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

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哩。来，来，来，来，让我搀着你。事情已经干了就算了。睡去，睡去，睡去。（下。）医生她现在要上床去吗？侍女就要上床去了。医生外边很多骇人听闻的流言。反常的行为引起了反常的纷扰；良心负疚的人往往会向无言的衾枕泄漏他们的秘密；她需要教士的训诲甚于医生的诊视。上帝，上帝饶恕我们一切世人！留心照料她；凡是可以伤害她自己的东西全都要从她手边拿开；随时看顾着她。好，晚安！她扰乱了我的心，迷惑了我的眼睛。我心里所想到的，却不敢把它吐出嘴唇。侍女晚安，好大夫。（各下。）第二场邓西嫩附近乡野旗鼓前导，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及兵士等上。孟提斯英格兰军队已经迫近，领军的是马尔康、他的叔父西华德和麦克德夫三人，他们的胸头燃起复仇的怒火；即使心如死灰的人，为了这种痛入骨髓的仇恨也会激起流血的决心。安格斯在勃南森林附近，我们将要碰上他们；他们正在从那条路上过来。凯士纳斯谁知道道纳本是不是跟他的哥哥在一起？列诺克斯我可以确实告诉你，将军，他们不在一起。我有一张他们军队里高级将领的名单，里面有西华德的儿子，还有许多初上战场、乳臭未干的少年。孟提斯那暴君有什么举动？凯士纳斯他把邓西嫩防御得非常坚固。有人说他疯了；对他比较没有什么恶感的人，却说那是一个猛士的愤怒；可是他不能自己约束住他的惶乱的心情，却是一件无疑的事实。安格斯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暗杀的罪恶紧粘在他的手上；每分钟都有一次叛变，谴责他的不忠不义；受他命令的人，都不过奉命行事，并不是出于对他的忠诚；现在他已经感觉到他的尊号罩在他的身上，就像一个矮小的偷儿穿了一件巨人的衣服一样束手绊脚。孟提斯他自己的灵魂都在谴责它本身的存在，谁还能怪他的昏乱的知觉怔忡不安呢。凯士纳斯好，我们整队前进吧；我们必须认清谁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人。为了拔除祖国的沉痼，让我们准备和他共同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列诺克斯否则我们也愿意喷洒我们的热血，灌溉这一朵国家主权的娇花，淹没那凭陵它的野草。向勃南进军！（众列队行进下。）第三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麦克白、医生及侍从等上。麦克白不要再告诉我什么消息；让他们一个个逃走吧；除非勃南的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是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值得害怕的。马尔康那小子算得什么？他不是妇人所生的吗？预知人类死生的精灵曾经这样向我宣告：“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那么逃走吧，不忠的爵士们，去跟那些饕餮的英国人在一起吧。我的头脑，永远不会被疑虑所困扰，我的心灵永远不会被恐惧所震荡。一仆人上。麦克白魔鬼罚你变成炭团一样黑，你这脸色惨白的狗头！你从哪儿得来这么一副呆鹅的蠢相？仆人有一万——麦克白一万只鹅吗，狗才？仆人一万个兵，陛下。麦克白去刺破你自己的脸，把你那吓得毫无血色的两颊染一染红吧，你这鼠胆的小子。什么兵，蠢才？该死的东西！瞧你吓得脸像白布一般。什么兵，不中用的奴才？仆人启禀陛下，是英格兰兵。麦克白不要让我看见你的脸。（仆人下）西登！——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看见——喂，西登！——这一次的战争也许可以使我从此高枕无忧，也许可以立刻把我倾覆。我已经活得够长久了；我的生命已经日就枯萎，像一片雕谢的黄叶；凡是老年人所应该享有的尊荣、敬爱、服从和一大群的朋友，我是没有希望再得到的了；代替这一切的，只有低声而深刻的咒诅，口头上的恭维和一些违心的假话。西登！西登上。西登陛下有什么吩咐？麦克白还有什么消息没有？西登陛下，刚才所报告的消息，全都证实了。麦克白我要战到我的全身不剩一块好肉。给我拿战铠来。西登现在还用不着哩。麦克白我要把它穿起来。加派骑兵，到全国各处巡回视察，要是有谁嘴里提起了一句害怕的话，就把他吊死。给我拿战铠来。大夫，你的病人今天怎样？医生回陛下，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因为思虑太过，继续不断的幻想扰乱了她的神经，使她不得安息。麦克白替她医好这一种病。你难道不能诊治那种病态的心理，从记忆中拔去一桩根深蒂固的忧郁，拭掉那写在脑筋上的烦恼，用一种使人忘却一切的甘美的药剂，把那堆满在胸间、重压在心头的积毒扫除干净吗？医生那还是要仗病人自己设法的。麦克白那么把医药丢给狗子吧；我不要仰仗它。来，替我穿上战铠；给我拿指挥杖来。西登，把骑兵派出去——大夫，那些爵士们都背了我逃走了——来，快——大夫，要是你能够替我的国家验一验小便，查明它的病根，使它回复原来的健康，我一定要使太空之中充满着我对你的赞美的回声——喂，把它脱下了——什么大黄肉桂，什么清泻的药剂，可以把这些英格兰人排泄掉？你听见过这类药草吗？医生是的，陛下；我听说陛下准备亲自带兵迎战呢。麦克白给我把铠甲带着。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医生（旁白）要是我能够远远离开邓西嫩，高官厚禄再也诱不动我回来。（同下。）第四场勃南森林附近的乡野旗鼓前导，马尔康、西华德父子、麦克德夫、孟提斯、凯士纳斯、安格斯、列诺克斯、洛斯及兵士等列队行进上。马尔康诸位贤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安枕而寝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孟提斯那是我们一点也不疑惑的。西华德前面这一座是什么树林？孟提斯勃南森林。马尔康每一个兵士都砍下一根树枝来，把它举起在各人的面前；这样我们可以隐匿我们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实力。众兵士得令。西华德我们所得到的情报，都说那自信的暴君仍旧在邓西嫩深居不出，等候我们兵临城下。马尔康这是他的唯一的希望；因为在他手下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找到机会都要叛弃他，他们接受他的号令，都只是出于被迫，并不是自己心愿。麦克德夫等我们看清了真情实况再下准确的判断吧，眼前让我们发扬战士的坚毅的精神。西华德我们这一次的胜败得失，不久就可以分晓。口头的推测不过是一些悬空的希望，实际的行动才能够产生决定的结果，大家奋勇前进吧！（众列队行进下。）第五场邓西嫩。城堡内旗鼓前导，麦克白、西登及兵士等上。麦克白把我们的旗帜挂在城墙外面；到处仍旧是一片“他们来了”的呼声；我们这座城堡防御得这样坚强，还怕他们围攻吗？让他们到这儿来，等饥饿和瘟疫来把他们收拾去吧。倘不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也倒了戈跟他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尽可以挺身出战，把他们赶回老家去。（内妇女哭声）那是什么声音？西登是妇女们的哭声，陛下。（下。）麦克白我简直已经忘记了恐惧的滋味。从前一声晚间的哀叫，可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听着一段可怕的故事，我的头发会像有了生命似的竖起来。现在我已经饱尝无数的恐怖；我的习惯于杀戮的思想，再也没有什么悲惨的事情可以使它惊悚了。西登重上。麦克白那哭声是为了什么事？西登陛下，王后死了。麦克白她反正要死的，迟早总会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一天。明天，明天，再一个明天，一天接着一天地蹑步前进，直到最后一秒钟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臭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一使者上。麦克白你要来播弄你的唇舌；有什么话快说。使者陛下，我应该向您报告我以为我所看见的事，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起。麦克白好，你说吧。使者当我站在山头守望的时候，我向勃南一眼望去，好像那边的树木都在开始行动了。麦克白说谎的奴才！使者要是没有那么一回事，我愿意悉听陛下的惩处；在这三哩路以内，您可以看见它向这边过来；一座活动的树林。麦克白要是你说了谎话，我要把你活活吊在最近的一株树上，让你饿死；要是你的话是真的，我也希望你把我吊死了吧。我的决心已经有些动摇，我开始怀疑起那魔鬼所说的似是而非的暧昧的谎话了；“不要害怕，除非勃南森林会到邓西嫩来；”现在一座树林真的到邓西嫩来了。披上武装，出去！他所说的这种事情要是果然出现，那么逃走固然逃走不了，留在这儿也不过坐以待毙。我现在开始厌倦白昼的阳光，但愿这世界早一点崩溃。敲起警钟来！吹吧，狂风！来吧，灭亡！就是死我们也要捐躯沙场。（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前平原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麦克德夫等率军队各持树枝上。马尔康现在已经相去不远；把你们树叶的幕障抛下，现出你们威武的军容来。尊贵的叔父，请您带领我的兄弟——您的英勇的儿子，先去和敌人交战；其余的一切统归尊贵的麦克德夫跟我两人负责部署。西华德再会。今天晚上我们只要找得到那暴君的军队，一定要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麦克德夫把我们所有的喇叭一齐吹起来；鼓足了你们的衷气，把流血和死亡的消息吹进敌人的耳里。（同下。）第七场同前。平原上的另一部分号角声。麦克白上。麦克白他们已经缚住我的手脚；我不能逃走，可是我必须像熊一样挣扎到底。哪一个人不是妇人生下的？除了这样一个人以外，我还怕什么人。小西华德上。小西华德你叫什么名字？麦克白我的名字说出来会吓坏你。小西华德即使你给自己取了一个比地狱里的魔鬼更炽热的名字，也吓不倒我。麦克白我就叫麦克白。小西华德魔鬼自己也不能向我的耳中说出一个更可憎恨的名字。麦克白他也不能说出一个更可怕的名字。小西华德胡说，你这可恶的暴君；我要用我的剑证明你是说谎。（二人交战，小西华德被杀。）麦克白你是妇人所生的；我瞧不起一切妇人之子手里的刀剑。（下。）号角声。麦克德夫上。麦克德夫那喧声是在那边。暴君，露出你的脸来；要是你已经被人杀死，等不及我来取你的性命，那么我的妻子儿女的阴魂一定不会放过我。我不能杀害那些被你雇佣的倒霉的士卒；我的剑倘不能刺中你，麦克白，我宁愿让它闲置不用，保全它的锋刃，把它重新插回鞘里。你应该在那边；这一阵高声的呐喊，好像是宣布什么重要的人物上阵似的。命运，让我找到他吧！我没有此外的奢求了。（下。号角声。）马尔康及老西华德上。西华德这儿来，殿下；那城堡已经拱手纳降。暴君的人民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英勇的爵士们一个个出力奋战；您已经胜算在握，大势就可以决定了。马尔康我们也碰见了敌人，他们只是虚晃几枪罢了。西华德殿下，请进堡里去吧。（同下。号角声。）麦克白重上。麦克白我为什么要学那些罗马人的傻样子，死在我自己的剑上呢？我的剑是应该为杀敌而用的。麦克德夫重上。麦克德夫转过来，地狱里的恶狗，转过来！麦克白我在一切人中间，最不愿意看见你。可是你回去吧，我的灵魂里沾着你一家人的血，已经太多了。麦克德夫我没有话说；我的话都在我的剑上，你这没有一个名字可以形容你的狠毒的恶贼！（二人交战。）麦克白你不过白费了气力；你要使我流血，正像用你锐利的剑锋在空气上划一道痕迹一样困难。让你的刀刃降落在别人的头上吧；我的生命是有魔法保护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可以把它伤害。麦克德夫不要再信任你的魔法了吧；让你所信奉的神告诉你，麦克德夫是没有足月就从他母亲的腹中剖出来的。麦克白愿那告诉我这样的话的舌头永受咒诅，因为它使我失去了男子汉的勇气！愿这些欺人的魔鬼再也不要被人相信，他们用模棱两可的话愚弄我们，听来好像大有希望，结果却完全和我们原来的期望相反。我不愿跟你交战。麦克德夫那么投降吧，懦夫，我们可以饶你活命，可是要叫你在众人的面前出丑：我们要把你的像画在篷帐外面，底下写着，“请来看暴君的原形。”麦克白我不愿投降，我不愿低头吻那马尔康小子足下的泥土，被那些下贱的民众任意唾骂。虽然勃南森林已经到了邓西嫩，虽然今天和你狭路相逢，你偏偏不是妇人所生下的，可是我还要擎起我的雄壮的盾牌，尽我最后的力量。来，麦克德夫，谁先喊“住手，够了”的，让他永远在地狱里沉沦。（二人且战且下。）吹退军号。喇叭奏花腔。旗鼓前导，马尔康、老西华德、洛斯、众爵士及兵士等重上。马尔康我希望我们不见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到来。西华德总有人免不了牺牲；可是照我看见的眼前这些人说起来，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所付的代价是很小的。马尔康麦克德夫跟您的英勇的儿子都失踪了。洛斯老将军，令郎已经尽了一个军人的责任；他刚刚活到成人的年龄，就用他的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证明了他的勇力，像一个男子汉似的死了。西华德那么他已经死了吗？洛斯是的，他的尸体已经从战场上搬走。他的死是一桩无价的损失，您必须勉抑哀思才好。西华德他的伤口是在前面吗？洛斯是的，在他的额部。西华德那么愿他成为上帝的兵士！要是我有像头发一样多的儿子，我也不希望他们得到一个更光荣的结局；这就作为他的丧钟吧。马尔康他是值得我们更深的悲悼的，我将向他致献我的哀思。西华德他已经得到他最大的酬报；他们说，他死得很英勇，他的责任已尽；愿上帝与他同在！又有好消息来了。麦克德夫携麦克白首级重上。麦克德夫祝福，吾王陛下！你就是国王了。瞧，篡贼的万恶的头颅已经取来；无道的虐政从此推翻了。我看见全国的英俊拥绕在你的周围，他们心里都在发出跟我同样的敬礼；现在我要请他们陪着我高呼：祝福，苏格兰的国王！众人祝福，苏格兰的国王！（喇叭奏花腔。）马尔康多承各位拥戴，论功行赏，在此一朝。各位爵士国戚，从现在起，你们都得到了伯爵的封号，在苏格兰你们是最初享有这样封号的人。在这去旧布新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那些因为逃避暴君的罗网而出亡国外的朋友们，我们必须召唤他们回来；这个屠夫虽然已经死了，他的魔鬼一样的王后，据说也已经亲手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帮助他们杀人行凶的党羽，我们必须一一搜捕，处以极刑；此外一切必要的工作，我们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分别先后，逐步处理。现在我要感谢各位的相助，还要请你们陪我到斯贡去，参与加冕大典。（喇叭奏花腔。众下。）注释三女巫各有一精怪听其驱使；侍候女巫甲的是狸猫精，侍候女巫乙的是癞蛤蟆，侍候女巫丙的当是怪鸟。西纳尔是麦克白的父亲。指睡前所喝的牛乳酒。当时法国裤很紧窄，在这种裤子上偷材料的裁缝，必是老手。阿契隆（Acheron），本为希腊神话中的一条冥河，这里借指地狱第三部《重生》以国共合作北伐为开端，描述了近代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统一再度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重点突出了1931到1945年十四年间英勇抗战、抵御外辱的历史风云人物，以激越悲壮的语调讲述了以黄埔军人、地方热血军阀为主体的铁血军人们的英雄豪情，以幽默深沉的笔法还原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张学良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再现了中华民族儿女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奋起自救的精彩往事。蒋记王朝第一章风起两广

挑衅，迎战！

孙中山北上之后，谭延闿和樊钟秀继续率军北伐。这两人交出的成绩单大不相同。谭延闿亲率的湘军在北伐战场屡战屡败，被迫退回广东。而稍早出发的河南籍武林高手樊钟秀，则创造了奇迹。他率领麾下的数千河南子弟兵横行五省，转战数千里，于千军万马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打到了河南南部，也算是回家了。孙中山北上未归，樊钟秀回不来，谭延闿新败，广东大本营内部有军阀搞武装割据，对于永不安分的陈炯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的屎尿洗掉，而你现在……但我也不得不想到，我说好了的事，却没有做到。这种事我绝不能再做了。花了一个小时她才稍稍消了气，起来给我俩泡了茶。我不得不又多待了两个小时。到我走之前，她又无所不谈了。讲了她父亲情妇的一个故事，说在她母亲“恰当而稳妥”地死去以后，不仅把她，莫迪，当用人使唤——“不过这个我和你说过了，我记得的”——还着手要毒死她。“她毒死了我母亲，就算别人不知道，我是知道的，而且我玛丽姑妈相信我。姑妈说去警察局没有用，他们不会信我的话，不会对我父亲不利的，他和警察是一伙的，所有对他有好处的人，他都和他们一伙，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请巡官来家里喝威士忌，吃蛋糕。他和他的情妇还会送一桶麦芽酒给警察局的小伙子们，外带火腿和布丁。我，一个小姑娘，我那会儿怕得要死，被毒药弄得病歪歪的，如果我跑去和他们说，我父亲的情妇毒死了我母亲，现在她又对我下手了，是毒药啊——哎，他们会听吗？我玛丽姑妈说，听好，你找个机会，只要不惹出麻烦，离开那个家，来我这儿吧。我不想和我那个哥哥正面冲突，他那个人可惹不得，他会报复的。不过只要有了机会，你就来找我，会有你一张床一口饭的。唉，我病得越来越重，越来越虚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我想办法不在家里吃，我会跑到我妹妹那儿去，已经去世了的那个妹妹——没有，我以前没提过她，提起她让我心里不好受。她一直身子弱，让他们心烦。她十五岁就嫁了人。那桩婚事父亲反对，对她说，别再进我的门来了。她男人不行，养不起她。她生了三个孩子，我妈妈以前会派我给她送一个馅饼或是一点面包，这类东西少了也没有人会发现。我看到她，那么苍白虚弱，孩子们嗷嗷待哺。她会咬一小口，好长点力气，然后剩下的给孩子们吃。我母亲死了，她家就一点吃的都没有了。我去找我父亲，说妹妹饥寒交迫，快要不行了。他说，我告诉过她不要嫁给那个人，这是他唯一的回应。她死了，他没去参加葬礼。那个丈夫带着还活着的那一个孩子，我后来再没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她死前，我会去陪她坐坐，我因为不敢吃家里的东西而饿得要晕倒，她因为家里没有吃的而在慢慢饿死，我们同病相怜。那段时间糟糕透了，糟糕透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要说‘美好的旧时光’，旧时光糟糕极了，除了对我父亲那种人来说……”莫迪没完没了地说她的父亲。我问：“你另一个姐妹呢？”她说：“她嫁人后就离开了家，我们不怎么有她的消息，她躲着父亲呢，父亲也不喜欢她的男人。有一次我去她那儿，说，波莉，缪丽尔妹妹快饿死了，她的孩子也快饿死了，而她只是回答，啊呀，我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分给她。但是她的橱子里塞满了肘子、馅饼、蛋奶沙司。“缪丽尔死后，我就无处可去坐坐了，我能不吃就不吃，因为我知道食物里有毒药。她会上楼到我的房里来——他们把我安排在楼上的阁楼里，就好像我真是个用人一样——端着牛奶和肉汤，说，喝掉，喝掉，我把这些东西倒在痰盂里，然后蹑手蹑脚地下楼倒痰盂，这样她就不知道了。我能吃出那些汤汤水水里的毒药味，我知道那里面加了毒药。有的时候我出去捡人家喂鸟的面包，不过我怕被人看到。是这样的，我们家算有点名望，父亲有各种往来，买得起马车，行为潇洒，而她有她的酒吧，大家对我们看法不差。我是留在家里的大小姐，大家都羡慕我过得舒适。但实际上我睡的是房子顶层阁楼里的一张薄床，没有一丝暖气，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一件我自己的衣服，有的都是她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不敢吃东西。后来，有一天晚上，这一切终于维持不下去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病得太厉害，太虚弱，爬不起来。她端来满满一杯甜牛奶，说，我就在这儿等你喝完。我不想喝，我说。我不想喝。但是她说，我就坐在这儿。“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丝绸睡袍，上面缀着羽毛，领子是灰色的天鹅绒荷叶边，脚上是粉色的高跟拖鞋。她爱吃好喝，长了不少肉，脸色通红，一边叹气一边说，哦，我的天哪，那些楼梯，哦，我的天哪，这上头真冷。可她从来没想过我天天都要在那些楼梯上爬上爬下，也没想过我就住在这冰冷的地方。而他们卧室所在的那层明明还有两间空卧房。后来我玛丽姑妈和我说，他们当然不会让你和他们住一层了，他们可不想让你听到他们那些破事。哪些破事？我说，因为我从不在乎那一切，我痛恨那一切，我像我母亲，对那些事干脆不闻不问。再说，他们又没有结婚：她还有个丈夫躺在哪家医院，因此她没法嫁给我父亲。现在我回头看看，对那时的状况啧啧称奇：那时的人们循规蹈矩，但是她和我父亲非婚同居，我却记不得她因此受过什么苦。当然了，就算有我也不会注意到：因为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想办法不在家里吃东西上。那天晚上，我最终还是不得不把那牛奶喝了，尽管那味道令我作呕。然后我装作睡着了。她终于行动迟缓地下了楼。我把手指伸进喉咙催吐，把牛奶吐了出来。然后我把衣服装进母亲的小包，悄悄地离开了那所房子。“我身无分文，尽管我帮他料理家务，给他打扫房子，什么都做，他却从来没给过我钱，从来没有过。我去了姑妈居住的村庄。那个地方现在算伦敦的一部分了，你不会知道不久前它还是个村子，比尼斯顿还远。我到那儿的时候，街上满是车马，一片喧嚣。我走着，几乎就要瘫倒。我到了她家门口，按门铃，按了又按，她出来时正好抱住我，没让我倒下。她说我可以和她住，等我身体好了能挣钱了再回报她。她给我父亲写信，说莫迪来和她住一阵子。她是这么写的。而我父亲什么都没说，尽管我等了又等，希望能听他哼一声。好几年他都当我不存在。姑妈给我补身子，让我吃东西。她自己也穷，没法给我吃她说我该吃的那些东西，奶油啊，红酒啊，诸如此类吧，但她尽力而为。我那会儿又瘦又小，走几步路就会发抖，但是我身体渐渐好起来了，姑妈给我在西区一家女帽店找了个当学徒工的机会。她从我父亲那儿拿到了钱。我不知道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拿到了钱。”我回到家已接近十点，一肚子都是莫迪喝的那种浓红茶，现在觉得有点犯恶心，吃不下东西。感同身受，这显然是针对那厌食症，我觉得莫迪母亲去世以后，她得的就是这个毛病。我洗了个快速而高效的澡，写完了这些，现在我得上床睡觉了。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关于杂志社事务的想法写下来。我告诉莫迪我明天晚上不去，但是我周四晚上绝对会去和她喝茶。周三乔伊丝不在办公室，也没有留言。这种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杂志社里的气氛有些令人不安，有一点让人想咯咯傻笑，就像面临什么不测事件的学校一样。一整天，菲丽丝和我两人都在一起工作，关于该做点什么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啥也没说。我们的对话一直保持简短、有效。但是，啊，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年轻，那么黑白分明，那么非此即彼，那么不取即舍。酷酷的、俏生生的小嘴。俏生生的、干练的微笑。菲丽丝买了自己的公寓，我们——杂志社——帮了忙的。她为工作而活，除了我外，还有谁更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她认定自己就该当杂志主编。为什么不呢？我写下这段，为此觉得很惊讶。现在我准备写写我的职业生涯，这几天我先是因乔伊丝的事而震惊，而紧张，后来又因和菲丽丝在一起，需要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此我心里对我这职业的一切特别清楚。我中学毕业就直接工作了。没上过大学，家里的钱不够。再说我也达不到上大学的标准！上大学从来就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刚开始做《小妇人》的工作时——我和乔伊丝给那一时期的杂志起了这个名字，是个缩略表达——对于能够在新闻界找到一份如此光鲜的工作，我感到无比欣慰，没指望能寻到更高的枝了。1947年，战争阴影还在。杂志粗糙笨拙，因为战争的缘故，用的是劣质纸：登的净是如何用粗肉和蛋粉做菜的窍门。如何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这是乔伊丝对它的描述。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此感到烦、烦、烦透了。我们那会儿都多么渴望摆脱战争余波，摆脱配给制，摆脱这沉闷枯燥的气氛。那时的编辑也是个女的。我那会儿还不怎么挑剔我的上司，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做制作人的秘书，没有更高的眼界。我对南希·韦斯特林汉姆压根就没想法。上面的都是些大神、女神。我现在觉得她正适合那时期的杂志。作风老派，就像我的母亲和姐姐，能干、尽职、善良——我真觉得是那样，善良、和蔼可亲，而且我猜她这一辈子脑子里就没有冒出过一个原创的想法。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如果我有什么后悔的，那就是我那时候没醒过来，弄清楚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当然了，那时我还没学会如何去看周围在发生什么：就是一个组织的内部事务如何发展，该关注什么，事情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他们的确是对杂志进行了改进，纸张质量提高了，专题文章活泼了些，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编辑，我那时应该发现的，应该关注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如何观察局势：我沉醉在青春、自我魅力，以及个人成功里。在学校的时候谁都不觉得我有能力，我的父母也绝对没这么认为过。但在我们杂志社里，我却没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很快，谁要是生了病，或是不称职，能接手的就是我了。我记不得生命中还有什么能比那更让我快乐和满足的：那种宽慰，那种轻松愉快，就因为能处理一件新工作并且知道自己能做好。还有会穿着打扮这件事。当然了，五十年代可算不上时装雅服的好时光，但就连那个时候，我的穿着也能吸引大家的目光。我那会儿走的是性感风格，不过是冷峻的性感，只稍稍有一点倾向于戏仿：就是说，我预见了六十年代，还有我们都有点嘲讽自己穿着的做派。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当初鲍里斯到底怎么当上主编的。不过现在为时已晚。我问过如今还在我们那儿的老员工，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不是那样的。不管怎么说，1957年鲍里斯当了主编，他代表了“新思潮”。但是他没那个能力。那个时候我的地位和菲丽丝现在的一样：大家都寄予厚望的聪明姑娘。不同的是，我那会儿不自知。我喜欢啥都精通擅长，也不介意不分昼夜地工作。我热爱自己做的一切。那个时候我做的事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本分，与付我的工资、描述我职务的说法并不相符。当时我是制作部的秘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关注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了。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鲍里斯不起什么作用。和蔼友好、谦恭有礼、摩登时髦——这些他倒都是。南希辞职，人家让她走，在那以后，理事会指派他来做主编。他用的是现在摄影师们用的那间大办公室，有一张大桌子，一个配了秘书的秘书，还有一个公关小姐。他总是在开会，打电话，用午餐，接受关于女性杂志职责和功能的采访。“妇女解放”这个概念尚未诞生，不过我以前一直没意识到这点，是写这些的时候才想到的。事实是，其他的人在做他应做的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杂志社的正式人事结构不符合实际情况。杂志是稍微有点起色，但是起色不大，而且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得含含糊糊的。我们没想清楚过，多半还是照老规矩办事，不过是换了质量好点的纸，加了些像样的照片。乔伊丝一来，我们就意识到了我们在做什么，在为谁工作。市场分析，专家报告；这些我们当然都认真做了，但是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想法。杂志的支柱和基础，以及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资讯。节育、性、健康、一般的社会问题。我们手头几乎所有关于这些话题的文章都不可能刊登在《小妇人》上，一切都得重新包装。杂志的这部分工作由我负责。至于服饰、食物、酒、装潢部分，变动的是摄影质量。实际内容没变，时尚归时尚、食物归食物，变的是如何展示它们。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杂志上登许多这样的文章：《我是一个寡妇：我如何带大两个女儿》或者《我嫁了一个下身截瘫者》或者《爱丽丝双目失明却办一所商学院》：太低档了！要向上爬一个台阶，《莉莉丝》特意把这个放在了规划里，而我们做到了。我以前说过，乔伊丝六十年代中期来了以后，她改变了我：她也改变了其他的一切。现在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变化逆袭了公司架构。她是制作部经理，我是她的助手。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间办公室。主管杂志的是我们。我们觉得清清楚楚的是我们在经营它，但鲍里斯却没注意到。乔伊丝以前总说，她干前一份工作时，什么事都得帮老板做，还得让他觉得是他自己在做。所以对于她来说现在也没什么变化。我们对那会儿那个状态不仅毫无怨言，倒是十分担心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当然注意到了。现在我们很纳闷，那会儿自己怎么会以为别人不会注意到。说到底，我们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改造杂志。我们以前会去参加两周一次的理事会会议，安静地坐在一边，鲍里斯坐在首席，理事会代表们坐在另一头，我们几乎不开口。开会前我要向鲍里斯简明扼要地交代他该说什么。当时杂志实际的架构是乔伊丝和我主管一切，摄影师们的地位渐渐上升，因为他们其实是六十年代才跃居一线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做的，屋里总是挤满了人。突然——乔伊丝只来了两年——她被提为主编，拥有完全的决策权。新的模式，新的一切。她很聪明：不少杂志太“摇摆的六十年代”了，因此一败涂地，但是乔伊丝创立的模式——我们创立的模式——生存了下来。几乎转瞬间真实架构就和正式的官方架构统一起来了。鲍里斯走人之后，他那死气沉沉得厉害的大办公室就给了摄影师们，它立刻就活了过来。而我和乔伊丝用的那个房间变成了编辑室。那时我才意识到，当实际情况与正式结构不一致的时候，做一件事要投入多少精力，带来多大的精神紧张。现在，看看其他公司、其他企业，我经常发现有这种不一致的现象。那么在这个结构内，有什么在成长呢，未来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不会是乔伊丝和我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真是我和菲丽丝。我看不到，是不是因为我陷在当下太深？在我看来，事情变化太快，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或者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变化是在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我看不出内部有什么变化：但是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知道的，就是目前可用的资金大大减少，所以也许得舍弃我们那富丽堂皇、轻松活泼，甚至是放肆鲁莽的模式或者说配方，换一种更为严肃严格、专业专注的。专业专注于什么？唉，要是我能预见就好了！想到我们也许得做起“把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的营生，我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想参与。衣服穿一辈子——唉，这个已经开始了——牛肉当作奢侈品而非主食，买珠宝作为投资……上上期里，我们刊登了战争时期的食谱，当作个笑话，但对于我们这些战时和战争刚结束时年纪尚轻的人来说，那可不是个笑话。我听到打字室里的姑娘们哈哈大笑，菲丽丝在打趣那个把肉做成五香肉丸好多吃些的诀窍。我可以拿莫迪记忆中的食物做一个特写。我想，要是听到莫迪追忆儿时的食物，打字室里的屋顶可能要给笑塌下来的：莫迪说她小的时候，一家之母会做一个巨大的蓬松面糊布丁，好在上肉食前将他们“塞饱”，这样他们只吃一点肉就满意了，吃完肉以后，又上蓬松面糊布丁，涂果酱。当我回想起战争时期，想起那些凑乎、那些将就，那日复一日的无聊沉闷，唉，我没法再次面对那样的生活，没法，没法……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人说我们得再过那种生活。1963年我结的婚。就在乔伊丝来不久前。我把那段历史都写遍了，现在才想起来提一下我是那会儿结的婚。上一篇后一周不对，十天我遵守承诺，去了莫迪那儿，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待多久，几乎是进去就出来了。然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甚至连动作都未曾改变，只是那些劈下的树枝却已折断，散落在地上。“呀？这帮东西不是僵尸吗？”林岳纳闷道，手下不停，一脚跺在了地上。一片葛藤缠绕而上，自怪人的脚下盘行起来，不一会便将七人捆了个结结实实。林岳一咧嘴，刚想说些什么，却听得那灰衣汉子大喝一声，七个怪人身形陡然拔起，四肢猛挣，噼啪数下断裂的葛藤四处飞去。怪人身后，灰衣汉子手舞足蹈地在那里不住舞动着，举手抬足间韵律十足，而他每个动作后那些怪人便有了相应的反应，难道说这些怪人是被他操控着的？狴犴在S怀里翻了个身，懒懒地抬了下眼皮，极为不满地看了看发出喧闹声的人们，猫脸舒服地埋进了她的臂弯，不一会便打起了呼噜。看来S要指望狴犴出马是不太可能了，这只小东西似乎完全不关心眼前的战局，反而有些厌烦正在进行的打斗。“这家伙是人形师？”S惊问了一句，右手自腰带上取下尺弩，打开机簧保险，警惕地看着周围的怪人。“你是日本漫画中毒太深了吧？”林岳撇了撇嘴，双手垫掌，俯身在地面上敲击了数下，“就算真是玩木偶的那也叫方相师。”“管他什么师呢～～”S单手举起尺弩刚要发作，地上突然钻出一排矮小的植物来。那些植物在我们身周长成了一圈，很快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只是那些花朵的样子有些奇特，十字形的花瓣几乎拉成了平面，尖锐硬直的边缘像是四把锋利的尖刀。“啊嚏～～”林岳大大地打了个喷嚏，无数十字花猛地暴射开去，“笃笃……”飞旋着的花朵像十字镖似的钉满了那些怪人的全身。“切，还说我亲日中毒呢。”S反唇相讥道，“你这花不也是仿照了日本忍者的十字镖吗？”“呀？这帮子僵尸是木头疙瘩不成？”林岳烦躁道，“靠，少胡扯了，日本鬼子是仿照十字飞花造的忍者镖。”“哈哈，还以为有好大的本事，兜底是一伙嫩仔。”灰衣汉子狂笑起来，双手猛一舞动，“你爷老子让你们长下眼，么子叫国术精萃！”啪啪几声脆响，七个怪人的身上落下一些竹制的节扣来，僵直木纳的动作瞬时变得灵巧无比，也正是这个动作变化间，怪人头上的斗笠纷纷震飞，现出一张张狰狞可怖的面容。……“言家兄弟的造诣参差不齐，也只有言三和言五还算得上高手。”陈子浩毕恭毕敬地站在茶桌旁轻声道，“如果招呼这些跑龙套的去办事，恐怕会坏了大局啊。”莫曹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手下不停地炮制着香茶，斟了一杯稳稳地敬给对座的高大男子。“言家兄弟算跑龙套的话，三爷您就只能装些酒水饭食了。”高大男子悠然地嗅了嗅手中的茶。“呃，风爷说笑了……”陈子浩的眼睛不住瞟向莫曹，脸上却满是诚惶诚恐的表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三爷也许是劳于大局，没有注意到细节罢了。”莫曹对高大男子恭敬道，“风爷，不如让三爷前往湘西督战，一则自己人办事放心，二则也给三爷一个表率的机会。”“对，对，小莫说的正是属下所想。”陈子浩不住点头道，“属下请命，前往湘西督战。”“督战？三爷，莫曹是敬你年事已高，才有督战之说。”高大男子放下手中茶杯叹道，“您老就不必对号入座了，今晚启程，给言家兄弟做下参谋，配合行事吧。”一旁的金毛猴子正端着莫曹递来的一杯香茶，听到这话不由咧嘴，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三下两下蹿上陈子浩的肩膀，滚热的茶水全部倾倒在了他的头顶，烫得陈子浩一阵哆嗦。“佛说，醍醐灌顶，大彻大悟。对三爷我不敢如此苛责要求，只希望这一盏清茶能让您头脑清醒。”高大男子缓缓道。金毛猴子闻言不住点头，竟兴奋地爬上了陈子浩的头顶，唧喳着在他那日渐稀疏的脑袋上蹦跳起来，脸上竟似人一般地露出得意的笑容来。陈子浩点头称是，两眼目不斜视地盯着地下，如果这时能从下方看去，便能查觉，他的眼中隐隐闪动着无比怨毒的目光。……斗笠下竟是七张一模一样的铁青面孔，干瘪死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长长的獠牙横伸出嘴唇，白多黑少的眼珠透出凶恶的目光。原本贴在额头的朱砂黄符纸早已不知去向，口角张合间发出一阵古怪的响声。不管是谁，初一见这样的场面都会有所惊吓，这些怪人根本就是传说中湘西赶尸匠手下的僵尸造型，所不同的是他们已不再是四肢僵硬，除去了那些竹制的节扣后，动作已和人类一样敏捷灵活。灰衣汉子双手猛张，腾身向后一跃，落地间脚下稳稳地踏动着规则的步伐，石板路的泥缝间露出了几个不浅的脚印，他的脚步规律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七具僵尸陡然腾起，身形斜仰，两只手爪交叠着抱在胸前，双脚直直蹬向圈内众人。“蓬蓬……”连响，悄然冒出的七个金属圆盾挡住了僵尸的进攻，在圆盾外掀的力道下，七具僵尸借力倒翻了出去。灰衣汉子眉毛一挑，双手在胸前错动数下，空中倒翻而出的僵尸猛地折转身形，交叠的双爪平伸过顶，像端着两把五股尖叉般直射圆盾。噗地一下，僵尸那寸许长的黑色指甲竟穿透了坚固的圆盾，盾牌上顿时出现了十个凹洞。僵尸借力扣住，双臂一较劲，呛啷数声，金属圆盾像纸片似的被撕作数片。原本按兵不动只是不想多生是非，但从对手的强劲程度和攻击意图来看，这灰衣汉子显然是有备而来。既然如此，也不必再有所隐忍，况且这人奇诡的赶尸数术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招漂亮！”我由衷地赞了一声，双手拢在胸前，反掌挥出。十来道链锯缠上了僵尸，我猛一旋身，链锯交错拉动起来，刺啦声不断，链锯不住绞动着僵尸的身躯，即便是千年不坏的尸身，在这些特制的链锯下也会变作碎块。漫天飞舞起无数的衣衫碎片，七具僵尸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上的衣衫已完全被链锯撕裂，裸露出大腹便便的奇怪躯体，那肤色和体格完全不像普通的尸体。我一愣神，尚未来得及反应，七双手爪已牢牢地抓住了链锯的连接处。“呔！”灰衣汉子大喝一声，脚下一扫，急急走出四步，手中舞出一道直曲相交的轨迹。七具僵尸随即齐声呼喝，身子猛然后退，双爪交叉一紧将链锯拉向胸前，粗壮的手臂狠狠挥动开去，一片壮观的“金属雨”凭空而起，链锯竟在它们那恐怖的力量下断作了无数链环飞入空中。笃笃，一排弩箭射在了僵尸的大肚上，发出一阵脆响，晖儿手中的尺弩一次射空。在她的脸上露出一种惶然大悟的表情，脚下轻挪靠近了我的身边。“亦凡，这是辰州尸俑，古代木甲偶人的一种，不是僵尸。”晖儿低声在我耳边道，“铁木秘制，无坚不摧，可操控，可自行。”脑中一亮，难怪我和林岳的攻击会如此失败，原来吃亏在了这里。晖儿一定是在姜老的机关术笔记中看到过这种东西，但却不敢确定，直到它们露出原形并用尺弩试探后才下了定论。“铁木秘制，无坚不摧？”林岳竖着耳朵听到了一句，脸上露出一片坏笑，“天下还有比我更熟悉木材的人吗？”说着双手在地下一撑，头下脚上地倒立起来，手臂一压一弹中地面被他压下了一个不大的浅坑。灰衣汉子见状倒是一愣，手中一扯，脚下倒退三步，左脚踩点两下，右脚接上又是两下。那步法我终于想起来在哪里见过了，是《闻风拾水录》上提及的罡斗步法，天罡七印阵运作时我也曾运用过这种步法，只是和这汉子相比之下完全是幼童学步了。那边林岳双臂一撑，翻身跃起，双脚狠狠踏在了浅坑中，他落地的那一刹那，一片隐隐的绿色自地面蔓延开来，在七具辰州尸俑的脚下凝成了一片浓厚的绿色。“嗬～～噗～～”林岳恶作剧似地大吐了一口浓痰，那灰衣汉子不知虚实，手下又是一扯，七具辰州尸俑双爪直直击入地下，猛地一掀，碎裂的青石板夹杂着泥土蓬然翻起，竟是想要彻底截断林岳的攻势。碎石烂泥间一股酸臭黏稠的绿色东西沾了辰州尸俑一身，一阵奇怪的味道传来，辰州尸俑的动作忽地缓慢了下来，凡是沾染了这东西的部位竟像被酸液腐蚀一般凹陷了下去，不住冒出丝丝白烟，还夹杂着有些酸臭焦烂的味道。“哈哈，铁木再牛也受不了腐草，你丫就等着收拾破烂回家吧～～”林岳拍手大笑道。灰衣汉子脸色一变，眼中凶光闪现，脚下一阵变动，快速踏出一套罡斗步法。我看了一凛，那是罡斗步法中的三凶步法，即杀破狼三凶星汇聚为前步，余下四星顿步，隐含辅助的阵法或招式一定是凶险之极！“小心，那里面应该是尸毒！”晖儿见状失声叫道，辰州尸俑被腐蚀穿透的身体里正流出一种腐臭不已的黑黄色液体。灰衣汉子三凶步法中双掌猛合，狂吼一声，七具辰州尸俑咧开獠牙暴伸的大嘴，一股夹杂着腐臭的黑黄液体铺头盖脸地向我们袭来。林岳和我均是一惊，疏于防范之下没料到这灰衣汉子竟还留有如此险恶的一招，林岳的破坏性攻击反而成了诱发这个杀招的导火索。黑黄色液体密集地从各个角度扑来，一时间已无法聚集金属或植物屏障来抵御，情急之间我已准备用金属将众人完全包裹起来，虽然可能误伤大家，但总比死在尸毒侵蚀下要好。聚力发动间，却被一只手掌按在了肩头，方才集中的精力一下消逝。耿婆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笑眯眯地冲摇了摇头。面前忽地一亮，一股淡色的火焰无声地横空穿过，辰州尸俑像雪人般地熔解殆尽，黑黄色的液体在火焰中完全消失。那火焰撞在身上只是微微的一暖，却是毫无伤害，一种熟悉的感觉袭上心头。“只看外表，不重内涵。”一个人影自火焰中缓步走来，口中冷冷道，“以后别说你俩认识我。”十九、煞虎临门“臭……”林岳欢快的叫了一个字，却硬生生地将剩下的三个字吞回了肚内，因为莫炎那双眼睛正冷冷地盯着他。“要么现在消失。”莫炎转脸对着灰衣汉子沉声道，“要么，永远消失！”那汉子看了看莫炎，眼光扫了众人一遍，一咬牙，闪身几个起落消失在一片树林中。“哎～～不是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林岳拧着脸道，“这不是纵虎归山吗？”“杀一只惹四只。”莫炎面无表情道，“另外四个更难对付。”“呵呵，难怪老婆子看那身法有些眼熟，原来是辰州言家。”耿婆笑道，“你说的这五兄弟，应该是正宗直系的言家五虎吧？”莫炎眼睛一闪，用余光瞥了我一眼，似乎在探问着什么，我这才想起他还不认识耿婆，于是便简要地为两人做了个介绍。听完介绍，一贯冷若冰霜的莫炎有些动容，腮骨鼓动了两下，对着耿婆躬身便是一拜。“哎，小子，这就不必了。”耿婆抬手一点，右手二指按在了莫炎的肩侧，他那一拜竟是无法继续。“耿老……”莫炎的语声中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倒是耿婆却显得十分释然。“小子，田然的死和你没关系。”耿婆拍了拍莫炎的胳膊，叹道，“况且，下手的也绝不是你那个混账大哥。”我低声将老田身上中的“八门转魄凶格”向莫炎解释了一下，他才明白耿婆话中的意思，从神色上可以看出，他似乎宽慰了不少。虽然他对莫曹的憎恨之心并没有怎么消减，但听到老田不是死于莫曹的诡计后，却也暗舒了一口气，我隐隐觉得他对自己的大哥并没有完全绝情，或许莫曹也是。……夜间，旅店中。“辰州的言家五虎怎么会找上我们？”晖儿沉吟道，“从那个人的行为来看，他是故意惹事的，而且带来的七个辰州尸俑也是事先暗藏了尸毒。”“对了，嫂子，那辰州尸俑是怎么回事？”林岳好奇道，“湘西赶尸匠倒是常听到，但这尸俑还从没听说过。”“我也是从姜老的笔记上看到的。”晖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仔细向我们解释起辰州尸俑的来历。说道辰州尸俑，就不得不提起木甲术，与之前那个墨家败类用来制约我的“傀人甲”同出一门，所不同的是，辰州尸俑采用的是经过改良的“偃师木甲术”。在古老的历史文献《列子》中，便有一段详细记载，说的是周穆王前去昆仑山狩猎，回程途中在巴蜀一带遇到了一位神秘的匠人偃师。当时在偃师身边站着一位全身木纹的奇异人物，周穆王一时好奇便上前询问。偃师微微一笑，从容回答：“这不是真人，是我制造的木甲艺伶。”周穆王不禁有些吃惊，于是便仔细查看，发现这个木甲人的确栩栩如生。无论是他的一进一退、一抬首、一低头，仿佛都真的是个活生生的人。周穆王要他唱歌，完全可以合律，要他跳舞，也是千变万化。惊叹之下，周穆王兴高采烈叫自己的侍妾们也来观看他的表演。可就在表演将结束之时，这个木甲艺伶竟眨巴眼睛，勾引周穆王的美丽爱妾。周穆王当下大怒，斥责偃师道：“我还以为当真是什么木甲人！原来只是找个真人贴上木皮，想当作奇技，欺骗我这个天子？”偃师为了释疑，便当场拆解那一个木甲人让周穆王瞧仔细。周穆王发现，原来他真的是以木头、皮甲、胶漆等材料制作出来的，不论是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等，全是人工。偃师重新把这些零件拼了起来，那个木甲人真的又再度能栩栩如生动起来！周穆王这时才不禁佩服感叹：“原来人工的技巧，竟能达到与天地造物者同一个水准，实在不可思议！”然而，偃师的这一脉“木甲术”，后来竟自人间失传了。到了六百年后的战国时代，当代的“工匠之神”公输般，曾发明了会走会动、以线枢控制的“机关人”，和各式各样具高度杀伤力之机关战具，而墨家之祖墨子也发明了能飞行三日的机关飞鸢、以及能自由移动的机关屋。当时二人都自认自己的技艺，已达到天地间从未有过之最高水平。然而墨家的大弟子禽滑厘把他所听到的偃师技艺之巧，告诉了这两位老先生，二人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谈论有关“机关术”技艺的事。而辰州言家则正是偃师木甲术的一脉旁系传人，辰州尸俑便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之所以说是旁系传人，是因为言家先祖曾师承公输般，不但学习了公输般的机关术，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偃师木甲术的秘诀。公输般在听了禽滑厘的描述后，对偃师的技艺甚为敬仰，后半生便苦心找寻失传的偃师木甲术，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限将至之时让他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可公输般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太久了，他便叫来门下最得意的三位弟子，将这些资料分给这三人。当时还没有用到纸张，这些资料都是记录在一些竹简上，三名弟子各拿到了五根竹片，公输般考虑到自己时日不多，于是便限这三名弟子一天内参透。这三名弟子在公输般的床前跪了一夜，仔细参详着竹片上的资料，终于在鸡鸣时分将这些竹片尽数投入了火盆中焚为了灰烬。两名年长的弟子一无所获，羞愧地掩面而去，唯独最小的弟子向公输般道明了自己的见地，公输般听后大叹：“周易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吾至死方得其解，惭愧惭愧。”说罢溘然长逝。其实就“木甲术”和“机关术”的原理而言，两者既有相同却又截然不同。“木甲术”以磁为动力，以磁榫来控制，追求的是能灵活轻巧，栩栩如生。而“机关术”则以畜为动力，以枢来控制，用作为战争军事工具，追求刚硬肃杀。这两者在气质与理念上，可以说一开始便迥然不同，但它们同样是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名见解独到的弟子便是言家先祖，之后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和刻苦，钻研出了一套融会两门奇术特长的技法，但由于只看过五根竹片的资料，所以在他的技法中，只融入了极少部分的偃师木甲术。可就是这点点资料也已足够让他的技法精绝世间了。辰州尸俑就是他的杰作之一，这种大腹便便的木偶身材较为魁梧，腹内中空，可装入不少物品。而且通过木甲术和机关术的不同原理构造，它被设计成即可人为操控又可自行走动的特殊木偶。这种木偶在平时可作为商旅短途运输之用，若遇到抢匪，也可操控与之搏斗。在战乱时期，它则被作为军用物资的短途运输工具，同时也可抵御敌军的偷袭。由此，言家配合了奇门遁甲的阵形步法，独创出了一套操控技法。不知从哪一代起，言家做起了赶尸的行当，这木偶便被稍加改制成了运送尸身的工具。赶尸的收入比较丰厚，

”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

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

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

图书馆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并将其改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开馆接待读者。1917年国立京师图书馆移到方家胡同(原国子监南学旧址)，1928年7月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舍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在北海公园西岸的文津街馆舍落成(现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注23关于中、日等国学者对《女真译语》和资料的研究，金光平、金启孮父子合著的《女真文字研究概况》一文有具体详细的阐述，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104页。注24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二所。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即由原来的一所、二所合并而成。注25北平市立五中位于东城区，始建于1928年5月。据1938年6月《北平市各级中小学调查·调查资料第1号》统计，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的市立中学计有省立高级中学1所，市立中学校5所，市立女子中学2所。见陈兆肆：《日伪统治时期北平的中小学教育》，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2月，102页。注26池内宏(いけうちひろし，1878—1952)，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日本东京府(现东京都)，祖父为儒学名家池内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1916年任副教授，1922年，以论文《鲜初东北境和女真的关系》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1925年任教授。1937年成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39年转任名古屋帝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朝鲜、满洲(中国东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纪史。著有《文禄庆长的役》《日本上代史的一研究》《满鲜史研究》等。注27三上次男(MikamiTsugio,1907—1987)，日本著名金史、女真史学家，陶瓷学家。出生于京都府宫津市，193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为池内宏的主要弟子。1932—1933年，由日本外务省属东亚考古学会派往中国留学。1933—1936年升入东京大学大学院深造。三四十年代频频来中国东北地区从事高句丽、渤海遗迹调查。1949年为东京大学教授。历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东洋陶瓷学会会长、中近东文化中心理事长等要职。对金史、女真史、中国东北地区考古学、陶瓷学均有精深研究。在金史、女真史方面有大量著作，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1937年发表《金代女真之研究》，因在女真社会构成的研究上有突破，被当时日本学术界誉为这一领域的“高峰”。中国学者刘浦江在1999年出版的《辽金史论》自序中感叹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注28该照片选自《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内部刊行本)，1998年版。注29这里的胜利系指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注30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次日，段祺瑞有致冯玉祥等电(1924年11月5日)：“北京冯总司令，孙副司令鉴：之密。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宫逊政，非征服可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住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可也。”冯玉祥却复电说：“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电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溥仪出宫后图谋恢复优待条件史料》，载《历史档案》2000年1月，67页。冯玉祥答复见吴锡祺：《记溥仪出宫》，载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但所转引的段祺瑞电文略有出入。注31关于没收旗地旗产的问题，金启孮先生有《清代王公府属旗地——取租情况和清理始末》一文结合自己家族的情况详记其事，其中提到清代王公旗地的性质是：“清代各府所属旗地，是随着封爵的官产，并不属于王公私有，每一王公分府时，都拨给一批旗地，数目视爵位的高低不等。如果得罪革爵，则旗地连同所居府邸要一并交官，只有另置的私产例外。”特别提到民国十三年甲子之变，冯玉祥既接收了清宫财富，翌年张作霖又清理旗产，令各府将旗地租账(包括老账、新账)统交民国财政厅清理变卖，只把王公坟地园寝没算在内，而是令交款税契留置(封建社会得罪被抄家者，也不没收坟地)等事，与本次口述所说略同。并引录民国十六年(1927年)六月一日《顺天时报》所登清理旗产的官产处公告。载《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远方出版社1996年版，232-236页。并见台湾满族协会编《满族文化》第20期，1994年版。注32乌素图，是蒙古语，意为“有水的地方”。乌素图召坐落在大青山南麓，呼和浩特市郊区攸攸板乡乌素图村西沟口的台地上，距市区西北13公里处，实际上是当地旧有的7座寺庙的总称。因它们相距不远，毗邻相连，又地处乌素图村旁，所以统称乌素图召。注33三家子村位于黑龙江西部，嫩江东岸。该村一直是满族聚居地，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满语仍被作为交际工具使用，满族的诸多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仍有部分满族老人能够较流利完整地用满语表达，三家子村也就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满语、满族文化调查研究的重要基地。1962年内蒙古大学组织调查组，由清格尔泰先生带队，对三家子村的满族语言文化进行系统调查，金启孮先生也是满族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此次调查工作为期2个月(1961年8—9月)，收集了一些宝贵资料，金先生在此调查基础上写出《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德国汉堡，1984年)一书，这是首次对保存现代满语的满族聚居村屯进行调查的成果，他不仅把满洲尚存的满族村落公之于世，而且抢救了被学术界认为早已不复存在的“活的满语”这一文化遗产。1984译为德文本出版，在世界满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该文从调查到成果出版，竟然整整相隔了２０年。注34清格尔泰(1924—2013)，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今赤峰市宁城县)人，蒙古族著名的语言学家、蒙古语言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内蒙古大学教授。主持创建了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中国第一个蒙古语言学硕士点、博士点和蒙古语言文学培养基地。出版专著《蒙文文法》《现代蒙古语》，组织编写了《蒙汉词典》《蒙汉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契丹小字研究》等著作10多部。对蒙汉文化交流，蒙古语的研究和发展，现代蒙古语的进步有着卓越的贡献。1961年带队到三家子调查后，也曾撰有论文：《满洲语口语语音》，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专刊》，1982年版。注35策棱(1672—1750)，博尔济吉特氏，成吉思汗嫡裔，蒙古喀尔喀部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举兵侵入喀尔喀﹐策棱偕祖母格楚勒哈屯﹑弟恭格喇布坦投奔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娶和硕纯悫公主，授贝子品级、和硕额驸，从征准噶尔有功。雍正间，进封多罗郡王、和硕亲王，因战功卓著﹐被清廷赐号“超勇”，佩定边左副将军印。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策棱一直驻防漠北，对北方边境的安宁，起着重要作用。成衮扎布(1750—1771)为策棱长子。注36关于此事，金先生在《情寄第二故乡——我在内大的二十五年》一文中记述更为详细：“建校之初(内大建于1958年)，北京蒙古王公家中祖先画像、行乐图、战绩图、蒙文档案仍有不少保存，我建议内大全部收购，我愿当中间人。但因当时正集中力量编写革命史，未能采纳此建议。60年代初，我回京探亲时听说许多重要蒙古王公画像，通过琉璃厂已流向国外，曾两三夜未曾安眠，痛惜之心，至今未已。”载《金启孮先生八十寿辰暨执教五十年纪念集》，1998年版，141页。注37《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388页。注38《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21页。注39《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32页。注40《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1《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1页。注42《爱新觉罗宗谱》丙册，4689页。注43塔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六子，为庶妃钮祜禄氏所生，一生平淡。死后追封辅国公。注44学院胡同为东西走向，东到太平桥大街，西到复兴门北顺城街。明朝称提学察院胡同，因为胡同内有提学察院衙署而得名。清朝改称学院胡同。20世纪90年代道路改造后，曾更名为学院小街。但最终仍定名为学院胡同。注45卧佛寺街位于今复兴门附近，今已不存。1956年打通的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工程中，卧佛寺街、邱祖胡同与报子街被夷为平地，长安街与复兴门外大街得以贯通，卧佛寺街、邱祖胡同和东西观音寺街等都融入了长安街。卧佛寺街里原来确有寺院，但却不叫卧佛寺，而被称为鹫峰寺，即唐朝时的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鹫峰寺后殿，供奉有一尊卧佛，卧佛寺街即由此得名。鹫峰寺每逢冬季舍粥，救济乞丐和城市贫民。1972年，在复兴门门洞原址修建北京市城区第一座立交桥，鹫峰寺彻底消失。今天的百盛商场和工艺美术馆所在地就是鹫峰寺旧址。注46毓女士的说法与家谱记载不同，当时访谈者未觉察，由于毓女士已去世，这里只好存疑。注47这里提到的华北电业公司，与毓女士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她父亲与她前夫都曾任职于此。它是北京最早的民族资本电业公司，初名华商电灯公司，筹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前门西顺城街26号(今前门西大街41号的北京供电局地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25日正式对外供电营业。主要供应官府衙门、军政机关、工商企业及富家大户用电和繁华路段路灯照明。后规模日益扩大，自1906—1938年，华商电灯有限公司共兴办了32年。为北京的电力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40年日伪时期，华商电灯公司被强行收购，改为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1946年国民政府接管北京的电业，成立冀北电力公司。1949年后仍称华北电业股份有限公司。但遍阅股东名单，并没查到有人姓年。注48板头，即把儿头，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缠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亦可梳，不再拘于已婚未婚。注49施今墨(1881—1969)，祖籍浙江萧山区，为民国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另三位是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注50长安大戏院建于1937年，原址位于北京西单。注51康世恩(1915—1995)，河北怀安人。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1935年在河北省立北平高中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5年任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党委书记，北京石油管理总局局长。任副部长时还兼任大庆油田会战指挥部总指挥等职，20世纪60年代初参与领导和直接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是建国以来受记大过处分的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人。1995年4月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0岁。注521952年2月毛泽东签发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7师成建制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1952年8月1日，57师在汉中北校场举行隆重的“石油师”命名典礼和誓师大会。“石油师”整编成3个团，一团去延安枣园学习钻井技术，二团赴玉门学习基建工程，三团在汉中就地进行训练。半年过后，“石油师”官兵全部奔赴石油战线，成为当时石油工业的生力军。当时全国所有石油工人加在一起不到1万人，石油专业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石油师”为石油战线增加了近8000人。1956年，鉴于解放军的建制序列已不存在，1956年57师党委向总参报告，经批准撤销了部队番号。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军事、半军事管理传统，可以说就是源于石油师，就连用语也带着浓重的军队色彩，如勘探开发油气田叫“会战”，一场会战总会“拿下”一个油气田。油田叫战区，领导机构叫指挥部，领导叫指挥。一个阶段叫一个战役，每次战役都要比武打擂，都要总结表彰，骑马戴花升旗夺杯，等等。注53延长县十里村是1907年9月成立的“延长石油官厂”所在地，当时在这里打出的就是中国陆地上第一口油井，史称“延一井”。此井钻采成功，标志着中国工业开采石油的开始，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油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石油部召开大型会议时，来自全国各大油田的领导中一半都来自延长石油厂。“延一井”作为中国油田开发技术的一块试验田，为之后玉门、克拉玛依、大庆等油田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历史原因，一大批人才也在这里得到锻炼和磨砺之后，分赴全国各大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黄埔军校”。注54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当年2月13日，石油部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石油会战由此开始。三四月间，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国务院一些部门人员、当年退伍的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喊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仅用3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建成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占全国同期原油产量的51.3%。为国家积累资金3.5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注55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胜利油田早期称为“九二三厂”即由此而来；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这里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注56大港油田东临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

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尔丹的后路。前后夹击下，葛尔丹不支，到黄昏时分，葛尔丹被迫放弃驼城，率领残部撤入背后山中。至此，横扫草原的葛尔丹，已然陷入清军全线包围中。此时的葛尔丹，部队伤亡已经过半，一旦清军继续进攻，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危急之下，葛尔丹再次耍诈，当天夜里，他主动派使者找到清军抚远大将军（前敌总指挥）福全，要求议和，且言辞极为恭顺。福全顺水推舟，答应了葛尔丹的请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趁此良机，葛尔丹发动突围，深夜突破清军包围圈，向西北方向逃去，沿途还焚烧草原，阻止清军追击。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的葛尔丹，就这样成功逃出升天。后人皆说福全被忽悠了，但事实是，清军此时伤亡同样惨重，科尔沁方面的援军正在火速赶来，福全本意，是想等科尔沁援兵到后，集中力量围歼葛尔丹，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战后，福全遭康熙罚俸惩罚，而葛尔丹也祸不单行，逃亡路上，军中瘟疫四起，部队损失大半。败回准噶尔后，所部只剩下千余人。乌兰布通之战后，葛尔丹很是老实了一段时间，他一面以科莫多为基地，发展生产恢复实力，一面向康熙遣使谢罪。此时清朝上下，也有声音要求乘胜追击，彻底剿灭葛尔丹，由于清朝此时财用匮乏，康熙并未采纳，只是命蒙古各部对葛尔丹严加监视。同时，清朝在蒙古地区修缮驿道，设立军队，以防葛尔丹入侵。在经过数年休养生息后，葛尔丹气焰再起，开始四处劫掠周边蒙古部落。公元1695年，葛尔丹再起3万大军，从科莫多东下，康熙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二月，清朝9万大军分三路齐出，包括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东路军，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西路军，以及康熙亲自率领的中路军，三路大军夹击，意图彻底围歼葛尔丹。此次战役的关键在于，西路费扬古部进展神速，火速过土拉河，从后面截杀住了葛尔丹，后路被断下，葛尔丹仓皇后撤。三路清军在大草原上与葛尔丹“捉迷藏”，经一番围追堵截，终将葛尔丹围困在昭莫多。五月十三日，清西路军费扬古部在昭莫多与葛尔丹决战，面对葛尔丹密集的火器防御，清军并未像乌兰布通之战那样死打硬冲，相反只派小股骑兵诱敌，急于突围的葛尔丹果然上当，立刻率精兵冲锋，双方激战一天，就在相持不下时，清军另派骑兵，一举端了葛尔丹的大营，将葛尔丹军中家属尽数俘虏。葛尔丹军登时大乱，清军奋力冲杀，葛尔丹的妻子阿奴也在此战中阵亡，最后，葛尔丹仅率数十人狼狈北逃。就在葛尔丹与清军激战时，准噶尔部后院起火，葛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发动政变，占领了葛尔丹的老家伊犁地区，自立为准噶尔可汗。众叛亲离的葛尔丹走投无路，率千余残部流落宁夏河套草原。次年四月，在清军的打击下，葛尔丹服毒自杀，结束了他征战的一生。闻听葛尔丹死讯后，一生历经数度考验的康熙皇帝欣喜若狂，竟在黄河岸边（当时康熙正在视察黄河大堤）当场跪倒，敬谢苍天。葛尔丹死了，但是准噶尔与清朝的对抗并没有结束，策妄阿拉布坦起初对清朝采取归顺政策，全力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展，甚至两次击败俄罗斯东征大军。随着实力的增强，他终于在康熙帝在位的最后时期发动叛乱。从此之后，雍正皇帝在位13年，以及乾隆皇帝在位前半段，准噶尔与清王朝之间战火不断，相持不下。直到乾隆时期兆惠大将军西征准噶尔，这支古代史上最后的蒙古政权，才完全被平灭。第二十六章清初『贰臣』的不同结局清朝官修史书中，有一本极具特色的史书——《贰臣传》，这是乾隆皇帝弘历在位时，由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开始编纂的。书中的人物，都是在明清交际之际，曾先为明朝效力，后投降清朝的“贰臣”，编这样的一本书，自然是为了弘扬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书中的人物，也就毫无例外地被列为了“叛徒”，毕竟投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清朝能够以落后的文化、劣势的人口，最终成功取明朝而代之，建立一个延续300多年的大帝国，所倚重的不仅仅是八旗军的骁勇善战，更因诸多明朝降臣鞍前马后的出力。从皇太极盘踞辽东开始，清朝就一直重视对明朝人才的吸纳，通过战争、收买等手段，不断笼络明朝的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然而这些人怎么也未想到，在清王朝根基已稳，国家强盛的“康乾盛世”时代，他们当年的行为，会用这样一种方式，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即使是编《贰臣传》，乾隆皇帝也格外重视“甄别”，《贰臣传》共收录“叛徒”传记120多人。这120人，又被划分成了两类，其中的甲类，是归顺之后为大清建国建立过功勋的人物，乙类，是归顺后毫无建树，为统治者所不齿的人物。在成为叛徒之前，他们大多名声在外，是受人敬仰的君子能臣，一念之间，生前身后之名就格外不同。且挑出几个典型的“贰臣”，看看他们成为叛徒的过程，究竟有哪些可怜、可悲、可恨、可叹之处。一“贰臣”中的甲类人物里，最戏剧性的，当属洪承畴。在成为清朝开国功臣之前，很长时间以来，洪承畴都被看做挽救明朝危局，匡扶大明社稷的希望。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人。出身当地一贫寒家庭，自小刻苦耐劳，勤学苦读。万历年间高中进士，先任浙江提学，因他极善选人，一时名动官场，到崇祯年间，洪承畴已官升陕西参政。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陕西民乱四起，洪承畴自募兵马，在陕西韩城击退农民军，因此一战成名，从此后官运亨通，仅用两年时间就官至三边总督，此后他一直战斗在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第一线。他曾与孙传庭合兵，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崇祯曾评价说：“卢象升督东南，洪承畴督西北，天下必平。”可谓是明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洪承畴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开始剿杀农民军，历经近十年，被他先后平定的农民军势力有20多股，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领袖皆曾遭他重创，可谓对明朝尽心竭力。洪承畴从“忠臣”到“贰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明朝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是年皇太极集中大军攻打辽东重镇锦州，洪承畴以督师身份率军救援，双方相持在锦州外围的塔山、杏山一带。面对清军的强大攻势，洪承畴主张步步为营，以守为攻，双方相持近一年，清军进军不得。关键时刻，兵部尚书陈新甲向崇祯进言，怀疑洪承畴有“拥兵自重”嫌疑，崇祯多疑，数次发诏书催促洪承畴与清军决战。无奈之下，洪承畴只得主动出击，却被清军断绝粮道，以至13万大军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松锦之战”。松锦之战后，坊间传言洪承畴已战死，向来对功臣刻薄的崇祯帝也悲叹不已，曾辍朝3日以示悼念，却不料洪承畴竟然在兵败后降清。明朝因边关大帅之死而辍朝的事，之前只发生过一次，是明孝宗时为击破蒙古的大英雄王越之死而辍朝，当时只是一日，这次更加隆重，却未料“被烈士”之人却成了“叛徒”。有关洪承畴的叛变，历史上流传的说法是，本来洪承畴意图绝食，但皇太极亲自接见，嘘寒问暖，终感动了原本打算杀身成仁的洪承畴。另有比较“悬乎”的说法是，皇太极派自己的宠妃庄妃勾引洪承畴，终把洪承畴拉下了水。两种说法，皆未得到确切证实。而另一个事实是：洪承畴镇压农民军时，就常遭崇祯宠臣杨嗣昌刁难，后来的松锦大战，与其说败北于清军，不如说是被崇祯皇帝的瞎指挥坑死。明朝遗民王邦稷对此评价说：“（洪承畴）非不忠，乃心死也。”招降“心死”的洪承畴，不但明朝方面一片哗然，连清朝内部也反对声连连。皇太极却说：“洪承畴乃我进中原之向导也。”虽如此，皇太极在世时，洪承畴只得到一闲职，并未被重用。他真正大展拳脚，是在皇太极病逝，多尔衮成摄政王后。多尔衮对洪承畴分外倚重，“引以为师”。明朝灭亡后，正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将境内15岁以上男丁尽皆编入部队，集中20万大军入京。清军赶走李自成，夺取北京后，也是洪承畴提出出榜安民，严肃军纪，同时主动出面，大力招降前明汉族官员，使清王朝很快在北方站稳脚跟。同时，“替崇祯复仇”的口号也是洪承畴提出，此举甚至将南明诸臣也骗了过去，一心以为清朝是来助南明剿灭流贼的。洪承畴对清朝的大功，主要是在平定南明政权上。公元1646年，清王朝发布剃发令，江南反抗四起，洪承畴临危受命，就任两江总督。他一改先前清王朝残暴的镇压政策，提出以抚为主，在江南减免赋税，赦免罪臣，稳定当地局势，使江南的反清烈火很快被扑灭。与此同时，黄道周、金声、夏完淳等抗清义士也惨死在洪承畴手中。因此污点，洪承畴的母亲与弟弟皆以洪承畴为耻，其母几十年来拒绝与洪承畴相认。这以后，洪承畴受命总督南方五省粮饷，他多次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用抄没前明官吏家产的方法解决军饷问题。清朝最终平定诸路南明政权，离不开这位“后勤部长”的功劳。因如此，在清朝建国的早期，洪承畴官运亨通，在顺治年间，他是“太子太师兼东阁大学士”，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汉人宰相，其60大寿时，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到洪府祝寿，可谓荣宠之极。但清王朝统一全国后，洪承畴渐被冷遇。永历政权灭亡的同年，就被解除兵部尚书职务，只保留大学士的虚衔，识趣的洪承畴急流勇退，以“目疾”为由辞官，从此淡出政坛，于公元1665年病逝。他死得极为幸运，因为正是他举荐吴三桂镇守云南，最终造成了三藩之乱。如果不是死得早，吴三桂叛乱时，他也免不了株连。二《贰臣传》里的人物，不管是“甲类”还是“乙类”，无论生前身后，都是被世人唾弃的“叛徒”。唯独有一个人例外，他虽然也历仕两朝，但大部分人却对他极为谅解，甚至还有人把他看做耿耿忠臣——祖大寿。祖大寿，辽东宁远人，明末名将，他的亲外甥，正是放清军入关的吴三桂。比起这位汉奸外甥，祖大寿从军甚早，在投降清朝以前，他是横扫辽东的八旗军最难对付的对手之一。祖大寿在天启年间时，就在王化贞手下做过游击，真正得到赏识，是在孙承宗督师辽东时。击毙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他是袁崇焕的亲信参将，对袁崇焕死心塌地，是关宁铁骑的骨干力量。袁崇焕督师蓟辽后，祖大寿被任命为前锋将军。后来袁崇焕“被汉奸”，祖大寿起先一气之下率军回到辽东，在孙承宗的劝解下才重新回师救援，于解围京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在当时明朝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作战勇敢，且极重义气的角色。对这样的角色，皇太极也极为欣赏。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受命在大凌河铸城，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战前就曾下令，务必活捉祖大寿。清军在击退明朝援军后，将大凌河团团包围，祖大寿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顽强抵抗，苦苦坚守数月，弹尽粮绝之际，祖大寿使用“诈降”之策，率数千残部假装投降，又“忽悠”皇太极说可以帮他劝降锦州守将，皇太极果然中计。祖大寿到锦州后，反而留守锦州，继续和清军作战。直到十年后的松锦战役，洪承畴全军覆没后，祖大寿坚守锦州，最终兵败被俘。对这个“忽悠”过自己的人，皇太极格外宽容，再次极力招降。这次走投无路的祖大寿选择了归顺，被委任为总兵，但他很快就以生病为由请求辞官。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以“总兵”官衔在家闲住，直到公元1659年病逝，终其一生，未给清王朝打一仗。三在《贰臣传》里，有今人评价尚不错的祖大寿，有褒贬不一的洪承畴，还有一个人，降清之前的名声，远大于洪承畴，堪称是明朝“楷模”一类的人物，降清后的故事，却被后人演绎成一场笑话——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江苏常熟人，在明亡之前，他是晚明文坛领袖，号称“当代文章伯”。15岁时他就写出了《留侯论》，气势纵横，令人惊叹。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钱谦益科举考试一甲三名探花，开始崭露头角。他既是明代文学魁首，又是东林党领袖，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因此免职回乡。可谓是“国学大师”兼“政治精英”。八卦事也不少，他的妻子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两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至今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清朝占领江南后，曾慷慨激昂，宣称要举家殉节。就在殉节当日，眼看着他就要投身湖中自尽，却借口说“水太凉”，怎么都不肯殉难了。不几日，他主动响应剃发令，彻底投降了清朝。如此行为，在当时自然被唾弃，连他的妻子柳如是也离他而去。偏偏清王朝也看不起他，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院学士”的虚衔，连俸禄都没有。公元1646年五月他借故辞官，但随后两次遭清王朝下狱，家产被充公。晚年穷困潦倒，靠给人写墓志铭为生。临终之前，明朝遗民黄宗羲登门探望，钱谦益如遇知音，痛诉艰辛，声泪俱下半天，只换来黄宗羲嘲笑的一句：当初不死，现在不是晚了吗？到了乾隆编《贰臣传》的时候，还是没有放过他，把他列为“贰臣”中的“乙类”之首，销毁他的《初学集》等一百多部著作，还亲自写诗嘲笑他，五律诗写得尤其刻薄。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第二十七章一个真实的鳌拜在清朝的开国元勋之中，鳌拜是个知名度甚高的人物。拜“康熙计除鳌拜”的故事所赐，这位清初权倾朝野的名臣，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中，多是作为反面角色出现。比如今人津津乐道的武侠小说《鹿鼎记》里，“大奸臣鳌拜”这个词汇出现率甚高，仿佛在当时，这是一个闹得民怨沸腾，人人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角色。说起他来，世人普遍把他与恶魔、禽兽、恶棍之类的形象连接在一起。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一鳌拜，满洲镶黄旗人。论出身，鳌拜可谓根正苗红，当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时，鳌拜的伯父费英东，就是其中穿铠甲的“十二壮士”之一，可谓是努尔哈赤创业阶段最早的伙伴。鳌拜的出生年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清史稿》说他从努尔哈赤起就“从征，屡立功”，可谓是清朝开国诸将里的老资格。鳌拜的兵种比较特殊，在努尔哈赤时期，他的兵种叫“死兵”，也就是敢死队。努尔哈赤早期与明朝作战时，明军多用火器对付女真骑兵，努尔哈赤则常用“死兵”冲锋，消耗完明军弹药后即发起攻击。萨尔浒之战就是凭此战术打赢的。鳌拜属于天生勇猛的人物，每次做死兵都冲锋在前，率先攻破明军阵营，因此立功颇多。这时候的鳌拜，还是努尔哈赤身边的一个小人物。皇太极即位后，鳌拜成为皇太极身边的甲喇额真，他真正崭露头角，是因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皮岛之战。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与朝鲜只有一水之隔。天启年间明将毛文龙占领此岛后，将它变成了明朝牵制清军的根据地。清军多次向明朝发动进攻，皆因为皮岛明军从后方袭扰，不得不临阵退兵，可谓是明朝插在清军后方的一根钉子。为了拔掉这根钉子，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用尽了办法，强攻不行，因为清军当时没有水师，招降也被毛文龙拒绝。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复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杀掉了驻守皮岛的毛文龙，本意是统一事权，却使皮岛的局势陷入混乱。毛文龙麾下的三员悍将耿精忠、孔有德、尚可喜集体降清，给清朝带去了精锐的水师和火器，清军攻取皮岛的把握大大增加。此后清军曾多次发动攻击，皆被这时的皮岛总兵黄龙击退。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决心彻底拔掉这根钉子，以阿济格为帅，再次大举发动进攻。这次清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战舰从正面列阵，再派精兵绕道背面奇袭，担任奇袭任务的正是鳌拜。鳌拜战前立军令状“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战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刘永等。马国柱在奏报中相当乐观地声称：“山西全省悉平。”当叶臣摧毁了李自成在山西的据点时，阿济格及其军队正准备在这个钳形攻势的北路开始军事行动。他在宁武关与唐通相会，并从这位军阀的队伍中挑选了一些人马作为补充，随后进师陕西。他与图泰合作，率黄、红、镶红和镶白旗的满洲旗兵，在1645年正月初与大顺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发生在1645年1月31日。在这场战斗中，图泰的前锋击溃了大顺将领刘芳亮部。这样，阿济格进军延安就更为顺利了。在满军围攻下，李过弃城而逃。与此同时，多铎率军通过河南，直趋戒备森严的要塞潼关。潼关在许多世纪以来，就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要地。多铎的探马报告了大顺军的实力——那里约有3万战士正严阵以待清军的到来。因此，多铎在河南稽留了将近一个月，立营灵宝以等待重炮兵团，尽管他几次接到朝廷对其迁延不战的指责。正如事实所示，炮兵对清军这次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场战斗是清人征服中国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战斗之一。2月7日对潼关的初次进攻失利了。防守的一方奋力抗击，甚至设法把满汉先头部队与其主力分割开来，使多铎的人马伤亡惨重。但“红衣大炮”改变了战局。当炮兵猛轰起义军的阵列时，许多大顺士兵惊慌溃散，死者“不计其数”。大顺将领马石瑶派其300名精锐轻骑冲击清军的侧翼，另一支部队则去进击清军的后殿。然而，两支人马都失败了：一支为耿仲明部击败，另一支为满蒙士兵合歼。次日，即2月8日，马石瑶与其近侍投降了。清军马不停蹄出关西进，沿绿波粼粼的渭河河谷直指西安。西安的李自成很快就得到了潼关失守的消息。他亲自率领其卫队离城出战，企图挫败清兵对他在陕西的这个大本营的侵袭。然而他的战士未能挡住镶黄、镶蓝和正白旗兵。事实上，李自成仅仅保住了他的轻骑兵，而随之出战的步兵迅速被围歼了。清军尾随其后，双方相距只有几天的路程——如果不是几小时的话。李自成和他的骑兵最终得以进了西安城门。他抛弃了省会西安率军离去——这与8个月前他从北京溃逃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类似的大破坏再度重演了。他又一次让部下掠夺财宝，又一次将其旧日宫殿焚烧一空，又一次想把整个城市化为一片火海。根据清朝官方的记载，李自成并不是带领一小伙亲兵逃离西安的。尽管阿济格的情报可能不确，但他给朝廷的报告中却说，李自成带着20万人马，很有可能打算袭击南京。李自成经过蓝田南去商洛，又从武关进入了河南境内。从河南出发，大顺余部去了湖广，沿汉江而下，途经襄阳。1645年7月间，他在武昌做了短期的停留。阿济格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股起义军投降后有时能得到赦免，尽管当时清廷规定，所有的“盗贼”头目一律就地斩首，一般流寇应加鞭笞，只有已不能弯弓操剑的老人可以受到宽恕。在八次不同的战斗中，起义军都以失败告终。夏末之时，李自成到了湖广南部的通城，然后，他显然是逃进了这个省的东界处的九宫山地区。根据一种记载，1645年9月，他遭到了地主武装的攻击。而根据另一种记载，是遭到了农民组织的义勇的攻击。不论是被杀还是自杀，从此就没有人再看到他活在人间了。当清兵终于看到了据称是他的尸首时，它已腐烂不堪，无从辨认了。在1645年3月12日，即“闯王”败亡的六个月前，清廷就已宣布了对大顺军队的胜利。清军的战果是令人惊叹的：八次大战的胜利，缴获了3290匹马和460峰骆驼，攻占了八座城市，还有38座城市的纳款投降。尽管北方各省还远远没有恢复安定，但清廷已能稳固地控制它们了。而且，此次胜利随即又提出了这一任务：重建帝国行政的坚实基础，求得中国的再次统一。既然李自成最终被逐出中国西北地区，多尔衮和他的将帅就得以集中精力去征讨南明了。

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7月20日训谕礼部时所言：“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以泽及穷民为首务”。（《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9页）。尽管多尔衮堂而皇之的辞语是受了像范文程和冯铨（他作为顺天巡抚，始终强调征集贤才的重要性）这样的合作者的启迪，但是，他的政策毕竟是出于对形势的全面理解。至于冯铨，他在摄政王面前自诩为“老马识途”。参见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页。两个多世纪以后，当美国军队因1900—1901年“义和拳”包围使馆而占领了北京部分地区之后，马肯雷（Mckinley）将军告谕其军官：“培植一批精英，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抵抗的可能性……同时，美国人应该赢得大众的好感——通过了解他们的困苦，通过鼓励内政改革，通过约束军队以及来到此地的美国投机商。”亨特：《被遗忘的占领》，第502—503页。?当清人进入北京时，带有的军队约25万人。他们面临的敌人是：西边有35万余人的大顺军余部：西南边有张献忠的25万人马；南京周围有近50万人的军队。双方军队的实力在4∶1之上。林铁钧：《清初的抗清斗争和农民军的联明抗清策略》，第40页。?在有限范围内，这种军人对文官政权的重建与土耳其对其帝国中的Knurasanian官僚的支持是相似的。然而，这种比较是无益的，因为在一支奴隶军队和一支满人与汉族自由人所组成的精锐武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其夺取政权的途径也不一样。在中国，清人是通过控制帝国的城市，而土耳其则是通过赶走拜占庭在农村的行政机构而占领亚美尼亚等地的。城市被允许自治，但是，由于同拜占庭政府失去了一切联系，所以它们成了土耳其人畜牧型统治制度中的一种城市特区。卡亨：《土耳其的入侵：塞尔诸人》；伊那尔希克：《土耳其传统社会的性质》。?多尔衮批准的赦免名单，参见宫川尚志：《清代的宣抚救赈工作》，第989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1页。根据距离北京的远近，每个地方都给以一个接受这一谕告的期限。如期到京，酌量加恩；过期未降，即被认为是有意抗拒，将发兵征剿。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2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2页。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页；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7页；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2页。?由于接受清廷官职的决定是同僚或同省官僚们集体决定的，个人的良心压力便因之减轻了。例如，徐应芬与他的父亲，以及另外五位官员在江西省衙会商，并一致同意供职于清。徐应芬：《遇变纪略》，第18页。?对于原大顺政权的官员，清朝也加以任用。最好的例子是牛金星，他投降后，在多尔衮的政府中做了一个小官。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59页。尽管清朝承认所有的生员、举人和进士，但是他们也明确表示，他们只给予那些公开表示效忠本朝的乡绅以特权。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分，第25—26页。?琴川居士：《皇清名臣奏议》第一卷，第11—1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8—382页。金之俊后来官运亨通。1646年，他负责改革考试制度；1648年，任工部尚书；五年后成为都察院左都御史；1654年3月，升为大学士；四年后，任吏部尚书，帮助清廷制定了新的法典。黄之隽：《江南通志》，第2358页（第一四卷，第4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0—161页；《贰臣传》第八卷，第1—5页。尽管遁入山林者如果到以前的官署或军队去报到，就会得到赦免，但把桀傲不驯的明朝军队完全纳入中央的控御之下显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644年9月17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各地方归顺文武官员，多有首鼠两端，观望形势，阳为归顺，而中怀二心者。此等之人，徒取罪戾，虽有显绩，亦难自赎；自今以后，果能痛革前非，矢诚无二，仍与优叙。至无知小民，或乘乱作奸，或畏罪为贼，悉赦前愆，许令自新，归籍乐业；若怙恶不悛，定行诛剿不宥”。《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7页。?朱希祖等编：《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第32页。卫周允官复原职，作为监察御史巡抚直隶，负责大名、广平、真定和顺德四府。那时每个巡抚都有一个省作为他的特别监察区，但是，他一直留在京城。尔后，在1661年行省御史之职被废除了。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9—63页。他的推荐者，包括前明吏部尚书傅永淳，前湖广巡抚王梦尹。参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5—28页；张其昀：《清史·本纪》第一卷，第34页。卫周允的弟弟卫周祚（山西人，1637年进士），也与满洲合作了。他以明郎中身份加入大顺政权，降清后即授吏部郎中。1653年由洪承畴推荐，授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为工部尚书。1658年调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1660年与巴哈那一道修订律例的，正是卫周祚。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0页。?1643年，宋权因未经批准而擅离防御职守，一度为该县知县投入监狱。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17页。?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1—142页；又见《贰臣传》第五卷，第29—3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88—689页；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35—36页。这类地方防御组织，有些曾联合起来抗御满洲入侵者。例如，著名思想家孙奇逢（1585—1675）曾经于1635—1636年冬天在被满兵包围的保定府容城领导防御斗争。在他意识到，这里的城墙不足以抗击来自西部的装备了更多重武器的起义军时，他携其亲友于1638年进入义州西南山中，建立了一个防守严密的山寨，以求在明王朝日趋衰落之时获得喘息之机。1643年，他们曾使从进攻山东的战斗中撤退的满军不能靠近。或许由于宋权有与满兵作战的经历，他从没有供职于清。在1644年他四次拒绝了在新王朝任职；而且，在1646年“圈地”大劫中（当时保定府的大量肥沃土地落入了满人之手），宋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71页。其他著名的乡绅武装首领，还有前明吏部尚书田维嘉，他曾负责天津西南饶阳城的防御，抗击大顺军队。田派其儿子去京城将此城的控制权交给了多尔衮。后来，田维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8—9页。另一个河北著名士绅因为经历了一场起义军占领该省而引起的生死危机之后，欢迎清朝的占领，并希望在新王朝的统治下恢复法纪。参见同上书第十卷，第1—3页：《李鲁生传》。对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这种合作代表着一个旨在恢复封建社会控制的丑恶联盟。“满族贵族与投降的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勾结起来，企图重建封建秩序。”参见张守常：《陈永福投闯抗清事迹评述》，第64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1页。?如果他们不得不剃发，那么许多文人很可能要考虑南逃了。他们希望在保持其民族习俗的情况下来供职于清王朝。参见刘尚友：《定思小记》，第86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这显然激起了吴三桂这样的降人的不满。吴三桂降清后就剃了发。他在与李自成余部作战归来，率其人马通过北京西华门时，受到了都城一些居民的欢迎。吴总兵对民众挥泪而言：清人对中国不敬。先前他们攻占朝鲜时，也强令剃发，但朝鲜人至死不从，并说，“吾国衣冠千年相沿，头可断，发不可剃”，清人遂止。神圣的中华并不是朝鲜那样的属国，只要我们在，我们就会战胜他们。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刘尚友：《定思小记》，第6页。1644年9月15日，朝鲜君主仁祖大王问最近从北京归来的一名使节：“入关之后，九王措画，可望成大事耶？”该使臣答道：“入关之初，严禁杀掠，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如此等事，虽似决断，非收拾人心之道也。”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4页?三河农民举行起义，进攻县城的消息在1644年6月9日传到了北京。这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地区，大多数土地沦为皇庄。许多人失去土地，背井离乡，实际上已没有多少人在耕田；而且，即使是这些人也要负担沉重的赋税。关于三河起义，有两个特别危险的因素：其一，三河处于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大道之上，实为两京孔道；其二，该区县署只有部分城墙，因此，尤其容易进入，“萑苻之剽窃时告。”因此，政府特别重视此区的平定；还赐给投诚的前奉天总兵孔希贵蟒衣一袭。《世祖实录》第五卷，第4、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以下简称《清初农民》），第50页。保定的起义震动更大，因为中央政府认为这里是一个稳固的前沿阵地。前明知府张华国剃发后仍在其位，迫切希望为新朝争取该区百姓的支持。然而，剃发令在农村遭到抵制。保定的西部与南部都发生了重大骚乱。康熙版《保定府志》，第三十七卷；《清初农民》，第61—62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55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5页；谈迁：《北游录》，第354页。根据某些当时记载，当多尔衮最初颁布剃发令时，有些汉官就告诉他，这将引起南人的抗拒，并且也会阻碍帝国的统一。多尔衮回答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参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顾诚：《论清初社会矛盾》，第140—141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在那种情形下，撤销此令无疑将有益于统一的过程。?关于“约”的观念的实例，可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62页。关于满族这种特别是在顺治和康熙时期的家长制思想，可参见郭蕴静：《清初“休养苍黎”的思想》一文。?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6页。?李雯、陈子龙和宋征舆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又见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三卷，第2页。据说，首次向多尔衮推荐李雯的人是陈名夏。?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五卷，第10页。所有重要文献皆出自其手。李雯等编：《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第2页。1645年，李雯担任奉天考试的主考官。那年奉天考试的监考官是朱之俊（奉天人）和罗宪汶（山西人）。他们选了两段相当合适的经书语句作为考题。首先一段出自《礼记·大传》卷二：“此其所得于民变革者也”；第二段源于《论语》：“上好信则”，完整的段落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题目载于法式善：《清秘述闻》第一卷，第1页。?顺治朝的山东要员中，有2％是满洲人，48.5％是来自辽东的汉族合作者。在知府与知县中有6％是满洲人，40％来自辽东。整个山东地区的308名县官中，有66名（占21％来自）辽东。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分，第4—5、25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55页。?在北京统治的初年，各地任官主要荐自于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80页。?最初，新政府不知道怎样处理乡勇，其中有

声！鼓声！麦克白来了。三女巫（合）手携手，三姊妹，沧海高山弹指地，朝飞暮返任游戏。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蛊方成。麦克白及班柯上。麦克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班柯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麦克白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女巫甲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女巫乙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女巫丙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班柯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到底是幻象呢，还是果真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仿佛听得出了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女巫甲祝福！女巫乙祝福！女巫丙祝福！女巫甲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女巫乙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女巫丙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白和班柯！女巫甲班柯和麦克白，万福！麦克白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②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班柯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克白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班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麦克白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班柯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麦克白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班柯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洛斯及安格斯上。洛斯麦克白，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得知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象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雹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安格斯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洛斯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班柯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安格斯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麦克白（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方才她们称呼我做考特爵士，不同时也许给你的子孙莫大的尊荣吗？班柯您要是果然完全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渴望想把王冠攫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麦克白（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班柯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麦克白（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班柯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麦克白（旁白）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得过去的。班柯尊贵的麦克白，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麦克白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仔细考虑过以后，再把各人心里的意思彼此开诚相告吧。班柯很好。麦克白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第四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喇叭奏花腔。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马尔康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就刑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邓肯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麦克白、班柯、洛斯及安格斯上。邓肯啊，最值得钦佩的表弟！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麦克白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邓肯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柯，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班柯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邓肯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册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你一次盛情的招待。麦克白不为陛下效劳，闲暇成了苦役。让我做一个前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邓肯我的尊贵的考特！麦克白（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下。）邓肯真的，尊贵的班柯；他真是英勇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第五场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麦克白夫人上，读信。麦克白夫人“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遇到我；我根据最可靠的说法，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你本是葛莱密斯爵士，现在又做了考特爵士，将来还会达到那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一使者上。麦克白夫人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使者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你在说疯话吗？主人是不是跟王上在一起？要是果真有这一回事，他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的。使者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麦克白夫人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这二者更伟大、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麦克白我的最亲爱的亲人，邓肯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什么时候回去呢？麦克白他预备明天回去。麦克白夫人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麦克白我们还要商量商量。麦克白夫人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脸上变色最易引起猜疑。其他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之前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肯、马尔康、道纳本、班柯、列诺克斯、麦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微妙的感觉。班柯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下梁间、墙头屋角，无不是这鸟儿安置吊床和摇篮的地方：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我注意到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麦克白夫人上。邓肯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有时候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厚爱来感谢；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给你带来了麻烦，你还应该感耐我们，祷告上帝保佑我们。麦克白夫人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邓肯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麦克白夫人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开列清单，向陛下报账，把原来属于陛下的依旧呈献给陛下。邓肯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居停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第七场同前。堡中一室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白上。麦克白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赤身裸体在狂风中飘游的婴儿，又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麦克白夫人上。麦克白啊！什么消息？麦克白夫人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从大厅里跑了出来？麦克白他有没有问起我？麦克白夫人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麦克白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麦克白夫人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麦克白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夫人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

望了。但事实上，却是每下愈况，愈变愈坏。我们当问，这些变究自何处来？究竟是要变向何处去？为什么总是变不好？我们须从逐件事上会通起来看。此中实是大可研究。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大问题，要人具备大见识，才能对此问题有解答。但若不先精熟这一部现代史，试问何从妄生揣测，或空下断语来评判现代？即此一例，诸位可知史学之重要。治史要能总揽全局，又要能深入机微。初看好像说故事，到家却需大见解。六如此说来，事若甚难，但我们只须心知其意，仍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各就才性所近，各择方便所宜，乘兴量力，只莫以为自己便是史学正宗，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大家各知自己的限度，如此钻研下去，也就够了。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与史德。一、史才：贵能分析，又贵能综合。须能将一件事解剖开来，从各方面去看。如汉末黄巾之乱，可以从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学术思想民间信仰种种角度去看，然后能析理造微，达到六通四解，犁然曲当的境界。另一方面要有综合的本领，由外面看来，像是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或两件以上的事，要能将它合起来看，能窥见其大源，能看成其为一事之多面，这种才智即便是史才。二、史识：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历史是一全体性的，并非真个有一件一件事孤立分离而存在。只是我们分来作一事一事看。如一块石的坚与白，并不能分，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与把捉法把它分了。若我们能如是来看历史，每件事便都能见其大。而且历史只是通体浑然而下，无间断、无停止地在向前。我们若能如是来看历史，自然能见其远。又要能看出每一事之隐微处，不单从外面看，须能深入看。这样的见识即便是史识。要之，果尚专业，务近利，则其人决不足以治史。能崇公业，图远利，其人始得入于史。中国人自上古即发明史学者在此，西方人近代始有史学亦在此。三、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所谓德，也只是一种心智修养，即从上面所讲之才与识来。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些心理修养便成了史德。我们如能兼备上述三条件，自可研究历史有高深卓越的造就。反言之，我们从事研究历史，正可训练我们分析和综合的头脑，正可增长我们的心智修养，正可提高和加深我们的见识和智慧。七最后我须指出，研究历史也随着时代而不同。时代变了，治学的种种也会随而变。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与从前人所需要的可以有不同。我们需要获得适合于我们自己时代所要求的知识。古人对历史诚然有许多研究，但有些我们已用不着。我们需要的，古人未必用心到。我们须得自己有新研究，把研究所得来撰写新历史，来贡献我们自己这个新社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史学。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有了《史记》、《汉书》和《东汉书》、《三国志》等等断代史，到宋代司马温公，仍可以从头来写一部《资治通鉴》，这是重新撰写旧历史。我们今天又和司马温公当时的宋代远不同，我们又该来把旧历史重新撰写才是。写历史有两种分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例如中华民国开国后，我们就该添写一部中华民国史。这也不必定由一人写，尽可由许多人同时来写。又如在此期间，有许多大事，亦该分别写。如国民革命军北伐，如对日抗战，这些大事件，都可分头写。在一个时代，必须有了一本本的小历史，才可由后人来汇集成一部大历史。现在大家都束手不写，将来变成一笔糊涂账，试问叫后人再如何下笔。所以历史该随着时代而增写。譬如过去有十七史、二十四史，接着加上《清史》，就成二十五史。有三通，又有九通、十通，但不能说中国历史即止于此，以下便断了。诸位研究历史，最大责任，就在此增写新史上，如此才好让这部通史直通下去。另一种是旧史新写。我们今天仍可再写一部新的春秋史，新的战国史，或是秦汉史，乃至其他各种的旧史翻新。时代变了，我们所要求的历史知识也和前人有不同，所以就该重来写新历史。这不是说旧历史可以推翻不要。所谓旧史翻新，第一条件自该根据旧史，不违背旧史原来之真实性。旧史翻新了，旧史依然存在。只可惜此项旧史翻新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人认真去做。我们前一辈的未尽责任，将这些任务都卸给我们。我们如再不尽责，这也是一时代悲剧，总该有人来负起此责任的。总之，历史是可以随时翻新改写的，而且也需要随时翻新改写的。我们自己不能翻新改写，却埋怨旧历史不适用。那是把自己的不尽责来推到古人身上去埋怨他们，真是不该。试问孔子写《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岂是为着我们而写的？诸位若真研究一些历史，便不致随便埋怨历史。本人曾写了一部《国史大纲》，也是属于通史的，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在我前后的人，已写了不少本中国通史，都不妨一看。只可惜现在研究历史的人少，连看历史的也少，所以就不知道这一门学问的行情。假如同行多，自然识货人也多，就会有个比较，有真行情出现，此下便可有进步。目下由于写的人少，看的人也少，史学变成独家冷门货，无可选择，也无从评价。这须要有人多写，多比较，自然可望不断有更好的新货新花样出来。今天我希望在座各位中有能发愿来写中国通史的，预定花二十年时间自可下笔。以历史时间论，二十年并不长。如一人要能对历史有贡献，二十年工夫是在是很短。而且写通史，也可有各种各样写法。譬如写一部为某一部分人看的，如为成年人看的，为中学生看的，为儿童看的，为研究历史的人看的，都可以。只要有人肯写，就决不会嫌多。怎样着手写呢？不妨先看近人写的，作初学入门。再正式看旧历史，看得多了，逐渐自己有了见解，再着手写。你也写一本，我也写一本，写的人多，公平意见也可从此产生，这就成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定论。如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他们不可能随便做翻案文章，因为他们对历史意见多已有了定论。此一时代有此一时代之定论，要翻也翻不多。举其大者，如耶稣在西方历史上是有其确定的地位的。可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从现代人看来，似乎一切无可有定论。有人可以轻易否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他可不烦花深工夫，也可不致受大责怪。又如西方人崇拜希腊，总是称赞希腊文化之伟大，这也已是一定论。但我们中国呢？春秋战国时代是好是坏，谁也可以随便说。这如民主政治大家都有投票权，所以有多数意见可凭。但我们此刻大家都放弃了这权利，只做一个旁观者，只凭少数人甚至是独家的判断，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就不能有共见，有定论了。若果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多了，其间便可看出一个行情，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国人之共见，当然不能由某一人或某几人把它轻易随便推翻。我很希望，今天在座诸位中，有一位或三两位或更多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我希望在这八次空泛的讲演中，能得几位后起青年，激起他们志愿，使他们肯献出一生精力，来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便是我这番讲演的莫大收获了。第二讲如何研究政治史一今天是第二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上次是讲的普通史，以下各讲为专门史。先对普通史求了解，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看，然后再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但较前所见的自更深细，更透彻了。政治与政事不同。如秦始皇帝统一，汉高祖得天下，以及其他一切内政、外交、军事等，都该属于政事，归入通史范围。若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一个国家，必该有它立国的规模与其传世共守的制度。这些制度，相互间又必成一系统，非一件件临时杂凑而来。从前人学历史，必特别注重政治制度方面。亦可说中国历史价值，即在其能涵有传统的政治制度，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若不明白到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可说就不能懂得中国史。中国专讲政治制度的书，有所谓“三通”，即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又承续此三通，再扩为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分类两结集，为治史者知识上所必备。为何讲制度的书，必称为“通”？这因中国正史照惯例是分代编纂的，即所谓断代史，如《汉书》、《晋书》、《隋书》、《唐书》等。如将断代史连贯起来逐年合并叙述，则变为编年史，如司马光之《资治通鉴》，此通字寓有编年通贯之意。但历史上的事件可以编年通贯，也可断代划分。如秦代完了，接着有汉代，汉代结束，接着有魏晋南北朝。此等朝代更迭，即成中国历史上之时代划分，此在第一讲已讲过。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则自古迄今，却另有其一种内在的一贯性。在此一贯中，有因有革，其所变革处虽不少，但亦多因袭前代仍旧不改的。直到今天，亦仍还有历史上的传统制度保留着。这证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我们研读中国史，普通是先读编年史，再分期转治断代史，然后再来研究制度方面的通史。其实在二十四史中，本也包含有专讲制度的一部分。在《史记》中称“书”，如《平准书》、《封禅书》等。到《汉书》改称“志”，《汉书》共有“十志”，都属讲制度方面的。以后历代正史中多数有“志”，或有“书”，这些志与书，因其讲的是制度方面，比较专门，普通读历史的往往忽略过，不仔细去研究。不如《资治通鉴》这一类专讲人事方面的历史，大家能读。其实我们要学历史，政治制度方面这一项，亦非通不可。清代阮元曾说过，一个人不读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彼所谓二通者，一指《通鉴》，即编年通史。另一部指《文献通考》，即指讲政治制度方面的专门史。这亦是说，要学历史，不可不通制度之意。二我们讲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大体可划分为两段落。前一段落为秦以前的封建政治，后一段落为秦以后之郡县政治。封建政治结束，即为中国古代史之结束。此一分法，显然又与西方历史不同。在西方历史上，并无此两种政治制度之分别与存在。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显见有此大划分。这亦证明我上讲所说，每一国家民族的历史，必有其特殊性，必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不同之处之一说法了。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因此研究中国史，该特别注意其政治制度之一面。中国历史，二千年前是封建政治，后二千年是郡县政治。从前的中国人，人人俱知，但到现在的中国人，对此分别，却有些不明白了。近人好说封建社会，其实今天所谓的封建社会，乃是西方历史上的产物，只因中国人拿自己固有的“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方历史，遂有此一名词，以至中西双方混淆不明，这实在是不妥的。中国在西周初年，周公创出了一套封建制度。其实这一套制度，本是连接着周公以前夏、商两代的历史传统而来。只是经周公一番创作，而更臻完美。此一套制度，其实即是把全国政制纳归于统一的制度。自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各自分封其国内之卿大夫，而共戴一天子，这已是自上而下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该称此时期为封建之统一。在西洋历史上的封建社会，则是在下面，不属上层的。罗马帝国崩溃了，各地乱哄哄，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社会无所依存，于是一班人相率投靠小贵族，小贵族们又各自投靠依附于大贵族。他们在政治要求上，亦同样希望有一统一政权，但却无法实现。譬如筑宝塔，由平地筑起，却没有结顶。在他们那时期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一名称，则只是一理想，一空中楼阁，在人心想像中的一个影子组织而已。因此中西历史上之所谓封建，原是截然不同之二物。可惜我们今天没有人来详细写一部周代封建制度的书。事实上在今天来写此书却不易，因关于此方面的材料，大都不在历史书中，而分散在古代的经书中。今天我们大学开科设系，有史学，无经学。经学更少人研究，因此此项历史上重大的专门题目，竟难觅位胜任愉快的人来撰写。周室东迁，封建制度濒临崩溃，乃有五霸乘时而起。据《春秋左传》中记载，当时各地诸侯，为数不下两百。在当时，国与国间种种交涉来往，仍多少遵守着周公所定封建制度下的一切礼文来维系。此种礼文，在当时乃为霸业所凭。若无此种种礼，霸业亦无法出现。此种种礼，若用近代新名词说之，实即是一种国际公法。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有国际公法，系在距今二千五六百年前。在清末，曾有人依照西方所谓的国际公法，来和春秋时代诸侯各国间种种交际来往的礼文作比较，写一书，名《春秋时代的国际公法》。当时著过与此相类之书的，也不止一人。可惜此等书今俱亡佚难觅。客岁本人赴美讲学，途径旧金山，晤华侨某君，彼正亦有意欲写此书，闻已积有成稿，惜未能一读其内容。窃以为此等比较研究，实非穿凿附会。在中国，实自有那时一套国际间共同遵守之礼法，以之与近代西方的国际公法乃至联合国宪章等相互对比，虽古今时代不同，然双方不妨各有短长优劣。好在《左传》全书俱在，人人可以把来作参证。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支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到今天民国时代还存在，中国之永为一统一国，此项政治制度实贡献过其甚大之绩效。三讲到此，有一问题须提出。即秦汉以下的中国，早非封建，而改行郡县制度了。但秦汉以下人，仍崇拜周公孔子所订之封建制度的人物，何以秦代大一统以后，封建制度彻底消灭，而周公孔子仍受当时人崇拜？此问题之解答，首当注意到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性，政治制度则只是其中之一例。秦以后之政制，有许多精义，仍沿袭周制而来，直至近代皆然。但最近的我们，接受西方学说影响，遂若西周封建制度一无是处。而秦以下之政府，则只以“君主专制”四字目之。这因依照西方人说法，谓凡国体，可分为民主与君主。凡政体，可分为专制与立宪。于是谓世间政体不外三型：一、君主专制；二、君主立宪；三、民主立宪。但中国传统政制，自秦以后有君主，无宪法，而又非专制。此项政体，实无法将之硬归纳入西方人所定的范畴格式之内。若我们不能确切抉发出中国历史之特殊性，而处处只照西方人意见，把中国史硬装进去，则中国历史势成一无是处。无怪近代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传统如此轻漠不关心，而又有人竟抱深恶痛疾的态度来对待国史呀。讲至此，忆起三十多年前，本人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讲中国政治制度史一选修课，当时史学系学生多不愿修习此课。彼辈认为此刻已是民主时代，开这门课，对时代来讲没有意义。后来还是北大法学院同学，受了该院院长及政治系主任的忠告，劝他们说，你们学的都是西方的政治制度，不妨也知道一些中国以往的，来作比较。因此他们倒有许多人来选修此课。开讲既久，文学院历史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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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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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袁世凯和民国法统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然。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治人与治于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文明共同体。在中国与西

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

这也叫人话？这样的人居然被派来当副帅，真不知道国君是怎么想的。他很严肃地批评夏阳说：“卫国因为对晋国信任，所以不对我们设防，如果袭击他们，是背信弃义，就算抓再多俘虏，却使晋国丧失了诚信，还怎么领导诸侯呢？”这件事被卫国人知道了。晋国军队自宋国返回，途经卫国的时候，卫国人都登上城墙，小心戒备着晋军。前面说过，自孙良夫当政以来，卫国一直是晋国的铁杆盟友，不但在战场上给予晋国支持，在外交上也是紧跟晋国的步伐。现在因为夏阳说的一个糊涂念头，导致卫国人心存戒备，与晋国离心离德——伯宗的这次出征，可以说是双重失利。在晋国群臣中，伯宗虽然受到晋景公的重视，但是地位不高，没有列入卿的行列，顶多是个上大夫。公元前585年的宋国入侵战，晋景公不派六军的正副元帅出战，而是派伯宗担纲，伯宗所带领的部队很有可能也只是晋国的杂牌军，攻不下商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实际上，晋景公此时也没有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宋国的战争上。自从去年梁山崩塌，他一直在酝酿一件大事，那就是迁都。关于新都的选址问题，他已经多次征求群臣的意见了。大家的意见在讨论中逐渐趋于一致，认为应该选在郇城和瑕城之间，因为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又接近盐池，“国利君乐”，不可多得。公元前585年三月，晋国就新都的选址举行最后一次国务会议。晋景公听完群臣的意见之后，当场也没有表态，只是向大伙拱拱手，若有所思地径直向后宫走去。韩厥此时担任新中军元帅兼仆大夫（宫中事务总管），他跟着晋景公走到了中庭，晋景公突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问：“你有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和群臣不同。”晋景公往前踱了两步，转过身来，看着韩厥说：“我就是要听听不同的声音，你尽管说，没有关系。”韩厥分析：“郇城和瑕城之间，其实是土薄水浅，容易积聚污秽，百姓愁苦，体质羸弱，容易得风湿一类的病。不如迁往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民不容易患病，还有汾水和浍水可以去除污秽，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如果迁到那里，晋国至少有十代君主可以享受其中之利。”晋景公沉默不语。韩厥又说：“山、泽、林、盐，都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饶，则人民骄奢淫佚；人民接近宝藏，则公室没有号召力，谈什么国利君乐？”韩厥这番话，乍一看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逻辑混乱不清。但是仔细分析起来，他有一条思想主线，那就是“民富则国不强”，或者更通俗地说，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就不那么好控制了，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自然没有什么乐趣可言。这也是实话，以当今世界而言，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是被老百姓装在笼子里的动物，相当于业主请来的物业管理公司，是必须夹起尾巴做人的；独裁者们只要一看到美国总统被民众搞得头焦额烂的惨相，就会下定决心不让老百姓活得太舒服，让他们保持在赤贫至温饱之间，为了一日三餐而奔波不息，自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太多自由与权利的问题。晋景公是个聪明人，觉得只有韩厥的话鞭辟入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同年四月十三日，晋国正式迁都新田，也就是今天的侯马市。【千古疑案：赵氏孤儿的真相】公元1753年，法国大文豪、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伏尔泰偶尔看到一本名为《赵氏孤儿》的中国剧本，马上被其生动曲折的情节所吸引，更为剧本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儒家道德思想所折服，于是动手将其改编成五幕舞台剧，并于两年后在巴黎正式上演，获得空前成功。随后，英国剧作家默非又根据伏尔泰的剧本改编了《赵氏孤儿》，在伦敦公演，引起极大轰动，观众如痴如醉，文艺批评家也一边倒地给予好评，甚至有人将其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相提并论，可谓盛极一时。伏尔泰看到的《赵氏孤儿》，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同名作品的法文译本。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题材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的记载中，故事是这么开始的——晋景公即位的第三年，权臣屠岸贾阴谋作乱，想要铲除赵氏家族。屠岸贾原来受到晋灵公的宠爱，又在晋景公年代担任了大司法官（司寇），他将当年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在群臣中宣传说：“赵盾看似不知情，其实就是幕后主使者。他犯了弑君之罪，他的子孙却仍然在朝中为官，活得自在，这样怎么能够惩罚罪行？必须要将赵氏家族剿灭！”顺便说明一下，赵氏家族的祖上，与秦国公室的祖先原本是一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五帝中的颛顼。商朝末年，颛顼有一个叫蜚廉的后人，是当时有名的长跑健将（善走）。蜚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恶来，在商纣王手下工作，被周武王杀死，其后人建立了秦国；小儿子名叫季胜，季胜的后人中，有一个叫做造父的，因为善于养马，受到周穆王的宠幸，被赐封赵城，便以赵为氏，建立了赵氏家族。周幽王年间，王室政治昏乱，造父的后人叔带从镐京逃到晋国，为晋文侯服务，由此在晋国延续了赵氏家族的香火。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派大子申生讨伐霍、魏、耿三国，叔带的后人赵夙担任申生的戎车驾驶员，参与了这场战争，并且在战后获封耿国，赵氏家族开始成为晋国的名门望族。赵夙的孙子赵衰进一步将家族的声望发扬光大，他一生追随公子重耳，不但帮助他登上君位，而且辅佐他建立了晋国的霸权。随着赵衰的官越做越大，赵氏家族的权势也随之急剧扩张，与狐氏家族（狐偃）分庭抗礼，成为晋国数一数二的权贵之家。赵衰有很多儿子，其中赵盾继承了家业，赵同、赵括、赵婴等兄弟也均有封地。晋襄公和晋灵公年代，赵氏家族的势力再度扩张，赵盾击败了竞争对手狐射姑，成为中军元帅，独揽晋国的军政大权。晋灵公对赵盾的飞扬跋扈极为不满，处心积虑想除掉他，结果赵盾先下手为强，纵容族弟赵穿刺杀了晋灵公。从史料上分析，赵穿刺杀晋灵公，显然不是赵盾纵容那么简单，而是受到赵盾的主使或唆使。屠岸贾将晋灵公被刺的罪名归于赵盾，倒也没冤枉他。但是，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没有必要再来翻案。退一万步说，即便要翻案，那也只应该追究赵盾一个人的责任，大不了将他掘墓鞭尸，为什么要剿灭整个赵氏家族呢？屠岸贾权倾一时，而朝臣之中，早就看不惯赵家子弟的所作所为的也大有人在，因此基本上没有人对屠岸贾的提议表示反对。只有新中军元帅韩厥反驳说：“灵公被刺的时候，赵盾已经逃亡在外。关于这件事，连先君（指晋成公）都不追究赵盾的责任，现在诸位君子却想诛杀他的后人，这是违背先君的意志啊！”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小时候还被赵家抚养过，对赵氏家族的感情很不一般，因此站出来反对屠岸贾的提议。但是这种反对的声音很微弱，当时地位较高的郤克和栾书对于这件事都是持默认态度，甚至暗地里支持屠岸贾，所以韩厥的反对也就无效了。他只能跑去找赵氏家族的现任族长——赵盾的儿子赵朔，将眼前的危险分析了一番，然后劝赵朔赶快逃亡国外。赵朔不肯逃跑，他抱着韩厥的一条胳臂，说：“您答应我，不要让赵氏家族绝后，我就算死也没什么悔恨了。”韩厥坚定地点了点头。不久之后，屠岸贾果然发难，带领群臣向赵氏家族发动军事进攻，在下宫（地名）杀死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等人，并将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死。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姐姐为妻。因为赵朔死后的谥号是“庄”，所以这个女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庄姬。赵氏家族被清洗的时候，庄姬已经怀孕，躲到晋景公宫中避难，侥幸逃过一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有个至交好友叫程婴。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大抵有些豪侠之气，将情义看得很重。公孙杵臼故意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你为何不追随赵朔去死？”言下之意，你程婴深受赵家恩惠，现在赵家有难，怎么好意思独活在这世上？程婴慢条斯理地说：“赵朔的夫人已经怀有身孕，如果有幸生个男孩，我要侍奉他；如果生个女儿，我再死不迟。”几个月后，庄姬果然生了一个男孩，按照赵朔的遗嘱，这个孩子被取名为赵武。屠岸贾听到风声，带人闯入宫中搜查，扬言庄姬可以不杀，但赵氏遗孤一定要斩草除根。幸好庄姬提前将赵武藏起来了，屠岸贾才没有得逞。程婴火急火燎地找公孙杵臼商量对策：“屠岸贾绝不会善罢甘休，日后还会来寻找孩子，我们怎么办才好？”公孙杵臼没有回答，反问了程婴一个问题：“保护孤儿和死，哪件事难？”“自然死容易，保护孤儿难。”“既然这样，”公孙杵臼双手抚着大肚腩说，“赵家历来待你不薄，就请你担负起责任，做那件难事；我老了，精力不济，只好做那件容易的事，请让我去死！”按照公孙杵臼的计划，程婴派人去找了一个穷人家的婴儿（是偷是抢，或者是买，史上没有载），把他装在华丽的襁褓之中，由公孙杵臼带到山里藏起来。程婴则跑到屠岸贾那儿说：“我是个没有本事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赵氏孤儿，我倒是知道赵氏孤儿在哪儿……”他瞄了一眼屠岸贾，“可能需要花费您一笔赏金。”屠岸贾很是高兴，当场应允了他一笔丰厚的赏金，带着人马跟着程婴到山里，果然找到了公孙杵臼和婴儿。公孙杵臼见到程婴便高声大骂起来：“小人啊小人！当日下宫之难你苟且偷生，骗我说要共同保护赵氏孤儿，原来是为了今天出卖我们。你就算不能保护赵氏后裔，你又怎么忍心出卖这孩子呢？”抱着孩子死死不放，向屠岸贾磕头说：“请您一定要高抬贵手，让这孩子活下去，我死而无憾。”见到公孙杵臼这副激动的样子，屠岸贾确信那孩子就是赵武无疑了。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程婴一眼，做了一个“杀”的手势，手下的武士一拥而上，将公孙杵臼和那孩子砍死。程婴呆呆地看着这一切，脸色变得煞白，仿佛灵魂已经出了窍，连屠岸贾扔在他跟前的一包黄金都顾不上捡。直到屠岸贾等人走远，他才“扑通”一声，跪倒在公孙杵臼的尸体前，像个孩子般大哭起来。以上故事，基本出自于司马迁记述的原文，再加上本书作者的少许文学加工和背景介绍。元代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体上采用了司马迁的记述，只是为了加强戏剧性，纪君祥对故事中的人物关系作了一个小小调整——被杀的那个婴儿不是别人家的，正是程婴本人的儿子。为了报答赵家的恩惠，程婴不但背负了卖友求荣的恶名，还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赵武在程婴的抚育下长大成人。十五年后，晋景公得了疾病，药石无医，怀疑是宫中有鬼作怪，于是命人占卜，结果是颛顼的后人有不顺心的事情，因此作怪。晋景公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在人间，对晋景公说：“颛顼的后人在晋国不就是赵氏吗？当年叔带离开周朝，来到晋国侍奉我先君晋文侯，世世代代都有功劳，未尝绝后。只是在您的统治之下，赵氏宗族才被消灭，连国人都感觉悲哀，所以有鬼作祟。”晋景公哀叹道：“那也不是我的意愿啊！赵家还有后人吗？”“有。”韩厥知道时机已到，便将程婴和赵武的故事讲出来。晋景公听了，大为感动，叫韩厥赶快找到赵武，偷偷将他带进宫来。晋景公命韩厥带武士埋伏在宫中，等到诸位朝臣进宫探望病情，将他们都软禁起来，让赵武出来和大伙儿见面。各位大臣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纷纷推卸责任说：“当年下宫之难，是屠岸贾主使，假传君命，要挟群臣，否则谁敢作难？听到国君生病的消息，我们便想到要替赵氏家族拨乱反正，现在只要您发话，我们便照办不误！”于是赵武与诸位朝臣结成了同盟，共同进攻屠岸贾，将其灭族，替赵氏家族报了血海深仇，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地位。这就是故事的结局，符合中国人一贯的思维——奸臣作乱，忠臣受难，但是国君没有责任，最多是一时糊涂，被奸臣蒙骗。拨乱反正之后，忠臣沉冤得雪，奸臣受到惩罚，国君还是那个国君，君臣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直到下一个奸臣出现。《赵氏孤儿》在中国流传甚广，也是中国戏剧史上被改编最多的故事，它不但感动了中国人，而且穿越了文化的障碍，感动了启蒙时代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大文学家伏尔泰看来，《赵氏孤儿》的主角不是赵武，而是公孙杵臼和程婴。他们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一个忍受着世人的误解和唾骂，保护了赵家的血脉，履行了“士”对主人尽忠的承诺。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敬佩的人是赵朔的老婆庄姬，她美丽大方、温柔贤淑、谨守妇道、三贞九烈，可谓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于一身，足以令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装腔作势的贵族妇女和社交名媛黯然失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史实与戏剧有很大差异。就连司马迁的记载，也不过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首先，屠岸贾这个人物在秦汉之前的历史上名不见经传。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就把握在各军的正副统帅——也就是所谓的“卿”手中。晋景公年间，晋国曾经有过六卿，也有过十二卿，其中都没有屠岸贾这个人物，反倒是赵氏家族中的赵朔、赵括、赵旃三人位列十二卿之中，占了卿的四分之一名额，可谓根深叶茂，权倾一时。那么这位呼风唤雨的屠岸贾究竟是何方神圣呢？答案只能是：他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其次，赵朔的老婆庄姬也不是什么三贞九烈之辈，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很不守妇道的女人。《左传》明确记载：庄姬与赵婴有染。赵婴是赵盾的兄弟，也就是赵朔的叔叔。即使是在男女关系相对开放的春秋时代，这桩乱伦加偷情的风流韵事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更何况，赵朔虽然是赵婴的侄子，却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这顶绿帽子戴在赵朔头上，如同戴在整个赵氏家族头上，搞得赵家人都脸上无光。为了挽回影响，赵同和赵括出来主持公道，决定将赵婴流放到齐国。赵婴向两个哥哥求情说：“有我在，栾书之流才不敢打赵氏家族的主意；我如果走了，两位兄长就很危险了。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然不能谨守礼法，但能保护赵氏家族。你们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栾书与赵氏家族并无特别的过节，顶多看不惯赵家的飞扬跋扈和赵氏兄弟的狂妄无知。赵氏家族真正的敌人不在于外界，而在于他们自身。赵盾主政晋国的时候，赵家党同伐异，清除异己，胆大妄为，连国君都敢刺杀；赵盾死后，赵朔为人懦弱，倒也没树什么仇家，但是赵同、赵括、赵旃之流，个个桀骜不驯，不服从指挥，对公元前597年邲之战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早就引起了晋景公和多位大臣的反感。赵同和赵括并非认识不到这一危险。但是，赵婴所做的事情实在太荒唐，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手段，无需外人动手，赵氏家族自身恐怕就要发生内乱了。公元前586年春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有天使对自己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不知道如何是好，派人去请教士会，士会推托说：“我哪里知道这些事啊！”但是后来又偷偷告诉来人说，天神赐福于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的事，不受到惩罚就已经是福气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恐怕反而惹祸上身。赵婴没有听到士会这番话，为天神举行了祭祀，结果（‘第二天就被（‘两个哥哥（‘驱逐出（‘境。在宗法观念极重的封建社会，他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是赵括和赵同顾及同胞情谊而网开一面。赵括和赵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看似稳妥的做法，对于庄姬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她就再也见不到心爱的赵婴了。后人很难猜测，庄姬和赵婴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是肉体的愉悦，还是所谓的爱情？自赵婴走后，庄姬和赵朔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她干脆和赵朔分居，带着儿子赵武住到了晋景公宫中。她既怨恨赵氏兄弟做事太绝情，又想念赵婴曾经给她带来的欢愉，日子一长，这种

，海碗般的花朵齐刷刷地转向韩笑。“嗖嗖”，无数长条形的尖锐花瓣像飞刀般射向韩笑周身，月光下可以清晰地看到，那花瓣的边缘遍布着锐利的尖齿。韩笑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的右手正拿着一包不知何时掏出的香烟，左手挥动几下，一排烟卷自盒内飞出，那烟卷竟都已点着，整齐地在面前排成了一个圆圈，刚好隔在了花瓣飞射的路径上。花瓣飞过烟卷形成的圆圈时，那些烟卷扑地爆裂，无数火星疾射而出，花瓣一挨上火星立即像被枪弹集中一般断成两截。就在这飞舞的火星中，花瓣散碎地在楼道上洒落了一地，仿佛铺就了一条艳丽的地毯。“草木皆可为兵，这个花匠还真有趣。”韩笑重新点起一支烟，满意地看着地上的花瓣，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谢幕似的行了一圈鞠躬礼。他整了整警服领口和警帽，踏着满地的花瓣走近了那间亮着灯的房间。“警察抽检查房，请配合工作，打开房门。”他的声音并没有四散传开，而是径直透入屋内，严肃的口气中脸上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门角的暗处，一棵不起眼的蒲公英晃动了一下，悄然散开的飞种渐渐飘向夜空……二十三、风雨听命捷达轿车的避震不是很好，这点很多人都知道，我甚至不用看就能知道现在的路况，但这种颠簸感有一半来自林岳的驾驶。“你最后一次开车是什么时候？”莫炎闷声道，紧握门边扶把的手指关节已有些发白。“瞧这问题问的，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林岳头也不回地说道，“要不是我没空考驾照，驾龄都超过老凡了。”我苦笑摇头，这家伙的驾驶自信一贯高涨，但技术却不敢恭维，要不是惦记旅店发生状况，也不会让他有机会碰方向盘。莫炎不再出声，拉过一旁的安全带，仔细扣上，眼睛死死地盯住车前，神经仿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捷达车依旧在山路上颠簸着，逐渐稀疏的路灯令得车头灯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四处黑暗的环境渐渐陌生起来。“靠，来的时候明明是这条路啊！”林岳拍着方向盘大叫道。……“怎么说我也是个警察啊，这还是第一次绑架，你们就不能配合一下工作吗？”韩笑看了看地上，摇头叹息道。那是晖儿和S一直防身的短柄猎枪，扭曲的枪管拗成了“O”字型。老田的铜炮子猎枪则像朵盛开的菊花，璨烂地开放在桌子下面。老田横在晖儿和S的身前，瘦小佝偻的身躯显得苍白无力，后面的两人正捧着烫伤的手掌，地上掉落的刀剑隐隐地冒着些许轻烟。“老头，麻烦你不要阻碍我执行公务。”韩笑的嘴角微微一扬，从兜里摸出一盒东西。还没看清他的动作，老田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圈熊熊的火焰，而这些火焰却是一圈漂浮的火柴棍发出的。老田被这突如其来的烈焰燎伤了须眉，脸上不由露出了一丝惧怕，脚下挪动了两步，但身子却依旧挡在那里，他只是不想让火焰伤及晖儿她们。韩笑划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烟，手中的火柴光芒一闪，老田身边的火焰高起数倍，一声不由自主的低呼顿时自火圈里传出。“我跟你走，别伤害老田。”晖儿平静地站了出来，“你们不是想抓人质吗？抓我好了。”“是王亦凡的夫人吧？”韩笑懒懒地敬了个礼，“身份正好合适，那就麻烦和我走一趟了。”说着从腰间拿出一副手铐，慢步走到晖儿面前，举手铐去。……“晚了晚了……”在走廊里看到满地的花瓣时林岳就已经面色不对了，一马当先地冲进屋里之后便是一阵跌足大叫。地上歪曲变形的武器，凌乱的桌椅，屋内还残留着夜间少有的热度，晖儿等三人早已不见踪迹。心脏一阵纠结，一路上我多少有些心存侥幸，毕竟林岳对着一个蒲公英飞种能知道多少情况？但眼前的情景已完全将我打入了谷底，无意识地搜寻着房间内的一切，期望能够找到一些足以证明晖儿无恙的痕迹，也就在这时，落在地上的唇膏映入了眼帘。那是晖儿最喜欢的唇膏，平时出门总是戴在身边，虽然她不怎么用，那是上次结婚周年时我送她的小礼物。唇膏的边上掉着半只吃剩下的梨子，混乱中被人踩了一脚，汁液溅得到处都是。这两样东西都落在墙边，我拾起唇膏，突然发现缩入的膏体上似乎有划痕，旋出一看，上面赫然用指甲点着长短不一的痕迹，顺着唇膏的斜面一直下去，共有九条。“三短三长三短。”莫炎敏锐地发现了唇膏上的痕迹，“这种SOS很久没人用了。”“晖儿以前学过些应急救生的小方法。”我迟疑地看着地上的梨子，“难道她在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吗？”唇膏、梨子、踩踏的力度不像是无意间的行为，溅出的汁液在一侧明显形成一条切线，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我试着用手接触地上未干的汁液，大脑中隐现出残破的片断，晖儿的鞋子踩下，S挡在晖儿身前，对话声，“山”……“这附近什么山的名字里有梨的发音吗？”我问道。“有！”莫炎眼睛一亮，“高黎贡山。”“晖儿，你不可以有事……”我揣起唇膏，大步冲出房门，“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一辆警车正停在半山腰的路道边，三个人影艰难地前行攀爬着，身后几步处，一个悠闲人影不紧不慢地迈步前进。“不爬了，累死了！”三个人影中突地坐下一个，大声叫道，“黑灯瞎火的爬高山，你杀了我好了。”“哦，可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到你爬得动为止。”悠闲的人影懒懒道，“这里是自然保护区，云豹、人熊什么的参观一下也不错啊。”说话间，他背在身后的手指飞速活动着，一张白纸迅速地被叠成了动物的模样，火光微微一闪，草丛中猛然立起一只高大的人熊，咆哮着向众人扑去。“啊～～”一声尖叫，地上的人影跳起身来撒腿就跑，另外两个人影也紧跟了上去。火光过处，人熊化作方才的折纸模样，掉落在了地上。那悠闲的人影笑了笑，依旧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他的步伐并不快，却始终保持与前面三人只几步的距离。即便前面的人已在快速奔跑中。……“高黎贡山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驾驶着捷达，以最高速度冲上山坡，“韩笑带他们去那里干什么？”“这里是腾冲的天然物种库。”莫炎眯起眼睛道，“那混蛋的师父估计在采物种。”莫炎口中所说的应该就是他的亲哥哥，饲虚一派常常需要捕猎新的虚灵物种，而这种人迹罕至的山林正是合适之处。我心中不由得一紧，一个连自己父母都能剖颅挖脑的冷血人物，晖儿他们的境遇……想到这里，脚下油门一踩到底，车轮原地空转两秒，笔直窜向蜿蜒的山路。“你应该有驾照吧？”莫炎的手再次拉过保险带。……“我只想带走一个，是你们硬要跟来的。”韩笑耸了耸肩，无辜地笑着，“现在要是走不动，那就留下，我带这位小姐上去。”“走就走，你别想对晖儿动什么脑筋！”S跳起身，挥动着手臂挡在晖儿面前。韩笑下意识地微微退让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紧张，但很快便恢复了常态，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那就继续上山吧。”S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和晖儿一起扶着老田继续前行。伸手摸了摸脸颊，韩笑那白皙的皮肤上隐隐有着一个粉色的掌印，这是S在屋内给韩笑留下的，那时他正想去铐晖儿。却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在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竟敢作出这样的举动，以至于他忘记了躲闪。“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香水。”韩笑喃喃道，鼻间还残留着一缕特殊的香味，似乎是打他的那个女孩留下的，淡淡的味道令他心中悠然一颤。……“到了上面的湖，你们别说话哈。”老田装作体力不支，让晖儿和S紧紧扶住，趁机低声道，“见到起风咯，就跟着我跑。”……“这警车是韩笑留下的。”莫炎在车子附近嗅了嗅，“从这里步行上山。”“唉～～等等，我这儿还没完事呢。”林岳从警车里钻了出来，手脚并用地跟上我们。“再不快点，你和S之间恐怕就彻底完事了！”我头也不回地向山上小跑而去。……狂风骤起，瓢泼的大雨疯了似的不断扑打着韩笑的身躯，眼前一片飞沙走石，原本不远处的三个人已不知去向。韩笑不觉有些火大，自出师以来，他从未被人如此算计耍弄过，更不用说像现在这么狼狈，笔挺的制服被风雨弄得完全走形，头上的警帽也飞入了身边的湖中。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用灵火保护自己，事实上，这场风雨正是他的灵火引发的。但是他依旧没有弄明白，刚才走到山腰的这个湖边时，那个老头突然发狂似的冲他大声嘶吼，弄得他有些莫名其妙，接着便是奋力投掷来的石块。对韩笑而言，这实在是小儿科的东西，他甚至懒得抬手拨开石块，口中的烟卷猛地一亮，一片烈烈的火光笼罩了全身，那石块就像见到阳光的冰雪顿时消融殆尽了。然而，就在这时，湖面上诡异地滚过一片浓重的乌云，狂风随即迎面吹向韩笑，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乌云有意识地停在了韩笑的头顶，伴随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泄洪般地倾下雨水，浇得韩笑抬不起头来。喀嚓，一道闪电袭来，韩笑就地一滚，险险躲过，原本站立的地方一片碎石，地面上隐隐出现一些闪亮的颗粒状物体。韩笑知道那是闪电击中砂石后形成的石英结晶体，这也就是说，那闪电的威力足以将他这个淋得透湿的有机生命体变成焦炭。“那老头居然会巫术。”韩笑暗想，手掌一翻，一张电光蜡纸落入手中。脚下不停移动，躲避着随时击下的闪电，双手飞快地折起纸来。火光一闪，一只黑色大龟凭空出现在湖边，高大的身躯像似一座小山，完全穿透了那层漂浮着的乌云，阻住了扑掠而来的狂风。大龟摆动着脖颈，不紧不慢大口小口地嚼食着空中的乌云，就像一个正在吃着棉花糖的孩子。云中那些没有成形的闪电，扭动着被大龟吞入了口中，远远看去像一群正在被吞噬的电蛇。韩笑不知从哪里找回了警帽，身上的警服也恢复了干爽笔挺，脸上露出了调皮的微笑，那是一种男孩见到有趣的昆虫时特有的调皮笑容。“现在……”韩笑抽动了两下鼻尖，“我该去找那种特殊的香味了。”……“玄龟？！”莫炎从地上拾起一只电光纸折的小龟来，“折纸化虚，韩笑长进得真快！”“折纸乌龟？！”林岳从树上倒吊着望向莫炎手中，“你那个混蛋师侄好像被甩掉了，附近刚下过雨，还有闪电，树上的含水量和酸碱度变化的厉害。”“嗯，韩笑离开了有十分钟。”我在湿漉漉的草丛中抹了一把，脑中的景象十分清晰，“晖儿他们是四十分钟前离开的，我们速度要快，韩笑的脚程至少在他们一倍以上。”莫炎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眼睛望向一个方向。他蹲下身，双手腾然出现血红的火焰，猛地拉起，地下缓缓浮出一匹浑身闪动着火光的赤色骏马。“火驹赤兔只能带两人。”莫炎看了一眼林岳，纵身上马，那赤色骏马昂首长嘶间跃跃欲试。“切，瞧不起人，你俩上去好了。”林岳撇嘴道，脚下泥土一阵翻滚，粗大的藤蔓冒了出来，那上面附着一个像似捕蝇草的瓶状物，只见他的身子一闪，人已钻了进去。“植物根茎的平均生长速度是猎豹的两倍多……”林岳的话语随着藤蔓没入地下，地面瞬间恢复原状，隐约间我听到地下有东西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翻身上马，我还未坐稳，莫炎双腿一夹，火驹赤兔如箭射一般冲出，耳畔风响间，已掠出数百米。“早叫出这匹马就好了。”我不由嘀咕道，“晖儿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火驹赤兔太张扬了。”莫炎一直注意着空气中的味道，“那个混蛋在山顶就能闻到。”……“好冷～～”S不由得一阵哆嗦，身上满是腥臭的烂泥，一旁的晖儿和老田也是同样狼狈不堪。三人蜷缩在一株巨大的银杏树内，那是一株千年以上的古树，粗壮的树干上凹进了一个大洞，刚好容纳这三个体形不大的避难者。“王亦凡和莫炎会找到我们吗？”S的牙齿开始打架了，她的外套不知丢去了哪里，浑身湿漉漉的粘满烂泥。“会的，亦凡他们一定会找到我们的。”晖儿搂过S，身躯不禁也是一阵发抖。“吃两颗哈。”老田递过几颗豆大的药丸，两人接过丢入嘴中，一阵火辣辣的感觉顿时通彻心肺，浑身不觉血液加速，寒冷的感觉好了许多。“酒泡辣椒丸，这东西能抵件小棉袄咯。”老田憨厚地笑道，“山里人没钱穿冬衣哈，打猎露宿的时候吃两颗咯，很有用咧。”“老田，你真厉害，怎么以前不知道你会呼风唤雨啊？”晖儿感激地点点头，口中却不禁问道。“那个湖叫听命湖，到这里的人都不敢大声说话哈，只要说话或者生火，马上就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咯。”老田咧嘴道，“老汉年轻的时候来这里帮过猎，打了两枪就被淋成了落汤鸡哈，差点都掉进湖里头去咯。”“听命湖……”晖儿喃喃道，“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听天由命了吗？”……“为什么我对这香味总是念念不忘呢？”韩笑看着手里的外套，摇头笑道，笑容中一片无奈。那是S的外套，韩笑在路边的一个岔口捡到了这件散发着熟悉香味的外套。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上山，一条下山，外套丢在了上山的岔道口上。“玩华容道我可是能手。”韩笑嘴角边的笑容更加调皮了。他拿起外套，沿着上山的路走去，脚下依旧不紧不慢，在他脚底抬起的瞬间，两只火色的小鬼正费力地顶着他的鞋底……突然，一只小鬼气喘吁吁地倒在了地上，火光一闪，不知从哪里又补上了一只小鬼…………“炎鬼追魂。”火驹赤兔掠过草丛，莫炎在马上一个蹬里藏身捞起了地上的物件，那是一只纸折的红色小鬼，已经有些破烂了。“照这个速度，我们很难赶在韩笑之前找到晖儿他们。”我担忧道。哗，巨大的藤蔓再次从地下冒上，林岳跳了出来，一脸焦急道：“坏事了，山上有个大个儿的家伙正从地下钻过来，速度比我还快，冲着前面那棵银杏古树过去了。”耳中仔细分辨着，远处有棵巨大的银杏古树，那树上似乎有个大洞，里面仿佛有人。是晖儿他们！他们躲在银杏古树的树洞里，我几乎就要失声大叫了。“快过去。”莫炎催马狂奔，“那个混蛋采到的东西难对付！”林岳干脆地跳下了藤蔓，双手摆弄了一下，藤蔓上出现一个巨大的豆荚。他身子一侧，灵巧地钻了进去。火驹赤兔飞奔之下将林岳抛在了后面，突然身后传来嘭地一声，回头望去，豆荚爆开，林岳有如弹丸一般射向远处的银杏古树。“我先过去，你们～～快点～～啊～～”喊声远去，莫炎冷哼声中，火驹赤兔脚下腾起火焰，飚地一个飞跃，竟跳出数十米，几个起落已追近了林岳。银杏古树已近在眼前，晖儿他们依旧躲在树洞中没有移动。“晖儿，忍耐一下，我马上就能到你身边了。”我一阵欣慰，心中不由暗念道。……银杏古树下，树洞中，一个奇怪的人影正挤在三人当中，那人影似乎很轻，像是一抹淡淡的火苗……二十四、狎兽毒凰距离，无论是物理解释还是语文解释我都已耳熟能详，不过实践却永远是阐述理解一切的最佳途径。其实有时候距离的关键并不在于它的长短，而是取决于环境条件的限制。银杏古树离我大约三十公分，林岳和莫炎并不比我更接近它。晖儿他们正躺在树洞里，鼻息安详，除去因寒冷而稍显发白的脸色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碍。“老凡，你比我精细，这活儿我不成。”林岳舔了舔发干的嘴唇道。“不行。”莫炎冷冷道，“他身上杀气比我还重。”我没有答话，大脑中充满了莫名的杀意和愤怒，尽管不住平定气息，却还是无法抑制心脏那亢奋的跳动。树洞对于晖儿他们来说显得有些宽裕，甚至可以再添入一个身材不胖的人，也就是这个多余的空隙间，正挂着一块肉色的东西。那东西并不大，铺展开来不过一米见方，乍一看去就像是家常挂出还未风干的肉皮，两条火色的细索将它悬挂在了树洞的中间。它的一面很光滑，很像炮制好了的猪皮，另一面却满是星点的凹坑，细细看去有如章鱼或海星的腕足吸盘。肉皮是没有生命的，但它却在蠕动，微微的蠕动。“席子。”莫炎见到这东西时脱口而出。再熟寻常不过的日常用品名称。但这东西并不寻常，林岳刚想接近树洞，莫炎就一把拉住了他，而且相当用力。那是一种罕见的生物，究竟是什么东西连莫炎也说不出来历

来名医扁鹊为赵鞅看病。扁鹊出来，对家臣们说：“你们不要慌，他的血脉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危险。”家臣们都将信将疑。扁鹊说：“以往秦穆公也得过这样的病，昏睡七天七夜才醒。他醒来的那天，告诉大臣说，他是到天帝那里去了，感觉很快乐。之所以耽搁了那么久，主要是天帝留他做客。天帝还告诉他，晋国将有大乱，五代都不得安宁。大臣写下这些话，将它收藏起来，也就是所谓的‘秦谶（chèn）’。后来发生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不用我多说。如今你们的主人的病和秦穆公一样，没事的，过两天就好了。醒来之后，他一定有话说。”过了两天，赵鞅果然醒来。他告诉家臣：“我去了天帝那里，与诸神游于天庭，听到仙乐飘飘，都是在人间没有听过的，非常动听，令我心旌神摇，兴奋不已。这时有一头熊冒出来欲要袭击我，天帝交给我一副弓箭，我一箭便将熊射死；又有一头罴（pí，棕熊）出来，我又一箭射死了罴！天帝十分高兴，赏给我两个竹箱子，还带着两只小箱子。我看见有个孩子站在天帝身边，天帝又送给我一只狄狗，说等我儿子长大了，就把这只狄狗给他。天帝还说，晋国也不长久了，就快要灭亡了，他思念虞舜的功勋，在恰当的时候会把舜的后代女子孟姚许配给我的子孙。”家臣将赵鞅的话记录下来，藏在府中。过了几天，赵鞅出门，有人挡在路中间，要求面见赵鞅。赵鞅一看，觉得这个人有点面熟，但又记不起是在哪见过。那人要赵鞅屏退左右，说：“您见天帝的时候，我就在天帝身边站着啊！”赵鞅仔细一想，确实是有这么个人，赶紧问：“您来这里是有什么要指教我的吗？”那个人说：“您还记不记得，天帝让您射熊罴，您把它们都射死了？”赵鞅说：“记得。”那人说：“晋国将有大难，天帝让您灭掉两位卿，他们的祖先就是熊和罴。那个小孩就是您的儿子，狄狗是代王的祖先，您的儿子将来必定占有代国。至于那两个箱子，意味着您的后代将会进行改革，穿着胡人服装，吞并狄人建立的两个国家。”那个人就是本书第一章说到的姑布子卿。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将姑布子卿的话一一应验。到了公元前311年，也就是秦惠王去世那年，赵武灵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处女在他面前边弹边唱：“美人荧荧兮，颜若苕（tiáo）之荣。命乎命乎，曾我无嬴！”翻译成现代文，大概意思是：美貌的女子光彩照人，有如盛开的紫云英，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什么花儿都比不上我嬴氏漂亮！赵武灵王醒来后，对这个梦念念不忘，多次在喝酒的时候向人提起，而且将那女子的模样描述得活灵活现。大夫吴广听说后，托人将自己的女儿娃嬴送进宫。赵武灵王一看娃嬴，脱口而出：“正是她！”于是将她收于后宫，不久便立为王后，也就是惠后。据司马迁介绍，娃嬴就是当年天帝许给赵氏家族的孟姚。这种说法究竟有何根据，估计连司马迁也说不清。因为这个传说，赵武灵王后来废除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惠后的儿子赵何，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赵武灵王心中，对赵章多少还是有些内疚的。公元前295年春节，群臣进宫朝觐赵惠文王，赵章也来了。赵武灵王让赵惠文王坐在朝堂上听政，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众人。只见长子赵章身材高大，与自己相似，却要向北面叩拜，向弟弟俯首称臣，样子十分委屈。赵武灵王不觉心生同情，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脑子里。何不将赵国一分为二，就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呢？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明赵武灵王一代枭雄，却又不过是个家长里短的老头儿。古往今来，分家可以，分国却是闻所未闻。心疼一个儿子就将国家一分为二，如果心疼十个儿子，难道就将国家一分为十吗？赵武灵王把这事儿跟肥义说了，肥义大吃一惊。赵章桀骜不驯，已经有人给肥义打过预防针了，现在赵武灵王还要扩大赵章的权力，分裂赵国，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他明确表示反对。赵武灵王也不着急，说：“你先想想，这事我也仅仅是有个想法，还没有最终下决心。”春节过后，赵武灵王就带着赵惠文王前往沙丘（今河北省平乡）游览。他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小儿子好好说说，让小儿子理解他的决定。毕竟，小儿子现在是赵国的主人，如果他不同意，事情就不太好办。赵武灵王没有想到，他这边为赵章想方设法争取权力，赵章却已经急不可耐，正在和田不礼商议要发动政变，杀死赵惠文王。当时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在沙丘都有行宫，没住在一起。有一天，赵武灵王正在寝宫中看书，突然听到外面喧闹，刚想叫内侍出去看，只见田不礼顶盔贯甲，带着一群武士闯了进来。赵武灵王大怒，将书甩到地上，喝道：“田不礼，你这是想干什么？”田不礼一直走到赵武灵王面前，单膝跪下，说：“启禀主父，城里发生了叛乱，安阳君担心主父的安全，特命下臣前来护驾。”“叛乱？”赵武灵王吃了一惊，“谁敢叛乱？”“大王。”“胡说，大王怎么会叛乱？”“大王即位已经四年，早就不甘受主父制约，所以叛乱。”田不礼说着，人已经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这个地方已经由安阳君的人保护起来了，请主父放心。”赵武灵王怒道：“我要他保护什么？你赶快带走你的人，我要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田不礼头也不回地说：“不行，您不能出去，外面有危险。”随着宫门被缓缓关上，赵武灵王孤零零一个人呆坐在地上，这才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赵国的主父，已经被儿子囚禁了。与此同时，一名使者来到赵惠文王宫中，宣召他去主父宫中谈点国家大事。赵惠文王刚要出发，高信拦住了他，说：“相国早有交代，如果主父宣召大王，必须先通知相国。”赵惠文王说：“为什么？”高信犹豫了一下，说：“相国认为安阳君怀有谋逆之心，担心大王的安危。”赵惠文王想了想，说：“那好吧。”于是派人通知肥义。肥义过来后，对赵惠文王说：“让老臣陪大王一起去见主父吧。”肥义和赵惠文王同坐一辆马车，来到主父行宫门前。肥义说：“请大王在车上稍等片刻，老臣先进去向主父请安。”说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驾车的高信。高信握了握腰间的佩刀，又看了看跟随他来的几十名骑士，朝肥义点了点头，意思是您放心，大王就交给我了。看着肥义拖着老迈的身躯，颤颤巍巍地走进行宫，赵惠文王的眼睛突然湿润。这位赵肃侯时代留下的老臣，曾经坚定地站在赵武灵王身前，为推行胡服骑射而甘当铺路石，现在又为了维护他的安全而甘为前驱，以身试险，叫他如何不感动？可是事情真的有那么危险吗？赵章平日里虽然狂妄自大，在主父面前却总是毕恭毕敬，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他难道敢挟持主父？这行宫，从外面看起来还是一如往日的平静，落日的余晖洒在宫墙上，温暖而宁静，看不出任何阴谋的气息。但愿是肥义多心了。赵惠文王正这么想，肥义就又出现了。肥义还是颤颤巍巍地走出来。肥义虽然叫肥义，身形却十分消瘦，一阵微风便将他花白的胡须吹起。他只走了两步，颓然倒地，背上赫然插着几支箭，鲜血已经将整个背部染红。赵惠文王觉得喉咙干涩，刚想出声，一支长箭从宫中射出，稳稳地钉在车辕上。紧接着从宫门冒出一群黑衣武士，以极快的速度向着马车冲过来。高信二话不说，打马便走。他带来的数十名骑士显然训练有素，有一半人自动拦在宫门口，与黑衣武士杀成一片；另外一半则紧跟在马车后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保护圈。赵惠文王回到他自己的行宫，立刻命令集结军队，交由高信带领，向赵章发动反攻。公子成和李兑在邯郸闻知政变，也率领军队赶来，还调集四周各县的地方部队前来护驾。赵章的党羽很快被打散，只剩下他和田不礼带着一些人还坚守在主父行宫。眼看行宫的大门就要被撞开，赵章情急之下，竟然冲进赵武灵王的寝宫，一把抱住赵武灵王的大腿，号啕大哭起来。“你这是怎么啦？”赵武灵王问道。“父亲！”赵章带着哭腔喊道，“大王要杀我，大王要杀我！”“不会吧？”赵武灵王神色木然地说，“刚刚不是你叫田不礼带人包围了这里吗？是你想杀你弟弟吧？”“啊！不是，不是这样。”赵章一个劲否认。“你这又是何苦呢？其实我已经跟相国商量，要把赵国的一半划给你，让你在代地称王，可你……”赵武灵王说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父亲！”赵章只是大哭，“您一定要救我，不要让大王杀了我，我是您的儿子啊！”“可是，如果你得手了的话，你会不杀你弟弟呢？只怕连我这把老骨头都不会放过吧！”赵章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着赵武灵王，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我只是想要回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才是赵国的太子，我又没犯什么错，父亲您为什么就要剥夺我的地位，让弟弟后来居上呢？”赵武灵王默然不语。这时，门外传来田不礼临死前的一声惨叫。公子成和李兑带着人走进来，看到赵武灵王在这儿，赶紧退后几步，说：“安阳君叛乱，下臣特意赶来救驾。”赵章吓得浑身发抖。赵武灵王思索了片刻，问道：“叛党都剿灭了吗？”公子成说：“都剿灭了……除了安阳君。”赵武灵王说：“那就好。安阳君该怎么处理，由我亲自来决定。你们先退下吧。”公子成作了个揖，就想退出。李兑暗中踩住他的脚，不让他走。公子成蓦然省悟，说道：“请主父将安阳君交给下臣。”赵武灵王说：“你说什么？”公子成说：“主父早已经将国政交给大王处理，下臣要将安阳君带到大王面前，接受大王的审判。”赵武灵王气不打一处来：“我如果不交呢？”公子成说：“那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说着他挥挥手，带人退出了寝宫。《史记》记载，赵章最终在赵武灵王的行宫中被杀。此后公子成被封为相国，号称安平君。李兑也不错，被封为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至于赵武灵王，他的结局只能用“悲惨”二字来形容。赵章被杀之后，公子成和李兑商量：“因为安阳君的缘故，我们包围了主父。按照赵国的法律，这是要满门抄斩的。”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父行宫彻底包围起来。而且将宫女和内侍全部赶走，只剩赵武灵王一个人待在宫里，想出又出不来，又得不到食物，只好掏鸟巢里的雏鸟出来生吃。这样围了三个月之久，再派人进去打探的时候，赵武灵王已经不知道饿死多久了。赵武灵王这个人，历史上评价很高，关键是胡服骑射这件事很让人佩服。真正的改革，从来就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把戏，而是大刀阔斧地向旧制度、旧习俗挑战。如果拘泥于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什么邪路不可走，那就不用谈改革。要知道，历史是在不断进步，观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现在见了官老爷不用下跪，还可以时不时对政府发发牢骚，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看来，已经是走在邪路上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武灵”这个谥号，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赵武灵王的一生。谥法：克定祸乱曰武，乱而不损曰灵。赵武灵王一生东征西讨，武功赫赫，把赵国打造成了一个足与齐、秦抗衡的强国，却在处理家务事上优柔寡断，毫无章法，以至于父子二人都不得好死。用司马迁的话说：“岂不痛乎！”【上兵伐谋：把问题丢给对手】公元前632年春天，晋文公率领晋国三军从绛都出发，按计划讨伐曹国，以牵制楚国军队，救援齐、宋两国。晋国人再一次采用假道伐虢的手段，派使者到卫国请求借道。卫成公当然清楚晋国人的意图，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同意晋国的要求，让晋军从卫国通过，等晋军消灭曹国后，回师途中再顺手消灭卫国，易于反掌，今日的卫、曹两国就是当年的虞、虢两国——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如果不同意晋国的要求，晋文公正好借题发挥，给卫国扣上一顶“不合作”的帽子，名正言顺地派兵攻打。卫成公权衡再三，决定不答应晋国的要求。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晋文公立刻改变进军路线，迂回到卫国南部渡过黄河，将主攻方向放到卫国，只派少量部队袭扰曹国，以防止曹军在晋军身后搞破坏。晋军气势如虹，几天之内便攻下了五鹿。对于晋文公来说，五鹿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想当年，他从翟国出发，流亡到卫国，被卫文公拒之城外，饥肠辘辘之时，在五鹿的田野里向农民乞讨饭食，农民毫不客气扔给他一块泥巴，狐偃马上跪下说：“这是上天赐给您国土！”没想到一语成谶，十二年之后，晋文公果然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五鹿。野史记载，在感激狐偃之余，晋文公甚至没忘记找到当年向他扔泥巴的农民表示感谢。自古富贵宽容，穷酸刻薄，能够善待昔日那些看不起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贵。同年二月，中军元帅郤（xì）谷因病在五鹿去世，先轸由下军副帅调任中军元帅，胥臣臼季接任下军副帅。《左传》强调，进行上述人事调整的主要依据还是各人的德行。三月，晋文公和齐昭公在卫国的敛盂举行会晤，结成了同盟。在巨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下，卫成公再也坐不住了，派人跑到敛盂请求和谈，遭到晋文公的拒绝。“寡人先礼后兵，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你们却一直拖到现在才来求和，不觉得晚了点么？”他一边剔着指甲，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看都不看使者一眼，“回去告诉你们的国君，洗干净脖子，等着寡人来取他的头颅。”晋文公这样做，并非为了吓唬卫国人，而是另有深虑。卫国正好处于齐、晋两个大国之间，北边是狄人部落，南边则有宋、郑两国。晋文公想救援宋国，必须先征服卫国；想联合齐国，也必须通过卫国；想控制中原的心脏——郑国，也必须先控制卫国。换而言之，晋文公如果想称霸天下，卫国就是门户，必须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太轻易答应卫国人的和平请求，则卫国人得之愈易，愈不加珍惜，势必朝三暮四，与晋国貌合神离。因此，必须要给卫国一个深刻的教训，使卫国人从心理上彻底臣服于晋国。你想战便战，想和便和，没那么容易。卫成公急了，战又战不过，降又降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主动投靠楚国。而楚成王也正想利用卫国来牵制晋国。收到卫成公的求援信后，他二话不说，马上请同盟的鲁国自东方出兵西进，楚军则自南方北上，兵分两路救援卫国。没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听到卫成公投靠楚国的消息，卫国首都的居民（国不干了。在他们看来，楚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晋国同宗同种，既是近亲，又是近邻，必须亲善。在一小撮人的撺掇下，国人们居然以下犯上，群起而攻之，将卫成公驱逐到襄牛去居住，并且推举代表前往五鹿向晋文公再度请求和谈。与此同时，楚军的救援部队遭到晋、齐、秦联军的阻拦，不能继续北上；而鲁国派公子买率军进入卫国，也因卫国的政变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鲁僖公突然害怕起来，他似乎有某种预感，觉得晋国很有可能在这次中原混战中获得胜利。若果真那样，为了救援卫国而得罪晋国，实在是得不偿失。但部队已经派出去，现在下令收回的话，楚成王又肯定很不高兴。如何是好呢？任何看似进退两难的问题都难不倒缺德的人。鲁僖公很快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把军队撤了回来，以示不与晋国为敌；又杀了公子买，派人将人头送给楚成王，说：“公子买没有完成救援任务，擅自回师，寡君十分恼怒，但是也没办法，只能杀了公子买，拿他的人头来向您请罪！”《春秋》记述此事：“公子买戍卫，不卒戍，刺之。”说公子买奉命保卫卫国，没有完成任务，被刺杀。这个说法与鲁国官方的说法基本一致，但史官的笔毒见于一个“刺”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来可以大大方方用个“杀”字。然而鲁僖公要公子买死，名不正言不顺，实为陷害忠良，滥杀无辜，但又不能明说，因此用个古怪的“刺”字，留待后人去猜想。我想说的是，一个缺德的领导背后，总有一批倒霉到随时准备背黑锅的下属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春申君去世的这一年是秦主政九年（前238），离嬴政发动统一战争的公元前230年，仅仅只有八年了。春申君向楚考烈王进奉怀孕的李园之妹一事极类吕不韦与赵姬之事，我在这里不再详辨。但是，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信的：第一，春申君进献李园之妹一事有可能是真的，它反映了楚国后期政治的腐败，因为春申君是为了自己永葆荣华富贵而向楚考烈王进献美女的。第二，春申君死于李园之手反映了春申君本人毫无政治斗争经验。朱英已经向他说明了李园私养亡命徒要谋杀他一事，他竟然全不柑信。这样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掌管楚考烈主的国政长达二十五年，楚国政治的昏聩不言自明。我们再看看春申君的生活。楚考烈王元年（前262），春申君受赏淮北十二县。十五年以后，他向楚王进言：淮北地区靠近齐国，属于边境地区，请把这个地区划为郡治理。同时献出淮北十二县，请求改封到江东。考烈王答应了他。春申君就在吴国故都修建城堡，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都邑。春申君的住宅极其豪华、司马迁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直到一百多年后的西汉时代，司马迁看到的春申君故宅还如此瑰丽，可以想见，这座建筑在当时多么奢华。有一次，赵国平原君派使者拜访春申君，春申君把平原君的使者一行安排在上等客馆住下。平原君的使者想向楚国夸耀赵国的富有，有意用玳帽簪子给插冠髻，还亮出用珠玉装饰的剑鞘。会见之时，平原君的使者发现，春申君的上等宾客都足蹬嵌有珠宝的鞋子，平原君的使者立即感到自惭形秽（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我们不知道春申君的门客是否得知平原君使者炫富，但是，春申君的门客所穿之履，的确是过于豪奢。春申君在楚国末期大权独揽，生活侈靡，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最终造成了楚国的政治腐败。楚国后期的统治者，就是沿着这条腐败的轨道最终走向了灭亡。而这种腐败的局面有其历史渊源，楚国有很多人才，却得不到任用，比如热情来投的昊起惨遭杀害，才华横溢的屈原两遭贬抑。不明大势图苟且鼠目寸光终遭灭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导致了楚国的灭亡，而这个原因是当时六国所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不明大势。所谓不明大势，就是不懂得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由春秋时期的争霸发展到兼并统一。楚国历代国君对此都没有清醒的认识。表现之一是不知变法图强、统一天下，只知醉生梦死。表现之二是不知道天下大势是趋于一统，如果楚国不能统一天下，天下最终必然被其他诸侯国统一。何以见得呢？我们前面讲过的邯郸之战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合纵成功。赵、魏、楚三国联军大败秦军的现实，显示了山东六国合纵的巨大威力，同时，也给山东六国的合纵提供了新的机遇。如果山东六国能够抓住这一机遇，加强合纵，削弱秦国，这将是对秦国统一六国的严重挑战。但是，山东六国无一国有此战略眼光。前面讲过，燕国认为赵国壮年士兵都死于长平之战，于是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楚国呢，乘机灭掉鲁国。秦国的压迫稍一减弱，六国之间就展开了相互攻伐。二是秦国受挫。秦国兵败邯郸，是秦国统一战争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由于这次挫折，秦国暂时中止了对六国的蚕食。此事发生在秦昭襄王时期，而楚国君王对天下统一的大势毫无认识。我们再举一例。《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了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一封上书。这封上书被司马迁全文引用，可见，司马迁非常重视这封信。但是，现代史学家认为此书非春申君所写，事情也非秦昭襄王时期所发生。这封所谓春申君给秦昭襄王的上书中心有三点：一是“伐楚”不如“善楚”；二是攻楚不如攻韩、魏；三是攻战齐国部分土地，切断燕、赵和齐、楚的联系。这封给秦王的信虽然使楚国暂时避免了亡国之难，但是，对秦国兼并六国却是一个极有战略意义的建议。它和范雎后来“远交近攻”的方略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对楚国极为不利的方案。这封上书与“通天大计”中韩非的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嫁祸于人。我们可以不相信这是春申君对秦昭襄王的说辞，但是，我们应当相信这是楚国使者对秦国国君的说辞，其前提是秦并天下已成大趋势。由于这个大趋势已成定局，所以，韩非要存韩灭赵，楚国要存楚而灭韩、魏。不论是韩非还是这位写奏书给秦昭襄王的楚国大臣，都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略了或者是廖及不到母国的长远利益了。楚国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灭亡了。秦王嬴政灭楚意味着他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于仅存的齐国，嬴政来将采取什么方法将其消灭呢？第26章不战而降从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拉开灭亡六国的序幕以后，长剑直指，所向披靡，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楚、燕，一个个烟消云散。现在，秦国的大军将面对着最后一个对手——齐国。齐国疆域辽阔，在战国七雄中，国土面积仅次于楚国。齐国因为不和秦国接壤，又受惠于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长期休养生息，几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所以，当秦国的大军攻入齐国的时候，齐国还有上千里的土地，数十万的雄兵，但是，秦王嬴政的收官之战几乎不费一兵一卒。被困的鸟兽尚且作生死的最后挣扎，为什么齐国这样一个国家，在秦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仗都没打，就举国投降了呢？秦兵长驱直入齐王不战而降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灭掉燕国，率领秦军自北向南攻入齐国。齐王田建看到韩、赵、魏、楚、燕五国全部灭亡，如今秦军又兵临齐国，顿时慌作一团。田建继位四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问题。要抵抗，几十年未做任何准备；不抵抗，只能束手就擒。正当齐王田建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秦王嬴政的使者来到了齐国都城临淄。田建认为，如果秦王嬴政真想灭掉齐国，还会派使者来吗？肯定不会。既然派来了使者，局势肯定有了转机，难道自己几十年事奉秦国真的有结果了？于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举行了一场特别隆重的仪式，齐王田建接见了来自秦国的使者。秦国使者对齐王田建说，只要齐王愿意投降，秦国就准备拿五百里地，让田建做一个封君。田建听后，大是兴奋。五国相继灭亡，五国国君非死即囚，唯独自己还能捞个封君当当，这个待遇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齐王田建立即爽快地答应了秦使的要求，下令举国投降。这一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从秦王政十七年嬴政派内史腾攻韩，拉开了统一六国的序幕，到齐王田建举国投降，秦王尽并天下，正好用了十年的时间。齐王田建一到秦国，秦王嬴政就把他安置在共地（今河南辉县）的一片松柏林间，断绝对他的一切食物供应，齐王田建最后竟然活活饿死在林子里（秦处之共松柏之间，饿而死）。在齐王田建的投降政策下，齐国军民都放弃了武装，“秦兵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百姓看着秦兵进驻都城，没有人敢抵抗。秦国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地接管了齐国。在被秦王嬴政灭亡的六国之中，赵国抵抗秦国最为顽强，因为赵国名将辈出：赵奢有大败秦军的阏与之战，廉颇在长平之战中让秦国名将白起头疼得不得不用反间计，李牧在赵国败亡之际仍然能够大败秦军，最后秦国也不得不用反间计除掉他。六国之中，燕国是比较弱的，但是，燕国还派荆轲去刺了一下秦王，不管怎么样，它还挣扎了一下。齐国则是伸出脖子等着挨人家一刀，不战而降，被灭得最为窝囊。齐国的灭亡虽然窝囊，但齐国的历史可并不窝囊。齐国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齐国是周王朝分封诸侯的时候最早分封的国家之一，地处今天山东省的东北部，是个沿海国家，有鱼盐之利，物产丰富。那么，这样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不战而降呢？让我们翻开《史记·齐世家》，从齐国的兴衰历程中，也许能找到历史的一丝脉络。齐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齐国还是春秋五霸中第一个称霸的国家。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国力迅速强盛。“临淄之途，车彀击，人肩摩，连枉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就是齐国强盛时期的写照。齐宣王、齐威王时期，齐国曾经是七国中的佼佼者。秦昭襄王为了自称西帝，不得不拉上齐愍王，让齐愍王称东帝。可见，齐国在七雄之中地位之重、实力之强。但是，战国后期，齐国由于独自消灭了宋国，导致五国伐齐，从而元气大伤，齐国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齐国晚期虽然实力衰落，却也有上千里的广袤土地，数十万的雄兵武备，但在秦国进攻之时，齐国却没有任何抵抗就投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唇亡齿寒国策误谨慎事秦终被灭齐国灭亡，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策失误，二是政治腐败。齐国的国策失误并非仅仅在后期，其中期的国策就曾有过重大失误。齐愍王初年，齐国的国力还相当强大。但是，此时的齐愍王对灭宋早已按捺不住。宋国濒临齐国，都城在唯阳（今河南商丘），如果攻占了宋国，齐国的领土将会大大增加。此时的宋国国君康王偃，暴虐无道，人称“桀宋”。“桀”是暴虐之君的溢号，可见当时宋国百姓对宋康王极端不满。秦国使者苏代为了削弱秦国的主要对手齐国，竭力怂恿齐愍王灭宋。齐愍王听从了苏代的蛊惑，对灭宋更是充满了渴望。于是，齐国寻找时机，趁五国攻秦之际，独灭宋国。齐国灭宋引发了诸侯各国的不满。这时，苏代又来到齐国的世仇燕国，对燕昭王说，齐愍王南攻楚国五年，耗尽了齐国的储备；西与秦战三年，民力用尽，军队疲敝。苏代的目的无非是想激发燕昭王伐齐的欲望，实际上不用秦国离间燕昭王，此时的燕昭王也要报齐亡燕国之仇了，更何况再有苏代的游说。苏代的游说立刻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盖苏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攻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齐愍王只考虑灭宋之后的既得利益，只考虑灭宋之后的疆域扩展，却没有充分考虑灭宋之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战国中后期，天下统一大势渐趋明晰。各国都不愿意看到某一国家特别强大，以至发展成为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的诸侯国，合纵连横的策略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合纵连横主要是针对秦国，因为秦国对六国的威胁最大。但是，合纵连横并非仅仅针对秦国。任何一个诸侯国一旦威胁到他国，都有可能会成为各国共同的敌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齐愍王恰恰触犯了这条大忌，齐国灭宋又引发了各国之间力量的不平衡，由此导致新一轮的对抗。齐愍王趁五国伐秦之机灭宋，恰恰给燕国带来了联合伐齐雪耻的借口。所以，从齐愍王灭宋开始，齐国就成为各国诸侯讨伐的对象。秦国想借机打击齐国，燕国也想借机报仇，三晋（韩、赵、魏）对齐愍王独吞宋国也心怀不满。总之，齐愍王灭宋使齐国成为众矢之的。齐愍王利用齐威王、齐宣王的强大国力，肆意用兵，招致五国伐齐，兵败身亡，使齐国一落千丈，再也恢复不了五国伐齐前的国力。齐国的最后灭亡已基本成为定局。国策是一国的根本大计，与国家的兴亡关系甚大。齐愍王妄自尊大，擅用武力，导致齐国被灭五年。齐愍王之后，齐襄王有心恢复盛况，却无力回天。君王后、齐王建接受齐愍王的教训，反其道而行之，“事秦”而不顾天下。齐愍王是滥用武力，齐襄王、齐王建则是坚决不用武力，连保家卫国的武备也不充足，导致齐国大而虚弱，成了一个空架子。齐国后期奉行的国策叫“事秦谨，与诸侯信”。“事秦谨”，就是恭恭敬敬地对待秦国，不和秦国打仗。制定和执行这个国策的人叫君王后。君王后是一个女人，她曾经执掌齐国国政十几年，比吕后专政还要早得多。但是后人很少提起她，实际上这个女人还是很值得一提的，君王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在“秦灭燕国”中讲到，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在五国伐齐之战中，齐愍王被杀。齐愍王死后，他的儿子法章为了活命，流落民间，改名换姓，在一位莒姓大夫（莒地封君）家中当佣人。这位莒大夫有一位千金小姐，颇具慧眼，她一眼就看出这个佣人气度不凡，绝不是普通的人。于是，出于爱心，小姐经常偷偷地拿好东西给落难的公子吃，拿好衣服让公子穿。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公子落难，竟然有小姐出手相救，公子自然非常感激小姐。这位小姐不但在生活上照顾他，而且还以身相许。公子和莒大夫小姐的关系自然日益密切。中国古代小说中大量的落难公子与千金小姐的因缘，看来也不全是文人一厢情愿的凭空捏造。齐愍王被杀之后，整个齐国只有莒和即墨两地还被齐国军民坚守着。逃亡的齐国大臣和莒人都在到处寻找齐愍王的公子，想立其为齐王。公子法章也获悉此事，但是，出于担心，他一直不敢承认。不过，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后来，法章知道齐国大臣是真心在找他，不是加害于他，这时，他才站出来，说明自己就是已故齐愍王的儿子（久之，乃敢自言我愍王子也）。齐国的大臣经过考察，确认他就是齐愍王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大家共同拥立他做了齐王，他就是齐襄王。公子法章当了齐襄王，莒大夫的千金自然是一步登天，内心甭提多高兴了。齐襄王于是立她为王后，这就是齐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君王后。这位王后还生了一个儿子田建。虽然这位莒小姐已贵为王后，但是，她的父亲却非常恼怒，他说，不经过媒人而自由恋爱，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做的，玷污了我家的门风，于是，终生不见自己的女儿（太史殷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不管父亲的态度如何，君王后还是齐襄王的王后。她对父亲的拒不相认深表理解，而且不因为父亲不见自己就失了做女儿应有的礼数，仍然非常孝敬父母，所以，天下的人都夸君王后是个孝女。齐襄王在莒待了五年，大将田单在即墨（今山东平度）大破燕军，将燕军全部从齐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境。田单复国成功之后，立即派人迎接在莒继位五年的齐襄王进入国都临淄。可是，齐襄王不是一位长寿之君，仅仅在位十九年就一命呜呼了。齐襄王去世后，君王后的儿子田建名正言顺地继位，成为齐国最后一位国君。《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这么一则故事：秦昭襄王曾经派使者给君王后送了一副“压连环”，并对君王后说，听说齐国有很多智商很高的人，不知道能否解开这个“玉连环”。“玉连环”到底是什么，文献记载不详，但它应当是一种益智玩具，解开“玉连环”应当用智慧和耐心。但是，君王后看了看“玉连环”，立即令人拿来一把铁锤，一锤下去，“玉连环”被砸得粉碎。君王后看着砸碎的“玉连环”，笑着对秦使说，解开了（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昭襄王送“玉连环”，目的大概是要羞辱君王后，但是，君王后却以锤解题。可见，君王后是一个有智慧有魄力的女主。齐王建十六年（前249），君王后病逝。临终之前，她对其子齐王建说，大臣中有一人可以重用。齐王建赶快说，请母后把话写下来。君王后说，好。等齐王建准备好了笔和简牍，君王后说，我忘了（君王后病且卒，诫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请书之。君王后曰：善。取笔牍受言，君王后曰：老妇已亡矣）。这位执掌齐国国政长达十五年的女主临终之前为什么欲言又止，史书无载。其实，君王后这么一位聪明的女主肯定不会忘掉哪个大臣可堪大任，她之所以最终决定不说出这位大臣的姓名，无非是不想让齐王建重用这位大臣。这是为什么？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实际负担畸重畸轻。大唐帝国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时，从计税依据来看是有很大进步的。前边我们介绍过，两税法规定计税不再像租庸调制那样以成年男子为依据，而是以资产多少作为依据，称为“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因此所征收的税属于资产税性质。从理论角度来讲，占有田地多、家产多的税户要多交税，贫穷农民则可以少交或不交税。但是帝国在实施两税法时采取的是定额配税形式。朝廷确定的各州应征税额的依据，并不是依据当地百姓的财力情况，而是从当地在实行两税法前的唐代宗大历年间，取征税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定额。然后各州再将定额分配到所属各县，各县再依据户等高下分配给各个税户纳税额，这就造成全国没有统一的税率，各地两税负担轻重不一的状况。同时税户的贫富状况也是不断变化的，其户等高低也应该随之变动，进而纳税额也应作相应的调整才对，而且朝廷在法令上也规定户等须三年一定。但是手中握有配税权的地方官和乡里胥吏却长期不定户等，使得农民的纳税额基本上固定，这也就造成税户负担严重不均，富有者纳税绰绰有余，而贫穷者即使终年耕作也无力完税，最终不得不破产完税。当时的礼部侍郎刘允章为朝廷献上《直谏书》，指出天下百姓时有“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争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刘允章指出百姓的“八苦”时，将“官吏苛刻”放在首位，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百姓赋税沉重的程度，诗人于濆更是在他的诗作《田翁叹》中对农民破产完税的现象给予了具体描绘：手植千树桑，文杏作中梁。频年徭役重，尽属富家郎。富家田业广，用此买金章。昨日门前过，轩车满垂杨。归来说向家，儿孙竟咨嗟。不见千树桑，一浦芙蓉花。当时除了赋税畸重畸轻之外，“摊逃”现象也是肆行不止。由于各县各乡应缴的两税数额是固定的，当有些农民逃亡之后，地方官为了完成征税定额，强行将逃户的欠税额分摊到其邻里税户身上，这就是刘允章说的第五苦“替逃人差科”。摊逃的弊端使现居农民承担成倍的赋税，这自然让农民无法忍受，进而也被迫加入逃亡大军，形成逃亡——摊逃——逃亡的恶性循环，逃户不断增多，一方面减少了纳税对象；另一方面也为农民起义起了反作用力。由于农民大量逃亡，纳税户被迫减少，而朝廷想要完成征税额除了实行摊逃制度之外，只能是税外加税，也就是刘允章所说的第三苦“赋税繁多”。本来按照两税法的规定，以往的各种农业税名目统统归并为“两税”。但事实上地方官的加敛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的，刘允章说的“所由乞敛”就是指上述现象，而“所由”是指经手的官吏，他们的加征成为赋税繁多的一个关键因素。总体来看，当大唐帝国行进到皇帝李漼在位时，官与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不时发生地方官因不恤农民疾苦而被农民驱逐的事件。例如咸通八年（867年）七月，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想向官府诉说旱情，刺史刘仁规竟然张榜加以禁止。按照唐朝法令规定，当发生自然灾害造成歉收时，可以依据受灾程度减免一定数量的税额，同时地方官负有替农民向上级部门报灾并申请赋税减免的责任。可是，刘仁规不仅没有为民请命，反而钳制农民之口，所以引起了农民们的极大愤慨。农民们争相驱逐刘仁规，刘仁规被迫藏匿于村舍之中，农民们一窝蜂地闯进其府邸，抢夺其家财无数，并登楼击鼓，很长时间方才散去。又如咸通十年（869年）十月，陕州（今河南陕县）农民想向刺史崔荛诉说旱情，但崔荛却指着庭中之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并杖责前来诉说旱情的农民。农民们愤怒之下群起而攻之，狼狈不堪的崔荛逃入民舍，口渴难耐之下向民宅主人讨要水喝，而主人给予他的却是屎尿。针对官民矛盾突出的问题，左补阙杨堪上疏皇帝李漼，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农民们有过激行为是因为刺史处置问题不当，以致百姓负冤所致；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即使有冤屈也应该诉之朝廷，朝廷会置诸典刑，岂能擅自驱逐朝廷命官，以乱了上下之分，朝廷对于这种现象绝不能姑息，必须严惩肇事者。然而，当时真实的情况却是刘允章所说的“百姓有冤，诉于州县，州县不理；诉于宰相，宰相不理；诉于陛下，陛下不理”，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奋起反抗一条路。因此正因为咸通年间官与民的矛盾急剧尖锐，无论是逃亡的农民还是土著农民对朝廷以及地方官产生极深的怨恨之情，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必定会形成燎原之火，进而席卷全国。导火索前边我们分析了造成两淮起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前因后果。而造成两淮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则是戍卒哗变引发的桂林兵变事件，在弄清这起事件来龙去脉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起事件的历史渊源。礼部侍郎刘允章在《直谏书》中除了指出民有八苦之外，还惊呼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其中刘允章所说的“大将不朝”，指的其实是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拥兵割据的局面进一步加重。而藩镇之所以敢于蔑视朝廷中央政权的威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控制着一支以骄兵悍卒为核心的地方军队。所以如何处理这些骄兵悍卒，经常成为朝廷与藩镇斗争的焦点之一。李漼即位后，对飞扬跋扈的藩镇加以姑息，唯一看起来似乎是镇压成功的例子，是咸通三年（862年）任用王式为武宁节度使，平定徐州的骄兵叛乱。武宁节度使管辖徐、泗、濠、宿四州，地处河南，是中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中晚唐以来一直是悍将骄兵兴风作浪、动乱不已之地。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则是王智兴在德、宪、穆三朝镇守徐州二十多年，成立了一支完全为自己所有的军事力量。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节度使田牟多方讨好这伙骄兵，竟然和他们面对面地饮酒，而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或者为这些人唱歌表演，犒劳他们的费用日以万计，可谓是极尽委曲求全之事。但这些骄兵依旧不时闹事，搞得田牟经常不得安宁。咸通三年（862年）六月，田牟去世，皇帝李漼以温璋接替田牟担任武宁节度使。骄兵们听说温璋治军严厉，全都心怀疑惧。温璋到任后也想采取怀柔政策，但骄兵们对温璋总是心怀猜忌，全都不吃他赏赐的食物，不出一个月，温璋就被这些骄兵们赶出了徐州。温璋回到京城后，向皇帝李漼痛陈徐州骄兵的所作所为，结果李漼任用刚刚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王式微武宁节度使，想借他的威风弹压徐州骄兵，并让他带着跟随他成功镇压裘甫起义的忠武、义成两镇之军前往徐州。八月，王式领兵抵达徐州，三天后他以犒劳忠武、义成二军为名，让他们全副武装起来，趁徐州军那些骄兵不备而加以包围。当日尽诛徐州军骄兵三千人，只有极少数人逃往山中避难，这样一来徐州的骄兵势力基本被铲除。皇帝李漼得到消息后，诏令撤除徐州的节度使建制，改为本州团练使，所辖兵力除当地州县军队之外，只保留三千人，同时泗、濠、宿三州划分到周边节度使管辖。本来这件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但皇帝李漼对徐州军始终心怀疑忌，于是在咸通五年（864年）五月的时候，他利用南诏大军攻陷安南并不断侵扰桂林地区的机会，下令征调一批徐州军队进驻桂林防戍。在向朝臣阐述自己的想法以及调防的具体做法上，李漼认为徐州军能征善战，但近些年有些骄傲自大，以致不断发生骚乱。最近取消了徐州的节度使建制，又有不少军士出逃，虽然朝廷下令既往不咎，但恐怕这些人也会心怀疑惧不肯回来。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啸聚山林，再生祸乱，现在边境急需人才，所以诏令徐、泗团练使招募勇士三千人赴桂林地区防戍，等到边境安定了让其他军队替换而归。从李漼的想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讳言此举是一箭双雕，当然，徐州军能征善战，是朝廷借重的军事力量所在，也的确是事实。早在咸通三年（862年）二月，朝廷大征诸道兵马援救安南时，就已经从许州征调了两千人，其中七百人驻守桂林，不过此次李漼强征徐州军三千人远戍桂林，却包含着分散徐州原有兵力，防范他们再在徐州闹事的目的。即使李漼有分散徐州兵力的意图，但其做法并不为过。可是李漼在征调诏令的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令召满五百人，即差军将押送赴役。”事实上，尽管自藩镇们拥兵自重以来，手下很多都是骄兵悍卒，但这些士兵从本质上都是安分守己的破产农民。他们之所以被迫投军，往往是因为不堪苛重的赋役以及地方豪强的压迫，在当地无法生存所致。可是皇帝李漼不分青红皂白，先是将徐州士兵一概视为闹事者，而且“差军押送赴役”，明显带有惩罚戍边的味道，这就为后来桂林发生兵变埋下了导火索。而且李漼承诺边境安定后，让其他军队替换他们归还的承诺也没有做到，使得桂林戍卒哗变要求返回徐州，进而得到当地许多士兵支持，与朝廷对徐州士兵处理的扩大化有着直接关系。咸通五年（864年）七月，徐州军在许多军士的监视下，急匆匆地前往桂林防戍。在启程的那一刻，很多人幻想着自己还会回来，但他们一定想不到，此次前往桂林，他们居然在那里足足待了六年时间。桂林兵变桂林地属岭南地区，那个时候岭南是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当地少数民族对中央朝廷的叛服不定，北方人都畏惧去那里。如果有官吏去那里也是被贬前往，而朝廷也将岭南当作惩罚贬官的最佳流放地。当年无论是杨炎、韦执谊还是李德裕，到了岭南基本上结局都很悲凉，而杨炎更是对岭南地区发出了“崖州何处是，生渡鬼门关”的感慨，最终都没走到目的地便被缢杀。古谚语云：“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同样自桂林地区而南都是瘴疠之地，到那里的人堪称到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岭南的朝廷贬官毕竟还有生活保障，尚且还有九死一生之叹，而从北方来的戍卒生活状况就更为悲惨，其生活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导致很多士兵水土不服而死亡。为此咸通六年（865年）四月，时任宣歙观察使的杨收上疏朝廷，认为蛮夷很多年没有平定，但岭南的恶劣条件却让戍卒死亡率达到十分之六七，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可见自咸通三年（862年）从徐州调兵防戍桂林开始，不过三年的时间，戍卒的死亡率高得可怕。本来按照唐朝规定，南戍之军三年一轮换，这个规定明显考虑了水土不服等原因，三年也是北方军队所能忍受岭南恶劣条件的极限，实在不宜延长。而且由于岭南为万里之外的荒蛮之地，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当地统兵的将帅经常胡作非为、无人监管，极大增加了士兵们的痛苦，前边提到的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苛政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在岭南地区苛政，蔡京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咸通九年（868年）六月，徐州军的三千戍卒已经驻防桂林六年有余，在此期间他们多次要求朝廷另派军队代替。而当时朝廷以徐州军骄傲自大不服管教为由，派行事极为苛刻、铁腕治军的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加以管制，崔彦曾又任用牙将尹堪、教练使杜璋等人负责具体的管教事宜。尹、杜二人到任后，对待士兵经常无端打骂，而且克扣士兵粮饷，士兵们对其恨之入骨。尹堪在得知士兵们请求替换的要求后，向崔彦建议，以军费不足为借口，让徐州军再多防戍一年，崔彦曾采纳了尹堪的建议。当徐州军得到还要多防戍一年的消息后，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种不顾戍卒死活的做法，引起了徐州军士兵的强烈愤慨。愤怒的徐州军士兵失去理智，他们在许佶、赵可立等几名军将的率领下正式发动兵变，这些人杀死崔彦曾的部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官庞勋为首领，冲入监军院，夺取兵甲粮草，然后踏上了返回徐州的归途。桂林兵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京城长安，当时摆在皇帝李漼面前的奏文中写着：“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面对这种情况，皇帝李漼和朝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加上桂林军府方面本身就做得理亏，所以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暂时采取顺应戍卒要求的做法。八月，李漼派出宦官张思敬向庞勋等人宣布诏令，赦免他们擅自离开桂林的罪行，由沿途官府协助组织他们返回徐州。可是当停止剽掠的庞勋等人进入湖南境内时，却被湖南监军设计收缴了兵甲。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在得知庞勋等人进入湖北境内时，带领人分守要道，准备一举擒获庞勋等人。已经赤手空拳的徐州军在庞勋的带领下，被迫转道泛舟东下。在行进途中，许佶等人看出了朝廷志在最终消灭他们的意图，而现在朝廷之所以下了宽赦令，是担心他们在沿途继续劫掠，等到了徐州后，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朝廷治罪。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束手就擒，各自拿出私财，制造兵甲旗帜，重新武装起来。虽然他们只有千余人，却“广舟舰，张旗帜”，经过浙西的白沙洲（今江苏仪征）渡过长江进入淮南。当时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没有接到朝廷要求武力镇压的诏令，所以首先采取权宜之计，派人前去安抚庞勋等人，并充分供给粮草。部将李湘却认为徐州军擅自返还本镇，已经触犯王法，况且一路劫掠不断，令狐绹作为一地军政长官，应该立即领军平叛，不必等待朝廷诏令。对于具体如何平叛的问题，李湘主张在岸狭水深的高邮（今江苏高邮）一带，以舟载上荻草，放火点燃阻塞河道，然后在岸边埋伏士兵截断其后路，一举消灭徐州军。否则，一旦让他们渡过淮河进入徐州，与本来就心怀不满的州内之军会合，必然会生出更大的祸乱。应该说，李湘的建议十分中肯，但令狐绹本身就是个胆小怯懦之人，如同当年他当宰相时一样，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对于李湘的建议，他的回答是，只要徐州军在自己的境内不生事端，就听任他们通过，只要出了淮南就不关自己的事了。因此，在令狐绹的姑息下，庞勋带领人马顺利通过淮南，而且沿途招募了大量士兵。九月二十八日，庞勋领兵到达距徐州一百二十里处。崔彦曾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团练判官温廷提出了“击之三难，舍之五害”之说：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勾连，刑戮必多，三难也。至于所谓的“舍之五害”，除了让庞勋等人继续威胁朝廷统治之外，还包括一旦全国隐匿山泽的匪徒聚众响应，则天下必乱。事实上温廷提出的“三难五害”之说，恰恰是庞勋等人的有利因素。但是前边我们说过，崔彦曾是个颇为苛刻的人，即使存在“三难五害”的不利因素，他还是决定出兵镇压。当时徐州城内有兵力四千三百人，崔彦曾命令都虞候元密带领三千人马出战，同时令宿州和泗州也派兵相助。十月八日，三路兵马来到彭城西南三十里处的任山，诸将命令军队停止不前，准备以逸待劳，等庞勋之众到达时突然发动袭击，为此，他们派人假扮成挑夫侦查庞勋等人的动向。可是庞勋到来时发现这些挑夫的眼神十分诡异，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是细作，于是，他派人抓了几个挑夫，经审讯，这些挑夫供出实情。庞勋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手下人连夜制造诸多假人布列在山下迷惑官军，自己则趁着夜色带领人马撤出任山。庞勋撤出任山后，主动避开彭城急于求战的官军，转而进攻官军兵力较弱的宿州。十月十日，庞勋成功攻占宿州。值得一提的是，在宿州之战前，徐州军发起的这场事变，都属于兵变性质，但从庞勋攻下宿州后，这场事变开始变了性质，由戍卒哗变转变成了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庞勋攻下宿州后，立即发动当地百姓尤其是贫农加入自己的行列，史料记载：“一日之中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进行仪式的时候，他们会逼我们看电影，让我们看见征兆。我在电影里看过恶魔。他有红眼睛，有角，有很多胡子和尖尖的下巴。假如迈尔斯和我都融合了，我们会让卡伦变得非常邪恶。”“可是迈尔斯不再觉得自己邪恶了，”我说。卡尔似乎有点挫折，好一会儿没说话。“我一直想灌输大家死亡的念头。”所以才去天文馆？我想。“我原本想带刀子，我原本想……我好想掐住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卡尔显然已乱了方寸，他是如此努力想完成他的职责。“你怕我吗？”“我怕你正在做的事。我没办法抢走桑迪的记忆，还有克莱尔和朱莉的，因为她们已经被融合了。她们跟卡伦融合的时候，我也没办法阻止她们跟卡伦分享记忆。我没办法做好我的工作！”“迈尔斯改变他对分享记忆的想法了。他已经明白，保护卡伦、不让卡伦知道往事的那段日子已经结束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呀，我可以帮你。”“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这样……我要再想一想。”“卡尔，我需要你的支持。你对大家很重要，你一直是他们最终的依靠。没有你，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知道我太夸张了。“真的吗？”“真的。迈尔斯想在今天融合。假如我们在今天做这件事，你能接受吗？”“这样啊，好吧。我不会插手。”“谢谢。”我故意等了好一会儿才说，“那么，卡尔，现在要请你先回去了。我得跟迈尔斯谈谈。”卡尔退回去。卡伦先是没有表情，片刻后开始动来动去。“我捅了大娄子，嗯？”迈尔斯露出大大的微笑。“卡尔担心恶魔的记忆会跑出来，让他没办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记忆好好包裹起来。”“是啊。假如我没办法应付那些有关撒旦的谈话，那些诵经、奇怪的咒语什么的，卡尔会出来接受它们。”“对，不过我会继续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你融入卡伦之前，我该怎么介绍你，告诉她哪些故事？”“哦。我8岁，出生时6岁。我只长到8岁。卡伦被欺负的时候，她们需要一个男生出来挡。”迈尔斯正经起来。他倾身向前，耳语似地说话，仿佛只想让我们两个听见。然后他又开朗起来，“她也需要人帮她抵抗坏人。我是唯一敢还手的，虽然也因此讨了不少打，不过还是可以发泄掉一些怒气和痛苦啦。卡伦想当男孩，因为男孩不会被欺负。如果卡伦伤得很重，我会在外面至少待上一个月。”迈尔斯往前坐一点，“有一次——那时卡伦还小——西娅代替她超过一年了。我出来的时候，父亲都会说我脾气暴躁。”迈尔斯坐回去，没再说话，东张西望看着屋里的陈设。“你对融合有什么想法？”“噢，我很期待！我喜欢跟凯瑟琳还有安在一起，因为跟她们在一起，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我向迈尔斯道别，并且告诉他我会想念他。我一定会的。进入催眠后，卡伦让我进入她的小窝，锁上门。她说，现在这道门的锁变多了。昨天她被塞入卡尔的寻死念头，所以她想用锁阻挡他的想法。我问卡伦是否准备好接受迈尔斯，她说准备好了，然后邀请他进来。我向卡伦介绍迈尔斯，告诉她他的故事。“你看见他了吗？”我问。“看见了，”卡伦说，“他笑得很贼。”这就是迈尔斯，我心想。“他说他会帮我应付母亲，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他想跟你说话，贝尔医生。”“好的。”“离开之前，我想跟你握手。”迈尔斯毫不畏惧，渴望取悦他人的特质令我想起我儿子。“祝你好运，迈尔斯。”我站起来，靠向卡伦，与她/他真切、温暖地握手。“现在可以进去了吗？我要坐在她腿上吗？这样就好了吗？怎么做？”“怎么做都行，”我说。“他坐在我腿上，”卡伦说。“他对我吐舌头，笑得很开心。”卡伦突然变得痛苦。“噢！好怪！真的好怪！好像我身上的所有细胞都炸开了！我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不太舒服。”“加油，你会没事的。”我试着用乐观的语气喊话。“他已经完全进来了……我可以看见他的部分世界……跟真实世界不太一样。”“你的意思是？”“好冷……灰灰的房间……蜡烛……”“迈尔斯可以给你力量，”我说，“但也会带来一些沉重的痛苦回忆。”“我感觉到他的力量了。他有主张，没有人可以任意摆布、欺负我们。我觉得自己以前很软弱……”她似乎正在倾听内心的声音。“我仍然可以听见他，他的声音，但他确实在我体内。他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所以我不害怕。我想不会有事的。噢，我的头好痛。”她伸手扶着头，太阳穴的位置。“很吵吗？”“对……我想我应该可以跟上迈尔斯传送回忆的速度。”她的语气依旧徐缓且遥远，“……除非安全回到家，否则不会有记忆进来……他在里面，但很疏离，很有自觉……等我们回到家，他才完全跟我融合。”“你一定会从迈尔斯身上获得许多力量。”我领她脱离催眠，再次叮嘱她记住今天的经历。她离开办公室，步伐仍有些不稳。我希望迈尔斯能看着她安全到家。※※※※与迈尔斯融合后数日，卡伦仍陷于沮丧之中；她甚至无法写下所有记忆与细节。迈尔斯相信的现实太过扭曲，与真实相去甚远。迈尔斯着迷于各种关于撒旦的论述，但这些想法总是与谎言、偷窃缠绕在一起。“大家都说我很贱，”卡伦说。“我可以看见你身上有一点点迈尔斯特有的脾性。”“我说话越来越不留情面了——我根本还来不及想就脱口而出。”卡伦解释给我听。她说，这么多年来，常常有些亲友会突然不再与她联络。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终于知道迈尔斯跟他们说了什么。她记得这些小插曲。迈尔斯会对他们出言不逊，卡尔接着夺走与这些人有关的记忆。迈尔斯一直很想对母亲这么做。“我想目前还算顺利。”卡伦进入催眠后，卡尔现身。“有些记忆我没让卡伦知道，我不想让她写信告诉你。”“你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迈尔斯不是同性恋！”卡尔脱口而出。“你说什么？！”卡伦和她的内在伙伴永远都有惊奇。“迈尔斯想跟女人做，但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卡伦跟女人上床，你知道，像同性恋那样。”“我想我能了解。迈尔斯是男生，想跟女人发生‘男女’关系，不过看起来却像是两个女人发生同性爱。”“对，不过他没成功。”卡尔陷入沉默。然后他再度爆料：“他希望你伤害他。”“为什么？”我又吃一惊。“这样他才能感觉到爱。”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让卡尔继续说。一个负责保守秘密的人确实有倾吐的需要。“现在她的手好多了。迈尔斯断了四根手指头。如果迈尔斯用手护住自己，他们就用榔头敲他的手；然后他们会把他的手脚绑起来……”卡尔似乎在想象当时的情景，突然安静下来。“卡伦与迈尔斯融合的进展如何？”我问。“昨天结束了。他消失了。”我试着乐观以对，告诉他迈尔斯以前就是卡伦的一部分，以后也是，他永远都会跟大家在一起。卡尔觉得很孤单。我与安短暂对谈。她说她对自己的过去有很深的罪恶感，但她并未解释清楚。我问她是否考虑跟卡伦融合，她说她会想一想。霍尔顿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并未对他造成任何不便。我问他，安适不适合成为下一个融合的对象？他表示赞同。1996年9月28日与迈尔斯融合与迈尔斯融合的前一晚，我内心有许多疑虑。我知道迈尔斯是为了应付大部分最严重的虐待才被创造出来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准备好面对这些记忆。我的内在只有一个人反对这次融合。他——卡尔——给我惹了一整天的麻烦。那晚我准备睡觉时，卡尔仍试图说服大家阻止这次融合。我不知道我们睡了多久，但醒来以后，我觉得自己糟透了。开车去找你的路上，我再次遗失了时间，最后发现自己把车停在天文馆旁，面向湖水，有一股想跳下去的冲动。那感觉强烈到令我全身麻木，愿意服从这不知从何而来的强烈欲望。卡伦继续描述来到我办公室的过程，以及之后与迈尔斯融合的细节。她花了好些篇幅讨论承接自迈尔斯的记忆……融合后，我感受到迈尔斯的力量，也重新获得一些不错的回忆。催眠结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的手腕、手和脚踝突然痛了起来。接下来那几天，我的两只手总是握紧拳头，我一直有股冲动，想叫大家滚开。那天，当我终于回到家，融合的威力就像一吨砖头瞬间砸在我身上。随着迈尔斯的记忆逐渐转移，我开始怀疑自己怎么可能有过这些经历。我好生气，好想揍人。我的心还承受得住吗？关于迈尔斯对性的看法，还有感觉，我觉得我永远没办法说清楚，但我还是尽可能解释给你听，那就开始吧。我17岁那年（1977年），我搬去跟一个叫珍妮的女人同居。她34岁。珍妮是女同性恋者，当时我并不知情。但迈尔斯很喜欢女人，他常常跟珍妮耗在一起，让她以为我也是女同性恋者。珍妮曾表示想开始交往，我拒绝她，迈尔斯却继续误导她，结果这让我和珍妮发生很多不愉快的事。难道我真的是女同性恋者吗？现在回想起来，我终于了解自己为何这么气她。迈尔斯曾勾引她、调戏她。迈尔斯融入我之后，我发现我能用他的观点看待女性。我的性倾向真是乱七八糟！我把最糟的记忆留待最后陈述，因为我害怕写下来。我想我必须先警告你，因为这些记忆实在太令我愤怒了。还有，虽然我很想全部告诉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保护你，然后把这些事告诉神父或牧师。所以，我会把部分记忆写下来，但不会写得太详细。真希望我可以不用写这些东西。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做出这种事。信仰撒旦有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引诱我上钩，因为我很好奇、也着迷于他们告诉我的故事。我想知道更多，至少迈尔斯是这么想的。于是他们带我进入下一个阶段：膜拜撒旦，让他控制我的灵魂。然后是第三个阶段：为了保守一切秘密，撒旦创造了我。他们说，完成这些步骤之后，我将拥有强大的力量。假如我们不服从领导，他们说，我们会被杀掉。我还记得他们穿着沾了血的白袍。好多好多血。我不知道那是谁的血，但我确实记得他们会杀动物献祭。我受到鼓励，持续与自我分离，如此一来，他们的秘密也得以保全。我感到困惑，所以我很感谢别人出来替我承受这一切。参与仪式的人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穿白袍，戴面具。我们被嘱咐不得向人提起这些仪式，假如我们说出去，他们会杀了我们。你知道最令我困扰的是什么吗？邪恶。我们是为了感受邪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现在我们仍深受邪恶之苦。我想，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没有一个孩子应该承受这样的疼痛和痛苦。欺凌我们的人非常懂得掩盖事实。我想我大概没办法很快从这些记忆中恢复过来。我担心你，贝尔医生。我不希望你因为我们的事而累坏了。卡伦·奥弗希尔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9章安与西德尼1996年10月10日。卡伦看起来疲惫不堪。她说她在路上遗失了时间，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处停车场，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说，今天已经没有新的记忆（迈尔斯的）进来，所以她应该已经接收完毕了。最糟的记忆，卡伦说，是仪式那部分。她的身体受到太多折磨与伤害。迈尔斯承受痛苦的方式导致他最后想从内在撕裂自己，因为他感觉自己就是魔鬼。他也要我伤害卡伦的身体。她说，他们花了好多年才相信我不会伤害她。迈尔斯的记忆不太有秩序。没有时间架构，没有时间顺序。她最憎恨的记忆是：他们逼她说她想受伤害，所以他们伤害她，或者是他们让她以为唯有受到伤害，她才能得到救赎，于是纵容他们伤害她。卡伦描述迈尔斯的某一段记忆给我听，那次神父也参与了虐待。他先是在她身上洒圣水，看看她是否被灼伤，判定她是否与魔鬼同道。她记得她确实看见红色记号，她想，说不定那真的是圣水，那些红色记号也许真的是她身上跑出来的。我听她叙述与迈尔斯融合的过程，心里却惦记着她信上写的。我必须告诉她，我想不想知道迈尔斯受虐的细节。我反复思索。我承认我很好奇，像普通人喜欢围观他人当众受鞭刑的那种病态迷恋；有时我相信——或者该说担心——我走上精神治疗的道路源自我对奇异、不寻常事件的迷恋或陶醉。但是我必须小心谨慎。我不能以好玩的心情探问这些细节。我甚至无法确定，卡伦与我分享这些恶心、令她痛苦得想吐的回忆究竟对谁有好处。因此，除非我在她身上看见“被治疗”的需要，否则我决定不过问这些细节。我告诉她，她无须担心我被她的记忆伤害，若她想要、需要告诉我，尽管说出来，但我想我没有必要请她特别陈述任何细节。这个部分先这样处理吧。然后，我催眠她；安上前说话。“听说你下一个要融合我。”安直挺挺坐着。端庄迷人、极有教养的谈吐令我一听就认出是她。“我很有兴趣，但首先我得多了解一点。”“没问题。我能为你做什么？”“卡伦需要矫正邪恶的宗教思想。”安生气的方式也很独特，“天主爱我们每一个人，但他们却替我们毁掉了天主的爱。”“你是指他们在仪式中告诉你的那些？”“对。”“你们之中，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思想，”我说，“也许你能为这些错误信仰带来良好平衡。”“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不配受到天主的关爱。”安几乎直视我的双眼，“你知道吗？他们在进行邪恶仪式时，竟然还播放圣乐！这是很强烈的提示。只要一听见圣乐，就会想起那些仪式。”“卡伦的宗教观想必受到严重伤害。”我肯定她的说法。※※※※迈尔斯的融合经历数周折腾，终于尘埃落定。我本身也为离婚忙得焦头烂额，但我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卡伦的治疗，卡伦也不曾问我这方面的事。我继续讨论与安融合的安排，也获得她的同意；不过，在我们进行之前，西德尼出现了。他认为自己也适合进行融合，而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他还说，虽然有时卡伦不在反倒比较好做事，但他总是独自一人孤单难过。以前有迈尔斯陪他，还有克莱尔，但现在不再有人跟他一起玩了。里头变得好安静。他问我，“融合会痛吗？”我说那感觉像拥抱。他希望能旁观安的融合过程。“西德尼可以来看，没关系啊。”安拘谨地坐着。她与我四目相对，口齿冷静清晰。“我想这应该可以帮助他，也能帮助其他人克服恐惧，”我说。“我也希望如此。初次跟你讨论融合之后，我一直反复思考我和卡伦的事。我不曾受过虐待，因此我很难相信这些事曾经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看了迈尔斯的记忆之后，我很伤心，因为我终于明白一切都是真的。”“我该怎么向卡伦介绍你？”“让我想想……我16岁，出生时11岁。我是为了天天上教堂，还有礼拜天的告解而诞生的。我替神父工作，但是当神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会走开。我被赋予当个完美女孩的任务。我负责确认詹姆斯和莎拉顺利受洗，举行领受圣餐仪式。我尝试给他们正确的宗教观，并且让他们在乐观、正面的价值中成长。若卡伦受丈夫虐待，事后我得试着安抚孩子们的情绪。我设法教导他们对与错，明辨是非。”安陷入沉默，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融合步骤，问她是否准备好了。她说，是的，准备好了。我请她暂时离开，然后带卡伦进入安全小窝。我加入她，请她让安和西德尼一块儿进来。西德尼在一旁看着。“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对卡伦说。“安和西德尼在房间里，”卡伦描绘脑中的情景。“西德尼是个金发小男孩，他笑的方式活像个淘气捣蛋鬼。安很朴素，短发，看起来非常平静，我在她身上感受不到任何害怕或不安……”我抓住卡伦停顿的机会，向她介绍安，建议她们俩准备妥当之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融合。“她拥抱我，拨开我脸颊上的头发。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她说如果我也拥抱她，她就会融入我了——这样比较快、也比较好。我有点紧张。”卡伦停下来，倾听着。“安在跟西德尼说话。她说融合很棒、很刺激。”卡伦再次沉默。接着换安开口。“贝尔医生，我要谢谢你。能跟你一起合作，我感到十分荣幸。我希望你不会生我的气

都是起假誓扯谎的吗？麦克德夫夫人起假誓扯谎的人都是反贼，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起假誓扯谎的都应该绞死吗？麦克德夫夫人都应该绞死。麦克德夫子谁去绞死他们呢？麦克德夫夫人那些正人君子。麦克德夫子那么那些起假誓扯谎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有这许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打倒那些正人君子，把他们绞死了呢？麦克德夫夫人嗳哟，上帝保佑你，可怜的猴子！可是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要是他真的死了，您会为他哀哭的；要是您不哭，那是一个好兆，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爸爸了。麦克德夫夫人这小油嘴真会胡说！一使者上。使者祝福您，好夫人！您不认识我是什么人，可是我久闻夫人的令名，所以特地前来，报告您一个消息。我怕夫人目下有极大的危险，要是您愿意接受一个微贱之人的忠告，那么还是离开此地，赶快带着您的孩子们避一避的好。我这样惊吓着您，已经是够残忍的了；要是有人再要加害于您，那真是太没有人道了，可是这没人道的事儿快要落到您头上了。上天保佑您！我不敢多耽搁时间。（下。）麦克德夫夫人叫我逃到哪儿去呢？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可是我记起来了，我是在这个世上，这世上做了恶事才会被人恭维赞美，做了好事反会被人当作危险的傻瓜；那么，唉！我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婆子气的话替自己辩护，说是我没有做过害人的事呢？刺客等上。麦克德夫夫人这些是什么人？众刺客你的丈夫呢？麦克德夫夫人我希望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鬼东西不敢露脸的地方。刺客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你胡说，你这蓬头的恶人！刺客什么！你这叛徒的孽种！（刺麦克德夫子。）麦克德夫子他杀死我了，妈妈；您快逃吧！（死。麦克德夫夫人呼“杀了人啦！”下，众刺客追下。）第三场英格兰。王宫前马尔康及麦克德夫上。马尔康让我们找一处没有人踪的树荫，在那里把我们胸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哭个干净吧。麦克德夫我们还是紧握着利剑，像好汉子似的卫护我们被蹂躏的祖国吧。每一个新的黎明都听得见新孀的寡妇在哭泣，新失父母的孤儿在号啕，新的悲哀上冲霄汉，发出凄厉的回声，就像哀悼苏格兰的命运，替她奏唱挽歌一样。马尔康我相信的事就叫我痛哭，我知道的事就叫我相信；我只要有机会效忠祖国，也愿意尽我的力量。您说的话也许是事实。一提起这个暴君的名字，就使我们切齿腐舌。可是他曾经有过正直的名声；您对他也有很好的交情；他也还没有加害于您。我虽然年轻识浅，可是您也许可以利用我向他邀功求赏，把一头柔弱无罪的羔羊向一个愤怒的天神献祭，不失为一件聪明的事。麦克德夫我不是一个奸诈小人。马尔康麦克白却是的。在尊严的王命之下，忠实仁善的人也许不得不背着天良行事。可是我必须请您原谅；您的忠诚的人格决不会因为我用小人之心去测度它而发生变化；最光明的天使也许会堕落，可是天使总是光明的；虽然小人全都貌似忠良，可是忠良的一定仍然不失他的本色。麦克德夫我已经失去我的希望。马尔康也许正是这一点刚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您为什么不告而别，丢下您的妻子儿女，您那些宝贵的骨肉、爱情的坚强的联系，让她们担惊受险呢？请您不要把我的多心引为耻辱，为了我自己的安全，我不能不这样顾虑。不管我心里怎样想，也许您真是一个忠义的汉子。麦克德夫流血吧，流血吧，可怜的国家！不可一世的暴君，奠下你的安若泰山的基业吧，因为正义的力量不敢向你诛讨！戴着你那不义的王冠吧，这是你的已经确定的名分；再会，殿下；即使把这暴君掌握下的全部土地一起给我，再加上富庶的东方，我也不愿做一个像你所猜疑我那样的奸人。马尔康不要生气；我说这样的话，并不是完全为了不放心您。我想我们的国家呻吟在虐政之下，流泪、流血，每天都有一道新的伤痕加在旧日的疮痍之上；我也想到一定有许多人愿意为了我的权利奋臂而起，就在友好的英格兰这里，也已经有数千义士愿意给我助力；可是虽然这样说，要是我有一天能够把暴君的头颅放在足下践踏，或者把它悬挂在我的剑上，我的可怜的祖国却要在一个新的暴君的统治之下，滋生更多的罪恶，忍受更大的苦痛，造成更分歧的局面。麦克德夫这新的暴君是谁？马尔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自己；我知道在我的天性之中，深植着各种的罪恶，要是有一天暴露出来，黑暗的麦克白在相形之下，将会变成白雪一样纯洁；我们的可怜的国家看见了我的无限的暴虐，将会把他当作一头羔羊。麦克德夫踏遍地狱也找不出一个比麦克白更万恶不赦的魔鬼。马尔康我承认他嗜杀、骄奢、贪婪、虚伪、欺诈、狂暴、凶恶，一切可以指名的罪恶他都有；可是我的淫佚是没有止境的：你们的妻子、女儿、妇人、处女，都不能填满我的欲壑；我的猖狂的欲念会冲决一切节制和约束；与其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还是让麦克白统治的好。麦克德夫从人的生理来说，无限制的纵欲是一种“虐政”，它曾经推翻了无数君主，使他们不能长久坐在王位上。可是您还不必担心，谁也不能禁止您满足您的分内的欲望；您可以一方面尽情欢乐，一方面在外表上装出庄重的神气，世人的耳目是很容易遮掩过去的。我们国内尽多自愿献身的女子，无论您怎样贪欢好色，也应付不了这许多求荣献媚的娇娥。马尔康除了这一种弱点以外，在我的邪僻的心中还有一种不顾廉耻的贪婪，要是我做了国王，我一定要诛锄贵族，侵夺他们的土地；不是向这个人索取珠宝，就是向那个人索取房屋；我所有的越多，我的贪心越不知道餍足，我一定会为了图谋财富的缘故，向善良忠贞的人无端寻衅，把他们陷于死地。麦克德夫这一种贪婪比起少年的情欲来，它的根是更深而更有毒的，我们曾经有许多过去的国王死在它的剑下。可是您不用担心，苏格兰有足够您享用的财富，它都是属于您的；只要有其他的美德，这些缺点都不算什么。马尔康可是我一点没有君主之德，什么公平、正直、节俭、镇定、慷慨、坚毅、仁慈、谦恭、诚敬、宽容、勇敢、刚强，我全没有；各种罪恶却应有尽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嘿，要是我掌握了大权，我一定要把和谐的甘乳倾入地狱，扰乱世界的和平，破坏地上的统一。麦克德夫啊，苏格兰，苏格兰！马尔康你说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适宜于统治？我正是像我所说那样的人。麦克德夫适宜于统治！不，这样的人是不该让他留在人世的。啊，多难的国家，一个篡位的暴君握着染血的御枚高踞在王座上，你的最合法的嗣君又亲口吐露了他是这样一个可咒诅的人，辱没了他的高贵的血统，那么你几时才能重见天日呢？你的父王是一个最圣明的君主；生养你的母后每天都想到人生难免的死亡，她朝夕都在屈膝跪求上天的垂怜。再会！你自己供认的这些罪恶，已经把我从苏格兰放逐。啊，我的胸膛，你的希望永远在这儿埋葬了！马尔康麦克德夫，只有一颗正直的心，才会有这种勃发的忠义之情，它已经把黑暗的疑虑从我的灵魂上一扫而空，使我充分信任你的真诚。魔鬼般的麦克白曾经派了许多说客来，想要把我诱进他的罗网，所以我不得不着意提防；可是上帝鉴临在你我二人的中间！从现在起，我委身听从你的指导，并且撤回我刚才对我自己所讲的坏话，我所加在我自己身上的一切污点，都是我的天性中所没有的。我还没有近过女色，从来没有背过誓，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我也没有贪得的欲念；我从不曾失信于人，我不愿把魔鬼出卖给他的同伴，我珍爱忠诚不亚于生命；刚才我对自己的诽谤，是我第一次的说谎。那真诚的我，是准备随时接受你和我的不幸的祖国的命令的。在你还没有到这儿来以前，年老的西华德已经带领了一万个战士，装备齐全，向苏格兰出发了。现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力量合并在一起；我们堂堂正正的义师，一定可以得胜。您为什么不说话？麦克德夫好消息和恶消息同时传进了我的耳朵里，使我的喜怒都失去了自主。一医生上。马尔康好，等会儿再说。请问一声，王上出来了吗？医生出来了，殿下；有一大群不幸的人们在等候他医治，他们的疾病使最高明的医生束手无策，可是上天给他这样神奇的力量，只要他的手一触，他们就立刻痊愈了。马尔康谢谢您的见告，大夫。（医生下。）麦克德夫他说的是什么疾病？马尔康他们都把它叫做瘰疬；自从我来到英国以后，我常常看见这位善良的国王显示他的奇妙无比的本领。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祈求着上天；可是害着怪病的人，浑身肿烂，惨不忍睹，一切外科手术无法医治的，他只要嘴里念着祈祷，用一枚金章亲手挂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会霍然痊愈；据说他这种治病的天能，是世世相传永袭罔替的。除了这种特殊的本领以外，他还是一个天生的预言者，福祥环拱着他的王座，表示他具有各种美德。麦克德夫瞧，谁来啦？马尔康是我们国里的人；可是我还认不出他是谁。洛斯上。麦克德夫我的贤弟，欢迎。马尔康我现在认识他了。好上帝，赶快除去使我们成为陌路之人的那一层隔膜吧！洛斯阿门，殿下。麦克德夫苏格兰还是原来那样子吗？洛斯唉！可怜的祖国！它简直不敢认识它自己。它不能再称为我们的母亲，只是我们的坟墓；在那边，除了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的人以外，谁的脸上也不曾有过一丝笑容；叹息、呻吟、震撼天空的呼号，都是日常听惯的声音，不能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剧烈的悲哀变成一般的风气；葬钟敲响的时候，谁也不再关心它是为谁而鸣；善良人的生命往往在他们帽上的花朵还没有枯萎以前就化为朝露。麦克德夫啊！太巧妙、也是太真实的描写！马尔康最近有什么令人痛心的事情？洛斯一小时以前的变故，在叙述者的嘴里就已经变成陈迹了；每一分钟都产生新的祸难。麦克德夫我的妻子安好吗？洛斯呃，她很安好。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们呢？洛斯也很安好。麦克德夫那暴君还没有毁坏他们的平静吗？洛斯没有；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很平安的。麦克德夫不要吝惜你的言语；究竟怎样？洛斯当我带着沉重的消息、预备到这儿来传报的时候，一路上听见谣传，说是许多有名望的人都已经起义；这种谣言照我想起来是很可靠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暴君的军队在出动。现在是应该出动全力挽救祖国沦夷的时候了；你们要是在苏格兰出现，可以使男人们个个变成兵士，使女人们愿意从她们的困苦之下争取解放而作战。马尔康我们正要回去，让这消息作为他们的安慰吧。友好的英格兰已经借给我们西华德将军和一万兵士，所有基督教的国家里找不出一个比他更老练、更优秀的军人。洛斯我希望我也有同样好的消息给你们！可是我所要说的话，是应该把它在荒野里呼喊，不让它钻进人们耳中的。麦克德夫它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和大众有关的呢，还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不幸？洛斯天良未泯的人，对于这件事谁都要觉得像自己身受一样伤心，虽然你是最感到切身之痛的一个。麦克德夫倘然那是与我有关的事，那么不要瞒过我；快让我知道了吧。洛斯但愿你的耳朵不要从此永远憎恨我的舌头，因为它将要让你听见你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惨痛的声音。麦克德夫哼，我猜到了。洛斯你的城堡受到袭击；你的妻子和儿女都惨死在野蛮的刀剑之下；要是我把他们的死状告诉你，那会使你痛不欲生，在他们已经成为被杀害了的驯鹿似的尸体上，再加上了你的。马尔康慈悲的上天！什么，朋友！不要把你的帽子拉下来遮住你的额角；用言语把你的悲伤倾泄出来吧；无言的哀痛是会向那不堪重压的心低声耳语，叫它裂成片片的。麦克德夫我的孩子也都死了吗？洛斯妻子、孩子、仆人，凡是被他们找得到的，杀得一个不存。麦克德夫我却不得不离开那里！我的妻子也被杀了吗？洛斯我已经说过了。马尔康请宽心吧；让我们用壮烈的复仇做药饵，治疗这一段惨酷的悲痛。麦克德夫他自己没有儿女。我的可爱的宝贝们都死了吗？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存吗？啊，地狱里的恶鸟！一个也不存？什么！我的可爱的鸡雏们和他们的母亲一起葬送在毒手之下了吗？马尔康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麦克德夫我要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可是我不能抹杀我的人类的感情。我怎么能够把我所最珍爱的人置之度外，不去想念他们呢？难道上天看见这一幕惨剧而不对他们抱同情吗？罪恶深重的麦克德夫！他们都是为了你而死于非命的。我真该死，他们没有一点罪过，只是因为我自己不好，无情的屠戮才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愿上天给他们安息！马尔康把这一桩仇恨作为磨快你的剑锋的砺石；让哀痛变成愤怒；不要让你的心麻木下去，激起它的怒火来吧。麦克德夫啊！我可以一方面让我的眼睛里流着妇人之泪，一方面让我的舌头发出大言壮语。可是，仁慈的上天，求你撤除一切中途的障碍，让我跟这苏格兰的恶魔正面相对，使我的剑能够刺到他的身上；要是我放他逃走了，那么上天饶恕他吧！马尔康这几句话说得很像个汉子。来，我们见国王去；我们的军队已经调齐，一切齐备，只待整装出发。麦克白气数将绝，天诛将至；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的。（同下。）第五幕第一场邓西嫩。城堡中一室一医生及一侍女上。医生我已经陪着你看守了两夜，可是一点不能证实你的报告。她最后一次晚上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侍女自从王上出征以后，我曾经看见她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开了橱门上的锁，拿出信纸，把它折起来，在上面写了字，读了一遍，然后把信封好，再回到床上去；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她始终睡得很熟。医生这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的纷乱，一方面入于睡眠的状态，一方面还能像醒着一般做事。在这种睡眠不安的情形之下，除了走路和其他动作以外，你有没有听见她说过什么话？侍女大夫，那我可不能把她的话照样告诉您。医生你不妨对我说，而且应该对我说。侍女我不能对您说，也不能对任何人说，因为没有一个见证可以证实我的话。麦克白夫人持烛上。侍女您瞧！她来啦。这正是她往常的样子；凭着我的生命起誓，她现在睡得很熟。留心看着她；站近一些。医生她怎么会有那支蜡烛？侍女那就是放在她的床边的；她的寝室里通宵点着灯火，这是她的命令。医生你瞧，她的眼睛睁着呢。侍女嗯，可是她的视觉却关闭着。医生她现在在干什么？瞧，她在擦着手。侍女这是她的一个惯常的动作，好像在洗手似的。我曾经看见她这样擦了足有一刻钟的时间。麦克白夫人可是这儿还有一点血迹。医生听！她说话了。我要把她的话记下来，免得忘记。麦克白夫人去，该死的血迹！去吧！一点、两点，啊，那么现在可以动手了。地狱里是这样幽暗！呸，我的爷，呸！你是一个军人，也会害怕吗？既然谁也不能奈何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怕被人知道？可是谁想得到这老头儿会有这么多血？医生你听见没有？麦克白夫人费辅爵士从前有一个妻子；现在她在哪儿？什么！这两只手再也不会干净了吗？算了，我的爷，算了；你这样大惊小怪，把事情都弄糟了。医生说下去，说下去；你已经知道你所不应该知道的事。侍女我想她已经说了她所不应该说的话；天知道她心里有些什么秘密。麦克白夫人这儿还是有一股血腥气；所有阿拉伯的香科都不能叫这只小手变得香一点。啊！啊！啊！医生这一声叹息多么沉痛！她的心里蕴蓄着无限的凄苦。侍女我不愿为了身体上的尊荣，而让我的胸膛里装着这样一颗心。医生好，好，好。侍女但愿一切都是好好的，大夫。医生这种病我没有法子医治。可是我知道有些曾经在睡梦中走动的人，都是很虔敬地寿终正寝。麦克白夫人洗净你的手，披上你的睡衣；不要这样面无人色。我再告诉你一遍，班柯已经下葬了；他不会从坟墓里出来的。医生有这等事？麦克白夫人睡去，睡去；有人在打门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

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有的尊重！”马丁愤怒地瞪着卡特里娜，然后看着走进厨房的卡伦。卡特里娜仍固执地说，“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找间新的公寓——”“你要去哪里？”马丁对卡伦大吼，突然伸手将她拖向他。卡特里娜扭过头。卡伦因疼痛而扭曲着脸，但她没发出半点声音。“去哪儿？你聋啦？”马丁用力掐她。“去唐娜家，”卡伦说。她父亲放开她。卡伦抬手捂胸，她父亲拍掉她的手。“看看这对姐妹！”马丁说，视线锁定卡伦的胸部。他的两只大手罩住卡伦小小的胸部。卡伦慢慢走在她家与隔壁之间的通道上，缓缓搓揉方才被父亲又抓又捏的地方。走过半条街，来到“潘克拉茨父子殡仪馆”后门；她的朋友唐娜住在这里。唐娜9岁，比卡伦小3岁。车库门开着，唐娜在里头玩洋娃娃。车库很大，可以容纳3辆车，但此刻只停了一辆灵车。唐娜坐在通往尸体防腐室的楼梯上，卡伦走进车库，来到唐娜身边。唐娜有两个娃娃，一大一小。“嗨，”卡伦说，在唐娜身旁坐下。“嗨，”唐娜说，但注意力仍放在娃娃身上。唐娜调整两个娃娃的位置，让大娃娃撑着小娃娃。“贝蒂很难过，”唐娜说，指着小娃娃。卡伦坐在一旁，看唐娜拿大娃娃的手轻抚小娃娃的头。“我们假装她们在喝茶吃饼干好了，”卡伦说。唐娜左右张望，“我好像把茶具放在屋里了。”这时，一辆大型灰色灵车出现在车库门口、倒车，车身部分进入车库。卡伦和唐娜看着3名男子下了车。唐娜的父亲——潘克拉茨先生，他跟卡伦的父亲是朋友；另外两位是潘克拉茨先生的助手，帮他载运遗体。卡伦听见灵车车门砰地甩上，其中一个男人朝她们走来，两手捧着一只鞋盒。唐娜没抬头看，但卡伦谨慎地望着男人。他走过来、蹲下，把盒里的东西给她们看：一只白鸽蜷曲倒在盒子里，呼吸沉重。男人抓起鸽子，伸手递给唐娜，唐娜接过来，小心抱在怀里。鸽子呼吸逐渐平稳，但无法移动。“我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旁边发现这只鸽子，”他说，“它似乎不太想动，可能是受伤了。”他从唐娜手里取回鸽子，向前凑近卡伦，卡伦拍拍它，感觉它柔柔的羽毛和急促微弱的呼吸。“也许我们可以照顾它，”卡伦说，抬头望着男人的脸。她看见男人脸上夹杂快乐与恶毒的表情。男人站起来，看看唐娜的父亲，另一个男人坐在车头，依旧笑个不停，冷眼旁观他们和鸽子的互动。“当然，我们当然可以照顾它，”他笑着说，一边走回车库。“看好！说不定它还能飞哩！”男人将白鸽往空中一拋——拋向卡伦。卡伦一个踉跄。“不要！”卡伦大叫，扑向白鸽，但她来不及接住，它笔直摔落在水泥车道上。“对不起……对不起……”她哭着说，“对不起……我没能接住你。”听见这一幕——卡伦以为自己能接住鸽子却没接到，声音中的痛苦令我动容。我也很难相信这些大男人的幼稚与残酷成性，为了折磨小女孩，竟然对鸽子痛下毒手。我不明白这一点何以令我意外。我知道有人喜欢做这种事，但这种令人震惊的幼稚程度与虐待行为仍使我相当诧异。我再次按下播放键。凌晨1点30分，电话响了。马丁还未就寝，就等这电话打来。他简短应答，表示同意地点点头，然后挂断电话。卡特里娜已经上床睡了。马丁来到卡伦和两个弟弟同住的房间，叫她起床。“穿鞋，我们要出门，”他低语，帮她套上外套。卡伦并未完全清醒，但她任其摆布，毫不抗拒。以前她也经常像这样被叫醒。卡伦如机器人般行走，穿过厨房，穿鞋，穿睡衣和冬天大外套，走在父亲前方没几步，被他催促着向前走。冷风刺着双颊，她心不在焉走下屋后熟悉的阶梯。两人穿过巷子，走近潘克拉茨殡仪馆敞开的车库大门。卡伦来到屋子门口，听见车库门关上的声音。她不情愿地跨上两级台阶，进入屋内。父亲领她继续往前走，她尽可能不睁开眼睛。转过弯，两人开始下楼；越往下走，福尔马林的味道越浓，交谈声也越来越清晰。几支蜡烛微微照亮这个房间，房里已经有五六个男人了。空啤酒罐散落在不锈钢柜台上，在几个塑料瓶之间散落着刀子和软水管带。房间正中央摆了两张不锈钢工作台，用来清洗遗体、沥干、防腐、上妆。马丁带卡伦走向比较近的那张台子，脱掉她的外套。“卡伦，裤子脱掉，”他父亲说，“我们会让你很舒服的。”他冷酷而诡异地对她微笑，将她的外套扔向角落。卡伦很快脱下睡裤，踩在裤子上，腰部以下完全赤裸。她站在工作台旁边，几个男人朝她逼近，目不转睛盯着她瞧。她迅速看他们一眼，看不见仁慈怜悯，于是只好茫然直视前方。卡伦已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聚会。她的心似乎早已飘走，仿佛她根本不在这里。“上去，卡伦，”父亲吩咐她。卡伦爬上工作台，坐在中央。他父亲转向她，解开她睡衣上装的纽扣，从肩膀剥下，扔在外套上。他们开始凌辱卡伦。马丁将一根大头针刺入卡伦腹部又立刻抽出；她痛得喊出声，全身绷紧，但马上回到静止状态，试图掩饰害怕与疼痛。马丁继续拿针刺卡伦，第2下，第3下，卡伦尽可能动也不动地坐着，但每一次针扎仍令她痛得瑟瑟发抖。“想被爱，得先承受痛苦，”马丁说，“你必须感觉疼痛，才能体验爱。不知道痛，你不会知道什么是爱。”卡伦全身肌肉绷紧、尽可能维持不动，眼睛也闭得紧紧的。“也许我们该把两个弟弟也带到这儿来，让你看他们受苦，帮助你了解什么是爱？”卡伦瞪大双眼。她忆起上次弟弟们被父亲痛打的情景。他说两兄弟被揍都是她的错，为了她的罪而受罚。太恐怖了。她告诉自己绝不能再让弟弟因为自己不好而受到伤害。她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如此就能保护他们了。她要做弟弟的盾牌，当他们的盔甲。“你该好好感激我们这么爱护你，”马丁说，再次拿起大头针移向她。录音带里的卡伦以踌躇、疲惫、勉强的语气描述这些事件。这些往事似乎令她颇为厌恶、反感（她的声音带着不可否认的悲哀与痛苦），但她还是想办法说出来了。我很惊讶，这种行为竟然会发生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地区。这些人是谁？卡伦应该不可能像小孩儿做白日梦一样，凭空想象这些画面。他们过于残酷、恶劣，不配当她的父母。录音带至少还有15分钟。现在，孩子们一定已经睡了，在父母慈爱眼神与温暖被褥的怀抱中做着美梦。我很幸运，我的孩子完全不知道世上有此等痛苦创伤。录音带描述的影像、反应、怀疑、恐惧与慌张不安充斥我的思绪。一想到该如何帮助这个深受伤害的女人，我就觉得烦恼又气馁。我们叫这种虐待为“灵魂谋杀”，形容人们如何用这种方式扼杀另一个人的生存意志。卡伦还有救吗？我再次挂上耳机，按下播放键。卡伦看着时钟。母亲已出门上班一小时了，父亲再过几分钟就会到家。她巡视客厅和厨房，确定每一件东西都已收好归位。她来到房间作最后一分钟的检查，确保两个弟弟没把房间搞得一团糟（她半小时前才整理好的）。两个弟弟坐在地板上，把玩他们的绿色塑料小兵；卡伦收拾几件他们拿出来又不玩的玩具，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写作业。她才落座即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接着是她父亲沉重的脚步声，缓缓跨进走廊。“你在啊！”卡伦坐在餐桌边，桌上摆着课本。父亲严厉地瞪着她。“屋里他妈的乱七八糟！你有哪件事做得好？真不知道我们养你干吗，你只会花我们的钱。”卡伦紧靠在餐桌旁，尽可能缩成小小一团。马丁转向冰箱，打开冰箱门，拿出一盒牛奶。“牛奶过期了！”他说，把牛奶扔进水槽，再回冰箱拿出一罐啤酒和一片吃剩的比萨饼。他走向餐具柜，找盘子放比萨饼；先拿了一只盘子，又拿了第二只。“盘子怎么这么脏！”他咆哮着转向卡伦，“给我过来！把盘子洗干净！不准让我看到盘子上有任何一点脏污！”卡伦快步走到水槽边，马丁打开热水水龙头。她动手洗第一只盘子。她父亲站在旁边看她洗，水开始冒热气。他抓住她的手腕。“用热水才洗得干净！”他硬将她的双手按进沸水底下，“继续呀！快洗！”卡伦条件反射地缩回手，赶紧冲洗餐盘；水越来越烫，她拼了命尽可能小心洗，不敢摔破盘子。“什么都要我教！真是的！”卡伦试着控制眼泪、振作精神。她深知自己若胆敢抱怨，下场铁定更糟糕。洗完第二只盘子后，马丁关上水龙头。卡伦的手背红得发亮。马丁低头看看卡伦，卡伦把手藏在背后。“你为什么绑咖啡色腰带？我不是告诉过你，咖啡色是黑鬼的颜色？你是黑鬼的婊子吗？你想被黑鬼强暴吗？”马丁的脸逼近卡伦。卡伦站在父亲面前，不敢说话，不敢移动。“你很不乖。你得受处罚。现在回房上床去！赶快给我睡觉！”凌晨2点，卡伦的母亲下班回家。她上床入睡后，她父亲和祖父来到卡伦房间，叫她起床。父亲拿着她的外套。“走吧，卡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父亲一边说话，一边将她的手臂塞进外套。卡伦勉强坐起，全身软趴趴的不想醒来，却仍任由他们将外套穿过两只胳膊，盖在睡衣外头。两个男人带着卡伦走下屋后的楼梯，上了祖父的车。约莫10分钟车程，他们来到祖父白天负责督管的化学工厂。在这种夜半时分，不会有人还留在工厂工作。卡伦一路上几乎都闭着眼睛。这条路线她以前也走过好几次了。他们把车停在后门附近，那儿已停了好几辆车。卡伦的祖父用自己的备用钥匙打开后门。屋里光线昏暗，但足够指引他们通往运货电梯的路。他们踩着老木地板向前走，经过几座大染缸——有的开着，有的盖着——几道恶臭难闻的紫色脏污泼溅在缸壁上。3人来到一座通往电梯的大型金属门前：电梯门是上下开合式的，中央突出一条黑色帆布带，像极了吐出的黑舌头。卡伦的祖父按下呼叫键，她听见机械移动的声音——电梯缓缓自地下室升起。祖父抓起黑色帆布带，上下拉开电梯门。门咔啦咔啦发出巨响。金属门后是另一扇从下方开启的金属栅门。马丁弯下腰，捡起栅门的帆布带，用力拉起。3人鱼贯走进又大又黑的电梯。马丁握住卡伦的胳膊，她祖父关上内外两道电梯门，一连串砰砰声响彻整座工厂。电梯缓缓下降。马丁脱掉卡伦的外套，交给他父亲。卡伦被动地站着。他解开卡伦的睡衣上装，从肩上剥下，再扯下她的睡裤，轮流从两只脚底下抽出来。她祖父将外套披回她的肩上，拉拢前襟。3人来到最底层，马丁开门，祖父顺势按下紧急停止键，防止电梯被召回楼上。两个男人走进宽阔的地下空间，一左一右领着卡伦前进。十几支蜡烛照亮房间，房里有10来个人，其中三四个是女人。两个女人赤身裸体。有人大笑，有人大叫，一名男子捉住一名裸体女人，女人尖叫出声。当卡伦被安置在房间正中央，房里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转身面向她。微光中，他们的脸模糊难辨、忽隐忽现，但大多数卡伦都认得。祖父拉开卡伦的外套，扔向一旁，她未着寸缕站在两个男人中间，面对这群部分隐身在烛光中、部分被烛光照亮的人们。“就是她，邪恶的母狗，”祖父大声喝道，“处罚她，除去她灵魂黑暗面的时候到了！她得好好上一课，她必须受到处罚，就是现在！”祖父胁迫卡伦走向房间正中央，马上向后退开，独留她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我们因神的旨意聚集在这里！”他继续说道，“世界乱了。有人挨饿，有人终日鬼混、行尸走肉，到处充斥瘟疫、性病等等的疾病——全都是像她一样的邪恶孩童造成的！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为了感受人们所受的苦，你必须受罚。拿刀来！”人群中，一名男子上前，递上一把削皮刀。“把手伸出来！”祖父命令卡伦。卡伦半开半闭着双眼，伸出一只手。男人把刀放在她掌中，收拢其手指握住小刀，再用自己的大手包覆她的小手。接着，他开始缓缓施力，握紧她的手。卡伦全身一紧、哭了起来；血滴逐渐覆满刀柄，她顿时停止哭泣。“圣母马利亚也曾对耶稣施与今晚的仪式，”卡伦的祖父继续说道，“在智者降临之前——告诉她，他已为她受罚，为你们的罪而死——必须先完成这个仪式。”祖父对男子点头，后者松开对卡伦的钳制，移走她手中的削皮刀。卡伦垂下手，落在身侧，鲜血从指尖缓缓滴下。祖父继续说，“我们认为你必须受到处罚。只要你还活在世上，你一辈子都必须惩罚自己。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将神的旨意泄露给外人知道，你必须杀死知情者，然后自杀。你没有选择，否则邪恶会永远跟着你。你必须杀死任何胆敢帮助你的人。如果你背叛我们，无论现世或死后，你将注定堕入地狱，永劫不复。”卡伦的祖父瞧瞧马丁，然后看看靠在墙边的长桌。马丁走向那张长方形的大型折叠桌，将其拖往房间正中央。卡伦被带到桌旁，两个男人架住她的胳膊，提起她，让她坐在长桌上。她浑身赤裸地坐着，两眼紧闭。然而，她仍能感觉到一道亮光，听见家用录像机呼噜噜的转动的声音……“早，卡伦。”卡伦走进厨房准备上学，母亲向她打招呼。卡伦一边在餐桌旁坐下，一边梳头发。“你就不会说早安吗？”她母亲斥责道。卡伦呆坐，揉揉额头边。“怎么啦？”母亲问她。“我头痛，”卡伦说，看起来又难过又痛苦。“怎么又来了？”她母亲问道，“你又做了什么下流梦了吗？你怎么老是梦到邪恶的事？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些坏念头告诉别人呀！”母亲掉头专心照顾炉子。卡伦静静吃她的早餐玉米片。这时她母亲注意到她手上的割伤。“你又把自己给怎么啦？”母亲不高兴地问。卡伦缩了一下，赶紧溜下椅子，抓起书本离开。她的手好痛。她的头好痛。这部分录音让我更深刻了解到，卡伦内心所受的伤害究竟有多深多重。卡伦一段一段、断断续续地描述这些往事，仿佛她正在召唤没有规则的记忆片段，然后用一种就事论事、疲惫的语气描述出来。我想，她在描述事件的当时已将自己的感觉与记忆隔开。然而，她所描述的情境实在极端骇人且充满伤害，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她所描述的是一小群关系紧密、至少稍有组织的成人，其中还有数名女性。他们定期聚会，以精神、肉体双重虐待孩童为乐，行径极其残忍、变态。还有，那些类似宗教语言的话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我也想知道。每次听卡伦描述她的恐怖往事，“究竟有几分真实？”的问题总不免浮上心头。但卡伦每一次都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娓娓道来——言谈间充满痛苦、沮丧与深深的悲哀。她一点都不想把故事说出来，但她仍冒险说给我听——她认为我可能无法承受她的过去，并且可能因为这些事件而放弃治疗她。我知道孩童受虐事件层出不穷，但他们总是与我的个人经验无关，意即，我不曾见过或认识任何经历如此童年并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难道她想欺骗我，试图操纵我，好从我这里得到她想要的？凭着过去四年的相处经验，这个说法不甚合理。至少，我无法想象世上有何种意图值得一个人以如此方式欺骗别人。我猜这也许是试探，好让她了解我的意志是否够坚强，是否能与她并肩熬过不堪、充满伤害、她自认过于病态而无法治疗的过去。然而，若真是如此，她又为何在持续治疗四年后才以如此突兀、震撼的欺骗手段表达她对我的信任？特别是“欺骗”不仅完全不符合她的个性，还可能威胁甚至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信任关系。这一回，时间是1993年11月，卡伦给我看一幅漫画；画中的精神科医生拉下操纵杆，病人立即滑下治疗躺椅，掉进底下的陷阱门。漫画标题写着：下一位请进！你也玩完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漫画问她。卡伦不安地扭动，脸上闪过一丝懊悔。她实在够莽撞，竟敢拿这种漫画给我看；但她也早该想到，这次我一定会跟她好好讨论这件事。“我害怕你有一天会觉得受够了，然后对我说‘算了，放弃吧’，”卡伦说，“部分的我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怕得要命。这些记忆吓死我了，说出来也让我很害怕。家人告诉我，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听过以后也会

国了。熊传薪：黄材镇为什么会成为湖南青铜器发现的集中地？这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的必然性，就是当时从殷商来的那批人进入湘江流域是一个必然选择。因为，如果他们到四川盆地的话，要经过云梦泽，那里不好走，而且当时周人已经把路卡死了；他们也不能进入江西，那里的土著人很厉害，实力强大，而且江西是一个交通要道，不适于安家。湘江流域不一样，四周都有山环绕，而且面积很大，所以他们当时就想到湘潭这一带。但是当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地方力量太大了，最后只得到黄材。这个地方后面靠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王鲁湘：您认为这个藩国建于什么时候？熊传薪：商末周初，就是西周灭商的初期。王鲁湘：那你觉得它是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还是外来迁徙部族建立的？熊传薪：肯定是外来人建立的，但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并不低，因为大量的日常用具都是本地人的。当然，外来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像宫殿的形制等都是和中原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考古界发掘的几座商代宫殿都不是正北方向，这个宫殿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它的建制是从中原来的。墓葬里面的青铜器、葬玉也都是中原人的，本地人以前没有这种东西。王鲁湘：中原青铜器和三星堆青铜器一般都是在宗庙和墓室发现的，湖南青铜器总是单件出土，不是发现在山上就是发现在河中，这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祭祀吗？熊传薪：青铜器的埋葬，无非这么几种可能：一个是作为祭祀用品，一个是作为宝贝、财富埋葬，再一个就是作为随葬品。山上的青铜器不太可能是作为随葬品，而如果是作为宝贝埋葬，得请很多人把它抬到山上去，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把东西埋在了这里，所以也不太可能。这些器物应当是祭祀用的，但是中原的祭祀是用鼎等器物来煮肉，以肉祭祖、祭神，器物本身是不埋的，贡献给祖先、上帝的那些牺牲品才埋掉。这个地区则是把祭器给埋了，这就说明，当时这里祭祀的内容、形式都和中原地区不一样，完全是另外一个礼制系统。不过，有些器物肯定不是因祭祀埋的，比如有些埋在山上、河边的装饰玉。祭祀用的礼玉应是琮、璧这些东西，而这些在河边发现的装饰玉不是礼玉，所以肯定不是用来祭祀的，有可能就是作为财富来埋藏的。王鲁湘：黄材镇炭河古城遗址的发现，对于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的来源来说，是不是提供了某些暗示呢？熊传薪：这是肯定的。遗址发现以前，虽然这些青铜器的铸造年代肯定是商、周时期，但是没有考古的证据。没有这些考古证据的话，这些青铜器便缺少了历史价值，只有艺术价值。三、湖南青铜器的特色与价值湖南青铜器来源的所有线索在西周都城遗址之迷破解之前戛然而止，人们仍然只能在它的纹饰里继续猜测它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王鲁湘：与中原相比，我们湖南青铜器在文化和艺术上有什么特色？熊传薪：湖南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母体，包括铸造技术、纹饰、器形等，都是以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但它也有很多地域文化的特征，这表现在造型方面。比如以老虎为器形的“虎食人卣”。湖南宁乡虎食人卣王鲁湘：我们过去经常说这个青铜器的形象多么狞厉、凶恶，代表了奴隶主的残酷，但现在好像有另外的解释了。熊传薪：我觉得把这个造型解释为虎吃人是不太对的。你看这个人，他不是很惊恐的样子。他有可能还是一种神，拥抱着虎，这个老虎可能也是一种神。王鲁湘：对，他还踩着虎的两个脚，两者实际上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当时南方有很多氏族是以虎为图腾的，说不定它反映的就是作为氏族图腾的虎和氏族首领之间的某种关系。熊传薪：你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个人坐在虎身上，好像在和虎嬉闹、游戏。王鲁湘：这种器物一共几件？熊传薪：两件，都是在建国前湖南宁乡出土的。现在一件在日本，一件在法国。尽管都是虎食人卣，但是从花纹上来看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大体构造都是老虎嘴下面含着一个人。王鲁湘：这个既然在中原没有出现过，那么只能是湖南当地铸造的。熊传薪：应该是。我刚才说过，中原出土了几万件青铜器，都没有这种器形。王鲁湘：由上可见，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动物造型显得特别突出，有象尊、猪尊、牛尊、羊尊、马簋等这些基本动物。这种对动物造型的喜好，好像和中原有点不太一样，中原都是比较几何形的、抽象化的图案。熊传薪：我个人认为，北方受帝王传统的影响比较深，而这个地方受大自然的影响比较大。王鲁湘：中原青铜器整个造型古朴、大方、端庄，更注重几何造型，因为几何造型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一种比例，一种对称和平衡，这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吻合的。湖南可能因为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比较远，不太受宗法、礼制的约束，工匠在造型的时候能更多地表现个人的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想象力，所以就显得更活泼、浪漫一些。熊传薪：对。除了青铜器艺术，后来我们的楚辞也比较浪漫嘛。在我看来，二者还是有些关系的。王鲁湘：这些青铜器是我们楚文化更早期的一种东西。熊传薪：当然，这些青铜器不完全是楚文化，但从楚文化的渊源上可以这样说。王鲁湘：在青铜器收藏的人中间有一种说法，说品相最好的青铜器要到湖南去找，特别是“黑漆古”、“绿漆古”30等，好像它代表性的东西都是在我们湖南。为什么湖南的土壤在掩埋青铜器的过程中，能把青铜器的品相保存得那么好？熊传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从外表来看，除了纹饰精美以外，跟它埋藏在地下的土质有关系。黄河流域地区的土是沙土，是碱性的；而长江流域的土是酸性的，特别是我们湖南的这种红壤，地质学上叫第四纪红壤。再者，两地区青铜器里面的成分如铜、锡、铅、锌的含量也不一样。北方出土的青铜器，坑口31一般不大好看，表面很粗糙；南方出土的很光滑，有玉的质感。所以搞收藏的人，自然对这种造型又好，外表、颜色又漂亮，纹饰又精美的湖南青铜器很感兴趣了。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对于我们的考古学乃至文化史的认知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熊传薪：从考古学发展来讲，我们对于长江以南文化的认识比过去增加了。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中原一个文化中心，其他文化都是从中原传播来的。经过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大家逐渐认识到，中国这么幅员辽阔的土地有着不同的文化中心，黄河流域是中原文化发展的一个主体，起着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中心。这里发现的这些陶器，很难说是中原人来到这里制作的，这些铜器有的具有在中原没看到过的一些特点。当然，我们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得到确定的结果，现在只能做进一步的思考。王鲁湘：而且我想，它更加丰富了我们青铜文化的内涵。熊传薪：是的。青铜文化的内涵很深，包括它所表现的铸造工艺、审美艺术、文化哲理等。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在青铜文化上面，而且，青铜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也比较悠长。王鲁湘：我们称那个时代为“青铜时代”。熊传薪：从夏朝到汉的两千多年，青铜文化是占主要地位的，它本身就包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王鲁湘：对。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实际上就是青铜时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其他地方出土的青铜器，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在形成时期的那种辉煌，那种灿烂，那种神秘。探秘古滇国距昆明南部大约100公里，有一个叫江川的不太起眼的小县城。半个世纪以前，江川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坝子，而它境内北部的李家山也是草木丛生、人迹少至。云南向来山多地少，当地的农民也勤快，开荒地、修梯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当地老人家的说法，经常有人在李家山的西南坡见到零星的青铜器和玛瑙玉石。老乡们偶尔聊起来，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是谁的？怎么老出现在自家的地里呢？因为找不到答案，所以这批东西被扔的扔，废的废，卖的卖，压根没人把它们当回事。直到有一天，相隔不到40公里的晋宁石寨山一铲子挖出来个滇王金印，村民们才直拍大腿，难不成自家地里的那些破铜烂铁都是宝贝？一、发现滇王金印在云南，周回五百里的滇池泽养着昆明盆地里的每一位普通百姓。从滇池东岸眺望距离不足1000米的晋宁县晋城镇，石寨山就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横卧在田间。石寨山脚下，是已逾千年历史的上蒜乡石寨村。1955年3月，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进驻这里的时候，村里的百姓隐约听说，他们背后的这座小山丘，很有可能是一处藏满了青铜器物的墓地。原来，位于云南中部的晋宁古县是滇文化发样地，是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战国时楚将庄跷入滇，以晋宁为中心，建立滇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封尝羌为滇王，置益州郡。滇王国都和益州郡治均设于此，称滇池县32。蒋志龙33：发现石寨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其实，早在抗战期间，石寨山这批文物就已经流落到社会上了。其中有一部分有40多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当时他们认为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是梁王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云南省博物馆筹备期间，有个文物贩子拿着青铜器请博物馆的专业技术人员给他鉴定，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值不值钱。这引起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注意，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批东西到底是从哪来的。后来，云南省文史馆的方树梅老先生说，他老家晋宁石寨山在抗战期间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很多好东西都被当时的地主、恶霸霸占了，而文物贩子拿来的这些文物就很像石寨山的。王鲁湘：其实就是被有钱人拿走了。蒋志龙：没错。好东西被霸占了，剩下的残破的东西就当废铜烂铁卖出去了。方老先生说了之后，引起了博物馆筹备组的注意，当时就派了两位先生到晋宁去调查。果然，他们在石寨山的一个村民手里收到了一些青铜器，与文物贩子拿来鉴定的那些形制相同。那些村民还能详细描述这些东西是在哪儿挖出来的，当时他们挖的坑都还在。出去调查的这两位先生回来以后，就向当时的博物馆筹备组汇报。汇报以后，博物馆当即决定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试掘。试掘工作出奇地顺利，工程历时21天，共清理西汉时期墓葬两座，出土青铜器过百件，除了此前在其他省份不曾见过的贮贝器之外，还有上百件的青铜兵器。蒋志龙：这批青铜兵器跟咱们中原的铜器，无论是在形制上，还是纹饰上，都完全不一样。当时大家就认为，这批青铜兵器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东西，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有意思，值得进一步研究。恰好这个时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和郭沫若先生也来了，他们看了这批东西，也觉得非常有价值。正是在这之后，才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发掘。第二次进驻石寨山之前，考古人员对此曾有过猜测。根据早期大英博物馆和日本零星收藏的文物，再加上第一次发掘的成果证明，在相当于中原的战国到西汉之间，曾经有一支独立的、影响很大的，有一定势力范围的文化在这个村落和山间存在过。这个文明群体或大到一个部族，或小到一个王国。当然，在没有出现文字之前，一切都只能是猜测。直到4000余件文物在考古队员的铲子下陆续出土，这些猜测才逐渐得到证实。蒋志龙：第二次发掘大概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这段时间。我看当时的资料，发掘人员，包括老先生们在内都非常激动：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到底怎么来证明是谁的呢？王鲁湘：大家很焦虑是吧？这么好的东西竟不知道是谁的。蒋志龙：对。他们就在第二次清理的时候，在编号为六号的一个墓地里面发现了一枚金印，当时他们是在墓地筛出来的。王鲁湘：筛出来的？蒋志龙：因为它非常小，是从细砂里筛出来的。王鲁湘：那应该说是非常重大的发现。蒋志龙：没错。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当时中国的西南被称为“西南夷”，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十几个国家。现在唯一能够得到考古材料证实的，就是这次发现的滇国。从此，这个滇国开始浮出水面。在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次挖掘成果被定格成瞬间，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考古工作着按原大比例复制的当时石寨山的一个墓坑，赫然陈列其中。王鲁湘：马馆长，这个是当时石寨山一个墓坑的复原图吧？马文斗34：是，这是石寨山六号墓的一个复原图，包括每个贝币，每个文物所在的位置，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考古的原状来复原的。比例是原大，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原文物不敢放进去，所以用的是复制品。最主要的几件文物，包括滇王金印、执伞俑、编钟都是在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可以比较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墓主的身份非常高，而且一般人是不敢使用滇王印的，所以墓主应该是滇王。王鲁湘：但是尸体已经全部腐朽了。滇王金印马文斗：对，已经成粉了。我们按当时的考古样子估计，金印可能是拴在腰上的，因为旁边有很多佩件，包括他胸前的一个扣饰等。这个墓的发掘，起码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到的滇国的存在。王鲁湘：而且这个金印本身也把墓葬的归属问题解决了。马文斗：它还引出了整个王国的故事。王鲁湘：对，整个滇国的故事就是从这个金印开始破解的。滇王之印为纯金打造，呈正方形，边长2.4厘米，高1.8厘米，重90克，背上的蛇钮表情十分生动。马文斗：这个金印出来的时候很有戏剧性。第一次发掘的时候没有发现它，后来发掘的时候，工作人员一看，发现土里边有一个黄颜色的东西，有个金色的角露了出来。考古人员开始以为是金扣子什么的，然后一层一层朝下剥，剥着剥着就出现字了。在滇王国的墓葬里边，出现汉字的情况非常少见，后来一看是“滇王之印”，大家都很激动。据说那天晚上大家杀了一只鸡来庆贺。王鲁湘：在1950年代，杀一只鸡吃是不得了的啊。滇池边上的石寨山出了一枚滇王金印，这让考古队的专家们既兴奋又迷惑。兴奋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曾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当于中原汉代的滇池之畔，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并且曾经臣服于汉王朝。这枚金印一下子给这次乃至后来的很多次考古发掘成果找到了一个标签。可令人迷惑的是，滇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是如何迅速消亡的？仅凭现有的蛛丝马迹，距离了解滇国的真相，恐怕还相差甚远。马文斗：过去有一个说法，云南这个地方在古代是一个水泽之国。现在昆明市滇池附近有一个部族叫滇族，他们族的名称据说是由古滇国传过来的。经过考古发现，这是一个滇族自己建立的小国家，叫滇国。王鲁湘：当时滇国的范围大概有多大？马文斗：五百平方公里到一千平方公里之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放牧、战争、掠夺，所以它的位置是经常流动的，我们认为它固定的核心区域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王鲁湘：大概相当于现在昆明滇池周围的盆地这么大。马文斗：对。它朝几个地方延伸：西边到楚雄附近，东边到昭通、曲靖，朝南到文山附近。总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千平方公里。在当时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了。史书中记载的滇国人择滇池、抚仙湖而居，以耕田、游牧为生。循着《史记》里为数不多的线索，考古专家对现有文物进行了分析，但在仔细端详“滇王之印”后，更多的疑惑随之而来。王鲁湘：1950年代，石

石卖他一个面子，对阵亡军士进行抚恤、补助，可蒋介石对东北军的业绩失望至极，岂会如数拨给？可是，东北军此时已经背井离乡近五年，想起自己的家乡就心痛。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却跑到这处穷乡僻壤“免费”打共产党。东北军长期积累下来的对张学良的不满终于爆发了：你张学良当的什么破老大，我们命都要搭进去了，钱却没挣着，还回不了家，大爷我不干了！在东北军中下层官兵消极避战的时候，高福源同志带着使命回来了。一番活动之后，高福源见到了曾经的领导张学良，一个心力交瘁的中年男人，并向他转达了共产党的善意。渐失的军心，良心的压力，卖国的骂名，生命的尊严，自我救赎的理想，复杂现实的无情，林林总总，交织缠扰。经过痛苦的思考，张学良决定放弃自己曾经坚信的“攘外必须安内”，联共停战。1936年4月，在没有知会蒋大哥的情况下，张学良极富诚意地私自来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见面，相聊甚欢的双方初步确认了合作方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还约定设立专用电台，有事电报沟通，张学良的电报代号叫李毅。此后，张学良省吃俭用，在自己也没有“余粮”的困境下，赠送了红军大量急缺物资如棉衣、药品及银元，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却无药可医，幸好张学良的医药援助救了邓小平的性命。一步之差，历史就要改写！不仅张学良和红军停战，杨虎城也不愿意跟红军交火。前面讲过，杨虎城并非蒋介石的嫡系，而是从冯玉祥手下跳槽过来的，他在中原大战中抢到了西安这块地盘，于是在此驻扎下来。和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实力要弱得多，其处境也差得多——老被红军痛揍，蒋介石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一旁的张学良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杨虎城主要依靠磨洋工的手段，在蒋介石、张学良和红军三方势力的夹缝之中自保求存。鉴于杨虎城的这种心态，中共在他身边安插了很多人，试图把他争取过来。如杨虎城的喉舌——《西北文化日报》的总编和兼职秘书宋绮云（黄埔六期，小萝卜头儿宋振中他爸）、第三任老婆谢葆真都是共产党员。应该说，共产党在西北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不仅在杨虎城的身边安排了人，甚至还把共产党员熊向晖输送到了胡宗南身边做机要秘书。在共产党的联合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结成了统一战线，史称“三位一体”。讲到这里，肯定有人奇怪，难道蒋介石的特务机构对此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际，戴笠就着手成立了军统西北区，专门对付共产党、监控西北军和东北军。但问题是，搞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环境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这都需要时间。而西北区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基础可言，所以军统在西北的工作出现了纰漏。像军统陕西站的站长马志超和他手下的侦缉队长许忠五，就出现了严重失误。他们明知道杨虎城身边的宋绮云是共产党，但派去监视宋绮云以图放长线钓大鱼的军统特务白冠五，其真实身份却是共产党。派一个共产党去监视另一个共产党，钓鱼不成反被“钓”，岂能不误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军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不佳，却在广东战场表现上佳。

“两广事变”

广东这块地方，很有些意思。想当年，国共两党携手从这里走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步伐。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却一直控制在军阀手中。但现在，蒋介石的机会来了。1936年夏天，“九·一八事变”后南下广东的胡汉民，因下棋时用脑过度，在广州患脑出血去世。胡汉民的死，令国民党失去了一个元老，让蒋委员长少了一个敌人，也使陈济棠顿失凭依。在政治上足以抗衡蒋介石的胡汉民一死，陈济棠的广东独立王国就失去了对抗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就没了继续搞割据的理由。为此烦心的陈济棠，变得有些多愁善感。一个月黑风高、睡不着觉的夜晚，他突然想起了蒋介石于1935年年末对他提过的一个要求：配合中央解决新桂系，顿时彻夜难眠，翻来覆去地体会唇亡齿寒的深刻含义。几天后，压力很大的陈济棠试探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我应该怎么办？白崇禧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和李宗仁合伙拖陈济棠下水的点子：高举抗日大旗，发兵讨伐蒋介石，先发制人，问鼎中原！对啊，自己现在兵强马壮，连新桂系都俯首称臣，为何不能干掉蒋介石？要说陈济棠有信心也算正常，毕竟他搞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属于有钱人，是军阀中的大土豪。让人叫绝的是，陈济棠居然懂得向苏联取经，搞计划经济，像《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在区区八年（1929—1936）间，他大力发展经济、工业和教育，竟然将广东打造成了中国南部的“首善之地”。以一省之力养活近二十万军队不说，还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无怪乎这八年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1936年6月1日，自信心爆棚的陈济棠为主，新桂系为辅，双方合兵三十万造反。“两广事变”爆发。令人奇怪的是，陈济棠如此庞大的造反行动，居然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这是因为，陈济棠败得太快了。他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败给了戴笠的军统。由于陈济棠实力强大，且在宁粤分裂时就暴露了反意，所以早在他造反之前，戴笠就已对陈济棠的部下们展开了大规模的策反工作。具体负责此事的人，是军统的二把手郑介民，由此可见戴笠对陈济棠的重视程度。从结果来看，军统此次策反的效果，好得惊人，令人击节。包括广东二号实力人物余汉谋在内的海空陆三军将领，或在未开打，或在刚刚热身之际，纷纷投靠南京政府。当然了，如此大规模的跳槽，应该和陈济棠并非真心抗日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为一己私利而打内战，手下人不买他的账也算正常。陈济棠众叛亲离，逃亡香港。至此，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对全民族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结果。毕竟此时已是1936年，如果把有限的国力全部用于内战，正在华北摩拳擦掌的日军乘虚而入，其后果可想而知。陈济棠跑了，两广联盟垮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只好扭扭捏捏地服软认输。而蒋介石正打算集中资源“剿共”，也不想浪费精力和财力在新桂系身上，于是便放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一条生路。收拾完两广，时间来到了1936年10月。年近半百的蒋介石，终于到达了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新高峰。回望走过的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在列强环伺、内乱不止的大环境下，一统广东，北伐北洋，大战中原，逼走红军，压服闽变（福建事变），经略西南，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平定了南方和中原，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好在努力没有白费，如今可以专心地搞定北方了。危机感很重的蒋介石，决定抓住当前的好势头做一件事：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党武装彻底扑灭。除了“攘外必须安内”的考虑，他还想趁“剿共”之机拿下西北作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蒋纬国在《蒋纬国口述自传》中说，他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于是，蒋介石屡次前往洛阳和西安，和“剿匪”态度不积极的阎锡山、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座谈会，共进自助餐，催逼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可这三位老兄的态度出奇一致：拒绝跟红军作战。其实他们的这种心态也能理解，毕竟红军着实是一个异常强劲的对手，跟红军交手得远小于失。长征后抵达陕北的这些红军官兵，是大浪淘沙过后的精华，经受住了心理、生理的严酷考验，拥有顽强的意志、忠诚的信仰和过硬的军事技术，确实不好相与。所以他们如此答复蒋介石：希望“委座”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仔细思考过后，给出了回应：好吧，阎锡山，我答应你。于是，在蒋介石的逼迫下，阎锡山手下的头号大将傅作义率部与日军大力扶持的内蒙古分裂分子——溥仪的好哥们儿德王（蒙古亲王）麾下的伪军打了一仗，大败对方，史称“绥远抗战”或“百灵庙大捷”。绥远勉强算是阎锡山的地盘，所以阎锡山有机会抗日，但张学良和杨虎城就不行了，因为在他们的地盘上活动的是红军。没有日本人可打的张学良，只能屡次犯颜直谏：希望国共和解，共赴国难。蒋介石无法接受张学良的说辞，他反驳张学良：攘外必先安内！现在好不容易把红军困于陕北，咱们只需再加把劲，就可以彻底解决红军问题，那时再集中资源与日本抗衡，岂非胜算更大？在张学良拒绝配合“剿匪”的同时，蒋介石收到了一个令他如坠冰窟的特大号坏消息：1936年10月底，杨永泰被刺杀于武汉。“哈雷彗星”式的杨永泰坠落了，当他出现的时候，亮得耀眼，却转瞬即逝，还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直拖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无人知道刺杀他的背后主谋。主流看法认为，和杨永泰的政学系为争权夺利斗得死去活来的CC系嫌疑最大。杨永泰的死，令蒋介石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在关键时刻改变局势的超一流谋士。失去杨永泰这个“攘外必须安内”的最得力助手后，蒋介石只能孤身上路了。杀出个黎明第二章“张无忌”与“杨不悔”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只带少量随员再度来到西安，亲自督战。“行营”设于西安以东三十公里的临潼华清池。西安城内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西安附近地带主要是东北军在负责，都不在蒋介石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杨虎城和张学良还有严重的“通共”嫌疑，但他为何还是敢来呢？一方面，蒋介石本就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一生屡履险地。另一方面，在当时，出于“合纵”制衡蒋介石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甚至包括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内的地方军阀，都曾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协定。所以地方军阀想与红军合作差不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见怪不怪了。再一方面，蒋介石对把弟张学良有信心，他认为对方性格虽冲动但也直爽，讲义气，容易把握。至于杨虎城忠不忠于他，蒋介石并不看重。不仅因为杨虎城没有张学良的地位、实力和影响力，也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杨虎城，像他选择入驻西安城外的华清池而不是西安城内，就有不相信杨虎城的因素在内。总之，蒋介石认为只要张学良不出问题，自己的安全就不会出问题。然而，恰恰是张学良出了问题。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性格还是有所顾忌的，他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对汉卿（张学良字）谈话不可太重。但蒋介石就是个暴脾气，暴烈性格岂是控制得了的？蒋介石到达华清池后，随即向张学良和杨虎城下了“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对方选择。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第二个方案，如不愿“剿共”，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来“剿”。两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都不能接受。尤其是第二个方案，东北军想要的是打回老家东北，而不是去南方，杨虎城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基所在。为此，12月7日晚，张学良赶赴临潼，再次向蒋介石直言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表示自己不是不抗日，而是要等“剿灭”红军后再抗日。蒋介石倒也不是忽悠对方，他的确有所动作——不仅确定了西南地区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地位，还同希特勒展开了合作，向对方借款采购装备，引进德国顾问，整训军队，以之作为抗日的基本力量。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当前完成整训的军队只有四个师左右。但着急的张学良根本接受不了蒋介石缓慢的动作，他强调说，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支援傅作义抗日……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介石听了暴怒不已，顿时把大哥的架子端足了，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劈头盖脸地骂了张学良一通。张学良此时不到36岁，整天被人骂成“不抵抗将军”，本就憋着一肚子火，所以这次张学良和蒋介石吵开了。最后蒋介石爆发了：张学良你不要再说了，你就是把我毙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12月9日，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学生们又上街游行了。对于如何处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学生，张学良选择来软的——暂时答应对方请求稳住学生再说，蒋介石却选择来硬的——命令张学良必要时可以开枪，两人为此吵了一架，蒋介石又把张学良骂了一通。蒋介石不知道，张学良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张大少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其性格极易冲动，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对方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至此，双方已走到了决裂的边缘。时间来到了11日晚，蒋介石单方面宣布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要知道，蒋鼎文的职务以前可是属于张学良的。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明白：我不信任你张学良，我要剥夺你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兵权！到了这一步，双方已经彻底决裂。当晚，张、杨二人回去就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兵谏蒋介石”。12日凌晨，陕西省西安城内、华清池附近和邻省甘肃兰州城中枪声四起。国民党元老邵元冲、蒋介石的族侄孙副侍卫长蒋孝先及近七十名警卫被杀。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要员被生擒活捉。蒋委员长也未能逃脱，抓他的人是张学良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被抓时，他躲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赤脚光头，仅穿睡衣睡裤，冻得瑟瑟发抖，全然不是平日酷酷的样子。酷不起来也情有可原，他以50高龄越墙攀岩，仓皇逃难，身体多处受伤，尤以牙齿和腰椎之伤为重，其中，腰椎之伤终身未愈，导致其后半生再也离不开拐杖。兰州的中央系武装力量遭到东北军于学忠部的进攻，死伤近百，被俘虏一千二百余。这就是“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至于整个过程以及方式方法，当事者的回忆以及后人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几十年来已如汗牛充栋，这里实无重复的必要。但是，有一点要强调。史料表明，这个事件不是经过缜密计划的，而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数次口角冲突以及蒋介石削其兵权的不信任，激发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的一时冲动，为风起云涌的近代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自己之所以性格上有弱点，主要是因为自己一辈子未尝有过“上司”。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要知道，张作霖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也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你这个老头子，脾气这么大，又不给我面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在口述历史中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体，虽说“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条件在当时的聚合是偶然的，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抗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西安事变”是这种必然性的偶然表现。

三个“反骨仔”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公开通电，说自己把领袖给抓了，还提出了

从，风风光光地离开新郑，前往京城去了，从此他被郑国人叫做“京城大叔”。这种叫法多少有些戏谑的成分。据传，段在离开新郑的时候，武姜还私下找段谈了一次心，大致是说，你哥哥寤生为人刻薄，完全不顾同胞之情，这次给你封京城，是我再三恳求，他才不得不从，心里肯定不舒服。你到了京城之后别闲着，要习武备战，一旦有机会就派兵袭击新郑，我来给你做内应，打他个措手不及。武姜还说，如果段取代寤生做了郑国的国君，她就死而无憾了。按照武姜的意思，段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他到京城之后第一件事，是命令京城附近两座边城的地方长官听命于他，又以狩猎为名举行军事演习，将两座边城的士兵编入自己的部众。有位叫公子吕的大夫，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他对寤生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不知道您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如果想把国家拱手让人，那我不如直接投奔大叔好了；如果没那个想法，就赶快制止他，别让百姓三心二意，不知道谁是郑国的主人。”公子吕的担心并非多余，京城大叔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在军事上威胁中央政权，更在政治上造成了另立中央的事实，势必导致国内民心不稳定。但是寤生只是抬了抬眉毛说：“不着急，还不到时候。”没多久，段干脆将两座边城收作自己的领地，还派兵占领了鄢（yān）和廪（lǐn）延两座城池。这回动静有点大，公子吕又坐不住，跑去对寤生说：“是时候啦，再拖下去，大叔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依附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寤生仍然是不动声色，说起话来就像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不亲不义之人，依附他的人越多，灭亡得越快。”就这样，在寤生的纵容之下，新郑和京城两个政权虽然互相戒备，竟然相安无事地并存了二十二年。郑国的百姓谈起自己的国君和京城大叔，已经习惯于用“宫中这位”和“京城那位”来代称，就连宫中最重要的几位大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会不小心说漏了嘴：“京城那位前几天又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宫中这位还是不当回事呢！”“宫中这位还真是沉得住气啊！”只有祭仲捏着为数不多的几根山羊胡子，半眯着眼睛说：“请不要低估宫中这位的智慧。”这一年的冬天，众臣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蛰伏京城二十二年之久的段终于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发动了叛乱。他写了一封密信给武姜，要武姜作为内应，在指定的时间打开新郑城门，同时又派自己的儿子公孙滑前往邻近的卫国请求援军，许诺事成之后给予厚报。这之后，段便带着部队从京城出发，朝着新郑进军了。和当年离开新郑一样，他的心情既轻松又愉快。这位从小受到母亲溺爱的人物并非泛泛之辈，更非只知道追逐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他有思想，有口才，有组织能力，更兼武勇过人，而且还有英俊潇洒的相貌和肌肉匀称的身段，深得京城妇女界的青睐——如此之多的美德集于一身，不用来造反真是太浪费了。如果要问他有什么缺点，那就是缺乏对传统秩序的尊重与敬畏，也缺乏对他那位外表懦弱、看似无所作为的哥哥的正确认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封密信在送到武姜手上之前，先被送到了寤生那里——信使既是段的亲信，也是寤生的间谍。自打段搬到京城去居住，他的一举一动，就从来没有逃脱过寤生的眼睛。寤生不止提前知道了他要起兵的消息，甚至连他抵达新郑的时间都摸得一清二楚。寤生在看到那封信之后，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是时候了！他把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军事会议。令公子吕们感到惊奇的是，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寤生的表现依然是不慌不忙，他井井有条地将任务分配给列位重臣，三言两语交代好必须关注的细节。寤生的态度之从容，计划之周密，只能说，对于京城大叔的反叛，他是早有准备，而且早就作好了应急预案的。按照寤生的安排，公子吕带兵车两百乘前往京城附近埋伏。等段的大部队走远了，公子吕突然杀出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京城。京城被攻破的消息很快传到段的队伍里，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新郑已经有准备，偷袭肯定是不成的了，强攻则毫无胜算；如果打道回府，后路被抄，京城已经易手，公子吕防备周密，再夺回来几乎没有可能。就在段傻了眼的那一阵功夫，他手下的士兵发生动摇，呼呼啦啦跑了一大半。仓皇之中，段带着几名亲信逃往鄢城，又辗转逃回旧封地共城。共城只是区区小城，抵挡不了寤生的大军。眼看城门将破，段哀叹一声“老姜害我”，弃城投降。一场蓄谋已久的造反阴谋，转瞬间宣告失败。段逃到共之后，寤生有没有乘胜追击且致其于死地？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分歧。在阐释《春秋》的三本传记中，《左传》只记载段逃到共城的事，没有明确的下文，但是从寤生后来的一些言行分析，段似乎没有死，而是逃到别的国家，过起了流亡的日子；而《谷梁传》和《公羊传》则都认为寤生杀死了段；《史记》对此的记载也语焉不详，只写到段逃到共城就草草收笔，没有后文。不管是何种结果，这位一心想取代自己哥哥的漂亮人物，在历史上扑腾了没几下，就灰飞烟灭了。回想起来，他的命运好像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这只手似乎是母亲武姜的，又似乎是哥哥寤生的……寤生如愿以偿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少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等待着，就是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段有这么深的仇恨。这种仇恨植根于他多年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中，植根于得不到应有母爱的失落感中。童年的阴影影响了他人格的形成。在段一步一步走向谋反的路上，他有很多机会对段进行规劝。如果段不听规劝，他还可以用强硬的手段进行制裁。然而，如果那个时候就动手，他不可能将段置于死地，社会舆论对他不利。他不怕段谋反，就怕段不谋反。他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看着自己猎物一步一步走进自己布下的大网。只在最后一刻，他才骤然出击，而且一招致命。段举起反旗的那一天，他在道义上获得了置段于死地的权力。没有人能指责他什么，包括武姜都无话可说。他已经一让再让，仁至义尽，无可挑剔。然而，记载历史的史官却洞若观火地看穿了他的心思。《春秋》记载这件事，只有六个字：“郑伯克段于鄢。”别以为这是平铺直述的记录，我们来听听《左传》里对这六个字的分析：第一，段以下犯上，违反了孝悌之道、君臣之义，所以直呼其名，以示警诫；第二，寤生和段两兄弟相争，如同一国二君，分庭抗礼，所以用了“克”这个字；第三，称寤生为郑伯，而不按惯例称为郑庄公（寤生死后被谥为庄公），是讽刺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不但不教育弟弟，反而养成其恶，这也说明他本来的动机就是想杀死弟弟；第四，不写段“出奔共”这部分史实，是因为如果写了，好像罪责全在段身上了，其实寤生同样有责任，只是不好下笔罢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判断；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有其深思熟虑。读史至此，喟然长叹，寤生固然歹毒，史官的笔触更毒！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还有一段花边。段失败后，寤生多年来积聚的对母亲的怨恨来了一次总爆发，他命武姜从新郑搬到城颖去居住，临行还叫人给武姜托了一句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黄泉，就是地中之泉。他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不到死了埋葬到地下那天，他是不愿再见到武姜了。武姜无话可说。这一切，毕竟是她亲手种下的苦果。然而没过几天，寤生就开始后悔了。这种后悔，不能排除寤生打心里边对自己的母亲仍有深厚的感情，但更多是政治上的考虑。民意调查显示，全国上下对于国君流放母亲的做法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寤生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至历史新低。而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其他国家也知道了这事，对此纷纷发表意见，谴责寤生的行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如果不及时作出补救措施，势必动摇政权的统治基础。问题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是堂堂的国君？狠话既然说出去，想要收回就没那么容易了。寤生很伤脑筋。颖谷地方的小领主颖考叔前来朝觐国君。按照礼节，寤生请他吃了顿饭。每上一道菜，颖考叔先用荷叶将菜包起来，放在怀里。寤生白了他一眼：“还没开吃呢，就打包了？”颖考叔诚惶诚恐地说：“您有所不知，小人的老母亲年纪大了，这辈子只吃过小人领地的食物，还没尝过国君赏赐的食物，我想带回去给她尝尝，让她也享受享受您的恩泽。”寤生听了，长叹一声：“你还有老母亲可以服侍，我如今却没那个福气。”颖考叔故作惊讶道：“怎么可能呢？”寤生把自己的烦恼向颖考叔倾诉了一番，忍不住掉了几颗眼泪。颖考叔听了，安慰道：“这事其实好解决。”颖考叔的意见是，不妨派人挖个隧道，一直挖到有泉水的地方，把武姜接到隧道中，再由寤生亲自驾车将她接回来，这样也就算是黄泉相见了。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掘地见母”的故事。寤生派颖考叔带了壮士五百名，跑到一个叫做牛脾山的地方，掘地数十米，直到有泉水涌出，又在泉边支起木头架子，营造了一座洞室。颖考叔将武姜接到洞室之中。寤生则在一群朝臣和外国使节的簇拥之下前往洞室迎接武姜。母子俩举行了简短的相见仪式，抱头痛哭。寤生亲自驾着马车，将武姜接回宫去。这场政治走秀获得圆满成功，一夜之间，寤生的支持率又恢复到百分之百的水平。颖考叔因此受到了寤生的重视。《左传》评价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说他对母亲的爱泽及君主，是大大的孝子。还用“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样的诗句来赞扬颖考叔。据说寤生在洞室之中做了首诗：“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和了一首：“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算是当时母子相见的心情写照。后人把其乐融融当做一句成语来用，最初大概就出于此。【第一个吃螃蟹的郑庄公】周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建国的封建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同时直接领有王室的土地（王畿），诸侯则受封于周王室，在各自的领地上建立国家。这种封建结构，好比一家总公司在各地开设了数十家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各诸侯国在内政方面有很强的独立性，在正常情况下，周天子基本上不予以干涉。但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各诸侯国均要听命于周天子，即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除此之外，诸侯国还对天子负有进贡和朝觐的义务，如果不按时进贡或朝觐，天子可以“削藩”。对于不服从领导的诸侯国，周天子还可以派兵攻打，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号召其他诸侯出兵协助进攻。周朝的统治者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为了确保对大大小小同姓、异姓诸侯国的统治，建立了严格的军制。按照周朝的军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周天子有六军，大的诸侯国有三军，中等诸侯国有二军，小诸侯国则只有一军。对于各诸侯国武装力量的规模，在制度上有明确的规定，以此保证王室相对于诸侯的军事优势。这一切的前提是周王室本身强大，具备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如果说犬戎之乱之前，周王室至少看起来仍有那么强大的话，犬戎之乱之后，周平王依靠了秦、郑、晋等诸侯之力才将都城从镐京迁到雒邑，实力就明显下降了。王室丧失了旧关中平原地区广阔而富饶的土地不说，东迁之初拥有的方圆约六百里的王畿，也随着赏赐、分封和被外敌侵夺，逐渐缩减至方圆约两百里左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这样狭窄的土地上的产出，要维持满员的六军，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周王室很可能还是维持了六军的编制，但形式重于实质，无论人数还是战斗力，都大打折扣。号称六军，实际上可能只有二军甚至一军的战斗力。而一些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国，即使只维持三军以下的部队编制，实际上人数和战斗力都远远超过了表面的规模。此消彼长，王室实力的下降既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发生在公元前771年的犬戎之乱和公元前770年的周平王东迁，使得周王室在诸侯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凭什么还要咱们顶礼膜拜啊？这样的疑问开始在诸侯的心中悄悄产生。当然，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样的疑问，一开始大伙只是悄悄地埋藏在心里，带着一丝兴奋、一丝好奇、一丝不安，同时还有一丝蠢蠢欲动，脸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王室的变化。这头自远古走来、浑身披着绿锈的青铜巨兽，难道真的不再具有那种慑人心魂的统治力量？谁，又将成为第一个手持长矛冲向巨兽的堂吉诃德？前面说过，寤生的祖父姬友在周幽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司徒一职，寤生的父亲掘突则在周平王年代担任了王室卿士。所谓卿士，是王室的首席执政官，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内阁总理大臣或是首相也未尝不可。掘突死后，寤生继承了郑国的君位，同时也继承了他在周王室的职务，成为了周天子的卿士。这里必须先了解两个信息：第一、周朝的官基本上是世袭的，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一家子都当同一个官或同一类官，可以传几代甚至十几代。在春秋时期，如果有人说“我们家三代为官”，那不是吹牛，而是谦虚。第二、卿士是王室政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担任王室卿士的人，多半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也就是周王室的近亲，他们作为周朝宗室的组成部分，与周天子共掌朝政，有效地扩大了周朝的统治基础。在周朝的历史上，有很多代天子的政权都由执政的卿士把持，以至于这些卿士的权势和名望甚至超过天子本人，比如：周成王时代的周公旦、召公奭（shì）。周康王时代的召公奭。周穆王时代的祭公谋父、吕侯、毛公。周厉王时代的召公、周公（他们创立了著名的“共和执政”）。周平王时代的郑武公、郑庄公。……郑庄公自然就是那位在梦中出生的寤生啦。寤生虽然也姓姬，但是作为周平王东迁后出生的一代，他对于周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畏惧之心，对王室也谈不上什么感情。所以，首席执政官的位子他占了，人却总是呆在新郑治理他的郑国，很少去打理王室的事务。他这样做，和周朝卿士的代表人物周公旦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周公旦是周朝的实际创建者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周成王年龄很小，不能当朝执政，所以根据周武王的遗愿，王室的大权由周公旦和召公奭代为执掌，这也是周朝卿士执政的历史起源。周公旦也是双重身份的人物，一方面是王室的执政卿士，另一方面则是鲁国的第一任君主。但是，为了不辜负周武王的重托，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去鲁国享过清福，一心一意扑在王室的工作上，公务繁忙的时候，吃饭洗澡都顾不上（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说的就是他），成为勤政爱民的楷模。东汉末年著名的诗人、军事家、阴谋家曹操曾经写过一首名为《短歌行》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这首诗中，曹操通过“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一方面矜夸自己不辞辛苦、平定天下的功绩，另一方面也表白了自己不想取天子而代之，只是想像周公旦一样辅佐天子罢了。毫无疑问，周公旦是周朝卿士政治的一座丰碑，周平王不能强求寤生也像周公旦那样勤于王事，也不能要求寤生像他的祖父姬友那样以死报国。他的要求很简单，寤生身为王室的卿士，郑国

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四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五“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杰出人物，就是第三个人——费震。与上两位相比，他是个“猛柔相和”的人物。与杨思义相同，费震在《明史》中的记录同样简略，字号不可考，生卒年不可考，唯独籍贯列了出来——江西鄱阳人。与杨思义相比，这位同样儒生出身的能臣在前元时代却籍籍无名，既未考取过任何功名，更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直到洪武元年，才在旁人的荐举下入朝为官，得到的第一个职务，是江西吉水知州。看似“起点”要高于韩宜可，却是一个比御史难当的“苦差事”。此时的吉水几经战乱，乡民大量逃亡，在册的人口，仅为元朝时期的四分之一，在册的土地，荒芜更达四分之三。恢复民力，发展生产，谈何容易。费震迎难而上了，土地荒芜，就出告示，广招流民耕种。人丁逃亡，就下乡走访，挨家挨户劝说，更派衙差四处寻访，招纳外逃乡民回乡。春耕钱粮捉襟见肘，便把上面拨付的修缮衙门的钱尽数拿出，发给乡民做安家之用。他颁布严令，严查玩忽职守的官吏，到任仅3个月，就参劾罢免渎职官吏7名，还规定辖区各地府衙衙差要定期轮班，下乡给孤寡乡民们做义工。历经3年，吉水地区终于经济恢复，生产发展，到其任期满时，吉水当地土地不但全部复耕，产量更远超前元时的水平。卓越的政绩传到中央，恰好陕西汉中发生变乱，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朱元璋大笔一挥，升费震为汉中参政。可到任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更苦的差事。汉中当地，多年来一直是明元战争的主战场，屡遭兵祸下，民生遭重创，赤地千里，白骨累累，这些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盗匪”横行，且画地为牢，时常打家劫舍骚扰地方，甚至劫掠官仓，抢夺官粮，直闹得怨声载道。明王朝曾派几任酷吏署理此地，更屡派大军围剿，却终是劳而无功。这次的担子，落在了费震身上。没有“悍将”的骁勇，没有“酷吏”的狠辣，费震迎难而上了。到任后安葬战乱中死难的百姓，拨专银抚恤死者家属，走家串户访问，请旨朝廷减免赋税，暂时安定了民心。可“盗匪”问题仍是大患，不久后盗匪果然大起，肆虐州府不说，更大肆劫掠官粮，费震不慌，一不调兵镇压二不撒网搜捕，相反贴出安民告示，允许民众从官仓借粮，秋收后按数归还，不加官息。消息传出后，让同僚们惊讶的事情发生了，昔日气焰嚣张的“盗匪”们，而今成群结队主动缴械投降，费震则既往不咎，拨划土地妥善安置。不几年，杀气腾腾的盗匪尽成务农守法的“良民”，肆虐汉中多年的“盗匪之患”，就这样不费一兵一卒地解决了。同僚问原因，费震解释：当地盗匪只劫粮不劫财，可见尽是衣食无着的穷苦百姓，只能宽柔安抚，方得安民之效。“宽柔”的费震，对待贪官污吏的“猛”却不亚于韩宜可。治理汉中时，治下一官吏违法，其靠山恰是对费震有保举之恩的李善长，费震不徇私情，令其遭到严惩。铁面无私的结果当然就是“恩公”李善长的报复。不久后，中书省右丞杨宪犯罪被诛，本与杨宪无瓜葛的费震莫名其妙地成为“杨宪一党”，幸好朱元璋以其之前的善政，允许他出钱赎罪。而后，他继续自己洪武朝“最佳地方官”的生涯，山东闹水灾，湖广闹旱灾，广西闹民乱，都是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结果也都将这些大明朝最穷最苦的“不毛之地”，治理成欣欣向荣的乐土。洪武十一年，久历地方的费震终于被调回京城，出任户部尚书，主持了洪武朝定制官吏的俸禄工作，而后胡惟庸案大发，株连官员无数，其中包括某位曾得李善长授意诬陷他的“仇敌”。费震则不计前嫌，倾力营救，终使这位“仇敌”从宽发落。之后湖广水灾，他受命出任参知政事，在完成了安抚地方，恢复生产后，因年老请求退休，最后善终于鄱阳老家。朱元璋时代屡兴大狱，株连官员无数，沉浮其间的费震却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纵观他一生的执政履历，可得出四个字——以德服人。做知州，以德服百姓；做参政，以德服盗匪；做尚书，以德服仇敌。宦海一生，几乎善良地对待了身边每一个人。在大案频生，杀戮频频的朱元璋时代，甚至在整个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黑白交织的官场上，这样的人物，诚为异类。第三章倭寇是怎样炼成的说到曾经席卷中国东南沿海和朝鲜半岛，杀掠中、朝两国平民百姓无数的日本“倭寇之乱”，今人第一印象无不是明朝中后期嘉靖时代东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明朝军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迹。但实际上，倭寇对中国沿海百姓的祸害，远比此时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时，这场历时200余年的抗倭战争就已开始。中国有史记载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连船数百，掳掠宁波。今人说倭寇，总说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发组织的海盗团伙，似与日本政府无关。但根据有关日本史料记载，这有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确为日本的“政府行为”。彼时日本正是镰仓幕府倒数第二任统治者久明亲王（日本后深草天皇之子）统治时期，他在位时确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开始组织船队劫掠朝鲜和中国的沿海地区，曾有大臣后草建司劝他不要激怒中国，他答道：“唐（中国）已不复从前，不足惧。”元朝忽必烈时期的征日失败，让日本对中国从仰视变为平视。虽如此，彼时“倭寇”的主要掠夺对象，仍然是距离其最近的朝鲜。元末至正年间天下大乱时期，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一度达到极盛。此时日本镰仓幕府业已灭亡，进入了京都、奈良两个天皇并立的“南北朝”时期（公元1336—1392年），双方旗下的诸侯相互征战数年，乱民四起，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摇身一变成为海盗，这些海盗多来自日本的长州、萨摩、鹿八岛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属的“大名”，也有人资助海盗集团，劫掠后坐地分赃。入侵的路线，大体是每年四五月间，从高丽至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再至江浙地区。偏巧此时东南沿海变乱四起，东南“义军”领袖方国珍和张士诚麾下也有不少“海贼”，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东南沿海。尤其可恶的是，他们经常在沿海捕获乡民，掳至日本后令剃日式发型穿日服学日语，将其“日本化”，再挟持至中国劫掠，遇官军围剿时，就令这些人为炮灰。曾给元军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笔记里就曾记录：元兵捕获的倭寇“俘虏”，相貌与倭人无二，过堂的时候却齐用中国话喊冤，仔细审讯才知是多年前被掳走的当地“乡间良人”。所谓倭寇，十有八九都是这些被胁迫的“华侨”。为防倭寇，元朝严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谓海禁即从此开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统，而“倭患”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摆在了百废待兴的大明王朝面前。一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给朱元璋来了个“下马威”。同年四月，倭寇与江南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大掠五府，饱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东，毁蓬莱，登州卫所，“劫掠官库，军士死伤逾千”。嚣张至极，朱元璋考虑到国家初建，争取和平解决。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杨载和赵秩为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见主掌“南朝”国事的怀良亲王，措辞严厉申斥其罪行。孰料怀良亲王狂妄，竟当场斩杀赵秩，并拘押杨载。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权的“北朝”向“南朝”发动军事进攻，怀良不支，偏巧此时朱元璋再派使节前来交涉，怀良唯恐朱元璋趁机攻伐，立刻态度转弯，不但当场道歉，还将被扣押的杨载等中国使节尽数释放。第三年，怀良派使节至南京，送还被掳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从此与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关系，允许其派使节到中国“朝贡”。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发生了倭寇大掠温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广东、海南三省，一月内“沿海乡民死者逾万，焚屋千栋”。朱元璋遣使怒责怀良，怀良喊冤，声称这些倭寇都是从“北

荆轲，最后和盘托出刺杀秦王的计划。太子丹要求荆轲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劫持秦王嬴政，让他完全归还侵占的各诸侯国的土地（劫秦王，使尽反诸侯地）。如果劫持不成功，或者秦王不答应，就刺杀他（则不可，因而刺杀之）。从而造成秦国内乱，然后各诸侯国趁机合纵，破秦。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计划，沉思很久，最后回答太子丹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我没这个本事，恐怕不足以胜任（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在田光死后已经知道太子丹让他干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无论成败与否，生还希望都非常渺茫。听到荆轲的拒绝，太子丹不断叩头，并再三请求（顿首，固请毋让）。荆轲见此，便同意了（然后许诺）。荆轲听完太子丹的计划之后，完全可以全身而退，或者当面拒绝，或者佯装答应而暗中抽身。但是，荆轲最终郑重答应了太子丹。太子丹尊荆轲为上卿，让他住在最豪华的宾馆里，为他提供美味佳肴、豪华车辆、缤纷美女，供其享乐。只要荆轲想要的，太子丹无不答应（恣荆轲所欲，以顺其意）。但是，荆轲享尽了人间富贵，还是没有动身之意。因为荆轲在思索接近秦王的方式。公元前228年，秦军攻克赵国都城邯郸，俘虏赵王迁，秦军兵临燕国。此时的太子丹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催促荆轲动身（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荆轲说：我去秦国，如果没有可以打动秦王的东西，就不能见到秦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也就无法完成使命。现在能够打动秦王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是樊於期的人头，二是督亢地图。樊於期是秦王嬴政最恨的叛将，这颗人头能使荆坷获得秦王的信任，领取一张走进秦廷面见嬴政的门票；督亢是战国时期燕国最富庶的地区，包括今河北琢州、定兴、新城、固安一带，它能激发起秦王嬴政的贪欲。有了这两样东西，秦王嬴政一定会接见荆轲（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有以报）。就在太子丹犹豫未决之时，荆轲私自会见了樊於期。荆轲对樊於期说：秦王与你可以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你的父母妻子全部被秦王杀掉，现在秦王又以赏金千斤、封邑万户悬赏你的人头，你打算怎么报仇呢（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荆轲这番话刚好说到樊於期的痛处，樊於期顿时泪如雨下：我现在就是想木出复仇之计。荆轲说：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解燕国之危，报将军之仇（今有一言，可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樊於期赶紧问荆轲是何计，荆轲说：我如果带着你的人头去面见秦王，秦王一定会接见我。那时，我左手抓住他的袖子，右手直刺他的胸膛，这样，将军的大仇可报，燕国所受的凌辱可以雪耻，不知将军是否同意？樊於期说：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如何报仇，今天我才找到了报仇的方法，说完，立即刎颈自杀。荆轲获得了进入秦廷的一张通行证。太子丹为了确保行动成功，还准备了一把著名的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并把烧红的匕首放在毒药中浸泡。这种经过毒药浸泡的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其毒性就会见血封喉，置人于死地。太子丹又为荆轲准备了一位副手，此人叫秦舞阳，是燕国名将秦开的儿子，十三岁就曾经杀过人，胆量过人，燕国人都不敢正眼看他。太子丹准备好这一切之后，就等荆轲出发了。但是，荆轲始终没有行动。太子丹怀疑荆轲临阵怯懦（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便对荆轲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您是否有动身的打算，要不我让秦舞阳先动身？太子丹这句话惹恼了荆轲，荆轲十分恼怒地说：我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是在等我的一个朋友。他住得远，来得迟；既然太子怀疑我，那就不等了，立即出发。荆轲要等的这个朋友是谁？《史记·刺客列传》没有交代，但是，据推测可知，此人应当是荆轲十分信任而且武功高强的一位杀手。临行那一天，太子与知道这件事的全体人员，全都穿上白衣；戴上白帽，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送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亲自击筑，荆轲动情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送别的场面极其悲壮。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头也不回地走了。荆轲登车而去，奔赴秦廷，他自己要等的朋友没有如期到来，随同他去的却是他并不了解的秦舞阳。荆轲在秦廷刺杀嬴政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舞阳临阵怯懦。总之，荆轲刺秦的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荆轲刺秦一事彻底激怒了秦王嬴政，他命令王翦攻燕。秦王政二十年（前226），秦军击败燕军主力，二十一年，攻占燕国都城蓟（今北京），燕王喜逃往辽东地区。二十五年，秦兵攻占辽东，俘虏燕王喜，最终灭掉燕国。可悲的是，燕王喜逃到辽东之后，为了讨好秦王，竟然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太子丹，却终究难逃亡国的命数。荆轲行刺惹恼了秦王嬴政，但是，如果荆轲不刺秦，秦国就不会灭燕了吗？其实，即使没有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秦王嬴政也要灭燕，这是既定方针。对于燕国来说，它的灭亡也不是太子丹造成的，荆轲刺秦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燕王喜杀了太子丹之后，轲政不是照样要灭掉燕国吗？那么，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燕王哙禅让乱国齐滑王趁火打劫燕国虽然是战国七雄之一，但是燕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小，所以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没有参与逐鹿中原的争斗，对别国也没有大的威胁。因此有人认为，导致燕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荆轲刺秦，这给了秦国一个进攻燕国的借口。真正导致燕国灭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有三个因素：一是禅让乱国；二是灭齐自削；三是疲赵自弱。赵武灵王在壮盛之年传位赵惠文王，导致自己饿死沙丘。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在位君王放弃强权的特例。燕国也出现了一例国君放弃强权的案例，而且，比赵武灵王更为荒唐。这位燕国国君叫哙。燕王哙继位以后，子之做燕国的国相。子之是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他想让燕王哙重用他，于是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齐宣王的重臣苏代。苏代使燕，燕王哙问，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问为什么呢？苏代说齐王不信任他的重要大臣。燕王哙听了苏代的话，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因此赠给苏代一百镒黄金。二是利用亲信游说燕王。子之有一位亲信叫鹿毛寿，鹿毛寿受子之嘱托，对燕王说，您不如干脆把国家禅让给国相子之。尧被称为贤圣，就是因为他要把天下让给许由，才有了让天下的美名，但是，尧并没有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燕国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而您会得到和尧一样的美誉。燕王哙三年（前318），燕王哙听了苏代、鹿毛寿的花言巧语，把国家禅让给相国子之。子之掌握了燕国实权之后，又有人对燕王说，如今大王说是把国家托付给了子之，但官员都是太子的亲信，名义上您把国家托付给子之，实际上还是由太子掌握实权。燕王哙听后，干脆把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交给子之。子之面南而坐，行使燕王的权力；燕王哙因年迈不再处理国政，反而成了臣子，国家大政全都由子之裁决。子之执政三年，燕国大乱，百官恐惧。燕王哙的所作所为，受害最大的是太子平。公元前314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密谋攻打子之。齐国大臣对齐滑王说，燕国现在发生内乱，我们趁机出兵燕国，肯定能把燕国打垮。齐湣王于是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们齐国支持你。太子平本来就想夺回权力，听了齐国使者的话，率领将军市被包围王宫，攻打子之，但没能攻下来，将军市被和百官又反过来攻打太子平。结果，将军市被战死，燕国国内出现了几个月的内乱，死了好几万人（太子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民心恐惧，百官离心。齐湣王借机派出齐军讨伐燕国。燕国的士兵既不迎战，也不关城门，齐军攻入燕都，杀死燕王啥和子之（齐人取子之醢之，遂杀燕王哙），只用了“五旬”时间就占领整个燕国。燕国被齐国占领达两年之久。燕国百姓原以为齐国可以给燕国百姓带来和平、幸福。但是，齐国作为占领军，在燕国随意杀人，毁坏燕国宗庙，大肆掠夺燕国的国宝（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最终，齐军的作为使燕国百姓极其反感，不久，爆发了大规模的燕人叛乱。于是，公元前312年，齐军不得不撤出占领两年的燕国。燕国人共立太子平为王，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招贤秦始皇东进燕王哙由于听信他人蛊惑，贪图让贤的虚名，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把燕国搞得大乱。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为了使燕国振兴，燕昭王四处寻找治国的良才，那么燕昭王究竟有何妙招来延揽人才呢？当燕国由于招揽人才逐步走向强盛，连强大的齐国也臣服于燕的时候，实际上，燕国的力量也在逐步削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燕昭王是在齐国占领军撤走之后继位的。昭王即位之后，痛感被齐灭国的耻辱，痛下决心招纳夭下贤才，复国报仇。他对大臣郭隗说，齐国趁我们燕国内乱，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小、力量弱，不足以报仇。可是，我希望能得到天下贤士和我一起来治国，雪洗先王的耻辱，这是我莫大的愿望！请问我要怎样做才能找到贤士？郭隗回答，只要天下听说大王求贤如渴，天下的贤臣就会到燕国来了。燕昭王大惑不解地看着郭隗说，我要怎么做呢？郭隗说，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喜欢千里马的国君，找了三年也没有得到一匹千里马。他身边一位清洁工（涓人）花了五百金，给他买了一个死千里马的马头，这位国君很不高兴，涓人说，天下的人知道您肯花重金买一马头，那千里马很快就会不请自来的。果然，不到一年，送来的千里马就有好几匹。假若大王一定要招纳天下的贤士，那就先从我郭隗做起吧。我这样的人都能被您重用，那些比我更有才能的人，还会不从千里之外赶到燕国来吗？于是，燕昭王给郭魄建了宫室金台，堂号为“尊贤堂”，并把他当作老师来尊重。燕昭王招贤一事迅速传遍天下，有一个人获悉此事，风尘仆仆地从魏国来到了燕国。他就是乐毅！乐毅酷爱军事，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礼尊郭隗，就想到燕国来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乐毅到了燕国，燕昭王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乐毅先礼让，后来向燕昭王表示愿意辅佐他，燕昭王立即任命他为亚卿。尽管燕昭王得到了乐毅这样的优秀人才，但是，以燕国一国之力要想打败齐国非常不易。怎么办呢？燕昭王一心想复仇。于是，他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等，二是做。“等”是等待机会，“做”是创造机会。这时，燕昭王苦苦等待的攻打齐国的时机终于来了。齐国当时国力强大，一心想吞并宋国。公元前287年，韩、赵、魏、齐、楚五国攻秦。就在五国攻秦的同时，齐国出兵灭掉了宋国，扩地千里。因为齐国知道当时各国都忙于战争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齐国选择这个时候伐宋。但是，齐国一国独吞宋国，引发了韩、赵、魏、楚、秦各国的不安和不满。各国频繁出访，寻机攻齐。秦国丞相魏冉想通过伐齐，得到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陶邑为封地，力主伐齐，遂使秦昭襄王决定参加伐齐之战。公元前285年，秦将蒙骜带兵攻齐，攻下九城。此后，各国之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心是伐齐。燕昭王积极参与了伐齐的外交活动。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联手伐齐。燕昭王动员全国兵力，派乐毅担任上将军，赵惠文王也把相国大印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着五国联军攻打齐国。济水一仗，五国联军大败齐军。各诸侯国军队都停止了攻击，撤回本国；燕国军队却在乐毅的指挥下单独追击败逃的齐军，一直追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乐毅集中力量攻击临淄，一举拿下齐都，并把齐国的珍宝财物以及宗庙祭祀的器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赶到济水岸边慰劳军队，用酒肉稿劳军队，封乐毅为昌国君（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燕昭王带着战利品回到燕国，让乐毅继续进攻余下的齐国城邑。乐毅在齐国坚持战斗了五年，攻占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全部设为燕国的郡县，只有莒（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山东平度）未被燕兵攻占（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齐国就这样被燕国攻打了五年，但是，五年之后齐军又把燕军悉数逐出齐国，收复了全部失地。齐国确实是燕国的仇国，但是，一向对燕国示好的秦国也是燕国的仇国。燕国只看到了仇国齐国，却忘记了秦国更是亡燕之心不减。灭齐实现了燕昭王复仇的愿望，齐经此五年亡国，一蹶不振，从一流强国滑落到谷底。齐国的衰落使其对燕国的威胁大大减小。谁是齐国衰落的受益者呢？燕国是受益国，另一个重大受益者是秦国。灭齐是一把双刃剑，燕国雪耻的同时，齐国的实力也一落千丈。齐国本是战国七雄之中能和秦国一决雌雄的国家。齐国的强大严重制约了秦国对三晋的蚕食，秦国在对付三晋之时必须要考虑齐国的态度。如果三晋有齐国的支持，秦对付三晋就非常困难，至少不敢放开手脚。如果齐国衰落了，秦国兵锋便可直指三晋，肆无忌惮地攻打三晋。三晋的衰败又洞开了攻打燕国的大门。燕国最后的亡国就是在韩、赵、魏相继灭亡之后发生的。此时，秦国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燕国用兵了。到秦国攻燕之时，燕国已是不堪一击。所以，灭齐对燕国来说是一种自我削弱。燕国其实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齐国是燕国的世仇，当然必须努力打击齐国。这是从燕国自身利益出发的明智之举。但是，打击齐国又必须掌握分寸。分寸不够，齐国对燕国是威胁；分寸过了，齐国衰落又导致秦国对燕国的威胁加大。燕国的国君完全不具备这种战略眼光，因此，也不知如何把握这个分寸。燕王喜攻赵赵王迁亡国燕国灭亡的第三个原因是“疲赵自弱”。所谓“疲赵”，就是不让赵国在与秦军大战后进行休整。燕国不仅利用五国攻齐之机占领齐国长达五年，而且，在邯郸之战秦军失败后，又打起了赵国的主意。我们在“赵国之亡”中已经讲过，公元前251年，燕王喜趁赵国长平之战损兵四十五万的机会，派出大军攻赵，企图在赵国再大捞一把，结果被赵国大将廉颇、乐乘打得大败。主战的相国被杀，赵军一直追杀到燕都。接下来赵军又在公元前250年、公元前249年两次围攻燕国都城，打得燕国喘不过气来。但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后最需要的是休整，而不是疲于奔命地应对燕国的入侵。燕国的趁火打劫使赵国疲惫不堪。赵国是三晋之中唯一能够和秦国过招的国家。由于秦国施行“远交近攻”的战略，再加上五国攻齐的教训，齐国奉行明哲保身的策略，不再过问秦与三晋之间的争斗。因此，战国后期中原战场上只有赵国一国在努力阻挡秦国东进。赵国以一国之力保护了“远交近攻”的受益国燕国、齐国，给燕国、齐国以和平；但是，对于赵国的战略性作用，燕国没有一点点认识。燕国君臣是否有这样的战略眼光？一点也没有。燕国当时完全不具备纵览天下兴亡的战略眼光，所以，丝毫不懂“疲赵”也是一种自我削弱。赵国疲劳，军队得不到休整，便会被秦国打败。如果赵国战败，燕国还能享受赵国用鲜血和战火换来的和平吗？所以，燕国灭亡的原因“灭齐”、“疲赵”，都说明燕国毫无战略眼光。当齐国衰落之时，当赵国疲惫之日，也就是燕国的亡国之日了。燕王喜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甚至于在丢失国都逃往辽东之后，还幻想用亲生儿子太子丹的性命来换取燕国的维系，结果杀了儿子，燕国还是被秦国所灭。就这样，秦王嬴政易如反掌地就吞灭了燕国。灭燕之后，东方六国只剩下齐国和楚国在苟延残喘了，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很多地方官大发国难财，且各地方官的俸禄差距悬殊，直到杨绾上疏后，朝廷才逐渐制定出上自节度使，下至主簿、尉级官员的俸禄制度，原先超额或者不足的，采取多减少补的方式，进而达到了上下有序。可惜的是，就在杨绾刚刚想要大显身手，李豫也正想倚重杨绾，让他厘定政令、改革弊端的时候，杨绾不幸身染重病，于大历十二年（777年）七月不幸病逝。杨绾病逝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李豫刹那间备受打击，为此李豫痛哭不已，连续三天没有上朝，三天后当他重新坐在朝堂上，想起群臣中再也看不见杨绾的身影后不禁痛悼难持。“上天难道不让朕平治天下达到太平盛世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了杨爱卿的性命啊！”李豫由衷地感叹道。这既是一种无奈，也反映出李豫重用贤能急于恢复帝国盛世的焦急心态，在他看来，杨绾对于自己而言，相当于先祖李世民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祖父李隆基身边的姚崇和宋璟。可是现在杨绾已经撒手西去，李豫虽然悲痛万分，但人死是不能复生的，朝廷的事情还是必须有人去做，所以李豫将希望寄托在了另一位宰相常衮的身上。纵观常衮为相的那一时期，他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言行，深刻地影响了李豫广开言路纳谏忠言。事实上，在杨绾身染重病不能理政的那段日子，宰相班子就已经开始以常衮为核心，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连续发布三个《求言诏》，申明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在常衮的牵头下，采取了很多有利于诤谏的措施。李豫在《求言诏》中要求各级官吏继承和发挥太宗贞观时期广开言路的优良传统。同时指出自己从继位以来，很少听到谏臣进言，针对这种情况，李豫规定以后谏臣所献的奏疏，可以不限早晚任意时间送到宫内来，各门司不得私自扣留，如果必须面见皇帝的，必须要携带奏疏觐见，以利于皇帝参考。如果皇帝发布诏令与时事不符或者赏罚不当，谏臣可以当面指出，并不会治罪。同时为了保护谏臣的人身安全，李豫规定凡是官阶六品以上的谏臣，因紧急事态上朝击鼓奏事的，金吾卫士兵不得阻拦，不得对谏臣造成人身伤害，更不许强行拘禁，谏臣献书投匦的，严禁私留副本。上述这些内容在《全唐文?代宗皇帝条》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全唐文》仔细阅读，这里鉴于篇幅所限不再赘述。总之，在常衮的建议下，李豫当时对如何更好地广开言路做了最大的努力，对诤谏的内容范围和保护的组织措施以及处理的方法，均做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值得一提的是，李豫不仅做出规定，而且当他由于自身角度的局限性可能无法作出正确决定时，也总能冷静克制地按照《求言诏》上的规定去做，这一点从对待元载的党羽上就可以看出。元载被诛杀后，其朝中党羽依然存在，在李豫看来，元载的这些党羽全都是朝廷的祸害，所以他计划一个不留，事实上李豫的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当然站在李豫的角度去看，他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正所谓恨之切，根株牵连是也。可是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是很要命的，从这一点来讲，从前和元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人，未必都是官场奸佞之人，有的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有的只能是通过元载才能实现政治理想，所以这个问题很难用道德去评判。当时刚刚铲除元载的李豫由于自身角度的问题，不可能想得如此周全，他下令将其党羽全部处死，但常衮及时上疏请求李豫区别对待元载的党羽，他提醒李豫元载的党羽中不乏才能之士，先前投靠元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常衮的善意提醒，使得李豫猛然醒悟，于是他下令将部分元载的党羽由死刑改为外贬。或许让李豫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念之差，居然让一个未来对大唐帝国国运影响至深的人从刀下捡回一条命，在不久之后的唐德宗李适在位时期，他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能，为帝国贡献出独特的经济改革措施——两税法。这个从李豫刀下捡回一条命的人，名字叫杨炎。关于杨炎的两税法我们后边还会详细说到，在这里不再多说。总之一句话，继杨绾之后，常衮继续协助李豫努力地革除时弊，努力地使久染污浊之气的朝廷，重新吹入清新之风。常衮可以继续杨绾所走的道路，但他同样也是个性格孤傲之人，前边我们说过他不擅自结交朋友，这说明他对人总是有防备之心，而这个特点所衍生出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大历十三年（778年）十二月，李豫召离开京城八年之久的李泌回到身边，准备重新起用这个先帝倚重的名臣。李豫刚刚继位时，就诏令李泌从山中的隐居之所回到自己身边，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当此任，于是就以重用人才的名义把李泌赶出了朝廷。后来元载被诛、杨绾病逝，李豫觉得宰相班子只依靠常衮支撑，有些勉为其难，所以召回了李泌，准备让他进入宰相班子和常衮搭档。可是很快李豫的想法就被常衮所否定。常衮上疏认为皇帝陛下想重用李泌已经很长时间了，历史上汉武帝想重用某个人，一定要先试用这个人，如先担任某个地方官锻炼。现在如果想重用李泌，先请任命他为地方刺史，使他体察最底层百姓的疾苦，如果确实做出政绩可以再重用他。很长时间以来，有的人认为常衮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嫉妒李泌的才能，所以故意排挤李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常衮的意思是如果李泌在地方有政绩，皇帝就可以重用他。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常衮那种一视同仁的特点，即使是对先帝重用过的名臣也不例外，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对元载当政时选拔人才“一言堂”的一种拨乱反正，也算是革除时弊的一种做法。李豫欣然采纳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为澧州（今湖南澧县）刺史，后来的事实证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李泌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德宗李适在位时期进位宰相。对于李豫而言，能否纳谏是判断昏君与明君的一个重要标准，李豫能够倾听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之，尤其在平叛、御边取得胜利后，见朝政纲纪败坏，力求革除弊政，主动下《求言诏》，在诸多方面能广听谏言，从个人素质角度来看，不失为尚能纳谏的明君。重用刘晏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让李唐王朝元气大伤，叛乱平定后，各个藩镇割据一方，所收赋税拒不上交，朝廷财政开始出现危机，所以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成为当务之急。在前边我们说过，江淮漕运是大唐帝国关中地区的生命保障线，可是安史之乱时期，洛阳被叛军占领，江淮漕运受阻，补给线被切断，安史之乱平定后，为了恢复江淮漕运，把江南的粮食和财物及时调运关中和西北边镇，以保证朝廷和边防驻军的军需，李豫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这副重担交给著名的理财家刘晏。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人。天资聪颖，素有神童之称。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夏县县令，以善于理财而闻名。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杭陇华三州刺史、河南尹，每任一职皆有突出政绩，当地百姓都刻石颂其德。李亨在位时，刘晏担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受人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李豫即位后，早就知道刘晏的理财才能，迅速将其召回，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因为和程元振走得很近，在程元振被清除后，刘晏丢掉了相位，转为太子宾客，后又被授为御史大夫，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诸使。从刘晏的履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他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在做经济工作，换句话说，他的理财才能始终没有被埋没，这也是李豫为什么会将整顿江淮漕运、改进理财措施的工作交给他的重要原因。广德二年（764年）三月，李豫鉴于自安史叛乱以来，大运河的通济渠河段因汴水常年失修而废弃，致使江淮漕运形成不得不沿江水入汉水，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样县）绕道运入关中的困难情况，下令任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进行治理。刘晏上任后，以改革江淮漕运为己任，立即亲率一批行家里手，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深入江淮沿线查看地形、了解民情，并总结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经验，开启了一项治理漕运的工程。刘晏首先组织民夫，大力疏浚汴水河道，以使漕运畅通，组织兵丁护卫，确保漕运的安全。然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造船场，制造适合各种河道水流并坚固耐用的漕船二百艘，将过去当地富户督办漕运的办法改为官运，用发给盐的方式雇佣船工、水手，改变过去富户督工、沿途百姓服役的做法，针对江、汴、河、渭诸河不同的特点制定出不同的运输方法。在这个工程中，刘晏最为突出的一项措施是将直运改为分段运，使船只不入汴水，直达扬州，汴水上的船只不入黄河，直接到达河阴，然后不入渭水，只到达渭口（渭水河口），中途设立粮仓备储。运船十艘为一纲，由军将带领，如果运输十次没有失误给予奖赏，并提拔官职。在刘晏的努力下，困扰大唐帝国多年的江淮漕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此后江淮地区的大批粮食和财物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一年可运数十万石，最多的时候可达一百一十万石，且无升斗损耗。这也直接导致了京师昂贵的米价得到平抑。当刘晏成功治理江淮漕运，首航的船队到达长安时，李豫喜出望外，命令金吾卫士列队迎接于东渭桥，并派专使带给刘晏一句话：卿之功劳有如汉代良相萧何。李豫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刘晏功劳的充分肯定，治理江淮漕运的成功让李豫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理财家，此时在李豫的心中不禁产生一个想法，那就是继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后，将盐政改革也交给刘晏。在我看来，刘晏成功主持盐政改革不仅更加充分展示了他的理财能力，也使他的人生达到顶峰状态。唐朝初期，政府事实上是不收盐税的，但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财源日益匮乏，于是被迫在乾元元年（758年），实行食盐专卖政策，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这种做法致使盐价疯狂增长，每斗盐由十文钱提高到一百一十文，这样一来百姓买不起，但政府又要保证盐的销量，所以结果就是硬性摊派，百姓因此怨声载道。针对这种弊端，大历元年（766年）正月，在完成治理江淮漕运的两年后，李豫任命刘晏为京师、河南、淮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主持盐政改革工作。刘晏接受任务后，首先从精简盐务机构入手，合并“监院”，在全国设立十三个巡院，由巡院负责食盐的销售。然后接下来是调整曾经的食盐专卖政策，将曾经的官运官销，改为朝廷在盐场统一收购，严禁私自卖给商人，具体措施是先由官方加价，然后再卖给盐商，名为“就场专卖”。商人缴纳盐款和盐税后，任其自行销售。除了出台上述对朝廷有利的盐政措施之外，刘晏明白对商人的鼓励是这里面不能忽视的问题。所以他规定商人除了用钱财购买食盐之外，还可以用绢布代钱购盐，国家再以绢布供应军队衣服之用，为了防止盐商抬高盐价，还在距产盐地较远的偏僻地区设立“常平盐”（非常时期政府用于调控盐价的备用盐），以稳定市场上的盐价。此外，刘晏还上疏李豫请求下令禁止各地节度使对盐商增派盐税，以免通过中间环节变相提高盐价。这个建议得到了李豫的批准，自此之后刘晏主持的盐政改革开始逐渐显现出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主要就是两点：官获盐利，民不乏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千钱为一缗），刘晏主持盐政改革后，每年可收入盐利至六百万缗，合计增加收入达到了十五倍之多，直到大历末年，一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就占了一半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获利并不是政府强行让老百姓买盐的结果，而完全是改革后的市场供需自然形成的结果。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成功完成盐政改革让刘晏在朝廷顿时大放异彩，很多人都对刘晏的实干能力竖起大拇指，事实上刘晏不仅具有理财的实践能力，他还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财政理论。刘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户口的增多，各地赋税肯定会水涨船高，所以理财的理念首先应该以惠及民生为前提，所以他推行了“常平法”以稳定物价安定社会。所谓“常平法”是指在各道设置巡院后，注意选用廉洁精干的人担任知院官，每月将本道各州县的雨雪、收成等情况向朝廷报告，朝廷在丰收的地区以高于市场的价钱购进粮食，在歉收的地区以低于市场的价钱销售粮食，目的是为了防止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侵害百姓，也借此稳定市场物价。在推行“常平法”的同时，刘晏又推出了“均输法”，就是规定各道用当地部分租赋收入和盐利购买各地的土特产品用于供应京城长安，这种做法既便利了京城长安的官民生活，又促进了各地土特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有利于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经济萧条局面的复苏和国力的振兴。可以说随着刘晏改革措施的进一步完善，大唐帝国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在李豫当政时，终于走出财政危机的困境。中国古代一般发生财政危机，解决的办法唯有两种途径：一是加征赋税，径直取之于民；二是取之盐铁，征集商税。虽然第二种方法最后也是将负担辗转移到老百姓身上，但与第一种办法终究有所区别，所以李豫选择了后者，并重用刘晏，逐步扭转了财政窘况，使大唐帝国恢复了一些生气。李豫一朝，刘晏执掌理财大政共计十余年，在成功治理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协助李豫又完成了户税、地税等诸多涉及帝国命脉以及民生疾苦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刘晏始终不是宰相，但其权势却近于宰相，或许是因为他不在其位却权势过重，从而引起了某些人的嫉恨。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的病逝，由他支持的刘晏理财改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德宗李适继位后的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前边提到过推行“两税法”的杨炎登上相位，由于此前他和刘晏的某些恩怨，致使他展开对刘晏的报复，最终将其陷害致死。事实上刘晏之死的原因很复杂，在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不过李豫在位时发现理财能手的刘晏，并加以重用而不怀疑，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李豫对治国安民还是颇有些想法的，算是一个治乱守成的皇帝。多情天子李豫在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上皇位，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病逝于长安宫中紫宸殿，年五十四岁，在位共计十八年。纵观李豫在位的这十八年，可谓坎坷的十八年、惊险的十八年和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角逐胜出，在动乱中平叛御边、搏击疆场功勋卓著，削除乱政宦官，剪除专权宰臣巩固帝位，乱后求治罪己安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多有改革，且颇见成效，这足以说明李豫是个有些建树的皇帝。但在唐代诸帝中，李豫显然不如他的先辈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那样光芒耀眼，这使得他常常被忽视。事实上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李豫是大唐帝国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却还能延续国祚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关键角色。我们常说锦上添花容易，但雪中送炭却很难做到，对于拥有二百九十年历史的大唐帝国而言，李豫恰恰处在需要雪中送炭的关键时刻。在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一生的诸多作为，事实上如果你走进李豫的内心世界，你会发现仁慈的李豫是一位多情天子，当然这个“多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好色”，而是说李豫是个识大体、重情义的帝王。通过前边我们提到的李豫和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谊，可以看出李豫是一个内心十分重感情的帝王，事实上李豫爱憎分明，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清除三大宦官和专权宰臣，但对待他的亲人时李豫则体现出了一颗仁慈之心。当宦官李辅国逼迫太上皇李隆基住

声木：《苌楚斋随笔》第五卷，第1页；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9—851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28页。?当安庆陷落时，余阙自杀，他的妻儿也都投井自尽。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955页。?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他指责这个暴君的暴行。纣王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今欲一观”，然后让人在王座前将比干剖腹观心，并把他的遗骸腌制起来。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626页；劳伦斯·A·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37—38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5—8页。?《明史》（国防研究院），第2993页。1653年7月11日，赐地供祭。皇帝还令金之俊为崇祯创作了一首哀乐。《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5—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冈本跻：《转折时期南方中国官员的政治道德危机》，第10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1655年3月6日，皇帝下诏命礼部会同院部等详定褒恤明末殉难官员之事。魏裔介时为兵科都给事中，应诏上书，其主旨与他以前的言论完全一致，把忠孝与天地赖之以存在那种力量联系了起来：“有忠臣孝子，则有人伦；有人伦，则天地赖以不坏。”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27页。魏裔介还讨论了纪念殉难之臣的有关细节，包括如何找到他们的遗体，发现他们死节的地点，以及造立石碑和选定现有的祠庙来纪念他们等等。同上书，第28页。在这些年里，顺治越来越强烈地把自己等同于崇祯皇帝。1657年他向工部颁令说：“朕念明崇祯皇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上加谥数字，以扬盛美。”李清：《三垣笔记》卷中“补遗”第1页。后来，顺治曾亲自祭扫崇祯陵墓，失声哭泣，呼道：“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同上书，第2页。在这种情况下，顺治也必定关心起明陵被冷落的状况。就在永乐皇帝陵墓正门的一个亭子里现有一块石碑，碑上刻有1659年12月30日的一个敕令。皇帝在敕令中说，由于看到明陵颓败的状况，他决定命令工部修复明陵，此后他还将每年一二次派遣臣僚进行检查，以确保明陵完好无损。?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12页。早在这年秋天，即1652年9月，就有几位朝廷大员因受贿过多，超过了可以接受的限度而遭弹劾。吴惟华被劾受贿逾万贯；江南按察使卢慎言被劾受贿逾2万贯；工部的顾大申被人告发受贿逾40万贯。当时朝廷定制，臣僚受贿逾10贯，论笞。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2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1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同上。?《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4页。?同上书第七十卷，第24—25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其他八人是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栋、李东明和刘文登。李运长待李三如叔伯，待李三的侄子李天凤如叔伯兄弟，收李天凤的儿子李纂为义子，充官监。《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5—26页；参见谈迁：《北游录》，第374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卷，第266页。萧一山认为李三可能在与汉人臣僚共谋起义，所以他是南方起义遗民的代表。但鉴于李三与满洲贵族的联系，这一说法看来难以令人相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9—390页。?同上书，第27—2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26—2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2页。这后一诏令颁于1653年2月28日。参见墨子刻：《清代官僚政体内部组织》，第434页；刘云春：《清初中国的腐败》，第45页。?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40页。?宁完我1654年对陈名夏的弹奏揭露了魏象枢与陈名夏的关系。见《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5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一卷，第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897页。?同上书，第7页。大计制度一直得到推行。到1661年8月13日，摄政王鳌拜颁下上谕，其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等官，俱著自行陈奏；其他各官，下至七至九品的满洲臣僚，令各衙门堂官实行详加考核，著其称职与否，并送各所属部院，再严加考核。此制原定每年举行一次，但1665年就被废止而让位于京察、大计制度了。米勒：《派系斗争》，第25—26页；吕元驄：《清科举》，第333—335页；杰里·诺尔曼：《简明满英词典》，第31页。?李呈祥可能打算任用未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第二、三等进士。当时的制度是派遣这些新科进士去六部、通政使司、都察院及大理寺“观政”三个月，然后委以官职。顺治后期废罢此制，鳌拜摄政后复旧，但新科进士在指定的部门只观政几天就可回家探亲了。吕元驄：《清初官员的实务训练》，第82—8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854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3—36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3页。八年后，李呈祥在沈阳得到赦免。他返回自己的家乡、山东北部的沾化，1687年在沾化去世。?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参加殿试的“贡士”应撰策论一篇，由皇帝亲定前十名的名次，名次的确定既考虑策论的内容，也考虑书法的优劣。吕元驄：《翰林院》，第23页。?查慎行：《人海记》卷上，第2页。50人在专门的满人科举中及第，另外56人则列名汉人榜。这些及第者有许多先是在各旗学校或义学中受过初等教育，后来进入“八旗官学”就学。八旗官学建于1644年，专事培养学生学习汉字经籍和满语。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旗人入仕并不像汉族文人那样主要凭科举功名的高低。从1644至1795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只有449名，所以顺治朝旗人考中进士数额虽多，但在整个清代并不典型。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75—76页；吕元驄：《翰林院》，第25—26、143页；《统治民族——满族的教育》，第130、133页；参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87页。北京博物馆（从前的孔庙）现存1652年和1655年石碑两通，分别刻有当年考中进士的旗人名单。?这当然不是新问题了。限额制度本身是明太祖在1397年科举考试后确定的，那一年所取51个进士中没有一个北方人。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49—50页。?因为进士必须由高级文官推荐才可参加殿试，以期入选翰林院，所以雄心勃勃的年轻进士经常随身携带着自己的习作，去拜访那些朝廷大员。而官员们也很喜欢推荐那些已小有名气的士子。不过，由于他们要对自己所推荐的人的未来表现承担责任，所以荐举人也关心应荐人的政治品质。吕元驄：《翰林院》，第2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至于谈迁记载的可靠性，见吴晗：《谈迁和〈国榷〉》。?这是清朝举行的首次“御试”。顺治想要考考所有三品以上的翰林院官员。他要求每人都注释《论语》，并写一篇关于建立常平仓的奏章。吕元驄：《翰林院》，第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同上。?张其昀编：《清史》，第3726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据法律：“奴仆有犯（偷盗、奸淫）应报官，家长不得擅自惩罚。奴仆无罪而家长惩罚之至死，答一百。家长杀奴仆非死罪之人者，不分旗人、官员，俱发黑龙江，若系平民，配发为奴。”马里纳斯·J·梅杰：《清代末年的奴仆制》，第333页。?《清史列传》，第3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62页。根据《实录》载，任珍因妻妾与他人“通奸”，遂私自将她们杀死了。然后他派人到京城行贿兵、刑二部，以掩饰罪状。兵部侍郎李元鼎与刑部尚书一样受到牵连。不过李元鼎虽然被判死刑，皇帝却下令免死。除任珍以外，共有九名官员被降级，他们绝大部分是满人。《世祖实录》第七十二卷，第13—1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清史列传》，第39页。?冯铨也主张判处任珍死刑，但显然是出于前一种理由，因为他没有像那班大臣们一样后来受到皇帝的处罚。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6页。?同上书，第7页。?同上。?同上。?同上书，第74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1653年5月20日成克巩接替陈名夏任吏部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8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3897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四卷，第9页。?同上。在这里汉军旗人是被归入满洲臣僚、而非汉人臣僚一边的。?同上。?满洲君主皇权的这一形式，正如此后清代历朝天子所推行的，旨在“中和官僚势力，使之‘更为均衡’，从而减轻对皇帝的威胁。”哈罗德·L·卡恩：《皇帝心目中的君主制》，第7—8页。?《世祖实录》第七十七卷，第7页，1653年9月9日条。6月27日，顺治坚持亲自复查有关官员渎职罪的所有案件。同上书第七十六卷，第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页。?魏裔介：《兼济堂文集》第一卷，第13—17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同上书，第391页。皇帝经常与陈名夏谈论王朝兴之衰，讨论唐、宋治世之英主。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74页。当某部尚书呈上章奏时，皇帝会颁下口谕，臣僚遂将口谕大致记录下来，带回衙门，正式抄送内院，由内院用朱笔写成上谕，转送到都察院六科。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6页。?此时，御史朱鼎元力劝顺治任用更多的汉官为侍从。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世祖实录》第七十六卷，第12页。?谈迁：《北游录》，第371页。此时皇帝还恢复了明朝的票拟制度，这最初是冯铨在九年前提出来的。票拟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应把六部奏章复本送一份到内院。?吴良秀：《中国的交通》，第16—17页。?谈迁：《北游录》，第378页。虽然这在满洲贵族看来似乎是内廷蚕食外朝权力的又一实例，也是顺治与其亲信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一个征兆，但此举的起因却是汉人大学士们在别处找不到住宅。在汉官搬出紫禁城迁到南城之后，一时间宅院紧缺，房租飞涨。旗人在北京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因为紫禁城内空宅很多。汉人大学士们由于自己简直找不到一所像样的宅院以供居住，所以非常妒忌旗人的特权。因此正是由于他们对此抱怨太深，顺治才让他们移家东华门内。这是1654年4月14日的事。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7页。?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1—9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2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54页。《盂子·公孙丑上》对“结交”是赞扬的。1653年7月23日，皇帝还强调有必要防止宦官与朝廷官员结党。于敏中：《国朝宫史》第一卷，第2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5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陈名夏的另一个动机也许是出于贪财。无论谁统帅这样一支军队作战，都必定会有许多中饱私囊的机会，仅军赏一项即已足够了。例如，根据《广阳杂记》记载，洪承畴后来就因在东南地区的战绩得到赏钱5万贯。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1页。?最初，李定国承认孙可望在“四王”中居于首位。“四王”继承了张献忠的军队。后在1648年孙可望因李定国不顺从而叫人当众打了他，两人于是失和，互相争夺对南明永历皇帝的控制权。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蹙居于贵州西南的安隆一隅。1652年暮春，李定国利用他在西南得到的战象和土著军队，对清军发起一系列进攻，大获全胜。1652年8月7日，李定国夺取桂林，一月之内，广西请将大多向南明反正。斯特鲁弗：《南明》，第116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9、436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9—29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同上。如前所述，翰林院在这些年里被并入内三院。1658年，顺治循名责实，给了翰林院以较为正规的地位。翰林院作为一个机构，兼备内三院各院的职能：编《实录》，修玉牒，并掌管进士殿试之事。近半数的翰林院庶吉士为满人，入选翰林院的汉人则令其学习满文。翰林院位处皇宫东南，就在后来英国使馆的北面，斜穿过长安街就是北京饭店。吕元驄：《翰林院》，第4页；奥克斯南：《鳌拜摄政的政策和制度》，第269页；《清初的翰林院》。?吕元驄：《翰林院》，第44页。?宫崎市定：《中国的考试地狱》，第80—82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98页。郑成功于3月10日和12日攻打崇明岛和金山的消息大约就在此时传到了北京。张其昀编：《清史》，第53页。?明朝正式的皇冠实际上是一顶边缘缀有成串珍珠的黑色方顶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8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这时的朝服兼有汉、金、元三代的特色。同上书，第351页。在不同的臣民面前穿着不同的服装，对顺治皇帝来说肯定已经很习惯了。为了有利于对蒙古人的统治，他十分乐意别人把他当作一尊菩萨。1653年他接受了达赖喇嘛送他的一块金牌，上面称他为“天神”。但这完全是为皇帝君临蒙古人和藏人专用的。顺治并不向汉人提及他被尊为佛的事情。大卫·M·法夸尔：《大清帝国统治中作为菩萨的皇帝》，第8、21—25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10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1654年4月17日奏章。参见《东华录》顺治十一第五卷，第4—6页。?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2页。虽说宁完我作出这种严正的指责，是为了使满洲贵族支持他个人对陈名夏进行报复，但他也并不怎么掩饰他们个人之间的不和：“名夏礼臣虽恭，而恶臣甚深。此同官所共见闻者也”。同上。?《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2页。?同上书第八十二卷，第3页。园产价值10万金，江宁各上司公捐银3000两，代为纳价。?同上。?同上。宁完我建议逮捕陈掖臣及其家人长班，严加拷讯。据说陈掖臣被捕时，有田900顷，银700两。谈迁：《北游录》，第391页。?张其昀编：《清

重臣之间的矛盾。已经被重臣的内部斗争搞得头焦额烂的周定王对士会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亲自设宴招待士会，并派王室大夫原襄公担任司仪。这次宴会上，周定王命人给士会上了“殽烝”。按照周朝的礼仪，但凡举行祭祀或者宴会，将牲口置于容器之上，称之为“烝”；如果是整只牲口，并不煮熟，称之为“全烝”；如果是半只牲口，称为“房烝”。“全烝”和“房烝”都是摆设，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将牲口解剖之后，连骨带肉蒸熟了，就称为“殽烝”，是既好看又好吃的美味。士会虽然贵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对于王室的礼仪却是个半桶水，看到桌子上摆的不是全烝，他忍不住偷偷问原襄公：“我听说周朝的礼仪仍然没有褪色，请问今天这个宴会，采用的是什么礼仪呢？”言下之意，我以大国上卿的身份来到雒邑，为什么不能享受最高规格的全烝呢？周定王听说这件事后，专门把士会找来解释了一番，说：“老四（士会在兄弟中排名第四）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天子祭天，就用全烝；天子与诸侯站立行礼，就用房烝；天子设宴招待同族的亲戚，就用殽烝。你是我叔父（指晋景公）派来的大臣，又是来调和王室的使者，我因此以同族的礼仪来招待你，这就是王室的礼仪啊！”士会听了，对自己的一知半解感到非常惭愧，不敢再说什么，恭恭敬敬地向天子告退。回到晋国之后，便命人四处搜集周朝的典籍，并根据这些典籍来组织修订晋国的法度。第四章卿大夫们的政治舞台【公族夺权：三桓专鲁】公元前592年春天，东海之滨的齐国迎来了一场外交盛事。晋国上军元帅郤克、鲁国权臣季孙行父和卫国大夫孙良夫联袂来到临淄，朝觐了齐顷公。郤克是晋国的名门之后，其父郤缺曾经担任晋国的中军元帅，掌握晋国的军政大权。郤克本人也久经战阵。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元帅，郤克担任上军副帅。后来士会升任中军元帅，郤克便顺理成章地接任了上军元帅之职——这个职务在晋国的地位仅次于中军元帅和中军副帅，可以说是晋国军中的第三号人物。这几年来，晋景公通过一系列外交和战争手段，在国际上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恢复了晋国昔日的霸气。他觉得是召集诸侯结成同盟，与楚国逐鹿中原的时候了，因此计划于公元前592年夏天在断道（晋国地名）举行诸侯大会。出于一种稳重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体现对齐国的重视，他派郤克先行出使卫国和鲁国，说服这两个国家各自派出使臣一同前往齐国邀请齐顷公参加会盟。但是，郤克的这次出使，却因为齐顷公的荒诞搞得很不愉快，继而引发了严重的外交纠纷。据史料记载，郤克有一点生理上的小毛病——背有点驼。齐顷公的母亲萧老夫人听到这个八卦，好奇心大起，便向齐顷公要求亲眼看看晋国使者。齐国难道就没有驼背？萧老夫人这好奇心本身就有点出奇。荒诞的是，齐顷公对于母亲这个要求也很感兴趣，还特意安排了一个节目让老太太开心。说来也巧，当时在齐国访问的几位使臣都有点生理缺陷：郤克是个驼背，季孙行父是个跛子，孙良夫是个独眼龙。这几个人凑到一起，本来就很有喜剧效果。为了突出这一效果，齐顷公还找了三个有同样生理缺陷的人来担任典礼官。结果，在接见使臣的时候，郤克被一个驼背领着，季孙行父被一个跛子领着，孙良夫被一个独眼龙领着，而萧老夫人躲在帷幕后面，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士可杀，不可辱，何况还是堂堂的大国使臣？齐顷公为了博母亲一笑，居然敢拿三个国家的使臣开玩笑，这份孝心委实让人难以恭维。郤克等人强忍住愤怒，没有当场发作。从齐顷公宫中出来，郤克便起誓说：“此仇不报，我就不过黄河了！”于是不辞而别，临走的时候将副手栾京庐留在齐国，说：“务必完成使命，邀请齐侯参加今夏会盟，否则你也不用回国复命！”郤克这句话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他本人不再想与齐顷公这种无礼之徒打交道，但是国君的使命不能废，因此要栾京庐务必完成；第二，他希望齐顷公应邀到会，好让他有机会报一箭之仇。按照前一种理解，郤克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按照后一种理解，郤克则有点公私不分，有公报私仇之意。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郤克回国之后，向晋景公如实汇报了在齐国发生的事情。使臣受辱等同于国家受辱，可想而知，晋景公非常恼火，晋国的诸位大臣也群情激愤。郤克向晋景公请求，马上发兵讨伐齐国，惩罚齐侯的不敬之罪。站在国家尊严的角度来看，郤克的这一要求也不过分，但是不符合当时晋国的利益。这些年来，楚国已经将宋、郑、陈、蔡、许等几个国家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秦国和楚国遥相呼应，鲁国也主动向楚国频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晋国如果想和楚国抗衡，齐国是一张关键的牌。如果连齐国都被楚国拉拢，鲁国必定公开投向楚国的怀抱，卫国也很有可能见风使舵。那样的话，晋国就完全被敌对势力包围，休说称霸，连自身的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了。出于上述考虑，晋景公安抚了郤克一番，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郤克倒也不纠缠，马上说，那请允许我带领自己的族兵东渡黄河，去找齐侯算账。这个要求当然也被拒绝。仔细分析起来，郤克之所以提这两个要求，很有可能也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受了侮辱之后，如果连报仇的想法都没有，那是没有“血性”的表现，所以必须喊两嗓子，表明自己的态度。想想看，以郤克手下那几百名族兵，就算跑到了齐国，也不过是去送死，谈什么报仇，郤克有那么傻吗？这样来看，郤克是个明白人，也有大局观念，只不过因为无缘无故受了侮辱，心里很不爽，情绪有点冲动罢了。当时士会在一旁看了郤克的表现，既同情又担忧，回家之后便对儿子士燮说：“儿子啊！我听说喜和怒这两种情绪，合乎礼法的很少，不合乎礼法的倒是很多。诗上面说，‘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这就是说，君子的喜和怒，都是用来阻止祸乱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很危险，必定会助长祸乱。郤克现在的愤怒，在齐国身上没有得到发泄，恐怕就要在晋国惹出事端来了。我打算告老还乡，让郤克继承我的位置，满足其心愿，或许还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你千万记住，跟随几位大夫，对他恭敬行事，不可冒犯！”从这番话不难看出，士会对郤克是很器重的，但是他也知道，郤克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如果有不良的情绪郁积于心，不得宣泄，难保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与其宣泄到晋国，不如宣泄到齐国。出于保护人才的考虑，士会毅然决定让位于郤克，放手让他快意恩仇——这也是出于对郤克的信任，他相信郤克即使快意恩仇，也能把握住一个度，既维护自己的尊严，又有利于国家大计。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领导者，主动照顾下属的情绪；而现在的很多领导，需要下属哄着他开心。齐国那边，自从郤克不辞而别，齐顷公也知道自己捅了娄子，但是对于这个娄子有多大，他还不是很确定。所以当栾京庐一再催着他参加诸侯大会的时候，他耍了个滑头，决定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人代表他前往断道。前面说过，高固是齐国传统贵族高氏的掌门人，也就是强娶了鲁国公主的那位强人。齐顷公派他为首席代表参加断道会盟，倒也不算太失礼。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四人使团走到敛盂，高固越想越不对劲，害怕晋国人把气都撒到他身上，居然半路逃回齐国去了！四人使团中，高固的身份是上卿，其余三人均为大夫。高固这一逃跑，等于团长临阵脱逃，使团的级别立马下降了很多。如果这事发生在现在，晏弱应该马上打电话向上级报告，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但那是在春秋时期，山长水远，信息阻塞，写报告是不现实的。晏弱等人一合计，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前进，将齐侯的致意带到断道。据《春秋》记载，公元前592年夏天参加断道会盟的诸侯有晋景公、鲁宣公、卫穆公、曹宣公和邾国的国君邾子（无以考证其称呼）。当晏弱等人来到断道，神色不自然地将国书递交给晋景公的时候，一向性格温和的晋景公终于发飙了——到这里开会的都是诸侯，你齐顷公不来也就罢了，派个上卿来还中途逃跑，只剩下几个大夫来赴会，这也太目中无人了吧！于是将这几个人都赶出去，拒绝齐国参加会盟。对于晏弱等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还不在于此。从断道出来，齐国使团一路东行，准备回国。走了没几天，晏弱发现他们在晋国已经成为不受欢迎、也不受保护的人，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仇视的目光和故意的挑衅。这也难怪，齐国人先是侮辱了晋国的使臣，现在又侮辱了晋国的国君，晋国人怎么可能不生气呢？齐国使团走到野王（地名），受到当地官员和居民的围攻，晏弱被囚禁。其余的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也没跑多远，几天之后，蔡朝和南郭偃分别在原城和温城被抓。晋景公对于这几个人的遭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了地方官员和群众的所为；而朝中的诸位大臣中，虽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妥，但是考虑到郤克的情绪，也不便发表意见。如果不是一个叫做苗贲（bēn）皇的人及时出现，晏弱等人很可能就成为晋国人的刀下鬼了。前面说过，楚庄王当政之后，斗椒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身亡。但是斗椒的儿子贲皇并没有在那次战斗中被杀死，而是逃亡到了晋国，晋国人将苗邑（地名）封给他，因此又被称为苗贲皇。晏弱在野王被抓的时候，苗贲皇正好经过野王，看到了这一幕。回到绛都之后，他便摇着头对晋景公说：“齐国的大夫有什么罪呢？从前诸侯侍奉先君，都急急忙忙怕赶不上趟。后来又都说晋国的群臣不讲信用，所以诸侯才开始三心二意。齐侯怕得不到应有的礼遇，所以派这四个人来，又有人对齐侯说‘您不出国，晋国人一定会迁怒于我们的使者。’高固听到这句话，又逃跑了。剩下晏弱他们三个人，坚持履行使命，互相鼓励说‘如果因为我们而断绝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宁可被处死。’为此他们才甘冒风险前来赴会。我们应该好好招待他们，使来的人都受到感动，但是我们偏偏逮捕了他们，这样就证实齐国人说的是对的。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让逃跑的人有逃跑的理由，伤害了履行使命的人，使得诸侯都有看法，这又有什么用呢？”晋景公听了这番话，沉默不语，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驳斥。过了一段日子，晋国人故意放松了对齐国使臣的看守，他们趁机逃跑，先后回到齐国去了。值得一提的是，晏弱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叫做晏婴，历史上一般称之为晏子。断道会盟之后，士会正式向晋景公提出了辞呈，郤克接任中军元帅，晋国从此进入郤克主政时期。新官上任三把火。公元前591年春天，郤克上台不到半年，晋国就联合卫国发动了对齐国的战争。联军在阳谷（齐国地名）打败齐军。面对愤怒的晋国人，齐顷公不敢再调皮，亲自跑到设在缯地（齐国地名，在阳谷附近）的晋军大营，向晋景公求和。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齐顷公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服从晋国的领导，并将公子强送到晋国当人质。阳谷之战规模不大，经历的时间不长，战况不激烈，双方死伤的人员也不多，因此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但是，齐国在阳谷之战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即位以来一直对齐国人俯首帖耳的鲁宣公突然鼓起了勇气，决定洗刷这些年在齐国人那里所遭受的耻辱，派兵进攻齐国。鲁宣公这样做，有趁人之危的嫌疑，但也有可能是逼不得已。据后人大胆猜测，这个决定并非鲁宣公的本意，而是被“三桓”之一的季孙行父所迫——公元前592年齐国的外交风波，季孙行父也是受侮辱的人之一，回国之后，季孙行父自然要缠着鲁宣公为他报仇，但都被鲁宣公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人家晋国都没大动干戈，咱们鲁国又何必强出头？因为这件事，季孙行父一直不高兴，现在终于等到晋国对齐国动手了，他也找到了理由，再次对鲁宣公施压，强烈要求出兵讨伐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鲁宣公没办法拒绝他，也不敢拒绝他。要知道，“三桓”发起怒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鲁宣公提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齐国虽然新败，仍然远远强于鲁国，必须得到大国的支持，鲁国才能发动对齐国的战争。所谓大国，也就是晋、楚、秦三个国家。秦国和齐国一个在西，一个在东，压根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不用考虑。晋国刚刚和齐国签订和平条约，再度出兵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也不用考虑。这样就只有楚国可以依靠了，而且楚国应该也很乐意鲁国向它靠拢。公元前591年夏天，鲁宣公派使者前往楚国，请求楚庄王出兵帮助讨伐齐国。楚庄王用脚趾头也能算出这笔买卖所能带来的好处。按照一贯利索的行事风格，他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答应了鲁宣公的请求，而且约定：秋天庄稼收割之后就出兵，请鲁国也作好相应准备。然而，到了那年秋天，鲁宣公没有盼到楚国的部队，反倒是收到了楚国人送来的一份讣告——楚庄王去世了。关于楚庄王的一生，后人基本给予正面评价。清代朱元英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称霸天下，是因为有管仲和狐偃，凡事都听他们的就行了；楚庄王手下的文臣武将，能力都不如楚庄王，大事全由楚庄王自己决定，而且他的所为基本符合天道人伦，就算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恢复陈国，饶恕郑国，体现了他的豁达大度；不作京观，体现了他的仁义；同意撤军三十里，与宋军和谈，体现了他的诚信。楚庄王的内政、外交、用人，都是其内心对外释放的表现，往往宁可厚道，而不刻薄；将自己摆在退让的位置，而不跟别人争夺。朱元英还这样比较说：齐桓公和晋文公之美，在于他们善于表演；秦穆公和楚庄王虽然不善于装扮自己，胜在内心强大。单就功业而言，前两者也算是有圣人之功了；但如果说到道德建树，后两者则是君子所不能忘记的。对于鲁宣公来说，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给楚庄王盖棺定论。他现在火烧眉毛要解决的事情，是如何压制住“三桓”越来越嚣张的气焰。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三桓”的来龙去脉，在此不赘述。但是有必要介绍一下鲁宣公在位期间，鲁国各位权臣的世系：公孙归父：公子遂之子，鲁庄公之孙，因公子遂久居曲阜东门，又称为东门氏。仲孙蔑：文伯之子，公孙敖之孙，庆父之曾孙，也就是“三桓”中的孟氏。叔孙侨如：叔孙得臣之子，叔牙之曾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叔孙氏。季孙行父：季友之孙，也就是“三桓”当中的季氏。其中公孙归父虽然不在“三桓”之列，但是由于其父公子遂对于鲁宣公上台有大功，受到鲁宣公的特别宠爱，因此也权倾一时，和“三桓”构成了鲁国的四大家族。早在三年前，即公元前594年，在季孙行父的推动下，鲁国进行了一次重大的经济改革，史称“初税亩”，即按田亩之多少来征收赋税。按照周朝的井田制度，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而卿大夫阶层拥有的私田是不收税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卿大夫势力的增强，私田的数量越来越多，公田往往荒废不治。一些先进的国家已经逐步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主要依靠私田来维持国家的赋税。比如晋国，早在晋惠公时期就有了“作爰田”的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鲁国在这时实行初税亩改革，可以说是公室与“三桓”等卿大夫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公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卿大夫承认缴纳赋税的义务。从客观上讲，这次妥协增加了鲁国的财政实力，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也使得“三桓”在与鲁宣公叫板的时候腰板更硬，嗓门更粗，因此《左传》对初税亩的评价是：“非礼也！”双方的矛盾一步步加深，终于图穷匕现。公元前591年秋天，也就是接到楚庄王的死讯之后不到一个月，鲁宣公派公孙归父访问晋国

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生命中的缺憾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另一种爱法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再度训政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是要搞肯听他话的“国会”和“宪法”。这个“国会”就是他想出来的花样——“政治会议”，“宪法”则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将国会解散后，袁总统意犹未尽，下令将地方议会也一并解散。对于这条命令，各省的都督，尤其是那些军人出身的都督，都高高兴兴、漂漂亮亮地把活给干完了，毕竟谁也不想受到议会的限制。袁大总统在炒掉国会议员们的同时，也有人炒他的鱿鱼。“名流内阁”的总理熊希龄和司法总长梁启超二位同志辞职了。这两个来自进步党的人虽然协助袁大总统干掉了国民党，但他们也有底线——维护共和体制。两人眼见无力阻挡老袁与共和渐行渐远的脚步，同时也出于害怕被老袁拖下独裁专制的浑水一起完蛋的担心，于是先后向袁世凯提出辞职。“熊凤凰”熊希龄先提出辞职，态度十分坚决。袁大总统再三热切挽留，最后见自己使起来很爽的这把枪去意已决，也只好放“凤”归山。湖南才子“熊凤凰”拜相还不到半年，除了给老袁当枪使，基本上什么事都没干成。受此挫折后，熊希龄也就绝意仕途，转而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去也。这倒是他擅长的领域，他最终成为民国著名教育家和慈善家。熊希龄刚辞职，梁启超也向袁总统提出辞职：“我身体状况不佳，实在是干不动了，请允许我告老归田。”袁大总统照例热切挽留，他对梁启超说：“你也是老同志了，还是应该为建设新民国实现现代化出一份力啊。这样吧，考虑到你的身体，你就在‘全国币制局’挂个总裁的职务吧，帮忙出出主意。”梁启超不好意思拒绝，只好答应。打发了熊希龄和梁启超之后，袁大总统把内阁改为政事堂，并请来老兄弟徐世昌坐镇。其职务是几位著名的美国政界女性——奥尔布赖特、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干过的。对，就是国务卿。这个政事堂设于总统府，是总统府的下属办事机构。至于国务卿徐世昌先生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准确领会和贯彻落实领导——袁大总统的意图，搞好上传下达，兼顾起草重要文件，提出具体建议，为领导做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本是用来制衡大总统的内阁，居然成了总统府的一个下属机构，袁大总统可真是啥都敢想啥都敢干。在袁大总统的大刀阔斧之下，民国初年的共和民主气象几乎一扫而空。不过在袁大总统砍下的这几刀几斧中，最拉风、最帅气的应该是那个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帅在何处呢？其一，大总统的任期一任十年，长得过分且不说，还可连任，而且连任几次也无规定，几乎可以理解为终身制。其二，现任大总统有权推荐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只需把候选人的名字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袁世凯搞的这套东西，其实就是雍正皇帝搞过的秘密建储。只是如此一来，袁大总统的总统之位是传妻还是传子，谁知道？难道袁大总统想搞世袭制？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削兵权通过一系列被后人疯狂诟病的行动，袁大总统终于成功地解决了个人的前途问题，实权大为增长。搞定了政治架构，袁大总统总算有空腾出手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收军权。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猛人们大都逃不过这个结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只不过有的人心黑，不把人命当回事，像朱元璋，把一起创业的兄弟们杀了了事。而有的人仁厚，像赵匡胤，用谈判解决问题，杯酒释兵权，在饭桌上软硬兼施，温柔地削掉创业元老们的兵权。结果这些人还能回家做富翁，安享晚年。好在袁大总统打算向赵匡胤学习，因此袁大总统的两位金牌打手——段祺瑞、冯国璋同志不必太紧张。袁总统第一个要收拾的目标是段祺瑞。因为他发现段祺瑞近年来实力猛长，隐隐有些不受控制。这几年，虽然内阁的新陈代谢很快，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位置始终不动如山。权欲就此在段祺瑞心中猛烈地膨胀。拉帮结派不说，军官的提升或降黜也往往由他擅自决定，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等，再也不征求老大哥袁世凯的意见。虽然袁大总统感受到了来自段祺瑞的强力威胁，但一时半会儿也琢磨不出什么好办法。如果粗暴地将段祺瑞的陆军总长一职撸下来，那会对不住老兄弟。如果更加粗暴地对段祺瑞的军队直接下手，那更对不起老兄弟。此时，一个日本顾问站了出来。解释一句，晚清民国时期流行“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因此有许多稍有本事的日本人都来中国淘金了。此人叫坂西利八郎，他给袁大总统出了一个主意：“大总统，你可以成立一个叫‘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机构，功能类似军机处，地位同政事堂，一文一武，比翼双飞。如此一来，大总统可以光明正大地一统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军权。这样的话，陆军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到时就可以把段祺瑞安排到办事处当办事员，从武将变成文官，间接地削去所有军权。”袁世凯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当即付诸行动，并给了出主意的坂西利八郎先生相当的权力参与其中。这个日本人就此粉墨登场。袁世凯这次可看走眼了。坂西利八郎先生的真正身份是日本间谍，而且是日本驻中国的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本人可能没有什么名气，但他徒弟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可是大名鼎鼎。这师徒二人策划了不少惊天大案，后面会细讲。反日斗士袁世凯同志不仅没能识破其真实面目，还以汉武帝时去西域扶贫的班超为原型，给这个家伙起了一个高尚的中国名——“班志超”。虽说袁世凯被日本人耍了一回，但好在陆海军统帅办事处顺利地在1914年6月成立了。接下来，袁总统把段祺瑞从湖北召回来，给他另找了一个位置：陆海军统帅办事处的办事员。办事员听起来是寒酸了些，其实政治地位还是挺高的，大概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大臣。为了不让段祺瑞太过失落，袁总统把一度“退隐”的王士珍也召回来做了常务办事员，相当于领班军机大臣。袁老大的难处和良苦用心，段祺瑞可没心情去领悟。他极其不爽老大的削权行为，他要用非暴力不合作来表达愤怒——不去办事处上班，就宅在家里，情绪不好的时候骂袁老大发牢骚，情绪好的时候就下围棋。据说就是这段时间，段办事员的围棋水准噌噌地猛涨。由此看来，老大不是那么好当的。把威胁最大的段祺瑞拿下后，袁世凯开始想办法解决各省都督。军民分治袁大总统和他的顾问团队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袁世凯先是下令各省另设一个民政长（省长），后又把都督改为督军（省军区司令）。督军只能分管军事，不能兼任地方政府职务，也不能介入地方事务，彻底失去了行政权。所谓行政权，无非是管人、管钱、管物，谁控制了这三项以及军队，谁就有了造反的实力。但是，照袁大总统现在的搞法，有心造反的人可得好好盘算一下成功率了。总之，那些都督们的实权大为缩水。袁世凯的这个做法，说白了就是军民分治，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估计这是由于袁世凯自己玩多了军人干政，在见识到了军人干政的巨大破坏力之后，特别害怕手下的都督们也有样学样，对付他袁大总统，所以不得不提前把这种可能性消灭在萌芽之中。但袁大总统的这一做法引起了新的麻烦，因为他的北洋军核心将领大都在这支权力大幅缩水的大军之中，如老兄弟冯国璋就从江苏都督变成了江苏督军。虽然从长远来看，军民分治的决定于国于民都有利，是一件大好事，但前提是那些手握枪杆子的军官们必须为此做出一些牺牲——让出手中的权力，舍弃眼前的利益。放弃眼前的利益换取将来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抉择往往是极为痛苦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宁可抱着手上的那点家当等死，也不肯为前方的那张大饼去奋斗。毕竟眼前利益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甚至摸得着的，而长远的利益却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因此，那些时刻盯着自己的利益得失，舍生取义、心怀天下只是偶尔想想的北洋军军官，尤其是以冯国璋为代表的众督军，心中开始对袁老大生出怨愤。当这些怨愤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关键时刻爆发。不过袁世凯顾不了这么多，能削掉军权就行。接下来，袁世凯从“模范团”之中挑选了一些“团员”充实到地方各省，做各督军的副官或掌实权的高级军官，制衡称霸地方的督军。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些“团员”的角色定位有点像后来国共两党的党代表或政委。简单解释一下模范团的由来。模范团本质上就是一个军官培训班，核心培训内容是思想教育，是太子爷袁克定同志的杰作，本意是帮助老爹巩固军权。走完这两步，事情还没有完，因为袁大总统还有一个方式简单粗暴但效果良好的狠招要使。袁总统设置了一个“慈善”机构“养老院”——将军府，用来安置“二次革命”结束后从全国各地被撤职的那些令他不放心的都督。从割据一方的土霸王变成“将军府”里毫无实权的顾问，没有人不觉得失落。名气很大的云南都督蔡锷也不例外，只能靠遛弯散散心中的郁闷。只是没想到这一遛就遛到了八大胡同，在那里遇到了红颜知己小凤仙，留下一段传奇……这一番连削带打后，袁总统才算罢手。第十三章“诈尸”前的宁静

“二十一条”

民国三年结束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把权力都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好在他没有继续征服地球的欲望，就此罢手。这对黎民百姓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已过去的民国三年以及接下来的民国四年，虽局部未靖，但大局已定。所以稳定压倒一切，和谐成为主流，老百姓终于过上了有点小幸福的日子。袁大总统也很幸福。一来因为政府有钱了——政局平稳、中央集权，主要地区经济得以恢复，中央财政收支近乎平衡。袁世凯遂趁机统一币制，全国统一使用印制了他那个大脑袋头像的银元作为法定货币，这就是传说中的“袁大头”。二来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袁世凯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在他红枣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下，俄国策动面积高达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大蒙古国”（外蒙古）独立的阴谋破产了。但袁大总统没能幸福太久，因为一场灾难即将降临。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之际，国际上又出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盟国与协约国互殴。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属同盟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属协约国。袁世凯本来想趁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欧洲被群殴的良机，主动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混个战胜国，凭此收回德国从清政府手中租借过去的山东胶州湾，并终止两国相应的《辛丑条约》赔款。但这个想法被无良的日本人破坏了。一来日本早就看中了德国人霸占的胶州湾，不可能让中国顺利收回。二来一旦中国成为战胜国，跟其他协约国打成一片，就会影响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力。因此，日本人不惜以动武为威胁，迫使袁世凯宣布中立。日本不允许中国加入协约国，自己倒是迫不及待地加入了协约国，还给袁世凯送去一句话：“别不服，我和英国在十多年前签过‘日英同盟条约’，有很好的借口参战。你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架！”话音一落，日本也不等袁世凯回话，直接就在山东龙口登陆，和德国打了起来。之前说过胶州湾是德国的租借地。按照清政府和德国之前签下的条约，这一地区属于德国管理，北洋势力无法触及。所以袁大总统此时只好忍气吞声地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以南必须由中国管理。”实力决定一切。日本根本不正眼看中华民国政府：战场瞬息万变，哪顾得上你袁世凯划下的框框道道，必须全部由我管理。此时，英国人也出手了，英海军在山东崂山湾登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接下来，袁大总统派出中国驻日大使陆宗舆向日本抗议，要求日军撤退。日本本就是冲着山东来的，哪能理会陆宗舆的抗议，一句话就把陆宗舆顶了回去：“我和德国打架，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的是德国的资产，和你中国有什么关系？”随后，日本人直接武力西犯，占领胶济铁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没等抗议结束，德国人已经被搞定，日本人随即找上门来。1915年1月18日，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袁世凯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一通没营养的寒暄过后，日置益递给袁世凯一份文件：“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你看看，先不要告诉别人，这是咱们两家的事。”一眼扫过后，袁世凯腾的一下站起，脸色涨红，双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日置益不慌不忙地说：“大总统，切勿动气，此事你可先考虑几天，不过还请保守秘密！”随后施施然而退。趁袁世凯生气的间隙，让我们看一眼这份后来让袁世凯被骂得体无完肤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共五项二十一款，归纳起来其核心内容大概是这样的：一、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二、在东北一部和内蒙古东部共计约九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本具有优先于其他列强的地位——如优先向中国人购地、租地，并延长旅顺、大连租期至九十九年。三、中日平分汉冶萍公司主权。四、中国所有沿海港湾、岛屿都不能租借或让给他国。五、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许多涉及外交、内政、军事的事情都要跟日本人商量了算。一句话，让中国降格成为日本的附属国。要搞清楚日本人为何突然提出如此变态的“二十一条”，还得从孙中山和同盟会过去的好朋友黑龙会讲起。黑龙会，军国主义组织，极度右倾分子的大本营，这一时期的会首是孙中山的朋友内田良平。至于黑龙会的计划，简单说来就是，在所谓的“亚洲最优秀的种族”大和民族的带领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白种人，争夺世界霸权。而吃掉中国黑龙江流域，进而吃掉整个中国，正是内田良平计划中的关键一环。而现在，正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最好时机。在1909年开始之后的十年间，美国一直玩中立，而英、德、法、俄都在一个叫做“巴尔干半岛”的神奇地方较劲。此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处，既控制着地中海和黑海的门户，也控制着通往印度洋的航路。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而且岛上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喜欢内斗的传统。因此，这么一处便于鱼肉的利益之所，实乃列强的必争之地，十足就是一个火药桶。果不其然，一个巴尔干半岛对面的摩洛哥问题就差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半岛上的萨拉热窝那一枪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火药桶烧得欧洲人完全顾不上中国。尤其是俄国，不仅面临德国的全力进攻，还要镇压让沙皇头疼的列宁领导的革命。如此看来，只要挤开美国，日本就有机会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唯一强国。所以内田良平一年前就开始筹划此事，他写了一份叫做“黑龙会备忘录”的计划，并递交到了内阁总理大隈重信手中。大隈重信很欣赏这份计划，于是便拿过来做了润色，结果就成了袁世凯看到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生气：“混蛋加三级！简直似以朝鲜视我！”他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居然摊上了如此变态的日本人，如此变态的不平等条约。必输结局日置益一走，袁世凯就开始想办法。袁世凯深知中日实力差距，作为一名务实的政客而不是意气用事的赌徒，他决定开会解决问题，他想看看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能否拿出什么好办法。1915年1月18日夜，中南海内的大总统府灯火通明，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以及一众外交部的核心领导正在开会讨论如何解决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会议上，众人首先以“国力不足”的理由否定了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后商讨了整整一夜，才研究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办法：谈判。但是，谈判桌

日本三级人妻一区二区三区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起来，强烈要求禁烟的呼声日益高涨。二、林则徐虎门销烟对于鸦片毒品，早在雍正时期，雍正就开始禁烟，乾隆也下过禁烟令，嘉庆也屡下令禁烟，但都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到道光时，鸦片已经泛滥成灾，禁烟的要求已经成为举国的共识。道光皇帝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鸦片一天不禁，人民便一天不能安宁，统治阶级的政权便有倾覆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活动最猖獗的广东禁烟。林则徐，福建侯官县人，出生于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传说在林则徐降生的时候，新任的福建巡抚徐嗣曾，正好乘坐一顶大轿，在侍卫随从的簇拥下，从他家门口经过，林则徐的父亲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便给儿子取名则徐，希望他长大后能像徐嗣曾那样读书做大官，光宗耀祖。林则徐四岁入私塾，七岁开始习作，他聪明早慧，十三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中进士，他历官十四省，任过监察御史、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总督和钦差等官职。1839年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吏，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英国商人根本无视中国政府的主权，广东当地群众群情愤怒，很多群众来到英国使馆前，要求公使义律交出逃到这里的大鸦片贩子颠地，石头和瓦块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武器，纷纷投向英国使馆院内，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迫使英美烟商缴出鸦片一百一十多万公斤，从六月三日到二十五日，虎门海滩燃起熊熊大火，所有鸦片当众销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它表现了我国的民族尊严和浩然正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销烟”以后，林则徐下令恢复了中英贸易，但坚决禁止鸦片输入。他对外国商人实行了“奉法者来之，违法者去之”的方针，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都允许进口。而义律则利用各种机会扩大事态。他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口做买卖，并要求英国政府派兵，准备武力解决。1839年七月，在九龙的尖沙咀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伤人事件，村民林维喜被重伤致死。林则徐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无理拒绝，并于九月率英舰闯进九龙借机挑起战事，炮击九龙山口，中国方面予以还击，打退英舰进攻，此为九龙之战。十月，义律又率英舰闯人珠江口，在穿鼻洋阻拦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这就是穿鼻之战。此后，英军在十天之内六次进犯中国军队的驻地，均被击退。1839年十二月，道光帝在接到穿鼻之战的奏报后，命令停止中英贸易，1840年一月，林则徐奉旨宣布断绝中英贸易。而英国资产阶级挑起侵略战争蓄谋已久，禁烟问题成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导火线。早在1832年，英国船只“阿美士德”号就来到中国测量沿海港湾的船道，调查沿海港口的情况，并绘制成图。同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进行刺探。1835年，该船船长胡夏米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建议，并提供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于是虎门销烟事件一传到英国，英国内阁便于1839年十月一日召开会议，作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去”的决定。1840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曾在好望角舰队担任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乔治·懿律和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四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六月，一支由四十八艘舰船、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侵入中国广东海面。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的对华战争”正式爆发。战争从1840年六月下旬开始到1842年八月下旬结束，历史上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六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一月义律发布《穿鼻条约》为止，历时七个月。其过程是：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对广州进行了封锁，广州军民在林则徐的带领下，对入侵英军已严加防备，懿律见无隙可乘，调转船头，率兵北窜。七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已有防备，英军也未能得逞。英舰又继续北驶，进犯浙江，攻陷防御薄弱的定海。接着又部分兵舰北上，于八月到达天津白河口，懿律在这里递交了英政府给清廷的照会，英国在照会中提出赔款、割地、自由贸易等要求，并声称，如不答应，将“相战不息”。定海的失陷使清廷大为震动，道光帝十分恐慌，决定对英军实行笼络政策，寄希望于和谈，并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白河口，与英军谈判交涉。琦善在交涉中屈膝求和，他表示：林则徐等人在广东查禁鸦片“操之过急”，实属“办理不善”，一定要“重治其罪”，希望英军退回广东具体谈判，保证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英国侵略者在得到琦善的保证后，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道光帝于九月十七日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以“办理不善”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抵抗派因此受到沉重打击，妥协派开始占上风。琦善到达广州后，对义律提出的各项无理要求无不一一允诺，只是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表示要“代为奏圣恩”。1841年一月，英军发动突然进攻，强占大沙角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在战争中，陈连升以身殉国。然而，琦善却下令撤退各炮台的守兵。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公布了《穿鼻草约》，草约包括清政府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等条款。一月二十六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第二阶段，从1841年一月清政府又宣战开始至五月《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其过程是：一月二十七日，大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大为恼火，感到定海尚未交出，英军又在广东挑衅，立即下诏对英宣战。他将琦善革职问罪，任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扬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一万七千人开赴广东，重新开战。义律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后，先发制人，于二月下旬抢先对虎门炮台发起了进攻，六十二岁的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军英勇抵抗。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血染衣甲，依然紧守阵地，誓死不撤。而这时还在广东前线负责军队的琦善，竟拒绝派兵增援。关天培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与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四月，奕山等人才带领军队来到广州。五月下旬，在没有切实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对英船发动了一次夜袭，结果溃败逃回广州。英军趁机反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轻易占领了城郊的泥城、四方的炮台，包围了广州城，并炮袭城内。于是奕山等人高悬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五月二十七日，奕山与英军订立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清军在六天内撤驻广州城外，七天内缴纳六百万两的“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两。第三个阶段，自1841年一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1842年八月《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十二个月。1841年四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的《穿鼻草约》内容后，大为不满，认为这个条约中所获取的权益太少，决定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蹼鼎查为全权公使。八月下旬，蹼鼎查率军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领兵御敌，力战牺牲，厦门陷落。九月，英军又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部抵抗了六个昼夜，重创英军。十月一日定海再度失陷，三个总兵先后遇难。十月中旬，英军进攻镇海。负责镇海防务的总督裕谦率军抵抗，而浙江提督余步云却临阵逃脱，镇海失守，裕谦投水自尽。随后，英军又攻占了宁波。浙东三城的失陷，大大震动了朝廷。为了保住江南财富之区，道光帝下令重新迎战。十月十八日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多省调集军队两万人赶赴浙江前线，奕经一路游山玩水，于1842年二月才到达绍兴。随后又同奕山一样，对战事不作认真准备，兵分三路袭取浙东三城，结果被打得大败。奕经等人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出战。于是道光帝从忽战忽和转为一意求和，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并任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前线办理议和停战事宜。然而英国侵略军拒绝了议和的请求，开始大举入侵长江流域。五月，英军攻陷海防重镇乍涌。六月，英舰进攻吴淞口要塞，年近七旬的江南提督陈化成率守军五千人顽强抵抗，而后援两江总督牛鉴却闻风逃遁，陈化成孤立无援，战死在炮台。随后，上海、宝山相继陷落。英舰又溯长江西上，七月攻陷镇江。八月初，英军侵入南京下关江面。耆英到达南京，向侵略者乞降。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报中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于是耆英接受了蹼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不敢提任何异议。八月二十九日同英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失主权，给英侵略者以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十多年，西方列强发现了清王朝已经软弱无能的本质，于是步步紧逼，扩大在华的利益。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也根本满足不了侵略者贪得无厌的胃口。为了扩大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取的权益，进一步打开中国的门户，英、法经过精心周密的蓄谋策划，准备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了制造战争借口，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要求，均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6年二月，法国传教士马赖窜人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非法活动，因他作恶多端，民愤极大，被当地政府处死。同年十月，中国走私船“亚罗号”因窝藏海盗受到广东水师搜捕，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出面横加干涉，谎称该船为英国的舰船，诬告中国水师侮辱英国国旗。法、英两国政府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分别以“马神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组成英法联军，悍然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打着全面修改鸦片战争所订条约的幌子进行的，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十月开始，英军以香港为基地，向广州附近各地炮台发动了疯狂猛烈的进攻。十二月，法国派军来华协同英军对中国守军作战，美国和俄国见此，也出兵充当帮凶，公开支持英法的侵略行径，没多久，这些外国的侵略军就占领了广州。1858年四月，英、法、美、俄四国又得寸进尺，更加肆无忌惮，派出大批军舰长驱直入，沿海北上到了大沽口，又一路耀武扬威，直达天津城外，并大肆扬言要攻取清朝的心脏“北京”。在侵略者的淫威恫吓之下，清政府再次屈膝投降，被迫于六月与美、俄、英、法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再次割地赔款，以换来一时的安宁。1859年六月，侵略者利用换约之机，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1860年八月，英法军舰浩浩荡荡，由俄人引路，占据北塘，后占领天津，进逼北京。清廷上下，慌作一团，争相逃命。九月二十二日，咸丰帝率后妃、大臣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命恭亲王奕向侵略者求和。十月，英法联军控制北京，在京津地区肆意烧杀淫掠。有“万园之园”美称的圆明园被侵略者彻底洗劫后纵火焚毁。十月下旬，在英法联军的武力威逼和沙俄的恫吓下，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然后又与英、法、俄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趁火打劫，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短短几年之后，沙俄轻而易举地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美国也趁机掠取了和英法两国同样的侵略特权。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五、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及责任认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帝于是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充军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较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政府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和军备落后，这是主要原因。但事物还有其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讲，清朝是有可能打胜的，而不是弱国就必然失败。清道光时人口四亿，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而当时英法等国没有强大到无法抗拒。军事上英法等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而且兵少，同时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法等战线太长，补给困难。当时英法军等使用的武器，如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那么大。相反，清朝却是本土防御作战，以静对动，以逸对劳，而且兵多。再从民心看，英法是侵略一方，清朝是反侵略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况且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也是很多的。道光、咸丰皇帝的先祖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在国外也有相似的例子。光绪二十年（1849），意大利寻找借口，入侵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号召军民抵抗侵略，发布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随后，孟尼利克二世积极备战，埃塞俄比亚军民也空前团结，有力者出力——指参军，有钱者出钱——指出衣物、粮食，组成了一支有十一万人和四十余门大炮的军队。经过两年奋战，埃塞俄比亚军民用落后武器打死打伤意军一万一千余人，打败了意大利侵略者。意大利不得不乞和，签订了《亚多斯亚贝巴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完全独立，赔款一千万里拉。因此，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清朝都是有可能打败英国及其他西方列强的，但清朝却打败了。这失败的主要原因和责任都应归结于清王朝的腐败。道光帝三十九岁登基，在位三十年，没有什么才能，只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便没有多少气数了。他不能采纳忠言，在关键时刻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对国外列强过于无知，竟问部下：“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这本是早在康熙时期就已经解决了的常识问题，他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他又过于无勇，假如他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口登岸后聚而歼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无知无勇，不能正确决策，在战和之间反复无常，自毁长城。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列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道光的儿子咸丰，更是无胆、无识、无远略、无才能、无作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皇帝，显然是个历史的误会。有历史学家曾用陆游《钗头凤》里的三个“错”来评价他十一年皇帝生活的三个特点：“错……错……错！”他的第一错是错坐上了皇帝的宝座。道光晚年，立储大事，犹豫不定，在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之间徘徊。皇四子奕詝（即咸丰），“长且贤”

腐”，杨荣、杨士奇的诸多亲信因为贪污，多被查办。再者，他还曾于正统十年、十二年两次在山东、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让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安居乐业。在边防问题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许多因土地兼并而逃亡的官兵的罪过，允许他们回“老部队”戴罪立功，使边关重新召回了数万老兵。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还命户部拨出专款，帮助陕西、山西两省因受灾而卖儿女的百姓，赎回被卖子女。至于被王振陷害的“忠良”，虽有于谦、陈敬德、李时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骥这样的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亲信”，尽管有徐佑这样不学无术的昏官，却也有王文这样善于整治贪污的能臣。而从人品上说，王振虽然狭隘，常因对方对自己“态度不好”就大肆报复，但有时候也“知羞”。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戴重枷“罚站”，其学生石大用知道后上书王振，表示愿替老师受罚，王振阅后自嘲“我还不如一娃娃”，随即释放李时逸。三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领，执掌蒙古三部大权的“太师”也先，率三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战争，这场战场与其说是“明朝与瓦剌的战争”，不如说是明王朝与“蒙古部落联盟”的战争。瓦剌的南侵大军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脱脱不花率领，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鞑靼兵马，东攻明朝辽东地区；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领，主要包括瓦剌军一部以及兀良哈军，南攻明朝军事重镇宣府；最精锐的一路是也先亲自统领的中路军，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锐的王牌，攻击明朝的军事重镇大同。战端一开，九边重镇自朱棣去世后20多年的“和平”被彻底打破，长城沿线烽火绵延，炮声连天。说到这场战争的原因，许多史料都说是由于“明朝削减蒙古马价，拒绝蒙古和亲”，至于失败的原因，也往往归结到王振撺掇朱祁镇擅自出兵上。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先说原因，瓦剌首领也先并非蒙古“黄金家族”出身，能够征服鞑靼并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复元”一直是其拉拢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对明王朝的“恭顺”，以及络绎不绝的“朝贡贸易”“马市”，皆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在也先征服了鞑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亚地区“练兵”后，对明朝的战争，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谓“削减马价”“不嫁公主”，只是为开战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会选在正统十四年动手，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长年以来也先重金贿赂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负责接待的“通事”，探听明王朝的虚实，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锐多南调福建和云南后，终下了动兵的决心。至于失败的原因，一个让后来文臣们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战争爆发以后，明王朝边关重臣，诸如镇守宣府的总兵杨洪，大同总督军务宋英，西宁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议明军应以“防守反击”为主，如杨洪在奏报上所说，明军应“依坚城凭硬弩火器，避敌锋芒，以收挫敌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连一气的“奸臣们”，就是内阁里曹鼎、张继，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焚、于谦，皆建议主动出击，比如邝焚的奏折里建议朝廷“速派大军征剿”。之后明廷也依其所议，先期派遣驸马井源率领4万明军增援大同。文臣们和王振唯一的区别是：王振主张御驾亲征，文臣们主张派能将进剿。“主动出击”的战术思路，大家并无分歧。但事与愿违，蒙古三路大军，阿刺知院连克马营堡和延庆，逼近宣府，宣府总兵杨洪兵力不足，只能凭城坚守。大同更惨，先派军在猫儿庄（内蒙古察哈尔旗）阻击瓦剌，几乎全军覆没，明将吴浩战死，接着大同总督军务宋英率大军与瓦剌战于山西阳高，再次被击败，宋英战死。大同军之所以主动出击，一是朝廷连发严旨，二是监军太监郭敬的催促。唯独辽东明军争气，明将赵忠率军在黑山设伏，大破“可汗”脱脱不花的鞑靼军，为明军稳住了防线。前线败报频传，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牵出了一个在土木堡事变前，明王朝君臣们都未意识到的问题：以明王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很难战胜瓦剌的。瓦剌首领也先之前骄人的战史，前文已经说过，可称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亚无敌手。另外一个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鞑靼、兀良哈三部联合的“蒙古部落联盟”，即使是在朱棣横扫天下的时代，对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鞑靼或打瓦剌，从未与整个蒙古部落作战。此时明英宗君臣面对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灭亡后最强大对手。从明朝方面来说，几十年“天下承平”，军队战斗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进行着南平邓茂七以及扫荡麓川残余叛乱势力的战斗，北方精锐大多被抽调，依托长城稳守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亲征”，仅经3天时间，七月十七日即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向大同进发。消息传来举朝皆惊，吏部尚书王直率百官阻拦，遭明英宗呵斥，最终，这支带着几十万大军，和明王朝整个内阁以及六部大多数官员的“北伐军”，走上了北征的不归路。王振撺掇明英宗亲征的原因，当然如史料普遍所说，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王振虽然已经“专权”，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兵部尚书邝焚，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这些六部里的重要部门，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场北征的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势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镇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仅23岁，年少气盛且从小王振就带他看“禁军操练”，早就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此外作为一个刚过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压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于是和王振“不谋而合”。至于百官的态度，虽然极力反对，但当朱祁镇下令“反对出征者论罪后”，除了铁骨铮铮的于谦外，也大都缄默不语了。之后仅准备3天就出征，如此“犯军事大忌”的行为，竟无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轻视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贞在“观天象”后曾言“北征必败”，遭到诸多大臣的嘲笑，御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耸听”，可见在诸大臣心里，虽反对北征，但对于胜利，大多数人是不怀疑的。四七月十七日，明英宗朱祁镇亲自统帅的“北征军”出发了，因行前准备仓促，大军出发仅5天就断了粮，又逢下雨，从北京到宣府，再从宣府到大同，一路上饥寒交迫，不少明军士兵冻饿而死，史载“僵尸满路”。惨状之下，随行大臣不断要求班师，皆遭王振重罚，大军行至宣府时，已经是“人情汹汹，声息愈急”。士气低落下，随军文臣纷纷上表，请求大军回师，王振一怒之下，命兵部尚书邝焚等人在草中罚跪。阁臣曹鼎率众臣再劝，王振怒火更大，竟将众臣编入“前锋营”，意图打仗的时候让文臣当炮灰。这是行军前期史料的记录，大体都是说王振淫威，可有几个疑点却素来被人忽略：大军仅准备3天就出发，所需粮草和后勤全无准备，王振不知兵，但曾四征安南的重臣英国公张辅为何始终未见谏言。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朱祁镇登位后，张辅就被解除了权力，原本在朱瞻基时代挂职的“大都督”一职也被解除，只是在国家有战事时招来商议。此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早已是“遇事仅唯唯矣”。临行之前，他托子女安排了后事，甚至摆好了灵堂，可见早有预料。另一位大臣，兵部尚书邝焚的表现也并非全是“刚直”。明朝从北京到宣府一路，有7个大型粮仓，储备着明朝的“作战军粮”，这7个大型粮仓皆是由兵部直接调度，但是在北伐期间，7个粮仓居然没有一颗粮食增援“缺粮”的北征军，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木堡惨案后，代理兵部尚书于谦仅用6天时间，便将7个粮仓里所有粮食尽数运至京城，效率之反差耐人寻味。而且，随军出征的文武官员，可谓精英荟萃，但一路上，除了屡屡劝谏“回师”外，于作战本身却没有提过任何“合理化建议”，王振之恼怒，一来是群臣的抗争，二来，也是怒群臣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至八月一日，明军终于抵达前线大同，此时先期派出的驸马井源的部队，已经被瓦剌消灭，瓦剌闻明军大军已到，已然后撤20里，企图诱使明军出塞追击以全歼。根据蒙古国有关史料记载，此时是战是撤，瓦剌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一来是此前瓦剌虽节节胜利，但全是野战，于攻坚战却屡屡受挫。二来瓦剌三军上下斩获颇丰，士兵都有了归乡之心。何况自古游牧民族骚扰边境，执行的都是“叼一口就跑”的战略。此时不只瓦剌部将，就连也先的两个弟弟孛罗帖木儿和伯颜帖木儿也主张尽快撤兵。也先最后的决定是，如果明朝大军到达大同后并未出塞，而是原地布防，瓦剌大军即北撤班师。偏偏明军出乎瓦剌的意料，既未追击更未固防，而是在到达后的第二天，八月二日即原路返回。原来王振到大同后，亲眼看见大同外战场上的尸骨，可谓惨不忍睹。接着又从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处得知战斗过程，这位之前从未经历战阵的教书先生被彻底吓破了胆。随即劝说朱祁镇班师，早就苦不堪言的群臣当然一呼百应。瓦剌得知后，起先怀疑明军有意诱惑瓦剌深入围歼，也先力排众议，决定试探性尾随追击。从大同至宣府，再从宣府至北京，原本有明朝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修筑的上百个卫所，但是从朱瞻基开始，这些“缓冲地带”早就被尽数裁撤，以至瓦剌可以“来去自由”。镇守大同的郭登有眼光，先建议明军从居庸关北返，又派骑兵骚扰瓦剌，起牵制作用，但终是杯水车薪，瓦剌大军还是跟在了明军后面。而除了大同之外，其他明朝边镇皆紧守城门，没有人想到派兵出击，牵制瓦剌追兵，以掩护明军撤退。8天后明军抵达宣府，瓦剌大军也随即追到，宣府总兵杨洪“持重”，并未派人阻击瓦剌军。成国公朱勇率部在兔毛岭阻击，虽全军覆没，但终为明军赢得了3天宝贵的撤退时间，可王振却想回老家蔚州摆摆威风，坚持让明军绕远路去蔚州，走到半路又担心明军到蔚州会踩坏老家的庄稼，连忙又让部队“折返跑”回居庸关。就这样一路“绕圈子”，明军还是星夜兼程，于八月十四日中午抵达了怀来北面的土木堡，只要再坚持走一个时辰（两个小时），明军就可安然进入怀来城，这次来去匆匆的北征，也就可全身而退了。但意外又发生了，王振因为运载自己家产的十几辆车子没有到，坚持让部队停下来等，一等就是整整一下午。而瓦剌方面，伯颜帖木儿再次劝说也先停止追击，因为明军一旦撤入怀来，瓦剌不但毫无收获，更有可能被明军围歼。也先起初也有撤退的念头，可侦查骑兵报告，明军在土木堡扎营了。也先狂喜之下，命令部队火速前进，终于在八月十四日晚抵达土木堡，先占领西边河流切断水源，把正在等候王公公家产的明军彻底包围。这过程里，兵部尚书邝焚曾建议明军火速前行，但内阁大学士曹鼎认为瓦剌军还远，不妨卖个人情给王公公，终陷入了瓦剌的包围。八月十五日白天，瓦剌大军集结重兵，向断水缺粮的明军发动了总攻，出乎瓦剌意料的是，多日以来疲于奔命的明军竟然爆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明军结成军阵，数次打退瓦剌的进攻。这时张辅终于说话了，他和邝焚联合建议，让明军集中主力冲出去。朱祁镇和王振也被说动，正让张辅拟定作战计划，瓦剌突然派使者来“议和”了，大学士曹鼎等人力主谈判，经商定，瓦剌撤去对水源的包围，允许明军前去取水。饥渴难耐的明军士兵纷纷离开阵地取水，这时候瓦剌大军忽至，发动了突袭，一场猝不及防的攻击后，几十万明军彻底崩溃，大公公王振在乱军中被踩死，随军文武大臣在踩踏中死伤殆尽，弹尽粮绝的朱祁镇被瓦剌俘虏，这就是千古奇辱的“土木堡惨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军覆灭后，八月十六日，此前一直“持重”的宣府守将杨洪和居庸关守将罗通终于出兵，趁瓦剌撤退后“打扫战场”，把战场上遗弃的明军武器尽数收进了自己的腰包。败报传来，京城上下一片慌乱，文武大臣痛心疾首。先是“战”“和”之争吵做一团，终在兵部代理尚书于谦的主持下，做出了整军备战的决定。八月十八日，监国的成王朱祁钰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上众大臣怒斥宦官乱政，当着朱祁钰的面吵做一团，并在争吵中爆发了群殴，当场殴死了王振的亲信太监马顺。因众怒难犯，朱祁钰当场宣布王振罪状，并将王振满门抄斩。而之前因为“持重”导致朱祁镇被俘的宣府总兵杨洪、居庸关总兵罗通、大同参将石亨，统统被赦免。九月，朱祁钰正式登基，次年改年号为“景泰”，正在蒙古当囚徒的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同时大规模的清算行动展开，诸多王振的亲信宦官及党羽纷纷落马，全权负责北京防务的于谦整肃内部，调集重兵，安定人心，最终于十一月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瓦剌。从此为“土木堡惨案”买单的罪过，也仅由王振及其党羽们承担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十二章陈白沙与明朝『思想解放』一讲过了明朝中叶错综复杂的官场权谋，刀光血影的金戈铁马，内外交困的步履维艰，除旧布新的呕心沥血，终于要讲到一个既熟悉却又陌生的环节——繁荣的文化。说熟悉，是因为这是一个“八卦”比较多的时代，单是一部“唐伯虎点秋香”的闹剧，几百年来“三笑”到今天，依旧令世人意犹未尽。虽是子虚乌有，却也见证了这个时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荟萃：书画有墨香悠远的吴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汉”的李梦阳领衔的“前七子”，诗文有李东阳执牛耳的“茶陵诗派”，学术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学学派”，观诸英杰万象，可谓“群星灿烂”。但20世纪初叶，在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思索救国道路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仁人志士们，纵然政见不同，却不约而同地给予这时代一个人以至高的推崇，维新派旗手梁启超赞他“发扬志气，与自然契合”。革命派领袖孙中山愿“自诩为其五百年后私淑子弟”。大时代下，他是大家心有灵犀的旗帜。这个人，便是明朝中叶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白沙先生”陈献章。说起明朝的“思想”，这是明朝文化中令后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传统史学观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学，开八股取士，严格划定“考试范围”和“答题思路”，字字句句都要从程朱理学中“引经据典”，甚至立国之初大兴文字狱，实行高度恐怖的文化专制政策。然而“恐怖”“专制”之后，却是明朝中后期新思潮的勃兴，阳明心学欣欣向荣，晚明“三先生”振聋发聩，“西学东渐”红红火火，恰如台湾历史学家萧一山所说“专制的明王朝，缔造了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便是白沙先生陈献章。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时随祖父迁居广东江门白沙乡，因此别号“白沙先生”。对比同时代的“文化英杰”，“三原学派”掌门人王恕的进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自小即是“神童”，后又科场高中，一度入主内阁，皆是当时天下的“风云人物”；唯独“白沙先生”陈献章，虽也少年成名，身负奇才，21岁即考入国子监，但此后科场屡遭失败，仕途无门，终其一生，也不过是个“白丁”。然而历经岁月大浪淘沙，当同时代的“英杰”们纷纷隐没入历史的尘烟，“白沙先生”却屹立不倒，在风云变幻里终成“旗帜”。了解他的功业，还要从明王朝建国后的“精神文明建设”说起。二同中国自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同样把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旗帜”，早在“争天下”时期，朱元璋即广纳各方儒士，设“礼贤馆”招揽文化英杰。明初著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