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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38
97色图片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责问抱怨的众人都不由一愣。“屋子的水缸里……”晖儿被问得有些莫名，伸手指了下屋角的那口大缸。我急步走到缸边，双手探入水里搅动了几下，之前闪现的景象再次出现，似乎比先前清晰了许多，但依旧是一些残缺的画面片断。那悉窣的耳语声已渐渐能够分辨，汉人、别动、小心……“缸里的水是从水池取来的。”莫炎明白了我的行为，“拾水的话你该去楼下。”楼前的水池边，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我将双手缓缓伸入水中，搅动中静心搜寻着那些画面和声音的信息……似曾相识的夕阳，楼前一片树林茂密，四个装束各异的男子在林中聚集。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不同的几个民族，但在他们的脸上都有着同样的油腻痕迹，头上裹着各色宽大头巾，垂下的巾脚遮去了大半个面孔。曼林！其中一个侗族打扮的男子正是曼林，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正在向他说着什么，言语间曼林不住点头。我极力看去，却无法窥见瘦小男子的样貌，于是只得仔细分辨那细微的语声。渐渐地，一个沙哑的声音清晰了起来。“你盯好那四个汉人，弄点麻烦拖住他们。”沙哑的声音说道。“老大，四个汉人有什么可担心的，要不今晚我就弄了他们的脑袋。”曼林满是不适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最近没弄到新鲜人头，只能顶着猪头混日子，神蚕开始不听话了。”“那两个汉人男子不是寻常人，凭你是动不得的，一切小心为上。”沙哑的声音继续道。“哦，属下明白。”曼林的声音有些不快。“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连我的话也敢阳奉阴违。”沙哑的声音有些怒意，“是不是想我灭了你的神蚕？！”曼林一时慌了神，声音变得卑下异常：“老大，属下不敢，属下一定遵照您的吩咐。”沙哑的声音似乎十分满意，语气缓和了不少：“你一向机灵，知道该怎么去做。竹楼上有三个人头可以选，就是别动那四个汉人。”曼林连声应承，那沙哑的声音又道：“务必将他们拖延到戌时，我们先回天……”话语突然中断，景物和语声一片晃动，完全模糊扭曲开来。一切再度平静时，眼前却是我掬水畅饮的画面，耳畔尽是S和晖儿的对话声。该死，看来是我自身的影响过于强大，干扰驱散了原本承载在水中的信息。眼下也只能如此了，我抽回双手，原原本本地将所得到的信息向大家复述了一遍。听完之后，众人各自沉思了起来。“那个沙哑声音的瘦小男子应该就是刑天营头目。”S挠头道，“它们藏身的地方肯定是天字打头的地方。”“说得很对。”莫炎点了下头，又摇了下头，“地球人都知道。”S被他抢白得一阵语塞，气鼓鼓地坐到一边和晖儿商议去了。“为什么会特别注意我们四个？”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便是这点。“也许它们害怕。”莫炎看了下手掌，“也许是想利用我们。”“两位兄弟，老汉有个主意不知道该不该说咯。”老田在一旁说道。“老田，你说吧。”局外人的看法有时最清晰，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应该是午时的样子咯，那些搬头尸戌时才会过来地。”老田眯缝着眼，满脸的皱纹挤作一团，“不如先做好准备哈，对付了搬头尸再找答案也不迟咯。”莫炎和我用眼神交流了一下，一齐同意了老田的说法，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付搬头尸，至于那些疑问也只能等到之后再说了。曼林和岩虎的尸体早已处理干净，竹楼上的血迹被清水冲刷清除，完成了一系列的扫尾工作后，大家聚集在一起安排着下一步的行动。鬼丝蚕制造的越人鬼丝必须通过人的口鼻才能进行传染寄生，莫炎的灵火可以有效地融解鬼丝，因此它所造成的威胁并不很大。刑天营出身的搬头尸狡诈阴狠，而且身手间异常敏捷，又具备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小心戒备防范之下，我和莫炎再加上三把猎枪应该可以对付它们。可现在它们是混合在一起的，1+1＞2的理论在这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任凭怎么推敲思考，却始终找不出一个合理有效的方案。我烦躁地走出楼门，点上了一支烟。在尼古丁的刺激下大脑不觉有些晕胀，我放眼望向四周的山石树木，分散着自己的意识，借此缓解压力和不适的感觉。竹楼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四面山丘环抱的平地，竹林树木错落有致地在周围成片生长。突兀群起的山石遍布整个地区，但在平地间却多出了许多土壤。这些土壤的质地松软得宜，行进时脚下的感觉很是舒适，云南少数民族居民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开垦田地，播种一些适宜的农作物。这里的条件照理应该符合，却似乎没有被利用起来。心中一时好奇，在竹楼上观望一阵后我来到了楼前的平地，阳光透过树梢竹楼缕缕投下光影，竹楼所处之外的地面在树荫的作用下阴凉舒适。我四处走动了一下，脚步惊动了树荫中的什么东西，悉窣声接连响起，认识的不认识的，有壳的长翅膀的，大大小小的昆虫四散逃窜，这里的虫子还真多。环视周围的植物，冷杉、红松、巨龙竹……居然是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疯长植物！“山石如龟甲，黄土嵌中生。丛荫似绿被，谷粟总无存。”原来是荫生虫豸局，这里犯了农垦风水的大忌，四周的植物遮阳蔽日滋生虫豸，加上山石困扰无法彻底清除这些植物，所以也就无法将此地作为农垦之处了。虫豸？我呆滞了一下，虫豸局是百虫会聚之局，百虫共存则彼此互相钳制，其中必有虫豸之首！欣喜间立刻叫来莫炎，将这里的局势理解和他解说了一下，莫炎听后没有言语，转身立即钻进了身边的林子。“庄稼稻谷最怕这山沟沟里的虫子咯。”老田看着地上爬动的昆虫道，“六八年的时候，就闹过几次虫灾，哈尼的追玛说是树妖作怪咯，砍了几片林子才搞好的哈。”看来我的判断并没有错，云南的一些地域肯定也与这里类似。枝叶晃动中，莫炎从树林里走了出来，似乎有了什么发现，伸至面前的手掌完全摊开着，指间夹着三只个头不小的蜘蛛。“好大的蜘蛛～～”S一脸恐怖的闪在了晖儿身后，后者的脸色也不好看。“虫豸局百虫共存，这就很容易造成某种昆虫的霸主地位。”我看了看他手中的蜘蛛，“这和原始的养蛊原理相同，所以虫豸之首或许可以作为蛊虫的克星。”“运气不错。”莫炎接道，“这里的虫豸之首是蜘蛛。”“怎么说？”他是虚灵和生物方面的大行家，这话里似乎另有深意。“这种狼蛛喜欢捕食软体虫。”莫炎在狼蛛的尾部拉了一下。“它可以对付鬼丝蚕？”虽然有些振奋，但我心中却也不住担忧。莫炎没有回答，而是转向了老田：“山上哪里蜘蛛网多？”老田眯眼想了会，伸手在蜘蛛的尾部摸了几下，两指夹着拉出一截蛛丝，细看了一会之后眉头一展，似乎想到了什么。“要这种蛛丝哈？有得好多咧。”老田咧嘴笑道，“老汉认识山边边的苦聪人咯。”“苦聪蛛衣？”莫炎语气间有些舒缓，“那更好，现在就去。”两人回屋收拾了一下行囊，在和我对过手表之后，莫炎便跟着老田向西侧的山边出发了。留守在竹楼的我们并没有闲着，我用驭金能力做出了一些锯齿钩链埋在了竹楼周围，又在竹楼的地板和墙壁缝隙间藏下了几十条金属丝，接着我和晖儿、S又做了些尖头的短木棍布在了四周。一般活尸性属土，以木克制它们是最好的方法，搬头尸或许会例外，但至少能够给它们造成一定的困扰威胁。就在我们将一切布置停当的时候，莫炎和老田已赶回了竹楼。老田笑呵呵地从背囊里拿出了两件灰色的衣服，毛茸茸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误认为是土纺的毛衣，做工虽然粗糙简陋，但却致密地看不出任何的缝隙。莫炎解开手中的一个小袋子，几十只狼蛛从袋子里冒了出来，纷纷爬上他的手臂。一片柔和的火光在他身体上泛出，那些狼蛛都是一抖，转而安静地伏在了他的衣服上。莫炎轻嘘一声，狼蛛似乎得到了什么命令，各自迅速爬下地面，一部分隐藏在了屋子的四角，其余的则沿墙而上用蛛丝将自己吊在了屋顶的角落。“蛛衣你我各穿一件。”莫炎丢过一件蛛衣给我，“鬼丝射出时用身体去挡。”接过蛛衣我大致明白了他的用意：“那就是我们俩做诱饵抽取鬼丝。”“还要你转的快才行。”莫炎做了个转身的动作，“公孙、晖儿和老田和尸獾坐在炉边。”五只灵巧的尸獾已完全现身在众人面前，乖巧机灵地在晖儿等人身边蹲伏了下来，看样子它们准备和这三人形影不离了。屋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时间已是傍晚时分，莫炎到围炉边上点起炉火，双手搓动几下直接伸入燃烧的火焰中。一股乌色的火焰隐约地在熊熊炉火中晃动了两下，渐渐隐入围炉的木炭里。莫炎又拿出了一些干粮和食水分给大家，估计是对屋里的食物有些不放心。老田不知从哪里弄了些草来，又从草叶的中心部分摘下了一些圆粒状的东西，逐一递给大家。“坐拿草的草心，这东西可是黑曼陀罗的克星咯。”老田笑着将一颗草心丢入口中。我试着也吃了一颗草心，那股苦涩酸麻的味道直冲大脑，整个脑部立刻处于兴奋状态，四肢间有些轻微的麻痹，但很快就觉得手脚灵活了许多。“这东西也有麻痹作用。”莫炎提醒道，“不要多吃，闻到花香后再吃一颗。”中药药性，我最头痛的东西，如果林岳在的话估计又能给解释上半天了。想起这小子，好像最近一直没有来电话骚扰我和S，难道他转性了？时间慢慢地流逝着，我和莫炎不住地警惕着周围的变化；S和晖儿填好子弹，将短柄猎枪放在身旁隐蔽的位置；老田则向我讨去了巴查的砍刀，铜炮子猎枪也已掖在了屁股下面。一阵奇诡的闪动在眼前飘过，我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仔细聆听，屋外的树丛中蹲伏着五个诡异的身影，彼此没有交谈，只是互相打着手势。一个瘦小的身影挥了下手臂，其中两个猿猴般地爬上了楼旁的大树，余下三个则悄悄地钻进了竹楼的下部。我一边聆听，一边轻声向众人说明了情况，S和晖儿小心地端起短柄猎枪注视着地板，老田则仰头观察屋顶的变化。猫腰起身，我正想发难，却被身旁的莫炎一把拉了回来。“屋顶那两个是新鲜脑袋。”他脸上又露出了那种柔和的笑容。十一、饬金之灾自从在家里见过这种笑容之后，莫炎便一直没有笑过，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居然笑了出来，难道是有什么发现？“老田和王亦凡对付屋顶上的两个。”莫炎快速吩咐道，“记得要打烂头部。”接着他示意晖儿和S用枪瞄准地板上的两个位置，自己则盯住了第三个方位。“鬼丝蚕喜欢新鲜人脑。”莫炎用胳膊碰了我一下，低声道，“别发愣，先解决两个。”原来他嗅出了屋顶两具搬头尸的头颅是新鲜的，之前曼林刚换上岩虎的头颅时，那条鬼丝蚕就是在头颅里的。一股淡淡的花香飘了过来，味道十分地轻柔，但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睡意。众人立刻又吃了一颗坐拿草心，这帮搬头尸应该准备动手了。心念一转，屋顶的锯齿钩链突地飞出，蛇行盘绕下遍布倒刺的链条将两具搬头尸瞬间捆住，链条上锐利的勾尖死死嵌入它们的身体。钩链牵动猛拉，几下便将搬头尸勒切成了数块，两具没了双手的上半截尸身被拉下房顶掉在了地板上。轰地一声，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开了火，喷射的弹药将尸身头部轰成了血团。两块金属片悄无声息地包裹住了尸身，咯咯扭响中，将它们扭碎挤压成了肉沫。没有任何机会反抗的情况下，楼顶的两具搬头尸就这么被解决了。我心头涌上一阵喜悦，正想转身去帮晖儿，却看到竹楼的地下突突几声破开了三个大洞。三道人影从洞中飞射入竹楼，身形轻巧怪异，衣衫飘然有如鬼魅。这帮家伙还练过轻功？心下不及多想，锯齿钩链立刻缠绕了上去。“不对！”莫炎脱口叫道，“别打……”我一愣神，钩链却已飞速收缩绞动，接着砰砰几声枪响，晖儿和S也相继击中了人影。撕裂声下，衣服的碎片落了一地，许多黑褐色的碎块夹杂其中，耳边则响起了一阵奇怪的嗡嗡声。“是虎头毒蜂！”莫炎冲我吼道，“小心毒刺，蜇上就死！”这种毒蜂的大名早有耳闻，台湾曾经震惊一时的登山者毒蜂事件就是这群小煞星干的，中毒的人救治不及会因肾衰竭而迅速死亡。当时只是数百只便摆平了十多人，而现在屋内黑压压的足足聚集了上千只。竹楼间埋藏的金属细丝此刻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我的控制下，众人身旁围起了一道交错的金属细网，凶猛而来的虎头毒蜂被挡在外面，黑压压地蒙了厚厚的一层。金属细网的网格虽然很小，但那些虎头毒蜂却拼足了劲儿地往里挤，那种疯狂的攻击欲不禁让人骇然。必须速战速决，心念一定金属细网闪电般地反向包裹了起来，密密麻麻的虎头毒蜂严严实实地被网了起来。我双手虚抓一拉一拧，金属细网顿时拉长扭动，随着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噗噗声，上千只毒蜂变成了无数的碎片掉落一地。毒蜂尽灭，我刚喘口气，耳边却传来两声枪响，子弹在脚下激起一片竹子碎屑。抬眼间，晖儿和S正忙不迭地填装弹药，脚下有古怪？身子向前一滚，我头也不回地闪到一边，与此同时脚下原本站立的地面喀嚓一声碎开了一个大洞。四周一阵死寂，除了围炉中细微的噼啪声和众人的呼吸，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我暗暗咬牙，这帮搬头尸简直就是偷袭的祖宗，什么阴损招数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一击不成便销声匿迹，让人防不胜防。莫炎一直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两脚跪伏，双臂下垂，食指中指支出，抵在地上。方才的攻击是他查觉叫破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冷冷的脸上已看不出任何的表情。窗棂一翻，两个紧身短打扮的男子自两侧掠入屋内，落地一滚，身躯有如弹簧一般反弹跃起，空中交错间彼此单手对抓，一个回旋将对方反抛出去。杂技般的高难度动作在几秒内完成，我来不及惊叹对方身手的敏捷，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在他们手中牵拉着的绳索。两人落地时借力猛拽，楼顶一抖发出阵阵怪响，想拆楼顶混水摸鱼？我不由冷笑，嗖嗖几声，惯用的半月弯刀飞斩绳索。绳索应声而断，两人一个趔趄跌了出去，就地一滚翻出了窗外。铜炮子猎枪轰然开火，骨肉撞击声中一个人影飞撞在墙上，倒地呻吟间却是一旁看守地板洞口的老田。其余三人一下没了动静，回望间一个瘦小的男子不知何时已站在了晖儿与S的中间，双手各持一支尖竹，环扣在两人的脖子上，尖端直直抵住她俩的咽喉。“两位聪明的就别动。”瘦小男子阴笑道，“我胆小，受了惊吓手会不听使唤。”晖儿和S瞪大了眼睛惊恐地望着我，莫炎则一动不动地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五只尸獾围在瘦小男子的身边，浑身毛发立起，却不敢近前半步。“挟持她们有意思吗？”我心中一震，脸上却显出不耐烦的神情，“别无聊了，有种放马过来较量一下。”“嘿嘿，阁下还不是很清楚形势嘛。”瘦小男子继续阴笑，手下用力，殷红的血痕顿时出现。“住手！”我立刻软了下来，这家伙的确不好缠，“听你的就是。”瘦小男子口中呼哨一声，方才两名男子狸猫般地窜入竹楼，一左一右地挟在了我的两侧。抽勒几下，一根坚韧富有弹性的绳索捆住了我的双手。看来是早有准备，连牛筋绳都用上了。“这位怎么一直跪着不动啊？”瘦小男子怪声道，“别想玩什么花样。”莫炎依旧不动，抬头望了望他：“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身边两名男子立即闪了过去，瘦小男子一副猥亵的样子：“你就不怕我杀了这俩小妞？”“杀就杀，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朋友。”莫炎居然悠然了起来，“和我有什么相干。”瘦小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疑虑，嘴上阴笑不止，摆头示意两名男子制服莫炎。那两名男子似乎对莫炎有所顾忌，在身旁迟迟没有动作，只是不住发抖。我这才发现，围炉的火焰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了紫色，几道火焰沿着地面蜿蜒地形成了一组奇怪的环状图形，而那两名男子的脚下正踏在环状火焰中。瘦小男子查觉有异，面色一寒，手中尖竹正要刺穿晖儿和S的咽喉，却不知为何手软了下来，晖儿和S趁机掰开他的手臂，快速逃离。惊讶中他发现了脚下盘绕的火环，怪叫着试图挣扎，但却丝毫不起作用。莫炎的渐渐直起
。但这只是他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搞经济的人都懂得，凡是搞经营事业最主要的是资金，也就是经营的资本。只要是有了资本，不怕什么盛世或者乱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越是身逢乱世，倒更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换句话说，刘氏前辈的两代创业史不也是在乱世创造起来的吗？只可惜两代辛辛苦苦创起来的巨大家业，瞬间就因不善经营而败尽了。这是他对外改变经营的结果。再看看他十几年掌权期间对内理家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悲的。他自从1932年独掌大权以后，一改从前勤俭持家的作风，在家内马上大兴土木，自己的住房和卧室全部安装了卫生设备和暖气，以满足自己豪华的生活享受欲，连续购买了三部汽车，并且给自己的妻妾们购置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其中大部分首饰当然是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铺中选购来的便宜货，同时他自己也动用了大量现金购买了许多钻石。用他的话来解释：钻石是当今世界上最值钱的宝贝，因为它体积小便于携带和收藏，因此他收集钻石的事当时常被同行业的人和他的几个好友所称道。后来曾有他一个当铺中的伙计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写文讽刺他，说他是：“烟枪在手，钻石在囊，头枕京津两地，脚踩十三家。”以他当时的权势和财力再加上他的权术和策略，如果都用在事业的经营上，抑或赶上了政治和经济上不稳定也不至于败到后来的惨地。主要是因为他聪明才智有余而文化不足，由于文化不足，在政治上更是一窍不通，不懂政治在动乱的社会里搞经济事业的人一定是要吃亏的。何况他在当政中远君子近小人总听不进去有识之士的忠告，在国民党统治后期，物价暴涨，经济面临崩溃的时候，他仍在变卖家产搞当铺的复业，还想恢复他那“脚踩十三家”的黄粱美梦，最后终于到了一败涂地的境地。这就是以当业发家积聚的财富开始，以大部分家财仍还回衰败而告终。北京解放前夕的刘贡南，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地步，全家的生活开支完全靠变卖家里的不动产以维持。先卖全院的地毯，再拆卖全院的暖阁，然后又拆卖全院内的镜子，最后又拆卖全院的洗澡盆。等到把所有的木器家具都卖光了以后，竟然将院内的大树也锯了卖掉。当他正在发愁因房子卖不出，而没有人买就要拆房卖瓦的时候，北京解放了。马大人胡同曾有刘氏三代家族的祖产，他以特别低的价格卖给了政府。从此刘氏家族离开了这个人海沉浮可歌可泣的发源地。刘贡南在北京解放后曾两度移居天津，晚年的生活尚可维持一般，但神经有时不正常，曾数次走失，后由家人领回。于1971年病故于天津寓所，享年八十岁。
第一章(7)我的二姐刘俊卿
我的二姐刘俊卿，出生于1886年。因大姐夭亡，实际上她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大姐。同时她也是父母心中最疼爱的一个女儿。前文曾提过，她因在变乱中保护财产有功，父亲刘禹臣对她更加器重和信任。从成人到出嫁前一直由她主管着家庭里的一切。父亲为了她的出嫁曾仔细和慎重地选择门第和人才。他选择的所谓门第，不是一般讲的门当户对和低女高聘，而是要找一个从前也是比较富有的大户可现实家道中落的人家；他选择的所谓人才，重点放在相貌堂堂性格老诚方面的人上。他的这个比较独特的见解和选择，主要的目的就是以自己和财势做后盾，使自己的女儿不但不会受委屈而且还能让她主管着婆家家庭的一切。最后终于选定了做金店生意的王紫山的长子王兆年做了女婿。刘俊卿婚礼的嫁妆在当时是比较丰富的，因为木器家具比较多，厢房三间放不下，当时不但她的公婆在厢房住，就连王紫山的父母也把北上房五间让出来给孙子做了新居，而他们老夫妻也搬到了厢房居住了。这样一来，刘禹臣嫁女的第一目的算是达到了，后来没过多久，又在西城酒醋局给她买了十几间房，因此刘俊卿果然掌握了王家日常家务之大权，父母对她的一片苦心终于完全达到了目的。刘俊卿自与王兆年结婚后，先后生有二子五女，她出嫁后还经常带子女等在娘家居住，每次回娘家时，所有的家人和仆人们都要列队迎送，刘家的这种最高殊荣，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能享受的只此一人。这当然是由于父母的偏爱所造成的，但是却给她种下了晚年悲剧和不幸遭遇的根源。因为父亲刘禹臣在临终前留有遗言，每月给刘俊卿生活费用四百元。在刘禹臣死后虽然由刘贡南照办不误，但姐弟二人已然是貌合神离。这种关系一直延迟到1942年，终于爆发了姐弟间争夺遗产的诉讼，由于诉讼爆发，刘贡南借机终断了每月给刘俊卿的生活费，由于断了生活的来源，刘俊卿一家处于极端困难之中，因此她神经错乱一病不起，最后于1942年冬病故于东华医院，时年五十六岁。刘俊卿晚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应该引起后辈们的深思和注意。附：知情人谈刘汝舟定：我问问您刘老他们家。某：当铺刘就开当铺啊，他们(指刘贡南和刘汝舟)哥儿俩，他(刘汝舟)是姨太太(生)的，在他们家里他就不占什么地位，可是他父亲叫什么来着……定：刘禹臣。某：一故去，大家伙儿抢，这姨太太跟他小啊，抢的东西不多。他的大哥(刘贡南)是拽子，胳膊锯了，得了叫什么癌什么，住天津。后来解放以后，马大人胡同那房子挺大的，里边有戏楼。他们就把这房子卖了，就搬到协和医院那正门，把角儿那地方，这儿是协和，这是那个胡同的把角儿，这个门儿。就是他大哥。定：他大哥后来怎么着了？某：很有钱啊，“文革”以后死的。大太太，邪门儿就在这儿，他(刘汝舟之父刘禹臣)一个，岳效鹏一个，盐业银行的，俩人都娶了姨太太，这两位姨太太都不如大太太好看，这两个姨太太就跟戏台上那架子花脸似的，那两个原配夫人啊，真是大家闺秀，您一瞅那说话，言谈举止，特斯文。邪门儿就在这儿。然后刘大爷跟他这小夫人就住在帅府园这儿，大太太在天津跟儿子。定：那刘老跟他哥哥关系也不是……某：不是太好。他们那院儿我没进去过。定：他们家的事我在相关的史料里都找不着，不像同仁堂乐家，一找那材料，就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多好多。某：因为开当铺啊，解放后在人心目里就不是太好的事。肯定是剥削。定：不能当红色资本家。某：当不了。四、科尔沁王公的子孙
——包义、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内城，是一个主要以少数民族居民构成的城市。所谓的少数民族，除满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还有回族与蒙古族。从崇文门往北直到北新桥，那一条条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满洲与蒙古为最多，他们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载体。我敢说，对于北京社会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于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对这个特定的非汉群体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和细致入微的探讨所致。有清一代，蒙古是满洲统治者最亲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诸部的向背是清朝统治能否稳固的关键，所以满、蒙关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因清朝实行“满蒙通婚”政策而来到京师并从此定居下来的蒙古“额驸”(“女婿”)与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种原因来到京师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三种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属于居住在宅门儿的王公贵族的后代。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带着草原、大漠的鲜明性格，有着骑马民族自己的语言、习俗与宗教信仰，他们是如何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来的，他们的子孙对于自己的民族又有什么样的意识、记忆和表达，这是一个很少为研究者关心过的问题，因为研究北京史的学者，几乎都忽略了京城还有这样一个族群的存在。而事实上，自清朝到民国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与宗教活动中一直发挥着自己独特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个人群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着自己特有的色彩和声音，正因为京城能够包容像他们这样来自各种地域与文化的族群，才构成了如此绚烂多姿的文化层次与生活样式。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门之一。它位于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7号院，自从修建平安大道之后，它就从胡同深处脱颖而出，成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筑，现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宾馆，我在里面开过会，却被禁止进入府内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颜。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贤纯皇后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尔沁部辅国公色布腾巴勒珠尔。在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与清朝关系非同一般，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注320又称：“科尔沁以列朝外戚，荷国厚恩，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注321科尔沁部是最早与满洲爱新觉罗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极所立的五宫后妃都是蒙古王公贵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尔沁部，内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电视剧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极的庄妃，也就是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孝庄，到康熙朝的时候她已经是太皇太后了。满蒙联姻作为清朝的一代国策，在争取蒙古王公贵族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远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约束条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须离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当与色布腾巴勒珠尔其家与清廷的特别深厚的姻亲关系有关。色布腾巴勒珠尔9岁即入内廷随诸皇子读书，婚后一直与和敬公主居住于京城的公主府内。不仅如此，他们夫妇的后人从此也长住京师，再未返回科尔沁草原。从色布腾巴勒珠尔算起，到达赉贝子是第七代，他的儿子多尔吉，人称多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尔吉有四个子女，均姓包，分别以“儒、义、平、安”命名，包儒已经去世，我采访的是包义、包平与包安三人。对于和敬公主府自清以来的沿革兴衰，冯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过精审的考证。注323至于这个家族与清朝的联姻关系，我也曾撰专著作过论述。注324不拟再作重复。我在这里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这样一个在清朝曾经十分显赫的蒙古族家庭，他们的后裔是否还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他们身上究竟还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来，这个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经历过什么样的变迁，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沧海桑田的变化的。对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从中可知，至少在清朝与民国时期，与其说他们被“汉化”，倒不如说被“满化”更确切些。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个时代的那样一个家庭，作为从旧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这是当时有机会上学读书、能够接触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轻人都会选择的道路，与时代背景有关，与民族身份则基本无关了。(一)包义、包平口述
时间：2003年7月23日地点：北京市西二旗安宁庄南区包义家访谈者：定宜庄、毕奥南注325注359定：你爸爸是在和敬公主府长大的，也是兄妹四人中唯一在那里生活过的。方：叔叔姑姑都没在那里生活过。定：你爸爸对那段生活给你讲了多少，他怎么看待那段生活的？方：我爸对在和敬的那一段没有特殊的回顾，也许因为小吧，就是片断地讲一点儿他小时候的生活，后来好多是我妈说的。说当时家里请戏班子唱戏，说他比较小，不让他过去，他就天翻地覆地闹，最后把脑袋撞到墙上还是哪儿，撞得头破血流，结果全家听不成戏。就那样。家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爸挺小的，穿着长袍马褂，推着一个小自行车，在花园里头，因为过去都有花园，还挺好玩的。还有一些过去的老照片，可是我们家吧，一贯地，就是从我爸开始，对这段历史呢，不愿意提起，所以照片什么的也没特意地留。定：就是说你爸小时候在和敬公主府，后来没有多大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的日子，您知道多少？方：爸爸常和妈妈聊过去的事。我问过我妈，我妈说别看他们生活是节节往下降啊，后来经济上不是特别肥的那种，还是保持着过去那种谱吧。我妈就说都那种情况了，我奶奶还是成天挥霍，从早上起来，一天三顿酒，你不能喝粥喝酒嘛对不对。送饭都是各饭庄拿大圆笼送饭，还养着一个中餐厨子一个西餐厨子。想吃什么随时再点。完了就是打牌，要赢钱的。我妈嫁过去就挺晚的了，还各有各的用人，做衣服，那还是绸布庄带着布料、绸子料到府上去挑，挑完了给量，你想做什么，做完了再去试样子，再去送，特讲究。我最深的一体会是什么呢，我小的时候，鼓楼那儿有一个商场，我妈带我去看布，结果一个售货员，是一老头，就跟我妈悄悄说话，说大少奶奶，我妈吓一跳，说你是谁呀，他说我上你们府上去量过衣服，我妈特紧张。我回家问我妈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妈说以后少到那儿去，人家认出我来了——反正都是那种特排场的，那时候已经到秦老胡同了，别看已经没落了，现在要说起来还是那种特豪华的生活。我爸(在家)是啥都不动。我爸的手永远是细细的，软软的，都不沾水。所以就是说，虽然解放后了都是干部都是啥的，其实跟过去一样，也就是在家里头啥也不做，我妈就说，说你爸解放后别看是干部，这个那个的，就跟在家当老爷一样，就没有这习惯，你想过去小时候……定：你们家好几个保姆呢。方：我妈有时候评论评论，说他们老包家，反正是……嗨，公子哥儿，享乐长大的。我们老家在东蒙，科尔沁的，听我爸讲当时那儿有林子，有牛有羊，特别大的，每年人家来送，跟《红楼梦》似的，到时候就送钱送东西。解放以后我爸还挺庆幸呢，说解放以后，咱们这儿倒是纷纷地，不是参加革命了，就是上政协了，摇身一变又成红人了。那儿的二地主说是恶霸，全给枪毙了(笑)。定：其实你们家那时候还算是很有钱的，虽然没落了，是不是从和敬公主府那儿还能有进项呢？方：分了。听大人说，当时我爸的爷爷他有六个还是几个姨太太，我爷爷这边分的算多的，好像因为我爸是长房长孙，等于我爸跟他们那一辈的也一样占一份，等于我爷爷这边占了两份。其他的姨太太可能权力比较大，照理说我们这家应该算正份儿的吧，可是主份儿是在姨太太家，我是听姑姑和四叔说的，可是因为有我爸爸的关系，还是多分了，所以还能继续享受，买房子买这买那的，过去在秦老胡同，还有在帽儿胡同，不是都有一些大宅子么，当时有一段是租的，租的然后又从和敬公主府弄的银子，买的帽儿胡同还是秦老胡同的房子，我不清楚，他们搬到那里头，反正是能折腾。我妈结婚的时候说那里头还有祠堂呢，有牌位的，包括公主的都有，一到过年挨着个儿磕头，磕完了头就到长辈的屋里头，人家给红包，这程序一完了，我爸拉着我妈说走了，没事儿了，钱拿完了就走了，骑自行车跑了，玩儿去了。我们家败就是从我太爷爷，我爸的爷爷把大注的钱给姨太太。那回包安还说呢，说：“哎呀，老包家有一毛病，大注的钱，主要的钱都不给正室，都给歪地儿了。”定：一个是姨太太败，一个是东北的土地让日本人“土地奉上”了。方：所以老包家挺恨日本人的。我爸中学是上的崇实，蒙藏学校也待过。崇实中学的毕业证我看见过，蒙藏学校因为他老讲，我没特别着耳朵听。我爸在燕京学习挺好的，在学生中地位也挺高，学生会主席。燕京的学费不是挺贵的么，他念得好，很多学费都是免的，优秀学生才免呢，我爸就拿缴费的单子，道你把她扶起来了。她关了门。莫迪：“把门打开，打开，打开。”“就一分钟，莫迪，等他们走了。”没一会儿，他们又踢嗒踢嗒、叽叽喳喳地经过病房，下楼去了。我把门又打开，餐车朝这边过来，哐，嘭。“福勒太太，来点汤？三明治？冰激凌？”我替她回答：“请给点汤，再要一点果冻。”尽管她如今根本什么都不吃。我把汤递到她嘴边，她摇摇头。我舀了一勺果冻。“不要，不要，”她悄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我照办，一次又一次，整晚都这样。然后，九点了，已经换了夜班了。我等着，好去和夜班护士们说话，亲自告诉她们她今天过得怎样——和昨天以及前天一样——夜班护士们微笑着，弯下腰对莫迪说：“你好，亲爱的，你好，你怎么样？”夜班护士里，有三个棕色皮肤的，一个白皮肤的，莫迪觉得自己被异类包围了。“我走了，莫迪，明天再来。”“你这就走啊，是吧？那好，晚安。”《马里波恩的女帽工》今天问世了。他们在出版之前重印了两次。莫迪的事让我忙得团团转，没能好好享受这一时刻。它会卖得很火的。当时我放弃了可爱的、待遇丰厚的工作，也偶尔暗自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看来都是瞎担心。今天一大早我把书读了一遍。阴暗的冬日早晨，死气沉沉，冷得很，但是《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封皮色彩鲜艳，很漂亮。我把莫迪艰难的生活改写得轻松愉快，充满了意外的惊喜，我多么享受这个过程。在我的版本里，莫迪的孩子被人从她身边偷走，但是她知道他在哪儿，悄悄地去看望他，两人互相支持，以对抗她那坏心眼的情人，她爱这个情人，唉！但是后来她与一个年长的男人建立了持久关系，两人互相尊重，他是个富有的酒店老板，珍视她，帮她夺回了儿子。她是制帽间里备受器重的首席助理，在这位无私人士的帮助下，她自己创业，生意越做越大，贵族常常光顾，就连几位不那么显要的皇室成员也会光临。我给她创造的这个人生，莫迪一定会喜欢。莫迪在老医院已经住了三个星期。除了她一天比一天焦躁不安外，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变化。她要我把她放平躺下，一旦放平了以后，又要我把她扶起来。她没完没了地请求，把我扶起来，但是她控制不住，会向前倒，于是又凶巴巴地要求，让我躺回去。护士们进进出出，关注着，“监控”着。莫迪现在用的药非常厉害，莫迪根本算不上神志清醒，但有一点：莫迪绝对没有陷入昏迷。莫迪没有放弃，没有接受现实，离放弃和接受现实还远着呢。莫迪还在对我说，准确地说是嘟囔着：“带我回你家——嗯，你回家的时候带上我。”莫迪既明白也不明白自己得了胃癌，就要死了。更确切地说，有一个明白的莫迪，还有一个不明白的莫迪。我觉得，莫迪真的死了以后，那个不明白的莫迪还会留在这儿。哦，老天啊，要是莫迪肯死就好了，要是她肯就好了。当然了，我知道这不对。我现在在想的是，的确有可能，控制死亡进程的不是身体，不是她胃里那块随着每一次呼吸不断长大的肿瘤，控制它的是不肯死的那个莫迪的需求，她需要调整适应——适应什么？谁又能知道，莫迪低垂着脑袋，眼神木然，在这后面，有些什么重大过程在进行着？我觉得当这些过程完成以后，她就会死去。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不会提倡安乐死，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条安全法规保障，我是不会提倡的。那些看护者、继承人、至亲至爱者，他们希望垂死的人能早日死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负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可怕了。而垂死的人承受的痛苦远不如看护的人那么大，有没有这个可能？莫迪疼得厉害——间歇的，两餐猛药之间——但是疼痛是这世界上最糟的东西吗？反正对于我来说它绝不是。莫迪神志清楚的时候，也绝不这么认为。一旦垂死之人过了某个阶段，正常的、人类的标准就不再适用，或者说不轻易适用，为什么会这样？莫迪这一辈子都不曾用肉体是否疼痛作为标准来衡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臆断她如今变了？她依旧害怕死亡，我知道，因为她需要一直敞着门，那道可怕的门，放进来那些噪音（放进来生命）——沉重的脚步，说话声，车轮声，杯盘碰撞的声音。但是她真正在想的事情或许根本与疼痛无关。疼痛是她要对付的，它就在那儿，她能感觉到它来了又去，缓和一阵又剧烈一阵，她得改换姿势——扶我起来，扶我起来！——但我们压根不知道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昨晚莫迪死了。最后几天里，病房里来的是一个漂亮的小黑皮护士，我是说，她是个白人，长着一头深色的头发，一双深色的眼睛，不是说她是个黑人护士。她有点迷糊，好脾气，马虎。她在莫迪的病房进进出出，走路像在飘。她帮我抱莫迪起来，帮我服侍她躺下，端茶来给我喝。我知道他们认为莫迪的情况越发恶化了，因为昨天她们给我送了好几次茶。但是我自己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除了她的确焦躁不安至极。在医院那张平整的特制高床上，莫迪那股能量，把我折腾得筋疲力尽，也让小黑皮护士累得够呛，她说：“好家伙，萨默斯太太，看来你真够强壮的。”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护士拿来莫迪的药，几乎是满满一杯，那么多。因为还不到吃药的时候，她就把它摆在桌上，然后出去了。她匆匆地又赶回来做什么事。“哦，我忘记了，福勒太太的药。”她说着伸手去端，却碰翻了它。那些可怕的液体泼洒得到处都是。她倒吸一口凉气，恐慌地瞪大了眼睛，双手猛地捂住嘴，然后站在那里紧张地咬着指甲，盯着洒了的药剂。然后那双眼睛转向我，那是最低声下气的哀求：我会不会把她供出去？她在问。准确地说，那老套路的夸张动作倒是出于真心。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那位可爱、讲话含含糊糊的护士长会是个暴君，不过我无言地让那个姑娘放心，我不会那么做的。她拿来布和海绵，把地板弄干净，莫迪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垂着头，她急需吃药。昨晚我恰好需要提前离开，比平时早半个小时，我一般都是九点或者九点以后才走。我答应了要回家接一个罗马打来的电话，关于下周展览会的。于是我对护士说：“你会负责让福勒太太服上药的吧？”不过我现在很清楚，她当时那个状态，很有可能不会汇报自己犯的错。不过反正如果莫迪晚上疼得厉害的话，会再给她加一次药的，护士长告诉过我。但是我现在想，那个护士是不是没把洒掉的那剂药补上，是不是莫迪晚上想要药，但是没得到——简而言之，她是不是疼死的？我不知道，也不会知道了。我接了电话，看了一会儿带回家的文件，泡了澡，很迟才上床，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被电话铃唤醒：福勒太太刚刚过世，你要来吗？我十分钟之内就赶到了医院。那个时间，那地方有嗡嗡的人声，模模糊糊的，低低的，有一种轻柔的活力，让人舒服。我几步跨上冰冷的石头阶梯，冲进病房。我一眼瞥见两个娇小的棕色姑娘，大概是越南人吧，正费劲地扶一个大块头老太太下床。她们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们厌烦的表情：唉，天哪，又多一件事要应付了。但是她们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脸上厌烦的神情已经抹得精光，得体地微笑着，告诉我，她们认为福勒太太是大约一小时前去世的；当天夜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一直在折腾她们，等她们去查房的时候，莫迪已经走了。她们前一次离开时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一等，等一等。”可她们得离开，还有那么多人要照顾呢。“等一等。”她嘟囔着，或者咒骂着，或者叫喊着，想要叫住步履匆匆，离她而去的生命，但是生命没有搭理她，一直往前走，把她留在了后面。要是莫迪是——是因愤怒而死的，我也一点都不惊讶。简娜不在，但是她从来都不在！——还有那些黑人护士，看看她们，进进出出的，根本没时间理我……也许，莫迪就是这样死的。但我不相信她内心深处翻腾的会是这些。一个姑娘给我端来一杯茶。这是固定仪式。我坐在死去的莫迪身边，她看上去就像是睡着了，摸上去还是温热的，摸上去很舒服。我握着她没有了生命的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杯茶。礼仪规范一定要保持。一个病人去世以后，要给至亲好友一杯茶。的确该这样。护士长走进来，另一个，夜班护士长，也许她是总护士长。不管是什么吧，她站在那里，说着话，让气氛恢复正常。有一些套话必须由我来说，于是我就说了：比方说莫迪是个了不起的人，她一生艰苦，但是她直面困难，机智勇敢。总护士长站在那里，深表同情，微笑着，倾听着。然后就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了。问题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莫迪已经死了，尽管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她不折腾；我甚至有些担心她没有死，没有真正地死掉。但是我松开她的手时，它渐渐僵硬，发冷。我刚站起来整理东西，刚才两个棕色小护士中的一个就跑了过来，把莫迪的双手放到她胸前，然后用床单罩住了她的脸。她那表情就像个家庭主妇：这件事做完了！下面要做什么？啊，对，我得……我开车回家，经过医院正门的时候，看到了昨晚那个漂亮护士。她看上去像一颗熟透了的软树莓，穿着淡红色连衣裤，一条巨大的粉红围巾盖住了颈子和肩膀。她笑着，满脸通红，懒洋洋的，一身轻松：她身上的每一个原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大声宣布，她享受了一整晚的鱼水之欢，几分钟前她才不情不愿地起了床，而在她的想象中，她还在那张温暖的床上。她的护士服在手中提的包里，她把包晃前晃后、晃左晃右，她笑容满面……她到早了，计划溜进医院，找一间浴室，洗个澡，希望总护士长或者护士长不要注意到她。不过不难想象，年长的那位，本来准备好好说她一顿，结果出口的却是：“唉，算啦，不过下次别这样了。”然后，她一边心里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鲁莽、太过偏颇，一边细细地打量那张睡意蒙眬、欢乐满足的脸，意识到自己的屈服。于是她想，嗨，反正她在这儿也待不长了……洗完澡，这个幸运儿会在各间病房里转转，病房里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要赶在早班之前把事情做完，不过她终归能找到一个朋友，朋友说：“当然可以啦，用我们的壶吧。外面什么天气？挺暖和，是吧？”正式值班以后，这姑娘会打个哈欠，心想，啊，反正这一天很快就过完了，然后……啊，福勒太太去世了，是吧？有没有收拾过了？收拾过了，哦，好极啦！她自然是讨厌收殓这件事啦，能躲掉就要躲掉。她走进莫迪的病房，看到雪白整洁的床几乎是平整的，只隆起窄窄的一条，那是莫迪。她想起来了，双手又一次猛地捂住嘴，摆出那古老的姿势，哦，我做了什么？——然后想，唉，就算她早死了一两天，又怎么样？她想着，要去查查记录表，看看晚上她们有没有再给莫迪药，她想要确定，老太太不是被疼死的。但是她很快就把这事忘了。我一等薇拉的上班时间到了，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听到消息就哭了出来，这让我也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哦，老天啊，”她说，“对不起，这一打击太沉重，我受不了——真是犯傻，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但是……你还好吗？但愿你还好。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别人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呢？”薇拉滔滔不绝地讲，这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她又哭起来。她再次说：“真是犯傻……别理我。你说你见过那些亲戚？你觉得他们会负担葬礼的费用吗？”“他们肯定是付得起的。”“我来给他们打电话……哦，天啊，我感觉太难过了。不，不光是因为莫迪，我手头有一堆麻烦。不，我希望你别问了。我拿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说，工作是工作，家庭是家庭，我不会把它们混起来的。迄今为止，我都做到了。我找这份工作，是因为不做的话，我会发疯的。当然了，你可以说，这是才离龙潭又入虎穴，我在家里做的事和在工作单位做的一样——这事就说到这吧，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后来又打电话来说，莫迪的姐姐说莫迪多年一直在缴丧葬基金，好让自己体体面面地下葬，而她可没有钱，没法再添什么了。“天哪，”薇拉说，“听到这话你不觉得恶心吗。奇怪了，我打电话前就有预感她会这么说。好吧，那就得由市政来办了。现在我得拜托你一件事——那只猫，你能去安排吗？这些可怜的老家伙去世以后，还得带他们的猫去执行安乐死，这件事我实在没法做。”办公室里，菲丽丝冲进冲出，弄出好大的动静，她要去罗马参加春季展示会——我说了我不去。我说我有“事”，那事就是莫迪之死。真是疯了，我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讲得通的。迟来的一场雪，机场有麻烦——唉，这些最终都解决了，她出发了，而我去了莫迪家。哦，那地方的味道，那阴暗的样子，那脏兮兮的样子！没有了那熊熊的炉火，那里就没了生气。我花了半个小时，把所有剩下的食物扫进购物袋里，扔进垃圾箱，包括根本没开过的听装和瓶装罐头。我强烈地希望尽快完事，这种感觉攫住了我。薇拉说这就是为什么老人去世以后，二手商人要大发横财。大家都是我这种感觉，就连市政派来清理、评估的人也是这样的：哦，我们加把劲，早弄完早好。我想，莫迪的书架到古董店大概能卖个好价钱；她还有几块挺好的雕版；房里还有一个不错的五斗橱。但是，如果我嘱咐薇拉说，这是些好东西，不管谁来处理它们，请他务必不要贱卖了，但那最后得益的又是谁呢？莫迪的那个姐姐，就是她……猫。我去了后院，发现那可怜的动物蹲在门外等着，我想大概是在等莫迪回家吧。大约十五年前，这只猫来到莫迪后门的台阶上，喵喵叫着求助。猫当时怀着小猫。莫迪收留了她，帮小猫们找到了愿意收留它们的人家，送大猫去做了绝育手术。从那时起，她就有人疼爱，有人亲吻，但是现在，突然间，她又成了一只趴在后门台阶上，无家可归的动物。我去了那个一直在喂她的女人那儿，希望能走运。但是她很生气，说：“我哪知道要管这么长时间！我以为就几个星期的事呢……我自己还有一只猫……”然后，她口气软了下来，“要是我养得起她的话我会养的，但是……”我把猫放进莫迪的猫篮，把那喵喵叫着的动物装上车，开车去了皇家动物防虐协会，在那儿关门之前赶到了。今天是莫迪的葬礼。莫迪有好几年每周缴丧葬基金。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着饿交钱。全部交齐了，一共有十五镑。那会儿，足够让她体面地下葬了。她想要躺在母亲附近，在帕丁顿，但是那些坟墓早就被清空，做了建筑用地了。她不知道那墓园已经没了，也不知道她那十五镑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市政给这些付不起自己丧葬费用的人准备的葬礼还说得过去。要是拿这样的标准葬我，我也不会介意，不过我本来就不大在乎这些。我今天才意识到，参加妈妈和弗雷迪的葬礼的时候，我其实关掉了感官和思维：我大概算是在场吧，仅此而已。莫迪的葬礼，我绝对是在的……春日美丽的一天，浅蓝的天空，匆匆飘过的白云，墓碑间的草地上有一些雪花莲和番红花。一片古老的墓地，满园鸟语。那一大家子来了，不过没带来莫迪渴望结识的曾孙辈。再说了，死亡和葬礼这样基本而没有深度的事情，自然不应该要求如今的孩子们忍受。一共三十三个人，家境不错，穿着体面，洋洋得意。整场仪式，我一直满腔怒火。那个女族长，果然是按照老套路，痛哭流涕，两个上了年纪的儿子搀着她，一边一个。葬礼结束以后，一个外甥的儿子走过来，开始谈起莫迪来。我可以看到我俩站在那里，站在那堆新堆起来的、散发出浓重泥土气息的黄土边，我打扮得无比得体，无可挑剔，正是参加葬礼该有的样子，深灰色的套装，黑手套，我那黑色的帽子（莫迪特别喜欢的那顶帽子，她说它简直是个奇迹！），鞋跟大概有一英尺高的黑皮鞋，黑色的丝袜。我是不遗余力，精心收拾打扮的，要让这帮人看得出来，我是把莫迪放在心上的。而他呢，灰头土脸，形容猥琐，消瘦的男人。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97色图片计划，主题就是集中兵力，彻底清除河套地区的蒙古势力，一劳永逸解决大明边防要害问题，其意义之远大，令年轻的成化皇帝听得热血澎湃。可真正负责国防谋划的兵部却坚决反对，以李贤为首的内阁阁臣，和以兵部尚书白圭为首的兵部大员，为此争得不可开交，成化皇帝被吵得头大，最终决定：筹划一次小规模战役，权当练兵。这才有了王越这一次出师，以参谋长的身份，迎接他沙场的第一战，然而他不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被卷入了另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套寇之争。现在他上了战场，等待他的却是当头一棒。杀气腾腾的明军接连与蒙古的游牧骑兵小部队遭遇，然而让王越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蒙古兵数次击败明军，甚至敢在劣势兵力的情况下发起反冲锋，而大明军队的无能、怯懦，一触即溃，以及他的长官总指挥朱永的无能指挥，一切都铭刻在王越心里。难以忍受也要忍受，这位搭档朱永是永乐朝名将朱能的后人，正宗的名门贵胄，世袭的爵禄，不好惹。出征的结果当然是劳而无功，报个不胜不败，先糊弄过去。可王越却深知，打仗，不能糊弄，面对蒙古这样的对手，打赢，不容易。这些，朝臣们看不见，却嚷得最凶。劳而无功的出师，然后是背后最大的靠山李贤去世。边关吃紧，正是朝廷用人之际，两年以后，他再次以参谋长的身份来到延绥，大战鞑靼头领阿罗出等人，先后在镇羌寨、崖窑川等地重创蒙古军，兵部的大员们突然觉得信心爆棚——这不是能打吗？那就彻底打一场大的吧，这次兵部不再反对了，苦口婆心地劝明宪宗，明宪宗终于动心了，打！这次几乎是抽调了“九边”的精兵，组成了一支8万人的庞大军队，统帅依旧是朱永，赞理军务的依然是王越。按照朝臣们的设想，蒙古各部落在河套地区的总人数不超过6万人，且力量分散，以8万对6万，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可是当王越检阅完所统帅的部队后，得出结论：胜利的把握，是很小的。因为他发现，这所谓的8万人，真正拥有作战能力的士兵只有1万人多一点，其他的，不过都是来凑数的，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有6万人。主帅朱永不信这个邪，一心想要打胜仗光宗耀祖。王越苦劝不听。一次二人带兵出巡，路遇数百蒙古游骑，身边的几千士兵转眼就逃了大半，只剩得百余人在侧，眼看着就要被俘。危急时刻，王越命令所有人列阵，与蒙古骑兵对峙，及至黄昏，蒙古人怀疑有埋伏不敢上前，仓皇退去，这才保护着大家平安回到大营。经过这事，朱永彻底服了王越，横扫河套的海口，不敢再夸。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王越只好有多大锅下多大米，8万军队步步为营，分头驻守，和蒙古军队交战多次，凭借着堡垒掩护，虽然没有完成“驱逐套寇”的任务，却也重创了敌人，消息传到京城，明宪宗龙颜大悦。兵部的官员更高兴，一心撺掇皇帝打更大规模的战役。战后朱永被调回京城，王越留守延绥地区，在兵部官员的撺掇下，明宪宗又一次动了打大仗的念头，决定再动用8万人，以武靖侯赵辅挂帅，王越为参赞军务，再战河套。这可就是不顾事实了，河套蒙古军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大明军备孱弱，不经过长时间整顿是没法打仗的，这样的仗，只能让士兵白白送死。兵部的官员们是不管这些的，最早他们反对动兵，因为动兵是李贤提出来的，他们和李贤不和，对头支持的我就反对，现在李贤过世了，内阁主张暂缓动兵，那我就要支持，赢了是我的功劳。民族利益，国家大义的后面，夹带的其实是个人算盘。但王越是懂兵的，他在前线的诗里就写得很明白：吁嗟我老不足怜，塞上征夫泪成血。可谁又在乎征夫泪呢。这次皇帝是下了决心的，不是前几次互有杀伤就能交差的。不打，是抗旨，会被主战派口诛笔伐，打，难赢，败将的结局，也是羞辱。历史就这样把王越推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李贤去世了，内阁里无人支持，兵部也无人支持，内阁、兵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却要他和前线数万将士来受这夹板气。怎么办？求助内阁吗？李贤去世了，现在这几个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上书皇帝直言吗？明宪宗是有名的不务正业的皇帝，看得懂看不懂你的奏折都是回事。和兵部理论？更没用。打赢了是他们的功，打败了王越背黑锅，就是这么回事。怎样才能不背这个黑锅？王越无奈，却不服，就像当年被风刮跑了试卷他不服一样，他相信，这次有办法。办法找到了，就在那个新帅赵辅身上。这是个比朱永还无能的人，带兵干的最多的事就是贪污腐败，捞了钱就贿赂宫里的太监。以下的情节，来自《明宪宗实录》里，赵辅被刑部审讯时的笔录。成化八年四月，得意洋洋的赵辅来到延绥与王越会合，王越热情招待，大献殷勤，吹捧得赵辅飘飘然，恰逢这时，边关来报，有蒙古军来骚扰。赵辅喝得醉醺醺的：去看看？看了就吃了一惊，延绥城外，蒙古骑兵来去如飞，出城迎击的明朝骑兵吃了大亏，城楼上的赵辅，吓出一身冷汗。接着赵辅就对王越换了一副笑脸，问王越此次出征胜算几何，王越做叹息状，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等食君之禄，理当为国尽忠。赵辅一听急了，连说先别急，可以从长计议。见赵辅上钩，王越叹道：办法倒是有，其实就在您身上。从一开始，王越就把赵辅摸透了，此人懒、馋、贪，自己没钱送礼，可是此人有钱，所以惜命，这就好办了。接着，赵辅回京禀报，带回的，是王越亲自撰写的一份清单：荡平河套，驱逐蒙古部落，至少需要15万大军，战后河套修筑各类工事，至少需要400万两白银……朝廷没这么多钱，何况明宪宗朱见深喜好修道炼丹，有钱也都做这个了。再加上朱见深身边的贴身太监，都是收过赵辅好处的同党，上下一鼓噪，明宪宗终于改变了主意——暂缓用兵。不送礼，不出头，一场必败的战祸，就此躲过。可王越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兵部的官员愤怒了，箭在弦上的战争，就这样轻易取消了，弹劾王越的奏章一道接着一道，不止兵部官员们的亲信言官上奏，连国子监的太学生，民间的举子秀才们，也跟着斥骂。这其中，就有当时的新科状元，明朝儒家宗师王阳明的父亲王华，一句“（王越）怯如娇妇，见虏如见主，百年后何颜朝列祖”，直把王越说成是胆怯女子不肖子孙，骂得狠。可言战者未必勇，言和者未必怯。无论如何，有赵辅出头，“抗旨”的罪过总算躲过去了，他可以继续统兵在边关，内地冲天的怒气，王越闻得到，却不争辩，争辩也无用，只有默默地等，等一个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他等到了。成化九年九月（公元1473年），王越收到线报，蒙古可汗满都鲁率各部全线出动，向甘肃天水、定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抢掠，其在红盐池（今内蒙古鄂尔多斯旗王府西南）的营地兵力空虚。王越抓住战机，调集了5000精骑出击，这是他麾下仅有的可以抗衡蒙古骑兵的部队。大军从延绥出发，夜行800里，直插红盐池。路遇狂风大作，众军皆慌，一老兵坦然道：“此天助，乘风击之，必大捷。”王越连忙下马行礼，当场提升这位老兵为千户（团长），一时间全军士气大振，然后是总攻，血战，大获全胜。当饱掠的蒙古大军乐呵呵归来时，他们看到的，是红盐池满目的尸首，烈火焚烧过的痕迹。全军嚎啕，渡河撤出河套平原。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骑兵打出得最漂亮的奇袭，也是明军在土木堡之辱后，取得的第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一切的导演者，是王越。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一场正确的战争。付出了无数次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夹板气，撺掇挑唆，王越，打赢了一场为北部边疆迎来和平的战争。可王越的麻烦也不断到来。首先是胜利打了兵部一记耳刮子，兵部的官员们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继续弹劾。接着朝廷里也传谣，说王越这一仗抢了多少金银财宝，兵科给事中刘通上奏，说王越“杀良冒功，屠戮无辜，尸横千里，惨不忍视”。说得好像就和他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亲眼目睹一样，兵部记名郎中张谨弹劾王越“杀人如草芥，用钱如泥沙，虚耗天下国力已成个人之功”。这个张谨，是兵部尚书白圭的亲信门生。一场大捷，四面树敌，为什么？一是因为他太优秀，兵部的书生才子们，辛苦筹划许久的作战计划，抵不上王越一招奇袭，实在是脸上无光。二是政见不和，王越反对大规模地对河套的战争，和兵部以白圭为首的主战派意见严重相左。三是没有后台，赵辅是被王越利用的，朱永只是工作关系，内阁没有王越的支持者。又有大功又少后台的人，当然好欺负。于是明宪宗的态度也很微妙，先是加太子少保，象征性地赏赐了一下，然后又封为三边总制，这是一个掌握延绥、甘肃、宁夏三地军政大权的实权职位，可不久以后又派威宁伯蒋婉接任，命王越“提督军务”，虽然兵权依然在手，可味道毕竟不对了。王越聪明，知道这是功高震主，连忙上书请求交出兵权，回都察院任职，果然明宪宗龙颜大悦，立刻允准并赏赐王越正一品禄。一场灾祸，总算躲过去了。可以后怎么办，树敌这么多，而今又没了兵权，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在高层找到一个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几个大员都和自己势不两立，内阁，也不可能，万安、刘吉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内宫宦官，那些人都是贪财的，自己是个清官，全部家当，也不够送一次礼的……这时候，有个老部下给王越牵了条线，找他，一定行。这个老部下叫韦英，是从前王越军中的百户（连长），后来调任到御马监（宫廷卫队）任千户（团长），他给王越介绍的人，正是他的直系长官，大内宫廷御马监总管——太监汪直。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后来做了西厂的总管，草菅人命，滥杀无辜，激起无数民愤，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个臭名昭著的人，明末谈迁写《国摧》的时候，还把他列为与王振、魏忠贤、刘谨齐名的四大权阉之一。可是他确实有权，是当时明朝宦官中最受明宪宗恩宠的人，也是当时几位宦官里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风唤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穷，送礼，倾家荡产也送不起，让人家当你后台，凭什么？可攀附汪直，未必要用钱。王越很快找到了办法——尊重。汪直是战俘出身，多年来受尽了歧视，即使如今权倾朝野，不但许多文官瞧不起他，宫里的一些太监也瞧不起他。王越不然，见到汪直，每次都毕恭毕敬，极尽讨好赞美之词，满腹的经论，全用来唱赞歌，甚至在无人处遇到汪直，还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行跪拜礼，这礼貌，一来二去，把汪公公乐得脸上开花。只有尊重是不够的，要获得汪直的支持，还要真正给人家办事。汪直看上了王越，让他办一件事——陷害项忠。项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他担任兵部尚书，常年以来，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对立面。但是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看不过汪直西厂的胡作非为，经常站出来怒斥，甚至向明宪宗揭发，虽没动摇汪直的权位，却令他怀恨在心。共同的敌人，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一直以来汪直都没搜集到项忠的罪证：说贪污，他为官清廉，说结党，也是子虚乌有，说拥兵叛乱，更是不可能。欲加其罪，很难。汪直终于找到一条罪——项忠曾经受太监黄赐所托，任命刘江为江西指挥使，请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证。贪污、结党，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军事官职，可是犯了封建制国家的大忌。汪直还信誓旦旦地保证：项忠落马后，你就是新的兵部尚书。果然，经过汪直策划，其爪牙揭发，王越旁证，项忠被革职受训，不久后罢官回家。之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浴血奋战十年没能得到的职位，在一个太监的帮助下得到了。至此，王越的权位达到了官场生涯的最高点，不是靠政绩、战功、忍让，而是攀附太监，罗织罪名，打击陷害同僚。在当时，这很让人不齿，敢怒不敢言的不齿。可是王越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权位。他对汪直极其谄媚，每次见面都要行叩拜礼，每次叩拜，都是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某日被同僚刘吉瞧见，当面一阵嘲笑，登时羞惭得无地自容。可见，他是知羞的。攀附汪直后，除了项忠一事，他没有为权力再陷害过谁，经济上更是清白，家境清贫，不捞钱，不排斥异己。他少年气盛过，受打击，忍气吞声过，还是打击，最后的抉择——攀附权阉，最无耻却最有效的一个选择，生前的成功，后世的指摘。而在攀附汪直，成为兵部尚书后，到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汪直失宠被贬，5年来，他只做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筹划防务，或是在前线领兵作战。有汪直在，再无人敢弹劾，无人敢掣肘，无人敢说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监军，从大同出发，杀至兴宁海（内蒙古绥宁县），打破鞑靼军主力，鞑靼可汗只身远逃。北部边陲的蒙古游牧骑兵遭到致命打击，战后论功行赏，爵封咸宁伯，成为明朝仅有的3位因军功封爵的文臣之一。另一位边臣余子俊在王越打下的地盘上修筑起边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现存于内蒙古地区的，佑护了无数边关百姓的明长城。无论少年气盛，无论攀附权阉，无论陷害忠良，不变的，依旧是那一个金戈铁马的梦想，这，或许就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唯一的答案。可因为这最后的抉择，为他迎来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权势滔天时，宫廷里的戏子阿丑，某日演戏，在明宪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两把斧子出场，大叫道：汪太监手里两把钺，一把陈钺，一把王越。此话一出，宪宗大乐，王越，也就永远被钉在汪直走狗的定义上了。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汪直失宠被贬，王越受株连，贬官安陆，不停为自己上诉鸣冤。后来明宪宗的儿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当朝名臣马文升出面说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职归养。7年后，再次上书鸣冤，明孝宗下诏，恢复其左都御史的职位。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大明边陲再度吃紧，西北有吐鲁番侵扰哈密，北部鞑靼的达延可汗频繁扰边，明王朝先后选拔7人担任边关重任，全不合格，无奈之下，只好又想到这位毁誉参半的老人。72岁的王越临危受命，在贺兰山会战中再次大破鞑靼大本营，继而挥师西进，粉碎了吐鲁番对哈密卫的图谋。这时，打击还是来了，言官们不放过他，翻出他勾结汪直的老账，趁太监李广之死，将他歪曲成李广同党，忧愤之下，王越病逝军中。墓志铭上写得委婉“虑泄事机，焦劳过度，成疾而卒”，与《明史》的记录大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无法辩护，不能辩护。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一个理想，值还是不值？这是他的故事，读罢，是如王世贞一样拍案叫“大奇”，还是如徐溥一样感叹“德行有亏”。值，还是不值，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评判，这样的突击道路，选，还是不选，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择。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第十四章弘治帝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在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的问题上，现代历史学家曾提出一个新观点：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是自然科学上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乃至全球频繁出现极端天气的现象。放在国家发展上，就是指一个国家数年里，水旱灾害持续发生，瘟疫不断，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打击，人民因天灾死亡无数。对于靠天吃饭的封建王朝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如果按照小冰河期的标准看，晚明崇祯末世，确是一个灾难频发的时期。崇祯登基后的17年里，几乎每年都有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从陕西大旱，到河南大旱，再到山西大旱，外加河北瘟疫，山东蝗灾……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暴乱四起，外加清朝不断入侵，内忧外患下，最终亡国。但如果说崇祯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我看过了，你们的主意是好的，放手去办吧！于是，袁世凯在山东各地办起了新学堂，有义务教育性质的小学——四年免费义务教育，也有全国第一所地方大学——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张之洞的做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他的任务主要是改造。譬如他把自己以前办的自强学堂改成方言学堂（武汉大学），这张香帅怎么回事？大家都在跟国际接轨，他要弄方言？这主要是因为张香帅是个思想跳脱的神人，在他眼里外语便是方言！厉害吧？估计要让张香帅给北京外国语大学起名，他肯定得叫它北京方言学堂。接着张之洞又把两湖书院改成了两湖大学堂。香帅的这两所学校不仅输送的留日学生居同期全国之冠，也在无意之间为反清大业提供了好多个未来的造反领袖，如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出自这两所院校。如果慈禧那时还活着的话，张之洞估计要被拖出去棒打一万棍！要说张之洞也算是个厉害人物，不过与袁世凯比起来，他的胆识和气魄还是差了点。袁世凯同志虽然不是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为了权力有点不择手段，但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绝对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改革家袁世凯现在就要做一项很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官员工资薪酬改革。要说历朝历代，不唯清朝，都流行底薪养贪。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低得要命，但各有各的门路搞灰色收入，没有门路的也懂得创造门路捞油水，年终一晒收入，个个都是富翁。袁世凯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名行贿高手。虽说袁世凯老是行贿，但行贿并不是他的爱好，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晚清腐败横行的官场上，流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要是做一个廉洁的异类，什么实事都做不了。但袁世凯打算在自己的地盘上消灭掉这种官场不正之风：他把以往官员们捞钱的潜规则明白地统计出来，折合成一定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的公开收入，合法按月发放，就像我们今天的“阳光工资”。如果有人再敢贪污，一旦被发现，就剥掉官服回家抱孩子去（《袁世凯奏议》）！袁世凯这么做当然不是为了给官员们送钱，他是要高薪养廉。他的计划是这样的：以充足的物质回报作为正面力量，使官员不必贪污，再以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和执法机构作为反面力量，使官员不敢贪污。在这一正一反的“客观”条件下，“信仰”和“道德”就有机会发挥作用，使官员在“主观”上不屑贪污。袁世凯的计划虽好，但这个计划貌似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强有力的监督机构。不要着急，袁世凯已经想过了，他觉得“三权分立”的民主宪政制度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他坚信宪政一定能实现，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袁世凯的这一创新得到了慈禧的赞赏：著各督抚仿照袁世凯奏定章程，推诸全国。表面上看起来，颇有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热闹劲。遗憾的是，慈禧此时已快七十了，越来越老了。人是不能变老的，尤其是慈禧这种封建制度下的执政者，一变老就会玩起“权位压倒一切”的政治理念，牢牢地把握着权位一刻都不放手。但是，只要你威胁不到她的权位，她也并非一无是处。像这一次，慈禧就应邀做了火车的代言人。这事还得从袁世凯接班开始讲起。天后级火车代言人李鸿章死后，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团结在他周围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谁有资格又有能力接收这笔丰厚的意外之财？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有两个人证明了自己是最适合的接班人，他们就是李鸿章的两个老部下：袁世凯与盛宣怀。袁世凯接收政治势力，盛宣怀接收经济势力。李鸿章逝世两天后，还在西安蜗居的慈禧太后一纸电报，让袁世凯离开了待了两年的山东济南。42岁的袁世凯接过了李老师手中的火炬，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尽管李鸿章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恩，但李鸿章死前，袁世凯没能见到恩师最后一面，不过据说有人向袁世凯转述了李鸿章的一句话：“你将继承我的荣耀，同时也将继承我的压力。”一百年后，姚明对刘翔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所指已然不同，却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人压力是很大的！袁世凯上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做好迎接工作。在西安蜗居了两年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终于受够了西安的狂沙暴风！他们决定回家，回北京老家！慈禧和光绪要回来了！这弄得袁世凯有点紧张。因为国家元首的大队人马要经过河北，这可是直隶总督的辖地，由不得袁世凯不上心。为了让慈禧高高兴兴地回到颐和园度假村，新官上任的袁世凯开动脑筋，费尽心思。袁世凯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怎么保护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你可能觉得派军队前去不就完事了吗？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直隶总督的办公地址在天津，而《辛丑条约》规定，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不能驻扎清朝军队。袁世凯自己都不能带军队到天津接手防务，其他就更别提了。但是不能没有人保护国家元首，袁世凯思来想去，最后选出三千精锐士兵，全部换上警察衣服，跟着他去天津，跟着他去迎接老佛爷。这就是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头头叫赵秉钧，是个人才，此人后来创立现代警务系统，是中国警察的开山祖师。严格来说，赵秉钧是个不幸之人，早年跟随左宗棠在新疆作战，反抗侵略者，结果在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筋骨折伤，从此多病。但赵秉钧身残志坚，退伍后投奔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专攻警察和侦破。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跟对了人的赵秉钧最终成功发迹，官至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第二个难题，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提供什么样的交通工具？用马车还是火车？马车固然省事，可是也太简陋了点，小心那帮御史告你轻慢国家最高领导人。至于火车，也不是不可以。反正站在李鸿章的肩膀上，不会特别费事，河北保定到北京马家堡（属于今北京丰台区）有一条铁路，问题是慈禧、光绪还从来没有正经地坐过火车呢，这种新型交通工具是否会惊扰圣驾？思来想去，袁世凯最终决定用火车迎接，除了增加一些工程“拉动内需”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想法：他要让慈禧喜欢上坐火车的感觉，让她做铁路的代言人，破除修筑铁路的思想阻力。于是袁世凯找英国人造了一列特别豪华的专车，起了一个特别中国的名字——“龙车”。一切都准备好之后，慈禧的回銮大军也到保定了。袁世凯精心打点了一番，慈禧的使者——首席太监李莲英终于答应试坐火车，替领导找找感觉。李莲英试坐后的感觉是：很快速、很平稳、很舒适。李总管很满意，慈禧也比较期待。1902年1月，骨头都摇散了架的慈禧，终于结束了三个月的马车生活，和光绪坐上了专列，一路狂飙至北京。慈禧第一次正经地坐火车，感觉棒极了！而且火车上推出的服务也很到位，吃喝拉撒全在车上解决，不必走走停停，所以慈禧很开心。领导一开心就会说一些下属听得懂的话。慈禧说：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这一次搬家让我觉得好累，费钱又费事，你们要懂得变通，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常规，把今后的工作重心放在如何让交通更加便利上面去（此次回銮，车马犹觉繁多，供应亦复浩大，其应由如何斟酌变通，破除常格，务使轻而易举之。——严介生《清末民初铁路史话》）。一般来说，领导说话要讲技巧，一定要说得高深，务必值得下属揣摩才算上乘，下属揣摩对了并且做得好那是领导有方，揣摩错了干得不好那是没有领会精神，千错万错都是下属的错就是这个意思。好在慈禧说的这番话还是比较好懂的，排除一切困难，创造一切条件，努力修铁路跑火车！就这样，修铁路跑火车从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可惜，这列立了大功的火车下场并不太好，后来张作霖坐着这列车被炸死了。修铁路不是袁世凯的特长所在，于是他找来一个帮手——天才铁路设计师詹天佑。他找钱，詹天佑出力。中法马江海战后，詹天佑离开了海军，后来李鸿章把无所事事的詹天佑召入了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唐津铁路的队伍，因为他在耶鲁大学学的专业就是铁路，算是回归老本行。在修建唐津铁路的过程中，詹天佑大放异彩，解决了一个连英国、德国工程师都不能攻克的难题：修成了滦河大桥，在业内树立了相当的权威。虽然詹天佑后来又参加了津芦铁路的修建，功力加深，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独挑大梁。现在机会来了，袁世凯请慈禧做了代言人之后，就找到了詹天佑，请他牛刀小试，为慈禧祭祖修筑一条专用铁路——新易铁路。詹天佑终于接到了第一个由他作为总设计师的项目，并完美完成！詹天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久之后，袁世凯、詹天佑两人再度携手，策划并完成了巅峰之作——工程极其复杂艰巨、完全自行筹款没有使用一分钱外资的京张铁路，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成绩！袁世凯的废除科举之路就像知了鼓噪一阵子就要寂静片刻一样，1902年是大清休养生息的一年，是相对安静的一年，有事上本没事退朝，内政外交各有轨迹。“动土”和“拜神”是1902年大清的主旋律，朝廷修葺圆明园、修定东陵（慈禧的坟墓），顺便按皇妃的礼制安葬了珍妃的尸骨……虽然拆迁了许多民居和古迹，但是“大清拆迁办”似乎也没有过于激怒当地群众。由于洋枪洋炮的陆续撤出，洋医院、洋工厂的蜂拥而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了公式，大义凛然地挂起羊头卖狗肉。表面的平静掩盖了一个事实：袁世凯打心底是想好好折腾两下的，弄点大动静出来！下面咱们就袁世凯做的大事，挑几个重点的说一说。袁世凯很痛恨科举！于私，两次考秀才不中，成了袁世凯心中永远的痛；于公，科举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部选拔机制，确实已经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拦路虎。因此，他要废掉科举，但他的对手太强大了。科举是读书人踏入仕途并以此进入社会上层最重要的途径。几百年下来，这一踏入仕途的规则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势力集团——八股文集团。这个集团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下能统治百姓，上可威胁皇帝，十分可怕。而袁世凯的对手正是“八股文集团”，所以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袁世凯要将这个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诸东流，十年寒窗苦白受。他们花了那么多的钱买考试秘籍，又花了那么多时间熟悉考试科目，才拿到一个饭碗，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账怎么算？涉及饭碗的事情，绝对是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些人只要一人吐一口唾沫就能淹死袁世凯，从肉体上消灭袁世凯！因此，袁世凯知道，自己绝不能鲁莽，废科举要一步一步地来。袁世凯废除科举的设想如下：第一，不动现有的这些官员，他们仍然好好地做他们的官；第二，他给那些正致力于科举的人想好了出路：在全国各地建立新式学堂，让这些人回炉再造，学完之后一样做官；第三，他还拿出经费搞了一项福利政策，选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简单点讲，就是公费留学，完全公费，生活费、学费、车船费统统地由国家出！令人心动的是，学成回国后还管分配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当然，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些人必须参加出国选拔考试，成绩合格才有资格。应该说，袁世凯的设计融入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新理念，十分人性化，基本没有太大的漏洞。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被列强痛殴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清末有很多知识分子觉醒了，社会舆论不至于完全倒向“八股文集团”一边。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拿日本做参照物说服自己——谁让小日本一直是被中国人民鄙视的对象呢？长期被我们瞧不起的东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采用西方近代的教育体系，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有现代眼光和技能的人才，骑到了我们头上，而此时的老大帝国还靠八股取士，于国无益，显然不合时宜，应当把科举制度扔到垃圾堆里。科班出身的张之洞也是其中一员。所以，袁世凯拉上张之洞，两人拿出蚍蜉撼大树的无畏，于1903年3月向慈禧上奏：请废除科举。可是，奏折很快就被慈禧打了回来。袁世凯的废科举行动居然就这么失败了？是的，袁世凯败给了“八股文集团”。准确地说，他是败给了一个叫王文韶的对手，就是前面背着军机处大印、跟着慈禧屁颠屁颠逃到西安的那一位。这个王文韶既是军机大臣，又跟慈禧一起共过患难，所以他在慈禧心里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每一种主张的背后，都隐藏着某种势力或既得利益群体。就像房地产商说现在的房价还很便宜将来还得不停地涨一样。所以，王文韶作为一名进士，一名入掌中枢、大权在握的进士，他很自觉地代表靠应试科举出人头地的官员们跟袁世凯战斗：老夫一日在朝，科举一日不得废！袁世凯你这种靠野路子上位的人，自己没有文凭，却想扒掉我们历经十数载寒窗才艰难拼杀而来的文凭，除非从我王文韶身上踩过去！在王文韶的策划下，居然有几个举人“舍生取义”，自杀了！慈禧觉得社会影响很不好，稳定压倒一切，于是就没有同意袁世凯的上奏。袁世凯这次是失败了，但他有一个优势：年龄优势！王文韶已75岁，而袁世凯刚44岁，年轻得多！袁世凯等得起，王文韶等不起。胜利将在不久后来临。北洋六镇废除科举行动暂且搁在一边。与科举相比，清朝高层面临着更紧要的问题：无兵保卫帝都。八国联军入侵时，满洲的那点老底子被联军打残了，嫡系部队荣禄的武卫军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编练新军成了当务之急。但让谁负责编练新军？这是个问题。有过相似项目经验的袁世凯当然想把握住这个机会，但天上不会掉馅饼，还得靠自己创造机会！老办法：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通过这一系列动作，袁世凯相信会有人在大老板慈禧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或者“无意”中泄露点关键消息给自己。说到这里，就必须得强调一下袁大官人的第三门奇功绝艺——能够快速认准并示好于关键人物。袁大官人深知“九千岁”李莲英在宫中的显赫地位，在慈禧面前的活动能力。为了巴结“李公公”，他可谓费尽心机，连续多年送珍贵礼物，却从来不提要求。等李莲英派人来问，袁大官人只回答：仰慕公公为人，并无一事相求。直至李莲英感觉无功受禄、如坐针毡时，才亲自接见袁世凯，两人互诉崇拜之情，最后竟成为拜把兄弟。而且袁世凯对李莲英手下的太监也是谦恭有礼。要知道，当时的社会对太监这种特级伤残人士还是持不公正的眼光看待的。1903年初冬，有“九千岁”做内应，慈禧终于同意了袁世凯设立练兵处的建议。当然，这个练兵处是为全国设立的，也就是说朝廷会在全国各地区安排适合的人选，举行大练兵，计划编练三十六镇新军。镇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满员一万两千人左右，大概就是现在的一个师。经过讨价还价，慈禧同意袁世凯在直隶编练六镇新军。慈禧还提了一个条件：六镇之中，必须有一镇是旗人控制，也就是袁世凯得替朝廷训练一支由满洲人控制的部队。好了，就这样吧。袁世凯甩开膀子大干，现在钱也有了，权也有了，经验也是现成的，还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个好帮手，练兵哪还有什么难度。由于《辛丑条约》规定天津附近不准驻兵，自然也就不能在天津小站练兵，于是袁世凯移师保定。经历了这些年的战火硝烟，袁世凯敏锐地意识到：国家不仅缺高素质的士兵，更缺高水平的精英将领。现在大多数将领的作战方法极其保守落后，完全是拿着近代化武器打冷兵器战争。所以，袁世凯在保定开办了一所学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这所学校很牛，换一个名字说你就知道了：保定军校！再换个说法，能跟保定军校PK的也就只有后来的黄埔军校。瞧瞧这里的学生：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李济深、
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嗣挖出了吕不韦的玄椁，让他自己享用。所谓玄椁，是一种特殊的玄武岩制成的椁，套在内棺的外部，它能够很好的吸收储存地气。墓葬风水中就曾有“三龙不如一玄椁”的说法，就是指这种玄椁能抵得上三条杂气龙脉。在里面衬上寒玉做的棺材，可以透析玄椁中的龙脉气息，有如冰箱保鲜的原理，能够保证葬者缓慢而完整地吸收。就这样，数百年的时间里，在隆庆关山口的藏风位上，郑买嗣乐滋滋地利用玄椁里残存的龙脉气息泽被了他的子孙。“我终于明白无间轮回局的用处了。”我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就是用来消灭龙脉！”“这里是引龙大局的卧龙部。”莫炎沉思了起来，“龙脉应该在升龙部才对。”“从进蒙化城到现在，见到的格局多的数不过来，彼此重叠互相利用。”我幽幽道，“这本来就不正常，升龙部又是单局，只要稍稍做下手脚，根本看不出来。”这下连莫炎也傻眼了，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没想到龙脉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毁，也难怪郑买嗣之后蒙化的人才凋零殆尽，偌大一个龙脉被毁，失去的又何止是这些。“可以下去吃饭咯，今天的菜丰富的很咯。”老田兴冲冲地走了进来，看见一屋子垂头丧气的人不由愣了一下。“老汉不懂啥风水哈，不过还是想说上两句。”问明原因后，老田眯起眼睛道，“记得巴查说过，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何况是听别人说的咯。”“拓文上的确是这么写的。”莫炎望着老田，眼光闪动了一下。“那也是郑买嗣说的哈，要是那个‘仙尊’说谎的话，郑买嗣也会相信咯。”老田继续道，“亦凡兄弟对那个无间轮回局也是听人说的哈，这些都未必可信咯。”莫炎和我不禁对视，老田的话不无道理，暂且不去追究拓文和书稿上所记载的真假，既然那“仙尊”可以用“阳世阴镜”将无间轮回局在地下引发，就不能排除他可能配合其他格局将龙脉再次引向他处。现在我们知道有人用引龙大局将龙脉从抚仙湖引到蒙化，埋葬的是吕不韦，负责守护龙脉的是南诏蒙氏，他们的先祖就是负责押运棺椁的蒙恬。现在没弄清的是龙脉的去向和饲虚一派的惨案……饲虚一派的惨案？！对啊！当年找郑买嗣墓葬的富商会不会和委托莫炎找龙脉的富商是同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当年茶马古道的血案应该和他有关，可为什么……大脑中的逻辑关系不断纠葛，无论我怎样梳理都没有头绪。“吃饭！”莫炎突地站了起来，“吃饱再想。”“咕噜……咕噜……”几个人的肚子先后响了起来，似乎在他的提醒下肚子们都醒悟了过来。众人相视间大笑起来，原本沉闷的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吃饭，大脑有了养分应该会转的快些。”我振奋了下精神道，“疑点就像鱼的气泡，只要有泡那就证明水底有鱼！”……住宿的小店有点像过去的客栈，楼下大堂便是吃饭的地方，我们在靠门的饭桌坐下，伙计麻利地端上一些饭菜，喷香的味道令饥肠辘辘的我们完全放下了龙脉疑团的纠葛，各自放口大嚼起来。“亦凡，你怎么把背包拿下来了？”晖儿见我靠在桌边的背包不禁问道。“唔……刚才下楼前突然想到的，吃完饭我想和莫炎再去一次城外。”我咽下口里的饭食道，“当年发生血案的地方也许会有什么特别的线索。”“好吧，那你和莫炎路上小心。”晖儿柔声道，伸手抚了一下我额上的已经结疤的创口。“啪……噹啷……”一个大大咧咧的家伙从桌边经过，踢倒了我的背包，包内传出金属撞击的声响，包口的搭盖翻开，露出了犀牛角剑柄和黑刀的金吞口。踢倒背包的那人并没有为自己的鲁莽道歉，倒是满不耐烦地瞪了一眼。那是昨晚机关金人的武器，放进包内之后便忘记拿了出来。我顾不上斥责那人，连忙收好背包，这东西大庭广众之下很容易惹麻烦。“浪剑，郁刀……唐货～～”那人嘬了下牙花，低声嘀咕了一句，一双小眼直勾勾地盯着背包。见我收起背包，他缓了下神，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凑近了说道：“这货卖不？说个价钱～～”那人一口乡音，似乎是鲁豫一代的，长脸小眼，一口黄牙，惨白的皮肤似乎不太见阳光，左手腕上用红绳栓着一块古色古香的玉制挂件，敞开的衬衣里露出一条奇怪的项链，那链坠是一个类似动物爪牙的东西，上面嵌着金边挂口。我不想多事，便礼貌地笑了笑：“不卖。”“三万一件，中还是不中。”小眼睛脸一翻，换了付狠相压低声音道，“识相就成交，老子没功夫和你泡。”找碴还真会挑时候，我暗地在他脚下支起两支金属针，正要发作间却被莫炎在肩上按了一下。“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莫炎口中的话语听着有些耳熟。小眼睛听着一愣，气焰顿时下去了不少：“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莫炎两手一合做了个喇叭状的手势：“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小眼睛打了了哈哈，双手一拱：“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说罢转身出门，莫炎紧跟上前，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我隐隐觉得有些不对，交待晖儿他们留下，便跟了出去。出了店门，莫炎和那个小眼睛早已不见了踪影，寻找间耳中传来一阵低低的呻吟。顺着声音转入店边的小巷，赫然看见莫炎满手鲜血地站在那里，小眼睛的一只左手竟被他生生折断！二十一、阴火四妖小眼睛的左手手腕后三寸处支出了一截断骨，挑出皮肉，血淋淋地露在那里。这家伙倒也是个硬骨头，居然没有痛晕过去，只是不住地喘气。“你们发丘中郎将够毒，自家人下狠手……”小眼睛喘道，“俺张禾记下了……”“最后一遍。”莫炎脸上露出从未有过的杀气，“这玉哪来的？”我这才发现，小眼睛腕上挂着的那块古玉正拿在莫炎手中，莫炎似乎对这块玉十分在意。“东三爷送的。”小眼睛显然也看出莫炎动了杀心，古玉和生命当然是后者重要，更别说给他这个祸根的东三爷了。“神算东三爷……”莫炎估计是知道这人的来头，闻言沉思起来，小眼睛见他走神，一个骨碌爬起身，猫腰就向巷子外蹿去。“嗖……嘎巴……”小眼睛还没跑出两步，银色长索鬼魅般缠上他的脖颈，莫炎手腕一抖，小眼睛的颈椎发出了枯枝断裂的声响。“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没料到莫炎真的会下杀手，“你干嘛杀了他？”莫炎搜出小眼睛的手机和钱包，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尸体，指尖弹出一团灵火。尸身在灵火的燃烧下无烟无息，一会便化作了一片土黄色的细末。“回去细说。”莫炎拍了我一把，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巷。客房内，大家看着莫炎手中的那块古玉，各自惊叹不已，一边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清晰地显示着那个小眼睛的资料。原来那小眼睛张禾是一个盗墓集团的头目，专门负责销赃口径。就在张禾高调“收购”南诏兵器的时候，莫炎一眼看出他胸口的项链是盗墓贼用来保平安的“摸金符”，便用盗墓贼的黑话切口打招呼试探：“月招子远彩，元良刨杵分金？”那意思就是：“眼力不错，阁下想拆同行的台，分杯羹？”张禾被莫炎唬住了，“倒斗摸金，敢问元良何方分得山甲？”这就是自报家门客套一下：“在下是摸金校尉，请问阁下哪里发财？”这摸金校尉是三国时期曹操为了筹集军资特别设置的官方盗墓团队中的职务之一，据说个个精通盗墓神出鬼没。后世的盗墓贼为了掩盖本行恶称，也想给自己脸上贴金，便沿用了这个称呼。莫炎一听没错，便想稳住张禾，“开丘搬山，鹧鸪分山甲。”其实就是说：“在下发丘中郎将，到处敛财的。”发丘中郎将与摸金校尉是同一期的军职称呼，手法不同，属于群盗爆挖型，盗墓贼称之为“搬山开丘”。张禾大概是顾忌到了什么，莫炎说完这话他便准备开溜，“空子抹盘，山水相逢分杯盏。”算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丢人啊，冒犯了，改天找机会一起发财。”他哪里知道，莫炎根本就不会让他走开，原因就是他手上的那块古玉。……“是派内我一个叔父的。”莫炎看着阳光下透出异彩的古玉，“活玉水翠，不会有错。”这块古玉雕工十分古朴，简略的几刀便在浑圆的玉体上诠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猛虎，玉质润泽透亮，通体翠绿间夹杂着一些翡黄。莫炎翻动了两下，那翠绿翡黄的内质竟似隐隐流动了起来，看得我们不由一阵惊叹。“老汉听说过哈，活玉水翠可以救人，千年难遇的咯。”老田说道，“腾冲那里就出过两块哈，据说进贡给了南诏王的。”“真能那么神就好了。”莫炎摆手道，“我叔父是和父亲一起遇难的。”“神算东三爷可能会和那场血案有关，甚至可能跟龙脉事件有关。”晖儿推测道，“这么神奇的玉都舍得赏给手下，他这人肯定不一般。”“云南盗墓贼多，全是外来户。”莫炎继续道，“就这个东三爷是本地人。”神算东三爷，年龄、相貌、来历不明，莫炎也是在堪舆同行中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能断阴阳看山水，寻龙探穴神算无敌，只是专干盗墓的缺德行当。云南堪舆界同行不耻于他的行为，但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手段，因此神算东三爷的名头却也十分的响亮。“这人去过郑买嗣的墓葬。”S突然叫道，她一直在查看着张禾的那部手机，用蓝牙传导文件后，发现手机的相册内存放着四张高清晰的照片，拍的正是隆庆关的玄椁、巨岩和山口。其中山口顶部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让S放大查看，发现山石泥土中隐隐显露着铁链和滚轮，另一张上则是用灰土碎石巧妙地掩盖了起来。“郑买嗣尸体消失，玄椁自动上升……”我脑中一片空明，“这帮人比我们早到隆庆关，而且事先盗走了郑买嗣的尸体，并在玄椁机关上动了手脚。”“普通的盗墓贼是不会对郑买嗣这样的墓葬感兴趣的。”晖儿接道，“何况他们没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在机关上动手脚。”“只有一种可能。”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东三爷就是幕后人。”“呜……”张禾的手机发出一阵震动，来电显示是一个叫“老夫子”的人。大家都有些僵直了，迟疑地望着手机。不接手机，对方很可能是盗墓集团的成员，一旦怀疑张禾出了事，就会打草惊蛇；接手机，那更会穿帮，张禾的嗓子和鲁豫口音实在特别。“喂，拉泡屎也不让俺舒服点……咋？这就去腾冲咧？……娘的，俺丑话说在前头，么啥甜头俺可不去，管他娘的中不中，三爷那边俺自己去说。……啥？找了妹子等俺？中！发个短信把地方给俺说清了，这就赶过那边去。”啪，电话挂断了，先前惊讶的我们看着一脸严肃的莫炎，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他竟然将张禾的口音语气模仿的惟妙惟肖，满口脏话乡音和他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东三爷要张禾去腾冲会面。”莫炎没有笑，脸上冷得接近冰点，“有大买卖出货。”晖儿忽然想起了什么，问莫炎要过手机，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之后列出了一排表格，原来她查证张禾的手机漫游信息，而列表中显示的地区正是我们之前所去过的云南各地。尤为让人注意的是，从日期上来看，张禾的行踪似乎总是先我们一步到达目标。“嘟嘟”，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短信，那是张禾该去的地方。张禾负责的是销赃倒卖，之前晖儿便已在公安部的网络上看到了张禾的通缉令，这家伙足足倒卖了上千万的古董文物，算起来已经够枪毙一百次了。东三爷急召他去腾冲，应该是有文物出货，这个线索则正好给了我们机会，去见一见那个神秘的东三爷。“我看这不是什么巧合，这帮家伙的路线和我们完全一致，晖儿刚才说得对。”S说着有些火大，“我们索性去腾冲，看看那个三爷是什么货色，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如果可以从东三爷这条线上挖出龙脉之谜和茶马古道血案的真相，那云南也没有白跑一趟，我们身后的顾虑危险也会完全消除了。大家思路都一致，简单安排后，便乘上了去腾冲的列车。……腾冲玉市，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晃悠着在市场中闲逛。莫炎和老田结伴走在先头，我则和晖儿S扮作游客，有意无意地在摊位间问价还价。腾冲是中国唯一产翡翠的地方，现在已是挖掘告罄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玉石贸易，加上毗邻世界翡翠之都缅甸，因此这里的玉石市场依旧红火。根据短信给出的接头地点，我们来到玉石市场一个较大的铺面前。莫炎操着鲁豫口音和店主交谈了两句，那店主便点头哈腰地递去一块玉石带扣，掏出一包云烟，发了莫炎一支，却并没有替他点着，转身自顾做他的生意去了。众人相继转出玉石市场，确定没人盯梢后，在一个僻静的巷子里碰了头。“玉石带扣上有什么东西没？”S急切地问道。“你带回去送林岳吧。”莫炎递过带扣，“玉质似乎还不错。”“切，我干嘛送他，这东西上不像有什么秘密啊。”S口上说着，手中还是接过了带扣。我笑着问莫炎拿过烟卷，撕开，一个小纸卷巧妙地藏在了烟丝中，展开一看，上面写了七个字：“八点，万年蛤蟆嘴。”万年蛤蟆嘴，这古怪的名字是指腾冲热海景区的一处地热喷泉。腾冲地处火山群中，大大小小的温泉不胜枚举，有一处温泉会不断喷射热泉水箭，外形酷似蛤蟆大张的阔口，应此得名。“买点张禾穿的那类衣服。”莫炎塞过一卷钱，“按我的尺寸，六点旅店见。”说罢叫上老田径直往城东走去，我们走了几家服装店，挑了一套与张禾穿着风格相同的衣服。莫炎的身材与我相仿，因此索性就试穿了一下。六点，在落脚的旅店里，莫炎和老田准时回来了。老田先是拿出三只活杀的鸡，又掏出了几块满是泥土的砖头，最后是一只动物的脚爪，上面残留着长长的钩爪。“王亦凡，按张禾的项链做。”莫炎拔下一只钩爪，“金子太贵，你想法解决。”拿我当金匠了，苦笑间我转身进了院子，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四下无人。我集中精力从地下聚出一些金属，费力地剥离出黄金，半真半假地凭记忆做了一条摸金符。回到房间，我吓了一跳，脸色苍白的张禾正站在屋内，一只浣熊似的动物蹲在他的肩头，呲牙咧嘴地冲我怪笑着。“朋友送的东瀛狸猫。”张禾开口道，言语间竟是莫炎的声音，“幻化伪装的高手。”那狸猫点点头，晃动了下尾巴，转身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张禾的脸，蹦到桌上，用前爪撕下一条鸡皮，再次跃上张禾的肩头，小心地将鸡皮撕碎，贴在了他的颧骨部位。我这才发现，现在面前的张禾颧骨有些过低，那狸猫贴完皮后，用前爪抹了几下，顿时出现了两块高耸的颧骨，鸡皮的痕迹顿然全无。狸猫又看了看，回头冲我又是一呲牙，做了个鬼脸，身体腾化成一团火焰，蓬然消失了。“莫炎？”我可以肯定眼前这个张禾就是莫炎假扮的，但这个东瀛狸猫的本事也太大了点，日本传说中那幻化戏弄人类的估计就是它了。现在这个造型，再加上莫炎惟妙惟肖的言语模仿，这个张禾几乎就是还魂人间了。噗，火焰再次腾现，那只狸猫出现在了我的肩上，顶着两只硕大的黑眼圈有趣地看了看我，左爪从身后拿出一片奇怪的叶子，放在嘴边舔了舔，而后大大咧咧地一爪摁在了我的额头上。“亦凡……”晖儿望着我的眼神一下茫然了起来，视线四处搜索着，“怎么一下不见了？”“我在啊。”我回答的声音引起了晖儿的注意，但似乎依旧看不到我。“一叶障目。”张禾，不对，应该是莫炎缓声道，“你现在隐形了。”“看来我们今晚有场好戏要演了。”我忽然觉得很有趣，身边的狸猫也冲我不住地呲牙怪笑，这小家伙倒是个不错的帮手。……腾冲热海在县城外大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下车的时候已是七点五十分的样子，我和莫炎脚下加快步伐，赶到了万年蛤蟆嘴。“禾哥～～”一个胖胖的男子老远就招手大叫，夜色中速度惊人地“滚”了过来。“娘的，俺颠了一天，大腚都起油皮了。”莫炎脸部表情竟然丰富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道，“三爷找俺啥事嘛，快带俺去，早了早好。”“禾哥，莫要急，三爷知道你辛苦，在温泉包了个专场。”胖子阿谀地笑着，一身肥肉波动不已，“边上的宾馆给您开好了房间，妹子就等在里面。”“嗬，中，中，办事有一套。”莫炎猥亵地笑着，狠狠拍了胖子两下，痛得胖子直咧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
为强敌，呈现孤军独挡强寇之势。处在这种劣势之中，李晟依然信心十足，忠于朝廷之心不衰。当时李晟面对周围复杂的形势，决定采取孤立朱泚，拉拢李怀光的策略。他在给李怀光书信中用词极其谦卑，暂时稳住了李怀光，使自己减少一个强敌，同时委派判官张彧临时担任京兆尹，让他选择一批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征收赋税。短短十多天的工夫，张彧在其辖地征收到了大量的税钱，使得李晟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保障。看到军饷大致齐备后，李晟召集军队决定将收复长安付诸实际行动。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鉴于自己的人马逐渐丰足，而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之力。看到收复长安的时机已到，李晟在五月二十日召集人马誓师进军。为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长安，李晟决定以叛军主力盘踞的苑北为突破口，直接攻打朱泚所在的皇宫。为此他特地和在长安外围协同作战的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约定，几路人马一起在长安城郊会合。五月二十五日，李晟进逼长安东北光泰门近郊。转天李晟正在指挥部队修筑营垒，朱泚看到李晟的人马原地未动后，企图趁官军立足未稳发起冲击。看到叛军有行动迹象后，李晟迅速布置口袋阵，派人前往城下挑战。朱泚果断命令部队出城迎战，结果不慎钻进了口袋阵，两军在长安城外展开一场激战，最终以朱泚大败逃回城中结束。李晟首战告捷，这让他平添了很多信心，但李晟同时也明白以自己目前的能力和朱泚展开一场攻城大战是不行的，准确地说长安城下的这一战是为了迷惑朱泚，让朱泚认为李晟准备打一场攻城战。事实上，李晟的心中另有打算。三天后他带领人马开始向长安苑城发起冲击，在进攻之前李晟命人在夜间推倒数十丈苑墙以扫清障碍，天明时亲率主力部队前进。朱泚显然没有预料到李晟可能会从苑墙下手，所以当李晟推倒苑墙后，仅有数十名叛军当即砍倒树木立成栅栏，然后从中射箭阻挡官军。面对这种情况，李晟亲自督军，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数十名亲兵，冒着飞来的箭矢冲上前去，拔开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立即溃退，只有叛将姚令言率部抵抗，唐将唐良臣率领步兵与姚令言的人马进行肉搏战，姚令言寡不敌众逐渐向白华门撤退。此时身在皇宫之内的朱泚得知李晟领兵攻进苑城，吓得魂不附体，他实在没有想到李晟居然会以推倒苑墙的方式攻进来，这等于他苦心布置的准备抵抗李晟攻城的几万大军已经形同虚设。情急之下朱泚首先想到了逃跑，匆忙召集几十名护卫后，朱泚急如丧家之犬般逃出皇宫。途中与同样溃退的姚令言相遇，两个人带领残兵败将几千人一路向西逃去。李晟随后进驻大明宫含元殿西边的右金吾仗院内，在简单整顿军纪之后，便向身在梁州的李适传去捷报。李适得到消息的一瞬间竟然喜极而泣：“李晟将军是上天为了社稷而生的，绝不是为了我啊！”兴奋之下的李适立即命令浑瑊、韩游环带领人马拦截朱泚。朱泚从长安逃出后，开始准备向东和田悦等人会合，无奈潼关被官军占领，最后决定前往吐蕃求救，但刚走到泾州（今陕西泾县）的时候，朱泚发现身边只剩下百余名亲兵。最关键的是，泾州守将田希鉴看到朱泚大势已去闭门不纳。“你的官职是我授给你的，怎么能在危难之时背叛我呢？”当朱泚知道田希鉴拒绝自己进城时，气得在城下破口大骂。随后他便让士兵焚烧城门，想要强行进城。田希鉴一边命令城头上的士兵对着朱泚放箭，一边将朱泚曾经赐给他的节度使节杖扔到城下。“都还给你！”田希鉴说完后转身下城而去。朱泚的人马在城下不断抵挡着从城头上射下来的箭矢，当士兵们看到田希鉴将节杖扔下城头后，都知道朱泚已经是大势已去，所以瞬间开始倒戈。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朱泚只得带领少数亲兵以及朱氏家族众人慌忙向北逃窜。当朱泚走到彭原（今陕西宁县）时，部将梁庭芬看到朱泚已经穷途末路，突然发动兵变。朱泚在逃跑中被箭矢射中坠马，梁庭芬砍下朱泚的头颅前往泾州请降，一场几乎再一次拦腰斩断李唐王朝的叛变，最终以朱泚之死落下帷幕。兴元元年（784年）六月十九日，李适从汉中启程返回京城长安。同样翻越秦岭的艰辛，但这次李适的心情显然与来时不同，其中既有对自己君临万邦但失守京城，险些断送祖宗基业的惭愧，也有对李晟、浑瑊等人浴血奋战击败叛军的感激，更有历尽艰险重返京城的喜悦。但生性多疑的李适在诸多复杂的心绪中，同样掩藏着担心经历这次动乱后，群臣对自己统率无能心存轻视，以及对诸多功臣功高震主后如何统御的忧虑。不过眼下能够再次回到长安，李适心中更多的还是兴奋、欣喜之情。七月十三日当李适到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环、浑瑊等将领率军迎接。当时十余万人马浩浩荡荡，行进在从凤翔进入长安的大道上，李适的心情固然十分兴奋，但从他这段颠沛流离的艰辛中，这位本就缺少历练的皇帝究竟能吸取到什么教训呢？因为这个问题会对大唐王朝的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分化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适因为强行平藩而引起的动乱差一点导致大唐帝国再一次被拦腰斩断，那个时候在帝国的版图上，关中地区可谓是刀光剑影。事实上朱泚在长安发动叛乱，李适出逃奉天以及避难山南的时候，河北的局势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个变化对李适重返长安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变化主要是昭仪镇节度使李抱真促成的。李抱真是唐朝开国初年间接导致西凉李轨灭国的安兴贵后代。安史之乱爆发后，安氏家族耻与和安禄山同姓，肃宗李亨赐其姓氏为“李”，李抱真的哥哥李抱玉在代宗李豫时期，做到了泽潞节度使，大历十三年（778年）去世后，弟弟李抱真继任泽潞观察使留后之职。泽潞地区在今天的山西南部长治和晋城地区，是扼守河北、河南、山西地区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真接任之后，仔细分析当时河北的形势，认为河朔三镇早晚会生出变乱，而泽潞处在交通要冲之地，定会受到波及，应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颁布政策，每三个成年男子中选出一个有勇力的人，给予免除赋税的待遇，由官府发给刀剑、弓矢等武器作为乡兵，农闲时乡兵们进行军事训练，年底进行考核，按成绩进行赏罚。这样经过三年的时间，李抱真训练成了一支足足拥有两万人的强劲部队，同时他还不断修造铠甲制造战具，优化武器装备。随着时间的推移，昭义镇的军队逐渐成为一支劲旅雄视太行山以东地区，甚至被人认为是帝国之最。田悦、朱滔等人在河北发动叛乱时，李抱真作为征讨河北藩镇的主力部队，参加了不少战斗，可是当泾原兵变的消息传到河北后，身在魏县行营征讨田悦的唐军闻讯大惊，皇帝被迫逃亡，讨伐河北藩镇的行动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为平定河北藩镇而成立的魏县行营也被迫宣告解散。当时李怀光回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李抱真则退守太行山以东靠近泽潞两州的临洺城（今河北永年县）。李抱真虽然撤退到临洺城，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尤其当他得知王武俊并不满意朱滔对自己的态度时，李抱真果断决定利用这种矛盾来分化瓦解叛军。他让亲信参谋贾林以投降的名义前往王武俊那里进行劝降，虽然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抱真许诺可以让王武俊得到朝廷任命的合法官职时，王武俊还是有些动心的，就这样双方开始了秘密的往来。田悦见唐军突现一盘散沙的局面时，为了尽快消灭在河北战场上的唐军，他派使者游说王武俊，让他带领人马和朱滔一起围攻临洺城。结果这个消息被李抱真及时探听到，李抱真立即派人赶在田悦使者的前边游说王武俊，说临洺城易守难攻，轻易不会被攻破，田悦之所以让你攻打临洺城，其实是在消耗你的兵力。双方本就私下往来密切，所以王武俊听从了李抱真的话，拒绝了田悦的要求，于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十八日率兵北归。直到现在为止，李抱真可以说成功分化了河北藩镇，使得田悦和王武俊开始产生裂痕，这无疑对河北的局势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但随着后来局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李抱真可以做得更好。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曾经派使者告诉其弟朱滔，让他在河北一定要坚持住，只要坚持住，最后兄弟俩一定会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而后又立朱滔为皇太弟，这让朱滔十分高兴，随后他向回纥借兵意图帮助哥哥攻打洛阳，虽然最终借来的人马不多，但至少可以壮壮士气。朱泚在长安的所作所为，让身在河北的李抱真很快得到了消息，在他看来，朱泚和朱滔的联合，让拒守在河北、山西地区的唐军有可能陷入东西夹击之中。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李抱真再次派人游说王武俊，意图用他这颗棋子来牵制叛军。李抱真派使者为王武俊仔细分析了形势，他说朱滔自起兵起来，对待盟军很是轻蔑。本来自古以来河北地区就没有成立过国家，这片地方最多就是块封地，但现在朱滔在河北称王，在西边依仗哥哥朱泚，北边又向回纥借兵，其意图是想吞并河朔地区，这不是让王武俊老实做他的臣子就万事大吉那么简单。而且王武俊英勇善战，朱滔根本无法相比，本来可以做唐廷的忠臣，就是因为朝廷宰相处理问题有失误，才导致王武俊最终反叛。如果他能和昭义镇联合，共同讨伐朱滔一定会成功，朱滔覆灭，朱泚也不会坚持太久，这样还能做唐廷的忠臣。如果迟疑不决，等到诸镇人马平定了叛乱，将军再想行动那就彻底晚了。显然，李抱真是在进一步利用王武俊和朱滔的矛盾来进行游说。他坚信自己这一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语一定能打动王武俊，因为在他的话里不仅奉承王武俊贬低朱滔，而且让王武俊感觉走上反叛的道路是迫不得已，其本质还是想做个忠臣的。事实证明，李抱真的话极具煽动性，当王武俊听完这一大串分析后，他猛地拂衣而起，然后说道：“二百年的天子我都不能臣服，怎么会向那个田舍儿（朱滔）屈膝称臣呢？”自此之后，王武俊与李抱真和马燧暗中结为兄弟，但表面上依然对朱滔称臣，并派使者向朱滔祝贺朱泚称帝，进而迷惑朱滔。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了孤立朱泚、朱滔兄弟，派使者前往河北地区答应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过，于是田悦、王武俊等人利用这个契机答应归降朝廷。但田悦和王武俊为了自己留了后路，表面上没有解除和朱泚、朱滔的联盟。朱滔为了配合身在长安的朱泚尽快打败关中的唐军，派使者前往魏州游说田悦，让他派兵和自己一起南渡黄河进攻汴州（今河南开封），进而缓解朱泚的压力。但田悦却再三找理由不出兵，不过他明白这只是权宜之计，未来自己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为此田悦秘密召集亲信幕僚商议今后的去向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幕僚许士则的一番话让他找到了方向。许士则认为朱滔和哥哥朱泚以及另一个部将朱希彩曾经一起发动兵变，杀死李怀仙后，拥立朱希彩为节度使，但没过多久朱滔又诛杀朱希彩，拥立哥哥朱泚。朱泚担任节度使后，朱滔力劝朱泚进京，事实上是为了夺掉朱泚的权力。这一连串的事情，说明朱滔是个狼子野心的人，所以田悦首先是不能信任朱滔的。既然不能信任，那么接下来就要采取应对之策。许士则建议田悦一定不要开城迎接朱滔进城，如果开城迎接，以朱滔的为人，田悦很可能会被活捉。但同时也不能生硬地回绝朱滔，可以表面上答应出兵汴州，暗中却要加紧提防。如果朱滔的人马来到，可以找借口派个部将带领少部分人马跟着朱滔出征，这样对外没有失去报德的名声，对内也不会有措手不及的隐患。许士则的建议对于田悦的现状来讲，算是上上之策，而且田悦本身已经有降唐的想法，只是迫于朱滔解围的恩情，不能公开与其决裂。恰好此时王武俊听说朱滔邀请田悦共同出兵汴州的消息后，急忙派人游说田悦不可动摇降唐的念头。在反复权衡许士则和王武俊联合利害关系的打动下，田悦终于下定决心反叛朱滔。于是他采纳许士则的建议稳住朱滔，派人给朱滔回话，表示自己会遵守共同出兵汴州的约定。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几乎在李适避难山南的同一时间，朱滔在取得田悦同意出兵的承诺后，率领范阳的步兵、骑兵五万人，回纥军队三千人从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当时朱滔运输物资的车辆前后绵延达到40里，在冬天的平原上卷起滚滚烟尘，可见朱滔这次出兵可谓是志在必得。于是，在关中地区烽烟不断的同时，中原地区的藩镇大战又拉开了序幕。朱滔败亡朱滔领兵南下，沿途所经过的地区王武俊和田悦表面上供应十分充足。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朱滔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底攻陷汴州，并以汴州为都城，自称大楚皇帝，改元武城。汴州已经让李希烈捷足先登，所以朱滔只得改道前往田悦所在的魏州北面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五日，朱滔到达永济，他派使者去见田悦，让田悦按照先前的约定，率兵与他在永济会合，然后两军共同渡过黄河。田悦则按照许士则先前的建议回话告诉朱滔，说自己即将出兵的时候，遭到了手下士兵的反对，自己目前必须先要安抚住部下，所以只能调拨五千人马由部将孟佑带领出征。朱滔一听便知道田悦是在玩花活，于是怒骂田悦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且他还清楚地记得田悦当时曾经许诺，朱滔替他解围后，他将把贝州赠给朱滔。不过那个时候两个人关系处在蜜月期，朱滔没有接受田悦的馈赠。但现在在朱滔看来两个人已经是形同陌路，所以朱滔立即下令围攻魏州辖下的宗城、经城和冠氏县，并同时进兵贝州。面对朱滔的来势汹汹，田悦自知难以抵挡，索性闭城固守，最终导致朱滔在田悦所辖的郡县大肆抢劫掠夺。朱滔虽然大肆侵略田悦的领地，但因为田悦据城坚守，所以魏州城暂时没有受到威胁，可是谁也想不到田悦最终没有败在朱滔的手上，而是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当时李适在梁州，为了安抚住田悦，特意让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安抚田悦。这是因为田悦自继任以来，好几次用兵失败，士兵战死者十分之六七，很多人产生了厌战的情绪，朝廷借机宣慰，进而增加田悦的威信。应该说朝廷的宣慰让那些产生厌战情绪的士兵再次重燃斗志，同时也让田悦欣喜不已，这至少说明朝廷是十分重视他的。我们不能否认这是件好事情，但同样他也为田悦带来致命的伤害，那就是看到士兵们重燃斗志后，田悦放松了警惕，这就给了他那野心十足的堂弟田绪以机会。田绪为人阴险，经常犯有过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遭到田悦的处罚，甚至是杖刑。于是田绪怀恨在心，意图伺机报复田悦，无奈田悦防范严密，没有机会下手。不过，孔巢父的到来终于让田绪找到机会。当时田悦十分满意孔巢父的宣慰，并在他到来的当晚宴请这个朝廷派来的给事中，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结束。田悦因为酒醉放松了警惕，只带着几个随从醉醺醺地返回节度使府衙，当夜他没有下令让亲兵对府衙严加防卫，从而给了田绪以下手的机会。田绪见到节度使府衙防备空虚，便召集几十个亡命徒从府衙后院的墙上打洞杀入。由于帅府没有防备，田悦又大醉而睡，所以田绪轻而易举地杀掉田悦及其母亲、妻子共计十余人，然后假借田悦的名义召见田悦最为器重的行军司马扈鄂、幕僚许士则入府议事。许士则率先走进帅府，结果被乱刀砍死，扈鄂稍迟，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许士则在府里大声惨叫，知道出了乱子，于是转身逃走召集士兵准备平乱，可是田绪早已经做好准备，当扈鄂带兵赶来时，他不仅没有躲闪，反而迎上前去。“我是先相公（田承嗣）之子，大家都受过先相公的恩惠，如果能够拥立我为主，兵马使赏钱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兵每人一百贯，大家放心，我的承诺五天内一定办到。”于是，在田
阎老弟，你把我放了，这事就过去了，咱们一如既往地反蒋！你只需支援我充足的军火……末了，冯玉祥以一句相当雷人的话作为总结——相信我，没错的。我冯玉祥绝不是背信弃义的人！阎锡山心想你不算背信弃义，谁还背信弃义。但他不敢再耍心眼，全部照做。由你阎锡山奸似鬼，也喝了冯玉祥的洗脚水。原来，冯家班的将领们是在冯玉祥的授意下诈降蒋介石。当然，冯玉祥的心态和演技也很不错，不因为自己被阎锡山虐待就意气用事，而是始终抱定拉阎锡山一起下水的初衷，终将阎锡山这个老狐狸拖下了水。就这样，冯玉祥将山西、将晋绥军、将善于避重就轻的阎锡山裹挟到了反蒋第一线。冯、阎联手，核心出现，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失势的汪精卫响应。新桂系响应，李宗仁等人赶紧回到广西，布置一切准备报仇。不对劲吧，李宗仁哥仨不是卷铺盖走人了吗，怎么还能回到对头俞作柏、李明瑞当家作主的广西？俞作柏和李明瑞也真是有些意思，回广西后不久，就跟着汪精卫同蒋介石开战不说，还被正在广西工作的邓小平给引导向善了，尤其是俞作柏的亲弟弟俞作豫和亲表弟李明瑞，作为主力跟随邓小平发动了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种广西局势骤变的情况下，李宗仁哥几个混回广西吃饭还是比较容易的。在冯玉祥、阎锡山卓有成效的公关工作下，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表示响应。比如孙殿英，就是由冯玉祥亲自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拉拢的。冯玉祥对孙殿英刚刚挖完慈禧坟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搞活的你搞死的，大家都是“革命”，殊途同归！孙殿英本来自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下三流的盗墓贼，没想到自己一贯崇敬的冯老总不但不歧视自己，还正面肯定自己，孙殿英感动得泪流满面。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冯玉祥的情况下，也只能靠效犬马之劳聊表寸心了。刚刚被打残的石友三、张发奎也宣布回归战斗。那个在孙中山北上时转战几千里打回河南老家的樊钟秀也加入了反蒋大军。
摘桃子的张学良
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中原之战全面爆发。对于这场正义和道义的含量极低的混战，实无细写的必要，因此在这里向大家简单地汇报一下战况。兵力：反蒋联军约七十余万人马，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军及其拉拢过来的军阀部队总计六十余万。战场：基本上就在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三条铁路沿线附近。说民国时的铁路大家可能不熟悉，还好如今这三条扩建后的铁路依旧在发光发热。津浦路就是京沪铁路的一段（天津到南京），陇海路就是如今的陇海—兰新铁路的一段（宝鸡至连云港），而平汉路则是京广铁路的一段（北京到武汉）。再粗略一些，主战场就在河南，至于山东、江苏、湖南等地算是次战场。7月初，何应钦联合粤军蒋光鼐、陈济棠和湘军何键把实力已经锐减的李、黄、白“三驾马车”给揍散了架，也把张发奎虐成了光杆司令。8月初，阎锡山的晋绥军也被揍得满地找牙。阎锡山虽然搞经济建设和内政的本事过得去，但他军略一般，擅长的是防守而非进攻，而且他地盘小、军队少，战争潜力不佳，被惨揍一通实属应有之义。人在低潮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不自信，甚至怀疑一切。这一点在阎锡山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有小人在阎老板面前告黑状，说前线总指挥傅作义要投降蒋介石。阎老板一咬牙，自断一臂，把头号大将傅作义给撤了下来。号称“民国第一善守之将”的傅作义下来了，阎老板还有啥抵抗力？9月中旬，冯玉祥的西北军精锐——骑兵队和铁甲车队覆没，主力尽溃。西北军败得如此之惨，既是因为之前输了一仗，也是因为战斗力不强，但更是因为后勤补给太差。冯玉祥占据的地盘大都是穷乡僻壤不说，他自己既不擅长搞经济建设，也不懂改善民生，所以不但财政赤字连年疯狂增长，也没有阎锡山之山西、李宗仁之广西那样靠谱的根据地，只能指望救济过活。但问题是，苏联因为觉得他靠不住已经断了援助，阎锡山又是一个葛朗台，赞助不了几个钱。因此，以西北军的经济情况，能够勒紧裤腰带打几仗就谢天谢地了，哪里支撑得了五个月之久的战争。冯家班经济状况窘迫也就罢了，问题是蒋介石还落井下石——向冯玉祥麾下的近十员大将发起了金钱攻势，结果这帮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人没能经受住物质诱惑，出现了集体反水。其中为首的居然是如今咱们都熟知的爱国将军吉鸿昌，吉鸿昌倒也光明磊落，反水之前还通知前老板冯玉祥：大哥，我决定诈降蒋介石了，你多保重！西北军的大将都这样了，中低级军官就更别提了，面对蒋介石这边的军事专家（杂牌军的头头，第三军团总司令）和外交活动专家何成浚的“两弹”攻击——“银弹”（银元）加“肉弹”（有点姿色的妓女），纷纷丢盔弃甲。客观地说，在这场战争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黄埔教官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顾祝同，黄埔学生胡宗南、胡琏、宋希濂和张钟麟等人都表现得很不错。为了抢地盘和捞好处，一些地方部队也表现得很卖力，像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占领潼关，断冯玉祥的退路，霸占西安，蔡廷锴、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大败李宗仁部于衡阳城下……战斗进行到现在，谁胜谁负已经一目了然。远在东北的张学良自然也能看出来。1930年9月18日（注意这个日期），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支持中央政府，挥兵数万入关武装调停。实际上，中原大战伊始，反蒋联军和蒋介石都曾争取过张学良，希望将其拉拢过来，壮大自己，但张学良选择了坐山观虎斗，待价而沽。张学良选择这种比较现实的做法，自然是有原因的。1929年下半年，张学良跟苏联在东北打了一架，史称“中东路战争”。据张学良后来回忆，他挑起这场战争是出于如下三个目的：一、近年来，东北军在内战中屡战屡败，为世人所看不起，得不到尊重，因此必须要打一场胜仗为东北军正名。二、张学良的权力是继承来的，不是靠自己拼出来的，东北军内部有很多人对他不服气，虽然他找了一个借口杀掉了最不服气的杨宇霆，但杀人并不是树立个人权威的最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大胜仗，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统帅。三、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在张学良看来，俄国人不仅打输了日俄战争，而且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也不如日本人强，所以找更弱的苏联人打上一仗，既能为东北军正名，也能增长个人权威，还能争夺中东铁路的所有权为国争光，于己于国都有利，有什么理由不干？想法挺好，可惜张学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过于冲动。他以为苏联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发动了战争。果然，事与愿违，东北军死伤过万，不仅没打过苏联红军，还让苏联把黑瞎子岛给占了。但输仗失地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让日本人看清楚了东北军的虚弱和中国人的不团结，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之所以说中国人不团结，是因为当初东北军跟苏联干仗的时候，也就蒋介石支持了一部分军费，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包括蒋介石都没有军事行动支持。这也是导致张学良选择坐山观虎斗的原因之一——报复这几位的淡漠。话题回到张学良挥兵入关上。即便张学良入关对蒋介石取得最终的胜利帮助不大，可他还是要收取好处的——约两千万银元的出兵费，黄河以北交给他负责。朋友是在你最孱弱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而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这么看来，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关了张学良大半辈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双方建立关系的核心还是“利益”二字。张学良的入关毫无疑问就是压垮骆驼的那最后一根稻草。11月初，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军队分别被张学良和蒋介石改编，中原大战结束。战后报告总结大会
1930年，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发生在5月至11月的这场中原大战，算上张学良入关的部队，有近一百五十万军队参战，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前所罕见。最可怜的当然是老百姓，尤其是河南老百姓，哀鸿遍野，白骨千里。军阀之中，冯玉祥算是输得相当出彩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块块吃掉，仅仅保留了一个被改编的二十九军，曾经横扫西北的冯家班就此散伙，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一去不复返。至于阎锡山，他的军队大部分被张学良改编，本人则被蒋介石要求离开山西出国考察。可阎锡山没听蒋介石的话，而是凭借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一直对日友好的态度，得到了日本人的保护，一直待在大连搞破坏活动，等待翻身的机会。新桂系也输得很有节奏感。大哥李宗仁的本部人马损失殆尽，只得暂时下野蛰伏，以待起复的时机。李宗仁没有傻等，他知道机会得靠自己创造和争取，所以他不在老家广西混了，跑去广州常驻，抱粤军的大腿，跟刚刚揍过他的粤军陈济棠搞战略合作，建立了割据两广的统一战线。表面上看起来，李宗仁抱的这根大腿很是粗壮。陈济棠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完美发扬了“牛马作风，土匪心肠，妓女态度”的军阀精神，迅速地壮大了自己，拥兵近二十万，人称“南天王”，目前正在“老天王”陈炯明走过的联省自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二哥黄绍竑则心灰意冷，在不出卖新桂系利益的前提下，投降了蒋介石。大哥二哥都离开了广西，原本入伙时力量最弱的三哥白崇禧终于熬出了头。素有野心的他，依靠新桂系在广西所剩不多的军队，大搞民团制度（全民皆兵，相当于今天的民兵），将新桂系建设成了“白崇禧”牌。汪精卫想借机再度出山执政的愿望，只能再等机会实现了。对于唐生智、张发奎来讲，一切都已是浮云。石友三也是输得精光，还好他拉得下脸来，又找了一个新老板——同是东北人的张学良。樊钟秀输得最惨，连命都丢了。说完了输家，来看看所谓的赢家。摘桃子的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收获颇为丰厚。相比于冯玉祥、阎锡山这些老油条，相对简单的“暴脾气”张学良更得蒋介石的信赖，于是两人义结金兰。之后，蒋介石履行了对张学良入关的承诺。张学良被委以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重任，坐镇北京，一人统揽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辽宁、黑龙江、吉林、热河八省，北京、天津、青岛三市，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北方，超过了老子张作霖曾经的版图，可谓风光无限。但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接收地盘，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全面占领东北创造了机会，并由此助长了日本全面占领中国的野心。蒋介石看似赢了，打败了各路军阀，但实际上很难说赢。说他没赢是因为他除贼不尽。如果当时蒋介石咬咬牙，一鼓作气，派遣嫡系部队攻入广西和山西，李宗仁和阎锡山的历史就有可能至此终结。可他偏偏不这么做，因为他希望由湖南、广东、云南的地方军阀出兵攻打广西，由张学良出兵收拾山西，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但问题是，这些地方军阀不是傻子，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未必讨好的事情，结果大都是虚张声势一番就偃旗息鼓。蒋介石自作自受，在接下来的十数年中，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汪精卫变着法子反蒋，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阎锡山在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之间摇摆得利，此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李宗仁借共产党的力量“逼宫”迫使蒋介石下台；冯玉祥的部队大量投共降日；汪精卫降日。话又说回来，中原大战还是给蒋介石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首先，他成了中国的最高权力标志，暂时稳定了权力格局，为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终于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两年的军阀混战过于夺人眼球，以至于大家忽视了一支不知不觉成长起来的力量——共产党。蒋介石专注于北伐和摆平各路军阀之际，无暇顾及共产党，这给共产党的成长提供了两个便利条件：其一，军阀战争创造出成群游荡的逃兵溃卒，这些人极易被共产党吸收改造，从而扩充兵源；其二，国民党派系内讧、中原大战大大消耗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这给共产党提供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使得共产党在苏联的金钱及武器援助下，有足够的机会去扩张。有了上述便利条件，共产党更加坚定了武装割据的决心。星火燎原
在南昌起义之后，有两次至关重要的起义咱们没有讲。首先是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是黄埔二期的卢德铭（死于突围）和余洒度（后叛变）。1927年9月初，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起义军的主力是农民赤卫队，训练不足，武器基本都是梭镖。什么是梭镖？毛泽东形容为“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起义军被迫撤向江西。由于部队缺乏补给，导致士气越来越低落，开小差已经成了公开的行为。这时，34岁的毛泽东体现了他的过人之处，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队伍先停下来，咱们就地开会。这个临时决定开会的地方叫三湾村，这次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决定：其一，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余洒度免职。其二，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其三，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卒。“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也让士兵们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到了长官的不抛弃不放弃，从而使军心渐稳。接下来，部队来到了一个叫井冈山的地方，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适合长期发展，因此毛泽东决定不走了，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据地。其实，井冈山已经有了两个“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不过二人很快就被毛泽东收服了。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第三任妻子贺子珍，两人于1928年5月完婚。就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发动了湘南起义，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李宗仁，起义军很快就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好在朱德、陈毅收到了毛泽东已经在井冈山站住脚的消息，于是振臂一呼，率领剩下的近万人退到井冈山。1928年4月底，朱毛握手，会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编，部队改叫中国工农红军。由于部队中的大部分军官都来自国军第四军，而且第四军的“铁军”名头实在是响亮，于是将番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为什么还没有一二三军就先来个第四军的原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林彪任营长，粟裕任连长。这支红军又被称为“朱毛红军”，从此朱、毛并称。八个月后，刚刚加入共产党的前国军军官彭德怀，在发动“平江起义”之后率军来投。一时间，井冈山群英荟萃。共产党的第一主力团队——井冈山团队，就此成型。秋收起义之后，即1927年11月，共产党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地区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即“黄麻起义”。以此次起义为基础，张国焘和徐向前等人于1931年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地位和作用仅次于井冈山团队的鄂豫皖团队，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起义居然孕育了徐海东、李先念、董必武、王树声、陈锡联、刘华清等数百位共和国将帅和国家领导人，而起义的中心地红安县，居然以此为开端，走出了两百余位将军，使得几乎每七位开国将帅中就有一个红安人。红安县由此获得共和国“将军第一县”的名号。秋收起义和黄麻起义结束后，军阀与政府大打出手，红军则抓住这个空子迅猛发展。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军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团结农民，使得自己的根据地如雨后春笋，一个劲猛长。到1930年春，共产党手里已经有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十四个军近十万红军。令人惊喜的是，到8月时，红军首次出现了“方面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叫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军事演习（彰德秋操）中，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五大猛人尽皆出席。在其他四位猛人轻松的谈笑声中，段祺瑞率领北洋新军精锐代表北军登场了。他的对手是一位叫黎元洪的无名之辈所带领的湖北新军。在战场上，寂寂无闻的黎元洪在战前推演部署、临阵指挥调度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素养，他指挥实力处于下风的南军与段祺瑞指挥的北军全面对抗，成绩几乎不相上下。袁世凯他们原本计划在谈笑风生中轻松看秀，不承想半路杀出个黎元洪，结果没能轻松起来。黎元洪由此一鸣惊人，成为举国名将。所以，革命党倾向黎元洪出任新政府领袖，是非常有道理的。一来黎元洪懂兵，而且还是名将，以他的名气可以慑服朝廷，号召天下，壮大革命军的声威。二来黎元洪是湖北本地人，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望，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来黎元洪跟湖北立宪派的关系不错，通过他可以把立宪派牢牢地绑在革命的战船上。说到这里，肯定有人反对说：“教科书上说过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曾杀害过革命士兵，是反革命，怎么能做革命的领袖？”这个以后被拿来宣传黎元洪多么反革命的例子，具体经过是这样的。识时务的黎元洪黎元洪司令部办公室。1911年10月10日晚九点左右，黎元洪收到新军起义的消息。作为朝廷的官员，作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干部，镇压起义是正常的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黎元洪当即指挥临近的部队前去镇压，他则在司令部中辛苦地等待消息。之后，他等到了两个坏消息。一是自己派过去的部队已经倒戈；二是起义军已经拿下楚望台。实在是出乎意料！黎元洪意识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造反运动，自己可能镇不住场面。在经过短暂但激烈的思想交锋后，他做出一个很实在的决定：不求有功，不求无过，但求自保。于是，黎元洪将附近的几百人马调至麾下，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同时下令：“如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大家按兵不动！”晚十一点，有一神秘人士突然翻越营墙而入，并高声大呼：“革命成功，汉人同胞速来支援，一起攻打总督府！”事后才知道，此人叫周荣棠，是熊秉坤派出来号召其他新军起义的联络人。但黎元洪不会给他开展工作的机会。司令部的卫兵一拥而上，立刻把周荣棠擒入司令部。黎元洪没有对他严刑拷打，说一些坦白从宽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当即杀死了这个倒霉的周荣棠。这就是黎元洪反革命证据的由来。其实杀死革命士兵，只能说明黎元洪肯定是不革命，但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毕竟大局未明朗之时，黎元洪不可能容忍一个小兵一声高呼，煽动周围的人要了自己的性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思想先进、道德高尚、不惧死亡的人应该选择的处理方式。这么看来，黎元洪先生也是贪生怕死一族中的一员。不过这倒也怪不得黎元洪，毕竟怕死是人的本性。几小时之后，革命军收拾完了张彪，其火力逐渐掉转到下一个目标：新军中军职仅次于张彪的实力派黎元洪。炮声隆隆，火光映天，义军紧逼，草木皆兵，军心不稳。我该何去何从？难道以手下的区区几百人马去对抗一座已经沸腾的城市？危急时刻，黎大人并没有被紧张的局势吓得脑子不好使，他冷静地想起了自己历经磨难后才学到的至理：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自己做自己的救世主！因此他决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既不镇压革命，也不参与造反。兄弟们，赶紧散了吧，各求生路。用今天的话说，黎元洪的这个决定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由于识时务，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存活下来。接下来，黎元洪逃到手下家中避难。这是一个忐忑不安之夜。湖北军政府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就在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上门来了。不过黎元洪并没有慌张地躲到传说中的床底下，而是躲入房中（避入房中——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事实上，黎元洪身材很是肥硕。对他而言，将自己肥大的身躯塞入清末那种逼仄的老式床底，那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士兵们进入房间见到黎元洪后，当即用真诚的语气目的鲜明地忽悠他：“黎老师，我等皆是您的部下，今日之爱国行动均出自您平时的教诲，所以我们是不会害您的。现在情况十万火急，请您速速出山主持大计！”黎元洪还没来得及想好托词，就被连请带绑地簇拥到了咨议局（省级议会）大楼，等在那里的蔡济民、熊秉坤、吴兆麟等人告诉他：“瑞澄和张彪已被赶跑，武昌也被全面占领，善后大局非由您主持不可！”可黎元洪知道，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革命党的实力难以应付清军接下来的反扑。若跟着革命党干活那叫造反，现在收了革命党的好处，将来是要拿脑袋去还的，风险系数太高。于是，顾虑重重的黎元洪嘴里开始嚷着那句属于他的历史名言：“汝辈事太闹大了，莫害我！莫害我！”唯一的“带头大哥”候选人黎元洪不肯合作，革命党们自然不会由着他，当即把黎元洪软禁起来。革命党人知道，对付黎元洪这种不肯上道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击碎他的骄傲、打破他的顾虑。当天，以“都督黎元洪”之名签署的《安民布告》就贴满了武昌的大街小巷，“黎都督”立时家喻户晓。黎元洪瞬间从朝廷的高级干部变成朝廷的反贼。一旦被拉上“贼”船，再想下来可就难了。“黎都督”正式“被上任”。一天后，汉口、汉阳落入革命军之手。至此，武汉三镇（汉口、汉阳、武昌）全部落入革命党之手。随后，时刻关注着武昌起义的诸列强也顺势宣布“严守中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局势的变化，令黎元洪终于打消了对革命党实力的顾虑。他再度做出识时务的决断：与其既当革命党的囚徒，又被朝廷看作叛徒，还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我跟你们通力合作！黎元洪原本就深谙军事，又有共进会、文学社这样的强力军事助手，再加上顺势加入队伍的、处理民政的好手汤化龙，湖北革命军政府的领导班子很快搭建完毕，并高效运转起来。以新军为班底扩招士兵，整军备战。安民免税。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至此，清政府终于迎来了一个战斗力极为强劲的革命党对手——湖北革命军政府。第三章是谁在革清朝的命
阳夏保卫战之奇怪的汉口之战
在武昌起义时发挥了“让领导先走”本色的瑞澄显然是个大草包，好在他并没有草包到底，还是稍稍尽了一个封疆大臣的政治责任，把“武昌落入革命军之手”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朝廷。朝廷收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中央高层领导感到极为震惊和愤怒。在集体问候了曾经在湖北武汉长期工作的张之洞同志的所有直系亲属八百遍之后，众人一致同意动用中央军去镇压湖北革命党，对他们而言，地方新军已不可信任。1911年10月12日，载沣几乎拿出了全部家底，兵分四路，兵锋直指武汉。第一路，以北洋第四镇为主力，统帅为荫昌。荫昌，满洲正白旗人，时任内阁陆军大臣，我们在小站练兵那会儿提过他，袁世凯的哥们儿。无论是从血统——满人，还是从身份——陆军司令来看，由荫昌做第一路的统帅，都说得过去。第二路，以北洋第五镇为主力，统帅是冯国璋。第三路，以禁卫军为主力，统帅是载沣的七弟载涛。第四路，由十多艘军舰组成的海军主力。载沣任命萨镇冰为海军司令，督水师走长江水路配合作战。升官发财的时候载沣想不起来萨镇冰，但用得着萨镇冰的时候倒是记得把人往火坑里推。这么看来，清朝在载沣手上灭亡是有充分理由的。载沣的本意是中央军精锐齐出，陆海并进，一战歼灭“反贼”。但是，中央军的表现实在令他失望。这场即将发生的战争因其主要战场在汉阳和汉口（古称江夏或夏口），故称阳夏保卫战。举国目光齐聚武汉，革命能否成功就在此一战。如果革命军被清军主力歼灭，其后果自不用多说。如果革命军能抵挡住数倍于己的清军主力的反扑，把清军主力拖在武汉城下无法动弹，那么其他正在观望的势力就有可能起兵响应，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有可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先行出发、先行抵达的荫昌是很想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立功的，可惜他有心无力。荫昌虽然是这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北洋劲旅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他指挥不动这支军队。前面说过，北洋军从征兵到训练，几乎都是袁世凯在负责，重要军官几乎都是他的人。除了袁世凯或者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否则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部队。所以第一路人马出工不出力，只是在应付差事。第二路的冯国璋先生确实能打，是一员悍将。但他有力无心，不想打。冯先生在率军南下的途中，抽空去了一个地方——河南彰德洹上，亲自拜访老大哥袁世凯问计：老大，咱们打还是不打；如果打，又该怎么打？袁老大的回答十分简单：慢慢走，等等看。这一慢一等，就到了10月底，第二路才做好战斗准备。至于以旗人为主的第三路，是满洲最后的家底，载沣要留着以备汉人造反，是不会让他们在战场上轻易消耗掉的，得等前两路军队跟革命军拼得差不多了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摘桃子，收拾残局。如果说陆军的表现让载沣十分失望，那么萨镇冰的水师就让载沣绝望。早在10月18日，海军司令员萨镇冰率领的水师就已抵达武汉江面。但接下来，载沣期望的军舰集中火力众炮齐鸣的激烈战斗场面并没有出现。大多数时间里，水师只是象征性地发射几枚炮弹，而且炮弹也不认识革命军的工事，大都落在了荒郊和水面上。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应该十分激烈的战斗，为何打得如此有爱心？秘密就在两个关键人物的身上。第一个人叫汤芗铭，此人是海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这支海军主力的参谋长。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湖北立宪派大佬汤化龙的亲弟弟。汤化龙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的政事部长（总揽行政，相当于省长），于公于私，他都得把弟弟以及弟弟掌握的那部分海军拉到自己的阵营。所以汤芗铭还未抵达武汉，就已收到哥哥的来信，让他“早日反正，以立殊功”。不提汤化龙的劝说，单说汤芗铭本人，此人虽然有些功利，思想品德也不大高尚，但曾留学法国和英国的经历令他对于民主共和以及清朝的腐朽有着清醒的判断。因此，既受哥哥影响，也为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考虑的汤芗铭，决定冒险奋力一搏。在他的策划下，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海军官兵逐渐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周围，消极战斗，时刻准备着高举义旗造反。第二个人则是这支水师的最高领导——萨镇冰。萨镇冰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后又留学英国，算是受过先进教育的思想开明之人，再加上不得载沣重用，对清朝自然不会有太多的忠心。在稀稀拉拉的枪炮声中，萨镇冰收到了学生黎元洪的来信《黎元洪致萨镇冰书》。来信约一千三百字，言辞恳切，情谊殷殷，道理深刻。在信中，黎元洪表示武昌起义的目标在于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民国，并劝说老师站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大义的角度上反水。读完来信，萨老师内心非常纠结，他既不想叛清，也不愿与革命党为敌。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和稀泥。满怀希望的黎元洪终于等到了萨老师的回信，信中写了八个十分醒目却令人失望的大字：彼此心照，各尽其职。一边，参谋长汤芗铭态度鲜明，要带头造反，无心打仗。另一边，司令萨镇冰态度暧昧，对手下员工的反心以及出工不出力的行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因此，这仗是打不起来的，打得起来就见鬼了。海军不打革命军，一心一意地磨洋工，革命军自然也不会主动进攻火力强大的海军找抽。因此，除去最初的几天，革命军跟不知躲去哪儿又突然冒出来的张彪干了几仗，阳夏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汉口之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双方一片祥和的对峙中被消磨掉的。但是，他们不动，有人动！别看武昌首义是共进会和文学社干的，没有立宪派、同盟会、会党什么事，但共进会和文学社毕竟只是地域性小党派，不具备全国影响。而立宪派、同盟会、会党就不同了，在全国各地均有分支，势力庞大，他们看到武昌首义成功，清军主力被拖在湖北动弹不得之后，遂趁热打铁，在全国各地积极行动。与此同时，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几颗定时炸弹也终于引爆了！绝命的反戈想当年，慈禧为了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创了一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武功。这一招功夫的书面名称叫做“编练新军”。新军的威力确实很大，先后灭了义和团和造反的革命党，可新军的副作用也很大，巩固统治的同时却损了清朝自己的根基。至于原因，就得研究一下慈禧这招是怎么练成的。当年朝廷囊中羞涩，攒下来的钱大都充作赔款、供养贪官和维持皇室的奢侈生活，而按当时的标准，全部练成朝廷计划的三十六镇新军，仅建军费及军饷一年都要上亿两白银，超过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一句话，朝廷没有足够的钱练兵。于是慈禧只好跟各地的诸侯——总督和提督们说：朝廷的困难你们也知道，我只能从人员编制等政策上支援你们，至于编练经费主要就靠你们自己筹备。慈禧老佛爷是很有权威的，总督和提督们虽说觉得有点委屈，不过还是响应朝廷号召，开始了自招自练。慈禧既然给不了钱，那就难以掌控新军的人事任命权。开明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等人，不仅注意招收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化青年入伍，更加重视招收受过先进军事教育的留学生担任军官，如留日的蔡锷、阎锡山、李烈钧、蓝天蔚、吴禄贞、唐继尧、许崇智（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为其堂妹，香港演员许绍雄是其侄子）等人全都趁机加入了新军。这些人可不一般，有水平，有思想，有主见，有眼界，敢于持有不同政见，完全不同于旧军官兵愚昧效忠皇权。更关键的是，他们对现在这个政府并不满意。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埋藏在清军内部的定时炸弹。乱战，四方云动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在武昌起义十二天后就开始了倒塌的过程，辛亥革命的狂潮到了！10月22日，湖南、陕西独立。10月29日，山西独立。10月30日，云南独立。10月31日，江西独立。11月3日，上海独立。11月4日，贵州独立。11月5日，浙江独立。11月7日，广西独立。11月8日，安徽独立。11月9日，福建、广东独立。11月22日，重庆独立。11月27日，四川独立……下面咱们挑几个既有重点人物出场也比较有趣的事情来说一说。10月22日，湖南在焦达峰的带领下独立，陕西也在哥老会大哥张云山的带领下独立。10月29日，革命士兵在新军标统（团长）阎锡山的带领下杀死了自己的上级领导——山西巡抚和协统（旅长）。阎锡山坐上山西都督的位置，并由此开创了阎同志近三十年的山西土皇帝事业。一天后，立宪派的支持者、新军协统蔡锷和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发动起义，云南光复。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个名叫朱玉阶的排长在此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他冲锋在前，浴血死战，率领士兵攻克了总督府。这位朱玉阶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共和国的朱德元帅。11月3日，轮到了上海，光复会李燮和与同盟会陈其美相约同时起义。这个陈其美的名气可能不是很大，但他的把兄弟蒋介石，亲侄子陈立夫、陈果夫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所以陈其美可是一个重要人物。在此多提几句。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于浙江。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后来家道中落，他决定牺牲自己（也许是因为他成绩最差）——辍学去当铺做学徒挣钱，供大哥和三弟读书。在接下来的十二年中，大哥和三弟先后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则遇到了事业发展的瓶颈。十二年前，陈其美学徒排名第十二；十二年后，他排名第三。也就是说，其美兄干了十二年都没转正，还在打杂，离成为当铺中层管理干部（掌柜）遥遥无期。眼见目前这原判，认为应处死任珍。不过，他们赞成死刑的理由却是不心相同的。满洲臣僚以及几乎所有汉军旗人要处死任珍，是由于他后来的叛逆行为，而不是因为他杀死了几个家仆。其他汉人臣僚则被他的残杀行径以及这个旗人所得到的特殊对待所震惊，想要以杀人罪判他死刑。于是，以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为首的28名汉官坚决与其他廷臣持异议，认为他们判处任珍死刑仅仅针对他最初的杀人罪。这28位大臣注意到任珍从未认识到自己第一项罪行的严重性，他们提出，“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以应得之罪。”顺治皇帝被这种烦琐的司法推理搞糊涂了。他干脆下旨道：“是谁展辩，应得何罪，著明白具奏！”陈名夏作为这批汉官的代表回奏说：任珍并未承认杀人大罪，如果只是根据他人的告词定罪，恐怕无以服其心。同时，陈名夏也承认，以第一条罪行判任珍死刑，是律无正条的，所以他打算建议皇帝赐任珍自尽，而不是公开处决他。最后这句话把顺治激怒了。如果律无正条，那他们怎么能够合法地提议赐其自尽呢？这“是何盛世典例”？想让人主致尧舜之治者，岂有进此言之理？如果想以“巧”止事，那不就是设法诡避起初的过失吗？尔群臣当副朕期望至意，洗涤更新，奈何溺党类而踵敝习”！皇帝再一次，而且是更加气愤地命令陈名夏解释28名大臣提出不同判决的理由，特别是建议赐命任珍自尽的理由。这一次陈名夏的回奏很卑怯，事实上也很恭顺，他并不想解释最初提议赐任珍自尽的理由。他正式地、恭顺地回奏道：皇上圣明，赐任珍自尽律无正条，故臣作此提议实为不当，现谨束身待罪。不管顺治是否感到了被人嘲弄的羞辱，反正他被陈名夏的含糊其词激怒了。他怒斥道：这些全是蒙混支吾之辞。陈名夏和陈之遴曾获大罪，但朕每从宽宥，给了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洗面革心，旧习不改。所以顺治谕令无论如何不得有任何拖延，让内三院、九卿满汉官员、六科、十四道、翰林七品以上，以及六部郎中等官在午门外集合，对那28人严行议罪。清廷立即召开了这一特别会议，它实际上包括了中央政府中整整1/3的高级官员。与会官员克尽其职，要求陈名夏和陈之遴认罪，并接受了他们的供认，即他们为了保住官位而试图欺蒙皇上，并一直掩饰自己的渎职罪。他们也指责金之俊及其同伙私下纠合朋党，确信他犯了罪。审讯结果的推论是，由于上述罪行，这三名最高级大臣应被判处死刑。此外，包括魏象枢和王永吉在内的13名官员，因结党以及试图以术欺君，有负君恩，应被流徙边疆。还有八名官员，包括张端在内，被指控同属党人，建议革职，永不叙用。最后，包括孙承泽在内的另外三名官员也应被免职，还有一人则当降级调外用。众臣的判决很严厉，这正是顺治所希望的；这使得他很满意。现在，他可以来施舍他的仁慈了。既然已经维护了自己的权威，并显示了自己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力，顺治就不打算处死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了，只是削去官衔二级，罚俸一年。除陈名夏外，都保留现职，陈名夏则被革去吏部尚书一职，任大学士如故。其他课刑也酌减如下：被流徙的官员改为降秩一级，罚俸一年，仍供原职；八名朋党分子罚俸九个月；三名革职官员勒令付出六个月薪俸；外转官员的处罚则暂停。纵观顺治与陈名夏争论的全过程，有迹象暗示陈名夏及其同僚欲将任珍置于死地是别有隐蔽原因的。若确系如此，还没有证实它的资料，但串通之说总是在顺治言谈中出现。换言之，在打击朋党活动中，顺治不仅仅为打击朋党而谴责朋党，而且认为这28名官员勾结在一起，有其秘而未宣的动机。从任珍一案的表面看，很难说这种猜疑有什么理由。那些受到威胁要被流放或革职的人，看来并不具有任何共同的派系特征。在这些受指控的人中，南方人与北方人几乎各占一半，来自各个部曹，外加都察院、内三院。他们既包括有汉军旗人，又有像魏象枢这样的在清朝由科举入仕而非明朝遗臣者。他们唯一共同的特性在于他们是汉人。所以，在判决的第二天，皇帝就抓住这一共同特征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愤怒与苦恼。5月6日，顺治命大学士范文程、洪承畴和额思黑将那28名官员再度集合在午门下听他发话。这些罪臣一到齐，皇帝就告诉说，他们的第一个罪状就是拒不承认自己议论有失。他再三申饬，而他们却仍旧混议。他们的第二个罪状是形成了一个汉官的团体，自持己见，与满官异议。虽事亦或有当异议者，何以满洲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洲官？此皆尔等心志未协之故也。皇帝继续谈到，这种按种族纠合朋党的活动无论出现在汉官或满官一边，都必定会招致清朝的毁灭。所以，顺治命令他的御史如再发觉有这类“乖戾”者，当即行纠弹，同时，要特别注意28名官员中的三个主要大臣——陈名夏、陈之遴和金之俊，以避免日后发生这类行为。虽然顺治也许可以因为已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防患未然之法而感到庆幸，但是任珍事件显然继续烦扰着他。譬如说，他可能已经认识到，朝廷完全按种族关系而分化，造成不和，会损害自己君临天下的地位，因为他总得赞同这一派或那一派，这便会失去另一派的支持，无论他们全部是汉人还是满人。想要使他自己加强皇权的政策取得成功，保持中立，同时使每一臣僚形成独立个体的意识，作为由各个体组成的整体官僚队伍，在君臣之间形成完美的——相对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然而，他选来帮助自己实现这种关系的人，例如陈名夏、陈之遴这样的臣僚，却因任珍案而大受连累。他们显得极易与满洲臣僚发生异议，纵然他们别出异议的表面理由是为了遵循正规的司法程序，可结果是造成了满汉根本分裂。而且，这样的分裂很有可能是另有起因的：私相交通，非法勾结。李三一案已经证明了这类阴谋集团和非法势力是怎样地存在于各部的。现在，任珍一案刚刚结束，皇帝似乎就已开始对臣僚们洁身自好的能力丧失信心了。正如皇帝在对“言官”的一系列敕令中所表示的，以及他后来在这一年秋天公开承认的那样，他对于言官是否尽到了绳愆纠缪的职责，不敢委以信任，因为他们也可能自匿己非。
仿效明初之制
总之，任珍一案看来进一步证实了顺治的忧虑，清朝正日益陷入曾导致明朝覆亡的那种腐败与党争。1653年2月11日，皇帝认为“士气隳靡已久”，诏令臣僚对此奏呈作答。又是魏裔介应诏条奏，十分详尽。他首先热情地肯定了皇帝的观察力，然后警告说，由于忽略了基本道德原则对于治世的关键意义，新政权正掉以轻心地让晚明的陋习继续存在。明初君主政体成功地缔建了一个强大帝国，是因为基本的道德感，它的基础是一切文人学士共同遵奉的孝敬之德。有才能的人不是一心于科举，或者研读后人对经籍的注疏，而是靠经籍的本文进行自我修养，研究孔夫子手定之书，在明初，每个省的训导都特别承担起培养文人学士效忠竭力的使命精神，同时还指引学生务于实学。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涌现了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而他们同时也是正直的臣子的缘故。魏裔介重六经原义轻理学新解，重基本道德准则轻玄学，重实学轻纯文学，这对有待于解决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是一帖过分简单化的处方，但它肯定反映了时代的倾向。他的道德热情也是出自一种道德正直观念，这是一些年轻的汉人臣僚的特征，他们是在清朝科举及第的，因而尚未沾染明朝官场的陋习。当魏裔介这样的御史在抨击晚明弊政、力主皇帝仿效明初之制的时候，他们就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同那帮明朝遗臣区分开了，而后者虽然仅仅比他们年长几岁，却显然是老一辈降臣。陈名夏之流总是动辄被指责为政治投机分子，而这类指责既不会针对宁完我或范文程这样的在满人征服天下的过程中归降、并与他们并肩战斗的“旧臣”，也不针对17世纪40、50年代的全新臣僚。早在谭泰事件后，顺治皇帝就已经在称颂忠臣而怀疑陈名夏的品质了。他对这位大学士的品性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既怀疑他不光明正大，又欣赏他异常的博学。陈名夏对下官、甚至同僚焦躁易怒，性锐虑疏，经常咄咄逼人。但是对于顺治来说，他又是知识的缩影，活万宝全书。皇帝有一次对冯铨谈起：“陈名夏多读书，问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见书能举其名。”所以，陈名夏作为一名使人敬畏的硕学鸿儒，与年轻的皇帝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皇帝当时正力图学习汉文经籍。在这方面，顺治对他的大学士们是既支配，又依靠。与他未来的儿子康熙皇帝不同，顺治不会独自起草制敕。事实上，当他最初亲政时，他甚至并不亲自批注奏章，而是向某一大学士口叙上谕，然后由大学士令内三院臣僚书红成文。这就给了大学士们相当大的斟酌处理的权力。据说陈名夏就有好几次改动了重要文件中的措词，或者干脆在最后书红时删掉某些他不同意的辞句。为避免这类有意无意的差错，1653年，皇帝坚持票拟谕旨须经回奏，这就需要增置几名大学士。1653年7月21日，令内三院各增汉大学士两员。五天之后就任命了三名新大学士：成克巩授内秘书院大学士，张瑞授内国史院大学士，刘正宗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同时，诏令将原属翰林院的一些有关教育事务划归内三院，命内三院掌直隶、江南和江北学政。由于内院的地位越来越接近于明朝的内阁，顺治也就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与大学士们一起讨论制定行政命令。这在满洲臣僚中引起了忧虑，担心再次出现内、外廷互相阻隔的情况。有些担心在1653年12月15日成为事实，那天顺治决定在紫禁城里拨出一个专门的房间，供大学士、学士内直草诏之用。此后不久皇帝又命汉大学士们移家皇城东华门内，各赐宅一区，其奴婢俱于兵部注籍，发给符牌，供出入检验。从皇帝的观点看来，这些变化绝大部分是为了使人主于行政上效率更高，作用更大。顺治很快就抓住了专制统治的关键，所以，他在1653年至1654年间对于保证从“耳目”处得到大量可靠的情报这一点兴趣日增。1653年，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来检举揭发，他废止了被论劾的官员按常例可反诘上奏者的旧制。上奏程序也被简化了，御史们某些冗长、费时的汇报各部政务的职责也被免除。不过皇帝对于他的御史们是否愿意直言无隐仍然抱有怀疑。1654年3月23日，顺治告诉“言官”们说，他是多么地关心御史们能遵照他的三令五申，直言上书。如果皇帝真要建立一个“太平”之世，那么言官们就必须要让他与闻天下之邪正贪廉。但他担心言官们的纳交结党，会妨碍他们真心直言。事实上，顺治此刻似乎已经认识到理想的官僚行为（公正和非人格化的）与理想的文人行为（克己复礼）之间的内在矛盾。他因此警告言官，说他们正在“重违朕心，纳交结党”。顺治一方面命令监察官们分别上奏，从而得到许多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另一方面，他还试图使他的行政官们在制订政策时更多地采用集议的形式。一得到奏报，皇帝就希望召众官集议，得出一致意见，从而避免个人偏见，以使政策得到有效的执行。1654年3月28日，就在他谕诫御史们毋纳交结党，以免妨碍以公论劾的五天后，顺治召集内院诸臣，向他们表示对目前廷议形式的不满，它们常常陷于不得要领的争吵。相反，顺治坚决主张一旦多数人认为某事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当得到一致贯彻。今后如果有“一人坚执己意”，从而有妨政事，那就要被看作故意妨碍议案通过，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皇帝坚持一旦达成明确的合议，大学士和学士们就要互相配合，然而这一要求受到两种情况的阻挠。首先是宗派关系网的迅速扩大，它们看来就是围绕满汉意见分歧的争端而形成的。皇帝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反对公开的政治联盟，告诫臣僚不要造成满汉间的分歧。现在他将不得不着力解决个人小集团的问题，这对皇帝来说特别棘手，因为这些小集团牵连到内三院中他的宠臣，如他的侍读大臣陈名夏。第二种妨碍臣僚们齐心同议的情况与第一种密切相关。这就是，在诸大学士内部，尤其是陈名夏与内院其他一些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敌意和怨恨。例如，宁完我就忘不了1651年指控他庇护大学士刚林篡改《实录》的谕旨，就是由陈名夏起草的。虽然济尔哈朗已经替宁完我澄清了事实，但宁完我却一直对陈名夏耿耿于怀。其他臣僚如冯铨、范文程等也知道自己被贬的类似的朱批上谕出自陈名夏之手。也许陈名夏正是感觉到自己为众人所忌，遂于1653年要求外任。当时正是李定国和孙可望在广西、湖南和四川节节获胜，清廷举朝震惊之时。李定国、孙可望从前是张献忠的部将，此刻正在替南明永历政权作战。1649年，清廷曾经遣孔有德率兵2万征广西，但去年夏天他在桂林作战时，被李定国切断了回湖南的退路，遂于8月7日自杀，所以现在需要有个文武大臣总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和贵州，协调对李定国、孙可望的讨伐。陈名夏所求正是此职，但皇帝却求助于远比陈名夏更为老练的洪承畴。1653年遣洪承畴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陈名夏所请未获批准。1654年2月，时值陕西总督一职缺人，他又请求出镇行省。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的看法，陈名夏想要离开京城，“盖避众忌，而上待之殊厚。”但是顺治拒不让他这位大臣离京。陈名夏依旧留在内三院，掌选翰林院词臣等事。选拔翰林院见习人员，是替皇帝最上层的内廷——内三院甄选臣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由于皇帝是依靠大学士、学士诸臣替他起草谕旨的，所以无论谁若是控制了对词臣的选拔，他就近乎可以控制朝廷的政策了。所以，当试卷在文华殿供大学士们讨论评定时，每位廷僚都有机会提出文才可取的候选人，但他们也许就是那个提名的大学士的私党。因而，甄选词臣对于监管考试的大学士来说是一个紧张而重要的时刻。1654年春，大学士集议选用词臣，由陈名夏主持，总共提出了18名候选人。虽然范文程和冯铨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推荐，他们的候选人还是被排在了陈名夏所荐候选人的后面。至于宁完我，他提名的三个人被从名单上一笔抹掉了。宁完我提出质问，陈名夏勃然作色说：“文字我岂不识也。”宁完我文名虽不及陈名夏，但他却因再次受辱于陈名夏，忌恨愈深，伺机报复。1654年3月28日，宁完我受皇帝殊恩，列名于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臣僚之中。这对一个汉人来说是一种殊荣，即便是像宁完我这样一个汉军旗人也是如此。这便对陈名夏造成了极大威胁。宁完我现在可以作为正式成员参与由满洲亲王们控制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而那批满洲亲王并不信任像陈名夏这样的南人，他们把他与持异议的复明分子和无能的文人联系在一起。这些文人正在怂恿顺治皇帝越来越多地采用汉族习俗，甚至包括服饰。矫枉过正：朝服事件
当顺治在多尔衮死后最初亲政时，他仍在一定程度上为济尔哈朗和其他一些满洲亲王所左右。也许因为这个缘故，1651年，他起初驳回了御史匡兰兆关于朝祭宜复用“衮冕”的疏请：一代自有制度，朝廷惟在敬天爱民，治安天下，何必在用衮冕？不过后来皇帝还是采用了汉族式样的衮冕。他本人还曾亲自向内院出示明朝冠服，诸臣对此称善不绝。也许正是由于皇帝在那些场合对明代肥大的饰有滚边的朝服的默认，陈名夏才做出了下面这种举动。这甚至还可能有更深刻的赎罪的心理动机，即对于自已折节归降，背明事清的负疚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回想起来，陈名夏的如下举动显得极为冒失。1654年4月17日的前几天，陈名夏与自己的对手宁完我打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97色图片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好了，”她承认。我对“完全封锁”这事儿极有兴趣，但我得先带她回到先前的话题，强化她抗拒用枪与死亡的念头。“你认为你能和我维持真正互信的关系吗？”我问道，“你真的能信任我，让我聆听并理解你想说的每一句话？”起初她困惑不解，后来似乎有点烦恼。她不回答，但我希望我已再次强化她维持这层关系的可能性了。走出大门时，她回头对我说，“以前，我曾希望你会放弃我。”门缓缓合上，我看着她宽而消沉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我想起她的自杀计划。我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再次萌生自杀念头，因此我们得毕其功于一役，让她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下次见面时，我问起子弹的事。她承认拥有子弹让她觉得很自在——有了子弹，她随时都能了结自己的性命。“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想很自在？”我问。她好一阵子没说话，对我的提问感到惊讶；因为她从没仔细想过，有人会觉得这个念头很奇怪。“我这一生，大多时候都有自杀的计划，”她说，“9岁或10岁时，我曾计划躺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来。”她冷静地陈述往事，麻木的眼神令我背脊发凉。“仿佛自杀是我人生的唯一解药。”※※※※昨天，卡伦的姑姑打电话给她。祖父生病了，人在医院，她要卡伦去探病，但卡伦害怕看见他。这次通话勾起了卡伦对她八九岁时全家去海边玩的一段回忆。卡伦坐在祖父的别克汽车后座，夹在两个弟弟之间。男孩们越过卡伦，彼此打闹。他们一个6岁，一个8岁，卡伦9岁。男孩越玩越疯，开始推挤卡伦。“不要推我！”她抱怨。“卡伦！坐好！”母亲转过头来呵叱。她左边是正在开车的祖父，右边是父亲。“如果你们再给我惹麻烦，就通通待在车里不准下来。”祖父把车停在北街海滩，后座3个小孩安安静静的。卡伦跟着母亲下车，来到沙滩上。日正当中，天气酷热难耐，沙滩上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摊开席子，祖父摆上躺椅，打开啤酒。她父亲跟着两个弟弟去玩水；小男生跑在前头，父亲则流连于一个个正在晒日光浴的胴体之间，紧盯着一群年轻女人。卡伦慢慢晃进水里，海水逐渐漫上膝盖；水很冷，她掉头折返。途中，她一时兴起，扑通坐在沙滩上开始盖城堡。为了让沙粒保持湿润，黏得更紧，她以手掬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差不多该回家了。祖父走过来，伸手抓住卡伦。她哀伤地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小城市，跟着祖父回去找母亲。来到车上，卡伦爬进后座，两个弟弟也争先恐后挤上来。到了家门口，卡伦滑下后座，但她的两条腿和泳衣上全是沙子。祖父看见卡伦身上和后座的沙，脸倏地变红。“卡伦！你在搞什么！车里全是沙子！”卡伦一愣。她看看母亲，后者转过身、带着弟弟们进屋去。卡伦举步跟着弟弟走。“站住！”祖父吼道，“不要把沙子带进屋子里！”他抓住她的手，拖向后院。半拖半走之间，卡伦试着站稳脚步；但他频频诅咒，用力扯她手臂，带她穿过后院，来到车库。他们管这儿叫“啤酒窖”。他拉开门，将卡伦推进黑暗中。“待在这儿。”她站在车库里，困惑地望着门外。祖父走向后廊，拾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踱步走向卡伦，嘴里吐出一连串不雅词句。他把水管递给卡伦，向后退一步。“拿去，把自己冲干净！”卡伦颤抖地握住水管，迅速淋向双腿和脚踝。“不是这样！”他抢过水管，大拇指按在出水口，水柱变得强劲四射。“转过去！”他冲她的背和腿，看着她因冷水而僵硬发抖。“躺下来，我要把全部的沙子都冲干净。”卡伦躺在车库灰色的水泥地上，吓得发抖；祖父握着水管一来一回，频频往她身上浇水。他拿水冲她大腿，肚子也溅到了。水冷得令她尖叫，但祖父瞪她的眼神足以令她呆住，立刻安静下来。他将水管放在地上，双手分开她的腿。他把水管头放在她胯间，正准水柱。“不要动，”祖父咆哮。他用手指拉开她的泳衣。“我要把沙子全部冲干净，”他又说了一遍。卡伦紧紧闭上眼睛。他把水管头对准了她的下身，卡伦感觉到痛，体内有一股冷热交错的压力。她想尖叫，但她叫不出声。祖父移开水管头，将泳衣移回原处，然后站起身。“好了，”他说，“都清干净了。咱们去吃点冰淇淋吧。”卡伦摇摇晃晃爬起来，走向汽车。祖父抓住她的手，走在她旁边。他们去了第51街和戴蒙街交叉处的“冰口味”冰淇淋店。回家路上，她坐在前座，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她的香草甜筒。等红灯时，祖父低头看着她。“不准滴下来。”他边说边戳她肋骨。卡伦紧紧抓着甜筒，但祖父又戳她，这次左右开弓。“不准滴下来。”卡伦扭个不停，七手八脚护着她的甜筒，但冰淇淋整个掉在她的大腿上。“看你干的好事！”卡伦感觉冷冷的冰淇淋逐渐在她腿上融化。她看着他，等他打她。他用右手将冰淇淋抹在卡伦腿上、肚子上、大腿之间。卡伦松了口气又觉得恶心。回到家，祖父牵起她的手，领她往后院走去。“咱们又得再清一次了。”他捡起水管说。故事结束，卡伦垂下头哭了起来。我等待她平复情绪。“怎么啦？”我问。“你一定觉得我很恶心，”她说。“为何这么说？”“我觉得好脏，”她说。“我能了解这件事给你的感觉，”我说。卡伦仍在哭。但我并非真的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通常，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的响应是尽可能体会、理解当事者的心情。“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次就从今天结束的地方开始吧。”※※※※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一部苟且偷生第5章父亲被捕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1991年7月24日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1991年8月1日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1991年8月3日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3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辞，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她。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在水里是什么感觉？”“窒息。绝望。”※※※※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10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她的自白令我大吃一惊，原因并非她想要拥抱，想从我这儿得到拥抱而向我致歉，而是这番话的含义不仅感人，也十分辛酸。此外，她道歉的时机也令我意外。一般而言，联想是由问题引发的；从她描述如何自虐，再到她为了想被拥抱而向我道歉，其间必定有某种情绪上的连结。难道她自残的念头非因祖父过世而起，乃是源自我不愿拥抱她？两者之间有关连吗？相互关系为何？卡伦似乎相当痛苦且不自在，也许我根本还没完全领会她的困境。她想要我碰触她，却恨自己渴望碰触。如果她的自残起因于想要与我接触，那么，万一我真的拥抱她，她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你在担心什么？”我问。“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割断你的喉咙？”“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那当然。”※※※※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嗯，”卡伦仍无法释怀。“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她说他什么都没做。”“你相信她吗？”我问。“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嗯，”她回答。“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没有。她没有。”“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3月初
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
最后的明朝忠臣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香迳尘生鸟自啼，屉廊人去苔空绿，换羽移宫万里愁。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诀绝。早患苦重来千叠。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他终年63岁。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公德与良知
王阳明的先天良知的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晚明社会世风日下主要应归咎于王阳明的这样一种幻想——即所有人，不论其学识或道德修养的水平如何，都有足够的道德控制力以形成他们自己的道德权威。因此，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呼声更为激烈。王阳明的著作，被顾炎武轻蔑地说成是“无文之书”。陆陇其（1635—1692）则不仅斥责王阳明学派以“伪学”为基，还将晚明社会的混乱完全归咎于他的邪说的影响。陆陇其认为，王阳明及其门徒以新兴的圣人自居，反对古训，好像王阳明本人胜过所有先贤。而当王阳明的影响使学者们背离程朱之学时，“邪说”便败坏了公德。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尽管黄宗羲、李颙（1627—1705）和孙奇逢（1585—1675）等哲学家为调和王阳明和其批判者之间的矛盾，同时保留先天良知论和程朱“格物致知”论中好的内容，而作了许多努力，但知识界普遍的反王潮流已无法逆转。事实上，它甚至压倒了王夫之及后来的惠栋的精妙的功能主义。当一种新的经院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对所有认识论）吸引了所谓朴学和汉学学派的注意力时，道学家们便回到了清教徒式的宋代理学中去了。张履祥起初可能是刘宗周的学生，但他最后抛弃了心学；并与陆陇其一样，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党争、流贼和王阳明的《传习录》。此后，张履祥又投入了重申程朱“究经穷理”之学的陆世仪（1611—1672）的门下。由于程朱学派在清初得以复兴，并得到康熙等皇帝的直接支持，曾因1644年的事变而引起争论的该学派的价值又一次体现出来。于是，作为一剂矫正道德相对论的良方，清王朝的反对者与支持者都企图恢复像忠、孝这样的绝对义务与责任。忠于明朝的人可能怀有的一切内心疑虑，都随着他们自己的历史渐渐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利用与尊崇，而被抛弃一旁。这种利用并非突如其来。清朝统治者对明朝忠臣，特别是有反满思想的人，必须忍受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作为直到1662年仍拥有一个皇帝和一支试图恢复中原的军队的南明政府的坚定支持者，这些明朝的忠臣被视为清朝的叛徒。然而，作为一种能为任何符合儒家愿望的政府服务的抽象美德的典范，这些人在道德上的贡献又应当受到表彰。清朝皇帝及其汉族大臣对一般意义上的忠君观念都持赞美态度。在“忠”被表述为对在位天子的赤胆忠诚，而清朝君主又赞赏这种政治上的坚贞的同时，他们手下的儒生官僚也意识到应使这种绝对的忠进一步抽象化为支持当今王朝的天命。比干（他的心被暴君商纣王剖出）因甘愿冒死向违背天命的无道暴君谏争而受到后世的景仰。8世纪的唐朝学者李翰认为：比干的死意味着暴君末日的来临，比干的生命是挽回天命的关键；他难道不是商代史上一位具有决定意义的人物吗？正是他那种不惜赴汤蹈火的精神，使比干成了那些在1644年的事变中幸免于难并保持了名节的人们心目中的不朽的形象。孙奇逢曾把比干的灵魂比作永远高悬太空的日月，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令人景仰之至。正如比干备受敬仰是因为他的坚贞而非他的成功一样，明朝的忠臣们也愈益以其未失名节，甚至以其失败而自夸。他们的事业没能成功，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的事迹是否为人们所传诵，但这些为明朝殉节的忠臣在顺治时期便受到称赞，而且其声名在清朝一代不断上升。康熙帝也赞扬过这些忠臣，但一个多世纪以后真正使他们获得儒士最高荣誉的是乾隆帝；而十分有趣的是，他主要是出于对早已去逝的降清汉官钱谦益的愤怒才这样做的。在1768—1769年间，乾隆帝通读了钱谦益的全部著作，发现其中有许多贬低满族及其他“夷狄”之处。乾隆帝声称，如果这些贬词出自真正的忠臣笔下，他或许会感到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些诽谤竟出自一个变节者之手，因此他尤为震怒。或者，像乾隆帝在1769年阴历六月颁布的一道圣谕中所解释的：夫钱谦益果终为明臣，守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为本朝臣仆，岂得复以从前狂吠之语，刊入集中。乾隆帝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恰恰是由于钱谦益投降了清朝，才感到如今不得不对清朝进行攻击。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尤为可鄙可耻。钱谦益业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书籍，悖理犯义，岂可听其流传，必当早为销毁。因此，一方面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丙册，5613页。注144《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579页。注145《爱新觉罗宗谱》丙册，5615页。注146阿济格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2子。多尔衮之胞兄，母为大妃阿巴亥。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05年)，顺治元年(1644年)从摄政王多尔衮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封和硕英亲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47大同是伪满洲国年号，大同元年为公元1932年。注148爱新觉罗近支宗室的行辈字，先有“弘永绵奕载”，后有“溥毓恒启”。注149清廷规定，只有近支宗室才能按照乾隆等诸帝所定行辈字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好难不得依此行辈”。所以，有资格按皇帝钦定行字辈命名的，不仅表示他属于天潢贵胄，而且标志他是宗室的亲支近派。而阿济格的后人显然不在此列。参见刘小萌《爱新觉罗家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173页。注150马熙运先生(已故)，是满族书法家，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注151摄政王多尔衮病重时，阿济格因参与密谋欲承袭摄政王位之事泄露而遭到了幽禁。阿济格的家人和手下都受牵连获罪，不少人被处死、抄家或是鞭责、革职，并由此兴起一场大狱之灾。顺治八年(1651年)10月16日，诸王以阿济格悖乱已极，留之恐贻后患，应立即处死。奏入，顺治帝令其自尽。阿济格杀敌英勇、战绩显赫，为大清朝初期平定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被顺治皇帝赐死。是他头脑简单，性格暴虐，待人狂妄所致，故后人评价英亲王阿济格“剽悍少谋”。《清史稿》卷217“列传四”。注152多尔衮，清太祖努尔哈赤第14子，阿巴亥第2子。天命十一年(1626年)封贝勒；天聪二年(1628年)，17岁的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因为军功被赐号“墨尔根戴青”，成为正白旗旗主。在崇德六年(1641年)至七年(1642年)的松锦之战中立下卓越战功。皇太极死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以辅政王身份辅佐皇太极第9子福临即帝位，称摄政王；顺治元年(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入主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年)冬死于塞北狩猎途中，年39岁。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下令为他修复坟茔，恢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注153民国与抗战时期北京的干鲜果业分零售、批发两种。批发商主要为德胜门及大蒋家胡同南两处果市。前者范围小。后者比较繁盛，北平干鲜果十之六七集中于此。各行皆为货栈性质，主要为代客买卖，也有自办自销者。参见《北平工商业概况》，载《北京档案史料》1987年第2期，31页。注154檀营地处北京市密云县城东，距县城中心5华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清廷在此处建立八旗驻防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成，为清代畿辅诸驻防点中级别最高(副都统)的单位，额兵最高时，满洲蒙古旗兵连同家口达9000人。1987年撤乡建镇后从穆家峪乡分离出来，设立檀营满族蒙古族乡。是北京市5个少数民族乡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的一个满族蒙古族少数民族乡。2001年我去檀营乡时，村里的旧营遗迹虽已荡然无存，但驻防营格局仍存。2008年再度去时，却拆毁得只剩下几尺长的一段北墙。营房拆光了，在后面的北山上修一个假的满族风情园。注155喇叭沟门乡是北京市最北的一个乡，位于怀柔区北90公里，距北京市区150公里。出怀柔区向北到青龙峡就是长城，长城在这里有一个关口，叫河防口，这一带人们所说的“口”就是指此。出“口”有一条河名汤河，沿汤河往北，在称为汤河川的一百多华里的土地上，依次分布着汤河口镇、长哨营满族乡、七道河满族乡(现已与长哨营合并为长哨营满族乡)、喇叭沟门满族乡等3乡一镇。据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统计，3乡一镇共有满族人口8276人，其中以喇叭沟门为最多。汤河川这3乡满族中的彭氏，原是跟随清军入关并被编入内务府镶黄旗的汉人，入关之后，他们被安置在密云、怀柔的深山中，平时承担缴纳野鸡的贡赋，皇帝到热河出巡时也承担沿途扈从的任务。千总与鹰手享受八旗正式甲兵的饷银与岁米，同时也靠耕地为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远低于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甲兵，更与如今宣传中提到的何和礼、董鄂妃以及朋春等人全然无关，而且即使在清朝，他们也没有正身旗人的身份，而且不讲满语。详见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汤河川彭姓满族的调查与思考》，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事实上，除了密云檀营的八旗驻防营之外，今天北京北部山区并无八旗兵丁驻扎，更多的都是如汤河川的彭姓一样，是属于内务府的汉姓人。注156引自《北京旧影》，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张。注157绦儿胡同，旧称西绦儿胡同(北城根、北药王胡同并入)，东直门内与鼓楼大街西以北处于城根之下，多城市贫民，其西部还流传有“穷果子市，烂绦儿巷”之说。注158该谱原文是：“存海，光绪四年(1878年)戊寅八月十七日寅时生。嫡母希密勒氏，珠尔松额之女。嫡妻白佳氏，文林之女。”又“铁光，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十二月十六日未时生，嫡母白佳氏，文林之女。嫡妻张佳氏，张全之女。”注159敦敏(雍正七年1729年生，卒年不详)、敦诚(雍正十二年1734年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是兄弟俩，均为阿济格的5世孙，即金励衡的先祖。二人生前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因从敦敏的《懋斋诗钞》中找到与曹雪芹相关的重要史料，从此研究《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注160即辅仁大学附中。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畔柳荫街。该处原为清朝康熙帝第15子愉郡王府邸，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醇贤亲王奕
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家死鬼再怎么喊“老婆”她也不回应。他当然把这种悲痛都看在眼里。他甚至要比自家老婆还更在意贫穷的难受、欠债的悲哀，以及孩子的学费。然而就像他的小说从根本上成功地与现实绝缘一样，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要是不能成功地跟这些事情绝缘，就无处容身了。他把追债的看成拉曼确绅士[6]的风车怪与其战斗，向小姨子求爱也是将她比作托博索的杜尔西内亚公主[7]。他明明从未相信过自己小说宣传用的那些固定说法——什么孤高的文学，吟游诗人的异类文学，却成功地做到了扬扬得意，成功地认定了“老子就是这种类型的作家”。他虽然在小说根基与现实根基完全脱节的小说世界里玩耍，却没有注意到这种自我欺骗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做到了只从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小说世界，于是他越来越热爱自己的作品，成了自己的忠实读者，沉醉在自己的作品里，成功地蔑视并无视了自我现世之身的卑微恶俗。他就算不愿意，也必须沉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不然就无法在这现世之身的苦闷中咬牙活下去。同行和批评家如今偶尔还会在《文艺时评》的角落随便写上五六行孤高的文学、异类文学等固定评价——这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大家就不辞辛苦地凑合凑合随便写那么几句。然而他能欺骗所有人，却再也无法骗过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不仅用头脑读懂了，还切身体会到了，她凭借亲身经验确定了其作品和现实在根基上相分离的事实。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他老婆终于忍无可忍。☆☆☆他们在一栋整洁干净的公寓住下了，公寓名叫疑雨庄。这公寓的老板娘是别人家的小妾，想挣点零花钱，就缠着自己老公弄了套公寓，背地里则是为了出轨。她老公非常能喝酒，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升酒，那方面又不行，老板娘从小是当艺伎的，不满足于狭小的环境，又是个贪淫好色的女子，所以一直很有技巧地和公寓的某些客人玩乐。每次她老公过来开始喝晚上这顿酒的时候，就会说：“咱们今天把那位客人也喊过来吧。”于是庄吉也被邀请一起喝酒。老板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美人，因为以前一直是做艺伎的，所以没有黄脸婆的味道，散发出浓厚的情色气息，丰艳而性感。她一声声喊着三枝老师，又是热情招待又是献媚讨好，把庄吉得意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那以后，他醉酒后梦游的香闺就变成了公寓老板娘的房间。喝醉了就开始大闹特闹，明明平常声音细得跟蚊子叫似的，这时候却用洪钟般的声音，像啦啦队一样狂热乱舞。真不知道这么瘦小羸弱的身子是如何发出这种声音的，脸上像镀了一层电镀般闪着光泽，一面拿手打着拍子，一面粗着嗓子又是礼赞这位妇人，又是向这位夫人求爱。因为声音在小公寓里听得一清二楚，所以老板娘一边说“哎呀老师，您夫人会听到的”，一边又故意大声说话，明送秋波。庄吉也就越来越得意忘形，说道：“我实在讨厌我老婆，一年到头就知道剥剥笋，切切洋葱碎，哭个没完，从早到晚都是这样，每天也吃不了几百根笋，所以她就用了妖术，一根笋能剥上五个小时。因为除了这妖术，她这辈子也没有其他本事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老婆可忍不下去了。日本主妇大多兼职做女佣，精力主要放在兼职上，然而本人又不是自愿辛辛苦苦做兼职的，老公没用，老婆跟老公又不能当朋友，就只好忍着眼泪剥笋皮。可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半句不提自己的无能无用，却说自家老婆是黄脸婆，是剥笋的女妖婆。不管哪家死鬼都会因为自身的无用无能把自家老婆说成维持家计的女妖婆，偷偷憧憬那些不能维持家计的风尘女子，这些男人全都是不走正道的阴险鼠辈，正因如此，老婆们才会把所有的娼妓艺伎小妾统统当成敌对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要是看不见、听不着也就忍了，一旦眼睛看到了，耳朵听着了，心里这把怒火收不住了也很正常。即便如此她都忍了下来，结果自己的老公却跟人家去看戏，喝得酩酊大醉，一起热热闹闹地回来，也不去自家老婆屋里打个招呼，就一直在人家老板娘的屋里大声狂笑，让人家给他喂酒。截稿日就快到了，自家老婆已经把空锅弄得叮咣乱响了，他却双眼发光横眉怒目瞪着老婆看。只要老板娘过来说句“老师来一下”，就连忙又没辙又高兴地出门，到了半夜还不回家，等到家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小说已赶不及交稿。贫穷排山倒海般压过来。死鬼的心理很复杂奇怪，他并不招女人喜欢。老板娘能如此轻易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中，正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幼稚笨拙，不过是个耍脾气的孩子而已，所以才博得了老板的信任。于是老板娘带他出门，再顺便带上别的男人，让他舒舒服服地喝醉，说句老师我想起来有点事要办、我去买点东西、我去见个人、我去叫个人之类的话脱身，随便找家关东煮店，给他弄点便宜酒喝，玩两个多小时再回来接他。她带出去的男人经常在变，但只有庄吉的情况完全没有变化。最近还越来越低三下四，只要这对男女一站起来说句对了老师，我们忘了件事……庄吉就嘿嘿傻笑着说不用什么事都打招呼，你们走好之类的，真可悲。他明白这种可悲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然而他就这么点本事——被花心女人的丰艳魔力压得死死的，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他就乐得绷不住了，回想起来每次都是如此，也真是可悲至极了。又因为这种事也没法跟自家老婆说，所以他表面上威风八面，搞得他好像很受女人喜欢，是老板娘的意中人似的，什么“老婆啊原谅我”，莫名悲伤，感叹这就是艺术的可贵，疯狂迷恋那些完全不基于他本性编造的梦幻故事，把自己完全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流着泪大声朗诵那些作品，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在他老婆眼里，他傻得不能再傻了。对她而言，自家老公的小说已经一文不值，她骂了句没出息的玩意，你给我等着，然后就失踪了。其实，他会如此反常地迷恋老板娘，并不是因为爱情或是花心，而是因为在文学方面遇到了瓶颈。女人们对他完全没兴趣，而是利用他来出轨，小看他，践踏他。自己有多可悲，他心里一清二楚。他为那些轻易就能看穿的甜言蜜语而心满意足、喜形于色，像个白痴似的。这并不有趣，也不好笑，只有悲哀。虽然如此，如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失去了自信，他的人生就没有半点光明了。下意识地热衷于那些不有趣、不好笑，自己也不想干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颓废，是丧失自信注定会导致的结果。他老婆失踪了好几天都没回来。他痛苦不已，感觉整个世界都快颠覆了。老板娘却冷冷地问他：“咦？您夫人出轨了？真是看不出来呀，老师您也太没出息了吧，难不成对她还有留恋？”一句句，话里像是藏了毒针，老板娘的本意他也很明白，就是极尽所能侮辱他俩，眼神中还透着半分嘲笑之意。可只要老板娘调戏他一句“老师您不如也出轨吧”，他就一切都不管不顾了，说道：“夫人，咱们去开房吧。来，走吧！”老板娘则苦笑道：“老师，您有开房的钱吗？”干净利落的一刀。庄吉宁愿脖子就这么一刀两断，脑袋干脆爽快掉到地上，钻进地里。可这脑袋却非常恶劣地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是撞到墙壁，又是被推拉门弹回来，还在柱子的棱角上蹭了一下鼻子，苦着脸转了五六个圈。自己明明想闭上眼，塞紧耳朵，一溜烟似的逃走，却有一个像是妖怪的不明生物在耳边不断低语，让自己翻脸反驳老板娘。“我很穷，我三枝贫穷是人尽皆知的。我是艺术家，我很伟大。我就是穷，我没辙呀。”自己在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可是腰使不上力气，感觉身体僵住了似的，想逃都逃不掉，于是自暴自弃，吼出一些自己都始料不及的话。“是呀，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呀。”老板娘靠在入口的门上说。正好有一个男人拿着毛巾和肥皂来到走廊里，这个男人也是那些男人的其中之一。“哎？什么死不死的？”“我说不到死都治不好呀。”“哦，你说那个‘白’开头的词呀[8]。”“对。”老板娘点头，“不到死都明白不了吗……梶先生，今晚能带我去喝点小酒吗？”老板娘和男人并肩走掉了。过了几天，庄吉的老婆回来了。没办法工作比什么都难受。正因如此，自己才会陷入这种窘境。还是工作最重要。可是，为什么没法工作呢？女人、酒，都是梦中梦，幻中幻，什么都不是。因此他给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写了封信，信上说目前自己想跟老婆孩子分居，一心投身于创作活动，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合适的屋子，尽快给我回信。而按吉回信说不巧没有空房。一接到回信，庄吉就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已，是那种离了自家老婆一刻也活不了的男人。“喂，他说没有空房，那就没有办法了。总之我不想待在这里，咱们去小田原吧，我们在那边重新开始。”“我不想去小田原，去了就没法跟我妈在一起了。”“那也没办法呀。稿子写不出来，又没别的办法，总之先去小田原专心投入创作，写本杰作！”“行李怎么搬啊？”“咱们可以拜托人家，先寄存在这儿嘛。”“你付房租了吗？”“稿子还没写出来，之前还预支了薪水，那边估计不会再借钱给我了，我得去小田原，总之，只要不在这个房间我就能写出来，要是能写出来，房租根本就不算事。”“所以说，现在要是不付算什么事？连夜逃跑？我们还有行李呢！”“我都说了，你去老板娘那求个情，跟她说说，她会理解的。”“你去吧。”“我不能去。”“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庄吉双手抱臂，神色黯然，不吭声了。他老婆自己毕竟也刚失踪回来，也想平复一下自家死鬼的旧伤，就说道：“那我去吧。就算她叨念房租的事儿我也不会在意的，咱们堂堂正正地离开。”“嗯。行李的事儿也拜托你了。”老板娘听说了这事儿，突然一反常态，心情大好，马上就答应了，紧接着跑到庄吉这儿寒暄道：“听说您要回老家是吧。真舍不得您。您要是来东京，别忘了顺道来看看我。您在银座附近给我打电话也不要紧，我会马上赶过去的。哪怕大半夜叫醒我也没事。今天我给您开个送别会吧。”“可是，我们得赶火车，所以……”“哎呀，小田原这么近，坐几点的火车不都能去嘛。那老师，我们没有佳肴只有美酒，您就赏脸喝几杯吧。”“我们得趁在天黑前赶到车站……”“哎呀，这还是您自己家呢。我说夫人，您这么无情，就有点过分啦。夫人，就一个来小时，行吧，借用一下您家老师。夫人您还要整理行李吧。老师您真是的，太见外了。”庄吉被拉到老板娘屋里，接受了老板娘的一番招待。由于行李已经整理好了，于是庄吉度过了万分懊恼的一小时。“已经到时间了，我们走吧。”“哎呀，菜才刚上齐呢，我们正要开始吃呢，老师，您说是吧？”庄吉老婆理都没理老板娘这番话，抓着醉眼蒙眬、满脸通红的自家死鬼的胳膊。“来，我们走吧。”“你也喝一杯！”“您看吧，您这么干会被讨厌的。您夫人太不识趣了，是吧老师。”“我识不识趣不用你操心！你算什么呀！不就是个从艺伎堆爬上来的小妾吗！我是他原配夫人！”庄吉老婆这会儿莫名其妙地嚣张起来了。庄吉还没有醉到不知分寸，回老家的悲惨还堵在心头没有消去，这会儿他竟老老实实站起来了。老板娘一下子站起来，走到庄吉身后，想给他披上呢绒大衣，庄吉老婆一声不吭，强行夺过自家老公，像是把小个子庄吉抬出去似的，用力把他推到了走廊上。“老师，我等您来东京哟！来了就给我打电话呀！”庄吉想回头寒暄一番，却被自家老婆捏着脖子往大门口推，庄吉晃晃悠悠踉踉跄跄冲到了大路上，毫不掩饰地回了个头，已经看不见老板娘的身影了。“嘁，活该！真痛快！”自家老婆怒气冲冲，老板娘多半已在屋里捧腹大笑吧。庄吉比自家老婆受到的调戏、侮辱、玩弄、嘲笑要多得多，这点庄吉心知肚明。然而，这只能怪自己，怨不得别人。工作，工作，还是工作最要紧。于是庄吉回老家了。☆☆☆他母亲一直在小田原的老家过着孤独的守寡生活。她的生活真是既坚强又孤独。她常年担任小学教师，过着男人婆的生活，而且从她跟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就习惯了孤独。因为她丈夫是外国航线的船长，大部分时间住在海上，偶尔回家也经常待在青楼深酌高唱，偶尔还把当时还是学生的庄吉带出来，让自家小子在青楼留宿。跟老公每次见个面，就像剑客跟其他流派的人士比武一样漫长，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亡夫的遗产很快就被年幼的庄吉用完了，房子和土地被债主强行征收。执达吏[9]来了，庄吉逃了出去，过着文学少女和过家家一样的日子。稿子卖不出去，酒店、米店、房租追得他四处逃窜，在别人家蹭饭吃，在各地辗转奔波。庄吉猜想她当了这么多年老师，肯定攒下了不少私房钱，就骗她说孩子病了，向她伸手要钱。但她已经想好了——一个子儿都不给庄吉。庄吉每次被房东赶出来，无处蹭饭的时候，就远远逃到小田原，勉强糊个口，等写出了稿子，定好租处就赶紧走人。两人完全没有什么母子之情，他母亲只觉得庄吉是个超级大麻烦。不过当时对庄吉而言，有一个极大的希望能够慰藉他回老家的痛苦——东都[10]头号大型报纸委托他在上面连载小说。虽然庄吉最近在报纸连载上赚的那点钱连劣酒都喝不痛快，但这会儿要是抓住了报纸连载机会，尤其是委托他写连载的这家一流报纸的连载机会，他的生活就会轻松许多。大家都说庄吉的文学是孤高的文学，是斯多葛学派[11]人士，说得他本人也动了心，但实际他心里想法并非如此，他最想要的是钱。因为穷太难受了，所以他心里一直有种带有妄想色彩的看法：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钱算什么，只要写稿就好。如果有间安静的房间供自己闲居，能不受老婆孩子烦扰的话，说不定就能忽然写出一部杰作来。然而他其实有着一双最为冷酷的“鬼眼”，他知道世人把文学看作艺术，是一种妖魔化的、纯粹又神秘的神作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歌德也是因为偶然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感动，想着也来模仿一下，就匆匆忙忙写出了一部小说，而这部小说却成了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自古以来，许多杰作都是作者想要钱，为了钱而胡乱写出来的东西。巴尔扎克为了赚到享乐的钱而写作；契诃夫为了赶在剧场主规定的苛刻交稿期限前交稿，才苦着脸动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按照读者的喜好改变了人物的性格。他们只不过是答应了所有的恶俗交易，同时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能够把这些恶俗交易化为天赐的灵感，化为写作活动的源泉运用自如。他们就算答应通俗杂志的最为恶俗的约稿，也能写出杰作。这些道理其实他都明白。事实上文学就是这么回事。自由是一种重担，很多时候，别人让他自由发挥尽情书写力作的时候，他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没有多少真正想写而不写不行的东西。因此，每当通俗杂志来约稿，告诉他“就给我写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反而会更容易借机创作出一些独特的作品。因为作家自己一个人想东想西的时候，往往容易困在圈子里，很难走得出去。如果给他一个未曾想到过的线索，他就能轻易跳出自己现有的圈子，开展一些无法预测的活动，同时发现新的自我。因此，什么再也没人吵自己，跟家族脱离关系，尽情书写杰作的念头都只不过是嘴上念念阿弥陀佛。杰作这东西，就算哼着歌，在吵闹的小巷子里也能写得出来。那种在宁静的房间里安稳地坐着就能写出来杰作的想法简直就是一种悲惨的迷信。同样，不图名利，只尽情本着良心干活儿的这种精神主义也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要想把作家拥有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就需要精神上的激励。谋求名利就是精神上的激励。如果没有精神上的激励，不管天生有多大的才华，也不可能全都发挥出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天才，一旦作品遭到世人的无视，也会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不断写一些愚作，一个劲儿地
，等到大伙都笑得没力气了，才长叹一声：“危险啊，危险！”“哦？”齐威王挥挥手，让大伙止住笑，“你说说，有什么危险？”“秦国、楚国虎视眈眈，而您丝毫不在乎，这是第一个危险；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把雪宫（齐宣王的离宫）搞得富丽堂皇，浪费民力物力，这是第二个危险；花天酒地，夜以继日，淫乐充斥后宫，这是第三个危险；贤臣逃匿山林，奸佞侍奉左右，听不到真知灼见，这是第四个危险。”钟离春侃侃而谈，齐宣王神色由晴转阴，看她的眼神由戏谑变为尊重。待她把话说完，齐宣王诚恳地说：“您说得太好了，有如暮鼓晨钟，让人警醒。寡人如果还能有点进步，皆拜你所赐。”于是下令停止修建高台，撤去女乐，从此专心治国，励精图治，齐国的国势由此蒸蒸日上，甚至超越了齐威王时期。而钟离春果然也成为了齐国的王后。无盐女的故事，是一个非典型的中国式童话，它不是丑小鸭的故事，也不是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丑小鸭加灰姑娘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尤其是在民间，很多人认为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本书在此不予判断其真实性，因为在很多时候，所谓真实的历史，也不过是人们以为它真实罢了。王道与霸道钟离春提到的雪宫，在《孟子》中也有记载。有一次，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轲，突然问了一句：“老先生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好极了。”孟轲饶有兴致地东看西看，对宫中的每一样东西都觉得很新鲜。齐宣王又问：“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快乐吗？”“当然有了。”孟轲说，“作为一国之君，有这点快乐算什么？但前提是要将这种快乐和百姓们共享。”他趁机奉劝齐宣王，“君王以百姓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君王以百姓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以君王的忧愁为自己的忧愁。君王和百姓同忧同乐，同心同德，那就可以使天下人归服了。”齐宣王一听，很感兴趣，于是又问道：“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故事，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个嘛……孔夫子的学生们都没有讲过他们的事迹，所以我也没有听过。说白了，‘霸道’那玩意我不懂。您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就说说‘王道’吧！”齐宣王说：“好。”“我听人说，有一次您坐在殿上，看到有人牵着牛从殿下走过，准备杀了它去祭钟。您看它哆嗦可怜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被宰杀，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命人放了它，改用一只羊代替。有这回事儿吗？”“有。”“可是百姓们听说之后，都以为您这是吝啬，是吧？”齐宣王无奈地笑笑，说：“确实如此。他们也不想想，齐国虽然不富，我也不至于吝啬到一头牛都舍不得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它那可怜的样子，才用羊替代它的。”孟轲朝齐宣王作了一揖，说：“您这种不忍心，就是王道的基础。”齐宣王脸红了一下。孟轲又问：“那您有没有想过，羊其实也很可怜呢？”齐宣王说：“哎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您这么一说，我倒是能理解百姓们为什么说我吝啬了。牛和羊一样可怜，我却只怜惜牛而不怜惜羊，这不是让人误会嘛！”孟轲说：“您别在意百姓的误解。您这种不忍心正是仁爱为怀，并不虚伪——您亲眼看到了那只牛，却没有看到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到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去；听到它们悲鸣，便不忍吃他们的肉。所以，君子远庖厨，就是这个道理。”齐宣王很高兴：“这事我自个儿琢磨很久了，一直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经您这么一说，我心里便豁然开朗了。但我这种心理和王道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有一个人说，‘我能够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您相信吗？”“不信。”“那么，您的好心足以使禽兽沾光，却不能让百姓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一根羽毛都拿不起，只有一个原因，不肯用力罢了。您不实行王道，不是不懂王道，只是不肯去尝试。”“您的意思是，将我的仁爱之心用到百姓身上，就是王道？”“没错。尊重善待自家的长辈，推广到尊重善待别人家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儿女，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儿女。以此类推，施行仁政，治理天下就像在手心运转东西那样简单。”孟轲说着，做了一个手势，就像有个球在他的手心转动。齐宣王连连点头，又问：“具体来说，如何实行仁政，您能给我说说吗？”孟轲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天下，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对做官的人给予世袭的俸禄，在关口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都可以到湖泊捕鱼，罪犯的刑罚只有本人承受，不牵累妻室儿女。对于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照顾，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这就是仁政。”齐宣王击掌赞叹：“这话说得真好。”孟轲紧紧抓住：“好的话，您为什么不马上实施呢？”齐宣王老实说：“我有个毛病，我贪财。”（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孟轲说：“这不是问题。从前，公刘也爱财，《诗经》上不是有那么一句吗——‘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家中有余粮，行者有干粮，才能率领军队打胜仗。您如果喜爱钱财，能够惠及百姓，和王道一点也不矛盾啊！”公刘是周朝的先祖，以善事农耕而闻名。这句诗翻译成现代文，意思是：粮食真多，装满了粮仓；还有干粮，装满了行囊。大伙儿团结一心，弯弓搭箭，持戈挺矛，浩浩荡荡向前进。齐宣王又说：“那还是不行，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色。”（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瞧您说的！”孟轲说，“从前周太王也喜欢女人，经常一大早就带着他的妃子，骑马跑到岐山之下。可那个时候，没有找不到丈夫的老姑娘，也没有找不到老婆的单身汉。您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呢？跟百姓一道喜欢就行了。”说句题外话，有些官员就不这样想，他自己可以有很多女人，却要求百姓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唉……在孟轲的思想中，统治者与百姓的理想关系，就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关系。统治者想干什么都好，但是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你能干的，百姓也有权利干，这样就真是环球同此炎凉，天下太平了。有一次，孟轲问齐宣王：“听说您很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齐宣王颇为不好意思：“我并不是爱好高雅的古典音乐，只是爱好一般的流行音乐罢了。”孟轲说：“只要是音乐就行了，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也没什么区别。”齐宣王说：“愿闻其详。”孟轲便问道：“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很快乐，跟别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很快乐。相比之下，哪一种更快乐？”（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齐宣王说：“跟别人一起更快乐。”孟轲问：“那么，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还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呢？”齐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一起更快乐。”“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觉得头疼，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音乐，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觉得头痛，愁眉苦脸地说，‘大王这么爱好打猎，为什么会使我们过得这么苦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只图自己快乐，而不与百姓同享。“假如您在这儿奏乐，百姓们听到了，都眉开眼笑地互相转告，‘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奏乐呢？’假如您外出打猎，百姓们看到了，都很开心地说，‘大王身体很健康吧，要不怎么能够打猎呢？’这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您能够与百姓同享快乐。“所以说，您听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民同乐。”齐宣王听了，连连点头称善。孟轲在齐国的时候，给了齐宣王不少有益的教诲。他知识渊博，循循善诱，总能把深奥的道理讲得很浅显。即便是批评，也能批评得很有水平。有一次孟轲对齐宣王说：“有一个人要去楚国出差，将老婆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等他回来，发现老婆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绝交。”“长官如果不能管理他的下级，该怎么办呢？”“撤职！”“回答得太好了！”孟轲说，“如果一个国君没有把国家治理好，那又该怎么办呢？”齐宣王支吾了一阵，左右张望，赶紧把话题引到别处去（王顾左右而言他）。孟轲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齐宣王，一个单位搞不好，领导要负责任；一个国家搞不好，君王要负责任。但是后世有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总是喜欢替领导人开脱——国家出问题了，不追究领导的责任，反而怪下面的人没搞好，甚至责怪有人搞阴谋诡计。齐宣王伐燕回过头来说燕国的事。子之南面称王后，燕国的形势一直不怎么稳定。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合谋讨伐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宣王意识到这是一个控制燕国的好机会，派人给太子平传话：“寡人听说太子准备起事讨伐乱臣贼子，重振国纲，扶正君臣大义，十分感动。齐国虽小，没有能力解决燕国的问题，但是寡人愿意随时听候太子差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齐宣王心里打什么主意，路人皆知。然而太子平收到齐宣王的承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马上聚集党羽，发动起义，并命市被率众进攻王宫。不料子之早就得到情报（连齐宣王都知道的事，他岂能不知？），在宫中层层布防，严阵以待。市被攻打了半天，连宫墙都没能靠近。造反这种事情，最关键是发动群众。市被攻打王宫的同时，太子平的党羽正在挨家挨户发动大伙“支持太子，铲除乱党”。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是谁苦大仇深就支持谁，而是谁占上风就支持谁。眼看市被的人马越打越少，而子之的援军又源源不断地赶来，蓟城的百姓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赶到王宫去救援子之。市被的脑瓜子很好使，一看大势已去，立刻拔出宝剑，大呼一声“跟我来”，带着残部就向百姓冲去。百姓毕竟是乌合之众，一看市被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都禁不住向后退，有的人已经悄悄扔掉棍子，准备溜回家。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发生，市被冲到百姓阵中，不杀也不砍，脚步也不停，声嘶力竭地喊道：“太子作乱，人人得而诛之！父老兄弟们，跟我去杀太子！”百姓们愣住了，有几个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起来：“杀太子，杀太子！”这声音被迅速扩大，于是数千人一起喊：“杀太子，人人得而诛之！”跟在市被身后，朝着太子府进发。在路上，他们遇到太子党羽的阻截，双方发生战斗。一番血肉横飞之后，有人突然想到家里的老婆小孩需要保护，有人则想着可以趁火打劫，把隔壁李老汉家的铺子给抢了，还有人就是李老汉……厮杀的对象开始模糊起来，仿佛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混乱中，市被被人一棒子打倒，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又被无数双脚踏过。他拼命护住头，绝望地大叫，声音却越来越微弱，最后有个好心人往他背上插了一刀，结束了他的痛苦。数天之后，当子之的人勉强恢复蓟城的秩序时，已经有数万人死于这场闹剧。侥幸活着的人，也赶紧收拾行李，逃到别处去避难。城内只剩一片断壁残垣，以及无数孤魂野鬼——这其中就有太子平。燕国的内乱，对于齐宣王来说，无疑是一个助其称霸的好题材。就连孟轲这种成天把王道挂在嘴上的人，也掩饰不住兴奋，向齐宣王进言：“现在讨伐燕国，可以建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齐宣王早有准备，命令匡章为大将，尽起“五都之兵”，并号召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也出兵，向燕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当然，打的旗号是惩治乱党，为太子平报仇。前面说过，进入战国时代以来，中原各国纷纷在战略要地设郡。唯独齐国别具一格，始终没有设郡，但是设有“都”。除国都临淄之外，还有高唐、平陆等四都，合称五都。每个都均驻有经过考选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也就是“持戟之士”。五都之兵尽出，则齐军的主力部队全部出动，再加上少数民族部队，声势十分浩大。实际上，齐宣王根本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燕国经历过蓟城之乱后，人心离散，兵无斗志。齐军所到之处，燕人纷纷打开城门投降，不到五十天，匡章便占领了蓟城。子之和燕王哙“皆死”——至于是何种死法，则不得而知了。也许是胜利来得太容易，齐军占领燕国全境后，如何处置燕国反倒成了齐宣王的一块心病。当时朝中重臣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取之”，也就是吞并燕国；一种是“勿取”，也就是扶立新君，然后撤军回国。齐宣王当然是想“取之”，但是又拿不定主意，于是将孟轲请来，想听听孟轲的意见。齐宣王问孟轲：“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不到五十天就拿下了。寡人觉得，这不是人力所能为，而是天命如此。古人说得好，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寡人想就此吞并燕国，不知先生有何高见？”孟轲说：“燕国的百姓是什么态度？如果他们很高兴被并入齐国，那就吞并。当年周武王消灭商朝，天下人都举双手赞同，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不愿意被并入齐国，那就不能吞并。您想想看，以万乘之国讨伐万乘之国，百姓们们箪食壶浆相迎，难道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不就是想躲避水深火热嘛！如果水更深，火更热，他们很快就会起来反抗。”孟轲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等于将皮球又踢回给了齐宣王。齐宣王依旧举棋不定，于是将这事先搁到了一边，命令齐军抓紧掠夺燕国的资源，运往齐国。不久之后，燕国就发生了反抗运动。而天下诸侯对齐国独占燕国也纷纷表示不满，其中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这三个国家为什么会联合，下一章将讲到），大败齐军于濮水。齐宣王又急又怒，将孟轲找过来，劈头盖脸地问道：“现在天下诸侯都在反对寡人，您说该怎么办？”言下之意，当初是你说的可以吞并燕国，可你没有告诉寡人别的国家会以武力干涉啊！孟轲擦了擦脸上的唾沫星子，平静地说：“我只听说过商汤凭借着七十里领地向天下发号施令，没有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地的君王会害怕别人。”只消一句话，就把齐宣王的怒气打回了肚子里。孟轲接着说：“《尚书》上说，‘商汤征服天下，从葛地开始。’天下人都信任商汤，他挥师向东，西方的人民就埋怨；挥师向南，北方的人民就埋怨，都盼望他的军队早点到来，就像大旱的时候盼望乌云一样。商汤所到之地，商人照常做买卖，农民照常种地。他杀了当地的暴君，慰问当地的人民，像是及时雨从天而降，百姓们都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所以《尚书》上又说，‘等待君王，君王来了，我们就得到新生。’现在燕国发生内乱，大王去征伐它，百姓们都以为您会救他们于水火，所以箪食壶浆出来迎接。可是我听说，齐军在燕国杀戮他们的老人，囚禁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宗庙，抢走他们的宝物，那是什么搞法！天下诸侯本来就畏忌齐国强大，现在齐国占领了燕国却不实行仁政，他们打过来，又有什么奇怪呢？”齐宣王目瞪口呆。闹了半天，全是我的责任，跟你孟轲没任何关系啊！他憋红了脸，想反驳孟轲几句，但实在是找不到什么理由，只好盯着孟轲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依先生之见，寡人该怎么办？”“赶紧发布命令，把抓到的燕国百姓都送回去，停止搬运财物，马上撤军回国，派使者向各国解释，或许还来得及。”孟轲说着，压低了声音，凑到齐宣王耳边，“我一再劝您注意要用王道，王道！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对，对，王道。”齐宣王丢盔弃甲，连连点头。不久之后，齐国就从燕国撤军了。公元前311年，赵武灵王将流亡在韩国的燕公子职（太子平之弟）送回燕国，立为燕王，即燕昭王，逐渐将燕国的局势稳定下来。第十章合纵与连横的新一轮博弈公元前312年，秦将樗里疾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伐齐，大败齐军于濮水。具体的战绩是，齐将声子被杀，匡章败走。樗里疾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为了燕国而来，但在客观上迫使齐国从燕国撤军，从而挽救了燕国。仅
战！慈禧母子夹在洋人与民众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成了考验慈禧母子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课题。此时慈禧想到了曾国藩。毕竟天津属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她对曾国藩说：曾爱卿，这满朝文武，就属你办事我最放心，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处理，不过我送你一句话：“持平办理，顺民情而维大局。”既要不失去民心，又要不得罪洋人，难哪！可曾国藩有选择吗？没有！曾国藩带着慈禧的最高指示来到了天津。他打开卷宗，开始审查整理案件。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地方，他动用了所有能用的资源，在孤灯下艰难地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他最终完成了这件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1870年7月21日，曾国藩顶着群情汹涌的压力，据实上奏慈禧《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奏折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教堂墓地埋葬的那些儿童的由来。这一年是灾荒之年，瘟疫流行，许多家庭无力养活孩子，家长就将孩子丢在道旁或直接扔进河里，许多孤儿便只能自生自灭。后来，育婴堂的修女、教士发现了孩子们，但他们大都已奄奄一息。这些孤儿被收留进教堂后，一部分孩子患病不治，死了之后教堂就送出去埋了。有些埋藏的位置较浅，就被野狗给刨了出来，“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挖眼剖心”之说由此而来。二是武兰珍口供的蹊跷。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天津当地有个民间黑社会组织叫“水火会”，首领叫徐汉龙，徐老大手下有七八百个古惑仔，这些人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替天行道”，代替政府私设公堂，审理案件，随意处决他们所怀疑的人，“惩恶扬善”。这个武兰珍正是水火会“修理”过后交给县衙的。曾国藩后来发现武兰珍身上“跪伤”、“棒伤”和“踢伤”成片，那份蹊跷的供词其实是屈打成招的结果。三是“教案”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教堂自身的问题。在老百姓眼中，教堂神秘兮兮的（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人们对于透明度不高的神秘之地总会有一些妄自猜测。而且教堂也表现得很酷，根本不出面解释。所以教堂与老百姓就被人为地隔作了两个世界。当老百姓根本不能理解教堂推出的慈善项目（收留被遗弃的病重孩童为其洗礼）的时候，自然会怀疑教堂残害儿童。其二是心理落差。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人从八荒六合、唯我天朝独尊的优越地位骤然跌落到唯洋人之命是从的屈辱之境，仇洋之心日益汹涌。其三是教会藏污纳垢。百姓中有信洋教的，也有痛恨洋人不信洋教的。不信洋教的百姓由于痛恨洋人，自然很鄙视信洋教的百姓。问题是信洋教的教民中有少数地痞流氓，仗着洋人的势力欺男霸女，尤其热衷于诱拐小孩、诱奸妇女。一旦这些败类被告到官府，官府却总是因为这些人的洋人背景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搞得干群关系非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就如同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不管如何，“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好在这一年的8月，曾国藩的主要对手法国人被突然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德战争）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去顾及死在遥远东方的国民。曾国藩跟洋人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的处理方案是这样的：以命换命，杀掉为首的煽动者；向各国赔银五十万两；派遣专员去法国“谢罪”。唯一坚决不让步的是不让相关官员抵命，譬如知县刘杰以革职充军了事。不谈曾国藩的处理结果是否公允，但这种处理方案，注定了曾国藩的结局——“卖国贼”的骂声汹涌而来，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均欲杀之而后快。短短几个月，就毁掉了曾国藩数十年积聚的声名。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可叹。远去的真爷们儿曾国藩鉴于舆论汹涌，慈禧找来了曾国藩：曾爱卿，群情汹涌啊！现在船上载有我、皇帝和爱卿三个人，船上人太多了，得有一个人跳下去……曾国藩说：太后和陛下当然不能跳，微臣跳。慈禧略微有点小感动：爱卿深明大义，哀家甚感欣慰，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你是不能做了，刚好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给刺杀了，就委屈你去做两江总督，顺便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吧！曾国藩平静地接受了安排，回到了战斗过多年的地方。不过慈禧并非全然绝情，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留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圆滑而机智的李鸿章。李鸿章这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此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李鸿章再度出场之前，请看他的名片：姓名：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别名：在家里排行第二，又称李二籍贯：1823年生于中国安徽合肥星座及血型：A型水瓶，理想又保守的矛盾体。内心世界极为错综复杂，外人很难理解主要成就：灭太平天国；搞洋务；建北洋水师；签订不平等条约名人社会关系：老板慈禧，老师曾国藩，徒弟袁世凯、盛宣怀，曾外孙女张爱玲最喜欢做的事：做第一长亭古道，秋风萧瑟，长衫猎猎作响。曾国藩看着送行的李鸿章——这个三十年前跟随自己做学问的一介落魄青年，这个十二年前还是自己幕僚的人，这个一起渡过时艰、历经考验的人——不得不感叹，如今年华逝去，大浪淘沙，留下的这个人绝不仅仅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朋友。于是他注视着他的这个朋友，深情地说道：你天资聪敏，但官场险恶，仕途坎坷，望你好自珍重，若到艰难之时，牢记此“隐忍徐图”四字真言，用心领悟，必可转危为安。李鸿章眼眶噙满了泪水，点头称是。他果然牢牢记住了老师的这番叮嘱，并在之后的岁月里把“隐忍徐图”四字原则炼化为“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八字方针。这八个字大概就是说要和列强搞好关系，尽最大努力求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不要因小失大，而要赢得时间来改革、发展自己。应该说，这是一个有远见也很正确的外交方略，与如今的共和国一心求发展的策略如出一辙。不过，再好的策略，没有正确的执行，那都是镜花水月。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李二“和戎”的方式不大理想。他的选择是：以夷制夷、妥协退让。也就是说，要么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狗咬狗，譬如让俄国人与日本人互咬，结果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要么被迫签一些不平等条约，希图换取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结果是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当然，这是未来的事情，暂且言归正传。无论时局多么艰难，形势多么险恶，曾国藩都挺了过来，可这一次不行了，因为无论怎样的一腔赤诚、无论怎样的披肝沥胆，他内心也承受不了被世人当做卖国贼的苦楚！很多人过得不快乐，是因为太过敏感。像有些人常常因为别人一句话、一个评论就生一个月气，严重的就成了马加爵：因为别人不请自己吃饭就郁闷得要杀人。曾国藩也不快乐，因为自己的秉公处理、自己的一片丹心换来的是声声骂名。这样的结局让这位铁骨铮铮的真爷们儿也难以承受，他的身体状况急剧衰落。一年多后，1872年3月，曾国藩在郁闷中病逝，结束了风雷激荡的一生。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百年后的今天，无数浮华散去，曾国藩已被历史平反。他勇敢无畏、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正所谓德才兼备者。更关键的是，他的经历和著作影响了一大批人尤其是湖南人，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作为一名品行、才能、影响皆过人的不世出之奇才，曾国藩理应被世代传诵。容闳曾国藩去，李鸿章来，但“天津教案”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1870年年底的一天，一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了李鸿章的家，他叫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是中国史上留学美国的第一人。容闳对李鸿章说：是您的老师曾国藩推荐我来找您的。随后，容闳对李鸿章说出了他的来意：我觉得几句谣言都能导致“教案”这样的大灾难，是国人的愚昧无知导致的大不幸，而要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唯有教育救国！以我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验，我认为有必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借西方科学影响民智，使这个陈腐的古老帝国变成由朝气蓬勃的文明少年主宰的新中国。说白了，容闳认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而且目前最适合的方式还是精英教育！容闳说完之后，就静静地等待李鸿章的回应。他对李鸿章有信心，他坚信现在的这些朝廷重臣之中，李鸿章是最开明的一个，这正是他来到这里的原因！李鸿章的思绪飘得很远：我今年已经48岁，老天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一介书生尚有如此宏大的志愿，我又畏惧什么？我本一无所有，经过多少的艰难险阻才走到今天，难道就不能放手一搏吗？李鸿章认可了年轻人的想法。于是，两人联手争取，在费了几个月的口舌之后，慈禧母子终于批准了这个“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1872年夏天，上海。容闳率领第一批幼童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艰辛之路，拉开了改革的大幕。历史无独有偶，一百零六年后的中国再次改革时，也同样选择了把第一批留学生遣往美国取经。从1872年开始，三年间一共有一百二十名幼童告别父老，走向了吉凶难测的未知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了引领中国改革之人，譬如詹天佑、唐绍仪、蔡廷干……留学时代开始了，李鸿章的行动也开始了。时不我待，作为北洋大臣，他要加快“自强求富”的洋务改革步伐！可是选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口呢？未来的首富盛宣怀李鸿章的幕僚之中，有一个28岁的年轻人站了出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开办上海轮船招商局。这个年轻人叫做盛宣怀。盛宣怀，江苏常州人，字杏生……号补楼……为什么用省略号，因为他的字和号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估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其实又不是通缉犯，干吗老改名，很令人费解！不过盛宣怀还算好的。据知，在晚清民国时代，“没事整天改名排行榜”的冠军应该是李叔同，也就是那个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弘一大师，他一辈子用过的名、字、号有二百多个，真真奇人也，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盛宣怀这个人，自称是明朝大将盛庸之后，据查证确实属实。不像后来有一个叫冈村宁次的日本人，自称是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非常不靠谱！要说常州，真是一个盛产考试猛人的地方，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近二百个进士。不过这块福地并没有庇佑盛宣怀，他在22岁时才考中秀才，要放在现在，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重点高中毕业的学历，而普通人22岁都已经大学毕业了。盛宣怀的表现充分诠释了他不是一块考试的料。不出所料，接下来的岁月里，他多次尝试考个举人，都以失败告终。万幸，盛宣怀是个明白人，知道“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考试中举之路不适合自己，于是他选择了另一条路。1870年，26岁的盛宣怀走了一些关系，去做李鸿章的幕僚。在别人看来，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文凭较低、长得比较精神的小伙子而已，但李鸿章的眼力很毒辣，一眼看穿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所在：喜怒不形于色，很有城府，值得大用。接下来的两年中，盛宣怀表现出了自己与普通年轻人不一样的一面：沉稳内敛，多谋善断，八面玲珑，热心仕途经济。盛宣怀从军营秘书干起，不到两年，28岁不到的他由李鸿章推荐升为知府。这可是从四品的厅级干部，相当于市委书记。一名高中生，两年爬上市委书记的位置，这能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人家特别有本事，后台也特别硬。洋务时代前面说到，就在李鸿章为从哪里入手掀起洋务运动高潮而头疼不已时，有经济头脑的盛宣怀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盛宣怀分析说：在上海，航运是最赚钱的行业，而且现在航运百分之八十的市场都在洋人手中，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既能赚钱又能从洋人手中夺回相当的利益，何乐而不为？李鸿章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但反问了他一个问题：需要的启动资金可不少，从何而来？盛宣怀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方案——《轮船章程纲领》，并解释道：虽然朝廷两袖清风，给不了咱们多少银子，但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那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这个招商局只需要朝廷给予政策支持，运营的资金则靠民间商人集资，年末结算，返给朝廷分红作为报答，朝廷肯定会答应。我给这种打着国有旗号实质民间经营的形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官督商办”。盛宣怀的一席话让李鸿章大为吃惊。他虽然知道小盛是个人才，但此时也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眼前之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才，是大才，日后必有大成！就这样，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第一个纯华人的股份制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正式登场。但是招商局的第一任领导并不是盛宣怀，他还太年轻了，才28岁，不足以服众。李鸿章选定了民间著名商人唐廷枢为督办、徐润为会办，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经理、副经理。幕后老板自然是李鸿章。虽说盛宣怀在招商局的职位也就是帮办，相当于经理助理，但在李鸿章的支持下，他的地位可不低，从决策到执行他都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李鸿章在慈禧面前不断进言，朝廷也给招商局开起了小灶，一份接一份来自朝廷的红头文件帮助招商局减税、招徕业务、打压对手。负责执行的盛宣怀也不负众望：招商局作为中国洋务企业的一面旗帜，只花了三年时间就奇迹般从洋商那里分回了一千三百余万两白银的市场份额。接下来几年，招商局又大肆收购外国企业，甚至包括美国的旗昌公司，不久之后，市场份额已经占了六成多，基本上垄断了航运市场。李鸿章与盛宣怀的成功证明了一个规律——在权力面前，资本一旦低下那高傲的头颅，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几年后，招商局副经理徐润先生被查出有经济问题：挪用公款十六万两去炒房地产，结果全赔了，没有银子堵漏洞，东窗事发。于是乎，徐润被“双规”，请去坐局子，唐廷枢也身负连带责任，被轰出去坐了冷板凳。在“反腐”的名义下，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招商局的督办，从此在这里扎下了根。盛督办除了继续实施垄断经营外，与唐、徐二人主持招商局时明显不同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道路转向了对外多层次、宽领域的投资，投资的对象包括煤矿、纺织、铁厂、银行、铁路等领域，几乎囊括了晚清时期所有的洋务行业……当然，盛督办也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这个在招商局以技术股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因此跻身中国的顶级富豪行列，个人财产高达数千万两白银。就在盛督办大刀阔斧地将轮船招商局从私有改造成为国有的同时，日本政府则将其最大的国有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的低价转让给了民间商人岩崎弥太郎。长崎造船所后来的名字叫做“三菱”，也就是如今的商业帝国“三菱”。改变孙中山等人一生的《盛世危言》从轮船招商局起，历史就这么把李鸿章、盛宣怀安排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了绝妙的洋务搭档！两人的成绩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师徒两人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官督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所近代军校——天津水师学堂。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又称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第一家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家西医院。第一家中国红十字会。……基本上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军工业体系。看起来，貌似这些事情做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嘛！你这么想就错了！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做起来未必简单。你不知道李鸿章在干这些工作时，面临多少的困难，有多大的阻力，这些困难和阻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拉电报线、修铁路，实现信息化，多好的事情！但是清朝大批中央或地方干部都把电线跟忠不忠、孝不孝联系在一起：电线埋在地下，电流通过会惊动祖坟，让祖先的亡灵不得安宁。不让修铁路也差不多：机车轰鸣的声音会打搅死去的祖先休息，对祖先不好是为不孝，不孝就不可能忠。
政治风浪互相间却经久不变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对这个群体的叙述，可以看作是本书上编对“府门儿”群体的延续和补充，二者是应该结合起来看的。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态之中。这种不安定，不单是楚穆王去世而引起的。早在楚穆王去世的前一年，楚国就因为令尹成大心的去世而发生动荡，当时楚穆王任命成大心的弟弟成嘉（字子孔）继任令尹，楚国的属国舒国及其附庸宗、巢等国背叛楚国，于是成嘉率军讨伐舒国，俘虏了舒、宗两国国君，并且包围了巢国。楚庄王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成嘉、潘崇决心彻底消灭叛乱势力，率军再次出征，而派公子燮（xiè）与斗克镇守国都。斗克曾经是秦军的俘虏。公元前635年，秦穆公和晋文公联合讨伐鄀国，楚成王派斗克、屈御寇带兵援鄀，二人均被秦军俘获。后来秦国在殽之战中败给晋国，急于与楚国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才将斗克等人释放回国。斗克回国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而公子燮一心想当楚国的令尹却败给了成嘉，两个人凑到一起，发发牢骚，吹吹牛皮，久而久之就有了谋反之心。公元前613年秋天，公子燮、斗克宣布首都戒严，又派刺客前去袭杀令尹成嘉，结果失败。成嘉和潘崇迅速回师围攻郢都。八月，公子燮和斗克挟持楚庄王从郢都突围，准备逃到商密去另立中央。经过庐（楚地名）的时候，二人被庐大夫戢梁诱杀，楚庄王才得以获救。但楚国的动荡并未就此结束。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居住在今天四川东部的山戎族趁机袭扰楚国西南边境，一直打到阜山（今天的湖北房县一带）。楚国人组织防御，派部队在大林一带布防。东方的夷、越之族也趁机作乱，派兵入侵楚国的东南边境，攻占了阳丘，直接威胁訾（zī）枝（今天湖北钟祥一带）。一直臣服于楚国的庸国也发动各蛮族部落造反，而前不久才被楚国征服的麇国人也带领各夷族部落在选地（楚国地名）集结，准备进攻郢都。一时间，各地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往郢都，各城各地都开始戒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自楚国崛起以来，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当年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大兵压境，楚国人应付得游刃有余；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楚国的实力也没有被削弱。但是现在，数年的国内动荡加上饥荒，却使得楚国几乎陷入崩溃。而那位少不经事的楚庄王，却一如继往地躲在深宫之中，日夜饮酒为乐，并且向国人发布了一道命令，说：“有谁敢劝谏，杀无赦！”听到这一命令，大夫们无不摇头叹息。在楚文王年代，鬻拳为了劝谏楚文王，敢拿着刀子威胁他，楚文王也不曾将鬻拳治罪，反而给了他极高的待遇和荣誉。敢于直谏，已经成为楚国大夫的优良传统，在及时纠正国君的错误、确保政令无误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曾经被人像傻瓜一样带出郢都的楚庄王，却以死来威胁众大夫，封住他们的口，不让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实在令人感到心寒。楚国的前途，大概就要葬送在这个傻瓜手上了吧。众人都这样暗自思忖。某一天，大夫伍举觐见楚庄王。正好楚庄王在饮酒作乐，左抱郑姬，右抱越女，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衣裳，歪戴着帽子，坐在钟鼓之间，已经喝得七歪八倒了。“伍举，你难道没有听到我的命令吗？敢劝谏我的人，都得死！”楚庄王用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狠狠地瞪着他。乐师们停止了演奏，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伍举愣了一下，随即爽朗地笑道：“我这把老骨头还想多享享清福呢，哪里敢违抗主公的命令？我今天来，一是为了陪大王喝杯酒，助助兴，二来是为了告诉大王楚国发生的一件怪事。”“哦？”楚庄王来了兴趣。“三年之前，有一只大鸟从南方飞来，身披五色羽毛，眼睛大于铜铃。这鸟一来就栖息在郢都西南的高山之上，整整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鸣叫，百姓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大王您知道么？”“这鸟啊……我当然知道。”楚庄王轻描淡抹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退下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说这话的时候，楚庄王看都没看伍举一下，眼睛出神地望着门外的天空。一行大雁正从天边飞过，时值深秋，它们一路南下，很快就要抵达过冬的栖息之地了。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王宫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大夫苏从忍不住直闯进王宫，对楚庄王说：“楚国就要灭亡了，主公难道就这样得过且过吗？”“大夫难道没有听过我的命令吗？”楚庄王反问道。“如果臣能以一死让主公明白事理，臣愿意！”楚庄王和他对视了一阵，说：“你别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他命令乐师和舞女退下，嫔妃们回到后宫，又命令内侍将众大臣召集起来开会。行动之迅速，就好像电影导演换一块背景幕布一般。关于楚庄王何以在一夜之间由顽劣少年转变成有道明君，史料上罕有记载，亦无人细考。浪子回头金不换自然是一种说法，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的顽劣只是表面现象，用来麻痹那些有野心的人和不足以担当本职工作的人，好让他们不在意他的存在，充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他将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都暗暗记在心上，同时也将有德有能之士的所作所为记在心上。据《史记》记载，楚庄王第一次听政，便拿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有数百人受到各种惩罚，同时也有数百人得到擢升，于是“国人大悦”——这是典型的扮猪吃老虎。楚庄王一边整理内政，一边应付外敌。他及时下达了一道命令，派人加强申县和息县的守备，并且宣布无限期关闭申、息两县的北门，直至中央政府认为可以解除警报。申、息两县是楚国进出中原的门户。加强两县的防务，关闭两县的北门，是为了防备晋国趁火打劫，动员中原诸国的部队讨伐楚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庸、麇、蛮、夷的叛乱已经令这个国家疲于应付，如果赵盾闻到风声，嗅出味道，率领大军南下，楚国人只有凭借申、息两县的防备，将敌人拒于国门之外了。楚庄王这一招，看似对解决叛乱没有直接作用，但是对稳定楚国的人心、断绝中原各国的绮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楚国解决叛乱打下了基础。当时楚国朝中有一种议论，认为形势逼人，为了避开叛军的锋芒，最好迁都到阪高。阪高是楚国境内的险地。迁都阪高，自然是为了中央政府自身的安全着想。但是，国都迁动，必定导致民心涣散，蒍贾马上站出来反对，他说：“迁守阪高，看似保险，其实不然。我们能前往，贼寇也能前往，同样免不了一场恶斗。依我之见，打蛇先打蛇头，不如出动出击，讨伐庸国。麇人与百濮之人因为我国闹饥荒，以为我们不能动员军队作战，所以才敢侵略我国。如果我们出兵讨伐庸国，他们必定认为自己判断失误，产生畏惧之心而退兵。百濮之族居无定所，组织性不强，见到大事不妙就会作鸟兽散，哪里还顾得上讨伐我们？”楚庄王支持蒍贾的意见，于是组织了一支机动部队，自郢都出发，前往讨伐庸国。果然如蒍贾所料，楚国出兵不到半个月，百濮之人就乱作一盘散沙，各自回聚居之地去了。在楚庄王的领导下，楚国人的爱国热情被迅速激发出来。楚军自庐地向庸国进发，沿途各城各镇均主动打开粮仓供给部队。而部队中的袍泽之谊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统帅到马夫，军官与士兵同食一灶，不分彼此。到达西部边境的句澨（地名）后，楚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大本营。曾经因诱杀公子燮和斗克立下大功的庐大夫戢梁，奉命率领所属军队出境，作为先头部队入侵庸国，抵达方城。庸国人集结大部队对付戢梁，双方在方城附近发生遭遇战，戢梁的部队根据原定计划，一触即溃，戢梁的部将子扬窗也成为了庸人的俘虏。三天之后，子扬窗趁庸人看管不力，逃回了句澨的大本营。他建议说：“庸军人多势众，又得到蛮族人相助，不如全军出击，而且派精锐的王卒（楚王亲兵）参与，集中力量打击他们。”大夫师叔反对说：“没有必要。最好的办法是派小股部队去和庸人打几仗，让他们更加骄傲轻敌。这样的话，敌人骄纵，而我方将士憋了一肚子劲，可以打败他们。”戢梁于是又带兵出去和庸国人打了七仗，七战皆败。庸国人放松了警惕，认为楚国人不堪一击，仅仅派了裨、倏、鱼三个部族的部队追逐楚军，而且主力部队的防备也开始松懈。“楚不足与战矣。”庸国人这样说。他们没有认识到，任何轻视楚国的行为都是极其危险的。当庸国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楚庄王带领楚军的主力，偷偷集结到了临品（地名）。为了不让敌人的探子觉察，楚庄王甚至没有乘国君的戎车，而是坐普通的传车到达战场。在临品稍事休整后，楚军分为两队，一队由斗越椒率领，一队由子贝率领，分别从石溪和仞地（地名）进攻庸国。另一方面，楚国还从秦国、巴国请来了援兵，对庸国实施战略包围。多年以来，巴人与楚国人都处于一种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的关系之中。楚庄王一上台，就通过外交途径使得巴国成为楚国的盟友，对于解决楚国西部边境问题很有帮助。而秦国自殽之战后就力图与楚国搞好关系，以共同对付晋国，当楚国有难的时候，秦国人拔刀相助也是理所当然的。在楚、秦、巴三国的军事打击下，庸国的盟友——各蛮族开始见风使舵，背弃了庸人，转而与楚国结成了联盟。兵败如山倒，庸国也没能支持多久，很快就灭亡了。灭庸之役是楚庄王上台以来第一次崭露头角，事情做得干净利落，让人无可挑剔。庸国的灭亡意味着楚国内乱的结束和楚庄王政权的稳固，而对于晋国来说，这件事还意味着楚国作为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自楚武王至楚穆王，楚国一直给中原各国制造各种麻烦，一次又一次给中原大地带来战栗。如果我们回顾楚国侵略中原的历程，不难发现楚庄王与他的先辈们的微妙区别：楚国的历任君主想要称霸中原，不是伐郑，就是伐陈、伐蔡，直接与中原诸国争锋；而楚庄王刚刚听政，就与秦国、巴国建立了联盟，好比在晋国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左勾拳，对晋国乃至周、郑等国形成了半包围态势。单从这一战略上看，楚庄王已经隐然胜出先辈一筹。公元前610年，郑穆公前往绛都朝觐晋灵公。自四年前通过鲁文公从中斡旋，郑国又重新投靠于晋国门下，郑穆公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服侍着这位过气的霸主，不但追随于晋国左右参加了几次会盟和出征，而且时不时到绛都朝觐晋灵公，以示臣服。没想到，这次郑穆公吃了一个闭门羹，被晋国人拒之门外，理由是郑国近来又与楚国眉来眼去，暗中打得火热。为此，郑国大夫公子归生派了一名“执讯”，带着国书前往绛都求见赵盾，对晋国人的怀疑进行正面回应。所谓“执讯”，从字面上解释就是讯问之官，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公关吧。郑国的国书上这样写道：“寡君即位的第三年，陈、蔡二国皆臣服于楚国，是寡君给蔡侯做思想工作，要他放下包袱，一心一意服侍贵国。当年九月，蔡侯到敝国，准备与寡君一同前来绛都朝觐，不料当时敝国发生内乱，寡君因此不能与蔡侯同行。到了十一月，国内的事情尚未完全解决，寡君就跟随着蔡侯的脚步来到贵国，听命于阶下。“寡君即位的第十二年，为了使陈国脱离楚国而臣服于贵国，敝国大夫公子归生辅佐大子夷来到绛都，朝见了贵国国君。“寡君即位的第十四年，又因为完成了说服陈侯的工作，再一次亲自来到绛都朝觐，以示不辱使命。而作为此事的结果，第二年五月，陈侯经过敝国，前来朝觐贵国国君。“去年正月，敝国大夫烛之武又辅佐大子夷前来贵国朝觐。八月，寡君再来朝觐。陈、蔡二国与楚国接壤，却不敢对贵国怀有异心，正是因为敝国不断从中斡旋的缘故啊。像敝国这样尽心尽力侍奉贵国，为什么还会受到责罚呢？寡君在位这些年，先朝觐了贵国先君襄公，继而又朝觐了现任君侯，大子夷与列位大夫也从来没有停止来往于绛都与新郑之间，郑国虽然弱小，在侍奉大国这件事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超过。“现在贵国又责备说，‘你们做得还不够令我们满意。’就算要敝国灭亡，恐怕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古人说，畏首畏尾，只剩下身体还会不畏缩吗？又说，鹿死的时候，哪里还管得了自己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小国侍奉大国，大国如果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人；不以仁德对待，小国就是鹿。铤而走险，是因为没有选择。大国的要求无穷无尽，我们也知道自己快要灭亡了。所以，我们已经整顿军备，在两国边境上恭候贵国大军。回想起来，当年敝国先君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前往齐国朝觐。两年之后，因为齐国讨伐蔡国，敝国又不得不与楚国谈和。小国居于大国之间，听命于强权，难道是小国的罪过？如果贵国不考虑这些，我们也就认命，准备灭亡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的文书来往，主要是以竹简为载体。郑国的这封国书，捧在手里估计是沉甸甸的。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各国都很崇尚辞令。郑国的先君郑庄公就是善于玩弄文句的高手，以绵里藏针的外交辞令闻名于世。到了郑穆公年代，郑国的国势日益衰退，只能在齐、楚、晋、秦诸大国之间摇头摆尾，苟且偷安，但是，单从公子归生操刀的这封国书来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拒之以义，文采兼得，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赵盾收到这封国书，不怒反笑，派巩朔前往郑国回访。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信任，晋国又派赵穿、公婿池二人到郑国为人质，而郑国也派大子夷和大夫石楚前往晋国为人质。一场剑拔弩张的外交纠纷，至此被化解。在对待郑国的问题上，晋国何以如此前倨后恭？往大处看，是因为楚庄王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晋国真切地感受到楚国造成的压力，不但不敢对郑国太过分，反而要想办法拉拢郑国，与其建立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郑国一旦投向楚国的怀抱，则楚庄王不但能通过秦国对晋国打出左勾拳，还能通过郑国打出右直拳，晋国可就难受了。往小处看，赵盾将赵穿派到郑国为质，其实是出于私心。公元前615年的河曲之役，赵穿和胥甲泄露晋国军机，致使秦军安然逃逸，赵盾一直未予治罪，成为一块心病。将赵穿派到郑国去后，赵盾终于对胥甲下手，于公元前608年发起整顿运动，追讨各级官员的渎职罪，将胥甲流放到卫国，由其子胥克继承家业，而胥甲的家臣先辛则逃亡到齐国。赵穿虽与胥甲同罪，但是因为在郑为质，“侥幸”躲过了一劫。赵盾希望通过互派人质加强与郑国的同盟，但是，这些年来晋国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郑国人感到不服气。公元前610年，宋国发生弑君事件，宋文公上台，晋国纠合诸侯大军讨伐宋国，结果却收受宋国的贿赂，无功而返。齐懿公上台之后，多次入侵鲁国，晋国两次召集诸侯会盟，准备为鲁国主持公道，因为收受了齐国的贿赂，也是不了了之。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郑穆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不值得依靠。”于是，晋郑两国互派人质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前608年，郑国再一次背弃晋国，投向楚国的怀抱。同年秋天，楚庄王挥鞭北上，入侵陈国和宋国。赵盾连忙率领大军救援，与宋、陈、卫、曹等国诸侯在棐林会师，准备讨伐郑国，以吸引楚军前来决战。楚庄王派蒍贾带兵救援郑国，与赵盾率领的诸侯联军在郑国北部的北林发生遭遇战，楚国人取得胜利，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赵盾连忙回师国内，以避楚军锋芒。外交与军事的双重失利使得晋国不得不再一次反思自己的外交政策，由此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将秦国从楚国的身边拉过来，以解除西方边境的后顾之忧。应该说，这一战略意图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实施得当，则晋国可以解除楚庄王的“左勾拳”的威胁，放心大胆地在中原地区与楚国放手一搏。但是，主意是好的，行动却让人啼笑皆非。刚从郑国回来的赵穿急于立功，给赵盾出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想与秦国恢复友好，不妨进攻秦国的附庸崇国。秦国紧张崇国，必定派兵相救，我们再卖一个人情给秦国，要求消除宿怨，重修旧好，想必秦国会答应。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合演奏和演唱，比塞拉菲娜的那个又冷又小的客厅强太多了——房里有一个壁炉，他们可以就着那熊熊的炭火取暖，如果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能赏光前来和他一起用晚餐的话，那他的快乐就十全十美了。马基雅维里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简直就像砍倒一棵树那样容易，”他心里想着。马基雅维里给自己修了一下脸面，把头发修剪了一番，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黑色无袖的大马士革长袍，和一件裁剪制作得十分贴身的外套，外套的天鹅绒袖子能够像波浪般地起伏。皮埃罗也为了这次活动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淡蓝色的长袍到大腿中部就为止了，腰间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他那两条英俊的腿罩上了深蓝色的紧身裤，他的外套袖子没有马基雅维里的那般肥大，颜色也是深蓝色的。他那卷曲的头发上很时髦地戴了一顶紫色的帽子。马基雅维里满意地看着他。“你应该会给那个年轻的女仆留下个好印象了，皮埃罗，”他笑着说，“她叫什么来着？尼娜？”“你为什么希望我跟她上床？”皮埃罗笑着问道。“我想让你能够不虚此行。另外，这对于我来说也许也有用处。”“何以见得？”“因为我想和她的女主人上床。”“你？”在皮埃罗的音调中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惊讶，马基雅维里不由得生气地涨红了脸。“你倒是说说看，我为什么就不行？”皮埃罗看到主人不高兴了，犹豫了一下。“你已经结婚了，并且，就和我的舅舅一样老。”“你这话说得就跟个笨蛋似的。一个明智的女人会永远倾向于选择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而不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男孩子。”“我从来没有想过她对你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你爱她吗？”“爱？我爱我的母亲，我尊重我的妻子，我也会爱我自己的孩子，但是我想和奥莱莉娅上床。还有不少东西够你学的，我可怜的孩子。拿着鲁特琴，让我们出发。”虽说马基雅维里脾气稍微急躁了一些，但他不会生气很长时间。他拍了拍皮埃罗光滑的面颊。“一个人是很难将秘密保守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不让女仆知道的。”他笑着说。“你如果能用热吻将她的嘴封起来，你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他们只是横跨过那条窄窄的巷子就到了巴托罗缪的家。敲门之后就被仆人请了进去。卡特琳娜女士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显得雍容华贵。奥莱莉娅则是穿了一件色彩浓艳的，用威尼斯织锦缎做成的衣服。衣服华丽的色泽更加衬托出她洁白的胸部和她金黄色的头发。马基雅维里看到奥莱莉娅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丽动人，他不禁大感欣慰，暗中舒了一口气。她非常非常地诱人，让她嫁给那个肥胖的，自鸣得意的，年过半百的老男人，真是太荒唐了。一阵平常的寒暄赞美之后，他们坐了下来，等待晚餐开始。当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走进来的时候，女人们正在忙活着。“你看，她们已经用上你为我在佛罗伦萨买的布料，开始忙着做衣服了。”巴托罗缪说道。“您还满意吧，奥莱莉娅女士？”马基雅维里问道。“在伊莫拉可搞不到这么好的布料。”她说道。她说话的时候看着马基雅维里，她的黑色的眼睛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使得马基雅维里一阵心跳。“我要是能得到这个女人，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他对自己说道。不过他并不是真的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的意思是，他从来都没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急切地要与之上床的尤物。“尼娜和我打下手，”卡特琳娜女士说道。“我们量体，裁剪和缝纫，我的女儿进行刺绣。要说做刺绣这活，我的手就太笨拙了，尼娜也不比我好多少。”“奥莱莉娅做的刺绣从来不会重样，”巴托罗缪自豪地说着。“给尼科洛大人欣赏一下你正在绣的衬衫的式样。”“哦，这会叫我露丑的。”她妩媚地回答道。“瞎说。我来给他看。”他随手拿来一张纸。“你看到了吧，她这么样绣我的名字的缩写，是不是十分巧妙？”“这是一件集优雅和天才于一身的杰作，”马基雅维里显出一副极其热情的样子，他之所以要装出这副样子是因为他实际对这一类的东西从来就不感兴趣。“我真希望我的玛丽埃塔也有这样一种令人喜爱的天赋，并且能够吃苦耐劳，从而使这种天赋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的女人可是又勤劳又贤惠。”巴托罗缪满心欢喜地说道。马基雅维里不禁自忖，他可是对奥莱莉娅的勤勉和贤惠一点也不感兴趣。他继续想到，那些做丈夫的男人在总结他们妻子的品德方面经常是错误的。晚餐端了上来。马基雅维里竭力使自己处在一个最佳状态。他知道自己讲起故事来是一把好手，他在法国逗留的那段时间也为他提供了一些国王宫廷里的绅士美女之间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他的叙述中那些不那么体面的成分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奥莱莉娅就显示出一副淡淡的困惑的样子，巴托罗缪则是大笑不止，卡特琳娜也是乐不可支，一个劲地催促马基雅维里讲下去。他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心想自己已经成功地向人们显示，他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客人。大家尽情地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酒足饭饱之后，他将巴托罗缪拉到一旁，聊了一通他自己，他自己的轶事和财产，言谈之中颇有些得意之色。一顿胡吹神侃之后，马基雅维里建议他们试试他们的嗓子。他调了一下他的鲁特琴，试着弹奏了一段欢快的乐曲作为序曲。然后他们唱了一支他们都熟悉的曲子。组合歌唱在当时是一种普通的技巧，巴托罗缪的低音，马基雅维里的轻度的男中音和皮埃罗的令人愉快的男高音三者之间，确实相得益彰。然后马基雅维里唱了一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歌，其他二人也加入了合唱。他一边唱着，一边朝奥莱莉娅望去，希望她能够猜到他是在为她一个人歌唱。当他们目光相接时，她低下头去，看出她至少还是明白他的用意的，他不禁一阵得意。这只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夜晚很快就过去了。两位妇女平常的生活十分单调，这次聚会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愉快时光。奥莱莉娅的兴奋一望而知地呈现在她光芒四射的美丽的大眼睛中。马基雅维里越是端详她的那双眼睛，他越是确信，这是一个尚未被唤醒的女人，一旦唤醒，是可以有激情的。他准备唤醒她。在晚会散场之前，他还有一些话要说。这些话他一直在等待着最佳的时机去说。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喜欢虚荣的人，但是他还是禁不住认为自己的主意十分的高明。所以当机会来临之时，他说道：“你曾经说过，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我一直铭记在心，十分感谢。巴托罗缪大人，现在我要向你开口了。”“为共和国的使节，本人可以做很多事。”巴托罗缪答道。他今晚喝了不少酒，即使没有醉，也至少是处于微醺状态。“但是为我的好朋友尼科洛，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好的，事情是这样的：执政团正在寻找一位可以在明年的封斋期在大教堂做布道的神甫，他们让我在伊莫拉寻找一下，是否有什么人可以承担此一重任。”“提莫提欧神甫，”卡特琳娜女士冲口而出。“请安静，岳母大人，”巴托罗缪说道，“这是一件应该由男人经过仔细调研才能决定的事情。这要么可以为我们的城市带来光荣，要么就是取笑，所以必须认真对待，只推荐一位和这份荣誉相称的人。”但是卡特琳娜并不是一位轻易就不说话的人。“就在今年他还在我们自己的教堂里做了封斋期的证道。全城的人都来听他的证道。当他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情形时，最刚强的男人也热泪盈眶，女人们都晕了过去，还有一个可怜的东西，快要临盆了，突然一阵临产的阵痛袭来，结果嚎叫着被人抬出了教堂。”“我并不否认这些。我也算是个心肠硬的生意人了，我也是哭得跟个孩子似的。确实如此。提莫提欧神甫口才很好，对语言造诣很深。”“谁是这位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你方才说的很有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佛罗伦萨人非常喜欢在一个适当的季节被人叫去忏悔，这样的话他们在一年之中剩下的时间里欺骗他们的邻居时就不至于太受良心的遣责了。”“提莫提欧神甫是我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说道。其实马基雅维里早就了解了这一事实。“就我本人而言，我凡事都征求他的建议。他不仅仅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睿智的人。还有，几个月以前，我准备要去近东买一批调味料，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圣保罗对他显灵，告诉他货船会在克里特岛附近触礁，所以我就没有购买。”“后来船果然沉了吗？”马基雅维里问道。“没有。但是有三艘快帆船满载着香料抵达了里斯本，结果香料价格掉穿了底，我要是买了那笔货，一定是大亏。所以这就跟船沉了没有什么两样。”“你越这样描述这位神甫，我就越想见到这个人。”“一般你会在上午的时候在教堂中找到他。如果你找不到他的话，你可以让看护圣器的弟兄去叫他。”“我可以告诉他我是受了你的推荐而来的吗？”马基雅维里礼貌地问道。“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使节并不需要一个小城市里贫寒商人的推荐。再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实在是无法与佛罗伦萨这样灿烂的城市相提并论的。”“你是如何看提莫提欧神甫的？”马基雅维里面向奥莱莉娅，继续问道。“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不仅仅要听取一位像巴托罗缪这样有身份、有头脑的绅士的意思，以及一位如卡特琳娜女士那样富有人生经验而成熟老到的女士的见解，我也必须听取一位具备热情、纯洁和青年人所特有的敏锐感觉的人的意见，这个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和它的种种坏处还不十分了解。因为我所要推荐的这位神甫不仅要能够召唤罪人们来忏悔，同时也要高度肯定那些有品德的人的嘉言懿行。”这段话说得非常漂亮。“提莫提欧神甫在我眼里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我一直是准备着由他来带领我做每一件事。”“在我看来，”巴托罗缪补充道，“我想说你也必须准备好由他来带领。他向你建议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你最好的利益。”这一切进展顺利，也正如马基雅维里所希望的那样。他上床休息时，对自己颇为满意！[1]在第九章中，这名会计叫贾科莫。第十七章第二天是个赶集的日子，一大早马基雅维里就带着皮埃罗去了市场。他买了一对丰满的松鸡，在另一个摊贩处买了一篮子甜美的无花果，这种无花果是瑞米尼地方的特产，十分出名，畅销于整个意大利。他让皮埃罗将这些食物给巴托罗缪送去，顺便捎上他的问候。这些天伊莫拉住满了外来的客人，食品稀缺，价格昂贵，所以他知道他所赠送的食品将很受主人欢迎。然后他就拔腿向方济各会教堂出发。方济各会教堂和提莫提欧神甫修行所在的修道院连在一起，距离巴托罗缪的房子不远。教堂确实挺大，但是一点没有建筑美学方面的价值。教堂里面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两三个正在祈祷的妇女，一个并未出家的弟兄，很明显他就是教堂中看护圣器的执事，他正在拖地板。另外还有一位神甫正在祭坛上慢腾腾地忙活着，马基雅维里用他锐利的眼睛扫了这个神甫一眼，看出他只不过是装出一副忙碌的样子，心里猜想这一定就是那位提莫提欧神甫。估计卡特琳娜已经跟神甫打过招呼，马基雅维里会来拜访他。“对不起，神甫大人，”他开口说道，同时礼貌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听说您的教堂里有一尊有着神奇能力的圣母马利亚的像，我很想在她的面前点上一支蜡烛，盼望她能够保佑我正怀孕的太太，在生产时会少些痛苦。”“她在那儿呢，大人。”神甫说道。“我正要给她换面纱呢。我们教会里的那些弟兄总是不能够把她收拾得干净利落，然而当他们看到那些信仰虔诚的人们忘记给她上供的时候，他们又惊讶地不高兴了。我记得过去人们为了还愿，在同一时间会有几打的还愿奉献，今天却不足二十。这真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那些弟兄完全没有头脑。”马基雅维里挑选了一支尺寸硕大的蜡烛，慷慨地付了一个弗罗林，然后他就看着神甫将它插在一根细铁签上，并点燃蜡烛。当这一切都做完之后，马基雅维里开口说道：“我要求您帮我一件事，神甫大人。我要同提莫提欧神甫私下会面，如果您可以告诉我怎样才能找到他，我将十分感激。”“我就是提莫提欧神甫。”僧侣开口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切看上去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我来到这里，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找的人，简直就是个奇迹。”“上帝的安排深不可测，”提莫提欧神甫说道。神甫中等身材，有些富态但是并不令人讨厌。马基雅维里冷静的头脑立刻就揣测，此人大概斋戒也不过只是做到他职责所要求的程度，而并非因为他相信贪吃是一种严重的恶习。他的面容长得不错，看上去像一位罗马皇帝，五官精致，尚未被奢侈和毫无节制的权力所糟蹋，然而却透露着一种残忍和贪欲，足以导致他日后被人暗杀。马基雅维里对这种人并不陌生。从他那红色的厚嘴唇上，突出的鹰钩鼻子和他那精致的黑眼睛中，马基雅维里看出了野心、狡诈和贪婪。但是这些本质都被表面的好脾气和简单的虔诚所掩盖。马基雅维里能够理解这个人是如何获得巴托罗缪一家人的信任的。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个人可以打交道。他一向痛恨僧侣。他认为这些人不是蠢货就是恶棍。眼前这个人或许就是个恶棍，他必须小心从事。“我必须告诉您，神甫大人，我从我的朋友巴托罗缪·马泰利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您的赞誉。他对于您的人品和能力均有着极高评价。”“巴托罗缪大人是教会忠实的儿子。我们的修道院十分贫寒，我们一向仰仗他的慷慨大度。但是，先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我在此有幸与之交谈的，是哪位大人？”马基雅维里心里明白神甫是故作姿态，但还是庄重地回答说：“我应该一早就介绍自己，我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公民，第二厅国务秘书。”神甫深深地鞠了一躬。“能和佛罗伦萨这样一个辉煌的城邦派来的使节说话，我实在是三生有幸。”“神甫大人，您太过奖了。我不过是凡夫俗子一个，有着人类所有的诸多缺点。不过，我们在哪里可以进行一次私密和充分的交谈呢？”“为什么不在这里？大人？那边那个帮忙的执事弟兄就像一根柱子一样耳聋，像一头驴子一样蠢，那些三三两两的老妇人正在忙着她们的祈祷，根本顾不上我们在说些什么，再说，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会明白我们讲了些什么。”他们于是在教堂中两张祈祷用的板凳上坐了下来，马基雅维里告诉提莫提欧神甫，他受执政团的委托，要寻找一个能够在封斋期在大教堂中布道的神职人员。神甫那副罗马人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觉得这个人迅速地提高了关注程度，这证实了马基雅维里的判断，面前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马基雅维里和巴托罗缪一家人在前一天晚上的谈话内容。马基雅维里向他介绍了执政团方面的要求。“他们自然对此事颇有些担心，”他说道。“他们不想重新犯一次他们在吉洛拉莫·萨沃那洛拉[1]神甫身上所犯的错误。敦促和劝导人们忏悔并没有错，但是佛罗伦萨的繁荣却是依靠贸易，执政团方面不想让忏悔这件事破坏了和谐，干扰了商业。在美德方面做得过了头，就跟过分地沉溺于恶习一样对国家有害了。”“这句话，我好像记得，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啊，我能看出来，您和一般的神甫不同，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佛罗伦萨的民众思想敏锐，有深刻的判断力，如果一个布道人不具备扎实的学问，任凭他多么口若悬河，人们都不会有耐心听下去。”“您说得不错，我的弟兄中不少人无知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提莫提欧神甫带着些许自得的神情回答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您的意思的话，您是想了解一下在伊莫拉是否有人可以，照您的意见，配得上这份荣耀。这是一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事情。我必须认真考虑此事。我也会作一番谨慎的探询。”“您这样就帮了我大忙了。我从巴托罗缪大人和他的女眷那里了解到，您智慧敏锐，品德高尚。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一个公正的意见。”“巴托罗缪大人的女眷们都是圣徒。这97色图片
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罢官后归乡，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无锡知府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朝人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从此开坛讲学，渐成规模。其言论被称为“清议”，社会影响力日增，大批士人、书生，乃至新兴商人、绅士皆云集于此，终成一系。之后其成员渐次步入政坛，形成了这一政治派别——东林党。然而如果追根溯源，东林党的产生，却更多的是拜张居正所赐。明朝中后期以后，原有的理学思想遭到强烈冲击，自由思潮兴盛，士大夫言论自由成风。张居正改革时期，张居正加强个人威权的做法，成为社会舆论批判的标靶。为压制言论，张居正毁天下书院，严禁议论时政，其在世时，暂时将“自由思潮”压制住，但明王朝的“思想活跃”仍在。张居正改革十年，明朝经济大为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勃兴，思想上的开放自由，也暗流涌动。这股思潮在张居正去世遭清算后反弹，万历皇帝亲政后，“君主专制”已不比从前，明朝士人议论朝政乃至批评君王，都是社会主流风气。万历皇帝在立太子问题上始终不能压倒群臣，双方僵持数十年，文官集团团结一致，不怕杀头获罪与万历相抗，其“思想基础”正是来自于此。而东林党，这个不同于先前中国任何一个政治流派的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东林党的创建者是顾宪成，在东林党诞生前，他只是官场上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他作为吏部文选司郎中，向万历皇帝举荐内阁人选，所推荐的人选不符合万历皇帝心意，在拒绝万历皇帝让他修改名单的要求后，遭万历皇帝罢官。此后建东林书院，开堂讲学，应者云集。之所以产生轰动效应，主要是他硬抗万历的行为，得到了民间诸多知识分子的倾慕。明朝的君臣关系一直是对立的，朱元璋建国时，用极端高压的政策打压文官集团，然而随着文官集团的壮大，明朝皇帝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日益下降。到了晚明，常有官员用向皇帝发难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顾宪成做到了。此时正是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围绕着“立太子”问题“争国本”时期，双方互相僵持，大批官员因卷入“争国本”而遭罢免，相似的际遇，相同的愤然，自然令许多人“志同道合”到了一起。东林党的三杰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都有着类似的际遇。另外，此时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勃兴，许多新兴商人，也通过结好东林党的方式，以图将来谋得利益。从东林书院建立的第一天起，这个隐藏于民间的组织就是一股沉默的暗流，默默积攒，待它破土而出时，将震撼整个明王朝的朝局。东林党逐渐渗透入明朝国家政权，是通过与朝中诸多实权派人物合作开始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就是凤阳巡抚李三才和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后来阉党编的《东林点将录》（东林党“罪犯”名单）里，每个上榜的东林党成员，都拉出一个水浒人物进行类比，其中李三才被阉党比作托塔天王晁盖，叶向高被比作及时雨宋江，足见二人在东林党这个“梁山泊”上地位之重。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商人家庭出身，巡抚凤阳时，曾严惩当地的矿税太监陈增，并多次奏请减免商税，是当时出名的诤臣。他与顾宪成要好，不但为顾宪成做内应，通报朝局的变化，且多次推荐顾宪成为官。而另一位政治人物叶向高更重要，他于公元1635年晋升为内阁大学士，次年由于内阁大学士朱庚辞官，内阁中只剩他一人，因此人称“独相”。借此机会，他向万历皇帝提出增补空缺官员，乘机将大批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安插在要害部门。不过东林党第一次引起关注，主要与李三才有关：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叶向高推荐李三才入阁，遭到许多人反对，有人攻击李三才是“东林党”，这是东林党第一次在朝局中亮相。围绕着李三才入阁问题，东林背景的官员与反对派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最后以李三才愤然辞官不了了之。次年正好是京察（干部大考核），东林党反戈一击，利用叶向高主持京察的机会，大力排斥异己。不过反对东林党的力量也很强大，经过几番较量，许多有东林党背景的官员遭到裁撤，反对派占据了六部显要位置。作为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开辟了第二战场，将许多新近东林党成员安排到了刑部、大理寺等部门，因都是六品主事级别的小官，这个安排并未引起太多重视，而正是这个安排，给东林党留下了翻身的本钱。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的京察，以东林党失败而告终，这以后的几年，东林党人员大减，讲学凋零，最困难的时候，东林书院前来听讲的人数，只有之前的二成。次年东林党的创建者顾宪成郁郁而终，时年62岁。他不会想到，在他过世后仅4年，一场突然爆发的意外，打响了东林党的翻身仗。这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著名的梃击事件，即“谋杀太子案”。是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农民混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挥棒袭击太子，幸好被随身太监拿下。案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许多官员要求追查真相。此时正是敏感时期，万历虽然在“争国本”中认输，但一心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的万历宠妾郑贵妃并不甘心。事件一出，满朝都将怀疑目光对准了郑贵妃。毕竟是皇家丑事，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力图遮掩，三堂会审了几遍，认定这个张差是疯子。在即将定案前，叶向高在京察时安排在刑部的六品主事王之寀，设计夜审张差，先饿他一顿，然后以“给饭吃”为诱惑，戳穿了张差“装疯”的把戏，继而东林党成员纷纷行动，要求重审此案，迫于舆论压力，明皇室只得同意，再次会审，终让张差供出了此案的幕后指使：郑贵妃的贴身太监庞公公和刘公公。满朝文武一片哗然，最后万历皇帝无奈，只得安排郑贵妃当场向太子求救，斩首了张差以及两名太监，才把这个糊涂案了结。这场啼笑皆非又几经反复的闹剧，却成了东林党命运的转折点：因东林党的追查，太子地位得以稳固，而东林党也成了太子的盟友，更从此名声大振。而先前东林党的反对派，为应对东林党日益壮大的势力，也开始拉帮结派，形成了齐、楚、浙三党。明朝党争，从此越演越烈。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19年），万历皇帝在内忧外患中去世，“争国本”的主角太子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地位也因此提高。朱常洛即位后纵欲过度，导致身体大坏，又服食“红丸”（壮阳药）中毒毙命，在位仅8个月。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天启”。这期间朱常洛宠妃李选侍企图挟持朱由校以把持朝政，在东林党直臣杨涟等人的逼迫下，李选侍被迫离开乾清宫，朱由校在东林党的拥立下顺利登基。至此东林党俨然成为朱常洛、朱由校父子两代人的登基功臣。顺利即位的天启帝也知恩图报，登基伊始，东林党人分别占据了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大理寺卿等要职，其后通过分化瓦解的手段，击败了反对派“齐楚浙三党联盟”，东林党“托塔天王”叶向高坐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至此执掌了大明朝文官集团的大权。史书上所说的“众正盈朝”，就是这个时期。二纵观东林党的发迹过程，表面看是正义战胜了邪恶。看东林党的成员，基本都是道德高尚、志向远大的君子，东林书院的对联“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旧深入人心。东林党长期的政治主张，包括减免商税，与民休息，开放言论，现代有不少人因此“拔高”东林党，说这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主张。而细细审看当时明王朝的内外形势，却不得不承认：东林党心忧天下没错，但多是空想，现实意义甚少。东林党之所以壮志未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中的精英人物，没有一个人有张居正那样，可以切中明朝时弊，且思虑成熟，行之有效的革新思想。即使间或有一两句“闪光”的豪言，却也不成体系，难成气候。一个先天的差距是，东林党的最初创始人，如顾宪成等人，多是罢官后回乡讲学，生活圈子极其狭窄，不像张居正们，曾真切接触到民间的世情百态。他们的所谓改革思想，自然就成了浮华泡影。另外东林党的要员们，虽然论权谋手段尚有高手，可论施政能力，除了孙承宗、叶向高等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是菜鸟。既无脚踏实地的构想，又无行之有效的施展能力，仅靠道德说教，从来都是无法成事的。而在道德层面上，尽管东林党的大部分人，论人品都是真君子，但治理国家不是选雷锋。在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水平与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有时候甚至成反比，如张居正所说“十清流不如一胥吏”。张居正改革之所以成果卓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用其长，比如平定西南的名将殷正茂，贪污问题一直被诟病，但无论高拱还是张居正，都始终用人不疑。相比之下，东林党人的行政方式，却是道德压倒一切，道德问题一刀切，为人处事，更拿道德帽子压人。比如赵南星做吏部尚书时，就以清廉为标尺一刀切，罢免大批不合格官员，其中不乏行政能力卓越者。山东的“廉政标兵”袁应泰也因廉洁官升蓟辽总督，然后被努尔哈赤打得丢盔卸甲，害得明朝失去沈阳、辽阳等重镇，一时间“边防大警”。起家阶段的努尔哈赤，也正是拜东林党的愚蠢节节胜利。而从明王朝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看，明朝面临的两大迫切问题：一是边关告急，二是财用匮乏。前一个问题，在东林党败招迭出，努尔哈赤步步逼近时，幸亏东林党内还有孙承宗这样的人才，他只身赴辽东督师，提拔了名将袁崇焕，打造出了女真人到明朝灭亡时也无法攻破的关宁防线，为明王朝稳住了边防大局，可这样的人物在东林党内凤毛麟角。后一个问题，道德高尚的东林党也有非常自私的一面：明朝税收最突出的问题，是税收的不平等，明朝中后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可收的农业税越来越少。要解决财政问题，就需要建立新的财政体系，扩大税源特别是商业税的收益。张居正改革时期，一面重新丈量土地，一面针对东南沿海商人依托豪门地主偷税的行为进行严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张居正去世后，他的改革措施也戛然而止。到东林党“众正盈朝”时期，由于东林党的大部分成员都有商人背景，因此极力反对国家加收商业税，根据现有的奏折和《明实录》记载，一旦国家有加收商业税的动机时，东林党官员就全体反对。比如崇祯元年清算魏忠贤后，兵部尚书申用懋请求国家整顿商业税，扩大财源，随即遭到刚刚“平反”的东林党人攻击，黯然去职。结果明王朝只能不断增收农业税，最终落得被农民起义灭亡的结局。三在“众正盈朝”的前后时期，东林党成员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就是坑害了战功卓著的辽东名将熊廷弼，这件错事的当事人之一，就是生前身后被赞誉为东林党楷模，后来冒死弹劾魏忠贤，死后被崇祯追谥为“忠烈公”的杨涟。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形势一时危急。万历三大征的胜利，与万历皇帝正确的选人分不开。萨尔浒溃败后，万历皇帝知错就改，起用监察御史熊廷弼巡按辽东，节制辽东军务。闻听此人来，明朝降将李永芳慌忙对努尔哈赤奏报说：“有此人在，我等危也。”熊廷弼，字飞白，湖广江夏人，是个脾气和能力一样彪悍的人。做御史时，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骂人，到哪里都得罪人。他水平更强悍，李成梁放弃六堡时，当时满朝皆赞叹李成梁“招抚十万”的功勋，唯独他一眼看穿，惊呼“辽东从此无宁日”，事实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正是他的这番表现，令万历慧眼识英雄，委任他镇守辽东的重任。熊廷弼到任后不负所托，先整顿军纪，把萨尔浒之战中临阵脱逃的李如柏下狱，逼得李如柏上吊谢罪。继而单骑闯辽东，勘察抚顺军情，在努尔哈赤的地盘上，上演了一番“英雄虎胆”，此举使他对辽东军情了然于胸，继而大刀阔斧，提出了“先守后战”的思想，一面加强防务，一面大搞“人民战争”，派大量游击队进入努尔哈赤统治区搞破坏。双管齐下果然奏效，熊廷弼到来后，努尔哈赤未敢有轻举妄动，熊廷弼乘机修缮工事，招抚流民，选练精兵，整军备战。萨尔浒战败后士气低落的明军一下子“风纪大振”。此时的努尔哈赤尚无生产能力，专靠劫掠为生，熊廷弼此举，等于卡了他的喉咙。不甘坐以待毙的努尔哈赤，在熊廷弼到任后的第二年五月，即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发动了对熊廷弼的试探性进攻，结果在浦河遭到打击，损失700多人。熊廷弼的“坐困转蹙”作战思想（即依托防御工事和游击队骚扰困死努尔哈赤）开始奏效。晚清军事家曾国藩读到此事后曾感慨说：“若此人常在，我朝（清朝）何能取中原？”脾气彪悍的熊廷弼能大展拳脚，主要得益于万历皇帝的支持，熊廷弼到任辽东后，骂熊廷弼的奏折没断过，其中骂得最狠的，就是东林党人杨涟。对此万历一律“留中不发”。七月万历去世后，攻击熊廷弼的奏折再次满天飞，失去靠山的熊廷弼黯然去职。然后就是东林党“廉政标兵”袁应泰接班，用兵沈阳、辽阳两场打败，将熊廷弼苦心打下的家底败得精光。这只是熊廷弼悲剧的开始，沈阳沦陷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熊廷弼得以复职，以辽东经略的身份再次主持辽东防务。这次他的阻力更大，辽东当地的15万军队，都集中在巡抚王化贞手中。熊廷弼能调动的部队不过5000人。到任后的熊廷弼，很快就被王化贞彻底架空，王化贞的想法和熊廷弼完全相反，他主张收买努尔哈赤左右，里应外合，主动出击，迅速歼灭努尔哈赤。不但这样想他还这样做，拉拢了努尔哈赤身边的降将李永芳，谁知道努尔哈赤将计就计，利用李永芳，策反了王化贞身边的亲信将军。次年正月十八日，在确定熊廷弼被架空后，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将之前满嘴跑火车的王化贞打得全军覆没，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广宁城，幸亏熊廷弼带5000士兵阻击断后，才保护着当地十几万边民以及王化贞本人撤入山海关，免遭敌人屠杀。事后明王朝不分青红皂白，将两人一起下牢狱。熊廷弼之所以眼睁睁看着王化贞胡搞，不是他没能耐，实在是王化贞后台太硬，他的坐师，就是东林党的“托塔天王”叶向高。两次交恶东林党，第一次被骂走，第二次被陪绑，东林党真是熊廷弼的霉头。东林党没想到的是，熊廷弼也成了东林党的霉头。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四月，东林党在与魏忠贤“阉党”的争斗里已是下风，多名同僚遭排挤，要害部门也被魏忠贤亲信把持，刚直的杨涟决定冒死一搏，弹劾魏忠贤，结果反被天启皇帝下狱。魏忠贤决定彻底肃清东林党，此时被关押在牢狱里的熊廷弼，就是最好的由头。结果魏忠贤兴起“辽案”，和东林党对骂了一辈子的熊廷弼“被东林党”，杨涟等人全成了他的同伙。之后东林党多人被迫害致死，魏忠贤权倾朝野。被东林党坑了两次的熊廷弼，反倒成了东林党覆灭的导火索。第二十一章被崇祯坑死的三个能臣要问中国历史上最得后人同情的“亡国之君”是谁，答案恐怕非崇祯莫属，比起历代亡国之君不理国事，荒废朝政，崇祯皇帝却是百分百的勤政。在位18年，先干掉“九千岁”魏忠贤，再拨乱反正平反冤案，启用袁崇焕，一心想着挽救危局。却不料内忧外患不断，外面清军不断进攻，多次破关南下，内部农民起义四起，天下大乱，又兼运气太差，西北、中原，连年自然灾害不断，终其在位一直没有消停。苦苦支撑了18年，最后还是落得国破身亡，自缢煤山的下场，怎么看，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可怜人。有一句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崇祯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崇祯临上吊的遗言有两句，一句是“百官误我”，一句是“文臣皆可杀”。大体是说，亡国了，但自己的错是次要的，大臣的错是主要的。这句话，究竟是执迷不悟？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时间要回到1897年底。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50万两银子的报酬。”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收受了沙俄政府50万两银子的贿赂。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一）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9日（公历21日）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3月15日（公历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1898年3月（俄历）12日（公历24日）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趣。希望在3月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四）1898年3月（俄历）16日（公历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砝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璞科第无误文书巴兹特涅耶夫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3月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2.1898年3月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报酬。3.1898年3月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25年。5.3月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50万两白银，而没守国都，晋国的重要将领基本都参与了这次行动。赵盾亲自率领中军，先克担任中军副帅，荀林父统率上军，先蔑统率下军，步招担任赵盾的戎车驾驶员，戎津担任戎车护卫。赵盾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直到出发的时候，先蔑还蒙在鼓里，以为此行是为了迎接公子雍。晋军前进到离令狐不远的堇阴（晋地），赵盾突然对全军发表演讲：“战士们，我们的前面是公子雍和秦国人。我们如果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客人；如果不接受公子雍，秦军就是我们的敌人！根据先君的遗命，我们将立先君的大子夷皋为君，因此，公子雍现在是不受欢迎的人。”说到这里，他看了先蔑一眼，后者面无表情，“秦国人对此必定不满，但是没关系，我们先发制人，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晋军饱餐一顿，趁着夜色向秦军发动突袭。秦军对此毫无准备，被打得溃不成军。晋军追击秦军，一直追到刳（kū）首（晋国地名）才停下来。赵盾一举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和道义上的失败。先蔑、士会二人不能接受赵盾的背信弃义，先后出逃到了秦国。回想起来，当时先蔑奉赵盾之命出使秦国的时候，他的好朋友荀林父曾经制止过他。荀林父拉着他的胳膊，说：“先君夫人、大子都还在世，而向外迎立君主，实在有违常理。我建议您借口生病，辞掉这一差使，如何？否则的话，祸将及身。再说了，这种差使，派一般大夫去做也就够了，何必您亲自出马？我是看在同僚的情面上，才对您说这些心里话，请三思而后行。”荀林父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告诫先蔑：夫人和大子俱在，却向外寻求新君，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可疑，其中必有蹊跷。可惜，先蔑没有听明白荀林父话里有话，也就没当一回事。荀林父劝阻不成，还摇头晃脑地吟了一句古诗：“我虽异事，及尔同寮。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句诗出自于《诗经·大雅·板》的第三章，荀林父意思是说：“我作为同僚劝告您，您应当听从建议。”当然，先蔑仍然没听进去。先蔑出逃到秦国后，荀林父想方设法将先蔑的家属和财产全部送到秦国，并托人带口信给先蔑说：“我这么做，还是看在昔日同僚的情分上啊。”士会在秦国三年，没有和先蔑见过面。士会的手下人觉得很奇怪：“您既然和他一起逃亡到这个国家，而又拒不相见，又是何必呢？”士会端着书简，看着远方，悠悠地说：“我和他是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才有同样的命运，并非因为他有高尚的品德才跟他来的，见面做什么？”直到士会回国，都没有再见先蔑。一切似乎又归于平静。在历史上被称为晋灵公的大子夷皋，终于在母亲的怀抱中颤颤巍巍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从理论上讲，这宝座本来就是非他莫属的，但由于某些人的操纵，他的即位之旅变得云谲波诡，险象环生。当然，那时他只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对眼前的危险没有任何概念。当他费尽周折终于坐上原本属于他的宝座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任何艰辛。而且他和他的母亲都没有意识到，屁股下面那个华贵的宝座，实际上是一把可怕的电刑椅。同年八月，赵盾在扈（郑国地名）举行诸侯会盟，正式对外宣布晋国有了新的主人。齐、宋、卫、郑、许、曹六国国君准时参加了会议，只有鲁国的统治者鲁文公姗姗来迟。鲁文公的迟到，当然不是因为塞车，而是有其他原因：第一，赵盾虽然是晋国的中军元帅，位高权重，但是从身份上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卿”，不能与诸侯平起平坐。鲁国素来以秉承周礼而著称，对晋国倨傲无礼的态度相当反感，心里有抵触情绪。第二，自从晋襄公去世以来，晋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权臣争斗，国力被大大削弱，自身的问题都解决不好，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兼顾国际事务，霸主地位受到严重动摇。事实上，早在这一年春天，鲁国就不顾践土之盟的誓言，发动了对近邻邾国的战争，占领了邾国的须句城，并且委派早些年叛逃到鲁国来的邾文公的儿子为须句守将。对于这种残暴干涉邻国内政、鼓励父子相争的做法，《左传》旗帜鲜明地批评道：“非礼也！”但是作为天下霸主的晋国，对鲁国欺凌弱小的行为没有任何表示。晋国人自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扈地之盟的主要目的，看似为了宣布晋灵公这个小毛孩的上台，实际上是为了向列国展示晋国在经历内乱之后重返国际舞台和重建国际秩序的决心，同时更是为了检查一下同盟各国对晋国的忠诚度有多高。因此，谁积极到会，谁消极对待，晋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扈地会盟后不久，郤缺对赵盾说：“原来卫国不服从我国的领导，所以我们狠狠地教训了卫国，并且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从这次会盟的表现来看，卫国是完全臣服了，可以考虑将当年占领的土地归还给卫国。如果人家背叛晋国，我们却不去讨伐，的确有损晋国的威信。反过来说，如果人家臣服于晋国，我们却不加以笼络，何以显示晋国的恩典呢？没有威信和恩典，如何体现晋国的大国之德？没有大国之德，我们凭借什么号令诸侯？您现在以晋国的执政大臣的身份主持诸侯会盟，而不立德于天下，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夏上说：‘把开心的事告诉他，用威严约束他，用九歌勉励他，不要让他学坏。’——您知道什么叫九歌吗？”赵盾摇摇头，一脸茫然，但还是很认真地听。“九歌就是关于九种功德的歌。我们把水、火、金、木、土、谷叫做六府，把端正德行、利于使用、注重民生叫做三事。顺应天意，推行六府三事，就是九种功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与礼。做人如果没有德与礼，就好比人生没有音乐一般不快乐，这也是别人产生背叛之心的原因。您想想看，以您现在这么大的功德，却没有人歌颂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何不让那些归顺于晋国的人都歌颂您呢？”郤缺这番话，既是讲道理，又是拍马屁，还有点像是哄小孩。赵盾听了，心情非常愉快，爽快地同意了郤缺的建议。说句题外话，这就叫“被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领导都是要哄的。扈地会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9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解扬为使者，向卫国归还了七年前侵占的匡、戚两地。同时又将原来侵占郑国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郑国，以示怀柔。有赏就有罚。公元前619年秋天，晋国派出使臣前往鲁国，向鲁文公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严厉谴责鲁文公在扈地会盟中的迟到行为。作为回应，同年冬天，鲁国大夫公子遂前往晋国与赵盾会晤，就事论事，为鲁文公在扈地会盟时的迟到行为表示了歉意。完成使命后，公子遂顺便拜访了游牧在伊、雒之间的戎族。公子遂是鲁庄公的儿子。在历史上，公子遂又被称为东门襄仲、襄仲、东门遂、仲遂或者东门氏。古人的姓、氏、名、字和称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东门襄仲为例，“遂”是他的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仲”是他的字，而“东门”则是因为他居住在鲁国的东门。晋国人接受了公子遂的道歉，将此事一笔勾销，晋鲁两国和好如初。晋国人之所以这么好说话，是有原因的：第一，那年夏天，秦国为报令狐之仇，再次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攻取了武城；第二，晋国内部纷争再起。晋国的内部纷争，其根源仍在当年的“夷之蒐”。前面说过，“夷之蒐”中，晋襄公原来考虑由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并且提拔箕郑父和先都两位老臣，但是由于先克的搅局，只好改任狐射姑和赵盾，先克因此得罪上述四人。赵盾掌权之后，先克担任中军副帅，倚仗权势抢夺了大夫蒯得在堇阴的土地，又得罪了蒯得。公元前618年春天，士谷、梁益耳、箕郑父、先都和蒯得联合起来作乱，派刺客暗杀了先克。后来事情败露，士谷为首的五人先后被处以死刑。短短数月之间，晋国的中军副帅（先克）、上军元帅（箕郑父）、下军副帅（先都）先后被杀，再加上逃亡国外的前任中军副帅（狐射姑）和下军元帅（先蔑），一共损失了五名高级将领，晋军元气大伤。在“夏天的太阳”赵盾的领导下，晋国人确实感到了深深的灼伤。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赵盾穷于应付秦国进攻和晋国内乱的时候，南方的楚国再一次吹响了进攻中原的号角。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年少无知，其心志不在称霸诸侯，我们北伐中原，正当其时！”楚穆王听从建议，亲自率领大军北上，剑指郑国。郑国遣使向晋国求援。赵盾率领晋、鲁、宋、卫、许五国大军前往救援，然而行动迟缓，等联军赶到的时候，楚国人已经俘虏了郑国的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并与郑国签订了城下之盟，安然退回了国内。同年夏天，楚国又出兵入侵陈国，攻取了壶丘，惩罚陈国臣服于晋国的罪过。秋天，楚国的公子朱又率军从东夷地方讨伐陈国，在得不到晋国援助的情况下，陈国人拼死抵抗，居然打败了公子朱的部队，还俘虏了楚将公子伐。但是由于晋国的麻木和赵盾的不作为，陈国人丧失了依靠晋国的信心，主动提出与楚国议和，双方缔结了盟约。军事进攻的同时，楚国人还展开了外交攻势，于同年冬天派大夫斗越椒前往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文公有没有回应楚国人的好意，史料没有记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晋国的霸道，鲁国人对于楚国的拉拢，倒是没有任何反感。就在斗越椒访问鲁国期间，秦国派来的使者也不远千里，来到了鲁国的首都。秦国人此行，名义上是为了向鲁文公的父母（鲁僖公与成风）致吊唁之意，并向死者赠送衣衾，实际上也是为了与鲁国套近乎，分化瓦解晋国的同盟。要知道，此时鲁僖公已经去世十年，成风也去世六年。按照当时的习俗，“赠死宜及尸，吊生宜及哀”，也就是说，向死者赠送衣衾，应当是在死者尚未下葬的时候；而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则应当是在家属尚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时候。过了这个时候再去问丧，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但是，秦国人迟到的殷勤仍然使得一向古板的鲁国人非常感动，《左传》除了表扬秦国人此举“礼也”，还解释道：诸侯之间互相吊贺，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是符合礼的精神，所以要记录下来，以示不忘两国之间的旧情。秦国人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之后十年再去问丧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当然知道。秦国人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投石问路策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体贴。自晋文公去世，秦晋两国就长期处于交战状态。而鲁国等中原国家，在表面上一直是晋国的盟友，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接受晋国的领导。秦国想要拉拢鲁国，晋国自然紧张，很有可能对鲁国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武力威胁，这样的话，鲁国夹在秦晋两个大国之间就很难受了。为了不让鲁国人难做，秦国人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以吊唁鲁僖公夫妇的名义对鲁国进行访问，在晋国人的眼皮底下公然调情，而晋国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眼，当做没看到。毕竟，问死吊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晋国人再霸道，也不好指手画脚。秦、楚两个国家对鲁国的外交拉拢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是向天下传递了一个信号：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受到西方和南方两个大国的挑战，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为了扭转外交颓势，公元前617年春天，晋国发动对秦国的战争，攻取了少梁城。秦国马上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于同年夏天派兵攻占了晋国的北徵城。看到晋国四面受敌，率先投靠楚国的陈、郑两国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巩固与楚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陈共公和郑穆公同时跑到楚国去朝觐，在息地与楚穆王举行了会晤。自楚文王年代就长期依附于楚国的蔡国也重新投入了楚国的怀抱。晋国昔日的盟国中，秦国成为了晋国的宿敌，鲁国隔岸观火，与秦楚两国眉来眼去，陈、郑、蔡三国干脆投靠了楚国，晋文公通过城濮之战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至此宣告土崩瓦解。公元前617年冬天，楚、郑、陈、蔡四国国君在蔡国的厥貉举行会晤，组成了以楚军为主力的四国联军。厥貉是宋蔡边境上的一个小地方，四国联军在这里举行联合军演，其矛头自然是直指宋国。十五年前晋、楚争夺天下的城濮之战，正是以楚国进攻宋国拉开序幕的。十五年之后，楚国人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战火烧到了宋国的门前。第二章晋国和楚国的角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17年冬天，当楚、郑、陈、蔡四国将战火烧到宋国门前的时候，宋国尚未从内乱的阴影中走出来。三年前，也就是公元前620年，宋成公去世，他的儿子杵臼继承君位，即历史上的宋昭公。在政权结构上，宋国和晋国是两个极端。晋国自晋献公年代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政权基本上由异姓贵族把持，公族势力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宋国则是典型的公室政治，国家政权基本上由公室成员控制。宋昭公即位的时候，宋国的“六卿”分别是：右师公子成——宋庄公之子；左师公孙友——公子目夷之子；司马乐豫——宋戴公之玄孙；司徒鳞矔（guàn）——宋桓公之孙；司城公子荡——宋桓公之子；司寇华御事——华父督之孙，而华父督为宋戴公之孙。说明一下，宋国的“司城”即为司空，是主管工程建设的官员。因为先祖宋武公的名字叫做“司空”，为了避讳，所以将司空改为司城。俗话说，此人之药，彼人之毒。晋襄公因为异姓贵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宋昭公则因为公族势力太强大而苦恼。他一上台，就打算向晋献公学习，将“群公子”驱逐出境，首要目标是“穆、襄之族”，也就是宋穆公和宋襄公的子孙。说句题外话，“群公子”的问题，是困扰着那个年代所有国家的统治者的大问题。打个比方说，某国的第一代国君A，生了十六个儿子（不算多），分别为公子B1至公子B16。其中公子B1是嫡长子，继承君位，则其余的公子B2至公子B16，就是B1年代的“群公子”，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构成为数日益庞大的“A之族”。时光流转，B1又生了十六个儿子，分别为公子C1至公子C16。和上代的故事一样，公子C1继承君位，公子C2至公子C16成为C1年代的“群公子”，和他们的后代一起构成“B之族”。……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都想得到，当一个国家传到几代甚至几十代，公室的人数必定以几何级数在不断增长。各个年代的“群公子”和“X之族”养尊处优，就像没有天敌的兔子一样滋生繁衍，最终给国家带来两个方面的大麻烦：第一，国家财政难以负担为数庞大的食利阶层；第二，这些“X之族”聚在一起吹牛，发牢骚，很容易构成对当前政权的威胁。宋昭公打算驱逐“穆、襄之族”，主要是因为第二个原因：“穆、襄之族”倚仗其公族身份，不服从国君的领导。但是，司马乐豫强烈反对这样的做法，他劝说宋昭公道：“请您别这么做。公族，就是公室的枝叶，如果剪除掉枝叶，树干和根就没有遮挡阳光的树荫了。就算是葛藤杂枝也能为树干和根提供庇护，所以君子将它们比喻为九族兄弟，何况是国君呢？这就是谚语说的，‘享受树荫，却擅动刀斧’，万万不可，请您三思！如果您心存善意，亲近同族，同族都是您的左膀右臂，谁又会三心而意？更没有必要除之而后快。”宋昭公心意已决，对乐豫的建议置之不理。“穆、襄之族”得到消息，先发制人，煽动国人（首都的居民）暴动，进攻公宫。宋昭公侥幸逃脱，当时在宫中的公孙固和公孙郑不幸被愤怒的国人杀死。事后，宋国六卿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集体出面调停公室与公族的矛盾。为了平息宋昭公的怒气，乐豫主动辞去司马的职务，并推荐宋昭公的弟弟公子卬担任了司马。这就是所谓的“六卿和公室”。六卿和公室只是表面上解决了宋昭公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公族势力对宋昭公的威胁仍然存在。对宋昭公尤为不利的是，因为他对宋襄公夫人有过无礼行为，使得这位老太太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宋襄公是宋昭公的祖父，他的夫人则应当是宋昭公
士在鹿头关下布阵挑战，并在阵后埋下伏兵。结果郑、张二将倾全关之兵出战，高仁厚佯装败退，郑君雄等追击时中了埋伏大败而逃，于当夜逃到梓州，陈敬瑄得到消息后，又为高仁厚增兵三千，让其继续围攻梓州。在高仁厚的努力下，于六月间攻破梓州。杨师立战败身死，郑君雄等人持其首级出城投降，高仁厚也因此成功当上了剑南东川节度使。但是陈敬瑄只不过是利用高仁厚诛灭异己而已，并不是真心想加以重用。光启二年（886年）三月，陈敬瑄出于疑惧心理，将高仁厚骗杀，改任顾彦朗为东川节度使。由于陈敬瑄专擅西川地区，实际上并不受朝廷的指挥，所以田令孜看到众怒难犯时，才会自封三川都监，躲入陈敬瑄的府邸以求庇护。后来当皇帝李儇下诏剥夺田令孜的官爵，将他流放端州时，田令孜以陈敬瑄为依托，迟迟不肯前往流放地点，皇帝李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当巴蜀地区战乱不断时，已经出任利州刺史的王建始终是静观其变。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忌惮其骁勇善战，多次想召王建到梁州，而王建知其不怀好意始终不肯应召。光启三年（887年）三月，王建手下一个叫周庠的官吏建议王建，说唐朝的国运就要结束，如今藩镇虽然互相征战不断，但都是无雄才大略之辈。不过王建是个例外，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士卒爱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而利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难以长治久安，阆州（今四川阆中）地僻人富，其刺史杨茂实是陈敬瑄、田令孜的心腹始终不听朝廷指挥，不如趁田令孜现在失势之际，兴兵加以讨伐，相信一战可以成功。王建最终采纳了周庠的建议，领兵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进攻阆州，赶走杨茂实后自称阆州防御使，并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势力。当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曾经与王建一起在神策军共过事，知道王建骁勇善战，心中颇为忌惮，因此一再派使者前去修好，并不断供应军粮。王建鉴于自己羽毛未丰，暂时也愿意与顾彦朗相安无事，所以接受了顾彦朗的示好，在阆州休养生息静观天下之变。光启三年（887年）十一月，陈敬瑄看到顾彦朗与王建关系友善，担心两人联合对付自己，便与田令孜商议对策。田令孜认为王建是自己的义子，只是因为不被杨守亮所容，才去攻占阆州，自己只要修书一封，就可以将其招至陈敬瑄麾下。王建接到田令孜的信后大喜过望，以为可以向田令孜和陈敬瑄讨要较大州的刺史之职，于是便把家属送到梓州托付给顾彦朗，自己则带领两千精兵西行准备进入成都。不过当王建走到鹿头关时，有人建议陈敬瑄，认为王建如狼似虎，不应该将这个祸头引到成都，于是陈敬瑄便产生后悔之情，急忙派人前去阻止王建入关，并派兵增强守备。王建得知陈敬瑄反悔后，顿时勃然大怒，领兵强行破关而入，并在绵竹击败前来阻击的汉州刺史张顼，攻占汉州后又成功攻占德阳，而顾彦朗这边也派其弟顾彦晖发兵助王建进攻成都。但是因为成都守备十分严密，王建接连攻打三天不下，于是便退守汉州以图再进。关于王建在蜀中称霸的事情，我们在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当时各地在藩镇们的互相攻伐下，全国动乱不已，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对此无能为力，而此时由于皇帝李儇身体每况愈下，出现了皇位更替局面。文德元年（888）年二月七日，经过长期流亡和经历诸多藩镇轮番折磨的皇帝李儇生了一场大病。或许他自知病情不妙，到了二月十四日病情有所好转时，他便踏上归途，于二月二十一日到达长安。次日李儇宣布大赦天下，并改元“文德”，希望通过此举能够使自己有一个新的开端。但是大赦、改元之类的文字游戏既不能挽救已经走向衰亡之势的帝国，同时也驱除不了始终纠缠李儇的病魔。三月五日，李儇病情忽然恶化，太医们束手无策，只好如实地告知朝臣们准备后事。不过，李儇嬉戏一生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群臣认为吉王李保在诸王中年岁较大，而且最为贤明，有意拥立其为帝，但是遭到宦官杨复恭的反对。当时杨复恭矫诏立寿王李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并让右军中尉刘季述率领神策军将李杰从十六王宅迎接到少阳院，接受百官的朝见。次日皇帝李儇驾崩，李杰在杨复恭等人的拥立下成登基，并改名李敏，后又改名李晔。十月三日，皇帝李儇被安葬在奉天县东北十里处的靖陵，庙号“僖宗”。这个庙号倒是很符合他生前的作为，不过在他身后的大唐帝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留给他弟弟皇帝李晔的是一个“如线之仅存”的局面。第七章重振唐威重修政策据史料记载，李晔身材魁伟，举止端庄，眉宇间英气逼人，颇具帝王之姿。他自幼聪颖好学，在诸王中称得上是贤明的一个。当时按照惯例诸王不得参政，但是僖宗李儇逃亡成都后，百官未集，人手短缺，所以时为寿王的他才有机会参与朝政。虽然当时朝廷的大事小情没他做主的份儿，但对于他熟悉朝政和时局颇为有利，这也为他日后执政打下了一个基础。虽然李晔没有想到皇位会落到自己头上，但成功登基之后，他还是迅速转换了角色。面对时局动荡，人心浮动的局面，李晔明白自己当务之急就是先稳定民心，取得朝野上下的一致支持。当时皇帝李晔为了扭转懿、僖两朝的奢靡之风，提倡厉行节俭。他曾经告诉杨复恭，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德行，全是杨复恭力排众议将自己扶上皇位，所以在生活上不应太多奢华，应提倡节俭以示天下。懿、僖两朝时，每日都要换一套新衣服，还要求太常寺每日献上一首新曲。皇帝李晔认为这实在有些过分，于是下诏免除，同时削减了宫中很多不必要的开支。除了避免奢靡之风外，李晔和他父皇李漼以及皇兄李儇不同的是，他的志向是想恢复祖宗辉煌的旧业，重新实现号令天下。因此他十分重视对人才的选拔，昼思“名实相符之士，艺文具美之人”，夜里则“梦寐英贤”，并破格提拔了一批人才，想以此来扭转懿、僖两朝以来朝廷政令不行，李唐皇室地位日渐低落的局面。除此之外，皇帝李晔重修政策的最大特点，同时也是其标志性的做法就是加大儒学对于政治的影响。当时李晔虽大力提倡道教，同时也重视儒学的作用，以期扭转当时社会崇佛佞道的风气。例如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宰相兼国子监祭酒孔玮请求完修太学，李晔采纳了孔玮的建议。他认为国家之规首先要从学校做起，治理官吏没有比儒学更好的办法。针对当时国库空虚的现状，李晔号召诸道观察使、刺史及其幕僚宾客尽可能地予以分担，以助太学的完修工作。皇帝李晔即位之初，采取了诸多措施稳定政局，并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得朝臣们对于整个国家又看到了一丝曙光，朝廷内外为有李晔这样的明君而倍感欢欣鼓舞。当时已经暮气沉沉的大唐帝国犹如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一时间朝廷上下顿时充满活力。但纵观李晔即位以来的时局，他面临的挑战却是十分严峻的。当时拥立李晔登上皇位的宦官杨复恭控制着禁军，而且左右朝政，为所欲为，李晔初登大位，不得不对其曲意逢迎，事事姑息迁就。各地藩镇则是继续作乱，割据一方，目无朝廷，可以说朝廷的地方行政组织已经完全被藩镇所取代。而经济上的情况更为不妙，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各藩镇出于兼并的需要，拼命扩充军队，使得劳动力资源趋于枯竭，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皇帝李晔为了扭转内有权臣，外有强藩的局面，处心积虑地初步制订出一套适应形势的策略。经过对时局的分析，他觉得在稳定民心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除宦官专权，恢复皇权威严，以及抑制藩镇，恢复中央集权。为了恢复皇权威严，当时皇帝李晔对朝廷中枢机构作了一番调整。唐朝中后期，中枢体制中存在四股力量，即宰相、翰林学士、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皇帝通常是通过重用一者来掌握政权。在这四者之中，最有实力的当数神策军中尉和宰相，前者控制御林军，维系朝廷安危；后者则是政府官员和首脑，掌握政权机关。相比之下，枢密使和翰林学士手中没有实权，只能在决策中起一定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朝廷局势的变化，四股力量的实力并不是决定他们在中枢体制中地位的唯一因素，换句话说四股力量都有过专权的时候。例如枢密使王守澄在穆、敬两朝显赫一时，宰相李德裕则在武宗李炎时期大权独揽。皇帝李晔即位后，由于神策军使杨复恭具有拥立之功，更是权倾朝野。上述这种现象说明，四者在中枢机构中没有固定的次序，他们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皇帝的倚重程度。而现在皇帝李晔也要依靠其中一种力量来辅佐自己，但是时任神策军使和枢密使的杨复恭作为宦官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的专横跋扈也不能被皇帝李晔所容忍，因此李晔只能在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选择。李晔景仰的是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以及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时刻梦想着恢复祖宗的基业。翰林学士是在唐朝中后期才进入中枢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而目前宰相的权力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必须要加以扶持。在这种心理作用下，皇帝李晔将宰相当作了重用和依托的对象。朝政大事都与宰相商议，对有才能的朝臣必定让其进入宰相班子，例如，杜让能曾经对僖宗李儇忠心耿耿，在逃往山南时，不畏艰险始终相随，得到了李晔的极高赞许，所以李晔即位后再度进入宰相班子又如李晔听说张浚多方略，也将其招进宰相班子。事实证明，后来在削除宦官、抑制藩镇的行动中，宰相们为皇帝李晔做了不少谋划，从某种角度而言，也为重振李唐皇权做了贡献。面对日益强势的藩镇，皇帝李晔越发感觉到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即位之初，便招兵买马扩充禁军，想要以强硬的姿态对待藩镇。在安史之乱前，禁军主要负责宫城守卫工作，安史之乱后，朝廷组织了神策军，除了负有禁军的职责外，更重要的是作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工具。前边我们说过黄巢攻破潼关后，跟随僖宗李儇逃往蜀中的仅有五百神策军，后来田令孜在蜀中不断招募军队，才使得禁军达到了四五万人。而光启二年（886年），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两池盐，当李克用和王重荣联兵进逼长安，田令孜挟持僖宗李儇逃往宝鸡时，护驾的禁军只有数百人，可以说动乱不已，使得朝廷重组中央禁军的计划再度夭折。李晔认识到皇室衰微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支足以震慑强藩的禁军力量，所以才使得各地藩镇拥兵自重，目无天子，嚣张跋扈。同时他也看到宦官统领下的神策军贪污腐败，战斗力急剧下降，于是便决心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进而实现削藩的目的。大顺元年（890年），皇帝李晔与宰相们谈论古今治乱的事例。当说到每当皇权衰落的话题时，宰相张浚认为李晔即位之初在内受制于宦官，对外则受制于藩镇，大唐历代皇帝也没有陷入过如此窘境中。面对如此痛心的现实，张浚建议李晔应该使用强兵威服天下。这个建议与皇帝李晔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开始在京城长安大规模的募兵，仅在短短的十天之内，便募集到十万之众。可以说募兵成果显著，其人数已经超过了前代，当准备工作略见眉目后，急于求成的皇帝李晔便开始着手实现他抑制藩镇、铲除宦官的方略。恰逢此时蜀中发生形势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利州刺史王建起兵攻打西川节度使陈敬瑄。当时王建在西川地区大肆劫掠，西川十三州尽皆遭到荼毒，陈敬瑄因与王建兵戎相见，导致对朝廷的贡赋被迫中断，于是王建便趁机以此为借口上表请求讨伐陈敬瑄，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因与陈敬瑄历来矛盾颇深，也附和王建奏请皇帝李晔罢免陈敬瑄。对于蜀中地区骤然发生的形势变化，皇帝李晔认为这是个抑制藩镇的绝好机会，而且他对陈敬瑄早就抱有成见，加上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便诏令韦昭度代替陈敬瑄为西川节度使。而陈敬瑄拒不奉命，对于这一点早在李晔的预料之中，面对陈敬瑄的嚣张跋扈，他决定首先拿陈敬瑄开刀，以实现他重振唐威的夙愿。讨伐西蜀李晔时刻没有忘记当年田令孜的那一鞭之辱，即位后就诏令将田令孜贬职流放。不过，由于身在蜀中的田令孜拒不奉命，李晔鞭长莫及也是无可奈何。当他接到王建和顾彦朗二人的奏章后，认为制裁田令孜的机会已然来临，立即批准奏章，并于六月任命韦昭度为中书令，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等使，改任陈敬瑄为龙武统军。陈敬瑄明白皇帝陛下是想要架空他，于是和田令孜一样拒不奉命，并加固城防，操练士卒，准备对抗朝廷。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晔决定出兵西川，一方面试图通过武力震慑诸多强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当年田令孜的一鞭之辱。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皇帝李晔任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领兵征讨西川，诏令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协助征讨，同时割邛、蜀、黎、雅四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充行营诸军指挥使。十二月二十五日，李晔下诏剥夺陈敬瑄的官爵，这也标志着讨伐西川的战役正式拉开帷幕。当时杨守亮、顾彦朗各有一方领地，无法抽出太多兵力，而且韦昭度是一介文人，不习武备，加上禁军刚刚组建，实战能力不足，因此王建就成了讨伐西川的主力军。但是王建已经得到朝廷承认，又有了自己的封地，私心甚重的他不急于和陈敬瑄速战速决，屯驻新都着手扩充兵力。一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四月，王建才兴兵攻打蜀中重镇彭州。彭州守将杨晟日常抚恤士卒，士兵们拼死抵抗，王建久攻不下，便将彭州团团包围，试图困死杨晟。陈敬瑄得到消息后，派眉州刺史山行章领兵五万进驻新繁援救杨晟。王建采取围城打援策略，主动分兵进攻山行章，大获全胜，山行章仅以身免逃走。最终杨晟见援军不至，自知彭州难保，便领兵退守三交（今陕西鸡西），而山行章则收拾残部屯守濛阳与王建相持。双方就这样相持了半年多的时间，到了十二月，王建再次兴兵攻打山行章以及前来增援的西川将领宋行能，最终在广都（今四川双流）打败对手。宋行能只身逃回成都，而山行章则继续退守眉州（今四川眉山），不得已向王建投降。大顺元年（890年）正月，王建移兵攻打邛州。当时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心腹，但是毛湘根本不是打仗的料儿，即使有陈敬瑄派来的大将杨儒带领的三千援兵，他依旧每次战败后丢盔弃甲的退回城内，这也导致杨儒最终投降王建。王建将其收为义子，改名王宗儒。不过毛湘虽然每次战败，但邛州的防务做得十分严密。王建见邛州城坚粮足，一时难以攻下，便留下判官张琳为邛州招安使继续围攻，自己则带领大部分人马回师成都，在城东安营扎寨。王建这一路人马基本上是打打停停，而皇帝李晔指派的官军，在韦昭度的率领下进入西川，在唐桥扎下营寨。面对韦昭度的到来，王建态度恭敬异常，攻城时服从韦昭度的调遣，而且作战勇猛。相比之下，韦昭度的文人懦弱性格在战场上表露无遗，王建攻城时请他戎装观战，可是韦昭度却担心被流矢所伤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战，引起诸将的轻视之心。韦昭度懦弱的性格，从某种角度而言导致官军进剿力度十分有限。当时陈敬瑄分兵在犀浦、导江等县驻军，与成都形成掎角之势，为了加固城防，规定城中每户不论有多少人，都必须出一个人参与守城任务，白天广挖深壕，晚上登城巡警。面对陈敬瑄严密的防守，韦昭度倒是提出了一个可行的建议——招降。当韦昭度在城墙下进行招降时，遭到了陈敬瑄的辱骂，他认为自己有先帝僖宗李儇御赐的免死金牌，谁也不能违背先帝的旨意，随意处置自己。韦昭度只得退回营帐，继续研究作战方案。蜀中州县看到官军围剿陈敬瑄，见其大势已去，于是纷纷向王建投降，例如大顺元年（890年）新年刚过，简州将领杜有迁挟刺史投降；二月，资州将领侯元绰挟刺史投降；四月，蜀州刺史任从海因战败想要投降，结果因事情提前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10月18日午前3点钟开始，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须藤五百三的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12月第一版，第60～65页。）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1.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2.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15根／天。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15根香烟，可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3月2日至10月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本年3月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37.6°C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呜，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46～52之间，脉软弱，110～114次/分钟。体温下降，为35°C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呜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19日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5时20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1.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2.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3.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4.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5.鲁迅之死，纯属病死。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1936年5月所拍的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2.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3.“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4.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5.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痨病”。“十痨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溥佳是这样说的：“……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300万两银子的贿赂；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65－67页。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仙人引路”。晋宏逵：太和殿一共八条戗脊76，上面有八组脊兽。每组里面的前几个脊兽没有什么奇怪的，但由于它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建筑，所以它上面的脊兽用到了十个。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最高建筑，脊兽只有九个。每组中的第十个脊兽，在全国只有故宫才有。王鲁湘：在全世界也只有这八组。所以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琉璃件，从唯一性来说也是价值连城的。晋宏逵：而且它的形象很奇怪：形似猴，却背生双翼，手持金刚宝杵。王鲁湘：它应该叫什么名字？晋宏逵：文献上也没有确切的记载，在文字上是写成“行什”，似乎就是个排行，也有人说是雷公。王鲁湘：应该是雷公。古艺犹存从明永乐到清乾隆，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与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百年大修，从古建筑本身的修护，到附着其上的古老技艺的传承，不仅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和保护，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抢救。只有把这些都做好，这份遗产才称得上完整、真实。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古老技艺和工程方法一直沿用至今。我们今天在大修中运用的工艺和600年前明朝工匠的手法并无二致。李永革77：故宫在古建传统工艺技术的传承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套班底是从五十年代初建立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副院长，叫单士元，老先生对这方面非常重视，五十年代初就把这些行业中身怀绝技的十位著名老匠人请到故宫，号称“十老”。现在故宫里四五十岁的这些匠人，基本上属于“十老”的第三代了，但这些人都是受过真传的。现在我们这还有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的人。故宫传统工艺中最奇妙的就是彩画。故宫里的彩画应该说是全国等级最高的彩画。画彩画在过去有个行话，叫“高彩匠”，这个画法和在纸上画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建筑上画一个人物，和在纸上画比例就不一样。一般画一个人物，头部的比例大约占人体的七分之一，但在高处画一个人物的话，他的头部就占六分之一，因为人是仰视。倦勤斋屋顶通景画局部倦勤斋屋顶通景画细部位于宁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是此次大修工程的一个重点、难点。倦勤斋修建于乾隆年间，为了让自己归政后有个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乾隆帝对倦勤斋的内饰设计可谓煞费苦心。其中最令人叫绝的是屋顶上的一幅通景画，它融西洋透视技法和中国绘画装潢技术于一身，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宝。王鲁湘：让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这个内饰设计走近的时候看，画的全是一朵一朵的紫藤花。一开始看是平面的，没怎么在意，然后我往乾隆看戏的宝座上一坐，再仰头一看，当时就腾地一下站起来了。天顶上那些紫藤好像全垂下来了，它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视觉上的幻觉。晋宏逵：它那藤萝花不是圆的，不是一团一团的，而是有透视的。它的各个方向都和人的视觉相适应，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王鲁湘：但是我一坐下，就全都变成垂直的了。晋宏逵：这因为这个画就是为这个位置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看就是垂直的。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过程共花费了近百道工序。如此大面积的画面修缮对于故宫的专家们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为此，美国世界文物保护基金会特意选派专家进行技术支援。历时一年多的努力之后，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此次大修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采用了国际上最先进、最成熟的古建及文物修复技术，并且通过多次试验，大胆地采用了一些以前从未使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以确保修缮过的建筑得以长久地保存。李永革：以前的传统工艺缺乏一些数据方面的规定，完全是凭经验，像油的熬制、灰的配比、油漆的颜色，以前全是凭经验搭配和运用。这次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检测手段进行检测，然后科学地进行修复。另外，这次我们和外边的一些科研部门也进行了大量的合作。像屋面、苫背，以前的修复就是凭经验一遍一遍地往上上灰背，这次我们通过和科研部门合作，对灰背的抗滑移也做了检测工作，保证修出来后万无一失。曾经的故宫，庞大而神秘，甚至还有点儿老朽。几十年过去，这个古老的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这些对故宫实在算不上什么。她依然安详地端坐在北京城的正中，沿着那条中轴线一路向南，黄河、淮河、长江、珠江，一眼望穿，笑看风云。如今的故宫，正在技师和工匠们的手中，正酝酿着新一轮的胎动……试看天下英雄，谁主神州沉浮！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不是他妈的百科全书！”他被控有罪，而她仅仅结识他六个月，不过他已经明白她有多绝望。然而，他接受了大本的《圣经》，并且要她把书和鞋放在写了他的名字和编号的桌上。他要她写下来，仿佛她难以记住五个排在一起的数字似的。她还买了火腿三明治（他在信上写着他们可以在探监区吃上一顿野餐式的午饭），但他紧张激动得要命，吃不下去了。别的探监人似乎与被探视的囚犯过了很愉快的一段时间。孩子们在一起打闹，蜷在他们父亲的怀里，玩弄着他们的面颊、头发、手指。女人和姑娘们触摸着男人，低声悄语，放声大笑。她们都是常客——与长途汽车司机、狱警和咖啡车的售货员都很熟悉。囚犯们高兴得目光也柔和了。他们注意到了一切，对一切都大发议论：小男孩们拿给他们的装在棕色大信封里的成绩单，小女孩们头发上的扁平便帽，女人们外衣的样子。他们仔细聆听着不在场的亲友们的详细情况，对家中的新事务提出建议和指导。在西尼卡看来，他们似乎都男人气概十足——在掌握探监活动上个个像领袖人物，管的事情从坐在什么地方、纸包放在哪儿，到医疗建议和要寄来的书籍。他们从来闭口不谈狱中的生活，而且对身边的狱警熟视无睹。或许他们脑子里想着阿提卡（古希腊中东部一地区，此处指坚定的信念。）。她想，也许在监狱里待得日子久了，艾迪也会这样。不再像自被传讯以来第一次探监时那样愤愤不平，仿佛是个牺牲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那本《圣经》太大，让他发窘。三明治上是芥末酱而不是蛋黄酱。他一点不想听她在一所学校的咖啡室找到新工作的事。只有索菲和伯纳德让他感兴趣：它们的饭食。晚上她让它们出去吗？它们需要好好地长跑锻炼。只有在它们外出时才用得上口套。她在探监大厅离开了艾迪·特托尔。她答应了他四件事。寄给他狗的照片。把立体声音响卖掉。让他母亲兑换掉储蓄债券。给律师打电话。寄、卖、让、打，这是她得以记住这些事的方法。西尼卡在去长途汽车站的路上绊了一下，单膝跪倒在地。一名狱警走过来，把她扶起。“留心啦，你瞧，小姐。”“对不起。谢谢。”“你们这些女孩怎么会想到穿那玩意儿走路呢，我想不出。”“大概是为了让你们看着觉得好吧。”她微笑着说。“在哪儿？荷兰吗？”他开心地大笑，露出了两排金牙。西尼卡调整了一下她的背包带，问他：“韦奇塔离这儿多远？”“那要看你怎么去了。坐小汽车，要用——噢，十或十二小时吧，乘长途车要长些。”“噢。”“你有家人在韦奇塔？”“是的。不。嗯，我男朋友的家在那儿。我打算去看望一下他母亲。”那狱警摘下帽子捋了捋他的平头。“那很好啊，”他说，“韦奇塔有美味烧烤，你一定要尝尝。”在韦奇塔的什么地方大概是有美味烧烤，可不在特托尔太太的家里。她家是严格吃素食的。在她的餐桌上绝对没有长冠子、长羽毛、长鳞壳的东西。七种主食和七种蔬菜——每天换吃其中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就这样过一辈子。她计划要做的事——不，她不会为别人把她丈夫留给她的储蓄债券兑换成现金，更不用说那个开车轧过一个小孩还撇下不管的人，哪怕那人是她的独子。“噢，不，特托尔太太。他不知道那是小孩。艾迪原以为那是个……是个……”“什么？”特托尔太太问道，“他以为那是什么？”“我不记得他怎么对我说的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做那种事的。艾迪爱孩子。他真的挺爱的。他心眼真的挺好。他要我给他带去一本《圣经》呢。”“这会儿他已经把书卖掉了。”西尼卡把目光移向别处。电视屏幕闪着亮光。画面上，一些面容严肃的男人彬彬有礼地彼此讲着谎话。“小姑娘，你认识他还不足一个生长季节呢。我可是认识了他一辈子。”“是的，女士。”“你以为我打算让他把我送进济贫院，好让一个滑头律师过富裕日子吗？”“不，女士。”“你在电视上见过水门事件中的那些律师吗？”“没有，女士。见过，女士。”“那就好。再别提这件事了。你想不想吃些晚饭？”主食是小麦面包，蔬菜是羽衣甘蓝。靠浓烈的冰茶把这顿饭送下肚子。特托尔太太没有提供床让西尼卡过夜，于是她就在韦奇塔夜晚柔和的空气中沿着静静的街道走去。她这趟出来没有辞去工作，但校长说得很清楚：这么快就缺席不是一个新雇员的优点。说不定她已经被解雇了。也许特托尔太太会让她给她的室友打电话，弄清有没有电话说“不必再受累回来了”。西尼卡转回身，重新踏上台阶。她在门口举起手，正准备敲门，却听到了抽泣声。是孤助无援的母亲那种悲痛欲绝的哭声——那声音这世界上再没有别人哭得出来。西尼卡退了回来，然后走到窗前，用左手按住胸口让心跳慢下来。她一直保持着这姿势——想象着小小的红色心瓣不停震颤着，尽量让它恢复到正常的节奏——一路跑下砖砌的台阶，上了便道，绕过肮脏的街道，然后是碎石路，然后是水泥路，一直跑到长途汽车站。只是在叉开双腿坐到塑料长凳上时，她才屈服于那一直响彻耳鼓的哭声。特托尔太太独自一人，身边没有他人，便不再顾及理智和气度，放声尖号，如同她从来不吃的禽鸟鱼畜似的——就像幼仔被抓走之后的母狼、母鲸、鸥鸟。她双手抓着头发，脸上湿漉漉的，嘴巴大张着。西尼卡感到气短口干，便赶紧从那哭声中逃了出来。她快步沿着或宽阔或狭窄的街道走着，在接近城里的商业区时才放慢脚步。走进车站之后，她从售货机里买了花生仁和姜汁水，但当即就后悔了，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甜东西而不是咸的。她张开双膝，叠着脚踝，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把花生仁和姜汁水装进袋中。终于，她从极度惊恐中镇定了下来，而受伤女人的尖叫也在过往车辆的声音中听不清了。夜幕降临了，车站却像早晨高峰时段那样拥挤。太阳西下时，温暖的九月白天还没有凉下来。候车室凝滞的空气和户外的空气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旅客和他们的同伴都很平静，对旅途或告别不感兴趣。大多数儿童在大人的膝头、在行李和座位上睡觉，没睡觉的孩子起劲地搅扰别人。大人们手指夹着票，从脖子上抹着汗，拍着婴儿，互相低语。士兵们和恋人们查看着玻璃后面贴着的时刻表。四个头戴绒线帽的十多岁男孩在售货机附近轻声唱着歌。一个身穿灰色司机制服的男人溜达着，像是在找他的乘客。一个坐着轮椅的英俊男人优雅地转动轮椅进了门，只是设计得不方便的门让他稍稍有些气恼。西尼卡的车还有两小时二十分钟才出发，所以她在犹豫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看一场错过的电影：《冲突》、《驱魔人》、《骗中骗》都是热门的选择，但没有艾迪的手臂搂着她的肩头看电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想起他的处境和她磕磕绊绊的帮忙，西尼卡沉沉地叹了口气，但不必担心会落泪。她从来没哭过，即使发现吉恩那封靠在盒子上的信的时候，也没流过一滴眼泪。她在两个收养她的家庭里都受到很好的照料，也许还得到了疼爱，但她心里明白，并不是因为自己获得了两位母亲的认可，而是因为她乖乖地接受训斥，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拿什么，而且从来不哭。她正用吸管咕噜噜地喝着姜汁水，那个司机站到她跟前，满脸堆笑。“打扰了，小姐。我可以和你说一会儿话吗？”“当然。没问题。说吧。”西尼卡往一边挪了挪，给他在长凳上腾出地方，但是他没有落座。“我奉命向你提供五百美元，如果你有兴趣做一件既复杂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话。”西尼卡开口想说：既复杂又轻而易举？他的眼睛是云灰色的，而制服上的纽扣像古金币那样熠熠闪光。“噢，不啦。谢谢，我是路过这里，”她说，“我的车两小时之后就开了。”“我明白。不过那工作不会用很多时间。也许你可以跟我的雇主——她就在外边——谈谈，她会给你说清楚的。当然，除非你急着要去哪儿？”“她？”“是的。福克斯太太。走这边。只消一会儿。”离车站入口几码远的地方停着一辆小轿车，在明亮的街灯下抖动着。司机打开门，一个很漂亮的女人转过头来冲着西尼卡。“你好，我叫诺玛。诺玛·基恩·福克斯。我在寻求帮助。”她没有伸出手，但她的笑容让西尼卡以为她想握手，“我能和你谈谈吗？”她穿的白色亚麻布上衣是无袖的，领口很低。她的米黄色裙子很长。她放下叠着的腿时，西尼卡看到了鲜亮的凉鞋和涂成珊瑚色的脚指甲。香槟色的头发掠到耳后，没戴耳环。“什么样的帮助？”西尼卡问道。“到车里来，我好解释。隔着敞开的车门谈话挺别扭的。”西尼卡迟疑着。福克斯太太笑起来，声音像银铃，还富有温情。“没事，亲爱的。要是你不愿意，可以不接受这工作。”“我没说我不接受。”“那好。来吧。车里边要凉快些。”车门的响声轻而深沉，而福克斯太太的殷勤礼数让人无法拒绝。她说，是些私密事。当然，绝不违法，只是隐私。你会打字吗？会一点？我要找一个不是这一带的人。我希望五百美元就够了。对一个真正聪慧的姑娘，我还可以再多付些。就算你决定不做这项工作，大卫会用车把你送回汽车站。这时西尼卡才意识到小轿车早已开动了。车里的灯还亮着。空气很凉爽。车子像在飘动。诺玛继续说，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只是狭隘闭塞，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不会到别的地方生活。我丈夫不相信我，我的朋友们也不相信，因为我来自东部。我一回到那儿，他们就说“韦奇塔”？就是那种口气。可我喜爱这地方。你是哪里人？我想就是嘛。这儿的人不穿这样的牛仔裤。他们其实应该穿，我是说，要是有翘屁股的话。就像你一样。是啊。我儿子在莱斯。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不过只在列昂——他是我丈夫——不在的时候，才能把所有事完成。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结婚了吗？唉，我要做的事只要是个聪明女子都能做。你不涂口红吧，涂吗？好的。你的嘴唇就像涂了口红一样可爱。我告诉大卫，请找一个聪明姑娘。不要农家女。不要挤奶妇。他挺棒的。他找到了你。去我们那地方出城还要走一段路。不，谢谢你。我消化不了花生。噢，亲爱的，你准是饿了。我们会有一顿挺好的晚饭，到时候我就给你解释我要做的事。只要你照要求去做，真的很简单。那是件私密工作，所以我宁可雇一个陌生人而不要本地人。那是你的真睫毛吗？好极了。大卫？你知道玛蒂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好了一顿地道的晚餐？我希望没有鱼，你喜欢鱼吗？堪萨斯的鲑鱼美味极了。我想有些炸鸡，妙极了。我们这儿有喂得极好的家禽——它们比大多数人类吃得都好。不，别扔掉。给我吧。谁知道呢？可能会派得上用场。西尼卡在随后的三周里住在豪华的房间里，和讲排场的诺玛在一起，食物精美得让人不好意思去吃。诺玛用许多亲密的字眼叫她，但一次都没问过她叫什么名字。前门从来不锁，她要是愿意，随时都可以走。她没必要待在那里：从骄傲自得转向遭受难堪的羞辱，从享受娇宠变为被耍弄，从享用涂上鱼子酱的果子馅饼到吃劣质食品。但痛苦烘托了愉悦，成了它的镶边。羞辱使得屈服变得深沉、敏感。而且持久。当列昂·福克斯打电话说他马上回来时，诺玛给了她那五百美元和一些衣物，其中包括一件开司米披肩。按照约定，大卫驱车把她送到汽车站，他的纽扣在阳光中格外耀眼。一路上他们没说一句话。西尼卡在韦奇塔闲逛了几小时，在一个咖啡馆中稍停，又在市立公园中小憩。她一时不知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在监狱附近找一份工作，待在他身边吗？那就意味着要听他的话，为没有兑换他母亲的储蓄债券向他道歉。回芝加哥去吗？恢复她结识艾迪之前的生活吗？临时的朋友。临时的工作。临时的住所。偷吃食品。艾迪·特托尔让她过了六个月的安定日子，如今他已经离开了。也许她该继续向前走？那司机为诺玛找到了她，就像抓住了一个漂泊的小动物。不，还不止于此。只不过像个你想和它玩一会儿的宠物——只玩一会儿——而不想久养。不是爱。不给它起名字。只是喂它，和它玩儿，然后便把它送回它自己的栖息地。她有五百美元，除去艾迪，没人知道她在哪里。或许她应该这么过下去。西尼卡还没想好怎么做就看到了第一个藏身之处——一辆运水泥的平板拖车。她被发现的时候，司机拽住她的衣服，又是查问，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还夹杂着温和的调情。西尼卡起初一语不发，然后突然说要去卫生间。“我得去。憋不住了。”她说。那司机叹了口气，放掉了她，还在背后最后一次大声警告了她。后来，她搭了几次车，可是她不喜欢冒险搭车时不得不接受的搭讪。她只喜欢漫无目的的旅行，与世隔绝，藏身在悄然无语的货物中间——没人知道她躲在那里。后来她发现自己待在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上的一堆空筐子当中，又跳下来跟随一个没穿外衣的女人，那是她第一次迅速做出有主张的事。那抽泣——还是傻笑——的女人现在已经走了。雪也停了。楼下，有人在叫她的名字。“西尼卡？西尼卡？来吧，宝贝。我们在等着你哪。”迪万“我来跟你们说说爱，这个愚蠢的词你们相信是关于你是否喜欢某个人或某个人是否喜欢你，或者你为了得到想要的某个东西或某处地方而容忍某个人。或许你们相信这个词是关于你的身体如何呼应另一个身体，如同知更鸟或美洲野牛，或许你们相信爱是力量、自然或命运对你们的垂青，至少不会伤害、杀死你们，即便如此，那也是对你们有好处的。“爱完全不是这码事。在自然界没有这样的事。在知更鸟、美洲野牛或者你猛摇尾巴的猎犬当中没有，在盛开的花或吃奶的马驹当中也没有。爱只是神赐的，而且始终很艰难。如果你认为爱很容易，你就是傻瓜。如果你认为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是瞎子。爱是一门应用学问，除了上帝，没有道理或原因可言。“你们不配有爱，无论你们曾经忍受过什么不幸。你们不配有爱，即使有人冤枉了你们。你们不配有爱，因为你们只想要爱。你们只能赢得——通过实际行动和仔细思考——表达爱的权利，而且你们还得学会如何接受爱。这就是说，你们得赢得上帝。你们得照上帝的谕示去做。你们得心里想着上帝——非常认真地。而如果你们是勤奋的好学生，就可以把握表达爱的权利。爱不是一件礼物。爱是一种证书，一种授予特权的证书：表达爱的特权和接受爱的特权。“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已经毕业了呢？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是你是人，因此是可教育的，因此是能够学会如何学习的，因此是对上帝感兴趣的，而上帝则只对他自己感兴趣，就是说他只对爱感兴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上帝对你没兴趣。他对爱有兴趣，只赐福给那些理解并分享那种兴趣的人。“举行婚姻圣礼而又没准备走那段路程或不肯弄清上帝真爱的男女，不可能兴旺发达。他们可以像知更鸟或鸥鸟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彼此依恋，做生活伴侣。但是，如果他们回避这强有力的进程，到了人人都要为他们永恒的生命受审判的时刻，他们的依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上帝保佑纯粹和圣洁的人。阿门。”伴随着普立安牧师的话语，一些“阿门”声很响亮，另一些人却吞吞吐吐，有些人则根本就没张嘴。安娜心想，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而在于是谁。普立安责备的是谁呢？他的话是针对年轻人，要他们约束自己自私的生命吗？要不就是针对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们放任年轻人心神不宁、四处滋事，他们早在大炉灶上出现那只拳头之前就招他怨恨了。她想，最可能的是，他在用他所热爱的长期而广泛的卫理公会的教育来压倒理查德。是一块砸碎他同事传达的神谕的石头。神谕则如永久的内心引擎，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吼叫着，震颤着，推动你去做你自己和他的工作——但若是闲置了，锈蚀了，就会和一个冻坏的离合器一样，无法激励灵魂了。她想，大概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说通过颜真卿的努力，进而开辟了敌后第二战场。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平原郡的城门之南，所有人共推颜真卿为反抗叛军的盟主。在如此危急局势下，河北、河南地区对叛军的反抗终于形成了体系，逐渐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安禄山一定想不到自己会陷入如此窘境，当他回味过来时，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一片晦暗的景色。安禄山！你的血腥屠杀换回来的终将是不屈不挠的反抗！气节颜真卿在河北的大动作不仅惊动了安禄山，同时也让远在长安的李隆基大为惊讶。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河北诸多州县陷落于叛军之手，让李隆基感到十分失望，他曾经无奈地发出“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的感叹。现在颜真卿的横空出世，让李隆基的精神为之一振，虽然他早已经忘记了颜真卿的模样，但他知道颜真卿起兵后，还是兴奋地对朝臣说了一句话：“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一个曾经在朝为官被排挤出去的人，一个让自己没有什么印象的人，居然会为自己尽忠到底，当李隆基知道颜真卿在河北的举动后，他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忠臣。感慨良久的李隆基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支持颜真卿，为此他派出了郭子仪率领朔方军从山西东下河北作战。郭子仪受命出征后，先是在单于都护府的振武（今内蒙古托克托南）军击败了前来进犯的安禄山手下大同军使高秀岩的叛军，继而攻克了河东道的静边（今山西右玉）军，又在河曲（今山西永济）第二次打败高秀岩，最终一直打到军事战略要地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马邑（今山西朔县）等地，进而打通了东进河北的道路。当颜真卿知道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之后，他的自信心进一步提升，在安禄山无暇东顾的情况下，颜真卿果断向西急速收复领土，试图与在山西的郭子仪会合。但就在此时，从东都洛阳传来了噩耗，他的哥哥颜杲卿被安禄山无情地杀害！颜杲卿在常山虽然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但因时间仓促仍不具备公开举兵的条件与时机。鉴于安禄山准备西进潼关直指长安、颜真卿在河北公开举兵以及郭子仪在山西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为了牵制与阻滞安禄山西进的速度，配合颜真卿在叛军后方的作战，颜杲卿决定提前举兵。此时恰巧安禄山派遣手下的部将高邈回到幽州去征兵，以解决河南境内兵源不足的问题，颜杲卿决定举兵的时候，高邈已经完成了征兵的任务，正在返回洛阳的路上。在颜杲卿看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突袭机会。当即，颜杲卿任命部将冯虔率领五千人马在槁城设伏，突袭半路经过的高邈。突袭高邈的过程十分顺利，顺利得甚至有些出乎颜杲卿的预料，在将高邈押进牢房的同时，颜杲卿又得到了一个消息，安禄山的部将何千年从东都洛阳回范阳督粮，于是又一举擒获何千年。擒获高邈并没有为颜杲卿带来什么，但擒获何千年却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何千年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在面对颜杲卿的时候，他为了保住性命，向颜杲卿献上了自己的计策：“现在太守想要效忠大唐，开始计划的时候一切都做得很好，现在更应该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看太守的人马都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叛军真要是打过来，恐怕难以应对。您应该把城外的河沟挖得深深的，城墙的壁垒筑得再高一些，不要同叛军硬碰硬，等到郭子仪的朔方军来到后，合力一同进攻叛军。现在我建议您发檄文到赵、魏之地，让他们切断通往范阳、幽州等地的要道，对外宣扬李光弼率领的大军很快就会通过井陉，并游说正在攻打饶阳的张献诚，明确告诉他，他手下的那些人全都是地方的民兵，根本抵挡不住即将到来的朔方军，这样饶阳之围即可解除。”何千年一番长长的话语，让颜杲卿不住地点头，于是他采纳了何千年的计策。事实证明，何千年的计策确实是个好计策，张献诚在听到朔方军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顿时大为惊恐，立即解散了人马，饶阳之围顿解。不仅如此，当时河北诸多郡县，除去范阳、卢龙、渔阳、密云、汲、邺六郡仍效忠安禄山之外，十七个郡县全部宣布归顺朝廷，至此河北地区反抗叛军的人马已经达到二十万以上。应该说颜杲卿采纳何千年的计策，一度使得河北的战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因为河北不仅是安禄山的老巢和兵源、军需补给的战略大后方，同时又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颜杲卿在河北搞出这么大的动作，对于准备西进攻打潼关的安禄山来讲，无疑增添了诸多难度，从某种角度而言牵制了叛军。话复前言，何千年的计策为颜杲卿带来了两个结果，前边说的是有利的结果，接下来要说说不利的结果，而这个不利的结果恰恰让颜杲卿送掉了性命。叛军西进潼关的时候，安禄山正在洛阳筹划他的登基大典，当他听到颜杲卿在常山居然连续捉住他的两员大将，并大有光复河北的意图时，让他十分恐惧。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安禄山决定派部将史思明、李立节统领藩、汉混合步骑攻打常山，又派部将蔡希德统兵一万从河内（今河南沁阳）出兵增援史、李二人，共同形成对常山的重兵合围之势。这里着重提一下，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中的“史”指的就是史思明。史思明，初名崒干，宁夷州突厥人，与安禄山为同乡。天宝初年，累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跟随安禄山讨契丹，任平卢兵马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后，他作为先锋平定河北，被禄山任为范阳节度使，占有十三郡，手下拥有八万人马。既然这场叛乱被称为“安史之乱”，就说明史思明和安禄山是不相上下的。虽然在叛乱的最初阶段，史思明算是安禄山的配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由配角变成了主角，这一点在后边我会详细说到，暂不赘述。事实上，史思明和李立节围攻常山并不可怕，问题的关键是颜杲卿由于匆忙地暴露了自己，还未来得及加固城防，史思明和李立节就已经兵临城下。无奈常山城中兵寡将少，难以抵抗，颜杲卿不禁心急如焚，急忙之中派人杀出重围前往太原向太原尹王承业求救。然而王承业拒不出兵，他的理由是太原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自己现在自顾不暇。就这样，颜杲卿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希望，但颜杲卿刚烈的性格，让他绝不甘心就此投降，他率众坚守危城，在势单力孤、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浴血奋战几昼夜。终于，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常山城破，颜杲卿与袁履谦巷战力尽，不幸被俘。颜杲卿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安禄山那里，安禄山并不理解自己如此优待颜杲卿，为什么这个人依然反水。所以他下令将颜杲卿押解进洛阳，自己要亲自审问这个人。“你本来是范阳一个小小的户曹（官名），我提拔你当了判官（官名），没过几年又提拔你当太守，我可是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当安禄山看到五花大绑的颜杲卿时，怒气冲冲地开口问道。“为什么要背叛你？你个杂胡！皇上如此恩宠你，你又为什么背叛皇上？”虽然被五花大绑，但颜杲卿并不屈服，怒目圆睁高声对安禄山喊道。安禄山本想用气势压住颜杲卿，但颜杲卿这突如其来的反问，让安禄山瞬间哑口无言。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时，颜杲卿继续向他开炮：“安禄山！你本来不过是营州放羊的杂胡，皇上提拔你为三道节度使，对你恩宠至极，皇上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居然兴兵作乱，涂炭生灵。我家累世为唐臣，官位都是大唐所赐，绝不是你安禄山提拔的功劳，怎么可能跟你这个乱臣贼子为伍，我为国讨贼，只恨未能亲自切下你的脑袋！杂胡狗！为什么还不赶快杀我？”颜杲卿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以至于眼睛已经血红。安禄山此时已然气急败坏，在颜杲卿骂完后，他气得从座位上站起来，然后指着颜杲卿恶狠狠地说道：“你不是想死吗？那我就成全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来人！将他绑在柱子上，给我一刀一刀割他身上的肉！”顿时，士兵将颜杲卿从地上架起，拖着他向殿门外走去。“狗贼！我做了鬼也要找你索命！哈哈哈！”“一定要将他割上三千六百刀，解我心头之恨……”……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初八是非常寒冷的一天，冻彻人心骨，一个忠义气节之士的灵魂在寒风中傲然不屈，苍茫大地间飞舞的雪花，仿佛在为他悲号哀叹。值得一提的是，与颜杲卿一同赴死的还有太守袁履谦，以及颜氏一门忠烈三十余人。四百多年后，另一个铁骨铮铮之人文天祥用一种近乎膜拜的情感来抒发对颜杲卿的怀念，一句“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让世人对颜杲卿的气节更为深深折服：常山义旗奋，范阳哽喉咽。明雏一狼狈，六飞入西川。哥舒降且拜，公舌膏戈铤。人世谁无死，公死千万年。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想到此处，不禁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当颜真卿知道其兄颜杲卿以及颜氏一门三十余人被安禄山残酷地杀害后，颜真卿几乎昏厥过去。但颜真卿是一个比颜杲卿性格更加刚烈的人，那一刻他握紧拳头，强忍住悲痛，努力地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平静。在他看来，悲痛绝不是反击安禄山的方法，将河北义军的势力无限扩大，才是对哥哥最好的告慰。颜真卿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河北变成埋葬安禄山叛军的坟墓。但就在他化悲痛为力量，领导河北义军风起云涌之时，一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般传来。长安的门户——潼关，不幸失守！第二章灵武称帝胶着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迫不及待地称帝。这个腰腹肥硕的杂胡，此时终于圆了他多年的皇帝梦。称帝后的安禄山虽然兴高采烈，但他并没有忘记曾经在范阳起兵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打进长安城清除杨国忠。安禄山十分明白这是他能聚拢人心的必要手段，无论如何这个口号不能丢。所以在首次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虽然忙于应付河北的混乱局势，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潼关的进攻。经过他持续的进攻，终于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攻陷潼关。事实上，潼关作为长安的门户，城防十分坚固。当时李隆基对于潼关的防守也十分重视，调派名将哥舒翰承担潼关防守的重任。之所以潼关最终不幸失陷，完全是由于大唐高层的内耗所致，这其中有李隆基昏庸偏执与自以为是，也有杨国忠的弄权固位与排斥异己，更有哥舒翰的公报私仇与因小失大。在此之前，高仙芝和封常清被冤杀，大唐的确是损失了两员良将，此举可谓是亲者痛仇者快，致使李隆基一时之间无将可派。但潼关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李隆基明白叛军绝不会放弃这个目标，而其他骁勇善战的将领一时间来不及征调，所以李隆基想到了时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哥舒翰本是西突厥哥舒部落人。按突厥的习惯，他们常常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他的父亲是哥舒部落的首领，叫做哥舒道元，曾经做过唐安西都护府的副都护。哥舒翰的家族世居安西，而哥舒翰也生在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天宝五年（746年），战功赫赫的大唐名将王忠嗣兼任河西节度使，很快发现了哥舒翰这个人才，对他十分欣赏，提升他为衙将。哥舒翰自幼就通读《左氏春秋》、《汉书》，所以极富智谋。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统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之兵，向石堡城发起进攻。吐蕃凭险据守，唐军进攻多日，伤亡惨重。哥舒翰大怒，限三日内破城，否则斩杀攻城先锋官副将高秀岩、张守瑜。三日后，唐军占领石堡城。哥舒翰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不可否认，哥舒翰兼具智慧与军事谋略，而且当时都流传着赞颂哥舒翰的诗歌：“北斗七星高，歌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但这位在战场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却始终沉湎于酒色。李隆基想到哥舒翰的时候，这位曾经威震边陲的名将因为长期沉湎酒色，导致自身瘫痪，已经在家休养了十个月之久。按说哥舒翰这种身体状况，李隆基本不该再让他强行带兵。但此时情况危急，最关键的是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在李隆基看来，目前情况下，只有哥舒翰是最好的人选。可是哥舒翰虽然经过十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但仍无多大起色，只能站起身来慢慢行走，更别说行军打仗。因此对于皇帝陛下交给的重任，哥舒翰坚辞不受。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皇帝陛下从实际出发，切身考虑一下他这个半残废之人的身体状况。但李隆基似乎不为所动，而且抛给了哥舒翰一句狠话：“高仙芝、封常清叛逆，卿不可效仿！”哥舒翰在听到这句话后，如果还不识趣儿，那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万般无奈之下的哥舒翰只得接受了皇帝陛下的任命。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哥舒翰率领河西、陇右、朔方、奴剌等十三部兵马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赴潼关。临行前，李隆基在勤政楼亲自为哥舒翰送行，并让文武百官到长安城郊为大军壮行，可以说李隆基对哥舒翰寄予了厚望，京师长安的安危休戚，至此全部系于哥舒翰一身。大军进入潼关后，哥舒翰基于敌我双方的整体分析，决定依然采用先前高仙芝、封常清定下的重兵聚关坚守的策略来与叛军对抗。当时哥舒翰虽然拥有十余万大军，但真正经过战场上血与火洗礼，灵与肉考验以及生与死较量的士兵并不多，只有少数来自河西、陇右等一直跟随哥舒翰征战的士兵训练有素。最关键的是，哥舒翰此次是硬着头皮来到潼关，以他身体状态来看，纯粹是赶鸭子上架，根本无法料理繁忙的军务。无奈之下，哥舒翰准备将军务托付给他比较信任的御史中丞兼行军司马田良丘全权处理。然而田良丘是个对军事一窍不通、处事优柔寡断的文弱书生，如此危急的局势之下，这么个扶不起来的“阿斗”，让哥舒翰实在放心不下。于是他只得将军队分开，部将王思礼统领骑兵，另一个部将李承光掌管步兵。事实上，从哥舒翰到达潼关的那一天开始，守军的内部就展开了派系之争，王思礼是哥舒翰带去的，算是自己的亲信，但李承光却是高仙芝的部下。高仙芝被冤杀让李承光一直耿耿于怀，哥舒翰虽然功勋卓著，但李承光并不服气。这是因为哥舒翰到达潼关后，治军不能保持公正，对待自己带去的部下十分宽厚，但对待先前高仙芝的部下则十分严厉。这样一来，潼关的守军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不能在大敌当前完全形成一股合力，同心同德，全力对付叛军，搞得将帅不和，军队没有斗志。天时不利加上人和不谐，如此一来，唐军所能仰仗的只有地利了。潼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考虑到潼关守军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哥舒翰采取坚守的策略还是十分得当的。哥舒翰的设想是，利用潼关的有利地势，固守待援。或者说让郭子仪、颜真卿的各路人马在各自的战区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待出现有利时机出关给予叛军致命的一击。为了让李隆基充分了解潼关的局势，不至于像猜忌高仙芝和封常清那样猜忌自己，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详细说明了之所以闭关固守的原因，得到了李隆基的充分理解。从天宝十四年（755年）岁末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半年多的时间，哥舒翰始终没有主动出战过。这期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曾经率领叛军再次来犯潼关，甚至运用计谋让部将崔乾佑仅带不到五千老弱病残之兵驻扎在陕郡，以“示弱”造成一种假象，暗中却在陕郡周围部署精锐部队，想诱骗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然而哥舒翰也是身经百战，具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面对安禄山的诱骗，他来了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任凭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哥舒翰在潼关与安禄山形成了胶着状态，其实谁都明白，随着各地反抗叛军的声势愈演愈烈，这种胶着状态无疑对唐军是有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哥舒翰一定会有机会和叛军一决高下。然而正当两军在潼关处于紧张的对垒之时，唐廷内部开始出
入新年高考临近时，他就因为精神压力加重而减少了自慰的次数。每天一次变成了两天一次，有时甚至连续数日都无心去做。由此看来，自慰或许就是一种依赖性很强的行为，因为通过这种行为能够进行消遣。伸夫听到纯子出发去雪中阿寒湖旅行写生的消息，是在高考迫近的一月底。“听说她要在钏路住一段时间。”这个消息也是宫地怜子告诉伸夫的，但他现在已经无动于衷了。纯子与中年男人恋爱并有志于走画家之路，而自己的目标则是上普通大学，两人的想法与追求全都不同。如今他已既无嫉恨也无懊悔，完全能够坦然面对了。二月初的高考就这样到来，伸夫得以顺利地完成考试。虽然考试结果尚未得知，但毕竟已经尽力而为——眼下他只能这样想、这样确信。他打算再参加一所大学的复试，但因为那要在统考成绩公布之后，所以暂时无心继续用功。接下来这段时间该干什么呢？伸夫面对高考之后突然到来的空白期产生了困惑。此前的日日夜夜全都投入高考复习，而现在别说刻苦用功了，就连学校都不用去了。约朋友聚会，一起去看电影，谈论伙伴们的近况，去各家串门喝酒。高考复习已经告一段落，所有的父母都会对考生的吃喝玩乐采取宽容态度。伸夫听到纯子在雪中阿寒湖畔失踪的消息，就是在这种自由时间突然到来、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天才少女画家在雪中阿寒失联”“不明去向已过半月”“最后看到她时正前往阿寒垰”。伸夫望着报纸上的标题，并不相信那是事实。纯子原本自恋而娇媚，是个小妖精般的女人，一喝酒就会把“我要自杀”挂在嘴边。而且，她一直在搞多角恋爱，哪里是真哪里是假都弄不清楚，就像是在自导自演并自我陶醉。“虽然报道不明去向，不过，她可是说到就到哦！”伸夫故意冷言冷语地提醒宫地怜子。“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你不是也跟她好过一阵儿吗？”“可是，她就是那种女人嘛！”且不说伸夫因为被甩而泄愤并嫉妒其他男人，但他根据短暂亲密时光中所得到的切身感受依然确信这一点。二月底高考成绩张榜公布，伸夫幸运地通过了考试。大家欢呼雀跃，立即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伸夫也打公用电话向父母报喜，随即又想到了纯子。如果纯子在场，她无疑会为自己高兴。如果能做到，真想立刻在这里向她报喜。“我也终于要当大学生喽！我已经是大人了，可以毫无顾忌地抽烟喝酒了。我就是单独跟你在一起也不会露怯发抖，还要紧紧地拥抱你，哪怕你不愿意也要剥掉你的衣服占有你！”伸夫真想大声呼喊。然而，纯子并没有出现。在雪中阿寒湖失联之后，听传言说有人在东京见过她，还说她去了巴黎，但都没有确切的证据。由于她一直休学，校方似乎也穷于处置。当融雪季节再次到来时，伸夫常常忽然感到纯子就在身边。那都是在路旁残雪斑驳、已有几分暖意的夜晚，走在楼宇间时隔半年重新露面的铺装路上，还有旧雪融化新雪飘落的黄昏。纯子依然穿着她最喜爱的红大衣，双手插兜露出几分恶作剧似的微笑依偎在身旁——伸夫产生了瞬间的错觉，恍若在跟纯子一同漫步在街道上。但在片刻之后，伸夫便发现那只是幻觉，只是春天的气息悄然袭来而已。积雪切切实实地一天天融化，四月十日大学举行了入学典礼。伸夫有些难为情地穿上学生服、戴上方顶学生帽参加了仪式。纯子的尸体在俯瞰融雪阿寒湖的钏北垰被发现，是在入学典礼的三天之后。现场是面向湖面的斜坡，纯子就扑伏在白桦树下。她依然穿着最喜爱的红大衣和红长靴，周围散落着“光”牌烟盒和安眠药空瓶。可能是由于积雪太深，最先被发现的是红长靴底部，而深埋在雪中的脸庞依然保持着苍白的娇美。“纯子到底还是死了呀！”望着啜泣的宫地怜子，伸夫初次领悟到人真的会死。虽然对纯子的恋情随着断然放弃而逐渐淡漠，但与纯子共度时光的触感却似乎愈加难以磨灭了。十一进入大学，伸夫最先体会到的就是摆脱了各种约束的解放感。现在想来，高中时代有过太多的约束。抽烟喝酒自不必说，就连单独进咖啡馆和电影院都不被允许。因此，白天逛街、夜晚迟归、跟女性聊天都得有所顾忌。但是，从今往后当众抽烟喝酒都不会有人指手画脚，还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咖啡馆和电影院，跟女性挽着手臂走路都不用在意周围的目光了。虽说尚未正式达到成年，但周围的人都会把自己当“大人”对待。其象征就是大学教室里摆放的烟灰碟和食堂里销售的香烟。食堂商店里销售的香烟以“新生”牌和“小憩”牌为主，而且照顾到经济拮据的学生还可以拆开零卖。在生活协会经办的商店里倒是还有“和平”牌和“光”牌香烟，但几乎没有学生去买那种高级商品。伸夫曾在纯子的诱导下抽过几次烟，但因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觉，倒是害怕烟味熏染到头发和衣服上被老师发现，而且觉得头有些昏沉，所以除了跟纯子在一起之外自己并没有抽过。但是，现在已经当了大学生，既无必要顾忌什么人，而且即使脑袋有些昏沉也无所谓。虽然红盒的“光”牌香烟最先映入眼帘，可抽那种烟就像是在模仿纯子。而抽“新生”牌又有些惨不忍睹，于是伸夫决定就买二十支装的“小憩”牌。伸夫拆开崭新的烟盒，一边悠然自得地抽烟一边品味进大学后的解放感。我已经是大学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没有必要再像高中生那样对周围监视的目光提心吊胆了。对于伸夫来说，抽烟也是成为大人的明证。可是，他在抽烟时眼前会忽然浮现出纯子的音容笑貌。不过，与其说是她的脸庞或身影，莫如说只是几个小小的动作。例如纯子在叼上香烟点火时，总是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火柴，嘴唇迅速向前噘起。吸上一口之后，又会像拂去烟丝似的用无名指抹抹下唇的上沿。伸夫常常会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在做与纯子同样的动作，因此惊讶不已。伸夫仔细一想发现，不仅是在抽烟的时候，即使是在喝酒和与人见面时也会不自觉地模仿纯子的习惯性动作。例如坐在吧凳上时，纯子总是把双肘支在吧台上做出菱形。在给威士忌酒里加冰块时不用鸡尾酒搅拌器，而只是咔啷咔啷地晃动杯中的冰块。还有在交谈时，纯子常常伏下双眼做出微笑的表情，而这往往也是她感到无聊、希望转换话题的信号。伸夫发现自己也在做同样的动作，并在感到纯子仿佛就在身边的同时，开始对自己依然不能彻底摆脱纯子的影响而产生厌烦情绪。“现在我就是我……”说实在话，在纯子魂断阿寒之前，伸夫特别介意她去钏路见那个名叫谷村的恋人。虽说纯子最终是独自一人在阿寒湖畔的雪中停止了呼吸，但是想到纯子此前曾被别的男人占有，伸夫依然无法真心为之悲伤。虽然他觉得纯子已经彻底离开自己因而没有必要耿耿于怀，但还是难以抛开一切悼念纯子。“纯子的一切早已完结。”伸夫在心中这样念叨着，提醒自己要从纯子的回忆中解脱出来谋求自立。他这样鼓励自己：都已经是大学生了，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虽说“没有什么不可以”，却不等于现在就能做到什么。毕竟要想吃喝玩乐就必须具备自信和经验，或者有个引导自己的伙伴，否则必将一事无成。可是，伸夫周围都是较为正统的同学，喜爱游乐的花花公子几乎都去东京上了私立大学，留在札幌的国立大学的这伙人虽然诚实，但也相当土气。所以，即使跟他们一起喝酒也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勇气上街下馆子。即使难得外出也只是去咖啡馆边听音乐边喝咖啡，此外就是在校园的草地上聊聊天而已。但即便如此，他们偶尔也会逛逛商厦，对电梯小姐和领带专柜里的女店员评头论足一番，谈论一下自己所喜欢的女性类型。或许就是因为已有跟纯子交往的经历，所以伸夫跟伙伴们交谈时会心生优越感，好像自己更加成熟。伸夫虽然尚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性体验，但毕竟有过接吻和拥抱等行为，所以他还算处于领先地位。不过，这却不等于他也有勇气接触现实中的女性。“中冢前辈说过要带你去找女人呢！”有位同学提到一位运动部前辈说的话，伸夫虽然点头说“那倒不错呀”，可实际上并没有主动要去的意思。即使心里“想去看看”，但如果同学说“那就走吧”的话，他却预感到会失败而畏缩不前。五月底，一位同龄女大学生来伸夫家寄宿了。这位女子名叫井手咲子，是由住在函馆市的伸夫的姨母介绍来的。咲子在四月考入札幌市的基督教女子大学，但因为学生宿舍的伙食不好，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所以希望寄宿在伸夫家中。咲子的父亲在函馆市经营水产加工厂，同时担任市议会议员，跟伸夫的姨母已有多年交往。“她虽然是富家小姐，但从不装腔作势，性格也很开朗，是个好姑娘哦！”姨母如此向伸夫的母亲介绍。刚好当时姐姐外出学习西式裁剪不在家住，所以不甘寂寞的母亲立刻欣然应允。“因为对方反复恳求，所以我就同意啦！”母亲提出这件事时语调很谦和，不过伸夫倒也没有什么异议。初次见到咲子，伸夫觉得她长得浑圆如苹果。她的性格确实像母亲所说既开朗又爽快，但身体健壮得有些过头，缺少所谓的女人味。因为伸夫以前一直受到带着倦怠阴影的纯子吸引，所以觉得两者类型截然不同。不过，由于双方都很年轻，所以拥有诸多共同语言。在周日闲得发呆时，咲子就会来建议“听会儿音乐吧”，于是伸夫就去二楼咲子的房间一起听音乐，顺便说说学校的情况，谈谈对最近看过电影的感想。在交谈的过程中，伸夫发现咲子相当早熟。例如，当谈到连伸夫看了也很感动的电影《情妇玛侬》时，咲子叹着气说“能得到男人那样的深爱死也值啦”。她的这种心情并非不可理解，但最令伸夫感到震撼的还是最后一幕：女人被头朝下倒拖着走，秃鹰盘旋在空中，茫茫荒漠令人恐惧。“女人得到那样的爱会满足吗？”“那当然啦！虽说也有很多怨言，可她还是离不开那个男人呀！”为什么离不开呢？都已经落到那般悲惨的境地，怎么还不离开那个男人呢？虽然伸夫感到不可思议，但男女关系好像仅凭常理很难说得清楚。伸夫想到咲子可能对其中奥妙都有所了解，就突然觉得她像一个年长的、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女人。不过，除了这种场合之外，咲子与普通的女大学生并无两样。她上完课后也不会闲逛，回到家里就帮着做家务，有时还会跟母亲促膝长谈，并频频朗声欢笑。仅仅增加了一个女孩，这个先前只有男孩的家就豁然明朗起来。街坊邻居中有人猜测伸夫有朝一日会跟咲子订婚，可伸夫从最初就没有那种心思，觉得她就是个同龄的女大学生，既不高人一头也不低人一等。伸夫虽然常常惊异于咲子的早熟，但并未以好恶之心看待她。即便早上同时出门一起走到公交车站，回家时偶然同乘一辆公交车，他也不会介意周围的目光。既然住在同一个屋顶之下，故作姿态也就毫无意义了。伸夫在感到燥热时，也会不顾咲子就在面前而满不在乎地光着身子换衣裤。可是，当咲子穿着无袖衫或在短裙下露出浑圆紧绷的大腿时，伸夫却立刻慌了神并赶紧挪开视线。虽说没有好恶之心，但是当年轻女性的肌肤呈现在眼前时，伸夫还是会心里紧张并意识到异性的存在。咲子是否了解伸夫这种心态不得而知，她有时会把罩衫胸前的纽扣多解开一个，有时会把衬裙吊带脱到肩头下边。伸夫一看到这种情景就会呼吸急促，有时还会逃回自己的房间。不可思议的是，或许由于总在近旁看得顺了眼，咲子的脸庞渐渐变得漂亮起来。最初觉得她过于浑圆，而现在也显得相当可爱，她那因近视而皱眉眯眼的神态反倒极富女人味了。最初伸夫觉得她只是个普通朋友而已，但不知从何时起，他总在无意识地追踪咲子的声音和行踪。伸夫特别强烈地感到咲子的存在是在夜晚，他躺在自己房间里一想到咲子在二楼睡觉就会心潮难平。咲子现在已经进被窝了吗？她睡觉时是不是穿着刚才下楼刷牙时那件白底印花的睡衣呢？或者难以入睡正在想什么事儿呢？伸夫脑海中浮现出以前在黄书上读到的“烦闷的女人”“女人的自慰”“占有我吧”等字眼，并叠加上咲子胸部的丰满和大腿的浑圆。如果现在悄悄爬上二楼，或许能触摸到咲子温润的肌肤。父母都已睡下，不必担心会被他们发现，最后只剩咲子是否接受自己了。随着想象的不断深入，伸夫对咲子的欲望也愈加膨胀起来。如果现在猛地闯进去，咲子可能先是露出雪白的胸脯反抗，然后力气渐渐用尽并接受自己。伸夫一边想象淫靡的场面一边把手向下伸去。他慢慢地触摸并用手指抚弄下体，这时咲子变成了自慰的对象，升格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可是，当手指动作越来越剧烈并达到高潮之后，刚才在想象中闪亮的咲子身影却立刻萎缩，随后只有轻微的懊悔和疲倦袭来。咲子自不必说，就连父母都不会想到伸夫自慰时的对象是咲子。当然，如果父母得知此事可能会惊慌失措。不过，因为两人总在一起，所以他们可能早有预料。但是，伸夫一方面沉湎于自慰行为，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是在亵渎咲子，因此心里特别难受。独享快感时别再以咲子为对象了。除她之外，可以想象的女性应该还有很多。伸夫在心中如此劝诫自己，可一到自慰时脑袋里浮现的却还是咲子。比起那些遥不可及的美女，还是身边的大活人更容易亲近和富于魅力。但即便如此，伸夫在白天跟咲子见面时却像彻底忘掉了夜间的事情，依然谈论起音乐和电影的话题。伸夫表面装出快乐的样子，心中却在为自己逐渐变为双重人格感到不安，就像吉基尔博士与海德那样昼夜截然不同的两种面孔。做人可以这样吗？不过，这种扪心自问只是暂时的。当夜晚降临时，伸夫就又变成了性欲的俘虏。九月初的一天，学校没课，伸夫很晚才起床，然后就在家里无聊地晃来晃去。过了不久，母亲也外出购物，家里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午后的秋日十分明亮，家中无人忽然激起伸夫的秘密冲动，他窥视了一下二楼。咲子早上去了学校，二楼房间里寂静无声。伸夫伫立在寂静当中，忽然产生了窥探咲子房间的念头。伸夫像被无形的丝线牵引着登上楼梯，然后打开了隔扇门。咲子的房间里被褥已经收拾起来，右墙的衣架上挂着她的藏蓝色套裙。虽然咲子在家时伸夫也曾进来过几次，可在她外出后的现在却气息更加浓烈。伸夫在房间中央伫立片刻，然后来到右侧壁柜前伸手握住了门把。伸夫明明知道偷偷进入别人房间并打开壁柜确实不妥，但伸出去的手却欲罢不能。壁柜里右侧摞着被褥，左侧放着用纸板做的小收藏柜。壁柜中的昏暗使伸夫感到了更加浓烈的女人味。接下来的行动与其说是伸夫自己的，莫如说是潜藏在他体内的恶魔在行动。伸夫拉开抽斗，首先看到了叠好的毛衣和裙子之类，而下面是睡袍等内衣，最下面的抽斗里胡乱塞着待清洗的内裤和胸罩。伸夫顿时屏住了呼吸，随即像拿宝石般捧起最外边的白色内裤。在隔扇门缝漏进的光线中，只见内裤里侧有些发黄，旁边还沾着一根黑黑的阴毛。伸夫望着这些，感到心跳剧烈得使胸膛发痛，随即像刚刚发觉自己的举动般迅速把内裤放回抽斗，然后返回房间沉浸在自慰的快感之中。从第二天开始，伸夫对咲子突然变得态度冷淡了。趁家里没人打开壁柜偷看脏内裤并借此自慰，心中产生的罪恶感使伸夫厌恶自己，并从此变得沉默寡言。仅仅跟咲子照个面他就会惶恐不安，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已被咲子看透，甚至不能坦然自若地交谈。不过，咲子当然没有发现伸夫的秘密，依然绽开爽朗的笑容与他攀谈。然而，咲子越是主动搭话伸夫就越是扭头躲避，甚至想赶快逃开。过了几天，咲子似乎觉察到伸夫的异常变化。“你是不是有什么担心的事情？”伸夫默默地摇了摇头。“你不要在意啦！”咲子说了句安慰的话，从那以后除了必要的事情之外也不再多说什么了。这样一来，伸夫反倒于心不忍，就跟咲子说些不痛不痒的事情。这种拉锯式的状态持续一月之后，伸夫跟咲
97色图片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豪，族人宾客甚多。努尔哈赤的崛起使他激动不已，决心与满族共命运。佟氏其他成员住在抚顺。据某些史料载，佟氏祖先是汉化的女真商人，世代居住在明朝境内，同满族人进行食物和毛皮贸易。但也有史料可以证明，佟氏是数世以前定居东北的一个明朝官员的后裔。辽东佟氏最终共有22人归顺了后金，包括曾在朝鲜英勇抗击丰臣秀吉的副将佟养真（死于1621年）。佟养性死于1647年，其子普汉袭爵。郑天挺：《探微集》，第53—5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1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5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798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八卷，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4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铸匠名叫王天相，铁匠名叫刘计平。?大凌河之围，下文将详述。《皇清开国方略》第261—268、272—282页对此有一简要叙述。?《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第十卷，第4—5、21页。其中包括商贾2000人工役3000人，一部分蒙古逃人，和少数满洲逃人。?《贰臣传》第四卷，第5—7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在《清实录》中，佟养性部被称为“旧汉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1—23页。金军主力的规模，见《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页。?同上书，第23页。皇太极试图以满洲和蒙古原系一国为由，劝大凌河城内的蒙古人投降。9月6日，他派人系书于箭上，射入城中，除许诺“恩养”归降者外，皇太极还写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予甚惜之。”同上书第九卷，第24页。在满文《清实录》这一时期的记载中，满洲人自称“金国”。1649年至1654年间的某个时候，又改称“满洲”，或“我朝”。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3—104页。太宗朝实录的满文原本至今尚未发现，尽管陈捷先教授在私人信件中曾指出，台湾故宫博物院新近可能发现了一部。台湾故宫博物院1969年出版的《满洲旧档》中，没有1633年和1634年的材料，也没有1636年以后的材料。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9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23—24页；又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2页。?同上书，第27—28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2页。?同上书，第33—34页。共获军旗15面，马206匹，甲胄219副，并生擒游击一员。?同上书，第36页。?金军直到10月26日才知道这支援军的统帅是谁。这天金兵擒获了几名俘虏，经讯问得知，10月22日张春战败后，吴襄和孙承宗逃回了山海关。《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2页。吴襄，辽东人，其家族原居江苏，后迁至此，1622年中武进士，亦为武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7页；曹凯夫：《三藩反对满族统治的叛乱》，第12页。?当时，后金汗之护军由上三旗护军组成，设专门机构统辖。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0—31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6—37页。?同上书，第38页。?此后不久，莽古尔泰因为拔剑威胁皇太极，受到诸王的指责，并降其和硕贝勒秩同于诸贝勒。同时，代善嘲笑了他本人和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同坐的制度，遂约定：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中坐，代善和莽古尔泰侍坐左右。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2—563页。?同上书，第32页。皇太极特意下令，要求哨探尽量捕捉明军官员，而不要只捉樵采竖奴，因为后者并不了解其军中事情。同上书第九卷，第36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8—39页；又见《贰臣传》第四卷，第3—4页。?9月25日，皇太极亲幸阿济格军，按其传统方式以金杯酌所携酒，赐给阿济格等，以表示对大败松山援军的祝贺。《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4—35页。?皇太极甚至做了在敌军过于强大因而无法阻挡的情况下解围撤退的计划。《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5—36页。?同上书，第39—40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1—42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2—43页。?同上书，第43—44页。?同上书，第44页。?同上书，第46页。不过，张春拒绝按满族习俗剃发。皇太极遂下令将其关在一座喇嘛庙中，直到他愿意剃发为止。张春仍坚拒不从，最后死在庙中。郑天挺：《探微集》，第82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页。?同上书，第2—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4页。?同上书。?同上书，第5页。?同上书，第5页。金军抓获台中男子240名，妇女儿童339口，牲畜70头。?“若非用红衣大炮击攻，则鱼子嶂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克鱼子嶂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饱腾。以是久围大凌河，克成厥功者，皆因上创造红衣大将军炮故也。自此凡遇行军，必携红衣大将军炮云。”《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5—6页。?同上书，第4页。?同上书，第6—7页。起初他们杀修城夫役为食；夫役已尽，又杀商贾为食，且析骸而炊；最后又杀羸弱的军士为食。?同上书，第7—8页。11月9日，一支来自沈阳为金军运送给养的部队，带着缴获的火器、大炮和各台归顺之人，一同返回了沈阳。?同上书，第8—9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9页。?同上书，第9页。当时，佟养性之旧汉兵被分为左右翼两旗，石廷柱是左翼管旗大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35页。岳讬是代善的长子，也是皇太极的亲信。?《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1页。?同上书，第10—11页。?同上书，第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2—13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页。?同上书，第14—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5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0—21页，有祖大寿等降官的全部名单。关于满族的盟誓之俗，见郑天挺：《探微集》，第69—70页。?第十卷，第15—16、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6—18页。?同上书，第18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18页。锦州明军听到炮声，以为祖大寿已设法冲出了金军的包围。这一情况帮助祖大寿将领顺利通过了明军的防线。?同上书，第19页。?同上书，第19—20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83—284页。?同上书，第20页。?同上书，第20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0—21页。?在此后的几年中，祖大寿始终未能消除其上司对他的怀疑。事实上，明朝派洪承畴镇守宁远的最初目的，就是监视祖大寿，防止他也像祖氏其他成员一样投降后金。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第15页。?《清太宗实录》第十卷，第22页。?同上书，第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0页。后金内部有人主张立即攻打锦州，而不管祖大寿的计划如何。其例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4—5页。?其中多数人后来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8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页。?同上书，第15—19页。?《贰臣传》第四卷，第22—23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4—25页。?《贰臣传》第一卷，第1—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0—22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4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1—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后金的军事力量，以满蒙联盟及满族与布勒瑚里湖一带的高原汉人的融合为基础。这种结构使得区域划分带有明显的‘利益范围’的性质，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43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3页。宁完我是在一道奏章中这样称呼尚可喜等人的。同时他还断言，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不过是一伙缺乏军事才干的强盗。又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尚可喜原是辽东军户，其父在明军中战死。《贰臣传》第二卷，第23—3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5—636页。孔有德的家族原籍山东，当系曲阜孔氏，后移居辽东。《贰臣传》第一卷，第5—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5—436页。耿仲明也是辽东人。《贰臣传》第四卷，第26—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6—417页。?登州即今山东蓬莱。?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686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217—219页。?除耿仲明、李应元及其父李九成外，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也都承认孔有德为王。这些人有的来自直隶海湾中的岛屿（如广鹿岛为毛承禄所占据），有的来自旅顺。孔有德还设置官府造，造刻印玺。《贰臣传》第一卷，第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6页。?李九成和陈有时被杀。?李应元被杀；毛承禄和陈光福被俘。黄龙还杀了密谋反叛的部将、耿仲明之弟耿仲格。?孔有德部8014人，耿仲明部5866人。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24页。?《贰臣传》第一卷，第3—5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6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6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17—31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2页。?《贰臣传》第二卷，第23—2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39—34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3页。?神田信夫：《三藩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神田就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封建”性，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郑天挺：《探微集》，第56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1—2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7页；《贰臣传》第七卷，第17—19页。此时，“天佑兵”和“天助兵”名义上也同汉军八旗合为一体，但只表现为其将领在编制上分属各旗。孔有德是正红旗人，耿仲明是正黄旗人，尚可喜是镶白旗人。?“和硕贝勒在本旗中的地位，不是封建性的，而是政治和行政性的。”吴卫平：《八旗兴衰》，第40页。因此分旗之制是收编归降满族的军士及其家属的极好形式。例如，他们曾用这种形式收编被俘的俄国人，令俄国将领统辖，其中有些人是沙皇的逃犯。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8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1页。这种火器无膛线，口径约50毫米，炮筒长约18英寸，火药需用药捻引燃。沈阳故宫有此藏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6—157页。?同上书，第17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96—30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41—34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362—367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34页。林丹汗是13世纪蒙古汗族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他虽然立志统一蒙古，但对别人财富的觊觎，使他失去了许多蒙古首领的信赖。当满洲军队来犯时，后者便将他抛弃了。林丹汗西逃后，死于1634年。第二年，其子向皇太极表示顺服。这样，皇太极便控制了内蒙的大部分部落。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3页。?S.A.M.阿谢德：《清朝的马政》；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1页。由于受到蒙古人的威胁，明初统治者很快认识到其军队之战马供给的重要性。明太祖下令设苑马寺，管理陕西的24个牧场。但到15世纪末，这些牧场只剩下了6个，其余皆被农民垦为耕地，因而战马的来源主要依赖东北和西北各部落。在东北，明朝每年用价值30万两的银绢换取马匹，在西北则特设茶马司，专门用四川茶叶换取蛮夷民族的马匹。最初，每年可用约100万斤茶叶换取1.4万匹马。1449年，也先率蒙古瓦刺部入侵，将甘州和宁夏抢劫一空，并赶走了在当地贩马的商人。成化（1465—1487）和正德年间，明朝虽然努力恢复茶马贸易，但毕竟失去了垄断权，因而良种马的来源大大减少了。1509年，蒙古首领亦不刺入侵库库淖尔，以及1513年吐鲁番首领满速儿占领哈密，又进一步破坏了这种茶马贸易。到1600年，全年只换得约3000匹马，且多是性情温和的雄阉马，根本不是蒙古和满族战马的对手。罗赛比：《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37—160页，及其《中国和亚洲腹地》，第82—83页；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260—261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79页。?鸳渊一：《清朝前朝社会杂考》，第306页。蒙古汗国与喇嘛教的结合，是16世纪时由阿勒坦汗完成的。1578年，经他邀请，拉萨黄教首领与蒙古贵族代表在库库淖尔河畔见面。这位西藏高僧得到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而他则宣布阿勒坦汗是忽必烈帝再生。当满族势力迅速崛起之时，土谢图汗——他曾作为外蒙戈壁滩北部喀尔喀蒙古的领袖接受达赖喇嘛的拜访——又宣布自己的儿子是“活佛”和弥勒佛的化身。不过，这一欲将喀尔喀蒙古统一在一个兼有宗教与政治权威的领袖之下的努力，因克鲁伦河流域以塞特森（Setsen）汗为首的东喀尔喀拒绝承认西喀尔喀的统治而失败了。早在1637年，一些喀尔喀部落就开始向满族纳贡。《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罗赛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112—115页；摩西斯：《蒙古佛教的政治作用》，第92—93、104—106页。皇太极私下曾对蒙古人信仰佛教表示轻蔑，认为这有损于他们的文化特性。“蒙古贵族正在抛弃蒙古语言；他们的名字也都模仿喇嘛。”然而，1637年，他邀请达赖五世来到沈阳；1638年，他修建了一座黄教寺庙，供奉元代的玛哈噶刺像，一个周身火焰的湿婆形象；1640年，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致书皇太极，承认他为菩萨，并称他为“满洲大帝”。戴维·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19—21页；沃尔瑟·海西格：《蒙古人的宗教》，第32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1页，第二卷第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0页。1633年，皇太极曾经问众贝勒，应该首先征服明朝，还是首先征服蒙古察哈尔部。多尔衮，即日后的摄政王，主张先征服明朝，建议攻打燕京（北京）。祖可法表示赞同，指出一旦攻下燕京，明朝其他地方就会望风而降。但皇太极仍感到力量不足。1635年3月21日，早已归顺后金的明朝生员沈佩瑞上疏皇太极，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指出，明军主力现在正忙于镇压西部地区的农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