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草在线社区www日本高清

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外交部所管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在外使馆经费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学堂经费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内外警厅经费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步军统领衙门经费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五万圆第二款附属局厂经费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大总统府经费三十万圆第四款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及审计处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议院经费一百万圆第六款清室优待费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税务处及学堂经费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各税务衙门经费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各旗俸饷俸米折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保护清陵俸饷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禁卫军饷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拱卫军饷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武卫左军饷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第七款武卫前军饷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院厅监狱经费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学校局馆经费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场所经费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本部经费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各所经费六万圆交通部所管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本部经费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育才费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附：特别用款印刷局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挪垫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价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指定之代表人一份。《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件：整顿盐务》整顿盐务用款概算一收盐运盐基本金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盐厂三百万圆一整理场产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五百万圆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府院之争

叶挺、张治中、傅作义、蒋光鼐、陈诚、白崇禧、刘文辉、陈铭枢、邓演达……全部毕业于此。而且第二任校长蒋百里也很有本事。这个来自浙江海宁的金庸老乡有两项伟大的成就：一是后来想出了一个打击日本的好创意——持久战；二是挑了一个好女婿，把三女儿蒋英嫁给了一个叫做钱学森的年轻人。至于钱学森的厉害，现在的中国人大都知晓，就不赘言。两年后，六镇大体编练完成。因为袁世凯此时身兼北洋大臣一职，所以他练出来的六镇精兵世称“北洋六镇”。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因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都是他一手带出的嫡系部队，中下层军官全是他的人，各镇的主要将领也几乎都是由袁世凯一手选定，比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是一镇统制，总之，个个都是天津小站出身。由于袁世凯高超的练兵水准，也由于直隶位置的特殊性，北洋六镇一直被朝廷当成拱卫首都的中央军，因此在待遇和装备上都要优于其他地方的新军，这就是为什么袁世凯能靠北洋六镇新军纵横天下的原因。除了袁世凯，湖北张之洞的新军也练得不错，他练成了一镇（师）和一协（加强旅），共一万六千人左右。至于全国其他地方号称已练成新军十六镇和十六个混成协（一说为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真假后面再说。稍稍透个底：结果比较讽刺，当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讽刺。第十二章东方慢车谋杀案

清国要立宪

市摆摊去。德胜门那儿的，注128头里都是摆摊卖破烂的。注129

3.一解放就看坟来了

(二)金竹青口述

1.打安上这碑就败家

2.我小时候净搬家了

3.一家人都靠着我母亲

4.我的婚事

子锦上添花，给秦穆公送去一只金鼓以表庆贺。金鼓是礼乐之器。身为诸侯而获得天子赠予的金鼓，在当时是非常让人眼热的荣誉。以称霸西戎、获赠金鼓为标志，秦穆公到达了他个人事业的顶点。两年之后，秦穆公去世了。在那个年代，秦穆公以其仁德而非文治武功获得天下的尊重。在秦国与晋国的关系史上，秦穆公曾经扶持过晋惠公和晋文公两任君主，没有秦穆公的帮助就不会有晋文公的上台，也不会有晋国的霸业。考虑到秦国还曾多次解救晋国的饥荒，我们可以这样说，秦穆公之于晋君、晋民、晋国均有莫大恩惠。然而，从历史的记录来看，秦穆公对于自己的这些功劳似乎没有要求更多的回报，即使在打败晋惠公之后得到的河外五城，也因公子圉的入质而及时归还了晋国，除此之外，秦国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好处。晋国反倒是有多次恩将仇报的举动，一再伤害秦国人的感情。但这些伤害没有影响秦穆公的理性判断，也没有影响他的仁人之心，“泛舟之役”中，他那句“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可以说是数千年后我们将“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对待的最初蓝本。在秦穆公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力有较大幅度增长，这与他的用人不疑、敢于担当领导责任的人力资源政策有关。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穆公如此博爱和重视人才，在其死后，秦国人却按照传统的陋习，以大夫子车氏三兄弟等一百七十多人殉葬。子车氏三兄弟在秦国被称为良臣，也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的殉死令秦国人深感悲伤，因此作《黄鸟》之诗以示哀悼。诗是这么写的：〖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黄鸟跃于枝头，来往自如，栖得其所，而子车氏三兄弟却无辜地躺在冰冷的墓穴里，确实让人倍感唏嘘。【异姓势力的威胁】王官之役以晋国的失败而告终，损失虽然不算惨重，却给了晋国人一个教训。因此，王官之役之后，晋国再一次调整对外政策，加强了与中原诸国的对话与沟通，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对待弱小国家。这也是晋国人的秉性：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目空一切，可以随便派个大夫去接见人家的国君；不顺利的时候谨小慎微，彬彬有礼，开始谋求对话与合作。不要笑晋国人朝三暮四，其实从古到今，强权国家的外交都差不多是这副德性，不到四处碰壁这境况，是断不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听别人有什么意见的。公元前621年，晋国在夷地（晋国地名）举行“春蒐（sōu）”，改革部队编制，将现有的上、中、下、新上、新下五军再度缩减为上、中、下三军。部队缩编，并不意味着裁军，而是将原来五军的人员集中到三军来管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大部制改革，而且，它和大部制改革都同样面临一个重大问题——人事问题，也就是机构精简之后，富余的干部该如何安排的问题。相对而言，这个问题在现代比较好解决，一个正职配十几个副职就行了，如果仍然解决不了，那就再配十几个享受副职待遇的正职助理，或者享受副职待遇的巡视员。但是在春秋时期，各国公务员的编制都非常紧张，也没有所谓享受某一级待遇的说法，这就意味着，在晋国的这次“春蒐”中，将有四位军一级长官（两位主帅和两位副帅）受到调整，转任较低的职务。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是，公元前621年春天，晋襄公提出要缩编部队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很简单，公元前622年的冬天，堪称晋国栋梁的赵衰、栾枝、先且居、胥臣臼季四人先后去世了。当时这四个人在晋国军中担任的职务如下：赵衰，新上军主帅兼中军副帅；栾枝，下军主帅；先且居，中军主帅；胥臣臼季，下军副帅。这四个人的死，替晋襄公解决了最难处理的人事问题。晋襄公缩编部队，也许有经济上的考虑，更多却是政治上的考虑。自晋文公以来，晋国的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非公族的异姓贵族手中。以公元前629年的“清原之蒐”为例，当时担任晋国五军正副统帅的分别是先轸、郤溱、先且居、狐偃、栾枝、胥臣臼季、赵衰、箕郑、胥婴、先都。这十个人在晋国被称为“十卿”，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但是其中没有一位“公子”，也没有一位“公孙”。这就说明，晋国的公族完全被排除在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之外了。造成这种情况，自有其历史原因。自晋献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用士蒍的计策将盘距在曲沃的“桓庄之族”消灭以来，晋国的公族势力就被大大地削弱。后来骊姬为了扶持自己的儿子上台，除了陷害大子申生，更唆使晋献公将其他几个儿子都赶到边境去居住，导致公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晋惠公、晋怀公父子在位的时候，只顾保自己的位置，更不会亲近公族势力。至于晋文公，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倚仗的也不是公族，而是狐偃、赵衰等异姓贵族。因此，在晋文公年代，公族势力继续衰退，新兴的异姓贵族因为功勋卓著，地位不断上升，成为了晋国的实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稍微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狡兔死、良狗烹”的道理。但凡开国君主，上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昔日同甘共苦的战友下手，免得他们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但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人是汉高祖刘邦，在春秋年间，人们还没有具备这种“高级”的政治智慧，至少晋文公不具备。因此，公元前628年，当晋文公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留给晋襄公一批能臣，同时也是一批很难缠的主儿。如何驾御这些有功之臣，是晋襄公这位守业之主面临的难题。很明显，他希望通过这次大动作的“春蒐”来调整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对晋国的军政大权进行重新洗牌，达到制约群臣的目的。因为晋国的这次“春蒐”是在夷地举行，所以历史上又称为“夷之蒐”，它在实质上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触动就会有反弹，在讨论三军的人事任命的时候，这种反弹就表现出来了。三军之中，地位最高的是中军。在军政合一的体制下，中军元帅既是最高军事长官，又是最高行政长官，乃是参谋总长与国务院总理兼于一身的要职。晋襄公最初的想法，是让士谷担任中军元帅，梁益耳担任中军副帅，同时照顾一下原“十卿”之中硕果仅存的两位老臣箕郑（原新上军副帅）和先都（原新下军副帅），让他们担任上军的正副统帅。士谷是晋献公年代的老臣士蒍的儿子，子承父业，原本担任大司空；而梁益耳则名不见经传。这两个人在人才济济的晋国，只能算是中等人物，由他们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未必不能胜任，但显然不是最理想的。那么，晋襄公为什么会提出“士梁配”这样一个设想呢？史料上没有记载。我们只能推测，既然“夷之蒐”的本意是要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在晋襄公的计划中，新的中军领导人最好不要太有能力，也不要有太强的后台，选择平庸之辈更易于控制。这一计划遭到了先克的强烈反对。“狐、赵两家于我晋国功不可没，必须优先考虑！”先克理直气壮地说。狐，是指狐偃；赵，是指赵衰。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狐偃和赵衰一直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也是他的智囊团的主要成员。据《国语》记载，晋文公“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足见这两人的重要。狐、赵两大家族，其实也就是异姓贵族集团的主要代表。如果由“狐赵配”来担任中军主要领导，异姓贵族的势力就不可能有所削弱，“夷之蒐”的目的就要落空，这是晋襄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先克的意见一提出来，晋襄公的脸就黑了。先克为什么要捋晋襄公的虎须？因为“士梁配”搞得他很不爽。先克的父亲先且居、爷爷先轸都是晋国历史上的名将，为晋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而且又都曾长期担任中军元帅。若论子承父业，他先克第一个应该担任中军元帅，连狐、赵两家也得靠边站。现在既然晋襄公将他摆到了一边，他也不好为自己鸣不平，所以干脆替狐、赵两家出头，伸张起正义来了。你不让我好，我也不让你好！这就是先克搅局的心理机制。晋襄公的计划被先克这么一搅，果然就推行不下去了。他权衡再三，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听从先克的建议，放弃了“士梁配”，转而任命狐偃的儿子狐射姑为中军元帅，赵衰的儿子赵盾为中军副帅。闹闹腾腾的“夷之蒐”，以异姓贵族的胜利而告终。然而，对于晋襄公来说，这件事还没有完，更可气的事还在后头。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22年，也就是“夷之蒐”的前一年冬天，晋国大傅阳处父奉命出访卫国，回国途中经过宁城（晋国地名），受到当地贵族宁嬴的盛情款待。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不一，难以一概而论。据后人考证，大傅在晋国是个很重要的官职，主管礼与刑，也就是外交与司法。因此，阳处父访问卫国，相当于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的。这次访问的具体情况如何，史书没有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这次出访，阳处父正好错过了第二年春天的“夷之蒐”，没有看到晋襄公与先克斗法的热闹场景。这本来是件好事，生逢乱世，还有比悠然自得地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更惬意的事吗？但阳处父显然不这么认为。阳处父在宁城住了一晚，与宁嬴相谈甚欢。宁嬴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早就厌倦了街道居委会主任兼政府招待所所长这样的基层工作，他对自己的老婆说：“我寻求有才有德的君子已经很久了，今天才算是遇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第二天阳处父启程，宁嬴跟随着他。在路上，两个人继续聊天，走到阳处父的封邑温山，宁嬴就找了个借口告别阳处父，返回宁城了。宁嬴的妻子觉得很奇怪，问道：“您不是终于寻找到心目中的君子了吗，为何不追随他到底，反而思念起家乡来了呢？”宁嬴抖落着身上的尘土，正了正头冠，说：“你有所不知。我刚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为其外表的风度翩翩所折服，等到思想交流深入，才发现他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商上说，‘深沉低调的人，应以刚强来克服；爽朗外向的人，应以柔弱来克服。’而这位老先生，生性外向且又刚强，恐怕难有善终。上天虽然刚强，尚且不干扰四季运行的次序，何况人呢？况且听他说话，大而无当，言过其实，容易惹恼别人，积聚怨恨，是自身难保的迹象。我担心，如果追随着他，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反而受其牵连啊！”阳处父在温山度过了春节，等到他回绛都复命，“夷之蒐”已经结束，“狐赵配”都走马上任了。阳处父跑到宫中去找晋襄公，对晋襄公提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建议：“请您变更中军的任命，由赵盾担任元帅，狐射姑担任副帅。”“这……”晋襄公为难地说，“任命早已经下达，朝令夕改，恐怕不妥。”“非也！狐射姑不得民心，不能担任主帅；而赵盾德才兼备，重用他，那是国家的福分。”阳处父态度非常强硬。这里说明一下，赵盾是赵衰跟随晋文公流亡翟国的时候和叔隗生下的长子。晋文公回国之后，将女儿赵姬赐给赵衰做老婆，给他生了赵同、赵括、赵婴三个儿子。按道理，赵姬应该是赵衰的正室夫人，赵同则是赵家的嫡长子。但是赵姬高风亮节，主动将第一夫人的位置让给叔隗，又坚持让赵盾当了赵家的嫡长子，而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理由是赵盾德才兼备。但是这个理由很难服众。且不说赵盾是不是真的德才兼备，单以阳处父的身份，说这话就很让人怀疑他的用心——阳处父曾经在赵衰的手下工作多年，深受赵衰赏识，是赵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朝野之间有传闻说，当年阳处父想当官，投靠于狐偃门下，三年没有结果；转而投向赵衰，三天就成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赵衰，就没有阳处父的今天。因此，阳处父力主赵盾当中军元帅，有报恩于赵衰、报怨于狐偃之嫌。对于阳处父的建议，晋襄公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面却是万分恼火。堂堂一国之君，想任命个中军元帅都一波三折，自己想的是张三，却被迫任命了李四，现在又有人要求让王五上，这国君的工作真是没法干了！恼归恼，没过多久，晋襄公再一次召集军队，在董地（晋国地名）宣布了新的人事任命。赵盾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中军元帅，而狐射姑被降级任命为中军副帅。很多年后，赵、魏、韩三家权臣瓜分了晋国，演绎了“三家分晋”的故事。但是，赵家干预晋国国政，是从赵盾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的。赵盾死后的谥号是“宣”，所以在历史上，他又被称为赵宣子。当上中军元帅后，赵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政改革，推出了九条施政措施，分别是：制定章程、修订法令、清理诉讼、督察逃亡、使用契约、革除弊病、恢复等级秩序、重建官僚机构、提拔有贤能的平民。大傅阳处父和大师贾佗负责监督，在晋国全境予以实施。晋襄公之所以接受阳处父的建议，重新任命中军人事，有三种可能的原因：第一，以阳处父为中坚力量的“赵党”实力强横，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晋国的政局；第二，晋襄公此时已经病入膏肓，没有精力应付权臣们的无理要求，干脆听之任之；第三，无论狐射姑还是赵盾担任中军元帅，对于晋襄公来说都一样，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他干脆顺水推舟，变更成命，使得狐、赵两家产生矛盾，互相削弱力量。事实上，中军元帅几易其主，确实已经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首先是先克与箕郑父、先都、士谷、梁益耳之间产生怨恨，其次是阳处父得罪了狐射姑；往深处剖析，则是以赵盾为首的“赵党”和以狐射姑为首“狐党”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随着晋襄公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一场内乱正在逼近晋国。关于晋襄公的病，据《史记》记载，是因为“纵淫”，也就是纵欲过度。公元前621年秋天，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季友之孙）受命出使晋国。出发之前，他向鲁文公请示，如果在晋国正好遇到晋侯去世，他将代表鲁国前往吊唁，因此，在路费之外，另请额外准备一笔丧仪。他的随从觉得很新鲜，哪有备着丧礼去进行国事访问的啊？但是季孙行父很认真地说：“有备无患，是古人的谆谆教导。与其到时措手不及，不如提前作好准备！”由此可见，晋襄公身体多病，在当时已经不是秘密。同年八月，晋襄公去世了。晋襄公在历史上远远不如晋文公出名，因为人们都认为，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国人，成就晋国的霸业。但是，如果将晋国的霸业视为一篇文章，晋文公仅仅写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接下来的工作却是由晋襄公来完成的。所以说，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晋襄公，晋襄公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物。晋襄公去世的时候，大子夷皋尚在襁褓之中。根据他临终前的遗嘱，夷皋将在诸位大臣的辅佐之下继位为君。但是，等到他眼睛一闭，大臣们便一致认为，晋国连年来遭到秦国和狄人的进攻，南方的楚国又蠢蠢欲动，霸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必须要有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至少是成年的统治者，而不能由一个三岁的小孩来担任领导。其实，不管国家是否太平，由一个三岁小孩来领袖群伦，都是一件可笑的事，结果必然是既害了国家，也害了小孩。晋国历史上的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群臣们在舍弃夷皋的事情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但是在新的领导人的人选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中军元帅赵盾主张拥立公子雍，并为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公子雍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是诸位公子中年龄最长和最成熟的一位，深受先君的宠爱，又与秦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秦晋自

的明显优越性面前动摇了。广宁陷落后，基督教徒孙元化同徐光启一道研究了欧洲的数学和工艺学，建议用葡萄牙大炮装备一支明军，以加强东北防务。在侯震旸等东林党人支持下，孙元化的建议终于被朝廷采纳。1623年，4名葡萄牙炮手自澳门北上。孙承宗、袁崇焕等关外驻军，都装备了欧式大炮，并投入了使用。孙元化本人则出任登、莱二州巡抚，将山东半岛作为此项行动的中心。1630年，又有200名澳门炮手在高卡乌斯·特谢拉（GoncalvesTexeira）和安东尼奥·德尔·卡波（AntoniodelCapo）率领下，受雇前往登州。虽然他们大部分行至南昌便被阻留，既而又被遣回澳门，但其中的翻译乔奥·罗德里戈斯（JoaoRodrigues）神甫，却得以抵达登州，并向孙元化及其部将（包括辽东武人孔有德和耿仲明）传授了制造和使用新式大炮的技艺。与此同时，在较为宽容的崇祯皇帝统治下，朝中的天主教徒，再次要求更多地相信和采用欧洲技术。经徐光启推荐，传教士汤若望主持了一次历法改革，又于1642年7月应崇祯帝之邀去创建一座铸炮厂。这位耶稣会士虽然经验不足，但还是勉强同意由他指挥工匠在皇宫附近修建这座铸造厂，并铸成了20门大炮，其中多数可发射40磅重的炮弹。这样，从1623年起，经过30年代，直至40年代初，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欧式枪炮，从而加强了防卫和进攻的能力。由于具有了这种新的能力，明朝政府便决定去改变自己在辽东的命运。在这次军事反击中充当主要角色的是袁崇焕。此人来自广东，原为文官，但长期以来对辽东战事颇为关注，自诩是“边才”。广宁陷落时，他刚刚由南方的一个知县调至朝廷任兵部主事，遂亲自来到山海关，察阅形势。回朝后，他立即上疏天启皇帝，毛遂自荐，“与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不久，他便被派往辽东前线。袁崇焕的顶头上司是王在晋。同其倒霉的前任熊廷弼一样，王在晋也担心采取进攻策略会缺乏后勤的支持。因此，他不准备去加强边远的前线阵地，而宁愿让蒙古科尔沁部驻守关外，以为缓冲之计，还打算在山海关之八里铺修筑重城，置4万兵守之，以加强长城与北海接合处这一战略要道的防卫。天启皇帝对此计划颇感兴趣，遂遣亲信大臣孙承宗（1563—1638）前去检验其可行性。但孙承宗丝毫未被打动。相反，他向王在晋提出质询后，回朝报告说，王在晋不打算从山海关调出4万士卒，而准备向困难重重的兵部请求增兵。孙承宗认为，增加援兵并无明显的必要。因此，他力劝天启皇帝另作抉择，包括考虑袁崇焕的更富有进取精神的计划，将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以北200里处的宁远，使之成为收复辽东的跳板。这时，皇上决定支持孙承宗、袁崇焕。1622年9月21日，王在晋被罢免，由孙承宗接替其职，又兼任大学士和兵部尚书，并授以处置前线事务之权。袁崇焕则奉命赴宁远修缮城墙，以此作为收复锦州附近城镇的基地。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等人的支持没能持续多久，因为他又从其他大臣那里听到相反的忠告。事实上，这场防御策略之争，日益明显地卷入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与皇上身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主要冲突之中。前者支持东林党，主张恢复儒学在官僚政治中的基本价值而结束专断专制；后者则是围绕皇权的不受约束的内廷专断权力的代表。此时，东林党人的立场早已形成，那基本上是按照12世纪主张抗金的岳飞等民族英雄的模式，来评述袁崇焕等人的行事的老套。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收复辽东、阻止女真继续入侵的“进取”策略，定能成功，不应因为出了主张绥靖、首鼠两端的熊廷弼之流而放弃。高攀龙和不久即被处死的杨涟等东林领袖的主张，通常是建立在对前线形势真相全然不明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他们支持这样一种看法：议和并削减军费的保守策略，等于怯懦和卖国。于是，将明军防线置于何处的争论，又常常被说成是爱国者同卖国贼之间进行的激烈的历史性的斗争。反对东林党之进攻策略的意见认为，袁崇焕的计划并不现实，特别是在军备甚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此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遥远的前线，更是目光短浅，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镇压内地叛乱这一更为急迫的任务。徐如珂等人坚信，一旦平定了内地叛乱，外敌——关外夷狄——便不难平定。当时，辽东局势还能维持，朝廷完全可以先解决内地的真正危机，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然而另一些官员却从这一诚恳明智的建议中，引申出极为阴险的含义，即：进攻策略不仅是刚愎自用的表现，还是东林党人为谋求私利而策划的阴谋。那位极力鼓吹收复失地的大臣、韩爌的门生袁崇焕，不正是东林党的拥护者吗？他不正是杨涟的同门生成基命一手提拔的吗？这些人不正是通过掩盖辽东惨败的真正原因，即内阁的腐败无能，而互相保护的吗？为什么每次被选来为战败承担罪责的大臣到头来都成为东林党的政敌呢？这不就是朝廷大权渐渐落入结为“邪党”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之手的关键所在吗？朝廷近来日趋腐败，不正是由于他们对皇上不忠而结党营私吗？在双方的争论更加激烈的1624—1625年，支持进取策略的大臣们，又要求将山海关守军的一半调往前线，以夺回广宁。魏忠贤则千方百计阻止孙承宗进见皇上详述其理由。此外，他还诋毁奉命前往山海关督师的孙承宗是军阀，并暗遣手下宦官至前线军中，为攻击孙承宗搜集证据。后当魏忠贤以受贿为罪名，欲将东林党领袖杨涟下狱查办时，孙承宗曾极力相保；但他自己也因部下一次小小的军事失利，横遭报复而受到弹劾，并被迫于1625年11月辞去辽东经略之职。其继任者高第，则是公认的魏忠贤的同党。高第向天启皇帝夸下海口，说他能整肃辽东的腐败和弊政，包括设法清除潜在的叛徒，防止叛明降金之事继续发生，令手下将领各负其责，改善部队装备，强化士兵的纪律。最后，高第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防守薄弱、易受攻击之处的军队全部撤回。他辩解说，与其千里迢迢向宁远等镇运送给养，不如全力加强关内防线。于是，锦州一线各城堡都被放弃，袁崇焕也被告知今后其给养将被削减。

努尔哈赤之死与皇太极之议和

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

山麓的堡垒，转到高山中更为牢固的寨堡里去。在正常情况下，不法寨民并不进攻地方府会，除非他们得到更强大的、装备更为精良的反清力量的支持。1648年4月，在兴安西南的仁河流域出现了这样一支力量，它就是武大定的复明武装。武大定是明朝军官，早先曾驻防固原。他受到刘芳名的追剿，到紫阳地区山中避难。此时他和他的部队联合了其他复明队伍，攻打并洗劫了邻近的汉阴县城。就在汉水对岸的清朝兴安驻军是由总兵任珍掌管的。任珍将部队全部集结起来。他认为对义军向汉阴的进犯，必须给予强有力的反击。为避免惊动叛军耳目，任珍率部于夜间出动，然后在4月21日迅速领兵北进镇安山麓，以期剿平反清分子。次日，在一个很恰当地被称为“魔王坪”的地方，任珍的兵马撞见了第一个歹徒大营，便兴兵围攻。大吃一惊的义军在一片混乱中逃出要塞。他们很难抵抗住精锐的满汉士兵。数百人被杀，另外一些人被捕，包括一名称作“虎”的首领。因为清军傍晚方至，所以夜幕在战斗停止之前就降落下来，许多叛军在昏黑混乱之中逃跑。翌日，清军骑兵在清点了缴获的战利品——武器、牲畜、妇女和其他财物之后，呈扇形穿过树林搜捕残存分子。被捕的义军被带到总兵任珍的面前。任珍明确宣布他有意赦免他们，以便他们能为自己带路，找到其他隐藏的义军营地。正如任珍向巡抚黄尔性解释的那样：本职体我大清宽仁，网开一面，准其投安，嘉言抚谕，令其引杀贼孽立功。渠等邀释，咸愿死报，随令各降丁乡导，分投搜杀。接着，4月28日，任珍兵马由“魔王坪”营寨的幸存者领路，进攻一个个“穴窟”，“砍杀无数”。只有一些事先得到警报的人，得以弃寨逃入山中他们极为熟悉的最险峻最难接近的地带。5月12日任珍收兵回营后，向北京报告说，纵使他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发生新的起义和袭击，但目前镇安山确已安定下来，地方长官可以平安地治理那一地区了。可是，镇安的义军原来就不对清朝在兴安的驻军构成主要威胁；他们对于攻打汉阴甚至也没责任。照巡抚黄尔性的说法，倒是因为组织完善的“长发”横行于整个仁河河谷。他们原本是由孙守法组织起来的，目前正在一个以“隆武”为号的复明政权领导下活动。武大定在紫阳地区的存在，已为寨民大起义及寨民团伙袭击山谷居民区提供了可能性；因为虽然清军很早就从孙守法手中夺取了紫阳城，武大定还是一直能够获得紫阳城外的许多当地山寨的支持，事实上可以随时发起进攻。所以，在兵营仅仅休息了两天，总兵任珍就在5月14日率军渡过仁河扫荡，带回了274颗首级，将之悬挂在兴安城大门外。接着，休兵十余天后，任珍率众抵达紫阳城，并于6月22日出城，穿行于沟渠险道间，向武大定的基地进军。满汉军队遭到了武大定及其当地同伙的伏击，反抗者矢石齐下，险些截断了清兵的行列，但是任珍的兵马——包括一些他自己的家丁——稳住了阵脚。任珍后来声称，正是他们在战斗中的顽强表现，使土寇们动摇了对武大定抵挡朝廷大军能力的信心。到任珍6月29日脱离战斗，返回紫阳城时，已有12个“堡寨头”向他投降，依命剃发，并率其亲戚及部属承认了大清帝国的仁慈的统治。陕西低地与山地的暂时平定，也有助于清政府稳定其对邻近的山西省的统治。早在1645年8月，大顺残部在高九英领导下拒绝接受大赦，在岢岗举旗反抗。李鉴捕获了反叛者，并将其斩首，杀了他的所有人马。当孟乔芳和他的部将在西部不断地消灭义军时，巡抚马国柱正在着手加强清朝对山西的控制。国柱抚山西年余，捕诛（李）自成余孽伏民间者，安集抚循，民渐复业。北京中央政府以文臣申朝纪替换了武将马国柱，开始正式任命该省官吏，充实长期空缺的位置，重新遵照在正常政府统治占优势的和平地区的程序，实行官吏的升迁。

山东的清剿

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地方官与胥吏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见附录C）。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

保甲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日本高清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发！注意，是爆发不是开始。因为每个国家都以本国投入战斗的日期作为“二战”开始时间。比如，中国认为“二战”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而美国显然太夸张了，说日军1941年年底突然袭击珍珠港才算“二战”开始……这是一笔糊涂账，根本算不清。就目前来说，欧洲战场还未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暂搁下不谈。对于中国来讲，固然有国军将士英勇奋战，但截至1939年年底，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日军仅以二十余万伤亡的代价，便让中国几乎陷入了绝境。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全部被日军占领。自此，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尽落敌手，所有主要铁路线均被敌人掌握。中国海军全军覆没。自此，北起山海关、南到汕头的出海通道均被截断，这意味着“香港路线”完全中断。不幸的是，“西北路线”也中断了。1938年和1939年的秋夏之交，苏联和日本在中苏两国的边境地带打了两架，史称“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第一架日军小胜，第二架苏军惨胜。鉴于大家的实力半斤八两，日本和苏联决定讲和，讲出来的结果就是《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自此，中国与苏联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本就不多的援助。于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包括从国外购买的或者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只能是通过暂时没有沦陷的西南部进出。而从中国西南部通往东南亚的路也就两条。一条是桂越公路。桂越公路是广西与越南之间的一条国际交通线。当时，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要走桂越公路还得看法国人的脸色，而且广西随时面临日军的攻击，很不安全。另一条则是滇缅公路——云南与缅甸之间的一条国际陆路交通线。需要强调一下，这条公路是抗战爆发后才修的，为什么要修这么一条公路呢？主要的理由前面说过了：桂越公路不安全。滇缅公路则相对比较安全，毕竟日军需要跨过广西或者打到缅甸才能威胁到这条公路。所以二十万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修筑了一条跨越中国岩层最坚硬（喀斯特地貌太多）的山区、最湍急的河流（怒江），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公路进入缅甸后，就跟缅甸国内的铁路连接了起来，可直达仰光。仰光是一座海港城市，抗战期间，中国几乎所有从国外购买的以及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都从这里输入。可问题是，从哪里弄来的钱买战略物资呢？美国。1938年年底，国民政府退入重庆后，美国人终于弄明白了形势，不再固执于《中立法》。有鉴于此，在驻美大使胡适和银行家陈光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靠以货易款——逐步卖桐油给美国以偿还贷款的方式，换来了美国人的第一笔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这就是“桐油借款”。毫无疑问，依靠这几千万美元，国民政府是可以暂时轻松一段日子了，但此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此之前，美国的援助方式是买中国的白银，以钱换钱，这次是直接借钱给中国，开了贷款援助的首例，突破了中立法的限制，就此打开了美国援华的大门。接下来的两年内，中国继续用滇锡、钨砂等战略物资以货易款，又找美国借了一亿多美元。截至抗战胜利，美国对华租借援助总额高达八亿美元，绝大部分属于免费赠予。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英国出于希望中国照拂一下缅甸（缅甸为其殖民地），多跟日本扛几天的目的，也给中国提供了五百多万英镑的贷款。所以，从通车时起，滇缅公路就成了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是埋葬日本灭亡中国梦想的大道！必须保护好，不容有失。这就是后来中国组织远征军进入缅甸的真正原因。形势如此恶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日本也不轻松。日本本是希望速战速决的，所以一开始便孤注一掷。要说这种选择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日军做到了五个月就占领中国首都，一年多就攻陷了中国所有经济发达地区。从古至今，没有几个国家输到这个份上还不投降的！窝囊如法国，不仅号称世界上构筑最完善、设施最齐全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直接绕过，成了摆设，沦为“二战”时期最大的笑柄，而且面对德国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开打），只用了六个星期（6月25日）就放下武器成为德国的附庸。当然，这可能是由法国唯有靠外国人领导才能打胜仗的传统决定的。譬如，在科西嘉人拿破仑的带领下，法国才能称雄欧洲。可令日本意外，令全世界意外：除去精神就几乎一无所有的中国人，竟然还在坚持，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用行动履行着“抗战到底”的誓言！反观日军，在经历了最初的顺风顺水之后，现在已经陷入苦战，极不情愿地被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日本人被迫一面巩固占领区，试图以战养战；一面加强如进攻长沙、南宁之类的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同它谈判，屈服停战。其实，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就是以打促和，争取喘息之机。蒋介石曾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注意和局与准备。因此中日双方都希望坐下来谈谈，但日本人竟然向蒋介石提出：一、在华北、华中、外蒙古等地建立亲日政权。实际上就是建立“国中之国”。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这根本不是谈判，这是刀架脖子上赤裸裸地抢劫！国民政府吐了日本一脸口水，强硬拒绝了这些可笑要求。蒋介石不答应，却有人答应。杀出个黎明第七章汪精卫终究没能成神鸟

汪精卫晚节不保

抗战爆发后，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冯玉祥、毛泽东，这些蒋介石曾经的敌人，此时大都坚定地站到了蒋介石一边，在强敌压境的危急关头，在懦夫们悲观的聒噪声中，仍然无悔地走在“抗战到底”的路上。但不到两年的时间，半壁江山沦于敌手，百万将士血洒疆场，自然有人对蒋介石等人的强硬立场表示反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数后世臭名昭著的“五人团队”——梅思平、高宗武、周佛海、陈公博及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梅思平，之前提过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此人当过教授，干过江苏省督察专员、保安司令等职务，是很有前途的高级干部。高宗武，29岁时成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正厅级干部），是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外交大员。周佛海的官方职务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副主任，位高权重。周佛海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联俄联共”那会儿，他和许多中共领导人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只不过后来别人退出了，他一直留了下来。和周佛海一同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后来做了汪精卫副手的陈公博。陈公博原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他和周佛海的关系特别铁，铁到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一三五你穿，二四六他穿，星期天就让裤子歇一天吧，他俩都裸奔。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两人一起同流合污，全心全意干了不少坏事，什么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玩弄女性统统包括在内。汪精卫就不多说了，全身上下都是光环，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这些人的官位都不低，都是党国大员，任谁都要给几分面子，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上战场。可为什么要跟主战派唱反调？原因不难理解，相信大家看一看“五人团队”带头大哥汪精卫的语录就知道为什么了。汪精卫语录一：“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汪精卫语录二：“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汪精卫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明摆着打不赢还要打，无非是失去更多的国家主权，牺牲更多的国民。这样下去将使中国亡国灭种，所以应该“和平救国”。“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期待日本放弃他们几百年以来一直坚定不移的侵华政策，将结束中华民族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日本的施舍，就如羊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狼的大发善心！愚蠢的想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如此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汪精卫的大局观和政治智慧不但没有进步，似乎还退步了不少。汪精卫不明白，即使没有他的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战争也自然会进入战略僵持阶段。因为日本人真的打不动了。日本常驻中国的兵力高达一百三十余万（驻扎关外的“关东军”和驻扎关内的“中国派遣军”——含华北、华中、华南方面军以及海军舰队），人吃马喂，伤员救治、死者抚恤，还有其他战争开销，耗资巨大，令资源贫乏、国土狭小的日本不堪重负。日本急需在其控制区恢复秩序，实现正常生产，以实现以战养战。于是，日本在中国扶植了一些傀儡汉奸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社会生产秩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众汉奸政府之一，但这里面的汉奸大多是北洋时期的小角色，如王揖唐、殷汝耕，号召力很差。而有号召力的北洋大哥们，如曹锟、段祺瑞、吴佩孚，则宁死也不当汉奸。当年北伐要打倒的北洋军阀，居然没有一个人当汉奸，还真是出乎世人意料。日本人正打算做北洋元老唐绍仪的工作时，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就出手了，将冤枉至极的一代名流唐绍仪刺杀于家中。如此一来，日本人的汉奸政府可就缺少了一个有影响力、有破坏力的人物。就在日本人饥渴难耐的时候，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出现了。汪精卫在无法说服主战派走“和平救国”道路的情况下，委托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日本支持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汪精卫则以优厚的讲和条件与日本签订停战条约，实现两国间的停战与和平。对于自己即将迈出的这一步，汪精卫考虑了整整两天，最后说：我决定了！只要能救民于水火，火坑我跳了。汪精卫本是要做神鸟精卫，可一步走错，做了精卫鸟人。三十年英名扫地不说，还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至昆明，随后抵达越南河内，走上叛国之路。12月底，汪精卫发表声明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提出的“建设东亚新秩序”计划（即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1939年1月初，国民政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其后，蒋介石下令狙杀汪精卫。由于日本老板对新晋重点员工汪精卫的安保工作做得十分到位，使得戴笠的军统连续失手，只有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运道不佳，还没来得及享受新公司的“福利”，就被军统“三大杀手”之一的陈恭澍干掉了。1940年3月，汪精卫对外宣称“还都”南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正式接管沦陷区，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的伪政权完全克隆了国民政府——三民主义还是指导思想，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是国旗，孙中山还是革命先驱，双十还是国庆节。弄得比真的还像真的。至此，中华大地上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一、长春的伪满洲国。领导人是溥仪，此人在任期内无任何作为，是一个真正纯粹的、天然绿色的傀儡。二、南京的伪国民政府。领导人是汪精卫，“五人团队”所有成员都身居高位。汪精卫在任期内为摆脱傀儡地位，做出过一定程度的努力。三、重庆的国民政府。领导人是蒋介石，这个政府领导了全国正面战场上的八年全面抗战。四、保持独立自主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府在延安，领导人是毛泽东。中共建立和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汪伪政权成立之前，虽然抗战意志动摇的人不在少数，只不过不管以何种理由投降日本人，都不光彩，所以这些人都选择骑墙观望。可当汪伪政权成立后，形势顿时逆转过来，这些首鼠两端的人纷纷投日。这是因为，汪精卫的投敌不仅减小了汉奸们的心理压力，鼓舞了汉奸们的斗志，而且还为汉奸降日提供了理论依据。大小汉奸们奔走相告：汪主席说了，降日不叫投降，叫投身“和平运动”。我们都是“曲线救国”，我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都是秉承国民政府的意志！随后，轰轰烈烈的“清乡运动”开始了。“清乡运动”大致可以理解为，武力清除沦陷区一切敌对日本的力量，为日军建立一个稳定的大后方。这个“武力”的名号有好多，诸如，东亚皇协军、兴亚同盟军、东亚同盟救国军、自治军、护国救民军、清乡军……看得头都晕了，还好后来有人给汪精卫的这群手下想了一个统一的称号——伪军。

铁血张自忠

1940年5月，日军为了配合优柔寡断、懦弱自卑的汪精卫卖国投敌，也为了报复国军的“冬季攻势”，决心打开从湖北通往重庆的通道，干掉主战的重庆蒋介石政府，于是发动了“枣宜会战”。稍提一句，在这之前，日本人还发动过一次“随枣会战”，但冈村宁次败给了李宗仁的防守反击。一次不行再来一次。这一次，日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沿长江西进，直捣陪都重庆！重庆岂能不守？于是蒋介石让李宗仁挂帅，调动三十余万人马，在湖北的枣阳和宜昌之间摆下战场，与日军血拼。在战斗中，敌我双方你来我往，中国军队也曾经获得了胜绩，但李宗仁没能重现台儿庄奇迹，也没能继续“随枣会战”的辉煌，重要关隘一个个失守了。就在蒋介石忧心如焚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受的消息——张自忠殉国了。张自忠，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误认为可杀可辱的“大汉奸”，以自己在对日作战中的优异表现，从抗战初期的师长累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上将兼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使他成为“二战”期间盟军阵亡的最高级将领。从长城到卢沟桥，从台儿庄到宜城十里长山，张自忠不止一次让大和哭泣。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仍在奋勇杀敌。让我们一起追忆张自忠在生命的最后十天里的英风豪情，敬祭将军忠魂。5月7日，留遗书与好兄弟冯治安，率部东渡襄河，主动出击，给日军以极大威胁。随后，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15日，被困于宜城南瓜店十里长山。16日，奋勇督战，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力战不退。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将军已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张自忠在魂归天国的那一刻，一定是极为安详的。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摘掉了戴在头上三年之久的汉奸帽子，捍卫了自己视为无价之宝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在“枣宜会战”接下来的战斗中，国军踏着他的血迹与强敌死拼。战至激烈处，一座城池能数易其手。1940年6月中旬，国军终以数倍于对手的伤亡为代价，将日军堵在湖北不得西进，成功拱卫重庆，屏障西南大后方。在本节的最后，让我们以张自忠生前的誓言为结束语，向为中华民族重生之最后一段艰苦行程而杀身成仁、见危授命的英雄们致敬！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敌后抗战

自从汪精卫把伪政府的领导班子搭建起来之后，就一直不怎么走运

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入位的仪式，那上面锈蚀的字母被打磨得锃亮，人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本人也协助过清除积了六十二年的煤烟和油泥，让那些字句和一八九○年崭新时一样闪闪发光。大炉灶受损——把他们祖辈安装好的东西拆散——与他们承受的，以及如若他们不开始更新而可能变成的相比，简直不值一谈。作为新一代的父亲，他们与这个世界奋战，不能也不会比以智取胜的老一辈差。老一辈并没有让危险或自然灾害阻碍黑文崛起，他们深知要把胜利封存在他们的优先权之中。一台大炉灶，像头颅那么圆，像欲望那么深。住在他们车辆的里边或附近，在露天里做饭、割草皮、砍木豆树来盖房，老一辈先做了那件事：把他们大部分的力气花在建造硕大的、无瑕的、设想好的炉灶上，那既可以养育他们，又可以彪炳他们的成就。大炉灶完工之时——每一块淡色的砖都已就位；烟囱粗而高大；所有的栓钉和烤架都装牢；把草图从嵌眼中扯掉，把火门调成垂直——小五金商就着手他的工作了。用桶板和裂轴、锅壶和弯钉，他做出了一块五英尺长、两英尺宽的铁板，把它装在灶口的底部。那些字句来自何处依旧不清楚：是他听说还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他在货车车斗里搂着工具屈身睡觉时有人对他耳语的。他叫摩根，谁晓得他铸出的那五六个字眼是他自编的还是剽窃来的呢。那些字眼起初像是祝福，后来像是诅咒，最终则是宣布他们已经沦落。那人看了一眼厨房的下水道。他走到长餐桌跟前，拿起了大奶罐。他先嗅了嗅，然后把枪拿在右手，用左手把奶罐举到嘴边，一口气喝下了半罐奶，这时他嗅到了鹿蹄草油的味道。在上面的一层楼，两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检查四间卧室。每扇房门上都用胶条粘着一张名片。第一个名字是用唇膏写的，叫西尼卡。第二个是用黑墨水写的大写字母，叫迪万。他们发现，每个女人都不像常人那样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吊床上，便会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卧室中除去吊床之外，也就只有一张窄桌或角桌，再无其他家具了。壁橱里当然没有衣服，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不合身的脏衣裙，脚上是称不上鞋子的东西。但是墙壁上都钉着或粘着，或在角落里立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一张一九六八年的挂历，上面用大×标出几个日子（四月四日，七月十九日）；一封用血红色笔写下的信，脏兮兮的根本辨不出其邪恶的信息；一张占星图；一顶斜挂在塑料女性人体模型脖子上的浅顶软呢帽，而在一度装有基督教—也许是天主教，管他呢—饰物的一处地方，并没有随处可见的耶稣十字架。但是最让这两个人惊诧不已的是，他们最后进的那间卧室里，一张童床上一根吊着的绳子上用缎带系着一串童靴，当中还挂着一个婴儿长牙时用的又破又硬的咬环。其中一人用目光示意同伴去查看过道对面的另外四间卧室，他本人则走近那串童靴。找什么呢？更多的证据吗？他自己也不清楚。血吗？也许是留在一只白色牛皮鞋里的一个小脚趾？他拉了一下枪上的保险栓，就加入过道对面卧室的搜寻行动中去了。那里的房间都很正常。一团乱——一个房间的地板上放着盛有食物的盘子、脏杯子，床上堆着一大摞衣服，把床遮得都看不见了；另一个房间里摆着两把摇椅，上面满是玩具娃娃；第三个房间里净是破烂，还有一股浓重的醉鬼气味——不过至少算是正常。他满嘴苦涩，虽说他知道这地方有病害，但仍为胸中悸动着的怜悯而吃惊。他不明白什么东西可以让女人这么做。她们普通的头脑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令人作呕的性，欺诈，偷偷摸摸地折磨孩子？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隐藏在一座大宅邸里——没人会招惹或侮辱她们——她们总算使他对认识的每个妇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他父亲经过两季收获偷偷省下的买冬装大衣的钱，他母亲抚摩着那件大衣的海豹皮领子时眼中的光彩；他们兄弟几个为一个姐妹的十六岁生日合伙操办的令人意外的聚会——可是在这儿，离一个恬静有序的居民区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却住着不同于他所认识或听说过的妇女。在所有的地方中这是唯一的。他的镇子独特又闭塞，无可非议地自得其乐，那里既没有也不需要监狱。他的镇子就没出过罪犯。偶尔有一两个人行为不轨，有辱于他们的家庭或者威胁到镇上的观念，都得到了良好的关照。那里当然绝没有懒散邋遢的女人，他认为原因是一清二楚的。从一开始，镇上的人们就是自由自在和受到保护的。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在肩上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没有路灯，但也没有恐惧。从街边传来的嘶嘶啪啪的响声绝不会吓着她，因为不管那响声是怎么弄出来的，绝对不会是什么要扑到她身上的东西。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慢慢溜达，想着做饭、战争、家务，或者抬眼看天上的星星，什么也不想。她可以在没有灯光也没有恐惧的环境中自顾自走她的路。如果从一座远处的房子里逸出亮光，让她注意到一个肚子疼的婴儿的啼哭，她可能会走到那座房子跟前，轻声招呼屋里哄着孩子的女人。她们两个会轮番轻揉孩子的肚子，摇着孩子，设法喂一点苏打水。孩子安静下来以后，她们还会一起坐上一会儿，聊几句闲话，低声笑着，以免惊醒别人。随后，那女人便可以回自己的家，吃些点心，准备上床，或者也可以按原路继续向前走，经过别家的房子，经过那三座教堂，经过待宰家畜的围栏。她可以一直走到镇子之外，因为在镇郊没有什么把她当作猎物。过道两端各有一个卫生间。他们两人分别进去察看。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两人都相信自己已经作好了准备。在那个大些的卫生间里，几个肮脏而俗气的水龙头对宽大的水池来说都太小了。浴缸架在四条美人鱼的背上——它们的尾巴宽宽地叉开，保证浴缸的安定；它们的胸部弓起，保证浴缸的平稳。脚下的地砖是暗绿色的。马桶上有一个摩黛丝牌卫生棉盒子，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没有手纸。没有涂上白灰的只有一面镜子，而这面镜子也被那人忽略了。他不想看到自己搜索女人或者她们的体液的样子。他放心地走出卫生间，关上了门。他松了口气，把手枪指向地面。楼下的两个人是父子，他们面无笑容，尽管他们一进到祈祷室就感到很喜欢那地方，因为那倒真是个教堂，雕刻的神像受到崇拜。身穿白衣、披着蓝金两色斗篷的男女小人儿站在壁龛里的小架子上。他们或者怀抱婴儿或者摆着其他姿势，木然的面孔装出无辜的模样。他们的脚下显然点过蜡烛，而恰如普立安牧师所说，也适时地供奉过食物，因为在门洞的两侧都摆着小碗。等完事之后，他们会告诉普立安牧师他是多么正确，还要当面嘲笑米斯纳牧师。镇上的教众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不过在行动的必要性上，全体教众却坚定一致：做你该做的事。无论是女修道院还是院中的女人都不该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可怜啊。这座女修道院一度倒是地地道道的：远离邻居，被玉米地、野牛草、三叶草围绕，只有一条从大路过来的依稀可辨的土路直抵门前。这座由大宅改成的女修道院早在镇子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在十五户人家抵达之时，最后一批寄宿的阿拉巴霍姑娘就已经离开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当时所有的梦想都超越了梦想者本身。一条笔直的大道从镇子中心穿过，路的一侧还铺了人行道。那些人家中有七户拥有五百多英亩的土地，有三户则有接近上千英亩。后来，大道成了一条有了名字的街道，一个叫奥西的人组织了一次赛马来庆祝。人们从军用帐篷、盖了一半的住房和刚刚清理好的土地出发，带上他们所有的东西骑马聚到这里。那些东西有的是早已存下的，有的是刚弄到的：吉他和晚熟的甜瓜，榛果，大黄馅饼和一把口琴，一块洗衣板，烤羊肉，胡椒饭，李尔·格林，《在黑暗中》，路易斯·乔丹和他的定音鼓五人乐队，家酿啤酒和油煎浇汁土拨鼠肉。妇女头上扎着鲜亮的头巾，儿童用野罂粟和河草给自己编了帽子。奥西的两匹马分别是两岁口和四岁口，既跑得快，又像新娘一样漂亮。其余的马匹都不过是凑热闹的：爱斯的花斑马，埃斯特小姐的体轻老马，内森的四匹拉犁马，外加他的母马和一匹在河岸吃草没人认领的病歪歪的马驹。骑手们为加鞍还是光背争论不休，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们告诉他们要么上马，要么就换换角色。男人们议论着给好马不利条件而给劣马有利条件的得胜机会均等的办法，并且放肆地用二十五美分来打赌。枪响之时，只有三匹马向前跃出。其余的却走到侧路上或者抄近路跨过没盖好的住房附近的木堆。比赛终于上了正路之后，妇女们在草地上呼喊，她们的孩子则在齐肩高的草丛中边叫边跳。那匹马驹第一个跑完，但由于在四分之一英里处丢了它的骑手，胜利归了内森的紫褐色母马。头上戴的花最多的小女孩被选中献上有奥西的“紫心”勋章的冠军缎带。冠军骑手当年只有七岁，他的脸上笑开了花，仿佛他赢的是肯塔基德比大赛。此时他正在一座女修道院地下室里的什么地方，提防着一些可怕的女人。她们是一个接一个到来的，显然不是修女，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装的，据说只是别的信仰派别的成员。没人晓得。不过知晓与否也无关紧要，因为她们所有的人，都像女修道院老院长和以前的女佣一样，还在出售产品，如烤肉汁、好面包和世上最辣的胡椒。花上一笔大价钱，你能够买到一串黑紫色的胡椒或者用胡椒做的调料，不管哪一种都会让蛋糕成为纯粹的热量源。只要保管得当，这种调料可以多年不坏。尽管许多顾客都试图种这种胡椒，但出了女修道院的菜圃，在哪里都不长。大多数乡亲都觉得她们是奇怪的邻居，但没什么害处。不仅无害，甚至偶尔还有助益。她们接待外人进院——迷路的人或者需要休息的人。最初的传言说的是她们的好心善意和美味佳肴。但现在人人都知道，那全是谎话，是门面，是对里面真情实况精心策划的伪装。遇有显而易见的紧急情况，来自三座教堂的代表就在大炉灶处会面，因为他们谁也不能同意由某一座教堂主持一次会议，决定目前对那些无视一切警告的妇女该做什么。这是一次秘密会议，但谣言不胫而走已有一年多了。一路积累下来的暴行已经留下了证据。一位母亲被她冷漠的女儿推下了楼梯。一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受伤害的孩子。女儿们拒绝下床。新娘子们在度蜜月时消失了。兄弟俩在元旦那天互相开了枪。到丹比买VD的路上打枪成了常事。而近日来在大炉灶处进行的事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九个人决定在那里会面时，就必须用滑膛枪把所有的人从那地方赶出去，然后才能坐在他们的手电筒光中掌控局面。自春天那一可怕的发现以来他们搜集的证据是抵赖不掉的：与这一切大灾难相关联的东西就在女修道院中，而在这女修道院中的就是那些女人。那位父亲在通道中边走边检查左右两边的长凳。他用他的百得牌电筒射出的一束光线照着每个座位底下。蒲团全都掀了起来。走到祭坛前，他站住了。一扇淡黄色的窗子在昏暗中飘浮在他头顶。东西看样子都不干净。他迈步走到嵌在墙上放了小玻璃杯的托盘处，看看还有什么素祭剩下。除了灰尘和蛛网，那些红色玻璃杯都是空的。也许这些杯子不是盛食物而是装钱的。要么就是盛垃圾的？在一个最脏的杯子里有口香糖纸。是绿箭。他摇了摇头，回到祭坛处和儿子会合。儿子指了指。父亲的目光集中到黄色窗子下的墙壁上，只见那里投下了一柱阳光。一座巨型十字架进入眼帘，上面一处干净得像是新涂过漆的地方原是一尊耶稣像。弟兄俩走近地下室时一度又难分彼此了。他们虽是双胞胎，可还不如他们的妻子看着更像。他们俩一个性情平和，身子敏捷，吸特·阿莫牌香烟；另一个要粗俗些，在祈祷时要掩着脸。不过两个人都长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而且都忠诚不贰。此刻他们俩站在一道关闭着的门前，就像他们一九四二年应征入伍时一样。当时他们在找寻一个出路——要从自己欠债累累、一无所有的生活中谋求一种突破。现在他们想要进去。在四十年代的彼时，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而如今一切都需要他们的保护。从镇子开始建立他们就知道，与世隔绝并不能保证安全。在一座沉睡的镇子里，有三座彼此相隔不足一英里的教堂，而为游人服务的项目却全不具备：没有饮食业，没有警察，没有加油站，没有公用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医院。当迷路和漫无目的游逛的陌生人不想只是在此穿行而过而对这死气沉沉的地方不屑一顾时，就需要男人的力量和意志了。有时候，如果那些过路的陌生客年轻而带醉意或者年老而清醒，他们可能会瞥见在路边闲逛的三三两两的黑人姑娘。她们走上几步，需要谈话时就停下来；再向前蹦蹦跳跳一段路，站住脚放声大笑，或逗弄着拍拍另一个人的手臂。陌生的人们或许对她们感兴趣。三辆汽车，比如说，一辆是一九五三年的雪佛兰BelAir，外表是绿色的，里面是乳白色的，车牌号是085B，六缸，双模式后护板，双速自动挡；一辆是一九四九年的道奇旅行者，黑色，后风挡破裂，边缘式护板，液压制动，棋盘式格栅；还有一辆是配用阿肯色钢板的一九五三年的奥兹莫比尔汽车。驾车人放慢了车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呼叫。他们恶作剧地眯起眼睛，驾车围着姑娘转，掉头和倒车，在住房前面搅起草籽，把爱斯杂货店门前的猫赶得四散奔逃。背靠背围成圆圈的姑娘们的目光凝滞了。随后，镇上的男人们一个个地从家里、从后院、从银行的脚手架、从食品店纷纷走了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裤子前面敞开，吊在车窗外边吓唬姑娘们。她们小小的心脏悬了起来，来不及马上闭上眼睛，只是把头扭向一边。可是镇上的男人们都正眼看着，明白了这个最好斗的姿势中的意愿，便都笑了。他们笑得并不自在，也并非发自内心，因为他们清楚，即使不计以往，从此以后直到这个人最终病倒，他定会对有色人种尽其所能作出严重的损害。男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枪没有对准什么，只是懈怠地贴在大腿边。二十个男人，后来是二十五个。围住了几辆兜圈子的汽车。这里离最近的电话接线员有九十英里，离最近的警察也有九十英里。如果天气干燥，车胎扬起的灰尘会把大家弄得一身灰白，不过事实上，只是一些小石子溅起来落在车辙上。双胞胎兄弟有着极强的记忆力。他们俩虽不对人讲，却对发生过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无论是亲眼目睹的还是道听途说的。那几辆汽车围着姑娘们转时的确切气温，以及当地每个农场的产量。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忘记任何故事的具体情节或教训意义，尤其是他们祖父告诉他们的那些令人着迷的故事——他们祖父就是那个把那些词句投入大炉灶黑洞洞的嘴里的人。有一个故事解释了黑文的创建者及其后代除去他们自己对别人都能容忍的原因。在从密西西比州和两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教区到俄克拉荷马的路上，一百五十八名自由人在亚祖河至史密斯堡之间的每一粒土壤上都没受到欢迎。他们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大部分住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穷白人打发走，被院子里的狗追逐，被帐篷中的妓女和她们的孩子嘲弄，然而他们却对已经建起的镇子中黑人的寻衅式拒绝毫无准备。《先驱报》一篇特稿的标题“有备而来还是毫无准备”指的不可能是他们吧？他们精明强干，渴望耕种自己的土地，他们自认为准备很充分——而且注定如此。他们听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金钱达到“自立”的黑人的底线时，受到了刺痛，弄得糊涂了。简而言之，他们太穷了，以那副潦倒的样子不能进入，更不消说住在人们分到土地而定居的黑人区内。被那些走运的人如此倨傲地拒绝，有两次改变了他们血液的温度。第一次，他们被写成是

7日这天分出了胜负。皖系在西路主战场和中路都遭遇了重大失败，直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首先是西路，吴佩孚诱敌深入，搞人际关系和行政工作远胜带兵打仗的段芝贵脑袋一热就中了圈套，孤军深入，在松林店遭遇吴佩孚的伏兵，全军覆没。然后是中路，直系王承斌的炮火直接击中了皖军中路指挥陈文运，陈文运重伤，在卫兵的护送下做了逃兵。领导跑了，指挥系统瘫痪了，小兵们的抵抗也就只能停止了。最终，大部分人选择投降。一天后，18日，张作霖的奉军开到涿州，在胜负已分的情况下加入战斗，张作霖总算没有浪费自己精于算计的特长。剩下的战斗就是一边倒，徐树铮的东路军被直军、奉军各个击破，皖系士兵或投降，或溃散，不复成军。直皖之战，纷纷扰扰，漫卷风云，其矛盾冲突酝酿了近两年。双方相互指责恫吓的口水仗打了几个月，而真正的战争其实只有四天，从14日打到17日就基本结束。败因，倒台有人或许会问，段祺瑞的军队不是挺牛的吗？清一色的日本军械、日式训练，军饷也最为优厚，军中干部也都是军校毕业生，人员素质应该说是相对上乘，为何会一败涂地？民意之类的借口就不说了。段祺瑞的军队综合素质是不错，唯独缺乏实战经验。任何一支优秀的部队，都一定要经历战争，即使失败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最可怕的就是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支新军队，在己方取得优势的时候往往勇不可当，但一旦受挫，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以致军心动摇甚至立刻溃散，这其实都是缺乏实战的结果。小时候看电影，国军长官吃了败仗，面见上司时总喜欢说一句话：不是国军太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对手的厉害，虽然说有点抬高自己，但对直皖之战来说，这确实是事实。皖系的对手很强大，尤其是吴佩孚的北洋第三师，这可是一支有着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老部队。从成军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再到护法战争，可谓是身经百战。而且吴佩孚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军事素养不仅胜过徐树铮，更是远超段芝贵诸人。直皖这一战将段祺瑞的精锐嫡系部队“边防军”（参战军）完全消灭，虽说还有一些省的督军算是段祺瑞的旧部下，但毕竟不是徐树铮这样有直接关系的铁杆手下。脱离了直接关系的部队，时间久了指挥不动在所难免。说了这么多，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段祺瑞再也不是过去的段祺瑞，势力大减，虎落平阳。这场战争的主角段祺瑞，此刻正静静地伫立在庭院中，夏夜的微风轻轻拂过，能让他更好地思考未来的路，不过他肯定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两鬓又添了几丝斑白。一无所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到后再失去！但段祺瑞的成功不是白来的，他以一介草根攀上帝国权力的顶峰，早已明白了“舍得”的要义——拿得起放得下。因此他明白，对现在的自己来说，放下还可以活命，继续拿着则可能会死。所以段祺瑞决定把该放下的都放下——军队不要了，权力不要了，荣誉也不要了。19日，段祺瑞命令前线士兵停战投降，然后自请辞去所有职务，褫夺所有勋章。曹锟、吴佩孚包括徐世昌都很欣慰，这个强势得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家伙终于下去了，就让他在天津老死吧。他们确实不能把段祺瑞怎么着，徐世昌是他多年的兄弟，曹锟是他多年的同袍，就连吴佩孚在名义上也算是他在保定军校的学生，更何况他对民国也有过功勋。不过段先生的铁杆手下徐树铮、段芝贵等人的下场不是很好，被全国通缉，四处逃窜。而安福系列产品——安福国会以及由安福俱乐部成员掌权的机构也被全部解散。皖系势力几天之间便烟消云散。还好，没有一个人被判死罪。说实话，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相当宽容，很多不用死的人都死不了。反倒是之后上台的国民党喜欢搞白色恐怖，自由度越来越低。尚武的段祺瑞垮了，民国的春天还远吗？第七章广东风云

分赃

直系、奉系击败皖系之后，面临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如何分赃？尤其是重中之重——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力已经被前辈曹操验证过了，任何野心家都想如法炮制，但现在“天子”只有一个，“曹操”却有两家，这该如何是好？两派实力相当，谁也不比谁强太多，因此两派商量出来的终极解决方案就是：相互妥协，各退一步。比如，这一部门你占了，另一部门就得给我。当然，直系比奉系出的力多一些，得到的甜头也就多一些。但总体来说，两派对政府的控制力相差不远，不至于失去平衡。至于总统，两派一时没有太好的人选。再者，让哪一派的人做总统都不能让另一派服气。因此，只好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徐世昌继续把傀儡总统这份受气的工作做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是两派都自动忽视的，那就是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以前段祺瑞还搞个“安福国会”耍一耍，走一走形式，现在曹锟和张作霖连形式主义都不走。孙中山这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多次要求陈炯明率粤军回师广东，扫灭桂系和滇系，他还想再次北上“护法”。同为革命家，陈炯明这个人就比较现实。他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又不是下棋，输了可以再摆一盘。打仗打输了之后，大部分情况是再无翻身的机会。当然孙先生这种“不怕输，输不死”的特例不在考虑之中。因此陈炯明并没有听从孙中山的调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中山虽然很窝火，却也无可奈何。陈炯明不接受孙中山的建议，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还不到行动的时候，并非他不想率队返乡，事实上他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一个让他能大展宏图的机会。机会历史进入1920年春的时候，陈炯明的机会出现了。此事还要从滇系和桂系控制的傀儡政府——广州军政府讲起。滇系唐继尧和桂系陆荣廷彼此都不放心对方，担心对方控制军政府，于是都想方设法在广东安插自己人和驻扎军队。广州军政府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岑春煊同志就是陆荣廷先生的正牌利益代言人，广东督军莫荣新也是陆荣廷的小弟。相对陆荣廷而言，唐继尧在广东的势力就弱势一些，毕竟这位仁兄在护法战争时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事后分赃时捞的好处自然就少一些。即便如此，唐继尧也安排了一支滇军驻扎在广东。事实上，这支滇军——靖国联军第六军，并不是唐继尧在护法战争时派驻广东的，而是当年护国战争期间李烈钧同志带入广东的，本是作为一支偏师协助友军吸引火力。后来袁世凯众叛亲离在郁闷中死去，这支军队便一直留在广东。至于留在广东不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唐先生看上了富饶的广东。唐继尧坐镇云南，遥控指挥这支军队代表他在广东发言，日子过得十分舒坦。就在这种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唐继尧没有想到，已经有人在打这支军队的主意。此人叫做李根源，他曾参加同盟会，曾在云南发动辛亥革命，也曾参加护国战争，算是一位老革命家。但此人的政治立场不太坚定，常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更换老板。像这一次，他就打算投靠桂系的陆荣廷陆老板混口饭吃。1920年2月，李根源拜会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先生。宾主双方举行了会谈，会谈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举行，双方回顾了多年来的传统友谊，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李根源高度评价了莫荣新为广东省繁荣富强所做的杰出贡献，示意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靖国联军第六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则肯定了李根源为推动两方在军阀领域建立互信合作所作的贡献，并让对方协助自己吞掉这支军队再立新功。接下来，两人开始实施蚕食这支军队的计划。在桂系的运作之下，李根源当上了这支军队的最高长官（军长），并逐渐用自己人取代唐继尧的亲信出任军官。面对桂系的挖墙脚行为，视枪杆子如命的唐继尧做出激烈反应：解除李根源的军长职务，宣布靖国联军第六军由自己直接指挥，暂时由李烈钧代理。回望当年，蔡锷、唐继尧、李烈钧三人协力发起护国战争，也算有过一段不错的交情。因此尽管李烈钧是孙中山的人，唐继尧也还算信得过对方。再者，尽管孙中山不承认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但李烈钧还在军政府上班，任总参谋长，替孙中山照看军队，避免孙中山人走茶凉。面对唐继尧的反击，李根源自然不肯束手待毙，于是拉出一部分忠于自己的人马跟李烈钧麾下以朱培德（朱德司令的同学和好友）为首的滇军打了起来，随后陆荣廷暗示莫荣新参战，唐继尧也派出部队增援，事情越闹越大。好在岑春煊和稀泥的本事仍在，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停战，李根源免职，滇系退出广东。广东从此桂系一家独大，军政府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跟桂系的广西总部功能重复不说，还得花钱养一帮闲人，太不值得。况且，战争期间军政府的官员们已经跑的跑、逃的逃，军政府只剩一个空壳。尤其是财政部部长伍廷芳，逃跑的时候还把剩下的一百多万现金也卷走了，后来献给了孙中山。人没了，钱没了，广州军政府随之瓦解，“非常国会”分崩离析。粤桂第一战广东局势一片混乱。在一旁已经观察了很久的陈炯明，终于下定决心出手：陆荣廷和唐继尧你们俩要当螳螂和蝉，就别怪我当黄雀！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个机会，于是派遣廖仲恺为钦差大臣，敦促陈炯明趁此良机率领粤军杀回广东，还承诺给予军费支持——孙中山刚刚拿到伍廷芳的那笔“赞助”。陈炯明虽然理财能力不行，但搞钱的歪点子不少，他派人给福建督军李厚基传话：你老兄如果给我一笔开拔费，我就即日起兵回广东，把我的地盘让给你，你看如何？李厚基十分愿意花钱送走这尊瘟神，于是陈炯明又拿到一笔钱。1920年8月6日，陈炯明高喊着令士兵热血沸腾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兵发广东！粤桂战争就此爆发！莫荣新先生统率的桂系军队这些年在富饶的广东养尊处优，积极吸鸦片，积极干坏事，就是不积极训练，本就不强的战斗力再度下降。而在福建卧薪尝胆两年、时刻盼望打回老家的粤军，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时时警惕，处处小心，刻苦训练，远非吴下阿蒙。更何况，桂系军队有不少官兵都是广东人，还有曾经支持孙中山的老同盟会会员担当将领，内部并不稳定。因此，桂系军队被粤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开打两个月之后，受孙中山派遣，蒋介石重归粤军。因为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请了病假，这次不是因为喝花酒伤身，而是在战斗中负伤。于是蒋介石任代理军长，率军节节胜利，尤其是在攻克最艰险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略要地——惠州、广州的战役中，再度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美中不足的是，粤军未能全歼桂系驻广东的部队，留下大患。不是粤军不够勇猛，而是桂系的三位年轻人表现得太出色，他们亲自断后，带领部下拼死阻击粤军，使桂系大军残部得以冲出重围。这三个年轻人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他们用非凡的勇气和过人的智慧为战友们赢得了生机。在蒋介石已经做到一军之长的时候，未来十分生猛的“李猛仔”李宗仁还是营长，而军事奇才“小诸葛”白崇禧、上马领军下马管民的黄绍竑不过是连长。但不要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而轻视他们，这三个人将在五年之内一统广西，将桂系打造成西南最强大的势力。粤军虽然未能全歼敌人，但这并不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欣赏。他写信赞道：自陈其美去后，既忠于党又懂得军事还能率军打胜仗的同志，就只有你了。话里话外掩盖不住溢美之意，不过接下来话锋一转：你性格太过刚硬，与那些小人合不来，但是党对你期望很高，希望你能控制脾气，为革命事业将工作做下去，不要再动不动就负气出走。这番话表露出孙中山渴望蒋介石替他掌握粤军的急迫心情，但愿蒋介石不会让他失望。桂系跟滇系关系已经破裂，没了后援，在广东又打了败仗。事情到了这一步，陆荣廷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10月底，陆荣廷宣布取消军政府，取消广东独立。陈炯明你赢了，地盘归你，我陆荣廷走！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广州。粤桂之间的第一仗，孙中山获胜。奇人陈炯明获胜的真是孙中山吗？想知道答案的话，那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广东的现任军政一把手“残仔明”先生。1920年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这道命令似乎有些问题。当年孙中山离开广东时，已经辞去了自己在军政府的相关职务，那他现在是以什么身份任命陈炯明？“残仔明”也觉得有问题：在福建的这两年，我只是有事才向你孙中山汇报一下，说汇报是给面子，其实就是通报一下，什么事都是我自己做主。我通过艰苦奋斗和浴血奋战才率兵赶走桂系，如今正是兵强马壮大展宏图的时候，你却出现了，我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好？“残仔明”与其他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军阀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介武夫。陈炯明，字竞存，是一个新式大学生，是以“最优等生”成绩毕业于广东政法学堂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做广东省议会议员时，曾先后提出《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等多项有想法、有益于民生的提案。而且，陈炯明不同于那些只知道扩充自己地盘的粗鄙军阀，他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他是中国最早看好苏俄社会主义政体和美国联邦共和制政体的人。在当时，这两个国家尚未显现出明显高人一筹的实力，而陈炯明却已经开始了对这两种政体的探究，尽管很粗糙，但已属难能可贵。陈炯明一边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感到兴奋，甚至和列宁同志通信请教问题，表达政治抱负；一边他又认为共和应该是全体人民参政议政，不应该由某一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他一边欣赏社会主义，一边又觉得应该用美国的联邦共和制来统一中国，也就是他一直主张的“联省自治”。矛盾吗？不矛盾，政治很复杂，可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各位也看出来了，陈炯明先生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完全不一致。就算是好得蜜里调油的恋人，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目标不一致的时候都得选择痛苦地分手，何况孙先生与陈先生还没有如此亲密的关系？麻烦大了！矛盾在陈炯明的“不盼望”中，孙中山抵达广州。孙先生不是来广州旅游的，他还是来“护法”的。不铲平专制腐朽的北京政府，不统一中国，就不能停止革命。处理这么大的事情，孙中山当然要和广东省一把手陈炯明谈一谈，多交流沟通，才能促进合作。没想到孙中山刚起了个头，陈炯明就反驳道：我一贯的政治主张是“联省自治”，而非武力统一中国，再者，我们就占据广东一省，兵力财力都不足，有什么实力去支撑统一中国的战争？说到这里，得强调一下，孙中山之前想借助德美两国财力发展自己的计划破产了。德国成了一战的战败国，自己都保不住，哪还有能力管别人。而美国支持的直系正如日中天，有什么理由给直系扶植一个对手？听完陈炯明的这番话，孙中山怒了：粤军可是我当初千方百计给你争取来的，这本来就是革命的武力，岂是你陈某人的私产，广东是革命的基地，干革命事业岂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资源准备北伐！蒋介石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他也在一旁帮腔，还把设计好的先征广西继而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讲给陈先生听。可陈炯明根本听不进去。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此后又做了几次努力——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正式的军事会议上，但他的计划和理由根本不为陈炯明所接受，于是蒋介石一气之下又离开了广州。孙中山的那封信白写了。陈炯明非但无视蒋介石的计划，他还反问孙中山：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而我们发动革命的根本目的，难道不是“保境息民”，让老百姓过几天安宁日子吗？孙中山反驳他：如果一个人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所以我们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倒，狴犴的吼声竟是震去了它们剩余的两魂两魄。“哇哈哈，小猫发威还真管用。”林岳乐开了花，“回头我去买几斤鲜鱼，好好犒劳你。”众人哑然失笑，这小子得意忘形间居然真把狴犴当家猫了。“那胖子既然能操数百只囊倮，怎么会那么不堪一击？”晖儿望了望塔楼上的绿色道。话音未落，塔楼倏然贲裂，一个硕大的圆球凌空砸向众人。“轰”，急忙躲避下，圆球砸在了地上，灰土飞扬中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凹坑。“嘿嘿……”圆球发出一阵令人发寒的笑声，在粗短的四肢支撑下，翻身站了起来，扁圆的脑袋上露出一张扭曲的人脸。“臭胖子，丫还没死？！”林岳惊骂道。这圆球正是被林岳困在塔楼的胖子，原本有些傻呵呵的他已经变得面目狰狞，肥胖的身体像充了气似的鼓胀了不少。胖子没有答话，口中依旧怪笑着，臃肿的身形以惊人的速度直冲向林岳，由于四肢短小的缘故，看来就像是一个圆球在四处滚动。“你要送死，我也没办法。”林岳垮着脸原地跺了跺脚，两个巨大的仙人球气球般地在身前暴涨了出来。蓬然一声，胖子的身体竟将仙人球撞了个粉碎，浑身扎满尖刺的他就像一个活动的仙人球飞速地攻向林岳。“我靠！”林岳一惊之下身子斜斜闪开，一根藤蔓横空卷出恰好将他吊在了半空。胖子身形猛地一顿，皮球似地弹射向空中，对着林岳就是一撞。砰！两个球体在空中对碰，发出震耳的声响，林岳翻身跃下，蹿到了耿婆身边。空中落下一个巨大的金属球，那是我情急之下用以阻挡胖子的，相撞的一面已经有些凹凸不平。胖子被反作用力震的飞了出去，但身子刚一落地又跃了起来，一付弹性十足的样子，不依不饶地继续向林岳撞去。“和他硬来没用。”耿婆微微一笑，“这小子把自己也变成了残魂倮。”眼见胖子逼近，耿婆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根三寸长短的木棍，身子一跃竟以相同的速度迎上了胖子，两人相交之间耿婆一个跃起，双手持棍点在了胖子胸前。胖子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顶着耿婆继续前冲。耿婆在空中身子一缩一弹，越过了他的头顶，稳稳地落在地上，手里的棍子已完全没入了胖子的肥肉中。“癸水化乙木，震宫伤门生！”耿婆掌中聚起一团水球，反手拍入了胖子的左后心。咯咯几声，胖子的身形顿了下来，浑身肥肉一阵颤动，前胸后背相继爆出无数碎裂的木片，整个身体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软软地瘫在了地上。……此刻，某个城市的一幢大楼里。“风爷，这不能怪我，当时事发突然……”陈子浩低声辩解道。“吱吱”，一只金毛猴子跳到了陈子浩的肩上，两爪使劲地抓扯着他原本就所剩无几的头发。陈子浩痛得一阵咧嘴，却没有伸手驱赶在他头上作恶的猴子，身子依旧直直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付诚惶诚恐的模样。“解释的越多证明你想掩饰的更多。”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大班椅上站了起来。那金毛猴子停止了恶作剧，跳在了椅背上，跟着一个翻身跃上了那男子的肩头，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陈子浩。“急着立功不是件坏事，但你要清楚自己的实力。”男子拿过一个苹果递给肩上的猴子，“擅自改变路线，全队死得只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按我计划去做的下场。”陈子浩的脸色已接近死人，双腿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额头渐渐渗出了一片汗珠。“你也是老人家了，做事要懂得沉稳，有空多和莫曹学学茶道。”男子转身望电脑屏幕，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陈子浩。见此动作，陈子浩立刻如获大赦般地不住应承，狼狈地走出了房门。“这群人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男子冲着肩上的金毛猴子道，“事情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让他们见识得更多些？”金毛猴子听懂了似的看了那男子一眼，丢下啃了一半的苹果，蹿到一旁的装饰架上，搬下一个物件。那是一个柳州工艺品棺材，精巧的制作工艺使得这副只有二十公分长短的微型棺材看上去和真品一般。“呵呵，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男子不由笑道，“这应该是个上上之选。”金毛猴子咧开嘴无声地“笑”着，双爪抱着那副微型棺材不住地在桌上敲打，显得异常兴奋。男子身旁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一段监控视频，画面上一个体形奇特的胖子软软地瘫倒在一堵围墙边……八、月夜活尸有时候工具的性能只是相对而言的，即便人们运用如何精妙的言词去修辞和夸张，在特定的环境下还是会显出不足。进入陕西境内，路虎越野车渐渐开始丧失了相对平稳，不住的颠簸使得车内的人怪异地弹动着，仿佛每个人的座位下都装上了一个超级弹簧垫。“我……说……稳点……行不？”林岳被颠得直呲牙，“斧头……都快砍……头上了。”车子的速度慢了下来，望着表盘上的指针，我摇了摇头，搬动方向盘将车靠在了一边。“呼～～得，这下世界清静了～～”林岳舒服地伸了个懒腰，“骨头都快散架了。”“一路上就你叫的欢。”我打开车窗，点起一支烟，“那斧子看出什么名堂没？”“那个啥……哎唷喝～～”林岳刚拉开腔，头上突然挨了一掌，后座的耿婆板着脸向我俩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随手指了指歪在座位上的晖儿和S。我们都忽略了连日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劳，她俩早已疲惫不堪，各自靠在座椅上沉沉入睡，就连那只活泼的狴犴也已卧在S的腿上惬意地打着呼噜。我冲林岳摆了摆手，小心地打开车门，蹑手蹑脚地下了车。“晖儿和S是累坏了，跟着我们这么跑，的确难为她俩了。”我叹了口气，坐在了一边的大石块上。“得了，老凡，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计较这个？”林岳掂了掂手里的金玉药斧，“说实话，有时间感慨，还不如趁早把这事儿给了了。”“嗯，这斧子你看出什么没？”我点点头，向林岳问道。“没头绪啊，外形、材质和我看到过的一样，根本没啥特别的。”林岳挨着我坐下，“照我看，关键在手法上，而不是这斧子。”“手法？你是说那胖子和囊倮身上的痕迹？”我沉思了起来。在与囊倮的那场大战后，马哲明死在了混战中。不过，即便他活着，只怕也无法提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照之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思维意识，所谓的“发疯”很可能就是他被改造成囊倮后的特征表现。我们搜遍了整个精神病院，却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唯一可以称之为线索的便是这把别在胖子腰后的金玉药斧。林岳检查了几具囊倮的尸体，发现它们的身上有多处奇怪的痕迹，像是被钝器敲击造成的瘀青。他思索了一下，走到胖子的身边，三下两下将胖子扒了个干净。在那堆肥肉上，竟也有着与囊倮相同的痕迹。大批的囊倮、金玉药斧、胖子的变异，这些零星线索渐渐在我们的大脑中串成了一个完整的链环。这所精神病院很可能是用来研究某种方法的人体试验场，方法应该是与金玉药斧有关，而试验的主持者就是这个有些疯癫的胖子。可这些人究竟在研究什么方法呢？制造囊倮组织生化兵团？恐怕只有在充满危机意识的西方电影里才会出现这样的桥段，更何况在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再多的囊倮也只不过是炮灰而已。难道是生命边缘理论…………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九山附近。按地图上的路线，陕西的第一站便是唐朝的昭陵。昭陵，唐太宗李世民墓葬之处，属依山陵墓，首开了中国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河。昭陵总面积近两万公顷，周长六十公里，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同时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陪葬墓约有一百八十余座，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墓，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十五人之墓。从各种迹象来看，在五代时期昭陵就已经被盗，之后的岁月中，昭陵中的珍贵文物流失严重，著名的石刻“昭陵六骏”也散落不齐，其中的两骏至今还存放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而最为世人所瞩目的《兰亭序》真迹，更是落为了千古之谜。不过，陈子浩他们最关心的应该不是昭陵中的奇珍异宝。李靖，唐卫国公，一生征战无数，功绩显赫，在行军作战中擅用奇门遁甲，被唐太宗誉为史上“十大名将”之一。由此看来，能引起陈子浩等人兴趣的，应该就是这位唐朝名将遗下的某些东西了。只是，无论怎样查探，李靖生平所有与奇门遁甲相关的却只有一本早已通传世间的《卫公兵法》而已。……“老凡，总不能老在车上将就吧？”林岳苦着脸道，“窝得我都快酸了，找个点儿休整休整吧。”“附近都是山村，找户农家借宿也好。”耿婆望了望山脚下的村落，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这儿的人应该很会欢迎我们的。”……“唉～～这叫什么事儿嘛！黑灯瞎火的就撂这儿了。”林岳靠在车边长吁短叹着，仰头喝了一口瓶里的米酒，“这名牌车也会抛锚？”“切，逻辑混乱，名牌就保证不会坏了？”S白了他一眼，举高了手中的电筒，“你家的Windows也是名牌啊，还不照样是三天两头出问题？”“呃，这可不能比。”林岳打了个嗝，满脸惬意道，“那是软件，这车是硬件。”“油嘴问题，幸好堵得不厉害。”我满脸油污地合上引擎盖，晖儿拿过一条毛巾细心地帮我擦拭着。“还是人家王亦凡能干。”S关上电筒，敲了林岳一下，“谁像你，就会躲在边上喝酒说怪话。”“哎～～我可是在帮他分析故障原因。”林岳满脸委屈道，“再说了，常五根送的米酒都快馊了。”“呵呵，别怪他了，这种东西喝点没坏处。”耿婆笑着道，“兴许还能有帮助。”“您老怎么也帮他说话？”S不服气道，“酒能有什么帮助？”“蓬”，车身猛地一震，似乎尾部被什么东西撞到了，站在车头附近的众人都是一愣，打着手电向车后望走去。车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横在了地上，一个穿着单褂的小伙子正呲牙咧嘴地坐在那里。“饿贼～～”那小伙瓮声瓮气地说道，“介路上停地是个啥？”浓重的陕西方言听得我一头雾水，不过这小伙子应该是夜里没看清抛锚的越野车，一头撞了上来。“嚯，小伙儿挺结实啊。”林岳看了看车后一处被撞瘪的痕迹道，“快赶上坦克了。”“你没事吧。”我友好地上前拉起那小伙，“我们的车子抛锚了，只能停在路上。”“车坏了？坏了奏停兜哦么人的地方起。”小伙子气鼓鼓地扶起自行车，用力扳正歪斜的车把。“叮呤呤”一串车铃声传来，又是一辆自行车跟了上来，车上跳下一个五十来岁的朴实汉子，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瓜娃，这大地车子，你奏是么看到，还胡然撒涅？”问清原因后，那汉子训斥道。“赫漆漆地，饿奏是么看到么，奏知道骂饿。”小伙子小声嘟囔着，显得十分的委屈。我们在一旁哭笑不得，这纯朴十足的陕西乡音完全听不懂意思，但从年龄模样看来两人应该是父子，这父亲正在教训儿子。“你们是外地来地？”汉子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尴尬，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道。“是啊，来陕西旅游的。”我点头道。一番寒暄后，大家互相认识了，那汉子叫姚建国，小伙子是他儿子，叫姚远山。父子俩是山下村落的居民，刚从隔壁村串门回来。听说我们在找住处，姚建国立刻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说是后屋正巧空着，可以腾出来给我们过夜。车子暂时还不能用，只得锁好留在山路上，姚建国父子带着我们步行向村子走去。薄云散去，天上一轮黄色的圆月照亮了脚下的道路，夜空似乎比平日更为高远，四周的空气清新醒人，连日的疲惫和压力仿佛减轻了许多。姚建国看着天空中的圆月，脸上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姚远山凑近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被制止了。“还有三里路，大家快点么。”姚建国招呼着我们，眼睛却不住扫着四周。“你咋喝酒了么。”姚远山惊道，一把拽住了刚走过他身边的林岳。“呀？就喝了两口米酒，干啥？”林岳被看他惊怕的样子不由有些莫名其妙。“奏知道幕囊，快点走么！”姚建国喝了一声。两人的表情中似乎隐藏着什么惧怕的事情，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古怪吗？“月黄夜莫走，要走莫喝酒，喝酒莫带狗，狗叫一两口，九曲莫回头。”耿婆突然念道。我心中一动，这段民间顺口溜似乎在哪里听到过，应该是某种夜间的忌讳，但又一时无从想起。“老人家，你咋知道是这东西么。”姚建国听得一愣。“你们村子最近是不是被这东西闹得厉害？”耿婆不答反问道，“知道这东西有多少吗？”“饿贼，奏是不知道么。”姚远山打了个冷颤道，“看到的么几个活的。”“您老说的是什么？”S好奇道，“这附近有什么危险吗？”正说话间，她怀里的狴犴突地竖起了耳朵，口中不住呜呜着，似乎发现了什么。与此同时周围几处传来奇怪的声响，好像有东西正在摇晃着接近我们。“你看你们说啥捏。”姚远山两脚打颤道，“那东西来了～～”“别往后看，拐着走！”姚建国低声道，轻轻将自行车放倒在一边，脚下沿着山路歪歪扭扭地走起曲形路线来。奇怪的声响离我们更近了，速度也似乎加快了不少。看着姚建国父子快步走去，我们不由紧步跟上，但心中多少又有些疑惑，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在作怪？耿婆不紧不慢地跟随着众人，脚下走得并不是很快，两眼凝重观望的样子更像是在做着什么准备。夜风拂过，清爽中带着一丝阴冷，其中还夹杂着些许异味，闻起来有些奇怪。“亦凡，你闻到什么味道没？”晖儿悄悄地问道。“嗯，闻到了。”我低声答道，“有点酸臭，像什么东西馊了似的。”随着那些奇怪声响的接近，空气中的异味更重了，但已不再是微微的酸臭，而是换作了极为刺鼻的恶臭，并带着某种酸腐的气息，这味道……“靠，这是尸臭！”林岳一脸惊愕道，“黑灯瞎火的，怎么会有尸臭？”“呵呵，你说呢？”耿婆笑了笑，突然停了下来，“总不见得有人扛着尸体在后面追我们吧？”“呃～～”林岳一阵恶心道，“你那意思是……会走路的尸体？！”“老人家，快些走么。”姚建国急道，“遇上那东西奏是个死。”“跟着我们的是活尸？！”我终于记起了那段顺口溜的由来。这是古时陕西黄土高原一带流传一首顺口溜，说的便是夜间行路的一个忌讳。陕西黄土高原、湖南、湖北一带是尸变现象较多发生的地域，月圆且月色泛黄的夜晚，一般就是葬穴内外气息交汇及地气最易返潮的时际。这时最易导致尚未腐化的尸体产生尸变，于是夜间走夜路的人就最易撞见这些产生尸变的尸体，民间将其称之为“活尸”。而且走夜路忌讳喝酒，一来喝酒很容易让人气息加重，血脉受酒精影响而活络起来，导致周身的气息旺盛。这样一来，那些趋于生人气息的活尸就会很容易嗅到；二来，喝酒喝多了头昏眼花，就算直接撞上活尸也不一定能认出，或者走路批偏偏倒倒，容易摔跤跌倒，或者喝醉了干脆一头栽在野外大睡，死的不明不白。喝酒走夜路已是危险之至，但再带条狗则更为危险。民间有种说法，狗、猫、狐狸、狼等牲畜野禽极易催生尸变，它们的气息即使两米之外也能被尸体吸纳。如果带狗在身边，狗这种动物特别喜欢到处乱嗅，说不定就会在哪座乱墓边嗅出个尸变。不过，据说狗能认出活尸，若见到活尸时，狗会吠上一声到两声，但绝不会再叫第三声，然后就是龇牙咧嘴的低声哼哼。带狗在山里走夜路时，若见到狗突然朝一个人影叫上一两声，然后便在主人跨下慌乱地钻进钻出，那么，记得要马上离开。离开时要走弯路，九曲十八弯，不能走直路。这是因为直路顺风，常常会把人的气息一条直线地留下了，而活尸辨人便是通过人的气息。走弯路可以在各个方向留下人的气息，打乱活尸的嗅觉。不过，现在的情况却很微妙，一来我们人数众多，要想隐藏迷惑活尸很难，二来林岳喝了酒，气息十分旺盛。S怀里抱着的是狴犴，它身上的龙脉地气更是让活尸趋之若鹜。更何况，那些活尸的数量应该不会少于十只，四散分布呈扇形向尾随而来。“不急，现在靠走是走不掉了。”耿婆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好了，”她承认。我对“完全封锁”这事儿极有兴趣，但我得先带她回到先前的话题，强化她抗拒用枪与死亡的念头。“你认为你能和我维持真正互信的关系吗？”我问道，“你真的能信任我，让我聆听并理解你想说的每一句话？”起初她困惑不解，后来似乎有点烦恼。她不回答，但我希望我已再次强化她维持这层关系的可能性了。走出大门时，她回头对我说，“以前，我曾希望你会放弃我。”门缓缓合上，我看着她宽而消沉的背影消失在门后。我想起她的自杀计划。我知道她随时都可能再次萌生自杀念头，因此我们得毕其功于一役，让她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下次见面时，我问起子弹的事。她承认拥有子弹让她觉得很自在——有了子弹，她随时都能了结自己的性命。“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想很自在？”我问。她好一阵子没说话，对我的提问感到惊讶；因为她从没仔细想过，有人会觉得这个念头很奇怪。“我这一生，大多时候都有自杀的计划，”她说，“9岁或10岁时，我曾计划躺在铁轨上，等火车开过来。”她冷静地陈述往事，麻木的眼神令我背脊发凉。“仿佛自杀是我人生的唯一解药。”※※※※昨天，卡伦的姑姑打电话给她。祖父生病了，人在医院，她要卡伦去探病，但卡伦害怕看见他。这次通话勾起了卡伦对她八九岁时全家去海边玩的一段回忆。卡伦坐在祖父的别克汽车后座，夹在两个弟弟之间。男孩们越过卡伦，彼此打闹。他们一个6岁，一个8岁，卡伦9岁。男孩越玩越疯，开始推挤卡伦。“不要推我！”她抱怨。“卡伦！坐好！”母亲转过头来呵叱。她左边是正在开车的祖父，右边是父亲。“如果你们再给我惹麻烦，就通通待在车里不准下来。”祖父把车停在北街海滩，后座3个小孩安安静静的。卡伦跟着母亲下车，来到沙滩上。日正当中，天气酷热难耐，沙滩上已是一片人山人海。母亲摊开席子，祖父摆上躺椅，打开啤酒。她父亲跟着两个弟弟去玩水；小男生跑在前头，父亲则流连于一个个正在晒日光浴的胴体之间，紧盯着一群年轻女人。卡伦慢慢晃进水里，海水逐渐漫上膝盖；水很冷，她掉头折返。途中，她一时兴起，扑通坐在沙滩上开始盖城堡。为了让沙粒保持湿润，黏得更紧，她以手掬水，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差不多该回家了。祖父走过来，伸手抓住卡伦。她哀伤地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小城市，跟着祖父回去找母亲。来到车上，卡伦爬进后座，两个弟弟也争先恐后挤上来。到了家门口，卡伦滑下后座，但她的两条腿和泳衣上全是沙子。祖父看见卡伦身上和后座的沙，脸倏地变红。“卡伦！你在搞什么！车里全是沙子！”卡伦一愣。她看看母亲，后者转过身、带着弟弟们进屋去。卡伦举步跟着弟弟走。“站住！”祖父吼道，“不要把沙子带进屋子里！”他抓住她的手，拖向后院。半拖半走之间，卡伦试着站稳脚步；但他频频诅咒，用力扯她手臂，带她穿过后院，来到车库。他们管这儿叫“啤酒窖”。他拉开门，将卡伦推进黑暗中。“待在这儿。”她站在车库里，困惑地望着门外。祖父走向后廊，拾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踱步走向卡伦，嘴里吐出一连串不雅词句。他把水管递给卡伦，向后退一步。“拿去，把自己冲干净！”卡伦颤抖地握住水管，迅速淋向双腿和脚踝。“不是这样！”他抢过水管，大拇指按在出水口，水柱变得强劲四射。“转过去！”他冲她的背和腿，看着她因冷水而僵硬发抖。“躺下来，我要把全部的沙子都冲干净。”卡伦躺在车库灰色的水泥地上，吓得发抖；祖父握着水管一来一回，频频往她身上浇水。他拿水冲她大腿，肚子也溅到了。水冷得令她尖叫，但祖父瞪她的眼神足以令她呆住，立刻安静下来。他将水管放在地上，双手分开她的腿。他把水管头放在她胯间，正准水柱。“不要动，”祖父咆哮。他用手指拉开她的泳衣。“我要把沙子全部冲干净，”他又说了一遍。卡伦紧紧闭上眼睛。他把水管头对准了她的下身，卡伦感觉到痛，体内有一股冷热交错的压力。她想尖叫，但她叫不出声。祖父移开水管头，将泳衣移回原处，然后站起身。“好了，”他说，“都清干净了。咱们去吃点冰淇淋吧。”卡伦摇摇晃晃爬起来，走向汽车。祖父抓住她的手，走在她旁边。他们去了第51街和戴蒙街交叉处的“冰口味”冰淇淋店。回家路上，她坐在前座，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她的香草甜筒。等红灯时，祖父低头看着她。“不准滴下来。”他边说边戳她肋骨。卡伦紧紧抓着甜筒，但祖父又戳她，这次左右开弓。“不准滴下来。”卡伦扭个不停，七手八脚护着她的甜筒，但冰淇淋整个掉在她的大腿上。“看你干的好事！”卡伦感觉冷冷的冰淇淋逐渐在她腿上融化。她看着他，等他打她。他用右手将冰淇淋抹在卡伦腿上、肚子上、大腿之间。卡伦松了口气又觉得恶心。回到家，祖父牵起她的手，领她往后院走去。“咱们又得再清一次了。”他捡起水管说。故事结束，卡伦垂下头哭了起来。我等待她平复情绪。“怎么啦？”我问。“你一定觉得我很恶心，”她说。“为何这么说？”“我觉得好脏，”她说。“我能了解这件事给你的感觉，”我说。卡伦仍在哭。但我并非真的了解，我怎么可能了解？通常，当你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好的响应是尽可能体会、理解当事者的心情。“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次就从今天结束的地方开始吧。”※※※※卡伦湿淋淋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把皮包夹在腋下，像名美式足球中卫。时间是1991年6月底，从面向公园的窗户望出去，外头正下着滂沱大雨。她朝我迅速点点头，快步移向座位。“过去两个礼拜，我随身携带那些子弹，”她边说边抓起腿上的皮包。“我每次都想把子弹交给你，却没有一次做到。我不确定我今天会不会这样做。”“在我听来，好像部分的你是真的想把子弹给我，否则你不会把它们带来，还特地告诉我，”我说。我得很小心地问，不能太直接，我必须让她觉得，把子弹给我完全是她的主意。卡伦的态度犹豫不决，眼神不时向两旁游移，而我只能等待。最后她垂下视线，手伸进皮包摸出一只塑料盒，里头大约有200枚0.22口径手枪的子弹。她看着弹盒好一阵子，然后把它交给我。我接过弹盒，放在旁边的桌上。“你还有别的东西要给我吗？”我问。她猛然抬头，两眼大睁，接着又低头沉思好一会儿。她再度将手伸进皮包，迟疑了几秒，然后掏出一把有刮胡刀片的折叠小刀。她把刀握在手里，仿佛在回忆什么；几分钟后，她伸出手，将小刀递给我，仿佛她刚把自己的生命交到我手中。“还有吗？”我问。她没抬头看我，迅速摇了两次头。“我必须确定你手上没有能伤害你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说。“可是，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回答。“你的意思是？”现在大吃一惊的换成我了。“没有东西伤不了我，”她又说了一遍，好像我第一次没听清楚似的。“我不明白，”我说——她心里显然有事。卡伦低下头，轻声说道，“我父亲曾用各种东西伤害我，”她说。“他喜欢拿东西塞进我身体里，什么都有。”“我懂了。”卡伦没再多说，我也不想逼她说出更多细节。她才刚开始告诉我她曾经历过的恐怖事情，所以我必须做她的最佳听众，不打断她说话，让她畅所欲言。我必须让她感觉到我对她的接纳，无论她说什么都不会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一部苟且偷生第5章父亲被捕卡伦自觉跟我越来越亲近，但她也因此吓坏了。她越是信任我，长久以来深锁内心的秘密就泄露得越多，有时速度快得超出我们俩的控制。从她在每次就诊之间写给我的字条看来，这些被唤醒的记忆似乎越来越令她困扰。1991年7月24日我很伤心。我想起我的朋友珍妮，还有新朋友塔米。我很嫉妒她们。原因并非她们与医生的关系良好，而是她们的医生会拥抱她们。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为这件事生气，我以为自己再也不想被别人碰了。我经常幻想你会拥抱我。1991年8月1日昨晚，我梦见我在游泳池里溺水了。一只男人的手从水面下托住我的头。他用左手，手指戴着金戒指。这个梦我已做过好多次，但我头一次记得自己看见戒指。1991年8月3日昨天晚上，我不断想起一些童年的生活片段。我想起祖父侵犯我之后，我把染血的内裤藏在某个地方，结果被祖母发现了。那时我大概8岁。我把内裤藏在碎布盒里，祖母问我为何把裤子放进去。她以为我对自己初经来潮感到难为情。只不过事发3年后，我才真的初经来潮。祖母把内裤扔了，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8月5日，卡伦到诊所来，我们讨论她从7月24日到8月3日间写的短信。她在信里描述太多往事，千头万绪，害我一时不知从哪儿开始。话说回来，既然卡伦的治疗计划是靠我俩的互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想就从这一点开始吧。“我没拥抱你……会让你觉得我不关心你吗？”她点头。她确实如此认为。我说我能理解她何以如此感受，还说，若处于她的状况，多数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这么说或许稍有降贵纡尊之嫌，但借由这番说辞，我试图让她了解：虽然我已察觉她以为我不愿意拥抱她，但事实也许是我想拥抱她，但基于某些原因，目前我还没办法做到。我找不到合理解释“不拥抱不代表关系不好”，“拥抱不具治疗意义”，“拥抱可能破坏别人和我之间的界限”的方法，我怕她会以为我只是找借口不拥抱她。有时我问我自己，卡伦遭遇如此严重的人伦悲剧，给她一个拥抱，一点点最基本的人道关怀又何妨？但不幸的是，尽管卡伦表明她渴望得到孩童式的拥抱，我却无法确定我的认知是否与她的感受相符？某部分的她很可能将其判定为恶意接触，所以我决定不冒这个险。“我很好奇你祖母发现内裤上有血的反应，”我继续逼她，“我很惊讶你祖母竟然没继续追问下去。这部分她也有错，而且是很明显、很离谱的错误。”我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是我想让她分辨我和那些共同掩盖她受虐事实的人并不一样。我们也谈到男人从水面下托住她的梦。尽管我怀疑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是我的，但我仍很好奇她怎么看这则梦。“你觉得，水里那只托住你头的手是谁的？”我问。她看看我的左手，身子不自在地扭动。“我不知道，”她说，扭过头去。“在水里是什么感觉？”“窒息。绝望。”※※※※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需要具备受虐狂和自大狂这两种性情。他们一方面必须被动承受，持续保持无私、充满同情心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得引导病人进入治疗程序，坚持成为病人的情绪中心。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能将受虐狂扮演得有声有色，却羞于充当自大狂。我可以陪病人坐上一整天，天天如此，设法理解并掌握他们最细微的情绪波动。好啦，也许没这么了不起，但我确实相当着迷于去了解人类心理层次是如何运作的，也很努力钻研。时间是1991年，我执业将近10年了。我发现我的专业能力越来越退步，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诊。尽管每个病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故事发生的过程几乎全部一模一样，并非每个人都像卡伦这般特别。正如那天我望着川流不息的第95街时的感触：我害怕被困在办公椅上、无止境地聆听病人陈述，直到自己虚弱得再也无法站起来。※※※※1991年11月4日，卡伦告诉我她祖父过世了。她去守灵，却什么也不记得；她大约遗失了6个小时的时间。她说她对祖父的感觉很混乱，因为他偶尔也对她很好。守灵后，她自残的念头增强了，她用某种恐怖的方式伤害自己，极度自我厌恶。听完她自残的具体说明后，我问她，“你认为这些都是祖父过世带来的感觉吗？”“我不确定，”她说，“说不定是这样。”卡伦意兴阑珊，对我的意见似乎没什么反应。“你能想到其他可能原因吗？”卡伦望向窗外，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我的问题。“贝尔医生，对于我曾要求你拥抱我那件事……我想向你道歉。”她并未看着我，反倒像在自言自语。“我无权要求你这么做。我觉得我需要被拥抱，但我也想过你为什么不愿意拥抱我。好像我心里只在意这件事。渴望碰触令我感觉自己有问题，但我觉得我像孩子一样需要拥抱——安慰而非伤害的接触，只是无关性别的抚慰性的碰触。你是唯一让我有安全感的人。这是我此生头一次打从心底想与人碰触，却没有可能会受伤的念头。也许，我只是需要确认你会一直在这里。”她的自白令我大吃一惊，原因并非她想要拥抱，想从我这儿得到拥抱而向我致歉，而是这番话的含义不仅感人，也十分辛酸。此外，她道歉的时机也令我意外。一般而言，联想是由问题引发的；从她描述如何自虐，再到她为了想被拥抱而向我道歉，其间必定有某种情绪上的连结。难道她自残的念头非因祖父过世而起，乃是源自我不愿拥抱她？两者之间有关连吗？相互关系为何？卡伦似乎相当痛苦且不自在，也许我根本还没完全领会她的困境。她想要我碰触她，却恨自己渴望碰触。如果她的自残起因于想要与我接触，那么，万一我真的拥抱她，她会对自己做出什么举动？※※※※1992年1月底，某个接近傍晚的午后，大雪覆盖整座公园，街灯照得积雪闪闪发亮。我在等卡伦。这几个礼拜我出门度假，好一阵子没见到她。我有些担心，不晓得她今天会给我带来什么难题。“我弟妹向警方报案，指控我父亲猥亵我的侄女妮娜，还有我女儿莎拉。”卡伦匆匆进门，连外套都扬了起来。她看起来颇为焦虑，完全不在乎我的想法——因为我也许会很高兴：她父亲终于必须为自己的兽行受到惩罚了。“你在担心什么？”我问。“他很快就要出庭受审，然后我妈一直打电话来。她一直问我，我爸以前有没有猥亵我。”卡伦似乎非常害怕。“万一我把真相说出来，我觉得有人一定会割断我的喉咙。”“割断你的喉咙？”“我爸总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就要割断我的喉咙。他会拿刀贴在我的脖子上，表示他会这样对付我。”她瞪大双眼。“你认为他真的会这么做？”“那当然。”※※※※2月底，卡伦表示警方预定在隔天逮捕她父亲。“我丈夫说，万一莎拉真的出了事，全部都是我的错，”卡伦说，“我从来不让她跟我父亲单独相处，因为我知道他可能会干出什么勾当。”卡伦痛苦又绝望。“可是，可能有一两次吧，我把莎拉交给我爸妈照顾。说不定是那时候发生的。”卡伦深陷在自己的思绪中。我静静坐着，等她继续说下去。多年来我常纳闷，她为何不逃离她的父母，躲得越远越好？她不曾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耸耸肩。卡伦的情绪开始崩溃，眼角泛起泪光。“我丈夫是对的，”她哭着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把她留在那里的，我怎么可以！”卡伦深陷绝望深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抓住她，把她拉出来。“但你确实注意到不能让她单独跟你父亲在一起呀，”我说，试着鼓励她，“你相信只要有你母亲在场，你父亲不会伤害莎拉的。”“嗯，”卡伦仍无法释怀。“莎拉怎么说？”我问。卡伦稍稍坐直了些。“她说他什么都没做。”“你相信她吗？”我问。“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一定也会这样说，”卡伦虚弱地微笑。“可是，你曾有过的遭遇并未在莎拉身上重演呀，不是吗？”“嗯，”她回答。“你觉得莎拉会跟你说实话吗？”卡伦略显迟疑，我认为她开始爬出那个情绪深渊。“我不知道，”她说，身子不安地移动。“我问她，他有没有威胁她，她说没有。她看起来并不害怕。”“她似乎并未感受到你当时被威胁‘说出去就要割断喉咙’的那种恐惧？”我说。“没有。她没有。”“所以，莎拉很可能不像你或妮娜一样，被你父亲伤害。”卡伦点头。她心情仍然很差，至少比刚才好多了。她仍相当沮丧，但已不再渴望寻死。目前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诊疗时间已经到了。※※※※1992年3月初

国大事，进行多种语言文字交流。和珅对乾隆来说，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陪伴和助手。四、贪得无厌，打击异己仗着乾隆的宠信，和珅用各种手段聚敛钱财，比如侵吞、纳贿、索要、放债、开店、收税、盘剥盐商等等。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和珅这一关，他从中截取，以致他所藏的珍珠手串，比皇宫的还要大、还要多。据说，在和珅被查办的前一天，乾隆的七阿哥派人来求和珅想个办法救救他。原来，这个王子不慎打碎了皇宫中一个直径尺许的玲珑剔透、光彩夺目的碧玉盘。这是皇帝平素最心爱的珍宝器皿，七阿哥怕嘉庆龙颜大怒，怪罪下来，所以赶紧派人来求和珅，和珅随手取出一块精美玉盘，对来人笑笑说：“这有何难，看看这个玉盘可否代替？”来人一见，顿时就乐得两眼眯成一条线，手捧这块不知比皇宫那块强多少倍的玉盘，一路小跑带回去给了七阿哥。当时的官员们想得到一个肥缺，或想保住高官禄位，或想飞黄腾达，或欲免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无不走和珅的门路，并付以重金行贿。另外，他还明里暗里敲诈勒索各地官员。有一次，闽总督伍拉纳等，为报效给和珅的财宝，竟然公开吊打州县官员，聚敛钱财。这样上行下效，各州县官员严刑拷打公差、衙役，公差、衙役又去加重对老百姓的盘剥和搜刮，这种一层压一层的腐败，最后引起了大规模的起义。他们以“官逼民反”为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和珅。和珅谙熟官场之道，但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始终不露痕迹，总有一些人来弹劾他，为此，和珅千方百计地堵塞或拦截通向皇帝的信息渠道，对异己力量打击报复，如御史曹锡宝想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以打开缺口参劾和珅，但他不慎走漏了消息，被人连夜向和珅告密。和珅知道后，在乾隆跟前预先作了铺垫，曹锡宝因此反被革职留用。嘉庆帝对和珅专权贪污早有耳闻，心中极为不满，但碍于乾隆的情面，投鼠忌器，敢想而不敢言。乾隆去世后，嘉庆主持朝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查办、处死了和珅，抄没了家产。有张流传的抄家清单这样记载着和珅的财产：田地八千顷，当铺七十五家，银号四十二家，古玩铺十三家，带花园的楼台一百零六座，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器皿等；仅各种各样的衣服就有：貂皮的一千五百零二件，杂皮的一千二百四十三件，其他衣服五千三百一十六件。他的整个家产，折合白银竟然达九亿多两，这么大的数字远远超过了清廷十余年的总收入（每年七千万两），其贪污款项之多，数额之大，真是前所未有。自古以来，无论是王恺、石崇都不及和珅的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没有这么大的家私。【点评】和珅依靠乾隆的宠信，贪得无厌，在他通向财富的巅峰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大贪官和珅的事情表明，乾隆盛世的外衣下，清廷内部已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第十一章“浓墨宰相”刘墉宰相刘墉，民间广为流传，野史上记载颇多的是他与乾隆、和珅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说来令人捧腹，几至绝倒。历史上也确有这个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青原、香岩、石砚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系乾隆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其父刘统勋也是大学士，刘墉的仕途还算顺利，这里面多少有些他父亲的功劳。据说刘墉持躬清介、行为放诞、不修边幅，穿着破衣烂衫，虽然露肘踵也一点儿都不在乎。一天上殿，有个虱子沿着他的衣领而上，慢慢地将要爬到丫胡须，乾隆看见不禁偷偷地发笑。刘墉见了心里纳闷，不知道乾隆笑什么。回到家后，外人看见了提醒他，要给他捉虱子，刘墉才明白乾隆暗笑的原因，于是对外人说：“不要杀了这个虱子，此虱几次爬上胡须，曾经为皇上御览，福分大佳，你们也没有它那么好的福气！”其怪诞如此，刘墉居官数十年，家资清薄，门可罗雀；而与他同时的满相和珅却专权恣肆，富可敌国，就连他家的看门人，也有银子百多万两。刘墉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朝服拿到和珅开的当铺里去典当换钱，而和珅的门人一点儿也不知道。有一次正逢元旦朝贺，同僚皆狐裘貂套，只有刘墉穿着破衣服，状极瑟缩，乾隆见了很不高兴，认为刘墉是装的，便责问说：“刘墉你为什么有衣服不穿，装成这副穷样子？”刘墉叩头回答说：“我的全部衣服，都在和珅的当铺里。”乾隆把和珅召来问，和珅茫然不知，于是刘墉出示当票说：“我有票据在，怎么能说没有呢？”和珅大窘，哑口无言，乾隆于是说：“刘墉的衣服，你还了他吧，你看他冻得怪可怜的。”从朝堂出来后，和珅老大不高兴，刘墉掩嘴偷笑说：“皇上问得凶，我一时找不出话说，只好把老兄抬出来，莫怪莫怪。”和珅哭笑不得，对刘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刘墉就是这么幽默滑稽，谁的玩笑都敢开，谁却又奈何他不得，人们都称他为“小诸城”。刘墉不仅怪诞幽默，而且书法诗文很好，甚至超过了他的政绩，被称为“浓墨宰相”。尤其是他的书法，在乾隆、嘉庆年间，与翁文纲、梁同书、王文治并称“清四家”。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诸城刘文清书法，论者譬之以黄钟大吕之音，清庙月堂之器，推为一代书家之冠，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所谓金声玉振，集群圣之大成也。泗州扬文敬公士骧所藏文清真迹甚多，盖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体格屡变，神妙莫测，其少年时为赵体，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后笔力雄健，局势堂皇。迨入台阁，则绚烂归于平淡，而臻炉火纯青之境矣。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这段话，恰当地评价了刘墉的书法，正和他的为人一样，怪诞幽默，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刘墉的字好，而且自成一家，别人极难模仿成功。他当尚书的时候，每写完判词，就画一个“十”字，有下属模仿，刘墉一眼便能认出，说：“我的字是不可模仿的。”然而刘墉对自己的评价却是：“吾平生有三艺：题跋为上，诗次之，字又次之。”那么，刘墉的诗如何呢？法式善《梧门诗话》中说：“刘石庵先生小诗最有远致。”阮亨《瀛舟笔谈》说：“石庵刘相国书法冠冕海内，而诗不多见，所传诵者大率从卷轴传抄而得，字字遒劲，非深于少陵者不能读也。”看了别人的评论，我们再来看其两首小诗，风味你自己去评说吧。康熙、乾隆曾数次派人去寻找黄河之源，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探定，探源者鄂弥达自绘寻源小像以志其事。对此，刘墉有一首应和之作，名为《题寻源小像》，其诗如下：三万与图驿使通，远探星宿被恩隆。一源迢递求天上，九曲分明到眼中。密勿陈情归圣鉴，飞腾绝域嗣家风。斯人宛在无今昔，鲸背游仙向海东。再看其一首《题寺门》的小诗：强将佛法困英雄，禅榻蒲团一扫空。今日清凉山下路，杏花深处酒旗风。书画如其人，诗亦如其人。中国文论有句名言：“文如其人。”凡是一个人的自成风格的作品，无不是其人格的反映。看来此言不虚。【点评】刘墉做官方正，为人圆通，锋芒藏于愚中，骨力隐于拙内，这与他的书法、诗文声气相通。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但这种趣，似乎透出一种历史的悲凉，为盛世危机中一种无可奈何的昭示。第十二章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和珅的腐败导致清王朝上下官员贪污成风，几个清廉的官吏都寄情于诗文书画，明哲保身，百姓怨声载道，一些反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组织在民间兴起。在湖北和河南一带，兴起了白莲教。最初是一个叫刘松的安徽人，到河南传教，利用给百姓治病的机会，劝人入教，后来被官府发现抓获并将他流放到了甘肃。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和宋之清逃到湖北，继续传教。他们向人们宣传说：清朝快要灭亡了，将会出现新的世界，入教的人都可以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听了这个宣传，纷纷参加了白莲教。参加白莲的人越来越多，震惊了乾隆帝。乾隆帝命令官府捉拿教徒。一些官吏本来是敲诈勒索的老手，趁机派出差役，挨家挨户地查问，不管你是不是教徒，都得拿出一笔钱来“孝敬”他们，有钱的出钱买命，没钱的便被抓到监狱里严刑拷打，甚至送了命。武昌有个官员向百姓敲诈勒索不成，竟然罗织罪名，加害百姓几千人。为此，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襄阳召集教徒开会商量应对之策。大家纷纷说：“这个世道真是官逼民反了，我们不如索性起来造反吧。”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决定用“官逼民反”的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并且派出教徒分头到各地去联络。1796年，也就是嘉庆帝继位那年，白莲教徒在湖北宜都、枝江等地举行起义。襄阳地方有个白莲教首领齐林，原定在元宵节起义，不料走漏了消息，遭到官府的袭击，齐林和一百多个同伴被杀害。齐林年轻的妻子王聪儿，是个江湖卖艺的女子，从小练得一身武艺，她十六岁与齐林成亲，丈夫死后，她决心给丈夫和起义的同伴们报仇，于是她和齐林的徒弟姚之富一起，重新整顿起义队伍，不到一个月，组织了一支四五万人的起义军，他们到处打击官府，惩办贪官污吏。当王聪儿在湖北起义的时候，四川、陕西的白莲教也起兵响应。起义的怒火在三省广大地区蔓延开来。嘉庆帝见此，连忙命令各地的总督、巡抚、将军、总兵等大小官员，派出大批人马镇压起义军。王聪儿的起义军在湖北、河南、陕西流动作战，打破了清军的围剿。1798年，起义队伍到了四川，与当地的起义军会师。清军有个将领明亮向嘉庆帝献了一条“坚壁清野”的计策，要各地组织武装民团，修筑碉堡，起义军一来就把百姓赶到碉堡里去，叫起义军得不到粮草供应与人员支持。嘉庆采纳了他的计策，下令各地全都采用这种计策，起义军的处境果然越来越困难。嘉庆三年（1798）初，清军在川北一带围攻王聪儿，王聪儿摆脱清军围攻，带领两万人攻打西安，不料在西安打了败仗，再打回湖北的时候，明亮率领官军紧紧追击。起义军后有官军，前有武装民团的拦截，在勋西（今湖北省内）的三岔河地方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王聪儿指挥起义军退到茅山的森林里，准备组织突围，又被官军密密麻麻地围住山头，大举进攻。最后终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而归于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等跳崖身亡。此后，各地起义军继续进行反抗官府的斗争。清王朝共花了九年工夫，才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白莲教起义虽然失败，却唤醒了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仅十多年的时间，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李文成出生于河南滑县谢家庄一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他家就与官府结下了深仇大恨。其大哥李文山给官衙修建花园，完工后，衙役监工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诬陷他偷东西，他大哥因此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时被放出狱，不久后死去。二哥李文林，因带头拒缴官税，被活活打死于狱中。李文成十多岁时，曾念过几天私塾，因为反对宣传孔孟之道，以对孔孟不尊之罪名，被赶出了学校。为了谋生，他年纪轻轻便做起了木工、泥瓦匠。有一次，他被县署招去修建寺庙，工钱皆被衙役毛天庆私自侵吞，他站出来替几位穷苦工人说话，据理力争讨要工钱，毛天庆反诬他惑众闹事，煽动罢工，于是县官判了他企图谋反罪，关进了大牢，后为乡亲们多方营救而获释。后来河南、河北、山东各省连年灾荒，饿殍遍野，想造反的人很多。于是李文成抓住时机，串联组织了天理教。其教义是：平民百姓要想不受官府欺压，除非改朝换代。李文成以为人看病、算卦为掩护，在百姓中间传播天理教。他先与勇于造反的牛亮臣结为盟兄弟，接着又与天理教首领黄兴宰兄弟商议谋划如何发动民众起义。李文成、牛亮臣和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山东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商定，林清在河北、冯克善在山东、李文成在河南，三处在同一时间举行起义，起义成功后，并建立政权统归李文成领导。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李文成、林清在滑县道口镇召集众人召开天理教大会，制定起义军纲领和各项纪律。起义军的纲领是：“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平分土地。”纪律是：“违反纲领者杀，泄露机密者杀，打骂百姓者杀，调戏妇女者杀，掠夺民财者杀。”老百姓见此，说李文成是“李自成”转世，纷纷要求参加天理教。同年十月，各路起义军首领商定，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三省同时起义。不料，距起义还有一个月的时候，起义机密被泄，李文成、牛亮臣被捕。于是天理教首领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九月初七提前起义，到了这天，起义军大队人马攻破滑县县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等人，并杀死了县令强克捷和巡检刘斌。随后，李文成同众首领议定建立农民政权，任命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义军严惩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开仓济贫，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响应，民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但林清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因不知山东、河南提前起义的消息，仍按原定时间起义攻打紫禁城，由于没有援军协助而失败。后来，李文成所率领的起义军又陷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重重包围之中，最后寡不敌众，也很快失败了。【点评】嘉庆帝在平定了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后，虽然意识到了“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表现出了儒家仁君爱民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但是，他把这一系列危机事件仅仅作为个案看待，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寻找滋生百官腐败的根源，并加以解决。他胸中没有大格局，掌上没有大手笔，因此他虽然一件一件地解决了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机，却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机，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时，清王朝已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第十三章鸦片战争始末清朝后期，中国的专制皇权制度已经陷入没落时期，这种腐朽的社会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历史前进的脚步。而这时西方世界由于出现了新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迅速地壮大了起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他们开始寻求对外扩张，并很快地把目光投向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一、罪恶的鸦片贸易起初，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限制着中外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很难倾销，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而中国的茶、丝等土特产在国外却备受青睐，出口量逐年递增。在中英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的有利地位，白银内流，这种发展趋势，使西方列强很恼火。当一般商品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时，英商很快就又找到了新的商品，那就是鸦片。鸦片，俗称大麻，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麻醉剂，是吸食的毒品。鸦片不仅具有高出成本很多倍的高额利润，而且长期吸食，还有成瘾的后果，能够让人数众多的中国依赖鸦片，那无疑是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利润就会长期滚滚而来。于是英商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美、俄等西方列强见了，也纷纷加入到这种一本万利的“贸易”中。鸦片走私到中国，给中国社会、清政府和广大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患，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生产力急剧下降。鸦片一到中国首先被很多清朝文武官员接受，由于吸食成瘾，这些官员再无心思处理政务、军务，结果使吏治更加黑暗腐朽，军队战斗力一度削弱。为了满足吸食鸦片的耗费，官员们又拼命在百姓中间索取钱财，百姓的生活更加贫困。同时，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国内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雍正时每年走私进口鸦片二百箱，乾隆时增至一千箱，嘉庆时增至四千箱，到道光时，鸦片走私更是嚣张得突破三万箱，流失白银三千万两，这使清政府本来就很紧张的财政更加拮据。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中国

基于天地传感网的数字孪生技术在灾害智能管理方面的应用：“今年5月21日，国际首颗遥感成像、气象探测和水利应用一体化卫星‘珞珈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能满足目标识别级的遥感感知的高分辨率、视频等多种探测需求。在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的防汛工作中，‘珞珈二号’观测到堤防决口的影像，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帮6300余名群众当天完成转移。”动态监测老人、赛事、施工“AI视觉行为分析”实时告知“摄像头我们已经用很多年了，最大的感触就是无法事前报警。比如说，有的老人在起居室里摔倒了，或者小孩爬到没有关闭窗户的危险地带，原来的摄像头可能会认出来有老人有小孩，但它不能理解画面的语义；但当摄像头有了一个‘认知性大脑’，看到这些场景时，自然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可能处在危险之中，从而实现事中的监测和预警。”上海趋视科技总裁徐飙向记者介绍了其最新的“AI视觉行为分析”技术：“采用TOF(Time-of-Flight)传感器采集数据，并通过‘智能分析仪’进行AI推理，可以精准地识别老人跌倒、久坐不起等风险因素，通过APP实时将信息发送至家人或社区服务人员手机端。”徐飙介绍：“比如，某街道违章停车、渣土车违规行驶、无证摊贩临时摆摊、商铺占道经营、乱倒垃圾等社区问题频现，对于人员缺乏的社区管理队伍而言，会出现如问题发现不及时，协调成本高，管理缺少数据支撑等现象；而智能视频行为分析技术给街道每一部摄像机都装上‘AI大脑’，实时分析街面情况，对违规行为自动且及时地上报。当侦测到指定区域内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生成提醒信号，实时推送到管理人员随身设备中，实现社区问题处理敏捷化。”高新兴科技集团首席技术官陈利军对记者介绍，在即将于12月24日于广州举行的黄埔马拉松比赛中，通过在沿路高耸的楼宇部署的AI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可以做到赛事的全程管控。“无论队伍到哪里，整个队伍都是在可视范围内。比如说哪里发生拥挤或是有什么异常，AI视觉分析可以协助管理人员快速掌握全局。”记者采访发现，通过“AI视觉行为分析”，在马路上，摄像头可以识别车牌、追踪违规行为；在工地上，可以识别工人是否佩戴工作手套、绝缘鞋、护目镜等，为工人施工建立安全屏障；在校园里，有了“AI校园防欺凌终端”，可以针对“救命、打架、110”等异常词汇进行采集；而在食堂，“明亮灶厨算法”能让摄像头识别厨师有没有戴厨师帽和口罩，还有各种用具的摆放合不合规，食堂够不够卫生、有没有老鼠等；在家门口，可视门铃能够识别来访是你的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视觉大模型被“引爆”多模态AI学人类“感知”世界在本次CPSE安博会上，至少有六家头部企业推出了通用或行业大模型，或是展示大模型应用。郭威认为，视频大模型已成为继自然语言处理(NLP)之后AI技术的下一个引爆点。“大模型最大的意义是让我们从判别式AI走向深层次判别式的AI，前者主要从数据和信号中去提取特征进行识别，完成像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而后者可以在海量数据训练的基础上生成文字、语言、图片、视频代码甚至算法，完成各类专业人士的工作，在生产力的提升上更为直接。”计算机视觉已经迈入“大模型时代”，在许多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和价值，安防领域也不例外。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安防产业链上的各细分领域企业也推出了自己的大模型，如大华的“星汉”以视觉解析为核心；宇视科技的“梧桐”集CV行业、NLP行业等于一身，能够满足多样化的任务和场景需求；云从科技的大模型“从容”应用于视频监控、入侵检测、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的数据分析，“行人基础大模型”覆盖了人体全局属性(性别、年龄)、局部属性(穿戴风格、配饰)、携带属性(手机、刀棍、手提包等)、人-物交互HOI(抽烟，持刀棍，手机拍屏幕)等，广泛应用于矿山、建筑工地以及特殊场所的安全布控，监控作业人员穿戴合规，姿态行为等异常和违规行为。熵基科技首席科学家陈书楷介绍：“我们人类的智慧体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感知、思考和行动来改变世界。现在机器也拥有了‘感知’和‘思考’的能力，伴随AI的发展，机器必须通过视觉来理解周围的环境，做出决策。”该企业自研的BioCV大模型可以实现园区运行安全“一屏统览”。陈书楷表示，多模态AI结合了更多的感官模式，它模仿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够为多样化场景下的智能个性化应用开创全新可能。明年有望大范围落地智慧社区更关注隐私保护国际数据公司(IDC)数据显示，自2023年开始，随着大模型、生成式AI的盛行，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市场迎来新的机遇。IDC预计，未来5年人工智能将进入大规模落地应用关键期。一位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随着AI和大模型一日千里的发展，智能视觉技术将在所有垂直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大模型实施之后，因其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训练效率，我们可以用相对少的数据就达到非常高的准确度。针对不同的场景，大模型的泛化能力也比传统AI有非常大的提高。”郭威认为：“大模型现在各个行业都在试，我觉得明年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很多智慧社区，大模型能够有效落地，形成商业闭环。”智慧社区对于人工智能有着旺盛的需求，也是能够实现规模化发展、可复制性强的场景。记者发现，在此次CPSE安博会上，“个人隐私保护”也被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着重强调。“视觉分析系统涉及采集并分析一些日常生活画面，需要平衡监控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合理使用和保护个人隐私权。”据了解，针对智慧社区场景的特点，趋视科技、精华隆智慧感知等企业采用了可以“脱敏”的采集技术，不是通过视频监控，而是通过仅可见“影子”的深度图像，反映景内物体的距离和角度值，不直接包含面部、身体或其他私人信息，大大降低了隐私泄露的风险。记者采访发现，目前部分智能安防产品和现有的基础大模型还没有挂钩，但徐飙介绍，未来，相关安防设备可以和目前一些成熟的语音大模型对接，感知方式从视觉延伸到红外、雷达、光纤、声纹等更多维度，随着TOF类雷达传感器的不断应用，除了语音和图像外，第三维深度数据感知越来越丰富，基于深度数据的大模型必将把机器“认知”世界的能力带到一个新高度。“双11”造节第15年，你买了吗？这些新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没有疯狂‘买买买’，就趁优惠买了几样生活必需品。”“以前买很多欧美大牌，现在不囤了，只买马上需要用的，也便宜不了几十块。”今年，“双11”大促步入第15个年头，消费者变得更理性，诸多变化折射出消费之变。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徐兢消费者更理性，手动比价找出“最低价”今年的“游戏规则”十分清晰，低价是各大平台“打法”核心。低价、优惠、有赠品——这是不少消费者在“双11”下单的主要原因。随着消费者理性回归，年轻消费者不放弃“薅羊毛”，但也不再“疯狂买买买”。消费者的谨慎心态，也是电商不惜拉低价格刺激消费的重要原因。近日，贝恩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2023年“双11”：理性和感性双管齐下，赢得消费者青睐》显示，与2022年相比，77%的消费者计划在今年“双11”减少消费支出或维持和去年一样的水平。普华永道发布的《2023年全球消费者洞察调研》显示，51%的中国消费者正在减少非必需品支出，而对于必需品，人们开始选择更低价的购买途径。南京市民朱先生今年“双11”买了一个吸尘器，他先搜天猫店价格，然后去京东、拼多多比价，与各家店的客服聊天询问发货渠道，最后选择了价格最低的平台下单，收货后很满意。“我不觉得烦啊，研究这个挺有意思，所以我总能买到性价比高的东西。”他说，身边不少朋友“双11”买东西都喜欢找他来咨询哪里是“全网最低价”。头部主播“退烧”，多个新直播间崛起“直播卖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11”的吸引力。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平时经常看直播，也都有折扣，该买的都买了，‘双11’没啥好买的了。”这个“双11”，头部主播热度在降低。虽然李佳琦今年的势头有所回落，不再一家独大，但仍稳居超头主播地位。网友们都奔向各自感兴趣的直播间，在多个直播间之间反复“横跳”，一方面是对主播感兴趣，一方面是瞄准“羊毛”。记者发现，“顶流”机构方面，“TVB识货”“交个朋友”“东方甄选”先后进驻淘宝，近一年来，这些机构不仅跨平台直播，还打造起了直播间矩阵，在各平台都能刷到他们。“TVB识货”首次参加天猫“双11”晚会，TVB艺人陈豪、黎诺懿、陈敏之、陈自瑶与内地艺人连麦互动，现场《溏心风暴》与内地知名IP联动，通过美食和“特色港普”等方式碰撞出多种火花，直播间给网友撒了11.11万元红包。京东采销意外“出圈”。与传统直播玩家相比，京东采销直播间实属“潦草”。负责讲解的主播都是一线采销轮番撸袖子上阵，在线激情降价，喊话“没有人管得了我了”“就是要便宜”。抽奖、送券、半价，引得网友直呼“这样的发疯能不能多来点”。直播间也简陋得很，会议室开播、办公区公共空间开播，没有助播，直播链接是现做的，背后的横幅尤其显眼：“不要坑位费、不要达人佣金，现场降价。”11月12日电(中新财经记者吴涛)中小微企业要加快转型步伐，哪些产品和服务适合中小企业？11月9日至11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以下称APEC技展会)在青岛举行。不少与会嘉宾谈到，“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APEC技展会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徐晓兰表示，推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构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服务体系，鼓励开发“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推广绿色节能低碳技术应用，加大绿色能源供给，引导中小微企业加快转型步伐，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徐晓兰还表示，推动亚太中小微企业务实合作，支持中小微企业在贸易投资、科技创新、技术人才等领域扩大合作广度和深度，发挥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跨境撮合服务平台的作用，为中小微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交流对接和配套服务。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副局长贾宏伟指出，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是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冯旭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积极成效，展望未来，提升技术经济性是中小企业转型“破冰”的关键，“小快轻准”是适配中小企业特征的主流产品形态，多方协同是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有效路径。在APEC技展会期间举行的中小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论坛上，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称，广大中小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要推动中小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通过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绿色科技创新、提高绿色服务水平以及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等举措，促进中小企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本届APEC技展会以“绿色发展数字赋能融通创新合作共赢”为主题，举办1场展览，1场开幕式和主论坛、5场分论坛、3场产业链论坛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17个APEC经济体，1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和1600余家企业参展参会。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杨程晨)中国官方10日发布最新的涉藏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李德成受访时表示，西藏的人权保障现况怎么样？“我想，这份最新的白皮书告诉了大家答案”。这份名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及其历史性成就》的白皮书提到，西藏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培育内生动力，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李德成对中新社记者说，过去的西藏可以说是一穷二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及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至今，西藏人民才切切实实地享受到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确实是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全面成就的一个标杆。他引述白皮书的六部分内容表示，人民幸福是最大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决定了人民的幸福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西藏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各族民众安居乐业，老百姓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说，西藏的人权事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为宗教研究学者，李德成重点参与白皮书第三部分“民族宗教工作扎实推进”有关内容的撰写。他说，西藏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宗教领域持续和谐稳定。当前，不论是从宗教寺院的数量，还是宗教民俗活动的开展，都能显现出西藏的各族信教群众在宪法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自由。他还提到，在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内部，可以看到僧人们自由地学经辩经，开展宗教活动，信教群众也可以自由地到寺院朝拜，按照传统参加宗教节日等活动，如萨嘎达瓦节、燃灯节等。传承至今的宗教节日活动、宗教民俗活动等既保存历史的仪礼传统和庄严，也加入现代的文化体验和活力。中新网温州11月11日电(记者孙自法鲍梦妮)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1月11日在浙江温州开幕，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开放是科学的天性和创新的本质，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他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协同包容，做开放创新的先行者，依托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跨越制度的藩篱、文化的隔阂、语言的障碍、学科的差异，成为彼此在科学道路上同向同行、并肩并进的好朋友好伙伴，汇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心、智慧和力量。万钢表示，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日益开放、更加包容的中国，也将为全球青年科学家提供广阔舞台，希望大家当好友谊使者与合作桥梁，利用自己的所学所思、所见所闻，把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呈现给全球科技界，介绍给更多的朋友，让世界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万钢还希望青年科学家坚持矢志笃行，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坚持求是向善，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做科技创新的生力军方面，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不忘初心、不移其志，求索问道、求实溯源，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挺起铁肩膀、扛起千钧担，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把为科学理想奋斗的实践推向前进。做守正创新的行动派方面，需要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深入研究、勤于创新、勇于创业，推动想象力、创造力、生产力的有机转化。同时，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必然带来一系列规则冲突、伦理挑战、社会风险，希望广大青年科学家坚持守正创新，率先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引领科技界自觉优化学风作风、遵守伦理规范，着力科学普及，让创新红利、发展福祉惠及全社会。万钢呼吁，广大青年科学家都能够在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的平台上共商、共建、共享，在中

果不探清底细也许后面的事情还会更糟。“景颇人的谚语说得好哦～～”老田在一旁感慨了起来，“云雾里看到的光芒不一定就是太阳咯。”“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莫炎无力地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也许是我太过心急，一时间让他说了那么多话，精神有些不济。招呼着老田，继续拉起藤架向着村落里走去。……在村落挨过一晚，村里人安排了一架牛车将我们送到了二十里之外的老田家。老田是个鳏夫，无妻无子，住在村子边上的一座吊脚楼里，二层的主房让给了晖儿、S和养伤的莫炎，我和老田则睡在了存放物件的三层阁楼上。莫炎足足修养了两天才勉强能够下床行走，老田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根茎，成锅地煎煮，一大碗浓浓的药汁端来把个鼻子灵敏的莫炎呛了个半死。良药苦口利于病，折腾归折腾，可莫炎的身体却迅速地恢复了起来，四天之后便好了大半。这段时间里，S一边帮着老田熬药，一边好奇地问这问那。十个猎户九个医，这老田不但了解中药医理，而且还很有耐心，掰着手指一样样地解释过来。这下S就更来劲了，成天和老田捣鼓着什么蝴蝶梅、千头红、冷饭果、血当归、钻地风，扎堆地钻在草药窝里乐颠乐颠的。研究归研究，可她那马大哈的毛病却总也根治不了，一天自己配药下锅，刚端到莫炎面前，那家伙的鼻子直接开闹，接连打了三四十个喷嚏，就差没断气了。老田拿来一闻，当下就乐了，原来她多加了一味鸡矢藤，活血化瘀倒是没错，可却忘了照顾莫炎的鼻子。我看得连连摇头，对S这股子莫名奇妙的“中药热”深表费解。晖儿笑着点了下我的额头：“所以说你情商低，S是在积累和林岳较劲的资本呢。”听到这话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女人的心思只有女人最懂，林岳那小子估计这会也窝在哪个角落里大打喷嚏呢。不过，男人的心思似乎并不是男人最懂，莫炎的伤势日渐好转，但脸色却一天比一天难看。不知道是沉浸在饬金人面蝎的挫败感中，还是在苦思了然的动机，也可能是在筹划着沾益天坑之行。“莫炎，你最近愁眉不展的在思考什么？”男人的心思不用猜，我索性直接问。“搬头尸应该是守卫天坑的。”莫炎顺着自己思路的话显得没头没尾，“按道理它们会布下陷阱。”“陷阱的问题不是纸上谈兵就能解决的，不入虎山焉得虎子。”我劝解道，“与其在这里想破头，倒不如小心点去闯一下。再说时间有限，S身上的山鬼巫已经长出肩膀了。”“嗯，我心里有数。”莫炎点点头，递过手机，“你看看这两份邮件。”接过手机，我打开了莫炎所说的两份邮件。从时间上看这是同一天发送的，相隔大约两小时，邮件署名都是了然，但表述的内容却有些奇怪。邮件一：“此行数难，当防饬金之灾。”邮件二：“数难皆无碍，饬金当无恙。”我反复看了半天，总觉得两份邮件间前后矛盾，但却找不出问题的症结。莫炎拿回手机，轻舒了一口气：“饬金之灾虽无碍，但却绝不是无恙。”“你的意思是……”我眼睛一亮，“了然会推算，而且很准？”“筑壤搬山，天象辨凶。”莫炎点头道，“好的不准坏的灵，他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心头的疑云渐渐被拨开了一层，那谜团背后的影子虽然模糊，但已开始有了轮廓。“龙脉之行可能是圈套。”我大胆地判断道，“雇主是下套的人，随后通过某种手段渗入你和了然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些虚假信息给你。”“他也在云南。”莫炎望着远处的山脊道，“合作了二十年却从未露过面。”我这才知道，莫炎和了然之间完全是靠信件往来，从未直接接触过，即便是天大的事情也只是一张信纸或一份邮件。“吃饭了～～”晖儿的叫声打断了我俩的对话，闻着喷香的饭菜，肚子里不觉已是咕噜作响。“老田和S呢？”饭桌上只有我们三人，那两个“中药专家”却不在屋里。“他们去大坡乡采草药了，说能赶上午饭的。”晖儿望了下窗外，“估计应该在回来的路上了。”“对了，晖儿，你能不能通过邮件的发送信息追查到邮件始发地？”看着晖儿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转发服务器没有刻意的伪装，邮件发送时间又不是拖得很长。”晖儿放下碗筷解释道，“如果邮件发送的时间太久，服务器信息就会更新覆盖。”“近半个月前的邮件。”莫炎似乎明白了我的用意，“准确地说是九天前。”“应该可以，一般大型邮件服务器的清除间隔是十二到十五天。”晖儿一脸肯定地答道。“那……”我刚想继续说下去，却见S一头撞了进来，盘起的长发上尽是草叶和泥土。“老……老田掉下去了……”S气急败坏地喘着粗气。“掉下去了？！”众人被她说得一愣，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我脑间徘徊了起来。“老田掉到哪里去了？”我连忙追问道。“小天坑。”S平静了一下气息道。“小天坑？！”莫炎一下站了起来，“你们去了大坡乡的子母天坑？！”“嗯……”S点点头，一脸无辜道，“老田说那里有很好的草药而且是四个天坑里最安全的一个。”“最安全……”莫炎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苦笑，“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子母天坑。”十三、无界毛龙莫炎的话让众人都是一惊，看来老田只怕是凶多吉少了。缓过劲来的S和我们说明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他俩是去天坑附近采药，在子坑坑口老田发现了一种稀有的补气草药，于是便去采摘。坑边的植物茂盛，S依稀看到老田在坑壁上打了个滑，连喊都来不及喊就掉了进去。惊恐的她呼唤了半天，却只听到坑内的传来的回音，无奈之下只得原路返回，在乡里雇了辆车赶来通知我们。听完S的叙述，莫炎的腮骨不住鼓动，沉默片刻之后便决定要去天坑探询老田的下落。天坑之行原本就是迟早的事情，何况现在老田又在那里出了意外，当下由莫炎去村里安排代步工具，大家收拾行囊直奔出事地点。说到办事效率，莫炎是我所见过最高的一个，十分钟内不但找来了牛车，还拉回了一大捆结实的绳索。他用最快的速度将我们带到了天坑附近的山域，当然大家的屁股也没少吃苦，拉车的犍牛几乎是狂奔着在山路间行进，车子停下的时候口角已泛出了白沫。路上莫炎将天坑的情况大致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大坡乡境内有四道天坑，大大小小各有特色，子母天坑发现的时间最早，也是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由于天坑特殊的自然环境，其中生长着不少条件各异的中草药，采药者时常会进入这里采取一些新鲜药草，不少好奇猎险的旅游者也时常光顾。初听莫炎对子母天坑的介绍，我心中不住怀疑，像这样早就被人探明，甚至开发作旅游景点的地方，怎么会是埋藏龙脉之谜的去处？子母天坑的母坑其实就是一个垂直的巨大地面凹陷，与其说是坑，倒不如称之为巨井。红色石壁四周环绕着各种青翠的树木，但由于坑口直径太大，任这些树木如何地疯长，也只是天坑的一种小小的陪衬。老田出事的地点便在几十米之下的那个子坑，坑的周围密布着各种茂密的树，针叶阔叶相互交缠在一起，将坑口重重围住，只在中间漏出了一片空隙，让人大致能分辨。想看清这天坑的真实模样倒是件很难的事情，脚下小心的探着地面，我们牵着树枝走近坑口。透过交织得有些夸张的树枝树叶，隐隐可以窥见徒峭的绝壁。深不见底的洞穴活像一只神秘的黑眼望着天空，山风拂动间让人有些不寒而栗。“老田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S心有余悸地指着坑边的一处。莫炎并没有顺着S的指向去探查，而是不住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我发现他的鼻尖一直在抽动，急速的频率像似一只正在寻找目标的猎犬。“下过子坑的没活人。”他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这里好像有局。”有局？莫炎的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当下便抬眼望去。从现在的位置能看到母坑上沿的红色石壁，远远地像一面鲜艳的旗帜挂在山上。环视四面几乎都是这样的石壁，陡峭垂直地凹入地面，加上正中的这个子坑，整个子母天坑就像大井中套着小井。“造成石壁发红的是什么成分？”我隐约间感到不妙。“那些石壁里有丹硝。”莫炎若有所思地又看了下子坑，扬手射出一道银色长索，飞没入子坑深邃的绿色中，猛力一拽，一片绿叶被带出了子坑。“蕨类植物。”端详着叶子，莫炎眉尖一扬，“是桫椤。”“阴阳无界局……”额头渗出一层冷汗，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大脑抽筋的感觉。“至阳外规，极阴中生，地脉吐纳，阴阳无界。”自己都很难相信这是我的声音。“你漏了下半句。”莫炎将绳索捆在坑边一棵结实的大树上，“其聚寒水，灵物滋生，难入五行，仙魔不分。”听我俩一人一句地打着哑谜，晖儿和S完全一头雾水。帮着莫炎将绳索放下子坑，我大概地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天坑是喀斯特中的一种罕见现象，子母天坑外大内小，就像一个朝天的鼻孔，在风水格局中被称作“脉孔”，是地脉纳阳吐阴的呼吸器官，也是自然调和地脉属性的关键所在。丹硝是一种红色的矿物，相传是朱雀的口涎落入山间所形成的，为世间至刚至阳之物，是古代道教各派绘制符籙咒文的上品。桫椤是源生于爬虫时代的蕨类植物，传说中上古女娲补天时曾被用来炼制阴火溶解五彩阳石，为世间至阴至柔之物。但这三种不同领域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却恰恰形成“阴阳无界局”。由于脉孔内至阳极阴的特殊构局，使得这里成为了一个不受阴阳五行概念约束的区域，而且局内通常会有某种生物存在，强大而不知善恶，因此堪舆者自古就将这类格局定为禁区。“不管下面是什么都得进去。”我咬了咬牙，卸下背囊，“晖儿和S在上面留守，我和莫炎下去。”“我们一起下去。”晖儿有些急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S拿起猎枪跃跃欲试。“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莫炎试了试绳子的牢固度，“下面是普通人应付不了的。”冷冷的话语让两人都是一愣，但却无法再坚持下去，在她们的目送下我和莫炎沿绳索进入了坑中。陡峭的坑壁横生着许多枝叶，起初顺绳索下滑中，我俩不断被钩缠挂住，但下落了数十米后便通畅无阻。接近绳索尽头时，我在岩壁上固定了三个金属环钉，两人将绳索栓在一处，同时也将另一捆绳索缚了上去。在第三捆绳索即将用尽时，一片高大的天坑森林出现在眼前。所谓的森林中生长的并不是乔木，而是一株株高大的桫椤，宽大茂盛的长圆形树叶像一层厚实的屏障，将坑底遮得严严实实。“绳索用完了。”莫炎照了一下坑底，“有没有胆子跳下去？”我细细听了一下坑底的环境，冲莫炎一点头，纵身跳向枝叶最为茂盛的一处。落下的地方本不是很高，加上柔韧宽大的枝叶缓冲，身形几个颠簸便停在了枝干上，攀沿着褶皱的主干，双脚很快便踏上了坑底那松软的地面。随着的空气微动，莫炎像只狸猫般地出现在身边，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刚从自家楼上下来似的。桫椤覆被的坑底近乎漆黑，虽然凭借着听风的能力我大致能看清周围的一切，但下意识间还是打开了手提矿灯。这里的面积并不大，除了桫椤和一些奇异的植物外，就是满地的腐叶。在靠近坑壁处我们发现了几具人类的骸骨，从姿势和腐化程度来看，应该是很久之前掉落坑中的遇难者。我和莫炎搜索了整个区域，却没有发现老田的踪迹，莫炎凭着嗅觉在一棵桫椤的枝杈上发现了老田采药的竹篓，距离枝杈上方不远处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绳索。“绳头上绑着红线。”莫炎指着绳索向我说道，“是老田上山常用的绳子。”“看来老田并没有死，估计是被坑壁上的树枝挂住了，再放绳子下来的。”心里一阵安慰，但也不禁有些疑惑，“他上山带这么长的绳子干什么？下到这里我们用了上百米呢。”莫炎没有答话，飞出的银色长索缠住了绳头，上下一阵抖动，绳索竟自落了下来。“果然是蝎虎绳。”莫炎指着绳索上一个古怪的钩子道。原来这是当地猎户常用的一种攀山绳，绳头挂钩固定在一处，下去后拉抖一下绳索，挂钩便会松脱，如此反复利用，是上山下崖的必备之物。老田就是凭借着这条长不足三十米的蝎虎绳且下且停地来到这里的，可奇怪的是出了绳索和竹篓外，这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阴阳无界局里有寒水和灵物。”莫炎嗅了嗅空气，“这里似乎过于简单了。”他的话没错，坑底周围虽然有些喀斯特地貌的深洞，可却没有水声传出，而且从空气的流动可以断定，这些深洞都是死胡同。“可能有什么地方被落叶埋住了。”我向莫炎说道，可一转头他却不知去了哪里。心中一惊，我全力聆听，整个坑底就只有我和这片茂密的桫椤森林。以莫炎的身手，断不会被人悄无声息地掳走，但他此刻却是的的确确消失了。突然，身边那棵粗大的桫椤发出了悉窣声，呼地伸出一只大手将我一把拉了过去。惊慌中腰间的户撒刀噌地出鞘，向那只大手直砍过去，可还未到跟前便被另一只手紧紧夹住，莫炎那冷冷的面孔自桫椤主干间露了出来。“反应挺快的。”将刀送回刀鞘，他指了下身后，“果然是别有洞天。”走近莫炎现身的地方，我才发现这是两棵毗邻生长的桫椤，主干上部紧紧贴靠在一起，接近根部的地方则渐渐分开留出一个约为两米高的空隙，漆黑的坑底加上附近浓密的小枝覆盖，的确很难觉察出来。我跟着莫炎进入空隙，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在地，细看间地面有个大洞，斜斜地向下延伸，洞口和内壁有些潮湿的苔藓。莫炎侧身错开双腿，一手伏地缓缓探入洞中，微一弓身径直滑入洞中。依样照做下滑行了大约十多米，身下地势渐缓，莫炎挺直的身板出现在眼前，他正用矿灯四处照射。我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地洞，洞壁隐隐透着灰黄的颜色，脚下稍许有些湿滑，向着洞内望去，远处的黑暗不断延伸。“这里怎么到处是黏糊糊的？”洞壁上湿漉的液体并不像水，我随手抹了一把，手指间竟是些滑腻黏稠的汁液。“我们是在桫椤的根系里。”莫炎从洞壁上抠下一片东西，“它们的根长成了一团。”那片东西看上去像植物嫩茎上撕下的组织，庞大的地下桫椤根系居然连生在一起，可根系怎么会构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洞呢？继续向内行进，地洞的走向正如根系延伸一般的扭曲，洞壁上时常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空洞，头顶不时会滴下一些桫椤的汁液，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气味。“我们现在倒像是两只在土豆里找洞钻的虫子。”我自嘲地说道。“充其量只能算虫卵。”莫炎停在了转弯的洞口前，“马上就该见到真正的虫子了。”空气中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动，像是沉重的呼吸声，又像是病人哮喘时的痛苦声，低沉的感觉让我的心脏产生了一股压迫感。凭着声音的颤动，耳内自然地产生了反应，模糊的景象出现在脑中，但无论我如何辨识却总是迷雾似的混作一团。“别听了，没用的。”转入洞口的莫炎说道，“这里有东西吸音。”我几步跟上前去，莫炎正站在一处饶有兴致地看着什么。定睛一看，浑身的汗毛顿时直立。转角处本应还有个洞口，但却被一个松软的东西完全盖住了，那个东西竟然是——两只超大的蛞蝓！这种俗称鼻涕虫的东西我小时候没少见过，可如此巨大的还是头一回碰到，两只蛞蝓并排地附在凹陷的洞壁上，松软的身体正好将洞口遮蔽。警惕地闪在一边，脑中思索着对付它们的办法，却发现莫炎依旧聚精会神地站在那里，像是一个正在做生物观察的小学生。“你在干什么？”我急了，这家伙不紧不慢的在搞什么鬼。“别紧张。”莫炎淡淡地答道，“这对蛞蝓只是在恋爱。”我几乎绝倒，这么大个的蛞蝓拦住去路，居然只是窝在这里谈情说爱？莫炎见我一脸尴尬，不觉摇了摇头，抬手捻了几下响指，那节奏忽长忽短，完全没有规律。两只蛞蝓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头部软软的触角伸出摆动着，不一会便相依相偎地缓缓向另一处洞口爬去，蠕动的身体再次让我一阵寒慄。蛞蝓爬开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洞口，方才的声响正是从这里传出的。我的脑中顿时出现了一片景象，凹洞，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就会来到。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从那个老傻瓜那里吃上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肯定了的。”第三十三章晚餐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是马基雅维里一行自从离开伊莫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像样的晚饭。巴托罗缪从佛罗伦萨带来的香蒂葡萄酒品质也很不错。酒足饭饱之下，马基雅维里变得热情洋溢起来。他说了不少下流的笑话，讲了一些淫秽的故事，他三分下流，七分粗俗，讲黄段子的兴致高昂。他让巴托罗缪笑得前仰后合，两肋都笑痛了。所有的人都有些微醺之意。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事在意大利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众多富于想像力的意大利人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发生了的事。巴托罗缪非常想从目击者那里听到第一手的事实，马基雅维里在心情大好之下，也十分愿意满足巴托罗缪的愿望。就近来发生的事件他已经写了三到四封信报告给执政团方面，一方面是因为事件的性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出使期间，至少有一封函件没能送回佛罗伦萨。他对于所发生的各个事件都做了深入的思考，也从接近瓦伦丁诺公爵的人士那里搜集了不少细节，到现在为止，对于那些曾经一度让他困惑的事情，他已经是刨根问底地全搞清楚了。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当维泰洛佐离开卡斯泰洛城堡前往西尼加利亚时，他召集家人和朋友以便向他们辞行，好像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委托朋友们照看他的房子和财产，并关照他的侄子们要牢记他们祖先的各种美德。”“如果他知道此行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城堡呢？”巴托罗缪问道。“他又如何才能逃避他的命运呢？我们整天想着让别人屈服于我们的意志，我们计划着让事情的发展顺从我们的意愿，我们努力，我们出力，卖命，流汗，但是到头来不过是命运手中的玩物而已。当那些将领被逮捕时，帕格洛·渥西尼开始抱怨公爵两面三刀，维泰洛佐唯一的责备是：“你看你犯了多大的错误。由于你的错误，我和我的朋友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如此糟糕的困境。”“他是一个流氓，早就该死了，”巴托罗缪说道。“我卖给他一些马匹，但是他从来没有付过钱。当我向他要钱时，他告诉我到卡斯泰洛城堡去取。我当时就决定认栽了。”“你的选择是明智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在揣度着，那个又老，又疲，又病的冷酷无情的人，在被逮捕之后，被捆绑在椅子上，和奥利维洛托背靠背地坐在一起，最后被米盖洛托用手掐住喉咙而死，在这整个的过程中，这个家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呢？米盖洛托是一个让人愉快的家伙，他会和你喝上一瓶酒，和你说上一些淫荡的笑话，在吉他上弹奏一些奇怪的西班牙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吟唱那些来自西班牙的野性的，悲哀的歌。很难想像他会是那个你所知道的杀人的野兽。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去了结别人的性命时，他又得到了怎样一种令人恐惧的满足感？当想到日后公爵把这个人利用完了之后，会毫不在乎地像宰杀他那忠实和被信任的助手拉米洛·德·罗尔卡一样解决此人，马基雅维里不禁微笑了。“一个奇怪的人。”他嘟哝着说道。“也许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在说谁呢？”巴托罗缪开口问道。“当然是说公爵啦。除了他我还能说谁？他用如此天衣无缝的狡诈手段清除了他的敌人，旁人只有惊叹和钦佩的分儿。那些用颜料和画笔的画家们经常吹嘘他们的画作，但是和那些以活人为颜料，计谋和狡诈作为画笔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公爵是一个行动派，是个急躁冲动的人物，你根本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小心翼翼地，耐心地将他完美的战略成功地付诸行动。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他让他的对手们揣测他的意向；他利用他们的恐惧，利用他们之间的嫉妒和猜忌，他使用诡计迷惑他们，他用虚假的许诺愚弄他们，用层出不穷的手段离间他们，其结果是博洛尼亚的本蒂沃留和佩鲁贾的巴利昂尼抛弃了他们。你看到了结果对巴利昂尼来说是多么地糟糕，而本蒂沃留的结局还在后头，根据自己的需要，公爵一会儿可以是友好和亲切的，而一转身又可以是严厉和带有威胁性的。但不管怎样，在西尼加利亚发生的一切是伪装欺骗手法的杰作，这一事件将因为它计划之缜密，贯彻之完美而流传后世。”巴托罗缪作为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正要开口，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没有讲完他要说的话。“他已经为意大利除去了祸害国家和人民的小暴君，接下去他会做什么？在他之前有另外一些人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上帝拣选出来拯救意大利的，但是在各种力量和行动相互作用的历史大潮中都被命运无情地抛弃了。”他突然站起身来。他已经对这个晚宴感到厌烦了，不打算听巴托罗缪那番即将到来的老生常谈。他感谢了他的慷慨招待，在他忠实的皮埃罗的陪同下，回到了客栈。第三十四章第二天，当巴托罗缪处理完了生意上的事之后，他就沿着通向佩鲁贾的路回家去了。稍后马基雅维里带着皮埃罗和另外两个仆人与一班公爵的手下，骑马出城去迎接佛罗伦萨的使节。当这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大使卸下旅行时的装束，换上一个有身份的佛罗伦萨人所穿的体面的正装之后，马基雅维里带着他到城堡中去向公爵递交国书。马基雅维里归心似箭，但是他在没有向新大使介绍完他所应该认识的人之前还不能随便就走。在公爵的宫廷中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基雅维里要向他的继任人介绍某个人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个人会期望得到什么样的酬劳。他必须要告诉新任大使某人的可信程度是多少，另外一个又是如何地不可靠。尽管乔科莫阅读过马基雅维里写给执政团的所有报告，但是还是有许多情况马基雅维里没敢在信里面汇报。因为信件在中途被截留检查的危险一直存在着。于是他不得不用很长的时间来亲自介绍那些新大使必须了解的大量情况。结果是他六天以后才可以踏上回乡的路程。旅途很长，路又不好走，也不是十分安全。为了要在天黑以前尽可能地多赶些路，他决定早点动身。于是他黎明就起了床，没花多少时间就穿好了衣服。用人们从楼上拿来了昨夜就已经打包好了的马褡裢，不一会儿客栈的女主人就出来告诉他一切都已就绪，他可以走了。“皮埃罗和马匹在一起吗？”“没有，大人。”“他在哪儿？”“他出去了。”“出去了？哪里？为什么？讨厌的家伙，难道他不知道我讨厌等人吗？快派一个我的仆人去把他找来，要快。”女店主慌忙去执行他的吩咐，走的时候连门都没有关上。当门再次被推开时，皮埃罗走了进来。看到皮埃罗的样子，马基雅维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穿上他那平常的寒碜的旅行装束，而是穿着公爵部队所特有的红黄两色的军装。他嘴唇上露出调皮的微笑，但是又有些显得不是十分自信。“我来向你告别，尼科洛大人。我参加了公爵的部队。”“我也没有以为你穿上这身华丽的军装是闹着玩的。”“别生我的气，大人。在过去的三个半月中我跟着你大大地开了一下眼界。我亲眼目睹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也和其中一些相关人士有幸说上了话。我身体好，年轻力壮，我不能回佛罗伦萨，在第二厅里舞文弄墨度过我余下的人生。我不是那块料。我要生活。”马基雅维里沉思着注视着他，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那刀锋一般薄的嘴唇上。“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的想法？”“我猜想你会阻止我去这样做的。”“如果你告诉了我你的想法，我会本着我的职责提醒你一个战士的生活是艰苦的，危险的，并且薪水也是很菲薄。他要冒生命危险，而到头来指挥官获得了荣誉。他要忍饥耐渴，经受一个基层人员所需要经历的各种艰难困苦。要是被敌人抓住，对方会将他剥得衬衣都不会留下。如果受了伤，他会被抛弃，等待死亡。如果他侥幸活了下来，不能再上战场了，那他就只有在大街上讨饭的份儿。他一辈子在粗野，野蛮和无法无天的人们中间厮混，最后彻底败坏了自己的人品，让灵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觉得我有义务告诉你，在共和国的政府里，你可以有一个既受人尊敬又安全的职位，在这个岗位上，只要你勤奋，能够按你上级的意图去办事，你就可以挣上一份足以养家活口的薪水。经过许多年忠实的服务之后，如果你是机灵的，有那么一点闯劲，并且非常幸运的话，你会获得提拔，前提是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内弟或太太一方某个侄子碰巧并不想要那个给了你的职位。但是在尽了我的努力向你指出这些之后，我也不会再做其他什么事来阻止你想要做的事情。”皮埃罗宽慰地笑了。尽管他给马基雅维里当差，又很崇拜他，但是他并不害怕马基雅维里。“这么说，你不生我的气了？”“一点都不，我亲爱的孩子。你为我服务得很好，我认为你诚实，忠诚和精力充沛。命运垂青于公爵，你去追随他我一点也不会责怪你。”“这么说，你会在我母亲和比亚乔舅舅那里为我解释和辩护，免去他们的担心了？”“你母亲会伤心的。她会认为我把你引入了歧途，并且会因此责怪我。但是比亚乔是个头脑清楚的人，他会尽量安慰你母亲的。我亲爱的孩子，我必须动身了。”他将皮埃罗揽到怀里，在他的两颊上各亲了一口。但是在亲吻的同时，他注意到了皮埃罗正穿着的衬衣。他一把揪出了那装饰着华美刺绣的领子。“你从哪里得到这件衬衣的？”皮埃罗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尼娜送给我的。”“尼娜？”“奥莱莉娅夫人的女仆。”马基雅维里认出衬衫的料子就是他从佛罗伦萨带给巴托罗缪的那块。他皱着眉头注视着那精美的针线活。然后他盯住了皮埃罗的眼睛。男孩的额头上渗出了一片汗珠子。“奥莱莉娅夫人在为巴托罗缪大人做完衣服之后还剩下一些多余的面料，于是她就将这些剩余的面料给了尼娜。”“这么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尼娜绣上去的？”“是的。”这是一个笨拙的谎言。“她给了你几件衬衣？”“只有两件。想多做也没有更多的料子了。”“这很不错。这样的话，当其中一件在换洗的时候，你还有另外一件可穿。你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当我和女人们睡觉时她们从来不给我礼物。她们指望着我给她们礼物。”“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履行你的嘱咐，”皮埃罗说道，脸上带着一副旨在让对方消除疑惑的笑容。“是你鼓励我追求尼娜的。”马基雅维里心里很清楚，奥莱莉娅即使在睡梦中也不会送几码价格昂贵的面料给自己的女仆。他也清楚女仆也绝对没有可能绣出那样精美的图案。卡特琳娜夫人曾亲自告诉他，只有奥莱莉娅才能做出那样精巧的针线活。衬衣肯定是奥莱莉娅送给皮埃罗的。但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他是她丈夫的远房表弟？不可能。事情的真相，那个令人难以面对的真相，正赤裸裸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在那个计划中要幽会的夜晚，当马基雅维里被公爵召去会谈时，和皮埃罗一起欢度春宵的不是那个女仆，而是女仆的女主人。巴托罗缪的妻子要生儿子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圣·维塔里奇迹般的干预，而是极其自然地借助于这个当下就站在他面前的年轻人。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卡特琳娜为什么会用一些可笑的理由来拒绝再一次安排他与奥莱莉娅幽会，以及为什么奥莱莉娅后来一直避免和他再有联系。马基雅维里一下子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又不便发作。他们把他彻底给愚弄了，这两个弃妇和他一直友善对待的小伙子！他退后了一步，仔细地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马基雅维里从来没有重视过肌肉型的男性美。相对于令人愉快的风度，轻松的交谈和那种让他征服所中意的女人的无所顾忌的手段，这种肌肉型的男性美在他看来并不重要。尽管他认识到皮埃罗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从来都没有费心去好好地观察他。他现在用一副恼怒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他身材颀长，长得很匀称，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紧致的腰身和美观的腿。一身军装让他看上去更加英武。他长着一头褐色的鬈发，像一顶紧扣在脑袋上的帽子。浓眉之下一双褐色的大眼睛，橄榄色的皮肤像女孩子的一样光滑和无瑕，一只小而直的鼻子，一副红而性感的嘴唇和紧贴着头颅的两只耳朵。他的表情是大胆的，坦率的，单纯的和迷人的。“是的，”马基雅维里心里想道。“他确实具备吸引一个愚蠢女人的美貌。我过去一直没能注意到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会对此加以提防的。”他诅咒自己一路以来的愚蠢。但是他又怎么会预料到奥莱莉娅竟然会打起皮埃罗的主意？虽然皮埃罗是他丈夫的表弟，但也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学校里出来，为主人跑腿办事的书童呀。马基雅维里用他跑跑龙套，在主人的召唤下鞍前马后地伺候，之所以他对皮埃罗有一点现在让他后悔的溺爱，也是因为他是比亚乔的外甥。皮埃罗不是不聪明，但是他没有那种经历过大场面后学到的优雅。在一群更高明的人物在场时，因为常常无话可说，所以大部分时间皮埃罗也只是默不出声。马基雅维里很清楚自己对女人很有一套，当他要表现出迷人的风采时，他永远能够吸引对方，他同时也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在对女人献殷勤这件事的艺术和技巧上胜过他。皮埃罗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哪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到奥莱莉娅会垂青于这个年轻人，而置一位已经拜倒在她脚下的杰出人物，一位见过世面、谈吐风雅的绅士于不顾呢？这也太反常了吧！皮埃罗从容地经受住了主人长时间的审视。他已经从先前尴尬的状态中摆脱了出来。态度中带了几分审慎的味道，显示出他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我挺走运。”他平淡地谈道，但是看上去他乐意将好运看成是他应该得到的。“洛德维柯·阿尔维西伯爵的书童在来西尼加利亚的路上病了，不得不被送回罗马。伯爵大人让我填补了这个空缺。”这个洛德维柯伯爵，是瓦伦丁诺公爵的一位亲信，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绅士，在公爵手下当一名枪骑兵首领。“你是怎么办成这件事的？”“巴托罗缪大人向公爵的司库谈起了我，司库大人替我安排了这件事。”马基雅维里微微地扬了一下自己的眉毛。这个男孩不光睡了巴托罗缪的老婆，而且还利用他本人为自己谋得了一份炙手可热的差事，服侍的主人又是公爵的亲信之一。如果他本人和这些事没有瓜葛的话，他也许会觉得上述的情形非常好笑。“命运垂青于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和青年。”他说道。“你将来前途无量。但是让我来给你一些忠告。注意要像我那样避免给自己招来具备小聪明的名声，因为一旦你有了那样的名声，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个理智的人。注意别人的情绪，进而去调整适应他们。当他们开心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大笑，在他们严肃的时候也能够拉长面孔。不要对愚人谈理智，也不要对理智的人说愚蠢的话，否则就是不可理喻的。注意礼貌，它成本极小但收益却极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还懂得如何显示自己是如何地有用的话，那将会是加倍地有用；如果你不能取悦于别人，那么即使你能取悦于你自己，那也是毫无用处的，并且记住，相对于鼓励别人实践美德，照顾别人人性方面的弱点更加能够取悦于别人。千万不要与某个朋友过分亲热，以免这个人一旦翻脸成仇时可以伤害到你，也不要把事情做绝，导致一个敌人再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注意谨言慎行，你永远可以再多说一句话，但将无法收回一句话。真相是一个人可以挥舞的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使用这件武器时要格外小心。几年以来我从未说出我确信的话语，也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说出的话语。如果碰巧有天我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也会将它隐藏在众多的谎言中，让别人难觅踪迹。”当马基雅维里随口说出这一大堆老生常谈时，他的思维却集中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他根本就信口说去，完全没在意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明白，一个公众人物可以或腐败，或无能，或残酷，或复仇成性，或摇摆不定，或自私自利，或软弱，或愚蠢，但是却仍然可樱花草在线社区www日本高清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湖南宁乡四羊方尊1938年，正值春耕季节，在湖南宁乡的月山村，农民姜景舒兄弟象往常一样开始了新一年的耕作，祈望着良好年景的到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翻地的锄头刚一用力，便已震得虎口发麻，接下来的发现，更令两兄弟和闻讯赶来的村民兴奋不已。一时间，兄弟二人得宝的消息传遍了宁静的小山村，更是引起了古董商们的热烈关注。几经转手之后，四羊方尊身价大增。不久，政府就得知了有关四羊方尊的消息。李乔生23：当时的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听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让警察局调查这件东西，然后它就归当时的湖南国民党省政府了。王鲁湘：听说张治中把这件东西收去以后，认为这件东西做笔筒很好，于是就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做笔筒用。李乔生：他也是好奇吧。到1938年日本进攻长沙的时候，省政府就把这个四羊方尊放到湖南省农业银行。农业银行也要迁徙啊，由于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四羊方尊就在迁往湘西的途中被炸成碎片。抗战结束后，四羊方尊重新回到湖南省农业银行，然后就被放置到地库里，无人问津了。1958年恰逢国庆十周年献礼，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说湖南宁乡有件四羊方尊，就指示文化部来查一查。文化部马上派人去查，发现这件方尊在当时湖南农业银行的地库里。他们发现以后很高兴，马上连同包装箱一起运到了北京，经过专家修复以后，这件方尊便成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了。王鲁湘：它现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成为青铜器的一件国宝了。李乔生：一种不成文的说法是，解放以来有十大国宝，四羊方尊在其中排第二。第一件是司母戊方鼎。王鲁湘：那是河南安阳的，很凝重。这个方尊则纹饰精美，太靓妹了。四羊方尊不仅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伟大杰作，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改写了长江以北不出青铜器的历史，此后，湖南青铜器在考古研究领域据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王鲁湘：熊馆长，像四羊方尊这些湖南的商周青铜器，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湖南宁乡带盖象尊熊传薪24：湖南这块地方出土青铜器的时间比较早，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就一直陆陆续续地有青铜器出土。湖南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对中国青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鲁湘：湖南青铜器在世界上的影响也非常大。我国的一些藏品要出国参展时，国外的博物馆都会点名要我们湖南的某一件青铜器去参展。我们湖南最著名的青铜器是哪几件？湖南宁乡羊尊熊传薪：1949年以前，很多重要的湖南青铜器都被国外收藏了。有两件“虎食人卣”25，一件在法国，一件在日本；有件象尊26在美国华盛顿；有两件羊尊，一件在大英博物馆，一件在日本的根津博物馆。这些青铜器都是这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当然，目前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青铜器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我国的青铜器每次到国外巡展，湖南青铜器必定参加，因此引起了青铜器专家的特别注意，很多专家也很喜欢到湖南来考察研究。人面纹方鼎王鲁湘：这个四面人物方鼎，好像全世界仅此一件。熊传薪：这件东西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宁乡黄材镇的炭河里抬出来的。这是农民挖的，挖出来后就当作破铜烂铁卖出去了。我们从冶炼厂里面把它捡出来，当时已经破碎了。王鲁湘：有个地方好像焊接了一下。熊传薪：我们后来对它进行了修复。这个鼎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件四面都以人面为装饰的鼎。关于这个人面兽，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湖南宁乡人面纹方鼎王鲁湘：它有可能是个神兽，虽然有人面，但身子是兽。这有点像斯芬克斯，也是个人面兽身。它的整个身子被压成一个平面了，中间是一个人脸，两边是两个耳朵，耳朵上面是两个犄角，耳朵下面是两个兽爪。熊传薪：从人面所表现的人种特征来看，这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我们东方人种。但他不是简单的人，而是一种神，很有可能是代表农业方面的农神。王鲁湘：为什么这样说呢？熊传薪：因为鼎里面有“大禾”两个字。禾就是禾苗，就是稻谷嘛。所以他可能是稻作农业方面的一种神。而且，这个鼎很端正。王鲁湘：器形不是很大，但是给人的感觉很大。熊传薪：所以在中国青铜文化里面，这是一件代表青铜文化的典型艺术品。王鲁湘：好像只要中国的青铜器出国展览，这一件必在其中。熊传薪：对，这一件和那个四羊方尊，这两个是代表中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猪尊湖南湘潭猪尊熊传薪：这件猪尊是1980年湘潭的农民修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件猪尊，形体很大，造型也很好，是一只野猪，而且是公猪。它的两个耳朵向着前方，两只眼睛本来还有绿松石嵌在上头，可惜掉了。很奇怪的是，猪全身本应该都是猪毛的，这个猪尊身上却是鱼鳞纹饰。盖上面有一只鸟，应当是神鸟。猪身上还有对穿的两个深眼，前后两个，应当是让棍子对穿过去，然后在祭祀的时候，人们可以抬着它，所以，这是祭祀的一种酒器。由此而看，祭祀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王鲁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地位，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这样一件东西了。熊传薪：另外，从铸造技术、冶炼技术来看，这件尊也是很不错的，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象尊湖南宁乡无盖象尊熊传薪：这个象尊是1975年我亲自到湖南收购的。这是当时一个农民发现的。这个农民在山上植树挖坑的时候突然挖到一件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捡起来觉得很重，以为是金子，拿到火里面烧，烧也烧不烂。王鲁湘：你当时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呢？熊传薪：当时的公社秘书看到我们有关文物的宣传画，认为当地农民挖到的也应当是一种文物吧，于是就写信给我说明情况。我马上跑到现场去看，跟他说这确实是地下出土的文物，是属于国家的东西，打算收购这个文物。当时价格很便宜，铜价每斤一块五毛钱，这个总共才五斤，花了七块五毛钱。王鲁湘：您按废铜价收的。熊传薪：当时我实在不忍心按铜价收购，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但是公社秘书说，给他那么多钱，助长资本主义。最后我给了他十五块钱，买了这么一件国宝。1978年以后那个农民又找到我，我又补了他几百块钱。现在它的价值要在两三千万以上。这东西太珍贵了，在国内目前就这么一件，世界上只有两件，另一件在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那件有盖，这件缺盖。王鲁湘：当时他带你去挖掘的现场了吗？就再也没有别的了？熊传薪：没有了，孤零零的就这一件。这件东西小巧玲珑，铸造很精美，上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纹饰。特别是象鼻，最上面趴了一只老虎，鼻头前面是个凤鸟嘴，鼻的下面、顺着象鼻还附着一条倒挂的蛇。王鲁湘：这是好几种动物复合在一起。熊传薪：耳朵上方有蜗牛纹，腿上面有老虎纹，臀部还有兽面。从它的铸造技术、纹饰、造型的精美看，都反映了中国青铜艺术的极高水平。王鲁湘：它被定为几级文物？熊传薪：一级。瓿熊传薪：这件器物叫做瓿27，也是五十年代在湖南宁乡寨子山出土的。很奇怪的是，这件器物出土的时候，里面有224件小型斧头。王鲁湘：这么一个堂里头可以放200多件斧头？湖南宁乡瓿熊传薪：都是小铜斧。我们觉得奇怪，是因为这些小铜斧应该是生产工具啊，但是却放在瓿里面，这瓿明明是贵族的东西。有人认为，这个小铜斧在当时是贵族家里使用的小的生产工具，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货币。王鲁湘：古代的货币有刀币，也有斧币，总而言之都是财富。熊传薪：对，都是财富的象征。这里有分纹把它分了好几个面，大的四面，小的有八面。盖子上面也有六个分纹，分了六面。中间的把手是虎头形的，盘了一条龙，所以这种动物也是个怪兽。这件器物的花纹、冶炼技术都是很好的。铜铙王鲁湘：这是一种乐器吧。湖南宁乡铜铙熊传薪：是的，这种乐器叫铙28。湖南是大家所公认的出土铙最多的地方，而宁乡又是湖南出铙最多的一个地方。宁乡曾经有一遗址坑里出了十件铙，而且最有趣的是，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花纹。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兽面铙，它是军乐器。王鲁湘：一般的铙都是用手持着进行击打的，形体不会太大。这个铙这么大，怎么打呢？熊传薪：这个铙有200多斤，不过湖南还出土过一件“铙王”，有450斤。这件铙不可能在宫廷里面用，因为在河南出土的几个小铙，形体都不大，手举起来就能敲。这里的铙一般都两三百斤，不可能举着的，应该是用车子载着它。湖南出土的铙，仅商代的就几十件，为什么会这么多、这么大？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王鲁湘：作为一种军乐，这么大的东西出现在湖南这个地方，意味深长。熊传薪：这个铙的年代，根据花纹来看，应该是商代晚期。关于这些铙的铸造问题，我们正在研究，因为在中原地区还没有过发现这么大的铙。王鲁湘：那就是说，这个铙不是从中原过来的，而是本地筑造的。熊传薪：可能是。湖南出了这么多青铜器，而且大部分器形中原都没有发现过，像猪尊、象尊这些东西。马簋湖南宁乡马簋熊传薪：这是一个马簋29，它是西周年间的，这在全国也是只此一件。它敞口、鼓腹下收，腹下有长方形座，座内有悬铃舌的纽。它的肩部是四匹昂首伏卧的小马，小马装饰了卷曲的双身龙纹，腹部是卷眉凸眼的大兽面，兽面间有四只垂长冠、长尾的凤鸟。这个簋的器形和座上的兽面纹，都可以在中原地区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应当是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器身所饰卧马和器座的立马，在其他地方很少见。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也是当地铸造的。熊传薪：而且在铸造工艺上，马纹簋的胎壁较薄，器身凸出的马纹和兽面，器内也随着内凹。这样的铸造工艺，在湖南地区商代青铜器上早已出现，很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地方特点。二、湖南青铜器的来源湖南省宁乡县的黄材镇，是一处四围青山环绕的小盆地，宁乡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首先是它们的形制很奇特，往往是海内孤品，在中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间都找不到相同的例证。另外一点让人更感不可思议的是，中原的青铜器一般都是放在宗庙之中，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而宁乡的青铜器不是发掘于山顶就是发现于河流之中，而且有许多青铜器中间还储藏了很多的玉器，很明显，它们是当时的人用来祭祀自然山川之神的，这和中原青铜器使用的途径也是很不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成了宁乡青铜器的难解之谜。熊传薪：这个问题大家确实都感到很奇怪。湖南出土了那么多象尊、人面纹方鼎，以及猪尊、牛尊等类型的青铜器，在中原地区出土的不下十万件青铜器中居然找不到。随着对出土青铜器物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专家们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熊传薪：关于这些青铜器的来源问题，当时有几种看法。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些东西以前都在北京，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后，就把这些东西从故宫带到湖南了。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些东西是由湘军统帅曾国藩从外地带回来的。王鲁湘：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来到湖南已经很晚了，是明末或清末的事。熊传薪：这些说法仅仅是揣测，没有什么根据。还有人说，殷商灭亡以后，有一部分商代贵族逃到了湖南，就把那边的青铜器带到了湖南。但这些说法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从北方带过来的话，怎么在北方没有发现啊。还有一种看法是，这些青铜器就是在本地铸造的。但是在商代晚期以前，这里还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商代叫“蛮夷之地”，属于商王朝的边缘地区，如果这里突然在商代晚期就达到那么高的水平，也不可思议啊。我认为这应该是商文化南下造成的，一部分商的贵族带了一些工匠迁到南方来了。王鲁湘：整个氏族的大迁移，包括他们的奴仆、工匠都给带过来了。熊传薪：对。带过来以后，又与本地文化相结合。王鲁湘：就是铸造工艺可能是从北方传过来的，但是某些造型，包括某些图纹可能受了本地的影响。熊传薪：它就是一种混合型文化。当然，我们还没找到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大约三千年前，一支亡国的商朝贵族一路向南逃亡，来到了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发现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就定居了下来。他们建立城市，发展生产，逐渐把这里建设成了一片祥和的世外桃源。当然，这个故事要一直到2004年才由湖南的考古工作者揭开。王鲁湘：2004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宁乡县黄材镇的炭河里西周方国遗址行了有计划地勘探和发掘工作，都发现了什么？李乔生：这个方国遗址的西北是墓葬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七个墓葬，墓里有玉玦、玉璧，还有青铜器。遗址的东南是宫殿，当时发掘了大概将近三千平方米，前后花了两年时间。王鲁湘：当时发掘出来以后，觉得这个宫殿遗址大概有多大呢？李乔生：当时发现了两座宫殿，两座宫殿的长度是26米，宽度在八米左右。在当时来说，这样的宫殿是比较大的了。它的柱础直径最长的有1.2米，排列很有规律，很整齐。王鲁湘：这个遗址是什么时期的？李乔生：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对遗址的城墙进行解剖，发现它的构筑形式是西周时期的。发掘出的陶器进一步证明，这是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王鲁湘：好像都城的中间有两条河流穿过，当年这个都城就把两条河流夹在里头吗？李乔生：不是的。在西周早期的时候，这条河流是在城址对面的，后来由于冲刷就改道了。王鲁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城是被两条河流环绕的，河流起了保护城邑的作用，只不过河流改道以后，就从都城中间穿过去了。都城的面积应该包括两条河流在内。李乔生：我们推测当时的都城有二十万平方米。王鲁湘：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一个藩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钱壮飞不着痕迹地清理完现场后，悄然走出了办公楼，但他并没有径直逃走，而是来到了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在办公桌的地图上画出一个十字。这里是钱壮飞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这个暗号则表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做完了这一切，钱壮飞疾步而出，彻底融入茫茫夜色之中。

蠢蛋顾顺章

顾顺章真的叛变了吗？是的。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他并没有直接返回上海，而是在武汉汉口“新市场”游艺场表演起了魔术，据说是为了给他的小蜜挣些零花钱。一连好几天，场场爆满，连报纸都开始报道这位奇人。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什么背景。这种横空出世的人，向来都是中统感兴趣的。顾顺章行事历来谨慎，从不照单人相片。就是在今天，翻遍史料，搜尽互联网，也找不到顾顺章一张清晰的照片。按道理，当时的中统也拿他没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档案记录！想必这也是他敢于在白色恐怖之中抛头露面、登台表演的信心所在。可是，百密终有一疏。前面说过，中统手下有很多中共叛徒，而尤崇新就是其中一人。此人担任过中共上海公共租界区委书记（尤崇新的前任叫张耘，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康生，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因此像顾顺章、周恩来等人他都是熟悉的。鬼使神差的是，尤崇新被徐恩曾分派给了“铲共专家”——武汉的中统负责人蔡孟坚，也就是说尤崇新此刻正在武汉。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在武汉“走钢丝”的顾顺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来了。共产党大员顾顺章被捕了，旋即叛变。顾顺章坚持说他掌握着大秘密，只能面陈蒋介石，别人他不说。弄得湖北省政府主席——“两弹专家”何成浚和“铲共专家”蔡孟坚也紧张得不知该怎么办。何成浚先是说让南京派军舰押送，未等回复，又决定改用客货轮马上押顾顺章赴南京。顾顺章登船之前，叮嘱蔡孟坚：在我到达南京之前，千万不要给南京发电报。顾顺章担心万一消息被钱壮飞获知，他将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他为什么不肯告诉蔡孟坚这其中的玄机和风险？他有非常强大的理由：在领导面前邀功，抢功劳。尤其是揭发“龙潭三杰”的身份，这可是一项大功劳，这份功劳顾顺章要留给自己在蒋介石面前挣表现。可惜，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立功心切的蔡孟坚没有听进去顾顺章的警告。凭什么要听顾顺章的！这么大功劳，几辈子才能碰上一次，我必须得给南京发电报，留个凭据以便将来论功行赏！因此，这便有了之前的五封电报。发完五份电报之后的蔡孟坚，从兴奋与紧张中冷静了下来。恢复了正常智商的他认真一想，便发现了不对之处：顾顺章一定要面陈蒋公，自然是想直接邀功，但他又叮嘱不要发电报，难道说我们中统内部有共产党的人？情急之下，蔡孟坚补发了第六封电报。

最危险的叛徒

刘杞夫一夜奔波，终于在4月26日上午见到了李克农。听完汇报，李克农头都大了：大家都是单线联系，他只能找陈赓，可26日不是大家约定的接头时间，如果找不到陈赓的话，中共中央和党组织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可是到哪儿去找陈赓？顾顺章的船即将到达南京，中统的大队人马即将杀来，李克农知道不能再拖了。李克农决定破坏保密工作的规矩，直接越级去找江苏省省委书记陈云，陈云赶紧找到聂荣臻，聂荣臻又找到周恩来。可是，时间太紧迫了，中央机关几百号人分布在全市各处，一一通知起来难度实在太大。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电话也不够多，一般人根本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最靠谱的通信方式仍是靠两条腿走和一张口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人都通知到了，这么多人拖家带口地搬家，转移设备，都不是简单的事。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转移多少算多少了。周恩来在陈云、聂荣臻、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一方面即刻组织中央机关撤离，切断一切与顾顺章相关的联络方式，另一方面组织人马去截杀顾顺章。仓促之间去截杀一个被重重保护的重要人物，难度可想而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说的就是这种无畏却又无奈的情形！与此同时，李克农给在天津的“长城通讯社”（中统的下属机构）当社长的胡底发去了一份电报：胡底，克潮病笃。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一见就懂了，随后安全逃离天津。28日凌晨，在中统特务已经开始全城大搜捕的时候，李克农终于找到了王明和博古两位中央领导，并将这二位安顿在了安全之处。在顾顺章的“努力”下，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中央特科也遭严重破坏，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共产国际的老毛子们都被逮捕了好几个。因为顾顺章的背叛而暴露的共产党要员有恽代英、蔡和森，他们因为不愿意“悔过自新”，很快被杀。中共总书记向忠发也给抓住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向忠发的情人杨秀贞，此人乃从良妓女。杨秀贞被抓后表现得非常顽强，拒不揭发老工人的真实身份。她这边还咬牙坚持着，那边老工人已经下跪求饶。气得周恩来直叹：此人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不过这个总书记职位虽高，却没有什么油水。一问三不知，没办法，能力有限，正事都是别人做的。既然如此，中统只能用他的人头来震慑一下共产党了。几天后，向忠发被杀。这次虎口脱险的共产党人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如下几位：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也有先前提到的瑞金县县委书记邓小平。从此，中共中央从上海转移到当时最大的苏区——毛泽东建立的江西苏区。各共产党要员或去江西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譬如王明。顾顺章的叛变掀起了滔天巨浪，他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是啊，如果上述那些牛人都被逮住的话，中共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都将被改写。不过，这位“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在风光了三年后，再次显露出某种心理疾病，大概是臆想症。这小子提出了一个天才的想法：让蒋介石支持他成立一个新共产党，由他实现和蒋介石的所谓“国共合作”。蒋介石这么评价他的这个“天才想法”：你小子是唯一叛变后又想回到故主怀抱里的人！1935年春，蒋介石手谕徐恩曾：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徐恩曾得到Boss手谕后，立刻执行，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一命呜呼。中共特科这支队伍立下的功勋鲜为人知，留下的更多是神秘和传奇，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战斗中居功至伟。从未带兵征战过的李克农，更是在建国后和萧克、王震等沙场名将同享上将殊荣。蒋记王朝第十一章“九·一八”，家仇国恨的背后

宁粤分裂

1931年5月，和煦的春风远走，初夏的炎热已至。虽说“共匪”的地下组织被破获无数，可蒋介石的心情却好不起来，因为国民党又分裂了。这事是蒋介石弄出来的。这些年，蒋介石虽然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但忙的原因大致相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清党），“攘外必须安内”（消灭反对者，一统全国）。说白了，就是搞中央集权，搞个人独裁。应该说，蒋介石在独裁的大道上走得还算欢快。他不仅接替了已经去见孙中山的谭延闿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了行政院院长，还通过二陈掌握了党务实权，绝对属于头号实权人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来自于“五院制”和“三层权力架构”的掣肘，办起事来很麻烦。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春风得意的他决定趁势干掉这些掣肘，怎么干呢？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蒋介石正为找突破口发愁，帅哥学者胡适就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文章，批判当时中国严重缺乏人权、政府滥用权力的现象，提倡制定宪法，建设法制国家。于是，蒋介石提议：提前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即宪法），实行总统制，选举总统。这个总统当然是蒋介石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目的是以合法的制度保障他搞独裁。但是，这个提议遭到了国务会议的常委——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胡汉民的反对理由不难想到：争夺领导权。原本胡汉民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可一旦行总统制，蒋介石当上了总统，那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领导五院，胡汉民就会降级成为下属。胡汉民仗着资历老，发出的反对声音特别激烈，特别不给蒋介石面子。而蒋介石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尤其是受不得刺激。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失去冷静。他一失去冷静，就会走军人干政的老路。“中山舰事件”、“四·一二”都是如此。老子说不过你们，还打不赢吗？于是，1931年2月28日晚，蒋介石以“请吃大餐”的理由把胡汉民诳出来软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史称“汤山事件”。这种法理情三方面都站不住脚的极端行动，立即给了蒋介石的反对派们一个造反的良机。首先跳出来的是立法院副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此人联络了一批自己人，联名发出《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就在此时，远在广东的陈济棠很敏锐地感觉到，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学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陈济棠领衔诸小弟表示响应《弹劾蒋中正提案》通电。有地方实力派响应就好办了，再说了，广东本就是“革命”的大本营。就此，各派反蒋人士纷纷南下，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古应芬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加上桂系，齐聚广州。1931年5月底，反蒋联盟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领袖。因为此次反蒋的人马几乎是清一色的广东户口，所以此次分裂被称为“宁粤对峙”或“宁粤分裂”。闹分裂也就算了，反蒋联盟还要求蒋介石辞职滚蛋，否则武力相见。这帮人可不是说着玩的。原本已经被蒋介石整废了的阎锡山、李宗仁在他们的照应下，奔赴老家造反。几个月后的9月18日，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正在遭受群攻的蒋介石更是无暇他顾，阎锡山、李宗仁也得以成功地东山再起。加强版“变色龙”石友三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汪精卫的任命和资助，率众在河北造反。前面说过石友三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将军，先后倒冯投蒋、倒蒋投冯、倒冯投张、倒张投汪、投共反共，这还不算，后来又投日，脸皮之厚厚绝人寰。但是，出来混的，迟早都要还，此人后来被部下活埋于黄河岸边。当然，这是后话了。此刻石友三借汪精卫的东风，一通左右逢源，坑蒙拐骗，手头又有了六万多人。石友三在河北造反后，坐镇北京的国民政府华北地区最高长官张学良慌了，因为他关内的那点人马守土都不够用，哪够镇压石友三。张学良只好匆匆忙忙地从东北调嫡系部队入关，倾尽全力，杀到8月底，才将石友三打败。张学良摆平石友三后，没有让手头的十多万嫡系人马回师东北，而是就地驻扎。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让兄弟们暂别东北苦寒之地，享受一下关内世界的花红柳绿。也可能是因为他对东北军留守部队的实力比较放心，一来看护大本营沈阳的嫡系精锐——第七旅和东北空军实力不错，二来虽说留在关外的东北军大多各有山头，不怎么听他指挥，但数量有十几万，张学良自信日本人的两万关东军没法逆天。但实际情况是，东北已经危机四伏。近半年，日本人不仅在东北连续进行挑衅性质的军事演习，还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寻衅滋事。面对挑衅，张学良信手拈来的妙策是按既定方针办——从他老爸张作霖开始，东北军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一直是“避免直接冲突，小便宜可给，但大亏不吃”。事后看来，这个办法的效果似乎“不错”，因为日本人的屡次挑衅都是不了了之，并没有发动战争。可是张学良不知道：日本人不开战，只是因为没到开战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时间来到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一如既往地享受莺歌燕舞。但是，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张学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晚十点左右，日军制造“柳条湖事件”，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谎称奉军破坏铁路。晚十一点左右，近两百日军（一个中队）以此为借口，突袭沈阳北大营。那场刻骨铭心的国耻，那场涅槃重生前的灾难——“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但是，“九·一八”的枪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血性与觉醒，伟大的抗日战争亦由此拉开序幕！根据史学家们的调查，对于“九·一八事变”，日本内阁基本不知情，天皇和军部也只是默许。日军的这次行动，实际是由“关东军三杰”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三个倭寇包办的。要知道这三个家伙，级别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一个上校而已，不过这在“下克上”蔚然成风的日军里，也不算奇怪。三个鬼子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只有一个原因：时机合适。前文介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济并不景气。随着经济大萧条的爆发，1931年的日本，形势更加严峻：经济全面倒退，失业率屡创新高，民众生活困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面对岌岌可危的国内形势，日本军部想了一个符合军人利益的解决办法：走军国主义之路，发动战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地区。这样既能取得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以解决本国经济危机，也便于他们建功立业，致富留名。但日本军部的想法遭到了日本内阁和国会的反对，不是因为这帮政客心地善良，同情中国，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侵略，或者尽可能地推迟战争发动的时间。相对来讲，政客的目光往往比军人长远，不像军人那般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不想为风险埋单。站在日本内阁的立场上看，战争带来的巨额军事拨款、国际干涉以及中国必然做出的抵抗，都可能导致日本的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严重的是，一旦国内局势持续恶化，这帮政客就必然要辞职滚蛋，他们手中的权力就会消失，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日本内阁坚持认为：通过战争能拿到的好处，也许结合外交谈判和军事恫吓就能拿到，又何必非要发动风险巨大的战争不可？可问题是，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所代表的军方势力，与日本内阁和国会所代表的政党势力，各有自己的主张和利益，都想用自己的方式主导日本。所以要想结束这种看似属于方向路线分歧实则属于权力利益冲突的内部矛盾，必然需要一场充斥着阴谋、流血和杀戮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但不管如何，对迫不及待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关东军而言，此时的局面十分有利：军部有出兵之意，又逢东北兵力空虚，还有国民党闹“宁粤分裂”，此刻不发动战争，更待何时！由于日本内阁持反对态度，所以关东军发动战争一事只能先斩后奏。既没有通知内阁，也没有让天皇裕仁和日本军部明文批准，以免给上级领导添麻烦。关东军发起进攻时，张学良正在看戏（一说观梅兰芳唱戏，一说看褚民谊唱《空城计》），当然不可能及时联系上，所以时任东北军参谋长的荣臻，按照老大张学良的一贯做法，命令部下们宁可缴械投降也不要抵抗，等老大的消息。如果沈阳北大营的张学良嫡系第七旅（加强旅，人马近万。它是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当时中国陆军中装备首屈一指的部队，配备有重武器，十余辆坦克，还有东北空军的炮火支持）即刻奋勇还击，跟数百日本鬼子斗上一仗，结果还真是难说。张学良得到荣臻的消息后，于19日凌晨一点左右对其下达了应对方针（《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毫无例外地还是老办法：避免冲突，不予抵抗，等待外交交涉。即所谓的“不抵抗”。既然你不抵抗，日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

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

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周武王灭商，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段时期被称为西周。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256年被秦所灭，这段时期被称为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一般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开始，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为止；周元王元年（前475）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止是战国时代。周武王灭商之后，大封诸侯，但是，在周初分封的诸侯中，不见秦人的踪迹。由此可知，西周初年的秦没有诸侯的名分，只不过是一个小族群。到西周第八位天子周孝王时期，秦人的地位有了转机。当时，秦人的首领是非子。非子很喜欢马和其他牲畜，且善于养殖，他养的马繁殖快，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当地人把这一情况报告到周王那里，周孝王召见了非子。于是，善搞养殖业的非子被派到汧（qiān，千）水与渭水之间主管马匹，其业务精湛，颇受赏识，因此被封于秦（今甘肃陇西），并让秦人“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是秦人得到采（cài，菜）邑的开始。采邑是古代天子、诸侯封赐给所属卿大夫世禄的封地，也称食邑。而卿大夫因世代以采邑为食禄，故也用食邑代指卿大夫。这样，非子成为秦赢的合法继承人。采邑只是卿大夫的封地，还远远比不上诸侯的封地。因此，得到采邑的秦赢只是一个卿大夫。那么，卿大夫与诸侯是什么关系呢？自周初开始，周天子把天下划分为若干领地（领主管理的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功臣，让他们成为诸侯。诸侯要服从周天子的王命，定期朝贡述职；但是，在诸侯的领地中，他们又是世代相袭的最高统治者。诸侯在其国中又分封领地给卿大夫，卿大夫只有领地，没有政权。卿大夫的领地就是他们的采邑。所以，卿大夫比诸侯的地位低，而且，卿大夫没有国，即没有政权。由此可知，秦人最初比东方的诸侯如晋、齐、燕的地位要低得多。尽管秦人地位比东方的诸侯地位要低，但凭借一技之长，总算是在以周天子为塔尖的金字塔政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意味着秦人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这一步至关重要。周幽王烽火娱褒姒秦襄公勤王封诸侯秦人获得封邑，是秦始皇家族走向政治舞台的第一步。但是自此之后，秦始皇家族一直没有太大的作为，直到西周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秦始皇家族才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石。那么这个历史机遇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秦始皇家族又是如何把握这个历史机遇的呢？这两个问卜题和西周王朝的衰败密切相关。西周王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封建国，到周幽王时期亡国。秦国由卿大夫被提拔为诸侯，恰恰伴随的是这场变化——周天子的地位在逐步下降，西周的王制在走向衰落。这一过程很漫长，在其间，有三位周王应当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位就是周厉王。周厉王的失误有两点：一是与民争利，二是压制言论。周厉王在位时期，不准“国人”（西周、春秋时期住在国都人的通称。他们有户口可以住在国都，具有公民权，可以从军，充当基层官吏，参加祭祀；和“国人”对立的是“野人”。因此，“国人”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利用山林和水面，把这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结果严重损害了“国人”的利益，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面对“国人”的愤懑，周厉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派了大量特工，监视“国人”，谁敢在背后议论，杀之无赦（以告，则杀之）。这导致“国人”见面不敢打招呼，在路上碰见了熟人也只能交换眼色（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白色恐怖”的严酷。周厉王控制言论，短期之内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谤鲜矣”，二是“诸侯不朝”。周厉王本人还沾沾自喜地对他的大臣召公说：我能禁止他人说我的坏话了！（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他手下的大臣（召穆公）对厉王进谏说：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说话，比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淌的危害还要大。堵住河水不让它流，最终会导致决堤，会伤害很多人，堵住百姓的嘴不让他们说话，何尝不是这样呢（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有朝一日也会决堤的，恐怕那时悔改也来不及了。但是，周厉王还欣欣然地沉浸在短期政治高压的效果中，对召穆公的谏言充耳不闻（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内是没有人敢讲话了。不过，三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忍无可忍的“国人”，“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周厉王从镐京（今陕西西安）出逃，流窜到了彘（今山西霍县）。周厉王从镐京出逃时，他的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里，“国人闻之，乃围之”。最后，召穆公没有办法，“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周厉王逃亡之后，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主持政事，史称“共和行政”。这一年（共和元年，前841）成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又过了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死于流放地，太子静被拥立为周宣王，召穆公、周定公交还政权（一说朝政由共（gōng，躬）伯和执掌。共伯和是西周时期的共国（今河南辉县）君，周厉王出逃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周天子被“国人”赶出京城，客死于流亡之地。天子的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是西周王朝衰落的开始。第二位导致西周衰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宣王。周宣王登基后，采纳大臣召穆公等人的意见，整顿朝政，曾经出现一度中兴的局面。但是，宣王晚年，连续用兵失利，先是败于姜氏之戎（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后来，又在南征中损失了“南国之师”，军力受到重创，再次陷人危机。西周初年，周王室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等大量军队，周天子的军力远远强于诸侯，这是周天子号令天卞诸侯的军事保证。但是，到宣王时期，周天子的兵力损失极大，已经严重不足。大臣劝谏周宣王举行天子籍田助耕的礼仪，这虽然只是一种形式，却需要各国诸侯齐至，正是强化权威的有利时机。然而，周宣王不听劝谏（王弗听）。曾经有所作为的宣王没能担当起重振周室的大任，反而因不听劝谏而使兵力大大削弱，失去了号令诸侯的军事保证。第三位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天子是谁呢？周幽王。周幽王是怎样摧毁了西周的呢？曾经号令天下诸侯的西周被灭于犬戎之手。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增侯、犬戎，对西周都城镐京发动突然袭击。周幽王见势不妙，立即点燃烽火，希望诸侯能够率兵保卫京城。但是，看到镐京的烽火，却鲜有诸侯率兵勤生（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结果，西周都城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被杀，镐京的财宝与美女褒姒（sì，似）都被掠走（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周天子自立国之初就拥有号令诸侯的权力、如果诸侯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周天子就可以对之进行征伐。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什么周幽王点燃烽火竟无人勤王呢？这件事其实是和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美女褒姒。周幽王本来就是一位昏庸之王，他宠信了一位贪财图利而又善于逢迎、能说会道的大臣主持朝政，导致民怨鼎沸一。后来，褒国进献了一位美女褒姒，周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对她的话是言听计从。周幽王废掉王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姐做王后，并且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太子宜臼被废，只好和其母亲逃回申国。褒姒虽然美艳绝伦，却是位冷美人，特别严肃，不爱笑（褒姒好笑）。幽王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博得褒姒一笑，但始终未能成功（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黔驴技穷的幽王竟然下令：点燃烽火台。烽火台本是国都镐京遇险时紧急征召天下诸侯勤王的标志，烽火一起，说明国都有警，各地诸侯会纷纷率兵前来救驾。但是，当各地勤主的诸侯赶至京城时，却看不到敌兵。褒姒看到各地诸侯心急火燎地奔到京城城外又见不到敌兵的尴尬情景，放声大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褒姒一笑，幽王开心极了（幽王说之），很有成就感。然而，各地赶来的诸侯却满腔怒火，因为镐京并无凶险，也没有外敌来犯，幽王举烽火不过是为了博得美人莞尔一笑。但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幽王的昏庸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当时没有其他的娱乐项目，于是“数举烽火”便一发而不可收。有位大臣劝周幽王：烽火台是救急用的，这个玩笑开不得。大王如此戏弄诸侯，真有急事，诸侯又认为大王在戏弄他们，不派兵相救，那会怎么样呢？但是，周幽王此时像着了迷一样，为了博得褒姒一笑，根本听不进忠言劝告。所以，后来幽王再举烽火，各地诸侯都不再赶来救援（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大玩“狼来了”的游戏，终于自食恶果，就是这一“点”一“笑”，美人没了，江山没了，自己的性命也玩完了。申后的太子被废，这使申后的父亲申侯十分恼火，便联合增国与犬戎，攻灭幽王（申侯怒，与增、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被杀之后，诸侯与申侯共同立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继位，史称周平王（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继位之后，犬戎时时刻刻威胁着镐京。周平王没有充足的兵力保卫镐京，只好远离犬戎。公元前770年，他将周王朝的都城迁到洛邑（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东周的开始。周平王东迁洛邑（令河南洛阳）之后，周王室的力量更加衰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东周时代，天下的诸侯相继称霸，这些霸主成为天下真正的主宰者（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就是孔子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历史由此进入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就成为春秋时期的开始。西周王朝的逐渐衰亡为秦始皇家族走向历史舞台创造了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当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视国家大政如同儿戏的时候，大部分诸侯对周王朝丧失了信心，没有勤王，导致周幽王最终兵败被杀，西周灭亡。但当时秦人审时度势，奋起勤王，之后又亲率大军护送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这位率兵勤王之人是谁呢？他就是秦始皇之前第三十五位、秦君中的第六位秦襄公。秦襄公这一次勤王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次勤王至少说明秦襄公具备两点政治素质：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第二，他有政治魄力，敢于带兵救驾，因为他明白，要想得到封赏，必须讨好周天子，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而且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秦襄公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勤王作战非常有力，立下了赫赫战功（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东迁的时候，为了报答秦襄公的救援，第一次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自己现在守不住、将来也管不了的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西戎之地）赏给了秦襄公。平王对秦襄公说：犬戎不讲道义，屡屡侵夺我岐、丰之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如果秦能攻占其地，驱逐犬戎，就把岐、丰之地封给你们（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并且赐予秦襄公爵位（与誓，封爵之）。秦襄公这次勤王得到了两样珍贵的礼物：一是立国封侯，二是经营西戎。先说立国封侯。秦襄公由于率兵勤王被正式封为诸侯，可以和原来的诸侯国开始互派使者（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周初分封诸侯没有秦，所以，秦人在秦襄公正式被封侯之前的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与已经封侯多年的齐、楚、燕等国根本不能平起平坐。秦襄公的立国封侯使秦国获得了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能与原来的诸侯国势力均衡了。周代社会非常重视名分。秦人在此之前只是个卿士，并无资格与关东诸侯平起平坐，更谈不上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了。秦人自襄公起，有了诸侯的名分，这是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基础。所以，在秦国的发展史上，秦襄公是第一位有巨大贡献的君王。再说经营西戎。西戎是中国古代西部一个族群，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杀死周幽王的犬戎即属于这一族群。当时西戎的势力很大，周平王为了躲避西戎的侵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发祥地迁到洛邑避难。虽然周平王将西戎之地封给了秦襄公，但实际上，统治这一地方的仍是西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周平王的这一赏赐只是一纸空文，但是，这一纸空文对秦国来说却意义非凡，它使秦国获得了攻占西戎大片土地的合法性。秦国从此可以公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大张旗鼓地攻取西戎之地，建立起以关中为中心的根据地。这就好比赏给你一套房子，房产证也给你了，不过，房子里目前有别人住着。但是，这个“证”非常重要，它证明这套房子从法律上讲是属于你的。至于何时收回，那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对于秦国来说，襄公立国是秦国兴盛发达的重要一步，也是它日后统一中国的关键一步。秦襄公锐意进取，一生致力于夺取西戎之地，最终战死在与酉戎作战的战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对于逐步崛起的秦国来说，秦襄公无疑是第一座巍巍丰碑。我们用较多篇幅来讲述西周的亡国，是想说明一个观点：西周的亡国给秦国崛起创造了一个历史契机，秦襄公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振兴之道。大国的崛起无不有一定的历史机遇，抓住机遇者盛，失去机遇者衰。秦襄公抓住了秦国兴盛的机遇。秦襄公虽然获得了攻占西戎的赏赐，但是，秦襄公直至战死疆场都没能占领西戎。所以，他并没有从周平王的封赏中得到任何实惠。亡由余戎王纳女乐霸西戎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拿着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跟西戎打，一直到最后战死、都没能把西戎之地夺过来。秦襄公战死之后，秦国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近一百七十年里都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从周王的封赏中得到实惠。但是，到了秦穆公时期，周平王的恩赐才使秦国获得了极大的回报。这叫做：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秦襄公战死疆场都没能得到的东西，秦穆公凭什么就得到了呢？这主要得力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能够让秦穆公得到这么大的回报呢？这个人叫由余。由余的祖上是晋国人；后来逃到戎地。戎王听说秦穆公非常贤明，为了了解秦穆公，于是派由余来秦国做实地调研。听说戎王的使者由余来了，秦穆公特意安排由余参观巍巍壮观的秦宫和宫中价值连城的大量财宝。秦穆公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能有一个答案：夸富、炫耀。但是，由余参观完之后却淡淡地说了四句话：这些东西如果让鬼神造出来，也能把鬼神累死；你让人民造出来的，那真是苦了天下的民众啊（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由余并没有羡慕富丽堂皇的秦宫和各种稀世珍宝、反而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由余为什么要批评秦穆公呢？因为由余既看透了秦穆公的用心，又感到秦穆公的夸富非常可笑。由余的回答使穆公大为惊诧，于是问：中原各国用“德”（诗书礼乐）和“法”来治理国家，还不时出现战乱，戎人没有诗书礼乐与法律，他们靠什么来治理国家？由余笑答：这就是中原各国出现战乱的原因啊！自从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低水平的太平。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仗着法律的威严监督民众，民众不堪忍受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上下互怨，篡夺屠杀，甚至灭绝家族，都是由礼乐法度引发的。戎人可不是这样。在上位者怀着仁德来对待臣民，臣民怀着忠信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轻松自如，根本不需要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圣人治国（一国之政，扰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穆公听了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

都城。但是，曲沃桓叔这一支因实力强大最终夺权成功。经历过多次失败之后，曲沃武公汲取了周天子两次出兵干预的教训，一方面杀死晋侯缗，一方面派人送给周釐（xǐ，喜）王大量“宝器”，公开对天子行贿。这一招还真灵，有钱能使鬼推磨。周釐主这次一反常态，不但不派兵征讨曲沃武公，反而封武公为晋国国君，使小宗的曲沃武公代替了大宗的晋侯缗成为得到中央政府认可的晋国国君。其实，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为晋国国君亦是无奈之举，并不仅仅是行贿的结果。因为此时的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地位，不管他承认不承认，曲沃武公都已凭借实力掌控了晋国，而他的承认只能表明东周的宗法制社会正处于走向全面崩溃的窘境。但是，周天子的这种做派等于是把天子、诸侯、卿大夫的秩序规则整个给废掉了。如果上帝死了，任何作为都可以被允许。如果维持秩序的权威失灵了，整个天下就会陷入一场大乱。周天子承认曲沃武公可以继承晋国君位，就突破了整个天下政治伦理秩序的底线。今后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了，只要你有实力。规则是人定的，实力才是硬道理。曲沃武公死后，他的儿子晋献公继位。晋献公的曾祖父曲沃桓叔是晋文侯的弟弟，这一支属于普国公族的小宗，本没有资格继承国君宝座。但是，他们这支小宗凭借实力击败了作为国君的大宗，夺得了整个晋国，这叫做大宗财产来历不明罪。但是晋文侯的嫡系子孙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公子，在宗室和大臣中很有威望。由于晋献公这支小宗是靠武力夺得君位，所以他非常害怕晋文侯后世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八年，他的大臣就劝他诛杀群公子以保住君位（乃使尽杀诸公子）。晋献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乃大开杀戒，晋国的公族遭到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从此，晋无公族。那么，晋无公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对异姓贵族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公族是最显赫的贵族，他们总是霸占着最有权势跟油水最丰厚的官职，他们的存在对异姓贵族的升迁跟势力壮大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晋无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就有了发展的空间和机遇。献公幸骊姬废嫡立庶子晋国的宗族内部发生了内乱，小宗灭掉了大宗，夺取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晋献公时期，又对大宗的公族进行了屠杀。这样，晋国大宗的公族势力开始衰落，但晋国小宗的公族势力还在。然而，晋献公又做了一件大损晋国公族的事情，使晋国小宗也开始衰落，最终导致了晋国整个公族势力的衰落。那么，晋献公到底做了什么呢？晋献公五年，晋国讨伐骊戎，骊戎战败，将一对姐妹花当作礼品奉献出来，用这种性贿赂奉迎晋献公。这对姐妹花是一对绝色美女，晋献公一见这对姐妹花，奋不顾身地就陷了进去（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关于晋献公与骊姬的宠昵关系，《国语·晋语一》中记录了一段非常精彩的细节。有一次，晋献公失眠没睡好觉，转天对一个大臣说了。大臣很奇怪，问：“您夜里没休息好吧，是不是骊姬没有陪着您？”（床第之不安邪？抑骊姬之不存侧邪？）《公羊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见当时晋献公的确离不开骊姬。七年之后，即献公十二年，骊姬生了一个儿子奚齐。骊姬的妹妹也很争气，也为晋献公生了一个儿子悼子（一作卓子，又作倬子）。晋献公在接受骊姬这对姐妹花之前已经有了太子申生，申生的母亲死得早；他还有两个非常贤能的兄弟：重耳和夷吾。献公十二年，晋献公最宠爱的骊姬生了儿子奚齐，晋献公太喜欢骊姬了，所以萌生了要废黜申生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但是，奚齐实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的母亲骊姬怀奚齐的时候，没有像钩弋夫人怀汉昭帝一样，怀了十四个月；也没有像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怀汉武帝一样，梦日入怀，引得汉景帝记住了这个儿子。骊姬、奚齐都没有过人之处，那要怎么名正言顺地把奚齐送上太子宝座呢？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没有机会，那就创造机会。如果只剩下奚齐一个公子，那太子还不稳稳当当就是他吗？既然如此，那就设法干掉晋献公的其他儿子。晋献公有八个儿子，真正拿得出手的只有三位：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重耳与夷吾。晋献公把改立奚齐为太子的想法私下告诉骊姬，骊姬听后，流着眼泪说，这可使不得啊，立太子一事诸侯们都知道，而且，太子屡次带兵，百姓也都拥戴他。如果因为我而废嫡立庶，我马上就自杀（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太会表演了，她这一招欲擒故纵，让晋献公大喜，心中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他宠爱的骊姬不仅仅是貌若天仙、体贴入微，而且还如此“深明大义”。奚齐虽然平庸，可他有个不平庸的母亲。骊姬有她的一套，她虽然不直接走到前台，但她会找人帮忙，她会假他人之手成己之美，这是骊姬的高明之处。晋献公有两个宠幸的大夫，骊姬通过他俩对晋献公说：曲沃是先君宗庙的所在地，蒲邑和屈邑都是边疆重镇，不能不派得力之人去镇守。一番话提醒了晋献公，晋献公非常高兴，立即把太子申生派到曲沃，把公子重耳派到蒲邑，夷吾派到屈邑。这样，晋献公身边只留下了骊姬和她的妹妹的两个儿子奚齐、悼子。把太子申生派往曲沃并不等于干掉申生，骊姬明白，要想搞定太子申生还得下狠招。于是，骊姬派人告诉申生，说昨天晚上晋献公梦见了申生的母亲，所以要申生赶快去祭奠他的母亲。申生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夺命阴招，听了庶母的话，反而异常感动。于是，申生在曲沃祭奠母亲，并且按照规定把祭祀求福的福肉带回来送给父亲晋献公。送来的时候，适逢晋献公外出打猎，骊姬就派人在福肉里下了毒药。两天以后，献公打猎回宫，厨师把福肉呈给献公，献公正想吃，骊姬劝他说：福肉从远方送来，还是尝尝再用。厨师把福肉倒在地上，地面立刻隆起来了；厨师把福肉扔给狗，狗吃后立即死了；厨师把福肉给一个宦臣吃，宦臣立即倒地死了。意料之中的骊姬一看，立即来了精神，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太子怎么这么狠呢！连自己的亲爹都要杀，这么急着抢班夺权。大王已经年迈了，还能活几天？太子竟然迫不及待地要杀您！太子这样做，都是因为我和奚齐。我们母子宁愿躲到其他国家，或者早早自杀，不要让我们母子被太子杀害。当初您想废他，我还反对；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全错了。骊姬这套欲擒故纵的忽悠把戏，确实练得炉火纯青，这一番话，有理有力有节，有水平有感情有智慧，把晋献公忽悠得肝肠欲断，晋献公能不勃然大怒？太子申生听到宫中发生的这件事情，吓得赴决逃到新城。晋献公非常生气，处死了太子的老师杜原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告诉太子：把毒药放到福肉里的是骊姬，太子为什么不亲自去跟你老爹说清楚呢？太子说：我爹老了，没有骊姬，他都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假使我说明白了，我爹一定会非常生气，这太伤身，我就成了个不孝之子。有人劝太子：既然你没法说清楚，那你赶快逃吧。太子说：身负杀父的罪名，谁还敢收留我？我自杀算了。于是，太子申生就在新城自杀了。骊姬的阴谋取得了突破性的阶段成果，可是，太子申生是自杀了，他还有两个非常有实力的兄弟，他们完全有可能填补申生留下的位子，怎么办？恰逢重耳和夷吾来向晋献公汇报工作。有人给骊姬打小报告说，这两位公子对你杀死太子很是不满。骊姬听了非常害怕，立即行动起来，跑到晋献公那里调唆道：申生下毒的事，您那两个宝贝儿子事前也都知道。重耳、夷吾听说这个话，知道大事不好，不辞而别，分别匆忙返回自己的边城基地。晋献公闻讯，更觉得这两个儿子心里有鬼，出兵讨伐。重耳吓得跳墙逃跑，逃跑时袖子都被追杀者砍断了。从此，重耳开始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涯。献公又派人讨伐屈，屈城人全力防守，城池未被攻下，夷吾得以幸免。骊姬反对晋献公赤裸裸地废嫡立庶，因为她不像后来的汉高祖刘邦身边的戚夫人，只会哭，结果事给办砸了，还搭上了自己和儿子两条命。骊姬主动在晋献公的面前说太子申一生的好话，把晋献公哄得蹓蹓转，简直找不着北了。其实，骊姬是个非常阴险毒辣的女人，她对太子申生采用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阴招，而不是赤裸裸地迫害。晋献公并不笨，但是，他经不住骊姬的忽悠。一个再聪明的人，被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忽悠，也一定会晕头转向，不辨是非。正如后人诗云：“不知尤物能为祸，却为骊姬寝食安。”公元前651年，当了二十六年国君的晋献公去世，骊姬的儿子奚齐继位。但骊姬万万没想到的是，奚齐的王位还没有捂热，就被大臣里克给做掉了。接着又有人立了骊姬妹妹的儿子悼子继位，又被里克杀死。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相继被晋国大臣所杀，证明了晋国正统的宗法势力并不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虽然晋国的宗法势力不能接受晋献公的废嫡立庶，但是，晋献公专宠骊姬，诛杀诸公子，使晋国的宗法制度遭到了严重打击。晋献公对晋国宗法制的破坏给了异姓卿族势力一个发展机遇。晋国异姓卿族势力大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曾经强大的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这三个国家都是战国后期的战国七雄之一，在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王嬴政第一个灭掉的国家，就是韩国，韩国第一个被灭掉，说明了它的弱小。那么，韩国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遭侮辱卻克记恨鞌之战韩厥升卿异姓贵族在晋国公族不断遭到重创的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韩、赵、魏三家。我们先说韩氏。韩氏先祖本姓姬，是周天子的同姓。后来，因为事奉晋国有功，被封到韩原（今陕西韩城），于是，被封到韩原的韩武子开始用封地为姓，改姓韩。韩国立国的道路上第一位突出贡献者是韩厥。韩厥在韩国建国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参与了一场战争，并且因这次战争的战功被任命为晋国的六卿之一。晋国有上中下三军，每军有正副两个统帅，这样上中下三军就有了六位统帅，这六位统帅就是晋国的六卿。由于晋国六卿掌管着晋国的军队，所以，六卿的地位非常重要。那么，韩厥是怎么当上六卿之一的呢？韩厥的升迁缘于晋国和齐国之间的一场大战。韩厥之世，中原主要是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由于争霸，晋楚之间爆发过两次大战，第一次是晋国大败楚国，第二次是楚国大败晋国。此后，楚国势力进入中原，晋国处境艰难。中原霸主齐国在齐桓公以后就丧失了霸权，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齐国在晋、楚、秦三强之外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第二次晋楚大战晋国失败后，实力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而齐国此时萌发了和晋国一争高下的野心。周定王十五年（前592），晋景公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参加会盟。郤克虽然是晋国的大夫，但却是一个残疾人，是个瘸子，齐顷公知道这个情况后，专门找了一个非常正点的瘸子为郤克带路。同时上殿的还有曹国使者曹公子首，说来也巧，曹公子首是个罗锅，驼背，为他领路的也是一个罗锅，两个罗锅一前一后，也上了大殿。再接下来，卫国大夫孙良夫来了，孙良夫有一只眼失明，齐顷公也专门安排了一位独眼龙为他领路。齐顷公在三国使者上殿之前，特意安排他的母后在大殿的后面观看，齐顷公的母亲看见两个瘸子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已经是乐不可支；又看见两个罗锅、两个独眼龙依次上殿，她再也控制不住兴奋，狂笑不止。郤克刚开始并没有在意由一位瘸子引导他上殿，等他看到一对罗锅、一对独眼龙依次上殿，又听见殿后传来女人大笑不止的声音，这才意识到齐顷公是有意戏弄自己和另外两位使者，他非常恼火，发誓要报此仇。回国后郤克就要求晋国讨伐齐国，但是，晋国国君说：你一个人的恩怨，怎么能让国家卷入呢（子之怨，安足以烦国）？郤克无奈，只好把仇恨记在心里。齐顷公戏弄三国使者，特别是戏弄晋国使者，表明他已经不再把晋国看成中原的霸主，而晋国方面的不做回应，更刺激了齐国的野心。齐国跃跃欲试，准备进一步试探晋国的底线。周定王十八年（前589）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卫国救援鲁国，被齐军打败。鲁、卫两国向晋国求救。晋国的中军主帅郤克力主攻打齐国。晋景公为了防止楚、齐联盟，决定伐齐，由中军元帅都克统帅晋军，韩厥作为司马，率八百辆战车，救援鲁、卫。六月十六日，晋军追到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千佛山），和齐军对峙。普、齐两军在鞌（在今济南市西偏）开战。战斗一打响，野心膨胀而自负的齐顷公就对他的部下说，我先灭了这伙晋军再吃早饭（吾姑翦灭此而朝食）！说完，连马身上的铠甲都没有披就冲了上去。晋军主帅邵克一开战就受了伤，血流到鞋上，但是，郤克早就憋了一口怨气，想报出使齐国受到羞辱的仇恨。所以，尽管他受了伤，手中的鼓褪始终都没有停。最后，郤克实在坚持不住了，对他的副手说，我坚持不住了。他的副手说，将军的战鼓就是我们晋军的冲锋号，将军的战旗就是我军的标志，我们晋军的进退都服从将军的号令。主将的军车，只要有一个人在，就可以完成国君的重托。将军怎么能够因为受伤就坏了国君的大事呢？上了战场，就只能想到为国牺牲，只要还有一口气，将军就要坚持。于是，郤克的副手用一只手挽住两根车辔，一只手接过郤克的鼓褪，不停地击鼓。在震耳欲聋的鼓声中，主帅都克的战车一路领先，整个晋军一拥而上，齐国的军队抵挡不住，溃不成军。韩厥这次参战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他的父亲对他说，明早赶车时，避开左右两边（旦辟左右）。所以，他站在车的中间驾车，紧紧追赶齐顷公。齐顷公的警卫对齐顷公说，射后面晋军车上那个驾车的人，这个人看起来像个君子。齐顷公说，称人家是君子还射不符合礼法。于是，齐顷公的警卫就瞄着韩厥的左边一箭，右边一箭，韩厥的左右全被射倒在车中。眼看韩厥穷追不舍就要追上，齐顷公焦急万分，但是，他的警卫逢丑父很镇静，他趁韩厥俯身去扶被射倒在战车上的警卫的时机，来了一个掉包计——自己和齐顷公换了一下位置。此时的战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人驾车，一个人警卫，另一位是主帅。主帅坐在车后，警卫站在车的右边。这一换位置，齐顷公站到右边，逢丑父坐到了齐顷公的位置上。跑着跑着，齐顷公的战车被树桩挂住，韩厥趁机赶了上来。在这危急关头，坐在车后边冒充齐顷公的逢丑父让冒充警卫的齐顷公下车打水，韩厥不认识齐顷公，还以为他是个警卫，所以，对齐顷公下车打水也没管。这样，齐顷公利用下车打水的机会，上了另一辆齐军的战车，逃了出来。韩厥将抓捕的“齐顷公”作为俘虏交给主帅郤克，郤克弄明白真相后，勃然大怒，要杀逢丑父。逢丑父大喊：杀了我，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愿意代替自己的国君承担责任了。我这么一个敢于拿自己生命拯救国君的人，还要被杀（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乎）！郤克听了逢丑父的一番话，大受感动，就把他放了。这一仗，虽然韩厥没有抓住齐顷公，但只是因为被齐顷公的警卫逢丑父临场掉包，真正的齐顷公才得以脱身；不过，这次的经历已经足够让齐顷公难以忘怀了。回国之后，韩厥就被晋升为六军的统帅之一。韩厥从此成为掌握晋国军权之人，这是韩氏建国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六军统帅，打仗是统帅，不打仗是卿，权力非常大。韩厥担任六卿之一，标志着韩氏卿族在晋国已经开始发展壮大，强大的韩氏卿族又是怎样建立起韩国的呢？韩国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第16章三家分晋晋献公之后，晋国的公族势力遭到重创，卿族势，力恶性膨胀。同时，卿族势力之间也为争权夺利相互争斗，结果最有势力的卿族由六家变成了四家：知氏、韩氏、赵氏、魏氏。这四家之中以

，他曾说：“吾辈祖上为役使，其后人当为继。时乃天赐良机，吾主无能为，不堪挥戈。吾辈可因势利导之。若欲压之，业已晚矣。”居密：《主人和奴仆》，第59页。?这个运动始于长江下游，盛于遥远的南方广东。“二年春二月，社贼起。贼皆人奴，忿杀其主以叛。始于顺德县冲鹤村，延及新会、开平、高要，皆杀逐其主，掘其坟墓，踞其妻室，连年屠毒，至顺治十五年乃已。”《高要县志》，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2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8—249页；《嘉定忠臣》，第265页。?同上书，第264页；《嘉定忠臣》，第269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乌龙会可能有一些明军人。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08—209页。?同上书，第3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9页；《嘉定忠臣》，第272—27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3页。?关于太仓的纺织业及商人情况，见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23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有权势的乡绅已不能保护自己免受百姓的猛烈报复了。复社的创始人之一张采早些年被牵连进了一件侵吞财产的案件。1645年6月12日，一群人冲进了他的房子，把他抓住并拖到了衙门，在那里强迫他在认罪书上签名，然后用石头砸他，并被头朝下地拖着穿过大街，来到小学校广场，把他扔在那里等死。但他从摧残中活了下来，被亲戚们抬进了屋里。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5—266页；《嘉定忠臣》，第270页。?太仓的长官最初由王介福担任，他是著名文学家王世贞的长孙。王介福利用他与钱谦益的密友关系担任了此职，并且向当地富户搜刮钱财。清廷任命的官员是周荃，他到太仓后，轻而易举地取代了王介福。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0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6—267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71—272页。尽管建立直接联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那些土地所有制度对乡村贫民来说是出奇残酷的地方，似乎就很容易降顺。比如在长州，一些小地主带领“乡兵”抵制清朝官吏，但是他们很快被抓获或被杀死了，而住在城镇里面吃租的乡绅们对此几乎没有反响。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6页。在宜兴（太湖西岸），那里乡绅逃避赋税和地主住外的比例很高，以至于50％的土地承担了全部赋税，因此那个地区只有很少的老百姓响应复明领导人任源遂。侯方域：《壮悔堂集》、《壮悔堂文集》第五卷，第12—13页。梁方仲：《明代的地方税吏》，第264页。宜兴附近的溧阳的主要武装队伍是由两个叫做潘茂和潘珍的人领导的，他们以前都是潘家的仆人。《溧阳地方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88—389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关于这个时期太湖地区佃农起义的资料，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4页。一些像叶茂华这样的人又主动做了清政府的官员。清军南进时，他们随军而行，劝诱各地乡绅接受新的统治者。在江苏北部的徐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促成了两淮盐区的投降。但是不知道他们与在北京替清廷办事的山西商人是否有联系。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2页，第一五一卷第24、25页，第一四五卷第1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页。?沈涛：《江上遗闻》，第19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七一卷，第10—11页。多铎担心山西军队可能会与当地居民冲突。他首先派了李延龄（李永芳的儿子）的一支1000多人的旗军，已投降的大同军官土国宝随军而行。他们在6月27日入城。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9—280页；《嘉定忠臣》，第27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这时冒襄——“四大公子”之一——在嘉兴南30里的地方。在那里他的父亲为福王筹划军需。当这座城市落入满人之手后，冒氏家族带着上百个男女奴仆和上百艘船的财物逃往乡下，三个月中一直躲避搜捕。他们还遭到过一次抢劫，有20多名仆人被杀死了。最终，冒襄和八名家庭成员，包括他的爱妾董小宛，逃回了长江北岸如皋的老家。冒辟疆：《董小宛回忆录》，第74—78页；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第151—153页。在浙江，争取乡绅合作的政策是由张存仁策划的，他作为总督，力主以科举与减税来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的变化》，第129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43—444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15页。1645年8月4日，洪承畴受命取争江南投降。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研堂见闻杂记》：第23页；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帕拉福克斯的著作说，他说话时比比划划，被百姓讥讽为“猴子”。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84页。除了老百姓之外，还有一些羞辱是来自个人的。洪承畴以前的私人老师，忠君之士沈百五被押解到洪承畴面前时，装作不认得他。“洪公受国厚恩，殉节久矣，尔何人，斯欲陷我于不义乎？”钱泳：《履园丛话》，第2—3页。?洪承畴：《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一卷，第1页。1645年9月5日的奏文中有对前明官员杨彤廷的推荐。?同上书，第3—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47页；《嘉定忠臣》，第315页；《财政改革》各章。?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250页。?这句话是高攀龙讲的。见魏斐德：《自主的代价》，第41页。?作为文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明朝的覆灭而自责。因为事后看起来，明的灭亡与文人们无心政事而醉心于吟风弄月的习性有关。晚明时期典型的文人擅长诗词、散文、乐曲、书法、绘画、篆刻、围棋、戏剧、说书、琴笛，等等。就像对方以智的描述一样，“文人”的概念意味着文化性的爱好与哲学和政治一样重要。当明朝灭亡以后，一些文人似乎对其无关国计民生的文人习性暗暗地产生了怀疑，把王朝的灭亡归结于这种唯美主义的追求。1646年顾炎武写道：近二三十年，吾地文人热衷务虚求空之娱乐，盖无例外者。彼得森：《苦果》，第155页；又见同上书，第31—34页。?魏斐德：《江阴的悲剧》，第66—67页。?魏斐德：《中华帝国的崩溃》，第29—35页。?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第88、92—93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41页。?同上书，第24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37页。历史学家司马光评论10世纪历任数朝的官僚冯道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引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78页。这句话引自当时一部十分流行的书。罗普：《变化的根源》，第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47页；张廷玉：《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53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63页。关于几社团体起义的决定，见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7、247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中，第3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37—23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7—8页。主张合作政策的汉人很清楚剃发令对和平归顺造成的威胁。在1645年9月，张存仁提醒说，通过科举来笼络归顺者的努力会因强迫剃发而受到破坏。但是多尔衮不为所动。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东华录》，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8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这个政策最初用于山东界南临海的云台山地区驻防的67名文武官员。?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会使人想起金人在1129年的可耻命令，当时金人决定在攻陷开封以后剃去“南人”的头发。特劳泽特尔：《宋代的爱国主义》，第206页。?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78页。?晚明时期来到中国的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引人注目的发式。一位神甫写道：“他们为有满头长发而骄傲，他们让头发长得很长，然后在头顶上盘成发结，再用一个中间分开的发网套住，使头发被夹住并被固定在这个位置上，在发髻顶上戴上一顶帽子。这是他们一般的头饰，而他们头领的帽子是由另一种最好的丝线以及金线织成的。每天早晨他们梳理和装饰他们的头发要花去很多时间。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282页。在同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位神甫相似的论述，见第183页；又可见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动》，第128页。把陌生的服饰和发式视为野蛮人的标志，这至少可以上溯到《论语》。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摆脱了野蛮：“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比如，1645年华允诚宁愿隐居无锡，而不愿意剃发。三年以后，即他61岁那年，他被人出卖给了清朝当局，被带到南京去受审。在满汉官员参加的审讯中，华允诚（他是东林领袖高攀龙的及门弟子）南向而立，双手举过头顶发誓说：“二祖列宗神灵在上，允诚发不可去，身不可降”。他和他的长孙及藏匿他的几个仆人都被杀死了。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28—229页；《明史》，第2913页；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40—141页。1645年，许多文人躲进住宅的夹壁里，拒绝服从剃发的命令，在朋友们和仆人们的帮助下他们躲开了公众的视线。无锡的邹来甫在被发现并遭逮捕前，在一个朋友家住了将近20年。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3页；又见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2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杨廷枢被怀疑与他的学生戴之隽有勾结，戴之隽是1647年在吴胜兆造反时松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0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第一卷，第10页。杨廷枢对审讯者说：“明无大臣剃发，此当死无疑。”查继佐：《国寿录》，第59页。在他死前，他可能受了伤，他用血在狱墙上写道：“予自幼读书，慕文信国为人，今日之事，乃其志也。”文信国是宋代爱国者文天祥。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他的死刑是在吴江的泗州寺前执行的。当刽子手的斧钺高高举起之时，他大声叫道：“生为大明人……”据旁观者说，挥起来的斧钺已将他的头颅砍掉时，人们听到了最后一句话：“死为大明鬼。”刽子手们亦为之动容。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0页。杨廷枢的儿子杨忠文在临刑时为他穿上官袍，然后把这件遗物带回了家里。许多年以后，当他的儿子已经80多岁的时候，才把这件沾有已经变黄了的血迹和刽子手刀痕的衣袍拿了出来，在它面前恭行祭奠先祖之礼。钱泳：《履园丛话》，第3—4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第55—56页；盖拉德：《南京今昔》，第140—141页。?森正夫：《1645年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反叛》，第219—220页。?《研堂见闻杂记》，第11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6页。?在清朝官吏未能立即得到当地乡绅支持时，他们就极力争取其中的蜕化分子。不过，奉承那些“凶豪”从长远看是十分危险的。见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9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6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40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64—265页。顾炎武说他的名字是杨永济。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诗集》第二卷，第9页。?杨永言要求顾炎武组织一支地方军队。在着手进行这件工作时，顾炎武在弘光皇帝的兵部担任职务。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威尔海姆：《伦理学家顾亭林》，第11—13页。在昆山抵抗运动中王佐才的作用，见《明史》，第3115页；王云五编：《大清一统志》，第916页（第八十卷第26页）。归庄是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长孙，复社成员，出色的画家和作家。他的诗作《万古愁曲》描述了从原始时代直到1645年南京陷落时为止的中国历史。据说顺治皇帝在紫禁城吃饭时，让人唱过这首歌。归庄的弟弟在史可法的幕府，他的两个仆人设法逃过了扬州之屠，带回了大屠杀和兄弟遇难的消息。《归庄集》，第5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6—367页。?朱子素：《嘉定县乙酉纪事》，第183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5页。南京政权时期曾经投奔过京口张洪魁的杨文驄一直打算，一旦满人越过长江，他就在苏州进行抵抗。他和500名贵州籍的卫兵进入苏州城，在街上突然袭击了黄家鼒一伙。周荃逃到了南京，向总督府汇报了事变的情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3—264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68页。杨文驄后来在福州任唐王的兵部尚书。他担负着收复南京的任务，但他未能阻止从杭州过来的清军，于是在福建自杀而亡。《明史》，第311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5—89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75页；《嘉定忠臣》，第27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7页。在1645年7月末，多铎已经安排好了北方降将。曾是黄得功部将的马得功成为坐镇镇江的总兵官；刘良佐去了长州；李成栋被派往吴淞。他带领5000名士兵奔赴嘉定。他在苏州的部队和1000名旗人负责平定苏州和松江地区。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85—286页；《嘉定忠臣》，第283—284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5—117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页。?张廷荣：《清初四大师生命之学》，第46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4页；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第15—16页；彼得森：《顾炎武》第二部分，第23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82页；又见彼得森：《顾炎武》第一部分，第60—66页。不过这并没有使昆山的所有抵抗运动平息下来。顾咸建和顾咸正兄弟领导了零星的抵抗运动。顾咸建在1643年的进士试中名列第五。他参加了保卫杭州的战斗，当鲁王投降了阿济格之后，他逃到了昆山。被捕后以不降而死。查继佐：《国寿录》，第54—56页；《明史》，第3098页。他的哥哥顾咸正因为在1644年在延安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闻名。北京陷落后他回到了昆山，拒绝剃发，并参加了1647年陈子龙和吴兆领导的起义，后被俘遇害，五个儿子也同时遇难。这个英雄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只有一个孙子幸免于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8—279页；黄之隽：《江南通志》，第153卷，第17页；苏雪林：《南明忠烈传》，第47页。?魏斐德：《地方观念与忠君思想》（死者应为17万余——译者）。?英国人对于嘉定和它的抵抗运动有过很精辟的研究。见邓尔麟：《达官贵人》。这份研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人群中百分之十是真正做事的人，剩下的随波逐流，看上去好像是在工作，说不定他们还真的相信自己是在做事，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的？可怜的查理来上班，就等着人家告诉他该做什么。当然了，我得琢磨把他放在哪儿。我没准备把摄影师们赶出去，他们需要那块地方。我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出我们的房间，反正那办公室也从来算不上是最好的。不，就用开董事会的那间，有着发号施令的权威感，地毯、窗帘、软垫什么的相当齐全，和别的办公室不在一起。我和查理搬进这间办公室，把两个姑娘留在我和乔伊丝的老办公室里。现在我坐在查理对面，就像以前我坐在乔伊丝对面一样。我们处得挺好。查理以前负责一本商业杂志，杂志做得干净、明晰、美观。（不过真正负责的是谁呢？）他坐在那儿，把那张大办公桌铺满了文件，而我则向他讲述杂志的历史，做过的改变，“在我看来”它现在应该是什么样的——哎呀，我可不是说如今我的想法有多重要，我都是要退下来的人了嘛。啊，简娜，你的意见我们当然一定要考虑的啦……他从来不主动提出点什么……唉，这要紧吗？有的时候，消极被动也是一大美德呢。能够让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嗯，是的，一个人必须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也要能在正确的时刻控制局面，发动机器，利用惯性，促使事情发生。等待，倾听，然后接手，掌控，乔伊丝做这个很拿手。我以前想过，也许查理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不，现在我相当肯定，他不是的。他不做事——唉，一直是这样的，真正做事的实在没几个人。看人消极怠工，这很有意思。来了一封信，他把它递给我，我和他一起读。他说，这样这样如何？我说，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他说，啊，大概吧……我去打各种电话，然后叫来了我的秘书，我口授信件的时候，查理忙着翻报告。他每天中午都有工作餐，和这个那个人一起。他很迟才回到办公室，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运转起来了。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我们说话，然后他口授一两封信，这一天就结束。他什么事都没做。他甚至对我这样说过：一个好组织者知道如何下放权力。说这话时他微笑着，那笑容里居然没有丝毫的不安。哎，说得有理：我们的各部门，靠自己的惯性就能长期良好地发展，不需要别人插手。与此同时，社里还有菲丽丝，还有吉尔呢，她们已经明白过来了。查理把责任下放给她们了——他是这么认为的。菲丽丝进来听指示、提建议的时候，我观察着她。她不让自己和我有眼神交流，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哦，满分，菲丽丝！她坐在那里，能干，安静，自然是穿着她那让人心安的柔软的丝绸衣服，说，“查理，我在想，如果我们……你怎么看？”“啊，我也有此意呢。”半个小时后，他会这样回答。而当我去她们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得好像其实是查理提出了这个那个想法，掌控大局的查理。美好的秋天继续着，一天又一天，今天下午我好好地打扫了公寓（吉尔的房间的确是收拾得很不错），而且真的有机会把我的衣服、双手、指甲等打理得合乎标准。我正看着天呢，忽然抬脚冲下楼去，钻进车里，去莫迪家。“莫迪，”我说，“和我去公园。”她举棋不定，我看出来了，于是我说：“来吧，莫迪，来吧。就答应我一次吧。”她笑了，是通情达理、活泼愉快的笑，看到这种笑我总是松一大口气。然后她说：“但是我已经切好了三明治，杯子也摆好了……”我冲进房里，拿上她的外套、帽子、手袋，她任我安排。十分钟以后，摄政公园。我开车绕着内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看着湛蓝湛蓝的天空下黄金的、青铜的和碧绿的事物。莫迪别着脸，用手遮着。我想，她在哭，是的，但是不，我不去注意。于是我坚决不看她。“你能稍微走走吗？”我问。很幸运，从公园门口到咖啡馆距离只有二十码。多么漫长的二十码，我能看出来，自打去年夏天我们来这里以来，她的身体状况变坏得很厉害。第一次听那个卑鄙小人漂亮靴子赫米奥娜用这个字的时候，我很讨厌它。如今薇拉用它时，我还是讨厌，但现在我自己也用它了。莫迪的身体在迅速地变坏……就像生鲜食物。终于，我们走到了桌子那儿。玫瑰还没谢，一团团的色彩、芳香，立在花坛里，吃得饱饱的小麻雀到处蹦蹦跳跳。我安置好莫迪，端来蛋糕和咖啡。莫迪吃啊吃啊，慢条斯理，有条不紊，充分享受，吃完一块，她歇一下再拿下一块，这个间隙她就坐在那里，朝着小麻雀们微笑。小可爱，小可爱……想到她那黄黄的小肚子，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怎么这么能吃。而莫迪说，是啊，他们说，溃疡得喂……不是抱歉的口吻，而是纳闷的，因为她也很惊讶，自己怎么吃了还要吃，有的时候风卷残云般扫掉他们送来的饭以后，还要切几块面包片涂黄油吃，或者吃掉一整袋饼干。然后我开车，带着她沿着公园的内圆环绕了一圈又一圈。她遮着脸，盯着满是黄叶的树，看着它们投下的阴影。莫迪。她似乎在好转：如果对一个罹患癌症的女人还能用这样的说法的话。她那可怕的脾气不怎么发了，大部分时候很友好，甚至十分欢快。而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这真矛盾。就在带她去公园的那天，晚上我醒来，背又拧成了一团。远没有上次那么糟糕，第二天就好了。但是我知道我得做什么。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好好地谈了一次，然后我去莫迪那儿，坐下来，说：“听着，莫迪，我有事要说，拜托听我说完，不要发火。”我本来早已决定不用“发火”这个词了的：前一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对自己说，她是个聪明人，她是通情达理的人，我一解释她就……哦，真扯淡——她几乎是立刻就转过头去，和以前一样，狠狠地瞪着炉火，浑身发抖，凄凄惨惨。我对她说，她得要一个家务女工，哪怕是一周只来两次，帮她买东西；她还得要一个护理员，帮她洗澡。不然我就得躺倒再也起不了床，她永远见不到我了。她一言不发。我说完以后，她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是不？”后来她特地说明，她只怪薇拉·罗杰斯，那个大坏蛋。我那个时候意识到，我不能指望她讲道理了。来的家务女工是个可爱的爱尔兰姑娘，来之前已得知福勒太太不好相处，于是耐心地站在门口，一直敲门敲到莫迪放她进去为止，莫迪磨着牙，怒目相向，小声咒骂。莫莉礼貌地问：“要我给你弄点什么回来？”莫迪说：“我什么都不缺。”“哎呀，”莫莉说，换了个策略，这招对付另一个不好伺候的老太太有效，“我好累啊，我能坐下，抽根烟吗？”她看了看那把可怕的扶手椅，然后坐在了桌边的硬椅上。莫迪没有错过那个反感的表情，尽管它仅仅一闪而过，她打定主意不能喜欢这个姑娘。“你想坐我可没法拦。”她回答。于是莫莉明白，在这家她不能坐，不能叽叽喳喳地聊天。很快，她掐灭了烟，说：“如果你没有什么要我去买的，那我就走了。”听到这话，莫迪一开始保持沉默，然后用一种匆忙、愤怒又无所谓的口气说：“要点饼干……还可以给猫买点东西吃……不想太劳烦你。”以这个为基础，可怜的莫莉好歹买来了些莫迪要的东西：但当她想去厨房看看，好利用一下自己的大脑，看她到底缺些什么时，这时莫迪说：“我可不记得我请了你进来。”于是当莫迪记不得自己要什么东西的时候——而她经常记不得——莫迪只好缺吃少穿。因此当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得再出门给她买东西。我觉得荒唐极了；毕竟，这就是几分钟的事。她觉得荒唐极了，她居然得忍受那个家务女工，就因为我的心肠变冷了，不再宽厚、宽容。但是，当然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她得让护理员给她洗澡，这些护理员要么是黑人，有的年纪太轻，有的太大；要么是白人，有的下手太重，有的双手太冷——反正不是简娜。她一开始不让护理员进门，但是发现我故意凶巴巴的，不理会她无言的恳求。她只好让她们进门，但是她们找不到沐浴用具，找不到干净衣服，她们先是温柔耐心地询问，然后是恼火专横地逼问，得到的都是嘟嘟哝哝的回答。第一个护理员是黑人，报告说她觉得福勒太太不能容忍黑人护理员；第二个是白人，尝试了两次，放弃了；第三个居然给莫迪洗成了澡，莫迪觉得这经历太耻辱、太痛苦了，于是下一个护理员来的时候，迎接她的是一通大叫大嚷：“滚开，你们我谁也不要，我自己能行。”还有一次，实在是太荒唐了，晚上我到了莫迪那儿，发现莫迪恶臭难闻，显得绝望又羞愧。我们和往常一样，各坐炉火一边，她和我讲了一样的故事，因为她的回忆用完了，还有这么个想法梗在心中：我不肯给她洗澡，我原来是她的朋友，现在不是她的朋友了。“你还是我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这样开头，她不是想给我施加压力，而是她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很快，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的老太太，而我居然不肯花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她洗澡。我给薇拉打了电话，叫她取消护理员，但是留着家务女工，而从那以后，一直是我给莫迪洗澡。不过不是每天都洗，我实在做不到。我害怕那个沉默的敌人，我的背。我到她家的时候，莫迪，有的时候真为自己的腌臜和气味感到痛苦和厌恶，会思忖，她今天心情好不好？我察觉到了这个，就说：“你今天乐意洗个澡吗，莫迪？”她的表情！她可怜的老脸上那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多么痛恨自己肮脏，痛恨自己让自己恶心。从某个方面讲，我介入她的生活对她来说是件坏事，因为在此之前，她可以稍稍忘掉这些事，无视自己腌臜的衣服，脏兮兮的手腕，指甲缝里的污泥。于是，每隔三天的样子，我给她洗一次澡。她最近一段时间一次都没拉在身上，尽管有的时候会尿湿衣裤。她得付出多大的警惕和努力才能保证不把自己身上弄脏，这我大致了解：她得频繁地拖着身子去那冰冷的厕所；还要潜心研究，以智胜她的肠子。再说，还有一件事：她不想让简娜——薇拉·罗杰斯派来的探子——知道她拉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为此她不惜一切，甚至一整晚不上床，硬坐着，这样就不需要用痰盂。但是有一次她来不及出去，不得不用，而还没来得及倒，我就来了。她没有阻止我倒痰盂，但是她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脸，那表情告诉我，她一直害怕这个时刻会到来，而现在它来了。我一开始以为她喝了用真正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然后我记起了关于咖啡色粪便是怎么回事。我第二天的确给薇拉打了电话，她说，哦，我得把医生叫来，我得这么做。别，我说，拜托了，别这样。能不干涉她就不干涉，能熬多久就熬多久吧。于是，现在，真正的好朋友简娜不见了，世上唯一一个（你的另一个自我）可以依靠，总是回答“好”，做你需要的事的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另一个简娜，处处设限，有的时候肯，有的时候不肯。我带莫迪去看了她姐姐。她挑了一个星期天，觉得那天自己状态足够好，不会丢脸。她好不容易挪进街角的电话亭，给姐姐打了电话，事后告诉我她都安排好了，而且到时候她自己坐公共汽车去，我不需要费事。那是十一月里一个温暖的日子。莫迪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深蓝色的绸子，上面有灰色和粉色的玫瑰。这件衣服是二战刚结束不久，她在汉默史密斯的那个女演员朋友给她的。她在外面罩了件黑外套，戴了一顶黑草帽，草帽上系着黑丝带，还有一小束玫瑰：这帽子是她四十年前为参加一个婚礼买的。我去接她的时候，觉得她完全可以做《窈窕淑女》里莉莎的妈妈：贫穷败落，却又时髦时尚。而她身上还透着一股活泼，甚至是不羁的气质。于是莫迪就这样去拜访她多年未见的亲戚了，呈现给他们的正是他们心中她的形象：偏执古怪，让人巴不得能忘掉的落魄穷亲戚。那是一栋漂亮的小房子，挺老的，有一个花园，新的高层建筑区、大商店、停车场、喧嚣的街道间散落着好几栋这样的房子，这是其中之一。我们开车在周围绕了好几圈，找这个地方，而它就在那儿：几乎是一个村庄，或者说村庄的孑遗。一扇刷了漆的花园门，一条小径，两边是秋日黯淡凋零的玫瑰，路尽头是那一家子，等着接待莫迪小姨和她的新朋友。好奇。他们这一帮人真不怎么样，冷漠、精明、鄙俚——这个词如今不大用了，真不应该让它停止使用的。莫迪的这位姐姐是个女族长式的人物，依旧活力十足，大权在握。她做了午餐，吩咐女儿们、孙女儿们摆好桌子，而要倒垃圾、要撬开卡死的窗户、要接马桶抽水拉绳的时候就指挥儿子们、孙子们去做。家里一共十二个人，都穿着难看的时髦衣服，聊他们的车，他们的割草机，他们的假日。他们都比莫迪和她的姐姐波莉高一个档次，但是，和他们那个寻欢作乐的缺德外祖父比，他们的档次是高了还是低了呢？我坐在那里一边琢磨着我们那有时理不大清楚的阶层划分，一边回答他们关于我是做什么的问题——我绝没有和他们实话实说，反正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撒谎，我说我是个秘书。他们还问了关于莫迪的问题。但是我知道他们到底想问什么，他们也问了：“所以，你是莫迪的‘好邻居’？”我坚决不能让他们用这个说法抹杀莫迪真正的好友，我回答：“不，我不是。我是莫迪的朋友。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不信这话，互相交换了一个会意的眼神。他们问莫迪问题和同她说话时，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居高临下，好像她弱智似的，而她坐在他们中间，穿着她最好的衣服，脑袋微微有些颤抖，明显的身体不适，一边顽抗，一边又心虚，努力顶住这些压力，他们弄得她像是又荒唐又愚蠢，实在是可怕的压力。她怯怯地问姐姐：“波莉，你记不记得我以前给保罗做过水果卷？”“是吗，莫迪？你做过？你以前总忙着动些小脑筋，不是吗？”还有：“波莉，那是原来那个船形酱汁盘吗？我记得是家里的。”然后波莉愤怒地狠狠擤了擤鼻子：“你可别觉得现在你能把它拿走，我不会给的。你名下的东西你都拿走了！”“哦，妈妈！”“哦，妈！”“哦，亲爱的！”这是“孩子们”和孙子辈的反应，“孩子们”其实现在自己也上了年纪，孙子辈是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互相交换着眼神：这下家庭传统复活啦——莫迪姨婆总是想要顺走奶奶的东西，她总是乞讨索取，现在又开始了。莫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沉默了下去，整餐饭中除了回答“是”和“不”，不再多说什么。我们十四个人围坐一张加了抽板的桌子，把餐厅塞了个满满当当，这餐厅是大家共用的房间。还有一间前厅，像是老式建筑里的“会客小厅”，那间房异乎寻常的干净明亮。用餐时，我们互相传着盘子，老式的蔬菜盘，里面盛着油腻腻的烤土豆、水汪汪的白菜、烂糊糊的防风。桌上有一盘烤得不错的牛肉。我们传递着山葵汁、番茄酱，还有一个银调味瓶，那大小都够一家酒店用——或者够这样的家庭聚会用。我们吃了炖李子，李子是自己花园里摘的，腌在瓶子里。我们还吃了很好的板油布丁，蓬松生脆，抹了果酱。我们一杯一杯地喝牛奶浓茶。中年的聊他们的蔬菜园，谈如何腌渍、冷冻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年轻人聊旅游时吃过的比萨和外国食品。听上去，这家还有不少小孩，不过没被带来参加聚会，他们说不然莫迪姨婆一定受不了，这话果然戳到了莫迪的痛处，我看到她眼里有泪，但是我没搞清这话是指什么。这些人只有圣诞节才会见面，他们聚到这里，所有人都来。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挖苦打趣，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游戏，重新提起别人的弱点、失败、背信弃义。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力量、自信，还有这种随随便便的残忍，容光焕发。女族长镇静地坐在那儿，满面微笑。我很容易就能在她身上看到她父亲的影子，而在莫迪身上我没看到一丝一毫。她有一张宽大的红脸盘，头上是蓬蓬的白色鬈发，可以看得到亮光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英雄形象……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我们再看《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Norton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名为《TheBattleofthe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CaptainTanghadalargedogofamostvicioustemper，unrulyattimesevenwithhismaster.AftertheshipsankCaptainTang，whocouldnotswim，managedtogettoanoarorsomesmallpieceofwood-enoughtohavesupportedhimhadnothisdogswumtohim，and，climbinguponhim，forcedhimtoreleasehisgraspandthusmiserablydrown，thebrutesharinghisfate-perhapstheonlycaseonrecordofamandrownedbyhisdog.”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字，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10月，叔叔周建人在《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父亲的治疗……”（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1.鲁迅病重（肺结核）。2.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3.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4.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5.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6.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

樱花草在线社区www日本高清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停顿之状态。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了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最近将来应有之努力与其前途，庶几可有几分窥测。否则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究亦何当于中国之史学。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此尽人知之。论其特点，一、绵历悠久，继承因袭永无间断。二、史体详备，各种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区之广，与其活动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国史之繁富，并世各民族，莫能与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骄者，正在其历史。足以证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与伟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无限。然而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此等历史知识，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固不能脱离以往之史料，惟当在旧存之史料中耐心检觅。今日中国处极大之变动时代，需要新的历史知识为尤亟。凡昔人所宝贵获得之知识，吾人或嫌不切当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寻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国虽为历史最完备之国家，而今日之中国，却为最缺乏历史知识，同时最需要整理以往历史之时期。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以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举其最著者，《尚书》为吾国最初之史书，而书缺有间，盖中国文化尚未到达需要编年史之程度。及《春秋》，为中国最初之编年史，《左传》尤为编年史之进步，然而犹未达以人物为历史中心之阶段。司马迁《史记》出，始以人物为中心。其时人物个性之活动，已渐渐摆脱封建时代宗法社会团体性之束缚而见其重要，故写史者乃不得不创造新体以为适应。班氏《汉书》，则为断代史之开始。乃中央统一政府渐臻稳固后，一种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国列代之所谓正史。而创写新史之要求，则继续无辍。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为政书之创作，乃一种以制度为中心之新历史。继此如宋代司马光之《通鉴》为编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纪事本末，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兴。郑樵《通志》，尤为体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际，藏往开来，而非前史体例之所能限。然则中国以往旧史，亦不断在改写中。而今日则为中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遽变时代，其需要新史之创写则尤亟。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不宁惟是，实为中国国民其知识地位比较在水平线上，与社会各界比较处于上层地位者，一种必要之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国各知识界，乃至各界领袖分子，于其本国以往之文化与历史，全不认识，试问何从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从而有感情？然则其对于本国民族与文化传统之爱护，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挚？今使全国各界之领袖人物，对其本国民族与文化，俱无深切真挚之爱情，试问其可有之危险为何如？然而此非欲锢蔽全国人之心思气力以埋头于二十四史九通，为旧史料之记诵。亦只谓其本国历史的知识，为其国领导分子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知识而已。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有新史学之创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此亦殊难一辞而尽。要言之，此当为一种极艰巨的工作，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系统，而自能照映我们家现代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有志为此种探讨，其中心注意点，如历代之政治制度，人物思想，社会经济，将以何者为研寻国史新知识之基本要点？此亦难言。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此在能从连续不断的历史状态中划分时代，从而指出其各时代之特征，即此一时代与前一时代及后一时代不同之所在，亦即各时代相互之异同。从此乃见其整个的动态。如某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或在政治制度，或在学术、思想、宗教、风俗，诸端皆然。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惟一之着眼点，此理甚显。中国自秦以来，直迄最近，苟自社会经济一端言，要之在农业经济之状况下。若遂据此而轻率断定中国文化自秦以来即少进步，自属偏见。治国史者，苟专在农业经济方面从事探讨，无怪其谓中国民族绝少进步。因各时代状况略相同，无从寻得其进步之所在。然若真能为客观合科学的新史家，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始。中国史之变动，即中国史之精神所在。近人误认为中国史自秦以下即绝少变动，其实皆由未尝深究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之故。变动何在，当详他篇。此不具论。一九三七年一月附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近读《史地教育委员会二次会议参考材料第一号》，一九三八年八月总裁训词革命的教育，深受感动。我们只须真实认识，真实推动，更不必再多说话。总裁训词里说：“我们今后教育目的，要造就实实在在能承担建设国家复兴民族责任的人才。而此项人才，简单说一句，先要造就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是一个万分痛切的教训。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惟一的起码条件，他应该诚心爱护中国。这不是空空洞洞的爱，他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譬如儿子爱父母，必先对其父母认识了解。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国史浩繁，从前人早已深感其苦。何况身当我们革命的大时代，在一切从新估价的呼声之下，更觉国史传统之不易把捉。但是愈是新的改进，却愈需要旧的认识。过去和现在，绝不能判然划分。因此在我们愈觉得国史难理的时候，却愈感得国史待理之必要。我常细听和细读近人的言论和文字，凡是主张有关改革现实的，几乎无一不牵涉到历史问题上去。这已充分证明了新的改进不能不有旧的认识。只可惜他们所牵涉到的历史问题，又几乎无一不陷于空洞浅薄乃至于见解荒谬。这是事实。我们这一时代，是极需要历史知识的时代，而又不幸是极缺乏历史知识的时代。让我略举数例以资说明。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六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判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如有名的唐六典，大体为宋代以来所依照，极精密极完整的政权分配，使全个政府的行政机关各有依循，便不必有宪法而政权自有限节。而况明代以前，宰相为行政领袖，与王室俨成敌体。王帝诏命，非经宰相副署，即不生效。君权相权有时互为轩昂，正如法国、美国总统制与内阁之互为异同。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推翻，加以纠正。政治只是社会各项事业中较重要的一项。政治理论全部变了，则牵连而及于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之理论，亦必随而变。牵一发动全局，因而摇动及于全部人生理论精神教育以至整个文化传统。试问中国传统政治及其背后的理论，若要全部推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一刀两截，非不痛快，然而以后种种却从何产生？于是在革命初期，便已有英国制和美国制的争论。而随着上次欧洲大战后的新变动，国内又产生苏维埃共产政治与德、意独裁政治的鼓吹与活动。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努力要把中国将来的新政治和以往历史的旧传统，连根接脉，视成一体。可惜他的见解，尚不为一般国人所了解。一般国人只还是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只是专制黑暗。他们像是根据历史，但他们并不真知历史。不知乃不爱，但求一变以为快。再举一例。我又常听人说，中国两千年来闭关自守，不与外来民族相接触，因而养成其文化上自傲自大，深闭固拒的态度。这又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只可惜仍不是历史的真相。秦以前暂不论，我们再就秦以下言之，自东汉初叶，中经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大体上超过六百年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时期。印度可说是中国的近西。自隋、唐以下迄于宋、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时期，可说是中国接触吸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时期。阿拉伯。波斯可说是中国的远西。中国自秦、汉以下的一千三四百年间，西北陆路，西南海路的向西交通从未断绝。中国人何尝闭关自守？今佛教已为中华民族所信仰，而伊斯兰教之在中国，亦得自由传布。汉、满、蒙、回、藏，民国以来合称五族。中华文化吸收印度佛教之影响，人尽皆知。而自唐以下，中华文明所受阿拉伯伊斯兰教东来之波动，现在尚需学者详细阐发，中国人何尝自傲自大？六朝、隋、唐中国高僧西行求法的热忱，以及唐以下中国对波斯、大食商人的坦白宽大的态度，只广州一埠，在唐末便有大食、波斯商人二十万之谱，而其时大食、波斯商人之足迹，已遍布中国。从此便够证明上述中国人文化自傲对外深闭固拒的评状，全无根据。此等话，只是近代西洋教士与商人的谰言，并非历史真相。西洋中古时期的耶稣教，本已包揽着许多政治社会上的尘世俗务。海通以还的耶教士，更形变质，几乎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前呼后拥。他们把在南非与北美的经验与态度带到中国。不仅来中国宣传教理，还往往干涉中国之内政，激起中国之民变。与往古印度高僧纯以宗教真理相感召之精神，显有差别。而西洋商人之牟利政策，如鸦片强卖等，更招中国人之恶感。近世中西交通史上，鸦片战争前后，不断的教案以及连续的强占土地强索赔款等事项，其是非曲直，大可待有志研究全世界人类文化史而抱有明通观点者之公平判断。中国史上之东西交接，至少已经三期，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第三期才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前两期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期间，已见中华民族对外来异文化之一般态度及其成效。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末以来，为期只三百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是与前一般。若以前两期的成绩来推论，再历三百年，中华民族一定能完成吸收融和更远西的欧洲文化。但是要吸收外面的养料，却不该先破坏自己的胃口。近代的中国人，也有笑林文忠为顽固糊涂，捧耆善、伊里布等为漂亮识大体的。这无异于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代外国人说话。中国人自己不知道中国事，便不爱中国。不知道中国不爱中国的人，如何算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事实上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理论上却又绝不能算他是一个中国人，如此般的人，到处皆是，岂不可痛，岂不可惊。上述的两例，一个使中国人感觉中国以往一切要不得，一个使中国人不敢批评外国人一句，不是的只在自己这一边。这种错误观念，关系何等重大。他们都像是一种历史叙述，但是绝不是历史的真相。无意中已把中国人立足所在的重心，迁移依靠在非中国人的脚边。这样将使中国人永远不能自立。现在请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而又是有关于地理问题的。辽河流域在中国史上深远的关系，早已发生在秦汉之前。直到明代，建州卫特起，只是吉林长白山外一小部落。辽河两岸，全属明代疆土。满清入关，定鼎以后，不许汉人出山海关，要把关外作他的退步。但是那时只称辽、吉、黑作关东三省，绝不叫他是满洲。日本人又进一步，把清代所称关东三省径呼满洲，又常以满鲜、满蒙并称。中国人不知其用意，自己亦称关东三省作满洲。直到伪“满洲国”成立，世界上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满洲人在其本土满洲自立一国。这是外国人冤枉中国歪曲中国历史来欺侮中国人之一例。我们并不想歪曲自己的历史，来利用作一时的宣传。但是我们应该澄清当前流行的一套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一切历史叙述。我们应该设法叫我们中国人知道真正的中国史，好让他们由真正的知道，而发生真正的情感。这样才配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这一个责任，自然要落在史地教育者的身上。现在再说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问题，这本可不证自明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绵延最久展扩最大的文化，只以五千年来不断绵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价值。近百年来的中国，不幸而走上一段病态的阶段。这本是任何民族文化展演中所难免的一种顿挫。又不幸而中国史上之一段顿挫时期，却正与欧美人的一段极盛时期遭逢而平行。国内一般知识分子，激起爱国忧国的热忱，震惊于西洋势力之咄咄可畏，不免而对其本国传统文化发生怀疑，乃至于轻蔑，而渐及于诅骂。因此而种种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然而此种现象，亦依然还是一时的病态，并没有摇动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底。只看此次全国抗战精神之所表现，便是其明证。试问若非我民族传统文化蕴蓄深厚，我们更用何种力量团结此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对此强寇作殊死的抵抗？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此在一辈知识分子，虽有菲薄民族文化乃至于加以唾弃的，而在全国广大民众，则依然沉浸在传统文化的大洪流里，所以宁出于九死一生之途以为保护。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偏。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新认识与新发挥。在此革命建国时代，又值全世界大动摇之际，若非将我民族传统文化作个深的研寻与更高的提倡，而仍是空洞浅薄或仍不免于荒谬地只求利用历史来对民众暂时作一种爱国的宣传，依然一样的无济于事。说到这里，史地教育界责任之艰巨，更可想见。此在全国史地教育界同仁，固当益自奋励，肩此重担。而在提倡史地教育的行政长官，以及关心此问题的爱国学人，则希望不断地给与我们以鼓励与助力，乃至于给与我们以宽容与期待，莫要把此事业看轻易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昏黄的夕

九月降封为辅国公。他死后，其嗣子鄂勒哲图承袭辅国公，后晋贝子爵。其后几代的爵位，都在贝子和辅国公之间变动，始终未得到王品级位。达赉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承袭辅国公。民国建元后，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在原有王公品级上各晋一级。因此，达赉晋为贝子，人们称之为“达贝子”。

(二)

贝子达赉的历代先祖，从毅亲王色布腾巴勒珠尔起直到他本人一直住在京师，因此与清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又有御赐“国恩家庆”之匾，慈禧太后的御书“福寿”之联，借以显赫炫耀门庭。贝子达赉的府第，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府内修有假山草地，水阁凉亭和戏台；正房设有大厅、客厅、书房和家堂；在花园里还有鸽子房。此外，有管事处、回事处、账房、护卫室、厨房、汽车库和警察房等设置，真是应有尽有。在达赉贝子府内的管事人多半是北京人和会讲汉话的蒙古族拔户人来充任工作。因为纯蒙古族人不会汉语，所以不用。民国初年达赉贝子府的管家有王二、晋三，他们都是北京人，可是蒙民都得称他们王二老爷和晋三老爷。从1919年到1925年之间，管事人换有京东汉人蔡珍和通辽县四家子村拔户人敖达和李景阳等，到了1931年又换了北京人张庆隆和骆俊。在达赉贝子府当差的管事人分为三个等级：一等护卫是三品顶戴，二等护卫是四品顶戴，三等护卫是五品顶戴。民国初年，清室虽然被推翻，但蒙古封建王公统治制度依然存在。王公们在本旗出入，仍然是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满清顶戴，穿马靴，挎腰刀，耀武扬威。王公有时乘马，有时乘坐小车子(轿型的马拉车)，所到之处，蒙民遇见时需立即双膝跪拜，口呼王爷恩典。达赉贝子久住京师，不仅以哲盟十旗王公驻京代表自居，而且被袁世凯聘为高等顾问。达赉贝子熟读汉文，畅晓蒙情，深为袁世凯所器重。达赉贝子所乘的汽车可以直达总统府。他是蒙藏院的议员，每年付给达赉贝子车马费千元。达赉贝子每天吸大烟时，是由北京人晋杰臣跪着给他烧烟泡，烧好后送到达赉贝子的嘴边。达赉贝子每天早点和晚点，除了奶茶、奶酪、奶皮子外，还有各种上好的糕点。而在早午晚三餐中摆不同的三种酒席。开饭时，达赉贝子和他老婆(人称福晋太太)两个人一桌，他的长子多尔吉(汉名多振甫，是北京汇文中学的毕业生，人称“多公爷”)和他的老婆马淑俊(奉天省马道台的女儿，人称“大奶奶”)另开一桌，多尔吉的姐姐(人称“大格格”)单独放一桌；多尔吉的儿子包儒、包义(人称“阿哥爷”)为一桌，全家人一次吃饭要分成四处。管事人王二、晋三和温玉堂专管达赉贝子夫妇用饭，骆俊、倭什浑、李明山管多公爷开饭。女仆多是北京人，有关妈、张姐和绿叶等专管达赉贝子的独生女儿大格格一人开饭。关信、李明福、丹森等专管阿哥爷开饭。开饭时，男女仆人、丫鬟站立在主人两旁，用双手往上端饭菜，主人有呼必应，有问必答，一直侍候主人吃完饭离开饭厅，奴仆们将所有的餐具撤去后，才能吃饭。奴仆们的处境，非常困苦。他们都是王公的奴隶，没有任何报酬。进入府内，一不准仰面向上看，二不准左顾右盼，违犯这些府规，就要受到鞭棍的抽打。每逢贝子和福晋的寿辰，或是小孩弥月(满月)，都要演戏。当时北京的四大名旦，都在召请之列。达赉贝子出府时，首先大开仪门，后开大门，仆役人等要规规矩矩地站立两旁侍候。达赉贝子除坐汽车外，凡是坐小车或是骑马，在上车下车或上马下马时，先命某个奴仆跪伏在地上，用脚踏着奴隶的膝盖、肩膀或脊背上上下下。达赉贝子在北京街上闲游，向来不与老百姓说话；到商号去买东西(要买他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其余都是管家去买)时，端然正坐，旁若无人，经过管家把东西拿给达赉贝子看，他中意了，再由管家说明价格。他一高兴不但不讲价还要多给，这样商号多卖了钱，当差的也从中大捞一把。

(三)

达赉贝子虽然久住北京，但他的一切生活费用，都是由属下的管家，每年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北府(在达王府东北五里处)和从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注367收取租赋来供应。每逢遭到荒年时，在穷苦蒙民中流传着“达尔罕王大甸子，穷的穷死没人管，富的富死有人看，王爷无福民遭难，蒙古老爷是混蛋”的民谣。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的财产，按1910年的统计，有牛1000多头，马3400匹，羊上千只，另外在怀德县公主岭有一处中公益地局，在榆树县有一个中成地局。这两个地局，每年所收的地税达20多万元。达赉贝子虽有这些财产和收入仍然是入不敷出。1913年(民国二年)4月24日，达赉贝子因久居京师，耗费过大，外债累累，无法偿还，因此，以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锡伯人等的人口日增，生计艰难为由，又经本旗扎萨克的允准，复经蒙藏事务局转呈袁世凯批准，将所领有的牧荒两段出放。该荒段坐落在通辽东面，第一段西从摄力吐、包力营子、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约计为15里。第二段，西起乃木格勒、那拉噶庙、玛立营子，东至套勒干吐，胡力海庙止，东西长约50里，南至辽河、北至沙坨，宽为15里许，将此荒段按从来蒙地出放之章程，以供核实丈放。不论蒙汉旗民，照定章，备价承领，发给执照。地价为两等：上等地每垧价银六两，中等地每垧价银五两。首先将原有所属之台吉、壮丁4000余户以及锡伯人等，按数拨给牧荒，以资养赡，此外已开垦之熟地，仍由原垦户照章承领，并对熟地限当年进行清丈升科。未垦之生荒，限三年秋升科，将所得之荒价作为十成，以五成归国家，五成归自己收入开销。袁世凯批复时曾考虑该贝子达赉出放此荒，是为了偿还累债，因而按照卓哩克图亲王放荒还债之例，特予减免，以二成报效国家，八成归达赉开销，允许出放。可是达赉贝子所指出放的第一荒段，乃是本旗闲散多罗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的领地，当该贝勒得知贝子达赉要把自己的领地予以出放时，就向奉天都督提起公诉。在诉讼中提到：“而今达赉贝子开始出放之两段荒之内，辽河南岸之西从摄力吐、包立营子屯、孔家窝堡起，东至归力屯，达罕、小细河、潘家店止，东西长约百里，南至沙坨、北至辽河宽窄不一，15里许地方，原为本贝勒之领地。此间既已村屯相连，居住此地从事农耕者，均为自己所属之台吉、壮丁以及随公主下嫁时前来之陵丁数千户，而与辽河北岸专以游牧为生者不同，相互之府第，河南河北亦各有处。卓哩克图亲王之蒙员曾频频侵入我之领地，极欲开发耕种之际，而达赉贝子亦猥称拟出放我之领地，言甚忤断，孰不可忍，请查实裁决”。奉天都督为此曾向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咨行询问是否属实，而旗扎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在复文中提出：“不向本扎萨克说明，决不准任意垦放，若达赉贝子放荒之事属实，绝不允许。”于是，达赉贝子遂将辽河南之荒段搁置起来，只请示出放第二段荒地，而奉天都督认为，如对此决定允准出放，必然要引起是非，乃进一步向旗扎萨克进行咨询，因此拖延到1914年(民国三年)春，才得到该旗扎萨克的承诺。然而，达赉贝子对该荒地的出放，企图委托蒙古实业公司来开垦。这样，奉天都督在丈放中坐收渔利的如意打算则成为梦想，因而对达赉贝子起了反感，事情虽然由大总统袁世凯批复，但拖延不发，使丈放事务无期实现。不久，张作霖接任了奉天省督军之职。当时达赉贝子也与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达成协议，既得到了该旗扎萨克的允许，又得到奉天督军的批准，于1916年(民国五年)将辽河南1400方，辽河北2000方两段荒地，合计约3400方地开始丈放。一等地每垧价银12两，二等地每垧价银9两，三等地每垧价银6两。同时征收一五经费。这次放荒，与以往两次放荒不同。过去放荒时，只设立“官荒局”，经办事务；这次放荒，是由哲里木盟副盟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扎萨克和硕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和硕卓哩克图亲王、翊卫使色旺端鲁布、科尔沁郡王衔多罗贝勒杨桑巴拉、科尔沁多罗贝子正红旗蒙古副都统翊卫使达赉、科尔沁贝子衔辅国公镶白旗蒙古副都统翊卫副使阳仓扎布等，联衔向张作霖提出了咨呈，要求设立“蒙荒局”，并请求专为设“蒙荒局”刊发钤记。为的是遇有蒙汉纠纷的事情，就可以由官、蒙两局的总办，经过会商解决。后来得到批准，旗扎萨克遂派了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为“蒙荒局”的总办，协理呼尔齐默尔根、布胡鄂鲁什虎二人为帮办。又经各王公贝子等共同议定，由呈准出放的3400方地中，辽河南北各留700方，计1400方，以便分别拨给各个王公领内的台吉、壮丁、喇嘛、陵丁等作为留界产业，借以维持生计。其分配办法是：扎萨克达尔罕亲王、温都尔亲王、卓哩克图亲王、贝勒杨桑巴拉、贝勒济克登诺尔布林沁扎木苏、贝子达赉、镇国公色拉哈旺珠尔等9份，各份拨留150方，其余50方由扎萨克印务处的办事人员分劈，共合为1400方。所余下的辽河南北计2000方地，由“官荒局”和“蒙荒局”总办和帮办，妥为接洽，商酌办理，并令蒙汉人民准备地价各半分领。到了1916年(民国五年)10月18日，丈量辽河南地段共有1100多方，与原来呈报的1400方数字相差太大。到民国六年，经官、蒙两荒局已经丈明辽河南、北两荒地共有3100多方，地数不足于原定的数目，又因此界外没有荒地可以丈放。台吉户地，按所定章程台吉一户要拨给两方地，壮丁每户拨给一方地，全是在放荒段内指拨，留作蒙古人的生计。将已经丈过的3100方地中，以1100方，拨留作为户地(留界地)，其余2000方由蒙汉人民准备地价永领。向奉天省省长进行了呈请，可是在省长的批复中，指令要在新河另段来安排户地。接到这个批示后，达尔罕亲王认为事关全旗，没敢擅自决定，因此派人去北京，同该旗各家王公举行会议，同时令“蒙荒局”在户地没有得到解决以前，暂时不准拨放土地。到1918年(民国七年)2月21日，蒙荒局总办色拉哈旺珠尔，因为已到春耕季节，再不能拖延下去，必须求得早日解决，以免重蹈巴林爱里新荒的前辙。因此，以亲家的关系，特派他府里的巡边局局长于振藩致函给张作霖：“……历办蒙荒，向予台壮各户留界，此次拟于段外拨给，安土重迁，不无可悯！设或户地久不解决，一经拨放，必酿风潮，因商以和平之法，使台壮户地就段内安排，缩小拨给，以资生计。查河南直得者台吉271户，壮丁417户，不应得地者拔户人等1553户。试以河南而论，台吉两户拨一方，壮丁四户拨一方，占地无多，变通办理，不惟体恤民情，对荒务之进行，诸多裨益，致使荒务早日完成……”1919年(民国八年)又经北大荒界内22个村汉户、壮丁和陵丁的代表李俊、马永林等四名，前往奉天省达尔罕王府恳请拨给生计地，遂将分给台壮所剩下的地亩，酌情拨出60方，分给了这村2000多口拔户人，作为他们的生计地。一直到民国八年12月1日，经梅伦喇喜巴拉丹，会同了通辽县的明监督，商务会的李总办，同时旗扎萨克又派去印务扎兰乌勒吉，把应当得生计地的台吉、壮丁召集到通辽公合地局，将470多方地进行了抽签拨给，又把余下的50多方地分给了原在辽河北荒段里的500户台壮和拔户人，使他们也能各安生业，这才平息了事端。在荒价的分劈上，除搬效国家外，将余下的荒价作为十成，达赉贝子得四成，达尔罕亲王应得辽河南北荒价的六成，又从辽河北台壮应得的分内再提出三成，共九成，将此作为十成，分给帮办盟务亲王一成五、卓哩克图亲王一成五、公费三成。当差的台吉们二成五，已经故去贝子衔镇国公多尔济的过继子乌勒济毕里克图五分，旗内各寺庙一成。直到1920年(民国九年)，丈放辽河南北荒务工作才全部完毕。达赉贝子虽在出放辽河南北荒段中得到了荒价，但仍然感到经济拮据。1927年，达赉贝子在科尔沁左翼中旗内招汉人垦荒种地，约有30000亩。他是按犁杖收租，每副犁杖征收租十至十五石，这样每年可收粮上千石。达赉贝子除上述的财产收入外，还有属下的壮丁几百户为他服役。姓温的有百户，姓德的有五六十户，姓李的有七八十户，姓王的、姓刘的各几十户，还有席姓户，世代为厨役。在壮丁中的拔户人里的上层人物，如安垦局局长李景阳、中公益地局局长德本、地局帮办温玉堂等都因经理收租而大发横财。达赉贝子府的奴仆在北京的有60多人，在北府(科左中旗)的有50多人，各地局的职员有40多人。

(四)

达赉贝子的儿子多尔吉，人称“阔大爷”。从这个绰号可知他是一个讲吃喝摆阔气的王公子弟，家务大权完全操持在其妻马淑俊的手中。马淑俊年轻时在北京读书，结识了多尔吉，因马淑俊生得貌美聪明，两人一见钟情，誓结终身佳偶。可是达赉贝子认为马淑俊虽是旧道台之女，家业却早已衰落，因而对多尔吉的婚事横加干涉。但多尔吉与马淑俊却陈仓暗度，木已成舟，终于使达赉贝子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婚后，达赉贝子的门庭，每况愈下，收入减少，消耗过大，债台高筑，难以解决，无可奈何只得将祖遗府第，原北京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以15万现洋的房价，卖给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1923年，多尔吉随达赉贝子从铁狮子胡同迁移到北京东四十条汪家胡同十一号一座宽大的宅院里，这是每月以1000元租金租的宅院。迁到新居以后；因多尔吉恼恨达赉贝子宠爱继母陈氏，钱财尽由陈氏掌管，于1926年，偕妻马淑俊和儿子包义，偕同亲信奴仆骆俊、李明山、老妈子关姐、丫鬟绿叶等十几人，冒着寒风大雪从北京坐火车跑到沈阳，与其父争夺经济来源(因为达赉贝子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怀德县中公益地局每年征收20多万元租金)。经多尔吉的岳母马老太太疏通张作霖的五姨太太的母亲王松岩(人称王老太太)，依仗张督军的权势，派他的义子邓子禛，用武力驱出原中公益地局局长蔡珍，令邓充任该地局的局长。王老太太为了拉拢多公爷(多尔吉为辅国公)，还把奉天南关德源酒店胡同的宅子，让给了多尔吉夫妇居住。随后多尔吉下手谕委派温廷为中公益地局副局长，借以监督邓子禛。但是，邓子禛凡事不让温廷插手，仅在两年之间，就成为暴发户。达赉贝子闻讯赶赴沈阳达王府。王老太太见事机不妙，同达王福晋朱博儒和达赉贝子一起去见少帅张学良。经过磋商，将怀德县中公益地局租赋仍然由达赉贝子委派局长收取，令多尔吉回北府居住。在父子争夺中公益地局和中成地局的主权时，父子齐下手谕，叫奴仆们为自己效力，使奴仆们进退维谷。当时中成局局长张德增，在给北京达赉贝子的辞呈上曾这样写道：“……抗违老爷为不忠，不尊少爷为不义，既不忠不义，奴才何所取为？！……”1928年，多尔吉与夫人马淑俊去科尔沁左翼中旗北府时，途经通辽车站，迎接他们的奴仆，见到火车开动，电灯明亮，便跪在地下叩头，齐声惊呼：“宝拉罕！”认为这是神力所为。多尔吉夫妇见状啼笑皆非。他看到蒙民如此愚昧，深为慨叹。因此，决心办学，以使蒙民子弟读书认字，增长知识。多尔吉夫妇回到北府后，对达赉贝子的来信谕文，多半积压，不予执行。多尔吉主张兴学，在温玉堂辅佐下，将北府外院改修，作为“固山贝子府蒙汉小学校”的校址，多尔吉任校长，并派温玉堂、杜喜二人为劝学员。温大明和另一名蒙古人为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