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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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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伊人91精品综合网站,以此有名诸生间。而对二张——张溥、张采——来说,建立应社则是为了某种与之不甚相同的需要。由于对江南文学界其他领袖人物浅薄的教学及晦涩的文风早已深感不满,张溥、张采二人自初就互相勉励,发愤求知,追求对文学与哲学的更为深入的理解。早在1623年,张采就搬进了娄东张溥的书斋。此时,两人又一起鼓动杨彝,为应社起草了一份社约,以保证所有成员共同针对谈禅说“空”的盛行,来澄清义理,并坚持对文学的衰落提出恰当的评论。这就是最早的47名应社成员在盟主周钟带领下立下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一誓言,应社又大力吸收新成员,并出版经典注释及其文集。然而,和江南其他许多文社一样,应社很快也卷入了以东林党同魏忠贤的斗争为中心的政治旋涡。特别是1626年,当魏忠贤的爪牙企图逮捕带头抨击阉党的原吏部官员周顺昌时,应社成员竟参加了苏州的暴动。明朝末叶,士大夫常常卷入市民的反抗运动。在江南各城镇中,下层士人、商贾子弟、差役小吏、歌女娼妓,以及充斥市场一切角落的摊商小贩之间,有众多的联系。当其利益受到外人特别是奉命前来统治他们的官吏威胁时,这些市民就会迅速作出反应。1567年,常州首先爆发了生员与市民反对当地官府的骚乱。从此,反对贪官污吏和横征暴敛的市民抗议风潮便此起彼伏,接连发生。朝廷将这种骚乱归咎于民风浇薄,尤其是缺乏对权威的敬畏。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师长,连珠偏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1587年,抗议风潮经短暂平息之后又再次兴起。在当时人看来,这似乎意味着某种转折。也许是由于当时江南正闹水灾,反“贪官污吏”的呼声比以往更为高涨了。在苏州、嘉兴、常州、镇江、松江等城市中,青年士人带头围攻官府,辱骂当地长官及致仕大臣。时人惊呼:生员、市民“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晚明的市民运动有两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上述的那一种:下层阶级与生员结为联盟,反对使他们遭致剥削与贫困的上层阶级。不过,这种生员与市民的联盟,并不总是敌视官府的;他们也会声援那些保护非特权阶层之利益的地方官。其常用的手段,则是阻止朝廷将清廉正直、体恤民情的官员调走。1593年的松江暴动便是一例。当时,松江知府李侯,依法惩治了几家欺压百姓的大户,并减轻了工匠的差徭,因而得到中、下层人民的拥护。后朝廷欲将李侯调往别处,松江生员群起反对,并在所属县镇张贴抗议揭帖。结果,朝廷出兵弹压,才将李侯调走。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各阶层共同联合,反对朝廷。16世纪末,江南地区形成了许多中心市场,从而使苏州、松江等大城市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这些重要的工、商、行政城市为中心,又逐渐形成了牢固的地方观念。当那些东厂特务和宦官充任的税监危及某城市人民或其正常运行的经济时,其结果多半是促使他们团结得更加紧密,甚至形成以上层士人和富商大贾为领袖、以生员和下层市民为主力的市民集团。1601年的苏州抗税斗争是如此,1626年因朝廷下令逮捕周顺昌而激起的那场著名的苏州民变,也是如此。1626年春,魏忠贤遣缇骑四出搜捕东林党人,其中包括苏州的周顺昌。消息传开后,苏州各地生员立即动员起来。在应社成员杨廷枢率领下,数千人拥至衙门,要求巡抚向天启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释放周顺昌。巡抚断然拒绝,请愿群众顿时“哭声动地”。如果此事只涉及周顺昌个人,他的命运只能引起为东林党的事业所吸引的青年士人的关切与帮助,那么,其他市民就不会参加这一运动。然而,以邪恶残暴著称的缇骑的出现,激怒了苏州其他市民。他们一哄而上,直捣衙门,殴打缇骑,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将另外几人投入河中,并且——不顾人群中一些士大夫的劝阻——继续拥至驿站,围攻御史黄尊素,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但暴动群众没能救出周顺昌。他被缇骑押至京师,备受酷刑而死。事后,他的朋友竟然辨认不出他那血肉模糊的遗体。暴动群众也遭到镇压。巡抚毛一鹭报告说“吴人尽反”,将为首的五人逮捕处决。他们的名字及苏州市民为纪念他们而修建的墓冢,成了正义和无畏的象征。许多亲身参加了这次民变的士大夫,则由此而扬名;那些为援救周顺昌而奋勇当先的应社社员,突然发现自己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了。的确,1626年的苏州暴动,意味着应社正从一个文人社团向一种逐渐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转变。他们从福建、江西等省吸收了许多成员;1628年,张溥有幸作为恩贡生到北京参加崇祯帝的登基大典,遂在北京建立了应社的支部。第二年,张溥和孙淳又进一步扩大应社的活动。他们发出大量请柬,邀请各地名士至苏州聚会。应邀前来的共有674人,他们同堂宣誓,建立联盟,并将其名称定为复社(见下图)。复社系统图张溥之流自认为是承袭了东林党人的衣钵,但在政治上却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复社的誓约是模仿明太祖的宣言而来的,由若干消极保守的道德禁令组成,如不得背逆道统,不得指斥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比誓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次活动的形式:一群来自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公开聚会,填写社员名册,并在张溥发向全国的公告上签名。继1629年的苏州会议后,他们又进一步开展了活动,筹集更多资金,出版新的文集,在有复社成员的各地指定或推举领袖,以协调复社的行动。复社虽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但它只是一种联盟,而非一个政党。社员身份主要体现为每年到江南参加一次会议(1629年在苏州,1630年在南京,1632年又在苏州),而张溥收集的、附在复社公告上的社员名单,仅是会议盛况的记录。复社的成员都在各自原来的文社中继续保留资格和参加活动,并且比他们在以年会为象征的复社中的资格与活动更为直接和积极;也正是由于这些地方文社的广泛存在,复社这一更大的联盟才得以迅速形成。而且,在社员心目中占第一位的,通常仍是其原来所在的核心文社,而不是复社这样的组织。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复社成员。虽然可以被动员起来围绕某个问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活动,但他们主要仍然各自属于当地的文社。复社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松江几社。该社建于1629年,以当地大户子弟彭宾、周立勋、夏允彝、徐孚远等人为首。其中徐孚远是徐阶的重侄孙,徐阶曾于16世纪60年代任内阁首辅,后来成了江南最大的地主之一,遭到著名改革家海瑞的敌视;徐孚远还是前锦衣卫指挥徐本高的堂兄弟。然而,在思想上对几社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云闲三子——李雯、宋征舆和陈子龙。李雯是该组织的核心人物,而真正的领袖则是陈子龙。1625年,陈子龙曾痛斥魏忠贤的一个党徒,由此在政治上名声大噪。此外,他还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作为诗人,他推崇古文,曾向艾南英宣布,宁愿追随王世贞,而不愿接受艾氏刻板的怪癖文风。作为学者,他和徐孚远一起编辑了著名的《皇明经世文编》(1638),力图恢复明初盛世的吏治,并将其与传统的儒学价值结合起来,以求振兴明朝的统治。

                      科举生涯

                      陈子龙等几社成员之被吸引到复社中来,除了与张溥等复社领袖有共同的基本政治观点以外,还因为由此可获得更多的乡试、会试中举的机会。关于诗文风格体裁的争论,毕竟不全是个人爱好问题。假如周钟、张溥等提倡的古文能成为考官喜爱的文体,擅长古文的复社成员在1630年的南京乡试中就会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于是,复社的这届年会被安排在这个可爱的南方城市,且正值应试生员云集之时。这些考生从南直隶各地一起涌入南京后,便开始体验一种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乡试(每三年一次,阴历八月初九开考)之前的准备已经使人精疲力尽;赶考期间,又要在秦淮河北岸潮湿发霉、拥挤不堪的贡院中挨过两天三夜,这更是一种折磨了。蒲松龄曾多次乡试落榜,后以尖刻笔触描述了入闱秀才之“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意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意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如此情况,当局者痛哭欲死;而自旁观者视之,其可笑孰甚焉。另一方面,在南京应试期间,他们又过着独居生活,无论结婚与否,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两次备考之间短暂的悠闲轻松的气氛。剧作家孔尚任抓住了考生生活这一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桃花扇》陈贞惠的一段唱词中写道:贡院秦淮近,赛青衿,剩金零粉。剧中描写的夜生活,有观剧、宴乐和郊游。在这些场合,松江或苏州学者常可遇到淮安或徐州等地的友人。陈子龙可能就是在这种场合,结识了著名徐州画家和诗人万寿祺。万寿祺的曾祖父以行医为业,祖、父皆官至御史。当其父万崇德先后在云南、京城任职,后又奉命提督辽饷之时,这个早熟的孩子在家中受到几位私塾先生的良好教育。据说,他15岁(14周岁)便能诵20余万言,五年后,即1621年,入庠为诸生。不久,其父托疾去位,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其实,这是万崇德在魏忠贤日益专权的形势下,有意率家人离开朝廷。然而山东也不安全。1622年,山东西南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1623年,万寿祺避难江苏淮安,与密友黄家瑞共舍。万寿祺遵从父命,拜著名学者、浙江王紫芝为师,精研经史,同时在诗、画方面亦名声日盛。1628年,万寿祺以恩贡应廷试,遂为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所知,又与张溥等少年名士会饮于天坛。在1630年南京乡试前,陈子龙对万寿祺之大名或许早有所闻,而这次乡试则可能为他们提供了直接见面的机会。陈子龙及其复社同仁,在1630年的乡试中获得了巨大成功。松江生员只有彭宾和陈子龙中举。但30名应试的复社成员全部中举了——因为魏忠贤同党已经失宠,考官偏向复社。其中名列榜首的是苏州暴动的领袖杨廷枢,其次是执意要拜张溥为师的太仓青年吴伟业,及张溥本人。为庆贺胜利,吴伟业、杨廷枢、陈子龙,与同榜中举的万寿祺一起,于秦淮舟中设宴会饮。应邀前往者还有张溥、沈寿民、黄宗羲、彭宾,和其他一些乐于同这群才华横溢、充满自信、前途无量的举人们交往的文人学士。未来似乎真的要属于他们了。第二年,即1631年,北京举行会试,举人们纷纷北上。张溥借此机会,又一路为复社招兵买马。朝中大臣们开始窃窃私语:一场“小东林”运动正在形成。会试发榜,中进士者共347人,其中62人——近1/5——为复社成员。张溥的弟子吴伟业,在会试中名列榜首,其后又在周延儒任主考之殿试中获第二名。复社的成功过于触目了,以至一些本应中举的复社举人,例如陈子龙,竟因周延儒害怕其政敌告诘他偏袒复社,而名落孙山。眼下,吴伟业公开将其中举归功于张溥,而复社又即将看到其成员入翰林供职。这样,复社经过两年努力,将要在翰林院占据重要位置,由此便可对大臣进行评议。此事之后果不难预见。崇祯皇帝一旦充分认识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含义,就会更加坚信自己对党争的疑虑完全正确。在前朝,品评人物是东林党人干预朝政的主要武器。如今,“小东林”显然也想采取同样策略。因此,在崇祯皇帝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对内阁大臣任免权的控制。崇祯皇帝自入承大统始,便十分注意大学士的任用。登基后,他又创造了会推之法,规定凡阁臣因革职或致仕出缺,皆由廷臣推举其候选之人。当时,他最宠幸的大臣是温体仁和周延儒。然而,令他吃惊的是,在朝臣奏上的候选人名单中,竟无周延儒,列于首位的却是钱谦益。这显然是多数大臣协商的结果。钱谦益(1582—1664)是当时最有才气的文学批评家和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出身于常熟的一个儒学世家,17岁时通过童试,1606年乡试中举,名列第三,1610年又通过了会试。但他未及就任翰林院编修,便回故里为父守丧去了。由于他性好奢华,又长于鉴赏,此后10年间,长江下游一批最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和画家,便逐渐聚拢到他的周围。此外,他同南京许多知名画家也颇有交往;还作为诗人参加了对16世纪的“七子”的抨击。1620年,钱谦益终于回朝作官,授浙江学政。但第二年,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只被看作恶作剧的事件,使他陷入了窘境。一名举子在其试卷中对每段文字的末尾做了巧妙处理,使之从上下文看来全无恶意,但若将各段末尾一字连读,便是一首骂人的打油诗。其内容涉及主管科举的礼部,并间接涉及到批准科举制度的皇上,因而犯下了不敬之罪。此诗被识破后,该考生试图贿赂考官,遮掩过去,但他们还是向钱谦益报告了这一诽谤朝廷的事件。钱谦益便立即转奏礼部。由于钱谦益在这一事件中全无过错,因而只受到轻微处罚,并于不久后被调去编修实录。1625年,钱谦益执掌起居注和国子监时,魏忠贤集团开始对同情东林党或与之有交往的士人进行大清洗。钱谦益因被劾参加了东林党运动而辞职。及至1628年东林党人恢复权力之时,钱谦益的文学背景、曾供职翰林院的资历、与江南社会的联系以及同以往的党争几乎全无干系等条件,使他成了内阁首辅的颇为理想的人选。因此,当1628年底首辅刘鸿训被革职后,钱谦益——此时已被召回朝任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便被东林党人推举出来,以同温体仁和周延儒竞争。温体仁立即寻找借口,以否定钱谦益的候选资格。他上疏崇祯皇帝,攻讦钱谦益1621年为考官时曾接受贿赂,并强调入选阁臣者应绝对清白。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温体仁对钱谦益参与党争的指控。温体仁指出,钱谦益1621年的表现,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其中包括以结党营私来谋取首辅之职。三天后,崇祯皇帝召集群臣至文华殿议事。其议题事先未向任何人透露。皇上令钱谦益与温体仁当堂对质,群臣大惊。钱谦益在辩难中态度强硬,因为他已设法让崇祯皇帝对温体仁的党派活动产生了怀疑。但是,当群臣——包括一位吏科给事中——纷纷斥责温体仁为诬陷贤臣之小人,而为钱谦益辩护之时,崇祯皇帝却从中看到了钱谦益结党的证据。换言之,正是朝臣普遍支持钱谦益这一事实,使崇祯帝感到温体仁对钱谦益结党营私的指控显然更为可信。于是,他突然转向钱谦益,厉声斥责他煽动党争,令锦衣卫当场将其拿下,投入大狱。和冯铨一样,钱谦益也被判处徒刑,赎为民,当月获释,返回江南。此事被当时的人们视为崇祯皇帝独断专行的突出事例,而对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大胜利。他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五年后又荣升内阁首辅。

                      温体仁当政

                      1628年后,尽管温体仁的权势盛极一时,但朝廷

                      继祖母包办的,而绝非自由恋爱。”注338关于京剧,包平的“澄清”一文称:“听我父亲说,祖父喜欢京剧,而且请人教过戏,就是现在所说的戏迷、票友。祖父与载涛(涛贝勒)、言菊朋(蒙族,内称言三爷,曾在蒙藏院供职,当时尚未下海成为专业演员)一起唱过戏。父亲曾对我说:‘老爷子唱戏时,我不能坐着看,只能站着听。’我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唱戏用的靴子、髯口、刀枪、胡琴等。父亲也爱好京剧,会拉胡琴。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四大名旦来我家唱过戏。”注339德王,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人,1908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爵。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扎萨克和硕杜棱亲王。1919年执掌旗政。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熟悉儒家经书,是泛蒙古主义的主张者与推动者,鼓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1934年4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蒙古地方自治政府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主持政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出任伪蒙疆傀儡政权首脑。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寓居北平。1949年初假道兰州去阿拉善旗定远营(今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鼓动阿拉善旗的扎萨克达理扎雅等内蒙古上层人士发起“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1950年初,德王、李守信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蒙方逮捕并送回我国,被关押直至1963年被特赦释放,任内蒙古文史馆馆员。1966年在呼和浩特过世。注340李守信(1892—1970),字子忠,蒙古族,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1922年投向奉系军阀张作霖,镇压过嘎达梅林起义。1933年率部投降日本。后参加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任伪蒙古军副总司令(后任总司令)、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1949年返回内蒙古,追随德王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失败后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1964年获特赦,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员。1970年病故。注341白云梯,字巨川,蒙名布延泰,喀喇沁中旗人。1918年前往广州参加孙中山召开的非常国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国民革命。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受孙中山之命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工作。1925年10月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该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投向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7年7月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12月任委员长,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金崇伟,国民党辽蒙党部主任特派员,国大代表,解放前夕前往中国台湾。注342据冯其利先生述,1923年达赉贝子以15万现大洋将和敬公主府(达贝子府)卖给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注343帽儿胡同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13号是冯国璋的住宅。注344关于包家在北京的住所情况,“澄清”一文称:“帽儿胡同的住房是租的。听父亲说,1930年从东北回京后,家已搬到汪家胡同,但父亲认为汪家胡同的房不好,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故办完丧事以后,暂在帽儿胡同租房。后才买了秦老胡同住房。”注345梓潼庙,即梓潼庙文昌宫,位于帽儿胡同21号。文昌帝君是文昌君与梓潼帝君合二为一的文教之神,都被道教尊为主宰功名禄位之神。该庙始建于元代,清朝嘉庆年间曾大修。今仅存遗址,庙前半部今为帽儿胡同小学。注346包家兄妹所述与察奎垣所述是相符的,即所谓的“索家花园”正是包家买下的这个院落,但这个院落并不是一个像样的花园。详见本书察奎垣口述。注347嘎达梅林:蒙古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在达尔罕旗王府任梅林职,掌管军事,即包平所说的小官。1929年在达尔罕旗领导反对张作霖和蒙古王公屯垦开荒的起义,旋即失败被害,后因有关他起义的叙事长诗和民歌广泛流传而著名。注348达理扎雅(1903—1968),阿拉善旗亲王。1949年9月通电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兼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州州长、巴彦淖尔盟盟长兼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68年11月18日死于“文革”批斗会。注349达理扎雅的妻子名金允城,的确是载涛之女、溥仪之堂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慈禧许配给达理扎雅为妻。注350上文已经提到,此时的卓王名贺西伊尔图墨尔根。卓王与包家即达赉贝子家均属蒙古科尔沁左翼中旗,关系当然比与其他王公更近。注351汉王即蒙古王汉罗扎布,光绪十七年(1891年)袭扎萨克辅国公,民国元年(1912年)晋封镇国公、固山贝子、多罗郡王,娶庆亲王奕劻第十一女为福晋。据冯其利先生考察,汉王府位于东直门南小街慧照寺旧门牌15号院,今为瑞普发展公司所用,新地址为东四十三条53号。见《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248页。注352这里所叙有误,燕京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迁址是四川成都的华西坝。迁到云南的是西南联大。注353阿拉腾奥其尔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对于新疆的蒙古族情况非常熟悉。他参与了我为两位蒙古王公后裔做的访谈。注354满珠习礼,科尔沁左翼中旗达尔罕亲王,孝庄皇后生父。色布腾巴勒珠尔是其玄孙。注355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后称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仪式;2月15日,东北野战军致电中央,报请在平津两地招收一万名知识青年参加军队工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其中“七千学生,条件是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三个分团。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南下工作团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第四野战军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大部至湖北武汉,被分别派往第四野战军各部队以及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注356抓“内人党”,即“挖肃运动”,“文革”时期以挖肃历史上曾有活动解放后早已解散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为名,残酷迫害少数民族干部,是内蒙古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内蒙古军区是重灾区之一。后经纠正平反。注357即朝阳区东坝村西口北京第十六中学侧。按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就葬在这里,他们的后人也都陆续葬在此地而没有其他坟地。据说日军占领北京时期该坟地被地方恶霸聂洪儒盗发,目前遗留的只是一片松树林。注358札奇斯琴,喀喇沁旗人,北大毕业生。曾在蒙疆自治政府任职。后去中国台湾,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组建边政研究所,现移居美国。刘澍在有关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历史小说汗牛充栋的大环境下,要想重写一部清朝通史是需要勇气的,然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却尝试着来把大清朝的历史重新建构,是为《大清棋局》一书的由来。大清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国家政策最为成功,国防军队保持战斗力时间最久,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之所以如此,与大清朝有意识地构建国家体系有极大关系,大清用满人来作为各省总督和军机处主要领导人以控制国家核心机构,用汉族文人来作为自己的官僚体系主要组成,用汉族农民上缴的赋税来建庙宇和各种优厚待遇笼络藏传佛教的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用藏传佛教格鲁派来羁縻蒙古人,再用喀尔喀蒙古的骑兵来保卫大清政权。就这样无限良性循环,有了“康乾盛世”。从1759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到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是大清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构建最为成功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对大清只是隔靴搔痒,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满洲八旗和汉族绿营战斗力低下,曾国藩湘军崛起,随后湘军、淮军人员充任全国各地督抚,大清的民族国家体系构建开始出现危机。1865年高楼寨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被捻军全歼,使得大清所有有战斗力的部队都是由汉人领导和组成,自此,大清的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满、蒙、汉、藏的四角体系中满洲贵族彻底颓废,蒙古骑兵全军覆没,藏传佛教日益衰落,汉人督抚却强势崛起下,此后无论大清洋务运动有多大成就,无论甲午战争是胜是败,无论清末新政幅度多大,最后汉人重臣夺取满洲贵族的政权,都是必然的。写中国近代史的各种著作不讲这一点,都是毫无意义的。本书把大清构建这套体系的过程和结果称作“大清棋局”,此即本书书名,本书写的就是这个格局从萌芽、建立、巅峰、衰落直至崩溃的全过程。《大清棋局》这套书不止写民族国家体系的构建全过程,写大清的12位帝王,写那些著名的大人物,还写了面对苦难奋起抗争的人民,饱经灾难哭泣无助的妇女,死里逃生呻吟哭号的难民,人与人的明争暗斗,公开的秘密,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衣衫褴褛、孤苦伶仃的在造反边缘的人们,在战争中蒙羞受辱的人们,被主流史学界唾骂的人物的伟岸形象,被教科书光环笼罩的人物的阴暗面,这些都在《大清棋局》为您呈现。我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阅读历史,以公正的态度去感受人物,去触摸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无论他是丑陋肮脏的人还是光明正大的人,无论他是流血动武的人还是哭泣咒骂的人,无论他是忍气吞声的人还是无恶不作的人,无论他是功成名就的人还是一事无成的人,都在我的笔下一一呈现。总之,本书将大清一朝的所有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生活、制度的历史为您呈现。中国历史是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经历过光荣的征服,也接受过多次屈辱的蹂躏,经历过被周围国家众星捧月的尊敬,也经历过和周围蛮族无休无止的争逐,经历过李世民那样伟大的君主的统治,也经历过石虎那样的万世暴君的酷虐。这个民族什么都经历了,见得太多了,中华文明是个太早熟的文明,两千多年前就有了极为发达的纯原创文明,但也正因此使得中国思想在此后两千年没有自发性大的飞跃。不论遇到什么事都难以改变中国优哉游哉、自由散漫的脚步,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她都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找到应对的成例,正如中日甲午战争时朝廷大臣还从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寻找灵丹妙药一样。我写的是大清历史,历史如同那些我们曾经爱过的人,如今皆已远去。每当我们回首往事,顿感尘缘苦短,叹世事沧桑,因此,我们应该通过阅读历史,来知晓古往今来的人生经验,以便指导自己的现实人生,让自己通过阅读历史,重新活一遍诸位先贤的人生,以使自己少犯错误。我在褪色的史书中似乎看见了金戈铁马,感受了刀光剑影,听见了鼓角铮鸣。而后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等待着我以自己的秃笔呈献给大家,从前几多兴废事,不止应在渔樵闲话中体现,也不止留在暗黄发脆的纸张中,而是需要我这杆笔来还原,来展现给大家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历史,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实,只能无限接近,却不能完全重现,但我的确尽力了,尽最大努力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清朝历史。如今忙于应酬、看电视的现代人有多少人还看历史,还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昔日的光荣与耻辱?大家在白天去追求自己生活中所需要的,晚上去享受自己工作中所得到的,于是再没有人去思考,我们这个民族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强大?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劣根性?过去中国人是不假思索地喊口号,喊万岁,现在是不假思索地乱花钱、玩游戏,每个人只忙于自己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几个人塌下心来想想,自己现在做的是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所做到底值不值?于是,中国人在这种非主流价值冷漠中离强国梦越走越远。因此,现在太需要我们去反思了,我们需要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源头,以此知晓我们在现实中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历史的经验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来路,以便更好地走我们的去路。历史的纵向发展并不意味没有横向联系,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交叉符号,然而后人在研究历史时往往会把这些交叉符号忽略,而本书重视的恰恰是这些交叉符号。余秋雨说:“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在雨中的泥泞,历史是在悬崖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进入。”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诱惑,进入了历史中寻找真相。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这正是历史的重要性。章太炎1935年演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可见只有多读历史,才能更让人激发爱国心。李大钊则把全民学历史作为一个时代进步的征兆,他的《史学要论》说:“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大观的征兆。”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座永不落幕的旋转舞台,许多人物、事件会重复出现。但是,舞台下的人在当看客的时候往往不吸取舞台上的人的教训,于是,当他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后,便重蹈台上人的覆辙,从而再被台下人看笑话,尤其是中国历史,就在这不断循环悲剧的情况下走到了近代。丘吉尔说:“历史犹如一位老人,带着一盏闪烁的灯,沿着过往的陈迹踉跄前进,试图重现它的情景,再次响起它的回声,用黯淡的光激发昔日的感情。”罗宾·W·温克在《历史的价值》中说:“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民主国家记叙真实的历史以启迪现在生活,从而创造历史。专制国家虚构过去的历史以维持现在统治,终将没有未来。那些历史罪人仿佛贪心的秃鹫,而为了掩盖这些历史罪人而生的历史记录者与为了真相而生的真正史家又好像互相用黄金舌头攻击的蛇,使历史真相欲盖弥彰,扑朔迷离。历史无法厘定,好像无法解开的长链,无论如何,许多细节无法掌握,而我尽我所能还原清朝历史真相,至于还原得如何就看我的水平了。历史是零碎的,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物换星移的片段。历史是完整的,没有任何人能超出历史外,不在历史中,所以每个人构成了历史的每一个瞬间。历史是复杂的,光荣与梦想,生与死、爱与恨、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交织在一起。历史是简单的,尤其是中国历史,简单到用一治一乱就可以概括。历史事件犹如过眼烟云,所有的心酸荣辱都早已定格为历史的陈迹,化作历史的尘埃。商场、官场、情场、考场、战场,历朝历代哪个场不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到底,这些场上的争斗都是男人的游戏。金钱、官位、美女、名次、战果则是这些场最后角逐的成绩。然而无论在哪个场春风得意,最后终究逃不过进入坟场的命运。历史

                      损于吾国?和而成,吾坐收其利,以待天时,和而不成,急乘此时长驱直捣……”“我国利于和,彼国不利于和,我国和,而皇上不肯一日不观兵,彼国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于是皇太极坚定地主和,在与明朝议和的过程中,皇太极为增加更多筹码,派镶蓝旗旗主阿敏、镶白旗旗主阿济格、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济尔哈朗、总兵李永芳等人率大军十万攻打毛文龙的东江镇。东江镇,就是鸭绿江以东地区,这一带是明朝大将毛文龙所控制,紧贴后金腹地,只要有东江镇在,皇太极就不可能安枕。朝鲜认为毛文龙必败,为自保倒向后金,向后金大军提供朝鲜服装,于是后金军穿上朝鲜人的衣服来到东江镇的铁山,由于敌人穿的是朝鲜服装,一开始没有引起毛文龙部下的重视,等到后金军发起进攻时,已经晚了。铁山都司、毛文龙的养孙毛有俊等率千余名守军与后金大军血战,战至最后一卒,无人肯降,毛有俊拔刀自刎,壮烈殉国。皇太极不像努尔哈赤那样残忍好杀,此番出兵前皇太极特意嘱咐不可乱杀,所以攻陷铁山后,后金军没有遵循此前努尔哈赤时代每攻陷一座城市就大屠杀的惯例,而是说:“我们此番出兵只要杀毛文龙,你们各安生业。”随后,后金铁骑因为冬天冰冻得结实,从冰上进攻与铁山仅三里之隔的云从岛。毛文龙率部英勇反击,双方在冰面上展开激烈战斗。毛文龙大喝一声:“生死在此一举,富贵在此一时,必须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才能死中求生!”说罢冲向了敌军,毛文龙所部面对武器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后金军,毫不畏惧,浴血拼杀。毛文龙身先士卒,左右臂、身上,中了三箭,犹浴血拼杀,此时天上下起冰雹,于是双方只得罢兵。当晚,毛文龙派兵夜袭后金军,后金人数数倍于毛文龙,压根儿没想到毛文龙敢派人来夜袭,不曾防备,被杀得大败。后金军毕竟来了八万人(袁崇焕上奏说是十万),而云从岛的毛文龙所部只有不到三万,一场胜利无法改变力量对比,云从岛上有一千多以前被毛文龙所部生擒后归降的女真人,他们想趁机里应外合干掉毛文龙。这一切自然骗不过毛帅,一天毛文龙的几个亲兵公开向他禀报,说这一千多女真降卒一个个身穿铠甲,形迹可疑。毛文龙将计就计,推说:“他们是要为我出战,不必怀疑。”说罢将几个女真降卒首领叫来,问道:“我最近几天吩咐每天给你们每人酒一瓶,肉一斤,你们收到了吗?”其实毛文龙哪下过这种命令,岛上饿得都快人吃人了,怎么可能每天一人一斤肉,故而这几个人自然回答没有。毛文龙假装大怒,把负责伙食的人叫来打了三十军棍。这几个女真降卒头目见状,都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要造反的情况没有被毛文龙察觉,于是放心睡去。当晚,毛文龙派人将几个降卒头目斩首,而后把一千多以前投降的女真人“俱行砍杀”,里应外合计划失败,后金军最终没能攻陷云从岛,后金将领阿敏大怒,一看,打毛文龙我打不过,我也不能白来,于是去打朝鲜人,朝鲜人这才叫自作自受,本来想把祸水引向别处,不成想祸水还是来了。阿敏率军攻入平壤,朝鲜国王李倧一面仓皇出逃,一面遣使向明朝和毛文龙请罪,说给后金军朝鲜人军服不是自己的主意,而是臣子所为,请求援救。明熹宗认为,朝鲜跟明朝唇亡齿寒,于是要求毛文龙不计前嫌,出兵援朝。毛文龙接到诏书以后,不顾自身粮饷短缺,毅然率部进入朝鲜,反击后金大军。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东江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由于没粮食,只能吃战死的人的尸体(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但毛文龙依旧死战不退。在相持阶段,皇太极要派军队支持在朝后金军,当然这一切都瞒不过毛文龙,毕竟东江军在后金的间谍太多了。由于朝鲜北部多崇山峻岭,冬日大雪封山,后金援军只能从冰封的黄海海面过来,于是毛文龙派兵将海上冰面全都凿开,所有船只一定接受管制。此番天助毛帅,没有发生觉华岛之战那样冰面被凿开后又被冻上的情况,皇太极的援军于是只得望洋兴叹。随着天气转暖,战事逐渐向有利东江军的方面转变。随着河水、海水的解冻,东江军逐渐依靠朝鲜境内的大小河流,把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困住,多次重创敌军,三战三捷,于千家庄、瓶山一带与后金主力展开决战,斩六千余后金军。用《鞑靼战纪》的话说,阿敏最后“杀出一条血路回到本土”,八万后金大军险些全军覆没,毛文龙大获全胜。在胜利的同时毛文龙还派兵收复了铁山等此战沦陷的全部失地,而此时赴朝作战的后金军并不知道铁山已被毛文龙夺占,撤兵时还大摇大摆地经过铁山,毛文龙派项选伏兵铁山,后金军路过时火炮齐发,最终将后金在朝鲜掳掠的金银财宝全都截住,后金残兵败将此番只得空手而回。由于1627年是丁卯年,此战史称“丁卯之役”,镶蓝旗几乎被全歼。对此,登莱巡抚孙国祯评价说:臣看得毛帅孤悬绝岛,远泊水乡,溟雾胡风,侵肌扑面,寒烟冷月,泣昼怜宵。七年正月以来,五战而五胜,谛观宣州、车辇、义州西门、龙山诸役,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然义州西门之捷,独雄而奇,盖其俘获者皆名酋,今之系纽而献者,此也。宣州诸路之捷,又险而奇,盖毛帅亲中二矢,不为少动。自五、六年以来,大小几近百战,积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抢获器械、马匹累百,近日续报者不与焉。(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丁卯之役”是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以来,大明又一次帮助朝鲜免于亡国的军事行动。毛文龙战时说:“职惟知尽忠报国,决不肯偷身自免!”就连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记》一书说:“此次战役之激烈为中国所未曾见。抗拒鞑靼人最有力的要数英勇盖世的大将毛文龙。”值得一提的是,《大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八天启七年四月上,记载着“毛镇援丽截奴,三战三捷,已困奴与银杏江矣”,并对毛文龙做出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力遏狂锋之毛文龙”。同时在这一页上,还有一则记载是关于袁崇焕的,当毛文龙在前线与后金军浴血奋战的时候,“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原来袁崇焕这时候忙着写文章歌颂魏忠贤并申请在宁远给魏修生祠堂,这种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毛文龙和袁崇焕,很巧合地出现在一页史书上,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今天,读到这些记录,实在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啊!一个是立功异域,一个是歌颂宦官。虽然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给魏忠贤修生祠,所以袁崇焕也并不该受到太大指责,无非跟风而已,但这些官员里绝不包括毛文龙,屯田主事徐尔一称赞毛帅说:“当魏忠贤擅权,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自守,不一濡足……可不谓今天下一奇男子哉?”(朱溶《表忠录》)当然了,其实我们也不该因此事就太歌颂毛文龙,毕竟,毛文龙在鸭绿江那一带,朝廷根本管不到他,他不给魏忠贤修生祠,也没什么,而袁崇焕就不同了,各地都修,他不修就要倒霉了。丁卯之役失败后,皇太极继续跟明朝议和,重新坐到谈判桌前。皇太极提出,明朝出五万两黄金、五十万两白银、五十万匹绸缎、五百万匹绫罗给后金,后金以十颗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两张黑狐皮、十张元狐皮、两千张貂皮、一千斤人参作为回报,自己的地位可以比明朝皇帝低一级,书写文书时自己的名字低于明朝皇帝,但要高于其他明朝所有臣子,从此两家和好。和好后,明朝每年给后金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绸缎、三十万匹绫罗,后金每年给明朝十颗东珠、一千斤人参、五百张貂皮为回报。从此明朝与后金两家就不再战了。皇太极也不想想,自己的八万大军在朝鲜被毛文龙揍成这样,他还有什么资格找大明要钱呢?袁崇焕把皇太极的议和条件扣下,压根儿不往上报。皇太极见议和无果,写信到处在辽西张贴:若我不愿和好,贪财好杀,则尔等理应尽忠死守,以报国恩。现我只愿和好,你南朝皇帝不肯,不惜将死兵伤,不顾国脉民命,父子离散,天地荒芜,一无挂碍,藐视将士如草芥,驱之必死。尔等应何去何从,不待我言自当知晓。皇太极跟明朝打起了心理战,与此同时,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军六万进军辽西,真正的军事战也要打响。锦州成为第一个目标。锦州守将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这太监不错,是个好人)准备不足,于是决定先与皇太极议和,以拖延时间,探听虚实,他俩派人跟皇太极谈判,皇太极说:“尔欲降则降,欲战则战!”没有谈判余地。十二日,皇太极挥军攻城,攻城主要依靠两种器械,云梯和楯车,楯车前面说过,这里不再详述。后金的云梯叫筒梯,就是云梯上蒙好几层牛皮,呈筒状,人往上爬,有牛皮保护,可防箭镞,对于小的滚木礌石也都能扛得住。但后金军的攻城器械肯定是干不过大明的红夷大炮的,后金军死伤惨重,而此时城内的日子其实更不好过,守军也死伤惨重,快顶不住了,只是皇太极不知道。皇太极也想速战速决,他打起了攻心战,他写信给纪用和赵率教,说:“如果你真的勇猛的话,为什么不出城决战?现在你们就像野獾钻进洞穴里,藏了起来,嗷嗷叫还挺自得,以为谁也不能把你们怎么样,而不知猎人拿铁锹一铲,就把你们办了。现在我和你们约定,你出城一千人交战,我就派十个人跟你们打,我跟你谁胜谁败,胜负立决。如果你自知守不住这座城,那就应该弃城而去,城内人民我都会放他们走,不杀一人,不然的话,你就把城内所有金币、牲畜给我们,我也可以退兵,此外没有第三条道可走。”(《清太宗实录》)城内纪用和赵率教强挺着表现出镇定,根本不鸟皇太极,于是皇太极还真没耐心了,除留一部兵力在此,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率主力军攻宁远。那么就在五月十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期间,袁崇焕在干什么呢?五月十六日,袁崇焕给赵率教写的一封信被皇太极截获,信中说“(大明)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我不时进兵。”袁崇焕写这封信有两个打算,他知道皇太极把锦州围得水泄不通,这封信很可能被皇太极截获,他想诈一下皇太极,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援兵。而万一这封信要是送到城内,他也想以此来让赵率教、纪用心理有希望,好能多撑些日子。但才打了五天,袁崇焕心中的胜利信心就没了,五月二十一日,袁崇焕上奏说:“敌人对锦州的包围如铁桶一般,关外精兵尽在前锋,今为贼拦腰截断为两股。敌人积累连战连胜的气势,而我军积贫积弱,十年来战栗不定,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个‘守’字。让我军主动进攻的话,力所不及。而且宁远、杏山、松山、塔山四城是山海关的屏障,若宁远守不住则山海关必危,此天下安危所系,故不敢用四城的守军来救锦州,只能发奇兵逼之。”(《明熹宗实录》)换句话说,袁崇焕的意思就是虽然锦州被围了,但宁远是绝对不能出动主力前去援救的,因为根本打不过对方。因此袁崇焕面对皇太极六万大军,只派了四千人去救援,无异于羊入虎口。但宁远城内的满桂(蒙古族人)违背袁崇焕的命令,自己带一支部队出城去救锦州,最终为锦州得以坚守立下大功。在袁崇焕刚派出四千人之后,他给朝廷上的奏折中说:此行决一死战,或可得志。若彼分番迭攻,而我兵战不可透,则锦为必破,又以困锦者困宁,虽城守素备,而食乏援绝。(《明熹宗实录》)袁崇焕的意思是这次跟后金决一死战,也许有可能成功,如果敌人轮番攻击,那么锦州必然沦陷,然后敌军全军来打宁远,宁远坚守也难了,换句话说,袁崇焕对于宁远、锦州能否守住根本没底。袁崇焕在奏折中还说:“如果敌人退去,是靠皇上的威灵,万一锦州守不住,则宁远必然被围攻,这是心腹大患,现在应该急调蓟州、宣府的军队赶来山海关作为救援宁远的援兵,此外要速给军粮,有粮食才能行军快。现除调将遣兵之外,更别无他法。”由此可见,袁崇焕都慌到什么地步了。到五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打宁远的第一天,袁崇焕在奏折中说:“如果锦州失守,敌人必然以围困锦州的军队围困宁远,宁远孤掌难鸣,很快也会失守。敌军乘胜而下,就会兵临山海关,与其届时倾天下之兵与敌人在山海关会战,何如现在与其在宁远锦州决战?臣的意思是令三屯总兵孙祖寿,于蓟镇挑选马步精兵一万五千,赶紧来援。宁远城内守军三万五千人,兵士精而武器锐,满桂和孙祖寿两位将军既可以分别驻扎于宁远城的前后来御敌,也可以在宁远城的左右来御敌……骑兵步兵并进,与敌人决一死战。然后让援兵与锦州城内守军联合奋击,足能令敌人片甲不还。拼此三万五千人殉敌,则敌无不克。”袁崇焕的意思是为了宁远,把辽东明军全部搭上,跟后金军拼了,这是在拿明朝东北国防力量的最后一点家底在赌呀!明熹宗很快否决了袁崇焕的提议,发昏当不了死,于是袁崇焕只得完全靠自己来守住宁远了。为抵御后金军,袁崇焕除“凭坚城以用大炮”外,还布兵列阵城外,同后金骑兵野战争锋。他派李春华率两百人在城外掘壕沟作为屏障,总兵孙祖寿守西面,总兵满桂(他在增援锦州的时候英勇作战,但寡不敌众,战败退回)、副将祖大寿守东面,自己亲率一支部队出发,准备迎战。因为袁崇焕明白,此时害怕已经没有用了,干脆就拼他一下子,或许能守得住。此时皇太极率军来到宁远城下,见城上旌旗不整,无声无息,说:“这是袁蛮子驻守的城池,难道没有防备吗?必然有诈。”他话音未落,一支部队打着一杆大旗“袁”出现在他的眼前。皇太极下令迎战,不一会儿这股明军后退。满桂的军队上前,他背靠城垣列阵,士气高涨,严阵以待。皇太极见满桂离城垣近,自己的骑兵难以驰骋,于是令军队退到山冈,以观明军动向。但没多长时间皇太极还是沉不住气了,他与贝勒阿济格要攻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鉴于第一次宁远之战的教训,都劝他不要打。他说:“皇考打这没打下来,我连打都不打,怎么扬我国威?”说罢,他率军进攻明军,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来不及披铠甲仓促跟从作战。满桂率军迎战,两支骑兵在宁远城下展开了激战。皇太极认为,骑兵作战明军不是后金的对手,明军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用骑兵,正好,可以用自己的八旗铁骑废了明军。且当双方骑兵交战时,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伤害自己的军队。而事实上,皇太极还是不知道明军大炮的射程,此时明军的红夷大炮的最大射程是1830米,袁崇焕的战术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时用炮轰击后金的后续部队。换句话说就是引诱皇太极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轰击他们的后队,截断援军,前面跟自己骑兵作战的后金骑兵永远是那些人,而后面的后金骑兵上不来,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整个宁远城下,草木燃烧,硝烟弥漫,只见纷纷扬扬的尘埃中,后金的骑兵和他们身上的战刀被红夷大炮的炮弹炸到空中,又从半空中陆续落下来,东一堆西一堆的,有的是断臂,有的是断腿,有的是半截尸体,黄澄澄的泥土上,一摊摊后金军的鲜血在凝固。在火炮轰击的同时,明军关宁铁骑与后金八旗铁骑在城下血战,明军铁骑抡起铁制大棒来呼呼作响,碰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这些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后金军死伤惨重,明军铁骑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孙承宗、袁崇焕几年来苦练精兵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此时的明军骑兵已经与萨尔浒之战时的明军骑兵截然不同了,这一切都因为关宁铁骑的横空出世。两军共有上万人混战厮杀,劲风卷着尘土像流动的烟雾,增加了战场的悲壮。明军铁骑带着鲜血的战刀闪烁着一道道寒光,刀锋闪过,满地是八旗军的尸体,被砍下的

                      儿寡母,实在算不得英雄好汉。袁世凯自己也觉得丢人,所以在结束这场戏之后,袁世凯再也没有见过隆裕太后。愧不敢见。接下来,袁世凯真的满足了隆裕的要求,不惜以自己不任大总统为威胁,跟各方势力好说歹说,总算是为隆裕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每年有四百万元生活费,而且仍然可以住在皇宫。隆裕觉得以后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太上皇,性命无忧,生活也有保障,这似乎和原来也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坚定了退位的决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退位,同意共和。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绵延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的帝制,摧枯拉朽般灭亡。清朝从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定都北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载沣结束,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此特地引用一首诗为清朝的灭亡道贺: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在此顺道提一句,这首打油诗的作者是“暗恋之王”——著名才子金岳霖,他所暗恋的女人,名字叫做林徽因。第七章孙中山与袁世凯大斗法

                      孙中山的绝命三招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这一次没有放大炮,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递交了辞呈。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从就职到辞职,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未能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这令孙中山很痛苦!努力工作吧!工作能拯救你,埋头苦干可令你忘记痛楚。孙中山也正是这么想的,距袁世凯正式上任还有一段时间,得赶紧发挥余热,把最重要的几件事给办了。重中之重当然是巩固革命成果,孙中山压根儿就不相信袁世凯。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你会相信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吗?2月15日,朝阳门外,紫金山下,明孝陵前,孙中山正在发表演说。孙中山的演说一如既往的精彩动人,下面听众的巴掌声差点就盖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演讲先是宣告汉族光复、民国统一,内容波澜不惊,然而接下来的内容让人有些吃惊。孙中山说:我深信袁世凯肯定能让民国更加强大,但是有一条,临时政府必须定都南京,总统必须要到南京就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受专制影响太大,建国初期要革故鼎新,定都南京有利于开创共和新局面。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孙中山非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真正的目的是以此来限制袁世凯。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只要他孤身南下,就会成为南方革命党的傀儡。但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杀手锏。他的杀手锏是正在筹备中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可不简单,它是一个宪法文件。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体实行内阁责任制,不再使用孙中山现行使用的总统制。《临时约法》里的这个内阁责任制,其真正含义是:由国会中获得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内阁,且内阁责任制下的大总统做出的决定,要内阁总理签字以后才能算数。简单说来,大总统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被彻底架空。孙中山特别害怕袁世凯拥有无上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就想起了内阁责任制,把内阁和议会的权力推到最高,而把总统的权力压得很低。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孙中山在南京当选总统后,在选择政体架构时,宋教仁坚持实行内阁责任制,孙中山回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有一个强权的大总统就不能进行强有力的革命斗争!”宋教仁只能沉默(唐德刚《民国前十年》)。因为《临时约法》目前还只是一个草案,所以孙中山下了死命令:你们临时参议院必须在袁世凯就任之前把所有条文全部搞定。孙中山通过以上行动向袁世凯提出了就任总统的三个先决条件:一、必须定都于南京。二、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三、袁世凯必须遵守南方给他定制的《临时约法》。这三个条件就像三道紧箍咒,紧紧地附在了袁世凯这个新科大总统的头上。但袁世凯会接受吗?1912年2月15日,这个时候的南京处于一年中最阴冷的时节,孙中山终于完成了卸任前最重要的事情。剩下的事情都是按套路出牌,乏善可陈。当天下午,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选举临时大总统。意料之中,袁世凯以全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顺带提一下,黎元洪也全票当选为副总统。凯哥的第一招得知自己当选为总统的袁世凯并不兴奋,他沉浮宦海三十余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岂能看不出孙中山的用意?袁世凯的应对策略十分简单:以退为进。此招虽然不新鲜,但十分管用。袁世凯不紧不慢地向南京发去一封电报:我德望和能力都不够,不敢担任总统一职。而且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我经过反复考虑,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我退出竞争。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方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立宪派反对,章疯子反对,黎元洪反对,甚至南京革命党内部也大唱反调,公开指责孙中山,你就是在故意挑起事端!孙中山知道消息后,心里倒是乐意袁世凯辞职不干,但他没有想到,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定都南京的决心。可孙中山也不是迂腐的人,性格果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不来是吧?那我就上门把你拉过来!2月27日,由孙中山派出去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南方代表团”到达北京。这个欢迎团阵容十分豪华,团长是蔡元培,主要成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袁世凯的表面功夫做得也很到位,他迎接南方代表团的规格也很高……此处省略一千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国庆祝重大节日时的场面。南方代表团被安排到了特意准备好的馆舍休息,房间内窗明几净,整洁雅致,而且服务员也热情周到,外面还有精锐兵士环卫,安保工作也算到位。好在那时不兴交通管制,也不兴封路和清场,使得袁世凯在保护南方领导人的安全和扰民之间找到了不错的平衡。这一天傍晚时分,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在唐绍仪的陪同下,前去参加袁世凯的欢迎晚宴。袁世凯同志从来没有怠慢贵客的习惯,他亲自出门相迎。待到双方见礼过后,蔡元培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袁世凯的回答也十分给面子:“盛情难却,那等安排好了留守人选,我就起程,怎么样?”见袁世凯如此好说话,欢迎团诸位心中顿时大为舒畅,紧张的气氛瞬时为之一变。觥筹交错间,宾主相谈甚欢。凯哥的第二招连续两天相安无事。但两天后的晚上七点半左右,一场兵变突然发生,史称“北京兵变”。乱兵是曹锟先生领导的北洋第三镇,兵变内容主要是抢劫和放火,重点灾区是商铺和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至于兵变原因,官方解释是:士兵很久没有领到工资,只能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劫商铺抢钱。虽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须的,没有钱是不行的,老不发工资确实会引起兵变,但问题是北洋第三镇的待遇很不错,远高于诸友军,所以这个理由纯属胡扯。真正的原因,是袁世凯先生需要这场兵变。兵变发生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各国驻华大使组织的团体)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调集卫队入京,保护侨民和使馆。不仅如此,还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我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北方局势看上去不能没有袁世凯。这时候,袁世凯终于有了充足的理由不去南京就职:不是我不想来,而是不能来,我一走首都治安就无法维持。高手过招,高下立现。无论是玩权术还是玩资源,功力不够深厚的南方革命党都做不到袁世凯那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这一下,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输。1912年3月10日,北京。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象征着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最终升起在北京的上空。南方和北方在经历了短暂的战争后,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至此,中国正式进入民国时期,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总统昂首穿过新华门,正式入住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中南海。这一住就是四年,直着进去,横着出来。不靠谱的内阁话说袁世凯见招拆招,破掉了孙中山的前两道紧箍咒之后,第三道紧箍咒——《临时约法》的全部条文在孙中山的催促下,终于在袁大总统就任的前一天搞定了。袁世凯没有对《临时约法》做出任何反应。或许是袁世凯没有参透《临时约法》的玄机,或许是袁世凯并不在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只要先当上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到时候想干什么还不是他袁世凯说了算?在《临时约法》没遇到大的异议后,新政府开始搭建自己的领导班子。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内阁总理。这个人选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首先唐绍仪是他的幕僚,做了自己三十年的老黄牛,用起来放心省心。其次是唐绍仪与南方革命党人在议和之中一来二往,聊出了共同语言,谈出了感情,能被南方革命党人接受。不出所料,在临时参议院的会议上,袁世凯的提议顺利通过。不过万事开头难,首任总理不好当。民国刚刚建立,派系林立,南北冲突。唐绍仪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调和各派系矛盾,在权力分配上达到平衡。可现实是僧多粥少,内阁总共才几个部门,如何安排南、北那么多大神?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为了唐总理,他也只能尽力周旋。且看唐总理周旋出来的首届内阁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陆征祥(无党派中间人士)内务总长:赵秉钧(袁世凯的人)陆军总长:段祺瑞(袁世凯的人)海军总长:刘冠雄(袁世凯的人)交通总长:唐绍仪(唐总理兼任)财政总长:熊希龄(立宪派)教育总长:蔡元培(南方革命党)司法总长:王宠惠(南方革命党)农林总长:宋教仁(南方革命党)工商总长:陈其美(南方革命党)表面上看起来,革命党确实吃了些亏,但这也正常,毕竟南方革命党的实力要弱得多,而袁世凯也得拿几个重要位置安抚一下这些年来跟他一路闯过风风雨雨的小弟们,要不然以后谁还愿意跟他混?其实,不管是总统制下的总统,还是内阁责任制下的总理,理应自由组阁——任谁上台,都应该找和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少了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搞内讧,效率自然提高。监督是选民和议员们该操心的事,不是内阁成员的事。若为内阁成员人选争来争去,实在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但革命党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们认为黄兴比段祺瑞更适合陆军总长一职。陈其美也拒绝来北京就职,嫌官小了,没有实权。这么看来,在权力面前,普通人很难压抑自己的欲望。不管怎么说,到1912年4月底,距清帝退位才两个多月,离武昌起义也不过半年,民国初步的政治架构总算是搭了起来,参议院、内阁、大总统都已确定,虽然它们前面都还挂着“临时”二字。但表面上的平静,掩盖不了暗藏的汹涌危机。危机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确切地说,是权力制衡机制不完善。革命党人虽然因为实力不足不得不把总统职位交给袁世凯,但又不放心袁世凯,老是想着怎样做才能把实权仍然控制在自己人手上,也不管这种想法是否背离了根本大法所应遵循的原则。于是,本来《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统制,匆匆忙忙改成内阁制。国会权力也扩张过度,国会可以罢免总统、总理和各部的总长,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当然,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危机暂时还未来到,先顾好当前再说吧,因为当下就有危机。危机来自《临时约法》中总统与内阁总理的权限划分——总统的命令只有在总理签字后才能算数。话说在内阁成立的当晚,唐绍仪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介绍下欣然加入了同盟会。按照唐绍仪的本意,是想借此调和南北矛盾,以便顺利地开展工作。但在袁世凯看来,唐绍仪和革命党人走得太近了,跟老大哥有了离心的倾向。而唐总理也不跟老大哥沟通交流此事,须知沟通交流是消除误会的必杀技啊。由此,不和的种子开始在昔日精诚合作的两人之间萌芽。更严重的是,袁总统和唐总理的上下级关系保持了近三十年,今朝突然反了过来,袁世凯发布的命令还需要唐绍仪来签署才能生效。而且,唐绍仪骨子里是一个书生意气很重的愤青,常常因为和袁大总统政见不同而拒绝签字,十分不给老上级面子。这让本来就因为唐绍仪加入同盟会而心生猜疑的袁世凯更不舒服。在他看来,唐绍仪就是借南边的势力与自己对抗,实在是小人得志,无礼至极,难以忍受。就这样,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在某些时候,袁世凯干脆撇开唐绍仪这个总理,也不管什么议会,直接就指挥言听计从的赵秉钧、段祺瑞等人干活。有了袁世凯的撑腰,赵秉钧、段祺瑞等人也不把新上任的唐绍仪放在眼里。弄到最后,赵秉钧这些人连国务会议都不去参加。领导不给面子,下属也不给面子,唐绍仪这个总理的职业前景十分不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唐绍仪突然要将直隶总督一职安排给南方革命党相中的人选王芝祥。估计是因为在内阁的人事安排上南方革命党吃了些亏,所以唐绍仪想从另外一方面补偿他们。袁世凯当然不会同意这个任命,卧榻之侧岂容革命党人酣睡,他中意的人选是爱将冯国璋。唐绍仪想要履行自己对革命党的诺言,而袁世凯也绝不让步。夹在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唐总理,实在是苦不堪言。6月中旬的一天,唐总理收拾好行囊,拖家带口直奔火车站往老家去也。唐绍仪撂挑子不干了!共事多年的老战友唐绍仪离去了,袁总统也有些伤感。但共和还得继续。袁世凯也只好开动脑筋,计划下一任内阁总理的人选。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此人就是他的忠实战友——徐世昌。可当袁世凯提名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候选人时,遭到了议会的强烈反对。占议会多数席位的同盟会给出的理由是:徐世昌是前清老官僚,对共和民主一窍不通。其实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在当前的政府机构里面,不知有多少人是前清的老官僚,总统、副总统,哪一个不是?那同盟会为什么反对呢?就因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结拜兄弟,而且以他的能力和资历,能轻易地将内阁掌握在手里,一旦这两个人联起手来,那就太可怕了。因此,这个人选非常的不合适,不符合革命党的利益,革命党坚决不能答应。这事还没完,同盟会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集体辞职。出这个主意的人是宋教仁。他说:我们南方革命党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袁世凯做个榜样,让他不好意思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内阁的关键职位,二是表示我们同盟会会员绝不贪恋权位。其实宋教仁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目的没有告诉大家,小小的内阁总长哪里能满足他宋教仁激情荡漾的报国情怀。现在的这个内阁只是临时内阁,不久之后要组党进行正式选举,到那时哪个党获胜,将由哪个党组阁,与其把精力浪费在这里搞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腾出手来集中精力组党参加大选。将来赢了,就可以组织政党内阁——自己以一党之首成为内阁总理,而内阁部长就从政见相同的本党或者友党议员中挑选。想怎么组阁就怎么组阁,远比现在当一个内阁总长强。于是,袁世凯提名背景比较简单的陆征祥做内阁总理。提名倒是被议会批准了,可是此人能力大大地有问题,干了不到一个月就混不下去了。没办法之下,赵秉钧成为下一任内阁总理。可赵秉钧的总理一职前有一个心酸的“代”字。这很正常,袁世凯不去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就只能北迁北京,而在南京成立的临时参议院,明显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由同盟会主导的议会岂会卖袁世凯面子?不管如何,袁世凯终于找到一个听自己话的代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终于组织了一个不再以吵架为己任、将就着能干些正事的内阁。第八章最美丽的时光

                      “三巨头”退隐江湖

                      对了,在

                      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

                      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

                      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

                      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

                      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

                      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

                      就是他们如此高看我的唯一原因。”“我住在塞拉菲娜女士的家里,她的家正好在巴托罗缪大人房子的后面。如果我可以邀请您明晚来我的寓所一起用晚餐的话,我们可以详细谈论这件事。并且,有您光临晚餐,塞拉菲娜一定会十分高兴的。”提莫提欧神甫接受了邀请。马基雅维里于是打道回府。在回家的路上,他顺便拜访了一下巴托罗缪,向他借一笔钱。他解释说,为了执行他的使命,他在伊莫拉开销甚大。然而执政团方面的款子还没有到。他详细地诉说佛罗伦萨政府的悭吝,抱怨说,为了保持他作为一个使节的体面和支付买情报的代价,他有时不得不掏自己的腰包。巴托罗缪打断了他的叙述。“亲爱的尼科洛,”他用他那种快乐的方式说道,“你用不着告诉我,在这里的宫廷中一个人可以不付钱就拿到东西。为了你,也为执政团,我愿意借给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你需要多少?”马基雅维里又惊又喜。“二十五个杜卡特。”“就这么点儿?等着,我马上给你拿来。”他走出了房间。一两分钟后带着钱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后悔他要得太少了。“往后,你如果还有需要,尽管告诉我,”巴托罗缪笑着说道,“你必须把我看成是你的钱庄。”“笨蛋看不住他自己的财富,”马基雅维里在回自己寓所的路上这么想道。[1]萨沃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多明我会宣教士,抨击罗马教廷和暴政,一四九四年领导佛罗伦萨起义,建立该城民主政权,事败后被判火刑处死。第十八章提莫提欧弟兄准时过来用晚餐。马基雅维里吩咐塞拉菲娜采购一些城里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神甫一点也不见外,放开了肚皮大吃。马基雅维里一直注意给神甫的酒杯斟满酒。酒足饭饱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神甫来到客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不受干扰的谈话。马基雅维里吩咐一名仆人再拿一壶酒来。“现在让我们来谈正事吧。”他说道。提莫提欧神甫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已经仔细地考虑了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要求,提了三个在伊莫拉城中在布道这方面有些名气的神甫的名字。他以诚恳的态度描述了这几个人各自的优点,但是他又用高度的技巧,在他对每个人的赞美中加上一两句贬评,而这些贬评有效地推翻了他所做出的推荐。他在做这些介绍和点评时的匠心独运,使马基雅维里不禁暗自钦佩。马基雅维里和蔼地笑着。“你以一种诚挚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介绍了这些优秀的神职人员,正如我们希望你应该去做的那样。但是,神甫大人,你却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此人的才能和虔诚远远超过你提到的这些人。”“那么此人又可以是谁呢?大人?”“提莫提欧神甫。”神甫脸上露出了一副故意做出,但十分逼真的惊讶的神情。“一个不错的演员,”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一个布道的人必须有表演才能。如果执政团真的委托我去找这么一个人的话,我估计也一大半就倾向于选用这个流氓神甫了。”“你开玩笑了,大人。”“是什么让你以为我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神甫大人?我也没闲着。我了解到,在最近的这个封斋期内,你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伊莫拉的历史上没有哪个传道人能够比得上你。我了解到你雄辩过人,我也注意到,你的嗓音悦耳动听。你仪表非凡,我只是和你交谈了几句话,就发现你十分聪慧,很有策略,富于教养。我十分肯定你对于基督教先贤的知识,一点也不逊于你对古典著作的了解。”“大人,你确实把我给搞糊涂了。执政团方面要的是一个有声望的神职人员,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偏远小城中的穷神甫。我出身贫寒,也没有显赫的朋友。对于你慷慨的高看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但是我配不上你所建议的那份荣耀。”“有些时候,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马基雅维里心里十分受用,他尽管赞赏神甫对于小教堂的感情,但是凭他锐利的眼睛,他还是一眼看出此人的贪婪和野心。在这么一个诱饵面前,马基雅维里深信他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情。“我想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我在佛罗伦萨政府里面无足轻重。我只有建议权,最后还得靠执政团的大人们来定夺。”“我无法想像他们会轻飘飘地忽略他们派往罗马尼阿和瓦伦丁诺公爵处的使节的建议。”提莫提欧神甫带着谄媚的笑容说道。“确实,我们新任的终身执政官,皮埃罗·索德里尼,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也可以不带任何虚荣地说,他的兄弟,沃尔泰拉地方的主教,对我的诚实和良好的判断力还是有点信心的。”从这个话题马基雅维里就很自然地向神甫说起了他陪同当时还是一个主教的红衣主教去厄比诺见切萨雷·博尔贾的事情,那次出使是为了向后者抗议维泰洛佐向阿雷佐发动的进攻。从这件事他又自然而然地向神甫介绍了他本人在比萨战争中的那些活动,还有他出使法国的事。他很小心地使自己在那些活动中所担当的角色显得并不那么显眼,但是仍然设法向神甫暗示,他是在背后掌控形势的人。他轻松自如,谈笑风生,用一种十分熟悉的态度谈论着国王,红衣主教,王子和将军们,就这样巧妙地,不露痕迹地让他的听众相信,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有着很深的人脉,消息十分灵通。国家机密对于他而言根本不是什么机密。只有傻子才会认为他不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提莫提欧神甫完全被折服了。“大人,你不知道,能和你这样一位才智出众,阅历丰富的人交谈,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就像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乏味的小城市中,对外界一无所知。整个伊莫拉城里找不出一个富有教养或才能出众的人。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的话,也因为长期以来缺乏使用而生锈了。一个人简直需要像约伯那样有耐心才能应付众人的愚昧,并在这群愚昧之人中间度过自己的一生。”“神甫大人,我必须承认,凭着我对你的了解,以及我听到的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认为一个有着你这样才华的人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实在是万分可惜。你应该不需要我来提醒你那十锭银子的寓言给你发出的召唤。”“我也经常想起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银子埋在地底下。如果主问我我把银子派了什么用场,我将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他。”“神甫大人,除了给予一个人一个机会,再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一个人了。这个得到机会的人一定要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机会。”“谁会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僧侣机会呢?”“我是你的朋友,神甫大人,如果我还有一点影响力的话,我这份影响力也完全供你使用。当我向沃尔泰拉主教提起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完全不为人所知了。让一个有着像你一样习惯的人毛遂自荐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就这件事与巴托罗缪商量。我毫不怀疑,我可以说服他,让他心甘情愿地写信给他那些在佛罗伦萨的、有影响力的朋友。”提莫提欧神甫笑了。“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他本人就是善良的化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还是有些头脑简单。他还没有办法将蛇一样的策略与鸽子一样的纯洁结合起来。”就这样,马基雅维里将他们的谈话引到了他一直在瞄准的目标。他给空酒杯斟满了酒。火盆所带来的温暖让人感到很舒服。“巴托罗缪是个不错的家伙。我经常想到,商人在商场上往往很成功,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些其他事物却完全没有头脑。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减少我对他的敬意。我愿意尽我所能增加他的实际收益。神甫大人,你对巴托罗缪还是有着不少影响力的。”“他还不错,还总算看得上我给他提供的一些个建议和咨询意见。”“在许多地方他展现出良好的判断力。但是一个像他那样出众和应该得到上天保佑的人物,却无法实现自己最大的愿望,真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提莫提欧神甫用探询的眼神看着马基雅维里。“你一定像我一样,知道他如果能有一个儿子,他愿意捐出一半家产。”“这简直就成了他的心病,他整天就说这件事情,我们在神奇的圣母面前为他求情,但是毫无效果。他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我们的祈祷没有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毫无道理,因为他本人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神甫大人,我在离佛罗伦萨不远的一个叫卡西亚诺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庄园。为了补贴我从执政团那里领来的菲薄的薪水,我一直靠卖森林里的木材和耕种我的土地赚一点钱。我有一些母牛,有的时候得到一头公牛来配种,这头公牛看上去强壮而健康,但是却因为一些原因有着像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托罗缪一样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做的就只有将这头公牛宰了,将它的肉卖钱,用卖肉的钱再买一头新的公牛。”神甫提莫提欧笑了。“如果照搬照抄让人也这样干有些不太可行。”“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话糙理不糙。”神甫愣在那里好一会才完全明白马基雅维里的意思。等他明白过来,他又笑了。“奥莱莉娅女士是个贞洁的妻子,另外她也被看得很严。看管她的包括她的母亲和丈夫,当然这两个人的动机并不一样,巴托罗缪不会傻到不明白他年轻貌美的妻子一定会招惹城里那些放荡的年轻人。而卡特琳娜女士久经贫寒,一定会小心地确保她来之不易的舒适生活不会因为她女儿不谨慎的行为而失去。”“但是一个不谨慎的行为也可能成为高度谨慎的行为。如果她可以膝下有个外孙的话,卡特琳娜女士的地位会更加安全和稳固。”“我不否认这一点。现在公爵已经将这份产业赐给了他,另外加上封号。巴托罗缪就更想有个儿子了。他家里的两位女人发现,巴托罗缪正在考虑过继他的两个外甥。他有一个守寡的姐姐住在福力,她倒是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兄弟来抚养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她并不愿意和他们分开,所以开出了一个条件,也就是巴托罗缪必须也将她一起收留,住在一个屋檐下。”“一个母亲不想与自己的孩子分开,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这一前景让卡特琳娜女士和奥莱莉娅女士十分沮丧。她们猜想,一旦情况真是如此,她们的处境将会变得十分艰难。奥莱莉娅嫁过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嫁妆。康司坦扎女士,巴托罗缪养子的母亲,会严重地危害奥莱莉娅作为一个妻子的地位,因为她的地位早就不稳固了——巴托罗缪出于虚荣,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妻子生不了孩子。可以想像,不用多久,康司坦扎就会成为家里的女主人。卡特琳娜女士曾经求我劝说巴托罗缪放弃这个念头,很明显,在卡特琳娜这方面看来,这件事对于她和她女儿来说危险太大了。”“巴托罗缪问过你的意见吗?”“当然问过。”“那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建议呢?”“我尽量拖延时间。他姐姐在福力地方的忏悔神甫是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如果她过来的话,她有可能会从这个教派中挑一个人做忏悔神甫。多明我会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受巴托罗缪恩惠甚深,如果康司坦扎女士利用巴托罗缪对于我们为他求嗣不成而失望这件事从中作梗,让他转而宠信多明我会的修士,那就太糟糕了。”“没有人比我更能明察你的困难处境了,神甫大人。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我所建议的那样。”“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么做,我们会有一些罪过?”“只不过是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已。从这个罪过中将会生出许多好的事物。你可以使一个美妙的妇女得到幸福,使秉性虔诚,值得你帮助的两位妇女得到平稳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让你保住巴托罗缪弟兄作为一个慷慨施主的不断支持。让我对着你引用《圣经》一定是件狂妄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想斗胆提醒你,那个撒马利亚的妇女如果没有触犯通奸罪的话,我们这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永远不会有机会阐述他那些关于容忍、宽恕的教义了,而这些教义对于我们这些悲惨的罪人来说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真是精辟的论断,大人。”“我是一个凡人,神甫大人。我不想向你掩饰奥莱莉娅女士的美貌让我燃起了熊熊的欲望之火,我要么把她搞到手,要么我就要烧死了。”“我也从来没有想像过你如此关心巴托罗缪的利益,以及两位女士的幸福是完全出于你的一片好心。”神甫不冷不热地说道。“你的修道院并不富裕,而且无疑你也会有许多人让你出钱赞助各种事情。神甫大人,我在此奉上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以寻求你的善意。”马基雅维里从神甫的黑眼睛中看到一道贪婪的目光。“什么时候?”“就现在。”他从衣服里面的口袋中掏出了一袋钱币,漫不经心地扔到了桌子上。金币掉在木质桌面上的时候发出了一种令人舒服的咣啷的声音。“大人,你已经通过你充满魅力的谈吐和无比优雅的举止获得了我的善意。”神甫说道。“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帮助你。”“我不会请你做任何会让你良心不安的事情。我想请你费心安排一下,我可以同卡特琳娜女士私下里见个面。”“我不认为这会带来什么坏处。但这也帮不了你什么。巴托罗缪是个傻瓜,但是他也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如果他有事要外出的话,他的仆人总是在那里看着奥莱莉娅,严防一些放浪和好色的男人的纠缠。”“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对你十分信任,这种信任是心照不宣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他曾经带着奥莱莉娅去洗温泉浴,也曾经带着她去朝圣,希望那些出名的圣地能够显灵,让不孕的女人怀上孩子。我建议你对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说,如果他能够带上他的仆人,去拉维纳一趟,在装有圣·维塔里骸骨的石棺前沉思祈祷一个晚上,你可以向他保证,奥莱莉娅女士一定会怀孕。”“圣·维塔里很明显是一个伟大的圣徒,否则教会也不会为了纪念他而建造一座教堂;但是是什么东西让你揣测他的遗骨会有如此的效力,会治愈男人的不育?”“圣徒的名字本身就明显地暗示了这一点[1]。无论巴托罗缪,或你和我,谁也不见得知道这个圣徒有没有这么大的神力。一个快淹死的人会拼命抓住任何一根稻草的。拉维纳距离伊莫拉只有二十英里,对巴托罗缪来说,做这么一次短途的旅行,却能获取他向往已久的结果,你以为他会为这事犹豫吗?”“大人,让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认为奥莱莉娅女士,一个贞洁而胆小的女人,会响应你对她的追求呢?你已经告诉她你的心愿了吗?”“我跟她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除非她和其他女人不一样,她应该能看出来我对她有那个意思。妇女们容易犯两个错误,好奇心和虚荣心。”“可以宽恕的小罪过。”“但是这些小小的罪过却常常比激情更容易让她们放弃那条坚持操守的羊肠小道。”“这种小瑕疵太多了,我一直是习惯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你有一天因为你杰出的才能提升到一个高位后,你会认识到,你如果想获得权力,不是靠培养人们的品德,也不是纵容他们的邪恶,而是宽容他们的一些小小的缺陷。”“你的计划是具有独创性的。我毫不怀疑你将能够说服卡特琳娜女士帮助你。为了能够阻止巴托罗缪过继他的外甥,她愿意做任何事情。但是我非常了解奥莱莉娅女士,她是不会被你或她的母亲说服,来犯下一件到死才能摆脱的罪孽的。”“这确实有可能。有许多事情从远处看让人感到陌生和恐怖,但是走近了再看,这些事物对你说来就变得自然,容易和合理了。我没有理由假定奥莱莉娅女士要比那些绝大多数的女人聪明多少。你应当向她解释说,如果一件事肯定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但是会不会带来坏的结果却不能肯定,我们如果单凭这一点就恐惧恶果而不去做那件好事,一定是错误的选择。在这里,我能够肯定的好事就是,她会怀孕,会因此而诞生一个不朽的灵魂,而坏的结果就是她会被人发现。但是如果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这些坏的结果就不可能出现了。至于说到罪过,我觉得这只是一件杞人忧天的事。因为在这里,只是人的意志产生了罪过,而不是人的肉体。只有使丈夫生气才是一个妻子的罪过,而在这

                      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他才辞去职务,移居上海。甲午战争前,严复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知识分子,像其他人一样热衷于功名,愿得一官半职。他曾几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中举。甲午战争后,日军的侵入,使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严峻的形势使他警醒起来,他放弃了走科举做官的道路,转而成为提倡变法维新、救亡图强的鼓动者。1895年,严复在《直报》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1897年他又参与创办了《国闻报》,报道国内外大事,抨击当时腐朽的政治和旧文化,继续倡导维新变法。从1894年起,他着手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成为轰动一时的传世名作。《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前两部分专述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将它译为《天演论》。他每译完一篇,都加了按语,共二十九条,与译文的篇幅不相上下。1895年初,严复在他主办的《国闻报》的增刊《国文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四月,又以《天演论》书名出版。《天演论》强调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不是万古不变的。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淘汰,一竞一择,促使自然界生物进化。赫胥黎认为这种生物进化,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严复在译《天演论》时,每每结合时势,加按语,写译注,使国人洞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理,激发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天演论》上半部阐述的是达尔文主义,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宣扬西方弱肉强食的理念。下半部阐述“人治日新”、“终将胜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复兴的信心,成为爱国志士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对当时和“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先进的中国人起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天演论》由于赫胥黎新奇的思想和严复流畅的笔力,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这几年,是严复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但他不太赞成康、梁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而是看重教育,强调搞教育、办报纸、“开民智”,并把这看作是救国之本。“百日维新”后,严复在政治上的立场更加趋于保守了。严复一直没有停笔,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他又翻译出版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察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穆勒的《穆勒名学》(上部)。这三部译著,加上先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全称“严译四大名著”。此外,严复还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君学肆言》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点评】严复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开阔了封闭多年的旧中国人的眼界,为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演变播下了种子。第二十章义和团运动自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对外国列强侵略的一忍再忍,一退再退,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列强的炮舰威逼下不断地签出,大量的割地赔款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外民族矛盾越发尖锐起来,终于爆发了灭洋兴国的义和团运动。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义和团组织最早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产生的。嘉庆时期的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几十年间,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京津、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有八卦教、经阳教、荣华教的秘密结社,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其中以八卦教传播最广。清朝官方规定,凡传习八卦教的,不但要查拿禁止,而且为首的要处以极刑。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八卦教徒便用传习拳术来隐秘自己。中日甲午战争时,山东有些地区已有义和拳组织的活动。战后几年在鲁南活动的大刀会,也同义和拳组织有联系。这种组织有过“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名义。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最多,他们平时在家里从事各自的生产劳动,在劳动之余,在一起练习武术。加入义和拳组织,需要履行一种仪式:练拳时要先跪在地上给师傅磕头,面朝南发誓,还要口中叨咕咒语。师傅告诉徒弟,只要按照这种方法练下去,就会练成“神拳”,能躲避枪炮的射击,刀枪不入,所向无敌。这种因对西方火炮的野蛮而产生的幻想迷信对当时无知的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人们纷纷加入义和拳的行列。在山东,由于德国军队入侵胶州湾,德国教会变本加厉地盘剥,教会势力不断扩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终于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1898年十月,山东冠县义和拳首举义旗,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冠县城的梨园屯与京津威县交界,这里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长期争用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村民大哗,群起抗拒”。村民阎书勤、高元祥等,绰号“十八魁”,率众驱逐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威县著名梅花掌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建议清政府“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于是,1898年十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率众起义,竖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并改称义和团,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多次搏斗,队伍发展到千余人。随后,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了鲁交界地区,继续打击教会势力;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势力扩展到京津南部和中部。当犁园屯义和团起义之际,鲁西北的长清、高唐、禹城等州县义和拳,也在朱红灯等人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洋教斗争。1899年秋,平原县木工子李庄村民李金榜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勾结平原县令蒋楷,以“闹教”得罪洋人的罪名逮捕拳民六人,朱红灯由荏平率队前来救援。十月,朱红灯带领拳民击退蒋楷的进攻,接着又在平原县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声威大震。山东义和团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以星星之火而成燎原之势,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他们多次宣布义和团为“邪教”,严加禁止。以袁世凯等人为代表的“主剿派”,多次派兵镇压、围剿。在这种环境下,朱红灯等著名将领带领义和团东挡西杀,毫无畏惧,一方面抵抗清军的不断剿杀,另一方面痛击西方教会势力,去除百姓的重压。他们在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拆毁车站及铁路,使西方各国使馆大为惊慌。由于义和团在起义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之指挥有方,秩序井然,从不骚扰当地居民,贫困的百姓非常支持、拥护义和团的斗争。运动发展得异常神速,短短几个月,各地便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同时义和团“助清灭洋”的口号,又得到了一些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爱国将士的支持,使这次运动空前高涨。慈禧等人也害怕一味“剿办”会“激成变端”,于是便采取“抚”的办法默认了这个组织的存在,企图利用和收编这支武装力量。义和团在斗争中无形地争得了合法地位,不久迅速在北京、天津附近发展起来。随着北京附近各县义和团声势浩大的发展,外州县团众三五十人一队队陆续涌入京城。清政府的各个大小衙门、王公住宅多有义和团把守监视,并在各重要路口、内外城门口布岗设哨,满汉各营的士兵,如神机营、武卫后军等军士几乎全部参加了义和团。京城里到处都是义和团的揭帖:“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时,总理衙门的权势一落千丈,北京政权虽没有被义和团直接控制,但义和团却在北京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二、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运动使西方列强十分恐慌,列强开始率领侵略军进攻北京,英海军提督西摩尔首先率领侵略军一千八百余人由天津乘车向北京进攻,但遭沿途义和团英勇截击,狼狈逃回天津。此时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及义和团运动的日益髙涨深感进退维谷。几个月以来严厉查禁义和团的结果都是“卒未有获”,而被起义军在北京的运动吓得恐惧万分的外国侵略者,企图用屠杀来阻止运动的发展。使馆卫兵屠杀无辜团众数百人的罪行,激起了北京群众的极大愤怒,也遭到了义和团的英勇回击。西什库教堂在外国军队及教堂武装的保护下,被义和团围困了六十三天之久。同时,他们还进攻各国使馆,给西方列强以狠狠的教训,日本使馆书记杉木彬、德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面对义和团如此浩大的声势,慈禧一面调兵二营专保颐和园,一面任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正式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慈禧发布对外宣战的命令,派清军配合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并不断把北京的义和团调赴通州、天津等地去抵抗外国的侵略。1900年六月十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分批由天津乘五列火车向北京进犯。义和团以破坏铁路相阻截,侵略军只得边修路边推进,津京全线火车原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结果侵略军用了八十多个小时才到达离北京尚有一半距离的廊坊车站。1900年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八月初,各国侵略军统帅举行会议,商量进攻北京,当时京津铁路已被破坏,侵略者决定沿运河取道通州西进。八月四日,侵略军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美、英、日三国侵略军沿运河西岸,俄、德、法、奥、意五国侵略军沿东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之间的清军尚有数万人,但慈禧不想抵抗,开始向侵略者乞降。她一面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议和,一面命人通知各国统帅,乞求停战。随着侵略军的推进,清军望风而逃,仅少数部队抵抗,京津沿线的义和团战士则顽强地战斗。侵略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义和团的阻击。八月五日,八国联军到达离天津仅十公里的北仓。驻北仓的是从天津撤出的马玉昆率领的清武卫右军,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余部把守着运河西岸的韩家墅。侵略军到北仓后,即与马玉昆部遭遇。义和团大队人马数千人立即从附近各地赶来,和清军会合,阻击侵略者。五日凌晨,侵略军向北仓发起攻击,义和团战士和武卫右军在运河两岸挖战壕,顽强抗击,与敌人展开血战。义和团战士还掘开运河,放水阻遏敌人。双方激战时,八国联军见打不下北仓,就转向进攻韩家墅,守卫在那里的清军人数少,韩家墅被日、美、英军队占领,于是敌人渡过运河,从侧翼进攻北仓阵地,义和团和清军遭到敌人夹击,马玉昆的军队在混战中撤退,大批义和团战士壮烈牺牲,北仓失守。北仓阻击战,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途中遭遇到的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英勇作战,歼灭侵略军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八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马玉昆等统帅的清兵抵挡不住洋兵的进攻,撤人城内。洋兵驻扎城外,向城内开炮,流弹纷飞,许多房屋被毁,平民死伤无数。1900年八月十四日凌晨,慈禧携带光绪等数百人逃出了北京,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随后清军又开始剿杀义和团士兵,在八国联军和清兵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运动不久被镇压下去了。最后,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又一个卖国条约——《辛丑条约》。【点评】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屈辱的斗争精神。它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基本上是几十至几千人的各自为战的战斗,这无疑影响了它的发展和成功。对于它的失败,用当时俄国陆军中将苏罗捷科夫致陆军大臣的电报中的一段话来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他说:“中国现在已经表明,它能够为种族斗争提供多么巨大的兵力、金钱和精力,所缺乏的只是组织和组织者。”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第二十一章清末谴责小说清朝末年,官场上的腐败、黑暗,简直达到了见不得人的地步。于是不少具有正义感的文人拿起了自己的笔,用当时流行的章回体小说,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形象鲜明的贪官污吏形象。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其笔力之锋利,揭露之深刻,达到了讽刺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一、吴趼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1866—1910),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他生于广东南海,因住在佛山,自称“佛山人”。吴趼人性格刚毅,虽一生坎坷,却从不低眉俯首,奴颜媚骨。在二十多岁时,他到了上海,以给日报撰写小品文为生。后来到山东住过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日本旅游,但都不如意,最后又回到上海,担任《月月小说》主笔。吴趼人一生主要从事于办报,并写过三十多部小说,在当时也属于多产作家,主要著作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近十年之怪现状》、《新石头记》等,他的作品风格清幽明快。吴趼人的力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全书共一百零八回,主要描写了一位自称“九死一生”的主人公,在1884年中法战争后的二十多年里所见所闻的种种奇闻怪状,书中涉猎的范围比较广泛,重点暴露了官场的黑暗和商场、洋场及封建家庭的丑恶。小说突出了一个“怪”字,用漫画的手法,刻画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可笑可鄙的人物形象。他们当中有把国土拱手让给洋人的外交大臣,有愚昧荒唐、胆小怕死的海军管带,也有为了升官发财做贼的知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杀人、出卖国家、巴结奉承、出卖良心。吴趼人用传神之笔勾勒出一幅幅沽名钓誉、附庸风雅的官吏及没落文人的丑态。主人公能从这个光怪陆离、乌烟瘴气的世界里冲杀出来,真可谓“九死一生”了。无疑,小说中展现的这个污浊的世界,正象征着腐朽黑暗的清王朝,预示着清朝即将崩溃的命运。二、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李伯元(1867—1906),原名李宝嘉,别号南亭长,出生于他父亲做官的山东。李伯元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经常督促他学习经史之作,所以李伯元少年时就擅长于诗赋和制艺,也喜好篆刻。上学时,他成绩优秀,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但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他却次次榜上无名,这使他开始厌恶官场的营私舞弊。同时,科举的失意,激化了他对社会的不满,他不再谋求为官,而要用笔去揭露官场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后来,他到上海开始办报。最先办的《指南报》,不长时间就停刊了。之后,他又办了《游戏报》、《世界繁华报》。在办报期间他写出了《文明小史》,以及《庚子国变弹词》、《中国现状记》、《活地狱》等,他的作品透彻清新,讽刺力强,深受人们喜爱。每次,他刚一完稿,大家便争着想先睹为快。《官场现形记》是李伯元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也是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书共六十冋,由许多短篇故事连成,重点抨击清末官场的腐朽黑暗,暴露了晚清崩溃时期统治阶级内部昏庸腐朽的状况。李伯元痛恨那个罪恶的世界,他把自己的憎恶化为笔下一个个丑恶不堪的形象,从身居高位的大官僚到芝麻大的县令杂役,都没有逃出他的斥骂。其中第十三回,制台见洋人那段最为精彩。这位制台平日里专横跋扈,对属下轻则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可是一遇到洋人,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卑躬屈膝,就差下跪磕头了。制台有个习惯,吃饭时客人来访不准通报,一天,他吃饭时属下通报有客人来,制台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对其大骂,可一听说来的是洋人,顿时气焰就矮了半截,但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又打了属下一个耳光,责备他为什么知道是洋人还不早点回禀,让人等了那么长一段时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正是清朝腐败官僚的缩影。虽然是用轻松可笑的故事编写,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久久伊人91精品综合网站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高杰联系,唆使高杰要求南京政府派史可法亲临扬州主持淮扬地区的军务。尽管有人陈请史可法留在南京,但为时已晚,史可法别无选择,只有亲自前往扬州。不仅扬州危机须尽快解决,为保证正在制定的战略计划获得成功,也完全需要一名高级将领来协调约束四镇的行动。因此,史可法要求授权统辖淮扬地区的所有军队。1644年6月16日,史可法被任命为淮扬地区督师。6月20日,即弘光帝登基的第二天,史可法告别了新君,四天后,抵达扬州。高杰听说史可法即将到达扬州,立即命部下匆匆掩埋了抛在扬州城下、用来威吓城中百姓的尸体。但见到史可法后,他却摆出一副傲慢姿态,坚持说他下令围城是因为士绅代表被杀。为了消除这一借口,史可法奏清皇帝追究黄家瑞和那位守备在这一事件中的责任。高杰收回了全军进驻扬州的要求,同意只带二三百随身卫兵进城。但城中居民仍拒绝接受,与此同时,史可法前往高杰营中,试图唤起这位昔日叛将对南京朝廷的忠诚。史可法虽一度遭到软禁,但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高杰。高杰不仅释放了史可法,还派遣部分军队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如李成栋前往徐州,王之纲前往开封,等等),7月20日,又将其主力撤至扬州以南40里处,即与镇江隔江相望的瓜洲。然而,局势尚未完全稳定,部分原因在于高杰与黄得功仍相互对立。同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企图将扬州据为己有。不幸的是,这次行动黄得功得到了万元吉的鼓励,后者曾试图挑拨镇将间的关系。于是1644年秋初,高杰一度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于1644年10月1日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他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1644年秋后,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党争复起

                      史可法亲临扬州,稳定了忠于南明的大臣们在军事上的地位;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一场政治危机的到来。因为史可法不在朝中,所谓“正人君子”便缺少一位足以同马士英及勋贵集团抗衡的强有力的人物。自从北京的高级官员纷纷涌入南京以来,大批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也在北京陷落后云集南京。其中不少人,包括原来在崇祯时受到排挤的官员,此时颇受人们的欢迎,并被授以高位。在弘光皇帝的五位大学士中,至少有两人——张慎言和姜曰广——是众所周知的东林党人。两位左都御史徐石麒和刘宗周也明显地属于“正人君子”一党:前者曾因支持黄道周而受到魏忠贤的指控;后者的名字即是东林党和复社成员所追求的刚正不阿精神的象征。实际上,刘宗周接受弘光朝廷的职位,将意味着对朝廷贤明的认可,并进而证实其权威的合法性。但当弘光帝登基之后,这位思想家决定不在朝为官。6月23日,他回绝了弘光帝请他出任左都御史的任命,返回了绍兴老家。7月11日,大概是在得知皇帝不允许其推辞之后,他又离开了家乡来到杭州。他三次上疏,不指名地谴责了皇帝周围的一些大臣。而后,来到南京东面的丹阳,等待皇帝对其奏疏的答复。就在这一时期,他为自己取号为“草莽孤臣”,以此表明对已故皇帝而不是对建立南明的当今皇帝的忠诚,这一举动,很容易被马士英以“妄自尊大”的罪名加以指责,甚至可以因其不愿到弘光朝廷作官,而被指责为大不敬。刘宗周这种除非皇上接受其建议,否则不愿入朝为官的态度,可以被视为对马士英或弘光帝本人的傲慢不恭,但对那些将其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来说,却有着重大象征意义。除了刘宗周、徐石麟等元老象征着东林党势力外,还有一批年轻文人代表复社势力。这些年轻文人虽然比严肃的东林党人更富有浪漫色彩,但他们十分崇敬刘宗周。其中许多人,如著名作家、《桃花扇》中所描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在北京陷落前一两年就来到了南京,躲避家乡的战乱。1642年,侯方域的家乡河南受到李自成的威胁,其父侯恂奉命前往镇压,但未能成功。于是侯氏家族迁出农民军活动的区域。侯方域本人则决定跟随众人前往南京避难,并希望在南京能与在北京结识的文人重聚。侯方域的愿望实现了。他一到南京,就将著名的“四公子”重新聚合在一起,其中包括侯方域本人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虽然时间短暂,但他重新领略了秦淮河畔的烟花风情,那里灯红酒绿,歌舞不休,与南京城外的兵荒马乱的情形判若两个世界,时间在这里停滞了,那令人难忘的美好的一瞬,后被剧作家孔尚任如此绝妙地捕捉住了,他让侯方域唱道:齐梁词赋,陈隋花柳,日日芳情迤逗。青衫偎倚,今番小杜扬州。寻思描黛,指点吹箫,从此春入手。秀才渴病急须救,偏是斜阳迟下楼,刚饮得一杯酒。但这美好的时光,很快就因北京的陷落而结束了。由于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爆发及马士英率其船队直逼南京——过去的政治斗争似乎突然间死灰复燃。由于史可法已离开朝廷,“正人君子”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身上。侯方域之父与总兵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左良玉是当时最强大的军阀之一。他的5万正规军及投降后被收编的农民军,控制了湖广地区。这支军队虽因纪律涣散而臭名昭著,但仍是抵挡张献忠的有效屏障。张献忠当时已横扫四川,随时可能顺江而下进攻江南。所以弘光帝登基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尽力争取左良玉效忠南明。弘光帝封左良玉为“侯”,任命他所信任的、与东林党有联系的文官袁继咸为湖广总督。袁继咸致书左良玉,劝其效忠南明政权,并率军构成一道抵御张献忠东进的防线。当时,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所以,东林党和复社无法取得军队的支持。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大学士、东林党人张慎言已是吏部尚书;另一位东林党人,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又推荐黄道周作吏部左侍郎,与张慎言呼应。通过这一任命,东林党人掌握了人事大权。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将其支持者安插于要职。例如:解学龙提议让黄道周的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叶廷秀任户部主事。马士英迅速行动起来,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他阻挠对叶廷秀的任命,提议召勋臣刘孔昭入阁,使之成为第六位大学士,从而转变朝廷最高层权力分配的现状。由于刘孔昭非科举出身,又由于勋臣担任大学士从无先例,吏部尚书张慎言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这一任命。刘孔昭大怒,立即作出反应,推荐马士英为大学士,并立刻得到皇帝的批准。1644年6月27日早朝时,刘孔昭又在勋臣赵之龙支持下,当着皇帝的面,对张慎言进行突然袭击。他指责张慎言拒绝任用勋臣武将,而以推荐吴甡、郑三俊等勾结李自成的罪臣为官的方式图谋反叛。他还指责张慎言利用吏部的任免之权,在朝中安插亲信,而被安插者又都与东林党过往甚密。最后,这位勋臣对张慎言进行了人身攻击,叫骂道:“排斥武臣,结党行私,非杀此老奸不可”。6月27日的廷争暴发后,张慎言及五位大学士中的高弘图和姜曰广两人立即提出辞职。弘光帝接受了张慎言的辞呈。于是,张慎言离开了朝廷。高弘图与姜曰广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皇帝试图以国家面临的危难及他们在朝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服他们。对此,高弘图虽毕恭毕敬,但仍坚持己见。他解释说,不是为一点小事辞官,而是反对如此不公地对待张慎言。因为正是张慎言任用了像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正直之士。高弘图还抨击了朝廷选官制度的混乱。他认为,任免政府的高级官员,尤其是大学士应按先帝旧制进行,由九卿会议决定,而不能由一二人专权。高弘图所要求恢复的是一种集体协商的选官制度,即由皇帝召集朝廷大臣对被选人的优缺点进行评议,而后再决定任用与否。这是崇祯以前的制度,后来因为党争被崇祯废除了。如今,新皇帝已经登基,高弘图及其他正人君子的领袖们希望恢复过去的制度,并企望由此恢复朝廷大臣的权力,摆脱由皇帝和权臣议定任免大臣的选官方法。这种方法虽有利于皇帝和权臣,却势必削弱六部言官及内阁的权力。另一方面,马士英则主张进一步强化皇帝和权臣对官吏的任免权。在同高弘图辩论时,马士英强调用个别官员的例子责怪整个朝廷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公正的。高弘图反驳说,公开评议的选官制度是公道的:经过群臣会议推荐不更光明吗?表面上双方争论的是选官公正与否的问题,实际上,问题的焦点在于究竟实行什么样的选官制度。马士英坚持主张废除经九卿评议选任大臣的制度是有目的的。他希望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阮大铖进入南明政府;他又深知要实现这一不得人心的甚至荒谬的任命,必须避开廷议,而直接取得皇帝的诏令。阮大铖自《南都防乱公揭》传出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他闭门不出,对那些轻蔑地摒弃他的人恨之入骨。农民军攻占北京和南明政权建立,对他来说,似乎是一次政治机会——因为一些反对过他的复社成员投降过大顺,这使复社的声誉受到损害。同时,他的好友马士英又成为南明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于是,阮大铖奏上一道很长的“孤忠被陷之由疏”,表示愿为弘光帝效忠。疏中声称,他曾私下劝阻其他人追随魏忠贤,后来仅在1624年的很短一段时间内,与逆党魏忠贤共事。此后他虽然得到一个官职,但只干了70天就隐居回乡了。在这孤傲、寂寞的放逐生活中,他又遭到东林党和复社的恶毒诽谤。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阮大铖打动福王的最重要的一点)正是这些曾攻击他与一位皇帝宠臣勾结的人,竟为实际上杀死了皇帝的叛贼效力。换句话说,许多过去的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成了为李自成服务的“伪官”。阮大铖质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忠臣?是站在弘光帝立场上的他,还是那些“贰臣”?这道奏疏最初在反对阮大铖的官员中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官员一直在南京任职,从未考虑过要对北京的同僚加以区别。但在1644年7月9日马士英提名阮大铖任兵部右侍郎时,吕大器上疏怒斥: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从7月12日到7月20日,其他官员的奏章也雪片般地飞来,群起攻击阮大铖并抨击这项提名。陈子龙——其父与马士英于1619年同时通过会试——甚至亲自登门劝马士英撤回这项提议。他认为,阮大铖入朝,会使17世纪20年代的党争重演。姜曰广和高弘图对阮大铖入朝也强烈反对。但马士英及其同党并未退缩。刘泽清从其驻地上疏弹劾吕大器“图谋不轨”,以此迫其辞职。朝中,姜曰广和高弘图则不再参加内阁议政,并随即一起辞职。由于这些人离开了朝廷,某些重要官员又被收买,马士英终于在9月30日成功地得到了皇上的诏令,直接任命阮大铖为兵部添注侍郎。

                      收复失地论和治国之道

                      如此激烈地反对阮大铖的原因之一,是正人君子们担心阮大铖在兵部任职——特别是吕大器离开兵部之后——将意味着放弃收复华北的战略而采取“偏安”南方的主张。因为,马士英和阮大铖都主张实行与北方敌对政权和平共处的政策,实际上是满足于采取南宋王朝在女真人入主中原分裂中国时所采取的那种办法。马士英当然希望将南明的统治扩大到长江流域以外地区。弘光帝即位不久,马士英就上了一道密折,提出“开国大计”,建议与北方豪杰之士建立广泛的联盟。但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重新确认诸如长期驻守战略要地汉中的赵光远等将领的职务,或承认张缙彦那样的乡绅的权力。后者曾任兵部尚书,后来回到河南老家组织“义勇”,镇压当地农民军。马士英的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他打算组织乡兵,并以此作为从大顺余部或清人手中夺回北方的计划中的一环。河南的情况就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马士英不愿批准任命豫北那些志在收复失土的豪强们。这些豪强仍据守着自己的寨子。河南当时势力最大的豪强是刘洪起,最初他和自己的四个兄弟控制了位于河南东南部汝宁府的盐井。通过与左良玉结盟,他又将势力扩大到豫北。1643年,明朝政府授予他副将职衔,并任命他为西平副总兵,从而承认了他的权威。平西寨副将刘洪起,勇而好义,屡杀贼有功。(河南)诸帅中独洪起欲效忠。洪起拥兵数万,诸小寨悉归之。洪起尝官副总兵。就其本身而言,刘洪起不会投身于收复失地的事业,只是受到浙江冒险家陈潜夫(1636年举人)的影响才被卷入。开封在被李自成围困期间曾遭到洪水袭击。在这之后,陈潜夫来到开封,试图恢复这一地区的安宁。他将总部设在杞县,招纳了许多逃离开封的官吏,自己组建了一个相当于府一级的机构,但与此同时,李自成任命的“伪”巡抚梁启隆接管了破败的开封城,管辖河南。梁启隆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那些经常下乡劫掠的军纪废弛的军队。但他的努力不见成效。陈潜夫被迫率其3000部属迁至西平寨。就在那里,他与刘洪起及其1万人马结成联盟。北京被大顺军攻陷的消息传到西平后,他们二人集中兵力将梁启隆赶出开封,迫其退到黄河以北。直到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之后,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听说明朝新政权已在南京建立,陈潜夫立刻表示他和刘洪起将忠于南明,并愿以西平为根据地,为明朝而战。在给弘光帝的奏疏中,陈潜夫极力主张南明军队坚守山东、河南,寸土必争。他说,河南有寨数百,可联成一片,并向弘光帝保证,明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区北上伐清。马士英根本不赞成这些计划,弘光帝任陈潜夫为河南巡按御史,并任刘洪起为总兵,这都不合马士英的意愿。但对“正人君子”们来说,陈潜夫和刘洪起都是豪杰之士;他们希望在百姓强烈要求收复中原的热潮中,动员起更多的地方豪绅。正如史可法在南京首次商讨国策时所指出的,明朝臣民不能以“江南片席地,俨然自足”,而是需要更大胆的战略,“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史可法牢记南宋的教训,主张“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他与当时的应天巡抚左懋第一样,认为“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史可法告诉弘光帝,历史证明只有守住江北才能保住江南。这也反映了史可法所期望的仅仅是保住南京而不是收复北方。对此,刘宗周、陈子龙等人都不十分满意。素孚众望的刘宗周支持明军分两路出击的建议:一路向东进入淮河流域攻取徐州,另一路向西进入安徽攻取襄阳。当时在兵部任职、参预负责南京防务的陈子龙,恳求弘光帝召见刘宗周,令其陈述招纳“天下贤者”,共图“复明”的计划。陈子龙自己也直接向弘光帝提出很多建议,如:“布置两淮之策,以为奠安南服之本。”其中包括在南京驻军内组建精锐的“标兵”,以及征募新军,精选将领,令将领在其辖区内自行召募义勇等。同其前辈戚继光和远在其后的曾国藩一样,陈子龙希望建立一支“子弟兵”,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激励他们,并模仿诸葛亮的作法将他们编成各具特色的小队。这一计划意在稳定华中和华南的局势;但真正关键的步骤是让福王听取聚集在江南,主张北伐的“众贤”的意见。陈子龙强调说,弘光帝为“诸逆”所隔,因而听不到“众贤”的意见。他以历史的教训告诫弘光帝:“先朝致乱之由,在于上下相猜,朋党互角”。反之,弘光帝若能冲破内廷的封锁,征询公众的意见,便会明白以御驾亲征来唤起天下“豪杰”的时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1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

                      ,卡伦的父亲被逮捕入狱之后,她的母亲及姑姑开始向她施压,要她作证她父亲不曾猥亵莎拉。由于卡伦没有证据证明她父亲是否清白,所以她不愿意出庭作证。卡伦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她和卡特里娜——她母亲——最近的一段对话。“你爸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卡特里娜尖叫。“他才不会伤害小女孩!”“噢,会的,他会,”卡伦答得冷静。“你在鬼扯什么?”卡特里娜大喊,指控意味远大于惊讶。“我猜你以为他曾经侵犯你,跟你发生性关系!”卡伦低下头,没有回话。“那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习惯强迫别人接受她的意见,致使她越来越口不择言。“说不定根本就是你自己想虐待自己!一定是你自找的!反正全是你想象出来的!”卡特里娜越来越偏执,不留情,卡伦好想吐。每次碰上这种时刻,卡伦总要怀疑记忆是否出了问题;但她旋即想起父亲拿电线缚住她的手脚,将她绑在他床上,过去的一切再度变得真实。警方要求为莎拉进行检查,确定是否遭到性侵犯,卡伦同意了。莎拉的检查一无所获,但妮娜却有遭受性侵犯的创伤。卡特里娜和卡伦的姑姑皆表示她们不相信卡伦的父亲会对任何人做这种事,她们要求卡伦去把父亲保出来。卡特里娜尤其心急,因为只要她丈夫在牢里多待一天,家里就少一天收入。卡特里娜不断恳求、威胁、羞辱卡伦,企图逼她交出1000美金的保释金。卡伦的父亲也每晚从牢里打电话给她(费用当然是她出),每晚不止一次;但卡伦拒绝付费接听。由于父亲天天打电话骚扰她,烦得她头痛欲裂严重到呕吐的地步。负责此案的弗莱厄蒂警官告诉卡伦,假如她父亲再继续打电话骚扰,请她随时通知他。卡伦拒绝了,因为她害怕父亲挟怨报复,也不想再承受母亲更强烈的愤怒。1992年4月初,卡伦的姑姑将她父亲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蹲了6个礼拜。出狱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卡伦,电话整晚响个不停,试图逼她出庭作证。最后她终于联络弗莱厄蒂警官,警官警告他不得再骚扰卡伦,否则准备回去吃牢饭。※※※※“我妈希望我出庭为我爸作证,”卡伦的声音越来越小,“而我丈夫一直怪我。”她重重叹了口气,跌坐在椅子上。她看着我,眼里满是绝望,“活着好累,我再也不想应付这些了。”母亲,父亲,丈夫,自杀。快,我得赶快决定先对付哪一个。“你母亲要你作证?”我问。“对。她要我说我父亲不曾侵犯我。”“你想怎么做?”我问。“我想死!我梦到好大的手掐住我的脖子,我不能呼吸……我吓醒,大口喘气,可是当我再度入睡,同样的梦境却一再出现。”卡伦用手捂住喉咙,奋力吸气,仿佛她尚未脱离梦境。“‘大手’听来像是小孩印象中的大人的手,”我说。“我告诉过你,我爸以前常说,如果我敢把事情说出去,他会伤害我,杀了我!他是认真的!有一次他还示范给我看:他掐住我,让我没办法呼吸,一直到我快昏过去了才松手。可是他说,要是他高兴,他也可以继续掐住我不放。”“双方律师曾要求你出庭作证吗?”我问,她摇头。“既然如此,那就先别担心作证的事。我们暂且假定你不需要作证吧,除非法庭传唤,否则我认为你应该不会出庭。如果你母亲继续吵你,你就告诉她,一旦上了证人席,你绝对不会说谎,之后就让她自己体会你的意思。好吗?”卡伦点点头,专注地望着我。这么做算不上治疗,但卡伦需要指点。我利用停顿转换气氛。“以前我们聊过你想离开丈夫,因为他对待你的态度很不好……现在呢?现在你有什么想法?”我试着从与寻死无关的话题着手。假如我能提供她些许依靠,协助她思考现实问题,或许她就不会太过绝望了。我需要多加探索、了解她在家里的情况。“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我的婚姻,”卡伦再度叹气。看着她动也不动,垂头丧气坐在那儿,我努力抵抗,不让她的沮丧影响我。我想帮助她向前走,但要推动一个如此沮丧的人实在好困难。“儿子也看不起我,”她继续说,“跟他爸一个样儿。我不敢打他。因为我怕我会像我爸一样,一出手就停不下来。我丈夫处处破坏我立下的规矩。假如儿子被我关禁闭,他还是让他出门,这样他就可以扮好人。”卡伦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然后她突然开口,“我宁愿死也不要被离婚折腾,或是一个人过日子。”这下可好,我想,问题棘手了。我怀疑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摆脱寻死的话题,更别说什么“进步”了。连婴儿学步那样小小的一步也希望渺茫。“如果你可以选择,”我说,“你希望改变哪一件事,让自己好过一点?”好吧,这么问也许很蠢,但我总得找个切入点,让她开始想想如何改变自己,而不是责怪自己,成天沮丧无望。“我希望乔希不要再喝酒,”她说,“他到家没多久就开始喝。不喝到不省人事绝不停下来。”“再告诉我一遍,他喝酒之后会怎么样?”“几罐啤酒下肚之后,他会变安静,再多喝几罐就变得很凶很暴力。”她眼看别处。“然后他就开始打我。发完疯,他倒头就睡。”太难了。我们对乔希的酗酒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他的行为只有他自己能负责。但话说回来,或许我们能想办法保护她不受他的暴力威胁。“当他开始喝酒,变得安静不说话,你都怎么做?”我问。“我会叫孩子们不要吵,离他远一点,”她说,“然后等待。”“就像你跟父亲相处时一样,”我说。她看着我,我看见这句话似乎在她心中激起涟漪,她开始比较父亲和丈夫的虐待行为,发现其中的相似性。“你还小的时候,”我说,“就算被虐待,除了委曲求全、想办法在家里待下去,你也没有别的选择。现在你是大人了,尽管受虐的状况与童年类似,但你的选择却比以前更多。假如你觉得没办法离婚,那么你或许可以在最危急的时候暂时离开。只要你先生开始喝酒,你和孩子就准备好随时出门;一旦他开始不说话,立刻带孩子出门,在外头待一两个小时再回来。你们可以去吃冰淇淋,或者看电影。等他睡了再回家,尽可能避开他发怒施暴的时间。”卡伦认真地猛点头。“可以的话,你还想改变跟先生相处的哪些部分?”我问。“他常为了我来找你而跟我吵架,”她说。我点点头,鼓励她继续往下说。“上礼拜六,我们又为此吵了一架,结果他打我,揍我,这里,”她指指自己的左下腹,“很痛。这边一直很痛,痛到现在。”“看医生了吗?”我问。我看着她,试着推想哪些脏器受伤可能导致持续性的疼痛。“没有,”卡伦回答,声音很小。“怎么不去看?”我问,有点抓狂。泪水缓缓流下来,卡伦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好希望自己死掉,”她说,羞愧地扭过头。我再次耐心等她开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他一直对我大吼大叫。他说,我总有一天会像我爸那样猥亵我的孩子。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叫我去死。他说我不该再来找你,他说这根本是浪费时间,浪费钱。他把我原本要付给你的支票兑现,把钱拿去买酒和买香烟。”“有些机构能协助受虐妇女,帮助她们……”卡伦举起手,不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她说,“我已经拿到这方面的信息了。”“那你为何不采取行动?”卡伦又露出羞愧的表情。“不值得这样做。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活这么久。部分的我以为,我根本就是懦弱、没勇气才会苟活到现在。要是我够坚强,我早就行动了。”“待会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验伤。”我直截了当,让她知道这是明确的指示,“离开这里之后,你直接去挂急诊。虽然有可能只是淤伤,但你丈夫揍你的手劲也可能导致内出血。”“可是我怎么知道不是自己弄的?”她问。我的表情有些疑惑,她看见了。“有时候我也会弄伤自己。”这实在太难处理,太难引导了。“不管原因是什么,”我的语气微微带着恼怒,“你要去看医生,确定你没有内伤。”卡伦耸耸肩,哀伤地转身离去。“还有,明天打电话给我,”我对着她的背影喊道。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她没作任何表示。※※※※1992年10月,某天晚上10:30,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而且越来越小。“我想伤害自己。”“怎么了?”“我先生揍了我一顿,”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等她继续说下去。“用球棒……我不想活了。”“你哪里受伤?”“我的腿,还有背,我不知道……”我们讨论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报警,找妇女庇护所帮忙,带孩子去朋友家住,等等。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说,她丈夫已经醉倒了,今晚应该不会再醒来。我要她吃一两粒我开的镇静剂,多少睡一下,然后我说我要打电话给弗莱厄蒂警官。她勉强同意,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过去,他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詹姆森警官;我说卡伦遭她丈夫殴打,她立刻了解事情的严重性,表示会留言给弗莱厄蒂,请他明天早上跟我联络。我打电话给卡伦,把我跟警局的对话告诉她。我的行动似乎让她松了口气,而她也答应我不会伤害自己。我们约好下次诊疗时间,然后我再打给詹姆森警官,把我刚才跟卡伦的谈话重点——包括她答应不伤害自己(我部分是为了自保)——转述给她听,确认弗莱厄蒂明天早上会打电话给我;或者,万一他今天晚上要找我,请打电话到我家。我挂上电话——不过才11点,但我觉得仿佛已经讲了好几个钟头的电话。我觉得压力好大。不过,说来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摆脱卡伦,这感觉就像看到一个孩子掉进河里,但她不会游泳,你怎么可能不跳下去救她?现在我已跳下水,奋力泅水想接近她,但她却一再脱离我的掌握,令我觉得自己也即将溺水。然而,我似乎总是能及时浮上水面,尽可能向她伸出我的手。不知我俩是否有上岸的一天。※※※※1992年11月底,卡伦告诉我她父亲不死心地一直打电话给她。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庭了,他希望她能帮他。她挂他电话,但他还是不断打来,令她频频有自杀的念头。她说,以前她会把刮胡刀片紧紧握在手里(上次她已经交给我了),好歹比较舒坦;但现在她觉得这样不够,她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更多——原来她也在湍急的河水中寻找我。我告诉她,下次见面时我会准备东西给她。她开心地走了——我不曾见她如此快乐,穿过门口时,她甚至回头对我微笑。我得想想能给她什么。下次见面时,她脚步轻快,带着一只鞋盒走进来,有些难为情地对我微笑。她坐下来,把鞋盒放在腿上,然后看看我,仿佛在征求同意;我点头,用眼神探询那只盒子的意义。她从盒里拿出一条祖母的手帕、一枚高中死党的胸针、一束她弟弟的头发、她先生某套西装的布料样本,还有婚前几个约会对象送她的小东西。这些东西跟孩子舍不得放开心爱的毯子或小玩意儿,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能从中得到慰藉。一般认为,无论是毯子或洋娃娃,这些物品在小孩子眼中都是母亲的象征;孩子们从象征母亲的毯子得到有形慰藉,使他们能承受与母亲分离的痛苦。在这层关系中,毯子被称为“过渡性客体”,也就是能帮助孩子从依赖母亲过渡到脱离母亲的物品。尽管并非每个孩子都有这个阶段,但它确实属于孩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当某些人从卡伦生命中消失,她便以这种方式维系与他们的连结。既然卡伦熟悉且信赖这种方式,我会试着以此加强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同时弱化她与痛苦、受虐阴影的连结。“我说过,我会给你一样能让你想到我的东西,”我伸手探至椅脚边,不让她看见。“这样东西也许有用。”我拿出一只约5英寸高的陶制小熊。那是我在楼下礼品店找到的。这只小熊圆滚滚的,坐姿,脸上挂着微笑,身穿休闲衫配蝶形领结,看起来非常开心又满足。我把小熊递给卡伦,她瞪大双眼,小心揣在怀里,仿佛它是个无价之宝。也许对她而言确实如此。她感激且羞怯地望着我,好像在说:她知道这样很孩子气,但她很感激我了解这件事的必要性。卡伦仍拒绝父亲的请求。卡伦的母亲代替她父亲向她求情,请她在法庭上帮她父亲说话,卡伦也同样拒绝了。1993年1月,卡伦的父亲出庭受审,最后因对卡伦的侄女妮娜性侵犯被判猥亵儿童等十九条罪行。卡伦从头到尾皆未出席审判。在接下来几次治疗中,卡伦叙述父亲受审的后续发展。判决后,她父亲“心脏病发作”——这是她母亲的说法,其实只是严重焦虑,但也因此住院好几天。“你爸住院都是你的错!”她母亲对卡伦说,“如果你帮你爸作证,他就不会生病了!”卡伦怀疑,她母亲将她扯进父亲审判的动机并不单纯;除了帮助丈夫,她应该还有别的企图。卡伦的父亲定罪后,她认为母亲急于撇清跟丈夫的关系,她要卡伦作伪证表示自己不曾遭受虐待,即使有,她母亲也完全不知情。卡伦的父亲入院接受心脏检查,但医生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卡伦说,医生发现他罹患大肠癌,且已转移至肝脏,这让大家都吓了一跳。她说,刚开始她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结果的严重性,但随着病情逐渐恶化,她母亲开始找卡伦帮忙照顾父亲。过去卡伦一直不愿与他有所牵连,她不出席审判,也不探监;但她母亲吃了秤砣铁了心,硬要卡伦重回父亲的控制之下,与他们恢复来往。某个星期天早上,卡伦的母亲打电话叫卡伦载她去医院取她父亲的车(法院准许她父亲完成癌症治疗后再入狱服刑)。起初卡伦没答应,说她不想再见到父亲,但她母亲非常坚持,宣称她们只是去取车而已。来到医院,她父亲已拎着行李箱,坐在长凳上等她们了。瞥见他,卡伦顿时涌上一股恶心、憎恶的感觉,但她还是自动把车靠过去接他。她母亲装作一副没事的模样,下车帮她父亲提行李,上了车,她母亲便提到她不久后的匈牙利之行。“我不在的时候,你每天都要来看看你爸,”她嘱咐卡伦。卡伦没搭腔。“听到了没有?”她母亲提高音量。“我没办法,”卡伦轻声说。“你真不知好歹!”在后座的父亲开口。“他以前为你做过多少事?你欠他你知不知道?”她母亲说,“你生病的时候——就是你脸上长瘤的时候,我们带你跑过多少次医院?我们大可放着你不管,但是我们照顾你呀!要不是你那一大笔医药费……还有你上天主教学校的学费,我们原本可以有房子,有新车,结果你竟然这样报答我们?你欠我们,我们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得报答我们……”卡伦说她不记得之后是怎么回到家的。由于我的支持,卡伦自始至终未曾接手照顾父亲的工作。第一部苟且偷生第6章母亲与父亲卡特里娜——卡伦的母亲——生于匈牙利,有8个兄弟姊妹,家里非常贫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家附近曾是美军驻扎地。美国军人经常拿食物和巧克力给卡特里娜和姊妹们,她渴望有朝一日能去美国,并且总说她将来要嫁给美国军人。身为糕点师傅的女儿,卡特里娜在很年轻时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厨师。她定期上天主教堂,在遇见卡伦的父亲之前不曾与男人约会。当她见到马丁,她认为拥有清澈蓝眸与残酷唇形的他宛如“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翻版。在成长过程中,她对男人一无所知,最后这也导致她成为自己天真性格的囚犯。卡伦8岁那年,卡特里娜为了躲避丈夫的拳头,在当地工厂找了一份晚班工作。她把热晚餐、教两个弟弟写作业、照顾他们上床睡觉的琐事全扔给卡伦。两兄弟睡着,她的妈妈又还没下班回家,这时马丁的魔爪便伸向卡伦。身为母亲,卡特里娜理应注意到卡伦的异常情况,但她完全忽略这些征兆。卡伦觉得她母亲为了自保而牺牲她,使她父亲转而将兽欲发泄在她身上。卡伦说,她母亲幻想所有的孩子都不会遭到虐待,生活幸福又美满。她母亲拒绝承认他们的遭遇。马丁——卡伦的父亲——生于1933年。他是长子,有一个小他2岁的妹妹德博拉。马丁小时候常被父亲(老马丁)奚落。在父亲眼中,马丁永远不够好,但他妹妹则完全相反——德博拉永远不会犯错,永远都有收不完的礼物,受到

                      。?《贰臣传》第五卷,第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祖大寿死于1656年。?《贰臣传》第二卷,第18页。?太宗直到1643年4月临死前,才逐渐相信明朝确实行将灭亡了。但他仍希望谨慎从事。他对大臣们说:“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旁斫,则树自仆。”假如健康状况允许,他也许会亲自率军南下。郑克晟:《多尔衮》,第4页。?第四章北京的陷落闻说淮西地,盱眙古战场。寇来千里白,日下数山黄。行客欣遗灶,居人倚短墙。中原半如此,何计出风霜。李雯:“道出盱眙见贼所烧残处”李雯、陈子龙、宋徵玉:《云闲三子新诗合稿》,第六卷明末农民起义是由于17世纪30—40年代接连发生的饥荒,以及明朝政府的普遍瘫痪造成的。只有很少一部分明代文献,将起义的原因归咎于沉重的赋税。大多数官方史料则认为拖欠军饷、给养不足及强迫征兵,是起义的导火索。起义军的主要成份是农民,而其领袖通常是职业军人、驿卒和土匪。由于其将领很容易在明军与义军之间变换身份,这些起义军便成为明末社会军事化之一般模式的一部分。正如总兵左良玉曾向一位地方名士所指出的那样,明帝国的困境,不是因为义军力量强大,而是由于明朝后期的军队将领并不想让起义完全平息。起义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627年至1631年,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兵变和叛乱,并形成几股流寇,经常进行劫掠。第二阶段是1631年至1636年,起义军的攻势虽被瓦解,但起义者加强了联合,活动范围也更加广阔,已波及湖广、河南和陕西交界处的大部分森林地带。明朝政府仍然保持着军事优势,但洪承畴等文官统帅感到,指挥左良玉那样的武人将领越来越困难了。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1637年至1641年,各路义军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旗帜之下携手联合,形成了更为强大的军队。虽然1640年他们曾一度声势低落,但到1641年3月,张献忠在襄阳、李自成在洛阳大败杨嗣昌所率明军,从而恢复了义军的力量。在此关键的一年之后,明军失去了优势,而起义军的这两位领袖则萌发了改朝换代的雄心。

                      李自成起兵问鼎

                      李自成由义军将领成为公认的君主,这一转变发生在河南。1642年,他攻下开封,得到了河南几位地方将领和士大夫的支持,后来证明,这些人对他创建新王朝的计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他们并不是最早追随他的士人。1634年,一个名叫宋企郊的官员,部分地由于胁迫而投降了李自成,并于次年初成为吏政府尚书。但在1641年和1642年,宋企郊却由于另外两位士大夫李岩、牛金星的加入而黯然失色。李岩是开封人,因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反对贪婪的士绅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牛金星是李岩的同窗,宝鸡人,酷爱饮酒,又是位穆斯林举人。牛金星曾因痛打过地方小吏而被判监禁。二人都是自愿投奔李自成,并都成为重要的谋士。特别是牛金星,他极力鼓动农民军争取更多的文人学士的支持。他指出,河南、陕西、山西的许多上层士大夫,因在官场中受到主要来自南方的东林党人的排挤,而对明廷不满。当然,在周延儒于1641年后再拜内阁首辅期间,“小东林”的势力相当强大。事实上,这些年中复社达到了鼎盛,以至于把持了科举。1643年的进士考试——这也是明朝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江南学士之间的一场激烈竞争。一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通过了会试与殿试的南方学士,在写给其兄弟的信中说:殿试的结果公布出来时,首先看到的是前三名的姓名,那些没有被取上的开始大哭。我想前三名定会流芳百世。考得差的捂上了自己的眼睛,摇着头,不愿再看。可见人们对此渴望至极。令人向往的头三名都被复社成员所垄断,“一甲”三人是:1.状元——周钟2.榜眼——宋之盛3.探花——陈名夏三人都被视为复社成员,他们此前至少参加过一次复社会议。与此同时,陈子龙等著名的复社成员也被选拔出来而特别推荐于崇祯帝之前;即使在魏藻德取代周延儒作了首辅后,这些南方籍的官员仍继续在朝中控制着许多重要职位(见下面两表)。多数大臣都来自南方,而以户部尚书倪元璐为首的浙江人最为显赫。都御史李邦华则是江西的著名学者。崇祯末年的大学士表八_零_电_子_书_w_w_w_.t_x_t_8_0.c_o_m
                      1643年上半年
                      周延儒江苏
                      吴甡1南直隶
                      黄景昉2福建
                      1643年下半年
                      魏藻德河南
                      陈演四川
                      蒋德璟3福建
                      李建泰山西
                      方岳贡4湖广
                      1644年初5
                      范景文河南
                      邱瑜6湖广
                      资料来源:《明史》(国防研究院),第1361—1399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北略》和黄大华《明宰辅考略》。1.吴甡出生于扬州,曾是魏忠贤的劲敌,后又对温体仁、周延儒的贪污提出弹劾。因此他在文献中被视为反对周延儒一党的主要领袖。《明史》,第2861页。2.黄景昉于1643年下半年辞职,《明史》,第2852页。3.蒋德璟是倪元璐的有力支持者。《明史》,第2851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5页。4.方岳贡1628年因贪污罪入狱,也得到蒋德璟的救助。1644年他本该赴济宁督运粮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京城,后被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67页。奇书网www.qisuwang.com5.这两项任命是阴历一月二十九日颁布的。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6.邱瑜及其家人亦为李自成所杀。《明史》,第285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他还兼任礼部侍郎之职。赵士锦:《甲申纪事》,第6页。1643—1644年崇祯帝六部尚书表
                      吏部
                      郑三俊1福建1643年5月因病致仕
                      李遇知2不详1644年因病致仕
                      户部
                      傅淑训3不详1643年5月革职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调礼部
                      礼部
                      林欲楫福建
                      倪元璐浙江1643年10月就任,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兵部
                      张国维浙江1643年5月革职
                      冯元飙浙江1643年10月因病致仕
                      张缙彦河南投降李自成
                      刑部
                      张忻4山东归顺李自成
                      工部
                      范景文5河南李自成进京时自杀
                      资料来源:《明史》(开明书局),第1400—1468页。注意:1643年5月指该年阴历五月。1.郑三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曾遭魏忠贤弹劾,后任南京户部尚书时清除了许多魏忠贤的党徒。他还支持刘宗周反对周延儒和张国维。《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877页。2.《明史》无传。3.《明史》无传。4.《明史》无传。5.范景文,1614年进士,东林党危机时一度辞职。1628年回朝任太常少卿,后在南京供职多年,又先后拜为刑部尚书和工部尚书。1644年初,擢为东阁大学士。《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34页。尽管新任命的负责军事的朝廷大臣不甚称职,但由于李自成已在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开辟了根据地,明军无法听之任之。1643年,在孙传庭所率陕西明军的压力下,李自成被迫将大本营移入湖广,在襄阳设置六政府,并清洗了一些难以驾驭的部属。其后,在军中文人谋士们的劝告下,他决定返回故乡陕西,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再从那里向明朝都城北京进军。孙传庭试图阻止这一计划,遂率军南下河南,并希望左良玉部能从江西北上穿过湖南攻击李自成的侧翼。但左良玉按兵不动,孙传庭最后只得孤军作战。从1643年10月20日开始,孙传庭连连获胜,但他的补给线太长,在饥荒严重的河南境内又几乎征集不到任何粮草。11月,孙传庭的疲备之军开始了谨慎的退却,可这很快就变成了大溃退。11月16日,李自成的军队控制了战略要地潼关,从而打开了通往西安的道路。五天后,李自成占领了陕西首府西安并沿用唐代旧称,改名为“长安”。1644年春节(阳历二月八日),为预祝胜利,李自成确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诗人李雯随父亲住在北京时听说了这些事变,数周后忧郁地写道:李自成已占据了曾出现过很多强盛王朝的战略要地。“百二秦川”已落入贼手,从而李自成控制了京城与秦故地之间除黄河以外最后的天然屏障。崇祯帝意识到,由于李自成控制了西北,明朝都城已受到军事威胁。1644年1月3日,皇上收到大学士黄景昉一份很长的奏折,他力主从东北前线调回吴三桂的戍边军队,以加强缺乏训练的京师驻军。黄景昉还指出,陕西与河南的社会治安几乎完全破坏了,驿递中断多年,地方官多有缺员,并且由于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连官吏的俸禄也谈不上了,当地官军只得强抢百姓仅有的口粮,以至逼民为盗。这种混乱局面势必继续,除非皇上鼓励当地豪侠与士绅组织乡兵,创建其自己的地方政府。崇祯帝对此建议反应冷淡——这部分是因为他担心这种乡兵会成为更大的祸害;部分是因为在河南、陕西征募骁勇,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及时扭转危局,挽救京师。召回戍边驻军当然是一种办法,但当时未真正引起重视。于是皇上采用了他的老作法,又任命了一位新的将领。但局势已如此暗淡无望,以至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明军时,他竟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最后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的先头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为时已晚。1643年12月30日,李自成军前锋开始渡河,既而席卷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城的第一道防线。皇上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然而就在此时,平阳又告失守。使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充满空想的大臣一次次地提出不切实际的总体改革建议,却不重视日常的具体行政措施。大臣们经常为他们的平庸无能辩解,对其贪污腐败表示痛心悔恨,夸张官僚的苦衷——而对迫切紧要的改革只提出过于简单空洞的计划。例如,李自成在河南得手之后,大学士蒋德璟在回答皇上召问时,就根据他读过的《明会典》,提出了这样一个幼稚的建议:要求朝廷恢复明太祖时会集众臣举行射礼的做法。他认为倘能如此,则尚武之风可兴,卫所之制也可复振。皇上称赞说这真是个好主意,下令立即重振那业已衰落无望的卫所制度。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讥刺的那样,皇上此令“不能行也”。虽然日常工作仍在进行,王朝尚未覆灭,政府尚未垮台,但大多数官员逐渐预感到明朝的统治已注定要完结了,因为它已经失去民心。各方面都出现了灾祸:天花流行,庄稼欠收,成千上万的农民结伙投奔义军。兵科都给事中曾应遴对皇上说,这是“衣食租税”的官吏和富户压迫、剥削百姓所致。但应做些什么呢?尽管大学士魏藻德坚持认为李自成军中大部分将士是被胁迫入伙的,他力主明军士兵应杀死那些动摇不忠的农民,但几乎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自发的追随者。不祥之兆进一步显示出明朝的气数已尽:夜晚走过紫禁城正门的行人,听到战死疆场的鬼魂的喧闹和幽灵凄厉的哀嚎。此时,崇祯帝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京师的防卫上。北京驻军的情况相当糟糕,三大营的兵力在全盛时估计至少有70万,但现在已变成了老弱之军,将领们又以市井无赖和自己家中的家奴充数,从中贪污空额军饷。两年前,崇祯的一位亲戚李国桢说服了皇上,让他来整顿京营,但在这位刁滑的亲信统领之下,三大营的实际状况变得更糟。李国桢以改革军务为由,从国库及内库中骗出数十万两银子。与此同时,更有势力的宫中太监又将大部分精壮士兵挑出来充当他们的私人侍从。1643年,疾病在京师蔓延,老弱士兵大量死亡。幸存者不仅都是些被北京市民传为笑料的老弱残兵,而且由于掌管宫中厨事的太监不再向他们发放口粮,这些士兵正在饥饿中死去。仈_○_電_耔_書_ω_ω_ω_.t_Χ_T_八_0._C_ǒ_M而用来维持这支乌合之众的军队或招募新兵以取而代之的军费又在哪儿呢?从账簿上看,前线军队每月要消耗饷银40万两,而新、旧府库一共只剩下4200两,户部的收入则几乎等于零。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个人的收入有400多万两金花银。可这种收入已大大下降,宫廷的花费却大得惊人,物价又在飞涨。据传,皇上私蓄所剩不会超过几十万两。所以,为了敛钱,崇祯帝决定允许因纳贿下狱的官员以重金赎身。有七位著名的政治犯在同意献出部分家产以作京师防卫之用后获得赦免。皇上又向自己的亲戚施加压力,迫其献产。此外,也有人自愿捐钱,特别是当朝廷宣布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结婚。那简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尤其是我五姐嫁给金王家,她有时回娘家,再到人家家一看,完全符合她的心理,本来应该是她的家,是她的事儿,所以她就郁闷。走的时候就已经有病了,结婚三天回门摔一跟头,由门槛外头摔到门槛里头,这就不吉利,结果一百天,死了。正好他(指乐)五大爷采药去了,他跟我四姐感情非常好。回来哭得要自杀呀,哭得要当和尚,(对乐)你五大爷还要当和尚呢,要上五台山。乐曙青之妻金玲:我也听说这五大妈,说就是看不惯这洋派儿。净亲嘴什么的,看不惯。这是那个一百岁的老保姆跟我说的。刘:外边有言论,说根本我这四姐是吞金死的,自杀死的,白天还挺好,就一夜的工夫。她就不喜欢那环境和家庭,所谓洋派,晚上开舞会,她也不会跳舞。她喜欢坐轿,梳两把头,他们乐家那儿做不到。估计确实是服毒自杀,所以他五大爷受刺激呢。我写回忆录写的是服毒。因为什么证实的呢,是从乐家他们姑奶奶证实的。郭松义:郭沫若故居原来好像是乐家的?刘:乐家的房子挺多的。咱们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前两天还有人送我桃,我说这乐家花园那桃啊,可以说是北京第一。每一个够一斤,海淀乐家花园。那当初是西太后吃的。我们是沾亲戚的光。我们这些亲戚家是吃尽三绝。凡是北京的好东西,就说水果吧,最出名的是乐家花园的桃,每年我们都吃桃。最讲究的梨,梨按说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但这个梨,只有袁家,北池子袁家,那跟我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跟乐松生一门没有关系,松生是服毒自杀的。松生这人也是属于积极,拥护共产党。要不他也当不了副市长。同仁堂是轮流执政,正好赶上乐松生他们这房当经理。把同仁堂都卖了嘛,一个鹿场一百多头活鹿,取鹿茸用的,才给一百块钱,一百块人民币。乐松生就签字了么。定(问乐):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百岁的老保姆是你的奶妈?乐:我弟弟的看妈,九几年才没的,活到103岁,100岁时候街道还去给她做整生日。她在庆王府看过孩子,在金王家也做过。是由金王家出来的,1945年过来的。那时候就五十多了,到我们家就快六十了。刘:那个保姆的话,百岁老人,跟我亲着呢。她先在我五姐那儿,由我五姐那儿才上你们乐家去的。她年轻的时候在那家待过,在金王家也待过。后来金王家那老三姨太的厨子也跑我们家当厨子去了,我们管他叫二厨头,你说连他们下人,带厨子,都在我们这圈儿里转来转去,就别说这联亲了。所以你要了解老北京过去旧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么个关系,盘根错节。

                      5.戏楼与京戏

                      定:现在动不动就讲大宅门,我想问问在您那个年龄,大宅门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刘:大宅门有几个概念,第一你在北京得有名得有钱。第二你得有够大宅门那房子。起码你得四合带后罩,三进四进,像我们家是四进,由大门起得五个院子,并且还得有回廊走廊,下雨淋不着,你到哪个院儿全通着,这叫大宅门。有的不够走廊的都不叫大宅门,这是说房子。并且按现在大宅门的概念来说,要不是做官的,也得是做商的,必须是有名的,名人。像我们家能够上大宅门,第一我们这房子出名,而且房子都特别好,哎,特别讲究,一提马大人胡同刘家谁都知道,这叫大宅门。我们家里头有戏楼,是我父亲过生日,办喜事,为了摆阔,花了五万现大洋,特地把那一个院改成一个戏楼,就为唱戏。用了没有几次。那个时候做买卖的,他为的是拉关系,你家里有戏楼,身份就不一样了,用现在新名词儿呀,就是提高知名度,为能够有那个投资。这个我原来不理解,这不是花冤枉钱么,你平常又不能住,一年你不就办一回生日么是不是呀。现在理解了。可也别说,我们这戏楼还真出了名了,比那家的戏楼讲究啊,一品大员可以用排山脊,但是只能两卷,那家戏楼就是两卷,可是我们三卷。为什么呢,就是有品级的,你要是盖三卷,御史马上就参你,你得拆了。因为我们家不是做官的,没人参。我们那房子是五卷的,前边是两卷,后边是三卷。所谓两卷就是前后都一边儿大,中间没有截断。一进垂花门,第一厅叫西厅,这西厅是外客厅,一般不太熟的客人,来了在西客厅接待。还有办生日唱戏的时候摆座儿用,男宾都在西厅。这两卷能摆十桌,前边五桌后边五桌。后边的三卷是花厅,铃铛排山三卷哪,叫排山脊,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只有宫里头有。我们管它叫大厅,唱戏的院儿,这单是一个门牌,可以坐300多个座位,那家的戏楼有多少根柱子,我们那个,我父亲专门不要柱子,洋式的,五五二十五间的大戏楼。增崇到这儿一说:“哎,你这谁给你盖的,这么好啊。”我父亲办生日那次是500多人。我出生是在后罩房,我们那大院的第四进,第四通院子,那是最后院,没有厢房,那时候也是洋灰地吧,也不知怎么墁的,当间儿还有万寿字儿,为办生日么,连地都是万寿字儿。定:现在没了吧?刘:有。现在全归中央军委了,是个俱乐部。你未必能进得去啊,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国防部长,大将级呀,住在那儿,牡丹池还在,地方换了。我家里有戏台嘛,梅兰芳、马连良都在那儿演过。您知道梅兰芳那出《凤还巢》,外面没公演,先是在我父亲生日演的,刚排得了,到我们那儿问去,说干脆咱们老头生日吧,这边说好,给现洋四百大头,这我都知道,《凤还巢》。马连良的《苏武牧羊》也是第一次在我们那儿演的。所以京剧界的人我没有一个不熟的。梅先生这人是最大的好人,戏曲界里没有骂他的。他不单是善良,而且特别照顾同业。梅先生的艺德是最好的。他不用真正有名的给他当配角儿,尤其他成名以后,专门拉那些个也行,但没有名气,起不来的,他带。挎刀是内行话了,给他傍角儿的,陪着他唱的,叫挎刀。所有给他挎刀的,他绝不用那已经成名的。所有他的配角都是他自己带起来的。你看×××就不一样,他是谁有名我就要你陪着我唱,这样才能把我捧起来。可惜你是不知道戏曲界的事,这戏曲界的事啊,我知道的不比清朝的事少。要没梅兰芳,奚啸伯也不会弄成四大须生。奚啸伯说起来我们好几层关系,小时候是发小儿,他比我大7岁。他祖上也是红顶大员呢,家里头败了,家败了没辙,怎么办呢,自己不就跟戏曲有缘么,玩票玩的,真正指点过他的人是韩慎先,那是很有名的,一直在天津,夏山楼主,一提夏山楼主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5奚啸伯最后下海,一直跟着梅先生,梅先生给他带出到美国,得,这一下子就起来了。人有死后走运的,啸伯就是死以后走运,由他故去以后这慢慢儿地四大须生的名字起来了。我们很多跟奚啸伯熟的,都给他下定论了,他苦相,他那扮相啊一看就绝对没有什么后福。定:您那时候也听八角鼓吗?刘:我会弹单弦儿。唱八角鼓也有一个了不起的旗人,荣剑尘,注316那是唱得最好的。旗人就是衰败了,家破了,没辙呀,就会这个,就以这个为生了。哎,他成名了。可以这么说啊,我是相信人呢,一个是机遇,你有多大本事,你没有机遇,这不成,所有的名人,出名的,干出点事来的,完全凭能力是不行的,能耐是得有,您一点能耐没有不行。但没有机遇也不行。奚啸伯赠刘汝舟的照片(刘汝舟提供)

                      6.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

                      定:说说您的简历。刘: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日本投降以前。定:哪个系?刘:我原来去的是西语系,那时候不叫西语系,外国语啊。我大哥那时候让我学外语的原因是能跟外国人联系,现在不是外国人吃香吗,非得让我选这个。后来又转到社会经济系,那神父告诉我说,你就应该转到社经系,因为你家里是做买卖的,你干吗学外语啊?我现在学也白学了,那时候我外语最好,哪一次考试都超过90分。定:您毕业以后到解放这段时间做什么工作?刘:我也没正式工作,完全是替我大哥跑应酬啊。头顶四大恒,脚踩十三家,这说的就是我大哥。我大哥在家里头又是姨太太又是大烟枪,他忙不过来,他一天有三四个应酬,不要紧的地方,我就得替他。那时候我不到二十岁,我就帮着他出去应酬。那时候大宅门有名的人都老见。你问我解放后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我跟奚啸伯不是有这层儿女亲家的关系么,我们同时也是一块儿玩儿,我也会拉,我会拉会唱,我到他家里去,拉一段唱一段,可是没上台正式给他拉过,都是在家里,或是我家里,或者朋友家里头。我这胡琴别瞧拉得不好,但是所有的名角儿我都给伴奏过。现在早就不行了,嗓子也不行了,唱不了了,胡琴因为我做过手术也拉不了了。奚啸伯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私人京剧团,叫啸声京剧团。刚一解放的时候私人剧团叫私营公助,就是国家不投资,但是由文化局领导。我就是因为奚啸伯的关系到他那儿,我又不能唱戏去,我又不能给他当拉胡琴的,就只能给我个顾问名儿,有这么个名,给他改改词儿什么。后来改成北京市京剧团,改公私合营了,我这名呢随着也就进入文化局了。正好文化局成立编导委员会,曾白融是我们的主任,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主任,我担任一个组长,我那会儿才多大啊,我才三十多岁,那会儿就不得了了。因为就是我作品多,我在那儿8年,写了16个剧本,奚啸伯私人剧团的时候我给他编的是《屈原》,他演了。还有北京京剧团演的《升官图》那是我的创作,是1957年上演的。我在北京市文联编导委员会的时候编的最有名的剧本,也就是最倒霉的,京剧《关汉卿》,北京市京剧四团排的,吴素秋演的。我是根据田汉的话剧改编成京剧,结果我算是沾了田汉的光了,到“文革”的时候扣我一个田汉的死党。这还都是“文革”前呢。文联有三个组,一个是美术组,一个是戏曲组,一个是文学组,我三个组都到了。乍一参加的时候是戏曲组,干了6年,又转到文学组,就是写点什么散文哪,那时候我们搞什么北京文艺,不是现在卖的那种北京文艺,是内部参考的,单篇,一个星期出一个周刊。文艺界内部散发的,我在那儿当过编辑,一个短时期的。我们1963年就完了。1963年毛主席指示,说文化部成了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了,注317由这儿周总理批下批文,说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解散,把我们就轰了,摘牌了。我们这些人都得下放改造,下放到哪儿呢,让我们印票子去,就是白纸坊,新华印刷厂,印刷四厂。我们过去都拿稿费,拿上演税呀,我稿费一千字是11块钱,那时候不能拿这个啦,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还行啊,不许当干部,只能当工人,给每人定工资,固定工资每人70元。乐:够多的了。科长级了。刘:给我们开会,大部分人都不干。那时候我得养活四五口人,家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没参加工作,加上给我做饭的保姆。我拿稿费,拿上演税的时候每月平均能拿200多块钱、300块钱。70块钱工资怎么养得活。所以我就不去,不去你就自谋生路,档案转给你的住家所在地,你自己爱怎么解决怎么解决。那时候我怎么想的,就是艺高人胆大,我想我又是大学毕业,我有学历,我又会画,我又会写,我还有成绩,我哪儿弄不了一百二百的,我还能挣不了这70块钱去?街道也不是不负责任,还真负责任,让我到十三中教课去,我说我不当孩子王……人要早有自知之明的话,那时候那傲啊,所以说人千万别有傲气,你有多大本事啊?现在我是特别地服共产党,他要能说到啊,就真能够做到什么,这确实是我服了,确实服了,没想到连摆个花生摊都不让你摆了(众笑)。那时候不知道下面还有“文化大革命”啊(众又笑)。到“文化大革命”的话我挣50块钱生活费呀。这还算照顾我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我爱人又没工作。给我50块钱的时候不是也活过来了吗。咱现在不说旗人,咱说名人,我们这一阶层的人哪,来往的一般都是商界的名人,文人很少。反正你提起来,南方不敢说,说北京、天津的名人,我们都有来往,只是有的关系密切一些,有的一般。像天津的八大家,我没有没去过的,虽然我那时年岁比较小,但是我们都有来往,都认识,都知道。像资耀华,资家,就是耀华玻璃公司,现在有股票了都,资家的后人都在国外。李善仁家,盐业的,贩私盐赚钱哪,是我们邻居,在天津是最有名的。还有卞家也是大户,可是他们家人太多了,全认识不可能。还有关系就是袁家的关系。崇文门外五老胡同查家,也是过去的盐商,注318北京提起查家没有不知道的。那时候北京最有名的是查良庆。他们家里头我认识查弼臣,老大,我们这一代的,我们经常也是在一起。注319北京的名人,哪家你需要采访,我都可以给你联系,后代也都和我来往,还都拿我当个老长辈儿,所以我确实是老古董了。我这一生,有的时候也是带有传奇性,我现在明白了,一个人哪,绝对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怎么样的,自己想不到,命运有时候跟你开玩笑,但是你还得承认,你必须走这条道。而且我特相信有因果报应。我退休写完回忆录以后写了个循环因果论,写的就是我本身接触的大宅门也好名人也好,这因果,噢,太明显了。
                      附录三刘氏家族兴衰史:刘汝舟回忆录(节选)1991年1月24日整理(二稿)目录: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第一章我的家庭1.我的曾祖父刘文祥2.我的祖父刘槐庭3.我的父亲刘禹臣4.我的母亲梁夫人5.我的生母郭夫人6.我的长兄刘贡南7.我的二姐刘俊卿8.我的三姐刘淑卿9.我的四姐刘敏卿10.我的五姐刘毓卿第二章鲜为人知的内幕1.中和当失火的真正原因2.无辜的使女冤沉海底3.大宝金店丢失珠宝案的牺牲者篇后语
                      序关于藜照堂刘的传说我们刘氏家族的堂号是藜照堂,由哪一代开始使用则无从查考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藜照堂这个堂号,刘氏家族已经沿用了不知有多少代了。在过去的年代里,老北京的许多住宅大门口左上方都挂着一个长约尺余的小木牌,上写某某堂某,那就代表着他家的堂号,并且把这个堂号写在家谱上显要的位置。所谓家谱,就是把这个家族的人口的名字(家谱上的人口只计男不计女)一代一代地记录下来,堂号自然也就一代一代地沿用下去,因此不管传了多少代以后,只要你仍然保留着家谱,不管走到哪里看见人家大门口的堂号牌子,就能知道与自己家是否同姓或同宗。如果同姓并且堂号也相同,就肯定是同宗了。因为堂号的沿用非常严格,各家族用的堂号极少有相同的。几十年前的老北京经常有凭着家谱和堂号认本来素不相识的本家的。当然,这必须是两厢情愿,当时也有虽系同姓同宗同一堂号,因隔代较远贫富相差悬殊而不愿认本家的。总之,堂号已成历史的名词,它是由封建的宗族社会沿袭下来的。它对保全和延续宗族的整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我们刘氏家族用的藜照堂,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当年刘氏远祖为了教子成名苦读诗书,因家贫买不起夜间点灯的油,老人只能用自己用久了的藜木做成的手杖被明月照射的反射光来帮助儿子夜读。后来儿子果然一举成名做了高官,老人为了叫后辈子孙永远记住改换门庭得来不易,所以把自己的堂号叫作藜照堂。

                      第一章(2)我的祖父刘槐庭

                      我的祖父刘槐庭(名侃)。上面说过刘文祥接家属到北京定居时有四个儿子,我祖父刘侃行六,看来是子女中的大排行,字槐庭。是刘文祥所有子女中最聪明能干和有创业能力的人。他当年随父兄进京落户定居时,年仅二十余岁,正是宏图大展之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八旗军的头颅在关宁铁骑脚下被踢得滚来滚去,血污和沙砾凝固在一起,糊得死人的五官难辨。八旗军惨败。只见明军骑兵在城下发威,炮兵在城上发威,袁崇焕令士兵红夷大炮、木龙虎炮、灭虏炮一块上。激战中两军尸横遍野,从早晨到中午,明军死战不退,后金伤亡很大,死几千人。满桂也身中数箭,坐骑受伤。后金军无法靠近城池,甚至无法打到城下,死伤惨重。袁崇焕率军杀出,其部下一箭射中阿济格右肩,阿济格险些落马。皇太极说:“这个袁蛮子是厉害,怪不得我爸败在他手里。”随后他下令停止进攻。当后金军在宁远城下激战时,锦州守军趁后金主力不在。势单力薄之际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大破后金,获胜后迅速退回城内。皇太极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于是他率军从宁远撤退,全力围攻锦州。六月初四,皇太极一声令下,数万后金军发起冲锋,明军用红夷大炮和滚木礌石来对付后金军,后金军经历惨痛的伤亡后才打到城下壕沟边,壕沟很深,必须将云梯架在壕沟上,晃晃悠悠踩着云梯才能过去。后金军密集地拥挤在壕沟边反倒成了城上明军的活靶子,在火炮轰击下纷纷倒毙,尸积如山。农历六月相当于公历七月,此时东北的天气虽不像现在这样炎热,但身穿铠甲的情况下冒着炮火发起进攻,也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最终皇太极只得下令撤军,此战结束,史称“宁锦大捷”。战后袁崇焕欣喜地奏道: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分崩虏骑如潮泻,鼓声雷动宁远下。长围虹亘百余里,靴尖踢处无宗罅。将军神武世莫伦,怒须张戟双目眦。剑锋扫虏秋箨卷,纷纷聚蚁无坚屯。尸沉马革亦何畏,流矢薄身惊集猬。大呼直欲尽敌止,风雷疑是军声沸。胡奴走尽壁垒开,一城士女欢如雷。十年积馁一时破,虏马应自忘南来。捷书飞入明光里,天子披之当色喜。安得将士皆如此,恢复两河须臾尔。宁锦大捷,袁崇焕在战前手忙脚乱,想搬救兵,等到敌人真的大军压境时,他却能坚决抵抗,并用正确的战术将敌人击退,可见有时候,人是需要压力的,只有把他的所有指望都堵死,才能激发出他的潜能,让他去拼。总之,此战袁崇焕不救锦州,有过,守住宁远,有大功。但是战后,魏忠贤将袁崇焕在宁锦大捷中的功劳排在第八十六位,且朝中东林党人都被魏忠贤诛杀殆尽,袁崇焕愤然辞职。说到这,我们该好好讲讲魏忠贤了,明宫三案中的移宫案跟魏忠贤有关,熊廷弼先是在魏忠贤的支持下得到启用,后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杀,孙承宗也因为得罪了魏忠贤而被免去兵部尚书的职务。前文丁卯之役的时候,全国都在为魏忠贤建生祠,人死后才建祠庙,除非大家对于特别爱戴的人才在生前修建祠庙,像对一个人进行全国性建生祠的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魏忠贤这一个例子,那么魏忠贤究竟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神通广大呢?第十二章“爱国贼”魏忠贤的兴衰1625年冬日某一天,北京城内的一个小客栈,五个来京城做小买卖的商客聚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胆气壮了不少,高声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用不了多久就会倒霉!”其余四人一听这话,谁也没敢多说话,胆小的一位还劝他谨慎,没想到这个人却说:“魏忠贤虽然横,难道还能把我的皮剥了吗?我怕什么?”其他几个人没说话。夜半时分,客栈门突然被踹开,数十名锦衣卫士兵,以手中火把照诸位旅客的脸,然后把在一起喝酒的那五个人都捉走了。其中四个人被摁着跪在地上,只见说魏忠贤作恶多端的那个客商手足四肢都被钉在一块门板上。魏忠贤对这四个人说:“这小子说我不能剥他的皮,现在姑且一试。”魏忠贤让手下的小太监用沥青把那个人的全身浇了一遍,连每个指尖都不放过。一时间,焦煳味、肉香味飘散于空气之中。待受刑人身上沥青干透,魏忠贤让人用锥子把人皮剥下来,整个人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由于有沥青绷着,人皮立在地上,几乎就是个完整的中空的人站在那里。被剥皮的人还没有咽气,他的双眼还看见自己的皮立在面前,惊恐惶骇的神情还能从没有面皮只有肌肉的脸上看得出。此刻,另外四个人被吓得都快死了,他们觉得自己的下场也会如此。这时,魏忠贤并没杀他们,而是给他们每人五两银子压惊,然后把他们放了。此事出自明末夏允彝(夏完淳之父)《幸存录》的下卷,由一徐姓算卦者讲给他听。当时,这个算卦的正住在那个客栈,事情经过为其耳闻目睹。魏忠贤,1568年出生,河北肃宁人,农民出身,但精通射箭,能左右开弓,喜欢骑马。十七岁那年娶了媳妇,生了女儿。按理说男人自从当了爸爸,应该有责任感了吧,可是魏忠贤却从此开始天天赌博,几年下来就把家中财产输光了,一次债主逼上门来要债,魏忠贤环顾四周,发现家徒四壁的家中并非一无所有,因为还有两个女人,自己的女儿和妻子,被自己玩剩下的女人自然没人要,于是魏忠贤把女儿卖了,还清赌债。如果说到此为止,魏忠贤从此金盆洗手,老老实实种地,那么就不会有以后的事了。赌博这种事让人上瘾,只要有一次尝到甜头,就会赌下去,多次失败后,就会想着只要再赢一次就不干了,可是等到真赢了之后,就又欲罢不能了。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对赌博严厉打击,李斯制定的秦律规定,赌博的人轻者脸上刺字,重者“挞其股”,把你屁股打得皮开肉绽,让你这辈子都不能坐着赌博了。宋朝赵光义则规定只要赌博,一律处斩(《宋史·太宗纪》载:“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忽必烈规定赌博者轻者杖刑,重者流放,他对赌博的人说:“朕已用我的兵力征服你们,你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赌博,你就是拿朕的财产来做孤注一掷的输赢了。”《金陵锁志》记载朱元璋为了治赌博,把南京城所有赌徒聚在一起,让他们在秦淮河畔赌博,赌徒们都很高兴,有人赌赢了一大笔钱,要出去买吃的,此时却被朱元璋的士兵挡住,士兵说:“皇上有令,只许赌,不许吃饭。”最后所有赌徒都被饿死,从此南京城没赌博的了。明朝前期一直禁赌,到了魏忠贤所处的明末,辽东烽烟四起,中原流民遍地,压根儿不会有人禁赌了。赌博成了所有想不劳而获的人发家致富的捷径。继续赌博的魏忠贤终于有一次输光了所有,连裤子都卖了,他躲进街上的酒馆,被人揪出来当街痛打一顿,差点丢了性命,魏忠贤情急之下说:“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作为一个不甘心在土地上苦熬挣扎一辈子的年轻人,他的前途是那样黯淡,参加科举吧,自己不识字,靠辛勤劳动致富吧,自己吃不了苦,靠其他方式往上爬吧,自己在上面又没人。此时,也许,“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这句话倒是唯一的出路,是呀,与其饿一辈子肚子,还不如进宫当太监,把这也当成一回赌博吧,本钱不过是胯下的二两肉。但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阉了下边,第一,你不是爷们了,这辈子再也无法享受女人了,也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如此失去了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第二,据说当太监的人,死后阎王爷不收,因此不能进祖坟,只能找地方随便埋了,做永远的孤魂野鬼。但是,假如入宫当太监,魏忠贤有希望逐渐接近皇上,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如果依旧这样下去,则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命运与命根二者中,魏忠贤选择了命运。魏忠贤最后决定阉割当太监。许多人对这方面感兴趣,但又无法亲身经历,下面让我们根据清代笔记《宸垣杂识》来介绍一下当太监的过程。关于太监阉割过程,历朝历代都差不多,无论如何都是割去关键部位,所以清代记载的明朝太监阉割法照样靠谱。愿意当太监的要有地位的太监引荐,然后立下婚书,把自己当女人嫁到皇宫,交十两银子。在春末夏初做阉割手术,因为手术后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还不能感染,所以选这个不冷不热的时候。净身前要斋戒三天,做手术前操刀者问:“你是自愿净身吗?”“是。”“假如你后悔,现在还来得及。”“绝不后悔。”“那么你断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关系吧?”“毫无关系。”随后被阉割人把《自愿阉割书》念一遍,然后被蒙上眼睛,手脚像“大”字一样被捆得结结实实,于是手术开始了。先给被阉割人喝臭大麻汤麻醉,之后用胡椒汤将被阉割部位清洗消毒,然后就把该割下的地方砍下来,再用麦秆插入尿道,手术就结束了。被阉割人醒来后一开始感觉自己全身跟没了一样,等麻醉劲逐渐下去后就发现自己其他地方都还在,只有下边跟没了一样,其实也的确没了,当麻醉劲完全消失后会感到剧烈疼痛,操刀者用猪苦胆敷在伤口上缓解疼痛,之后让被阉割人再喝臭大麻汤,让他泻肚,减轻小便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手术后三天内不许喝水,再往后被阉割人胡须脱落,声音变尖,就成了太监了。这是变成太监的急性方法,还有慢性方法,那就是在男孩还是婴儿时,揉搓男孩的睾丸,每天三次,每次用力到男孩痛哭为止,这样做就破坏了男孩的生殖机能,时间一长生殖器就萎缩了,也成了太监。太监的玩意儿被割下后用油炸透,包好,再放进器皿里,太监死后跟身体一起埋了。中国古代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有这个东西跟自己一起下葬,也勉强算完整的人。做手术共需要五两银子,合人民币大约四千块钱,魏忠贤连裤子都输光了,还能做得起手术?所以他只能挥刀自宫。通过我的介绍,您会感到阉割手术是很复杂的事,然而魏忠贤却做成了,可见此人如生在现在,有进医科大学学外科的潜质。挥刀自宫后的魏忠贤入宫当了宦官,注意,不是太监,因为要想当太监可没那么容易,太监是宦官的最高级别,明朝宦官级别分为:太监、中监、少监、监丞、长随、当差、火者。宫内历来按资排辈,初来乍到的魏忠贤自然是当火者了,火者的工作当然不是救火也不是放火,火者的工作是扫地、打水、刷马桶、开大门等等。魏忠贤“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顾猜很自用,喜事尚谀”(《酌中志》)。这正是魏忠贤的优点,在宫中傻吃傻喝,看起来还傻实在,长相忠厚老实,比自己级别高的太监让他干吗他干吗,别人欺负他,占他便宜,他都毫不在乎。他的做法看起来傻,其实这是最精明的表现,宫中关系错综复杂,即便你反抗又能如何?只有看起来厚道,能被人信任,别人才有可能把机会给你,你才可能借机改变命运。果然宫中负责伙食的太监魏朝看中了魏忠贤,把魏忠贤拉到自己门下。魏朝负责伙食的人是王氏,也就是王才人,王才人后来生了个孩子,叫朱常洛。朱常洛二十三岁时有了儿子——朱由校,此后魏忠贤就天天陪着朱由校,和朱由校在一起玩耍。假如历史就这样平静地发展下去,那么估计现在就没有人听说过魏忠贤这个名字了,1620年,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立朱由校为太子。魏忠贤一下子成了太子身边的太监,顿由熊市变为牛市。二十九天后,朱常洛吃红药丸吃死了。他儿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三十天内换了三个皇帝,魏忠贤由皇孙身边的太监升级为皇帝身边的太监,三代人的辈分升迁只用了三十天,这其实并非中国历史上最快的皇位更迭。战国时秦昭襄王死后其子继位,三天后秦昭襄王之子暴卒,秦始皇他爸异人就继位了,三天内换三个皇帝。对于这种速度的皇位更迭,想事先投机者压根儿不可能,受益者往往只能靠运气,魏忠贤就是如此。其实如果单单是陪明熹宗一起玩大,魏忠贤不可能日后代替皇帝批奏折,因为陪明熹宗长起来的太监多了,魏忠贤绝非跟自己关系最好的。关键时刻魏忠贤跟一个女人拉上了关系,这个女人叫客印月,史称客氏。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从小明熹宗就吃着她的奶长大,自然奶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明朝宫中有一种叫“对食”的传统,就是太监和宫女结为夫妇,您没看错,我也没写错,就是这样。深宫寂寞难耐,宫女又不能出去,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跟太监做个伴。毕竟,身边没有男人的话女人一般是会寂寞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既然皇帝离自己太远,找个太监在一起生活也不错。当然,“对食”一段时间后就出事儿了,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氏、吕氏与太监“对食”,朱棣勃然大怒。贾氏、吕氏惧祸,上吊自杀。朱棣并不罢休,拘捕与贾氏、吕氏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最终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朱棣下令将这三千宫女凌迟处死,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的花样年华的妙龄宫女被剥下衣服,露出雪白的肌肤,随后被刽子手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雪白的皮肤上鲜红的血格外刺目,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直到被砍得露出白骨和内脏朱棣才罢手。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有宫女临死前当着朱棣的面说:“你年老体衰,不能照顾我们(他照顾得过来吗?),宫女与宦官相好有什么罪过?”朱棣大怒,此时雷电打到宫殿檐角,宫女以为苍天有眼要阻止朱棣暴行。然而朱棣不为所动,继续屠杀。此后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对食现象已基本不存在,再往后,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懒,管好自己床上能睡的女人就完了,剩下的宫女与太监“对食”的事就都充耳不闻了,到了魏忠贤时代更是如此。一开始与客氏对食的太监正是魏忠贤的老上级魏朝,魏忠贤把这些年在宫中挣的全部家当拿出来去搞定客氏,隔三岔五请她吃饭,“六十肴一席,费至五百金”,每顿饭六十个菜,酒足饭饱之后,魏忠贤便与客氏翻云覆雨了。有人会问,魏忠贤一个太监,有何本事颠鸾倒凤,其实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了,魏忠贤同时代的人宋起凤在《稗说》一书中记载,“魏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欢”。换句话说,魏忠贤没有割干净,有时还是能干一票的,毕竟是他自己阉割的,不像宫中其他太监那样经过了严格手术,就靠这一点,魏忠贤就比魏朝有竞争力。很快魏忠贤拿下了客氏,与客氏一起将魏朝充军,并派人在半路干掉了魏朝。客氏是明熹宗的奶妈,搞定了客氏就彻底搞定明熹宗,自然,贪玩的明熹宗就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魏忠贤代替自己处理朝政。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身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虽然一字不识,但他有他的办法:他让别人替他讲解奏折,把艰深的古文翻译成浅显的白话,然后,他发号施令,再让人把他的命令翻成文言文,用朱笔书写在奏折上。明熹宗朱由校跟元顺帝一样,都喜欢干木匠活,他手造的漆器、床、梳匣等,都精巧绝伦。明末太监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里工匠所造的床极其笨重,十几个人才能移动,样式也极普通。明熹宗便自己琢磨,设计图样,亲自锯木钉板,一年多工夫造出一张床来,床板可以折叠,携带移动都很方便,一个人就能搬动,床架上还雕镂有各种花纹,为当时的工匠所叹服。明熹宗还善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男女老少,表情各异,五官四肢,无不备具,动作亦很惟妙惟肖。明熹宗做完后还派太监拿到市面上去出售,市人都以重价购买,明熹宗更加有成就感,此后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为了干木匠活而废寝忘食。明熹宗喜欢看傀儡戏,于是自己就亲自动手做傀儡戏的道具。他做的傀儡戏木像有男有女,约高二尺,均涂上五色油漆,每个小木人下面的平底处用长三尺多的竹板支撑着。另外还有一个用大木头钉成的长宽各一丈的方木池,

                      久久伊人91精品综合网站不是旗人投降旗人了吧,给旗人当官了吧,等于就变成满族了。不过我母亲和我舅舅还有点像南方人,长乎脸儿,不太胖,我舅舅长得挺标致的。满族人的特点是胳膊腿短,我和我表妹什么的,轮廓都有点像,就是腿短,胳膊短。我母亲的曾祖父好像是个中堂,注243我母亲的祖父是在山东做道台。我姥爷行三,他挺宠我母亲这长孙女儿的,小时候教给她抽烟哪,玩呀。后来我母亲会吸烟,不是大烟,是吸纸烟。我母亲聪明,诗词歌赋都行,什么小说都看过,《拍案惊奇》啊,还有什么……都是古书嘛,天天躺那儿看书。我舅舅他们都会作诗,我母亲故去的时候我舅舅还写一首诗:“属同胞惟有一姐,”如何如何如何。这姐儿俩文学底子比较好,要不为什么主张我上学呢。我姥爷很早就没了,孤儿寡母跟着叔叔,跟着我四姥爷。我姥姥是叶赫颜札氏,旗人家的。我那四姥爷夫人的娘家也是颜家,这是姐儿俩嫁给哥儿俩。阎家(即颜札氏)现在还有我一个表舅,阎隆飞,农业大学的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是五舅,我姥姥是他四姑。注244他们是哥儿五个,大舅跟我母亲他们年龄差不多,他们常在一块儿打麻将,来往最多,前两年故去了。在我青少年时期,我们家老宾客满堂,表舅表姨常常来往,我父亲这边的堂兄堂姐、表妹、侄男侄女也常来往。哪家有困难我母亲都招待他们,来吃呀来住呀,我两个叔伯姐姐都是我母亲做的媒。他们家比我们家败落得早得多。我们家到现在也不能说败落,就是基本上维持原状,不如原来70多间房子那时候了,可是到后来我上小学时还是两个老妈子,搬到大经厂才没有厨子。有个赵妈,是北京郊区的,等于是从小看我的,一辈子差不多就跟着我们。反正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两个保姆,至少是一个。我从那家到这家,没离开过保姆。我舅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靠工资,我们家比较有钱点儿的时候,他们家吃粮食就是我们家供给,就那粮店每月给送一袋粮食。(3)仨妹妹不到三天全死了张:我的第一个母亲留下我哥哥。我母亲生了8个,我是老三,前面有两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没看见就死了,我就蹿成第一个了。下边我有一个弟弟,属龙的,要活着七十三四了吧,1942还是1943年死的,得了伤寒,没救过来。最惨的是我这仨妹妹。1937年闹霍乱吧,那会儿家道已经中落了,经济上差点,要不我哥哥怎么就上的北师,我哥哥上北师就带来一个传染病,水痘吧,之类的,就传给我这仨妹妹,我这仨妹妹最小啊。那年的三月初一死了一个,初一还是初二晚上又死了一个,是二妞和四妞,二妞长得挺好玩的,都6岁了,那个也4岁了,不到3天全死了。那三妹得的叫大头瘟,注245三月初八死的。这一传染病里我得的最重,昏迷不醒一个月,但我是最大的,已经是虚岁十三了,所以我抵抗力稍微强点,我都不知道她们死了,等我活过来的时候,头发都脱了,真是不死脱层皮。定:1937年是不是北京流行过一场霍乱?张:可能是。没有救,救不了,病来得快极了,找医生都找不来,就是说家里钱紧点,也不会说就没钱治病,还不够那种程度,就是来不及治,也来不及找,突然就,不到十天嘛,就这么快。我病了一个月,醒了说二妞、三妞她们呢,怎么都没了?没了。三个孩子一下没了,我母亲就在家待不住啦,就上我舅舅家了,在那儿住了一段。我父亲一个老世交就在我们家跟我父亲一块儿维持家里的日子,家里就剩我,还有我弟弟,还有两个老妈子,一个厨子吧,我母亲在我舅舅家住多长时间回来的我就不记得了。然后我们就找房换房,找房就搬家了,搬到大经厂,我这弟弟就在大经厂死的,我弟弟身体弱,1943年得伤寒又死了。他还没死的时候我母亲又生了第八个,就是在中科院工作的那个最小的妹妹,1939年生的,到今年2月18日她就是64周岁,比我小多了,小十四五岁呢。就在1942还是1943年,张寿椿兄妹三人1964年的合影(张寿椿提供)我哥哥上西安了么,他在北师大上生物系,上了两年以后,没事非得要抗日去,跟着一个同学,还加上另外一个同学的妹妹。他抗日去要是奔延安就对了,可他一下就奔西安了,就上了战干团,注246好在在战干团就待了半年。1947年回到北京,就当了小学老师,在北池子小学,最后退休是在盔甲厂小学。他1995年去世的。我嫂子还在,每年大年初二我还回娘家呢。(4)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张:他们家(指那桐家)和我其他爷爷屋的孩子都不上学,我的堂姐妹没有上学的,他们有钱,念私塾吧,有的学点英语可能,连庆王爷的重孙女儿什么的,也全不上学,就是我们这一支,我和我妹妹都上大学了。我们第一因为单根单兄弟,我父亲独生子,下边就我哥哥,人少,第二我母亲受他们家(指母亲的娘家)影响。我母亲父亲就培养我们上学。我这档案年龄和我实际年龄差两岁,我是1926年出生的,可是档案上是1928年出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的孩子比我才大两个半月,可是她比我早上两年学,也不知道是我家不想让我去,还是不知为什么给我报晚了,她都上几年级了,我这么大才上学不好看,就把生日改了。我的同学和同事都知道我是属兔的,实际我是牛尾。我上的是分司厅小学注247,那时候是第三模范小学,特别好,我就得益于这个小学。后来到女二中,市立中学,上了6年,高中是保送的。女二中过去在东不压桥,解放后就搬到东直门内了,现在不是叫东直门中学么,区重点。我1940年小学毕业,高中毕业是1946年,正好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国民党来接管吧。我上中学的6年里,每周是3节英语3节日语,结果两个哪个都没学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全出的英语卷子,那哪儿成啊,答得不好,结果我们两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一个考上北洋大学,注248其他都没考上国立大学,全是上的私立,有上辅仁的,有上中国大学的,我上的是中国大学。我们家还有一倒霉事儿呢,搬到骑河楼我们不是住得挺好的么,13间我们用不了啊,我哥哥住一间,我跟我父母住一个勾连搭的,勾连搭就是这房跟那房套着,套着有五六间,至少有相当于四间房吧。除去住房,我们还租点房。我1948年跟他(指丈夫)交朋友,1949年我结婚,结婚我就出来了。结果北京市盖妇产医院,在骑河楼啊,正好用我家那块地儿,国家政府给征用了,你说倒霉不倒霉,自己的房子,给占了,本来把一溜儿北房出租了,我母亲还能靠点房租。那会儿不像现在呀,一平米给几千,六千还是七千,那会儿才给了多少钱?13间房子给了2600块钱,你就说相当于现在的26万也少啊,2600块,怎么办呢?得留点钱搭着过日子,还得买房啊。老想买房,不想租房。这一买房就买得不好了。那时我当老师,教数学课,又是班主任,1954、1955年吧又搞运动这个那个的,也顾不过来管家里太多事,我哥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看房看房就看上府右街这房,当时为什么看中了呢,它是个小独院,自己弄了个小厕所,四间里头有三间正经房,洋灰顶花砖地,两明一暗,暗与明之间是花玻璃隔断,有点像小洋房样儿,还算比较讲究的。四间之外还有一个小厨房,可能看上这外形了。但是它是南房,南房不能直接冲着门儿啊,就搁着一个大影壁,不知道是迷信还是怎么回事儿,从搬那儿起这家慢慢儿慢慢儿就不顺。我哥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也找张家摆放在客厅的清代太师椅(定宜庄摄于2003年)不着对象,最后人家给介绍一个小学老师,就是现在我这嫂子,那时候他已经是39岁还是40岁,反正1961年才结婚的。结婚以后我母亲就有病了,1962年我母亲就故去了。我母亲一直到死还有一个保姆,我哥哥主要负担,我给三分之一吧。我哥哥不太善于理家。你想过去我家70多间房,缩成3间房,搬到这儿,外屋那两明一暗哪,两明的一间全摆的硬木家具,硬木桌,硬木的写字台,还有一对硬木的太师椅,条案,条案上面有小案。这些东西都散架了,就搁床底下,后来他没了,我帮着收拾去,我嫂子他们都不要,一堆棍儿要它干吗,我拉回来又存了两年,后来我说咱们得花钱把它们整起来,趁我活着不管怎样把老家具摆一摆。我就拿来一个茶几,这两把太师椅,这是清朝的,一对。那屋还一对藤屉子的小椅子,一个茶几,那是明朝的,都是我大爷爷做官,从南方弄来的。有一个花梨的画案给我儿子拉走了。我就一儿一女,1950年生一个,1952年生一个。我后来在中学当教导主任,是西城政协委员,西城政协委托我搞成人教育,搞了15年,我还办过外语出国人员培训班。1984年在我三哥寿崇支持下办了个满文班,我三哥代表民委参加我的开学典礼,给了一点补助。这个满文班只有19人报名,后来人就越来越少。儿子跟着我报满族了,注249孙子也报满族了,这个孙子就等于是我们夫妇两家的后代。


                      附录一那桐后人的部分血亲和姻亲关系图注250●〇圆圈代表女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三角代表男性,实心为那家血亲,空心为非血亲。
                      附录二张寿椿绘制的那桐家谱系表

                      叶赫那拉氏家谱(八世至十三世)

                      补充资料汇编关于叶赫那拉氏家谱补充材料等几点说明一、本材料是由张寿椿执笔。张寿椿是以寿崇三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经多方考证所写出的从始祖开始至十三世家谱系标为基本素材,又参照绍武大爷的寿珊五弟(亦以寿崇三哥所写材料为蓝本)自拟的铭安、浦安、文安祖爷三支脉系下的子、孙素列表;而寿椿所拟是从十世起增添了从姑祖母辈及以下各世中女性姐妹内容而写就的。二、寿椿是在寿垣大哥、寿蓉姐和寿菁姐、寿珊五弟、瑾如妹、寿英二姐夫以及侄女润簾、张瑗等各位的帮助、补充下完成此补充材料的。三、此补充材料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有的长辈生辰年月已无从查找等原因,会有不少遗漏,或许还有错误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张寿椿2004年10月
                      三、过眼云烟说往事奎垣口述时间:2006年4月18日(第一次)2006年12月6日(第二次)地点:北京东城区秦老胡同某院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察世怡[访谈者按]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标点本),称道咸以后三代为内务府大臣者,只有增崇一家。这里的三代,说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称明索)、子文澍田(文锡,亦称文索)、孙增寿臣,也就是增崇。注251增崇任内务府总管大臣期间清朝覆亡,此后他一生的多数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增崇的独生子名存耆,是这篇口述的被访者奎垣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国家民委曾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存耆是北京满族调查组的被调查重点,在事后写成的调查报告中可见,他提供了大量有关京师八旗、官员和王公贵族的宝贵资料和情况,这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也有所反映。与此同时,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氛围,增家与那家一道,也被当成是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满洲贵族的典型,据该调查报告称,增家“时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卖旧底(珠宝玉器、古董、首饰等)和房租,维持其每月开支700—1300元的生活。这是原积蓄厚,不注意经营的类型。”而那家“于民国初年大量置买房子,并在银行有大批投资(张父曾任过盐业银行的董事),这是家底雄厚又比较注意积蓄和经营的类型。”倒也确实道破了两个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点。注252在这篇口述中,奎垣先生详细讲述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他父亲即存耆一代与京城王府与内务府世家之间的婚姻及社会交往圈;另一个则是他父亲与他自己两代人坎坷艰辛的一生。当然,对于外界对这个著名大宅门的各种传言,他也有一一辩证之处。有关秦老胡同增家的各种传言我早有耳闻,但直到200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召开《那桐日记》出版发行的会议上,注253我才终于有机会得见增家后人,即奎垣先生之子、存耆之孙世怡,他的母亲即奎垣先生的妻子亦是那桐的孙女,所以他是作为亲属参加会议的。感谢世怡先生的热心协助,使我得以顺利地为他父亲做了两次访谈。秦老胡同内保留至今的门鼓石(定宜庄摄于2006年)本书作者与奎垣及三子世怡(佟鸿举摄于2006年)至于此外还有的,是麻花胡同继家、沙井胡同奎家,继禄与奎俊,亦均为清末的内务府大臣。这里有一个躲不开的名词,就是内务府。它不由得让我推测,是否这所谓的八大宅门,就是由八个内务府世家构成的呢?或者反过来说,是否清末在京城最为显赫的大家族,除了“府门儿”之外,就是由这些内务府大臣囊括着的呢?这是以攻读清史满族史为业多年的我,在做这个北京口述史的题目之前,也未曾认真想过的问题。奎垣先生已于2007年逝世。奎垣(以下简称奎):我是民国六年(1917年)出生的,今年八十九了。您别瞧我这么大岁数,知道的已经很少。我已经没赶上了。我爷爷叫增崇,我父亲存耆,下面就是我。定:“当铺刘”家的后人说您父亲叫索尧生,我说我在网上看到还有一个存耆,也说是增崇的儿子,那到底哪个是呢?我一直到那天见到世怡先生,他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众笑)。奎:尧生是号,后来都用正式名字,不用号了。定:我还听说存耆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增鹤峯,是您吗?奎:实际就一个,是我,鹤峯是我的号。我一般不用了。从前用的时候也从未冠过增字,增是我祖辈的排行,要用那不就乱了么,当时习惯是不允许的。现在到哪儿都是名字了,奎垣。满族习惯就是说名字,指名为姓。我叫奎垣,我就姓奎名垣。解放以后我在少数民族政策训练班,号召恢复姓氏,我们就姓察了。我们家别的人有姓索的,就没改姓察。由我这儿数,十代以上,叫索柱,大学士,察哈拉氏。从索柱起发的家,就从这里立祖,所以以后有姓索之事。正式的(家谱)我瞧见过,就一张白纸,写一串人名,旁支都没有。现在我还能背下来:

                      们不听父母的话,这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别绕弯子,太太。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奥莱莉娅拒绝玩下去了,她不会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你有将事情的后果向她展示吗?难道你没有告诉她,她的处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而你的处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一旦巴托罗缪收养了他姐姐康司坦扎女士的儿子,并且让康斯坦扎女士成了这个家的女主人?”“我什么都说了。”“但是理由是什么?即使对于一个女人,她每做一件事也都是有理由的。”“她现在相信,因为上帝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干预了事情的发展,她才没有犯下那个该死的罪孽。”“罪孽?”马基雅维里吼了起来。在激动之中,他忘记了他们现在谈话的场所是个神圣的殿堂,而这个殿堂是要求人们持有基本礼节的。“不要对我发火,尼科洛大人。让一个母亲去说服自己的女儿做违背她良心的事,是不合适的。”“太太,别怪我粗鲁,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你是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而她只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你的职责是向她指出,当面临两件坏事,而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件的话,不仅理智,就连上天也会让我们选择一件危害性小一些的坏事,有哪个理智健全的人会拒绝犯下一桩小小的罪过,一桩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快乐,并且最终带来一大善事的罪过?”“这没有用,大人。我了解我的女儿,她倔得像一头骡子。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希望我转告你,为了纪念你对她表示的兴趣,她会保管和珍视你给她的精致的手套和围巾,但她以后不会再接受更多的礼物,也希望你不要再送了。她另外也希望,从今往后,你不要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恳求与她见面了。在我这方面,我将会永远充满感激地记住你的善意,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弥补你所经历的折磨。”她停顿了一会儿,马基雅维里没有回答。“对你这样一位睿智和见过世面的人而言,我没有必要提醒你女人是善变和不确定的。如果男人抓住了时机,即使一个谨慎的人也会接受情人的拥抱,但是如果他错过了时机,即使是一个荡妇也会拒绝他。我要告辞了,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卡特琳娜朝马基雅维里施了一个屈膝礼。凭着自己的洞察力,一位旁观者也许能看出这其中的嘲讽、不满或在这种情形下尚未缺失的起码礼节。行过礼后,卡特琳娜就走了。马基雅维里实在是越发不明白了。第二十六章尽管他在接下去的一个月当中又做了不少努力,等到他再次见到奥莱莉娅的时候,那已经是他快要离开伊莫拉的时候了。幸运的是,他的工作让他一直很忙,无暇去为这件令人失望的事而烦恼。据报,叛乱的首领们彼此间争执不休,不过到了最后,大家全部签署了那份阿加皮托给马基雅维里看过的文件,除了佩鲁贾的巴利昂尼。巴利昂尼告诉其他的那些人,他们全是一帮傻瓜和受了欺骗的人。当他发现余下的人决意不计代价和公爵讲和时,他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座教堂。公爵指定帕格洛·渥西尼为厄比诺的总督,厄比诺根据协议的规定又归还给了公爵,为了奖励渥西尼说服其他首领签署协议,公爵又赏了他五千杜卡特金币。维泰洛佐写了一封谦卑的信,在信中他请求公爵原谅他过去的行为。“这个叛徒过去在我们的背后捅了刀子,”阿加皮托说,“现在他以为说一些好话就可以一笔勾销了。”但是公爵看上去挺受用。看上去他已经打算让不愉快的往事过去,重新赋予那些悔过的首领们以信任。他的可亲的态度在马基雅维里眼中显得颇为可疑。于是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信中说,要猜测公爵内心想的是什么是极其困难的,而要准确地去了解,那简直就不可能。现在他有大批部队在他的支配之下,很明显他也会使用他们。有谣言流传,他正在准备离开伊莫拉,然而他究竟是准备南下讨伐那不勒斯王国,还是北上攻打威尼斯,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让马基雅维里担心的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从比萨赶来,向公爵奉献他们的城市,佛罗伦萨花费了不少时间、金钱和士兵的生命去企图夺回这个城市,因为拥有这个城市对于佛罗伦萨来说有着重要的商业上的必要性,而一旦为公爵所占有,从经济和军事的角度上看,都是危险的。卢卡就在附近,公爵提起这个城市时,谈论的方式让马基雅维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卢卡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一个让贪婪之辈垂涎欲滴的地方。如果他先占有了比萨,之后再据有卢卡,佛罗伦萨就危如累卵了。在一次和马基雅维里的会面中,公爵又一次地提到了和佛罗伦萨签订军事雇佣协定的事,马基雅维里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使节,吃力地向公爵解释执政团方面不肯授予公爵指挥权的犹豫,总的目的是想将事情说明白,但又不想让公爵感到受了冒犯。总的来说,事情很简单明了,他们不想让自身处于这儿一个不受约束的,他们有理由不信任的人的控制之下。公爵很平静地听着马基雅维里的解释。很明显,不管他那颗英俊的脑袋中转的是什么念头,除了发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威胁之外,他还不准备对佛罗伦萨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在结束会见的时候,公爵告诉马基雅维里,他的部队要开拔到塞斯纳,一旦到了那里,他会做接下去他应该做的事。十二月十日公爵带着他的部队向福力开拔,两天后抵达了塞斯纳,马基雅维里作了必要的安排去跟随公爵进发。他派了皮埃罗和其中一个仆人先走一步,去目的地找到住处。然后他向几个在这段驻节伊莫拉的时间中给予帮助的人致谢和道别。这时的伊莫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因为公爵庞大的宫廷和其他那些攀龙附凤的人全跟着公爵走了。最后他去向巴托罗缪告辞。巴托罗缪正好在家中,见到马基雅维里之后把他带到了书房。胖子以他那常有的爽朗热情接待了马基雅维里,他已经听说了马基雅维里即将离开伊莫拉,于是他用最美好的辞令表达了他的遗憾之情。他表示说,他是多么地享受与马基雅维里这么一位杰出的使者交往,又是多么地遗憾于,从今往后,他再也不能和后者时不时地下上一盘棋,也不能伴着他所能提供的薄馔,演奏音乐来娱乐他和他的家人了。马基雅维里,在他这一边也表达了一些适当的敬谢之意,然后,带着几分尴尬,马基雅维里提到了他心上的那些事。“我说,我的朋友,我来这里不仅是要感谢你所有的支持和善意,也是为了向你拜托一件事情。”“你只管说就行了。”马基雅维里苦笑了一下。“我欠你二十五个杜卡特金币。我现在没有现钱可以还你,我不得不请求你再等上一段时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二十五个杜卡特不是一个小数目。”“慢慢来,不着急。如果你不方便归还的话,那又有什么必要归还呢?把它看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别把它看成是借款。”“你没有理由要送我这份礼物。我也不会允许我自己去接受来自于你的这件礼物。”巴托罗缪将身子靠在椅子里面,发出了一阵响彻厅堂的大笑。“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猜疑?这不是我的钱。我们可敬的公爵了解到,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你又有不少工作上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他估计你手头会有些拮据。大家都知道佛罗伦萨执政团很小气。我收到公爵司库的指示,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相应提供,如果你问我要了两百杜卡特,而不是二十五个杜卡特,我也会一样给你的。”马基雅维里脸色变白了,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如果知道钱是公爵给的,说什么我也不会收那些钱。”“公爵了解你的操守和谨慎,也钦佩你的公正无私,所以他让我来完成这件事,他很钦佩你的机敏和警惕。我辜负了他的信任。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将这件事就这样隐瞒下去,以至于你不知道公爵对你有这么一个慷慨和无私的姿态。”马基雅维里克制住了那些已经涌到他喉头的脏话。他一点也不相信公爵的慷慨,也根本不相信他会无私。他以为凭着二十五个杜卡特就可以买来他的善意吗?马基雅维里的薄嘴唇紧闭着,于是他的嘴看上去只是一条线而已。“你很惊讶吗?”巴托罗缪笑着问道。“公爵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惊讶。”“他是一个伟人。我们这些有幸能为他效劳的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为后世所铭记。”“我亲爱的巴托罗缪,”马基雅维里说道,“伟人们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并不是由于他们建立了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因为那些文人们用来记述他们那些丰功伟业的美妙的文字。如果修昔底德没有通过伯里克利的口舌写下那些个著名的演讲,伯里克利在历史上也只会是一个名字而已。”说到这里,马基雅维里站了起来。“你不能不见一下我们家的女人们就走。如果不能向你告别,她们会很难过的。”马基雅维里跟着他进了客厅。他觉得喉头有什么东西似的堵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心跳也加快了。妇人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客人来,所以只是穿着平常的服装而已。看到马基雅维里时,她们被吓了一跳,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高兴。她们站起身来,行了一下屈膝礼。巴托罗缪告诉她们马基雅维里正准备启程前往塞斯纳。“你走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卡特琳娜失声喊了一句。因为马基雅维里确信她们没有他一样能过得很好,所以他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尼科洛大人要离开伊莫拉这个枯燥无味,没有什么可供旅行者消遣的地方,心里一定是高兴的。”奥莱莉娅说道。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就听出了她说话口吻中的恶毒意味。她说完就继续去绣她手中的那件花色颇为精致的衬衫了。那件衬衫的料子还是他从佛罗伦萨给买的。“我不知道我应更钦佩你哪项品德,奥莱莉娅夫人,”他答复道,“你的耐心还是你的勤劳。”“人们说人如果闲下来,魔鬼就会给他们找活干。”她回答说。“有的时候,魔鬼给人找的活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危险。”“那就更有魅力了。”“但是审慎是勇敢的一个重要部分。”马基雅维里不是很喜欢别人在辩论中占他的上风,所以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挖苦的口吻反驳。“人们说,谚语是大众的智慧结晶,但是大众往往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奥莱莉娅今天状态并不好,近来天气不好的时间长了一些,她有些日子没有染发了,头发的根部露出了黑色。旁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今天早上的梳妆打扮很草率,她施的脂粉并没有将她的橄榄色皮肤盖住。“这个女人到了四十的时候,她不会比她的老娘有更多的吸引力。”马基雅维里心里嘀咕道。稍坐片刻之后,马基雅维里起身告辞。他很高兴他又见到了奥莱莉娅。他还是垂涎于她的,不过他的欲望不像以往那样时常涌动,令人躁动不安了。他不是那种在晚餐的时候,没能吃到他期待的肥鹌鹑,就不吃放在他前面的猪肘子的人,当他看到奥莱莉娅追不到手时,他就和一些通过巴伯里娜介绍认识的年轻又不太昂贵的女人苟且了几回,以此消消他的欲火。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奥莱莉娅这件事上,他遭罪的原因是,一方面他的欲望没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他的虚荣心受了挫折。他最后下结论,觉得奥莱莉娅是个愚蠢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她不会因为马基雅维里让她等了三个小时就上床睡了;如果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也不会认为和他上床是一件罪孽,要这么认为至少也要到完事以后。如果她和他一样见多识广的话,她就会了解,不是那些令你投降缴械的诱惑会令你后悔,而是那些你成功地抵制了的诱惑会使你感到懊悔。“好吧,巴托罗缪一旦收养了自己的侄子们,就活该这个女人去消受了。”马基雅维里心里说道。“她想起自己是个傻瓜时,她就会后悔了。”第二十七章两天以后他来到了塞斯纳。公爵的炮兵正在接近这座城市。他的部队兵强马壮,另外他手上也有不少钱。很明显有什么事情正在计划之中,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尽管坊间有着各种忙碌的活动,在空气中却有着那种地震来临前的死一般的静寂。因而人们都坐立不安,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人们脚下的大地开始颤抖,房子也震动起来,抖动的响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马基雅维里两次求见公爵。公爵谢了他所表示的礼节,但是捎口信说,如果他需要见马基雅维里的话,他会召见他的。马基雅维里也不能从公爵的幕僚那里获得任何消息。他们重复着说,在准备好行动之前,公爵是不会透露他的想法的,而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则又是取决于形势的需要。很明显,他们对于公爵的计划就如同任何其他人一样蒙在鼓里。马基雅维里病了,浑身疼痛,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他写信给佛罗伦萨执政团,请求将他召回,派遣一位新的大使,并授予其更大的权限。新大使的权限要能够超过执政团所愿意赋予马基雅维里的授权。马基雅维里到了塞斯纳还不到一个星期,就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他正在通向公爵所住的王宫的路上,他发现所有的法国将领都在那里。他们都十分地愤怒和激动。看来他们突然接到了命令,公爵要他们在两天之内撤军回法国。他们对于这项突然的解聘非常愤怒。马基雅维里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公爵为什么要走这步棋。他在公爵内廷的朋友们向他透露,公爵无法再容忍这些法国人了。他们所带来的麻烦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价值。但是将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武装力量打发走,而剩下来的部队将无法与那些雇佣军将领手下的部队相抗衡,又看上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渥西尼、维泰洛佐、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等人的部队,不久前刚刚叛离了公爵,只是最近才不情愿地归顺了公爵,所以公爵对他们肯定是不会太信任的。有没有可能公爵目前信心大涨,以至于要向法国国王显示,他可以不需要他的帮助呢?法国部队走后没几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件事对于马基雅维里这样一位研究人性和政治的学者而言,是饶有兴味的。拉米洛·德·罗尔卡被召到了塞斯纳,此人一直对公爵忠心耿耿,是一个出色的军人和有能力的行政官员。他担任罗马尼阿的总督有一些时间了。但是他的残忍和奸诈招致了人们的仇恨和恐惧。最后,当人们无法再容忍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派了代表到公爵面前陈情告状。于是当拉米洛赶到的时候,他遭到逮捕,被投入了大牢。圣诞节那天早晨皮埃罗将马基雅维里早早地叫醒了。“快去广场,大人,你会见到一幅值得看的场景,”他说道。他年轻的眼睛闪烁着激动的光芒。“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告诉你。广场上有许多人,每个人都很震惊。”马基雅维里没用多久就穿好了衣服。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雪,清晨天气很是阴冷。在广场之上,雪地上铺了一条席子,上面放着拉米洛·德·罗尔卡那被砍了脑袋的尸体。尸体穿得很正式,挂满了各种勋章,绶带和其他装饰物。双手还戴着手套。不远处竖着一根柱子,上面插着他的脑袋。马基雅维里从这一幅骇人的场景中转过身去,慢慢走回他的住所。“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大人?”皮埃罗问道。“这人是公爵最勇猛的将领,别人都说公爵信任和依靠这人,远远超过其他人。”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公爵很高兴能这么做。这显示他能够根据他手下那些人的功过把他们抬上去,或者拉下来。我估计公爵觉得这个人没什么用了,所以就很高兴通过司法的手段来显示一下公正,表示他一直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坊间都相信拉米洛是卢克莱齐娅·博尔贾的情人,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你要是切萨雷·博尔贾妹妹的丈夫或情人,你可就危险了。他很爱她。她的第一个丈夫,焦万尼·斯福尔扎,差点惨遭毒手,只是在卢克莱齐娅警告他公爵下令要他的命之后,才仓皇跑掉,捡了一条命。他跨上一匹骏马,没命地飞奔,直到他到了皮萨罗境内,方才脱离险境。当甘地亚公爵的尸体从台伯河中被捞出来时,据报告说身上有九处伤口,而且被认为也是公爵下的命令。理由是这人也喜欢上了卢克莱齐娅。佩德罗·卡尔德龙,那个来自

                      情报,所以他一登陆就被中国海军逮捕后杀死,此时船上的荷军还不知道他们的司令的下场。于是明军派人和荷兰人说你们的司令正在我们摆的宴席上吃饭,你们也一块来吧。荷兰人一看,中国人挺好,咱们占他们的地盘,他们还给咱们吃的。于是荷兰人除留少数人守船外其余就都上岸去参加宴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时,荷兰人都感觉自己腹中一阵阵疼痛,“不好,有毒!”一个荷兰人大叫,随后他们一个个痛苦倒地。这批荷军就这样被毒死了,明军守备王梦熊趁夜以几十艘小船假扮渔船靠近荷军战舰实施火攻,荷军大型战舰被烧毁,四艘小船被烧毁一艘,荷兰海军狼狈逃回。1624年崇祯在北方努尔哈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还是下了收复澎湖的决心,于是派南居益率二百艘战舰载一万人攻打澎湖。荷兰人还算聪明,知道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形势于己不利,故而还没打就退出澎湖,并与明军总兵俞咨臬(俞大猷之子)交涉,俞咨臬说只要荷兰人退出澎湖既可。在明军强大的压力下,荷兰人于8月24日竖起白旗投降,随后退至台湾安平,在台湾建立热兰遮和赤崁城两个军事基地。当时穷于应付动荡时局的明朝没有彻底歼灭荷兰人,对其占领台湾采取默认态度,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安平后,西班牙人也来了,他们攻陷台湾基隆。此后的事情正如两百年后的日俄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展开争夺战,而中国人则袖手旁观,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当时,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向崇祯汇报荷军情形时这样说:“红毛一番远去中国四万里,晨昏昼夜皆相反……其人深目长鼻,赤须朱发,其性贼虐,尚仇杀,诸夷畏之。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崇祯已经被李自成、张献忠、皇太极搞得焦头烂额了,自然没工夫理会荷兰人了。一开始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势均力敌,两边兵力都很少,直到1641年由于荷兰人援兵到来,均势被打破,1641年8月24日,荷兰上尉特佳率三艘战舰载三百人至基隆,将基隆外围村落烧毁,并要求占据基隆的西班牙人投降,被拒绝。其实西班牙是死要面子,他们在台湾的兵力很弱,只有西班牙军五十人,菲律宾兵三十人,中国汉奸的伪军一百三十人,还有从非洲买来的二百名奴隶。在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求援后也只得到两门火炮和不到二十人。1642年8月17日,荷军在又得四百人增援后开赴基隆,向城内射击,十天后西班牙人投降,从此西班牙被迫退出在台湾的角逐,台湾由荷兰一家独占,史称“荷据时期”。直到1662年,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才将荷兰人赶走,不过这将是下册书我们会讲述的内容。(3)英荷葡日澳门混战荷兰人除了发动过对澎湖的侵略外,还先后五次侵略澳门。1601年荷兰第一次攻澳门,被葡萄牙人击退,二十名荷兰人被俘,其中十七人被绞死,三人被送到马六甲关押。1604年荷兰海军上将率军攻澳门,因刮大风而使船漂到澎湖,在澎湖荷兰人知道了台湾的富饶,为前文第二次中荷澎湖之役埋下了祸根。1607年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第三次攻澳门,结果被葡萄牙六艘军舰赶跑了。1622年荷兰人决心不再单干,而是把英国拉过来,他们组成了一只庞大的舰队,共有荷舰十二艘,士兵一千零二十四人,英舰四艘,他们在6月22日抵达澳门。23、24日英荷联军猛攻澳门,他们攻上了海滩,向东望洋炮台推进,葡军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处境十分被动,荷军很快冲上了东望洋炮台,澳门城敲响了警钟,澳门军民纷纷拿起武器共同抗击联军。正在荷军眼看就要拿下澳门时荷军的弹药库被击中后着火,荷军失去了供应,攻势缓和了。于是荷军调整部署,就在荷军调整部署时其中一名日本士兵临阵开溜,逃向葡军,报告了荷军缺少弹药的情况。葡军随即开始反攻,没有了弹药的荷军阵脚大乱,全线溃退,死尸狼藉。荷军有五百人被打死,在往船上撤退的途中又有士兵还没来得及回船,船就开走了,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只好一步步走向海洋,成了鱼的盘中餐。荷军有四名军官和舰队司令被击毙,一名军官被俘。联军共阵亡一百三十六人,受伤一百二十六人,被俘四十人。此为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总之,此事可以总结为荷兰人与英国人在进攻被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领土时因为一个日本人的告密而失败了。荷兰人不撞南墙不回头,1627年荷兰人第五次进攻澳门,仍然以失败告终,从此在荷兰再也没有人敢提澳门了。(4)中国大海盗PK海上马车夫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草原,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海上。”不过我认为他的话不全面,至少在明末中国人还是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的。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对荷兰的战役就是证明,《清史稿》对此战只字未提,大概是因为指挥此战的郑芝龙降清后被杀的不光彩结局吧。事实上,此战是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碰撞,几乎动用自己在远东地区的血本的荷兰人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从澎湖之役到料罗湾再到郑成功收复台湾,中国海军用连续重创海上马车夫的战绩打完了他们在走向衰落前的最后绝唱。此战起因很简单,在欧洲纵横驰骋的荷兰人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他们提出让中国立即停止与西班牙、葡萄牙的贸易,只能和荷兰贸易,否则开战。当然,明朝很快拒绝了荷兰人的无理要求,崇祯下令严惩荷兰人。荷兰动用了十一艘重型战舰、四十八艘小型战舰炮击厦门,首战告捷,荷兰人得意了,认为此战很快就见分晓。此时料罗湾海战的主角郑芝龙闪亮登场,郑芝龙是郑成功他爸,懂葡萄牙语、荷兰语、日语,有个外国名字叫尼古拉斯·加拉巴德。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年少时“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台湾外记》),1621年郑芝龙离开泉州,到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学习经商,经常往来于澳门、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在此期间,郑芝龙学会了葡萄牙语、荷兰语,还接受了天主教洗礼。这段时间,他除了学习经商之外,也兼职做翻译,赚钱糊口。不久,舅舅黄程有批货需搭乘大海盗李旦的船,送到日本平户,便派郑芝龙押送,郑芝龙于是与李旦(跟唐睿宗同名)结识。刚到日本时,郑芝龙“为人缝纫以糊口”(《广阳杂记》),也有人说他“卖履为生”(《华夷变态》)。但他很快就加入了李旦的海盗团。由于郑芝龙长得很帅(张遴白《难游录》说他“少年姣好”),他很快成为李旦的同恋情人,“以龙阳事之”(《难游录》)。“龙阳”是战国时魏安僖王的男宠,“龙阳之癖”与“断袖之癖”(汉哀帝跟男同胞董贤睡在一起,一天起床时因为怕吵醒还在梦中却压着自己袖子的董贤,他割断自己的袖子)一样是中国古代同性恋的代名词。在日本,郑芝龙除了跟男人睡外,也睡女人,他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子田川氏,并结了婚,郑成功就是他们两人的爱情结晶。1625年李旦和颜思齐(李旦海盗集团二号人物)在日本举兵,试图推翻德川幕府,结果战败,李旦战死,颜思齐、郑芝龙死里逃生,并在台湾建立基地。不久,颜思齐在台湾病死,临终前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郑芝龙随后接替颜思齐为海盗首领。1626年趁福建遭遇旱灾,郑芝龙对福建沿海发起进攻,他“连舟浮海,自龙井登岸,袭漳浦镇,杀守将。进泊金门、厦门,竖旗招兵,饥民及游手悉往投之,旬日间,众至数千”(《重纂福建通志》)。“所到地方,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与明末大多数海盗一上岸就对所有人烧杀抢掠不同,郑芝龙只杀明朝守军,对于百姓则不杀,对穷人还赈济,郑芝龙当海盗的风格很像张作霖当土匪时的风格。1627年厦门之战中,郑芝龙攻陷厦门,入城后郑芝龙约束手下,秋毫无犯,由此,郑芝龙除台湾的基地外,也多了大陆的一座城市。不久郑芝龙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与荷兰人占领的台南安平同名)建立了大本营。郑芝龙的强大在荷兰方面也有记载,荷兰派驻台湾总督德韦特(DeWitt)在致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报告中说:“中国海贼日益壮大,几乎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海,将所有海岸的戎克船(Junk,‘船’字的闽南口音jong辗转传到西方而得,船上悬挂妈祖旗)破坏烧毁殆尽,更在陆地大肆掠夺暴行。他们已壮大到拥有四百艘戎克船和六七万之徒众。此头领称作郑芝龙,曾在大员商馆担任公司之通译,后不告而别,前去投靠海盗,转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地步,连中国官方都不知该如何将海盗自海岸加以驱除。”郑芝龙攻陷厦门的消息传到北京,让刚即位的崇祯煞是头痛,崇祯同时要面对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已经很头痛了,但在崇祯眼里,郑芝龙只是癣疥之疾,李自成张献忠是肘腋之变,而皇太极才是心腹之患,所以招降郑芝龙被崇祯摆上了日程。此时郑芝龙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他在台湾与荷兰人已经形成了对峙状态,另一方面,他虽是海盗中最强者,但许多股海盗并不听他的,他的局面并不稳定。福建的旱灾还没结束,郑芝龙毕竟是福建人,对于桑梓之地的人民,他决心救其于水火,他除了赈济灾民外,还大量移民入台湾,人数高达数万。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为了吸引饥民渡海入台,他提出所有移民台湾者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移民,郑芝龙需要政府方面的配合,而饥民移民台湾,也能大大减轻福建的压力,福建是人口大省,但沿海五十里外几乎都是山,很难耕作,因此这对政府也是有利的。就这样,崇祯与郑芝龙一拍即合,郑芝龙被崇祯封为副将,然后他打着官军旗号剿灭其他各股不听招呼的海盗,部队扩展到了三万余人、战船千余艘。郑芝龙以厦门为据点,开始规范内部管理,以仁、义、礼、智、信命名,建立了五大流通体系,管辖遍布内陆各地的流通渠道,另以金、木、水、火、土命名,建立五支舰队,航行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他同时颁布“令旗”,实际上就是海上的“保险单”,缴纳了保护费的船上可以挂上他的“令旗”,如果出事,他全额赔偿。这项“保险”收入,达到了每年四百万两黄金。郑芝龙彻底垄断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贸易,这是荷兰人不可能接受的,于是1633年7月7日,荷兰舰队主力占领了郑芝龙控制的南澳岛,对郑芝龙发起进攻。7月12日,荷兰人偷袭厦门港,击沉郑芝龙大型战船30艘,小型战船20艘。7月14日郑芝龙派出使者与荷兰人交涉。荷兰人向郑芝龙收买路钱,让他每周给荷兰人二十五头猪、二十五头牛、一百只鸡,此外荷兰人还提出一系列条件: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荷兰人在中国沿海无障碍收购商品,不准任何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荷兰人在中国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法律权利。郑芝龙拒绝了荷兰的这些要求,决定让荷兰人吃火炮,并下令每斩杀一个荷兰人赏银五十两,随后他率一百五十艘战舰(其中的五十艘战舰配有英国火炮)从海澄誓师出发,在遭遇战中击沉了荷军侦察船,随后继续前进,于1633年10月22日在料罗湾包围了荷军。郑芝龙以火船为先锋,对荷兰舰队猛烈冲锋,与荷兰九艘战舰作战。此战据福建巡抚《奉剿红夷报捷书》记载,郑芝龙击沉了荷兰五艘战舰,俘获了一艘战舰,而据荷兰人的记载,荷兰有一艘战舰被郑芝龙烧毁,一艘被俘虏,三艘战舰在战役中受伤后撤退的途中遭到台风袭击而沉没,“还有三艘不知去向”。战后荷兰人不得不接收明朝苛刻的条件,赔偿大量军费,彻底放弃垄断中国沿海贸易的企图,以书面方式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在清朝历史上,一贯是中国人给外国人赔款,然而在明朝,即便是明末,依然是西方列强给中国赔款。这一仗,郑芝龙首开东方国家在海战几乎全歼西方殖民者的先例。“崇祯中,(荷夷)为郑芝龙所破,不敢窥内地者数年”(《明史》)。郑芝龙被崇祯称为“海疆长城”,并提拔为南澳镇副总兵。料罗湾海战后郑芝龙彻底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一时“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明季北略》)“各国皆飞黄(郑芝龙)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中国官方第一次对大洋深处实施了有效管理。而郑芝龙的联合舰队规模也达到二十万人,三千艘战船,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海军,台湾海峡则完全成为郑芝龙的内海。占城、越南南部、吕宋、孟买、长崎、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柬埔寨、暹罗(泰国)等地全都成了郑芝龙舰队的通商港口。郑芝龙通过“令旗”来收买路钱,壮大舰队,崇祯则从郑芝龙的买路钱里获得一部分作为税收,明朝官方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赢得东南沿海的和平与繁荣,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政府与海盗真正的精诚团结,各得其所。这种合作的意义,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的合作完全一样,有效地整合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对比西方的殖民扩张史,郑芝龙的发迹史恰恰是西方无数海商发迹史在中国的翻版。此战后福建广东海外贸易日益繁荣,如能照此发展,以明朝中后期中国人思想的开放程度和科学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古老中国将走向自己独有的近代化历程。遗憾的是,随着清军入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商品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希望随着清国的海禁破灭了,硕大无朋的帝国又回到了那片黄色的土地,回到了农业社会。有明一代也许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所写的那样:“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那样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很快要上天堂了,我们也要下地狱了。”哎,痛!明朝那么富裕,把海上马车夫都打跑了,为什么此战十一年后明朝就灭亡了呢?看西班牙人冈萨雷斯的《中华大帝国史》的一段话您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和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他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还要比实际疆域大三倍的国土。而且只要是一个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人就会对饥荒时易子而食感到司空见惯。”贫富差距悬殊,穷人们自然都跟着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最终到处攻城略地,杀掉富人,将其财富据为己有,最终大明王朝就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山呼海啸中走到了终点。在明朝走向毁灭的途中,大英帝国的舰队来了,这次明朝能否在毁灭前写下最后浓墨重彩的一笔呢?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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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

                      就像——我没法想象谁能躺在里面,或者躺在上面睡觉。我们拉开抽屉。啊,在莫迪那儿我已经见过这样的景象了,不过这儿的更糟糕。我当时纳闷,现在还是好奇,这些垃圾,在那些让它们堆积起来的人眼里,是什么模样?安妮·里夫斯的一个抽屉里有——我列张单子权作备考——半幅绿色的旧绸缎窗帘,上面有香烟洞;两个断裂了的黄铜窗帘环;一条白棉布裙子,上面有污渍,正面撕了一个大口子;两双男士袜子,满是洞;一个胸罩,32号,那样式要我说该是1937年左右的,粉红棉布;一包没有开过的卫生巾,毛巾布做的——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自然颇有兴趣;三条白棉布手帕,上面全是血迹,几十年前流鼻血的纪念;两条粉红人造丝衬裤,中号,没洗就塞进来了;三块OXO固体浓缩汤料;一个玳瑁鞋拔;一个女士夏鞋增白剂,已经干得开了裂;三条薄纱围巾,粉红的,蓝的,绿的;一包信,盖着1910年的邮戳;《每日镜报》上剪下来的一条新闻,宣布二战开始;几条珠链,全都是断的;一条蓝缎衬裙,腰两侧都开了口,以适应越来越宽的腰围;几个烟蒂。看上去,这一抽屉的东西被翻了一遍又一遍,已纠结成团,想要清理,就得一点点地剔开。哎,我们可没有时间对付这个:得先做重要的事。薇拉和我开始行动。我驱车去找家具店,也没货比三家,就在找到的第一家买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垫。我运气好,那天早上他们送货上门。我跟在货车后面,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回来,确保他们的确送货了,他们把东西抬到了楼上。他们看到那房里的东西时,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难怪。我收买了他们,请他们帮我把那张旧床连着床垫一起搬下楼,扔到垃圾桶边。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薇拉则去买了毯子、床单、枕头、毛巾。那房里只有不多不少半块毛巾,是黑的。透过肮脏不堪的窗玻璃,我们能看到邻居们在花园里打量着那床垫,摇着头,紧绷着嘴。薇拉和我勉力把那床垫架到我的车顶上,我们把它送去了市垃圾场。我们回来的时候,专业清洁队已经在门口了。那房间已经不是普通的家务女工可以对付的了,因此薇拉喊来了这一队四处奔忙的生猛专家。是两个瘦弱的年轻人,好脾气,无精打采,大概是外卖垃圾食品吃多了。他们站在楼上的前厅里,面对一屋腌臜笑得脸直抽搐,问道:“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可以先弄几桶热苏打水来。”我回答。薇拉已经忍俊不禁了。我还没提厨房呢。刚走进去看,它挺正常。正中间一张挺好的方木桌,一个说得过去的煤气炉,两把相当不错的木椅,按如今市价算,每把都值我一个月的伙食费。窗户上是褪色、破损的窗帘,以前是绿色的,现在是黑色。但是那地板,那地板!走过去的时候,感觉黏糊糊的,仔细一看,上面结了一层油泥壳。两位英雄在黏糊糊的油毡上,皱眉蹙眼,畏缩不前,说根本没有热水,叫他们怎么用热水。“在炉子上烧。”薇拉温和地说。“听着,”我说,“你们不是专门处理家务女工应付不了的粗活的吗?”“是的,但是总得有个限度啊,是不是啊?”其中一个埋怨道。“总得有人做。”我说。他们打扫了前厅,匆匆地推着拖把在地板上走了一圈。但是在厨房地板问题上,他们闹了罢工。“抱歉。”他们说着便走人了,始终保持着好脾气。虽然大桌子、碗柜,还有椅子都被几十年的油垢粘在了地板上,薇拉和我还是把它们推出了厨房。我们把油毡撬起来:它可轻易撬不起来。这一层下头还有一层,而它们之间是半英寸厚的油腻和污垢。我们一共撬起了三层油毡。然后薇拉得回家,处理自己家的麻烦了。那个周末我擦洗了地板,清洗了墙壁和天花板,清空抽屉,把它们都狠狠地擦了一遍,还清理了一个裹在三十年灰泥之下的炉子。最后,这些无言的故事,这半辈子的碎屑,我装了好几塑料袋,带去市垃圾场扔了。我在楼道里上上下下,有贝茨太太关注,她坐在她的小客厅里,喝着茶,时不时地招呼我也喝一杯。“没有,我起码十年没有上去过了。”她说,“她得寸进尺,你要是给她一寸,接下来就是,给我煮杯茶,帮我拿这个拿那个。我差不多比她大十岁呢。我能不能问你是不是要当她的‘好邻居’?不是?”她红润的老脸上露着苦恼、埋怨。“你把她的旧床垫撂在外面,谁都看得到。放在我的屋外——他们会以为……还有你的手,完全伸进了那垃圾和污垢……”这也同样让她不舒服:这种脏活原不该我这样派头的淑女来干。她给了我一把钥匙。我接过来,心里明白她给的超过了我原准备承担的。唉,我现在不抱有任何幻想了!每一条街上都有几个,也许十一二个老太太、老先生,或者勉强对付着过日子,或者突然没法勉强对付着过日子了;他们梦想着不在身边的女儿、儿子、孙子辈能来照顾他们,任何靠近他们的人都必须小心,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真空地带,你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吸进去了。不,我不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不会重蹈和莫迪——世上只有一个朋友的莫迪——那样的覆辙。我每次去探访,只待几分钟。因为我无法归入她们知道的任何类别,无法解释,所以她们认定我是反复无常、一时冲动而大发善心。我的主要麻烦在于不能让莫迪知道我还去探望别人,因为这是一种背叛。伊莉莎·贝茨,安妮·里夫斯,就住在莫迪附近。如果我给安妮带礼物,我就得给伊莉莎也带一件,因为我上楼要经过伊莉莎家,她看着呢。伊莉莎以前给人帮佣,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总能设法弄到手,因此,我想,她算是证明了“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7]”。我给她带高级烘焙店烤的面包,一本新的浪漫小说,某个牌子的瑞士巧克力,点缀着绿色羊齿的贞洁白玫瑰。安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认为英国的产品是最棒的,于是我给她带甜泥巴似的巧克力,专门为老太太酿制的一种味道恶心的酒,漂亮的扎着缎带的小花。安妮·里夫斯住了六个星期的院。她弄伤了一条腿,但是,虽然他们告诉她已经可以正常行走了,她还是撑着助行架,不肯好好走路。她现在像个囚徒似的关在那顶楼房间里,一定得有人给她倒便桶,还需要送餐、家务女工、护士。伊莉莎·贝茨一点都不喜欢安妮·里夫斯,对她的行为很是不屑——嗯,没错,伊莉莎·贝茨知道她都在干些什么:她任性放纵自己,一人坐在楼上喝酒,任由家里污垢堆积,到最后伊莉莎都觉得坐在那儿就能听到墙壁里有虫子在爬,有老鼠在蹿。“我可不像她。”伊莉莎斩钉截铁地对我说,微微抽了抽鼻子,像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教会人士。“我可不像她。”安妮说,她的意思是伊莉莎惺惺作态,她丈夫去世前,她对宗教啊教堂啊一点兴趣都没有,而现在,你看看她。安妮渴望和伊莉莎做朋友。而伊莉莎多年来从不搭理楼上那个飞快堕落的女人;这个女人根本用不着助行架,却偏要撑着一个,走得笨重;这个女人每天兴师动众,搞一帮社工来照顾她。她们称呼对方为贝茨太太、里夫斯太太。她们在这同一栋楼里做了四十年的邻居了。社会福利中心的人在试图给安妮做“康复训练”。仅仅几周前,我对这项计划的邀约还会嗤之以鼻,甚至会大喊“但这很残忍!”不过如今我见识了伊莉莎的生活,明白为什么这些照顾老人方面的专家要坚决同老年性怠惰做斗争,哪怕这是出现在九十岁或者更大年纪的老头、老太身上。我开始喜欢上伊莉莎了,还要加上对她的钦羡。如果我九十岁的时候还能那样!我们都这样高呼,觉得前头敌人的威胁没那么大了。伊莉莎·贝茨的一天她八点左右醒过来,她的卧室在宽敞的前厅,以前她就和丈夫一起睡在这里的大双人床上。不过现在她有一张不错的单人床,床边是床头柜,还有一个小电暖炉。她喜欢窝在床上读书,一般读浪漫小说。屋里摆着的是老式家具:又是这样,“古董”同一文不值的东西混搭。屋里很冷,不过她已经习惯了,上床时裹着大披肩,灌上几个热水袋。她给自己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因为很早以前她就明白了饮食不该马虎这个道理,她这么说。然后她清扫整理某一间房间,不过没有以前打扫得那么彻底。十一点左右她给自己泡了咖啡。她有许多朋友,也许哪一个会来串门。她有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女人住在对门,比她年轻不少,七十来岁,“样子比实际上年轻许多”,戴花哨的帽子,穿漂亮的衣服。她对于伊莉莎来说是一剂良药,经常送自己做的食物过来,或者拉着伊莉莎出去看场电影。每天,伊莉莎都会去午餐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社会福利局给老人们办的。餐后伊莉莎有时会细细地评价这餐饭,比方说肉煮过头了,芽甘蓝太硬了,或者大米布丁里的肉豆蔻放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以前给一家人做过厨娘。不久前,午餐之后她还会在那儿多待上一两个小时,做些“活儿”:老人们做日历,画圣诞卡,做各种小活计,有的做得非常好,因为他们用上积累了一辈子的技艺。不过现在,伊莉莎说,她觉得自己得悠着点儿了,自己没有以前那么健壮了。吃过午餐,她喝一杯茶,聊一会儿天,她和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朋友一起去逛街买东西。这些就是我以前根本看不见的老太太们,但自从认识莫迪之后,我就能看到她们在大街小巷慢吞吞地走着,挽着包,提着篮子——我以前猜不到她们之间的伙伴情谊,她们生活中的乐趣,她们的欢乐愉快。很明显,她们热爱购物;而至于她们这天到底去哪家店、不去哪家店,这全看她们的情绪,那情绪复杂、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潮涨潮落。那个印度人的店脏兮兮的,不过昨天有人看到他打扫店铺了,那她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们这个星期会去超市,因为那里新来了一个笑容可掬的姑娘,会帮她们把东西放进篮子里。五金店里的那个人那天对她们中的一个语气不善,接下来几周,有五六个人的生意他是别想做了,尽管不一定会是永远都做不了。这些对她们来说,比便宜品牌的饼干,或者针对退休老人减价的黄油来说更要紧。购物完毕,伊莉莎带其中一个朋友回家喝茶,或者去她们那儿喝茶。回到家以后,她在厨房窗边坐下歇一会儿,在窗边她能看到外面一根根晾衣绳上的衣服,有风的时候这些衣服会在空中翩翩起舞。她还会低头看丛林般茂盛的花园,记起那里的丁香是三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栽的,还有现在杂草丛生的那个角落,当初美得像幅画似的。我发现,她有些害怕黄昏时分。有一次,路过她家去看安妮时,我看到她双手托腮,而我向她打招呼,说“啊,伊莉莎,晚上好!”时,她转过脸去——我有些担心,走进她屋里,她指了指另一把木椅,我坐了下来。“是这样的,”她说,“你应该保持忙碌,因为如果你闲下来,等着你的就是痴呆啦……”然后她擦了擦眼睛,努力笑了笑。然后,出乎我意料,她把帽子又戴了起来。“伊莉莎,你不是要出门吧?你不该休息休息吗?”“不,不行。我情绪低沉的时候,得四处走动……”于是她又出门去了,薄暮中,一个勇敢的小个子那矮胖的身影慢吞吞地绕着街区走着。她在晚饭上不怎么费功夫,也许是一块蛋糕,也许是一盘沙拉。晚餐后,对门的那个朋友经常来串门,或者她会独自坐在那儿听收音机。她不喜欢电视。她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然后上床睡觉,她睡得很迟,常常过了午夜才去睡。春天到深秋的这段时间里,她每周会参加两三次大巴出游,去名胜古迹或是风景区玩,这些出行要么是社会福利部门组织的,要么是她去的那两家教堂之一安排的。伊莉莎是虔诚的教徒。她是个浸会教徒,不过她也上英国国教教堂。她礼拜天上两次教堂,早晚各一次,参加教堂组织的茶会,义卖会,还有废旧杂货的廉价拍卖会,去做关于在印度和非洲传教工作的讲座。她不断参加婚礼和洗礼。她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告诉她了,稍稍轻描淡写了一点。她都懂,因为她以前在位高权重的人那儿干过活,她问了我各种我自己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方说:不要孩子,做一份也许该养家的男人做的工作,我觉得这样对不对?她还喜欢谈时尚,不是她半世纪前穿过的衣服,而是她在街上看到的年轻姑娘们的时髦打扮,她说那打扮惹她笑,看上去真疯狂,姑娘们看上去好像过得开心极了。她喜欢看她们,但是她会想,从来买不起新衣服,只能去当铺里看,拣适合自己尺寸的有啥是啥,这样的滋味她们懂不懂。这是因为她可怜的母亲有一天突然被丈夫抛弃了。他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她有三个孩子要抚养,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伊莉莎说,什么都不会做,生来就是懒骨头,永远不肯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他十四岁的时候也离开了家,从此连一张圣诞卡片都没寄回来过。伊莉莎的母亲为了一对姐妹工作。周一到周五,街角的当铺里有她们的铺盖,经常还有她们的衣服,周五的时候又把这些东西赎回去。开当铺的那个女人会把一件好外套,或者一双她知道合脚的鞋子给两个姑娘留着。她会说:“喏,如果到时候那个可怜的家伙没法按时把它赎回去的话,第一个有机会拿的就是你们。”有一天晚上伊莉莎拿出一张老明信片,大概是一战时期的,上面是一个衣着褴褛、光着脚丫的小女孩,一个孤儿。我端详着,心想真浪漫,因为那幅图抹掉了事实的严酷,用如此浪漫的方式表现这个可怜的姑娘。我正想着,伊莉莎开口了:“那个姑娘就是我——不是,我的意思是,我那时就是这个样子。十二岁的时候,我给绅士们擦洗台阶,赚一便士。我没鞋穿,我的脚也是这样冻得青一块紫一块……那真是邪恶的时代,”伊莉莎说,“邪恶。可是我又似乎记得我们挺快乐。我能记得我们姐妹两人常常笑啊唱啊的,尽管我们常常饿肚子。还有我可怜的小母亲,因为应付不过来而哭泣……”伊莉莎虽然不喜欢电视,却会走过街去看《楼上,楼下》这部电视剧。这让我生气;但是我又自问,那我为什么要写浪漫小说呢?真相让人难以忍受,但唯此而已,岂有他哉!《仁慈的女士》!我突然意识到,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以及她那帮人(不论男女),薇拉,还有我,我们其实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慈善家的后裔,继承了人家的衣钵。我的新浪漫小说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公不是个有爵贵妇,而是伦敦一个富裕男人的妻子。她住在贝斯沃特区,在一栋离女王大道不远的房子里。她有五个孩子,是一个慈母,一颗心都扑在孩子们身上。她的丈夫倒不残暴无情,但是迟钝麻木。实话实说,我描述他的语言是从一封信上偷来的,那封信登在言辞恶毒的女权运动报上,是以前菲丽丝留在我办公桌上的。他不懂她的微妙。他有一个情妇,养在麦达维尔区,这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很是松了口气。至于她,她忙着探望穷人,有许多这样的人要她照顾。她的丈夫对些活动没有怨言,因为这样她就没空琢磨他的心思。每天她都奔波在外,穿着她简单却漂亮的衣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仆陪同,帮她端着盛有汤和营养布丁的器皿。当然了,我可不允许她照看的这些病人和老人夹生难伺候(尽管有一个老先生,身上还有克里米亚战争中留下的伤疤,她形容这个老先生时会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别扭)。不像莫迪,他们谁也不大叫大嚷,乱发脾气;也不会在人家去探望他们的时候,一两个小时里只来回重复同样的十句或十二句话,好像根本不知道同样的话你已经听他们说过上百次啦;也不会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不,他们也许身陷赤贫,不知上哪儿找下一口粗茶淡饭,(除了仁慈的女士带来的东西以外)靠茶水、人造黄油、面包和土豆过日子;他们也许没有足够的煤炭,身边有恶劣或者暴虐的丈夫,或者是得了肺结核或产褥热而奄奄一息的妻子,但他们一直是大气、有风度的好人。他们和玛格丽特·安斯特拉瑟因为能真正欣赏彼此的优点,建立了美好的友谊。玛格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一,军籍。在他得到节度使的头衔之后,辽国人为他刻了官印,修了官署,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一句话,这个官是相当正规的,辽国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可是乌古乃拒绝,他是个聪明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在哪儿。如果他接受了,请问他是“生”的,还是“熟”的?他本是生女真,得到辽国的官职后,可以狐假虎威,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但如果加入辽国军籍,再把行政程度规章化,那么他还有多少自主的权力?所以,这一点一定得拒绝。他成功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了些怎样的话,他既拒绝了官印,又保住了头衔,还没惹辽国人发火。这一点真让人神往,他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却把附带的代价统统推掉。留给子孙后代的,是一条自由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二,铁器。当时的生女真部落过的是渔猎生活,我们知道,处在这种层面的人类有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武器的品质。他们只能用自然界里天然生成的东西,比如石头、木棒,弓箭也会有的,只是使用的组件都是绿色成分,像兽筋做弦,木板弯胎,箭头是削尖的骨头。如果想用上铁器的话,很抱歉,那需要采矿、架炉、冶炼、锤锻等一系列复杂工种的配合,有多难请参考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五朵金花》,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在深山里找铁矿石都是件撞大运的事,何况是十一世纪时连文字都没形成的女真人!于是,他们想用铁器只剩下了一条路——买。这就让女真人欲哭无泪了,让渔猎部落向封建国家买垄断品,简直是让海城市电表厂小区无业游民雕弓天狼去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依土拉公主嘛,可能性有,操作性太难啊。乌古乃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的办法既勤劳又诚信。他每天骑着马带着人冲向一个又一个的部落,和人打生打死,抢来数不清的好东西。这是勤劳。拿着这些东西去找商人,无论多高的价都不含糊,长期大量地买铁,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是诚信。之后他死了,他的儿子们悲伤地埋了他,坚定地沿着他走过的路继续向前走,即继续抢,大面积地抢,让节度使的威名越来越强。买铁,不间断地买,充实部队,加强战斗力,投入到抢劫的新一轮浪潮里。如此循环,生生不息,在这个过程里,乌古乃的儿子们留下了各自的抢劫特色。一,劾里钵。这是个猛人,堪称抢劫工作做得最粗暴、最激情的一位。他上阵时从来不穿盔甲,夏天赤膊冬天单衫,打仗就跟到别人家里串门散步一样。被他访问的桓赧、散达、乌春、窝谋罕等部落都不存在了,被他吞进了完颜部。等部落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给自己新加了个头衔,叫“都勃极烈”。从这时起,女真部落有了自己的阶层划分,一个雏形出现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它能变成什么,但是与周围相比,它独树一帜。劾里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乌古乃让完颜部女真有了发展的苗头,劾里钵让这个苗头转化成了实际。二,颇剌淑。他是劾里钵的二弟,哥哥死了他当家,哪怕劾里钵有十一个儿子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半原始半奴隶制部落,父死子继,把权力当遗产继承,那是到了封建社会时才有的好事。颇剌淑当了四年的首领后病死了,时间决定了他只是个过渡性人物。三,盈哥。盈哥也是个过渡性人物,但他因为另一个名字而长存,那人叫“阿疏”。阿疏是纥石烈部的首领,因为住得离完颜部很近,所以他的命运毫无例外地悲剧了。唯一有点特殊的是,阿疏很机灵,发现不好,单独逃了出去,躲进了辽国境内。阿疏的故事很长,长得跟辽国的年轮一样。四,乌束雅。又一个过渡性人物,劾里钵的长子,他终于熬死了所有的叔叔,让首领位置回到了劾里钵一系。刚刚有点根基的完颜部一连串出现三个过渡型人才,感觉上是昙花一现,好景不在了。但奇妙的是,这三个人都有一个特点——死得快。在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快速死亡里,新兴的完颜部没有被烙上谁的坚实印记,让后来者难以驾驭;也没有谁能作威作福,把刚刚攒起来的家业败光。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死了,死在完颜阿骨打长到壮年,意气风发的时候。第十二章流散的镔铁在公元1113年的冬季,有一个巨大的猜想一直折磨着历史学者,一千多年以来,始终没有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它来自于一份力量调查表。让数字说话吧,辽国——疆域东北至今黑龙江入海口,北至蒙古国中部楞格河、石勒喀河,西至阿尔泰山,南至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全国共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州、军、城,三百零九县。人口繁盛,战骑百万,两百余年间执东亚牛耳,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它是真正意义上做到东亚第一强国的非汉姓种族。这是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威压。现在看第二份数字,完颜氏女真部落——在乌古乃出现以前,它在生女真聚集地的几十个部落里稍有头脸,仅此而已。乌古乃拼尽一生努力,攒到的家底是吞并了十多个部落。貌似很肥了,到劾里钵、盈哥时期,三兄弟传承,战胜纥石烈部,发展到三十个部落联盟。生女真大半个族群落入手中了,看着真是很强大,可实际上呢?生女真的世袭繁衍地是东沫江以北,宁江以南,地方千余里……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只有方圆五百公里。说财富,只有土特产,比如貂皮、人参、蜜蜡、麻布等,都是要经过贸易之后才能转化成财富的东西。从这一点上,就注定了女真人没财富,辽国若说不买了,他们啥也卖不出去。说心气,自从有了女真人,他们一直是附庸,周边谁强大了,他们服从谁,从来没有挺直腰杆当家做主的时候。以上这些条条对比,哪一点能证明女真人,具体到完颜阿骨打在面对耶律延禧时,心灵能从仇恨转化出愤怒,而不是一以贯之的胆怯服从呢?他凭什么愤怒,他凭什么敢于想到反抗了呢?这是没法解释的问题,就像一百多年前的北美洲,有一个白人小男孩儿,他站在家乡的一条大河岸边,发誓将拥有十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震死人的天文数字,可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却只挣扎在温饱线上下。他父亲几次破产,每次破产后就会赶着一辆大马车,里边装满了各种自制的药水,比如墨汁兑白开水,之后赶到印第安人的部落里装哑巴,把这些水以超高价卖出去,功能据说是能治霍乱。就是这样的家世,本人还只有技工学校的文凭,这个小男孩儿在十几年之后赚到了十万美元,在几十年之后赚到了一个石油帝国。他的名字叫约翰·D·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创办人。洛克菲勒在只是小男孩儿的时候,是凭什么发誓自己一定会拥有十万美元的呢?这种自信,这种无论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点,拥有怎样的身份,都一定要成功,相信自己绝对会成功的信念,我们只能归结于命运。有些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约翰·D·洛克菲勒,或者完颜阿骨打。阿骨打当上首领之后,几乎是第一时间正规通报辽国人,俺要造反了。当时他哥乌束雅死了,他接任,一天天忙里忙外,搞东搞西,偏偏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辽国北疆少数民族负责部门等了好多天,没见他来递移交手续,终于愤怒了。辽国人派专人来问:“你们首领死了,为什么不来报丧?”言外之意很明显,你们整个部落都是我们辽国的产业,产权的转移需要我们的批准。你现在私自继承了,不知道是违法了吗?却不料阿骨打冷冷一笑,“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有丧事吗?知道为什么不来吊唁,反而怪我们有罪?”辽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辽国和女真的关系是什么,两者的对比是怎样,这个阿骨打居然怪辽国没来吊唁,他居然把女真人和辽国的地位等同了起来!还有什么好说的吗,马上回去报告皇帝,北边又有人造反了,派兵来洗地。事情就是这样的,很简单很正常很频发,辽国的北部边疆常年叛乱,以前萧燕燕她大姐,名将耶律斜轸都是常驻北方,随时平叛。这时,完颜部女真造反的消息传了上去,很快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的面前。按说没有任何考虑的必要,直接发兵就是了。可是耶律延禧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一生在一个个的关键时刻总会突然间暂停一下,仿佛他是个机器人,遇事儿得关机重启。他很慎重地问:“真的造反了吗?不见得吧,你们派人再去观察一下,别没事找事……”这命令让全体辽军郁闷。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反叛有时是事实问题,有时更是态度问题。多少年平叛的经验说明,不管对方有没有造反,只要有那个态度、那个苗头,就要狠狠地教训一顿。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反叛的隐患。不久,消息传了回来,说完颜部女真在修城堡造兵器,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造反前奏,百分之一百的准确。可是耶律延禧仍然在犹豫,他想了想,居然派了个人去问问。“完颜阿骨打,你修城练兵想干啥?”阿骨打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是小国,侍奉大国不敢缺礼。可大国不仅不施恩泽于我们,还包庇我们逃亡的犯人。这是什么道理?”逃亡的犯人,指的是盈哥时期的阿疏。还记得他吗,纥石烈部原来的酋长,被盈哥打败后逃到辽国寻求避难。盈哥、乌束雅、阿骨打都曾要这个人,可辽国无动于衷。辽国不可能还给他们,那样会失去两百多年以来的绝对话语权。什么是皇权,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不还给你。甚至要养着他,让阿疏成为女真部落里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有必要的话,辽国派重兵护送阿疏回去,重新掌握纥石烈部,会从根本上瓦解完颜部四五代人建立起来的基业。这一次,阿骨打旧事重提。他说,如果归还阿疏,那么一切照旧,我们臣服;否则继续修城堡。事情终于没得可谈,耶律延禧在百忙中下令,征发浑河以北各军,由东北路统军司统领,去生女真部平叛党。终于发兵了,很不容易!这里要悄悄提一句,耶律延禧是非常忙碌的,他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今天要在帝国的东边打猎,明天要去帝国的西边打猎,后天要去南边……总之幅员辽阔的契丹帝国里每一块森林,每一片湖泊都留下了他矫健的身影,他到哪里都引起一片野生动物的鬼哭狼嚎。他爱打猎,就像赵佶喜欢金石花鸟翎毛丹青一样,都是先天带来的,谁也没法改变,什么局势面前也没法动摇。辽军在集结,女真人已经出兵。阿骨打东拼西凑,把儿子、侄子、外甥等亲戚全都发动起来,动员从他爷爷乌古乃开始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底,终于搞到了二千五百人。就这么多人,他踏上了征服辽帝国的路程。面对这二千五百人,八百多年前的完颜阿骨打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会豪情万丈吗?他会,他在头鱼宴上近距离地观察过对手是什么人,这让他信心百倍,之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两军交锋之前,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主动的。被动的,居然是手握雄兵百万的耶律延禧。所以,他在誓师大会上以光辉的形象历数辽国对女真人的欺压,女真人对辽国的服务,当然,他又提到了阿疏,这是所有女真人不能容忍的恶行,辽国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之后,台下应该会欢呼一会儿,可他的心会变得稍微的虚脱。不为别的,只要向台下看一眼,立即就会傻了。二千五百人,这点人连给辽国皇帝御营牵马都不够份。何况这些人个个衣衫不整,刀枪粗陋,甚至骑的马都没有鞍子。更要命的是,这些人的态度不那么积极。想想也是的,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都是由完颜家的长辈们持刀打劫吞并的,本来就有怨气,现在凭什么给你出力?更何况那是面对大辽国,这时候哪怕高天流云穿越过去,拿出全套《金史》,告诉他们未来有多光明,都没人相信。所以,阿骨打很快又说了另一番话:“你们同心戮力,有功者,奴隶部曲为平民,平民为官,原先为官的按功劳大小晋升。倘若违背誓言,身死梃下,家属无赦!”梃,大棒子,专指刑具。身死梃下这句不是威胁,阿骨打真的把一根大棒子带到了现场,给台下的人看。如此恩威并施,女真族终于跟着他走上了前线。想象那一刻,完颜阿骨打是激越的,他势必鼓起了全身的锐气,去鼓舞去带动这个原本充满了怨气,却不想反抗的民族,去主动挑战存在了两百多年的无敌怪物。那像什么呢,像传说中的驯象。人类把一头小象拴在一根铁柱子上,它会挣扎会摇撼,可是它太小了,根本挣脱不开。于是长久养成习惯,到它长大了,有足够的力气时,也认为铁柱子牢不可破,所以从心底里顺从了。女真人就是这样,长期的欺压是那根铁柱子,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哪怕有人告诉他们那根铁柱子已经是牙签了,也不敢去尝试。阿骨打要做的就是带着他们,甚至是驱赶着他们,去摇撼铁柱,把女真人心灵深处的那道枷锁砸碎。所以,第一战必胜,必须全胜!他进军的方向是南方,宁江州一带。宁江是辽、女真的交界地,女真人到达时,辽军的第一批军队也抵达了,是契丹、渤海人两族共计八百名骑兵。对,没看错,只是八百骑。其中的渤海人是被辽国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灭掉的渤海国遗族,这就是辽国人对这场战争的预计。所谓的生女真人是什么呢,不过是些穿着兽皮,骑着无鞍马,拿的战斧都是不开刃的野人。就算他们每个人的战斗力都比狮子老虎强,当面对正规军时,也不过就是一场狩猎。事实也真是这样进行的,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对八百个契丹、渤海混成骑兵,战争记录居然全是完颜阿骨打的个人表现。完颜阿骨打一箭射死对方主将耶律谢十,率先冲入敌阵;他的儿子完颜斡本被敌骑包围,他冲过去解救;有人偷放冷箭,被他躲过,反射一箭,射死敌人……一系列表现之后,阿骨打在严寒中脱去了甲胄,近乎赤膊一样冲入了敌群。这是胆略,是英勇的象征,是勇士为了挑起士气做的举动。人们可以惊叹阿骨打的神勇,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想呢,他要打先锋,他去救儿子,他要自己躲冷箭,亲自回击。他一个人上的战场?!最后还要赤膊上阵……这是他的命运,洪水临堤,他得一个人去刺破决堤的那一点。这才是当年的真相,二千五百个女真人就是这样打败了八百个混合杂牌军。战胜之后,阿骨打发现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女真人果然心气大涨,他们直扑宁江州,抄家伙先把壕沟平了,紧接着攻打城墙,城里的辽国人见势不好,有些人趁乱从东门往外跑。女真人追上去,全都砍倒,之后回来继续攻城。这再明显不过了,他们不想放过宁江州里的任何一个辽国人。另一方面,大后方来人了。他的弟弟撒改派自己的儿子来向阿骨打祝贺,贺词是这样说的:“哥,你赢了,真牛,弟弟我为你骄傲!这样吧,我看辽国是活不长了,你现在就当皇帝吧。”……这就是阿骨打的弟弟,他手下的高级助手,杀八百个敌人围攻一座边境州城就可以称帝了!可怜的女真人,他们有头脑吗?要特别提示的一点是,这个来祝贺的儿子是个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完颜粘没喝,在以后,汉人俗称他为“粘罕”。阿骨打回答他们说:“一战而胜,便称帝号,示人何等浅薄!”打发侄儿回去后,他下令全力攻城,在辽国的援军到达之前,一定要攻下宁江州。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这时的完颜部女真是一片可笑的愚昧,上面的人胡说八道,下边的人束手束脚,唯一清醒理智的只有完颜阿骨打。他要带着这样一群在深山老林里长大,啥也不懂什么也没见过的族人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征服世界,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当然,他也不必怕。他有个坚定不移永远可靠的好帮手,有这个人在,一切都好说。这人的名字叫——耶律延禧。耶律延禧对女真人的贡献一点不比完颜阿骨打小,历史作证,在每一个危险时刻,他都会及时地伸出温暖的大手,送来最无私的帮助。注意,是每一个危险时刻。比如这时,第一次走出深山的完颜部女真围住宁江州城聚众砸墙,这是自辽国建立以来极其少见的恶劣事件,边境以最快的速度上报给了耶律延禧。如果他认识充分,以皇帝的身份下令集结大军迅速出征的话,那么以宁江州边防重镇的防御,女真人刚刚打过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
                      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

                      (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

                      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显得无动于衷,仿佛认为,好好考虑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同样也是句千真万确的实话。两个人到了宿舍门口,收集完毕,医生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吗,有几个无可奈何的声音回答说都交了,也有人没有吱声,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撒了谎。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剪子的地方。现在她感到奇怪,剪子竟在那么高的地方,挂在一个钉子或者说榫子上,好像不是她本人挂上去的,随后又暗自寻思,把剪子带来太好了,现在就可以给她的男人剪剪胡子,让他更像个人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是不可能正常刮脸的。她再朝门口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阴影之中,到那些人指定的左边第三个宿舍去交饭费了。今天的饭费,还有明天的,也许是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走廊通畅,一般不会这样,走出宿舍的人总是绊在什么上面,撞到什么人或者栽倒,被撞的人张口就骂,说出的粗话不堪入耳,而撞人的人也以同样的口气回敬,但没有任何人把这放在心上,一个人总要有渠道发泄,尤其是盲人。两个人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另一个宿舍的使者去履行同样的义务。医生先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呀,第一个失明者说,好像失明了还不够似的,又落入这伙盲窃贼的魔爪,好像我命里注定这样,先是汽车被偷,现在这些人又抢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还有手枪,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有武器;但子弹不会永远打不完;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用不完,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应当希望它打不完;为什么,如果子弹打空了,那是因为有人射击,而我们已经死了够多人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从来到这里就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受吗;医生先生是位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倒算不上,但任何比我们现在更糟的状况我觉得都不会有了;但是我怀疑恶人和恶行没有极限;也许您说得有理,医生说,随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里必然要出事,这一结论包含着某种矛盾,要么是说状况比现在更糟,要么是从此之后一切会好起来,尽管从现在来看后者不大可能。他们沿着走廊往前,在拐角处转弯,朝第三个宿舍走去。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都不曾来过这里,但建筑物的两翼理应严格对称,熟悉右侧的人不难在左侧辨别方向,反之亦然,只消在一侧应当向右转的时候在另一侧向左转就是了。他们听见有人说话,应该是走在前边的两个人,我们等一等,医生小声说;为什么;那里边的人一定想准确地知道这些人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不在乎早晚,因为已经吃过饭,不着急,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即使他们看得见,也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连手表都没有了。一刻钟以后,也许多一分钟也许少一分钟,双方完成了交换。两个人从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身边走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拿着食物,小心,不要跌跤,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人小声说,我不知道这点饭够不够所有人吃;那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吧。医生用手摸着墙壁往前走,第一个失明者跟在后面,等摸到了门框,医生冲着里边说,我们是右边第一个宿舍的。他刚抬脚往里边走,腿就碰在一个障碍物上。医生发现是横着的一张床堵住了门,当作交易的柜台,他们是有组织的,医生想,不是临时想出的主意。他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妻子告诉他说十来个人,但不能排除人数多得多的可能性,肯定到天井去抢食物的并不是所有人。有手枪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粗俗下流的声音,喂,我们去看看右边第一个宿舍送来的财物吧,随后又压低声音对一个大概离他很近的人说,记下来。医生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记下来,所以这里有人能写字,所以这里有人没有失明,那就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小心,医生想,明天这个家伙可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站到我们跟前。第一个失明者与医生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有手枪,还有个间谍,那我们完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里边那个盲人,就是强盗头目,已经把手提包打开,正熟练地往外拿东西,一面拿一面摸,凭触觉是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也是能分辨出钞票和硬币的面值的,只要有经验就不难做到,几分钟后医生开始听见一种打小孔的声音,非常清晰,立即认定旁边有人在用盲文写字,也就是布莱叶盲文点写法,他甚至听到了盲字笔穿透厚纸,扎在下面那层盲文板上的沉闷而清晰的声音。所以,这群盲人罪犯中有一名从前被称为盲人的那种正常盲人,他显然和其他盲人一起被捉住了,当时那些猎手们不会调查一番,您是新式盲人还是旧式盲人,告诉我们您是怎样失明的。这帮人有运气,除了让他当记账员之外,还可以用作向导,受过训练的盲人大不相同,比黄金还珍贵。交纳财物清单还在写,拿手枪的盲人偶尔征求一下会计的意见,这东西怎么样,会计就停止记录提出看法,如果他说,便宜货,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让他们吃饭。如果他说,这东西好,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没有比跟诚实的人打交道更快活的事了。最后,三盒食物放在了床上。拿走吧,拿手枪的人说。医生数了数,三盒不够,他说,当初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还有四盒呢,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冰冷的手枪枪管顶在脖子上,对一个盲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瞄准方法,你表示一次不满,我就让他们收回一盒,现在,拿上东西赶紧走开,感谢上帝吧,你还有饭吃。医生低声说,好吧,说着抓起了两盒,第一个失明者拿起了另一盒。现在,为了不滑倒,他们走得更慢,沿原路返回宿舍。到了天井,好像四周没有人,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您说什么,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把手枪放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本可以从他手里夺下来;太危险了;不像您想的那样危险,我知道手枪在哪里,而他不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即便这样也还是太危险了;我敢肯定,在那一刻,两个盲人中瞎的是他,可惜我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但没有胆量;然后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然后,什么然后;假如我们真能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如果我有把握解决现在的状况,我就能用;可是,您没有把握呀;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暂时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用武器威胁就是进攻;如果当时您夺了他的手枪,那么现在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无法离开那里,连出都出不来;说得有理,医生说,我以为我考虑到了全部后果;医生先生一定还记得刚才对我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您说必然要出事;事已经出了,但我没有利用好机会;不是这件事,是别的事。他们走进宿舍,把那点儿食物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过错,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多一些,他们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任命为集体代表的。这时医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到了盲人会计,说到了拿手枪的盲人的蛮横态度,也说到了手枪。不满的人们压低了声音,最后都表示同意,对,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食物终于分配完毕,有人还劝那些急躁的人说,少总比没有强,并且,根据现在的时间,大概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像人们说的那匹马一样,死的时候已经不习惯吃草料了,有个人说。其他人凄惨地笑了笑,其中一个说,如果那匹马死的时候不知道即将死去,这倒也不错。10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每天除了修剪胡子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把身体转向外面,双脚踩在地上,找到鞋子,正要穿的时候却又停下来,死死盯着鞋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它们放了回去,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动。她来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朝宿舍门口走去。赤脚感到地上黏糊糊的脏东西,但她知道,外面,走廊里,还要肮脏得多。她一面走一面往两边望,看是否有某个盲人醒着,就算其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睡不着,甚至全宿舍的人都睡不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发出响动,即便发出响动,我们也知道身体的需要会迫使人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不会选择时间,不过她不希望丈夫此时醒来,觉察到她的离开并来得及问她,你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男人们向其妻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你到哪里去了。一个瞎眼女人坐在床上,背靠着矮矮的床头,空空的目光死死盯着前面的墙壁,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医生的妻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担心碰到在空中飘浮着的无形的线,好像稍稍一触就能把那条线碰断,永远碰断。瞎眼女人抬起一只胳膊,大概发现空气有轻微的颤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把胳膊放下来,旁边睡觉的人们的鼾声吵得她难以入睡。医生的妻子接着往前走,离门口越近走得越快。去天井之前,她朝走廊那边看了看,沿走廊可以去到这一侧的其他宿舍,再往前是厕所,最后面是厨房和食堂。有些盲人躺在墙边,他们在来的时候没有抢到床位,要么因为在那场争斗中被丢在后面,要么由于没有力气去争夺床位或者争夺失败。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瞎眼男人正趴在一个瞎眼女人身上,女人用两条腿把男人紧紧钩住,两个人的动作都尽量放轻,在公共场合他们属于谨慎小心的人,但是,无须有很灵敏的听觉就能知道他们在忙着干什么,其中一人忍不住发出哎呀声呻吟声或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词语时更是如此,这声音是那一切即将结束的迹象。医生的妻子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倒不是由于羡慕,她的丈夫在,能满足她的需要,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仿佛正想告诉他们,不要理会我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续做你们的吧。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也永远成不了一个人。现在,瞎眼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休息,虽然已经分开,但仍然紧紧挨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是一对尚未结婚的夫妻吗,也许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起失明了,也许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互相认出来的呢,啊,通过声音,当然是通过声音,不仅亲人们无须眼睛只凭声音就能相认,而且爱情,尽管人们常说爱情盲目,也会说话。不过,最为可能的是两个人同时被抓,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两双手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紧紧握在一起的。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抬

                      己的部分删改了。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第18页。?尽管这个法令颁布的准确时间不得而知,但在1645年后,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杭州、嘉兴和湖州的当地士人不能在京城拥有高官却是事实;只是到了1660年6月这项法令才被正式取消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103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1645年为江南秀才举行了乡试,考官为刘肇国(湖广人)和陈可拱(北直隶人),试题选得很稳妥。第一题是“其养民也”,取于《论语·公冶长》:“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第二题是“君子而时”,取于《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行己也恭,事上也敬,这种责任伦理显然是王朝当时的要求。?朱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前言”,第1页。在16世纪和19世纪之间,海宁陈氏家族共出了208名举人、进士和三名大学士。参见《清代名人传略》,第906页。满族入侵本身也许促进了这种地区差别。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于南人。例如,在拓跋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从此以后,北人俗称南人为“岛夷”;而南人则称北人为“索虏”,因为农奴常将其头发缠成辫子。芮沃寿:《隋朝》,第28页。据陈洪范在1644年10月所称,特别是北京的北方籍的降清官员总是闭门不出,由于害怕被斥为明朝叛臣而不敢与南人有任何联系。陈洪范:《北使纪略》,第120页。?军官的才能或许更受朝廷欣赏。这里所说的长于政务者与长于礼仪者两类人之间的区别,乃是根据《周礼》中的“六艺”划分的,即射、御、数为一类;礼、乐、书为另一类。?关于官阶的变动,参见孙甄陶:《清史述论》,第16—21页。?谈迁在《北游录》第375页中对举人有过描述。1644年,所有的参将都普迁为侍郎。然而,其中许多正在京城之外作战,其职衔不过是一种荣誉。但是,早在1638年皇太极任命的满汉参政们实际上掌握着各部以及都察院与理藩院的实权。因而,内三院的大学士绝大多数是汉人和汉军旗人,而新的官僚体制中的上层官位则是由满人与汉军旗人所占据。在省级官僚中,汉军旗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1646年,任命了八名巡抚,其中三名是普通汉人,五名是汉军旗人;在1644年至1645年任命的九名总兵中,有三名是普通汉人,六名是汉军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2—33、42—43、93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多尔衮对“衙蠹”的痛恨可以与明太祖对吏胥的猜忌相比拟,虽然不如他那么酷烈。史墨的《朱元璋反对贪官污吏的经验教训》对此论述甚详。?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56页。同时,多尔衮警告说:“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凡新服官民人等,如蹈此等罪犯,定治以国法不贷。”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3页。1644年6月28日,根据范文程的建议,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法令,声称对于那些被指控受贿的官员将严加惩罚。范常言:“天下治安,惟在得贤。庶官有一眚者,悉请湔擢。”同上书第一卷,第414页。6月28日的法令见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集》“初集”,第6页中有复制件。?《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8页。根据当时人说,顺治朝廷的鞭刑使用比崇祯朝还多。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另见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9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4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又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朱姓是明朝皇族。?根据一个朝鲜目击者的报告:北京周围的乡村由于1644年的清军入侵而惨遭蹂躏。城市周围几百里内所有的田野都遭到了战马的践踏,以致寸草不见。在城内,劫掠、盗窃与谋杀常常发生,人们对此已是司空见惯。由于他知道,清朝可能要向朝鲜人征求米谷,所以,他在给其朝廷的报告中特别谈到了京城的仓廪或是空空如也,或是只剩下一些腐谷了。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3735页。但是,不久,新政府便能充实其仓储了,所以赈济制度也恢复了。吕元驄:《1640—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书第五卷,第58页。关于宋权的赋税改革建议,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4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卫周祚也强烈要求减轻赋税(这里他的名字误写为“周寅”),见《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6—18页。?关于满人准备回辽东的“谣言”,最初也许是由那些想回辽东故土的旗人首领们所制造的。阿济格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告诉多尔衮,他们在辽东攻占汉民区时所遇到的那种至今仍为之至为懊悔的种族对抗,今天又出现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汉人会推翻满人的统治,并将满人统统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回到山海关或盛京比留在燕京要好得多。多尔衮根本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而今民心未定,在此紧要关头轻易抛弃北京、返回东土,是不行的。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4—11页;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5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同上。?《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李佳白《北京的第一个满洲皇帝》中记述甚详。?《世祖实录》第八卷,第2页;又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56页,尽管多尔衮自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个概念,但是他的顾问们自然知道“正闰”和“伪定”在编年史上的含义。前者被汉代史学家用来评价秦朝,它统一了中国,但又如此短命,以致不能认为它合法地据有过“天命”。第二种是宋代学者周密所提出的,指像隋这样的王朝,虽然它结束了分裂,实现了统一,但由于不行德政,所以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用方孝孺的话说,这样的王朝只有“变通”,但没有维持统治的合法基础。克莱默:《周密和修端》,第11—16页。?次年,在清政府命令顺天府各州、县派100名匠人去修建宫殿后,居民们才进一步确信,清廷意欲久居于此。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6页。?郑天挺:《清史探微》,第66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11页。17世纪20年代,满人使用了宦者,特别是在贝勒家。1621年努尔哈赤命令贝勒,他们家中的男仆要自幼阉割,以防他们与宫女发生性关系。郑天挺:《探微集》,第94—9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2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清朝沿袭了明朝御史制度,并通过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从而实现了监察与规谏功能合一的发展趋势。每个汉人御史相应地配有一位满人御史。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8—2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67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5—8页。整个1644—1645两年,西山的“土寇”使从山西运来的煤船无法抵达京城。为首者名叫刘自升(按应为刘自什——译者)。政府派了1300名人马,奔赴该区,将刘自什擒执处决;并责令各处乡长维持地方秩序。《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又见谢国桢:《清初农民》,第52页。?《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9—70页;又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页。废除加派,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但它或许有赖于政府盐税收入的多寡。在清统治初年,政府大约一半的盐税收入是在内务府中任官商的山西商人所缴纳的。山西商人在清征服初期的财政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山西商人是范永斗,其家族与满人和蒙古进行贸易达八世之久。在成为内务府皇商之后,范永斗及其家族获允在科尔干(即张家口)建立了王侯般的府第,并在大发横财。除了贸盐之外,范还与外商进行交易。韦庆远和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第1—2页;佐伯富:《山西商人》,第282页。在理论上来说,明朝额外加征赋税或许已经被废除了,但事实上许多地区仍在征收。1654年8月11日,湖广总督祖泽润的一份奏报很清楚地表明,三饷仍在湖南征收。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55页。应当注意的是,新政府废止衙门额外摊派的希望是多么的不现实。在15世纪晚期,大多数在京供职的官吏都享有俸禄。在16世纪70年代,他们的俸禄有了一些增加。但是,所增极少。他们的薪俸虽然增加了,但它仅仅相当于上涨的物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吏都不得不寻找其他财源。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75—176页。?“明朝政府的财政制度反映了这样意图,即在其技术水平尚未达到这种集中程度之前,就要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强行建立一个野心勃勃的集权制度。”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13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及政府财政》,第322页。?例如,开垦荒地、复民旧业的整个计划是那些被派往农村,并非常熟悉明朝制度和地方状况的前明官员提出来的。这是一个出自合作者的、自下而上地提出的政策。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又见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11—12页。?参见刘子健:《宋代中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源:行政问题》。?在次年孙襄转到吏部任同样职务时,也表现出了在合理化建议方面的同样才干。他建议,应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正规的管理,以鼓励人们安于职守、尽职尽忠。他也向上奏请,那些驱赶民众流离失所,并抢夺其财产的守军应当受到处罚。见何绍基:《安徽通志》第一九○卷,第1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八卷,第8页。?《贰臣传》第五卷,第23—2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1644年以后,清政府对两淮盐场的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又有改良的一面。新政权在制定盐法时还是以明朝制度作为根据的。同时,通过废除纳银入边、换取盐引的制度(许多人不赞成这一制度),使官营制度合理化了。但是,清政府也鼓励商人投资,对船商采取更受欢迎的政策,尽管直到三藩平定之前,政府的各种捐税一直是盐商的一个沉重负担。最后,在1667年,新统治者通过任命24名富商为“总商”,负责盐场到汉口这样的销售中心的食盐贩运,把鼓励与支持盐商的愿望,与控制食盐运销体制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墨子刻:《清朝政府的商业组织能力》,第24—25页;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2—3页。至于山东盐区,可参考韩素瑞:《1774年山东王伦起义》,第20页。?嵇璜:《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六卷,第3页;第二十八卷,第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1644年上谕:尔后每三年进行一次户籍与财产登记,以代替以前的每十年一次的做法。由于没有多少材料需要编改,1647年后,编册改为每五年一次。参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73页。?《赋役全书》最终是被编成了,但实际上它更是一种对赋役额数的重新估定,而不是一次彻底的全国土地清丈。遗憾的是,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在档案中发现1651年前任何一年的政府收入统计数字。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1—122页。?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新政府也临时发行过纸币,但它仅仅通行了10年左右。王业键:《1644—1850年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0页。?由于政府的预算出现了赤字,因而清朝初年多尔衮亲笔写信给朝鲜国王请求援助,便不奇怪了。例如:1644年冬,他写道:“适军需孔亟,尔今秋量所得米粟,可运送燕京,以助国用。”《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米粟运至的时间是1644年9月5日。?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57页。?清军与北京前此的占领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严禁抢劫;如果旗人偷窃财物或在纠纷中杀人,那么他们将被迅速严惩。清朝驭军甚严。如果有一人被杀,就要让十名士兵偿命;如有一狗被杀,则以一名士兵偿命。参见陈济生著:《再生纪略》第二卷,第33—34页。?尽管天花非常容易蔓延,但它“越过”大路、河流或运河却常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些地理上的特征,同时也是职业或生活习惯相同的社会集团的自然界限。种族分离,例如清人的那种做法,可以大大降低感染率,特别是在他们自己免疫力较高时。狄克逊:《天花》,第301—316页;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类》,第146、194—195页;德乌特希曼:《天花的生态学》,第7—8页;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5、34页;兰格:《詹纳之前的天花免疫》,第112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第32页。中国有一种把天花屑片吹入鼻子以获得免疫力的办法,这在16世纪已很流行。李约瑟等:《中国古代的卫生学和预防医学》,第466页。?多尔衮死后,这种严格分隔便松弛了。代之而起的是,当一户染上天花,官员便把房屋周围80步以内封锁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入疫区。1655年又有一场严重的流行病,但政府设法将它控制于南海城区,不准任何人出入,直至此病消失。谈迁:《北游录》,第355页。关于成立一个特殊防区的效果的讨论,参见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8页。?《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14—15页。清室诸王的代理人如同前代太监们所做的那样,在北京城门继续征收关税,即使是只携带一袋米进城的农民也得于此交税。参见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8页。?马奉琛:《清初满族与汉族的社会和经济冲突》,第347—349页。只要旗人统治着社会,汉人便会想办法冒充满人。在东北尤其如此。这里的移民们一直在努力归化为满人。在20世纪拉铁摩尔便遇到过这种人。他认识一个河南人,年轻时去了东北,并学会了满人一切行为举止习惯。当拉铁摩尔问他的儿子——一名军官,为什么他的父亲说话像一个满族人时,他回答说,他父亲年轻那会儿,一个“明人”想在这块地上发迹是十分困难的。满人把持一切,而且迫害明人。在齐齐哈尔、他的居住之处,有一个每年两次的驱逐明人的习惯。所有渗透进来的汉人都有可能被赶走,并且常遭鞭打和抢劫。当然,许多人回关内了,但是只有模仿满人,学得与他们一模一样,才有安全感,不被发现。所以,在我的父亲学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便加入了八旗,并与一位满族姑娘结了婚,而且始终受到与满人一样的待遇。在我长大时,做旗人已没有什么好处了。因此,我便变得与同时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了。参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62—63页。?《世祖实录》第十九卷,第241页。这一命令颁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纯青,以至于李辅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便在睡梦中实现了去地下侍奉先帝的愿望。二十多年前,名不见经传的李辅国从皇家马房里走出来,前往东宫服侍太子李亨,正如他此刻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一样,全都是悄无声息。但其一生的经历,却是让人们尽皆以鼻嗤之,即使有他当年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后来诛杀张皇后的闪光点,但依然摆脱不了人们对于他这类弄权者的诟病。李辅国虽然悄无声息地死亡,但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的人击掌相庆,有的人则暗自捶胸顿足,而李豫则不被外界所干扰,假意下令追查真凶,派人安抚李辅国的家人,并以刻木代替其首级全身安葬,追赠为太傅。李豫终于将李辅国送到地下去侍奉先帝,这也让他长舒一口气,不过任何一场政治斗争都会有得利者,李豫固然是最大的赢家,但他是依靠程元振才铲除了威胁自己地位的李辅国,所以清除李辅国后,程元振理所当然地取而代之,握有禁军的全部指挥大权。早在李辅国被迫搬出皇宫居住时,李豫就加封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并进封邠国公,追赠其父程元贞为司空,母亲郄氏为赵国夫人,当时程元振的权势可以说已经超过了李辅国,朝廷大部分人尊称他为“十郎”。虽然当时程元振内心十分喜悦,但皇宫之外的李辅国依然过得逍遥自在,这让程元振并不踏实,一直到李辅国死后,他才彻底长舒一口气,虽然他此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达到如日中天的权势,但此刻万人之上的感觉还是让他逐渐飘飘然起来。事实证明,权力这个东西虽然会让人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但它也会瞬间蒙蔽人的心智,让人在一片懵懂中逐渐迷失自己。树敌坦白地讲,程元振不具备李辅国那样的阅历,更不具备李辅国那独到的眼光,李辅国可以在关键时刻力劝李亨北上灵武,这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建议李豫削减李辅国的权力,都带有投机的色彩。最关键的是,程元振的心中没有“忠义”二字,程元振和李辅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辅国虽然专权,但对肃宗李亨还存有一份忠心,而程元振则完全是利益至上,即使是给予他权力的皇帝李豫,如果遇到非常时刻,他也敢把皇帝拉下马。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人地位达到一定高度后,必然会无所顾忌。纵观程元振掌握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说李辅国是专权跋扈,那么程元振则是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例如原为淮西节度使的王仲升在与安史叛军作战中被俘,当时由于屈从叛军而得以保全性命,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说王仲升这样的人应该会遭到秋后算账的,可就是因为他与程元振交好,不仅未被治罪,反而被程元振推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进而打破了唐代军将不曾兼任御史大夫的传统。不过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程元振的结局要明显好过李辅国,至少没有身首异处,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虽然他破坏朝廷秩序和为非作歹,但并没对皇权形成威胁,而之所以他最终也像李辅国那样被李豫所打压下去,完全是因为他不知轻重树敌过多。事情的起因源于冤杀来瑱事件。来瑱,邠州(今陕西彬县)永寿人,唐朝名臣,以忠义闻名,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拾遗张镐推荐,在天宝初年“智谋果断、才堪统众”,进士及第从而踏上仕途之路。安禄山造反后,来瑱死守颍川,箭法高超,敌兵应弦而倒。叛军又派降将、来瑱父亲的部下毕思琛劝降。毕在城下凭吊来父。来瑱不领情,派众将冲杀出城,杀敌甚众。安禄山部下开始畏惧来瑱,称其为“来嚼铁”。乾元二年(759年),来瑱移镇河西,改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团练镇守使。次年,再改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上元二年(761年)春,来瑱击破史思明余众于鲁山,再战汝州斩首万级。来瑱虽然英勇善战,智谋果断,但其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傲慢。随着自己不断创建军功,来瑱逐渐开始翘起了尾巴。宝应元年(762年),李亨下诏让来瑱回朝述职,来瑱居功自傲,让将士以平叛战事紧张为由,上表请求挽留自己,结果李亨只得无奈让他回去,但来瑱这种做法是纸里包不住火的,李亨知道后对他非常不满,行军司马裴奰趁机上表参其有不臣之心,说来瑱善谋而勇,恐后难制,即除之可一战擒也。当时李亨虽然认为裴奰说得很有道理,但他并没有下定决心就此除掉来瑱,并且随着李辅国突然发动兵变,以及李亨的去世,除掉来瑱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李豫即位后,并没有忘记除掉来瑱这件事,虽然表面继续优待来瑱,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但暗中却让裴奰伺机除掉来瑱。裴奰率军自均州东下,来瑱知其来意不善,也不想束手就擒,因此率兵迎击。双方在谷水北相遇,裴奰兵发箭射击,来瑱手下大将薛南阳以三百骑绕出其后,突然攻击,来瑱又从正面冲击,裴奰大败,被俘送京师。由于一时杀得兴起,来瑱虽然当时出了一口恶气,但当他冷静下来后,知道闯了祸,于是入朝谢罪。李豫念及他有功于社稷,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按说这件事情随着皇帝陛下的不予追究,应该到此为止,但来瑱偏偏和程元振不和,原因是程元振曾经求来瑱办过事情,来瑱因为瞧不起程元振所以置之不理,这样一来程元振便怀恨在心。程元振和裴奰的观点一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绝不能留,但他的出发点和裴奰却完全不同,裴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而程元振则是为了公报私仇。所以这次来瑱来京城,程元振岂能让他再回去,虽然皇帝陛下已经不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却发誓一定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来瑱这个眼中钉。想来想去,程元振决定采取“诬告”这种屡试不爽的招数。应该说程元振还是很能洞悉人心的,他十分清楚皇帝陛下最反感什么:八年的平叛战争让大唐帝国国势衰微,李豫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向叛军屈膝投降的人,以及与叛军同流合污反叛朝廷的人。看准了这一点,程元振的诬告之词随即而来。“陛下!来瑱虽然已经谢罪,但奴家认为这个人还是不能饶恕。”“哦?为什么?”“陛下其实并不知道来瑱曾经和叛军做过什么,我相信陛下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饶过他的。”“有这等事?那你和朕说说来瑱曾经做过什么。”“陛下知道王仲升为什么会被俘吗?”“为什么?”“那是因为来瑱和叛军串通一气,致使王仲升没有防备所以被俘,先帝在世时,裴奰曾经说来瑱有不臣之心,就是指的这件事。”程元振拿准了李豫的死穴,知道李豫听完后一定会勃然大怒,所以他的这几句话等于宣告了来瑱的死刑。果然,李豫听完后直接下令削除来瑱的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后来又下令赐死于途中。来瑱之死虽然让程元振报了私仇,但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在来瑱据守的襄、汉地区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其部众听到来瑱被杀后,全都齐聚襄阳,共推来瑱的部将梁崇义为帅,并联名上疏李豫,要求为来瑱平反,并为其立祠。当时的形势可谓剑拔弩张,如果李豫不答应这些部众的要求,以梁崇义为首的襄汉守军大有反叛的迹象,本来就已经被安史叛军搞得焦头烂额的李豫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又起战端,最终不得已下令以功臣的礼节改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李豫实在没有想到来瑱事件最终居然会差点生起战事,憋了一口气的他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了程元振身上,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件事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于此。当诸镇节度使知道来瑱被杀的消息后,无不大为震惊,这些人在朝廷宣他们入朝时,均以害怕被程元振进谗为由而不敢奉诏。当时听到这个理由后,李豫差点没背过气去,如果一个人因这种理由可以被兴师问罪,但如果所有人全都是这个理由,那这就叫“民意”。也就是从此时开始,程元振在李豫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可是程元振并不知道皇帝陛下的内心所想,在他看来,连诸镇节度使全都害怕自己,那自己的权势俨然已经超过李辅国,他为自己能够拥有这样的成就而无限自豪。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投机分子此时完全应该清醒一下头脑,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如果他这样做或许还能救赎自己,但他的个人素质又决定了其位置越高,就越是如水田里的蛤蟆,叫的声音越大。但这世上无论做什么,总是有不能突破的界限,可惜程元振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接下来他只能是在为非作歹的道路上继续一路撒欢,直到他触及了道德底线,坏了国家原则。前边我们曾经说过,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入寇大震关时,边将和地方官接连向朝廷求援,但求援文书却被程元振隐匿不报,致使吐蕃大军长驱直入,一直到达邠州后,李豫才得知消息,李豫当时派遣郭子仪出兵咸阳抵御吐蕃大军,但吐蕃二十万人马已经快速渡过渭水,直逼京师长安,郭子仪急忙派使者入奏李豫,请求增兵咸阳,但使者却被程元振阻拦在外。如果说来瑱被杀事件是程元振被打压的导火索,那么阻拦使者面见李豫就是程元振最终被打压下去的直接原因。逃过一死程元振阻拦使者面见李豫的直接后果,就是让皇帝陛下不得不放弃京城长安,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出逃陕州,但在陕州李豫多次下令征召各地兵马勤王,却因为诸镇节度使痛恨程元振,而无一人应诏,这让李豫备感尴尬。李豫此时忽然明白,程元振虽然不像李辅国那样让自己觉得受到钳制,但这个奴才却在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使自己和整个国家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所以李豫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程元振。时任太常侍、翰林待诏的柳伉看透了李豫的想法,他不失时机地向李豫上疏请求杀掉程元振,他在奏疏中详细说明了李豫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吐蕃大军胆敢一路直逼京城,虽然是因为各路勤王人马消极所致,但根本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会得到来瑱的下场,而导致来瑱被冤杀的元凶就是程元振,只要杀掉程元振,各路勤王之师很快就会到来,收复京城长安指日可待。“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赤臣族以谢。”这是柳伉在奏疏上写的最后一句话。应该说当时上疏李豫请求杀程元振的虽然只是一个不入流的翰林待诏,但柳伉这种芝麻官都敢上疏弹劾程元振,说明这在朝廷内部已经形成一种倾向。事实上李豫从柳伉的奏疏中已经嗅出了这种味道。如果说先前李豫还有一丝犹豫的话,那么柳伉的这封奏疏让他下定决心清除程元振。李豫认为程元振虽然人人痛恨,使自己几乎陷入绝境,但毕竟在李辅国发动的那场兵变中,程元振充当马前卒立下汗马功劳,对自己也算是有拥立之功,所以他并没有对程元振赶尽杀绝,而是下令削除程元振的所有官爵放归家乡。程元振虽然为非作歹,但他的资历显然无法和李辅国相比,所以得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他无法像李辅国那样直面皇帝对质,只得卷起铺盖走人。但程元振依然没有丢掉信心,这个投机分子始终在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现在他虽然暂时成了一介草民,但他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事实证明,从某种角度而言,程元振也有让人佩服的一面,那就是他可以完全置自己的尊严于不顾,只要能够重新回到皇帝身边得到重用就是胜利。当后来程元振得知吐蕃大军已经撤出长安,皇帝陛下重新回到京城的消息后,他打扮成妇人模样悄悄地重新回到长安,以期寻找机会接近皇帝,重新得到任用。程元振还是十分聪明的,至少妇人的打扮很符合其自身具备的功能,但终究是人算不如天算。程元振凭借着妇人的打扮重新回到长安,但他在长安并没有保持低调,终于因为和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作乐,被京兆府的人上疏弹劾,李豫下令逮捕他。重新回到京城长安的程元振犹如秋后的蚂蚱,没有蹦跶几天,就到了监狱之中,应该说李豫还是十分仁慈的,他依然没有将程元振置于死地,而是下令将他流放到更远的地方——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东南)。在李豫下达的诏令中,详细列举了程元振的罪行,同时也宣称并没有忘记他曾经立下的功劳,所以综合起来为了防止他再次回来,只得将他流放远地。“纵有非常之赦,不在会恩之限,凡百僚庶,宜体朕怀。”这是李豫在诏令上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从这封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豫对程元振的凶顽有了很深的认识,但他同时也明白程元振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胁迫皇帝的意思,这一点和李辅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程元振最多是由于其性格和水平原因祸乱朝纲,但李辅国却实实在在让李豫备感压力。如果没有程元振阻拦使者致使吐蕃大军占领长安,迫使李豫逃奔陕州,没有因为他各镇节度使不听诏令这两件事,程元振的地位或许不会动摇。所以程元振虽然是罪有应得,但也算是政治牺牲品,因为正是在他被处理后,各镇节度使开始纷纷调兵遣将前来勤王。当程元振第二次看到皇帝陛下流放自己的诏令后,他既感到庆幸又感到绝望,绝望于他东山再起的愿望破灭,庆幸于仁慈的皇帝陛下依然没有忘记他曾经的功劳。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豫又念及程元振的曾经的功劳,将他改为流放比较富庶的江陵(今湖北江陵),未过多久程元振便病逝。程元振终于走完了他投机的一生,他的崛起有侥幸的成分,同样他的结局也有幸运的成分。程元振崛起于在那场政变中的告密,但实际上他没有资历和能力让自己得到的权力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原则问题上,程元振的政治水平不是一般的低。幸好他的行为并没有让皇帝陛下感觉受到钳制,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从这一点来讲,他的确是幸运的。对比李辅国和程元振两个人的经历可以明显看出,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官场中决定人生死的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法律,而是你的行为会为皇帝带来什么样的感受。李辅国让皇帝有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受,所以他只有死。程元振虽然祸乱朝纲,但在皇帝眼中他也不过是自己的玩物,所以他最终活了下来。……李辅国、程元振接连迅速上位,又以俯冲之势急速衰落,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兴风作浪,都没有对皇权产生根本性的威胁,他们是宦官群体的代表,李豫虽然清除了这两人,但他内心明白,对于宦官,自己还是可以操控的。而继李辅国、程元振之后,李豫也并没有就此对宦官进行限权,相反他却很快找到了这两个人的替代者。对比前二者,这个人从经历上看,比李辅国和程元振要丰富很多,因为这个人经历过战场的厮杀。可以说当时就连这个人可能也没有想到,当皇帝陛下相中自己后,他的权势居然超过了李、程二人,这让他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却最终也没能逃过李、程二人的宿命。这个人就是鱼朝恩。权侔人主鱼朝恩,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人,开元初年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随李隆基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鱼朝恩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李光弼等九节度使军。值得一提的是,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官职就是从鱼朝恩这里开了先例,后来一直到唐朝灭亡成为了定制。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在邙山之战中,由于鱼朝恩不懂军事过分参与指挥作战,致使唐军惨败,河阳、怀州先后失守,鱼朝恩最终狼狈逃回陕州。洛阳收复后,鱼朝恩虽然被加封开府仪同三司,但由于有邙山失利的阴影,使得他开始归于沉寂。李辅国、程元振接连兴风作浪时,鱼朝恩始终默默无闻,一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他才迎来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在李豫被吐蕃大军逼迫得奔逃陕州,禁军士兵一时间四散逃亡难以召集时,只有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自陕州迎驾于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始终护卫在李豫身边,这让李豫很是感动,由此开始宠信鱼朝恩。李豫重新回到长安后,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一同进入长安,自此之后神策军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安。永泰

                      常伺候,不可私自遣人往曹县等处去。如曹县等处有人到,即时送出,亦不可使家人往别家去,如别家人来,亦不可放入。兵部打算对刘泽清做特殊考虑,不予逮捕。多尔衮命令:“待曹县事平,自见明白”。从军事上平定“曹县危机”,与此年秋天平息三边起义余部一样,由河道总督杨方兴全面负责。不过,河南巡抚吴景道也曾予以大力协作,他委任前明将领高第来全面负责镇压反贼的任务。当时高第已开始了在黄河南岸河南地区的清剿,把榆园军赶回了兰阳。与此同时,总兵孔希贵也切断了他们的东逃之路。在这次战役中,一个名叫佟文焕的清兵游击将军战功卓著。此人原来驻守内蒙,后率其所部铁骑被调到吴景道麾下,9月20日,佟文焕在兰阳击败刘之炳的榆园义军,并协助将敌人赶过黄河回到封邱,范慎行就在封邱被杀了。到10月28日,高第部攻焚黄河北岸的贼寇城堡。两天后,总兵孔希贵派遣两支清军东进曹县。这两支部队沿途抓捕战俘,予以审讯,结果发现曹县城外“张家楼”附近有一支1万多人的反清武装,由一个名叫张光素的“国公”指挥。于是清军派精锐步骑千人向县城附近的这个义军营地发起了进攻。在随后的两军激战中,成千榆园军战士被杀,12名重要将领被俘,幸存者则被包围在四周围有土墙的张家楼老寨。清军又攻占并摧毁了这些围墙,叛军只得退进楼里。清军在楼四周放起火来,叛军不是死于火中,就是在奔逃时被杀。曹县于是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曹县至东明路上的义军骑兵,也在11月4日到6日间被游击佟文焕的蒙古兵肃清。曹县县城自9月13日以来就被一支满汉联军所包围。义军最初在城外设防,不情愿地与清军在田野上激战。到9月17日,他们放弃第一道防线,退到了城里。四天以后,一支义军步骑自东北而来,试图援救曹县,被清军击退。10月11日,围攻的清军提出与曹县义军首领李化鲸谈判。开始,清军将领提出,如果义军交出被立为天正皇帝的那个明朝宗室,就赦免李化鲸和其他榆园军首领。但无论是在这次或在10月30日举行的另一次谈判中,李化鲸都拒绝交出伪王。11月16日,满洲重型炮队最终抵达了曹县,带来了足以轰破厚重城墙的大炮。17日一整天,直到次日清晨,清军大炮不停地轰击曹县。18日,城墙西北角倒塌,清军突破了榆园军的防守。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许多人丧了命,不过李化鲸和李洪基被活捉以供审讯。“曹县危机”暂时结束了,俘虏现在掌握在清人手中,他们能够被用来证明刘泽清是否卷入了这场阴谋。

                      刘泽清案件

                      甚至在东明和曹县陷落之前,就有新的证据暴露出刘泽清与起义的牵连。1648年11月4日,当游击佟文焕的骑兵在清剿东明与曹县之间的道路时,一个名叫陈桂的年轻女仆在翻越刘泽清在北京的府第后墙时被巡卒抓住。在刑部审讯下,她说她看到过一封刘泽清给他在曹县的母亲的信,预先通知她即将爆发起义。而且,她在家里听到传闻说刘泽清还给榆园军送去过一封信,约定10月1日在京城领导起义。根据这一新证据,加之已抓住大多数起义领袖,清廷感到围捕刘家成员的时候已经到了。12月3日,多尔衮颁布敕令,指责刘泽清谋反,下令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接着,刑部尚书吴达海遣官审问李洪基和李化鲸,他们很快就垮了下来,招供了清廷想要知道的事情。根据他们的招供,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曾扮作僧人秘密去过南方。在他返回时,带来了两个人,即郑隆芳及姚文昌,这两人以前是刘泽清手下的参将,现在南明政权中做将领。这两人受命在曹县策划一次复明起义。如果李化鲸和李洪基有意参加——对此刘之干已经应诺——他们就会分别被任命为都统,晋封亲王。这一在曹县发动起义的计划,时间安排在与刘泽清领导的北京起义同时。所以,在告诉了他们这一密谋之后,刘之干动身去京城与他叔叔协调计划。八天之后,即1648年7月17日,刘之干从北京返回,与李洪基联系,命他于8月24日进攻曹县。结果,李洪基实际直到9月5日才发起进攻,不过他们进攻曹县,则显然是由上述密谋引起的。仅仅根据李化鲸和李洪基的供词,此案并不直接牵连刘泽清。因为,这两个反叛者只是听到刘之干说他叔叔参与了密谋,他们本人并不能直接向审讯官证实刘泽清是他们的同谋。但刑部官员很快就提出了确实涉及刘泽清的新证据。经审问,刘泽清的继子刘继先供认,当刘泽清的侄子刘之干没有被清政府选为显赫的皇帝侍卫时,刘泽清便被激怒了。于是他派了一名家人给在曹县的刘氏宗亲带去了如下几句话:“我见虾子们烧肉役使,清国不会用人,国运不久了。”这个家人还给刘之干带去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刘继光和别人都不许看的。刑部审讯官记起了女仆说过的那封刘泽清自己决定10月1日在京城起义的信,便再次提审刘之干,问他那时是否收到过他叔叔来的一封信。刘之干回答:“有一书信,装在合包内,失落了。书上言语,忘记了。”刘家其他人也证实刘之干收到过一封信,问题最后归到刘泽清本人身上。刘泽清的回答是:“原发家书二封,一封单与刘之干看。”审讯者追问信里写的是什么。“一封记得”,刘泽清坚持说。最后,审讯官向刘泽清出示了他被软禁时一名卫兵的口供。这位卫兵的口供说,他看到将军在一天深夜烧了一捆文件。这些文件如果不是某种犯罪证据又是什么呢?在反复审问下,刘泽清终于供认,他所焚烧的文件包括他担任明四镇之一的东平侯诰命。这样,刑部审讯官颇有把握地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刘泽清确曾违敕派一名家人去曹县;第二,他送去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保密的;第三,刘之干关于密信丢失以及忘记了信中内容的说法,审讯官认为难以相信。又所烧书文,泽清供为明朝诰命,[然]我朝受命今已五载,早宜缴上,乃收匿至今,竟何意也?第四是起因问题。其侄刘之干确实没有被选为侍卫,而从这两人之间互相联系的情况看,此事似乎就是导致密谋的关键;第五是来自榆园军本身的证据,即刘之干曾扮作僧人与复明分子接触;最后,从某些方面看来,所有定论中最令人痛恨的,是刘泽清傲慢而讽刺地评论清人为“虾子烧肉”,清廷审讯官严厉地以刘泽清自身的污点来抨击他的忘恩负义:出猎之日,鼓勇争胜,获兽则燔炙共食,泽清随猎,此言是实。此言实,而刘继先所供之言皆真矣。不过,不管多尔衮对刘泽清的谋反多么恼火,他还是充分意识到让刘泽清这样的汉族归顺者成为好像是满人无端猜忌的受害者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因此摄政王坚持由六部的满汉尚书、九卿侍郎以上官员来共议此案。刘泽清被正式宣判为曹县起义主谋。12月19日,他、他的侄子刘之干、李洪基和李化鲸,都被处决了。刘家剩余成员被逐出山东流放。

                      1648年的回民起义

                      与山东这些事件同时,远在西部沿中亚边境一带,爆发了另一种叛乱:回民部族在甘肃和陕西西部反抗清朝统治。这场发生在1648年5月的回民起义的原因还不清楚。如前所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亚贸易的衰退引起了一场经济萧条,而这在明朝末期导致了回民反抗活动的不断高涨,许多回民参加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大规模起义。经济利益与贸易特权是16世纪明廷与吐鲁番商人和统治者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在明朝边地戍军与回民士卒之间为摆脱贸易法规的束缚而屡次发生冲突之后,16世纪20年代,吐鲁番军队曾袭击了甘肃走廊。在这些混乱过程中,尤其是在1513年吐鲁番征服哈密之后,上万的哈密回民逃入汉族居住区,在甘肃走廊的肃州、甘州和凉州这些地方居住。这些难民后来提供了一种与哈密的直接联系,这对1648—1649年的起义至关重要。在资源问题上,他们与旧居此地的汉人和回民之间争夺也加剧了。特别是当茶马贸易的衰退影响了回民生计的时候,到处都有盗匪活动。回民最普遍的姓氏“马”,这特别显示了他们在饲养马匹和商品运输方面的杰出作用。在李自成危在旦夕之时帮助过他的那个起义头领老回回,不过是边境诸多亡命之徒中最著名的一个。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由于明代后期驿站系统的缩减而不得已从事了盗匪活动(在1629年的经济措施中,1/3的驿卒被遣散,而这些人中许多就是回民)。反叛活动旷日持久,回民起义不断发生,直到明朝覆亡——平均每六、七年一次。倘若西北的回回商人期待在清朝统治下贸易条件会有所改善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大失所望。当时,与纳贡诸国的交往——以及此后与吐鲁番和其他中亚王国的贸易关系——由翰林院四译馆负责。清初四译馆主事为孙承泽(1631年北京进士),此人是明朝的都御史,他在多尔衮进京之后同意重任该职,兼太常寺少卿。孙承泽本人是否提出过贸易法规并不清楚,但礼部颁布的贸易法规肯定经过他的同意。这些法规仍然反映了早先明朝所贯彻过的类似的全面限制性贸易政策。清政府告知渴望贸易的喀尔喀蒙古人,商队不许通过北京以北长城一线的张家口和古北口。对吐鲁番使节,也再度实施早先在西部引起过战争的明朝旧规,并警告说违令者将受严惩。清政府还告知说,虽然允许吐鲁番商队在兰州从事贸易,但要置于最严密的戒备之下。而且,旧有的茶马贸易只许在汉族居住区界线外的原先明朝置立的马市里进行。这些严格的贸易法规一方面体现了像孙承泽这样的前明官员的决心,他们决心重建曾作为明朝外交基石的限制性特权和控制通道的制度。另一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清人自己特别清楚的贸易特权对于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的战略意义,同时,它们还表现了多尔衮要担当在他父亲努尔哈赤兴起之前明朝在亚洲世界秩序里所曾具有的相同角色的决心。1646年7月,通过延请贡使,清政府既重建了明朝贸易体制以维持外盟秩序,又宣布了新天子对异邦附庸的至高权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决心的直接后果,却是不容置疑地引起了吐鲁番及其属地对清朝统治的反抗,也许还恶化了过去曾导致社会混乱和反叛的经济环境。然而,明代后期回民叛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648—1649年起义,经济因素并不是它唯一的起因。部分地由于19世纪中叶在甘肃回民中发生的所谓“新教”叛乱,一些历史学家就认为回民与非回民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在明代已经加剧,到清代更加恶化了。还有更让人感兴趣的一种意见,认为宗教冲动导致了反叛,并可能是由好战的苏非派激起的。甘肃西部起义回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一个名叫米喇印的人。《甘州府志》说他“素桀黠”。他拉起队伍帮助地方官追杀李自成起义军残部。1648年5月,米喇印和另一位回民首领丁国栋发动了反清起义。这两个回民首领说服了前明延长王朱识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久久伊人91精品综合网站

                      点关注一下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鸦片战争顾名思义就是因为鸦片而战,错!其实很多事情的起因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事情还得从对外贸易说起。大家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对外贸易就跟今天这样成形的进出口贸易一样方便和发达。清朝那会儿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朝贡贸易,二是市舶贸易。朝贡贸易不是清朝发明的,大约在唐朝之前就有了。朝贡贸易很好理解:外国使节前来朝见中国皇帝,递交和接受两国外交文件,并把一些珍贵的本国土特产进贡给中国皇帝,中国皇帝也回赠礼物,并根据所进贡的物品价值回赠相当的物品;同时,使节随行的队伍里还有不少商人也带着大量货物前来中国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朝贡。不过,这种贸易方式不大理想。首先是次数少,因为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这种很近的属国可以一年一贡外,大多数国家三五年能来一次就烧高香了。然后是不等价,中国亏得慌,因为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天朝上国的地位,会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意义——只要你们跪拜我这个天朝皇帝,只要你承认我天朝上国是你们的宗主国,是天下共主,我就不怕花钱!所以皇帝往往对进贡的货物以高出其正常价格的几十倍进行购买。这种不合理的贸易方式自然不能持久,因此一种与时俱进的贸易制度产生了,它就是市舶贸易。同样,这也不是清朝发明的。顾名思义,市舶贸易在港口城市进行,其性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算是中外商人的商业等价交换,不再是朝廷说了算的、不等价的一竿子买卖。当然,这种贸易肯定是要让朝廷和地方都能赚到钱。所以,朝廷设立专门机构“海关”(清之前称“市舶司”)来管理,其职能与今天的海关类似。然而,或许是朝廷害怕官员们里通外国,中国官员不便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原因,也或许是大多数官员并不精通具体的商业业务,又或许是官员看不起商人,不想管、懒得管,于是官员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譬如接待外商、贸易结算、征收关税等,官员只负责监督。具体来说,清朝的市舶贸易是这样的:清朝应该算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但是也没有完全封闭。即便是乾隆,也还留下了一个对外的港口——广州。当时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几乎都在广州进行,其架势很像现在的“广交会”(广州交易会)。举国就只有这么一个海关,此谓“一口通商”。当时,所有的进出口贸易全部由一个叫做“广州十三行”的商人组织垄断经营。这个广州十三行,名称叫做十三行,但实际上并不是只有十三家商行,而是时常增减,只是因为最初由十三家商行组成,所以叫做十三行。因为它是对外贸易的商行,所以也叫行商或洋行。大清还有一个有清朝特色的规定,主题词是“不自由”:所有的洋人都不许随便进入广州,必须先提出申请,由行商们担保,才会给你发放通行证,允许你进入广州。注意,这里只是进入,在你离开广州时,还需要再次申请。而且进入广州后也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待在专门为洋人修建的十三行商馆区,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贸易办事处。如果洋人在中国有不法的行为,那也好办,拿担保人开刀,于是洋人与行商的命运和利益就此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种工作方式也给广州的贪官污吏们提供了极好的腐败机会,洋商和行商孝敬大小官员的费用和被勒索的钱财比关税少不了多少。最可笑的是,官员们对自己一向是低标准,但对当地的妓女倒是高要求:你们要有爱国主义情操,不许接番鬼的生意。顺便一提,洋人可以来广州经商,但老婆是不许来的,所以洋人的老婆通常都住在洋人的大本营澳门——葡萄牙人从明朝皇帝手中要来了澳门的居住权,其他外国人也跟着沾光。不过这些与英国、与鸦片战争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清朝与英国通过广州十三行进行不自由贸易已经很多年,清朝的茶叶、生丝、大黄(一种中药材)等在英国的销路很好,而英国除了毛织品和棉花外,其他如刀、叉、钟表类的工业产品,清朝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兴趣,所以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清朝在赚英国的钱,平均下来大概每年赚几百万英镑。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以商业立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深入骨髓的国家而言,持续这么多年的贸易逆差显然会令它有些痛苦,所以英国人必须想办法尽快缩小贸易逆差。英国人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用外交手段走高层路线,让两国官方正式接触一下,看能不能借助清朝中央政府的力量争取到自由贸易的权利,并以此打开清朝市场。所以在鸦片战争开打之前,清朝与英国就已经有接触了。天朝上国和大英帝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从1793年开始的。傲慢与偏见1793年,8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英国政府特使马戛尔尼(Macar-tney)率庞大的访问船队抵达了澳门,船上载满了代表西方最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这是英国政府送给清朝皇帝的珍贵见面礼,诚意很足。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很简单:与中国商量通商事宜。几天后,八十三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悠然自得地看完了两广总督的报告:有远夷前来拜寿与进贡。马戛尔尼访华明明是来与大清帝国商量通商,但报告却说马先生是来拜寿和进贡。为何有人偷换马戛尔尼访华的目的?据考证,嫌疑最大的应该是两广总督和相关官员们,因为他们想借机拍乾隆的马屁。嫌疑第二大的是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在那个缺乏精通外语人才的年代,显然他们有能力左右沟通的结果。据说他们常有出于好意或其他原因胡乱翻译的前科,比如官员本来是骂洋人“你他妈的不像话,太混蛋了”,通事则会告诉洋人“中国官员在向你问好,在亲切问候你的母亲”……拜上述嫌疑人员所赐,倒霉的当事人马戛尔尼“被进贡”了。马戛尔尼对此一无所知,但问题是商量是国与国之间平等地对话,而进贡则是弱国的专利,这种人为制造的地位上的落差所酿成的矛盾往往都会坏事,因为这涉及一样东西,一样可以令许多人为之牺牲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尊严。接下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乾隆本人。乾隆这位爷一见到外国人就说:任何人见我都要下跪,所以,尔等先下跪行礼吧。马戛尔尼说:我们英国人是不能向外国皇帝下跪的,最多像见英国国王那样行单膝礼。乾隆很不满意,双方不欢而散。不久之后,在双方都做了大量公关工作的情况下,乾隆在见面礼节上做了让步。乾隆派人通知马戛尔尼,自己会再次接见他们,且不会强迫他们下跪行礼。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乾隆很生气,他已经计划好怎么找回场子了。再次得到乾隆接见的时候,马戛尔尼说出了他此行的目的:与清朝建交,搞贸易合作,并提出了如下几项要求:一、允许英国派人常驻北京,并在北京开设商馆进行贸易。二、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三、将舟山附近的一个岛作为英国商人居住和存货之地。在英国人看来,明朝皇帝能把澳门给葡萄牙使用,那清朝皇帝把一个岛给英国人使用貌似也没什么问题。四、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给英国商人居住,允许英国商人自由出入广州。五、允许广东公开贸易税率,不得随意乱收费,减免英国货物税收。六、允许英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乾隆见了之后,没干别的事情,就是将马戛尔尼的所有条件一一批驳。他说:我是天朝上国,天下共主,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们搞贸易,你们还是回去吧(天朝统驭万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尽管马戛尔尼没有放弃,努力挽救,但乾隆无动于衷,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最终还是失败了。不过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他对自己途经的地方做了细心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情报,回国后他把这些沿途见闻加以整理分析进而出版,这才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欧洲人这才明白: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原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马戛尔尼失败后不久,乾隆就去见祖宗努尔哈赤了,而后嘉庆继位。此时英国又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但是嘉庆给访使的待遇远不及爸爸乾隆,尤其是在下跪不下跪的问题上,双方闹得还不如上一次开心。英国人又失败了,带着愤懑的情绪离开了中国。如果换作是一个清醒的、有危机感的朝廷,此时则应该会感受到英国人身上正散发着一种气息,一种非常强烈的、令人如芒在背的危险气息。但清朝依然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英国使者的两次到访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意义只不过是留下了两个被传言修饰过后变得离谱的“共识”:一是洋人的腿是直的,无法弯曲,跪不下来。只要把他们打翻在地,他们根本就爬不起来。二是洋人形似犬羊,喜欢吃牛羊肉这种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他们就会因为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只要我们不卖给他们茶叶和大黄,他们很快就会玩完了。如果这些话只有一些老百姓相信也就罢了,可是连清朝的官员们都信以为真的话,那只能说清朝气数尽矣。而英国人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后,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鸦片正如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说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没有取得平等待遇地位的英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不想再去北京追求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打算就在广州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搞定一切!英国人把目光转向了一种植物或者说农作物。这种植物叫做罂粟,种在土里开出绚烂的美丽花朵,可用在强盗手里就会成为无边的罪恶。而打开了清朝国门的,正是由罂粟提取的鸦片。很多人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是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宗产品。错了,其实最大宗的是棉花。但是,尽管鸦片的量没有棉花大,但鸦片的作用远胜于棉花,因为鸦片不仅令英国快速扳回了贸易中的劣势,还让英国每年都从中国赚取数百万两白银的贸易顺差。鸦片怎么就能在中国卖得如此红火?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因为鸦片的特性——一旦吸食就容易上瘾。而清朝有很多拿着高官厚禄却没什么正经事干的人,尤其是皇族、八旗子弟,平时除了黄赌自然就是毒,一吸自然就上瘾了,这群闲人是鸦片商的第一批忠实客户。此外,这些闲人还研发出一整套关于吸食鸦片的文化和工具,弄得吸食鸦片好像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所以大家就都争相来吸了。另一方面,虽说销售鸦片是一种被清朝百姓看作不道德、被清朝中央政府大部分时间都视为不合法的行为,但也正因为如此,各地官员尤其是广州的官员反倒可以借机找鸦片商(主要是十三行的那些行商)收取保护费。收保护费这种黑钱还不用纳税,所以为了抢这块肥肉,官员们就拼着老命地引进鸦片。这就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不仅白银哗哗地往英国人手里流,国人的身体和精神也被鸦片腐蚀得越来越厉害。风暴前夕的宁静尽管鸦片的危害这么大,但嘉庆并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好在嘉庆死后不久,他儿子道光脑袋开窍了,明白了不禁鸦片不行。可道光智商并不高,那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一点的呢?首先是经济原因。清朝的货币体系是银本位——白银作为货币储备,铜钱作为流通货币。也就是说,白银是经济单位的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则与白银保持合理的兑换比率,这个合理的兑换比率就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现在这个兑换比率出问题了,鸦片的涌入令白银不断流失,进而造成白银总量急剧减少,使得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再也无法保持在正常水平,这样的后果就是银价飙升、铜钱贬值、物价飞涨,很多人活不下去了。其次,清朝皇帝为了让屁股下的椅子更加牢固,对军队一直都是好生给养,这就给军队提供了抽鸦片的必要条件——时间和金钱。抽鸦片的军队当然是腐败糜烂的,平时也不认真训练,用省下来的钱乃至灰色收入跑去吃喝嫖赌,等上级领导下来检查时,被逼不得已才装模作样地表演几个固定节目,所以后来清军和洋人打白刃战时人数占绝对优势还是输得一塌糊涂。正好道光在位期间,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政府的鸦片军往往被起义军打得找不着北,发现军队不好使唤的道光自然要把责任推到鸦片身上。道光着急了,发了狠要彻底禁烟。但道光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本应帮他禁烟的人,既是鸦片的主要消费群体,又是走私鸦片的保护伞。这些人既没有国家意识,也没有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老百姓活不下去关我何事,军队没战斗力关我何事,反正大清的江山是你爱新觉罗家的,又不是我的,我趁着现在当官使劲捞钱就对了。这么一来,彻底禁烟自然是无从谈起。直到1838年年底,道光才物色到了一个真正肯禁烟的人——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的职业道德几乎无可挑剔,深谙鸦片危害,尤其是业务水平不错——思想相对开明,被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据说还熟悉英语、葡萄牙语两种语言,在过去的工作中有较为丰富的禁烟经验。可以说,林则徐的禁烟资质很过硬!如此看来,林大人将是一名非常合格的禁烟大臣。但事情的真相是,林大人自身的两个问题给他的禁烟资质打了折扣。一是林大人深信“洋人如果没有大黄、茶叶辅食将会消化不良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林则徐《示谕外商速缴鸦片烟土四条稿》),洋人士兵因为腿部不便弯曲而不善陆战(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的这种优越感很足的想法显然让他对敌我力量对比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进而导致他在解决问题时会优先选择和习惯性地使用暴力,简单地说就是轻敌。还有一点,林则徐对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的处境不太清楚。当时广州城外的英国人,包括不走私鸦片的正经商人,混得并不如意,虽然英国商人希望广州的官员们按照西方的规矩与他们进行公平的、自由的贸易,但清朝的官员们怎么可能遂英国人的意?清朝政府特别规定:洋人的货物必须经由十三行中转才能买卖,洋人不能随意接触其他中国人,而且也不能随意在中国走动,只能在圈定的范围和指定的时间内活动,套用一句不是很合适的话就是“外国人与狗不得随意入内和外出”。这样矛盾就来了:英国的国力与英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似乎不太搭。要知道此时的英国已在历时十余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唯一的霸主,日不落帝国正走向辉煌的顶峰。从战争中腾出手脚的英国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英国政府加大了对英国商人的保护力度,例如派出商务监督来中国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英国人的商务监督依然跟前辈们一样,试图从广州政府那里获得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待遇,但广州的官员们根本不买账:所有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都只能是上贡的,一切都按照进贡的程序走。英国的商务监督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官员中的实权人物正常交流,在暂时得不到英国政府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带来的憋屈。譬如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先生到中国后,就因为尊严问题跟广州官员产生了冲突,律先生本想给广州官员来点硬的,但没想到自己心理和生理素质都不过硬,生气又生病,到达中国不到三个月,就窝囊地病死于澳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的商务监督和商人们与清朝中央政府、广州地方政府之间已积累了相当的仇怨,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炽热的岩浆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静的山口。虎门销烟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的禁烟思路很清晰:先对付吸鸦片的中国人,然后对付卖鸦片的中国商人、提供

                      话,不叫唤,不呻吟,连表情都没有。甚至连伊泽的存在都意识不到。是人类的话,不应该如此孤独。男人和女人两人单独待在壁橱里,却把另一方的存在忘个干净,这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人是绝对孤独的,然而只有认识到了他人的存在,才可能有绝对的孤独。岂有如此盲目、下意识、绝对的孤独?那是青虫的孤独,带着可悲的孤独之相,连一丝心的影子都找不到的、不堪入目的苦闷之相。轰炸结束了。伊泽抱起女人,平时女人哪怕被伊泽的一根手指碰到胸部都会有反应,这时却连肉欲都丧失了。伊泽抱着这具躯壳,无尽地,不断地坠落。只有黑暗,黑暗,无尽地坠落。那天轰炸刚结束,他出去散步,在坍塌的民居间看到了被炸飞的女人腿脚,肠子飞出来的女人肚子,被炸断的女人脖颈。三月十日那场大空袭的废墟还冒着硝烟,伊泽穿过硝烟,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人类跟烤鸡肉串一样死得到处都是。死成一坨,跟烤鸡肉串没什么两样。不害怕,也就不觉得肮脏。也有些尸体跟狗挨着,同样被烤得焦黑。这完全就是枉死。然而就连对于这种枉死的悲痛和感慨都荡然无存了。这些人不是像狗一样死去,只是刚好跟狗,还有其他相同的某些东西一起,像一盘烤鸡肉串那样摆在那里而已。他们既不是狗,就连人类也算不上了。如果白痴女人被烧死,也就只是泥土做的人偶又归于大地而已吧。如果到了燃烧弹投向小镇的那一夜……伊泽想到这里,不禁注意到了自己的样子、自己的表情、自己的双眼了——自己竟能如此冷静地沉思。“我很冷静,我在等待空袭,很好。”他冷笑道。我只是单纯讨厌丑恶的东西。而且,只是烧死一具本来就没有灵魂的肉体而已。我没有杀这个女人。我是一个卑劣的、低俗的男人。我这点心胸都没有。不过,战争多半会杀了女人。我只要抓住战争的冷酷大手向女人头上伸去时的一点点影子即可。不关我事。多半也就是在发生什么情况的那一瞬间,女人就被自然而然地解决掉了。于是伊泽极为冷静地等待着空袭的到来。☆☆☆那是四月十五号。两天前,在十三号,东京遭到了第二次夜间大空袭,池袋、巢鸭、山手一带遭毁,不过这些地方只是碰巧拿到了受灾证明而已。伊泽去琦玉购粮,在双肩背包里背了好些米回来。他刚到家,预警警报就同时响起来了。想想烧剩下的地区,谁都能猜到,下一场东京空袭多半就在这小镇附近了。这小镇的命运之日正在临近——快的话明天,慢的话要不了一个月。伊泽会这么考虑,是因为之前的空袭速度和编队夜间轰炸的准备时间间隔很短,应该差不多就是明天了。所以伊泽没想到当天就是那一天,所以伊泽才会出门购粮,虽说是购粮,也还有其他目的。伊泽上学时,跟这农户有些交情,他的主要目的是把两个旅行箱和双肩背包里的东西寄存在农户家。伊泽筋疲力尽了。反正逃难用的衣服就是防空服,他索性把双肩背包当枕头,直接倒在房间正中央。事实上,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地睁开眼,广播已经从四面八方如雷贯耳地响起,编队的前方已经逼近伊豆南端,并飞过了伊豆南端。与此同时,空袭警报响了。伊泽觉察到这小镇的末日终于来了。伊泽把白痴赶到壁橱里,拎着毛巾,咬着牙刷来到水井旁。因为伊泽几天前才弄到了狮王牙膏,很怀念忘却许久的那种牙膏渗透口腔的爽快感,所以一觉察到命运之日来临时,不知为何就想刷个牙,洗个脸。然而一开始他花了很长时间——其实只是他觉得花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那管牙膏。事实上,那管牙膏只是从原本的位置稍微挪了挪地方而已。等他终于找到牙膏,这次又找不到肥皂了,这肥皂也是过去的芳香护肤皂。这肥皂也只是稍微挪了挪地方,他就又花了很长时间找,却也没有找到。唉!我慌什么呀!冷静,冷静。他不是头撞到架子上就是绊到桌子,因此他暂时中断了一切活动和思想,试图集中精神。然而身体本身却出于本能慌慌张张,跌跌撞撞地行动着。等伊泽总算找到了肥皂来到水井旁时,裁缝夫妻正在往田边的防空壕里扔行李,那个长得超像家鸭的阁楼女儿则提着行李转来转去。伊泽庆幸自己好歹没有放弃寻找牙膏和肥皂的这份执拗,然后想着——这一夜的命运终究会如何呢?还没等伊泽擦完脸,高射炮就响了。伊泽抬起头,头顶上已经有十几束探照灯的灯光交错着,在伊泽的正上方晃来晃去,光线的正中央突然现出美军飞机的影子。紧接着一架,又一架。伊泽下意识往下方一看,车站那边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终于来了。事态一旦明了,伊泽也就放心了。他包着防空头巾,披着被子,站在屋檐下数了二十四架飞机。飞机忽然出现在光线的正中央,从众人的头顶飞过。只有高射炮疯了似的响,完全没有任何轰炸声。等伊泽数到第二十五架时,就开始响起货运列车从铁路桥上跑过时,那种咔嚓咔嚓的燃烧弹坠落的声音。然而声音似乎从伊泽头上掠了过去,集中到了后方的工厂地带。从屋檐下看不到,于是伊泽就走到猪圈前面往后方看,发现工厂地带已经是一片火海,惊人的是,从那些方才掠过头顶的飞机的相反方向也飞来一架架美军飞机,在后方一带施以轰炸。于是广播停了,天空被火红的浓烟盖住了,美军飞机的踪影和探照灯的光线全都从视野里消失了。除了北方的一角,四周都成了烈火的海洋,这烈火的海洋正在逐渐逼近。裁缝夫妻办事谨慎,平时就开始整理防空壕,好用来存放行李,还准备了糊缝的泥巴。于是一切都跟安排好的一样,他们往防空壕里塞入行李,拿泥巴糊好缝,最后又在上面盖上了田里的泥土。“这火真凶猛呀。”裁缝店家一副旧时的灭火装束,抱着胳膊望着熊熊火舌。“这想灭也灭不了,我要逃啦。要是跑晚了在浓烟里迷了路,送了命可就不值当了。”裁缝店家已经往板车上堆好了成山的行李。“您跟我们一起把行李拉上来吧。”这时,一阵复杂到慌乱的恐怖感向伊泽袭来。他的身体几乎要跟裁缝店家一起滑下去,然而一种发自内心的抵抗却挣脱开他的身体,阻止他往下滑。同时他感觉从心中的某个角落传来了撕裂般的悲鸣。这瞬间的迟疑会害我送命!他几乎因为恐怖而淡定了,他又再次扼制住了身体自然而然、摇摇晃晃的下滑。“我还要留一会儿,我是有工作的,我好歹是个艺人,得试着在生命的尽头来一场最后的交易,看能不能有机会在这尽头正视自己。我想逃,但我不能逃。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你们逃吧。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快!快!耽误了一刻,一切就都晚了!这一番话都是在说伊泽自己这条命。快,快!这一声声不是在催裁缝店家,而是让他自己赶紧逃跑。他想要逃离这里,得等到附近的所有人都走了才行。要不然,白痴就会被别人看到。“那您保重!”板车一拉上来,裁缝店家也慌了。板车在胡同四处东磕西碰地走远了。裁缝家是这条胡同里最后一批逃难的人。不曾休止,毫无高低,哗哗的诡异声音始终在持续着,就像怒涛在无尽洗刷巨岩的声音,就像无数轰击屋顶的高射炮的碎片无尽下落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只是府道上一群避难民众的脚步声。高射炮的声响已经乱了节奏,在脚步声中包含着一种奇幻的生命色彩。世上没人能判断出这阵无尽的、没有高低也无从休止的奇怪声音是脚步声吧。天地间充斥着无数的声响。美军飞机的轰炸声、高射炮声、下落声、爆炸声、脚步声、敲击屋顶的弹片声。然而在这血红的天地中,只有伊泽附近这几十米单独脱离出来,形成了一小块黑暗的空间,静寂无声。异样而厚重的寂静和疯狂而浓重的孤独将四周裹得严严实实。再等三十秒,再等十秒吧。为什么要等?又是谁在命令自己?为什么非遵守不可呢?伊泽就快发疯了。突然,伊泽挣扎着,哭喊着,盲目地跑了起来。这时,那在伊泽耳中回荡的下落声从他头顶正上方落了下来。伊泽忘我地卧倒,声音却突然从头上消失了,寂静再次降临四周,静得就像假的一样。哎呀呀,吓唬人的。伊泽慢慢爬起来,掸掉胸前和膝盖上的土,抬起头,发现疯子的家正冒着火。什么呀,炮弹还是砸下来了嘛。他冷静得不可思议。回过神来,左右的屋子,还有眼前的公寓都燃起了火。伊泽飞奔回家,一把掀开壁橱门——其实壁橱门已经散架了,砰地倒在了地上——抱起白痴女人,披上被子就往外跑。这之后有一分钟他完全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快到小巷出口的时候,声响又冲着他们的头顶落了下来。他们趴下后再爬起来,发现小巷出口的香烟店也起了火,火从对面屋子的佛坛中喷了出来,跑出小巷再回头,裁缝店也烧了起来,看来伊泽的小屋多半也烧起来了。四周彻底成了一片火海,府道上也看不见几个避难的人,只有火星在四周疯狂飞舞交错着。这下完了,伊泽想。来到十字路上,就开始拥挤不堪了。所有的人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因为那个方向离火舌最远。那里已经不是路了,而是一条由人类和行李的悲鸣交织而成的河流。你推我挤、你冲我踩地向前涌着,等下落声逼到了头顶上,河流就一下子趴在地上,不可思议地完全静止了。只有好几个男的踩在河流上跑过去,然而河流里有一大半人都带着行李和老弱妇孺,彼此呼唤,站定,想往回返,却被阻挡,被撞飞。于是火舌马上就逼到了道路的左右两侧,来到了狭窄的十字路上。整条河流涌向离火舌最远的方向,然而伊泽知道,那边没有空地也没有田地,一旦被下一批美军飞机的燃烧弹断了去路,就只有死路一条。伊泽知道,虽然另一条路两边的房屋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但过了那里就有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上走个几百米就能到达一片麦田。因为没有一个人往那条路走,所以伊泽也有些下不定决心,但伊泽下意识一看,发现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有一个男人正在往烈火上泼水。说是往烈火上泼水,样子却毫无英勇可言,只是提着水桶而已,偶尔泼泼水,恍惚地站着,走着,动作蠢笨奇怪。苦于解释男人心理的一种痴傻的样子。伊泽想,总之有一个人还能站在那里,没被烧死,我就该试试运气。运气。没错,我唯一剩下的,就只有运气了。十字路上有条排水沟,伊泽把被子浸在了排水沟里。伊泽跟女人搭着肩膀,披着被子,诀别了人群的河流。才冲着烈火狂舞的道路迈出一步,女人就发自本能地站住了,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像是要被扯回到人流涌动的那个方向。“笨蛋!”伊泽用尽全力攥紧了女人的手,把女人跌跌撞撞地拉到路上,抱紧了女人的肩膀,把女人的身体埋到自己的怀里,轻声说道:“去那边只能送死。”“死的时候,我们也要像这样两个人一起死。别怕。抱紧我。忘了火,忘了炸弹。我们两个人这辈子啊,一直都在走这条路。你只要死死盯着前方的路,抓紧我的肩膀就好。明白吧。”女人用力点了点头。这头点得很稚拙,伊泽却感动得快要发疯了。天呀,在那几段无限漫长而恐怖的时光里,在日日夜夜的轰炸下,女人第一次表达出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绝无仅有的回答。这份怜爱使得伊泽热血上涌。他现在抱紧的才是一个人,他为自己现在抱紧的这个人而感到无限的骄傲。两人奔跑着穿过烈火。等两人从一团团热浪下脱身而出时,虽然道路两侧还是一片燃烧着的火海,但房梁被烧塌后,火势就弱了,热浪也变小了。而且那里还有很多排水沟。伊泽用水把女人从肩到脚泼湿,再一次把被子浸在水里,重新披在身上。道路上散落着被烧焦的行李和被褥,死了两个人,看样子是四十岁左右的一对男女。两人再次搭着肩膀,奔跑在火海中。他们终于来到了小溪边上。然而小溪两侧的工厂吐着熊熊烈焰,疯狂地燃烧着,两人在此处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也不能就此止步,伊泽下意识望去,发现小溪中架着梯子,于是就让女人披上被子,爬下梯子,自己则一下子跳了下去。之前诀别的人们正三三五五地走在小溪中,女人时不时会出于本能把身体浸在水里。虽说即便是狗,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得不这么干,但伊泽却出于新鲜感而睁大眼睛,一个崭新的、可爱的女人诞生了,他贪婪地看着女人浸湿身体的样子。小溪从火海中流出,开始在黑暗的怀抱中流淌。虽然天空满是火光,不可能存在真的黑暗,但伊泽却因为能活着再次见到黑暗而感到没来由的疲惫和无止境的空虚,表现出一副精神涣散的样子。伊泽心底微微松了口气,但不知怎的,又觉得这一行为有些小家子气,有些荒唐。一切都变得荒唐了。往上游走去,是一片麦田。麦田三面山丘环绕,有三万多平方米,正中央是一条从山丘中穿过的国道。山丘上的住宅烧着了,麦田边上的澡堂、工厂、寺院还有一些不知是什么的建筑都烧着了,火焰有白、红、橙、蓝,颜色和浓淡各不相同。忽然吹起了风,风声咆哮,从整片天空滴下了细微如雾般的水滴。人群还在国道上蜿蜒流动着。有几百人在麦田休息,跟国道上蜿蜒的人群一比,这点人数根本不值一提。走过麦田后,是一座长着杂木林的小山丘。山丘上的林子里几乎没有人。两人就在树林间把被子一铺,躺下了。从山丘往下望去,能看见下面田边有一户农家烧着了,几个人在泼水救火。房子背后有一口井,一个男人正在用泵吱吱呀呀汲水喝。忽然间,有二十来人,男女老少都有,从田地的四面八方冲着这口井就去了,他们拿泵吱吱呀呀汲水,轮流喝水,然后把手凑近快要烧塌的房子,围成一圈用火取暖,躲开崩塌下来的火球,把脸从浓烟处别开,聊着天。没有一个人去帮忙救火。“我困了。”女人说道。什么我累啦,我脚疼,我眼睛也疼,每念叨的三句话中就有一句我想睡觉。“睡吧。”伊泽把女人包在被子里,点了支烟。不知吸到第几支烟时,远方传来了解除警戒的声音,几名巡警在田间走着,告知人们解除警戒的消息。他们的声音同样嘶哑,不像是人的声音。蒲田警察局辖区内的人奔走相告,说矢口国民学校还没烧干净,让大家都过去。人们从田垄上站起身,下到了国道上。国道上又涌起了人流。然而,伊泽没有动。巡警也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人怎么了,受伤了?”“没有,累了,在睡觉。”“你知道矢口国民学校吧?”“嗯,我们休息一下就过去。”“勇敢点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巡警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巡警消失了踪影,杂木林里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虽说只剩下了两个人,但女人不过是一坨肉块而已。女人睡得很沉。所有的人现在都走在废墟的浓烟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家园。大家都在走着,甚至没想到要睡觉。现在能睡着的,只有死人和这个女人。死人不会再苏醒,而这个女人不久后就会苏醒,随着苏醒,这坨沉睡的肉块上也不可能增添任何东西。虽然很轻,但女人发出了至今伊泽未曾听过的鼾声。这鼾声像是猪的叫声。这女人本身就是头猪,伊泽想。随后他下意识捡起了小时候细小的回忆碎片。一个孩子王命令十几个小孩追小猪崽,追上了,孩子王就用折叠刀切几块猪屁股的肉下来。猪既没有露出痛苦的表情,也没有发出特别的叫声,就像不知道自己的屁股肉被切掉了似的,只顾四处逃命。伊泽想着美军登陆了,重型炮弹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混凝土建造的大厦被炸飞,美军飞机从头顶俯冲下来,自己和女人在美军飞机的机枪扫射下,在尘土和崩塌的大厦和窟窿间连滚带爬地逃命。在坍塌的大厦背后,女人被一个男人摁着,男人把女人按倒在地上,沉浸在肉体的行为之中,同时吃着从女人屁股上撕扯下来的肉。女人屁股上的肉越来越少,但女人脑子里只有肉欲而已。黎明将近,天开始冷了,尽管伊泽披着冬天的外套,也穿了毛衣,但还是难耐寒气。下方麦田周围仍是烈火燃就的荒原。伊泽想去那边取个暖,又怕女人醒来麻烦,就没能行动。不知为何,伊泽觉得难以忍受女人的苏醒。伊泽也有想过趁着女人熟睡,把女人丢在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奸臣向主公进馋。不如抗令!”中军大帐内,一时议论纷纷嚷嚷起来,大伙儿拍着桌子,红着眼睛,很是激动。狐突一拉袖子,说:“既然主公不仁不义,咱们也没必要为他卖命,现在就走,不干了!”羊舌大夫连忙劝住他:“此事万万不可!违反君父之命,是为不孝;弃国家大事于不顾,是为不忠。虽然天气和人心都很寒冷,不忠不孝的事却是不能做,要死咱们一起死吧!”此话一出,大伙都安静下来,看着主将申生,等待他的裁决。申生的脸色一如往日的苍白和平静,他扫视了众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说:“既然父亲要我战,我便战,这件事似乎没有讨论的必要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令子亡,子不得不亡。生于乱世,生命本来就是一件无常之物,就让我申生战死沙场,以快君父之意吧!狐突听出了申生话中的决死之意,心里很难受,他劝申生说:“现在主公宫内有骊姬为乱,宫外有二五助纣为虐,乱世已成定局。此战您如果失败,主公不高兴,有罪;如果得胜,主公更加不高兴,还是有罪。不如别打了,顺从主公的意思,为晋国的百姓谋取一些安宁吧。”狐突这话的意思和士蒍是一样的,是劝申生遂了晋献公的心愿,将大子之位主动让给奚奇,以免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申生拒绝了狐突的建议。他带领晋国大军与皋落氏大战于稷桑,结果皋落氏大败,晋军完胜。捷报传到绛都,晋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大子申生的威望越发提高了。这对于骊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她指使二五抓紧罗织罪名,在晋献公面前集中火力攻击申生。这个女人很明白,奚奇与申生争夺的焦点不是晋国的百姓,而是晋献公这个老头子。只要获得老头子那关键的一票,奚奇当上大子那是迟早的事。然而,老头子那段时间似乎对二五的谗言也不是很感兴趣。一来申生获得的胜利让他没法不感到满意,二来他正在盘算着另外一件国家大事,没有太多的精力听骊姬吹枕边风。这件大事便是讨伐同姓的虢国。【晋献公的一箭双雕之计】说起虢国的国君姬丑,他曾经在公元前676年,和晋献公都跑到雒邑朝觐天子。天子很高兴,不但为他们举行了酒宴,还准备了礼物馈送给他们,两个人都得到白玉五双和马三匹。对此,左丘明认为是“非礼也”。理由是:天子慰劳诸侯,应该按照身份的高低区别对待。虢公丑是公爵,晋献公是侯爵,公高于侯,理应赐给虢公丑更丰厚的礼物。在周王室分封的众多诸侯国中,虢国只能算是一个小国,为什么虢国的君主能够被封为公爵呢?这与虢国的历史有关。在周朝初年,王室曾经同时分封过两个虢国,习惯上一个叫东虢,一个叫西虢。两个虢国的首任君主分别叫虢仲和虢叔,都是周文王同父同母的弟弟,与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自周文王年代开始,虢仲和虢叔便担任了王室的卿士,是周文王十分倚重的亲族。据《国语·晋语》记载,周文王但凡有大事,必“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八虞是周文王的父辈,相当于族中的长老;二虢即虢仲、虢叔。由此可见此二人地位之重要,被封为公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二虢的后人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曾经多次担任王室卿士,如周厉王时期的虢公长父,周宣王时期的虢文公,周幽王时期的虢石父,周桓王时期的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但是,东虢国由于不修德政,在周平王东迁前后,为郑桓公、郑武公父子所灭,其都城制也成为郑国的军事要塞。现在所说的虢国,是西虢国。虢国虽小,然而因为有了王室这层关系,看起来地位却十分显赫。姬丑又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也曾经做过一些足以载入史册的事情:公元前673年,他与郑厉公一道保护周惠王杀入王城,平定了王子颓之乱,周惠王把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他,这在当时是相当隆重的礼遇。公元前669年,晋献公用士蒍之计,消灭了盘踞在曲沃的“桓、庄之族”。少数漏网之鱼逃到了虢国,鼓动姬丑为他们打抱不平。公元前668年,姬丑不顾国力薄弱,两次发动对晋战争,公然以小陵大,干涉晋国内政。当时晋献公就想反击虢国,士蒍劝说道:“虢公为人骄傲自大,如果军事上取得胜利,必定更加不自量力,成天想着打仗的事,而不顾国计民生,从而失去国民的支持。那时候我们再讨伐他,就算他想抵抗,又有谁愿意为他卖命呢?礼乐慈爱,休养生息,是蓄养战斗力的根本,而虢公穷兵黩武,挥霍无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捉襟见肘,不堪一击的。”晋献公听了士蒍的话,暂时放弃了打击虢国的念头。公元前664年,周天子命虢国讨伐叛乱的王室大夫樊皮。姬丑欣然前往,带兵攻入樊城,将樊皮活捉回雒邑。公元前662年秋天,虢国发生了一次灵异事件,有一位神仙降临到了虢国的莘地。这一消息引起了各国轰动。不久连周天子都知道了,他虽然被称为天子,却从来没见过神仙,于是跑去问大夫内史过:“神仙降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哦,神仙啊,”内史过轻描淡抹地回答,“其实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一个国家兴旺的时候,神仙就下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国家的德行;反之,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神仙也要来看一下,是为了看看它的恶行。所以说,神仙降临,有可能是好事,也有可能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照内史过的说法,神仙也就是下来看看热闹,不起什么作用。天子又问:“那神仙来了,咱们该做些什么呢?”内史过把龟板摆摆好,抬抬眉毛,说:“很简单,祭祀就行了。他哪一天来,就从哪一天开始祭祀,直到他走。”天子就照他的话做了,相安无事。后来,内史过听说虢公姬丑在祈求神仙保佑他,撇撇嘴说:“虢公这家伙大概是昏了头吧,不好好对待百姓,成天想着打仗,居然还敢祈求神明保佑?”神仙在莘地住了整整半年。姬丑高兴得不得了,派祝应、宗区、史嚚(yín)等人殷勤祭祀,并向神仙祈求赐予土地。史嚚也哀叹道:“天要亡虢了吗?我听说,国家兴旺,取决政顺民意;国家败亡,则取决于神意。神是聪明而正直的,只听从人民的意愿,现在虢公毫无德行可言,凭什么要求神赐予土地呢?”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位虢公,他却在军事上一再获得胜利。公元前660年,他又在渭水流域打败了犬戎军队。虢国大夫舟之侨对此不喜反忧:“不修德政,却又屡战屡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干脆带着老婆孩子投奔晋国去了。内史过、史嚚和舟之侨对于姬丑的批评都体现了周文化中“德配天命”的思想。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统治阶级都以“受命于天”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思想基础。但是,周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除了认为自己受命于天,还提出了“德配天命”的理论。简单地说,他们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固然是天命所赐,但他们自己也要做到为政以德,才能配得上这尊贵的天命。否则的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别怪老天爷六亲不认,选择有德的人来取而代之了。姬丑不修德政,却迷信神迹、酷爱战争,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乃是败亡的征兆。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为了算十年前虢国两次入侵晋国的旧账,命令晋国军队作好讨伐虢国的准备。大夫荀息建议,与其直接进攻虢国,不如向虢国的邻国虞国借道,打他个措手不及。虞国和虢国一样,也是姬姓公爵。据《史记》记载,当年吴太伯为了让贤给自己的弟弟季历(即周文王的父亲),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建立了吴国。到了吴太伯第五世孙周章的年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成为中国的主宰。周武王感念吴太伯的仁德,在大封诸侯的时候,派人把失散多年的亲戚周章找来,除了正式承认吴国的合法性,还将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到中原,建立了虞国。晋献公也觉得借道于虞国是一条好计,但是对其可行性表示怀疑,原因很简单,虢国和虞国唇齿相依,世代友好,于情于理虞公都不会答应晋国人通过自己的国境去攻打虢国。荀息便开出一剂药方,说:“虞公最爱贪小便宜,且爱玉如命,您如果用屈地的良马和垂棘的宝玉贿赂他,他必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屈和垂棘都是地名,屈地出产良马,而垂棘出产宝玉,在当时都是赫赫有名的。晋献公听了这个建议,面露难色,小气巴拉地说:“荀大夫,这两样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哟。”荀息笑了笑,摆摆手说:“假如得以借道虞国,这些宝贝就像存在外府一样安全。”外府就是外部仓库。荀息言下之意,只要可以从虞国借道灭虢,则顺势吞并虞国也只是举手之劳。这些宝物放在虞国,和放在国内没有什么区别。晋献公还是不放心,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人物,他肯定会劝谏虞公不答应咱们的请求,言之何益?”“宫之奇确实是个麻烦。但是宫之奇为人懦弱,不敢强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和虞公从小一起长大,两个人关系过于亲近,就算宫之奇劝谏,虞公也不一定重视。”晋献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荀息为使者,带着名马和宝玉前往虞国买路。荀息准备了一套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对虞公说:“当年冀国残忍无道,多次侵犯贵国,贵国坚决给予还击,好好地惩罚了冀国,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今天虢国和当年的冀国一样残忍无道,多次骚扰我晋国南部边境,请允许我国借道贵国,以讨伐虢国之罪。”荀息这寥寥几句话说得很有水平。他先回顾了虞公最为得意的历史,给虞公戴上一顶高帽子,让他飘飘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又将晋国讨伐虢国比拟于当年虞公惩罚翼国,唤起虞公的同情和好胜之心;最后才表达实质性的愿望,提出借道虞国的请求。虞公见了荀息带来的名马宝玉,本来就很高兴,加上被荀息这几句马屁一拍,立刻怦然心动,不仅表示同意晋国的请求,更主动要求以虞军作为晋军先导,共同讨伐虢国。对此,宫之奇果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果然反对无效。公元前658年夏天,晋国派里克、荀息带领部队与虞军会合,攻占了虢国的下阳。在《春秋》的记载中,对于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左丘明老先生说,之所以将虞国排到晋国的前面,是批评虞公贪图贿赂,见利忘义。然而就在这一年,虢公姬丑居然又在桑田打败了犬戎。晋国大夫卜偃对此评论:“虢国必定要灭亡了,丢了下阳不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现在又有了战功,这是老天爷不给他反思的机会,让他一步一步滑向深渊啊!”对虢国的战争暂告一段落,骊姬又催着晋献公考虑立奚奇为大子的事了。站在晋献公的立场上,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愿望要废除申生的大子地位吗?我看未必。首先,他和申生毕竟有多年的父子之情,申生的母亲齐姜也曾经深得晋献公宠爱,否则申生也不会早早地被立为大子。其次,申生为人谨慎,有德有能,在朝野之间均有良好的口碑,由他来继承晋国的大业,乃是众望所归。对于晋献公来说,对这个儿子各方面的表现应该是十分满意的。如果没有骊姬这一因素,他恐怕绝不会考虑更换大子的事。再次,就算晋献公真的很想立奚奇为大子,他也要认真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已经很老了,如果某一天撒手而去,奚奇尚是一懵懂少年,能否治国安邦尚且不说,会不会被他的哥哥们取而代之、小命不保,都很难预料。前些年发生在鲁国的接二连三的弑君事情,就是前车之鉴。综上所述,晋献公或许曾经有过要废立申生的念头,但那很可能只在一瞬间。那阵冲动一过,他便将这事给搁下来了。在里克等人看来,当年申生受命讨伐东山皋落氏,是晋献公的借刀杀人之计。然而推敲起来,这种观点其实也很站不住脚。想想看,晋献公将上、下二军都交给申生指挥,等于是将晋国的主力部队全部归于申生的控制之下,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想杀申生,好比欲杀人而又授人以刀,实在有悖常理。当骊姬又再次提起立奚齐的事,晋献公只是略微皱了皱眉头,不置可否。骊姬猛然明白自己其实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晋献公正在一天一天老去,很有可能突然一命呜呼。如果在这之前不将奚齐立为大子,她就永远丧失了机会,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申生继承君位了。她绝不愿意就此失败,她要主动出击。为此,她迅速买通了晋献公身边掌管内务的大夫。为了自己的儿子,她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是她没有想到,她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会害了奚奇这个孩子。如果将母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惜设计陷害别人,这种母爱实在是很扭曲。公元前656年的一天,骊姬派人对申生说:“主公昨夜梦见了你母亲齐姜,她说她在阴间很饿,必须赶快去祭祀她。”申生是个孝子,对骊姬的话深信不疑,连忙在曲沃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亡亩的仪式,并按规矩将祭祀用的酒肉带回绛都,以供父亲享用。当时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代为收下这些酒肉,存放在宫中。六天之后,晋献公打猎归来。骊姬命人偷偷在申生送来的酒肉里下毒,然后将酒肉送给晋献公。“大子申生数日之前在曲沃祭母,将祭祀用的酒肉送到宫里来,请主公您享用。”骊姬说。晋献公很高兴,吃饭的时候叫人斟上申生送来的酒。因为是祭祀用过的酒,他按规矩先撒了一杯在地上,以示对神的尊重。没想到,地面很快起泡,并拱起了一块。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骊姬,赶快跑过去将晋献公的手紧紧抓在怀里,神色紧张地对侍从说:“快传唤侍卫,有人想加害主公!”这种表演在旁人看来都觉得很假,但是晋献公很吃她这一套。他叫人牵来一条狗,将申生送来的肉喂给狗吃,狗立刻就死了。又将酒端给一个不知情的小厮喝,小厮也很快口吐白沫而死。酒肉里都有毒。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酒肉在宫中已经存放了六天,且不说骊姬有很多机会指使中大夫之类的人下毒,就算真的是申生下的毒,过了六天也会毒性大减,不可能将地皮都毒到拱起一块。嫌疑最大的人应该是骊姬而不是申生。但是骊姬在晋献公面前哭得梨花带雨,一口咬定是申生所为,晋献公很快就犯了糊涂,认为自己怀里这个软玉温香的美人儿万万想不出如此毒辣的计谋,将所有疑心都放到了申生身上。申生没有争辩什么,连夜逃往自己的封地曲沃。晋献公十分恼怒,派人将申生的师傅杜原款抓来杀了。申生身边的人对他说:“这事的可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请您不要任由他们陷害,回到绛都去当面向主公说清楚,相信主公能够明辨是非,查出真凶。”申生摊开双手说:“我又何尝不想对父亲说明真相?但是,老头子如果没有骊姬作伴,则食之无味,寝之难安。我如果非要去分辨个是非曲直,骊姬必定会因事情败露受到惩罚。这样的话,老头子肯定很受打击,我又有什么乐趣呢?”《圣经》的《马太福音》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们。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申生就是这样,为着父亲的快乐而考虑,对骊姬的攻击一忍再忍,任由其诬蔑和陷害,自始至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部下见他意志坚决,又劝他说:“既是这样,就赶快离开晋国吧,我们都愿意追随您!”申生说:“我要是走了,老头子岂不是更加认定是我下的毒,背负着弑君未遂的罪名出逃,又有谁肯收留我呢?”他的想法和当年卫国的急子如出一辙。既然不想留在这乱世上尔虞我诈,那就死吧!早在讨伐皋落氏的时候,申生就有了必死的决心,现在无非是多死一次,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值得留恋的。同年十二月,申生自缢于曲沃。骊姬乘胜追击,在晋献公面前诬蔑说,公子重耳与夷吾均参与了申生的阴谋。这两个人得到消息,没做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的抽泣,传遍了整个宅子。西尼卡又划了一条街道。实际上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穿过了不久前她刚划的一条街。桌子已经摆好,食物也摆上了。康瑟蕾塔摘下了围裙。她以贵族式的茫然凝视,掠过几个女人的脸,并且说:“我管自己叫康瑟蕾塔·索萨。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就照我说的去做。我怎么说就怎么吃。在我说睡觉时就去睡。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渴求的东西是什么。”女人们互相看着,随后又一齐看着一个她们认不出来的人。她长着亲爱的康妮的容貌,但有点像雕出来的——颧骨更高,下巴更坚毅。她的眉毛总是那么粗,牙齿总像珍珠那么白吗?她的头发不见一点灰白。她的皮肤像桃子一般光洁。她干吗这样说话?她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她们全都觉得莫名其妙。这位亲切平和的老女士似乎对她们每一个都最爱;从来不指责,有什么都与她们分享,却不大需要照顾;不要求感情投入;倾听;从不锁门,不管是谁都肯接纳。这位理想的长辈、朋友、同伴,有她在她们就平安,她在说些什么呢?这个完美的房东,不收房钱却欢迎任何人;这个“鹅奶奶”,可以和她说私房话或者不搭理她,可以对她撒谎或者发假誓;这个玩伴似的母亲,随孩子的意愿,可以拥抱她也可以扶着她出去散步,她在想些什么呢?“你们如果理该待在某个地方,”她继续说,“有爱你们的人在那里等着,那就走吧。不然就待在这儿跟着我。可能有人想见你们。”没人离去。一些神经质的问题,因吓坏了而爆出的傻笑,撅嘴和假装的生气,但不久她们就渐渐看出,她们离不开这个随时都可离开的地方。她们逐渐迷失了日子。开始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模框。她们先刮擦地下室的地面,直到那些石板干净得和海边的石头一样。然后她们用蜡烛把那块地方圈起来。康瑟蕾塔让她们都把衣服脱光,躺下去。在喜人的烛光中,在康瑟蕾塔柔和的眼光下,她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们该怎么躺?觉得怎样好就怎样躺吧。她们试着把胳膊放在两侧,伸在头上,抱在胸前或腹上。西尼卡起初是趴着,随后改成仰卧,双手钩住双肩。帕拉斯侧卧着,把膝盖收起。吉姬劈开双腿,张开双臂,而玛维斯则摆出漂流者的姿势,胳膊弯着,双膝向内。每个人找好位置后,都能够忍受冰冷、不容情的地面。康瑟蕾塔围着她们走,勾出躯体的轮廓。轮廓画好之后,她又要大家都在原地保持原来的姿态。不说话。在烛光中赤裸着。她们极度苦恼地蠕动着,但谁也不肯走出她们选择的轮廓。有好多次她们都觉得再也无法容忍下一秒了,但没人愿意在那双暗淡眼睛的注视下第一个认输。康瑟蕾塔首先开口了。“小时候,我的身体是受伤和脏污的,后来投入了一个女人的怀抱,她教导我说,我的身体什么都不是而我的精神则是一切。我同意了她的观点,直到我遇到了另一个身体。我的肉体渴望着,便吃了他。当他离开时,那个女人再次将我从我的身体中拯救出来。她两次救了我的身体。当她的身体患病时,我尽我血肉之躯所能,照看她的身体。我把她的身体搂进我的双臂双腿之中,擦洗它,摇晃它,还进入它让它保持呼吸。在她去世之后,我无法摆脱那一切。我的骨头叠在她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好事。不是精神。是骨头。与男人没有区别。我的骨头叠在他的骨头上,那是唯一的真实。因此我想不通精神在这件事里失落到哪里去了?它确实和骨头一样真实。和骨头一样好。一个甜美,一个苦涩。失落到哪里去了呢?听我说,听着。绝不要把骨头和精神分开。千万别把一个放到另一个上面。夏娃是玛利亚的母亲。玛利亚是夏娃的女儿。”随后,她以比她的开场白(她们谁都不明白)更清晰的语言告诉她们一处地方,在那里,白色的便道和大海相接。五彩缤纷的鱼儿和孩子并游。她讲到了品尝起来像蓝宝石似的果实和用红宝石当骰子的男孩。讲到了纯金建造的芳香的大教堂,男女天神和会众一起坐在靠背长椅上。讲到了和树一样高的康乃馨。讲到了长着钻石牙齿的魔法小矮人。讲到了蛇随着诗和铃声起舞。后来她还给她们讲了一个叫派达德的女人,她只唱歌,从来不说一个字。喧嚣的梦就此开始了。故事就此在那地方揭幕。半截的故事和从未梦到的事情从她们的嘴唇中飞出,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把尘埃从箱匣瓶罐上扇起。至于谁讲了那些梦或者它们有无含义,并不重要。尽管身体疼痛,或者正因如此,她们都轻而易举地迈进了做梦人的故事之中。她们进入了凯迪拉克的热气中,感到了一团混乱中冷空气的滋味。她们知道,她们的网球鞋没有系带,胸罩吊带每次从肩头滑落都很烦人。盔甲牌食品包是湿黏的。她们吸入睡熟婴儿的香气并感受到了做母亲的惬意,尽管她们注意到一个婴儿的头别扭地转了过去。她们调整好熟睡婴儿的头部,然后拒绝,断然拒绝她们之所知,开车回家了。她们抱着肉肠、婴儿和钱夹,跨上前廊的台阶,说着:“他们看来不想醒来,萨尔。萨尔?瞧啊。他们看来不想。”她们在水下踢腿,但不很用力,生怕惊动了也在水下的鱼鳍和鱼鳞。男人的声音在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他们自己都被压到喉咙下面去了。说呀说的,直到没人有力气尖叫或反驳。每个人都在催泪瓦斯中眨着眼、倒着气,将手缓缓地移动到擦伤的皮肤上和撕裂的韧带处。白天在各个过道里跑来跑去,夜里亮着灯睡在一只球里。把五百美元的钞票叠放在她的袜底。因陌生人的阴茎和母亲的抗争而发出的痛苦叫喊——像可卡因一样引起幻觉和具有腐蚀性。在喧嚣的梦中,独白与尖叫毫无二致;指向死者和早已离去的人的谴责被喃喃的爱取代。于是,她们都累巴巴、气哼哼地起身到各自的床上去了,发誓再也不屈从于这套把戏,但心中却深知她们还会的。事实上她们就是照做了。真实而紧张的生活落实到那里,便处于有限的光亮,以及煤油灯和蜡烛的烟气中。轮廓像磁石似的吸引着她们。帕拉斯坚持要去买油彩管和彩笔棒。在较薄的麂皮料子上绘画。她们理解了,便开始着手。先画身体器官:乳房和阴部,趾头、耳朵和头发。西尼卡在一个知更鸟的蛋上用蓝色复制了她的一处相当精致的伤疤,在蛋的尖头还画了一滴红色。后来,当她又渴望在大腿内侧划道时,她没有动手,而是选择画了躺在地下室地面上的一个裸体。她们互相说着梦见了什么和画出了什么。你肯定她是你的姐妹吗?说不定她是你母亲呢。为什么?因为只有母亲才可能而姐妹不会做这样一件事。西尼卡给油彩管拧上盖。吉姬在她的喉咙周围画了一个心形的小盒,玛维斯问起她时,她说那是她父亲给她的一件礼物,被她扔进墨西哥湾了。里面有画像吗?问问帕拉斯。有。两幅。谁的?吉姬没有回答,她只是又加了一些点,代表心形盒的链子。帕拉斯在画在地板上那轮廓的肚皮上加了个婴儿。当问起谁是父亲时,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婴儿旁边画了一个长着长睫毛和撅着毛茸茸嘴唇的母亲的面孔。她们逼着她问,不过很轻柔,既没开玩笑也没嘲讽。卡洛斯吗?那些把她赶到水里的男孩吗?帕拉斯给那张撅着的嘴加了两颗大虎牙。一月份过去了。二月份也过去了。到了三月份,日夜不分,因为她们忙于精细刻画身体部位和纪念物。黄色的发卡,红色的牡丹,一片白色地面上的绿色十字架。一根被小爱神丘比特的弓箭射穿的雄起的阴茎。莎伦玫瑰花瓣,洛娜·杜恩。在孩子气的太阳下,一对亮橘色的情侣不停地做爱。康瑟蕾塔像个新的、改造过的母亲,她负责供应她们无血的食物和白开水以解饥渴,她们因此都变了。她们得经过提醒才移动她们外在的身体,内在活生生的精神倒是极具诱惑力。一位路过的顾客注意不到什么变化。可能只是奇怪,菜圃怎么会还没有耕耘,或者谁在凯迪拉克的车厢上画上了“哀伤”二字。也许还会不解,那个应门出来的老妇人何以不用墨镜遮掩她可怕的眼睛;或者那些年轻妇女到底把她们的头发弄成什么样子了。如果是邻居,会注意得更多——放纵的情绪;宅子的紧张气氛、陌生的感觉,住客眼中明显不同的神色——她们和人谈话时友善、开朗,其余时间则安静、审慎。但是如果一个朋友走来,看到那几个年轻女人时最初显出惊诧,随后可能会被她们的成熟姿态安抚得说不出话来。她们看上去都多么平静啊。而康妮,腰板那么笔直,样子那么漂亮潇洒。那身熟悉的衣裙让她变得多么优雅,她溜进司机的座位,身边放着一个篮子,上面还有一个包袱,起初因为说不准还缺什么很有些心烦。在她驶近家门,开过中央大街时,她的目光可能落在斯维蒂·弗利特伍德的住宅、帕特·贝斯特的房子上,或者她可能注意到一个闲逛的男孩或去爱斯店的米努斯。随后她便会意识到缺了什么:与鲁比的一些人不同的是,女修道院的妇女不再经常出没了。也许她还会补充一条,不再被追逐了。但在这一点上,她很可能弄错了。娄恩路很窄,拐弯很急,但娄恩总算控制着奥兹莫比尔车下了土路,驶上柏油路,没有把标牌彻底撞倒。早些时候,她在开车来的路上,由于天黑又只有一盏前灯,难以保证保险杠不受刮擦,而此刻离开女修道院,却见立柱歪斜着,上面的招牌——“早熟的甜瓜”——也摇摇欲坠。“放不出个响屁。”她咕哝着。极可能是个纸里包着的玩意儿。那儿不是什么学校了。不过“早熟”还是没错的,而且不仅是几个字而已。七月还没过完,女修道院菜圃里的甜瓜已经熟透了,可以摘了。就像她们的头。外表光滑,内里甜美,可是主啊,但愿它们是饱满的。她们没一个肯听。推说康妮忙,拒绝叫她,而且对娄恩的话一字不信。在半夜驱车赶来告诉她们,警告她们之后,她无可奈何地、气恼地看着她们打哈欠,还笑嘻嘻的。现在她得思考一下还能做些什么,不然的话,要裂开的瓜就是她们的光头。夜间的空气很热,她嗅到雨虽然还远,但仍在逼近,这是她两个小时之前就想过的,当时她想趁着曼德拉草还干就收割下来,便在大炉灶近旁的溪岸周围轻轻地走着。若不是她到了那儿,绝不会听到男人们的议论,也不会发现他们策划的邪恶行径。浮云把夜空最好的珠宝遮蔽了,但去鲁比的路熟悉得像是收集捐赠的盘子。然而,她还是眯着眼睛看,以免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突然在前面蹦出来——在奥兹莫比尔单个前灯照不到的地方。那有可能是负鼠、浣熊、白尾鹿,甚至会是个气疯的女人,因为这条路就是女人走的。只有女人。男人从来不走。二十多年来,娄恩都亲眼所见。来来往往,往往来来,走着的是哭泣的女人,瞪着眼的女人,愁眉苦脸、咬着嘴唇的女人,或者显然是迷途的女人。在这一带红金两色的土地上,不时有黑岩石或绿土块横在路上;在这一带繁星密布的天空下,土地是不光彩的;在这风像男人似的摆布你的地方,女人们拖着她们的悲苦来往于鲁比和女修道院之间的道路上。她们是唯一的行人。斯维蒂·弗利特伍德走过,比莉·狄利亚也走过。还有那个叫西尼卡的姑娘。另一个叫玛维斯。阿涅特也走过不止一次。而且不仅是这些日子。她们从一开始就走着这条路。比如说,索恩·摩根有一次走过,那时她很年轻,康妮也还年轻。娄恩曾经目睹过许多人走这条路,其余人她也听说过。但男人从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条路上开车,虽说有时候他们的目的地和女人的一样:萨金特、K.D.、罗杰、米努斯,还有那个好人迪肯二三十年前也亲自走过。唉,她要是不找个人装好风扇皮带并修好油槽,也得用脚走这条路,除非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值得一去。要是还有时间加速,现在正是时候,但小汽车的状况不允许。一九六五年时,雨刷、空调、收音机都能用。如今只有强力的加热器这个部件还能让人想到这辆奥兹莫比尔车当年的动力。在一九六八年,这辆车经过迪克和索恩·摩根两易其主后,索恩问她用不用。娄恩当时高兴得叫了起来。最后,她在七十九岁高龄,虽无驾驶执照却活跃好动,开始学开车,而且还有了自己的车。再不需要搭别人的车了,再也没有在她院子里响个不停的刹车声召她去看急诊,若是不去或坐视不管就会酿成大祸。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在愿意时检查那些孕妇,在她自己的车里带着工具上门去。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想走的时候马上离开。可惜这件礼物来得太迟。就在她能够得心应手地开车的时候,没人再需要她的医术了。在激怒了有蹄子的、吓坏了长爪子的动物之后,在连续几周拖拉机的轨迹上上下下腾起股股红尘之后,她已经无处可去了。她的病人让她探视,但临到生产,都要走上几小时(如果她们能坚持下来的话)到丹比的医院去,接受白种男人冷冰冰的手的处置。如今在八十六岁高龄,尽管她有从未失手的声名(她从未让一名产妇死去,像费尔里有一次那样),她们都拒绝她处置她们的大肚子、她们的厉声尖叫和攥紧的双手。笑话她干净的腹带,她准备的母亲的尿滴。把她的胡椒茶倒进马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和之前在黑文的五十年间,她曾经蜷曲在她们的沙发上,摇晃着哭闹的孩子,给她们的女儿梳完辫子之后在厨房里打盹,在她们的园子里种药草,给她们很好的安慰,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无论她曾经如何教她们按摩乳房让奶水流出,产后该注意什么,席被下的刀子该朝着什么方向。无论她如何走遍全县去弄她们想吃的那种土,无论她曾经如何躺在她们的床上,用她的脚掌挤压她们的脚心,帮助她们推,用劲推,或者接连几小时用香甜的油膏按摩她们的腹部。这一切全都不算数了。她曾经凭本事帮她们来到这世上。当她和费尔里应召到鲁比这个新地方继续以往的营生时,母亲们向后靠坐在椅子上,劈开膝盖,放心地舒着气。如今费尔里已经故去,就剩下她一个仅存的接生婆,而这里的人口由大得像社区一样的家庭组成,不但需要也以有这样一个人而自豪,孕妇们要靠她来生育。但娄恩相信,比起产房那时髦玩意儿,这还有更多的含义。她曾经为弗利特伍德家接生过,可是每个婴儿的缺陷却玷污了她的名声,仿佛她不仅接生了婴儿,还造就了婴儿。对她是厄运的怀疑再加上丹比医院的舒适,剥夺了她训练有素的工作。有一位母亲就告诉过她,她没法不喜欢那一周的休息,那服务车,那温度计,那测量血压的办法;更对白天的瞌睡和止痛片欢喜若狂;但最主要的,她说是喜爱人们不停地询问她的感觉如何。若是她在家里生育,这一切就都不会有。在家里,她生完孩子的第二或第三天就要给全家做早饭,还要担心牛奶和她自己奶水的质量。别人应当有同感——充分的睡眠和远离家务,新生婴儿每晚都抱走由别人去照顾。而做父亲的——嘿,娄恩怀疑他们也同样乐意产妇被关在门里,自己守在走廊里,产妇自有别的男人负责,用不着一个没牙的老太婆磨着牙床来保持牙床有力。“别误会那些做父亲的感激之情,”费尔里曾经警告过她,“男人都害怕我们,总会这样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死神的贴身侍女,挡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怀着的孩子之间。”费尔里还说,在那年月,接生婆是障碍物,她发号施令,都仰仗她的秘密技巧,而这种仰仗却激怒了他们。尤其在这种地方,他们来到这儿平和地繁衍生息。费尔里像往常一样正确,但娄恩却别有一种责任。据说她能看透别人的心思,这种本领别管从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上帝赋予的,而且早在她两岁时就用过了,当时她藏身在院子里被人发现了,而她母亲则死在床上。娄恩不承认她独具禀赋,她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回避显而易见的事情罢了。不过她也确实更深刻地了解一些情况,胜过摩根的记忆力或帕特·贝斯特的历史书。她知道记忆力说不出、历史上没记载的一些事情:生活的“诀窍”和“道理”。无论如何,娄恩的生计断了(在最近的八年里,她只被召请过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我没有割她!”“嗬!”我大吃一惊。迈尔斯顿了顿,“你以为是我做的?”“你想告诉我什么吗?”我不理会他的提问。我不想直接要求他打某人小报告,但我很好奇他会告诉我什么。迈尔斯仔细端详我。“詹森干的,一共17刀,一刀代表一个人。他是个混蛋,每次都害我惹上麻烦。每次都是我被骂。”迈尔斯用力板起脸。我可以感觉到迈尔斯并不喜欢詹森。我不记得有人提过詹森,但这个人却说他们一共有17个。上次我只数到16,其中还包括那个“坏脾气”——我一直对“坏脾气”很好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现在再加上詹森就有17个了。“看来我必须多了解一下这位詹森。我不想误会你,把你没做的事算在你头上。”我试图弥补方才那大吃一惊造成的影响。迈尔斯稍稍放松了些。“噢,好吧。他是挺古怪的啦。”“卡伦腹胀、肚子痛是怎么回事?”我问。“噢,那是桑迪啦。她认为她怀孕了,”他语带轻蔑。“有这个可能吗?”“去她的,我知道小孩是怎么来的。我很确定最近没人碰我们。”“所以是她自己的想象啰?”“我想是吧。”“嗯。迈尔斯,你一直很帮忙,也帮了很多忙。你说过不会再伤害卡伦,所以假如这真的是你做的,我一定会很吃惊。我在想,其他人是否也有意见想分享?你是否愿意退回去,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咱们下次见啰。”“好。再见。”“再见。”我等了一会儿,卡伦的表情也逐渐恢复正常——至少是我习惯的,认定是正常的那个卡伦。然后,她的表情越来越柔和,带点女孩子气又有点犹豫。我继续等待。“喂?”我说。“这里好黑喔,”声音又细又小。“你在哪儿?”我问道。“在衣橱里。我和西娅。”“是你吗?克莱尔?”“嗯。”“你们在衣橱里做什么?”“躲起来。”“你们在躲谁?”“躲人。如果被他们找到,他们会伤害我。”“那西娅呢?”西娅也是新出现的——第18个?詹森以为只有17个。“她来陪我,”克莱尔继续说下去,“只要我很害怕,西娅就会陪我。”我这才明白,她认为过去曾伤害她的男人还会继续伤害她。也许我能帮上忙。假如我没记错,克莱尔大概7岁,她应该有能力理解时间推移的概念。“现在是哪一年?克莱尔?”“哪一年?”“嗯,你能告诉我吗?”“1967年。”“你最近一次受伤就是在1967年,是吗?”“是啊,怎么了?”“请你好好听我说,克莱尔。我要说的话也许会吓你一跳,不过,说不定能对你有帮助。”“好。”“现在已经不是1967年了。现在是1994年,1994年11月底。已经过了27年。卡伦的父亲已经死了,其他伤害你的人应该也都不在人世了。再也没有人会伤害你了。”我耐心等待她明白过来。“我不相信。”“你问问凯瑟琳和霍尔顿,现在是哪一年?”“好,等我一下。”克莱尔离开几分钟。卡伦呆滞地坐着,面无表情——直到克莱尔回来。“你说对了!”她的脸庞亮了起来,“你说卡伦的爸爸,还有那些人都不会再伤害我了?永远都不会吗?”“不会,再也不会了。如果你不想躲进衣橱就不用再躲了。说真的,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别人出来时观察一下其他人。我会帮助你适应的。”“谢谢你,贝尔医生。”“不客气。克莱尔,我希望你现在可以比较开心,也不会想死了。那么,你可以退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想跟我说话?”“嗯。再见。”卡伦轻轻靠在椅背上,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神情。右手悬在空中,绕着腹部划圈;那是孕妇抚摸并感觉腹部膨大的动作。她吃力地开口。“贝尔医生。”“我是。”“我是桑迪。”“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一直在收缩、阵痛。”“嗯嗯。”“我想我快要生了。洛申医生说宝宝……说他有什么来着?疝气?他说我们必须开刀。我觉得这样很好。”“开刀很好吗?”桑迪感觉有点疯狂。我试着让她继续说话,好推断她的疯狂程度。“我喜欢开刀。”“你为什么喜欢开刀?”“因为会痛。”“你为什么喜欢痛?”“疼痛让我感觉真实。”“真实……让你有活着的感觉?”“对,活着。我只有这种感觉。我喜欢手术带来的疼痛,有时连医生都被我骗了。”“医生被你骗?”“是啊,我想生病就能生病。”“桑迪,我在想,如果你愿意多花时间跟别人相处,也许不错。你认识同住在卡伦身体里的其他人吗?”“当然认识,别蠢了。现在我们一共有17个。实际人数也许比这个数字还多,不过目前正常运作的只有17个人。”“你跟谁处得比较好?”“嗯,我喜欢朱莉安。”选得好,我想。朱莉安颇为正常。“你何不试着观察一下朱莉安出来时的表现?也许你能分享她的感觉,进而跟她拥有相同的感觉。说到这个,你的肚子痛颇令其他人苦恼。”“噢,真的吗?那……我想我愿意试试看。”“那咱们下回再聊。”桑迪有点吓人。我想卡伦闹肚子痛应该是她引起的。这些人显然颇为缺乏自主行为能力。我得耐心等候,看看我能否对她造成任何影响。※※※※圣诞节快到了。度假前最后一次见面时,卡伦拿着礼物和卡片走进来,看起来比平日更有精神。我知道,假如她一直揣着准备送我的礼物不放,咱们啥都谈不成,因此我看看她,再看看礼物,扬了扬眉毛。“我有东西要给你。圣诞快乐,贝尔医生。”她递给我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上头有张卡片。她仔细端详我,想知道我的反应。“我可以拆开吗?”我问她。“噢!当然可以!”她说,“然后要看卡片哦!”我拆开纸盒,里头是一条红色领带。领带上的图案是小朋友叠罗汉:最底层有4个人,再是3个、两个、一个,形状像金字塔或圣诞树。翻过背面,商标上写着“拯救儿童”,底下还有一行字:“今日的儿童是明日的栋梁。”对卡伦而言,这是多么真切的一句话。“真好!”我说,“我真的很喜欢!”这是我的真心话。不需要言不由衷的感觉真好,因为我很少成功地骗过如卡伦这般纤细敏感的病人。我拆开卡片,细细阅读。多美妙的故事啊!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祝福您和您的家人有个最快乐最开心的圣诞佳节,同时也想借这份礼物向您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我们想告诉您这份礼物有多特别,还有它的来龙去脉。有一天,卡伦沉睡,换我们出来,霍尔顿看报纸,克莱尔按遥控换频道,突然,一则广告引起她的注意。那是“拯救儿童”的募款广告。克莱尔好喜欢这条领带,想买来送给你,所以她把我们统统叫出来看。就在这一刻,我突然看见并听见大家的想法!以下是他们说的话:凯瑟琳说这真是个好主意,这份礼物非常适合你。卡伦博问领带软不软,她想摸摸看。迈尔斯说:“贝尔医生真的会系这条领带吗?他大概已经有上百万条领带了吧!”但迈尔斯也很喜欢。西娅说,我们已经不再害怕领带了,可不可以真的买下来,送给贝尔医生?西德尼说,领带上的小孩子看起来很像我们。然后,克莱尔说,这领带是一位叫特蕾西的女孩儿做的。这时霍尔顿插嘴说,不是她做的,是她“设计”的。霍尔顿喜欢这条领带,但他没看到订购信息。桑迪很兴奋,她说她要打电话去电视台问。詹森说,这条领带看起来很不错。安说她喜欢这条领带,而且还可以捐钱帮助儿童。卡伦2说,“对我们来说,贝尔医生是很重要的人,我也想买来送给他。”朱莉说,“你们看,领带上的小孩图案看起来好像金字塔。”朱莉安说,“这领带仿佛象征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卡伦3说,“这不就是我们吗?拿这个当礼物真是太棒了。”卡尔说,贝尔医生人很好,只送领带好像太少了?凯瑟琳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领带,这是我们大家首次达成共识而做的决定。”爱丽丝问你算不算我们的家人?霍尔顿说,“就好的一面来说,他是的。”于是爱丽丝说她能不能负责包礼物?凯瑟琳说可以。迈尔斯说,“贝尔医生会不会气我们买礼物给他?”卡伦1说,“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喜欢他,而且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而且,撇开这个不说,这领带很可爱呀!而且是为了圣诞节嘛!”于是桑迪立刻打电话询问订购信息。霍尔顿下订单,凯瑟琳签支票,然后我们让克莱尔负责寄出去。这是大家第一次共同做决定。我们都觉得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很高兴能送这份礼物给您,因为我们真的很感激您为我们的付出。希望这条领带能让您想起我们,甚至能为您带来微笑。17倍的圣诞快乐!我不曾收到过如此令人惊奇而赞叹的圣诞礼物。第二部分身第12章重启连结卡伦的各独立人格逐渐意识到彼此存在,造成一股压力,导致卡伦出现头痛症状。他们偶尔意见相左。有些人开始写日记,什么都写,然后再拿给我看,但有人却把日记烧掉了。现在已有数个独立人格主动让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因此我会在催眠治疗时请他们现身一谈。言谈间,他们多有隐瞒,仿佛不确定是否能畅所欲言。我从没想过他们必须获得允许才能发言。卡伦连着好几次都要求延长治疗时间,让其他分身有更多时间说话。她盼望能缓解一下大伙儿在脑袋里竞相发言的压力——长久以来头一次有人听他们说话呀!我担心卡伦不但不会变好,反倒可能先垮掉。与卡伦再度见面时,我们跳过客套寒暄,直接切入正题。这些分身有待探索的地方实在太多,而我们也都想赶快行动。卡伦现在轻易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我大概只要说句“睡着”,她就真的睡着了,但我依然维持例行的催眠诱导过程,为她和其他人格建构值得信赖的谈话环境。“等你准备好,”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我嘱咐道,“瞧瞧安全小窝外吧。看看有没有人想跟我们说话。”“哈罗……我是安,”卡伦突然坐直,给人专注、自信、一本正经的感觉;她的声音冷静而有魅力,慈眉善目。有趣的是,她的举止态度令我感觉轻松、如沐春风。“喂,安,我是贝尔医生。”“嗯,我知道,”她说。“你好吗?我第一次这么做,有点害怕。”“希望我能借着这次谈话多了解你一点,”我说,“还有卡伦内在的其他分身。如此一来,说不定我就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帮助你们。”“凯瑟琳也这么说。这也是我答应出来跟你谈话的原因。”“关于你自己,有什么愿意跟我分享的吗?”“当卡伦再也无法应付教会、维持正常信仰时,我出现了。”“卡伦没办法应付教会?”“有几个伤害她的人是教友。他们伤害她的时候,还会说一些宗教仪式才用得上的词汇。她无法忍受走进教堂,所以我诞生了。”“你今年几岁?”“16岁。我出生在卡伦10岁那年,那时我11岁。我知道这有点分不清……”“看来,你似乎是为了某个特殊目的才诞生的。”“嗯,是啊,当然啰。”目前我所遇见的每一个分身似乎都是为了替卡伦应付特殊情绪创伤而诞生的。“我懂了。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我不知道,想说的实在太多了。我一直是脾气最好的一个,也很坚持我的信仰。以前在天主教学校时,修女都很喜欢我,我是她们最疼爱的学生。我也会帮校长和神父跑腿办事。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切正常得很。我想当修女,但是我不能,因为……因为他们对我做了那些事。我不干净。我在圣杰罗姆医院帮忙照顾受伤生病的孩子,但只要我一往医院跑,卡伦的爸爸就会打我。他总说慈善必须从家庭做起。”安陷入沉默。她在想事情。“怎么了?”我问她。“我想坦白一件事。”“哦?”“日记是我烧的。”“真的?为什么?”我很惊讶是她做的。“我很气你不响应。我以为你每天都会看,可是你却不认真听我们说话。”“日记是其他人和我沟通想法、倾吐烦恼的一种方式。卡伦负责收集,然后再一起交给我。可惜我没办法天天跟你见面。”“噢!我的老天!我真丢脸!”安用手捂着嘴,“我根本没搞清楚。我以为你不在乎。”“这是我的损失,”我说,“或许你能协助大家再写一次,这样就皆大欢喜啦。”“我会试试看,”安没再说话,眼睛朝斜上方看,视线茫然。“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她又开口,“卡伦结婚时,在婚礼上昏倒的是我。哦,不光是我啦,卡伦站在圣坛前时,我们有好几个轮流现身。昏倒后我曾醒来,但旋即又昏过去。我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种事。真心想结婚的只有卡伦1。她只有10岁,但她想当妈妈,想要孩子。等我们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切都太迟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们要嫁给谁。这实在太令人震惊,太吓人了。”安再度陷入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安的一席话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惊愕莫名。卡伦的所有内在人格似乎对每一件事都了如指掌。既然如此,不知道安能不能帮忙处理卡伦与母亲之间的龃龉?“你跟卡伦的母亲熟吗?”“不熟!感谢老天。负责应付她的是桑迪或西德尼。卡伦的妈妈拿铁丝刷帮她化妆的时候,是西德尼出面应付的。那时卡伦14岁。我不喜欢想起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我说,“你的话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很希望能再跟你说话。如果你准备好了,是否愿意回去看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分享呢?”“谢谢你,贝尔医生。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天。”卡伦的表情短暂陷入空白,姿势也换了(但细微得难以察觉),然后她开始用比较正式的态度说话,却少了几分优雅和自信。“哈罗,贝尔医生,很高兴我们终于见面了。”“凯瑟琳?”“当然是我啊!噢,抱歉,我还没自我介绍。我忘了你不见得清楚我们谁是谁,还有谁在跟你说话。”“我认得你说话的习惯,”我说,“当然,我也很高兴能跟你聊聊。我一直很想认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先给我一点背景资料?你是何时诞生的呢?”“我从一开始就存在了,大概是卡伦一两岁的时候吧。我的工作是照顾卡伦,霍尔顿比我晚一点点报到。卡伦自小就被虐待猥亵。霍尔顿有力量保护她,我则是靠脑袋照料一切。”“你主要在何时现身?”我问。“需要解决事情的时候。大部分的打扫和烹饪都是我做的。卡伦去药店当秘书——那个也是我。过去曾有好长一段时间,卡伦几乎完全不现身。”我纳闷她指的是哪一个卡伦,但我任她继续说下去。“有多久?你是指好几个礼拜吗?”“噢,不止,卡伦——那个来这儿就诊的卡伦——曾一度消失好几年。整个高中时代都不见人影。卡伦念高中时,我们天天挨揍,持续遭受性虐待,卡伦根本不愿意出来。那段时间几乎都是卡伦2和几个男孩在撑着。”“你们是怎么决定来找我的?”我问,“我猜这应该是你做的决定。”“你猜对了。那天,第一次就诊那天,是我带卡伦来的。”“为什么是我?”“我跟你其他的病人聊过。他们说你了解他们。但是当你第一次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不太确定你是否真的能了解我们,所以我必须好好观察你。我必须知道你是否真的关心我们。我看过你的学位证书,也打电话去州医学会询问你有没有不良记录。”“那么,我有任何让你困扰或担心的地方吗?”“没有。我想我做了正确选择。我认为我们走对路了。”“你可曾想过,我们的治疗应该做到什么程度?”我问她,渴望得到协助。“没有。我认为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只觉得,这事是急不得的。”凯瑟琳令我想到学校老师。她很有耐心,鼓励我尽我所能,勇敢尝试。诊疗时间到了。我不但没得到多少协助,还被告知要有耐性。但这说不定也是种帮助。我的指导老师曾经跟凯瑟琳说过一样的话:“静观其变,因为你的工作是了解病人。等你明白了,再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治疗师常有一股很强的欲望,期盼病人遵循治疗计划,而非按照病人自己的步调走,殊不知这种期盼往往错得离谱。※※※※1995年1月中旬,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站在门口,犹豫该不该进来,一会儿看看家具后面,一会儿看看桌子底下,最后终于走向诊疗椅。卡伦手里握着一捆纸。她僵硬地坐在椅子上,疑神疑鬼,东张西望。她举起纸卷,凑近眼睛,像海盗

                      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与历史大势相悖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声“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为了挽回形象,自导自演了一场表演秀——自请处分,甚至一度退居虎门,表示坚决离开广东,可惜被各方“深切同情、坚决挽留”,于是在4月初“艰难”地回到了广州。整套表演情节合理、动作自然、感情到位,看来蒋校长也是有实力走红地毯的人。看完蒋校长的表演,一起来分析一下“中山舰事件”的输家。输家有很多,首先来看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下手是极其迅速的,根本没有通知国民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汪精卫。虽然汪精卫对蒋介石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极为愤慨,但是事件已经造成了国共矛盾、中苏矛盾,木已成舟,于是汪精卫以此次事件自己负有领导责任为由辞职,又跑到法国去了。汪精卫这权交得也太快了点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太快了,不知道汪精卫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并非一个恋权的人,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党内争斗,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一号人物汪精卫走了,二号人物蒋介石得以继承党政军实权,但他没能坐上国民政府主席的椅子。因为汪精卫对蒋介石很有意见,所以他把谭延闿扶上了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老谭虽然干过很长时间的军阀事业,打仗的能力也一般,但他在跟小弟赵恒锡的残酷斗争中老打败仗,受到了严酷的实事教育,并因此下定决心加入革命队伍,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及北伐战争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与孙中山保持了高度一致,算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革命”,由他接任主席也算合理。最大的输家则非共产党莫属。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表面上认了错,后来也逐步把共产党员给请了回来。这一切表明他似乎仍在高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伟大旗帜前进。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形象工程”而已,因为蒋介石目前并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共产党分裂,只得虚与委蛇。蒋介石的第一军目前只有第二师刘峙在广州,剩下的主力都远在潮汕。而李济深、谭延闿、朱培德的部队都近在咫尺,真要打起来不一定能赢。更重要的是,第一军上下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而蒋介石自己也一直宣扬革命,如果他不能占住法理,部队思想必定陷入混乱。此外,前文分析过,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后,他就从没有真正信任过苏联和共产党,他和亲苏联、亲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即使没有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早晚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这不是瞎猜,取得党政军实权的蒋介石,迅速借助“中山舰事件”制造了一个“整理党务案”,以继续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共产党的政策,比如,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这就是“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从此便低人一等。“中山舰事件”的背后主谋国民党右派,也没有落着好。在这次风波中,汪精卫、共产党、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连蒋介石都弄臭了个人形象,唯独右派安然无事。看到了这一点,离“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也就不远了。躲在幕后的右派被揪了出来。蒋介石迅速处分了欧阳格、欧阳钟等人,免去广州右派分子的头面人物伍朝枢、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一切职务,解散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也被他冠以非法组织之名,开除其成员党籍。至于右派的另一个巨头——孙科,蒋介石还不能动他,因为他必须卖孙中山的面子。不得不说,此案的关键人物李之龙的下场极其悲惨。李之龙确实有他的问题。在既无蒋介石的手令也无正式公文的情况下,这位仁兄轻率地将军舰调往黄埔。他事前完全应该也必须向蒋介石核对,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的误会也就灰飞烟灭,但他没有这么做。所以,陈独秀、张国焘认为李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怀疑他有叛党嫌疑,遂将其开除党籍。就在李之龙为被开除党籍一事苦恼万分的时候,蒋介石却没有忘记他,派了几个黄埔同学去找这位黄埔英杰,希望他能迷途知返,归顺自己。“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还发了一封电报给李之龙,叫他立即去南京。不过李之龙身处被同志们怀疑的风口浪尖,又岂敢做出如此见风使舵的事?他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还写了一篇叫《三·二〇反革命政变真相》的文章,彻底加入了讨蒋队伍。两年后,李之龙回到广州策划“中山”等舰起义,失败被捕。不过,蒋校长对李之龙还算不错,他电令相关人员将李之龙押往南京,他要亲自做李之龙的思想工作。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李之龙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即被欧阳格的狐朋陈策执行枪决。一颗本有前途的将星就此陨落,他的死亡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河流中,像雪花融入到冰凌中,一切都那么的悄无声息。基于当时没有比蒋介石实力更强的力量可以扶持的现实(冯玉祥此时已经完蛋,后面细说),在布勃诺夫考察团的建议下,苏联政府本着实用主义和利益至上的原则,转变了态度,向性格强硬的国民党一把手蒋介石做出妥协——季山嘉被调回苏联,未来的苏联元帅加伦和鲍罗廷重新回到中国,再度北伐开始提上日程。陈独秀在代表共产党做了申辩后并未深究此事,随后蒋介石宣称此事和共产党无关,国、共、苏继续合作,一场风波以蒋介石的胜利落下帷幕。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取得了独裁地位,汪精卫从此再也斗争不过蒋介石。蒋记王朝第五章北伐定中原

                      誓师北伐

                      应该说,蒋介石的运气不错,就在他“摆平”广州风波的时候,北方风云再起,乱作一团。虽然冯玉祥以辞职下野释放了屈服的信号,但吴佩孚和张作霖不打算放过他。吴佩孚要报冯玉祥背后捅刀子的仇,张作霖也要报冯玉祥趁火打劫的仇,所以这哥儿俩组成“讨赤联军”,拉上对“落井下石”牌情有独钟的阎锡山,组团围攻暂时看起来最强大的冯玉祥,吹响了北洋几大军阀之间最后一场大战的号角。随着群架规模的扩大,战火烧到了《辛丑条约》里的敏感地带天津大沽口,《辛丑条约》的既得利益国日、英、美等八国随即向段祺瑞发出“八国通谍”。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在北京发动民众与学生游行,抗议“八国通谍”,要求段祺瑞废除《辛丑条约》。段祺瑞昏了头,居然以武力镇压游行队伍,造成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为代表的四十七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中的鲁迅后来写下《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事件发生后,群架也到了尾声。在联军的进攻下,冯玉祥被打回原形,以前吃进肚子的全都吐了出来。心情黯然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冯玉祥接受了苏联的邀请,走出国门,去看一看外面世界的精彩。在苏联那里,他见识了“红色浪潮”的魔力,这将改变他的一生。吴佩孚恢复了实力,势力遍及两湖与河南。张作霖则拿下了华北,再度占领北京。这一次,张大帅没有再装好人。这些年的失败告诉他一个道理:人在弱势的时候奉行实用主义比较合算。因此一统中国的理想在梦里想想就好,还是趁年轻多做几天中央领导过过瘾比较实在。于是他也就撕破了脸,赶走段祺瑞,独霸北京政府……被革命的对象——北洋军阀正在玩窝里斗,时机如此有利,怎能不北伐!国民党中央迅速通过了北伐决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全权授命蒋介石,命其出任北伐军总司令,负责组建总司令部,负责组织北伐一切事宜。一句话,凡是涉及北伐的事情,全部由蒋介石一人彻底包干。谭延闿很会做人,很够意思。所以蒋介石也投桃报李,让谭延闿一路官运亨通至进棺材为止。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虽说苏联愿意提供一部分军费和武器,但北伐资金还有很大的缺口,毕竟一旦打起仗来,物资的消耗可是源源不断的,每打一天仗,就得多花一天的巨额军费,所以蒋总司令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提出了筹措军费的命令。宋子文的确是一个搞经济的优秀人才。他上任一年多以来,通过向外商借资,规范制度——如确立预算、财政公开,整顿税务,发行公债等手段,不仅保证了广东国民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他麾下的广州中央银行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月流水近亿元。相比辛亥初年南京政府的窘迫财政,真不啻霄壤之别也。接到蒋总司令的命令后,宋子文努力工作,协调各方开支,优先满足北伐的军费需求,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经济挂帅,全面布局。在和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讨论过后,蒋介石拍板决定了他此生最为优秀的三大军事战略方案之二:北伐三步走。所谓“三步走”,即第一步打倒吴佩孚,稳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如果第一步顺利吃掉两湖的吴佩孚,那么立即执行第二步,进入江西、浙江干掉孙传芳。完成第二步之后,第三步自然就是北上消灭张作霖,彻底打倒北洋军阀。简单说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避免三线同时开战。即将被北伐的那三位仁兄的兵力分布是这样的:吴佩孚约二十万,孙传芳约二十万,张作霖三十余万。三人的军队数量看起来极为吓人,其实没那么可怕。一来这几位兄台要分兵驻守好不容易抢到手的地盘,二来精锐并不多。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就占其总兵力的三到四成罢了,至于张大帅,也就两成而已。尽管北伐军只有十万左右人马,但其精锐部队的比例要高于上述三位,打胜仗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此,为了形成局部优势兵力,除李济深率领一部分国军留守广东,其余国军全部参加北伐。这里需要稍作解释,国军第一军主要分成两部,一部随大军出征,一部由何应钦率领,盯防福建、江西的孙传芳。此外,为了跟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把部分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请回了北伐的领导班子,譬如任命邓演达和周恩来为总政治部正、副主任,蒋先云为机要参谋。7月9日,广州万人空巷,北伐誓师!广州各界群众三十多万与会,点将台上庄严肃穆。孙中山大幅遗像悬挂正中,左右两侧分别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群众在国民政府领袖谭延闿、蒋介石、宋子文、孙科、宋庆龄、张静江等人的带领下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蒋介石戎装整齐,从主席谭延闿手中接过总司令大印,从张静江手中接过总司令旗,正式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霎时,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胜利,一定胜利!”的呼声响彻云霄!接下来是部队受阅。蒋介石看着台下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的受阅部队,眼睛略有些湿润。从1924年到今天,两年过去了,黄埔一期的几百个学子,现在只剩下一半不到,绝大部分在东征平叛中阵亡。幸好,第四期即将毕业,第五期即将入学……

                      唐生智

                      国民革命军是继袁世凯新军之后,中国军队又一次质的飞跃。在充足的军费保证下,在优良的武器武装下,在“党指挥枪”、“党国”、“党军”的精神鼓舞下,北伐军势如破竹!两湖首先传来好消息:北伐军在7月11日进入直系的据点湖南长沙。进展怎能如此之快?9日誓师,两天就进占长沙,这速度也太离谱了吧?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任务,自然是有秘诀的。秘诀就是,北伐军在湖南有一个叫做唐生智的内应。此人时年37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程潜、赵恒锡都算是出自湖南新军的杰出军阀代表,原老板为赵恒锡。唐生智虽然信佛,可他不仅做不到无欲无求,还很有野心。他不甘于一直做小弟当跟班,于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造了老大赵恒锡的反。结果赵恒锡搬来老大吴佩孚,吴老大替赵小弟把反骨仔唐生智揍得满地找牙。没办法之下,逃到湖南南部边境的唐生智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算是重新找了一个老大。唐生智于1926年5月加入革命队伍,其军队成为国军第八军,他自己则成了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的部下里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一个叫何键的师长,一个叫彭德怀的营长。有理由相信,唐生智参加革命的动机严重不纯,既因为他有借力报仇的嫌疑,也因为他有投机的嫌疑——若不加入国军,势必成为被北伐的对象,而且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他在诸多重大关头的表现都只能用不靠谱来形容。尽管唐生智不甚靠谱,但好在他目前对北伐还有些用处。在唐生智的接应下,国军第四、七两个军于5月底顺利抵达湖南北伐前线。以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面对赵恒锡的湘军和吴佩孚的非嫡系部队,一个多月攻入长沙也在情理之中。长沙战役获胜,蒋总司令亲临长沙指导工作,犒赏三军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过蒋介石首长在长沙校场检阅英雄部队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蒋介石骑马缓缓走过其他方阵,安然无事,可是当蒋介石走到第八军队列前时,军乐队鼓乐齐鸣,蒋介石骑的马大概没听过这种声音,长嘶一声,撒蹄狂奔。蒋介石猝不及防,摔下马来,一只脚挂在马镫上,整个人被惊马拖了十余丈,最后马靴脱落,才幸免于难。蒋总司令忍痛、忍怒坚持完成检阅的事咱们就不说了,一起来看看第八军的军长唐生智干了什么。检阅结束之后,唐生智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二学园”。二学园是顾和尚(本名顾净缘,乃顾炎武之后)讲经论道的场所。这个顾和尚有点特别,在很多人看来,这家伙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连佛语都不会说几句,相当于学英语只会“点头YES摇头NO来是COME去是GO”的半吊子。其实,顾和尚有点水平。只是他崇信的是密宗,很难被普通人理解,而且他性情恬淡,是个隐士,每当遇见有人怀疑他时,他也懒得去辩解。很酷!所以使得大家都当他是个死骗子。当然,也有不少人相当欣赏顾和尚。唐生智就是顾和尚的粉丝之一。唐生智自己信佛不说,还在部队中宣扬佛教,想当他的兵就得接受摩顶受戒,因此他的军队又被称为“佛军”。见到顾和尚后,唐生智把今天的事向他详细说了一遍。顾和尚闻言捏指算过之后才轻声说:看来蒋介石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唐生智顿时心花怒放,自此有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看来顾和尚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并非忽悠混饭吃之人,后来的红军不就改编为国军第八路军了吗?

                      决胜汀泗桥、贺胜桥

                      除开北伐军实力强悍的缘故,丢掉长沙还有吴佩孚自己的原因——轻敌,他小看了北伐军。原本吴佩孚把主力大都放在北方,用于进攻冯玉祥和防备张作霖。直到丢掉长沙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鉴于冯玉祥已经被他和张作霖揍得只剩下一口气,于是吴佩孚大胆调集主力南下,打算在湖南湖北交界处与北伐军展开生死决战。就在他调兵遣将之际,北伐军已经突破湖南北线,进入湖北。吴佩孚知道这是生死攸关之战,于是亲自组织兵力反扑,在湖北咸宁境内的两处险关汀泗桥、贺胜桥一线布满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他要拒敌于武汉大门之外!蒋总司令自然不是吃干饭的,早在吴佩孚做出调整之前,他就已经下令北伐各军务必抓住吴佩孚兵力分散、精锐未至的有利时机,迅速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迅速响应了蒋总司令的号召,他本着“把困难留给别人,把便宜留给自己”的军阀精神,把吴佩孚的精兵和前进道路上的险关重城——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武昌城都留给了第四、七两军,自己则率第八军直奔滔滔汉水和长江而去,因为长江对面是敌军防守薄弱的汉口和汉阳。因此,吴佩孚的主要对手是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于军长李济深留守广东,副军长陈可钰得以成为第四军的最高指挥官。陈可钰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他带领的第四军一直冲在北伐的最前沿,无畏的勇气和敏锐的军事嗅觉就是他的特质。现在,作为最早抵达汀泗桥的将领,陈可钰决定趁吴佩孚主力未至汀泗桥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金励衡20世纪80年代与溥杰(右)的合影(金励衡提供)奉恩将军我还见过,这人叫存耀,注165我管他叫大爷爷。他比我祖父年龄小。奉恩将军那会儿待遇也不错呢,可是什么也不干,后来大清国一没就麻烦了,把祖产什么的卖了不少。原来我见到他那会儿,我记得夏净天儿,一身串绸的衣服。定:什么是串绸?金:就是丝绸的吧,长衫呀大褂儿。坐着洋车,叼着烟卷儿,来看我祖父来了,我祖父是他堂兄嘛。给我的印象就那样的,奉恩将军存耀。那时候我祖父就有点钱了。后来就解放了吧,北京市移民,就把他移到内蒙古去了。在北京他什么都干不了,到内蒙古他能干什么呀。定:解放初期往内蒙古等地移过几次民,都是无业的,在北京城里瞎混注166的。金:对对对,就是无业游民,什么也不干那会儿。定:到那边种地去?金:您想这位奉恩将军他能种地吗?(众笑)既不能打仗,也不能种地。定:后来都跑回来了。金:哦……原来您知道啊?您说对了,真跑回来了(众又笑)。跑回来就投奔到我祖父那儿了,我祖父就给他安排到绦儿胡同一个大车店,就在大车店那儿住,后来就死在那大车店了。(看满文书院最早的照片)满文书院最先是我们搞起来的。这是常瀛生,代善的后人,这是金宝森。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金励衡于后海北河沿的出生地(金励衡提供)呢?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缪素筠注167的。房子很好,一边是府邸,一边是花园。我们就租她花园那部分。现在还一直保留着呢,我前些日子还进去看看,里边也都是大杂院,都盖上小房儿了。那会儿载沣,就是溥仪他父亲还活着呢,他是1951年死的嘛,那会儿夏天热,他有时候就上后海河边凉快去,跟我祖父聊天儿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房子是我祖父又在那边买的地,自己盖的房。跟那个不是一个院儿,可是离得不远,就跟从这儿到胡同口那么远。我祖父盖的三合院儿。定:您说的三合院是什么样的?金:就是有北房、东房、西房,没南房。这个房子的头里,现在叫鼓楼西大街,原来叫德胜门果子市,我祖父在果子市做买卖,有两间门脸儿。我们后盖的这房子,就跟我祖父的商店通着,现在的门牌叫孝友胡同。故宫现在不是世界文化遗产了嘛,什刹海这地方算是文化遗产缓冲区,是风景区了,那地价比哪地方都贵。岑大利:您那房子现在还有人住吗?金:“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就别人住了,去年才落实政策。国家出钱把那住房的全给搬走了,房呢就交回来了。我们8个兄弟姊妹分了,我父亲有遗嘱啊,给了我两间北房。岑大利:不错呢,还能给您交回来。金:这国家也花了不少钱啊。落实政策,自个儿花钱修的。我父亲在门头沟教书,“文化大革命”受冲击。他有一段历史问题,当的官儿不大,名儿可太厉害了——“防共委员会”。定:他什么时候跑那地方去了?金:那会儿老找不着工作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差事,还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啊,地方不错,在中南海里边。在那儿就当雇员,成天就写毛笔字儿,抄抄写写。解放以后坦白了。刚一解放政策还是比较稳的,没事儿,不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可“文化大革命”就乱了,不管那套了就,在门头沟那边给揪出来了。我母亲那会儿也下乡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注168。上顺义北坞插队了。后来又办回来了。我学的西医。我1955年北医毕业的。我入学的时候北医还跟北京大学是一回事呢,那会儿叫北京大学医学院,后来独立了,叫北京医学院。现在又合了,叫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今年9月份我们班刚开过毕业50年联欢会。我们那会儿是5年制。原来协和8年,北医是6年,到我们那年教学改革,是5年。我毕业以后先分配到北京市第一医院,这医院原来是市级,后来下放到区里了,1970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又下放到甘肃。我老伴是药学系的,1962年毕业。那会儿不是备战么,她们班好多人就分配到部队上去了,就给她分配到空军天津医院。所以我算是军属,军属不下放,就把我分到回民医院来了。“文化大革命”回民医院改叫向阳医院,后来又改回来了。牛街那儿不是回民多么,回民医院原来归民政局,不归卫生局,这是全国最大的回民医院。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视啊?是因为2008年奥运会,还要投资哪。

                      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
                      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和硕礼烈亲王代善注171多罗谦襄郡王瓦克达(第四子)注172松山松锡(第二子)注173何秉钧祖父松锡,光绪十三年(1887年)丁亥四月初十日未时生。何秉钧(以下简称何):我就用启功先生的一句话来开头吧,启功先生说因为我是胡人,所以我就胡说了。这句话你们听过吗?我事先整理了一篇稿子,我想这样,凡是书上有的,我不跟你说。定:好的。何:我现在正做着化疗呢,已经做到第八个疗程了,还有4个疗程就做完了,完了以后呢,就3个月到这儿来查一次。再过一个时期呢,就半年查一次。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过的、或因清军进军而农田遭到破坏的乡村,该年的赋税减轻一半。而且,北直隶的各府、州、县,皆减税1/3。尽管如此,在北京仍然有人散布谣言蛊惑民众,说是满族人有返回东北的计划。减税之后不久,北京市民开始风传征服者们将在阴历七八月份返回辽东。当他们看到一些士兵离开北京、返回盛京时,他们便认定这种推测已被证实了。对于那些满族人对中原的统治不会长久的说法,多尔衮甚为恼怒。他在7月21日发布了一个告示:我朝剿寇定乱,建都燕京,深念民为邦本,凡可以计安民生者,无不与大小诸臣,实心举行……我国家不恃兵力,惟务德化,统驭万方。自今伊始,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他又解释说,那些东去的士兵只是接家眷去了,他们还要回到中原来。那些与事实相违的谣言传播者,显然是企图捣乱的歹徒奸人,如果他们不思改悔则必将遭到严惩。然而,多尔衮对自身是否能长保天命护佑,也没有十分的信心。在上朝时,大学士刚林进言说,由于减免赋税与整肃弊政,新政权远比明朝好;但多尔衮则谨慎地回答说:“善与不善,惟天可表。”这时,六岁的顺治帝正准备从盛京迁都燕京。根据多尔衮的建议,皇上在8月9日把这个新都城改称为“北京”。9月2日,皇上任命了负责盛京事务的官员;9月20日,他便移驾入京了。然而,北京的大街小巷中依然流言不断,或说满人准备弃城而去,或说他们还在密谋尽屠汉人。1644年10月1日,多尔衮不得不再次发表了一项公告:予至此四月以来,无日不与诸臣竭尽心力,以图国治民安。但寇贼倡乱之后,众心警惧。六月间流言蜂起,随经颁示晓谕,民心乃宁。向传有八月屠民之语,今八月已终,毫未惊扰,则流言之不足信明矣。今闻讹传“九月内,圣驾至京,车兵俱来,放抢三日,尽杀老壮,止存孩赤”等语。民乃国之本,尔等兵民老幼,既已诚心归服,复以何罪而戮之。尔等试思,今皇上携带将士家口不下亿万,与之俱来者何故?为安燕京军民也。昨将东来各官内命十余员为督抚司道正印等官者何故?为统一天下也。已将盛京帑银取至百余万,后又挽运者不绝者何故?为供尔京城内外兵民之用也。且予不忍山陕百姓受贼残害,既已发兵进剿,犹恨不能速行平定,救民水火之中,岂有不爱京城军民而反行杀戮之理耶?此皆众人所目击之事,余复何言?其无故妄布流言者,非近京土寇,故意摇动民情,令其逃遁,以便乘机抢掠;则必有流贼奸细潜相煽惑,贻祸地方,应颁示通行晓谕,以安众心。仍谕各部严缉奸细,及煽惑百姓者,倘有散布流言之人,知即出首,以便从重治罪。若见闻不首者,与散布流言之人一体治罪。仅仅靠这样一个公告,或许还不足以安定北京居民。然而10月19日以后,当顺治皇帝终于驾临北京、举行庆典登上龙位时,关于弃京而去与屠杀汉人的谣言才销声匿迹了,然而,多尔衮仍然担心着这个根基未深的新生政权的命运,所以也意识到了对清朝所承袭的前朝旧制迅速改弦更张的重要性。多尔衮对有负天命的担忧,以及明朝覆灭的前车之鉴,使他尽其努力避免重蹈万历、天启、崇祯诸帝的覆辙。明廷的腐朽无能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内廷的擅权。一大批宦官事事染指,从皇族的饮食起居直到秘密警察的鹰犬之责。当多尔衮进入武英殿时,内廷的太监头目毕恭毕敬地迎候他,宦官们也摇身一变地对紫禁城的新主子谄媚效忠。然而,由于汉人合作者的提醒,他早已清楚,在大多数官僚眼中——更不用说广大民众了——这些刑余之人是多么罪恶昭彰。他的这种警觉,再加上他住在紫禁城外的南池子官邸之中——在此宦官头目没办法影响他——都意味着他当政期宦官权力已大大削弱了。交泰殿的墙上的一个金属牌告诫内廷官员,如果他们干预朝政,则将严惩不贷。宦官也已不许再管理皇庄收入。一些可供营私舞弊的职务以及宫室营造被停止了。1646年有令,凡自阉以充太监者,斩立决。

                      部分的改良

                      除了抑制宦官权力外,对于曾在崇祯朝力图变法图治而遭失败的汉人降官的建议,多尔衮也非常乐于接受。浙江人曹溶,是1637年进士、《学海类编》的编纂者、崇祯时的都御史。降清后,他官复都察院旧职,巡视北京的西城。他为恢复北京城郊的秩序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其中包括:一、重振吏治,据贤授任,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援引;二、整顿盐法、钱法和改革军需,以确保军队供给;三、禁止军官出卖军马、粮草与土地;四、命有司多方严缉盗匪,为首者诛,胁从者许以不杀,劝其向善;五、发帑金于北直隶麦熟处平籴,以备赈恤;六、派军打通京西山区的交通线,以解都城煤炭供应问题。宋权呼吁废除明末为筹集军需征派的“三饷”,许多官员加以响应。1644年8月18日,清廷明令废除“三饷”,禁止官员私收讼费,命令对府县财政进行审计,并号召检举惩治“衙蠹”。这些法令中反复提及明朝官吏的“弊习”,主要是针对吏员的种种劣迹的。它并没有抓住制度上的缺陷,而这正是明代政治的主要遗留问题。繁冗的法律条文,庞杂的水利管理机构,无底洞似的赈济项目,特别是巨大笨重的财政机关,都必须恢复工作秩序。在三个世纪以前,明朝以元朝组织制度为蓝本,建立了它的地方行政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帝国的政治目标与行政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这一致命的裂痕,可以说正是法家控制、支配社会的意图与儒家不去破坏社会自然运行的愿望之间的矛盾。那么,就只能诉诸一种大规模的、甚至是激烈的解决方式。然而那种一揽子的解决并未实行。作为另一种选择,清朝的官员对帝国的实际事务采取了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主要致力于对政府行政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事实上,最令人吃惊的是,为了达到把官僚制行政机器的效率提高到可能的水平这一目的,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多少事情。需要调整,但用不着取代;要做些修补,但并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进一步说,这些法律、水利与财政的改良,主要是这样一批人的任务:他们亲身经历过明朝的行政,如今又得到了一个旧日未曾得到的机会,来对他们早已熟悉的那种体制进行某种调整,以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参见下表)。总之,这种修补和调整是那些“局内人”的工作,他们如今正在与入侵者合作;这或许部分地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新政府将为他们提供一个在明朝所没有的革故鼎新的机会。从另一面说,新政权也很乐于鼓励与促成这些改良。因为它的领袖、摄政王多尔衮完全相信,天命的维系在于通过一个有效率的、能带来公益的政府,来赢得帝国臣民的忠诚。满族的早期改良的推行,体现了一种循序渐进以臻完美的精神,这与南宋的谨小慎微的保守态度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却大不同于北宋那种富于进取的,然而又有教条色彩的理想主义精神。例如,安徽人、1634年进士、1644年和1645年的刑部给事中孙襄,此刻正关注着法制的改良。那时,部分地由于战争状态,地方官员在司法上颇少约束。孙襄发现,许多年来在量刑上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明律之下,不同的判决并无合理的依据。所以,他请求要统一司法体制,使之具有一致性,制定量刑标准,并下发给官员。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后来,在1647年担任了刑部尚书的李化熙的支持下,这种范围有限的改良仍在继续进行。新的刑典被颁布了,各种条格的制定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李化熙的继任者、1631年进士、安徽人张秉贞,清理了刑部一些多年的积案,平反了一批错案,并释放了一批冤囚。这些改良措施的累积效果,是使整个司法体制恢复了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正常秩序,并为18世纪的严密的治安和司法体制奠定了基础。前明官员在多尔衮摄政初期(1644—1646年)的改革建议表注:1.赵尔巽纂:《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6—7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6页。2.《清史稿》第二四四卷,第8—9页;《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0—41页。3.《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8—9页。4.《清史稿》第二五六卷,第2—4页。5.《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48页。6.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8—49页。7.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50页。8.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5—26页。9.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4—25页。10.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7—8页。11.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23—24页。12.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3页。13.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49页。14.同上书第七十九卷,第53—54页。另一些改革在户部进行。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多尔衮进京后的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废除额外的赋税,特别是明朝最后50年中加派的“三饷”。1644年11月8日,即顺治皇帝登基后不久,这又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在随后颁布的一些法令中,降低了商品税与贸易税,颁行了新盐法,放松了关卡控制,并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非法现象。如同一再申明的那样,其目的,是把税额严格限制在明朝万历时期额外加征以前所确定的那个额度之内。根据1645年7月21日清政府颁布的诏书:河南、江北、江南等处人丁地亩钱粮及关津税银、各运司盐课,自顺治二年六月初一日起,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解。官吏加耗重收,或分外科敛者治以重罪。凡各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永行蠲免;即正项钱粮以前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大军经过地方免征粮一半,归顺地方不系大军经过者免三分之一。贯彻这一政策的困难,在于明廷财政账簿的令人惊讶的状态。当满族人接管了明廷户部账簿后,他们发现税收账目一片混乱。最后两个朝代没有任何税收登记,所以清廷只好以万历年间的赋额为基础来确定税收标准。1646年6月9日,多尔衮下令纠矫财政的混乱状态。这一天颁布了一项诏令,命令大学士冯铨对京城各衙门的钱粮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并且弄清帝国现在的耕地有多少,解赴京师的税收有多少,存留地方的有多少,以及诸衙门的经费各是多少,而行政长官手中又有多少。在内责成各该管衙门,在外责成抚按严核详稽,拟定赋役全书,进朕亲览,颁行天下。这是自从16世纪80年代大学士张居正的税收改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查。尽管这些措施的贯彻情况并不总能让最高统治者完全满意,但这毕竟使政府开始把财政机器上紧了发条。如同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政府的财政管理经数十年之久才再次稳定下来;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毕竟已经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在此,如同其他方面的行政改良一样,清政府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明朝原来的制度。但由于这一官僚机器的“祖宗成法”并不是清人自己所有的,因此,他们能够自由地对之做些改动。新政权能够利用一些不大的变动使这一体制重新获得活力与效率。最终,这些行政改良促进了社会繁荣,并逐渐复兴了中国的经济。但在短期内,那还没有带来直接的社会效益,来减小在中国许多地方激烈的阶级冲突所引起的普遍不满。确实,清政府实行的另一些政策,甚至还加剧了社会动乱,并导致了一系列的反清起义。

                      满人的弊政

                      尽管北京的占领军纪律严明,但是,在1644年6月14日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满军驻防区之后,由于这影响城中61%的居民,一场社会混乱仍然发生了。汉人居民被从这一区域赶了出去,被迫到城南寻找居所。由于1644年天花的传染率特别高,由于满人相信只要与汉人接触就会染上这种疾病,许多汉人被赶到农村去了,过上了长期的隔离生活。尽管京师的一些富裕粮商捐谷接济难民,但这种大规模的种族迁居,仍然引起了极大的困难与怨恨。当满族进入中国北部时,在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也出现了贸易的萧条。这部分地是战乱的结果,但也是因为主顾关系改变了,以及满人利用特权地位大占其便宜。早在1644年9月18日,多尔衮就指出“东来之人”向汉人兜售人参是“扰害地方”、强买强卖、漫天要价。确实,满人一进入中原就开始压榨商业。他们的汉人追随者被命令接管了商务机构,或结伙去敲诈行商。在统治上层里,贵族控制了木材贸易,并为汉人私盐贩子提供保护。与此同时,一些汉族不法商人加入了汉军八旗,甚至身着满服,口操满语。因为最初几年中,几乎没有汉人敢于冒犯旗人。在1645年秋,多尔衮因而再次重申了对人参贩子的警告,并且宣称,如果他们在贸易中为非作歹,那么,无论他是汉是满,地方官有权将之逮捕,解送京城严惩。尽管多尔衮有令在先,诸多弊端却依然故我。穷困潦倒的汉人继续卖身投靠于旗人,并利用抬高了的身价在市场上胡作非为,和进行盐、茶、人参的走私贩运。1647年夏,户部得到命令加强措施制止非法的私盐贩运,当时这种走私活动在一些官员支持下已经公开化了。这些法令看起来毫无效果。在1649年2月19日,户部再次接到谕旨:人参商人“扰乱地方”,其措辞与1644年的那次指责一模一样。在起初,在临清、济南及扬州等几个城市中,允许合法的人参买卖。而现在则命令,这些规定要加以变动,人参贸易将完全由京师的官方机构专营,对违法的私商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防止上层满人经商,并消除汉族降人在满人庇护下经商的诸多弊端。在1648年6月3日,所有属于皇室的商人和所有旗人家族成员,都不准从事对外贸易。三年后,多尔衮告诫汉人官僚,不要因为皇族的生活方式而使自己也变得腐化了。在1651年,朝廷命令地方官员,对犯有上述罪过的旗下奴仆与依附人加以严惩。然而很清楚,只要旗人在中国社会中占有如此显赫的地位,这类弊端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果然,1651年的诏令在权贵的力请下很快就被取消了。“皇商”在外贸中的这种优越地位,一直到18世纪对中国的零售商人们还有重大影响。在1679年,汉人依附者如果违反了专营法而经营参盐,仍然要立刻受到惩治。当成千上万的人在征服后拖家带口进入中国北部地区时,满族人及其依附者的经济特权加剧了两个民族之间的紧张,政府鼓励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到旗下登记,或是返回辽东。但这种迁徙仍在持续。那些登记于旗下的人得到了政府分配的土地,但这又导致了另一种紧张与社会混乱,因为这些土地原来是由汉族农民在耕种着。

                      旗地与奴隶

                      当满人刚刚进入北京时,他们就没收了明朝皇室及北直隶达官显贵们的土地。那些其田主死于战事的无主土地或忠明抗清分子的土地,也被充公了。这种征服前曾是田庄的充公土地,被再分配给满族的王公或皇室成员。早在1645年就已决定取消口粮配给,自诸王以下,每名满族成丁分给土地6垧(约42亩)。1月20日,户部受命清查北京周围的土地,包括有主之田。在此地的一些地方,旗人已经圈占了一些无主耕地。那些荒地,再加上重新分配的土地,在4万多旗人中被分配下去了。已经占有土地者,在这种圈占的土地中也得到了一份,其多少则依家庭人口而定。而且,满人被要求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汉人分隔开来,“满汉分居,各理疆界”。这意味着要实行迁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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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去路的珐鲁瓦帆船拦腰截断一样,这类事故的后果尽人皆知,小船沉没,水面漂着船的残骸,船上的人落水,在无边无际的海上徒劳无益地呼救,邮轮早已开走,似乎没有发现这起撞船事件,她这伙人也将一样,一个盲人在这里,另一个在那里,迷失在别的盲人组成的混乱的人潮中,像大海中不停涌动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浪涛,医生的妻子那时也不知道先帮助谁好,拉住丈夫,也许拉住斜眼小男孩,但丢了戴墨镜的姑娘,丢了另外两个人,更远处,戴黑眼罩的老人正像一头老象一样朝坟墓走去。夜里其他人睡觉的时候她用布条拧成了一根绳子,现在她把所有人和她自己圈起来。你们不要抓着我,她说,而是要紧紧抓住绳子,用力抓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松开,走路的时候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互相磕碰绊倒,但必须能感觉到旁边的人,如果可能的话相互摸一摸。只有一个人无须为前进的新战术操心,他就是斜眼小男孩,他走在中间,四面都有人保护。我们的这些盲人当中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其他一群一伙的盲人是怎样在这大海中航行的,是不是也拴在一起,使用这种或别的办法,但是,从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来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除了个别群体由于我们不知道的特殊原因牢牢聚合在一起之外,一般来讲,其他的团体每天都会失去一些人,又有一些人参加进去,总是有个盲人走散了,走失了,另一个人被吸引过去,跟在后面,至于那伙人是接纳他还是把他赶走,就要看他随身带的东西而定了。一楼的老太太慢慢打开窗户,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种感情的脆弱,但街上没有传来任何嘈杂声,他们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几乎没有人经过的地方,她本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分享她的母鸡和兔子,但本该高兴时她却高兴不起来,失明的眼睛里流出了两滴泪水,她有生以来头一次问自己,是不是还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没有答案,答案在最需要的时候总是不肯出现,而很多时候唯一可能的答案却是,你必须耐心等待。路上,他们经过的一处地方离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单身房间只有两个街区,但他们早已决定继续向前,那里没有食物,有衣服却不需要,有书也不能读。一条条街上到处是寻找食物的盲人,他们从商店里进进出出,两手空空地进去,出来的时候也几乎总是两手空空,接着他们就开始争论是否应当离开这个街区到城市其他地方碰碰运气,权衡着这样做的利弊。一个大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饭,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煤气罐空了,还有,在屋里生火又很危险;假如想做几种还有点当年风味的菜肴,就要考虑到哪里去找盐油和佐料;其

                      是我的仇人。”寺人披冲到重耳的宅子里去抓他,重耳翻墙而逃,寺人披追到墙边,一伸手只抓着了他的衣袖,情急之下挥剑就砍,正好将衣袖斩断,重耳因此挣脱,逃到翟国去避难。第二年春天,晋献公又派贾华讨伐夷吾所在的屈城,夷吾本来想动员部队抵抗,然而由于屈城修得不牢固,无险可守,只好作罢(可见士蒍预见之准)。他也想逃到翟国,亲随郤(xì)芮说:“您和重耳公子一前一后出逃,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人家会说你们早有预谋。不如去梁国,梁国和秦国的关系很好,而且申生的姐姐穆姬在秦国,好歹对您有个照应。”夷吾便逃到梁国去了。这些事情,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反映了重耳心地仁厚,知礼守法,而夷吾为人刻薄,目无君父。所以,当晋国出现权力真空时,朝野之间对重耳回国的呼声之高,远远超过了夷吾。里克等人杀死卓子后,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重耳。他们派人去翟国找他,希望他回国为君。没想到,重耳却推辞说:“当年我逃避父亲的责备而逃亡,已经是有罪之人;父亲死后又不能亲自为他送葬,更是罪上加罪。我哪里还敢指望回到晋国去,请各位考虑其他人选!”坚决拒绝了邀请。重耳的这番话使得人们越发敬重他。仔细分析起来,重耳这样说,确实也体现了他为人仁厚的一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他贸然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很容易被人怀疑他与里克等人是同党。那么,里克杀奚奇、卓子二君的事情,他也有参与的嫌疑。这个黑锅重耳是不愿意背的。更何况,当时晋国的政局并不稳定,形势不明朗,匆匆卷入的话,很难说会有什么变数,重耳留在国外静观其变,也不失为稳妥之策。相对于重耳的持重,夷吾则显得急不可耐。他听到晋国国内生变的消息,立刻打点行装,准备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晋国去争夺君位。追随着他一起跑到梁国的吕省和郤芮一把拉住了急匆匆想要孤身直入的夷吾,说:“国内政局不稳,咱们不如借助于齐国、秦国的力量,恃强而入,方可万无一失。”夷吾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郤芮前往秦国,请秦穆公派兵相助。前面说过,晋献公和齐姜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就是申生,女儿则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按照这个关系,秦穆公是夷吾的姐夫。姐夫帮助小舅子,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秦穆公的小舅子很多,为什么要特别帮助夷吾呢?他顿了顿,抛出一个问题:“晋国群臣中,夷吾公子可以依赖谁?”这句话说白了,是想了解夷吾在晋国国内的支持度有多高。郤芮的回答很巧妙:“我听说,在外流亡的人,最好不要拉帮结派,暗中勾结国内的大臣。不拉帮结派,自然也不会得罪什么人,易出易入。夷吾公子这个人,自小不喜欢搬弄是非,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做事有礼有节,长大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您若是问我,有谁在晋国暗中支持夷吾公子,我只能回答您,一个也没有。”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是,也不是。前面说过,夷吾为人刻薄,喜欢抓着人家一点毛病就大做文章,因而在晋国国内没有几个人真正喜欢他,说他不拉帮结派,是因为没人跟他拉帮结派。但是,当他得知里克等人杀死奚奇和卓子的消息后,立刻派人回到国内,和里克接上了头,并且许诺:如果里克帮助他登上君位,他就将汾邑封给里克——这样的事都做了,怎么能说他没有拉帮结派呢?郤芮回去后,秦穆公若有所思一边敲着指头一边跟大夫公孙枝商量:“你觉得夷吾有希望吗?”公孙枝说:“郤芮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是透露了夷吾这个人嫉妒心强,又争强好胜,即使回到晋国,恐怕也稳定不了局势。与其扶持夷吾,不如扶持重耳。”秦穆公继续敲着指头,说:“这点我明白。夷吾为人气量狭小,如果当上国君,晋国群臣必然不服,就算他争强好胜,又如何胜?”他手上动作停顿了一下,“但是对于我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秦穆公的意图很明确,晋国和秦国毕竟是两个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晋的君主如果不得人心,对秦国肯定是有利的。所以,站在秦国的立场上,与其立重耳,不如立夷吾。于是秦穆公把郤芮又叫过来,直接问他:“如果我帮助夷吾回国即位,如何?”这就是在谈条件了。亲兄弟尚且要明算账,郎舅之间自然要先把事情说清楚。没想到,郤芮很大方,一开口就是:“夷吾公子说了,如果您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则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全部归贵国所有。”晋国在河外的土地共有城池五座,东至虢国的边界,南至华山,西至解梁城,总之是一片大大的疆土。夷吾这家伙,完全是拿地皮砸人嘛!郤芮这么一说,秦穆公高兴得合不拢嘴,也不讨价还价了,立刻答应派兵护送夷吾回国。其实,夷吾在和郤芮商量的时候,对于郤芮开出的这个价码也是很吃惊,觉得将国家的地皮这样拱手让人,未免也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但是郤芮用一句话说服了他:“假如您得不到晋国,这土地都不是您的,有什么好爱惜的?假如您得到晋国,则全晋国的人民都听命于您,还怕没有土地吗?”郤芮这话,后半句说得很对,前半句说得很混账。公元前651年,在秦穆公的大力撮合下,齐桓公派大夫隰(xí)朋率领部队与秦军会合,护送夷吾回国。第二年四月,周天子派宰孔和王子党前往晋国,与齐、秦两国一道,正式确立夷吾为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惠公。内有里克支持,外有齐、秦相助,还有周天子的首肯,夷吾这次回国即位,可以说是稳稳当当,万无一失了。事实上,晋惠公这个人除了为人刻薄、善于嫉妒、争强好胜,还有两个大大的毛病,就是言而无信,过河拆桥。这些毛病,在他当上国君之后统统暴露出来了。晋惠公回国的前夕,他的姐姐秦穆公夫人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好好照顾小妈贾君(晋献公的小妾),二是将流落到各国的曲沃“桓、庄之族”召回晋国来,消除恩怨,好好过日子。这两个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也不难办到,第二个要求更是有利于晋国团结的好事。当时晋惠公答应得好好的,一回到晋国便将姐姐的任务执行得走了样:“桓、庄之族”仍然在国外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他不闻不问,根本没有想过召他们回国来过日子;贾君他倒是照顾得很好,只是好得过了头——照顾到床上去了。当然,这两件事怎么说也是晋惠公家里的私事,他爱咋整就咋整。秦穆公夫人虽然有意见,也只能在嘴上骂两句。但是,她老公秦穆公也对晋惠公很有意见,性质就变了。秦穆公对晋惠公的意见很简单:晋惠公回国之后,没有兑现河外土地的诺言。晋惠公派大夫丕郑为使者,前往秦国赖账。丕郑向秦穆公转述了晋惠公的原话:“原来我夷吾确实许诺要给贵国河外土地。现在托贵国的福,我已经被立为晋国国君了,本来应该立刻兑现这一诺言,但是诸位大臣表示反对,说土地都是国家的,君主逃亡在外,怎么能够擅自许给秦国呢?我据理力争,但就是通不过,众怒难犯呐,所以只能请求贵国先将这事缓一缓,过些日子再说。”凭心而论,晋惠公这番话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如果将国家比作公司的话,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任职之前是不能代表公司对外作任何承诺的。但是,既然没有权力承诺,又要对人家承诺,那就是很恶劣地开空头支票的行为了。可以想象,当秦穆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巨额空头支票时,表情有多么愤怒。丕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说:“这可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那关谁的事?”“咳,那都是因为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极力反对,敝国才不能将河外土地划给贵国。”丕郑瞄了秦穆公一眼,低头接着说了一句很让秦国人吃惊的话:“如果您派人持厚礼回访晋国,请这三个人到秦国来做客,而我趁机将夷吾赶出去,您则扶立公子重耳回晋国为君,岂不快哉?”秦穆公看看丕郑,又看了看自己左右的大臣,突然一阵大笑:“夷吾这小子,回国才几天,就有人想拱他下台了,公孙枝所言不差啊!”于是和丕郑达成秘密协议,商定于冬天对晋惠公动手。丕郑还没回国,就听到国内传来一个震惊的消息:晋惠公把迎驾有功之臣里克给杀了。据说晋惠公在杀里克之前,曾派人给里克传话说:“如果没有你,我也不会坐在这君位之上,我本来应该感谢你。但是,你杀了两位国君(奚奇和卓子)和一位大夫(荀息),天下人都视你为弑君之贼,作为你的主公,你不觉得我很难做吗?”言下之意,如果我还保护你,天下人岂不视我为你的同党,说我与你合谋篡位?里克的回答也是毫不客气:“没有我杀掉奚奇、卓子,您又怎么能当上晋国国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里克很识相,当场拔剑自刎。里克心里很明白,晋惠公要杀他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怕天下人怀疑,而在于他曾经派人跑到翟国去迎接公子重耳。晋惠公担心里克等人(当然也包括丕郑)仍然和重耳有勾结,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他们赶下台去,由重耳取而代之。从丕郑在秦国的表现来看,晋惠公的这种担心并非完全多余。当然,晋惠公杀里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曾经答应给里克的汾邑封地,这么一来又可以不用兑现了。对于他来说,赖账简直就是一种乐趣。同年秋天,晋惠公为了笼络民心,改葬已故的大子申生。曾经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的狐突被派到申生曾经居住的曲沃去主持祭祀活动。在曲沃,狐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再一次为申生驾车,申生站在他身后,对他说:“夷吾这家伙好无礼,我已经请求天帝,要把晋国交给秦国统治,秦国人将祭祀我。”孤突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听说,神明不会接受异族人的祭祀,而人民也不会祭祀异族的祖先,您这样做,不是自绝香火吗?况且,就算夷吾有罪,晋国的百姓也不应该受牵连,请您三思而后行!”梦里的申生还算通情达理,说:“唔,那好,我再向天帝请示一次,七日之后到曲沃城西找我,我将在一个巫师身上显灵。”狐突一觉醒来,吓出了一身大汗。晋惠公改葬申生,本来应该是一件讨好申生的事,这马屁怎么会拍到马蹄子上了呢?《左传》没有解释,但是《国语·晋语》里有一段记载,说晋国改葬申生,申生的尸体早已经腐烂,臭不可闻,晋国的百姓不由得感叹:真是好人没好报啊,要不然的话,他的尸体怎么会那么臭呢?两件事联系起来看,申生大概是因为被别人看到了自己腐烂的尸体而非常恼火吧。过了七天,狐突如约而往,果然在曲沃城西见到了申生附身的巫师。申生告诉他:“天帝已经改变主意,允许我只惩罚夷吾一个人了,将在韩地打败他。”晋惠公因为改葬申生而得罪其鬼魂,也真够倒霉的。同年冬天,秦国的使者果然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晋国回访了,并且指名邀请吕甥、郤称、冀芮三位大夫到秦国去访问,以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郤芮老谋深算,一眼就看出了秦国人此来的目的。他对晋惠公说:“秦国人此来,不但不提土地的事,而且带着重礼,尽说些好话,肯定有阴谋。”俗话也说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嘛。他派人跟踪秦国使者在晋国的行踪,顺藤摸瓜,很快发现丕郑等人与秦国使者来往甚密。于是禀报晋惠公,将丕郑、祁举以及与他们有牵连的晋国下军的七位将领贾华、叔坚、骓颛(zhuīzhuān)、累虎、特宫、山祁全部抓起来杀掉。丕郑的儿子丕豹逃亡到秦国,恨恨地对秦穆公说:“晋侯对外背叛秦国这样的大国,对内忌恨对他有意见的人,百姓们都不拥护他。如果现在讨伐他,他一定会被赶出去。”秦穆公倒是很理智,他对丕豹说:“小伙子,你就别忽悠我这个大叔了,晋侯如果不受拥护,怎么可能一下子杀那么多大臣;如果大臣都趋利避害,逃到国外,又有谁能够将他赶下台呢?”站在晋国人的立场上,晋惠公纵有千般不是,但是不将河外土地划给秦国,惩罚吃里扒外的丕郑之党,无论如何不算是错事。晋惠公可能在其他事情上得不到拥护,但在关系到晋国的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他只要站对了边,群众自能作出正确判断。晋惠公杀了里克和丕郑等人,还特意派使者到周王室通报这一事件。这样做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告诉全天下人,里克杀奚奇和卓子,与他夷吾没有一点关系。公元前649年春天,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两位大臣来到绛都,为晋惠公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按照周礼,诸侯即位,必须得到天子的首肯,举行策命仪式之后,方可正式使用诸侯的服装仪仗。但是,周平王东迁以来,天子策命诸侯的记录可谓凤毛麟角,那是因为“礼崩乐坏”,诸侯们都没有把天子放在眼里,谁也不会跑去雒邑向天子汇报即位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天子也不会自讨没趣,主动要求策命诸侯。所以,这次在晋国举行策命仪式,可以肯定是晋惠公主动请求天子举办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晋惠公上台以来,杀里克、诛丕郑、改葬申生、受天子策命,隐隐约约都暴露了其心里最大的担忧:晋国朝野之间对公子重耳的期盼,并没有随着他的上台而改变,反而似乎越来越强烈了。值得一提的是,晋惠公主动要求举办策命仪式,再一次把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史内过回到雒邑之后,气呼呼地对周天子说:“晋侯这家伙大概会断子绝孙吧。他在接受策命的时候,神态慵懒,没有一点诚敬之意,自己先自暴自弃了,怎么还能指望千秋万代,长期统治晋国?”【秦晋交恶,老好人也有底线】也许是晋惠公的行为真的得罪了神明,在他上台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的冬天,晋国发生了饥荒。国无粮则不稳。民间的不满情绪如同水中的波纹,朝着四面八方荡漾开去。不久,晋惠公在自己的宫中也感受到了这次饥荒带来的威胁。他召集群臣开会,讨论救灾的事情。会议研究的结果,是决定向秦国购买粮食,以度过难关。当然,大伙儿对秦国会不会同意将粮食卖给晋国,都心存疑虑。理由很简单:河外土地的许诺至今没有兑现,秦国完全可能以此为由,对晋国的要求置之不理,甚至奚落晋国使者一番。但不管怎么样,面子事小,饿死事大,晋国的使者还是厚着脸皮来到了秦国的首都雍城。秦穆公也召集群臣开了一个会,讨论到底要不要向晋国输出粮食。出人意料的是,秦国的几位主要大臣都赞成向晋国输出粮食。大夫公孙枝说:“我们帮助晋侯回国当上国君,已经是有恩于晋国;这次如果答应把粮食卖给他们,就又一次救了晋国。晋国想必会知恩图报,对于我们秦国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秦穆公苦笑:“晋侯如果知恩图报,河外五城也不会至今还在晋国手上。”公孙枝还是很乐观,“晋侯如果再一次知恩不报,晋国的老百姓也会背弃他,到时再去讨伐他,他必败无疑。”秦穆公又问大夫百里奚的意见。百里奚说:“天灾流行,哪个国家都不免会遇上。救济灾民,安抚邻国,是有道的行为。行有道之事,将给国家带来福气。”公孙枝和百里奚的意见虽然殊途同归,但很显然,百里奚的境界要高那么一点。秦穆公听了两位大夫的话,下定决心要将粮食卖给晋国。这时流亡在秦国的丕豹找到秦穆公说:“这可是讨伐晋国、驱逐夷吾的大好机会啊,您可千万不能错过!”老实说,丕豹的这个建议虽然有趁火打劫之嫌,但是考虑到晋惠公的所作所为,秦穆公即使要这么做,也不会有谁指责他。秦穆公没有采纳丕豹的建议,而是说了一句让丕豹感到很惭愧的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算晋侯确实是个坏人,可晋国人民没有什么过错吧?丕豹满脸通红,唯唯而退。秦穆公和他手下管理团队的思想境界,委实不是晋惠公之流能够企及的。秦国组织大批人力物力,将粮食运到晋国。自雍城至绛都,从黄河至汾河,运输粮食的队伍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秦穆公以其非凡的气度,为秦国赢得了晋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他那一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

                      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

                      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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