可能由于是异性,所以母亲看少年的眼光过于温和而美丽,深信少年既纯真又无邪。然而,其实少年并非那样纯真。他们表面看似无邪实为无知,只要稍长个心眼就随时都会干坏事。如果确实纯真无邪的话,这孩子要么就是个缺心眼,要么就是个满脑子坏主意的伪善者。至少从学会自慰时起,少年就不再可能纯真无邪了。他会天天沉湎于腥臊味之中,还会在体内涌现的冲动和懊悔之间来回摇摆。而且,为了遮掩这种冲动,少年天天都得撒谎。但是,如果站在少年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却并非自甘堕落而是百般无奈。如果换一种看法,或许可以说是肉体在强迫他们撒谎。不过,正因为撒谎是以肉体为基础,那么所有的少年就都无法躲避,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而且正因如此,尽管也会产生不痛不痒的懊悔或听到他人的忠告,却都不可能轻易戒掉。为遮掩自慰的撒谎日渐膨胀而深刻,并且隐藏在心底。少年最害怕这个秘密被母亲知道。这个秘密他绝对不想让母亲知道,于是为了遮掩而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思。如果不去探究这个最大的秘密,那么即便描述了少年期的烦恼,最终恐怕也只能是说些表面的漂亮话而已。在学会自慰之后,伸夫撒起谎来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以前即使撒谎也都很幼稚,例如偷偷去临院采樱桃了,去禁止游泳的水域游泳了等等。这类谎言即使万一被戳穿,只需道歉说声“对不起”或辩解说“是某君来叫我去的”就能蒙混过关。但是,对于自慰行为撒谎就不那么简单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这类谎言从未被戳穿过。而即便被戳穿了,母亲也会像往常那样只是稍微教训一下吗?母亲大概会惊慌失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吧?母亲即使要教训也不会直接触及那件事情吧?这种相互难以启齿、暗藏于心的状态正是性秘密的特征。正因为具有这种特征,才可以说撒谎是必要的罪恶。在自慰已经常态化的同时,伸夫开始购买有关性行为的书和杂志了。当时日本刚刚战败,以前被限制的书刊被一举解放出来,街巷中到处可见登载色情荒诞花边新闻的杂志和报纸。其中既有较为正统的如《夫妻生活》《恋爱》等书籍,也有小题大做捏造渲染男女事件的猎奇报道。市中心的大型书店过于显眼,于是伸夫就去市区边缘的书店或屋檐已开始倾斜的旧书店,在那里可以放心地买书。由于都是小型书店,所以看店的往往只有一个人。不过,如果是男店主的话,恐怕就会被看透来店企图,所以还是不好意思出手。但如果是女店主,最好是老阿婆,这样的书店就能无所顾忌地买书了。从伸夫家经过南六条朝东有家电影院叫“美登纪”,旁边小巷里有家不到四平方米的“一杯饮”小酒馆,斜对面就有家旧书店,由早已年过六十的阿婆和她三十岁左右的女儿轮换看店。书店面积三十多平方米,左侧书架上堆着一块钱一本的旧书。伸夫在晚上穿着夹克衫骑自行车去那家书店。快到书店时,伸夫把自行车放在离书店二三十米远的位置,然后装出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进了店门。阿婆一般都会坐在像澡堂收款台那样高出一截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或者看书或者听收音机。如果是她女儿,就要么在织毛线活儿,要么在跟貌似男友的三十多岁男子大声谈笑。伸夫一边留意她们的侧脸一边站在了书架前。伸夫知道,那些载有女性裸体插图和色情报道的杂志就摆在前边右下方,但他进店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他先是站在摆着日本文学全集、世界历史和植物图谱之类的书架前看看,然后视线转向普通小说的书架,取下一两本来装出阅读的样子,然后慢慢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不过,如果那里已有其他顾客就不太容易靠近了。这时他先观察一下顾客的相貌和装束,若是陌生人便可放心。可他还是没有勇气跟别人站在一起浏览杂志。他很希望那个男顾客走开,或者要买就赶快买,不买就出去。他等得急不可耐,而那个男顾客却根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顾客走了,伸夫心想时机已到,可又有别的顾客进来并大模大样地占据了那个位置。最恬不知耻的就是喝过几杯酒之后进来的泥瓦匠小哥,他边打酒嗝边悠然自得地浏览裸体插图。不过,由于当时裸照尚未解禁,所以并未暴露某些局部。而且,当时照片的印刷技术尚不成熟,纸张质量也差,女人的身体也较为瘦弱。但是不知何故,那个时期的插图和报道似乎特别生动而富于震撼力。当然,伸夫已到十五岁,只要是色情方面的图文都会引起性兴奋。因此,那种所谓“酒糟杂志”的整个页面都充斥着从长期战争压抑下解放出来的喜悦和热浪。虽说如此,由于那类杂志尚属未获公民权的非公开渺小存在,所以也可以说更为这类杂志营造出备受压抑的淫靡氛围。泥瓦匠小哥大模大样地浏览过那类报道之后,大声说句“哎,我要这本和这本”就满不在乎地买走了杂志。由于顾客过于大模大样,所以店家似乎也受到感染一本正经地回应“多谢惠顾”,丝毫看不到“这男人是个色鬼”之类的厌恶神色。伸夫虽然也想如法行动,可到了跟前却还是不敢大声讲话。不管怎么说,由于一看便知自己是未成年人,所以他总是底气不足。泥瓦匠小哥离去,这回只剩自己了,伸夫就慢慢地向色情杂志那边靠近,并装出不经意偶然看到的样子停下脚步。他再次确认周围没人,随即像馋猫偷鱼般迅速拿起色情杂志。说实在话,当时只要是色情杂志就什么都行。哪怕照片不清晰、报道荒诞无稽,只要属于那种内容即可充分满足需求。实际上,伸夫只是把杂志拿在手中就开始呼吸急促,翻页的手也在微微颤抖。虽说如此,他却故意慢条斯理,那样子像是在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不过,尽管伸夫做出这种姿态,店家却似乎早已看透他的心思,并对他的故作姿态毫无兴趣。他们肯定想说“你想看色情杂志就赶快买了走吧”。阿婆依然坐在最里边的中央位置,用毛毯裹住腰以下的部位,插着耳机在听广播。伸夫不失时机地确认了杂志的价格。杂志虽因过期稍稍便宜,但这类杂志绝不会轻易跌价,用零花钱倒也够买上一本。伸夫犹豫片刻,选中了载有女人挺起裆胯照片的那本。他本来可以直接拿到柜台去,可因为刚进店时先在文学全集前转悠了一阵,所以如果现在只买一本色情杂志的话,实在有些难为情。伸夫百般无奈,就又找了一本封皮磨破、后面盖着“宫田藏书”印章的文库本,摞在色情杂志上一起拿了过去。阿婆像是刚刚发觉般抬起头来,随即依次确认封底价格并用粗纸包起书来。阿婆手上的动作慢吞吞,简直太啰唆了,赶快把书递过来嘛!要是再有顾客进来怎么办?伸夫焦急不安,可对方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书终于包好了,阿婆说“一块五”,伸夫赶快从衣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一块钱纸币。伸夫接过找零,随即一溜烟窜出店门跨上了自行车。他蹬车驶过夜幕下的街道,心中兴奋地喊“买到啦、买到啦”。又买到黄书啦!这回要看着它尽情享受一番。虽然家就在眼前,可是来到亮着路灯的地方他就想停下来看看。他抵抗着诱惑拼命向家疾驰,也不在乎润滑不好的旧自行车越蹬越重。伸夫的脑袋里因为今晚的好事已经变成了蔷薇色。买书已相当辛苦,而买书之后辛苦依然持续。眼下黄书是最重要的宝贝。以前那些珍藏在抽斗里的昆虫标本、玻璃球和纪念章之类与黄书相比,简直太小儿科、太缺乏色彩了。但是,这回的宝贝绝对不能让母亲看到,如果看书时不留神,母亲也许会惊讶得当场昏倒。伸夫慎重地考虑藏匿黄书的地方。自己去学校后母亲肯定要进房间清扫,因为她爱管事,所以可能会翻遍所有的角落。一个月前,母亲找出伸夫自慰后藏在壁柜角落里的脏内裤洗了。本来伸夫不自己洗衣服,所以当然要由母亲来洗。可是,母亲把藏起来的内裤都洗了,这令伸夫十分生气。自己就是因为害臊才把内裤藏起来,所以母亲即使发现也应该佯作不知。可母亲却满不在乎地翻出来洗了,实在讨厌。伸夫现在最想要的就是带锁的抽斗,有了它就能藏匿黄书。但是,如果换个思路来看,抽斗上锁就等于自动显示里面藏着重要物品,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要不干脆就放在稀松平常的位置倒不显眼,或许不会引起注意。考虑到最后,伸夫决定就放在右边的抽斗里,夹在笔记本和记录纸下面的文件夹里。因为色情杂志几乎都是十六开,所以夹在稍大的文件夹里就不会被看见。而且前后都有几张洋纸夹着,这就是双重防护了。再加上文件夹与摞在上面的笔记本等位置相对固定,所以母亲应该看不出什么变化来。这样就不必担心被发现,伸夫终于放心地去上学了。可他放学后一回到家就径直去拉开抽斗,看到文件夹封皮原样未动就放了心,像是占了多大的便宜。正因为买书藏书如此辛苦,所以感觉黄书更加魅力无穷,其猥亵性和刺激性是以前的辞典和描写女性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只看一眼,不,只是想起那本书,伸夫的下体就开始发热发胀。同一本书看过多次之后,他就能把哪页写着什么以及哪页有什么照片插图都记住,报道的内容也几乎都能记下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从不会感到餍足。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本黄书就足够快活一个月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仍未了解真正的男女性事。他只知道那就是成年男女裸体相抱,男人把阴茎插入女人的下体。但那对于毫无经验的伸夫来说,简直就是可耻至极的行为,只有那些远在天边与己无关的人们才能做得出来。父母是夫妻当然会有性关系,但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搂抱在一起的情景。而且,虽然男女搂抱在一起时似乎感觉很爽,但也毕竟只是男方,而女方却总像是在抗拒。因为根据书上所看到的描述,男方毫无例外都是“侵犯”“占有”和“撕破内裤”等行为,而女方则是“惨叫”“遭袭”“哭泣”“被杀”等内容占了绝大多数。偶尔有“夫妻和合”“女人的愉悦”等词语,伸夫也搞不清是什么感觉。在性事当中,男方绝大多数都是暴力性的,而女方却只让人感到像是被迫顺从的可怜角色。伸夫对于实际的性也毫无认识。书中偶尔会出现关于男女生殖器的图解,但对于女性生殖器图解却感到像是某种复杂器材的分解图。尽管书中写着“大阴唇”“小阴唇”“阴蒂”等等,但那些器官具有什么实际意义、在男人插入时产生什么作用却无从得知。将书中看到的男性器官与自己的作比较倒也能知道个大概,可对于眼前挺起的阴茎中有海绵体、阴囊中包着睾丸这种事却难以立即相信。更别说在女性生殖器深处有子宫、向左右伸出输卵管、先端还有卵巢这些描述,它们与现实距离更远,就像在阅读与性无关的科技知识。伸夫这种程度的认识既不过早也不过迟,作为初二的学生极为普遍。不过,其中也会出现稀有的、出类拔萃的博学者。坐在伸夫斜前方座位上的男生姓安井,或许由于他住在札幌最繁华的狸小路,家里又是开杂货店的,虽然貌似良家公子却意外早熟。还有流言说他有个刚从女校毕业的美女姐姐,占领军的军官正在向她求婚。有一天,那位安井君突然问伸夫“你家弟兄几个”。“三个呀!”听到伸夫回答,安井君满脸得意地点了点头。“那最少干了三回啊!”伸夫一时不知所云,但因为安井君冷笑了一声,伸夫便觉察到他是在说男女之事。“那种事情……”伸夫含糊其词。确实像安井君所说,因为自己是姐弟三人,所以自己的父母不干三回便不合情理了。不过,伸夫却由此感到自己的父母受到了极大侮辱,他不愿想象父母是做了黄书上写的那种事情生下了姐弟三人。说实在话,伸夫甚至连生孩子都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孩子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假如有人提出这种问题的话,他还不至于幼稚到老实回答“从肚子里”。虽然他能够想象到可能不会那么简单,却还是难以确切回答。“你知道吧?”安井君的娃娃脸上又浮起自鸣得意的笑容。伸夫觉得如果自己说“不知道”就太没面子了,于是含糊地点头回答“啊……”。“真想不到,居然是从那种地方出来的。”伸夫一瞬间感到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便赶紧低下头来。果然如此啊!虽然原想大概如此,可真不敢相信孩子能从那种地方生出来。“女人真够厉害呀!”伸夫微微点头,但还是反感安井君那种说法。如果真是从下边生出来的话,女人确实堪称怪物。可是,他实在不愿把母亲也想象成那样。如果真像安井君说的那样,就等于母亲做过三回怪物般的事情。但是,不管伸夫喜欢与否,性知识都在确确实实地输入大脑。即使在同学当中,稍有性知识的人也在不觉之中为此自鸣得意,感觉高人一等。而其他伙伴则会仰视那个男生。这与学习成绩好、受到大家敬重的伙伴稍有不同,感觉像是更加了解男人的世界,令人脊背发冷。岛野君就是透着这种感觉的男生之一。他身材矮小、脖子短,稍稍驼背,其貌不扬。再加上他留着寸头,乍一看像是个游手好闲的木匠。不过,在他那种从低伏角度仰视的目光中,含有猛兽般的精悍。虽然岛野君自己从未提过,但听说他父亲在帮派争斗中丧生,自己现在寄居在叔叔家中。而且听说他叔叔也与帮派有关联,岛野君为了免遭暗算,总是厚厚地裹着腹带。伸夫几乎从未跟岛野君说过话。本来岛野君就跟混混内山和村崎等人较为亲密,而很少跟伸夫这种普通同学交谈。只有一次,在选修课地学考试时,伸夫偶然与岛野君并排而坐。当时岛野君也只是轻轻地说了声“你早”,考试就开始了。地学是伸夫较为擅长的科目,所以他立即动笔答题。后来他偶尔向旁边瞟了一眼,只见岛野君依然交抱臂肘,试卷几乎还是白纸一张。岛野君本来脑筋并不愚笨,但可能是由于家庭环境影响了学习,成绩总不是很好。他常常因迟到而被罚站在教室角落,但他也总是遵命老老实实地站着纹丝不动,在没能完成家庭作业时也总是坦白地说“没做完”。伸夫深受岛野君少言寡语、从不辩解的态度吸引,而且现在他也泰然自若,丝毫没有流露出希望伸夫让他看答案的神色。伸夫心生同情,便把答卷露出来让他看。最初岛野君并未注意到,过了片刻他干咳一声就拿起铅笔开始写了。伸夫知道岛野君在抄他的答案突然担心起来,害怕过后有可能因为合伙作弊遭到训斥。但是,让岛野君看答案的是自己,所以现在又不能制止。而且,伸夫的内心还在为能帮助岛野君感到骄傲。于是,他怀着同甘共苦的心情让岛野君全部看完。考试结束时间到了,交卷之后岛野君对伸夫只说了一句“谢谢”。岛野君向伸夫亲切搭话仅此一次,但从那以后,他望着伸夫的目光似乎温和起来。不过,从那以后两人并未单独交谈过。在暑假结束时,岛野君忽然在运动场上递给伸夫一个白纸包。“愿意就看看吧!”伸夫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一脸茫然地接过了纸包。岛野君照旧驼着背快步离去。只剩自己一人时伸夫打开白纸包,里面出现了一本誊印版的粗纸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源平男女盛衰记》[2]的书名。伸夫感到不可思议,翻开封皮就大吃一惊。书中刚开始就是男女搂抱在一起的插图,虽然女子好像身穿十二单衣,而前面却敞胸露怀,那个部位还插着像用粗绳拧成样的男根。而且,书中从开始就密密匝匝地写着淫猥的对话,其间还夹杂着淫声浪气类的描写。伸夫慌忙合上书,目光朝走向棒球场的岛野君的驼背追去。这是上次考试让他看答案的谢礼吗?这种东西可不能随便在众人面前显摆,万一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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