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男人天堂

色男人天堂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临其境，不然难以想象这究竟是什么滋味。仗打到这还不算完，更猛的还在后面，随后袁崇焕命人用芦花、棉被装裹火药，以“缚柴浇油，并掺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这种东西叫“万人敌”。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剧烈燃烧，随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打滚也无济于事。在“万人敌”的燃烧下，后金工兵全军覆没。努尔哈赤见困难太大，于是转攻南城，后金弓箭手对城头射箭，南城守军死了三分之一以上。危急关头，袁崇焕赶到南城。明军除大炮、万人敌、火枪、火球外，凡是能点燃的都往下扔。据明军塘报记载，明军拉出了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甩到城下来攻击爬墙的敌军。铁索所过之处，传来后金军的声声惨叫，后金军在熊熊烈火中永生了，尸体堆满了城下，却未能前进一步。正月二十四日的宁远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二十五日努尔哈赤继续下令攻城，城上袁崇焕继续下令开炮，这天后金军可是不敢像昨天那样玩命了，后金军畏葸不前，他们一面抢走城下的同胞尸体，一面胆战心惊地攻城。尽管努尔哈赤不断变换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处，但宁远就像铜墙铁壁，城上的明军个个都像超人一样。努尔哈赤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实力产生怀疑，他搞不清究竟是自己老了，还是自己的兵弱了。据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就在努尔哈赤纠结之时，他被红夷大炮炸伤，遂下令停止攻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结束。战后袁崇焕乘胜派兵收复右屯、大凌河、小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连山，此番努尔哈赤寸土未得。七个月后，努尔哈赤驾崩，关于努尔哈赤是否在此战中被红夷大炮炸成重伤，努尔哈赤之死是否与此战有关等问题，我们后面再揭晓答案，咱们先看这场战役本身的一系列谜团。“是役也，奴贼糜烂失亡者实计一万七千余人。”（《徐光启集》卷四《练兵疏稿二》）“天启六年正月宁远守城，歼贼一万七千余人。”（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二《请求火器疏》）《辽海丹忠录》有诗写此战：西风一夜来羌管，平沙一望胡骑满。投鞭已看河断流，靴尖更笑城如卵。城中士庶惊且啼，孤城围合归路迷。谁提一旅救水火，引领空自瞻云霓。纠纠守臣猛如虎，莫嫌文士不解武。手提长剑倚层楼，指点三军发强弩。飞蝗疑箭炮疑雷，一战俄叫劲敌馈。艰危历尽见利器，有将如是兮何怯匈奴来。《崇祯实录》卷八记载：强敌压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焕为关门必不可发一援宁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亦但是置将与卒耳。而崇焕置母妻子百口于军中。纸上甲兵，禁中颇牧（廉颇、李牧）人，可自命也。而实从矢石锋刃中，住奴而遏奴者，其胆气较练，而伎俩较实。现在有一批人要把袁崇焕拉下神坛，因此就把袁崇焕贬得一无是处，本文在写作上的资料来源为明朝计六奇《明季北略》、明朝温体仁《明熹宗实录》，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清朝官方编修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朝鲜人咱可以不信，明朝的记载都说此战袁崇焕打得不错，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嘛，对于此战则写得很简略，对于此战交战的全过程记载如下：帝即令军中备攻具，于二十四日以战车覆城下进攻。时天寒土冻，凿城破坏而不堕。军士奋力攻打，宁远道袁崇焕、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打的那些胜仗都是大书特书，而此战一带而过，则反证此战努尔哈赤战败。质疑袁崇焕此战胜利的人拿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后金军此战只死了五百人，而不是一万七千人。于是一帮人就相信满人的记载，说袁崇焕此战说歼敌一万七千人是“亩产万斤”，等等，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他们就认为满人的记载那么靠谱呢？这些人就举出例子，说宁远大捷明军斩获的后金军首级只有二百六十九颗，而后金军自己说自己死了五百人，如此证明后金军的记载靠谱。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如果针对此战战况分析，就会将其戳穿，在这两天的战役中，明军始终没有派大量士兵出城抢尸体，而努尔哈赤即便六万人死了一万七千人，还是有四万三千人的。而且各书也记载努尔哈赤把尸体抢回去，因此等到努尔哈赤撤军后，袁崇焕的军队再出城，能割下的首级少之又少，此外，后金军有许多人被红衣大炮炸得“糜烂”或被火烧成炭、从城墙上栽下来摔成肉泥，这些情况下都是无法割下首级的。如果算上这些尸体被炸烂的，加上尸体被后金军抢走的，那么无论如何此战袁崇焕歼灭的后金军也应该有近一万了吧，不然难以解释文中袁崇焕用各种手段歼敌了。也有人说了，努尔哈赤之所以撤军，是因为活动了位于努尔哈赤后方的明朝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作用，这种说法不全面。努尔哈赤率兵进攻宁远时，毛文龙的确派部将林茂春、王辅率军进攻位于今辽宁鞍山南面的海州，派部将杜贵、曲承恩直入沈阳，并且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也因此上奏说：“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毛文龙在塘报中也说：又据鹿岛参将李茂春、宽奠参将王辅飞报：奉文会同率领官兵，正月二十二日夜晚，奔至连家庙，止差海州城八九里之地扎住，撞遇前哨郭加等回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小的放心前进海州城里，以曾通知辽民，约定大兵到日，一同杀贼东行。职即拨兵一千五百余员名，随于夜班官兵齐到海州城下，放炮攻城。鞑贼闻炮惊醒，奔入新城。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鞑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鞑贼恐惧，并不追赶。（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可见，毛文龙的确对于进攻宁远的努尔哈赤起到了很大的牵制作用。但如果像那些全盘否定袁崇焕的人一样，把宁远解围的功劳完全归功于毛文龙就有失偏颇了。如果袁崇焕守不住宁远，像此前开城、辽阳、沈阳的守将那样把城池丢了，那么毛文龙即便牵制又有何用？此外，即便是对袁崇焕评价不高或评价很低的书，对于这次宁远之战也是赞不绝口的。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盖缘道臣袁崇焕平日之恩威，有以慑之维之也。不然，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乎？本官智勇兼全，宜优其职级，一切关外事权，悉以为之。而该道员缺，则听崇焕自择以代。（《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关外九城得屹然拱护山海……藤县（袁崇焕广东藤县人）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国榷》）《明熹宗实录》的作者温体仁和《国榷》的作者谈迁都是对袁崇焕整体持否定态度的，在此大背景下他们说袁崇焕宁远之战打得不错，更可见袁崇焕此战货真价实。战后，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综上，宁远之战，袁崇焕歼敌一万七千人的说法或许会有一定程度夸大，但保守估计袁崇焕歼敌也有近万，而清朝方面的记载则完全不靠谱，因此此战明军的胜利是货真价实的。对于宁远解围，袁崇焕的守城占了很大作用，而毛文龙的出击也使得努尔哈赤在攻城失败后没有继续围城，而是撤军了，因此毛文龙对于宁远之战也有不小作用。宁远之战结束了，但本文并没结束，在努尔哈赤下令从宁远城下撤军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与宁远隔海相望的觉华岛（现在叫菊花岛）。觉华岛之战开始了。时值隆冬，海面冰封，从冰上走就可直达岛上。守将姚抚民为加强防御，沿岛凿开一道长达十五里的冰壕，以阻挡后金骑兵的突入，由于过于寒冷，许多士兵在开凿冰壕的时候把手指头都冻掉了。然而，天气严寒，冰壕凿开之后，又冻上了。努尔哈赤命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及后金骑兵数万人，由冰上进攻觉华岛。岛上明军都是水军，没有盔甲和跟骑兵作战的武器，且寡不敌众，最终七千明军全军覆没。粮食八万余石和两千余艘战船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此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觉华岛明军游击金冠在战前去世，他的儿子金世林是武林高手，到北京参加考试，听说父亲去世，就带了三百人到觉华岛，要把老父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此时正赶上觉华岛之战，金世林一面护卫父亲的棺木，一面指挥三百人同后金军作战，结果三百义士无一生还。战后，袁崇焕作了《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文曰：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帆而金、复归，再帆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洒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第十章努尔哈赤死亡调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战败。七个月后的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驾崩。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因被红夷大炮击中，受重伤而死，那么真相是这样吗？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这本书说有一个后金的王重伤，但没说是谁。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努尔哈赤）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被火炮炸死的大头目是谁，没明说，不知道。朝鲜人李星龄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了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崇焕很喜欢他，第一次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第一次宁远之战的全过程。此战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与努尔哈赤见面，无非是胜利者的嘚瑟，来嘲讽失败者，使者说：“老将（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最终抑郁而终。朝鲜申锡愚《入燕记》记载：世传袁经略（袁崇焕）之守此城（宁远）也，我使浮海入朝，泊于海口，登陆抵城下。经略传言开门。我使入现，军中方演杂剧，一少年倚人肩而观场，即经略也。使臣暗叹曰：“大敌相拒，乃使如此少年督师耶？”留几日，城中忽戒严，盖敌至也。我译因干入谒，门士露刃而立。入门，军校列侍经略，发气满容，英威肃肃，不敢仰视。俄命军校一人出视敌，须臾，又命一人出，侍立者次第受命出，惟两校捧剑而立左右。居顷之，忽有大声震天，经略测远镜照见骑白马者，跳腾于黑烟红焰中而去。愕然呼曰：老酋逸矣。仍使人持羊酒劳曰：慎勿更来。清太祖忿恚呕血云。我使始知预埋红夷炮于城外，觇敌来阵，从地道引线，火发地坼，虏骑如掀灸坠。这段话说，宁远大战时，一声巨响后，袁崇焕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骑白马的人（骑白马的不只是王子，也可能是唐僧，还可以是努尔哈赤），在黑烟与红色的火焰中“跳腾”了一下，然后跑了，袁崇焕说：“老贼跑了！”之后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事后笔者知道，此前是把红夷大炮埋设在城外，等敌人来后，通过地道埋设的引线，努尔哈赤踩上就炸了。总之，朝鲜人的说法是：努尔哈赤踩地雷上了。朝鲜人金景善《燕辕直指》记载：世传袁崇焕守宁远城，清太祖引兵袭之时，我国译官适过此，入见袁公，公积书万卷，静坐一室，城中皆寂然。夜深一小将入白事，公点头而已。引我译上小楼，拓窗俯瞰，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清兵飘腾于烟焰之中。盖预埋地雷炮于城外，敌至而发也。翌日，公登城临视，叹曰：“杀人此多，吾不免乎！”清太祖仅以身免，与十余骑逸走。公使人送羊酒慰之曰：“后勿更来。”已而悔曰：“人之冒硝药气者，饮酒则死，吾之送酒有若诱人致死，非义也。令追还而不及。”清太祖果愤恚至此，呕血而殂。这段记载中，袁崇焕就有诸葛亮空城计时的范儿了，袁崇焕在万卷书斋中静坐，夜晚一个小将前来报告事情，袁崇焕只是点头而已。然后袁崇焕带着笔者来到小楼，打开窗户俯瞰城外，少顷，城外炮声如雷，无数后金军队被炸死。原来是袁崇焕事先埋设了地雷。努尔哈赤仅以身免，带着十几个骑兵跑了。第二天，袁崇焕派人去拿着酒来见努尔哈赤，说：“你们今后永远别再来了！”努尔哈赤就被气得吐血了。不久，袁崇焕就后悔了，说：“人在冒炮火硝烟气时，喝酒就死，我给他送酒而把他害死，是不义。”然后袁崇焕派人去追酒，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几天就传来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关于努尔哈赤在宁远被炸死，只有这三条史料，那么这三条史料可信吗？这可都是朝鲜人记载的，而他们笔下的历史……朝鲜人的史料记载疑点多多。疑点一：既然朝鲜人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只是说敌军有一个重要人物受伤了。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启六年正月（1626年），至八月二十日死，其间七个月时间努尔哈赤是在养病吗？当然不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这七个月间，努尔哈赤“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部，“（努尔哈赤）率诸王臣统大军征之。初五日出十方寺边，渡辽河安营。选精骑令诸王率之急进，寻其居处，亲率众军继之。于初六日，大兵星夜前驱，次日天明，分兵八路并进。……帝率兵回至科坤河边安营。”还能从沈阳骑马带兵出发到内蒙草原作战，可见努尔哈赤身体状态不错。五月，毛文龙趁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新败，对后金腹地的扰乱、进攻加剧，整个后金人心浮动，努尔哈赤一看打不过，便想出招降的臭棋，他写信给毛文龙：大金国皇帝致书毛大将军麾下：自古国家兴亡，皆天运循环，其将亡也，必灾异屡降，刀兵四起；其将兴也，必苍天护佑，动而成功。昔日伊尹见夏朝气数将尽，弃夏而归商汤；姜子牙见商朝气数将尽，弃商而归周。今闻将军说我何必杀人如此之多，若不杀人，何人不来归顺。我想说，辽东原是贵国朱家王朝之民，天乃赐我，

，武汉的唐生智不算对手吗？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太把唐生智当根菜了，这位兄台与真正的乱世枭雄孙传芳相比，水平有相当大的差距。所谓“东南一战无余敌，党国千年重此辞”，不虚言也。

蒋介石复出

龙潭战役结束后，汪精卫和李宗仁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新桂系通过龙潭一战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威望，李宗仁也因此变得更加强势，汪精卫自是不会让步，事情到这里就算僵住了。关键时刻，右派先锋孙科出现了，他倡议：咱们选举一个十四人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先行过渡，实现国民政府的统一再说。估计汪精卫当时只记得孙科是老领导的儿子，忘记了他另外的身份——右派骨干，居然点头同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当汪精卫看见新鲜出炉的十四人大名单时，发现除了名单之首是自己之外，接下来的人名全都是南京方面或西山会议派的人。汪精卫当即明白了：你们摆明了架空我，你们爱让谁干谁干，我不干了！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汪精卫的下野给了李宗仁口实。李宗仁说：你汪精卫不配合我，不给我面子，那我就西征，武力统一全党。西征征谁？汪精卫那边的头面人物唐生智。李宗仁这么做，就是要削弱汪精卫，趁蒋介石下野的机会捞取政治资本，积累资格，取而代之。不知道是因为唐生智太弱，还是因为新桂系太猛，反正唐生智是没打出什么像样的仗，连吃败仗，很快就缴械投降，流亡日本去也。由此，新桂系不仅兵力涨至二十万人，还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控制了南京政府。新桂系的势力攀升至巅峰，似乎无人可以撼动其地位。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还是有人能够动一动他们的，因为新桂系得罪的人太多，群众基础太差。不仅先后被整下台的两个苦大仇深的对手——蒋介石和汪精卫甘愿抛弃恩怨，联手找新桂系复仇，而且粤军的主力之一张发奎也对新桂系十分不满，这主要是因为粤军名义上的老大、新桂系的盟友——李济深的户口有问题。李济深吃着广东人民的饭，却因为自己是广西人就唱着新桂系的调，老站在新桂系一边。作为广东人民的一份子，张发奎很反感这个长期控制广东的广西人，所以张发奎打算收拾掉对方，由他自己来管理广东。换句话说，国民党中的老人——汪精卫、蒋介石和粤军张发奎，要联合起来对付半道参加国民党的新人——新桂系。一场内斗的好戏就要上演了。1927年10月下旬，因率部镇压南昌起义部队而回到广州的张发奎，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欣然前往，随即在广东另立中央。11月中旬，本应全力筹备婚事的蒋介石，于百忙之中专门抽出时间，宣布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的预备会，并隔空点名邀请新桂系的三位先生、广东的李济深和汪精卫参加。11月17日，李济深和汪精卫离开广东刚一天，张发奎就和老部下黄琪翔发起“倒桂”行动，将新桂系在广东的部队能缴械的缴械，不能缴械的就直接赶回广西，史称“广州张黄事变”。宁汉刚合流，宁粤又分裂。1927年整整一年，分裂完全成了主流。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吃了亏的新桂系要收拾汪精卫，而汪精卫因为有张发奎撑腰，则坚决表示是新桂系有错在先。双方争执不下，事情走到了十字路口。就在这时，汪精卫提议让在会议上非明显偏帮自己的蒋介石复职。毕竟蒋介石属于国民党在广东起家时的老人，在军中威望最高，反共最旗帜鲜明，将政府的主导权交给对方，令汪精卫比较放心。新桂系的三位也表示能接受这个提议，一来曾和蒋介石有过愉快合作的经历，二来双方也未完全撕破脸，还存在继续合作的感情基础。自此，蒋介石得以借“广州张黄事变”复出。就在这几位兄台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广州出现了。当初南昌起义后被打散的叶挺、叶剑英等人潜回广州，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发动张发奎手下受共产党影响的部队，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自称“红军”。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将自己的军队称作红军。张发奎立即调集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只坚持了两天即告失败，叶挺、叶剑英冲出重围。虽然还差三年才到汪精卫的本命年（48岁），汪精卫却提前走了霉运。没在广州干多久，就赶上了广州起义。这下国民党内反对汪精卫的那些人就更有理了，责怪他纵容共产党，骂声劈头盖脸。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些骂声的背后，是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操纵。从动机上分析，这二位确实有理由这么做，李宗仁和汪精卫刚刚撕破了脸，而蒋介石也是因为汪精卫拆台才被迫下台。但不管如何，出了这么大的事，汪精卫只能老老实实地承担领导责任。于是，汪精卫再一次声明隐退政界，带着陈璧君远走法国浪漫去也。汪精卫走后，张发奎孤掌难鸣，新桂系趁机报仇，武力逼迫张发奎走人，李济深重回广东。1928年1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解散，众望所归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复职后的蒋介石，随后亲自主持了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所有会议均胜利召开，所有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果一，取消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给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平反，国民党内部纷争暂告一段落。成果二，调整政府领导班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谭延闿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至于胡汉民，也有新岗位，出任即将成立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可不简单，属于蒋介石即将施行的新举措——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关键部分。五院制来源于孙中山生前的潜心研究成果——五权分立，即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治权归属政府。治权又细分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五权并立，其对应机构即为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三层权力架构则是基于五院制的政体权力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采取“集体领导制”的国务会议拥有决策权，五院握有具体实权，而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都是国务会议的常委，大家平起平坐，互相制衡。成果三，通过了蒋介石关于“搞相互监督，搞民主政治”的提议。于是，国民政府在广州、武汉、开封和太原分别设立政治分会，分会主席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中华民国时期的蒋、桂、冯、阎四大军阀正式浮出水面。

“济南惨案”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收拾张作霖便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要打仗，首先就得筹措经费。毕竟在天上没有馅饼掉的情况下，军费、粮食、抚恤金等还得靠自己想办法。自从苏联在“四·一二”之后切断了对蒋介石的国际援助，蒋介石就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打主意。简单来说，他主要通过老大哥张静江的面子，找江浙财团借款养活军队和维持北伐。可是老找人借钱，借了也不准时还，再借就难了。在这种无钱可用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请大舅子宋子文出山。宋子文本来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右派做法，可问题是，现在武汉政府都没了，他还能支持谁？还能去哪里实现自己的抱负？再者，新晋妹夫的面子也是要给的。于是，宋子文顺势出山。宋子文虽然理财能力不错，但他也只有用钱生钱的本事，没有凭空生钱的本领。光靠南京政府控制的地盘上缴的税收，不足以供应北伐。没办法之下，宋子文也只能采取利诱和高压摊派双管齐下的策略，想尽办法让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最终筹得两千多万银元军费，勉强维持北伐战事的需要。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在蒋、桂、冯、阎四大集团军的配合作战之下，张作霖的奉系节节败退。5月1日，北伐军击败奉军张宗昌部，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想到，迎接他们的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第六师团。其实这支日军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南京国民政府单独北伐那会儿就已经开进济南了，只不过南京政府后来暂停北伐，没与这支日军照面。鉴于中日全面对抗即将开始，为方便理解，特在这里就中日两国陆军的编制稍作解释，下文不再赘述。中国陆军：集团军——军——师——旅——团——营——连——排——班日本陆军：方面军——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分队（或称作班）大家可以粗略地认为：从右至左逐一比较，日军的每一级编制都要高出中国军队一个级别，像日军的师团就相当于中国的军。日军的主要作战单位是师团，这里大概介绍一下它。日军师团分四个等级：甲、乙、丙、丁。一等甲类师团，即日军的常设师团，番号依次为近卫、一至二十师团。除近卫师团，其他都是侵略中国的主力，平均人数近三万，人数与中国的甲种军相当。其中不少师团经历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考验，战斗力很强，尤以第五师团和第六师团为最，这些精锐师团将是国军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手。其他番号的师团，大都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扩编而来的乙、丙、丁等师团。乙等师团约两万人，丙、丁师团都是一万出头，战斗力按照乙、丙、丁依次递减。其中，丁等师团主要用于扫荡敌后根据地。一般来说，番号靠前的师团战斗力更强，但也有例外。抗战后期，日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困局，往往会通过“老鹰带小鸡”的方式，即抽调精锐师团中的精锐官兵去扩充其他师团，所以某些番号靠后的师团战斗力也很强。言归正传。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那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二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郛、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郛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时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十八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一千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至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三件事情。其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让步；其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其三，“济南惨案”对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但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此事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杂种系兽类集团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兵败如山倒。6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初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阶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下文仍称北京。

“东北易帜”

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成为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返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是傻子，他知道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克上”Style起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二杆子是关东军（日本于1919年在辽宁的旅顺和大连一带建立的军队）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一旦水浑了，喜爱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乘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4日凌晨五点半，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四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宇霆，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同杨宇霆竞争呢？杨宇霆极具野心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武勇，还严重影响到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宇霆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据一些史料反应，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但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即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经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宇霆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宇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舜治其死罪，却又起用鲧的儿子禹，并让他做自己的继承人；近代齐国的管仲，差点杀死齐桓公，齐桓公却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齐国因此而强大。请您大胆用其才能，不必考虑其他因素。”晋文公听从了臼季的建议，任命郤缺为下军大夫。晋文公死后，北方狄人部落再次大举入侵中原，先是侵犯东方的齐国，既而将矛头指向西方的霸主晋国。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迎击，在箕地附近与狄军相遇，并大败狄军。郤缺感念晋文公的知遇之恩，奋勇杀敌，亲手俘获了狄人部落的首领白狄子。箕之战是年轻的晋襄公自殽之战后获得的又一次重大军事胜利。需要指出的是，为这一次战役立下首功的不是俘获敌酋的下军大夫郤缺，而是中军元帅先轸。先轸在晋文公年代原为下军副帅。城濮之战前，中军元帅郤谷因病身故，晋文公看重先轸的品德，直接提拔他为中军元帅。箕之战中，先轸以主帅之尊，突然脱掉盔甲，手持中军大旗，不避箭矢，独自驾车冲入狄人阵营。这一自杀性的疯狂举动引起了狄人的极大混乱，而晋军为先轸的勇气所鼓舞，抓住战机，发动全面突击，将狄军一举击破。先轸用自己的生命为晋国赢得一场胜利。战后，狄人向晋国人归还了先轸的首级，据说仍面不变色，栩栩如生。他留给晋襄公的遗书只有短短一句话：“臣在国君面前逞匹夫之志，您虽然不责备我，我岂敢不自责？”所谓逞匹夫之志，当然是指殽之战后，晋襄公放走了秦国的战俘孟明视等三人，先轸情绪激动，不顾礼节在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痰的事。箕之战后，晋襄公论功行赏，一是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元帅，二是将故大夫先茅的封地赏赐胥臣臼季（先茅绝后，所以取其封地），表彰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三是任命郤缺为卿，并且将原来没收的郤芮的封地冀重新赏赐给郤缺。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次对外战争，首先是夏天的殽之战，接着是秋天的箕之战，到了冬天，晋国再动刀兵，联合陈、郑两个国家讨伐许国，理由是许国仍然暗中与楚国保持勾结，不服从晋国的领导。虽然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国，楚国的实力并未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楚成王迅速作出反应，派令尹斗勃带兵北上入侵陈国和蔡国，在迫使这两个国家屈服后，斗勃按原定计划挥师逼近郑国。郑国，中原的心脏，天子脚下的国度，是楚成王多年以来虎视眈眈的主要目标。他曾经一度将郑文公这棵墙头草牢牢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以此获得了进出中原的最有利位置。然而，随着晋文公的崛起和郑文公的去世，加上城濮之战的失利，郑国很明显地脱楚入晋，成为了晋国的附庸。楚成王向他昔日的对手晋文公学了一手，这次讨伐郑国，不仅仅有军事上的准备，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准备——他命斗勃带上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公子瑕。前面说过，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并且在晋文公的帮助下回到郑国，继承了郑文公的君位，成为历史上的郑穆公。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公子瑕，逃到了楚国。楚成王想做的事情，就是将晋文公当年做的事情重复一次：帮助公子瑕登上郑国的君位，达到控制郑国的目的。楚国大军长驱直入，很快打到新郑远郊的桔柣（dié）之门，郑国岌岌可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子瑕的马车发生交通事故，连人带车翻到了“周氏之汪”，也就是周家的池塘里。公子瑕本人被一个叫髡（kūn）屯的奴仆擒获，送到郑穆公那里，被斩了首。七十年前，郑厉公与雍纠密谋除掉祭仲，被祭仲事先得知，先下手杀了雍纠，也是将其抛尸“周氏之汪”。这样看来，周家池塘应当在新郑城内，至少不应在新郑远郊。可是，楚军尚在攻打桔柣之门，而公子瑕在新郑城内遭遇车祸，这事难道不是很奇怪吗？合理的解释是，公子瑕提前潜入新郑，打算纠集党羽，里应外合，放楚国人入城，不料发生车祸，随行的奴仆髡屯将他献给了郑穆公，楚成王扶持傀儡政权的打算自此泡汤。当年晋文公扶持公子兰，在攻打郑国的时候，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的边界待命，不让其以身涉险，显然比楚成王考虑得更周全。看来，在沙场上厮混了数十年的楚成王，真应该好好看看《细节决定成败》这本书。楚成王这边派斗勃攻打郑国，晋襄公那边也派阳处父入侵蔡国，以牵制楚军。果然，斗勃不能坐视不救，加上公子瑕已死，进攻郑国已无更大意义，于是楚军放弃进攻郑国，转而救援蔡国，与晋军在泜（zhì）水隔江相望。距城濮之战五年，晋、楚两雄再一次狭路相逢。斗勃显然吸取了城濮之战的教训，将军队驻扎在泜水岸边，严阵以待。双方都构筑了牢固的防御阵地，密切注视着对方的动向，按兵不动，战线处于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渡过河主动出击，谁恐怕就会吃亏。双方的主将，斗勃和阳处父都深谙此理，采取了同样的静坐战略，等着对方犯错误。因为有成得臣的前车之鉴，斗勃慎之又慎，对晋军的挑逗始终无动于衷。时间一长，阳处父有点沉不住气了，他派人给斗勃送去一封信，信上这么说：“我听说，文不犯顺，武不避敌。现在咱们隔江相望已有些日子了，成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实在了无乐趣，也有违武士之道。您若有心与我一战，我可以将军队后退几十里，放您过江来列阵，咱们痛痛快快厮杀一场。如果您不愿意那样做，也没关系，那就请您后退，让我军渡江列阵。要不然，咱们在这里浪费时间，耗费财力，对双方都没任何好处。”并且摆出一副准备拔营起寨的架势。斗勃心想，这样耗下去确实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就按阳处父说的，渡过河去大战一场。成得臣的儿子成大心此时担任斗勃的部将，他阻止道：“晋国人言而无信，不要上晋国人的当，他们必定趁我军半渡而击，到时后悔莫及。实在要打的话，不如我军后退，放晋军过河，这样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我们手里，有利无害。”斗勃听从了成大心的建议，命令部队向后撤退，让出地盘来给晋国人渡河。成大心的考虑是正确的。阳处父不是宋襄公，楚军如果主动渡河，阳处父肯定会半渡而击。但成大心没有想到，楚军主动后退，晋军却没有如约渡河，而是对外大放厥词宣称：“楚军逃跑啦！”便大摇大摆地班师回朝了。阳处父狠狠地忽悠了一把楚国人。但是，他获得的战果却不仅仅是忽悠了一把楚国人。斗勃等了几天，得知晋军已经回国，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也撤军回国了。数年前，楚成王想立儿子商臣为大子，询问斗勃的意见。斗勃说：“您还正当壮年啊，没有必要现在就考虑立大子的事。您的儿子众多，受宠者不在少数，现在急急忙忙立了商臣，到时又因后悔而想废掉他的话，恐怕就生内乱了。虽说商臣年长，但咱们楚国的传统，往往是弃长而立幼，与中原诸国不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再说，商臣这个人，面相不正，行事残忍，最好不要考虑他。”斗勃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他不明白，楚成王这样问他，并非真的是询问他的意见，而是早已打定主意，只希望斗勃的意见与他自己相切合而已。当时楚成王听了斗勃的话，不以为然，还是立商臣做了大子。但因为这件事，商臣对于斗勃恨之入骨。等到斗勃被阳处父忽悠后回国的时候，他便在楚成王面前说斗勃的坏话：“令尹一箭未发就退兵回国，必定是受了晋国的贿赂，是楚国的耻辱，罪莫大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楚成王听了商臣的谗言，派人杀了斗勃。公元前627年，是鲁僖公即位的第三十三年。为了报十一年前升陉之役的仇，鲁国派兵攻打邾国，并且攻取了邾国的訾（zī）娄。到了秋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再一次带兵讨伐邾国，获得胜利。冬天，鲁僖公前往齐国朝觐齐昭公，以示睦邻友好，同时对齐国遭受狄人入侵表示慰问。回国之后，鲁僖公便寿终正寝了。说寿终正寝也许不准确，《左传》的记载是“薨于小寝”。后人解释说，小寝就是夫人之寝，薨于小寝毕竟不如薨于路寝合适。鲁僖公的“僖”字，意思是小心畏忌。他即位的时候，齐桓公已经称霸；他在位的三十多年间，时局风云变化，经历了齐国的衰落和晋国的崛起，目睹了晋楚争霸的盛大场面。鲁国作为第二世界国家，在南北强国的斗争之间生存，确实是战战兢兢，小心畏忌，容不得丝毫马虎。鲁僖公死后，他的儿子兴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文公。鲁僖公死的第二年，曾经叱咤风云、先后与齐桓公、晋文公分庭抗礼的楚成王也去世了。楚成王的死，与他的儿子商臣有关。杀死斗勃之后不久，楚成王便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斗勃的建议，草草立了商臣为大子。他对商臣的异母弟弟王子职更寄予厚望，开始考虑废商臣而立王子职为大子。这一消息不慎传到商臣的耳朵里。一开始情报并不确切，商臣也是将信将疑，于是去请教他的师傅潘崇：“如何才能弄明白老头子的真实意图？”潘崇捏着他那稀稀几根山羊胡子沉吟了半晌，说：“不妨通过江羋（mǐ）来打听。”江羋是个女人。关于江羋的身份，后世有不同的推断。一种意见，江羋是楚成王的妹妹，被嫁到江国，所以称之为江羋；另一种意见，江羋就是楚成王的小妾。我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因为羋乃楚王的姓，根据“同姓不婚”的传统，楚成王不太可能娶一个羋姓女子为妾。商臣请姑妈江羋到自己宫中来吃饭，江羋欣然赴约。席间，商臣故意怠慢江羋，只顾与自己手下的小厮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置江羋于不顾。江羋数次与商臣说话，商臣都装作没听到。江羋拍案而起，大怒道：“你这个贱人，难怪大王想杀你而立职！”商臣装作很惶恐的样子给江羋陪罪。酒宴之后，商臣便找到潘崇说：“师傅好计谋，老头子果然有废我之意。”潘崇面无表情地问道：“既然如此，你能够屈身侍奉王子职吗？”“不能！”“那你能逃亡到国外，以避祸害吗？”“不能！”潘崇沉默了一阵：“那，你有胆识做件大事吗？”商臣盯着师傅的眼睛。据《史记》记载，商臣“蜂目而豺声”，面相和发音都甚为怪异。商臣这样盯着潘崇，潘崇心里面难免打了一个寒战。但他仍然不动声色，用一种深不见底的眼神与商臣对视着。“能！”商臣简短而又坚定地回答。公元前626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商臣突然发动政变，派自己的亲兵包围了楚成王的宫殿。宫殿的守卫很快被击溃，商臣提着一柄带血的长剑，在一群死士的簇拥之下来到楚成王的居所。对于楚成王来说，宫庭里的血腥场面并不陌生。当他年少的时候，也是通过暗杀除掉自己的亲哥哥堵敖，登上楚王的宝座；后来他又授意申公斗班通过刺杀，除掉了盘踞在文夫人宫中的叔叔子元，从而获得楚国的真正统治权。现在，在他人生的残暮之年，他的儿子学习了他的手段，并将这一手段实施在他身上。这一切，在冥冥之中仿佛存在某种报应。他自我解嘲般地笑了笑，对商臣说：“你来了。”“是。”商臣闷声答道。“想杀我？”“是。”“楚王的位置迟早是你的，你又何必急这一时？”“我如果不急，这位置恐怕就不是我的了。”商臣斜视了楚成王一眼，半眯着眼睛说，“拿到手的东西才是我的，不是吗？”楚成王长叹一声：“你确实长大了，明白很多道理了。”“那是因为您的教导。”商臣谦逊道。“时间过得真快。”楚成王很有感触地说，“你知道吗，我现在看着你，看到的仿佛是刚出生的你，那么小的孩子，浑身皱巴巴，像一只睁不开眼的小老鼠……”“父亲！”商臣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不是回忆往事的时候。”“是啊，是啊，现在是父子刀兵相见的时候。”楚成王苦笑一番，下定决心似的说，“来吧，儿子！”商臣环视了一下左右，示意他们上前。“慢着！”“父亲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我刚刚叫人炖了一只熊掌，很快就熟了。如果能让我吃完那只熊掌，我就死而无憾了。”商臣看着他，脸上露出一丝近似天真的笑容，既而哈哈大笑起来。楚成王先是愕然，后来也随着他笑起来，一直笑到老泪纵横。“熊掌很难熟，您就别指望了，就算等一个月，也不会有人来救您的。”这是商臣留给楚成王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扔给楚成王一根长绳，转身走出了大门。门外，大雪纷飞。在南方，这样的大雪十年难得一见。据《左传》记载，楚成王死于自缢，然而死不瞑目。开始人们考虑给他一个“灵”的谥号，也就是楚灵王，他仍然怒目圆睁。后来人们决定给他一个“成”的谥号，他才阖上眼睛，表示满意。商臣继承了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楚穆王。为了感谢潘崇，他将自己原来居住的房子赐给潘崇，任命其为大师，并掌管王宫卫队。楚成王一生，在位四十余年，未尝有大过。在他的领导下，楚国国势蒸蒸日上，虽齐桓、晋文之强，也不能使之屈服，以楚成王的业绩，足以列入当世霸主之列。对待流亡中的重耳，他不因其无礼而杀之，体现了宽厚的气度；城濮之战前，他命令成得臣放弃进攻宋国，息事宁人，体现了正确的战略眼光，颇有明君风范。然而，就是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过于草率，废立不定，终生大乱。宫廷之变，虽似是天数，难道又不是人祸？【秦国人的复仇】晋襄公即位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27年，晋国发生了三场战事。夏天的殽之战，晋军主动出击，大败秦军；秋天的箕之战，晋军保家卫国，打败了狄人的入侵；冬天的泜水之役，虽然没有发生战斗，但是阳处父用小聪明耍了楚国人一把，间接导致楚国令尹斗勃被杀，可以说是不战而胜。一年三战皆捷，使得晋国朝野信心倍增，晋国的霸主之气相较晋文公年代，有过而无不及。公元前626年，年轻的晋襄公再一次发动对外战争，这次的目标是东面的卫国，理由是卫成公不来晋国朝见。晋国大军来到南阳，先且居建议晋襄公说：“卫侯不前来朝觐您，所以我们要讨伐他。现天子在温地居住，您如果不去朝觐天子，等于向卫侯学习。自己都做不好，又怎么批评别人呢？请您前往温地朝觐天子，打仗的事就交给下臣去办。”晋襄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改道前往温地问候周襄王。由先且居、胥臣臼季等人带领部队继续讨伐卫国，占领了戚地，并且俘获了卫国大夫孙昭子。由于战事危急，卫成公派人到陈国请求帮助。这个做法很古怪，一来陈国弱小，无力与晋国抗衡；二来陈国与卫国相去甚远，中间还隔着郑、宋等国，即便能救，远水也解不了近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像古巴受到美国入侵，却派人向越南求救一样，不靠谱。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卫国人这样做，其实是有深意的：陈国是楚国的小兄弟（当然也是晋国的小兄弟），如果陈国被卷入晋卫战争，楚国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只要楚国一出手，晋国便不得不将精力放到南方来，卫国也就得救了。陈共公接到卫成公的求救信，和几位大臣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答复使者：“我们研究了一下，远水解不了近渴，就不派兵到贵国去帮助你们打仗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贵国出一个好点子，比派兵还要管用，至于听不听，那是你们的事。”“听好了，”接下来，陈共公说，“请贵国反过来讨伐晋国，寡人再从中斡旋。”使者一听傻眼了，这是啥点子啊？这就好比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不宜剧烈运动的重症，但你要能一口气跑个800米，这病就不治而愈了。病急乱投医。卫成公收到陈共公开出的这剂猛药，倒是没有考虑太多，咬咬牙，闭上眼睛就喝了下去——他派大夫孔达带领军队讨伐晋国。结果可想而知，卫国人被打得满地找牙。如果不是秦国恰在此时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将晋军主力调到了西方，卫国人就不是满地找牙，而是要被晋国人大卸八块了。殽之战后，孟明视等三人被释放回国。秦国的军法极严，战败的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守寨门的塔楼或碉堡。寨内约有30户左右的居民，他们通常是寨主的佃户。有时，同姓人家聚居在一寨之内，后来，这样的寨常被称作“某家庄”。寨主还训练自己的乡兵。傅衣凌：《关于捻变的新解释》，第33页。1640年，河南知府报告，有些豪绅（以占地多达一千顷为标准）建立私人武装，残杀百姓，奸淫妇女，强占土地，有时甚至袭击当地官府。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6—7页。这些豪绅不都是大地主，有的是盐商或落第举子，其追随者则是小商贩、城市游民和破产农民。同上书，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04页。?《明史》，第3066、3116页（此段引文自《明史》数处摘集——译者）；德·弗格斯：《中原起义》，第24页。?《明史》，第3069、3116页。?同上。刘洪起于1645年被清军杀害，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4页。?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同上书，第51页；又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6页。小威尔斯认为，“正人君子”反对“偏安”，并相信明军的反攻会激励失地百姓奋起反抗，正是“过渡时期的明朝政治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这一过渡就是在代表东林党的正人君子所采取的不协调行动的作用下，转入具有强烈道义和信念色彩的残酷战争。”小威尔斯：《17世纪中国多元政治的夭折》，第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2页。刘宗周还要求马士英像史可法去扬州一样，返回凤阳。姚名达：《刘宗周年谱》，第31—32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26—27、46—47页及《年谱》中，第18—2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18—2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85—186页。?陈子龙几年来一直在推动全国性的组建乡兵运动。在任绍兴推官及后来在浙北代理知县期间，他与几社其他成员一起，力劝崇祯帝批准在全国范围内组建由乡绅领导的地方武装。浙江地区的许都率乡兵发动叛乱、攻打当地官府一事，险些破坏了这一计划。在明朝崩溃前夕，这一计划终于获准，但已无济于事。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主义和忠君思想：《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164—167页；邓尔麟：《嘉定忠臣》，第225、254—255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08—1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4—248页。后来，陈子龙同意在弘光政府兵部中继续任职之后，首先要求允许他召募水勇，以便取道天津夺回京师。他声称已买下33条沙船，并有千余名勇猛熟练的水手正严阵以待。尚缺少的武器可望在一个月内造好，江南百姓（其中许多人惯于航海）也可迅速组织起来抵御敌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1—2页（然而陈子龙本人并没有指挥水师的经验，见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边地史研究》，第220页）。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在16世纪50和60年代，这一地区的缙绅曾联合抗击倭寇。当时，东南地区的缙绅依靠浙江和江南的财富，在胡宗宪领导下，动员乡兵，招募水师，组建了抗击海上入侵者的有效防线。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利益与反海盗管理》，第14—15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奏稿》，第54—58页。据陈子龙1644年9月11日的上疏，当时南京驻军有2万人。他建议从中精选1万人，组成3支各3000人的标兵和1000人的侦察队。他还提出通过建立军屯和户籍制度，另外征募4万人（共计6万人）。这些新兵可从江南的仆役或小商贩中召集，还可从浙东农村召集一部分（尽管许都在浙东叛乱曾给陈子龙带来过麻烦，但他对这一地区仍很感兴趣）。招募来的新兵，可分为2支大军，每100人为一队，组成宝塔式编制，由1名大将统一指挥。这个计划与19世纪组建湘军的计划至少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当然后者也受到诸葛亮和戚继光的启发?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0—21页。?见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3—55页中的陈子龙上弘光帝疏。斯特鲁弗认为，许多人将陈子龙及其一伙视为有潜在危险的激进派。他们可凭口才将百姓煽动起来，但根本不知道如何将志愿兵与正规军结为一体，也根本不了解如何与职业军人打交道（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这段话引自《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的注，实际上可能未曾作为奏疏上呈。“神州”一词的使用，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一般指中国当时管辖的区域。例如，诗人曹唐的一首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远冈连圣祚，平地载神州。”所以，“州”是指与神圣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领土。这一形象的描述将大地与统治者、领土与神灵结合为一体。正如曹唐词中“平地载神州”的比喻所暗示的那样，皇位的合法性不仅仅取决于上面的“天”和“命”，也取决于下面的实实在在的大地。这一皇位合法性的解释是深刻而通俗的。满人不厌其烦地讲“天”、“上天”和“上帝”，南明的臣民则更关心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坛”和地下皇陵。陈子龙的话中当然也提到了皇陵。“十二陵”即指位于北京北郊的十二座明朝皇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21页。?同上书第二十二卷，第17—18页。?同上书，奏稿，第51—53页；又见第26—27、46—47、54—58页。?《明史》，第2917页。章正宸后来在鲁王手下任职，失败后削发为僧。?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52—53页。?应宝时编《上海县志》（同治朝编）第十九卷，第39页。?何刚的建议遭到拒绝。部分原因是他与史可法交往过密。“士英恶可法并恶刚，出知遵义府”。何刚未去赴任，却在得知扬州被围后，立即前去帮助史可法，扬州陷落后自杀身亡。?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0页。?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5页。刘宗周还暗示，派史可法去淮安意味着把北伐战略的最佳实施人物从朝中撵走：“无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决策亲征，亦无以作天下忠臣义士之气。”同上书第二卷，第5页。关于刘宗周当时对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抨击，又见袁继咸：《浔阳记事》，第7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2页。?刘宗周视刘泽清的参劾为“朋党之论”而不予理会。他认为，在明朝的历史上从未有武官参劾文官的先例，当然也未有武官无理威胁要杀害文官的先例。李清：《三垣笔记》下，“补遗”，第2页。?《明史》，第3070页。1644年9月11日，长安街上出现了一份诽谤吴甡和刘宗周的匿名揭帖。六天之后，高杰、刘泽清和刘良佐分别参劾刘宗周，说他已使诸镇将怒火满腔。?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1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1页。和某些勋臣一样，黄得功也参加了对刘宗周的攻击，斯特鲁弗：《南明》，第14页。?刘宗周辞职获准，被护送回乡。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2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曾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哲学家时，竟慌得不知所措。《明史》，第2882页。?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3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顾杲也曾在攻击阮大铖的“南都防乱公揭”上署名。他之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副都御史与他有姻亲关系，因而设法推迟了对他的审讯。?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1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5—16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页；徐鼒：《小腆纪传》，第208页。“逆案”是依附魏忠贤的官吏的名单。公元8世纪，唐朝曾编过依附叛将安禄山的唐朝官员的名单。编制曾与大顺合作过的明朝官员的名单即援引此例，亦称顺案。“顺案”中的“顺”字，亦有“投降”、“归顺”之意。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2页。?早在南明政权建立之初，马士英就向弘光帝表达了他对北京死难忠臣的关切。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二卷，第2—3页。1644年10月3日，弘光帝为范景文、倪元璐及其他19名忠烈追授了谥号。姚家积：《明季遗闻考补》，第96页；顾苓：《金陵野钞》，第31—32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4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6—4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史可法认为，南明政府要聚集足够的人才，方能收复北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落难的士大夫。可先由地方官举荐，待其任官履历查清后再邀请他们参加南京政府。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52—53页。?史可法曾上疏主张，必须处决大顺“伪官”，销毁他们的印绶，以明“泾渭”。对那些渡河进入其辖区的原大顺官员，他皆照例将他们斩首。周时雍：《兴朝治略》第三卷，第3页。?史可程在1643年与陈名夏同科考取进士。一般都认为他是史可法的胞弟。但有人仔细研究了其家谱，证明他是史可法的二堂弟。史可程的兄弟史可鉴是锦衣卫军官。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程曾在大顺政府任职，后逃到南方。虽然史可法要求惩处他，但弘光帝大发慈悲，命他回乡照料其母。南京陷落后，他在宜兴住了多年，成了顾炎武的朋友，后得以善终。《明史》，第3079页；朱文长：《史可法夫人姓氏考》，第88页。史可程与顾炎武常互通书信并题赠著作。见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1888年版；《同志赠言》第四十卷，第21—22页。程一凡先生向我提供了史可程与顾炎武两人通信赠书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又见谢国桢：《顾宁人学谱》，第17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0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34页。江南缙绅谴责“从贼官”的典型例子，见郑振铎《玄览堂丛书》第一一三册：《嵩江府阖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在一次祭奠崇祯帝的仪式上，阮大铖说：“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也，不尽杀东林，无以对先帝于地下。”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5页。?《明史》，第1546、3091、3095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二卷，第10—11页；钱第六章清朝统治的建立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世祖实录》，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地方合作者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

色男人天堂！汪精卫赶紧强调：此事是绝对没生还可能的，只要一下手，不成功是死，成功了照样是死。黄复生朝他翻翻眼说：我参加革命以后，什么时候想过生死的问题？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革命党里面的超级炸药制作专家——“炸弹大王”喻培伦。喻培伦和黄复生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这一群人，心中只有革命和理想，没有安危与生死。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18岁的小女生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摇头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孩子非常坚定：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汪精卫也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孩子是马来西亚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叫陈璧君，原名陈冰如，乳名阿环。虽说陈小姐是巨富千金，不过算不得美女，甚至还有点丑，身材也不太好，比较胖。陈小姐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人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道理透彻，文风犀利，让陈小姐顿生仰慕之情，就同如今的追星族哈韩哈日毫无分别，她发誓要见一见这位奇男子。一次，在陈姑娘的老家——马来西亚的槟城，陈姑娘有机会得见风度翩翩的汪精卫在台上宣讲革命，顿陷情网。想想也是，汪精卫眉目如画，出口成章，而且工作也很有前途，确实是少女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果今日《百家讲坛》中有人才、见识、相貌如汪精卫者，可以想象，这个节目的收视率说不定会超过世界杯。因为陈耕基常为同盟会捐款，是同盟会的财神爷，所以陈姑娘强烈要求老爸为她引见汪精卫。后来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看在她老爸的面子上，把她引见给了汪精卫。这一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17岁的陈大小姐为了更好地追求汪精卫，于是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不过汪精卫虽然相貌风流，但本质上还真是个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对于陈大小姐的大胆追求，汪精卫又慌又乱，急忙婉拒道：我们革命家是不能结婚的，不仅没有稳定的收入，而且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结婚，势必拖累妻子儿女。汪精卫这样说，绝非嫌弃陈璧君长得不好看，而是出自真心实意。他要做一个一心革命的“黄金圣斗士”。君不见晚清民国时期的一大怪事：帅哥美男身边，总伴无盐丑女。然而，这些人皆伉俪情深，数十年如一日。汪精卫越如此说，陈璧君就越爱他，坚决要她父亲陈老爹退掉原先与富家子弟的婚约，她要改嫁汪郎。陈老爹没有办法，真的退掉了婚事，谁让这个女儿这么招他疼？然陈老爹不仅为革命党贡献金钱，还得搭上唯一的女儿，估计没少被气得吐血。虽然汪精卫一直拒人于千里之外，简直酷毙了，但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她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精卫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此后，陈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由于她做事雷厉风行，十分豪爽，又有钱，经常请这帮报社的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零花钱都捐给同盟会，所以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陈璧君更深地了解到了汪精卫这个人，不贪、不抽、不嫖、不赌、不近女色，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因此，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开始一段有死无生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无敌真爱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团队，陪伴自己走完最后的人生。这时有人对陈璧君开玩笑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亮，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同志们的眼珠子顿时掉落一地。同志们，你们太嫩了！1910年，在同盟会的安排之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和陈璧君四人先后安全到达北京。陈璧君出发之前，陈母也变卖首饰相助，这样的英雄母女，真是义薄云天。这四个人，在琉璃厂那边的一个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他们也不放心上，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不过杀谁呢？众人选来选去，最后由汪精卫决定，要弄就弄最大个的——监国摄政王载沣。如果能将载沣暗杀掉，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既可以挽救低落的革命士气，也能破坏清政府的立宪改革，甚至可以改变目前的革命态势。汪精卫几人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每日上下班都会路过的一座桥下手，炸死这小子。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人工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决定由他来引爆，牺牲自己。于是，他们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趁夜深人静之时，去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有资料记载，就在小汪即将舍身行刺的前夜，陈璧君很担心再也见不到情郎，要把“自己的身体当礼物”为小汪“饯行”，但遭到了小汪的断然拒绝。这样看来，小汪、陈小姐二人虽然在一起这么久了，却还是恪守礼法，犹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阿紫说的“我对你姐姐严守礼法，好生敬重”。如此纯真的革命爱情，人世罕见。3月31日晚上，汪精卫正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急匆匆地说：我们埋炸弹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我们也急忙躲起来，藏在暗处观察，不一会儿来了一群警察，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汪精卫说：不用慌，他们只发现了炸弹，又没看见你们。咱们等等看，静观其变。结果第二天报纸就把这事给登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认为此事源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没人往革命党身上去想，大家终于把心搁回了肚子里。这次不行，咱下次再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非弄死载沣这小子不可。于是汪精卫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打算重新弄个超级大炸弹给载沣尝尝。可就在喻培伦、陈璧君走后不久，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出租房内被清兵抓走。原来，汪精卫这几个年轻人实在是嫩了点——在秘密战线上的工作经验不足，革命警惕性也不高，被政府耍了。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干的，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朝廷内部权力斗争的报道，不过是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警察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鸿泰永”铁匠铺。铁匠铺老板稍作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之后，警探严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汪精卫几个人被一窝端了。神雕侠侣传奇1910年4月25日，清国最高法院（法部）按照法律程序，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载沣的案件，竟然得以公审，不由得让人感觉到：立宪派的温和改良主张也许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性。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善耆，川岛芳子她爹，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案件的审理过程异乎寻常的简单和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就主动认罪了：这都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只是我的跟班，他不知情，不关他的事！而汪精卫则是这么说的：我叫汪兆铭，我所有的政治主张都发表在《民报》上，也就不多说了。我之所以刺杀摄政王，就是为了振奋天下人心。黄复生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他是冤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月余之后，他发现我的行为诡秘，就起了疑心。所以在他的善意提醒之下，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怕受到牵连，均辞职而去。后来你们搜查照相馆的时候，我听人说照相馆出事了，急忙过去查看，这才知道事情败露。我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我租房的地方赶，准备留书证明黄复生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走到呢，就被你们逮住了。刺杀国家领导人是什么罪名，兄弟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难，这二人非但不出卖同志，还都自认主谋，视死如归之心可昭日月，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甚至把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他视死如归，义正词严，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要想实现民主与富强，除了造反，别无他法！善耆肚子里也有几分货，自不愿让汪精卫专美于前，于是反驳道：效法西方的民主政体，并不一定非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不可，何况现在朝廷已经预备立宪了，做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你们为什么不能看到朝廷的进步？在我看来，你们的革命主义是非常狭隘的，你们为什么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瞎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益！汪精卫是这么回应的：现在朝廷搞的这套立宪是忽悠人的，根本不是向西方民主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力向皇族集中，因而我们革命党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必须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重来，建立真正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善耆应该说表现得很是聪明，他看出了汪精卫二人唯求一死的决心，于是向领导载沣反映了自己的判断：这俩愣头青其实就是想死，并借此来鼓舞他们革命党低落的士气，咱们坚决不能上他们的当。载沣听了善耆的话也觉得有理，便让善耆酌情宽大处理，向国人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失足青年，朝廷格外开恩不杀了，判处二人永远监禁。在狱中，善耆出于爱才的情怀，多次试图做通汪精卫的思想工作，让汪精卫放弃反清的念头，换一个老板，但汪精卫始终不放弃他的革命理想。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堆鸡蛋，其中一个上面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汪精卫终于接纳了陈璧君对他毫无保留的爱。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真爱无敌的陈璧君演绎得感天动地。当然，这是后话了。虽然这次刺杀行动失败了，但对于汪精卫来说，这次暗杀不仅使他成了名噪一时的革命英雄，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资本，而且刺杀的目的也达成了一半。汪精卫被捕后，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都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行动，一度处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也开始恢复对革命党的信心，这为同盟会史上影响力最为深远的黄花岗起义做好了心理准备。广州黄花岗起义1910年11月13日，在汪精卫与陈璧君相识的马来西亚槟城，孙中山召开同盟会扩大会议——“庇能会议”（槟城英文penang）。除开章太炎的浙江派未到，不仅黄兴的湖南派重归革命的怀抱，新加坡的同盟会会员也远道而来，还有槟城的仁人志士也很给面子，踊跃参会。总之，各地同盟会能来的负责人全来了！孙中山开这个会的目的只有一个——继续革命！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会上决定举行第十次起义，地点还是广州。对于举行广州起义一事，大家并无异议，勇于战斗的斗士有的是，大家都不怕死！但是有异议的地方在于，去哪里搞革命经费购买武器弹药？这些年来的数次起义，所需的经费除了靠外部赞助，也靠同志们捐款。不过，这两种曾经无往不利的方式现在都不大行得通了。一来现在革命已陷入低潮，前途未卜，愿意投资赞助革命的人是越来越少，自然很难拉到赞助；二来一次又一次地捐款，近乎竭泽而渔，已经把同志们都逼成了穷光蛋。难道弄不到钱，就让同志们赤手空拳去与清兵搏杀吗？当然不行！孙中山明白：要想解决革命经费问题，还得依靠同志们群策群力，慷慨解囊。可问题是革命家也是人，也有家人要养，总不能让大家彻底破产吧？真是情何以堪啊！孙中山思虑再三，终于狠了狠心：唉！自己姑且再做一回恶人吧。会上，孙中山噙着眼泪，哽咽着向与会的革命同志们表白：我本知道诸位同志也很困穷，但是革命有如箭之在弦，我同志责无旁贷！今日我同志如不加以帮助，还有谁来帮助我们呢！我们今日只亏一篑之成功也！万望诸同志勉为其难，热烈赞助，共完成此最后的功业。万一这次还不成功，我孙文也将隐姓埋名，匿迹空山，无面目再见诸同志，不敢再累诸同志了！孙中山一番真情告白使众人深为感动，互相勉励，当场筹得八千余元。会后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筹划军饷，香港同盟会会长赵声和黄兴等人则回香港做准备工作。几个月后，经过众人的努力，最终筹得十五点七万元革命基金。有了钱，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孙中山下令由黄兴、胡汉民、赵声筹划起义。在此三人的组织下，一群平均年龄不及三十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齐聚广州。他们身份各异——或学子、或洪门会党、或军人、或农民、或白领。他们豪气冲天，踊跃报名加入敢死队（选锋队），凝碧血为刀刃，亲手把自己送往生命的终点，没有丝毫犹豫，没有半点退缩。他们慷慨赴死，却并非生无可恋，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很伟大，我们也欣赏英雄的伟大。可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首先必须是一个凡人，而且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可以为信仰看淡生死，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顾虑，更不意味着他可以淡漠亲情、友情和爱情。因此，在赴死前，以“炸弹大王”喻培伦、林徽因堂叔林觉民为代表的敢死队员们纷纷忍痛挥泪，愧疚地留遗书与至亲至爱诀别。尤其是少数已婚人士的代表林觉民，提笔给妻子陈意映写下了一封注满爱恋的《与妻书》。这份感天动地的《与妻书》后被收入两岸教科书，其中“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一句，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读来仍荡气回肠……书毕，话完，泪干，上战场！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带领一百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大楼，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激斗一夜，八十六人牺牲，黄兴断指，起义失败。后来收得七十二名烈士的残骸，合葬在广州黄花岗，故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寡不敌众，却还要飞蛾扑火，只是因为他们就是来求死的。以血肉之躯孤注一掷，唤醒民心。但他们死得太惨烈了，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全是同盟会的骨干，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做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他们的集体牺牲，一时间让同盟会的精英丧失殆尽。但是，他们的死唤醒了国人，挖掘了民族的良心，他们的死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因此，我们不应该嫌他们力量不够、方法不够技巧。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十七章掘墓人与送葬者

掘墓者载沣

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到黄花岗起义结束，近十七年的时间里，革命党虽然四处点火，牺牲无数，费了老大的劲，却并未伤到清朝的根本。但令革命党万万没想到的是，数万革命兄弟姐妹十数年来英勇奋斗都没有完成的梦想，摄政王载沣同志凭一己之力胡搞了两年就实现了。载沣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还真是拼了小命。一掌权就上马了一个国字号项目“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第一只手，抓军权。想当年，“庚子事变”后，载沣作为慈禧钦点的“谢罪专使”到德国转悠了一圈，别的没学到，倒是认可了德国人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皇室子弟要读军校，皇族要抓住枪杆子。是啊，要想巩固基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南王冯云山中炮牺牲于水塘湾。九月十一日，太平军进逼湖南省城长沙，十二日，萧朝贵亲自指挥攻城，身先士卒，不幸中炮负伤，随后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率领全军自郴州赶赴长沙增援。十二月，攻克长沙外围的益阳、岳州。在益阳、岳州期间，太平军获得大量军火、船只，数千船民、纤夫踊跃加人起义军，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不仅有了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了一支庞大的水师。1852年底，太平军放弃长沙，由岳州出发，分水陆两路，沿江而下，连克湖北重镇汉阳、汉口，围攻武昌。1853年一月十二日黎明，太平军占领武昌全城，清廷湖北巡抚常大淳等败死。二月，洪秀全、杨秀清放弃武昌，统率大军，水陆并进，攻克江西九江、安徽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败死。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攻破南京外城，斩两江总督陆建瀛等。二十日，攻克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原厚等，太平军终于占领南京全城，取得起义以来的最大胜利。随后，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把它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时，在太平军的威逼下，清政府慌了手脚。清兵与曾国藩领导的地主武装湘军等用重兵合围天京，洪秀全派李开芳、林凤祥率两万太平军继续北伐，北伐军直捣直隶，威逼北京。与此同时，洪秀全又派赖汉英等将领亲率水军一千余只战船沿长江西征，历经三年苦战，奋力拼杀，到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已经控制了江西、安徽、湖北和江苏的大部分地区，并先后击溃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太平军越战越勇，捷报频传，官兵却屡屡败退。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三、太平天国的分裂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以后，太平军的力量和发展形势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但就在这时，在天京竟然发生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大变乱，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几位领导人为了争夺权势，竟不惜用武力相互残杀。这时，东王杨秀清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实力增强，想建立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向洪秀全“逼封万岁”。1856年八月二十二日，杨秀清有恃无恐，竟派人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居功自傲地用“天父”的口气对洪秀全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特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秀全被迫无奈地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是万岁。”事后，洪秀全心怀极大不满，对杨秀清的所作所为十分恼火，立即秘密召回在江西的韦昌辉和在丹阳的秦日纲，准备采取果断手段，置杨秀清于死地，以防后患。很快，韦昌辉率领三千精兵于九月一日深夜到达天京，悄悄地包围了东王府，又令士兵闯进东王府内把杨秀清及其全家通通杀死。之后，双方所率各部在天京城内展开了激烈的交战，杨秀清所部的两万多人被韦昌辉消灭，秦日纲追随韦昌辉也参加了这次屠杀杨秀清及其家人的行动。翼王石达开闻讯后带领随从从湖北急速赶回天京，愤怒地斥责韦昌辉心狠手辣，滥杀无辜。韦昌辉听后很恼火，又要派人去杀石达开，石达开吓得连夜逃走。直到十一月，洪秀全为形势所逼，不得不下令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才平息了这场可悲的内乱。韦昌辉被杀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天京辅政。不久，洪秀全对石达开又生猜疑，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便封自己的两个兄长为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六月，石达开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的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向四川进军。从此，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更加分散和削弱了。这次内乱对太平天国的命运影响极大，内部不团结，使政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亲自掌握了政权，他提拔重用有才干的青年将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他任命后起的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和蒙得恩为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洪秀全自兼军师。这样，暂时填补了杨、韦死后和石达开出走后的领导空缺。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后来果然有所作为，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支柱，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四、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京之变的风波结束以后，十一月底，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受到众人的热烈欢迎，洪秀全听取大家的意见，封石达开为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总理军政要事。然而，自从杨、韦事件后，洪秀全对石达开也有了戒心，他怕石达开力量强大了也步杨、韦的后尘，对自己构成威胁，再度形成专权挟制的被动局面，所以再也不敢相信异姓王，极力牵制并削弱石达开的力量，而让洪家兄弟参与朝政，封自己的两个哥哥为安王、福王，说是与翼王“共襄朝政”。无论什么事情，安王、福王不点头也行不通。而安王洪仁发和福王洪仁达两兄弟，不学无术，只知作威作福，不知创业艰难。由他们参与军政，每每误了军国大事。石达开忍无可忍，愤而去见天王，要向他陈说利害。可是洪秀全却避而不见，并派人出来转告他说：“天王万岁有旨，达胞若有事，可与安福二王共商。”于是石达开一气之下，率领亲信愤然离开天京，一去不回头。他转战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广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虽然多次歼灭、击溃过清王朝的军队，但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四处飘荡，站不住脚，部队得不到休整与军需品的补充。1861年，石达开部下庆吉元、朱衣点、彭大顺等人又率亲兵第一军、第二军离开石达开，返回天京。这不仅削弱了石达开的兵力，也影响了义军的情绪。石达开无奈，将剩余的军队编为前、后、中、左、右五个军，实际只有五万人。石达开从四川石柱转战到云南昭通，沿途又招收了一些人马，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但士兵素质太差，也混进一些散兵游勇、土匪流寇。1863年二月，石达开考虑，昭通不是久留之地，想效仿孔明进驻四川休整备战，再图中原。他又知道，当时的四川总督是原长沙巡抚骆秉章，此人有勇有谋，要取四川，决不能硬拼。于是，石达开派大将李复猷率兵三万，由贵州入川，派前军宰辅赖裕新率军两万绕入宁远府，想吸引骆秉章出来堵击，从而牵制骆秉章；然后石达开亲率七万大军出昭通越过金沙江，直入四川，并命其他二部随时保持联系，务于五月二十日前会师合攻成都。不料，赖裕新率领两万大军入川，在中洲坎遇到骆秉章袭击，全军覆灭，赖裕新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壮烈牺牲。而李复猷的三万大军，一路不断受到骆秉章大军的堵截，连连失败，前进无望，又与石达开联系不上，只好退师云南。这两军都已失败，石达开丝毫不知，当石达开率军到达四川宁远府时，守城的清将正是骆秉章。石达开命令攻城，连攻连败，伤亡惨重，毫无进展，而其他几路清兵，也纷纷向宁远府集结。石达开发现自己处于清兵的包围之中，立即命令退兵。当队伍退到猛虎岗时，又中了骆秉章的埋伏，粮食辎重损失过半。石达开命令将士选敌人薄弱处突围，结果到了安顺场，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面是气势汹汹的清兵，还不断受到当地土司的袭击，太平军只剩下了六千人马。石达开想拼死一搏突围，但给养有限，士兵又疲惫不堪，士气低落，军队基本失去了战斗力。无论从战斗力、地理环境还是物质供应方面，对太平军都极为不利，突围根本没有希望。在被困的日子里，石达开的内心作着激烈的斗争。1863年六月六日，他以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的身份，给松林地总领王千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恭奉天命，亲自统领大军，辅佐圣主，恢复大厦，他日太平天国一定会统一天下，希望王总领以大局为重，认清形势，早日休兵让路。”但王千户并没有被说动，石达开率领他的军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着，可时间一长，石达开自己的思想也动摇了，一度存于心底的消极情绪再次膨胀起来。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戎马一生，驰骋天下，到头来两手空空，而且战争只会劳民伤财，甚至鸡狗都跟着遭殃，不禁叹道：“唉，天不遂人愿，既然命里注定，我又奈何！”短短半个月，石达开像变了一个人。六月二十二日，他又给清朝四川总督骆秉章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私下想过，如果我为朝廷做事，一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天下的忠臣从不事二主，我石达开也是重义之人，我甘愿舍身捐躯，来保全三军兵士的性命，以此来表达我对天主的敬仰之情。即使斧子架在脖子上，粉身碎骨，我也死而无憾。”接着，石达开带着自己六岁的儿子，在黄原忠、曾士和、韦善诚三位将军的陪同下坦然地去敌营谈判。石达开以为骆秉章是天王洪秀全的同乡、同学，一定比其他朝廷官吏开明，能给太平军将士留下一条生路，可石达开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骆秉章虽然文武全才，但为人却非常狡诈，看到石达开自己送上门来，心中高兴地想：“你想得美，先把你抓起来，然后再收拾那些逆贼。”当石达开等人进入营后，营内、营外立即冲出数十名伏兵，将石达开五人全部捆绑起来。这时，石达开才清醒过来，敌人永远是敌人。当夜，骆秉章下令以火箭为号，从四面袭击石达开部队，一夜之间，数千名太平军官兵惨遭屠杀，侥幸逃出的，也在沿途被截杀，所剩无几。1863年六月二十五日，石达开等五人在成都全部遇害，骆秉章连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见其残忍之心。骆秉章用太平军将士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不久被提升为太子太保，然而好景不长，四年后，病死在四川。五、洪秀全含恨归天石达开走后，洪秀全想起自金田村起义以来，六名异姓兄弟，死的死，走的走，仅剩自己一人，不禁感到胸口疼痛，食不甘味，睡不安寝。萧朝贵、冯云山战死的惨景，杨秀清、韦昌辉的不仁不义，使他后悔怀疑石达开的忠心，但又觉得石达开过于绝情。他随即免去了善谗而又无能的哥哥的王位，但不到四年，又封洪仁达为勇王，洪仁发为信王。李秀成以其军事天才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将领和后期主要统帅，被封为忠王。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李秀成因杨秀清提拔，被举为右四军帅，随后又陆续升迁为后四监军、殿右二十指挥、二十二检点、地官副、正丞相、合天侯等职。石达开离京出走：他被封副掌率、合天义，与陈玉成共掌军政，不久又升后军主将。他与捻军相呼应，多次与清兵交战，解除了清兵对天京的围攻。1858年，李秀成与陈玉成部会师，进占浦口再破清兵江北大营。1860年五月，李秀成调集数路人马，又破清军江南大营，并乘胜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直逼上海。当时的上海，有英、美等殖民主义者的租界，他们与清朝统治者相互勾结，对太平天国是个明显的威胁。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就曾说：“皇家海陆军当局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保卫上海，抵抗任何力量的攻击。”六月，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在美国公使的指使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准备和清军一起大力镇压太平军。七月中旬，太平军打到上海附近时，李秀成照会英、美、法三国公使，向他们宣布，太平军保护在上海的外国居民不受侵犯。但英、美、法三国公使非常傲慢，对这个照会置之不理。七月十六日，华尔率领“洋枪队”猛烈攻打太平军占据的松江和青浦两个地方，双方展开激战，一时间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八月二日，太平军的援军及时到达青浦，大破“洋枪队”和清军。太平军奋力杀敌，取得辉煌战果，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洋枪两千条，火炮十余门，洋炮一百余门，船数百条，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重伤五处。1861年初，洪秀全命陈玉成率北路军，李秀成率南路军，再次西征。命两军同时出发，于三月在武汉郊外会师，然后一齐攻打武汉。陈玉成一路冲杀，势如破竹，顺利攻下距武汉仅一百里的黄州，并驻扎黄州，等候李秀成。而这时李秀成正在沪浙一带的奉贤、南江、川河与清军和洋枪队交战，打得十分激烈，脱不开身。陈玉成等到四月还没有等到李秀成，这时又接到安庆危急的军报，留赖文光驻黄州等候李秀成，自己率兵增援安庆。围攻安庆的清兵十分强大，结果安庆失陷，守城一万多太平军全部牺牲。陈玉成无奈，退守庐州。六月李秀成才赶到武汉，到达后见陈玉成走了，也没攻武汉，不久又返回了江浙。安庆失陷后，陈玉成被革去英王之职，戴罪立功。这消息传到曾国藩处，曾国藩喜形于色，大声说：“好，我们可以发兵攻打庐州了。”陈玉成在庐州与清兵血战，清军屡战屡败，然而陈玉成却误中投降清军苗沛霖的诡计，被擒后为天国献身。陈玉成死后，曾国藩攻占了庐州，接着命其弟——陆军统帅兼江苏布政使曾国荃进驻雨花台，水军统帅彭玉麟驶过护城河，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团团围住。洪秀全一天三下圣谕，命李秀成速返师救天京。于是李秀成率领三十万主力部队离开上海战场，返天京进攻围城湘军。此时正是严冬天气，他的军队没带御冬寒衣，粮草供应断绝，但将士仍然奋勇杀敌。虽然洪秀全知道李秀成有才能，但又对他猜疑，怕李秀成拥权自重产生逆心，对他百般限制，百般防范。于是在这个时候，洪秀全一方面命令李秀成冒雪前进，从长江上游解救天京；另一方面又从李秀成部调走部将，削弱他的力量。李秀成孤军奋战江北，竭尽全力攻敌石垒，坚持四十六天，也未能解救天京。洪秀全又诏令李秀成回京，李秀成只得将军队再分。如此，战死、病死、饿死及掉队者达十余万人。在这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李秀成赶到天京，劝洪秀全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应该让出天京，转移出去，再图大计。”而洪秀全却说：“你怎么知道天京守不住了？我奉上帝圣命来到人世杀妖安民，为天下唯一真王，我有天兵天将，守城杀敌定能成功。”李秀成的“让城另走”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也日夜防范着李秀成。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的建议后，精神的压抑、心理的扭曲和过度的享乐，使他精疲力竭，病势日重又拒绝医治，终于在1864年六月一日病故，时年五十岁，他的儿子洪天贵继位。过了一个月，天京陷落。李秀成护送幼主以数百骑乘夜色从太平门断墙缺口处突围南走，途中为追兵冲散，幼主逃往湖州，李秀成藏匿民间。后因奸人告密，被曾国藩捕获，不久被处死。太平军的余部又坚持斗争了一年左右，最后被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以及英、美的洋枪队联合镇压下去了。【点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兴盛、没落，都是值得人们深思回味的。纵观历史，为什么人类反对专制暴政，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生活的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很难获得成功？即使有些斗争胜利了，也会最终又拜倒在专制主义的意识之下？一切先贤圣哲对人类理想的设计都缺乏对人性、对这个世界的全面分析，他们的思想和理念仍脱胎并依附在封建专制意识之中。第十六章辛酉政变始末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近五十年的命运，并极大地影响到现代。它留给人们许多谜，其中最叫中国人痛心的就是，辛酉政变后的同治新政和日本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会取得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一个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而中国却失败了？两国改革起步的水平也几乎是相同的，而中国似乎更优越些。晚清没有人才吗？非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这些晚清的中兴大臣都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比的人物。尽是经天纬地的人才，而国运却一直不昌，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便是辛酉政变及由此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一个

暐曾无比艳羡地评价王越的发迹——天赐富贵。可看看王越的出身和科举路，却是既不“富”，也不“贵”，相反，运气很坏。王越，字世昌，河南人，明宣宗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县钜桥镇冈坡村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出身贫农，家穷，条件苦，吃穿住行和他人没得比，真要说“天赐”了什么的话，或许只有一样东西——天赋。相貌的天赋好——《明史》说他“相貌奇伟”，标准的美男子；读书的天赋好，再生涩的文章也过目不忘，业余还爱好读各类兵书；射箭也准，《罪惟录》里说他“多力善射”，至于拳脚兵器，没有记载，但从他后来时常身先士卒阵斩顽敌的表现看，应该不差。后来王越在其文集里回忆：“寒窗苦读之岁，手不释卷，感两宋之亡，胡虏入侵之恨，时常愤懑于胸，故苦读兵书，以期有所为。”金戈铁马的梦想，应该是从那时起生根。带着上天赐予的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举这条独木桥，代宗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中乡试第三名（举人），会试第三十三名，这些《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们闯了一辈子的关口，一次性通过。然后就是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长长独木桥的最后一关——廷试。可坏运气，在这时候来了。这就是黄暐艳羡无比的那件“奇事”：静得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廷试现场，忽然一阵狂风刮过，偏偏把正在奋笔疾书的王越的考卷刮得无影无踪，眼见考试时间所剩无几，十年寒窗即将功亏一篑，却见王越不慌不忙，向考官重要一张空白试卷，竟在剩余的时间里从容答完。一时间，满座皆惊。这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见录于黄暐的文集《蓬轩杂记》，他感叹道：“盖天生富贵，飞腾之兆，已足见于廷试也。”天生富贵吗？说运气，这样的运气，对于考试中的学子来说，可谓要多坏有多坏，可王越却处乱不惊，正是这超越了常人的冷静，为他后来官场生涯里的无数时刻埋下了伏笔。飞腾之兆呢？明朝进士的工作分配，首先是要看考试成绩。状元、榜眼、探花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选拔精英人才成为庶吉士，这工作是帮助皇帝讲解经史子集，起草诏书，组织上的“重点培养对象”。明朝中期以后，更形成了非翰林庶吉士不能入阁为相的规矩，前途远大着呢。可这远大前途是和王越不沾边的，他是二甲进士，名次各类史料没有讲，应该不靠前，不是庶吉士，也就接近不了帝国权力的心脏部位。当然，官场提拔更要看师承关系，身份背景，家庭出身，轮到王越身上，照样哪条都不沾边。无权无势无后台，不上不下十三不靠，这就是金榜题名的王越，在步入官场后面对的真实情景，这运气，比考场里卷子被风刮跑好不到哪去。十三不靠的王越，于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得到了他官场上的第一份工作——陕西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这个官在当时，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穷、险。说穷，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约45两，对照今天的物价做下换算，每月的收入大概相当于2478元人民币，养家糊口，着实不易。不过权力大：巡视地方官员，检举核查不法，小事独断，大事奏裁，被称“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惧怕三分。可责任压力同样大，大事小情繁琐，处处得罪人，错漏的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宣德年间御史谢瑶在奏折上写错了一个字，当即被贬官到安南土蛮县做知县，政治前途尽毁。这工作，如履薄冰。风险还有“站队”问题，权力斗争从来都拿御史当枪。跟对一个人升得快，可跟错人，怕就是大祸临头，没一双火眼金睛，谁能看得清楚？何况，此时的陕西并不太平，蒙古骑兵时来骚扰，凶险万分。王越到陕西就任1年，无意外，无政绩也无过，熬着。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1年岁月，对于王越的未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梦余录》记载，后来王越官至兵部尚书后，同僚余子俊一次请教他这一身韬略从何而来，王越答：从陕西来。然后王越就解释，他在陕西任职期间，凡是到边关巡视，都要详细考察当地的城关、军备，甚至几次亲历了边关蒙古骑兵侵扰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如果说学堂里的王越，只是隐隐怀着一个梦想的话，陕西的1年，却让这个梦想渐渐清晰起来，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思考战争。兵法韬略，不再是纸上谈兵，却是铁马金戈入梦来的图景。1年以后，一纸调令改变了王越的命运，让这位当时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调任浙江监察御史。前任的浙江监察御史张进，被弹劾是王振的余党，罢官归乡了，在陕西恪尽职守的王越接替了这个职务。论各方面条件，浙江远比陕西好得多，对王越来说，这也是一个干出业绩的最好机会，怀着一颗踌躇满志的心，他来到了浙江。来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开展工作以后，接到几箩筐的投诉信，告状的内容只有一件事——官员敲诈勒索。涉嫌的官员，有县令，有知府，有布政司，都是监察御史督查的对象，受害的民众，既有普通的乡民，也有当地的士绅，甚至还有当地颇有声望的士人举子，经查实，都很冤！年轻气盛的王越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为。但是王越没有想到，这不是一般的官员贪暴事件，贪暴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清算。这时明朝正处于明代宗景泰年间，关于景泰皇帝的来历，许多人都不陌生：土木堡之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俘虏，其弟朱祁钰接替皇位，改元景泰。而后经过交涉，蒙古人放回了明英宗，被尊奉为“太上皇”。景泰皇帝的这个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还在，要树立威信，就要纠正哥哥在位时候的“污点”，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挑当年导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大太监王振下手。王振在土木堡之败里死在乱军中了，可是余党还在，一条条清算，所以从景泰元年开始，先查余党，从在职的查到退休的，再查逆产，从朝廷查到民间。这一查可不得了，有矛盾的官员借这机会相互攻击揭发，更有的地方官借清查之名，在地方上敲诈勒索，有过分的，还跟着进去添柴点火……王越的前任，原浙江监察御史张进，就是因为被人揭发曾是王振爪牙，一道圣旨罢职丢官。王越此时却不顾这个，他读圣贤书到今天，知道民以食为天，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年少气盛的王越卷袖子“纠偏”：他遍访浙江各府县，严查借“清算”为名的横暴之事，勒令有关官员限期退还非法侵占的土地，并释放无辜遭拷打的百姓，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官员，更是大胆检举弹劾。这下惹了麻烦，浙江膏腴之地，但凡是个职位，都是“肥差”。当“肥差”的，是和重臣们勾搭连环的亲信们，王越这一闹，全得罪。此时的王越得意得很，对待犯事官员，说情的人，经常当众高声怒斥，出够别人的丑。对百姓也好得很，工作风风火火，办事雷厉风行，还经常巡视县学，和学子们高谈阔论，指点江山，好一派意气风发。京城里当然有很多人不满意，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御史，竟敢太岁头上动土？立刻就有人指示言官上奏弹劾了，罪名“五花八门”，比如“滥施刑罚，危害地方”，又比如“横暴无忌，中伤陷害”，还有生拉硬扯，把王越和王振扯成本家兄弟的，荒唐不要紧，整你才是真。所以王越很快发现，贪占行动虽然部分叫停，可是他重点弹劾的几位违法官员，却最终不了了之。倒是他高谈阔论的一些话，被人当成“证据”，列进了弹劾他的黑材料里。当地的同僚也开始排挤他，处处“不合作”，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的，其实却没人理。折腾半天，给受冤者的许诺，大多数都打了水漂，而京城要好的同年也捎话来了：下次京察小心了……可王越是倔脾气，不让干，偏要干。顶着压力，憋闷的干了一年，虽然有重重反对，他却知难而上，硬顶压力，总算惩处了几个贪官，平反了几个小冤案，有了一点小工作成绩，就在这时，一声晴天霹雳硬生生砸下来——父亲去世了。王越对父亲有深厚的感情，谁知自己刚刚小有所成，父亲却魂归西去。王越悲痛万分，悲痛以后，毅然做了一个决定：扔下工作，归家服丧。在当时，身为朝廷命官，这种事情理当先通报上级，等到上级派来了新官，交接完工作后方可归家，王越的行为在当时，等于“渎职”。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浙江的事情，干得憋屈。王越这一走，招来了官场生涯里第一次要命的弹劾，弹劾的罪名是“身为御史，擅离职守，目无国法纲常，视朝廷法度如草芥”。罪名还不是最要命的，要命的是弹劾他的人——顶头上司，大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陈循。在明朝的官场上，御史弹劾官员，是司空见惯的，然而御史中的最高领导——左都御史，弹劾自己下属却是罕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你的直接领导都看不惯你，哪里还有你的容身之地。陈循在历史上名声不错，是有口碑的清官，开始对王越很赏识，可他是景泰皇帝的亲信，清算一事，本来他是坚决的执行者，派王越去，是让他推波助澜的，谁知他唱反调，现在弹一把，顺便向皇帝表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景泰三年，王越父亲去世，归家丁忧，27岁的年纪，在官场的第一步，抬腿溅了一脚泥之后，黯然离去。留在浙江的，是一段史书上有口皆碑的称赞：警慑贪污，激浊扬清，意气风发，见事风生，众皆佩服。这是一个曾经壮志满怀的青年，官场青春岁月的见证。三河南浚县的田园风光间，丁忧的王越习武、读书、奉养老母，与同年书信往来，打发时光。当然，做的最多的还是写文，《王襄敏公集》的多部诗篇都写于这3年，“落日青山暮，西风百草新”，壮年之岁，倒有了几分垂垂老人的哀叹。可这百草怎么才能新呢，西风在哪里呢？不到30岁的年纪，却已经暮了？就在王越苦苦思索的这几年，大明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朝野的大事——夺门之变。被瓦剌放回并遭幽禁的太上皇朱祁镇，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之际发动政变重夺皇位，次年改年号为“天顺”，同时大清洗。景泰帝时期的重臣统统遭到排斥甚至治罪，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于谦等人惨遭杀害……这是王越丁忧的第三年，大明王朝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政治地震，这场地震，却为王越的前途震开了一扇门。多年前，王越在浙江得罪的重臣们，这一下统统被清理了，当年弹劾王越的陈循，被发配辽东充军了。王越没有“清算”的前科，当年的“站错队”，现在倒成了“站对队”，前途大着呢。果然，到天顺元年，王越被重新启用了，这次的官职是京城监察御史，遇见了新上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寇深。寇深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好，善于打击陷害，于谦被杀，陈循被贬，都是他在罗织罪名。这样一个上司，自然要难相处得多。然后他见到了王越，一个听话的御史，在他面前俯首贴耳极其恭顺的人，他判断，这是一个听话的人。4年丁忧的生活，让王越改变了很多，他是一个不甘心现状的人，4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改变的办法，而思索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寇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王越，工作踏实认真，从不乱说话，事事都先请示领导，甚至有同僚们说自己坏话的，他也会第一时间向上反映，为人处事方面，虽听人说很桀骜不驯，恃才傲物，但是在他面前，却是很老实。这更加坚定了寇深的判断，从此坚定地把王越看成自己人。所以，王越得到一项看似不起眼，实则非常重要的工作：起掌诸道奏牍，就是审定各地御史送交中央的弹劾奏章，官不大，权不小。因为地方御史的弹劾，都要经由都察院向上报告，而都察院的处理意见，对皇帝批复奏章有着重要影响，王越做得很认真，每道弹章都认真审核，拿出最完整的处理意见，他过目不忘的本事也发挥了作用，办事效率高得很，前任几天才能审完的奏章，他1天就能审完。既有效率又有质量，寇深很满意。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使王越有了官场最重要的东西——人脉。起掌奏牍，肩负审核御史弹章的工作，因此，提前知道谁弹劾你，弹劾的什么内容，这宝贵的“信息资源”，早一分迟一秒，都是决定胜败的关键。所以王越这个芝麻官一下子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大大小小的朝臣们都有来拉拢关系的，徐有贞的人，曹吉祥的人，石亨的人，王翱的人，都是朝廷的权臣，王越保持了一样的客气，一样的距离，交朋友欢迎，走得太近免谈。徐有贞、曹吉祥、石亨这3个拥立明英宗复辟的权臣而今窝里反，各个都有一派势力，可王越敏锐地看到，石亨一介武夫，徐有贞小聪明，曹吉祥宦官急功近利。他看清这几个人，都靠不住。他需要找到一个稳固的，能给自己最大帮助，助自己实现理想的人。那个理想不是做御史，不是取代寇深做监察御史，而是像自己这些年诗篇里所咏叹的那样：横刀立马，笑傲沙场。在各色的面孔里，王越注意到一个人，这人此时只是个礼部侍郎，在3个权臣之间左右逢源，城府深得很。但他心忧国事，权谋只是他的生存方式，现在他的地位是不高，但是前途无量。就是他了——李贤。王越和李贤走得很近，特别是在和徐有贞以及石亨两次博弈的关键时刻，都是王越向李贤透了风，让李贤早早做了应对，从而反败为胜，将两个政敌送上了绝路。对此，李贤很感激。感激了就继续交朋友，谈朝局，聊兵法，李贤惊叹，这个不起眼的御史竟然满腹锦绣，胸藏百万兵！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油然而生的结果就是官位高升，由于尽责的表现和寇深的举荐，天顺四年王越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史，这是掌管一省司法审判大权的最高官职，正三品。4年，一次性连升3级，戏文里才有的好运气，王越熬到了。四大明天顺七年春（公元1463年），草青马肥之时，一封加急快报送抵山东省按察司，急召山东省按察使王越进京面圣。原来渗入河套草原的蒙古鞑靼部连续对大明边境发动侵扰，北方军事重镇大同，从天顺六年至天顺七年，连续遭侵扰达5次，损失惨重。明英宗朱祁镇急召已是百官之首的李贤商议，谁能承担大同防御重任呢。李贤犹豫、思考，说出了那句改变王越一生的话：越可为之。急召、面见，王越“伟服短袂，进止便利”。满意，授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抚大同。这是掌握大同一地军政大权的要职，封疆大吏。河南农村的贫寒孩子，浙江任上的莽撞御史，京城里老实巴交的小公务员，谨小慎微的山东按察使，权震一方的封疆大吏，13年，39岁。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过场，按察使也只是一个过场，从此刻开始，金戈铁马不再入梦，而是贯穿他之后所有的生命。怀着久违的梦想，王越来到了目的地——山西大同，映入眼帘的，是面黄肌瘦的士兵，破败失修的城墙，冷清荒凉的城市，骨瘦如柴的战马，惶惶不安的边民，是一个几任守将留下来的烂摊子。是烂摊子就要收拾，武器好办，李贤很照顾，装备全都给新的。边民的情绪要安抚，主要是要恢复生产，把逃难的难民都吸引回来。垦荒，战马稀缺？买马，想办法从蒙古人手里买，拿我们的粮食换。部队士气低落？训话没用，士兵们都是粗人，四书五经听不懂，校场演武，亲执强弓，全军欢呼，都服了……苦心经营3年，新城墙修起来了，新的骑兵部队组建了，新的士气高涨了，新的大同，商旅云集，往来繁荣。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明朝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王越母亲病逝，按规矩，再次“丁忧”。刚刚干出事业，又一次无官一身轻了。但这次不一样，上次是伸腿一脚泥，这次是顶着头上的光环：戍边良臣王越。果然丁忧期满后，成化三年，王越再次被重用，回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赞理抚宁侯朱永军务，征讨盘踞延绥地区的蒙古部落。这是一个相当于三军参谋长的职务，铁马金戈梦半生，而今终于亲临战阵。得到这个机会，还是拜王越的老友李贤所赐。成化皇帝登基后，身为内阁首辅的李贤，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边境作战计划——搜套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民国四公子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瑆的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在重大问题上有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第三章一个王朝的隐退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

手指插进双鬓和后脑勺稀稀落落的白发里，僵挺着身子，一动不动，仿佛要留住思绪，或者相反，阻止大脑继续思考。他听见女人们进来了，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知道她们刚才在干什么，知道她们那时赤条条的，知道这一切并非由于他突然恢复了视力，像其他老人那样蹑手蹑脚地去偷看某个女人洗澡，而这回是三个女人，他早已失明，现在依然失明，只是走到厨房门口，听见了她们在阳台上说的话，听见了笑声雨声和水声，呼吸到了带肥皂味的空气，然后回到了他的沙发上，正在想世界上还存在生活，正在问这生活是否还有他的一份。医生的妻子说，女人们已经洗过了，现在轮到男人们了；戴黑眼罩的老人问，还下雨吗；下，还在下，阳台上的盆里有水；这样的话，我想到洗手间去洗，在澡盆里洗，说这个词的时候好像在出示他的年龄证书，好像在说，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那时人们说澡盆而不说浴缸，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然，我不想把洗手间弄脏，保证不把水溅到地上，我是说，尽量这样做；既然这样，我把盆端到洗手间里去；我帮你端；我自己端得动；我还没有残废，一定要做点事；好，来吧。在阳台上，医生的妻子把几乎满满一桶水往屋里拖；抓住这里，她拉着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攥住桶的那一边；好，他们把桶提起来；幸亏你来帮助，我一个人还提不动呢；有一个谚语，你听说过吗；什么谚语；老人干活不多，但轻视他的人是疯子；那个谚语不是这样说的；我当然知道，我把孩子两个字换成了老人，把讨厌两个字换成了轻视，不过，所有谚语都一样，要想继续流传下去，又保持原来的意思，必须随着时间加以修改；你是位哲学家；过奖了，我只不过是个老头子。他们把桶里的水倒进浴缸，后来医生的妻子想起来还有一块没用过的香皂，便打开抽屉，把香皂放在戴黑眼罩的老人手里，你会浑身散发香气，比我们还香，随便用吧，不用担心，我们会缺食物，但不会缺香皂，大概附近的超市里还多着呢；谢谢；必须小心，不要滑倒，如果需要，我去叫我丈夫来帮你；不用，我愿意自己洗；随便吧，注意，伸出手来，这是刮脸刀和须刷，要想刮胡子的话就用吧；谢谢。医生的妻子出去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脱下分配衣服时穿上的那件睡袍，小心谨慎地走进浴缸。水很凉，也很少，不到一拃深，三个女人笑着在水龙头似的雨水下冲洗和他这样用脚搅动这个可怜的小水洼有天壤之别。他跪在浴缸底，深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捧起水，第一捧浇在前胸上，他几乎停止了呼吸，然后他很快把全身浇湿，为的是来不及打寒战，接着开始按部就班地打香皂，用力搓肩膀，四肢，胸部，腹部，阴部和大腿根，我比畜生还脏，他想，后来又往大腿甚至有一层泥的脚上打上香皂。他没有马上冲洗，他要让香皂沫在身上尽量多停留一些时间，完全发挥作用，去除泥污，这时他说，我应当洗洗头，他把手举到脑后，解开眼罩的扣，你也该洗个澡了，扣子解开了，眼罩掉进水里，现在他感到身子暖和了，先把头发浇湿，然后打上香皂，现在他浑身泡沫，成了白色眼疾患者眼里一片广袤的白色中的白色泡沫人，谁也看不见他，但是，如果他这样想，那就错了，这时候他感到有两只手摸了摸他的脊背，又从他的胳膊以及胸部收集起泡沫，慢慢抹到他的背上，仿佛此人看不见自己干的活，但干得非常认真。老人本想问一声，你是谁呀，但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老人打了个寒战，这次不是因为感到冷，那两只手还在轻轻地为他搓洗，那女人没有说，我是医生的妻子，或者，我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或者，我是戴墨镜的姑娘，洗完以后，两只手离开了，在寂静中老人只听见洗手间的门轻轻关上的声音，现在这里只剩下他独自一人，跪在浴缸里，浑身不停地颤抖，仿佛在乞求上苍的仁慈和怜悯。她是谁呢，老人心里暗想，理智告诉他，只能是医生的妻子，她看得见，她一直在保护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食物吃，现在又悄悄地关心我，毫不奇怪，这是理智告诉他的，但他不相信理智。他还在浑身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由于寒冷。他从浴缸底部摸到眼罩，用力揉搓了一阵，拧干，套在头上，有了眼罩他觉得不像原来那样一丝不挂了。他擦干身子，带着一股香气走进客厅，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当中有个刮过脸干干净净的男子汉了，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遗憾地说，真可惜，你的背还没有洗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心里想，我刚才没有相信理智看来是对了。食物所剩无几，他们给了斜眼小男孩，其他人必须等待再找来食物后才能吃。家里只贮存着几个水果罐头，一些水果干，白糖，吃剩的饼干，烤面包片，把这些和其他能保存的食品凑到一起，以备不时之需，但食物必须每天去找，如果命运不济，出去的人空手而归，那么就每人分两块饼干，一小勺水果罐头。有草莓的和桃子的，不知道你们都爱吃什么，还可以要三瓣核桃和一杯水，但不知道这奢华生活还能维持多久。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她也想去找食物，三个人不算多，虽然其中两个是盲人，但可以拿东西，还有，她家离这里不太远，如果可能的话她想去看看，是不是被占用了，占用者是不是熟人，比方说哪个楼里的邻居有亲戚从乡下来了，家里住不下，瘟疫袭击了村庄，逃到这里来躲避，人们都知道城里条件总会好一些。三个人穿上家里余下的干衣服走了，洗过的衣服要等天气好了才能晾干。天仍然阴沉沉的，但看样子不会再下雨。垃圾被雨水冲走了，尤其是在有坡度的街道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丘，宽阔的柏油路面一段段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但愿能继续下雨，不停地下，在这种状况中，最倒霉的莫过于出太阳，医生的妻子说，我们这里腐烂和恶臭已经绰绰有余了；因为我们洗过澡，所以能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些气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丈夫虽然怀疑自己因为洗凉水澡患了感冒，但还是同意妻子刚才说的话。街上，一群群盲人利用雨停的间隙出来寻找食物和满足排泄的需要，虽然吃得少，喝得少，但排泄还是必不可少的。一条条狗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刨刨垃圾堆，其中一条嘴里叼着只淹死的大老鼠，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最近几场雨大得出奇，这个善于游泳的动物在很不利的地方被洪水堵住，无计可施。舔泪水的狗没有加入旧时的伙伴们的队伍，而是独自猎取食物，看来它决心已定，但又不肯等人们喂养，嘴里一直在咀嚼着什么，那些垃圾山里埋着难以想象的宝物，只要肯找，肯刨，就能找到。一旦机会出现，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也要在记忆中找，在记忆中刨，现在他们已经熟悉了四个转角，这里说的不是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子，那里的转角不只四个，而是指他们居住的街道，四个街角将成为他们的坐标，盲人们关心的不是哪边东哪边西，哪边南哪边北，他们只想让触觉灵敏的手告诉他们走的路是否正确，从前，盲人还很少的时候，他们往往拄一根白色手杖，不停地在地上和墙上敲打，这声音是一种密码，凭着它辨认路线，但现在不同，所有人都失明了，这种手杖淹没在一片嗒嗒声中，几乎毫无用处，还有，周围白茫茫一片，盲人甚至会怀疑手中是否拿着什么东西。而说到狗，尽人皆知，它们除了我们称之为本能的东西之外还有其他辨别方向的手段，当然，它们眼睛近视，不大相信视力，但鼻子长在眼睛前面，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这种情况下，以防万一，舔泪水的狗在主要地标都抬起一条后腿，如果某一天迷了路，微风会负责把它领回家里。他们一边走，医生的妻子一边往街道这边看看，那边看看，设法补充少得可怜的食品贮备。那些老式食品店还没有被洗劫一空，只是因为库房里还有些菜豆或者鹰嘴豆，这些豆科食物煮起来颇费时间，而时间就是水，时间就是燃料，所以直至现在豆类声誉还如此不佳。医生的妻子对谚语并无特别的癖好，不过这古老学问中的某些东西大概早已刻在脑子里，她带来的塑料袋中有两个装满了菜豆和鹰嘴豆就是证明。保存无用的东西就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祖母对她这样说过，并且，浸泡豆类的水也能用来煮，煮后就不再是水，而成了汤。有时候并非一切都消失净尽，总会留下一些可供利用，这种事不仅在自然界存在。既然现在离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原来居住的街道还很远，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带着装满菜豆鹰嘴豆和其他拣到的东西的塑料袋呢，这样的问题只能出自一生从未经历过匮乏日子的人之口。医生妻子的祖母说过，即使是块石头也要拿回家，老人只是没有想到补充一句，就是拿着它绕地球一周也在所不辞，这正是他们现在进行的壮举，绕最远的路往家里走。我们现在在哪里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医生的妻子有眼睛，马上告诉了他；他说，我是在这里失明的，就在有红绿灯的路口；现在我们正好在那个路口；就是这里吗；对，正是这里；我不愿意回想当时的经历，关在汽车里，什么也看不见，外边的人们大声吼叫，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说，我失明了，后来那个人来了，才把我送回家里；可怜的人，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他再也不会偷汽车了；我们多么难以接受总有一天要死的想法呀，医生的妻子说，所以我们总是设法为死者开脱，仿佛是提前请求别人在轮到我们死的那一天原谅我们；我仍然觉得这一切是一场梦，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好像梦见我失明了；我在家里等你回去的时候也这样想过，丈夫说。离开了遭遇那场祸事的十字路口，他们沿着几条迷宫似的窄小街道前行，医生的妻子不熟悉这些地方，但第一个失明者没有迷路，为大家指明方向，医生的妻子说出街道名称，他就说，往左拐，往右拐，最后他说，这就是我们那条街，我们的楼房在左侧，差不多在街的中间；门牌号多少，医生的妻子问；他想不起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并非我想不起来，而是我头脑里的东西全被清除干净了，他说，这是个凶兆，连我们自己住的地方也不知道，梦境取代了记忆，我们该在哪里停下来呢。事情并不严重，接着往前走吧，幸亏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这次短途旅行，她报出了门牌号，这样就免得使用第一个失明者建议的方法，他自以为是地说靠触觉也能认出自己所住楼房的门，仿佛他手里拿着根神奇的魔术师的小棍，点一下，出来金属，再点一下，出来木头，点三下或者四下，一个完整的画面出来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医生的妻子领着他们走进去；第几层，她问；三层，第一个失明者回答，他的记忆力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衰弱，忘了一些事，这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有些事还记得，比如他想起了失明以后从这扇门进去的时候，后来偷了他汽车的那个人曾问他，您住第几层，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不同的是他们现在不是乘电梯上去，而是沿着看不见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这楼梯既黑暗又光芒耀眼，只有没有失明的人才需要电，需要阳光或者一截蜡烛，现在医生的妻子的眼睛已经适应了楼梯里的半明半暗，半路上，往上爬的人碰到了两个往下走的女人，她们是上层的盲人，也许就是第三层的，但谁也没有问一声，确实，邻居们都不像原来的邻居了。门关着。怎么办，医生的妻子问；我来，第一个失明者说。他们开始敲门，一次，两次，三次；里边没有人，第一个失明者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耽误这么长时间无须诧异，在屋子最里边的盲人听到有人敲门也不能跑过来应门；谁呀，需要什么东西吗，从屋里出来的男人问，他表情严肃，显得颇有教养，平易近人。第一个失明者说，我们原来住在这所房子里；啊，那人惊叹了一声，接着问道，有别人和您在一起吗；我的妻子和我们的一位女友；我怎么能知道这房子是您的呢；这很容易，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告诉您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对方沉默了几秒钟以后才说，进来吧。医生的妻子故意留在后面，第一个失明者和他妻子谁也不需要人带领。那盲人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出去寻找食物了，也许我应当用她们二字，不过我不相信这样说一定正确，他停顿了一下，补充了一句，尽管我本应当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医生的妻子问；她们是指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那么您还说本应当知道是否该用阴性的她们呢；我是作家，作家应当知道该用哪个词。第一个失明者感到受宠若惊，想想看，一位作家住在我家里，他随即产生了一个疑问，问对方的名字是否显得没有教养呢，他也许听说过这个作家，甚至可能曾读过他写的书呢，他还在好奇心和谨慎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妻子直截了当把问题提出来了，您叫什么名字；盲人们无须有姓名，我只是我说话的声音，其他都无关紧要；可是，您写过书，书上都有您的名字呀，医生的妻子说；现在谁也不能看那些书了，所以它们就像不存在一样。第一个失明者觉得谈话的内容离他最关心的问题越来越远，便问道，您是怎样来我家住的呢；就像许多已经不住在原来地方的人一样，我回到家里，发现家被一些人占了，他们不肯听我讲理，可以说我们是被人家推下楼梯的；您的家离这里远吗；不远；后来您又去设法要过房子吗，医生的妻子问，现在人们常常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后来我又试过两次，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吗，对；那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的房子之后打算怎么办呢，第一个失明者问，像他们对待您一样，把我们赶走吗；我年岁大了，没有力气那样干，即便年轻有力气，我也不相信能采取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一位作家到头来在生活中也养成了写作所需要的忍受力和耐心；这么说，您要把房子留给我们了；如果我们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就只能那么办了；我看您找不到别的解决办法。医生的妻子已经猜到了作家怎样回答；您和您的妻子，还有与你们一起来的女友，住在一所房子里，我猜是这样，对吧；对，完全正确，就住在她家，离这里远吗；不能说很远；那么，如果您允许，我想向你们提个建议；说吧；我们仍然像目前这样，现在我们两人都有家可住，我继续注意我的房子那边的变化，如果有一天发现房子腾空了，我立即搬过去，先生您也同样，定期到这里来看看，如果发现房子腾空了，就搬回来；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个主意；我也没有指望您会喜欢，但我怀疑您会更喜欢除此之外唯一的另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此时此刻你们收回属于你们的房子；可是，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我们到外面去住；不行，这种事连想都不要想，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插嘴说，就像现在这样吧，以后再说；我又想出了另一个办法，作家说；什么办法，第一个失明者问；我们作为客人住在这里，这所房子不小，住得下我们所有人；不，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仍然维持现状吧，我们住在这位女友家里，我无须问你是不是同意了，她对医生的妻子说；我也无须回答你了；非常感谢你们大家，作家说，实际上，这段时间我一直等着你们来要这所房子；在众人都失明的情况下，最顺理成章的做法是满足现状，医生的妻子说；自从瘟疫开始以来，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三天前刚刚从监禁地出来；啊，你们是被关进隔离检疫区的吧；对；很苦吧；说得太轻了；令人毛骨悚然；先生是位作家，正如刚才所说，作家必须善用各种词汇，所以应当知道形容词对我们来说无济于事，如果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最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作家应当相信，杀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本身就令人毛骨悚然，无须再说什么毛骨悚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词汇太多了；我是说我们的感情太少了；或者是我们还有感情，但已经不再用词汇表达它；所以我们丧失了感情；我想请你们说说在隔离检疫区是怎样活过来的；为什么；我是作家；必须在那里边住过才能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们肯定会改种稻子，那时候您再以断掉水源相威胁，他们就只好乖乖地听命于您了。”在苏秦的劝说下，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苏秦因此在周显王那里得到一笔赏赐。但是，当他企图以此为契机跻身于王室小朝廷的时候，却被周显王警惕地拒绝了。原来几位王室重臣都对周显王说，苏秦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如果让他担当大任，只怕要闹出笑话。周显王本来也没什么抱负，只想过几天太平日子，对苏秦的纵横捭阖之道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顺水推舟，听从了重臣们的建议。然而，经历这件事之后，苏秦对自己的能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所谓人君，只要你揣摩透了他的心思，就能够像指挥木偶一样指挥他，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揣着周显王给他的那笔赏赐，苏秦收拾行装，来到秦国游说，想向秦惠王介绍连横的策略。“秦国沃野千里，人民富庶，战车万辆，勇士百万，存粮丰富，地势险要，乃天下之强国。再加上有您的英明领导，完全可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苏秦先给秦惠王送上一顶高帽子。但是秦惠王似乎根本不吃那一套，只是厌烦地说了一句：“秦国羽翼未丰，还没有想过要兼并别国。”苏秦还想再说点什么，秦惠王打了个哈欠，摆摆手，做了个“送客”的手势，结束了这次会见。苏秦虽然失望，然而并不死心。他知道，即便是商鞅见秦孝公，也是第三次才擦出火花，说不定秦国君主都是慢热型的呢！数天之后，苏秦再一次请求朝觐秦惠王，没想到这一次，秦惠王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苏秦只好留下一篇早就写好的时政论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旅店。过了几天，苏秦再去宫中求见，结果又吃了闭门羹。如此求见了十次，论文上交了十篇，秦惠王依然对他不理不睬。一个比怀才不遇更恼人的问题困扰着他——为了面见秦惠王而置买的貂皮大衣穿破了，盘缠也用完了，旅店老板天天催着他交房租，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日子，没法过了！苏秦穿着草鞋，打着绑腿，背着书袋，挑着行李，神色憔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雒邑。他不知道，他之所以不受秦惠王待见，不是他的论文写得不好，也不是他的口才不足以打动人，只是秦惠王刚刚车裂了商鞅，对一切游说之士都怀有恶感罢了。苏秦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安好——他的妻子正在织布，听到他进屋，连头都没抬一下；嫂子视若不见，也不去准备饭菜；连父母见到他，也是若无其事。总之，他存在或不存在，对于家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换作别人，或许早就摔门而出。然而苏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心态好。他只是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嫂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罪过！”继续一头扎进书堆，刻苦攻读。据说夜里读书困倦，苏秦就拿起铁椎猛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于是睡意全无。成语“悬梁刺股”中的“刺股”，说的就是这段故事。如此苦读一年之后，苏秦再度出山，来到了赵国。赵肃侯对他的学说倒是颇有兴趣，然而幸运之神仍然没有向他招手——当时赵国的相国奉阳君对他十分防范，处处掣肘。苏秦施展不开，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燕国地处北方，长期以来偏安一隅。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载中，燕国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进入战国之后，齐、楚、秦、魏、赵、韩等国战乱纷纷，来往频密，燕国人仍然不问世事，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苏秦带着他那套纵横捭阖的理论去燕国游说，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他在燕国待了一年才见到燕文公。“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兰，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滹沱和易水。国土两千多里，战士数十万，战车六百乘，战马六千匹，存粮足够数年之用，资源丰富，衣食无忧，乃是所谓的天府之国啊！”苏秦照例先把燕国夸奖了一番。接着问道：“燕国多年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燕文公一脸茫然：“为什么？”苏秦说：“天下最强的国家就是秦国，燕国之所以没有遭受秦国的进攻，是因为赵国做了它的南方的屏障。秦国如果要攻打燕国，必须穿过云中、九原，经过代郡、上谷，路程数千里。即便能够攻克城池，也无法固守。秦国不能对燕国构成威胁，这是明摆的事。但是，如果赵国想进攻燕国，只要赵君一声令下，不出十日，便可以在东垣附近集结数十万大军，接着渡过易水，四五天便可直抵蓟城（燕国首都）。所以说，真正让燕国担心的，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而赵国又不时受到秦国的威胁，如果燕国能够利用秦、赵之间的矛盾，主动与赵国联合，与天下诸侯联合，共同抗击强秦。这样的话，燕国方可确保平安。”如前所述，苏秦当初去到秦国，是想将连横的策略贩卖给秦惠王。现在他见到燕文公，推销的却是合纵的计划。对于鬼谷子的门人来说，所谓立场，不过是棋局中执黑还是执白的区别，不成其为问题。如果秦国用他，他就主张连横；如果其他国家用他，他就主张合纵，仅此而已。苏秦向燕文公推销合纵计划，用的是江湖术士忽悠老太太的手段——“老人家，你印堂发黑，七天之内必有血光之灾，但是如果你能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我，我可以替你消灾解难。”燕文公却完全被苏秦那套把戏搞蒙了，把苏秦看成了上天派来解救燕国于危亡的使者，马上将他奉为上宾，而且提供车马财礼，让他到赵国游说。也该轮到苏秦时来运转。这个时候，奉阳君已死，苏秦得以顺利地见到了赵肃侯。一见面照样是送高帽子：“当今天下贤士，无论是布衣还是卿相，都仰慕您的高尚品德，想到邯郸来聆听您的教导。只是由于奉阳君妒忌贤能，故意从中作梗，所以他们都得不到机会在您面前畅所欲言。如今奉阳君已经去世，言路又畅通了，我这才敢来对您说说我的愚见。”苏秦现在的样子，跟一年前那位失魂落魄的寒士大不相同了。他穿着崭新的礼服，佩戴着名贵的玉器，在赵国朝堂上用流利的京城方言侃侃而谈，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首蹙眉，很快将赵肃侯吸引住了。“对于君主来说，人民安居，国无战事，就是最大的好事。安民的根本在于邦交，以谁为友，以谁为敌，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以赵国的形势，如果把齐国、秦国当作敌人，则民无宁日。如果联齐抗秦，同样不得安宁。算计别国的君主，讨伐别人的国家，这样的话是很难说出口的，希望您也不要轻易去说。“赵国与秦国结盟，秦国一定会削弱韩国和魏国；赵国与齐国结盟，齐国一定会削弱魏国和楚国。魏国被削弱就只好割让河外，韩国被削弱就会献出宜阳，这样一来，上郡就危险了。而楚国如果被削弱，赵国就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援。这三个国家的安危，其实也关系到赵国的安危，您不可以不认真考虑。“当今天下诸侯，莫强于秦。秦国如果得志于韩、魏，连齐国都必须向它俯首称臣，那时候秦军就会渡过黄河，直指邯郸，这是我替您担心的啊！“赵国地方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乃山东（指崤山以东）强国。秦国最忌惮的就是赵国，但又不敢轻易发兵进犯，为什么？就是怕韩、魏两国在背后打它的主意。从这种意义上讲，韩、魏就是赵国的南方屏障。韩、魏若亡，则赵国也不能独存，这是非常浅显的道理。“山东（太行山以东）诸国的疆土，合起来比秦国大五倍，兵力则是秦国的十倍。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秦国是抵挡不住的。依我之见，赵国应该与韩、魏、齐、楚、燕等各国合纵友好，一同对付秦国。只要秦国敢于攻击其中任何一国，则其余五国共同发兵相救，拒秦军于函谷关外。就算秦国再强大，也不敢与六国为敌。这样的话，您的霸业就有希望了。”赵肃侯连连点头道：“您说得有道理。可是，合纵是件大事，有谁能够为寡人去说服各路诸侯呢？”“我。”苏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如果您能够采用我的建议，我可以向您保证，燕国会献上北方的毛皮狗马，齐国会献上海边的鱼盐，楚国会献上南方的橘柚，韩、魏、中山等国会献上土地作为您的汤沐之邑。您只要坐在邯郸，便可坐享其成。”赵肃侯大喜，赏给苏秦车百辆，黄金千镒，白璧百双，绸缎千匹，让他游走列国，建立抗秦统一战线。就在这时，秦惠王派公孙衍进攻魏国，斩首八万，生擒龙贾，占领雕阴，天下震动。而楚国趁火打劫，魏国一下子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形势极其危险。对于即将出发游说列国的苏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利的消息。如果秦国顺势消灭了魏国，只怕无人敢响应他的号召与秦国为敌，合纵抗秦就成为了一句空话。苏秦看似触底反弹的行情，现在又面临着被做空的危险。怎么办？苏秦想到了他的同门师兄，现在依然穷困潦倒的张仪。苏秦与张仪的对弈：以天下为棋局据《史记》记载，张仪、苏秦同在鬼谷子门下学艺。对于张仪的学问，苏秦是自愧不如的。然而成绩好并不代表工作好。当苏秦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上升的拐点的时候，张仪还是一介寒士。据说他曾在楚国令尹昭阳门下担任门客。有一次，昭阳大摆筵席，宴请群臣，事后发生身上佩戴的一块名玉不见了。府上的人都怀疑是张仪偷的，理由是“仪贫无行”——张仪又穷又贱，除了他谁还能做出如此下作的事情？昭阳还没发话，这些人已经把张仪捉住，私刑逼供，打了好几百板子，直打得皮开肉绽，血流满地。张仪一口咬定自己没偷，这些人只好把他放了。回家后，张仪的老婆又心疼又生气，说：“你如果不去读书游说，怎么会受这份罪呢？”张仪奄奄一息，躺在门板上，嘴唇动了几下。他老婆把耳朵凑过去，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什么。“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不？”他老婆又好气又好笑：“当然还在。”“那就好，那就好。”张仪说着，脸上也露出一副天真的笑容。只要舌头在，吃饭的工具就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昭阳府上是不能再去了。张仪只能躺在家里养伤，而他老婆看着一天天空下去的米罐子，心急如焚。有一天，有个熟人从赵国来，告诉了张仪一个好消息：“你的师弟苏秦发迹了，正在赵国受到重用，你何不去邯郸投靠他，让他给你谋个一官半职？”张仪犹豫了半天。要他去求苏秦，他是不乐意的。最后肚子决定了脑袋——如果继续待在楚国，除了沿街乞讨，没有别的活路。相比之下，向昔日同窗低头未尝不是一个体面的办法。就这样，张仪来到了邯郸。苏秦的府上很好找，向任何一个邯郸居民打听，他们都会很热情地给张仪指路。但是，找到苏府并不代表见到苏秦。当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裳在鬼谷读书的那位爱闹爱笑的苏秦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看不见、摸不着、深居简出的苏客卿。张仪在苏府递上名片，等了整整六天，苏秦才抽出空来接见他。“哟，原来是你啊！好久不见了。”苏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即便是对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想必也不会如此冷漠吧！张仪忍住怒火，刚想寒暄一番，苏秦已经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远了，但是派了一个侍童回来告诉张仪：“晚上就留在这里，一起吃个晚饭吧！”这句话给了张仪一点希望。他心里想，也许是苏秦现在家大业大了，必须在众人面前保持一种威严，才故意这样对待他的。等到吃晚饭的时候叙叙旧情，回忆一下鬼谷的往事，再向他提出工作的事，应该就水到渠成了。张仪在苏府一直等到天黑，苏秦才回来。厨房已经将晚餐做好，仆人们像走马灯似的铺好坐席，摆放碗碟，端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光闻到那味道，张仪就止不住流口水了。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苏秦也在堂上坐好的时候，张仪才发现，堂上只有苏秦一个人的座位。正在疑惑之际，一位老仆走过来，将张仪带到堂下仆人和侍女就座的地方，给他安排了一个座位。饭吃到一半，张仪强忍住愤怒，对着堂上说：“我这次来，是想请您帮我谋个职位，要求不敢太高，聊以养家糊口便罢了。”苏秦把嘴里的肉嚼完，咽下，又喝了一大口酒，才说：“我如果开口，别说养家糊口，就算是荣华富贵也可以给你。可是，以你的才能，却将自己弄到这个潦倒的地步，我怎么还敢向国君推荐你呢？你如果实在没事做，就到我厨房里给大师傅打个下手，可保你吃饱穿暖，如何？”张仪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推开眼前的食物，拂袖而去。他这一去，就没有再停留，而是风餐露宿，一路向西，直奔秦国。你要合纵天下，共抗强秦，那我就为秦国献上连横之计，各个击破，让你一事无成。苏秦，你等着！话虽如此，张仪很快面临一个现实的难题。从邯郸到咸阳，是很长一段路程，而他口袋里的盘缠，已经不足以支撑他走出赵国了。退一万步说，即便他一路乞讨来到咸阳，这一身衣衫褴褛，恐怕也难以见到秦惠王。万念俱灰之际，张仪遇到了一位来往于秦、赵两国之间的商人。两个人交谈了几句，商人惊奇道：“您不是一般人，为何沦落如此？”两个人越谈越投机。接下来张仪的路就顺多了。商人给他换了衣服，让他坐着自己的马车，一同来到了咸阳。俗话说，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商人既然来往于秦、赵之间，对秦国的情况自然熟悉。他拿出一大笔财礼，让张仪送给秦国宫中的警卫长。通过警卫长的推荐，张仪顺利地见到了秦惠王。同为鬼谷子门下，张仪的路数和苏秦大不相同。他没有以送高帽子作为开场白，而是对秦惠王说：“下臣听说，不知而言，是为不智；知而不言，是为不忠。不智当死，不忠亦当死。下臣能力有限，但仍然愿意冒着不智的危险，把我所知道的全部讲出来，请您定罪。”秦惠王微微一笑，说：“请继续说吧！”“下臣听说，赵国正在准备联合燕国、魏国和韩国，争取楚国和齐国，结成合纵联盟，共同对付秦国。我听了之后，忍不住发笑。以赵国现在的形势，钱粮不足，人民畏怯，打仗都要人拿着大刀在后面督战，不准后退，可是仍然畏缩不前。秦国国力强盛，赏罚严明，只要是为了国家，人人皆有必死之心，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赵国之弱，居然敢打秦国的主意，实在是自不量力。“然而，小心谨慎不为过。当年智伯率领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眼看就要获胜。赵氏用张孟谈之计，策动韩、魏两家反水，结果大败智军，活捉智伯。对于赵国的合纵联盟，秦国切不可掉以轻心。“赵国要合纵，则秦国必须以连横相对。要采取军事和外交两种手段，想办法分化合纵联盟。要对联盟各国区别对待，有的要打击，有的要拉拢，有的恐吓，有的要给予一定的好处。这样的话，赵国想合纵也合不了，反倒是秦国可以抓着空子，一步一步蚕食天下的土地，完成霸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秦惠王和张仪谈了一整天，便任命张仪为客卿，留在朝中担任参谋。张仪当上客卿没几天，那位曾经给他提供帮助的商人来向他告辞。张仪拉着他的手说：“全赖您的帮助，我才得到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我正想要报答您，可您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商人这才对他说：“请不要谢我，要谢就谢苏先生吧。其实，从头到尾这一切，都是苏先生为您安排好的。他知道您的才能在他之上，不应该屈居他之下，所以才想出这招激将法，逼您投奔秦国。他还让我转告您，从此之后，天下就是您和他对弈的棋局，请您一定用心下好这盘棋，不要手软。”张仪听了这番话，目瞪口呆，老半天才长叹道：“单从这件事上看，苏秦之才已在我之上了。而我一直蒙在鼓里，没有察觉。惭愧，惭愧！”第二天上朝，张仪便对秦惠王说：“秦、楚联合攻魏，魏国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很有可能转向楚国。而韩国与魏国关系历来不错，也会随之与楚联合。这样的话，秦国就被孤立了，不如出兵帮助魏国抵抗楚国。”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于是以张仪为将，带领“卒万人、车百乘”救援魏国，在陉山大败楚军。魏国暂时得救了。作为对秦国的回报，魏惠王命令加快移交河西土地，两国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交接。

国一直在准备着和秦国较量，赵国才是秦国主要的敌人。如果现在秦国把韩国给灭了，那会让天下人看到一个什么结果呢？秦国灭了自己的内臣，而放过了自己的外贼，侍奉秦国最后的结果是被秦国灭掉，那么谁将来还会跟秦国交好呢？天下的人都会选择和赵国结盟。第三点，韩国不容易灭。韩国虽然小，处“四战之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需要应付外敌，但是这么一个小国，处在这么一个不利的地理位置上，一百多年以来，它就是在和邻国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这个国家你不能轻易地灭掉它，你也不可能轻易地灭掉它。假如说你要去灭韩的话，那么韩国就会和魏国结为联盟，魏国肯定会帮助韩国。韩魏结盟，有助于赵国，赵国本来和齐国就是联盟，再加上韩魏的联合，那么你攻打赵国就更困难了。所以，韩非主张，不能够先灭韩，应当首先灭赵。那怎么灭赵呢？韩非提出来一个分四步走的具体计划。第一步，派出使者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楚国的重臣（重币用事之臣），宣扬赵国的劣迹；第二步，给魏国送去人质稳住魏国；第三步，率领韩国攻打赵国，即使赵国和齐国结为同盟，也不足虑；第四步，灭了赵国、齐国之后，发一封文书给韩国就可以摆平韩国（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而定也）。这样，秦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就可以造成赵、齐两国灭亡的态势，楚国、魏国也一定会自动屈从。韩非提出首先消灭赵国的主张，是为了保存韩国。但韩非提出的主张，每一条具体的理由，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上来说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秦国的角度来阐发他的主张。所以，韩非的上书有很大的诱惑力。那么，秦王嬴政面对这样的主张，他的做法是什么呢？秦王嬴政的做法，为什么使韩非更进一步地卷进了秦国的通天大计之中呢？我们前面讲过，韩非这个人口吃，不大会讲话，但是笔头功夫非常好，他的文章特别善于剖析利害，这是韩非的文章最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嬴政看了韩非的上书以后，他没有做判断，而是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中的大臣朝议。在朝议的时候，第一个出来反对韩非的就是李斯，李斯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心病必除。他说，韩国对于秦国来说，就像是人心里边隐藏的疾病，这个病虽然现在没有发作，但它一定会发作的。假如，秦国有了突发事件，韩国一定靠不住。所以，韩国对秦国来说是个必须要除掉的心病（秦之有韩，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第二点，这个心病是一定会发作的。现在这个病隐藏在你的身体里面，也许一年两年不发作，但是如果我们去对付齐国和赵国的话，需要举秦国之力。当我们举全国之力对付赵、齐的时候，韩国这个心病就会发作，当年秦穆公兵败崤山的惨剧就会再现，所以必须消灭韩国（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眩也）。这样，李斯跟韩非的意见就针锋相对了。李斯主张灭韩，韩非主张灭赵，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在制定通天大计时的路线之争，它的本质是秦国和韩国两国利益的冲突。门监子摆平四国韩公子痛斥姚贾在当时，秦国是七国中的老大，军事力量最强，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秦国相匹敌。所以秦国很自然要用军事力量来消灭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军事力量以外，还要不要用其他的手段呢？李斯认为，还要用外交手段。李斯讲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应当多派一些人，带着很多钱，到六国去，收买那些可以收买的重臣，收买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如果他很廉洁，不收贿赂，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暗杀了。能买的买下来，买不下来的就杀，然后再派大兵随其后（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这样，李斯就提出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军事力量，另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叫金钱，李斯主张两种手段并用。秦王嬴政曾经遭遇过一次四国联合抗秦的军事行动，当时秦主嬴政召集了六十多位大臣来商议这个事情，大臣们都束手无策。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姚贾的人站出来，他说，大王给我钱，我去把这四国摆平（贾愿出使四国），必须其谋而案其兵）。嬴政听了很高兴，给了他一大笔活动经费，给了他很多车辆，还给了他黄金千斤，姚贾用了几年的时间，把联合进攻秦国的这四国，全部用钱给摆平了（绝其谋，止其兵，与之为交）。姚贾回来以后，秦王嬴政很高兴，赐封午户，并且提拔他做了上卿。韩非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立即给秦王嬴政上书，痛斥姚贾。韩非指责姚贾什么呢？他指出姚贾犯了三条大罪：第一，贪污公款；第二，假公济私；第三，出身卑微。先说第一条，韩非说姚贾拿了秦王赏的这么多钱，活动了三年，四国的外交也没见多大成效（四国之交未必合），而大部分钱进到他自家的腰包里去了，这叫贪污公款。第二，姚贾利用秦王的权力为自己建立关系网，私交诸侯（以王之权，外自交于诸侯），这叫假公济私。第三，姚贾这个人人品不行。他本是魏国人，父亲是个把守城门的（守门监者），他出身卑微，而且在魏国曾经犯过盗窃罪，魏国公安局里面有他犯罪的案底，他是有前科的人。后来到了赵国，又被赵国驱逐。你看这个人，出身这么差，还犯过罪，被列国驱逐，你和这种人商讨国家大事，那不是让我们这些人太掉价了吗？嬴政看到韩非的上书，就把姚贾叫来质问：你是不是拿着公款去私交诸侯了？姚贾不卑不亢地说确有此事。嬴政一听大发雷霆，你既然这样做，怎么还有脸面来见我呢？姚贾说，你一定是听信了别人的谗言。在历史上，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听信谗言，你手下就不会有忠臣。嬴政说，这条我们且不说。有人举报你，说你是个监门人的儿子；有过盗窃的前科，在赵国被驱逐过，有这件事吗？姚贾说不错，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讲，历史上建功立业的，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吗？帮助周文王的姜太公，他当年在齐国不是被驱逐出去的吗？帮助齐桓公称霸的管仲是个商人，但是齐桓公重用他，不是最终称霸天下了吗？还有，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是用五张羊皮换回来的，但他不是帮助秦穆公使秦国崛起了吗？这些人哪一个是出身高门贵族家庭的？但这些人不都帮助他们自己的国君成就了一番霸业吗？如果你用人要讲出身，要用高士，我也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有一个高士，商朝人卞随，当商汤讨伐夏桀的时候找他商量，卞随觉得找他商量灭掉一个君主是一种耻辱，然后就投水而死，这是个高士，这种人你能用吗？你跟他一商量，他就投水自杀了。还有一个高士，夏朝人务光，商汤灭了夏桀以后，据说商汤想把君位让给务光，务光不干，然后就自沉于蓼水之中。这两个高士，一个找他商量事他就跳河自杀了，另一个让他当国君他就自沉了。这些高士都出身高贵，德行、操守很高尚，但他们愿意为你服务吗（人主岂得用哉）？你现在是用人的时候，用人就是用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衡量他的道德水准和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再高贵的人，如果他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赏他（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秦王嬴政一听，有道理，便不再追究，把姚贾给放了。李姚联手诛韩非秦王黙然成大计姚贾下来一打听，谁告了他呢？韩非。如此一来，姚贾和韩非就成仇家了，姚贾也被卷进关于通天大计的争论当中。李斯跟韩非过去有过存韩与亡韩的斗争，现在又卷进来一个姚贾，姚贾为秦国立了功，却受到韩非的指责，加上秦王嬴政的问责，姚贾被韩非定了三条罪，其中任何一条罪状成立，都是死罪，所以姚贾能不恨韩非吗？韩非在很短的时间，给自己找了这么两个难对付的敌手。在劲敌的谮毁下，韩非不久之后被迫自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从上述记载来看，进言杀死韩非的是李斯和姚贾，送毒药让韩非自杀的是李斯。他们说韩非这个人是韩国的公子，他一定不会帮助秦国，这是天性所决定的。现在大王如果不用这个人的话，一定不要久留他，更不要放了他，一定要把他除掉，否则将会是秦国的祸害。嬴政听了这话，就把韩非投到监狱里。李斯这个时候是廷尉，就让人给韩非送了毒药，韩非想申诉而不得，就在狱中自杀了。韩非之死，实际上是因为他想在强秦的铁蹄之下，保存实力弱小的韩国，从而卷入了秦国统一天下这个通天大计的制定之中。他的死，具体牵涉三个人：嬴政、李斯、姚贾。那么，韩非的死，该由谁负责呢？是秦王嬴政，还是联手告状的李斯和姚贾呢？或者是韩非自不量力，卷入了一个他根本无法阻止的计划之中，导致自己死于非命？其实，韩非之死牵涉的这四个人都有责任。李斯的责任前面我们讲过了，在这里只提一句，李斯坚决主张杀韩非，主要的原因是李斯认为韩非在阻挡秦国统一六国的通天大计的制定，他是灭六国的障碍，必须要除掉。这是李斯的看法。姚贾呢？姚贾也主张杀韩非，原因有两点。第一，私恨。姚贾痛恨韩非，他为秦国立功回来，却被韩非举报三大罪状，私恨当然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点，姚贾主张用金钱作为统一六国的武器，而且他做得很漂亮，用金钱也确实摆平了四个国家。因此，姚贾主张杀韩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不同于韩非的统一六国策略，将韩非视为统一六国过程中的障碍。嬴政对韩非之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责任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最早欣赏韩非的是谁呢？是嬴政。韩非上书，把韩非的上书发给朝臣的人是谁呢？是嬴政。批准李斯和姚贾的建议，将韩非逮捕投入狱中的是谁呢？是嬴政。虽然韩非之死并不是嬴政直接下手，是李斯送的毒药，韩非没有办法告状，只好自杀了。但是，不要忘了一点，那就是韩非死了以后，嬴政并没有追究韩非之死的责任。嬴政如果要去查，谁把韩非给杀了？我还没下令杀呢。那一追就追到李斯的头上来了。嬴政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追究责任本身就等于默许，虽然最后他想赦免韩非。照我们讲的这几点来看，嬴政是同意杀韩非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他又要赦免韩非呢？这是不是有一些矛盾呢？其实很好解释。嬴政欣赏韩非的法家思想，欣赏韩非的文笔犀利，欣赏韩非的才华，但是又不同意韩非的政治主张。在灭韩和存韩的问题上，嬴政是站在李斯一边的。在用军事手段和金钱两种手段的时候，嬴政是赞成姚贾的意见的。也就是说，嬴政在通天大计的制定上，是和李斯、姚贾站到一边的。作为个人来说，他欣赏韩非的思想和才华，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来说，他是主张杀韩非的。韩非对自己的死有没有责任呢？有，而且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可以想一想，韩非提出来存韩亡赵，那是为了给韩国争取时间，反对李斯灭韩是为了韩国的安危。他不顾个人的安危，给秦王嬴政上书，这些都是为了韩国着想。他反对姚贾用金钱做武器击败六国，是因为他看出金钱在消灭六国的统一之战中威力巨大。我们以后会讲到，秦王嬴政用很多钱收买了六国的一些重臣，像楚国、齐国、赵国，都出现了奸臣受贿然后陷害忠良的事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的亡国。嬴政用金钱作为灭亡六国的第二手，韩非深深知道这一点的严重危害，因此他不顾个人生死反对姚贾的做法。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者来到秦国，为了保存韩国，深深地卷入秦国一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之中，显得有点自不量力。但是韩非的自不量力让我们看到了韩非的一种内在精神：为了韩国的存亡，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他明知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对故国的深情，让后人非常感动。他明明知道不可能阻挡秦国灭韩，但他还要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故国，韩非的作为，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屈原，为了楚国的存亡不惜自己沉江是一样的。所以，韩非之死，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存在，一种人格力量的存在。作为个人来说，韩非是失败了，但是韩非用自己的死为故国的存在做了最后的努力。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大计就在嬴政、李斯、姚贾和韩非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最终，达成了三点共识：第一，立即发动对六国的统一战争；第二，第一个目标锁定韩国；第三，军事力量和金钱手段双管齐下。第二篇横扫六合第15章韩氏初兴秦始皇一统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吞并六国是秦国崛起和强大的最终结果，而与秦国的崛起相伴的是其他诸候国的衰落，两者之间是此长彼消的关系。在秦国崛起的进程中，其中一个诸侯国的衰落，对秦国确立优势地位、最终统一天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晋国。晋国曾经十分强大，但却因内乱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和秦国山水相连，是阻档秦国进入中原的天然防线。秦穆公一代英主，东扩中原，抱恨而终，就是因为秦国之东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晋国。秦国如果不能冲破晋国这一道大坝，就永远也走不出函谷关。那么，秦国是怎么冲开晋国这道坚固的大坝的呢？在这个过程中，晋国的韩氏卿族又是如何壮大的呢？秦国冲破晋国这道大坝，缘于两大原因，一是晋国一分为三，二是秦国迅速崛起。晋国和秦国不同，晋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是根正苗红的周王室正宗，而秦国是因为救援周幽王有功才被封为诸侯的暴发户。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秦国国君是秦简公，此时离秦孝公继位只有四十二年。所以，晋国一分为三和秦孝公登上历史舞台是一前一后紧挨着的。强大统一的晋国轰然崩塌，一国分三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领土与实力都相对较小的诸侯国。秦孝公实施变法是秦国迅速强大的开始，当秦国突然提速、加快崛起的步伐之时，强大的晋国却突然消失了。对于晋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对于秦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机遇。秦国正是在韩、赵、魏三国的衰败中一步步挺进中原，最终统一中国。晋国为什么会分裂为韩、赵、魏三个小国？秦国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几个小国呢？如果晋国没有分裂为韩、赵、魏三国，秦国能统一天下吗？秦国收拾韩、赵、魏三国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如果晋国不分裂，秦国能够灭掉晋国吗？所以，剖析秦始皇统一中国，永远避不开一个重要的话题：阻挡秦国进入中原的强大晋国为什么会分裂？曲沃窥伺晋王室献公诛杀诸公子晋国分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晋国公族（国君的宗族）的势力在晋献公时大大削弱了。为什么晋献公时晋国公族势力会急遽衰减呢？这是因为晋献公大规模地屠杀了晋国公族。那晋献公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屠杀晋国公族呢？原来，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穆侯的幼子，晋穆侯的长子是法定的晋国国君继承人。按照周代宗法制的规定，太子是国君的嫡长子一支，称为大宗，国君的其他儿子称为小宗。大宗是家族的当家人。晋穆侯死后，太子继位，史称晋文侯。晋穆侯的小儿子被封到曲沃（今山西曲沃），称为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沃，非常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曲沃桓叔又特别注意收买民心（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因此，曲沃桓叔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当时就有人说：“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整体实力的迅速提升让曲沃桓叔开始窥伺晋国国君的位置。经过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祖孙三代的夺权，曲沃武公最终杀死了大宗的晋侯缗，夺得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曲沃桓叔这支小宗的夺权之路并不顺利，前后经历了三代近七十年的努力才得以成功。此间，周天子两次插手，派兵干预，不许曲沃桓叔一支篡权。晋国国内的宗法势力也不允许曲沃桓叔一支进入

色男人天堂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出城迎战，并打败乐从训，然后乘胜追击，将乐从训团团包围在内黄（今河南内黄）附近。乐从训只得向身在汴州的朱全忠求援，并告诉朱全忠，他派去魏博镇买粮的部将雷邺也是被牙兵们所杀。此时朱全忠正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筹集粮草，准备攻打秦宗权，接到乐从训的求援信后，立即领兵前往滑州，并派部将朱珍前去援救。朱珍自白马渡河，接连攻克黎阳、临河、李固三镇，兵临内黄城下，并打败魏州牙军，解救了被包围的乐从训。但是乐从训当时不听朱珍劝告，一心想夺回魏州城，便移兵洹水。罗弘信派牙将程公信出兵袭击乐从训，将乐从训斩杀，牙兵们回城又处死了乐彦祯，将其父悬挂城门示众。而罗弘信不想与强大的朱全忠结仇，因此派使者带着重金厚礼慰劳汴州军队，并请求修好。朱全忠本不想主动插手魏博镇叛乱事宜，但此次出兵损失不大，而且由于罗弘信的主动修好，使得朱全忠得到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补充，实力进一步增强，也为他接下来进攻秦宗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朱全忠从魏博镇退兵后，便发起了对秦宗权的进攻，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城南大败秦宗权，并攻克其北关门。针对秦宗权当时固守蔡州城中的现状，朱全忠将众将分为二十八个营寨，将蔡州城团团包围。八月三日，朱全忠攻克蔡州南城，次日因为粮草不济，蔡州城破在即，于是留下朱珍继续攻打蔡州，自己则领兵回到汴州。十二月，秦宗权的部将蔡申丛见秦宗权大势已去，于是囚禁秦宗权，向朱全忠投降，第二年秦宗权被押解长安处死。至此，曾经致使江淮地区陷入战火的秦宗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灭掉了秦宗权，朱全忠开始得以全力对付时溥。文德元年（888年）九月，朱全忠自蔡州退兵后，派朱珍领兵五千护送刘瓒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刺史。当朱珍等人行至时溥的辖地时，时溥派兵前来阻击，朱珍将其击溃，并乘势攻下了沛、滕二县，朱、时二人由此开始交兵。在看到汴州军接连攻取自己的两个县后，十一月，时溥亲率七万大军屯驻吴康县，试图对朱珍采取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在还没有准备好时，朱珍先发制人，打败时溥的徐州军队，时溥被迫从吴康县撤退，结果临近的宿州被朱珍攻克。龙纪元年（889年）六月，朱珍攻克萧县，在此和时溥形成对峙局面。本来这种对峙局面，是有利于军事实力强大的朱全忠一方的，但朱全忠此时却犯了和先前李克用一样的情绪冲动的毛病，导致大将朱珍被处死，并以部将庞师古代为指挥全军。不过，庞师古的能力和朱珍相比差了很多，时溥趁机进兵击败庞师古，收复了徐州周边的大部分失地。时溥虽然利用朱全忠的错误接连打了几个胜仗，但他十分清楚，自己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双方力量相差有些悬殊。为了防止朱全忠大兵压境，时溥决定向李克用求援，可是李克用虽然和朱全忠是仇敌，但此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派了部将石君和带领五百名士兵增援。面对如此少得可怜的增员人马，时溥不敢和朱全忠进行正面交战，而是出兵攻取砀山。朱全忠得到消息后，派其子朱友裕领兵一万奔赴砀山，在那再一次打败徐州军队，并生擒石君和。后来即使在李克用、李匡威、赫连铎联手讨伐朱全忠时，朱全忠依旧没有停止对时溥的进攻。大顺二年（891年）十月，朱全忠攻陷宿州，一个月后又兵临徐州，迫使时溥的骁将刘知俊带领两千人马投降朱全忠。因此时溥的实力进一步削弱，而其辖地的经济状况更为糟糕，由于连年征战，徐、泗、濠三州的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再加上水灾严重，境内十分之六七的农民因饥饿而死。在这种情况下，时溥不得不向朱全忠求和，而朱全忠答应得十分干脆，并告诉时溥，如果想议和，就必须移驻其他地区才行。对于这个要求，时溥满口答应。于是，朱全忠向朝廷奏请将时溥转到其他藩镇，另派一名心腹将领驻守徐州。皇帝李晔当即下诏，让宰相刘崇望为感化节度使，让时溥担任太子太师。可是当刘崇望走到华阴时，时溥因为担心朱全忠反悔，害怕日后会加害自己，于是他又决定坚守徐州，刘崇望被迫只得返回长安。时溥决定继续对抗朱全忠，在看到李克用指望不上后，他开始向兖州的朱瑄、朱瑾求救。景福二年（893年）二月，朱瑾带领两万人马出兵援救徐州。朱全忠令其子朱友裕和大将霍存前去阻击，二人合力在石佛山下打败兖州军队。朱瑾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兖州，朱友裕担心朱瑾会有埋伏，所以并未追击。时溥在朱全忠的攻击下，据守徐州城不敢出战。汴州军队将徐州城团团包围，不过，因为时溥防守严密，汴州军队连续攻打了几个月毫无进展。通事官张涛写信给朱全忠，认为攻城之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出兵的日子不好。朱全忠认为有道理，于是便想撤兵回去，准备选个良辰吉日再来攻打。就在朱全忠准备撤兵时，谋士敬翔坚决反对，他认为连续攻城已有数月，已经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徐州城虽然还没破，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也许再坚持一下就可攻下，万万不可在如此关键时刻半途而废。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敬翔阻止撤兵，或许朱全忠和时溥的战争就不会继续下去。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敬翔的建议，并亲自到徐州城下督战，继续攻打徐州城。终于，又经过了十几天的连续攻城后，时溥走投无路，率领族人登上城内的燕子楼自焚而亡，徐州就此为朱全忠所有。徐州之战结束后，朱全忠并没有停止扩张的步伐，下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兖、郓二州。在刚刚攻打徐州城完毕后，朱全忠马不停蹄地全力对付山东的朱瑄、朱瑾兄弟，他让庞师古的人马稍事休息，就调转兵锋攻打兖州，屡次击败朱瑾。乾宁元年（894年）二月，朱全忠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郓州，朱瑄闻讯后，与朱瑾一起领兵直奔鱼山截击朱全忠，以求速战速决。朱全忠整军迎战，两军在荒草之中展开对决，时值西北风骤起，朱全忠让士兵们放火，浓烟立即向兖郓军队扑去，汴州军趁势攻击，朱氏兄弟大败而归，死亡万余人。朱瑄眼见对抗不过朱全忠，也立即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和先前援救时溥一样，也只是派出五百名士兵，由部将安福顺、安福庆率领前往增援。乾宁二年（895年）正月，朱全忠派朱友恭领兵攻打兖州的朱瑾，并将兖州团团包围。朱瑄得到弟弟被围的消息后，立即领兵赶来救援。朱友恭在高梧设下伏兵打败朱瑄，生擒安福顺、安福海。李克用眼见二将被擒，而且兖州形势极其危急，立即派出得力部将李承嗣带领万余名沙陀骑兵前往兖州救援。而朱友恭看到作战勇猛的沙陀骑兵到来后，急忙撤兵回到汴州，李克用见汴州军队撤兵，于是也撤回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双方暂时偃旗息鼓。八月，朱全忠卷土重来，亲自率领军队攻打兖州，他让士兵埋伏在梁山，然后到郓州城下挑战。朱瑄出城迎战，结果进入朱全忠的埋伏圈，大败而归。十月，朱全忠又让葛从周进攻兖州，齐州刺史朱琼投降朱全忠，兖州的处境更加危险，为了迅速解除兖州的危机局势，朱瑄派大将贺环、柳存率领一万人马袭击曹州以解兖州之围。朱全忠得到消息后，自兖州率领骑兵连夜追赶，于次日拂晓时分，追上朱瑄的人马，将其杀戮殆尽，并生擒了贺环、柳存及其部下十多名将领。第二天，朱全忠又回到兖州城下，让士兵用绳子捆住贺环和柳存等人在城下绕行，并对城内高喊，说朱瑄已经失败，让城内的守军立即投降。朱瑾则利用这个机会，写信给朱全忠诈降，朱全忠信以为真，亲自到延寿门与朱瑾对话。朱瑾当时表示愿意献出印符，不过条件是让朱全忠的部将，也是朱瑾的堂兄朱琼到自己这边来取。朱全忠答应了朱瑾的要求，让朱琼前往对方阵营。朱瑾当时立在桥上，让其部将董怀进躲在桥下，等到朱琼一上桥，董怀进忽然从桥下跃出，将朱琼挟持进兖州城，然后士兵们升起吊桥，兖州城重新进入戒备之中。不一会儿，朱琼的人头被士兵从城墙下扔出，朱全忠见被骗，而且兖州城防备严密，一时间难以攻下，于是只留下葛从周继续包围兖州城，自己领兵返回汴州。朱全忠撤退后，朱瑾依旧闭城不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内粮食开始出现短缺，并逐步到了财尽力竭的地步。乾宁四年（897年）正月，朱全忠企图一举吞并兖郓之地，命令庞师古、葛从周向郓州发起猛攻。朱瑄见汴州军队兵锋甚锐，躲在城内不敢出战，将护城河灌满水，试图凭此守住城池。正月十五日，庞师古带领大军在郓州城西南安营扎寨，命令士兵拆毁民房，用房木架设浮桥，五天后浮桥铺成，他利用夜色率军渡过浮桥攻城。朱瑄慌忙弃城逃奔中都，葛从周领兵在后追赶，将朱瑄一举擒获，押解其前往汴州，最终将其斩首。郓州城破后，朱全忠听说朱瑾在丰、沛一带寻找粮食，兖州城只有大将康怀贞据守，便派葛从周领兵攻打兖州。康怀贞得知郓州已经失守，而且汴州军队声势浩大，自料难以据守，便开城投降了葛从周。二月三日，葛从周进入兖州城，擒获朱瑾的家人，朱瑾回来后发现城头已经变换旗帜，只得被迫率众投奔杨行密，兖州就此也被朱全忠占有。至此郓、齐、曹、棣、兖、沂、密、徐、宿、陈、许、郑、滑、濮等州，全都归朱全忠所有，而朱全忠也就此成为唐末的第一大藩镇。实力消长晋汴角逐之初，李克用在军事上占有一定优势，然而经过几年的征战，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朱全忠实力大增，相继吞并了滑、孟、兖、郓、徐等州，而李克用的势力范围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实力明显不如朱全忠。在兼并地盘的过程中，双方都采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原因比较复杂，最主要的是李克用自剪羽翼，李存孝、康君立等大将相继死去，大大削弱了李克用的军事实力。朱全忠在实力增强后，想要与李克用一决雌雄，为此，他和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深相结交，共同对付李克用。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派部将李存信带领一万人马援救朱瑄、朱瑾，并向罗弘信借道通过。朱全忠派人告诉罗弘信，说李克用时刻想要吞并河朔，等到他撤兵时，会顺道灭掉罗弘信，于是罗弘信发兵三万将李存信打败，李存信被迫退守洺州。自此之后，罗弘信投向了朱全忠的阵营，与李克用彻底决裂。朱全忠与罗弘信结盟时，他正在与朱瑄、朱瑾兄弟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罗弘信抄其后路，每次罗弘信送来礼物时，朱全忠都当着使者的面大肆夸奖罗弘信智勇双全，并表示自己和罗弘信的关系，绝非其他藩镇可比，以显示两人的关系极为亲密。四月，李克用为了报复罗弘信，发兵攻打魏博镇，在洹水附近斩杀魏博军队万余人，乘势逼近魏州。朱全忠见状将葛从周从兖郓前线调回增援，于是晋汴军队展开激战。李克用在进攻葛从周的时候，汴州士兵在阵前挖了许多陷阱，激战的过程中，李克用之子连人带马掉进陷阱里，被汴州士兵生擒。李克用驰马相救，结果马被绊倒，也险些成为阵前俘虏。李克用救子心切，向朱全忠表示求和，而朱全忠为了加深李克用与罗弘信之间的矛盾，没有答应李克用的请求，而是将李克用之子交给了罗弘信，结果罗弘信将李克用之子杀掉。朱全忠用借刀杀人之计，不仅让李克用深受丧子之痛，更将罗弘信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中，形成与李克用势不两立之势。为了彻底孤立李克用，朱全忠又与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结盟，让刘仁恭会和魏博军队共同攻打李克用。皇帝李晔见朱全忠日益强大，想调解一下晋汴之间的关系，于是派太子宾客张有孚为河东、汴州宣慰使，劝二镇停止互相攻伐。李克用想趁机收兵，但是碍于首先屈服的面子，便让王镕去说服朱全忠一起停战。此时朱全忠的势力正盛，没有同意李克用的意见，并于九月份在青山口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激战，结果河东军队连连受挫，而李克用当时又是屋漏偏遭连雨天，就在青山口之战进行的过程中，李克用得到消息，大将李罕之发动叛乱。李罕之投靠李克用后，始终得不到信任。王行瑜被灭后，李罕之请求担任邠宁节度使，可是李克用却拒绝了李罕之的请求，奏请部将苏文建为邠宁节度使，李罕之因此很不高兴。后来他又请求李克用赐给他一个小镇以养老，李克用也是没有回应，而且每当藩镇出现空缺的职位，李克用从不让李罕之接任，李罕之一直闷闷不乐。乾宁三年（896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薛志勤去世，郁闷之下的李罕之在没经过李克用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领兵进入潞州，然后才为李克用送信，告诉他自己担心潞州会发生叛乱，所以先行来到潞州镇守。李克用接到信件后勃然大怒，派人前去斥责李罕之，不过这种做法，反而将李罕之推向了朱全忠的阵营。面对李克用的斥责，李罕之毫不犹豫地投降了朱全忠，并将河东守将马溉和泌州刺史傅瑶押解到了汴州。虽然后来李克用动用大军平定了李罕之，但李罕之的叛变，使李克用的实力进一步下降。现在朱全忠俨然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对胆敢与之争锋者坚决予以武力征讨。光化二年（899年）正月，幽州的刘仁恭出动十万大军征讨河朔地区，攻占贝州后残忍地将城中百姓屠杀，然后又继续进攻魏州。当时魏州刺史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朱全忠派大将李思安、张存敬率兵前往营救，刘仁恭之子刘守文和部将单可及率领精兵五万对李思安发起进攻，李思安事先在清水河右岸布下伏兵，然后领兵迎战刘守文。双方刚一交兵，汴州军队在李思安的带领下，佯装败退逃走。刘守文不知是计，带领人马在后追赶，在追到内黄时，李思安突然掉头迎战，幽州军队猝不及防，单可及战死。此时葛从周带领八百骑兵赶来增援，大败幽州军队，接连攻克八寨，而后向刘仁恭中军大营发起了强劲的攻击，面对来势凶猛的汴州军队，刘仁恭父子烧营而逃，很多士兵来不及逃跑，只得跳入永济渠中求生。据史料记载，当时魏州至沧州的五百里间“僵尸相枕”。刘仁恭此次出兵河朔，倒是为朱全忠继续扩张地盘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欲乘大败刘仁恭之际，出兵征讨李克用，派部将葛从周和氏叔琮分兵进攻河东。李克用派大将周德威首先迎战自马岭进兵而来的氏叔琮，这一战氏叔琮打得并不顺利，手下部将陈章被斩杀，而且损失了三千人，氏叔琮弃营而逃，葛从周闻讯也急忙撤兵而走。这次征讨李克用失败，让朱全忠明白了虽然李克用实力已经下降，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征服的，他现在所要做的是继续扩大地盘，争取灭掉除李克用之外的所有藩镇，所以他将目光继续瞄向了幽州的刘仁恭。光化三年（900年）四月，朱全忠派葛从周率领兖、郓、滑、魏四镇联军十万人攻打幽州。刘仁恭被迫硬着头皮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痛恨刘仁恭的忘恩负义，拒绝出兵救援。不过其子李存勖却建议李克用利用这个机会重振军威，因为现在朱全忠已经是一家独大，如果再失去刘仁恭，朱全忠将会继续做大做强。李克用听从了李存勖的建议，派大将周德威领兵五千前去救援，六月间刘仁恭领兵五万抢攻沧州，葛从周在老鹀堤进行阻击，打败刘仁恭，斩杀三万人，刘仁恭被迫退守瓦桥。刘仁恭在汴州军队的两次重创下，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出兵中原。于是，朱全忠将兵锋指向了镇州的王镕，借口是镇州与河东素有往来。在朱全忠的指挥下，汴州军队很快攻克临城，并渡过滹沱河，攻打镇州南门。当时朱全忠也亲临前线，驻扎在元氏，王镕自知抵挡不住汴军，便派判官周式到朱全忠那里请和。以前朱全忠多次向王镕示好，王镕全都置之不理，所以这一次朱全忠拒绝了王镕的请和。不过，周式为朱全忠分析了当下的形势，他认为镇州是兵家必争之地，王镕主动请和，是为了百姓着想，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齐桓公、晋文公式的霸业，不可以一味地穷兵黩武，况且王镕家族在镇州已经经营了五代人，不仅深得民心，而且人人愿意为其效命，如果朱全忠执意攻打镇州，恐怕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

“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

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鸟儿歌唱、荡荡秋千、在草丛中玩耍的年龄了吧？还有她父亲去参加时髦的宴会，上剧院，那是什么时候？我提问，但是她不想理出事情的先后顺序，她脑中有色彩鲜艳的图像，这是她自己描绘的，这几十年一直沉浸其中。不知是在哪栋房子里，她父亲走进来，对她母亲说：“你这邋遢黄脸婆，除了啜泣还会不会做点别的什么？”然后打了她。但他后来就再也没这样做过，因为莫迪冲向他，拼命打他的腿，于是他哈哈大笑，把她高高举起，对妻子说：“你要是有点她的脾气，就不会是个窝囊废了。”然后转身找他的情妇去了。接着母亲会叫莫迪捧着罐子去那酒吧，站在众人面前，说要散装的健力士黑啤。“没错，我必须站在那儿，让大家都看到我，这样她就会惭愧了。但她才不惭愧呢，她才不会呢，她会叫我钻过吧台，去后面的小屋，屋里暖和得不得了，我们的脸都和烤牛排似的。那是她毒害我母亲，然后因为懊悔而开始憎恨我之前的事了。”到这里为止我上面写的都是扼要的重述，是个小结。从现在开始，只要有可能，我每天都要记。今天是礼拜六，我上街采购，回家后又工作了两小时，然后去看F太太。我敲门的时候没人回应，于是我顺着她那陈旧的楼梯走上来，回到街上，看到她弓着背走过来，推着她的购物筐。在我眼里，她就和我第一天见到时是一个样：驼背的老巫婆。挺吓人，鼻子几乎碰到下巴，浓密的灰眉毛，脑袋上趴着一顶没形状的黑帽子，帽子底下露出乱七八糟的几撮白发。她喘着粗气走到我面前。我向她问好，她不耐烦地晃晃脑袋，一言不发地下了台阶。一言不发地打开门，然后进了屋。我差点就转身走人了。但还是跟着她进屋，也不等她邀请，走进生了火的那间房。我听到她东忙忙西忙忙，过了好久，大概半个小时吧，才进来。她的老黄猫跟进来，蹲在我脚边。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她的棕色茶壶，还有饼干，很友好，面带微笑。然后她拉上脏兮兮的窗帘，打开灯，给火里添上煤。桶里没有煤了。我从她手中接过桶，沿着走廊走到贮煤的地下室。那里黑咕隆咚，没有灯。一股猫骚味。我把煤扒进桶里，拎了回去，她伸手来接桶，没有道谢。事后总结、扼要重述的缺点在于，你会漏掉两人见面时的各种细小摩擦。我可以说，一开始她不高兴，然后不生气了，我们很快乐地喝了一顿茶，然后她和我讲了……但我们两人之间那些喜乐、愤怒、烦躁等情绪的转换呢？——哦，好多的愤怒呢。我站在台阶上，她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很生气，很有可能她也挺来火，心里想着这人还有完没完！后来和猫在房里枯坐时，我简直怒火中烧，心想，好呀你就是这样感谢我的！但是望着炉火一明一暗，听着窗外的雨声，怒气也就渐渐化成了欢喜。另外，每次拿起脏兮兮的杯子，还得把嘴巴靠上去的时候，我都感觉糟透了；闻到她身上那一阵阵刺鼻的甜味时，我也没好气；还有看见她有时候看我的表情，以前的怒火就又会燃起来……每一次见面，情绪都是好一番上上下下。她和我讲了她的一次夏日假期。“当然了，你们这些姑娘现在的那种暑期度假我没福气享受。你们现在觉得那都是理所当然的！女帽店停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还会再要我。我疲惫不堪，筋疲力尽，那个时候我吃不上好的，因为他们付给我的薪水实在少得可怜。布莱顿海边的一家宾馆登了广告招女佣，我就去应聘。广告上说，第一流的宾馆。请附推荐信。我没有推荐信，我从来没在别处做过仆佣。这种事我母亲想都不会想的。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然后收到回信叫我去，说是路费已付。我收拾收拾我的小包袱，就上路了。我知道没什么问题，这能从她的信里读出来。那是一座大房子，离大路有点远。我穿过门前小道，心里想，哎呀，我现在还不是在这儿干活的呢！女管家开门让我进去，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说皮维特夫人这就见我。嗯，我告诉你，她是我这辈子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最善良的。我常常想起她。你明白的，当一切都糟得不能再糟了，你觉得走投无路时，但总会有人，总有那么一个人……她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说，喏，莫迪，你说你没有经验，我欣赏你的诚实。但是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所以我要有教养的姑娘。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干活？现在就行，我说。我们都笑出声来，后来她告诉我，对于我她也有一样的感觉，知道我来了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女管家把我带到顶楼。那里有一个厨娘，一个厨房里干粗活的女工，一个跑腿的男孩，两个女服务员，还有四个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佣。我就是女佣之一。我们住在那所房子的一间阁楼里，里面摆着两张大床，两人合用一张床。我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上工，于是我就跑到海边沙滩上，脱掉鞋子。那片海真是可爱。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就没见过大海了。我坐在沙滩上，看着深色的大海上下起伏，真是快乐极了，快乐极了……然后我往回跑，穿过夜幕，什么都能吓我一跳，因为勒脖杀手嘛……”“因为啥？”于是这里她给我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那是当时报上登的恐怖新闻，有一个男人，一碰上孤身一人的姑娘，就会把她勒死……这与她和我说的其他事完全不搭调，但莫迪那会儿——现在也一样——就是这样，有一种叫人毛骨悚然的受虐欲，倏地冒了出来，然后又消失了。不管怎么说，她哆嗦着跑啊跑，穿过夜幕，穿过黑乎乎的花园，勒脖杀手那热呼呼的鼻息就喷在她脖子上，然后管家打开房门，说着，啊，莫迪你回来了，我还为你担心来着呢，不过夫人说，不用担心，我知道她会在哪儿……“你知道吗，我经常经常想这事，为善这么容易，干吗人却要为恶？那大房子里的一切都是和善的，里面的所有人，包括宾客们，无人不友好、不耐心、不温和。这都是因为她，皮维特夫人。所以说，人为什么不善待彼此呢？“她给我留了晚饭，可好的一顿晚饭呢，我吃饭的时候她就坐着陪我。然后我上楼睡觉。房子里光线昏暗，楼梯平台上点着煤气灯，不过天顶上还有光亮，屋里另有三个姑娘，啊，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们大半个晚上没睡，躺在床上互相讲故事，鬼故事啦之类的，我们讲勒脖杀手吓唬对方，我们吃糖果蜜饯，哈哈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六点就得起床。等到早餐的时候我都饥肠辘辘了，不过她，皮维特夫人，她给我们的早餐和旅馆客人吃的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来厨房了，她要确认我们吃到了早餐。我们有大盘的麦片粥，真正的牛奶，然后如果想要的话，可以挑熏鲱鱼或者黑线鳕，或者鸡蛋，是煎是煮是炒是蒸全凭我们喜欢，还可以放开肚皮吃吐司、橘子酱、黄油，有的时候她和我们坐在一起，说，我喜欢看年轻人吃东西。你们可要吃饱了，不然就干不了活啦。那里每一餐都是这样的。在那之前和之后，我都没有吃得那样好过。然后……”“那你都干些什么？是重活吗？”“嗯，大概算是重活吧。不过那会儿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干活。我们六点前起床，把楼里的壁炉都清扫一遍，生上火，接着我们把大餐厅打扫得窗明几净，然后把茶和饼干给客人们端到房里去。接下来我们打扫各个公共休息室，所有东西擦得明亮锃光。做完这个我们吃早餐。然后打扫一间间卧房，彻头彻尾地清扫，不放过一个地方，皮维特夫人可不允许打马虎眼。然后我们和她一起插花，或者擦银器和玻璃。然后我们吃午饭，食物棒极了，客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午饭后我们回阁楼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做针线的时候我们会嬉笑打闹。她不介意。她说她喜欢听我们嬉闹，只要我们不误了活计就行。然后我们下楼，安排下午茶，一托盘一托盘的面包、黄油、蛋糕、点心，我们四个给客人端茶送水，女接待员们下午轮休。之后轮到我们休息，我们去海边，在沙滩上玩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客人们去剧院或者别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四个女佣会看着他们的婴儿和孩子。我可喜欢做这个了，我喜欢小孩子。我们都喜欢这个差事。然后很晚的时候，十点左右，有一顿丰盛的晚餐，蛋糕、火腿，应有尽有。我们都是周日或者周六下午休假。哦，真是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心情愉快，长胖了好几斤，衣服都穿不上了。”“后来呢？”“后来，秋天将要来的时候，旅馆就停业了。皮维特夫人找我，对我说，莫迪你留下来吧。冬天的时候我都在另一处海边做生意，在尼斯，法国。她想要我和她一起去。但是我说不，我是一个制帽女工，我是干那行的。不过不能和她走，我可伤心了。”“你到底为什么不跟她去？”我问道。“你真够机灵的。”她说，“没错。是因为劳里。我离开伦敦，去了布莱顿，没说我在哪儿，这样他就会更在乎我了，他也的确如此。我下火车的时候，他就等在那里，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的。他说，你回来啦？如你所见，我说。明天你来同我散步，他说。哦，是吗？我说。“于是我就嫁给他了。嫁给他，没有嫁给那个德国人。我嫁错了人。”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头，她说：“你是不是也嫁错了人？”“没有，”我回答，“他娶错了人。”这话逗得她好开心，她倒进椅子里，一双棕黄色皱巴巴的老手攥着膝盖，大笑不止。她的笑声年轻、鲜活，完全不是老太婆的笑声。“哦，哦，哦，”她大声说道，“我还从没这么想过呢。嗯，劳里觉得他娶错了人。但谁是他该娶的那个女人？他和我们谁也没待久过。”这就是今天下午了。我到六点才告辞。她把我送到门外，说：“谢谢你帮我拎煤。千万别介意我，亲爱的，别介意我的行为方式。”周日我去看了《白鸦》。我发现我和莫迪，以及那些女佣是一样的——我喜欢被惊吓。电影结束以后，我回到家里，做我周日晚上一贯做的事，确保下周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了，做美容护理。我发现我一整天都是一个人过的，我周末一般都是这样。独来独往，隐士一般。直到弗雷迪去世后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的。他喜欢我们差不多每周办一次正式的晚餐会，于是我们邀请他的同事以及他们的太太，我叫来单位的姑娘们，一般还有乔伊丝和她丈夫。我准备的食物堪称完美，弗雷迪调酒。我们宴会办得好极了，很是自豪。现在这些都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同事和朋友。我有时想自己能不能再办几场完美的小晚宴，又觉得实在懒得操心。在单位，在大家眼里，我是一个自信独立的能干女人，生活充实。朋友，周末，娱乐活动。我每周都去参加三四场午餐聚会，酒会，为杂志办的招待会。我不喜欢这样，也不讨厌这样，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认识几乎所有人，我们都互相认识。然后，如果我不和乔伊丝一起吃晚饭讨论问题的话，下班后我就回家，买外卖，接下来——我的夜晚就开始了。我去浴室，在那里待上两三个小时。然后看会儿电视。周末我独自过。你该怎么形容这样的人呢？但是我不觉得寂寞。要是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对我说我能这样过日子，不想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一定得想要有点什么不同的吧？我要去和乔姬一起过个周末。我会再尝试的。今天我没去找莫迪，我觉得要去的话就有点太过了。我坐在这里，坐在床上，写这些，心里在想不知她有没有指望我去，是不是觉得失望。周一我下班后去了她那里一会儿，带了点巧克力。她似乎有点冷漠疏离。我昨天没去，所以生气了？她说昨天天太冷，她没出门，感觉不好。我回家以后，在想她是不是想要我去帮她采购。但是，毕竟在我闯进——撞进——她生活前，她也一直过得挺好。周二乔伊丝说她和丈夫闹了矛盾，孩子们又添乱，不想去慕尼黑参加服饰博览会，我能不能去？尽管我通常挺喜欢出这种差，这次却有点犹豫：我意识到这是因为莫迪。我觉得我这想法实在有点疯狂，于是我说我能去。我下班后去看莫迪。炉子里火苗蹿起老高，她浑身发烫，怒气冲冲。是，她是不舒服，但是不，不用麻烦我照顾她。她好无礼，不过我还是进了厨房，厨房里一股馊饭馊菜、馊猫粮的味道，我发现她没什么可吃的了。我说我去帮她买东西。我现在看得出来哪些情况下她其实很高兴我做这做那的，但又觉得有伤自尊。她低下自己瘦削的小下巴，嘴唇有一丝颤抖，无言地盯着炉火。我没问她要买什么，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她在背后喊要给猫买鱼。我买了一大堆东西，摆在厨房桌子上，煮了一点牛奶，端给她。“你应该在床上躺着。”我说。她说：“那接下来你就该把医生叫来了。”“哎，那很可怕吗？”“他会把我送走的。”她说。“送哪里去？”“医院啊，还能有什么地方？”我对她说：“你把医院说得好像是什么监狱似的。”她说：“我有我的想法，你保留你的意见。”就那一会儿，我看出来她真的病得厉害。我不得不努力说服她，安排她上床躺下。我四处看看，想找件睡衣，然后终于意识到她不用睡衣。她穿背心和内裤睡觉，裹一件旧羊毛开衫，用一枚漂亮的石榴石领针别住领口。她很难受，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床不干净，内衣也弄脏了。那股甜腥味非常浓烈：我现在知道那是尿骚味。我把她在床上安顿好，给她泡了杯茶，但是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会全尿出来的。”我环顾四周，发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其实是个便桶，就把它挪到床边。“谁来倒？”她质问道，火冒三丈。我走出厨房，去看卫生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窄小的水泥小屋，老式无盖马桶，一根破损的金属链子，下面接了截绳子。那地方干净，但是很冷。怪不得她咳得厉害。现在的确冷，二月份——但只有想到她，想到莫迪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天有多冷，我去的其他所有地方都暖气充足，密不透风。如果她离开那么旺的炉火，出门去上厕所……我对她说：“我上班前会来一趟的。”我坐在这里，在床上，泡了澡，把身上每一寸都搓过了，也洗了头发，一边写一边琢磨我怎么就和莫迪走到了这一步。周三我订了去慕尼黑的票。下班后去看莫迪。医生来了。思林医生。一个老先生，烦躁，没耐心，站在门边，我知道他这是想离屋里的热气和臭气远些，屋子正中间站着个怒气冲冲、冥顽不灵的小老太，好像是站在行刑队前一样，他正在和她说话。“我不去医院，我不去，你不能逼我去。”“那我就不来看你了，你不能逼我那么做。”他大声喊道。当他看到我时，语气变了，放松了些，做最后的努力，他说：“你要是她的朋友，就告诉她，她应该住院。”她惊恐万状地看着我。“福勒太太，”我说，“你为什么不肯去医院？”她背过身，谁也不理睬，拿起拨火棒，猛劲地捅炉火。医生看着我，屋里的热气和心里的怒气烧得他满脸通红，然后他耸了耸肩，“你应该去住养老院，”他说，“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能逼我。”他怒气冲冲地大喝一声，走到过道里，叫我跟上。“和她说呀。”他说。“我知道她应该住院，”我说，“但为什么该去养老院？”他又气又——我看得出来——累，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你看这事，”他说，“看看这档子事。我会给政府社会服务处打电话的。”说完便走了。我回到房里，她说：“我看是你和他安排好的吧。”我把我的原话复述给她听，我说话时，她一直在咳嗽，抿着嘴，胸部上下起伏，眼里泛着泪光，用拳头后部在捶胸。我看得出来，她根本不想听我说。周四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她没接话。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

该很清楚，近在咫尺的卸磨杀驴行为换了谁都得心寒。郭药师并不是孔门弟子，凭什么要求他像后来的武穆王一样？这个指责没道理。郭药师降金，被重新任命为幽州城防司令，另外赐给他金牌、完颜氏的姓氏。这些待遇远远超过了宋、辽两国曾经给他的好处，让他这一次的投降加倍的舒适愉快心情大好。于是，他进一步有了新的表示。他建议完颜宗望大胆穿插，根本不必去管宋朝河东的精兵，一来有完颜宗翰的西路军去牵制，二来宋朝的军队和官场一样烂熟了，从来只顾自己死活，绝不理会旁边的安危。当此时，应该全速渡过黄河，过河之后一马平川，都是金军骑兵的天下。这是郭药师当了三年宋朝将军积累下来的业务知识，每一点都戳中了宋朝的软肋。当然，河东那边儿最精彩的事他是料不到的，别说是他，宋、金两方面都被震撼了。义胜军叛变了。叛变成了流行词，不仅降军复叛，连宋朝本国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倒了过去。义胜军是宋朝得到燕云区域之后就地招募的一批民兵，大约有十几万人，参与河东的军事布防。宋朝从内地拨款养他们，这期间难免压缩了河东正规军的军费。时间一长，正规军愤怒了，生活质量全面下降，民兵抢了正规军的饭碗！一怒之下，难免骂街，各种威胁式的垃圾话喷了出去。义胜军听见了。他们不是宋朝内地的居民，是刚刚接收的原辽籍汉人，归属感本就不强，面对可能的危险，这帮人直接选择了叛变。金兵的西路军两天之内连下朔、代两州，全是义胜军内部搞鬼，朔州是他们在战事正酣时打开了城门，代州更直接，他们把守城的将军给绑了，送到完颜宗翰的面前！西线是这种局面，就算河东军想支援河北也做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完颜宗望直扑黄河。而在黄河之前，宋朝还有几座河北路的军事重镇。保州（今河北保定）、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北京大名府等，它们是最后的屏障。当战火烧到保州城附近时，消息终于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这是个奇迹吧，局势已经到了当年澶渊大战的程度了，宋朝的皇帝居然才刚刚知道！之所以会这样，一来是到了年底，每年的郊礼在即，每个官都盼着大红包呢，谁拿烦心事去恶心皇上？二来是赵佶本人曾经下过御笔，谁也不许“妄言边事”，破坏大好局面。于是，谁都憋着，下边的告急求救信堆成了山，也坚持不去打扰皇上……这时问题捂不住了，一下子让宋朝全体上下都跳了起来。每当读史看到这一段，我都忍不住欢呼。好，实在太好了，这是二十年以来最大快人心的事，这是战报，是噩耗，是不醒的梦魇的开始，但也是让人振奋的喜讯！看看下面一连串发生的事，相信每一个正常心理的人都会笑得很开心。先是赵佶被吓傻了。这个顶级的公子哥继方腊起义事件之后，不得不下了罪己诏，把自己犯过的错一一历数，记忆力空前好，哪件也没落下。接着，他把花石纲、应奉局等一大堆的混账衙门统统关闭，把骗来抢来的地契还给百姓。这些做完了，他派出使者去向金国求和。陕西转运判官李邺带着万两黄金上了路。几天之后回来，金子不见了，求和被拒绝，问他都见到了什么，这人的回答很好玩。他一定是个新物种，受到极大的惊吓之后居然文采大发，这样说：“金军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赵佶更害怕了，这直接导致了狂欢的开始。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里，之前所有不可一世的大臣权贵豪强们，如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冲、朱勔等人都原形毕露，他们是什么，都只是些在体制内部作威作福狐假虎威的废物！第十九章靖康最先倒台的是蔡京。恐惧是最好的清醒剂，赵佶惶惶不可终日，回想前尘，他一下子想到了谁是始作俑者。蔡爱卿……没有你，哪有今天？他派人去蔡京家，勒令蔡京写辞职报告，从此退出官场，不许在体制内生存。这就是赵佶所能想到的最凶狠的报复了，他仍然没想过要杀人，哪怕是罢官，也准许蔡京自己辞职。而且，他派去的人很有趣，一个是童贯，另一个居然是蔡京的长子蔡攸。蔡氏父子真是对活宝，老爹倒霉，儿子居然要亲眼见证。更好玩的是双方见面的时候，童贯说明了来意，蔡京就哭了，这时他七十九周岁了，白发苍苍老眼昏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他哭着对童贯说：“皇上怎么就不允许我再过几年好日子呢，这一定是有人在诬告我。”童贯板起了铁脸，吐出来三个字，“不知也。”到这地步了，蔡京仍然不死心，他继续哭，对两位钦差大臣说：“……我忠心耿耿，二公要为我说句公道话啊。”话一出口，周围一片笑声。蔡攸是他儿子，居然被尊称为“公”。蔡京从此退出了官场，其他的人还在观望中，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消息，把一切的侥幸心都狠狠地摔得粉碎。北方前线传来最新战报，金军在保州、中山府遇到顽强抵抗，无法攻破，完颜宗望当机立断不再纠缠，率领金军绕过了这一带，直奔黄河北岸。计算路程，只需十天，就会杀到开封城下！十天……开封城一下子全都乱了，每个人都跳了起来，寻找各自的生路。富商们、百姓们、部分官员们紧急租车雇船南逃，做皇帝的也想到了这一招。赵佶想逃，不是那么简单，怎么逃、逃向哪里，开封城是不是不要了，留下谁守城看家连带着阻挡金军当盾牌，这些都要考虑到。区区十天之内，这些都得做完。赵佶想到了大儿子赵桓。赵桓，生于公元1100年，这一年二十六岁。看资料，他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悲哀的。说幸运，他是宋朝自宋仁宗之后唯一确立的皇太子。除他以外，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哪一个都是上一届死了，临时竞争上岗的。说悲哀，在荣耀的背后，他没有半点的幸福。首先，他的妈妈去世太早了。他的生母王皇后，是赵佶的第一任太太，他能荣膺皇太子大位，也是子以母贵。但可惜的是，王皇后死得太早，年仅二十五岁就走了，留下他孤零零地活在皇宫里。那一年，赵桓年仅九岁。悲剧开始了，赵佶有了第二个皇后郑氏，郑氏也生了皇子，叫赵楷。赵楷被封为郓王，迅速成为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爱的程度达到把祖宗家法都改了。宋朝规定，“宗室不领职事”，永远只吃白饭，赵楷却当上了提举城皇司，不限早晚，随时出入大内。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赵楷总有一天会取代大哥，当上宋朝皇帝。这也是林灵素敢在皇宫里骑着青牛跟赵桓抢道的原因。这样长大的皇太子，是非常合适的替死鬼嘛。赵佶思前想后，慎重考虑，决定迅速把赵桓推上前台，由他去当肉盾，自己带着郑皇后、郓王远逃江南。赵佶下令，任命皇太子兼职开封牧。这个任命下达之后，他要逃跑的事就再也捂不住了，京官们都活动了起来，上至宰相下至门吏都回家打包收衣服，好跟着皇上一起跑路。当此时，却有一个人逆着人流，走进了皇宫。泱泱大国，无论人才凋零到何种地步，总会留存着一丝火种，去照亮民族前途的。这人是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读吴敏。他对赵佶说，逃跑是可以的，但事情要做好。开封是京城，不仅是社稷宗庙所在，更有百万子民的生命，无论如何要处理完善。你想让皇太子留守是吧，那就得给出相应的名分。有皇帝在，皇太子命令不了军队；只是开封牧，没法号召全国支援京城。为今之计，最起码的权限是监国，最好的位置是皇帝。也就是说，吴敏要赵佶禅让皇位，从此滚下神坛。并且他着重强调了一下时间，仅有十天，金军就会杀到开封城下，那么皇位的交接必须要快，三天之内必须解决，不然新皇帝没有时间收拾烂摊子。赵佶一切同意，当天他们两人谈了很久，把之后需要做的事都想到了，包括退位的理由。必须要有突然性，还得很合理。于是，只有一个理由了——病倒。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宋朝君臣聚在一起开会，赵佶突然间拉住了蔡攸的手，哭着说了一句话：“朕平日性刚，不意金人竟如此猖獗！”说完，他立即昏迷，从床上翻到地下。皇宫大乱，御医瞬间赶到。抢救了好一会儿，他醒了，发现右半边身体失去知觉无法动弹。御医确诊，他中风了。这样的身体明显没法再继续皇帝的工作，他看了看左右，所有的宰执都在场，可没人敢说话。这时，他提起了左手，以笔代言，说他“已无半边身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皇太子立即继位，他以“教主道君”的身份退隐龙德宫，从此不管世间事，国家才有转机。于是，赵桓出场。这是个标准的突然袭击，事前赵桓一点消息都没有得到，突然间被告知老爹昏倒了，病得很重，他一步三跌地跑了过来，没有缓过神来，突然间又被告知你现在是皇帝了！赵桓蒙了，凭着本能，他极力拒绝。搞什么，从来没给过好脸，一下子把皇位扔了过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他拒绝，赵佶强迫。父子俩在病床前讨论了一下什么才是“孝”。父亲写：“汝不受则不孝矣。”儿子说：“臣若受之，则不孝矣。”关键时刻，皇后也出现了，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托汝也。”老……赵佶是很老，他今年都老到四十三岁了！不管怎么说，赵桓就是不当这个皇帝。赵佶火了，给脸不要是吧，拉出去。几个内侍一拥而上，架起赵桓就走，目标福宁殿，大臣们在那儿等很久了，到了就即位。赵桓玩了命地挣扎，根本无效，没人把他当什么新皇帝，他激动过度昏了过去，也没用。昏了吧，让他自己醒过来。醒了吧，架起来再走，目标福宁殿。赵桓就是这样被架到了文武百官的面前，再经历了拒绝、强迫、就范，才当上了宋朝的第九位皇帝。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十三日当天。赵桓当上了皇帝，向四周看了一下，谁是员工呢？员工们都很忙，要去龙德宫向道君教主请安，要陪护，要安慰，很久之后才会顺道去福宁殿看一眼新皇帝。看完，基本就可以散了。赵桓发现没人帮他办公！就连一直为他的上位奔前忙后的吴敏都不见了，这位给事中先生起草禅位诏书时曾被问过，以后是跟着新皇帝混，还是跟老皇帝走？吴敏很愤怒，说他建议立新皇帝不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是为了老皇帝的出路、整个国家的安危，如果就势跟了新皇帝，那么当初的动机是不是很龌龊？你们现在问我这个，是不是更龌龊？于是，没人问他了。赵桓差点又哭出来，这不真成了替死鬼肉盾牌吗？闲得心慌，就手翻了一下这些天的应对措施，他突然间吓得魂不附体，死去活来。他看见有这么一条，全京师的禁军精锐都派出去了，到黄河岸边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驻守。……想在那儿顶住金军吗？北宋京城里的禁军是开封城最后的依仗，这种时刻居然派了出去，想和金军来场野战对决吗？如果挡不住的话，偌大的京城由谁来守卫？何况看一下领军的人物，是内侍、威武军节度使梁方平，一个太监。这都是什么人出的昏招。宋朝到了这种时刻，居然是这种局面，纵然秦皇汉武复生又能怎样，难道能自己挽袖子亲自上阵吗？手边总得有人才能去办事。这个人是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之前他一直隐身在别人的身后做事。直到这时，才由那个“别人”推出来。吴敏，他想了想，在走之前又转回身告诉新皇帝，他之所以那么坚定地提出皇帝内禅，是一个人的提醒。那人名叫李纲。李纲，字伯纪，生于公元1083年，祖籍福建邵武人。在公元1112年时他考中了进士，工作了五年之后，当上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这个官很不小，能站在金殿上给国家挑错了。于是，李纲的人生开始坐电梯。这个人秉性刚烈疾恶如仇，看不惯的事太多了，而当时六贼当朝，除了没法看的事之外，根本没别的事。李纲向恶势力宣战……李纲被恶势力下放。他成了一个闲散小官——起居郎。被重创的李纲没有沉沦，当起居郎也有话要说。公元1119年时京城发大水，他趁机上书说这是因为京城里阴险小人太多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有关当局很注意，他被踢出京城，到南剑州的沙县管税务。到这里，李纲坐电梯的速度堪称创了纪录，短短的七年之间，他从一介考生升到了国家纪委主要干部，又迅速下滑，到边远地区负责毛分级别的税收，这种落差，比当年的电梯王寇准还要大得多。可他根本不在意，平稳、平静地在外县生活着。六年之后，命运把他召回开封。电梯又升了，把他带到了太常卿的位置。这仍然是个闲散的官，负责国家的礼乐、郊庙事务，说白了就是个场面活儿，给国家的大型户外演出节目增光添彩。当时是公元1125年的八月份，距离金军伐宋还有一百天左右。百日之后，金军逼近，举国慌张，冠盖满京华，全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能提出起码的对策来。整个民族的上层建筑全体烂透了，当此时，不必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中国人，只需要是个有脾气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做呢？李纲选了个最直接最彻底最大逆不道的方法，要赵佶彻底下台，给好人腾地方。可是他的官太小了，声音根本达不到上层，所以他找到了吴敏。吴敏的官也不大，但兼职侍读，和赵佶走得非常近。力挺赵桓上台，给宋朝换一个最高领导人，这是李纲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客观地讲，在这一点上，金军帮了他的大忙，要不然赵佶肯定至死不放权，最多只给赵桓一个监国的名分。那样的话，啥事也不顶。赵桓紧急召见了李纲，向他咨询这时的国策。李纲很清醒，他非常明白地告诉新皇帝，金军来犯，不外乎五个目的。一，上尊号；二，归还叛逃的金人；三，增加岁币；四，犒军；五，割让土地。这五点里，尊号可以给到之前辽国的程度，也就是称“兄”；金人可以归还，而且不要藏私自找麻烦；岁币已经加倍，况且金军把燕云重新收回了，没理由再增加；犒军是题中之意，得给，但要有限度；至于土地，尺寸不予外人！赵桓很兴奋，看年龄，他这时是二十六岁，没经过大事，平时活得还窝囊，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属于一捧就高兴，高兴能上房；一吓就倒塌，塌了扶不起的状态。这时，他兴奋，觉得李纲是上天赐给他渡过难关的人，立即就给了他新的头衔。兵部侍郎，马上就职，去研究开封的城防问题。李纲却高兴不起来。他是有职位了，却没有实权，更没有威望。在这个时刻，一个突然冒升起来的小官，在一个仍然由蛀虫、懦夫、奸贼组成的政府里能起什么作用呢？谁会听他的话？关键时刻，一群本来与体制无关，与政治无关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们给了李纲，给了新政府最大的帮助。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之后李纲的成绩，甚至赵桓也坐不稳这个突然间硬塞过来的皇位。太学的学生们。太学，是宋朝官方开办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与中央党校的结合体。它是为了官场准备后备力量而存在的。在这个性质上可以看出，它的学员们必须紧跟着宋朝官方的脚步，一切行为以最高当局的利益为准绳。归纳成一句话，就是官场的下属，是当局，也就是蔡京、童贯等人的尾随者。但是这时，他们走出了学校，自发集会游行，要求国家严厉惩办祸国殃民的六贼！他们的领袖名叫陈东。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生于公元1086年，家族往上数五代，都是传统的儒生。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更到位，看年岁，这时他已经三十九岁，比李纲只小三岁，还是一个太学生。不是他不好学，更不是他成绩差，而是他天生就不是个官胚子。陈东成名极早，洒脱不拘，在知识学者界很有名望，结果每一次聚会上，他都成了太阳。他把蔡京、童贯一伙人的罪恶挂在嘴上，到处宣扬，煽动弹劾，他这么搞，谁敢往他身边坐呢？结果，太阳越来越亮，他的出路越来越窄，临近不惑之年，仍然在学校里当学生。当此举国大难临头时，陈东的头脑非常清醒，在宏观角度上去看，目前的局势是用导致腐败的政府去挽救腐败到烂的国家，这纯粹是找死，没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体制内全烂掉，只能用体制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用什么呢，环顾周围，他只

至关重要。排在名单首位的是蔡锷同志，此人后来第一个竖起反袁大旗。接下来的重要人士，是超级人气实力天团“溜须拍马无下限”的大牌成员——阎锡山先生和张作霖先生。阎锡山不仅在袁世凯出山后大力镇压革命党表明立场，还把老爹阎书堂送到北京做了人质。这么看来，我们应该从“我爸是李刚”手中收回“坑爹”一词的冠名权，毕竟远在一百年前，阎锡山先生就已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对“坑爹”一词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定义。话又说回来，此法虽然凶残，但效果还可以。因为阎锡山依靠不孝的“坑爹”奇招，慢慢消弭了袁大总统对他的戒心。比起阎锡山，张作霖也不遑多让。作为百年难遇的拍马屁高人，为了让袁大总统对他放心，他隔一段时间就赠送袁大总统一个回报（主要是升官发财）惊人的大马屁。对于袁大总统想升级做皇帝的行为，他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表示：关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凭此二人的种种行为，不难知道他们的请愿举动并非出自真心实意，而是出自畏惧，畏惧袁世凯拿割据一方的他们开刀。这种人就是墙头草，一旦出事，跑得比兔子都快。名单中有一个叫陈宧的四川军区司令，此人曾以45岁高龄双膝跪地、手捧袁世凯的臭脚，声泪俱下地表达拥护之情，说让袁大总统早日登基，说他只认袁皇帝不认袁大总统之类的极品马屁话。就是这个演技超一流的老小子，后来率四川独立，是力劝袁世凯退位的主力。名单中还有之前露过脸的汤芗铭，以及一个叫陈树藩的小马屁精军阀，这两人后来都竖起了反旗。总之，这些劝进的将军，不是为了自保就是为了往上爬捞好处，没有一个人靠谱。奇怪，理论上应该靠谱的一线北洋重要干部如段祺瑞、冯国璋，为何不在名单中？因为这二人很不爽袁世凯。不爽的理由之一前面提过：袁世凯收回了他们手中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理由，这二人并不支持袁世凯放弃共和。段祺瑞曾当面告诫袁世凯：“咱们都共和好几年了，您却要掉头当皇帝，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十分危险，搞不好就要车毁人亡。”但袁世凯没听进去。段祺瑞很生气，心想你不听我的，我还不伺候你。于是掉头回家，下围棋去也。远在江苏的冯国璋，消息自然不如京城的段祺瑞灵通。他走了一些关系后，才打探到袁老大要做皇帝的消息。但他不相信英明神武的老大会做如此愚蠢的事情。于是从江苏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当面跟袁世凯确认。袁大总统具有很精湛的艺术表演功力，面对冯国璋的询问，他佯作惊异道：“绝无此事，纯属谣言！你看袁克定是一残疾人（跛腿），二子袁克文是文人（浪荡公子哥），都是无用之人。假如我做了皇帝，传位给他们，天下不是立即完蛋吗？我何至于如此之愚蠢？不要听信谣言，我绝无做皇帝的打算。”冯国璋的脑袋有些一根筋，想当皇帝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明说。若冯国璋多问几遍，凭他们的交情，也许能套出实话。冯国璋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搞政治是个榆木脑袋，他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位兄台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有关袁总统想当皇帝的事情，我已经找他本人确认了，那纯属谣传。以后谁敢乱说话诽谤领袖，不要怪我的枪子儿不认人！”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袁老大在耍他。于是，与老大的关系本就不如当初和谐的冯国璋，更加觉得老大拿他当外人，顿生异心。这两个心怀不满的北洋功臣，将成为袁世凯的大问题。不过在袁老大的积威之下，这两位做惯了小弟的人还是不敢反的，他们需要一个人领头。人生就是一出戏还真有这么一个人选。此人就是正在“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演戏的蔡锷。蔡锷的大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却从没有认真介绍过，在此补上。蔡锷，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跟此前介绍过的所有牛人一样，蔡锷的家境也是贫寒得不得了。从16岁开始，蔡锷就辗转于各地求学。他要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他先是进入长沙时务学堂，跟维新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学习新学，随后不久留学日本。这段时间，蔡锷学的都是维新致用的知识，走的是梁启超那样的路线，他想和平地改造这个腐朽的王朝。但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1900年，蔡锷的老师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成立“自立军”，计划打到北京去营救被慈禧软禁的光绪。因为他们坚定地认为，开明的光绪皇帝能给民主和自由保驾护航。可还没来得及起事，唐才常和左膀右臂们便被张之洞一窝端。唐才常随即被杀。鲜血浇醒了蔡锷，他决定改走铁血救国路线。此后，他考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蔡锷毕业回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当军事教官。随后，全国大练新军。蔡锷由于工作表现优异，得以执掌新军十九镇三十七协，相当于如今的旅长，手下大概有四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就靠这四千人马策动云南独立，成为新任云南都督。后来的事情之前提过。蔡锷虽然反对“二次革命”，但他不像阎锡山和张作霖那样没脸没皮，舍得放下身段投靠袁世凯，所以他在“二次革命”后被袁世凯调入北京，闲置到现在。当袁皇帝还是袁总统的时候，蔡锷确实对这个中国第一强力人物抱有殷切希望，觉得共和或许能在此人手中实现。可袁总统后来连出昏招，居然逆流而行做了皇帝，蔡锷遂对其彻底失望。他决定站出来阻止袁世凯，以匹夫之身去挑战袁世凯背后的国家机器。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失败，但不畏惧失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你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有理想、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这种人无论自己多么弱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会聆听并遵从内心的声音，毫不犹豫地前行，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直至到达胜利的终点。这种明知艰难险阻却一往无前、不顾小我去拯救大我的人，我们一般称之为斗士。他们是可怕的，是值得敬畏的。而蔡锷正是一名伟大的斗士。幸好，蔡锷并非一人孤军奋战。表面上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虽多，但站出来极力反对的也有一些，蔡锷曾经的老师梁启超就是其中之一。师徒二人秘密取得联系后，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回到云南，因为唯云南有兵可用！可现在蔡锷形同被软禁，怎么回云南？蔡锷知道，只能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就是取得袁世凯的信任，再看有没有可趁之机。而要让一个枭雄信任你，不再觉得你是他的威胁，只有一个办法：装傻充愣，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韬光养晦。就像《三国演义》中所写，刘备被曹操软禁后，天天躲在住处的后院里种菜养花，摆出一副安于现状的样子，做起了全职宅男。时间久了，曹操便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难道刘备真失去了争雄天下的大志，甘做一田舍翁？于是杀刘备的心思不再如以往坚定了。33岁的蔡锷吸取前辈刘备的经验，演起浪荡公子哥，常常出现在八大胡同，与小凤仙携手打造浪漫的文艺范儿生活。不仅如此，蔡锷还在呼吁袁世凯称帝的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献媚。时间久了，袁世凯虽不相信蔡锷的壮志已经消磨殆尽，但还是稍微降低了防范的力度。其实这也就够了，一点点的松懈都可以有一个大的机会。袁世凯忙着登基一事之际，蔡锷创造出了机会。至于这个机会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史料提供了两个版本的解释。第一个版本，是流传度最广的文艺版本。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蔡锷与小凤仙假装出门踏雪寻梅。途中趁监视的暗探不注意，蔡锷竖起衣领，压低毡帽，混进人丛，登上开往天津的列车，自天津出海，绕道回到云南。至于第二个版本，虽不浪漫却更加可信。蔡锷没有靠小凤仙打掩护，而是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直接跟袁世凯请了三个月病假，理由是去日本治病。袁世凯因为比较满意蔡锷近期的表现，一时大意答应了，蔡锷趁机借道日本回到云南。不管哪个版本的解释才是历史的真相，蔡锷终归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洞察力，主动创造机会，历经艰辛回到了云南。“护国战争”回到云南的蔡锷没有休息，而是立即执行与梁启超早就商定好的超高难度计划：尽云南之力，倾巢而出，占领四川。然后再倾四川全省之力，北出祁山，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一举打垮袁世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通告各界：“盛情难却，我准备做皇帝了，计划明年1月1日登基。”次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发表通电，号召国民进行“三次革命”，把袁世凯这个独裁者打回原形！1915年12月25日，圣诞节。袁世凯宣布建立“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这个洪宪王朝有两处创新。一是将觐见礼由三跪九叩改为鞠躬，这算是一大进步。想当年，清朝皇帝们为了这个问题和列强们死磕，弄到最后连圆明园也给人家烧了。二是废除太监制度和宫女制度，与之前的王朝划清界限。袁皇帝正为上面的两项创新感到得意之际，却收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圣诞礼物。礼物是一个坏消息：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口号是“反袁护国”，已经誓师出征。云南陆军编成第一、二、三军。蔡锷亲率以麾下四千精锐为主力的第一军自云南入川，北上中原。人数是少了点，但这已是蔡锷能拿出手的全部家当。从日本匆匆赶回的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兵出广西。说是兵出广西，实际上只是防备可能来自广西的攻击。云南境内除蔡锷外的另一名实力派唐继尧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看门。“护国战争”正式爆发！护国军起，平乱为重，袁世凯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登基典礼。袁世凯见招拆招，派出三路大军进攻护国军，他要以攻代守，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击溃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由天津小站出身的少壮派军官曹锟统率，其中一路由吴佩孚、冯玉祥两大猛男做先锋，入川进攻蔡锷的护国军主力，另一路由北洋第六师（原第六镇）师长马继增率领，过湖南，进攻云南的护国军大本营，围魏救赵，攻敌必救。第三路由龙觐光率领，由广东出发，借道广西，配合马继增夹攻云南。战斗首先在四川边境打响！朱德率领的护国军先锋部队在棉花坡与北洋军遭遇，小挫大意轻敌的北洋军，未来的朱德元帅在棉花坡一战成名。但北洋军因此重视起了护国军，对护国军来说，局势并不容乐观。果不其然，一个月后，兵员不足、弹药严重消耗，综合实力处于下风的护国军被迫撤退，由攻转守。奇怪的是，曹锟的北洋军却按兵不动，并不乘胜追击，战事进入相持状态。曹锟明明占据优势，为何休兵不战？答案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以曹锟为首的前线军官并不支持老上级袁世凯称帝，但也不想拒绝出兵公然得罪对方，所以在击退护国军后，见好就收。可能性二，为了保存实力。可能性三，由于日本人介入战争，暂时观望一下。由于袁世凯一贯的坚定反日立场，尤其是他近年来日益向欧美列强靠拢以制衡日本的政治立场，日本必除之而后快。因此在护国战争开始后，日本内阁就通过决议：为推翻袁世凯政权，日本将大力赞助如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宗社党为代表的反对政治势力。势头正盛的云南护国军，自然也受到了日本人的重点关照——军火以及军事顾问团队（李吉奎《护国战争与日本》）。曹锟休兵的时候，马继增那一路进攻云南的军队才投入战场。这是因为湖南和云南的交通条件太不理想，路太难走。马继增率军兵临城下，而唐继尧手头的那点兵和将用来防守云南一个省实在是捉襟见肘，几乎处处是防守漏洞。云南局势危殆！陷入被动的蔡锷和梁启超开始寻找援军，四处求救。求救效果并不好，大部分人都推三阻四，不肯给个痛快话。好在有一个叫王文华的，不负二人厚望。王文华的家族在贵州很有实力，他舅舅刘显世手下有兵（护军使），跟立宪派关系也不错，是贵州的土霸王，而且刘显世还欠蔡锷一个人情——当年蔡锷派遣唐继尧帮他摆平了强大的对手，为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做出过很大的贡献。1916年1月27日，在王文华的策动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随后，王文华率军出贵州，对抗马继增的大军。战斗很快爆发。王文华的部队不仅战斗意志坚定，而且有未来的名人何应钦这样有潜力的将领临场指挥，而北洋军既不擅长山地作战，又是骄兵，徒具人数和装备优势。在王文华部的偷袭之下，北洋军连续小输几场。连败的马继增非常郁闷，自己瞧不起护国军，结果人家跟自己玩儿命，吃了败仗。太轻敌，太丢人。马继增先生并没有郁闷太久，因为他很快就彻底解脱了——在前线暴毙而亡。说是暴毙，其实是死因不明，可能是活活郁闷死的，也可能是自杀谢罪……这场及时的胜利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云南危机，更重要的是将“北洋军并非不可战胜”的信号传达给了天下人！这之后，北洋军稳驻城池，不再冒进，王文华也不敢逼迫太甚，双方就此对峙起来。四川、云南两个战场同时陷入僵持阶段。再见，结束跟辛亥革命如出一辙，主战场无战事的时候，其他各省倒是热闹起来。最热闹的肯定要算广西一份，因为袁世凯的老对手岑春煊出了一个狠招。他指使老部下——广西督军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扣押借道广西的龙觐光，导致袁世凯的第三路大军瞬间瓦解。云南、广西、贵州三省连成一片，护国战争达到高潮。此时，陷入被动的袁世凯并未绝望。在他看来，得到日本支持、底牌尽出的护国军都打不过长江一线，这点小小的冲击力不足为惧！他认为只要换将，前线的北洋军一定能重整旗鼓。可换谁去？没有选择，只有段祺瑞和冯国璋。但这二人直接一口回绝袁世凯的命令不说，冯国璋还给了袁世凯一个更大的“惊喜”——冯国璋联合江西、浙江、湖南和山东四省督军密电各省，请护国军立即取消独立，请袁世凯立即取消帝制，以安人心！此事史称“五将军密电事件”。北洋系统公开分裂！曾经独霸天下的北洋系统正式分裂！虽然袁世凯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且久疏战阵，而他视为倚靠的两员北洋战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又离叛而去，他的皇帝事业是真干不下去了。肯定有人要问，北洋系统不是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四足鼎立吗，怎么少了段祺瑞、冯国璋，袁世凯就玩不转了？这是由另外两人的性格和兴趣所决定的。之前提过，徐世昌和王士珍擅长的是谋略，与带领军队相比，他们更享受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士身份和荣耀。此外，他们还时不时地退隐江湖。如此一来，这两人对军队的影响力哪比得上在北洋军营的熔炉里“烧了又化、化了又烧”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玩不转当前局面的袁世凯赶紧找来徐世昌、段祺瑞商议。想当初，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人之中根本就没有这二位。这么看来，袁世凯已经有借坡下驴的意思。果然，此二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取消帝制。祸起萧墙，人心离散，军队带不动了。失去了最大的底牌——军队，袁世凯并没有破罐子破摔，没有孤注一掷地将皇帝事业进行到底，理智和良知尚存的他决定悬崖勒马。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当了八十三天没有正式登基的皇帝之后，袁世凯宣布恢复民国，洪宪王朝彻底关门大吉。不知道是袁世凯老糊涂了，还是众叛亲离消磨了他的敏锐，袁世凯在取消帝制之后，张口就是一句有失水准的话：“我不当皇帝了，那我继续当总统总是可以的吧？”袁世凯想一切都回到没有当皇帝之前，重新来过。但不会有人给他这个机会。反袁的旗手和精神领袖孙中山，第一个不答应他。5月9日，孙先生又一次站了出来，发表“二次讨袁宣言”：全国人民继续起来战斗，彻底打倒袁世凯这种不遵守《临时约法》开历史倒车的大独裁者！有人可能奇怪：孙先生怎么说得多做得少？你误会了，孙先生的动作还是相当迅猛的。关于孙先生“二次革命”后的反袁经历，下章具体再讲。老对头孙中山坚定地不放过他，之前积

说是最惨的，当然他活着的时候势力也是最大的，他依靠神策军发家，同样最终也是毁在因为掌握神策军这一点上，鱼朝恩的结局告诉我们，手中握有的资源可以成为通往成功的资本，但同样也可能会成为杀伤自己的利器。其关键因素在于心灵是否能够不被欲望过度侵占。第九章平乱之后李豫自从继位伊始，始终处于一种焦头烂额的状态。史朝义刚刚被平定，吐蕃大军打上门来，他一边忙于对付吐蕃人，一边又忙于对付朝廷内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个嚣张跋扈的宦官，一直到他继位的第七个年头，他才从焦头烂额的状态中逐渐恢复过来，仔细回想继位以来的种种经历，他颇为感慨。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个始终困扰他的问题，那就是在平定种种动乱之后，接下来他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证明，先前种种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辐射力量，使得李豫必须要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斗争。纵观从清除鱼朝恩之后，一直到大历十四年（779年）他去世为止，虽然李豫曾努力想治理好这个国家，但因为种种原因，他始终没能腾出手来像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人那样，认真地治理这个国家，使这个帝国再现盛世图景。铲除元载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宦官先后倒台，让李豫一朝彻底摆脱了受宦官钳制的局面，但李豫一定想不到，危害朝廷的宦官虽然被铲除，但因宦官而事件而带来的余波却并未消除。事实上就在李豫庆幸平定宦乱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暗自庆幸自己终于等来了机会，从本质上讲，这个人具有和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样的野心，唯一不同的是，他是个身体健全的人，而且从官职上来看，他也具备这样的机会。这个人就是时任首席宰相的元载。作为首席宰相，元载清楚知道自己具备三大宦官永远无法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宰相本身就应该具备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行政权力。所以，在他看来，如果运作得当，实现专权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前边我们说过，元载是依靠李辅国而受到李豫的重用的，但李辅国被除掉的时候，元载在暗中也帮助李豫出了不少主意，而且李辅国死后，元载立即转向投靠内侍宦官董秀，时刻掌握李豫的所思所想，其言行尽量与李豫旨趣相合，所以逐渐开始成为宠臣，可见这个人在政治上也是个投机分子。事实上，在鱼朝恩兴风作浪之时，元载就已经露出了自己那凶顽的面目了，如大历元年（766年）二月，元载因为苛刻对待朝廷官员，担心官员们联合上疏弹劾他，所以他秘密上疏李豫提出：如果各部的官员有事情需要上疏皇帝，需要先向自己部门的最高领导报告，然后各部领导再上报宰相，由宰相最终向皇帝陛下汇报。由于李豫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鱼朝恩的身上，所以对元载的建议他没有认真地思考便同意了，但政令一经发布，便遭到了时任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反对。颜真卿果断上疏争辩，请求皇帝陛下收回成命，于是遭到了元载的嫉恨，他诬告颜真卿上疏诽谤朝廷，结果颜真卿被贬为峡州（今湖北宜昌）别驾。当时因为鱼朝恩的存在，所以元载的擅权不是那么显眼，可是鱼朝恩死后，元载的所作所为一下子显得十分扎眼。最关键的是，鱼朝恩死后，元载并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不仅恃宠专权，而且打击忠良偏用奸佞。吏部侍郎杨绾为官清廉，主持典选人才甚为公允，但却因为不依附元载而被元载改任为国子监祭酒，他先前的官职由奸险小人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入京准备上疏李豫，意图揭发元载，却因为友人对话不慎将秘密泄露出去，被元载得知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李少良意图离间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被杖杀。不仅如此，大历六年（771年）七月，元载为了掩盖自己无端打压朝臣的行为，上疏李豫建议以后凡是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升迁，吏部、兵部不得检查勘验。元载提出这个建议，显然是怕有司监察部门上疏揭发自己，目的是为了集权力于一身。可是他没有想到，李豫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从这一刻起，他越来越被皇帝所厌恶，元载仿佛和先前的三大宦官一样，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有过先前铲除三大宦官经历，李豫显然提高了警惕，为了限制元载的权力，李豫有意识地提拔朝臣中不依附元载的人，如任命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而且事先故意不和宰相班子进行商议。李豫释放出的强硬信号，让元载感受到了一丝压力。事实上，他既没有李辅国、程元振那样的拥立之功，也没有鱼朝恩那样在皇帝危难时刻始终护驾之功，他之所以能够在宰相位置上干上十几年，完全是因为皇帝看得起他，所以面对皇帝陛下的暗示警告，元载不得不稍稍收敛。但此时元载已经形成了继鱼朝恩之后又一专权乱政的局面，如果他仅仅是像李林甫那样专权，但还能做些实事，或许李豫也不会对他心生杀机，正是因为他不仅专权而且乱政，致使怨声载道，所以他的结局只能像杨国忠一样。大历八年（773年）九月，决定元载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时晋州（今山西临汾）平民郇谟以麻束发，手持竹筐苇席，在长安东市大街痛哭不止，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兆府官员的注意，便询问他为什么要在大街上痛哭，郇谟回答说希望面见皇帝陛下，并愿意贡献三十个字，一个字便是一件事情，如果所说的没有可取之处，就请京兆府的官员用苇席包裹自己的尸体，丢掉野外去。由于郇谟说得信誓旦旦，而且料想一个平民百姓也不敢如此忽悠皇帝，所以京兆府的官员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李豫，李豫听到汇报后，对这个平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单独召见郇谟，想当面听听这个人究竟要反映什么问题。为了消除郇谟第一次面见皇帝的紧张情绪，李豫见到他后，首先特意赏赐了他一身新衣服，然后让他说出了那三十个字。在李豫看来，郇谟所说的三十个字中，最重要的当属“团”和“监”两个字，因为这涉及大唐帝国地方军队的管辖问题，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让李豫撤销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李豫之所以重视郇谟所说的这两个字，是因为当时各州的团练使和各道的监军使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各州和各道的掣肘之碍，因为他们的存在，让各州和各道的百姓产生极大的负担，但团练使和监军使的最终任免权却在宰相手中。换句话说，郇谟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实上他是将矛头指向元载。作为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李豫岂能听不出郇谟的弦外之音，所以郇谟说完后，他并没有进行反驳，而是赏赐了他诸多钱财后，打发他离开了长安。郇谟虽然走了，但李豫并没有停止思考，直到这时他才明白元载究竟有多大危害，李豫明白百姓中绝不会只有郇谟产生这样的想法，郇谟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在我看来，元载其实不是倒在他专权上，而是倒在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民愤。如果某个人的行为引起了民愤，那这个人必须被清除！这是李豫不可触碰的原则，也是他最终的底线！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豫有了清除元载的想法，只是清除三大宦官的经历已经让李豫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游刃有余状态。对李豫的心中所想，傲慢的元载并没有察觉，他依然将权力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在权力面前，元载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他和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最为要好，两个人不理政事，宰相班子所有的事情全都委托给秘书去做，而且士人准备入仕，如果没有攀上元载这棵大树，势比登天还难。对于这些，李豫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仁慈的他像从前忍受三大宦官一样，对元载也是尽量地予以包容。可是元载和王缙并不领这份情，利令智昏的他们认为皇帝陛下是一个很好欺瞒的人。事实证明，元载和王缙一旦过分运用自己的智商去衡量李豫的智商，那他们的结果只有一个——被清除。于是，在郇谟面见李豫的三年后，在李豫极度包容元载和王缙，但他们依然将皇帝不放在眼里的情况下，李豫决定不再包容，他下定决心在清除三大宦官之后，继续施以重拳严惩元载和王缙。坦白地讲，清除鱼朝恩的时候，李豫可以依靠元载，但现在他放眼望去，似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和元载走得很近，李豫唯恐清除元载和王缙的消息泄露出去，进而打草惊蛇，所以他不能和朝臣进行商议，选来选去他认为能够依靠的只有他的舅父、时任金吾卫大将军的吴凑。一来吴凑是李豫的至亲，二来金吾卫大将军本身的职责就是护卫皇帝，且手中掌握有一部分禁军，要知道，李豫要干的事情手中没有刀把子是搞不定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李豫丝毫没有犹豫，因为三年多前在清除鱼朝恩的时候，元载已经为他找到了很好的方式。用元载的方式对付元载，恐怕元载先生至死也不会想到。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二十八日，元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晨，李豫早朝之后，忽然在政事堂召见元载和王缙。皇帝的紧急召见对于元载和王缙而言，也不算新鲜事，所以两个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延英殿面见李豫，但当他们进到延英殿后，忽然发现这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元载和王缙看到殿内除了端坐在宝座上的李豫之外，两旁还有众多的金吾卫士兵，尤其是站在殿堂之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脸上似乎透露出一股杀气。相比较王缙而言，元载是个更加敏感的人，两个人行礼过后，元载率先开口说道：“陛下今日威仪甚盛啊！”元载的话既是一种试探，同样也是变相表达一种不满，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到李豫今天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他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准备看看皇帝陛下的反应。可是当他说完后，发现李豫忽然从宝座上站起来，然后铁青着脸眼睛直勾勾瞪着自己时，他立即意识到今天的问题显然比他预计的要严重很多，所以他开始后悔自己刚才所说的话。就在元载刚想缓和气氛时，李豫终于说话了，虽然他的语气很轻，但句句却犹如刀刃一样，扎进元载和王缙的心脏。“你们两个人祸乱朝纲，惹得民怨沸腾，今天朕不会再让你们从这里走出去，金吾卫将这两个人拿下，暂且囚禁在政事堂。”随着李豫一声令下，吴凑带领十几名金吾卫士兵一拥而上将元载和王缙绑了起来。“陛下！臣等所犯何罪啊？陛下，陛下！”霎时间王缙瘫倒在地，但元载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没有进行反抗，嘴里却依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去理会元载，李豫看到金吾卫士兵捆绑住元载后，又坐回宝座之上，但眼睛一直没离开朝堂之下，而且脸上的铁青之色一直没有消褪，直到元载和王缙被金吾卫士兵连拖带拉地押进了政事堂，李豫的脸上才恢复了先前正常的表情。元载和王缙就这样在一种他们认为很莫名其妙的状态下，被李豫顺利清除掉了。李豫让时任吏部尚书的刘晏和御史大夫李涵共同审讯这两个人，当然所谓的审讯只是个过场，其中讯问的要点全都出于李豫的指示，所以元载和王缙的结局就是必须认罪伏法。有了犯人的签字画押，接下来的事情就会顺理成章，在两个人认罪的当天，李豫立即赐元载自尽。接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元载彻底绝望了，他请求监督行刑的官员，希望能让自己尽快死去，不要受太多痛苦，但监刑官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反而进一步羞辱这个平时嚣张跋扈的宰相，脱下脏袜子塞进元载的嘴里，然后强行将元载的脑袋塞进脖套中，将他缢死。不仅如此，李豫下令查封元载的家产，其妻王氏以及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部斩首示众。元载直到临断气的那一刻，也不明白自己一生显赫，怎会落得个如此屈辱下场，而且元氏一门基本上断子绝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和元载比起来，王缙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他先前也和元载一样被勒令自尽，但因为刘晏上疏李豫认为应该依法量刑，要有首从轻重的区别，所以王缙捡回了一条命，被改判贬为栝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四月一日，针对宰相班子人员空缺的情况，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加封二人为同平章事，一同充实进宰相班子。直到这时，李豫似乎方才感觉从重压之中突围出来，在此之前从李辅国一直到元载，李豫一直处于一种忍耐状态，现在他终于可以将注意力真正转移到国事上来。在他看来，新充实进宰相班子的杨绾和常衮有能力协助自己，使这个已经历经诸多劫难的帝国重新返回正途。革除时弊李豫在位时始终没能真正腾出手来认真治理国家，事实上仁慈的李豫内心深处无时不刻不在思考如何让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在成功清除权臣元载之后，李豫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的，本节我们就来仔细说一说李豫革除时弊的一些做法。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就是想发挥两个人的才能，将这个国家治理好，而在李豫看来，杨绾和常衮无论从人品还是才学上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杨绾出身官宦世家，为官清廉，其祖父在武则天时任国子监祭酒，其父在开元年间任醴泉（今陕西礼泉西北）县令。杨绾早孤家贫，年长后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尤工文辞，但不喜言谈，淡泊名利。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杨绾从叛军控制的地区冒险奔赴灵武，使得李亨大为感动，被任为起居舍人、知制诰，历任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在担任中书舍人之后，杨绾建议恢复古代察举制的孝廉、力田等科，为天下所称颂，后又升迁为吏部侍郎，主持选举，精心完成考察官员工作，其公平、公正、公开的作风受到所有人的称赞。相对于杨绾性格的沉静而言，常衮是个清直孤洁的人，不轻易结交朋友，同时也是个炮筒子。天宝末年举为进士，宝应二年（763年），任为翰林学士、考功员外郎、知制诰。永泰元年（765年），升迁为中书舍人。在鱼朝恩专权的时候，常衮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同他叫板的人，曾直接上疏李豫指出宦官不宜担任过多的官职，而且李豫诞辰之时，面对各地方官进献来奇珍异宝，常衮直面指斥这些东西是聚敛于民以求媚上，请求李豫原封退还给进献的人。不仅如此，常衮还主张对于那些借皇帝诞辰，于寺观中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无节止地赏赐和尚、道士，借着为天子祈福的机会大肆敛财的行为，应该明令禁止，得到了李豫的赞同，并升迁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着这种敢于揭露弊端、勇于上疏言辩的作风，常衮与另一名中书舍人杨炎，共为朝官们所推崇，时称“常杨”。事实证明，李豫将杨绾和常衮充实进宰相班子，算是选对了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个人共同协助李豫，着实做了一些实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李豫一朝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革除了一些时弊的，使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杨绾在刚刚进入宰相班子一个月后，就向李豫上疏请求罢除诸州刺史所带的团练使、捉生将官职。杨绾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此前不久郇谟面见李豫时的控诉，而当时由元载和王缙的个人喜好随意任命，各州团练使、捉生将无论是权力还是收入都无法监控，往往徇私舞弊，以至于刺史的工资每月可以达到几万钱，这就是郇谟所说的团练使、捉生将的存在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杨绾适时地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元载集团覆灭后，需要对他当政时诸多弊端的一种革除，当时李豫诏令准其所奏，杨绾又趁热打铁提出减除诸道观察判官的人数，也得到了李豫的批准。在杨绾建议的基础上，李豫进一步发挥，下诏规定各团练使除非军事紧急要务，不得擅自召见刺史，也不得任意撤免判决的职务另外派人兼任。又规定各州士兵都限制在一定的人数，招募来的民兵，由官府供给其家人粮食和衣物，这种做法称为“官健”。除此之外，凡各地的壮丁被差遣点召（春夏归乡耕地，秋冬召集服役）的，由官府发给口粮，这种做法称为“团结”。可以说杨绾一上来就出手不凡，协助李豫首先完善了各地方官的俸禄制度。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各地方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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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

们给了她一块厚厚的熏腊肠三明治和一个他们当苹果吃的洋葱。帕拉斯担心拒绝会得罪他们，就接受了，却发现自己像狗一样吃了个精光。她居然饿得如此狼吞虎咽，连自己都吃惊了。卡车摇摇晃晃，使她时断时续地打着瞌睡，每次惊醒时她都刚好在梦中挣扎着不让黑水吸进口鼻。他们沿途经过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住宅、农用车道和一处加油站，一路不停地到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镇子。时间已近黄昏。卡车驶进了一条空街，在一座浸礼会教堂前放慢了速度，一块标志牌上有“原始”字样。“你在那儿等着，”那妇女说，“会有人来照顾你的。”小伙子们帮助她下了车，卡车便开走了。帕拉斯在教堂台阶上等着。她看不到住宅，这条街上也没有一个人。夕阳西下，空气变冷了。只是她的脚底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分散了她对彻骨寒冷的注意力。她终于听到了引擎声，抬头又看见了那个印第安妇女——这次只有她一人——开着同一辆卡车。“上来吧。”她说，随后便带着帕拉斯驶过好几个街区，来到一处覆着波纹屋顶的矮房子。“进去吧，”她说，“这是一家诊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麻烦。我看你像，像个有麻烦的姑娘。可是别对这里的人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有麻烦，反正别提就是了，听见了吗？最好别提。只说你挨了打，被赶了出来，诸如此类。”她说完还笑了笑，不过她的眼神仍很严肃。“你的头发里净是水藻。”她摘下帽子扣到帕拉斯的头上。“去吧。”她说。帕拉斯坐在候诊室里，别的病人都和她一样沉默不语。两个年长的妇女包着头巾，一个睡着了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发烧的婴儿。护士用令人不快的好奇目光看着她，但是没说什么。眼看天就要黑了，这时进来了两个男人，其中一个一只手断了一部分。帕拉斯和那个睡着了的母亲还没有看病，那个用毛巾吸血的男人倒是先进去了。在护士领着那伤者走开的当儿，帕拉斯跑出门，绕到房子的一边，在那儿把吃下的洋葱和熏腊肠全都吐了出来。在剧烈的恶心之中，她先是听到，随后又看到两个女人走了过来。两个人都戴着浴帽，穿着蓝制服。“瞧瞧那个。”一个说。她们来到帕拉斯跟前站住，歪着头看着她干呕。“你是要进去，还是刚出来？”“大概是怀孕了。”“你见过护士没有，亲爱的？”“她最好赶快。”“咱们带她到丽塔那儿去吧。”“你带她去吧，比莉。我得走了。”“她戴着帽子，却没穿鞋。好吧，你去吧。明天见。”帕拉斯伸直了腰，手捂着肚子，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听我说。诊所已经关门了，除非你是要看急诊。你肯定不是怀孕了吗？”帕拉斯竭力控制住又一次干呕，打了个冷战。比莉回头看着她朋友的车驶离了停车场，然后才低头看呕吐物。她脸上没有厌恶的表情，只是用脚踢着土，把吐出的东西盖住。“你的钱包呢？”她问，扶着帕拉斯离开埋好的呕吐物，“你住在哪儿？你叫什么名字？”帕拉斯摸摸脖子，发出的声音就像是用一把错钥匙在锁孔里转动。她只能摇头。随后，像被独自撇在操场的孩子似的，用大脚趾在土上划出她的名字。随后，学着那姑娘刚才埋掉呕吐物的样子，把名字踢开，用红土完全盖住。比莉摘下了她的浴帽。她比帕拉斯高得多，只好弯下腰来看那双低垂的眼睛。“你跟我来，姑娘。”比莉说，“在所见过的病人中，你是个可怜的病例，所幸我还见过几例。”她在晚间蓝色的空气中开着车，轻声说着一些让人放心的话。“你在这地方可以待上一阵。没问题。我就在这儿待过一次，她们对我很好。好得比——呃，挺好的。别怕。我也有过的。我指的是，害怕她们。在别处看不到多少像她们这样的姑娘。”她还笑了一声，“一些小修女，大概是，不过有点懒散的样子。要是她们什么衣服都不穿，别奇怪。我起初有点吃惊，可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不觉得怎么了。我要是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我母亲会把我打昏，一星期醒不过来。不管怎样，你可以在这儿调理一下，把事情想清楚。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打扰你。她们会照顾你或者让你单独待着——随你便，哪种方式都成。”她们周围的蓝色渐渐加深了，只有远处有一点银色的亮光。田野里掠过一股暖风，可是她们到达女修道院时，帕拉斯却在打战。那姑娘把她托付给玛维斯之后，说：“我会回来探视你的，好吗？我叫比莉·卡托。”蜡烛烧到只剩一英寸了，但火苗还很高。帕拉斯用手背抹了下嘴。摇椅还在摇晃。康妮的呼吸很深，帕拉斯以为她在睡觉。她看得见西尼卡，手肘支在膝头，手托着下巴，抬眼看着她，但烛光像米西塔的月光似的，把面孔都扭曲了。康妮动了一下。“我问的是谁伤害了你，你却告诉我谁帮助了你。还想把那部分再保密一会儿吗？”帕拉斯没有答话。“你多大啦？”她本来想说十八岁，但还是说了实话。“十六，”她说，“我明年就上高中四年级了。”她本该为她失去的高中三年级再哭一次的，但康妮毫不客气地用手肘推着她。“起来吧。你把我的大腿都快压断了。”随后她又用柔和的声音说，“现在去睡上一觉吧。在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到了想和我谈的时候，再把其余的说给我听。”帕拉斯站起身，由于摇椅摇晃和酒气的缘故，身体有点打晃。“谢谢。可是，我最好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想。”“我们会带你去的，”西尼卡说，“我知道哪儿有电话。可你不能再哭了，听见没有？”她们说完就走了，在黑暗中小心地迈着脚步，眼睛追随着蜡烛发出的微光。帕拉斯是在洛杉矶强烈的光线下，在没有地下室的房子里长大的，伴随着电影里的邪恶、垃圾或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她抓着西尼卡的手，喘着气。但那姿势所表示的是预先有所准备的而不是真正的惊异。事实上，她们在爬楼梯时，一副老奶奶在椅子里安详地摇着的景象，以及她手臂、大腿的样子和唱歌般的嗓音都抚慰了她。整栋宅子都充溢着神圣的福祉，如同一块受到保护的领地，没有猎人而只有激情。仿佛她可以在这里遇到她自己——一个不受拘束的真实的自我，不过她认为那是个“冷酷”的自我——在这栋巨宅的许多房间中的一间里。餐桌上摆着一大浅盘玉米饼似的东西。吉姬打扮得齐整而淡雅，只是描得稍歪的嘴唇美中不足。她正在摆弄她那台宽频收音机，想找到播放她想听的节目的那个电台——不是农业新闻、乡村音乐或《圣经》内容。玛维斯在炉边忙着，叨念着烹饪步骤。“康妮还好吗？”玛维斯看到她们俩进来时问。“当然。她对帕拉斯挺好的。对吧，帕拉斯？”“是啊。她心眼儿好极了。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哇，它（此处及后面的话中，吉姬凡指帕拉斯时均用“它”，意思是未成年的小家伙。）总算说话了。”吉姬说。帕拉斯莞尔一笑。“可是会不会再吐呢？这可是个问题。”“吉姬。闭上臭嘴。”玛维斯热切地看着帕拉斯，“你喜欢小薄饼吗？”“嗯。饿坏了。”帕拉斯回答。“有的是呢。我把康妮那份放到旁边了，要是你想吃，我可以再多做些。”“它需要些衣服。”吉姬仔细打量着帕拉斯，“我的衣服都不合适。”“别再用‘它’来叫她了。”“值得一用的只有一顶帽子。你把它放哪儿了？”“我有一条牛仔裤，她可以穿。”西尼卡说。吉姬哼了一下鼻子。“你千万要先洗一下。”“当然。”“当然？你干吗说‘当然’？从你来到这儿，我还没见过你洗一件东西，包括你自己。”“少说一句吧，吉姬！”玛维斯咬着牙说。“哼，我还没说完呢！”吉姬隔着桌子，探身朝向西尼卡，“我们这儿东西不多，可肥皂还是有的是。”“我说过我要洗裤子，不是吗？”西尼卡从下巴上抹了把汗。“你干吗不捋起袖子？样子像个吸毒的。”吉姬说。“瞧瞧是谁在说话。”玛维斯窃笑着。“我在说毒品，姑娘。不是一点点大麻。”西尼卡看着吉姬。“我不向自己身子里注射化学药品。”“可是你原先用过，没有吗？”“没有，原先也没有。”“那就让我来看看你的胳膊。”“滚开！”“吉姬！”玛维斯叫道。西尼卡看起来像受到了伤害。“好吧，好吧。”吉姬说。“你怎么会这样？”西尼卡问。“对不起。行了吧？”这是难得的认错，但看来是诚心诚意的。“我从来不用毒品。从不！”“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天哪，西尼卡。”“她可是个爱挑衅的人，西尼。总是给别人‘扎针’。”玛维斯洗着盘子，“可别让她激怒你。皮肤下可是血待的地方。”“闭上你的臭嘴！”玛维斯笑出了声。“她又来了。‘对不起’也就是那么回事。”“我向西尼卡道歉，又没向你。”“别提这个了。”西尼卡叹口气，“打开那瓶子行吗，玛维斯？”“不只是‘行吗’，是必须。我们得为帕拉斯庆贺庆贺，是吧？”“还有她的嗓音。”西尼卡笑着说。“还有她的胃口。瞅瞅她。”卡洛斯让帕拉斯倒了胃口。在他爱她（或者像是爱她）时，除去那第一个辣热狗，别的食物都让她生厌，那成为喝可乐的借口或者出门的理由。从上小学起她就与之奋斗的体重问题不存在了。卡洛斯从来没有评论过她的体重，但事实上反正从一开始，她还是个胖子的时候，他就喜欢上她了——挑中了她，向她示爱——让她确定了对他的信心。而在她最瘦的时候，他却背叛了她，这就加剧了她的耻辱。被迫藏到湖里的梦魇，一时之间代替了因遭背叛而逃出母亲家门的痛苦。她甚至无法在一间点着蜡烛的房间的黑暗中悄声倾诉这件事。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覆在玉米面小薄饼上融化的奶酪味道浓烈，一块块鸡肉像猪肉一样风味地道；从早玉米上滴下的几乎纯白的黄油与她吃惯的毫不相同，有一种奶油似的甜香。面包布丁上浇了热乎乎的糖汁。还有一杯又一杯的葡萄酒。那恐惧，那口角，那恶心，那尘土中可怕的扭打，那黑暗中的泪水——当天的一切失控场面全都在咀嚼食物的欣喜中烟消云散了。玛维斯给康妮送晚饭回来时，吉姬已经找到了她的舞台，正随着收音机中的音乐跳着来到敞开的后门，以便更好地接收信息。随后她又跳回到餐桌边，给自己倒了更多的酒。她闭着眼睛，扭着屁股，圈起双臂去拢住一个魔幻舞者的脖颈。其余的女人吃完饭后都看着她。当上一年排行榜榜首歌曲《轻歌销魂》播放时，她们便纷纷跟着跳起来。连玛维斯也跳了。先是分开跳，想象着舞伴。随后又捉对跳，彼此想象着。在酒力的作用下，当晚她们都睡得死沉沉的。吉姬和西尼卡睡在一个房间。玛维斯单独在另一个房间。因此，是睡在办公室兼游戏室沙发上的帕拉斯，听到了敲门声。敲门的姑娘穿着白色的缎鞋和纯棉背心裙，用一个崭新的瓷盘托着一块结婚蛋糕。她的笑容很庄重。“我现在结婚了，”她说，“他在哪儿？也许是她吧，她在哪儿？”那天深夜，玛维斯说：“我们该给她一个那种玩具娃娃。或者别的东西。”“她发疯了，”吉姬说，“我了解她的一切。K.D.把她的什么事都告诉我了，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天哪，他有麻烦了。”“她在新婚之夜跑这儿来干吗呢？”帕拉斯问。“说起来话长了。”玛维斯在她的胳膊上拍着酒精，比较着血道子和吉姬早些时候抓破的伤口，“几年前就来过了。康妮为她接了生，尽管她不想要那孩子。”“那么，孩子在哪儿呢？”“我想是和莫尔、珀尔在一起吧。”“谁？”吉姬白了玛维斯一眼。“死了。”“她难道不知道？”西尼卡问，“她说你们大家把孩子杀死了。”“我跟你说过，她整个儿是个疯人病院。”“她事后就走了，”玛维斯说，“我不清楚她都知道些什么。她对孩子看也没看一眼。”随后她们便不讨论了，仿佛看着那胎儿：转过去的面孔，手捂着耳朵以便不听那新鲜却悲凄的哭声。没有奶头。没有东西可以放进那小嘴里。没有母亲的肩头可以偎依。她们当中没人愿意回忆或了解后来发生了什么。“说不定孩子还不是他的，不是K.D.的呢，”吉姬说，“说不定她是赖上他了。”“那又怎样？孩子不是他的又怎样？反正是她的嘛。”西尼卡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受到了伤害。“我不明白。”帕拉斯说着走向炉灶，剩下的面包布丁放在那儿。“我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玛维斯叹了口气，“我来给大家煮点咖啡。”“我不喝了。我要回去睡了。”吉姬打了个哈欠。“她真是疯了。你们看她会平安无事地回去吗？”“圣西尼卡。上帝保佑吧。”“她在高声尖叫呢。”西尼卡瞪着吉姬说。“我们都一样。”玛维斯将咖啡朝咖啡壶的过滤网倒。“是啊，可我们都没有叫她的名字。”吉姬舔着牙。“她在新婚之夜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却来寻找一个死婴，你该怎么叫这样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呢？”“叫她抱歉？”“抱歉，我的傻瓜。”吉姬回答，“她只是想死死抓住她嫁的那个小子。”“你不是说你要上床吗？”“我这就走。来吧，西尼卡。”西尼卡没搭理她的室友。“我们要不要告诉康妮呢？”“为的什么？”玛维斯厉声说，“我可不想让那姑娘接近康妮。”“我觉得她咬了我。”帕拉斯表情吃惊，“瞧，这是不是牙印？”“你想要什么，打狂犬病预防针吗？”吉姬又打了个哈欠，“走吧，西尼。嘿，帕拉斯，打起精神来。”帕拉斯瞪着眼。“我不愿意自己一个人睡在这楼下。”“谁说你得睡这儿？这可是你自愿的。”“楼上没有多余的床了。”“噢，天哪。”吉姬朝过道走去，西尼卡跟着，“真是个孩子！”“我跟你说过了。别的床都存在地下室里呢。我明天弄一张床上来。今晚你可以和我睡。”玛维斯说，“别担心，她不会再来了。”她锁上后门，然后站在那儿盯着咖啡壶，“顺便问一句，你叫什么？我是说，你的姓。”“特鲁拉弗（原文为Truelove，意为“真爱”。）。”“别开玩笑了。你母亲给你起的帕拉斯？”“不是。是我父亲。”“她叫什么？你母亲。”“迪·迪。是迪万（原文为Divine，意为“神赐的”。）的缩写。”“噢—我喜欢这名字。吉姬！吉姬！你听见没有？她的名字叫迪万。迪万·特鲁拉弗。”吉姬跑回来，在门口探进头来。西尼卡也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是个跳脱衣舞的女人吗？”吉姬咧嘴笑着。“一个艺术家。”“她们都是的，亲爱的。”“别逗她了，”西尼卡咕哝着，“她好不容易熬过这一天。”“好啦，好啦，好啦。晚安……迪万。”吉姬走出门，消失了。“别理她，”西尼卡说罢，在离开时又很快地耳语，“她小心眼。”玛维斯依旧笑眯眯的，倒了咖啡，又切了面包布丁。她端给帕拉斯后，便坐到了她身边，吹着咖啡的热气。帕拉斯吃了第三次甜点。“给我看看牙印。”玛维斯说。帕拉斯转过头，拉下T恤的领口，露出肩头。“唔——”玛维斯哼了一声。“这儿的每一天都这样吗？”帕拉斯问她。“噢，不。”玛维斯抚摸着受伤的皮肤，“这里是世界上最宁静的地方。”“明天你要带我去给我父亲打电话吗？”“对。头一件事。”玛维斯停止了抚摸，“我喜欢你的头发。”她们默默地吃完夜宵。玛维斯拿起灯，让厨房黑着。她们来到玛维斯的卧室门前时，她没有开门。她僵在了那儿。“听到了吗，他们挺高兴的，”她说着捂住了笑口，“我知道的。他们喜欢那个婴儿。绝对喜欢。”她转过来面对帕拉斯，“他们也喜欢你。他们认为你是神赐的。”帕特丽莎用红、绿两色美术纸剪出来的铃铛和松树，整齐地堆放在餐室的桌上。全都做完了。只剩下小饰物有待调整。去年她犯了个错误，让小孩子们做这件事。给他们洗净手指和手肘上的胶水、从他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摘掉银屑之后，她还得把大多数饰物从头做起。这一次，她要在交出铃铛和松树的同时，检查自己身上的每个胶水污迹。为了学校的圣诞节舞台剧演出，全镇的人都参与或帮忙了：年纪大些的男人修理舞台和安装栏杆；小

行惩处的例子。另外，满洲人在围攻大凌河时将自己的都城交由蒙古军留守一事，对祖大寿等人也是一种明确提示。这一引人注目的迹象表明，满洲人愿意信任那些归顺金汗以求恩养之人。而一旦双方誓诸天地，他们也会得到同等的信任。今大凌河孤城被困。我非不能攻取，不能久驻，而出此言。但思山海关以东，智勇之士，尽在此城。或者，荷天眷佑，俾众将军助我乎？若杀尔等，于我何益？何如与众将军共图大业？故以肝隔之言，屡屡相劝。意者尔等不愿与我共事，故出此文饰之言耶？最后，书中建议，祖大寿遣使至后金营中莅盟，同时后金也遣使进城与祖大寿莅盟。皇太极的宽宏或许是真诚的，而尽快促成大凌河守将的归降也是目的之一。金军虽大败张春，但其粮草也已渐渐不支。当地全无可以抢掠的村镇，因而无法就地筹饷。相反，所有汉族居民都集中在自己修筑的台堡之中，连牲畜也带入其中，以防盗窃和抢劫。皇太极不见祖大寿回音，便决定全力争取最大的一座台堡——明参将王景驻守的鱼子嶂台——归降。佟养性率领全部旧汉兵，携“红夷”大炮6门、“将军”炮54门，配合500名满洲士兵攻打鱼子嶂台。该台依山而立，垣墙坚固。佟养性用大炮连轰三日，炸死台中守军57人，幸存者皆慌恐不安。11月5日，王景见部下力已不支，遂弃台出降。攻克鱼子嶂台，是个决定性的胜利。其余各台皆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金军从中缴获了大批粮草，足供其人马一月之用。很明显，金军得以继续围困大凌河，主要是由于取得了这次胜利；而这次胜利则显然是皇太极事先组建了汉军炮兵的结果。后金军获得了充足的给养，从而能继续围攻一月之久，而城内明军此时却陷入了骇人听闻的艰难境地。11月3日，一个名叫王世龙的人越城来降，说城内的夫役商贾全已饿死，战马多被杀而食之，只剩了30匹，士兵则开始以人肉充饥。几天后，金军又获悉，城内明军走投无路，正在有计划地杀人为食。11月7日，皇太极令一名和张春同时归降的明朝官员，至城下与祖大寿对话。皇太极要祖大寿派一名官员到金军大营中来看一看。不久，游击韩栋出城，到金营中进行了短暂的拜访。当晚返城后，他告诉祖大寿，金军确实从张春手中及周围陷落的台堡中缴获了大批火器和粮草。自被围以来，祖大寿终于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投降问题了。这时，皇太极决定改变劝降对象。11月16日，他派人将一封写给守城士兵的信射入城中。信中指责明军将领仅仅为了保全名节而拒绝归降，致使部下遭受如此困苦；并提到城内攫人而食的现象，指出守城将领将来到了阴间也要为吃人肉而受到惩罚；然后宣布，凡杀其长官归顺后金者，皆赦免其罪，并量功授职。“尔等小人，死亦何名。”次日，城内一人设法逃了出来，被金兵抓获讯问。此人透露了两条重要情报。一条是城中将领正在杀食士卒为生，这意味着城中守军正在自己消灭自己。另一条是祖大寿计划于11月18日或19日全力突围。皇太极对突围的可能性并不在意。自开始围城以来，他的部下一直在大凌河城四周加修壕沟和栅栏，饥饿无力的明军根本不可能逃出。祖大寿肯定也做出了同样判断，因为就在计划突围的11月18日，一支箭从城上射入了金军的阵地。箭上有祖大寿和其长子祖泽润的两封信，分别要求皇太极派手下的一名汉官、副将石廷柱进城面谈。这两封信有力地说明，大凌河守将正在考虑归降之事。第二天，后金使者来到南城门外，其中包括副将石廷柱、参将宁完我、达海及其他几位官员。达海代表众人向韩栋喊道，城中必须交出一名人质，石副将方可进城。一会儿，城上缒下一人，自称是祖大寿的义子祖可法。后金使者将其带回金营，去见济尔哈朗与岳讬，后者时为管兵部事，是“恩养”汉族降人政策的有力支持者。祖可法上前欲向两位满洲贵族叩拜，岳讬阻拦道：“前此对垒，则为我仇敌。今已讲和，犹兄弟也。何以拜为？”于是，祖可法——其身份已被证实——被让至两位贵族右边的客座。石廷柱等后金使者这才返回大凌河城，去见祖大寿。石副将走后，岳讬与祖可法做了长时间的重要交谈，从而使满洲人认识到了永平大屠杀在东北武人中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岳讬开口便问，祖可法和他的父亲为何如此不愿归顺，为何宁守空城而死。祖可法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他说，因为所有明军将领都记得永平发生的事情。当时，后金答应优待永平全体官民，但结果却将他们全部屠杀了。岳讬极力解释，此事乃一贝勒所为，并非皇太极之意。他说，自皇太极即位以后，后金便敦行礼义，抚养黎民。当被问及是否听说过皇太极倡导“仁心仁政”、爱惜士卒之时，祖可法小心翼翼地答道，确曾听说皇太极向贫民发放衣食，并善待富人，这都体现了他的人君之德。然而，永平之事毕竟难以忘却。一年前曾有许多人目睹了那场大屠杀。现在他的许多同胞对后金恩养和奖励降人的许诺根本不愿相信。当晚，石廷柱返回金营后，祖可法被带至城南放回，此后他可能向祖大寿等人转达了岳讬重申的诺言。石副将则向皇太极报告说，他与祖总兵的会见未能如愿。明军将他吊入城中后，没像事先约定的那样带他去见祖大寿，但向他转达了祖大寿对皇太极欲征服天下“成大事”之志向的关切。祖大寿及其部将不愿归顺将和占领永平之后一样很快撤回沈阳的金汗。因为他们来大凌河巡察时都把妻子留在了锦州，归顺金汗并随之去沈阳，便意味着永远抛弃了他们的家人。不过，金汗若确实有“成大事”之志，下一步便应筹划攻取锦州。“倘得锦州”，祖大寿最后说，“则吾妻子亦得相见。”第二天，即11月19日的清晨，又有两封书信射入后金营中。两书都是祖总兵之子祖泽润写的，一封致石副将，一封致皇太极。致石副将之书中对皇太极“成大事”之志表示了和祖大寿一样的关切，同时也对阻碍祖总兵与后金使者面晤的城内混乱局势做了解释。他说原因是在石副将到来之前，许多将领对会见后金使臣一事表示反对。这说明城中将领仍普遍担心永平事件重演，因而宁可光荣地战死城中，也不愿在出降后束手被杀。祖泽润本人赞成归顺，但“我独力不能胜众口”。因此，他向石副将建议，后金大汗可亲自率众前来招降。这将有助于使城中疑虑重重的人们相信，金汗确实欲图“大事”，从而使那些和他一样将亲属留在锦州或燕京（北京）的人们为之动摇。如汗果欲成大事，我等甘心相助。若能设策，将燕京舍弟救出，足见吾兄全我祖氏之大恩。和其父一样，祖泽润也很愿意帮助满族去征服天下，如果这能使他同实际已被明朝扣在北京作人质的亲属团聚的话。由于信中明确指出的原因，祖泽润在写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表现出比对石副将更多的信任感。他写道：前遣人来招降，时难以一言立决。盖众官不从者甚多。或云：“汗非成大事之人，诱降我等，必仍回军。”或又云：“此特诱降而杀之耳。”是以宁死不肯归顺。我对众言，前日汗所遗书，明言向曾有所杀戮，今则概与安全，此人所共知者。今不信此言，摇惑众心者，惟何可刚、刘天禄、祖泽洪三人。何可刚云：“汗非成大事之人，得永平先回，又屠永平人民。我等若降，纵不杀，亦必回军，我等安归？”平彝营祖泽洪，诱诳众蒙古，使不降汗。又有逃来人，言汗于敌国之人，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一死。以此众议纷纭。虽有归顺之意，一时难决。且祖总兵又以其次子在燕京为念。汗可令石副将来，祖总兵将以心腹事告之。前石副将来时，祖总兵即欲相见，众官不从。今泽润在内调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是以系书于矢，射出。汗可遣能言者来。此乃机密事，城中人疑我者多。我书到时，望汗密藏，毋令阵获官员，及往来传语之汉官见之。与我同心者，副将四人，不便举名，故不书。看来，促成大凌河归降的关键，是让城中动摇不定的人们相信，皇太极定能成其“大事”；而这便意味着要做出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因此，皇太极再遣石廷柱至大凌河对祖大寿说：“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当晚，祖可法再次出城送来简短的回音：后金若认真做出立即攻打锦州的计划，祖大寿便率部归顺；否则，劝降无益。皇太极深知自己的军队，尤其是眼下可能要增加数千饥饿疲惫之降人的时候，无足够给养继续去攻打锦州。后金的满、蒙、汉大军经此苦战之后，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才能去攻打另一座重镇。但若不向祖大寿明确表示锦州将很快被攻克，他又无法促成大凌河的归降。皇太极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攻取锦州的任务推给祖大寿自己。石廷柱和达海奉命向祖大寿传递了如下信息：我既招降尔等，复攻锦州，恐我兵过劳，难图前进。尔等降后，锦州或以力攻，或以计取，任尔等为之。11月20日，祖大寿复书皇太极。书中提出的攻取锦州的计划，被有意弄得模棱两可。他说，他可派一人潜入锦州，与其弟锦州守将祖大乐联系，但潜入之人有被抓获受审的危险；或者，他可亲自率军诈作逃走之状，进入锦州并夺取之。究竟采取哪种方案，“惟汗睿裁”。无论皇太极做何选择，范围已经确定了。最后，祖大寿写道：“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叛，俱当誓诸天地”。1631年11月21日清晨，大凌河城门大开，祖大寿令二人押副将何可刚出城，于后金营前示众。二人声称，这是唯一拒绝归顺的明将，奉命斩于大汗之前。何副将神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但其尸首被拖入城门后，城中饥民竟一拥而上，争割其肉。不久，4名副将、2名游击出城，代表祖大寿及其他37位官员，与皇太极和众贝勒对天地盟誓。誓词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双方盟誓完毕，祖大寿遂正式献城投降。城中原有3万人，被围82天后，只剩下11682人了。当天，皇太极又遣使入城至祖大寿营，要他定计取锦州。祖大寿不想同来使谈此事，坚持要面见皇太极。皇太极起初不愿接待祖大寿，谨慎地推托说，盟誓虽申，然民心未定。但最后他还是同意祖大寿于当天一鼓时分（下午七点）前来拜见。接到这种犹犹豫豫的邀请后，祖大寿以为将受到冷淡、傲慢的接待。因此，当他看到诸贝勒出营一里隆重迎接他时，不禁喜出望外。他来到御营，皇太极又亲自出幄相迎，并免其跪见，行抱见礼，像接待贵宾那样与他并入幄中。入幄之后，皇太极像对待孟乔芳那样，令祖大寿坐在自己身旁，亲自以金杯盛酒赐之，又赐以御服黑狐帽、貂裘、白马等物。到了开宴入席时，祖大寿又被待以最高礼节，只有汗兄代善坐于其上。在此前的通信中，祖大寿曾经提出过攻取锦州的两种方案。这时他又对皇太极说，后一方案——即祖大寿率军佯装逃走——似乎更为稳妥。皇太极表示同意，第二天（11月22日）即命多尔衮等贝勒准备配合祖大寿袭取锦州。为了能和祖大寿所率350名亲随士兵一起混入城中，参加此次行动的金军（官48员，兵4000人）都奉命改穿了汉装。然而当天夜里，大凌河城内发生了严重骚乱。约二鼓时分，城内枪炮声不绝。祖大寿和皇太极都派人前去调查，但适逢大雾，放枪炮者逃之夭夭。此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似乎使皇太极感到不安，因为他毕竟煽动过祖大寿的士兵反抗其将领。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众贝勒议事，说他担心祖大寿可能复叛，特别是当其率亲随士兵进入锦州城后。既而，他又说，此事一本万利，因而不妨冒此风险。如果祖大寿信守诺言，令锦州归降，那么，明朝就再也不能以锦州或宁远威胁后金了。何况祖大寿的子侄实际已被后金留为人质；这也将使他不敢轻易地背叛后金。当天晚些时候，祖大寿又向皇太极献计。他计划当晚赶赴锦州，徒步入城，然后对城中人说，昨夜他是突围逃出来的。他不打算将扮成明军的满洲士兵带入城中，而准备说服锦州军民——他们本来归祖大寿统辖——同他一道归顺后金。邱巡抚若赞同此事，则他的性命可以保全，否则只好将他除掉。如次日皇太极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经顺利入城；如果第三或第四天又听到炮声，便说明祖大寿已大功告成，那时皇太极便可率军前往，与祖大寿会合了。皇太极同意了这一计划。当晚，皇太极赐宴后，祖大寿便率领26名士卒，由副将石廷柱等陪送，乘马出发了。到了小凌河，祖大寿一行下了马。他们徒步过河，趁着夜色，奔向锦州城。此处一别，石廷柱和祖大寿到10年后才得以重见。11月24日，皇太极及其将士听到了锦州传来的第一次炮声，但其后再也没听到第二次炮声。1631年11月26日，祖大寿派人到后金营中传话说，他前日带人太少是个错误，锦州新兵甚多，所以原计划眼下难以实现，只能慢慢想办法了。五天后，即12月1日，祖大寿又派人送信到金营，说相约之事，难以骤举，并重申了所带心腹之人太少、新近调集锦州由邱巡抚统领之兵太多、以及邱巡抚对他颇有疑心等理由。此外，大凌河陷落前，有三人越城逃到了锦州，邱巡抚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大凌河之事，对祖大寿就更加怀疑了。所以祖大寿目前必须潜伏下来。因信使有被捕的危险，他建议停止联系一年，待邱巡抚的疑心消除后，再恢复联系，共图约定之事。皇太极小心翼翼地答复道：我欲驻此，专候好音。奈刍糗匮竭，难以久留。且携大凌河各官，暂归沈阳，牧养马匹，整饬器械，以候将军信息。至于将军计之成否，又何必言？惟速与回音，以副予望。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此书未得回音，双方遂不再互通书信；直到1635年，皇太极才明确意识到，祖大寿虽已完全控制了锦州，却仍旧忠于明朝。皇太极的冒险失败了：锦州仍然在明朝手中。

边民与海盗

虽然祖大寿背叛了誓约，但其他大凌河降将——包括祖大寿的子侄——仍然忠于后金，并将为最后征服天下做出巨大贡献。只此一役，皇太极便赢得了明朝军队中一批最有经验和能力的将领的支持。其中许多人得以继续统领旧属，为皇太极及其继承者效力，并立下了赫赫军功。例如：祖泽润，祖大寿长子，后隶正黄旗，1644—1645年，曾参与招抚山西军旅，后又随洪承畴招抚湖南，驻守长沙。祖可法，祖大寿义子，曾参与制定征服天下的策略，及招降吴三桂和镇压李自成，官至湖广总兵，驻守武昌。祖泽溥，祖泽润之弟，授山西总督。祖泽洪，祖大寿之侄，亦隶正黄旗，对明作战，屡立军功。刘良臣，北直隶人，隶镶黄旗，曾参与征讨山西，擢为甘肃总兵，1648年镇压当地回民叛乱时被杀。刘武，归降时为明朝游击，后任南赣巡抚，1646—1647年出兵平定当地叛乱。及李成栋起兵广东，附明桂王，刘武讨平之，以功擢升兵部侍郎。此后他一直忠于清朝，并曾剿灭流贼罗荣。孙定辽，辽阳人，大凌河明军副将。降后赐银币、鞍马等物，后隶汉军镶红旗。随军征山西，又随多铎攻取扬州，平定江南，官至湖广提督。后于镇压原张献忠部将李兴泰时，溺水而死。张存仁，辽阳人，降后授一等副将世职。1636年授都察院参政，仍兼军职。1640年和1641年，提出诱降城内蒙古兵以取锦州之策，又力主劝服洪承畴归顺。1644年，作为济尔哈朗手下的主要炮兵将领，随叶臣招抚山西（其炮兵在攻打太原时起了关键作用），又作为攻坚战专家随多铎征河南、江南。浙江及福建部分地区平定后，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1652年以子爵卒。其实，自1631年大凌河城陷落后，就再未发

员，德玉白为学监，凡是达赉贝子属下蒙民年满14岁至16岁的男子一律入学，所有服装、膳宿、书籍等费用，概由多尔吉负担。当时在《奉天公报》上发表过以学生名义称赞多公爷办学的事：“达旗公爷多尔吉，痛蒙民知识愚陋，文化不兴，曾在本旗王府，创设蒙汉学校，规模宏大，设备周全。所有服装、宿膳等费，概归公爷负担，生等未出分文而受新民教育，扪心自问，感激莫名。草述梗概，略表谢忱。”实际上多尔吉夫妇并非真心捐资兴学，其中隐藏着个人的打算。多尔吉鉴于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势力，已伸入蒙古地区，叫嚣要取消蒙古王公封建制度。多尔吉怕世袭爵位化为乌有，土地一律交公，便采取了收买蒙古青年之计，以兴学为名，把自家拓垦之地及地局，每年能收1000多石粮的产权转为校产。对外扬言：以自家私产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样既可保全私产又可落得开通办学名声。可总算给属下蒙民子弟带来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劝学员温玉堂借办学从中坐收渔利；杜喜借劝学之机，到处欺骗蒙民，说什么：“公爷立学堂让蒙民子弟上学，要剃去辫子学洋人，将来得拉去当兵。”蒙民害怕子弟入学，拿钱托情求杜给留下；子弟已经入学的，听到这个消息，竟把家中仅有的一头牛，牵到学校要求换回子弟，杜喜也发了一笔横财。结果办学资金被吞掉，弄得学校不到半年就彻底垮台了。多尔吉、马淑俊带领奴仆离开北府回到北平。达赉贝子经济收入日益减少，生活消费逐渐扩大，不得已再次迁居。于1929年，从汪家胡同迁到北海后门外帽儿胡同6号——原冯国璋大总统的旧住宅。迁到新居后，达赉贝子的手谕屡下北府，可是北府的官员多不执行。当时科尔沁左翼中旗灾荒严重，人民连饭都吃不上，征收租税很难完成，穷苦蒙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反对迫租，使北府官员无法为其主子效力。达赉贝子在忧病交加的情况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月初六，在北平死去。

(五)

达赉贝子逝世后，关于其子多尔吉袭爵问题，首先由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备文呈请哲里木盟转请承袭，由盟转咨东北政务委员会，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张学良的名义，向蒙藏委员会呈文，请予袭爵。蒙藏委员会以依照前此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密呈办法”中“职官与爵号分别去留，遇有扎萨克等职官出缺，慎选该旗相当人员补授之。至前任所遗，例由后任兼袭之爵号，则无形搁置，不予承袭，其他闲散王公出缺请袭等事一概不予照准”的规定，提请行政院公决。最后亦无明文批复袭爵，人们只称多尔吉为多公爷。1931年9月18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东北的政治、经济、交通等命脉，悉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控制，民不聊生。多尔吉在东北的经济来源也被掐断，生活日益困窘。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不为日寇效力而迁往北平。因此，由其家族温都尔王阳仓扎布出任伪满科尔沁左翼中旗第一任旗长：当时，多尔吉见阳仓扎布当了旗长，就恳求他向日本统治者乞讨，才从原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的收入中得了几万元。尽管经济来源几濒断绝，可是多尔吉依然奢侈无度，府第里仍设管事处，有管事、随从侍奉人员20多名。在生活上仍是沿用旧制，早起放鸽子为乐，吃喝极为讲究，早饭在大厅开，中午饭在偏厅开，晚饭在内宅开。各个住房里都摆设着珍贵家具，陈列着珠宝玉器。多尔吉还请来一位河南人蔡润生为两个儿子教读，月薪现大洋一百元。骆俊投其所好，极尽吹嘘，取得了多尔吉的信任，遂被任命为怀德县中公益地局局长，而大发横财。另一个侍卫李明山，从小就给多尔吉当书童，成年后，善于阿谀奉承，颇受多尔吉夫妇的信宠。骆俊见已失势，遂将蒙古丫鬟秋菊拐走，跑到伪蒙疆政府投靠补英达赖去了。李明山随后也拐走了丫鬟绿叶，奔往伪满洲国当上了警察署长。多尔吉当年的另一个书童韩秀岩也相继离去。一向被多尔吉重用的侍卫温玉堂，偷着卖掉他的很多粮食，将钱带走，不辞而别了。而北府的官员排申达、哈番、扎兰、包义达等将所剩的牛马和财物一分而散，与多尔吉断绝往来。到1940年，多尔吉的生活全靠典当来维持，在最困难时曾把他父亲达赉贝子殉葬的宝珠取出来卖掉，而且不得不从帽儿胡同迁到奉先胡同18号，不久又从这里迁到北海后门织染局9号。这里只是一座四合院，使用的仆人也只有四个人了，多尔吉为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曾只身去新京(今长春)，找傀儡皇帝溥仪。溥仪念他先祖是乾隆皇帝的额驸，系属皇亲，当场封他为三等侍从官。当“诏书”颁下，他谢恩后，穿上了礼服陪班护驾时，却被日本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所发现，随即批驳了“圣旨”。说他“建国”无功，没有资格享受这个职位，当场扒下官服，撵出宫外，多尔吉羞愤而归。他回到北平后，曾说：“溥仪皇帝是幌子，甘作东洋木偶人，中外人民笑话死，亡国封君不如狗。”从此多尔吉认清了日寇侵略者的本质，在日寇统治北平的岁月里，决不为日寇效劳。全国解放后，多尔吉先生曾为巴盟政协委员，在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照耀下，他和他的儿子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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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科尔沁左翼中旗王公世袭表注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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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吾家曾在瀚海西策美迪口述时间：2004年5月25日地点：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策美迪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阿拉腾奥其尔在场者：策美迪之夫[访谈者按]寻找北京的清代蒙古人后裔并不容易，因为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上层人士及子女大多数都已迁居海外，留在京城的人数本来就少，加上多年来政治上的忌讳，家庭中对旧事几乎不提一字，很多人对自己的祖先一无所知。与帕王后代有关的线索，还是毕奥南先生提供给我的。毕先生多年来热心寻访元代以来京城蒙古人的行迹，本书所作几篇蒙古人的口述，颇得益于他的帮助。帕王即帕勒塔，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乌纳恩素珠克图东路盟巴木巴尔六世孙。光绪三十四年(1898年)袭爵为亲王。他于1903年被清廷赏赐来京，任乾清门行走。注369从这篇口述可以看到，他的妻、子乃至后代从此便定居北京直至如今，这是与包家兄妹不同的又一个蒙古王公家庭的类型。帕王的故事和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蒙古族历史，丰富得足以写一部甚至多部专著，对此冯其利先生以及与我同去的阿拉腾奥其尔、毕奥南先生都是专家，但策美迪女士和她丈夫的讲述却绝不因此而重复。从他们讲述中凸显出的，是奶奶这样一个人物，只要想象一下在北京最繁华地带那曲曲折折的胡同中，居住着这样一个终生不讲汉语的、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女人，我就止不住对于北京胡同发出“深深深几许”的感慨。奶奶显然是这篇口述的主角，而策女士的丈夫将他的旗人姥姥与这位蒙古族奶奶所做的对比，虽然着墨不多，也颇给我以启发，因为还没有人这样对比过。毕奥南(以下简称毕)：我们在读书、研究的时候经常读到帕王的故事。帕王太有名了，清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满洲王爷、太后只知道哭，只有帕王、贡王几个蒙古王，叫着要和南方干一场。这段故事在正史里头写着呢，注370所以一听到有您这样一个线索，我们就特别想过来坐坐。策美迪(以下简称策)：有一个人叫冯其利，他找过我，他写过一本书，写的是在北京的十个蒙古王爷，但是这书我没见着。他找我的时候我父亲刚刚去世，我还没退休呢，我对他是绝对没提供什么，有关我爷爷的这一段还是从他那儿听来的。我觉得别人知道的都比我多。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亲王帕勒塔像

1.爷爷和奶奶来北京

策：我们家好像是光绪那会儿就到北京来了。我听我奶奶说，那会儿我爷爷是在清政府里头当什么陆军长官。他们挺早就通过俄国，俄罗斯，西伯利亚来的中国，来的北京。我不太清楚……我父亲、我大爷绝对都是在北京生的。我父亲可能也没回去过，因为他从来没提过他回过老家。定：那您父亲如果在世的话，他今年应该是多少岁？策：今年九十。现在不在了。定：那就是说他出生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了。策：1914年。定：你们家光绪朝的时候到北京来，那时候不是住在这儿吧？策：关于王府这一块儿的事情，我是听冯其利先生跟我说的，他说他们来的时候在太平仓，注371就是林彪住过的毛家湾，说那儿是他的王府。那里头还有一个小白楼，据说是我爷爷曾经在那儿待过。那个胡同已经不叫太平仓了。那儿现在是解放军的总后(勤部)还是总政(治部)占着呢，他当时已经跟人家谈好了，要带着我去看，但是那时候我正上着班呢，没工夫，后来他自己去了。原来我们家还有一个图，就是太平仓那房子的图，我给冯先生找了半天，没找着。定：那就是说打你记事起你们家就没在那个小白楼住过？策：毛家湾那儿我都没去过，您想我1945年出生，我不可能去过。那房子可能早就没有了。毕：我看到两个资料，一个是讲菊儿胡同有帕王府……策：菊儿胡同？那我不知道。毕：另外一个，大甜水井胡同也有帕王府，就是王府井那儿。策：我都不知道这俩……我只知道太平仓有，那可能是帕王活着的时候。要是菊儿胡同和大甜水井……我爷爷可能都不在了，你想，他去日本就没回来嘛，死在日本了。毕：学术界感到最迷惑不解的，是帕王在光绪年间，瞒着清政府悄悄去日本，上的士官学校，但是这段历史谁都不清楚……策：这个我也不知道。毕：去日本的这段，我看的是国民党编的档案，档案里头提到他在横滨还是在大阪看病，那个领事每天去看他，为啥看他呢？不放心他，那时候正好是……是不是1919年呀，外蒙正在闹泛蒙运动，布里雅特人正在搞一个大蒙古国，据说要帕王出任首脑，这只是据说，但北京政府是绝不放心，天天派领事去看他，他确实是在治病。注372策：他是肝有病，这我知道，最后说是肝腹水，我估计就是肝硬化这样的病。其实我奶奶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就告诉我是肝病。毕：看病的时候您奶奶在跟前吗？策：在，我奶奶跟着他去的日本。毕：有一个说法说您奶奶是日本人。策：不是不是。我奶奶是阿勒泰人。定：是阿勒泰的蒙古人吗？策：对。我奶奶不是帕王的原配，她算一个福晋吧。定：您奶奶是什么时候从阿勒泰过来的？策：他们是一起来的吧。毕：帕王是光绪年间来的，您奶奶不一定是那次来的。帕王后来得到过袁世凯重用，因为阿勒泰那里的好多事情需要帕王去摆平。他做过办事大臣。策：那叫什么，阿勒泰办事长官。策美迪之夫(以下简称夫)：奶奶说她的丈夫是袁世凯的尉官，我以为是上尉的尉，可是不对，抄家后送回来的大肩章，大伙儿大概都不知道吧，那起码是新疆军区司令。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以后，为了招抚几个高级的蒙古王公，专门设置了翊卫处吧，封了几个翊卫使，这个是制服啊。定：您奶奶嫁给您爷爷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策：没回去过，肯定没回去过。毕：应该回去过一次。1914年还是1915年帕王出任阿勒泰办事长官，是回去的。策：也没准儿是回老家那次才带来的。定：不过既然您父亲是在北京出生的，那您奶奶肯定在那之前就来了。您父亲不是1914年生的吗？毕：我想是1912年或1913年来的，阿勒泰那儿有个科布多停火线，帕王去主持的。注373策：从她平时说的话当中，我估计我奶奶的家不是太好，不是太上层的家，反正不是王爷什么的。那时我也小，没问过。阿拉腾奥其尔(以下简称奥其尔)：是当地的总管呀？策：反正不可能是穷人吧，但是不是太上层的。她是阿勒泰的，“文化大革命”那会儿不是要把地主婆送回老家去？还真来了一拨学生，是哪儿的我不知道。可是从地图上一看，阿勒泰已经到边境线了，(有一部分)归苏联了，所以咱说不能回去(笑)。定：您奶奶应该比您爷爷年轻不少吧？策：应该比他小好多，据说有个敏王，也算我的一个大爷，他好像跟我奶奶大小差不多。

2.姑姑和姑姑买的房子

定：您奶奶跟您爷爷生了几个孩子？就您父亲一个吗？策：还有3个女儿呢。两个死了，一个是得肺结核，18岁的时候死的，还有一个就没怎么提，估计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最后就剩一个大姑妈，就是我(爷爷的)大女儿吧，她二婚嫁了一个法国领事。我对姑妈有印象。定：她二婚嫁给法国领事，那第一次呢？策：第一次我不知道。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已经不在了。她的大儿子不是她那个法国丈夫的孩子。那会儿的法国领事馆，就是那老外交部，在东交民巷里头，现在那地方还有呢。我小时候还在法国领事馆住过，从北京解放一打炮，我们好像就上那儿住去了，住到1951年还是1952年？夫：你6岁的时候她走的嘛，1950年走的。策：反正就是那些外国领事馆全让撤的那年走的，去法国了。肯定是1949年以后。她八几年去世的。毕：您父亲去德国留学时您奶奶是跟您姑姑一起生活是吧？策：那时候我姑姑在呢。那是1945年以前的事了，所以应该是跟着我姑姑的。我觉得他们娘儿俩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西方，也许跟着我姑妈那段生活的时间长吧。定：您小的时候，不，您父亲小的时候，在北京的生活挺好的吧？策：我觉得应该还行，“文化大革命”以前困难的时候，是我姑妈的孩子给我们寄钱寄吃的。这个房(现在住的房)就是我姑妈买给我奶奶的，这叫作王宫。当时一个德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建筑，他设计了这么一个，里面完全是西式的，地板、天花板、木围墙。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您要是以前来过……奥其尔：从那个窗户外面看墙还是洋式的。定：房顶像是庙的形状，像宫殿。策：那种走兽、龙，房顶上有那些个玩意儿。但是我姑妈是怎么买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我1945年就是在这间屋里出生的。这间房以前没有这个隔断，这儿是连着的。奥其尔：这(房)是后来买的吧？夫：档案上写的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策：我们这房是1956年公私合营时交的。那时候我们家就三口人，三口人住这么多房子。公私合营以前是一个苏联人租的，是卖三合板的。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都码的三合板，我就知道他是卖三合板的。夫：1954年变成印度参赞住的。1956年时国家没房子，征用房子，这是我从她家里知道的。策：后来一直就是外交部征用，再后来又给了服务局，就跟城里那些大使馆似的，那些大使馆不是都归了外交人员服务局了嘛。后来我听老太太(策的奶奶)说，老太太不愿走。那时给房钱，一直给到“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每个月给我们36块钱还是38块钱，叫领房租，一直给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那时候30多块钱也够我们家吃饭的了，那年月5毛钱一斤肉，应该够了。反正我记得1962年我上班时最低生活费是8块，那时发困难补助(的标准)是按人均收入不足8块。奥其尔：我听你父亲讲过，你们家是住在洋房里，这排房(现在住的)是仆人住的。策：那会儿人比较多，我就不知道了。后来他觉得房子挺好的，想要回来，是以他们单位的名义去查的，要是私人去查人家还不给查呢。定：要回来了吗？策：要不回来。不是“文革产”，要是“文色男人天堂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很难被证实，同一段史实，人们却可以写出千百种过程，不同的史家写法也不一样：有的忠于事实秉笔直书，但最终被政客杀害；有的胆小怕事，不敢直书，最终写出的东西叫秽史；有的单纯叙述，所写东西索然无味；有的以自己的喜好进行取舍，并加入自己的价值观。即便是写史者再理性客观，也会加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因此，最真实的历史已经不可能被还原了。真实的历史从何而来？历史是过去发生的客观存在，它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历史是靠着记录历史的史学家呈现在人面前的。能记叙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有对历史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喜爱，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写作动机和高尚的品德，有忠于历史的使命感和秉笔直书的责任感，有面对各种纷繁复杂史料的极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有搜集到方方面面史料的能力，有较高的文字表达天赋，有对历史的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悟，有对于逝去事情过去的人的敬畏，有一种真正对生命的尊重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笔者才疏学浅，生性愚鲁，庶竭驽钝，但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敬畏的心去解读历史，还原历史。说回努尔哈赤。那么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因为只有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我们才有必要考证出究竟，如宋教仁究竟是不是被袁世凯杀害的，吴三桂究竟是不是因为陈圆圆才冲冠一怒的，等等。舍此之外，许多细枝末节，我们观其大略即可，因为哪怕真考证出来努尔哈赤和自己的妃子在床上的这段话的真相，那对我们的国家又有何用呢？先秦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内容已然不可考，而清史因为资料汗牛充栋，卷帙浩繁，浩如烟海，故而许多事我们都能搞清楚，本书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整个清史中涉及对重大历史人物定性的事件逐一考究出真相和最原始出处，尽全力接近历史本来面目。关于努尔哈赤与自己的妃子在床上这段话，咱们翻过去。现在，时间已到了第二天拂晓，此时敌人联军已经快进至古勒山，就是当初努尔哈赤的姥爷、舅舅覆灭的地方。努尔哈赤对部下说：“敌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战斗力不强，只要打死对方几个头目，就不难取胜。”说罢他派额亦都到古勒山迎敌。额亦都先示弱诱敌。叶赫联军首领、贝勒纳林布禄见额亦都所部是老弱病残，在马上大笑：“这样小妮子，也想跟我打，建州女真的气数尽了。”言未毕，叶赫部贝勒布塞说：“都说建州强盛，看这等老弱病残，我们派一队人马就可杀他个片甲不留，您可回帐休息，根本不用亲自出马。”纳林布禄大喜，说：“你去迎战。”布塞率军迎战，额亦都佯败。布塞一马当先，乘势追赶，追至山口，此时一阵杀声传来，建州一部兵马杀出，布塞正后悔自己的冒进时，科尔沁部明安来增援，额亦都见布塞得了援军，就率军撤退。布塞见额亦都撤退，便全然忘记自己刚才的冒失，又继续率军追赶，科尔沁部紧随，越走山路越险，突然又一股建州军杀出，将布塞和科尔沁部分割包围，刚才撤退的建州军也掉头杀回来。布塞顿时大乱，战马也被横木绊倒，此时有一将持刀突入，一刀砍死布塞，明安急忙退走。努尔哈赤在高处俯瞰战局，见三万敌军状如长蛇，但这些敌军却无端感到风声鹤唳的恐惧，长蛇阵很快混乱不堪。努尔哈赤始终注意着战局，联军的混乱自然逃不过他那双顾及全局的眼睛，他见时机成熟，就下令吹响螺号，刹那间伏兵四起，建州军漫山遍野杀来，截断联军退路。在一片掩杀声中，成百上千人倒地，满山黄土、遍地枯草都染上了鲜红的血，人哀号，马嘶鸣，响彻山谷。激战中，明安拼命狂奔，忽然“扑通”一声，马掉进了泥里，明安急忙下马，连滚带爬地跑了。努尔哈赤令全线追击，山上山下，丛林河谷伏兵四起，骑兵呼啸，矢石如雨，杀得叶赫部人仰马翻，山谷殷红，但叶赫部也不是白给，他们也顽强地抵抗，于是双方刀枪相碰，没有尖叫，没有呻吟，一刀必死，一枪致命，双方都不会给对方留下任何生机，绝不会让对手在死前还残存哪怕一分力气。这场战役中，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母亲的怀抱中，在马背上，目睹了古勒山之战，皇太极不会懂得，也不会记得，那刀枪箭镞铁蹄下的血肉之躯，那胜者的狂笑与败者的呼号。他不过把颠簸的马背当作了舒适的摇篮，把激烈的厮杀当作了热闹的玩耍。纳林布禄在帐中正等着捷报，却听到外面喊声震天，急忙上马出去看，正遇一员大将，满脸杀气，手持大刀，旋风般杀来，来者正是努尔哈赤。纳林布禄忙拔刀迎战，打了四个回合，根本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眼看就要被砍死，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前来救援，纳林布禄刚抽出刀来，布占泰就被努尔哈赤生擒。纳林布禄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走。此战叶赫联军共四千人被杀。战后，努尔哈赤说：“生人之名，胜于杀人。”将布占泰释放，至于战死的叶赫贝勒布塞，努尔哈赤将他的尸体砍成两段，一段自己留下，另一段还给叶赫部，纳林布禄见到布塞的半截尸首，吓得半死，不久就真死了。从此，努尔哈赤与叶赫部之仇恨不共戴天。布塞和纳林布禄相继死后，叶赫部布塞的儿子布扬古、纳林布禄的弟弟金台石继为贝勒。此时努尔哈赤乘胜向叶赫部发起进攻，布扬古和金台石只得求和，布扬古提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金台石也表示愿意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的儿子代善为妻。努尔哈赤一听东哥要成为自己的女人，大喜过望，东哥虽然名字叫哥，但与东北的彪悍女截然不同，她是叶赫部的公主、布塞的女儿，是个软妹子，有“满蒙第一美女”之称。东哥出生时，叶赫部的萨满（巫师）曾评论说：“此女可兴天下，可亡天下。”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果然成为一代绝色美女，因为她，有四个部落灭亡了，整个海西女真的天下都间接因为她一人而灭亡。努尔哈赤久闻东哥艳名，马上退兵，并向上天滴血盟誓，如果与叶赫部再战，则天诛地灭。但东哥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发誓死也不嫁杀父仇人努尔哈赤，并说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当众毁约，并向海西各部征婚，只要杀死努尔哈赤，就把东哥嫁给他。努尔哈赤大怒，本想再征讨叶赫部，但明朝此时接替李成梁的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不可再擅自讨伐，此时努尔哈赤还没有与明朝翻脸的资本，于是便罢兵，一场战役被扼杀在萌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贝勒金台石趁机率兵将哈达部劫掠一空。哈达部贝勒猛骨孛罗只好向努尔哈赤求援，表示愿意将三个儿子送到建州女真作为人质，请求努尔哈赤出兵。努尔哈赤当即同意出兵。叶赫部布扬谷得知消息后，给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说愿意将东哥嫁给他，只要他抓住努尔哈赤。咱也不知东哥到底有多漂亮，猛骨孛罗也不掂量一下，别说抓住努尔哈赤，就是惹努尔哈赤一下他都惹不起，为了东哥，让自己的小脑袋痛快，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大脑袋搬家。猛骨孛罗很快同意布扬谷的提议，努尔哈赤得知后大怒，当即发兵讨伐哈达部。最终哈达城破，猛骨孛罗被俘，哈达部灭亡。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一个部落。哈达部世代居住的柴河、三岔、抚安三地被努尔哈赤占领，叶赫部鉴于此三地的战略地位，便向明朝报告，说不应让努尔哈赤占据这些战略要地。于是明朝辽东都督佥事令努尔哈赤撤出柴河、三岔、抚安三地，努尔哈赤只得遵命。长期征战，没在任何军事学院培训过的努尔哈赤也总结出自己的一点军事理论。《清太祖实录》记载他曾说：若敌众我寡，我军须伏于隐僻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其诱而不来，详观其城邑之远近，相距若远，即尽力追袭，近则直抵城门，使自拥塞，而掩杀之。倘我兵止一二固山（满洲军队编制，一个固山7500人），遇敌兵之众，勿令近我，即回觅大兵，然后寻敌所在，若止二三处兵，须酌量之，此乃逼敌野战之法。至于攻城，当观其势，若可下，则令兵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拔而回，反损名矣。从1583年到1626年，努尔哈赤四十多年军事生涯其实就是这套打法，加一起不超过两百字。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最实用，写出几十万字长篇大论军事著作的人兴许上战场第一仗就尿裤子。精明的努尔哈赤虽然屡战屡胜，但面对明朝他却一直在装孙子，他先后于公元1590年、1592年、1593年、1597年、1598年、1601年、1608年、1609年八次亲自来到北京觐见万历皇帝，满载人参、貂皮、东珠（产自东北的珍珠）向明朝朝贡，这不仅是在证明自己对明朝的忠顺，也是借明朝的声威抬高自己，此外他还沿途留心地形，绘制地图，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努尔哈赤不断进行女真统一战争的同时，李成梁在干什么呢？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李成梁保举努尔哈赤为“正二品龙虎将军”，从此努尔哈赤成了明朝的二品武官。当然这一点只能在明末史料中见到，清廷日后修史时尽一切可能抹去努尔哈赤臣服明朝的所有痕迹。除了给努尔哈赤升官外，李成梁废除了与建州女真接壤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也是辽东重镇抚顺、清河的唯一屏障，只要丢了宽甸六堡，辽东就完全暴露在女真铁骑的兵锋之下。古语云：“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在古勒山之战时，女真士兵已经满万，此时，就等待着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的时刻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废除了已经有六万住户的宽甸六堡，宽甸六堡当初本身就是李成梁上奏朝廷请求修建的，被熊廷弼称作“八百里新疆”。一堡经管一段辽东长城，迫近女真根据地，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此时宽甸六堡没有大军压境，没有粮食饥荒，真不知李成梁在想什么，难不成他真跟努尔哈赤串通好了，自己废掉宽甸六堡，让努尔哈赤进取辽东吗？显然不会，那李成梁究竟想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此时李成梁已经八十岁了，老迈昏庸，加之日日有两千美女陪伴，脑子总在想裤腰带上的事，自然糊涂。宽甸六堡被撤，六万多户人家从那里撤进辽东。有人只因为不愿意离开就被李成梁像杀猪一样地杀掉。李成梁的实际作用就像是努尔哈赤肚子里的蛔虫，努尔哈赤崛起期间，他修了宽甸六堡挡住明帝国的视线，不让明帝国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努尔哈赤快统一女真了，快进取辽东了，他就立即把墙拆除，实质上给努尔哈赤提供了方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就在宽甸六堡被废除的次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了自己的七个叔叔，自立为贝勒，他的残暴使得自己众叛亲离，许多部众都逃到叶赫部去了。拜音达礼因为辉发部实力远远弱于叶赫部，便不敢对叶赫提出要求要回部众，只好向努尔哈赤寻求帮助。努尔哈赤因为东哥这个要到手的美女飞了，现在只要是打叶赫他就出兵，于是他二话没说就率军帮拜音达礼收复了叛离他的辉发村寨。叶赫部布扬谷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辉发部拜音达礼。拜音达礼也早就知道东哥的如玉美貌，便立即与努尔哈赤断交。真不知道那个年代人们都怎么想的，东哥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人们就凭着传言中她的美貌，连照片或画像都没见过，就能为她做出涉及自身部落前途命运的决定，这到底是为什么？抑或是此时的女真部族真的还处在很单纯的时代，像古希腊城邦那样，为了海伦这一个美女可以征战十年？拜音达礼跟努尔哈赤断交了，就在家等媳妇呢，可是事实证明拜音达礼只能是做梦娶媳妇，因为叶赫部压根儿没履行诺言，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嫁给辉发这种弱小的部落？拜音达礼没招了，只能派人厚着脸皮再次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毕竟是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拜音达礼既往不咎，因为他的既定战略就是尽一切可能削弱自己在女真最大的威胁——叶赫。努尔哈赤很爽快地答应出兵叶赫，这次为了拴住拜音达礼，努尔哈赤提出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叶赫部首领布扬谷论打仗是一塌糊涂，他的唯一必杀技就是自己的妹妹东哥，他又把东哥推出来了，允诺将东哥许配给拜音达礼，来换取他与努尔哈赤断交。其实努尔哈赤的女儿长得应该还不错，但拜音达礼的梦中情人，也是整个女真男人的心中女神只有东哥，于是拜音达礼毫不犹豫地毁了跟努尔哈赤女儿的婚约，答应叶赫部，跟努尔哈赤断交。对努尔哈赤这样的纯爷们而言，你可以玩我，但如果看不起我女儿，那你就是作死了。本着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原则，死亡果然就来到了拜音达礼这里，努尔哈赤率军攻灭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二个部落。此时海西女真的辉发部和哈达部已经灭亡，除了叶赫部外，硕果仅存的乌拉部与努尔哈赤有联姻关系，引起了叶赫的不安。于是，布扬谷许诺将东哥嫁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此时布占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但他仍不满足，还是希望拜倒在此时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的石榴裙下，他答应迎娶东哥。努尔哈赤大怒，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向叶赫部求救，将自己的女儿、儿子都送到叶赫作人质，但是叶赫部布扬谷却并没有派兵相救。努尔哈赤攻灭乌拉部，布占泰死里逃生投奔叶赫。已经是光杆司令的布占泰当然没有资格娶东哥了，不久布占泰便郁闷而死。这是因为东哥而灭亡的第三个部落。至此，除了东哥所在的叶赫部外，整个海西女真都因为东哥的婚配问题而被灭了，而努尔哈赤则已基本统一东北。乌拉部完了，布扬谷对于自己妹妹的婚事也真开始着急了，他决定将东哥许配给蒙古首领暖兔部（喀尔喀蒙古部落之一）首领的儿子吉赛，但东哥看不上吉赛，坚决不同意。吉赛很不高兴，你都三十三岁了，十三岁的女孩是樱桃，好看不好吃，二十三岁的女孩是苹果，好看又好吃，三十三岁的女孩是西红柿，你还当自己是水果呢？于是吉赛威胁说要进攻叶赫部。布扬古这次虚了，蒙古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自己的妹妹已经三十三岁了，再不出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于是布扬谷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喀尔喀蒙古最强者达尔汗的儿子——莽古尔岱。这一次，东哥终于同意了。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的消息后，想出兵攻打叶赫，但明朝担心努尔哈赤势力太大，于是明朝出兵保护东哥，援助给叶赫部兵马、火炮。此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准备好与明朝翻脸，于是没有出兵，但他诅咒东哥：“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因为她已经亡了三个部落，她死期将至矣。”一年后，果如努尔哈赤的诅咒，东哥病死他乡。女真版夏姬结束了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毕竟东哥已经三十三岁了，女神形象在努尔哈赤心中其实早已破灭，努尔哈赤出兵就是为了彻底灭掉叶赫部，他心里怕是早已忘记昔日娶东哥的强烈愿望了，但他一刻也没忘记的是建州女真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努尔哈赤渴望把自己的功业万代传承，而女真人此时却还没有文字，文书都用蒙古文来写，许多满语词汇用蒙古文无法表达，于是1599年，努尔哈赤令人创制满文。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是在仿照蒙古文字母，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万历三十年（1602年），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每三百壮丁为一牛录，一个牛录的“一把手”叫牛录额真（汉语意为佐领），每五个牛录编为一甲喇，“一把手”为甲喇额真（汉语意为参领），每五个甲喇为一固山，“一把手”为固山额真（都统），一个固山就是一个旗。努尔哈赤设四个旗，分别为红旗、蓝旗、黄旗、白旗（中国古代白旗不代表投降）。1615年努尔哈赤增建为八旗，以原先的四个旗为正红旗、正白旗、正黄旗、正蓝旗，新增镶红旗、

好处的招抚，通过向百姓明示恩赦与剿杀之间的抉择，使一大批民众归顺了朝廷。孙承泽说，刘的治理如此出色，使这一地区变成了北京的西南屏障，使京师免受侵害。不幸的是，正当孙承泽把刘芳久作为楷模加以推崇之时，朝廷得到报告说，霸州的绿林劫掠过路行旅。南去的干线现在实际已被切断了，明朝末期京师因隔绝而陷入瘫痪的状态又将重演，朝廷担心与正在平定山东与天津的军队失去联系。或许就是因此，多尔衮对孙承泽的奏言才如此震怒：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至京以来，霸州一带土寇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多，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循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多尔衮决意采用更强硬的手段，支持更严厉的清剿政策。1644年9月17日，多尔衮颇有兴趣地阅读了都御史、四川人柳寅东的奏折。这份奏折说，清除威胁北京周围交通的盗寇如此之难，原因之一就是北京与天津之间茂密的丛林为盗寇提供了藏身之所。共同承担平定顺天地区的柳寅东、宋权和张容琪提供了一个耗力巨大的方案，就是把该地区大路与运河两旁所有的密林全部砍光。多尔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给当地民众三天时限去完成这一任务。如今北京至天津之间那几乎是光秃秃的平原，就是摄政王这一强硬决定的产物。对盗寇义军采取的强硬对策，部分地也是对1644年9月、10月间遍及中国北部的武装反叛浪潮的反应。忠明分子也乘机活动。面对天津地区、山东西部与河北南部再次出现的反清骚动，多尔衮决定在山西采取守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他派去平定山西的吴惟华曾报告说，没有吴三桂或洪承畴的重兵支援，不可能从大顺军手中夺回太原。多尔衮对这一请求的对策是，去努力争取更多的山西前明军队投顺清廷。除了已经投降了的姜瓖之外，唐通也是山西的军阀分子，他的军队占据着这个省份的西北一隅，驻守于宝德。唐通曾经把大同拱手交给了李自成，并曾与起义军一道在山海关与吴三桂和清军大战。在李自成弃城西逃时，他意识到大顺的军队已经崩解离析，所以拒绝与李自成同去陕西，而是转军抢占了宝德。当多尔衮收到了吴惟华悲观的报告后，便致函唐通，欲以恩赦和官爵为条件，换取他的合作与反对大顺。这封信由高勋送达了唐通手中。唐通告诉高勋，他已经准备投降多尔衮，并愿为朝廷剿灭此地的盗贼。高勋随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朝廷。但高勋很快就明白了，这位军阀投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利用朝廷的帮助以控制他自己的势力范围。1644年10月17日，高勋收到了唐通的塘报，大顺军余部正越过陕西府谷的边界进攻宝德要塞，唐通急需援助。高勋随即将这一事变上奏多尔衮，并要求加派一支七八千人的轻骑兵以为增援。很明显，山西的危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是难以平定的。但出于北京的利益，多尔衮知道，他的军队在平定京城东南更为危险的局势之前，不可能对山西提供外援。

抵抗活动的再起

1644年6月，金砺平定了天津附近的一场起义；但到了10月份，起义在这里又爆发了。这时的提督军务、巡抚是雷兴。当忠明分子李联芳发动起义后，雷兴采取了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但尽管李联芳不久就被追杀而死，起义却一直蔓延到天津东部的沿海地区，在“梨瓜张三”（即张承轩——译者）的领导下，声势日益浩大。首先派往这个“势如鼎沸”之地的一支正红旗军，全军覆没了。但雷兴随后又从保定引来了增援部队。这支“重兵”到达后，以武力控制了这一地区，逮捕了嫌疑犯，严刑拷问各支“贼党”的首领姓名。每当不幸的俘虏们（他们往往被刑讯致死）供出了一个“贼营”，就立即派军前往屠杀，掠走妇女与牲畜，无一幸免。雷兴的“平定”是如此的残酷，以致朝廷中的主张招抚者不由得又加强了活动。最后，天津的官员受命制止士兵的劫掠。至此，起义大致上被平定了。在更南的山东地区，最初已在乡绅领导下得以抚平了，但随后又爆发了抗清斗争。已经效力于北京的淄川名流孙之獬，在回到家乡时被农民起义军杀死。这些起义军洗劫了这个富庶的地区。当李自成的前部将赵应元攻占山东中部的青州并把降清者处以极刑之时，曾经促成孙之獬与其他重要乡绅归降的巡抚王鳌永，也被杀死了。新任巡抚方大猷（原文误为方大献——译者）发现，当清朝在衮州的统治风雨飘摇之际，即使是北京豪右领导的、由乡兵义勇精心组成的保安系统，在镇压地方起义时也同样软弱无能。当方巡抚率领乡军进攻结垒于嘉祥的运河附近的满家洞的反抗者时，他发现义军的堡垒是如此众多、如此坚固，以致在没有朝廷的援助时就无法扫平。而朝廷，至少在他看来，是忽略了他的请求。他抱怨说：“臣无饷、无兵、无马，屡请未下，力不从心。”当然，他又赶快向朝廷表明：“职虽手无一兵，亦勉力招募技勇，相与犄角，务伐狡谋。”但乡军是步兵而非骑兵；而任何人都知道，大部分“贼寇”害怕骑兵。因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朝廷命令李化熙指挥的一支山东骑兵部队转头增援。这时李化熙是陕西总督，身在潼关。由于“擎天王”李文盛领导的2万满家洞起义军对附近的大运河构成了威胁，方大猷便向河道总督杨方兴求援。杨方兴立即得知了方大猷的报警，并明白方巡抚对危险的估计毫不夸张。他认为，威胁已如此严重，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立即进“剿”，然后再加之以“抚”，实行赦免；朝廷对此已无须再加讨论了。根据自己的总督权力，杨方兴立即去向北直隶的守备军借调700名汉人骑兵。在等待骑兵到来的同时，他又派了探子去侦察满家洞的义军防务。杨方兴花了一个多星期征集士兵。10月10日左右，一支马步混合部队由沂县向北进发。沂城是驿道与运河之间的一个驻防城镇，处于杨方兴的管辖之下。在进军途中，他又从乡兵中得到了新的增援，这样，当到达满家洞并开始进攻起义军之时，他们已是一支很庞大的军队了。清兵装备了弓箭，用以对付起义军的长矛绰绰有余。方大猷是正确的：在帝国骑兵的冲击下，起义军四散溃逃，又被四周埋伏的部队逼回山上，在弓矢下死伤数千。有时，某些较大的团伙仍然在顽抗，但多数情况下起义军化整为零逃回各自的营中，所以官军不得不逐一清剿。起义军企图逃入深山，许多人确实也带着马匹粮草逃走了，但另一些人则在截击中被消灭。“擎天王”就是这样死的，他离洞后身中三箭而亡。还有些人向那些“集”（堡垒）中的某一个逃去。清军通过盘问乡约，发现了其中的两个，即大义集与合义集，并将之包围起来。杨方兴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加以扫荡，总共攻占了28个集，杀死了成千上万的起义士卒。那些交出了武器战马的投降者，据称是“改邪归正，各归旧业”了。大约还有万余起义军在其他地区活动，但是乡勇正在平定他们。到了11月21日，杨方兴令其部下停止焚烧村庄。与此同时，叛乱已蔓延到了中部与东部。在青州，忠明分子打出了弘光皇帝的旗帜。尽管李化熙不愿让其人马从与大顺军对抗的前线调回，但最后朝廷仍决定接受方大猷的建议，为之提供增援。1644年10月16日，和讬率领的一支精锐的满洲骑兵，和李永芳的儿子李率泰统领的汉军正蓝旗旗兵，受命从宁远驰援山东。在12月中，他们在青州进攻杨威和秦尚行，在高密进攻张舆，在章丘进攻丁维岳，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到了1645年2月，这些新的驻防军消灭或击溃了兖州北部的大部分起义军，迫使其转入地下，或越过省界进入了北直隶南部。北直隶南部一直被视为一个尚未平定的地区。该省的这一部分处于河南山东之间，几乎接近了黄河。从经济上看，它构成了两个相邻省份商业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河北的商业区的一部分。大名府坐落在黄河平原腹地，与那些忠明的、与南明有经常联系的河南义军营寨非常接近，与多次被大顺军占领的山东也相距不远。在1644年夏季，赵二良（他后来得到了河南义军首领苏子兴的支持）领导的一支忠明部队占领了大名；同年8月，在清军控制了这座城市以后，它仍遭到数千大顺军队的威胁，一度还被攻占。正如当时负责收复这一地区的清军将领所言，这里没有可靠的官员负责防务；没有战马与供给。所以，如果没有真定从北面支援，便无法镇抚民心以控制这一地区。北面真定府诸县处于犬牙交错、群山重叠的太行山区，在清人征服的第一年夏秋时节，这里的“民心”相当动荡不安。赞皇、井陉、获鹿和灵寿等县镇的官员报告说，“奸宄顽凶”，啸聚山头，抢走牲畜，掠走妇女，杀害行人，还不时攻打县府。井陉——由此可经固关抵达太原——在8月3日，千名官军进剿山区后，恢复了安全。然而到了9月4日，探马便向保定的兵备道署报告说，百姓声称看到大顺残部和“流贼”越过山西省界，正在通过真定地区。这些报告很快得到了证实，一位由姓刘的军官所指挥的2000名大顺义军正屯驻于真定。显然，保定的巡抚没有给井陉县官以必要的警告（平山等山区的许多乡绅已在此寻求避难了），因为9月21日，当一支声称是固关官军的部队叩门求进时，知县便打开了城门。这支部队来到县衙之前，突然拿下了县令，并杀死了县吏和一个游击。原来，他们就是来自真定的大顺军队。如今他们不仅控制了真定，而且也控制了固关与井陉县府。在得知了北京与山西省会的干线已被义军占据之后不到两周，朝廷又收到消息说，山东的义军已同河南忠明武装领袖苏自兴联为一体了。自封为将军的王鼎铉率领所谓的“大元军”已攻占了内黄，席卷顺德、广平和大名，势如燎原之火。如今，河北西部与南部都成了危险地区，显然已是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多尔衮任命王文奎（原作沈文奎，误——译者）为全面负责戡乱的保定巡抚。在一开始，王文奎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招抚”政策，即招诱起义军投降并给予赦免和奖赏的政策。1644年11月，他呼吁“剿抚”，并争辩说，西部与南部的形势已变得如此不可收拾，以致当地县官完全落入了“贼寇”的控制之中（这些“贼寇”许多已被赦免过）。这些县官是如此地软弱与恐惧，以致不敢派人到保定求援。只有对这种“暴匪”实行坚定不移的暴力镇压政策，才能重新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否则的话，“暴匪”将继续控制着乡村。刘余祐是只杀首恶、安顿胁从的“能抚”政策的倡导者，他反对王文奎的主张。12月3日，他向多尔衮呈上了一件充满指责之语和谄媚之词的奏折。他指责一些官员“谬承上眷”；而他自己则“矢捐顶趾，酬报天恩”，正为平定问题与同僚“朝夕密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惊慌失措。至今，河北中部正在得到平定，大名的法纪与秩序正在一乡一乡地得到恢复。固然，真定的一部分被起义军占领了；但情况并不如某些人谎报的那么绝望。轻率地命令地方官变招抚为剿灭，只能使更多的良民转而支持起义军，这正中其下怀；而良民在被逼之下将尽成“贼党”。唯一明智的而且在过去卓有成效的政策是，对大小起义首领晓以福祸，“令其解散归业”；他并不否认，对某些暴徒来说，劫盗就是其唯一的职业。对这种怙恶不悛者加以诛除是完全必要的；但还有许多名为叛党的人仍有自新的可能，能够重作良民安居乐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社会升平打下基础。刘余祐说局势正在改善，反对惊惶失措，这无疑是对的。但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剿”、“抚”并用，软硬兼施。例如，王文奎便主动采用软化政策，说降了本地“贼党”首领赵崇阳。赵崇阳给了王文奎巨大的帮助，使他得以缉获或斩杀了其他土匪头目，找到武器的藏所，扫灭了罪在不赦者，并使其他人还乡重操良民旧业。另一方面，真正的政治性的起义军则被严厉镇压。两名保定人赵建英和钱楼，立了一位皇帝，并任命了一批“伪”官。他们遭到了镇压，并连同其下属均被无情地剿灭了。然而，真定的战略意义决定了它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由于这里的起义军控制着固关，派去收复赞黄的士兵就被命令在整个这一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剿灭的战役。其指挥官于成龙（原书误为丁成龙——译者）确实招抚了几个义军首领。但可以相信，控制这些零落分散的山村的唯一长远之策，就是对敌人实行严厉打击，并沿主要道路设置墙障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然而，官军只能在白天控制大路。时人赵恒夫有诗曰：“百里长墙拦贼马，绿林昨日绕官衙”。真定一直是一个动荡不定的地区。在后来的许多年中，这里还不断出现镇压山中义军的军事活动。在该省偏远的南部，主要采取的也是强硬的镇压政策。总兵王景、给事中邱茂华征集了一支军队。然后，他们扩大了赦免范围；但他们仍然得到了剿灭的命令，一大批人遭到了杀戮。这个地区惨遭破坏——“所过之地，目击市舍焚毁、遗民无几。”当军队经过大名之后，大部分地区的民舍化为废墟了。王景的军队进行了决定性的打击，持有“天定”印玺与旗帜的刘守分等起义将领被处死。然而，苏自兴等许多起义者，却逃到了河南，等待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但是不久，河北的南部与西部诸府重新落入了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开封与太原间的交通线也重新被打通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山东与北直隶在1644年11—12月间已暂时平定，因而政府得到了机会，可以集中兵力对西安的李自成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了。

李自成的最后失败

多尔衮计划用三支不同的军队进攻大顺。北路由阿济格统领，辅之以吴三桂和尚可喜部，通过宁武关直扑西安；同时，在南部，多铎派其一部渡过黄河，进攻许定国，辅之以孔有德和耿仲明部从河南进袭陕西潼关；在中路，叶臣与石廷柱率军出山西以保护其余两路。叶臣的满蒙部队来自多铎的军队，其装备不佳。最大的困难是军马补充没有保障，对此只能寄希望于从明军营防中获取。然而，营防中的马匹已被大顺军带走了，因此，清骑兵部队中只有半数的人有马骑。无疑，蒙古爱松古部的骑兵是一支令人胆寒的力量，这已被黄河河畔的平阳的那场屠杀所证明了。但是，叶臣之部真正的军事优长，是由张存仁这样的神炮手指挥的汉旗炮队，这对弥补马匹的短缺绰绰有余。从叶臣对这次战役的追述中可知，满汉军队在从固关到太原的进军途中，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各县镇望风而降。当他的军队抵达太原后，葡萄牙大炮立刻把陈永福及其人马轰出了这个省会。与固关太原之间的一马平川相比，通过大片山地沿汾河追击掉头逃亡的大顺军队，就没那么容易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廷柱，他和巴哈那一道，沿汾河清剿由汾州到平阳的地区，斩首4000多人，获战马约1000匹。三位大顺军将领（包括康元勋）及3000多士兵俯首归降。正如山西巡抚马国柱的简明奏报所述：我军遇贼于汾州，斩二千余级，获马千余匹；复追至青龙、永宁、黄河一带，贼仓皇投河，溺死者无算，又获马五百余匹，进至平阳，贼弃城遁走。1645年1月3日，多尔衮收到了叶臣的一份详尽的报告，叙述了清军自从越过直隶与山西之界后的战绩。总共平定了9个府、27个州、141个县；署置官吏，安辑流民。而且，在固山额真叶臣的军队到达之前，整个汉中府就已送来一份降书，卑辞纳款。此外，还有大批官员纷纷投入新朝怀抱，正如朝廷所希望的那样。沿途招降故明翰林朱之俊，员外郎董直愚、主事胡全才。指挥李升、游击黑有德。及从贼故明兵部尚书张缙彦、知县李若星，副将董学礼、康元勋、惠应召，参将马元，游击

熟，好像是干这个活计的行家里手。最后，她拔下一株长在后院一个角落的玫瑰，栽到坟墓上死者脑袋所在的一侧。她会再生吗，戴墨镜的姑娘问；她不会，医生的妻子回答说，但活着的人们需要再生，从本身再生，而他们不肯；我们已经半死了，医生说；我们还半活着，妻子回答说。她把锄头和铁锹送回小房间，收藏好，又扫了后院一眼，证实一切都井井有条；什么井井有条呢，她问自己，接着又回答说，死者和活人各得其所，这就是井井有条，而母鸡和兔子供一些人吃，同时它们又靠其他生物活着。我想给父母亲留下个记号，戴墨镜的姑娘说，只是为了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我不想让你失望，医生说，但是，首先他们必须能找到这个家，而这不大可能，你想想，如果没有个有眼睛的人领着，我们永远到不了这里；说得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不过，要是不给他们留下个记号，留下点什么东西，我会感到像是抛弃了他们一样；那么，留下什么呢，医生的妻子问；一件他们能用触觉认出来的东西，戴墨镜的姑娘说，糟糕的是我身边什么从前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医生的妻子望着姑娘，只见她坐在防火梯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搭到膝盖上，美丽的脸庞充满痛苦的表情，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肩头。我已经知道你该留下什么了，她说。说完，她快步爬上楼梯，回到家里，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截绳子回来了；你这是什么主意呀，戴墨镜的姑娘惴惴不安地问，她听到了剪刀剪她头发的声音；如果你的父母能回来，他们就会摸到门把手上挂着的一束头发，除了女儿，这头发还能是谁的呢，医生的妻子问道；听了你这句话我真想大哭一场，戴墨镜的姑娘说，她怎么说的就很快怎么做了，头伏到交叉放在膝盖上的胳膊间，立刻发泄出心中的悲伤，心中的怀念，还有对医生的妻子这个主意的感激，后来她又发现，不知道因为何种感情，她也在为一楼老太太痛哭，那个吃生肉的可怕的女巫死后亲手把钥匙还给了她。这时，医生的妻子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呀，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几乎总是表示死亡的象征变成了生命的标志，有一些手能够制造这样的或者更大的奇迹，医生说；亲爱的，人的需要无所不能，妻子说，好了，现在不要再谈哲学和幻术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生活吧。戴墨镜的姑娘亲自把那束头发挂在门把手上，你相信我的父母会发现它吗，她问；门把手是住宅伸出来的手，医生的妻子回答，可以说，这句话实际上宣布了这次探访到此结束。那天晚上，又是一个人读书，其他人听，没有别的消遣方法，可惜医生不是业余演奏家，比如说小提琴手，否则五楼就能听到优美的小夜曲，邻居们会满怀忌妒地说，他们要么生活得不错，要么麻木不仁，以为能通过嘲笑别人的不幸而逃过自己的不幸。现在，除了词汇的音乐之外没有其他音乐，而词汇，尤其是书上的词汇，悄然无声，即使这栋楼里有人出于好奇来到门口侧耳细听，也只能听到一个孤独的声音在窃窃私语，这声音也许像一条无限延长的细线，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合在一起，正如人们所说，便构成了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读过书之后已是深夜，戴黑眼罩的老人说，我们竟然落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听别人读书，我倒不抱怨什么，可以永远这样，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并非在抱怨，只是说我们现在仅仅有这么点用处，仅仅能听别人读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的人类的故事，靠这里唯一一双还明亮的眼睛，这是个偶然现象，仅存这么一双明亮的眼睛了，如果有一天这双眼睛也失去光泽，我甚至连想也不愿意想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我们与人类联结在一起的那根线就断了，我们与其他人在空间上就会永远隔绝，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盲人；只要可能，戴墨镜的姑娘说，我就怀着希望，希望找到我的父母，希望这个小男孩的母亲出现；你忘了说大家的希望；什么希望；恢复视力的希望；有些希望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告诉你，要不是有这些希望，我早就不想活了；你给我举个例子；重见光明；这个例子我们早已经知道，再举一个；我不说；为什么；你不会感兴趣；你怎么知道我不感兴趣呢，你以为你很了解我，你自己就能决定我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不感兴趣吗；你不要生气，我无意惹你不高兴；所有男人都一个样子，他们以为从一个女人肚子里生出来就知道女人们的一切事情；对女人们我知道得很少，对你更是一无所知，至于男人，现在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是个老人，独眼老人，并且双目失明；你再也没有别的自责的话可说了吧；多得很，你想象不到，随着一年年过去，我自责的事越来越多，或者说，自责的黑名单越来越长；我还年轻，但却已经完蛋了，你还没有做过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坏事；既然你从来不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你怎么会知道呢；对，我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你为什么以这种口气重复我的话呢；什么口气；就是这种口气，我只说了从来不曾和你一起生活过呀；口气，我说的是口气，你不要佯装听不懂；不要追问了，我求求你；非追问不可，我必须知道；我们接着谈希望吧；好，接着谈；刚才我拒绝举出的那个关于希望的例子是；是什么；我自责的黑名单上最后一项；请你解释清楚，你这些谜语我猜不出来；一个荒唐古怪的愿望，就是我们不要恢复视力；为什么呢；为了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你是想让我们所有人还是只和我一起生活下去呢；请你不要逼着我回答；如果你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倒也可以逃避回答，大家都这样做嘛，但你亲口说过，你是个老人，既然是老人，活了那么多年，总不该闭口不说实话，回答吧；我和你；那么你为什么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呢；你想让我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说吗；我们这些人当着彼此的面曾做过最肮脏最丑陋最令人恶心的事，可以肯定，你要说的不至于比那些事更糟糕吧；既然你愿意，那我就说吧，因为我还是个男人，喜欢你这个女人；表示爱情竟然这么难吗；到我这个年岁，最怕别人笑话；你并不可笑；忘掉这件事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忘掉，也不想让你忘掉；岂有此理，你逼着我说了那些话，现在却；现在轮到我说了；你不要说以后会后悔的话吧，想想我刚才说的黑名单；如果今天我真心实意，明天后不后悔又有什么关系呢；住口；你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也愿意和你一起生活；你疯了；从此我和你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一起生活，如果不得不离开我们的朋友们，我们也仍然一起生活，两个盲人会比一个盲人看得清楚；荒唐，你并不喜欢我；喜不喜欢算得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只是和男人们睡过觉；你这句话证明我说得对；不对；刚才你说真心实意，那么你回答我，你真喜欢我吗；喜欢，喜欢到足以想和你一起生活的程度，这还是我头一次对人说这句话呢；假如你在这之前遇到我就不会说这句话了吧，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半谢顶，头发白了，一只眼上戴着眼罩，另一只患了白内障；如果我还是原来那个女人，就不会，这我承认，但说这句话的是今天的我，是今天这个女人；我们等着看明天你这个女人说什么吧；这么说你是要考验我；哪里话，我算什么人，怎能考验你呢，这些事要由生活决定；其中一件它已经决定了。他们这些话是面对面说的，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盯着另一个人那双失明的眼睛，两张脸都激情洋溢，涨得通红，一个人把话挑明，另一个人表示愿意，于是两人都同意他们开始一起生活的决定，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伸出两只手，但仅仅是把手伸出去了，不知道伸往哪里，结果碰到了戴黑眼罩的老人的手，老人轻轻把她的手拉到自己身边，这样，两个人坐在了一起，当然，对他们来说这不是头一次，然而现在这次是在他们都表示同意之后。别人谁也没有评论一句，谁也没有道声祝贺，谁也没有祝愿他们永远幸福，确实，现在不是举行什么庆祝活动或者憧憬未来的时候，他们做出决定的时刻显得如此庄重，如果有人以为只有失明的人才能有这样的举止，那么他的想法不会令人吃惊，另外，沉默是最好的欢呼。这时候，医生的妻子用几个沙发垫在走廊上搭起一张相当舒适的临时床铺，然后把斜眼小男孩领到那里，对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睡觉。至于客厅里发生的事情，一切迹象表明，在这头一个晚上，那天上午一只神秘的手为戴黑眼罩的老人洗背的事件一定会真相大白，当时有那多么水在他身上流过，滴滴都是圣水。17第二天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家里的食物不多了，必须出去转一趟，我想今天去头一天去过的那个超市的地下仓库看看，如果到现在谁也没有发现那个地方，我们就能备足一两个星期的食物；我和你一起去，再叫上他们当中一两个人；我想最好是只我们两个人去，更方便一些，并且也不至于有走失的危险；你负担这六个不能自理的人，能支撑到什么时候昵；只要我还挺得住就支撑下去，不过，确实觉得力不从心了，有时候我甚至想失明，和其他人一样，不比他们承担更多的义务；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你，一旦没有了你，我们真的要第二次失明，多亏有了你的眼睛，我们才稍好一点，没有完全失明；只要还能做这些事，我就尽力而为，我只能许诺这一点；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已经不能为世界做任何善事和有用的事，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像他说的那样，干干脆脆地离开人世；他，指的谁呢；昨天那个幸福的人，我想他今天不会再那样说，改变主意最好的理由莫过于坚定的希望了；他已经满怀希望了，但愿这希望持续下去，听你的口气似乎有点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好像有人拿走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是指我们在那个可怕的地方时我与那姑娘之间的事吧；对；你该记得，是她去找我的；你记错了，是你去找她的；你敢肯定吗；我没有失明；我可以发誓；发誓也是假的；奇怪，我们的记忆力怎能这样不中用呢；这不难证明，主动送上门来的东西比我们争取来的东西更加属于我们所有；她后来也没有再找过我，我也没有再找过她；你们如果愿意可以在回忆中相会，记忆的用途正在于此；你这是忌妒；我并不忌妒，即使在那一天我也没有忌妒，只是可怜你，可怜她，也可怜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还有多少水；情况不妙。两个人草草吃了几口东西，权作早饭，不过心情倒也愉快，因为他们用谨慎的笑吟吟的暗语谈论着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用词隐晦，提防在场的小男孩听懂，想到在检疫隔离期间小男孩亲历过的难堪场面，这防范措施显得古怪多余，后来医生的妻子和丈夫出了门，这一回只有舔泪水的狗陪伴，因为它不愿意留在家里。街道的状况时时都在恶化。垃圾似乎在夜间的几个小时里成倍地增加，仿佛人们从外国，从尚过着正常生活的某个国度偷偷运来集装箱在这里倾倒，如果我们不是身在盲人的国度里，就会看到在这白色的黑暗中有幽灵似的马车和卡车来往，装满了废物，渣滓，残骸，化学废料，灰烬，燃烧过的石油，骨头，瓶子，内脏，旧电池，塑料，成堆的废纸，只是没有送来残余的食物，甚至连果皮都没有，不然，在等待好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果皮充饥。上午刚刚开始，但人们已经感到炎热。从巨大的垃圾堆里散发出的臭味像一团毒气云。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多种瘟疫，医生又说，谁也不能幸免，我们都束手无策；我们是一边遭雨打，一边挨风吹，妻子说；还不如下雨刮风呢，下雨还能让我们解渴，刮风会吹走我们身边一部分臭气。舔泪水的狗不肯安生，这里闻闻，那里闻闻，在一堆垃圾旁停下来研究了一番，可能里边藏着大量美食，一时找不到，若是它独自到了这里，肯定不会离开，但曾哭过的那个女人走到前边去了，它有义务跟上，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它再次舔干泪水。路很难走。在一些街道上，尤其是坡度最大的街道上，雨水曾汇成洪流，卷起汽车撞到其他汽车上，撞到建筑物上，撞开大门，撞碎橱窗，地上到处是厚玻璃的碎片。一个男人的尸体夹在两辆汽车中间，正在腐烂。医生的妻子转过眼去。舔泪水的狗走过去，但也被死神吓呆了，不过还往前走了两步，这时它突然毛发直竖，嗓子里发出一声令人肝胆俱裂的吠叫，这条狗的毛病在于和人类过于亲近，最终变得要和人类承受同样的痛苦。他们穿过一个广场，一群一伙的盲人停在那里听另一些盲人演讲，以此为乐，第一眼看上去他们都不像盲人，演讲者面向听众，说得情绪激动，听众面对演讲者，听得聚精会神。他们正在那里宣扬有组织的伟大制度的基本原则，私有财产，自由兑换，市场，交易所，税率，利息，据为己有，没收，生产，分配，消费，供给，匮乏，富有，贫困，传播，镇压，违法，彩票，监狱，刑法典，民法典，公路法典，字典，电话簿，卖淫网络，军火工厂，武装力量，墓地，警察，走私，毒品，获准的非法交易，药物研究，赌博，治疗和葬礼的价格，公理，借贷，政党，选举，议会，政府，凸形思维，凹形思维，平面思维，垂直思维，倾斜思维，集中思维，分散思维，逃逸思维，声带切除，词汇死亡。这里在谈论组织起来的事呢，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已经发现了，丈夫回答了一句，不再张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路口，医生的妻子去查看一个像十字架似的竖在那里的本市地图。超市很近了，就在这一带，那天她迷了路，疲惫地背负着那些因为运气好而装得满满的塑料袋，终于倒在地上哭起来，一条狗前来帮助她，安慰她，让她辨明方向，摆脱痛苦，现在这条狗就在这里，朝着靠得过近的几群狗低声吠叫，仿佛在告诉它们，你们骗不了我，赶快给我走开。沿一条街往左，再沿另一条街往右，看到超市的门了。只是门，也就是说，看到了门，看到了整个建筑物，但看不到人们进进出出，往常这些市场里时时刻刻都有蚁堆似的人群，这些市场就是靠巨大的人群生存的。医生的妻子担心发生了最坏的事情，对丈夫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恐怕里边连块饼干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不到有人进去，也看不到有人出来；可能因为他们还没有发现那个地下室；我也希望这样。他们俩是站在超市对面的人行道上说这几句话的，当时旁边有三个盲人，仿佛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医生的妻子没有发现他们脸上浮现的惊愕不安迷惑恐惧的表情，没有看见他们当中一个人张开嘴要说什么但马上又合上了，没有注意到他迅速地耸了耸肩膀；你马上就能知道了，估计这个盲人心里这样想。医生和妻子横穿马路，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已经听不见第二个盲人说的话了，他说，那女人为什么说她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有人出来进去呢，第三个盲人回答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刚才我绊了一跤的时候，你问我是不是没有看见踩在什么地方了，她也一样，我们都没有失去看得见的时候的习惯，我的上帝，这种话我们说过多少遍了，第三个盲人叹了一声。阳光把宽敞的超市最里边也照得亮亮堂堂。几乎所有的玻璃货架都倒了，地上除了垃圾破瓶子和空包装箱之外一无所有；奇怪，医生的妻子说，这里一点食物都没有倒也罢了，我不明白怎么没有活人呢。医生说，确实，好像不大正常。舔泪水的狗低声嗷嗷叫着，皮毛又竖起来。医生的妻子说，这里有气味；到处有臭味，医生说；不是臭味，是另一种气味，腐臭气味；莫非那里有死尸吗；我没有看见；那么大概是你的印象了。狗又呻吟起来。这狗怎么了，医生问；它神情紧张；我们怎么办；看看再说，要是有死尸我们就绕过去，这种时候已经不怕死人了；对我来说更方便一些，我看不见。他们穿过超市，来到一个走廊的门口，沿走廊就能到地下室仓库。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但不时停下来吠叫几声，呼唤他们，然后又接着往前走，这是它的义务。妻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的年代，这种友谊委实为稀罕之物。其次，从国家利益上来看，寤生已经在鲁隐公身上进行了巨额的感情投资，不仅奉献了泰山脚下的一座祊城，还将郑国将士用鲜血换来的郜、防两城也做了人情，赢得了鲁隐公乃至整个鲁国的尊重，使鲁国成为了郑国的坚强盟友。现在，随着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这些感情投资会不会付诸东流，鲁国下一步将何去何从，是继续与郑国友好合作，还是反目成仇，转而成为宋国的盟友？都是让寤生感到揪心的问题。第三，暗杀事件本身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躁动与不安。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不但王室的影响力呈直线下降趋势，诸侯的权威也屡屡遭到卿大夫阶层的挑战，前几年卫国的弑君悲剧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鲁隐公又死于非命，怎能不令同为诸侯的寤生感到兔死狐悲？鲁隐公的死，还得从鲁国的上一任君主鲁惠公说起。鲁惠公的元妃（嫡妻）孟子是宋国的公主。孟子没有生育，而且很早去世，鲁惠公便又续弦娶了宋国的另一位公主声子，声子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息姑，也就是后来的鲁隐公。虽然是续弦，声子本人的地位却不高，没有被立为嫡妻，反倒是鲁惠公后来又娶了另一位宋国公主仲子，成为了正牌的国君夫人。根据《左传》的记载，这位仲子公主，可以说生来就是注定要嫁到鲁国去当夫人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手掌心清清楚楚地写着“为鲁夫人”四个字。既然是天意，仲子长大成人之后，便义无反顾地嫁给了鲁惠公这个老头子，并且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轨，也就是公子轨。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轨被立为大子。但是，公子轨还没有成年，鲁惠公就去世了。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垂帘听政的说法，仲子也不好抱着个娃娃南面称君。鲁国的群臣们商议了一下，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决定先立息姑为君，替公子轨代理国事，并且约好，等到公子轨长大之后，再将君位奉还给他。息姑的身份，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隐公是他死后的谥号，“隐”代表的含义是：摄其政而不尸其位。三国同盟讨伐许国的时候，鲁隐公在位已经十一年，公子轨也已经十四岁。按照当年的约定，还政于公子轨的事情，按理说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鲁隐公愿意按照约定奉还大政，退居二线吗？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不愿意的。艺人到了年老色衰的时候，尚且频频出镜，不愿退出舞台，何况是万人之上的国君？大夫公子翚，也就是当年不听鲁隐公号令擅自率军参与围攻郑国的那位仁兄，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国君的大好时机，于是偷偷地跑去找鲁隐公，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请让我杀掉公子轨，您就不用考虑退位的事了！”当然，公子翚这么做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事成之后，鲁隐公任命他为鲁国的大宰。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互不相同，大宰一职在别的国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鲁国就是首席执政官，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人物。鲁隐公听了公子翚的建议，先是一愣，继而大笑。他对公子翚说：“这些年来，因为轨还年幼，寡人才勉为其难，代为摄政。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正打算尽快将君位奉还给他，因此早就派人在菟裘（鲁国城市）营造宫室，准备退位之后就去那里养老了。你说，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去哪里看鱼，应该不会再有人指指点点了吧？”公子翚讪讪而退。从鲁隐公宫中出来，他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害怕：如果鲁隐公将这件事告诉公子轨，等公子轨即位，还不把他整死？公子翚辗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来到公子轨的府上，对公子轨说：“昨夜国君将我召入宫中，交给我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公子轨冷冷地看着他。这位十四岁的少年与他那位憨厚的哥哥完全不同，眼神中总是带着一种旁人难以揣测的冷漠。“他……他要我将您杀死，并许诺我当太宰。”“那你为什么还来告诉我？”公子轨眼中掠过一丝惊慌，但很快掩饰过去。“您是先君的世子，鲁国的君位本来就应该是您的，我不效忠于您，难道效忠于他？”公子翚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他说得如此义正辞严，以至于自己都深受感动，差点流出了眼泪。听他这么一说，公子轨连忙正襟危坐，双手作揖恳求道：“请大夫救我。”“他既然不仁，您也不必有义。为今之计，只好先下手为强，我愿为您刺杀息姑……只不过，事成之后，您当上了国君，请别忘了我的功劳，封我为大宰。”公子翚说。“唔。”对于公子翚的要求，公子轨没有正面回答，反而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宫中禁卫森严，大夫打算在哪里下手？”“宫禁当然森严。”公子翚迟疑了片刻，“您想必也知道，每年秋天，他都要出宫祭祀钟巫，在别人家里过夜吧？”公子轨长长一揖到地，说：“那就托付给大夫了。”原来，鲁隐公还在当公子时候，鲁国与郑国发生过战争。鲁惠公派他带兵入侵郑国的狐壤，结果打了败仗，被郑国人俘虏，囚禁在大夫尹氏家中。鲁隐公以重金为许诺，买通了尹氏，并且在尹氏家族供奉的神祗钟巫面前发誓，只要能够平安回到鲁国，一定在鲁国树立钟巫的神位，年年祭祀。钟巫是位什么样的神，史料没有任何记载。大约当年的名门望族，都有古时流传下来的家族之神，钟巫便是尹氏的家族之神罢。鲁隐公在尹氏的帮助下逃回鲁国，将钟巫的神位也带回了鲁国，当了国君之后仍然信守承诺，每年都为钟巫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公元前712年十一月，鲁隐公再度祭祀钟巫，并在大夫寪（wěi）氏家中住宿，接受了寪氏的招待。当天晚上，公子翚派刺客潜入寪氏家，将鲁隐公刺死。当然，这笔账被算到了寪氏头上，寪氏全家都遭到杀戮。鲁隐公死后，公子轨在公子翚的扶持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鲁桓公。对于哥哥鲁隐公的死，鲁桓公没有任何愧疚之意，甚至没有按国君的礼节为鲁隐公举办一场像样的葬礼。但是，对于鲁隐公的盟友郑伯寤生，鲁桓公倒是毕恭毕敬，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新郑通报情况，要求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鲁桓公为什么急于讨好寤生？因为他的上台并不光彩，鲁国朝野对于鲁隐公的真正死因都心存怀疑，大家虽然敢怒而不敢言，心里面却不约而同地认为鲁桓公就是幕后真凶。在这种情况下，他急于得到王室和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郑伯寤生的承认显得尤其重要。另外，郑国和鲁国是盟友关系，如果他上台之后不及时向郑国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寤生必定会对两国的关系产生猜疑，很有可能利用其王室卿士的身份，打着为鲁隐公报仇的旗号，联合齐僖公对鲁国进行武力干涉，这是鲁桓公最怕看到的事情。鲁桓公的巴结正中寤生下怀。寤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坐地起价的好机会，于是派使者前往曲阜，一方面承认了鲁桓公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向鲁国人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当年我国承诺在许田祭祀周公，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再次提出这一要求，请贵国务必答应。”前面说过，郑、鲁两国交易祊与许田，祊已入鲁，许田却一直赖着未交给郑国。鲁隐公在位的时候，寤生对这件事绝口不提，等到鲁桓公一上台，他便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提醒鲁国人，现在该将许田移交给郑国啦。有求于人的鲁桓公没法拒绝这一要求。公元前711年三月，两国国君在卫国的垂地举行了会晤。鲁国正式将许田割让给郑国，而寤生为了表示自己的大度，不但没有要求鲁国支付利息，反而加送了一双玉璧，作为与鲁桓公初次会晤的见面礼。对于这件事，鲁国的史书是这样记载的：“郑伯以璧假许田。”假，就是交易。按照这种说法，许田不是郑国人主动要去的，而是郑伯用一双玉璧交换的。鲁国人爱面子，可以说是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鲁国人爱面子，郑国人就给面子，两国元首在垂地的会晤极其愉快，有甚于鲁隐公的年代。一个月之后，两国元首又在越地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举行了隆重的盟誓，誓言是：“渝盟，无享国！”意思是，谁违背了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大名之间签订盟约，仍基本采用这一誓言，可见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同年冬天，寤生对鲁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受到鲁桓公的热情款待。此时距鲁隐公之死刚好一年。一年的功夫，昔日的朋友已成旧鬼，而蓄谋杀死朋友的人，又成为了觥筹交错的新朋友——这真是应了邱吉尔先生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就在这个堪称“鲁郑蜜月”的冬天，在郑国的宿敌宋国，发生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件事，如果刊登在《壹周刊》之类的八卦杂志上，或许很合适。但它竟然煞有介事地记载在《左传》这样严肃的史书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父督，既不姓华也不姓华父，华父是他的字，督是他的名，古人名字连读，所以称为华父督。他是宋戴公的孙子，宋戴公是宋殇公的曾祖父，所以华父督是宋国的公室成员，论辈分则是宋殇公的叔伯辈。孔父嘉，就是前面说过的大司马孔父嘉。和华父督一样，孔父嘉也是名字连读，字孔父，名嘉。这个人在历史上因为两件事而出名，第一，他的老婆很漂亮；第二，他有一位后人，名丘字仲尼，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孔夫子。华父督看见孔夫人（姑且这样称呼她，虽然并不准确），可谓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后人无从得知当时孔夫人是否与他眉来眼去，但华父督已是三魂不见了七魄，以至于回家之后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但是他只能想，只能独自辗转反侧，不敢去找孔夫人，因为孔夫人的老公不好惹，是宋国的国防部长，手握重兵的实权派人物，深受国君信任的红人。但是啊但是，孔夫人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她的娇好面容和曼妙身姿在华父督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如醇酒一般被珍藏，而且偷偷发酵。一个月之后，公元前710年的正月，饱受相思之苦的华父督断然作出了一个冲动的决定。他派人袭击了大司马府，杀死了孔父嘉，将梦寐以求的孔夫人抢到了手。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就不只是一个八卦新闻，而是一桩政治丑闻了。宋殇公得到消息，勃然大怒。色胆包天的华父督这才想起害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带人杀入宫中，将宋殇公也杀掉了。如果说，鲁隐公之死曾经给寤生带来过一丝不安的话，宋殇公之死带给他的则全都是重大利好。这件事发生过之后没多久，华父督就向郑国派出了使者，请求郑国将公子冯送回宋国，继承君位。使者同时也向寤生表达了结束两国之间的争端、睦邻友好的愿望。公子冯被送到郑国，是公元前720年的事，至今已经有十年之久。因为有寤生这样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十年的流亡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苦，他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也不怕仇人动用数个国家的部队来取他的性命。但是，当宋国来的使者跪在他面前，举着群臣联署的文书，请求他回国当国君的时候，他反倒是吃了一惊，仿佛不相信命运会发生如此重大的逆转。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保护人，而寤生正一脸慈祥，如同老父亲一般看着他。他没有理会使者，反倒是跪倒在寤生面前，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没有您，我又怎么能够苟延残喘至今？这次有幸回国，得以延续祭祀祖先，宋国世世代代臣服于郑国，不敢有二心。”寤生微微一笑，将公子冯扶起来。他相信公子冯此时说的是真话，但他也明白，真话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别看公子冯现在感恩戴德，等到回国南面为君，能够在他寤生有生之年臣服于郑国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谈什么世世代代？公子冯回国之后，在华父督等人的拥戴之下顺利登上君位，成为了历史上的宋庄公。同年三月，齐、鲁、郑、陈、宋等国元首在宋国的稷地举行了高级会晤。会晤的主题，一是“以成宋乱”，也就是对宋国发生的弑君事件表示谅解，各国承诺不干涉宋国内政，尊重宋国人民的选择；二是承认宋庄公继承君位的合法性，认可他为宋国的最高领袖；三是确立华父督在宋国的首席执政官地位。“宋乱”之所以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宋殇公自即位以来，十年之间，发生了十一场战争。从战争的起因上看，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利，斩除公子冯；从战争的结果上看，丧师、辱国、失地、丢人。连年的战争使得宋国的人民疲惫不堪，早就无法忍受了。而孔父嘉作为大司马，对这些战争的发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难辞其咎。这两个人的死，在宋国朝野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大伙心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庆幸这连年征战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第二，公子冯原来就是宋穆公的大子，继承君位也在情理之中，再加上他在外流亡了十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第三，在华父督的操纵之下，宋国花了大本钱，对齐、鲁、郑、陈等国进行贿赂，用金钱收买国际承认。以鲁国为例，宋国送给鲁桓公的礼物中就包括“郜大鼎”这样贵重的礼器。郜国是姬姓小国，很早就被宋国吞并，因此郜国的大鼎也成为了宋国的器物。公元前713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讨伐宋国，郜被攻占，又成为了鲁国的领地。自古以来，鼎就是权力的象征，宋庄公将郜大鼎送给鲁国，等于是承认了鲁国对郜的主权。鲁桓公对此喜不自禁，郜大鼎运到曲阜后，派人将它安放在大庙之中。这一举动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大夫臧哀伯（臧僖伯的儿子）劝谏说：“将作为贿赂的大鼎放在大庙，以此向官员和民众炫耀，百官必定以此为榜样。国家的衰败，是由于官员的邪恶；官员的邪恶，是由于索贿受贿成风。郜鼎放在大庙里，还有比这更明显的贿赂吗？昔日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将九鼎迁到自己的首都，尤且受人诟病，现在您竟然将代表弑君叛乱的器物放在大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这番话很有道理。可是，臧哀伯还没来得及想明白，鲁桓公不也正是通过弑君才上台的吗？用这番道理来教育鲁桓公，岂不是变相地掌他的嘴？【挑战权威的尺度：有礼、有据、有节】现在，从地图上看，郑国周边的几个国家，东边的齐、鲁是铁杆盟国，宋国已经化敌为友，成为友好邻邦，南边的陈国是姻亲，许国是附庸，西边的周王室则风雨飘摇，不足为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北戎曾经于公元前714年，也就是齐、鲁、郑三国同盟谋划进攻宋国的那一年，趁着中原动荡，从今天的山西省平陆县一带出兵，南侵郑国。寤生起兵抵抗入侵。半个世纪之前犬戎大军血洗镐京的记忆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对于北戎军的战斗力，寤生不敢等闲视之。他私下对公子突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戎人以步兵为主力，而我军以战车为主力，我很担心戎兵穿插于我战车之前后，扰乱我军阵势。”战车是当时中原各国的主要的军事装备，一辆战车加上一定数量的步兵，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战车具备冲锋的力量，而步兵起到掩护的作用，攻防兼备，类似于现代的坦克加步兵组合。但是，在实际作战中，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状况：战车冲锋的速度过快，将步兵远远扔在后面，前后脱节，不能相互照应。另外，战车不是骑兵，不能灵活转身，必须跑到开阔地才能掉头，一次冲锋过后，战车找不到自己的步兵，反而被敌人的步兵围攻，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寤生久经沙场，对于战车的弱点当然了如指掌。他担心，戎军步兵的战斗力强于中原的步兵，如果郑军战车的一次冲锋不能有效击溃戎军，则很有可能被戎军分割蚕食，导致全军失败。对此，公子突回答道：“戎人轻率而无秩序，贪婪而不团结。如果打了胜仗，就在战场上为了争夺战利品互不相让；如果打了败仗，只顾各自逃命互不相救。我军可以派出一支部队作为诱饵，与戎军接触之后，扔下少量装备，佯作逃跑，戎军见有利可获，必定追击。我军事先埋伏下三路伏兵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从蒋总司令指挥，否则视作反革命组织，严加取缔；其五，共产党暂停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接下来，汪精卫找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介绍了蒋介石的情况，并告诫他：你一定要控制住你们党的活动，千万别给蒋介石挑事的机会。陈独秀此时也是进退维谷。就在前些天，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在上海等地发动工人运动收回租界，打击帝国主义，给蒋介石来些强硬的表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斯大林从现实利益的角度出发，要求他们对蒋介石做出一些让步，保持目前国共合作的局面，不要把蒋介石逼向其他帝国主义一边（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陈独秀正为此事发愁之时，汪精卫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于是，4月5日，汪精卫和陈独秀联合发表“汪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重申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及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地位，无产阶级是不会搞独裁那一套的，工农武装坚决服从政府管理，国民党也不要怀疑联共政策，关于国民党驱逐共产党员，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说法都是谣言，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事业携手奋斗到底，绝不受任何不良用心者挑拨离间。这篇联合宣言实际上是汪、陈二人企图缓和局势之举。可二人高估了自己在党内同志们面前的威信，结果事情没办好反把自己搭了进去。首先是陈独秀。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越过他这个总书记直接给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手中根本没有实权。而在党内同志对蒋介石的排共政策生出诸多不满的时候，他却发表如此退让的声明，令其党内威信大为降低。至于汪精卫，其处境也好不了太多。国民党右派本来是既反对联共又反对蒋介石，结果看到汪精卫宣言中坚定的联共立场后，气急败坏，居然转而支持蒋介石。毕竟在右派眼里，他们和蒋介石毕竟只是党内矛盾，但和共产党却有着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此大为失望：汪精卫完全没有兑现承诺，不但没有暂停共产党活动的表示，居然还自作主张，保证国民政府没有制裁共产党的意图！看到事情偏离了预计的轨道，蒋介石下定了最后的决心。4月12日，蒋介石发布“武力清党”命令。这是血腥的一天，上海街头枪声大作。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数千人失踪，工人领袖、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牺牲，周恩来侥幸逃生。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染红了黄浦江。4月15日，广东李济深起兵响应蒋介石，讨伐共产党。这次有更多的著名共产党人倒在枪口之下，熊雄、萧楚女等牺牲，黄埔军校数百名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同学被枪杀，省港罢工委员会被查封，工人纠察队被强行解散。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开始武力清党，白色恐怖骤起，无数人头落地。陈独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纷纷避往武汉。严格地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依靠的并不是他的基本部队——黄埔军。由于黄埔的政治教育已经根深蒂固，面对此种局面，连何应钦、刘峙这种蒋介石的铁杆心腹都有些不知所措，担心发生兵变，一度想辞职走人。而有的黄埔下级军官心灰意冷，干脆直接走人了。蒋介石当时依靠的还是答应跟他一起干的地方军阀，如李宗仁、李济深等，甚至连当年混江湖时的关系户——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麾下的上海青帮都用上了。“四·一二政变”中，虽然国民党左派也被杀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共产党方面流血最多，也最冤枉——我共产党人拥护“三大政策”，帮你国民党成就北伐大业，劳苦功高，现在你却过河拆桥，捕我的人，杀我的人，这笔账一定要算清楚！实际上这场纷争源于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以及国民党和苏联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真正的主角是国民党右派、左派和苏联顾问，是蒋介石、孙科、邓演达和鲍罗廷这些人。蒋介石利用了军队内部对工农运动的不满，成功地利用反共清党把军队团结在他的周围，目的其实是想打垮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消除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四·一二”的枪声击碎了国共携手前进的所有幻想和期待，从此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反动派”，蒋介石则叫共产党为“共匪”。远在武汉的汪精卫急坏了：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吗，你蒋介石怎么背信弃义？于是他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蒋介石的“武力清党”只是一种借口，是反革命，是丧心病狂，是自绝于党，是自绝于民众，罪该万死。汪精卫随即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所有职务，悬赏二十五万元捉拿蒋介石，杀之者亦奖赏十万元。武汉对蒋介石的攻击达到了炽热的程度，这使得身在武汉的蒋介石支持者无不噤若寒蝉，纷纷秘密出走。蒋介石看汪精卫已经撕破脸，也就干脆一路黑到底，在南京建了一个国民政府，自任中央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至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他已经找好了，此人就是唯一资历能与汪精卫匹敌、因为“刺廖案”赋闲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由此，国民党一分为二，史称“宁（南京）汉（武汉）分裂”。北伐本来是要统一中国，结果打到半截，竟然出现了奉系北京民国政府、汪记武汉国民政府、蒋记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政府。蒋介石原以为“分共”后就可实现国民党内的团结，排除干扰，完成北伐。可他没想到，分共是实现了，可国民党也分裂了。政治上，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各有主张；军事上，蒋介石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互相攻伐不已，几乎无日不战。国家陷入了更深层的混乱。蒋记王朝第七章决裂

中东铁路

就在国民党内部一团糟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张大帅也干了一件“大事”。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人逮捕，旋即将李大钊处死，先于蒋介石跟苏联撕破了脸。他这么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蒋介石释放一种“善意”的信号：咱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不必互相为敌，从而缓解一下北伐军带给他的压力。至于蒋介石会不会领他这个情，后面再说。当然了，张作霖之所以决定跟苏联翻脸，主要是因为他本就讨厌俄国及其后来者苏联。张作霖年轻的时候，俄国人在东北杀了很多人，占了很多地，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对俄国的态度不问可知。除开个人感情，他的事业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这事还得从一条铁路讲起。以前讲李鸿章的时候提过，沙俄为控制东北，修筑了一条几乎贯通东北的铁路，即中国东清铁路，简称中东铁路。从此，俄国人借由这条铁路对东北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后来，众多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收回中东铁路。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是必须的。在群众舆论的推动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利用苏联政府急于解决外交困境的心理，成功与对方达成协议：中国收回铁路的主权，铁路经营权则由中苏共管。应该说北洋政府表现得还不错。可问题是，以俄国、苏俄、苏联一脉相承下来的霸道，苏联人岂会真心交出这条铁路？实际上，这条铁路长春以南的路段，由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控制，一般称为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由苏联工人和苏联铁路驻军组成的“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控制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命令“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一直以来，苏联和日本没少围绕着这条铁路给张作霖父子下绊子，如拒绝张作霖使用中东铁路运兵攻打冯玉祥等，让老张和小张十分郁闷。鉴于自己和苏联的实力差距太大，只要苏联不触碰他的底线——推翻老张家在东北的家天下，张作霖对待苏联的态度一向是能忍则忍。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以往。因为苏联近期的动作越来越大，首都革命、反奉战争、北伐战争的背后都有苏联人的身影，简直就是不推翻他誓不罢休，所以张作霖决定挥手告别当“孙子”的生涯，给苏联人一些“颜色”看看。张作霖虽然不敢向苏联发起战争，但杀个把人警告一下对方还是敢的，而他计划要杀的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而且还是苏联、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国民党的中间代理人。对张作霖来说，李大钊就是反奉的枢纽，杀他完全可以达到警告苏联的目的。这就是张作霖派兵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参与苏联的谍报工作，和苏联勾结出卖中国”的理由处死李大钊的根本原因。

分道北伐

张作霖跟苏联翻脸之际，南方国民政府的内讧也到达了顶峰。这是干掉国民党的最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见此良机，张作霖果断地决定先发制人。可当张大帅环顾左右时，惊奇地发现，可用的大将实在是捉襟见肘。郭松龄被自己杀了，姜登选被郭松龄杀了，墙头草李景林被自己解聘了，“五虎将”如今只剩下张宗昌和韩麟春。虽然缺将，好在士兵很富余。一番调配之后，1927年5月，他兵分两路，全力南下消灭闹内讧的国民政府。孙传芳和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进军安徽、江苏一带，对付南京方向的北伐军。张学良和韩麟春率奉军主力南下河南，配合吴佩孚反攻武汉。其实张作霖的如意算盘是趁机进入河南，把吴佩孚的地盘给“和谐”了。可吴佩孚也不是傻子，他坚定地拒绝了张作霖的“好意”，但同时也表示，若张作霖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武器弹药和资金，他是很看好双方的友谊源远流长和稳固发展的。这下轮到张作霖不干了，因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的枭雄，一旦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资金，就有可能东山再起，这是张作霖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张作霖决定霸王硬上弓，强制“扶贫”。由此，张学良率十万奉军进入河南，占领许昌、郑州，吴佩孚退往南阳。革命的对象张作霖都动手了，国民革命军岂能示弱。可问题是“宁汉分裂”后，武汉、南京都自称正统，互不相让。尤其是汪精卫，素来以正统自居，很是看不上蒋介石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分子。他此时正打算出兵讨伐蒋介石呢，没想到被张作霖横插一杠，只好暂时放过对方。宁汉双方架是打不成了，但合作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边都选择了单干——单独北伐。先说南京方面的北伐。蒋介石并没有理会张作霖之前的示好，毕竟大家都是玩政治的，这几招谁不会。他命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以第一、第七军为主力，分三路讨伐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三人干得漂亮，一路北上，在徐州击败孙传芳和张宗昌，取得“徐州大捷”，之后进军山东。但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迫使蒋介石暂停北伐，撤回主力以保卫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一会再说。再看武汉方面的北伐。武汉方面的阵容很强大，一共四路大军。第一路，唐生智，主力为其嫡系部队。第二路，张发奎，主力为“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十一军，以及一支在北伐中表现还不错的湘军部队——独立十五师，师长是一名叫做贺龙的中华革命党党员。第三路，投降过来的军阀部队。第四路，冯玉祥，主力为其麾下的西北军（国民军）。前三路归唐生智统一指挥，他和冯玉祥刚好一南一北，南北夹击河南的吴佩孚和张学良的奉军。前期战事波澜不惊，北伐军势如破竹，齐齐奔向奉军的前敌总指挥韩麟春早就预订好的决战地点：临颍一带（今河南漯河附近区域），他已经在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这里地势平坦，特别适合奉军的王牌——坦克部队（拥有近二十辆从法国进口的雷诺FT-17坦克）和炮兵部队作战。这里有强大的兵力，奉军七万主力全部在这里。这里已经建好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生死成败就在此一战！韩麟春有了战死的思想准备，但北伐军的指挥官唐生智却不想死，面对兵力强大、装备占优的强敌，他唯恐自己的身家遭受损失，于是改令张发奎率军顶上，把自己的部队撤了下来。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唐生智这么干是为了让“铁四军”里的共产党人去送死，是反共的表现。但实际上，这很可能只是他的习惯而已——便宜由他占，送死别人去。可以预料，这绝对是一场恶战。但谁也不会料到，开战的第二天，在攻打临颍城的战斗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陨落了。他就是时任第十一军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的“黄埔三杰”之首蒋先云。当时他身先士卒，策马冲锋，连续三次身受重创仍不下战场，三仆三起，坚持指挥攻城，不幸被敌人的流弹击中，壮志未酬！“黄埔第一人”居然以如此仓促的方式悲壮地离去，以他的大才，本来应该有更宽阔的舞台等他去泼墨挥洒！东南百战斗犹艰，剑气升腾武胜关。千古悲风临颍路，中原忍见将星残。不亦悲乎！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足迹前进！历经三天血战，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付出了高达数千人的伤亡，攻克临颍，击毙奉军万余，奉军主力被击溃。6月初，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胜利会师。吴佩孚成了潜逃的光杆司令，从此开始打酱油。张学良率残部逃向黄河以北。随后，集势利眼与墙头草的精华于一身的阎老西儿，眼见吴佩孚和张作霖相继完蛋，也就挂上了青天白日旗，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开始落井下石，痛揍落水狗张作霖。就在这时，武汉政府后院起火了，而且还是两把大火，唐生智被迫收兵回师。

“马日事变”

先来看第一把大火。这把火是在湖南长沙烧起来的，点火的人是唐生智的手下何键。何键本是唐生智第八军里的师长，后来成为扩编三十五军军长，属于武汉方面北伐军的高级军官。蒋介石清党后不久，原本在上海、南京等地工作的一些共产党人转而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周围，大力声讨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同时继续开展工农运动。汪精卫本人是坚定的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自然也是赞成工农运动的，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前面讲过，农会运动比较过激，打倒“土豪劣绅”是主要的活动。而此时的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军官，大都是学历不错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来自“土豪劣绅”家庭——毕竟一般工农家庭很难有支撑孩子读书求学的经济实力，更别提贫农家庭。也就是说，来自农村的国民革命军军官多出身于富农和地主。当这些军人得知父母亲戚在家乡被揪斗乃至于处决时，自然义愤填膺：我舍生忘死为革命，你们却在背后革我的命，这算什么事？！何军长的老爸也是属于被打倒的“土豪劣绅”一族。何军长的父亲先被抄家，后又被绑游街。1927年5月21日，何键指使手下许克祥于在长沙发动兵变，捣毁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死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此事史称“马日事变”。由此，共产党人在长沙的活动变得尤为艰难。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何键所杀。但奇怪的是，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治下，受汪精卫管辖，而汪精卫当前并未和共产党反目，何键和许克祥的大老板唐生智的立场也十分明显：拥汪反蒋，那么何键和许克祥为何要擅自行动？难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属于造反吗？公正地讲，何键和许克祥的智商并不低，算是正常人。但以何键老爹受欺负的程度，似乎不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做出让全家人掉脑袋的事情吧？答案很简单，有人在背后推动。站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新老板蒋介石。证据相当明显，兵变当日，许克祥宣布拥护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在原大老板唐生智的攻击到来之前，率兵投奔南京。至于何键，此后一直颇受蒋介石的重用，是其麾下“反共”的急先锋。“马日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向武汉国民政府申诉，要求惩办“不法军官”。但是，“利益才是硬道理”。工农运动的过激行为已经损害到了多数国民党人士的利益，导致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对联共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之心，导致国民党内“反共

后两国经济不景气，所以还得靠德国的赔款来偿还美国人的贷款。让发动战争的德国人为战争埋单，这倒也应该。对美国来说，好处就更大了。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拿着这笔贷款向英、法赔款，而英、法又拿这笔钱偿还美国的贷款。也就是说，钱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美国人的腰包。美国人没有损失不说，还能收德国人一笔利息。更重要的是，这一圈转下来，由于全部使用美元发行和结算，美元就此奠定了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因此成了大赢家。但看起来这笔借款对德国人似乎没有任何好处啊？当然有好处，只是这涉及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太好理解而已。简单来说，德国人并非直接拿这笔钱去还账，而是拿这笔钱养活企业，生产东西，在盘活了本国经济之后，再用这笔钱产生的经济效益如税收去还债。也就是说，德国让钱在市场上流动了一圈之后才还债。大家可能对资金的流动周转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没啥概念，举个例子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苹果公司表现生猛的时候，可以用六亿的流动资金在一年内挣得一百三十亿的利润。二十多倍的盈利，着实恐怖！但德国人并没有因此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1933年上台的希特勒，他反而本着“欠钱的就是大爷”的无赖精神，拒绝继续还款，表现得很没人品。要知道此时德国才还了二十多亿美元，却借了五十多亿美元的贷款，而英国此时一年的GDP也不过是一百亿美元左右。充裕的现金流，再加上由于“一战”没有发生在德国本土而得以完整保留的工业设施，德国想不发展起来都不行。若是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即便希特勒再能折腾也玩不出后来的花样。当然，希特勒搞纳粹主义还是很有一套的，他极其擅长搞极端爱国主义和专制独裁统治，他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完美代言人，在他带领德国摆脱始于1929年的那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这一点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强制执行回归原始社会的金融政策——以物易物，以货易货，股票、货币统统不许用。手段虽然无耻，但的确能够有效抵挡金融危机的冲击。二、灭绝富有的犹太民族，没收其财产补贴德国选民，换取选民的支持。希特勒如此针对犹太民族，跟犹太人的致富方式有关。犹太人依靠一种比较缺德的手段——放高利贷积累了庞大的财富，广受欧洲人民的鄙视。像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吸血鬼和守财奴代言人夏洛克先生，就是放高利贷的犹太人。三、大兴工程拉动内需，解决底层百姓的就业问题；通过海量军事订单扶持容克（贵族）主宰的军工企业，跟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德国强势复起，英法两国实力退步，而英、法、美为了不让希特勒彻底赖掉那笔欠款，也不敢对德国过分逼迫，所以这才有了史上有名的“绥靖政策”——对德国处处让步。稍提一句，美国如今争当世界第一债务国，就是想重走这条德国走过的“成功之路”。

新霸主

花费如此多的笔墨讲欧洲，一是为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一些铺垫，二是为了说明一件事：英、法忙于休养生息，德国忙于东山再起复仇，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像美、苏、日三国一样在中国大搞破坏。因此，“一战”结束后，在中国这片神奇而辽阔的土地上，主要是美、苏、日三国在博弈。滚刀肉、无赖、强盗互殴，过程无疑充满了极大的变数。首先来分析美国。美国早年通过打墨西哥人，杀印第安人，向西部扩张，抢占了广阔的土地，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而且，美国不仅懂得以残暴凶狠的方式扩张，也懂得建设，实在不是日、俄这种“搞破坏拿手，搞建设外行”的国家能比得了的。当然了，美国能埋头搞建设也是有原因的。美国身处遥远的北美大陆，周围没有强大而危险的邻国，不像他的对手德、苏、日甚至中国那样四面皆敌，受益于这种相对简单而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得以通过玩中立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虽说美国建国很晚，但其发展速度远比英、法快。领先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是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根本原因。比同期的德国更厉害的是，美国不仅在科技创新方面属于世界顶级强国——美国和德国并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且在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枝独秀，而且美国人的管理创新能力也同样属于世界顶级水准——比如起源于福特公司的流水线作业技术，还比如起源于美国企业的现代经济管理理念——伟大的企业管理学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其传世系列作品“钱氏三部曲”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班门弄斧了。美国在科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的创新能力，完全可以通过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反映出来。从1901年设置诺贝尔奖起至今，科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近五成，经济学奖项得主美国独占六成，实在厉害！以经济为基石，科技与管理并进，使得美国人的生产力水平独霸全球，其他几个强国如德、英、苏、日，跟美国比起来完全不够看。讲到这里，必须得强调一项美国的国策：引进外来人才，因为外来人才的流入大大增强了美国的创新能力，譬如从德国引进的绝世天才爱因斯坦先生。依靠这种全方位的进步，“一战”前后，美国悄然在经济总量、经济结构以及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上全面超越英国，成为排名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和工业强国。说完了经济和科技，在这里给大家引荐一位政治名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三届总统的罗斯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中，他的作用不可或缺。要说罗斯福，就不得不提美国此时的总统柯立芝。此人搞市场经济有一套，在英、法、德三国还在因为“一战”喘气的时候，他却带领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史称“柯立芝繁荣”。只可惜柯立芝太过于相信市场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那场始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大萧条，晚节不保。继任的总统胡佛没什么本事，除了和英国人一起扶持德国、武力镇压失业工人，也没啥拿得出手的成绩，干了一任就灰溜溜地下台了。此时，罗斯福登场了。此人很是聪明，他发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并对症下药，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作用，健全了经济体制，挽救了美国经济，此所谓“罗斯福新政”。除了搞经济是一把好手，罗斯福还将在“二战”中有杰出的表现，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情，话题先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上。综合实力超越英国的美国，自然也想尝尝当老大的滋味，在列强对华关系中取得领导地位，开辟远东霸业，而“门户开放”正是他的敲门砖。但因为美国进入中国较晚，面对地盘和利益所剩不多的现实，要想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得不断地调整政策，寻找最佳代理人。经过深度了解和多方考察，通过引诱、软化和适当的武力威慑等技术手段，美国人找到了相应阶段的最优人选——吴佩孚、蒋介石。美国和吴佩孚之间的故事已经讲过了，美国与蒋介石的故事将在下文展开。

苏联

苏联虽然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利益的绝对崇拜者”基因的庞然大物，但它在立国之初的那十多年中，日子还是很难过的。一来因为战乱的破坏和变革的动荡，导致其经济大幅衰退，二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它被欧美（除了东欧）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想成为大爷，先得学会装孙子。当前实力不够强大的苏联自然不能例外，它也只能实行“喘气政策”，韬光养晦。但作为一个极具野心的国家，它自是不可能学清朝搞闭关锁国，因此它将摆脱外交孤立的希望放在了中国身上。刚开始时，北洋政府因为已经得到欧美支持的原因看不上它，拒不合作。好在经过一番努力，苏联在广东国民政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冯玉祥身上找到了希望。又经过一番努力，越飞的接替者——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曹锟时代的外交部长顾维钧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承诺放弃沙俄在中国的包括领土在内的一切利益，承认外蒙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苏联依靠这种不靠谱的忽悠换来了与北洋政府的正式建交。除去外交方面的考虑，苏联还有不得不关注中国的理由——地缘政治。接壤的、正在复兴的中国，隔海相望的、危险而强大的日本，整体局势错综复杂的大后院——远东，迫使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投放至远东，并通过诸如在中国扶持势力、鼓励中日两国互相牵制甚至爆发战争为代表的“加楔子”、“使绊子”等暗黑手段，来延缓中、日这两个远东最大的潜在对手发展的步伐。苏联此时的领导人是斯大林。列宁于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凭借着出众的政治手腕，先后击败自己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和数位政治盟友，并由此坐稳了苏联一把手的椅子，取得了约二十五年（1927年至1952年）的独裁地位。斯大林搞政治很厉害，搞经济的本事也不错。得益于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国营体制，斯大林得以充分发挥计划经济的威力，苏联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两个五年计划，于“二战”开始前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六成。得益于欧美对苏联的孤立封锁政策，使得苏联避过了经济大萧条。得益于经济大萧条，让意识形态退居二线，苏联这才有机会抄底欧美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引进技术人才（大量工人失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工业水平。换句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如苏联的三大钢铁厂都是靠美、德两国的技术、设备和人才建设完成的。虽然苏联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要比同时期的美、德、英弱上一大截，但在“二战”开始前，就工业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苏联也算是仅次于美、德的工业大国。在这个乱世里，实力决定一切。而经济和工业实力都不错的苏联，自是有实力参与争霸全球的游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世界形势的走向。最关键的是，就战争潜力而言，苏联居然能和美国、德国一道，跻身超一流集团，这是因为它有三个难得的优势。优势一，虽然其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重重工业而轻轻工业，但偏重重工业也有好处——国防工业发达。优势二，所有的公民都需无偿为国家服务，国家可以随意征收和分配资源，所以苏联的战争动员能力（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为战争服务）很强。优势三，气候寒冷，国土辽阔，东西跨度长达九千公里，南北跨度长达四千公里，战略纵深全球第一，打不赢还有的是地方可以逃跑。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俄国的作战能力其实一般，像1812年面对拿破仑、1904年面对日本、“一战”面对德国，俄国全部落败。但为何面对法、日、德这种侵略性极强的对手，俄国并没有亡国灭种呢？原因无他：俄国有辽阔的国土和寒冷的气候，打不过对方还拖不死对方？即便拿破仑当年攻破了俄国都城莫斯科，但也拿逃跑的沙皇没办法，因为俄国的国土面积实在是过于辽阔了。作为进攻的一方，拿破仑的军队的补给线长达两千五百公里，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而俄国人无须跟拿破仑正面决战，只需通过坚壁清野和打游击，耗到对方衣、食、弹药等物资用尽，被迫退兵的那一刻。果然，拿破仑被拖到饥寒交迫，只得主动撤军。苏联的事暂时说到这里，接着来关注日本。

危险的东瀛人

要说美、苏、日三国之中谁最重视中国，那肯定非日本莫属。没办法，就日本的国土地理条件最差，差到可以称之为鸡肋。具体差成什么样子，下面详细分析。日本是一个领土狭窄，资源极度匮乏的岛国。矿产资源缺乏也就罢了，可日本人连主食大米都不够吃。甚至因为大米供应紧张的问题，日本还爆发过两百万人参与的暴乱——“1918抢米暴动”。日本不仅国小资源少，还多灾多难，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频发，地震尤为严重。像发生在1923年9月的“日本关东大地震”，不仅震死了十几万人，还震坏了无数工业设施，重创了日本的经济。悲剧的是，日本也赶上了那场经济大萧条，偏偏日本人还没有希特勒、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那两把刷子，只能坐看自己本就属于二流列强水准的工业和经济雪上加霜。先天条件奇差无比，后天努力的成效也不算太好，再加上日本还有当亚洲老大的想法，日本人的压力确实不小，但这种压力可不是靠下海捕鱼就能缓解的。以日本人一贯的好战心理和暴发户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脱了裤子玩军国主义，拼命发展军工业（如日本于1922年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艘航空母舰），实行对外扩张，从邻居朝鲜和中国手中打劫。日本人欺负朝鲜的事就不说了。话说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后，根本不顾自己当时还是债务国的穷人现实，屡屡追加在中国尤其是东北的投资和借款，近乎倾家荡产。日本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明明没多少钱，还敢拼命花。日本人如此疯狂地花钱，当然是有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很现实也很邪恶——把中国东北建设成自己的新家。可问题是，日本对华投资额占据其海外总投资额的近九成，导致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来自中国的利润和资源，一旦中国被苏联和美国主导，对于日本而言，相当于断血，非常致命。因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和苏联、美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日本目前没有和对方撕破脸，是因为还没到最后摊牌的时候。日本此时的领导人是昭和天皇裕仁，这是一个野心极大也极度阴险的危险分子。裕仁的爷爷明治天皇睦仁身体条件一般，只活了60岁就死于尿毒症，他爸爸大正天皇嘉仁，身体条件更加糟糕，小时候患脑膜炎，中年患脑血栓，40岁成功升级为精神病，47岁就挂了。但奇怪的是，裕仁居然活到了88岁，在位时间近七十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思来想去，想必这是沾了他爷爷和爸爸短寿的光。按照君主立宪政体的权力结构，理论上天皇没啥实权，内阁才是实实在在的大权掌予者。但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什么时候都有不按规矩出牌的人。这里要说的那个不按规矩来的家伙就是明治天皇。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给自己开了一个后门——海陆军统帅权及军队的编制、兵力的决定权属于天皇。也就是说，从明治天皇开始到“二战”结束之前的三任日本天皇，都可以插手军务，都拥有军队人事权。具体说来就是，日本军部——日本陆、海军的最高直接指挥机关（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和军事决策机关（陆军省、海军省）独立于内阁和议会之外，直接对天皇负责。睦仁的能力是很强的，军权在手，说话算数。但他儿子嘉仁就不行了，因为脑袋有毛病，没人把他这个天皇当棵葱，权力逐渐旁落到明治维新元老、独揽军部大权的权臣山县有朋手中。野心极大的裕仁继位后，自然不能容忍山县有朋在权臣的位子上继续待下去，因为他也喜欢权力，他不能容忍有人坐在那个位子对他指手画脚，他要赶走对方！但是，这个念头偶尔想想还可以，真干就不行了，因为他手头实力不够，很容易赶对方不成反被赶。因此裕仁非常需要盟友，非常需要有人站出来支持他。应该说裕仁的运气不错，此时有一批后来被称作“统治派”的少壮派陆军军官正在有预谋、有目的地造山县有朋的反。他们几乎都是毕业于日本最优秀的军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佼佼者，像在影视作品中出镜率很高的日本法西斯骨干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梅津美治郎、松井石根等人都在其中。这些人选择造反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军队人事腐败，他们升职加薪的希望渺茫。当时，日本陆、海两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都是老家在长州的陆军大佬山县有朋的关系户（长州派）以及老家在萨摩的海军大佬山本权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其周围的护卫工作都是曹将军负责。史思明对史朝义的态度，史朝义是所察觉的，但很多问题由于并未挑明，作为既是儿子又是臣子的他，不能主动将矛盾激化，这反而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史思明宠爱史朝清，都让史朝义心中十分不爽，这次向西进兵失败，史思明恼羞成怒，让史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当骆悦和蔡文景痛哭流涕，大倒苦水时，史朝义内心是十分清楚两个人用意的，甚至他更明白召父皇的贴身护卫来商议，就是想要杀掉史思明，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这个事情史朝义是不能表现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样子的，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甚至是违背人伦的事，史朝义内心不可能不矛盾。所以，史朝义沉默了，此刻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继续选择隐忍，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动史思明，还是就此撕破脸皮拯救自己和部下，这是个问题。“怀王如果不同意这么做，我们就只能投降大唐了。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保全自己。”两位部将见史朝义有些犹豫，遂逼宫式地说出了投降大唐的话。听到两个人如此说，史朝义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他紧咬嘴唇，片刻之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诸君好好去做，希望不要惊动了圣上！”这是句听起来极其漂亮的话，然而骆悦和蔡文景已经明白，史朝义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朝义说完后，独自将脸转了过去，不再看两位部将，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迅速离开。“请怀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的！”……摸清了史朝义的底细，骆悦和蔡文景通过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将曹将军找来，然后婉转地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史思明的贴身护卫。骆悦和蔡文景之所以如此毫不避讳地找曹将军商议这件事，是因为曹将军这些年伴君如伴虎般地在史思明的身边，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在此期间他甚至也遭到过谩骂与责罚。他们知道，抛开职责不谈，曹将军同样对史思明有所不满。所以当听完骆悦和蔡文景所说的想法后，曹将军虽然不赞同这样做，但他同样对史思明怀有一种恐惧之感，生怕哪一天这个性情残暴的主子会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好吧！既然如此，我只能顺从了！”曹将军的这个态度意味着一场政变即将开始。……当夜，骆悦带领三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史思明的大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史思明的值宿卫兵们感到十分蹊跷，但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曹将军对此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既然上司都无动于衷，那这些士兵们当然也是紧跟领导的步伐，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骆悦带人进入了史思明的内帐中。当骆悦等人走到史思明的“龙床”前，掀开被子正要行事时，忽然发现被子下空无一人，当时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以为中了埋伏，只有骆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让手下人全部蹲在地上，然后静听外边的动静。忽然，一位侍从走了进来，骆悦急速上前揪住这个侍从的领口，然后将刀架在其脖子上小声问道：“圣上呢？快说！不然结果了你！”“啊……”就在那位侍从刚要回答时，另一位侍从从外边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屋内的场景时，吓得高喊一声，转身向帐外跑去。“噗！”骆悦的一名亲兵见状，立即上前结果了那个侍从，随着鲜血迸出，侍从倒地身亡，但就是那一声高喊，却惊动了正在方便的史思明。史思明敏锐地意识到有人要行刺，他当即匆匆忙忙连裤子都没提到位，就跳墙来到马厩，然后跨上自己的坐骑，准备逃跑。但刚刚跑出去没多远，一支冷箭径直射中他的手臂，史思明惨叫一声坠落马下，顷刻间被骆悦的亲兵一拥而上擒获。“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胆敢造反？”史思明依旧不失威风地问道。“你自己不就是个造反者吗？”说话间，骆悦已经走到史思明的面前。史思明看见是史朝义的部下，恍然大悟道：“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这样就把我杀掉，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看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了！”史思明黯然神伤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倒没有丢掉英雄气概，依然想着抱憾大业未成。骆悦并没有因为史思明一番煽情的话语而被忽悠，他让手下人将史思明严加看管起来，然后回去向史朝义复命。当史朝义听说“大功告成”时，几乎差点从坐骑上蹦起来，但随后当他平静下来时，发现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接下来如何安抚史思明的亲信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时驻扎在福昌的大将周挚。经过慎重的思考，史朝义决定带兵进驻福昌，然后以实情相告，这既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威逼。周挚看到史朝义大军进至福昌，并听说史思明已经成了阶下囚，不禁惊倒在地，同时他明白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史朝义对抗的，所以他选择了妥协，但骆悦劝史朝义不要养虎为患，有周挚在身旁，终究是心腹大患，不如先下手除掉周挚，防止生出祸乱。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周挚之死意味着他的人马不复存在，有的人选择了跟着史朝义，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退隐。值得一提的是，周挚的人马是史思明整个军队最为精良的一支，现在随着周挚的死去，这支人马瞬间分崩离析，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不少。没有史思明坐镇的叛军还有史朝义，在顺利夺取叛军的最高权力后，史朝义领兵进至柳泉，他始终不放心已经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史思明，会不会有一天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山再起。最终，在骆悦的建议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弑父的场景，史朝义让骆悦勒杀史思明，然后用骆驼运回洛阳，史朝义遂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显圣。从这一刻起史朝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依然没有满足，在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杀戮之心，他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杀掉史朝清及其母亲，进而在洛阳城内大开杀戒，凡是史思明的亲信以及史朝清的拥护者全都一个不留。当史朝义看着一个个政敌倒在血泊中时，他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满足，殊不知在他的一系列动作下，叛军的战斗力急转直下，以至于从此时开始，再也无力向西进兵。长安！注定成为反叛者可望可盼，却永远再无法触碰到的地方。第六章二皇之死事实上，唐军平叛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最为寝食难安的当属李亨。每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第一时间通报文武百官，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都会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寻找对策。对于李亨来讲，无论是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还是皆曰可杀的反叛者，都是巨大的负担，他需要驾驭群臣，这本身就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但他更需要平定叛乱者，这使他每天的工作严重超负荷。李亨曾经度过十八年心惊肉跳的日子，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久而久之李亨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历史证明，在皇权微弱之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抢占先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李亨病重的时候，这点也不例外。细数李亨的经历，李亨当时最为倚重的势力，当属宦官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嵬驿兵变中，极力主张李亨北上灵武的李辅国。朝纲日蠹李亨在安史之乱中获得皇位继承权，使十八年的梦想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身边功臣的拥护之外，李辅国是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亨当时也是六神无主，关键时刻还是李辅国的极力建议，才让李亨下定决心，借口平叛北上灵武，摆脱父皇李隆基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帝王之梦。李辅国本名静忠，“辅国”这个名字是他跟随李亨到达凤翔后，被赐予的名字。据《新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佞陋，略通书计。从上述这段记载来看，李辅国是个相貌丑陋的人，进宫之后，以照看马槽起家，但却有一定的文化。四十岁之前，李辅国始终默默无闻，连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没都混上，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宫廷的马匹簿籍，后来受到王的推荐，成为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宦官。别看李辅国相貌丑陋，但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辅国能够最终成为李亨身边最为信任的宦官，凭借的是灵活的头脑以及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本事。这一点，从马嵬驿兵变后他力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到达灵武后劝李亨称帝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亨北上灵武的策略十分正确，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帝业，也让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平叛领导者。李亨即位后，为了酬谢李辅国在“从官单寡，道路多虞”的情况下，所立下的拥立之功，立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百官奏事、御前印玺符契和军队的号令等重大职责，全都委任给他，甚至连指挥禁军的权力也交给了他。李亨返回长安后，加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李辅国以拥立李亨有功而颇受宠信，非但掌管禁军，甚至独揽了百官的监察权。他专门设置了察事数十人，用以监视百官的行动，官员稍有过失，他的党羽就会立即得到消息，然后立即逮捕进行惩治。如果要是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全都不敢承接，即使是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有的还没审讯完毕，只要李辅国说一句“放人”，这人就得乖乖地放出来，胆敢有阻拦者，保准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审理的案子，都要事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帝陛下的制敕。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都称他为“五郎”，就连出身崤山以东名门望族的宰相李揆，见了李辅国也要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史书记载，李辅国当时是“权倾四海，举无遗者”，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献媚者，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崔圆和元载，都是因为依附李辅国而厕身宰相班子的。崔圆这个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但元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成了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最为难缠的权臣。李辅国的专权，最终导致“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唐代宦官专权用事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其中非但李辅国一人权倾朝野，就连其他宦官也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鱼朝恩曾经出任监军，虽然不懂军事，但至少见识过战争场面，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宦官中的战斗机了。当然，在以李辅国崛起为标志的宦官专权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宦官还仅仅是兼领宫廷的禁军，而不像德宗李适在位时，宦官直接拥有禁军的统领权，而且当时的宦官与宫廷禁军的关系也未到达像后来唐德宗时期那样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切都有赖于李亨对于宦官集团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李辅国渐渐崛起后，甚至当他想要忘乎所以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他的势力，纵观当时整个朝廷，能够遏制李辅国的当属相权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京城长安盗匪为患，李辅国请求皇帝批准选调五百名羽林军骑兵巡视整个长安城。李辅国的这个请求未必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由于平常他过于专权，所以宰相们开始站出来上疏反对。当时宰相李揆认为李辅国请求选调禁军，是想控制南衙三省和整个京城的防务，为此他上疏李亨，举例说明西汉时以南北军相制，周勃得南军支持而入北军，所以保全了刘氏江山。现在朝廷分置南北衙，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臣和武将区分开来，互相监督检查，现在李辅国却要以羽林军代替南衙守卫，一旦其出现变故，怎么制约他们？应该说李揆的上疏很尖锐，虽然他每次见到李辅国都要行弟子礼，但在关键时刻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单是面对强者敢于挺身而出，就足以让人佩服。事实证明，李揆的上疏的确引起了李亨的高度重视，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拒绝李辅国的请求。李辅国本来以为皇帝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但当他看到皇帝陛下回绝的诏书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或许这仅仅是个意外，或许是自己的请求让皇帝陛下有些误解，此时李辅国还依然从自身寻找被皇帝陛下拒绝的原因。但一个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李辅国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件事就是他干预司法权受到宰相们的抵制。代表人物是宰相李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李岘鉴于李辅国身为内廷侍从，居然跑到外朝干预行政司法实务的现状，面见李亨详细陈说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形。他认为朝廷论述制书和敕命本应由中书省颁布，可是现在完全由李辅国操控，而且李辅国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希望李亨能够制约李辅国，限制他的权力。李岘在李亨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时，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不仅痛哭流涕，而且不断叩头，搞得李亨大为感动，针对李岘的这种正直态度下令给予奖赏，并立刻对李辅国的官职给予了很多变动，尤其是罢免了他所设立的察事，而且李辅国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被迫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请求重返太子詹事的官职，但李亨并未答应。从结果来看，李岘的极力陈说对限制李辅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由于他说得实在过于诚恳，以至于李亨的反响十分强烈。在下令改换李辅国官职的三天后，李亨下达了另一封诏书，其内容是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李亨规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军中和国家的事务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头命令来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名目的索求及杖刑、刺配囚徒等诉讼一律停止。如果不是正宣（有存底在中书省可查），都不能施行。宫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各归主管官员管理。英武军的虞侯以及北门六军诸使、诸司近来因为主管官员争论不休，讼案悬而未决，所以就越权代为审判，从今以后必须一切经由御史台和京兆府审理。如果审判不公平，可以自行准备诉状奏报皇帝。各种法令除了十恶、杀人、奸淫和造伪之外，其他繁杂的条文一律删除，仍然委任中书省、门下省和法官详细审定后奏报皇帝。李亨这封长长的诏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先前李辅国对司法权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操控的制约，这说明李亨并不糊涂，他通过李岘那真诚的陈说，了解了朝廷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强化了制度，使得李辅国暂时受到了制约。应该说李岘的这次陈说比先前李揆的奏疏更加生猛。对李辅国而言，这次比上次打击更大，因为他失去了比较看重的能够操纵司法的权力，而且丢掉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这极大限制了他操控禁军的权力和对外朝的干预程度。虽然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却足以让很长时间以来习惯呼风唤雨、舍我其谁的李辅国感受到了掣肘。此时的李辅国开始从先前寻找自身的原因，逐渐转变成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皇帝陛下之所以会下决心重整朝纲，完全是李岘陈说的原因，所以李岘遭到了李辅国的嫉恨。仔细分析两个人较量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李亨当政时期相权与宦权第一次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个时候相权还是很有力量和宦权对抗的。但自此之后由于李亨的病情逐渐加重，相权的强力后盾皇权逐渐衰弱，相权也因之逐渐势弱，以至于最终被李辅国打击得体无完肤。由于李岘的挺身而出，使得李辅国被迫退出了外朝，拱手让出了干预司法的权力，而李辅国也开始从先前的找自身原因变成了认为是宰相在掣肘自己，李辅国的性格和人品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所以他努力在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夺回对外朝的掌控权。但他明白，现在必须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找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在他看来，只要侍奉好皇帝，不愁没有机会。或许是李辅国的收敛与倍加小心，渐渐让李亨放松了警惕，上元二年（761年）八月，李亨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关于李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个决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可能

。于是不断向高骈进谗言，并将高骈的心腹和较能干的部将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逐渐掌控了军政府的实际权力，开始与高骈分庭抗礼。可是高骈却始终蒙在鼓里，史料记载高骈当时是“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决于用之，退贤进不肖，淫行滥赏”。事实上，当中原地区的藩镇互相攻伐不断时，江淮地区也并不平静，高骈虽然是江淮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藩镇，但并不是没有对手。光启三年（887年）三月，高骈迎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秦宗权。当高骈听说秦宗权要出兵攻打自己时，派部将毕师铎率军屯于高邮防御。毕师铎本是黄巢旧将，看到吕用之专权后，常有不寒而栗之感，加以因女色之事与吕用之产生私怨，于是联合其他部将张神剑、郑汉章等人，自称行营使进诛吕用之为名，回师反攻扬州。四月间，毕师铎领兵突然杀至扬州城下。吕用之亲自督战，对士兵许诺“斩首一级，赏金一饼”的重赏，让士兵们力战到底。结果在士兵们的死战下，阻挡住了毕师铎的攻势，得以断桥塞门闭城防守。对于毕师铎而言，开弓没有回头箭，回师反攻扬州没有成功，迫使他引兵退守城北的山光寺，并立即向宣州刺史秦彦求援。事实上，毕师铎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一只老虎引进了扬州。秦彦眼见高骈昏聩，早有攻打扬州的想法，得到毕师铎的求援后，立即派兵三千奔赴扬州。四月二十一日，毕师铎与秦彦合力攻破扬州，吕用之被迫出逃，毕、秦两军在扬州城内大肆劫掠。我们都知道扬州是朝廷转运江南财物的枢纽，高骈担任江淮盐铁转运使多年，在城内截留的物资堆积如山，最终这些财物被乱兵们洗劫一空。而高骈由于没来得及逃跑，先是被毕师铎软禁，半年后被秦彦下令处死。昏聩的高骈虽然已死，但对于江淮地区的军政权力争夺却并没有结束，并由此开始了庐州刺史杨行密、宣州刺史秦彦等人为争夺江淮地区的血腥征战。杨行密曾经参加过农民起义，后来被庐州刺史招募为兵。当秦宗权进犯江淮时，杨行密因为战功而升任队长。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当毕师铎、秦彦联手围攻高骈于扬州时，吕用之以高骈的名义封杨行密为行军司马，让他出兵援救。杨行密看到此时正是夺取扬州的绝好机会，便即刻带着本州兵马以及向和州借来的兵马数千人应召而往。不过还没到达扬州时，扬州已被攻破，杨行密只得收集高骈的不少部众暂时驻扎，静观其变。此时，毕师铎促请秦彦入主江淮。五月二十一日，秦彦带领三万大军乘竹筏沿江而下，于两天后进入广陵，自称权知淮南节度使。杨行密眼见秦彦要大权独揽，便于二十五日率兵赶到扬州，分兵八寨屯于扬州城西。秦彦派毕师铎、秦稠领兵八千出城与杨行密交战，结果秦稠战败身死，秦彦见杨行密兵锋甚锐，只得闭城自守。双方就这样在扬州一直僵持了三个月，不过，对于秦彦来讲这种局面十分不利。眼见城中粮食不足，八月二十六日，秦彦让毕师铎率领所剩的一万两千人马倾巢而出，在城西列阵好几里，摆出与杨行密决一雌雄的架势。杨行密在一个营寨中堆积大量的金帛和小麦，用一些老弱残兵看守，而将精兵埋伏在营寨四周，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千人马冲击秦彦的营寨，一交战即佯装败走，引得秦彦来追。已经很长时间饥肠辘辘的秦彦士兵一入空寨，立即争抢金帛麦米，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杨行密见状，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秦彦人马打得大败，毕师铎单骑逃回。此后秦彦无力再与杨行密交战，只得继续困守扬州孤城。秦彦退回扬州城内后，整日眉头紧锁，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解除扬州之围。不过杨行密也因为久攻不下而打算撤围扬州，就在杨行密刚想撤退的时候，十月二十八日夜晚，扬州城内吕用之的旧将张审威率领麾下三百名士兵趁着天降大雨之际，潜伏于壕沟内，等到天色微明，乘守城者交替之际，突然登上城楼开启城门，迎接杨行密进城，秦彦、毕师铎闻讯落荒而逃，将扬州城拱手相让。杨行密占领扬州后，自称淮南留后，然后上疏朝廷请求册封。由于杨行密行事高调，引起秦宗权的眼热，当得知杨行密想要独揽江淮地区军政大权时，秦宗权立即派其弟秦宗衡与部将孙儒、马殷带领一万人马渡过淮河与杨行密争夺扬州。十一月十二日，秦宗衡之军抵达扬州城西，在杨行密曾经布置的故垒中安营扎寨，同时召回秦彦、毕师铎及其残兵。不久秦宗权因为受到朱全忠的威胁，又召回秦宗衡、孙儒二人对抗朱全忠。此时孙儒看出秦宗权已经呈现衰弱之势，于是干脆在一次酒宴上袭杀秦宗权，将其首级送予朱全忠，进而稳住了朱全忠。当时孙儒为了增加兵力，先后分兵攻打附近州县，使部众很快增至数万。而后为了掠夺粮食，领兵攻打高邮，高邮镇遏使张神剑弃城逃往扬州，结果被杨行密杀死。扬州虽然已归杨行密所有，但其镇守这座孤城，面对诸多强藩不免有些胆怯。当时海陵（今江苏秦州）镇遏使高霸是高骈的旧将，杨行密的谋士袁袭建议杨行密立即召高霸进城，防止被其他藩镇策反。结果杨行密以“违命者族之”相威胁，强迫高霸举县迁入扬州。并最终将高霸袭杀，为了加强扬州城的防守，杨行密又派遣部将廷陵端及其部众两千人还守老巢和州，又派部将蔡俦领兵千余分守庐州，以作狡兔三窟之计。就在杨行密与秦宗权、孙儒为争夺扬州而大动干戈时，朝廷于十二月任命朱全忠为淮南节度使、东面行营招讨使。朱全忠一面派亲信向杨行密通报朝廷的任命，并称愿意以杨行密为准淮南节度副使，一面派手下的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并以一千兵马护送其上任。杨行密看出朱全忠实际上是想让亲信控制淮南，自然不敢拱手相让。朱全忠本来打算亲自率领大军前来争夺淮南，后来得知杨行密兵力尚强，一时间难以攻取，就于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奏请让杨行密担任淮南留后。随后杨行密又相继斩杀吕用之、张神剑等高骈旧将，成为淮南地区的一方霸主，后来五代十国之一的吴国，就是在杨行密割据淮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吴国立国之后尊奉杨行密为武皇帝，庙号太祖。黄巢起义之后，各地藩镇不断地互相攻伐，尤其是淮南地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扬州从一个本来富庶的城市一下子变得动乱不已。还在毕师铎起兵之前，扬州事实上已经是连年灾荒。到了光启元年（885年）的冬春之交，当地粮价飙升，比平时高出十余倍，加上当地寒雨连绵，百姓饥寒交迫，大批饥民冬饿而死，每天用车运往城外的尸体就有好几千具。据《资治通鉴》记载，秦彦带兵进入扬州城后，开始吃人充饥。到了光启三年（887年）十月间杨行密围困扬州时，城中因为严重缺粮，一斗米可以卖到五十万钱，草根树皮全部吃光，百姓饥饿而亡。残暴的秦彦之军竟公然抓人到市集上杀死出售。后来杨行密进城后，城中只剩下几十户人家，《旧唐书?秦彦传》记载：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自师铎、秦彦之后，孙儒、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扫地矣。事实上，不仅是扬州，当时全国各地在藩镇们互相攻伐下，山河破碎，流民失所，与扬州同样富庶天下的巴蜀地区也是战乱不已。不过在这期间，一个不起眼的人物悄悄崛起，最终在巴蜀地区建立自己的王国，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过的王建。王建崛起皇帝李儇能够在黄巢兵进长安时，还能从容前往蜀中避难，全是陈敬瑄受田令孜之命经营蜀中多年的结果，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陈敬瑄深得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赏识。表面上看，剑南西川道似乎是皇帝李儇的一个稳固大后方，但事实上，因为陈敬瑄多年的专权，蜀中地区早已经是矛盾重重。早在中和二年（882年）的时候，蜀中就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与当时占据长安的黄巢遥相呼应。陈敬瑄出镇西川后，十分注重个人享乐。有记载称他是“委政事于幕客，委军旅于护戎，日食蒸犬一头、酒一壶，一月六设曲宴，即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碗，破钱三十千”。不过虽然陈敬瑄整日挥霍无度，但对手下官吏尤其是蜀中百姓的控制却是十分严密。为了加强对官吏以及将领们的控制，陈敬瑄经常派爪牙到各地巡视，称为“寻事人”。这些寻事人仰仗陈敬瑄的权势在各地作威作福，所到之处常向当地官吏索贿。中和二年（882年）三月，两名寻事人经过资阳镇（今四川资阳）时，没有向当地的镇将谢弘让索贿。已经习惯被寻事人索贿的谢弘让备感蹊跷，于是就邀请两名寻事人赴宴，可是也遭到拒绝。这种反常行为更加引起谢弘让的不安，他认为自己或许有什么把柄被寻事人掌控，由于担心被治罪，他连夜逃出资阳，进入深山当起了土匪。次日，两名寻事人离开了资阳，当地的捕盗使杨迁引诱谢弘让出来自首，却谎称是被他抓获，将其押送成都。结果陈敬瑄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谢弘让杖脊二十，并示众四十天，再煎油泼烫其身，待烫伤的伤口结疤时，又用胶麻将伤疤一一撕下，极尽残酷之刑，惨不忍睹。此时，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违期，为了躲避杖罚而亡命山泽之间，杨迁也引诱其出来自首。就在阡能正想出来自首时，得知谢弘让蒙冤的消息，于是决定招募士兵起兵反抗。在阡能的招募下，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万多名不堪赋税压榨的当地“耕夫”聚集在他的旗帜下。阡能很快就带领这支人马攻陷了邛州和雅州，《资治通鉴》记载：“蜀中少盗贼，自是纷纷竞起，州县不能制。”这说明阡能起义得到了蜀中农民的广泛响应，而且到了六月间，又有蜀人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等各聚众数千人响应阡能起义。陈敬瑄得知阡能起义的消息后，急忙派牙将杨行迁等领兵五千前往镇压。杨行迁与义军数次交战不力，又向陈敬瑄请求增兵，当时陈敬瑄府中无兵，只得连守卫仓库、官府门庭的士卒都派去增援。六月间双方在双流（今四川双流县）境内的乾溪展开大战，结果官军惨败，杨行迁担心被治罪，竟然抓了很多当地村民当作俘虏以充战功。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只能瞒得了一时，到了十一月份，陈敬瑄见杨行迁镇压不力，而阡能的势力却已经发展到蜀州（今四川崇庆）境内，而且拥有部众数万人时，他决定派出更为得力的骁将高仁厚代替杨行迁前往镇压。高仁厚鉴于数月来单纯的武力镇压收效甚微，于是改用离间义军首从关系为目的的攻心之计。在他出征的前一天，有人向他汇报说一个卖面人从早到晚多次出入军营之间，被巡逻士卒疑为义军的间谍抓了起来，经审讯，果然是义军间谍。于是高仁厚对这个人加以诱降，并派他回去暗中散布消息，说只要义军部众愿意归降，高仁厚就叫人在他的衣背上写上“归顺”二字，保证让他安心回家务农，所要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等少数义军首领，以此离间义军首领与部众间的关系。事实证明，高仁厚的策略十分奏效。当他率领官军在双流之西包围罗浑擎所率领的五寨义军后，他派人重申了招降条件，这样就使得大量的义军士兵不战而降，而罗浑擎也因为被孤立而兵败被擒。随后，高仁厚如法炮制，以投降的义军部众先行，进而瓦解义军军心，在短短的六天之内就轻而易举地剿灭了阡能的义军，阡能等义军首领被押送成都后斩首示众。阡能起义虽然很快以失败告终，但涪州刺史韩秀升却趁阡能起义之时，于中和二年（882年）八月率众起兵反唐，并遮断峡江之路，严重威胁身在成都的朝廷与东南地区的往来。当时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先是派部将庄梦蝶、胡弘略领兵三千前往镇压，但不想刚一交战便被打败，被迫退守忠州。江淮诸路的贡赋是沿着峡江而进入成都，如今被韩秀升所阻，等于断绝了身在成都百官的俸禄。陈敬瑄情急之下，一面奏请皇帝李儇委任高仁厚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派他领兵三千前往平叛，一面许诺高仁厚，只要平叛成功，就让他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高仁厚奉命前往峡江平叛，探听到韩秀升的精兵全都集中在江舟之中，以防官军渡江而攻，而粮草则全部屯放在岸边的营寨中，让一些老弱残兵守护。他看出了韩秀升是一种“重战轻防”的兵力布局，针对这种布局，高仁厚故意在江边布阵，摆出要渡江进攻的态势，使得韩秀升之兵在舟中昼夜防备不敢懈怠，而暗中则派数千名士兵背着甘草于夜间潜入敌营放火焚烧粮草。韩秀升的舟中之军分兵上岸援救不及，结果粮草焚烧殆尽，使得军心大为动摇。高仁厚同时又招募水性极好的勇士潜水凿破韩秀升的船只，使之相继沉没。韩秀升之军两头奔波相救不暇，高仁厚趁机派兵在要道拦击和招降韩秀升之军。韩秀升为了制止部众溃逃，挥剑不断地胡乱砍杀，反而激起众怒，结果被士兵们一拥而上擒住送到高仁厚那里，最终被斩身死。值得一提的是，韩秀升临死前，高仁厚问他为什么要造反，韩秀升的回答是：“自从文宗皇帝驾崩后，天下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现在的造反者难道只有韩秀升一个人吗？”可见，当时所有人都明白，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已经失去权威，而且已经处于矛盾重重与分崩离析之态。陈敬瑄依靠高仁厚先后平定蜀中的两次动乱，而接下来则该是他对高仁厚兑现诺言的时候，不过这就引发了他与时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师立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杨师立本来就对田令孜、陈敬瑄兄弟专权的行为心怀不满，当他听说陈敬瑄许诺高仁厚让其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之职时，顿时勃然大怒。当田令孜得知杨师立愤怒的消息后，为了铲除杨师立这个异己，便于中和四年（884年）二月施展明升暗降之计，让皇帝李儇派遣使者选调杨师立到成都担任右仆射，想要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之下加以监视。杨师立当然不肯奉诏，于是干脆杀掉使者以及东川监军，以讨伐陈敬瑄为名举兵起义。他于三月间发布檄文给成都的朝廷百官以及诸道藩镇，历数陈敬瑄的罪过，并宣称自己调集本道十五万大军，将长驱直入成都对陈敬瑄兴师问罪。皇帝李儇得到檄文后，当然不能容忍杨师立的反叛行为。于是，他下诏削除杨师立的官职，以陈敬瑄为西川、东川、山地西道都指挥、招讨、安抚、处置等使，并以高仁厚为东川留后，让他与行军副使杨茂言领兵五千征讨杨师立。五月十三日，高仁厚进驻德阳（今四川德阳），杨师立派部将郑君雄、张士安扼守雄踞德阳东北鹿头山上的鹿头关进行抵御。郑、张二将采取闭关坚守不出的策略，试图拖垮高仁厚。而高仁厚认为采取强攻之策恐怕会出现重大伤亡，因此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布列十二寨将鹿头关团团包围。高仁厚围而不打的策略，对蜗居鹿头关的郑、张二将来讲十分不利，于是，三天后郑君雄领兵出关突袭位于关城北面的杨茂言军寨。由于杨茂言仓促应战，结果抵挡不住率众弃寨而走，他旁边几个营寨眼见行军副使逃走，也纷纷弃营而逃。郑君雄见官军一战即溃，立即向南转攻高仁厚的中军营寨。高仁厚得知情况后，下令大开寨门，命令士兵点燃火炬，将整个营寨照得通红，然后埋伏士卒于营寨两边。郑君雄见寨门洞开，担心中了埋伏，便引兵退走，高仁厚趁势带领伏兵展开追击，将郑君雄之军赶回了鹿头城关。高仁厚考虑到弃寨而逃的将士甚多，如果等到天亮全部按照军法处置，一定会有很多人被处死，这样会削弱战斗力。于是便暗中召来一个名叫张诏的官吏，让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军中散布自己昨夜没在营寨，不知道士兵逃跑事件，只要他们回到营寨，就不会再有事情。对高仁厚的这种做法，逃跑的将士都深信不疑，纷纷回到营寨之中，这其中也包括行军副使杨茂言。不过高仁厚十分明白如果逃跑事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自己的权威会损失殆尽。于是在次日清晨召集众将，宣布杨茂言逃跑的罪行，将其斩杀示众，诸将见此莫不胆战心惊，进而深以为戒。在高仁厚的精心治理下，军纪大为改观。五月二十二日，高仁厚带领士气高涨的将

色男人天堂复，在屋内埋藏一些称之为“镇物”的物品。然后雇主全家人的运程便会变差，轻则家宅不宁，时有损伤或惹上官非；重则患上恶疾、遇上灾劫、孩童夭折，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家破人亡，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诅咒。其实这是个误传，鲁班术并不只是厌胜，它还包括了治身、开号、兴造、机关和化煞，但却因后人常常使用其中害人的厌胜术，最终使得鲁班术被世人认定为“邪术”。在参看《闻风拾水录·奇门篇》的时候，我曾了解过不少奇门遁甲的相关典籍，其中就曾提到过鲁班术，它源自上古黄帝的奇门遁甲，是一个旁系分支。如果不是晖儿说破提醒，我还不会注意到这个设置，也不会找到那个真正造成危害的木牌。……灶间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东面。东位居九宫的兑七宫，五行属金，八门居惊门。卧室所处的位置是屋子的西面。西位居九宫的震三宫，五行属木，八门居伤门。“勾陈”八神之一，“白虎”为其阴遁，性好杀，司兵戈争斗杀伐病死。“天禽”字木牌暗含的是九星中的天禽星。奇门遁甲中天禽遇伤门即生病痛之气，主无病而亡，痛入骨髓。那木匠究竟动了什么手脚呢？灶间是最容易产生异变之气的惊门，他放置了刻有勾陈、白虎的木鱼，用来引动汨罗鱼，这里的金属性迫使木性的汨罗鱼潜入水缸，随饮用水进入常五根老婆的腹内。卧室是最容易产生伤病的伤门，他在梁上安置了天禽星木牌，引发了天禽遇伤门的大凶格局，在屋内形成了伤病之气，使得汨罗鱼在常五根老婆的身体里异变作乱，啃噬骨头。完美配合奇门遁甲的鲁班厌胜术的确精湛，但这么狠毒的做法却令人发指。处理了两块木头之后，常五根抱着老婆移到别间养病，林岳又开了两服中药调理，暂时没有什么大碍了。常五根不住感谢，拉着死活不放，杀鸡宰羊地要好好款待我们。这个偏僻的农田区信息闭塞，藏匿一段时间倒也不是问题。林岳装神弄鬼地和常五根嘀咕了一阵，后者便以为我们是群低调的高人，连连应承不将此事张扬出去。……“娘的，碍事的家伙！”一个人影在屋外的树荫中闪过……二、逆门拾骨奇门遁甲在周秦时期谓“阴符”，汉魏时期名“六甲”，晋隨号“奇门”，唐宋称“遁甲”，明清以来才叫“奇门遁甲”。据史料记载，《奇门遁甲》传自轩辕黄帝，成书于周朝，此书早已传世，但一直以秘本单传。书中以易经八卦为基础，结合星相历法、天文地理、八门九星、阴阳五行、三奇六仪等，不但是风水堪舆学说的高深部分，更被广泛地应用于古代军事、建筑和医药理论中。我一直很在意这件看似平常的厌胜术事件，仅仅为了一次口角便如此对付一个农家妇女，似乎有些过了，而且就布设者的手法来看，这人在奇门遁甲方面的造诣远不止此。厌胜术可能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真实出处的一个障眼法。……常五根的热情一直持续高涨，不但天天好酒好菜的招待，还把屋子腾出来给我们，自己带着老婆住到后面的平房去了。庄户人老实厚道，但在这不大的村子里，没有什么是可以成为秘密的。常五根的口风再紧，他老婆被高人医好的事情还是不径而走了。幸好村子比较荒僻，唯一的司法机构在十公里外的镇上，没什么大事一般不会有人来走动。我蓄了几天的胡子，向林岳要了一副墨镜，对着镜子都有些认不出自己了。林岳坏笑着一个劲地打趣我，说看上去更像逃犯了。村里的村民先是借着串门来常五根家坐坐，闲聊着便开始求教家里的怪事，大多都是心疑作祟，也有不少是因为迷信乱治导致病情加剧的。林岳这小子正好施展开自己的拿手绝活，最高记录里一天医好了十六个病人，村里人立刻给他封了个“活扁鹊”的头衔。一贯嘻嘻哈哈的他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却显得分外专注，S在一旁帮着打下手，时常偷瞄的双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不过，有一件事却与众不同。一天，常五根的邻居刘德柱找上门来，说他老婆被鬼咬了。这倒是很稀奇的说法，即便是虚灵也不会轻易咬人，何况人死后所谓的鬼魂。可见到刘德柱的老婆时，我却大大地吃了一惊。……“老凡，这女的就跟掉进硫酸里似的，都烂开花了。”林岳查看完后，心有余悸地说道。刘德柱的老婆双腿自膝部以下完全腐烂变形，肌肉骨骼呈炭黑色，腐烂的部位干瘪萎缩，没有任何的体液渗出，正如林岳说的那样，像是被硫酸严重烧伤的迹象。但这一切只是源自她脚心上无故出现的一块青黑色瘀痕。据刘德柱的老婆回忆，不久前她下地干活回来，洗脚的时候发现两只脚心各多了一块瘀痕。平日间农忙下地难免磕磕碰碰，已是习以为常，大概是无意间踩在石头上弄伤的，所以也没当回事。可就是这块瘀痕，在一周内不断扩张开来，迅速地布满了整条小腿，干瘪腐烂得如同陈年腐尸。刘德柱看着就傻眼了，长这么大哪见过这种怪事啊，村里头的老人说，八成是叫田里的死鬼给咬了吧。村子里原本田地并不多，大片的荒地里遍布着乱坟堆。后来镇里发展农业，开来几辆推土机，一顿猛推，把地都给平了，再翻整耕犁，这才有了大片的农田。刘德柱一下茅塞顿开，这家里农田恰好就是原先乱坟堆的一块，耕种时还曾掘出过人骨头，应该就是被鬼咬了脚。……和常五根老婆不同，刘德柱的老婆身上没有任何虚灵作祟的痕迹，除了奇怪的病灶之外，我隐隐看到她的双腿隐隐散发着一层青黑色的雾气。“奇了怪了，她的腿上怎么会那么多腐气？”林岳看着残缺的黄叶纳闷道，这是他刚刚贴在刘德柱老婆腿上的，只一会儿的功夫就枯黄成这样。腐气是地下阴气与动植物尸体交化产生的一种特殊物质，莫炎曾用过的尸獾身上就具有这种物质，它可以迅速腐化动植物的尸体，将其分解入地下。一般说来，这种腐气只会存在于地下，在阳气较重的地方会很快地消失，更不要说如此气势汹汹地在人体内作威作福了。“能不能把她的鞋给我们看看？”我向刘德柱问道，“下地那天穿的。”一双旧布鞋放在了面前，翻开鞋底，我和林岳的眼睛都是一亮，鞋底里夹着一片灰白色薄片，这是一片被磨成三角形的骨片。“走，我们去田里转转。”我和林岳对视了一眼，冲刘德柱说道。……一片绿油油的稻田间，大批的作物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可农田的主人此刻完全开心不起来，这田就是刘德柱的。他带着我们在田埂上来回转悠了两圈，找到了出事当天他老婆干活的那个地块。刘德柱老婆干活的那块地靠近路边，因为路基石块的关系有一部分地方只能废弃不用，有些路过的人难免会随手丢弃一些杂物。刘德柱夫妇一则图省事，二则为了不影响田里的作物，便用煤渣铺了一层，随手清理起来方便。可就在这层煤渣里，我和林岳发现了一些黑色的粉末。“估计就是这么回事了。”我对林岳低声道，“有人用了逆门拾骨。”“不能吧？逆门拾骨在风水堪舆里是禁术。”林岳脑袋的体积似乎大了许多，“这犄角旮旯的村子里，怎么那么多失传的偏门术法？”“不知道，我总觉得这里有些奇怪。”我思索道，“鲁班术和逆门拾骨都是偏门术法，但却同样源自奇门遁甲。”墓葬风水中有一种特殊的做法，流传自闽南一带，在死者下葬一定时间后，开掘墓穴，将尸骨取出，放置在瓷器翁罐里。这种做法的由来常被解释为人之血肉属于人间，必须待其腐朽之后再作正式埋葬，因此称为“拾骨”。但事实并非如此，闽南一带土质特殊，常常会在尸体腐化时郁积大量的阴晦之气，甚至会滋生一些恶类虚灵，以至影响墓葬者的家人后代。当地风水堪舆者因地制宜，想出了拾骨的做法，散去墓穴内的阴晦之气。不过，人类的行为总是徘徊在正邪之间，逆门拾骨便是一些不良人士发明的生财之道。他们将一些尸体埋放在特殊的土质环境中，佐以一些药物，尸体腐烂后留下的尸骨便包含了大量的阴晦之气，之后将尸骨处理成骨片，放置在被害人的衣物鞋帽或日常用品中，并用阴性物质作为触媒引发，使得生人的肌体与阴晦之气发生作用，从而在身上产生大量的腐气，导致被害人死于痛苦之中。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对应了人体的八个重穴，而骨片的放置位置正是依照这八门而来。……“你们中医不是也和奇门遁甲有关系的吗？”S瞪大了眼睛道，“对那个什么开门和关门的应该有研究啊。”“我的姑奶奶哎，那是古代中医学，您去瞅瞅，现代中医学哪有这个呀？”林岳一脸苦闷道，“不是《黄帝内经》只怕连阴阳五行都给断了。”生门和开门属于人体的左右腿脚位置，骨片从鞋底作用在这两门上，被煤渣里的阴性玄武石粉触发后，阴晦之气直接进入腿部产生腐气。在生门的滋生循环作用和开门的接地呼吸作用下，腐气不断增强扩散，刘德柱老婆的两条腿已经烂到了大腿部分。“生门为土，开门为金，土火则生，金遇火则败。”我想了想，“林岳，五行针灸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但金针、银针都犯了五行忌讳，玉针、骨针又经不起灸烧。”林岳摇头道，“这时候倒是希望那个臭脸大哥在身边了。”莫炎的灵火能力倒是很适合这个方法，但此刻不知身处何地的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火针行不行呢？”晖儿递过两支线香，“这个不犯忌吧？”“哎？！还是嫂子聪明！”林岳从地上一跃而起，“香灸法，连我这个中医都没想到。”“呵呵，我可不懂什么中医香灸法。”晖儿笑道。林岳冲我挤了挤眼，出门转了一圈，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大把绿叶。让晖儿和S出门等候，刘德柱却死活要守在老婆的身边，无奈之下只好让他尽量远离，我和林岳俯身用线香操弄起来。不多时，一股灰黑的雾气自刘德柱老婆的足底涌出，屋内立刻充满了一阵腐臭，刘德柱被呛得一阵作呕夺门而逃。林岳摘了几片绿叶让我遮在鼻间，手下大蓬的绿叶迎着雾气堵了上去，随着叶片的枯黄，腐臭味逐渐消失，刘德柱老婆腿上的黑气也完全褪去。……“你老婆的命是保住了，不过，这俩腿算是废了。”林岳向刘德柱交待道，“最好送医院去截肢，这么下去迟早要感染。”“谢谢……谢谢两位……”刘德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道，“俺老婆这条命是你们给捡回来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啊。”“呵呵，没那么严重，救人是应该的。”我笑了笑，继而问道，“你和你老婆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得罪人？没啊，我们夫妻俩从不和人吵架。”刘德柱被我问得一愣。“你仔细想想，不一定是吵架，也许是一些小过节。”晖儿在一旁提醒道。“小过节……哦，有！有一个人！”刘德柱拍着大腿道，“村东三里地住着的那个耿婆！上回托我老婆进城带东西，说是短了斤两，唠叨过两句。”“这耿婆是什么人？”林岳问道，“一人住村子外头？”“对，这耿婆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刘德柱点头道，“她那脾气古怪得很，不太跟人来往，自己一人住在村子外头。”“一个孤老，靠什么为生的呢？”S奇怪道，“没人照顾也怪可怜的。”“她那手脚可比年轻人还利索，自己能下地种菜，七十多的人了还能嚼铁蚕豆。”刘德柱忿忿道，“肯定是她，这耿婆懂点医术什么的，但不随便给人治病，成天神神道道的。”“是她不是她，咱就别研究了。”林岳打着哈哈道，“不过以后你遇着还是绕道走咯。”……“亦凡，这里逗留得太久了，通缉令在网上已经发布了，我怕你会被人认出来。”“嗯，我和林岳商量过了，今天收拾一下，明早离开这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暂时没有，我给莫炎发了邮件，也许可以去云南那边避一避。”……村头，常五根等一干村民足足送出一里地，我们费尽口舌劝了半天，他们这才依依不舍地道别返回。“还是农村人淳朴啊～～”S感叹道，“哪像城市里的那些伪君子那么势利。”“就是，就是，你看送的这干粮瓜果，都赶上一个小超市了。”林岳掂了掂背后的大包，乐滋滋地说道。“就惦记着吃，也不想想背不背得动。”S撇嘴道，“瞧你那乐和劲儿，跟捡了什么天大的便宜似的。”“嗳～～我又怎么了我？”林岳被S说得一脸郁闷，“民以食为天，这可是圣人说的话。”晖儿笑着用手肘捅了我一下，我俩识趣地走在了前头，身后两人不住地拌着嘴，像对长不大的孩子。“S说话的口音都变北方味了。”我偷笑道，“估计咱们林岳有戏。”“你这逻辑有点奇怪了。”晖儿冲我调皮的一笑，“不过你说话也有北方味呢。”“哦，那我和林岳估计也有戏了。”我装傻道。“这不是么，连贫嘴都学会了。”晖儿笑着给了我一拳。空气中飘着一股暖暖的油菜花香，亡命天涯的日子却才刚刚开始。……出了村子不多久，便能远远地看到公路，我们互相商议了一下，决定沿小路行走，一路往南，途中等待莫炎的回音。“这个臭脸大哥，放着好好的高科技手机不接电话，只收邮件，真是个怪人。”林岳如是说道。莫炎的确是个怪人，手机永远处于拒绝接听状态，只怕连短消息他也懒得去看，现在只希望他早点看到我发出的邮件。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莫炎还怪的人。那是一位老婆婆，她正在一座小屋前跳着绳，身边的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欢快的流行乐曲。“嗬！瞧这老太太的精神劲儿！”林岳擦了擦额上的汗水道，“比咱们几个可强多了。”“这里是东南面。”晖儿冲我小声道，“这个老婆婆会不会就是刘德柱说的耿婆？”话刚说完，那老婆婆已经看到了我们，放下手上的跳绳，关了收音机，脚下三步两步便拦在了我们面前。“你们几个就是在村里治病救人的那什么‘赛扁鹊’是吧？”老婆婆的声音洪亮干脆。“嗳？赛扁鹊？那是什么玩意儿？”林岳一脸茫然道，“是吃的吗？”“臭小子，别跟我耍贫，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老婆婆脸一板。“凭什么回答你？！”S冲冲地回道。“呼”地一声，S手里抱着的狴犴突地蹿到了地上，神色凝重地望着老婆婆。“龙子狴犴？”老婆婆眼睛一亮。这老婆婆居然能看出狴犴的龙子身份，我心里不由得暗暗提防起来，如果她就是村里那些怪事的始作俑者，那眼前就该是一场硬仗。“您是耿婆吧？”晖儿笑着说道，“我们是在村里给人治过病。”耿婆点了点头，蹲下身子自顾看着狴犴，那狴犴严肃地和耿婆对视了片刻后，便像只温顺的家猫般上前在耿婆的脚边磨蹭了起来。摩挲着狴犴那柔顺的毛皮，耿婆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双手轻轻按在了狴犴的头部。“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突地站了起来，眼中闪动着凌厉的光芒。三、三奇掩衬看了眼床上刚咽气不久的老婆，刘德柱摇了摇头，点上一锅旱烟蹲在房里猛吸了起来。“奶奶的，俺这丑婆娘能卖到这个价钱，算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咯。”刘德柱暗忖，“邻村的李寡妇才二十五，水灵灵的，等拿到钱就去提亲。”想着，他的脸上不由泛起一片猥亵的笑容，眼中似乎已经看到了李寡妇那白嫩诱人的躯体。不过，这躯体很快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影撞破了，刘德柱还没有反应过来，身子便悬在了半空。当然，他可不是平白无故地悬在那里的，一只白皙的手掌正卡住了他的颈部。格地一声，刘德柱的颈椎在那手掌和身体自重的作用下立刻折断。歪斜的脑袋已经不能再思考什么了，不过刘德柱的眼中清晰地映出一个人影，一个满脸调皮笑容的人影。“两万块就能卖了自己老婆的命。”那人影甩手将刘德柱的尸体撇在了地上，“我多给三万，连你的一起也买了吧。”一厚叠百元大钞撒在了刘德柱的尸体上，崭新的票面将死者的面容映出一片粉红，像是人们兴奋时特有的面色。只不过，刘德柱是兴奋不起来了，虽然眼前的钞票足以让他娶上三个李寡妇。……“田然那个老家伙在哪儿？！”耿婆凶巴巴地说道，两眼暴出凌厉的光芒。“天然？这里到处都是天然的，至于老家伙嘛……”林岳继续口不择言地贫着，但话未说完，却突然脚下一软跌坐在地上。那一瞬间，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左手做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动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