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27
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背后的主谋是袁世凯。但是，如果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就会发现直接证据明显不足。而这些正史、野史、小说最关键的证据居然是：袁总统是个坏人。似乎袁世凯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只要把屎盆子扣到袁世凯头上就不会错。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案子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案情也很离奇，而且案中有案。以当时缺少司法独立的国情，以当时上海复杂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完成破案重任。因此，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抱着负责任的态度再回首这起民国第一疑案。不过，要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的真实，就请大家忘掉脑海中固有的定论，只相信动机、合理的逻辑和证据——下文采纳的证据，所用史料众多，来源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突然冒出的古董商王阿发先有请证人“发哥”王阿发出庭。此案的关键人证“发哥”——王阿发先生是个来历不明的黑户，因为他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虽然他自称是古董商人，可是据查，这位古董商人几个月前还在武汉卖保险。转业幅度真大，神人一枚。暂且不管他的身份、从哪里来去往何处，单看他在法庭上的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托儿”。王阿发的表现有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他跟应桂馨的关系。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应桂馨是他的老主顾，可是在法庭上跟应桂馨对质时，又说只见过两次，后来又说只见过一次。第二，证词漏洞百出。王阿发在巡捕房报案时说，他是去应桂馨家中兜售字画的。然后法官就问他兜售的是什么字画，他回答说：是仇英石的山水、人物、松竹系列。这下露出了马脚——仇英石只画人物，不画山水，更不会画松竹。法官还不死心，于是继续发问：“你的画是从哪里收购来的？”王阿发回答道：“从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在一旁大声纠正：“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他在说谎！”王阿发在接下来的答问中，更是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连见过应桂馨几次、什么时候见的都弄混了。这么看来，似乎国民党就是这场破案大戏的编剧，事先已经告诉了关键男配角王阿发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可惜大牌演员王阿发临场发挥太差，没能按照剧本来演。如果再联想到：短短几天，人证（做假证的“发哥”）、物证（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三者之间的密电）以及人犯（应桂馨和武士英）在国民党人的帮助下纷纷起获，就可以确认：国民党事先掌握了应桂馨和武士英参与谋杀宋教仁的确凿证据，然后又“制造”了各种线索，主导了破案的进程。至于国民党为何如此清楚刺宋一案始末，后面详解。换句话说，报案线索可能是假，但罪犯绝对是真。也就是说，王阿发虽然是假的，但另外五个嫌疑人——应桂馨、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真是假不了。鉴于赵秉钧、袁世凯咱们已经很熟，就不再介绍，下面有请其他三人出场。流氓，还是流氓应桂馨应桂馨，原名应夔丞。此人是富二代，可这个富二代的爱好是当古惑仔。他在青年时期靠着胆子大、出手狠成为上海青帮头目，后来结识打入青帮内部挖掘革命力量的陈其美，并在其美同志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跟所有的会党一样，应桂馨也在辛亥革命中率领兄弟支持革命，跟清军捉对儿厮杀，甚至还帮助陈其美从李燮和手中抢到了上海都督的职位。事成之后，陈其美投桃报李，应桂馨成为上海都督府的情报主管。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后，陈其美推荐应桂馨做了孙中山的卫队队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孙中山身边，应桂馨仍然养二奶、嫖妓女，赌博、吸毒、贪污、受贿、打架也时有发生，黄赌毒全沾不说，甚至还对孙中山的客人搜刮揩油。孙中山只好请他滚蛋。应桂馨失业的时候，正是组党最时髦的时候。应桂馨也从中发现了机会，一个给兄弟们争取到合法身份的最好机会。应桂馨联合上海三家黑帮，建立了一个叫“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凭借在青帮中的地位，还有陈其美的关系，这小子轻松当上党魁（会长）。这个“共进会”名义上是政党，本质上只是一种将身份从黑洗白的手段而已，仍是帮会。行凶的路人武士英武士英原名吴福铭。曾在云南当兵，枪法很准，身手敏捷，具备成为杀手的职业素养。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正是“被下岗”大军中的一员。失业的武士英辗转来到上海谋生。请注意，武士英和前面出场的王阿发，都是刚到上海不久、社会关系单纯并且穷困潦倒、急于发财的外地人。换句话说，这种人比较好欺负，死活没人在乎，是做替死鬼的上佳人选。刚到上海没多久，武士英就碰到了出面买凶杀人的陈玉生。陈玉生是应桂馨派出来寻觅杀手的负责人。应桂馨势力如此之大，为何不从自己的小弟之中选拔一人，而要去找武士英这样一个陌生人？答案很简单，方便脱罪。应桂馨后来在法庭上死活也不承认是他指使武士英杀人，而武士英也交代不出居中联络人陈玉生的去向，法庭因此没法坐实应桂馨的主谋罪名，令应桂馨身上的罪恶光环失色不少。坏得掉渣的极品爱财奴洪述祖洪述祖，字荫之。洪述祖有个儿子叫洪深，是新中国的大艺术家。他还有个孙子叫洪金宝，洪金宝洪爷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娱乐圈的老大。当然了，洪述祖自己也不差，他也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洪亮吉是清代著名学者。洪述祖出身名门，本该大有前途，可是他爹唯恐儿子受苦，无论什么事情都依着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从没人责骂他，就更别提打板子了。洪述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天不怕地不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他，这很正常，连他爹都不管，谁敢管？败家子就是这样炼成的。更严重的是，洪述祖还智商过人，十分聪明。可问题是，越是聪明就越会败家。因此，败家子的共性如唯利是图、胆大包天都被他发扬光大到了除了脸什么都要、除了自己谁都不爱的地步，以致他在坏人界混出了“阴人”、“洪杀胚”这等盖世奇名。随便挑两件此人被写入史书的“坏人事迹”，你就会明白他的胆大妄为和厚颜无耻。第一件，在中法战争中，洪述祖作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参谋，私自将清军的两海轮军火赠送给法军，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仅仅是贿赂洪述祖的两千两银子。第二件，在张之洞手下混的时候，洪述祖利用工作之便把中国的土地卖给洋人（勾通洋人盗印地契）赚取好处费。洪述祖干了无数件坏事，他老爹也替他擦了无数次屁股，可到了后来，他老爹再也擦不动了，因为再也无人敢为他的坏儿子卖他面子。洪述祖失业了。失业的洪述祖决定去祸害上海，寻找新的发财机会。在上海，这小子继续破罐子破摔，以违法生意为生，成为上海滩很有名气的“洪公子”。就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辛亥革命后，洪述祖通过种种关系找到了一个大靠山——赵秉钧，据说是因为他姐夫赵凤昌跟赵秉钧关系比较好。不过裙带关系也好，人情面子也罢，总之他成了赵秉钧麾下的国家公务员。话说赵秉钧在用人之前，没有考虑过诸如公开选拔结合竞争上岗此类比较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吗，没有调取洪述祖的人才档案进行政治审核吗？这种有才无德、唯利是图的人，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怎能委以重任？赵秉钧这个领导的用人水平实在是有些丢人，他一定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也请诸位千万记住：洪述祖是个极品坏蛋，是一个会用故意犯罪危害社会的家伙。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对下面发生的事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仇恨的种子话说洪述祖先生投奔赵秉钧之后，很快就靠坏人本色和厚黑专长在辛亥革命后的南北谈判中立下些许功劳，并凭此坐稳了内务部秘书的位子。可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人，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这还要从会党说起。由于会党参加革命的唯一动力就是反清，因此清朝完蛋后，失去前进动力的他们又干起了本职工作：破坏社会秩序。会党中胆小的，主要社会活动是贪小便宜。看电影不买票、坐车逃票、吃喝嫖赌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心情好的时候调戏下良家妇女，心情不好的时候找人打个架，不过这也就完了。而胆大的就厉害了，主要社会活动是无法无天。他们杀人越货，私设公堂，代官行刑。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社会秩序的重建者本来就是天生的对头。“破坏远强于建设”的会党，因此迅速从革命者转变为被革命者。革命党与立宪派联手镇压会党，海外洪门自恃有功想回国参政的计划就此完蛋。在湖南，集哥老会老大与共进会革命党于一身的焦达峰被立宪派暗杀，立宪派头头谭延闿做了大都督。在四川，哥老会被革命军取缔，二百多个公口全部被一扫而空。在陕西，哥老会军队大部分被立宪派改编，会党首脑万炳南被杀。在广东，革命军正式取缔三合会，首领许雪秋等人被杀，众弟子被强行改编。对革命贡献较大的三合会从此沦落为香港的犯罪组织。而在上海，对付会党、改组排斥青洪帮的人，正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宋教仁。应桂馨作为青帮高层，自然会奋起反抗宋教仁，只是他的反抗不是抄家伙跟宋教仁拼命，而是设立共进会——自己动手改组青帮，将身份洗白，利用法律保护自己和麾下的小弟。尽管应桂馨解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但他并没有放下对国民党尤其是对宋教仁在革命成功后“忘恩负义”的仇恨。仇恨的种子就此萌芽，等到时机成熟，它将破土而出并开花结果。而将其化为果实的那个人，正是洪述祖。罪恶之交袁世凯政府很快也颁布了严禁秘密结社的命令，大力打击会党。而应桂馨正好撞到袁大总统的刀口上。在袁世凯和赵秉钧看来，应桂馨是个拿来开刀的上佳选择：作为势力庞大的黑帮头子，又跟国民党走得很近，还敢组党（共进会），不整你整谁！稍提一句，应桂馨还嫌死得不够快，居然插手黎元洪和张振武二位辛亥革命元勋争权夺利的斗争。黎元洪自然不是善茬，他四处通缉应桂馨，要借政府的力量给乱管闲事的应桂馨一点颜色看看。在这种背景下，赵秉钧派了一个专员来上海专门解决应桂馨问题，此人就是洪述祖。为何派洪述祖来？估计是因为赵秉钧看中了洪述祖的三大“优点”——性格凶狠狡猾，骗死人不偿命，在青帮中有熟人。洪述祖人脉极广，到上海后没多久，便联系上了应桂馨。他对付应桂馨的办法还是官场的老套路。先一起吃个饭，然后洗洗桑拿按按摩套套近乎。待情感交融之后，他便说出了“招安”的来意。应桂馨的人生理想之一，本就是追求高官厚禄。外加洪述祖一番连哄带吓，封官许愿，应桂馨便接受了政府“招安”。洪述祖和应桂馨也因为这一番交情而成了兄弟。当洪述祖和应桂馨这两个看起来无人关注的小人物兼大坏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宋教仁的生命似乎已经不可挽回。接下来，洪大哥幸福地倒在了应小弟以金钱——金币和美食——生猛鲜活的上海大闸蟹为代表的糖衣炮弹之下。礼物自然不是白送的，拿了好处的洪述祖不但帮应小弟摆脱了黎元洪的压力，还承诺给对方申请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一职。权钱交易的威力果然是无所不至。阴谋渐起在洪述祖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应桂馨先生赶赴北京办理出任中央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入职手续。这个巡查长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搜集情报，尤其是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武汉方面黎元洪等人的动向，干这种烂事是应桂馨的专长。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信应桂馨并寄去一个“密码电本”。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并非间谍的专利，在那时是普遍做法，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商务都如此办理。因为几乎没有专线，电报基本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使用密码本。而赵秉钧发给应桂馨“密码电本”自然是办理新人入职手续时的正常公务行为。上面的这封信函，是赵秉钧唯一一次主动联系应桂馨，内容是赵秉钧让应桂馨以后有事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除此之外，赵秉钧从未给应桂馨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并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述祖指挥的嫌疑。应桂馨有了上达天听的能力之后，宋教仁就倒了大霉。因为早就有心报复宋教仁的应桂馨，决定借机拿他找金钱欲望超强的拜金男洪述祖先生换些钱花花。不信的话，请欣赏如下信函和电报。1913年2月1日，洪老大寄给应小弟一封信，信中很隐晦地说：只有搞大项目，才有钱可赚。可弄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一天后，深刻领会了老大精神的应桂馨，酝酿了一个金点子——“臭鸡蛋”计划，他打算搞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海外的“丑闻”，然后公之于众，尽毁三人的名誉（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与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应桂馨这么主动积极地搞破坏，好处在哪里？应桂馨说：“孙中山已计划派人以三十万的价格“重资买毁”，而我虽然千方百计地阻挠，但奈何腰包里只有三万块钱，要想买到这些“丑闻”，资金上还差得远（孙得信后，要黄遣马姓赴日，重资买毁，索三十万，计定，阳许阴尼，已得三万）。”应桂馨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政府该给我多少钱，你们看着办。很快，洪老大写信回复应小弟说：“你的电报赵总理已经看过了，后来赵总理又让我将电报面呈袁大总统，总统看过后非常高兴，夸你有本事，让你尽快操作。兄弟我见缝插针，在袁总统面前提了提钱的事情，总统的意思是让你先把宋教仁的黑材料寄过来，见货再说。”如果洪述祖没有言过其实，那么此电足以证明袁世凯和赵秉钧对搞臭宋教仁还是很有兴趣的，原因不难想到——当时各地都在搞民主选举，搞臭宋教仁可以影响国民党获得选票。不过，洪述祖并不完全相信应桂馨这个青帮流氓。这很正常，两人都是一样的阴险、卑鄙、无耻，谁能相信谁？2月8日，洪老大首次写信催促应小弟：那些黑材料你去哪里搞？到底靠不靠谱？中央对这个有所疑虑！三天后，洪老大再次写信催促应小弟：早弄到黑材料早拿钱。半个月后，洪老大再补一封信说：“以后除了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相关的公事，你不要再给国务院发电报，人多眼杂，保密性不好。上头发话了，以后由我全权负责与你的联络。”洪述祖从此成为中央与应桂馨之间联络的全权负责人，其间上下其手，这是宋教仁的不幸。在这封信的后半部分，他半是安慰半是催促地对应桂馨说：“不是不给你钱，一旦你能拿出黑材料，中央一定放款，但是金额不会超过三十万。”洪述祖数次催促应桂馨，可等到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江湖骗子应桂馨的黑材料。杀人的信，杀人的电报洪述祖的日子很难过，他在总统和总理面前夸下海口却交不了差，压力很大，他如坐针毡，心情十分焦虑。于是，3月6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工作指导意见”信。现在将此信的关键之意翻译成白话，奇文共赏：应兄弟：现在政府财政窘迫，你从中弄钱的办法，手续没搞好。比如我们要杀邓家彦（老同盟会会员，激烈反袁，曾被逮捕，但并未处决）的话，就要先收集他的反对文章，再想好如何干掉他的方法，最后把他的死讯登在像《民强报》（此报不久前被这两个家伙携手收买）这样的报纸上，这才是标准的办事流程。你以前说有黑材料，可现在不仅原件没有，连“印件”也没有，你居然还想让中央掏钱，怎么张嘴？我怎么向上面交代？你是个聪明人，必须想个妥善的办法交差。当然，最好还是拿“印件”来。或者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像邓那样的行为，方可下手。插一句，这句“方可下手”语义模糊，但结合邓家彦蹲大牢的经历以及现在难于交差的现实，不排除洪述祖让应桂馨趁目标有“激烈举动”时动用武力交差的意思。应桂馨收到这封信之后，有何感想？四天后，即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老大发了一封电报：请转呈财政部，让政府以六六二折、利息八厘卖我三百五十万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
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后，我去上班：乔伊丝不在，又没有留言。菲丽丝和我对付着。大家都对付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她一手打造了《莉莉丝》，但如果她不来上班，连续几天不来，大水便会淹没她。大家几乎不提她。但肯定会想她，至少我想她。我想，我想！我伤心得发狂。我不安，羞愧，心想弗雷迪死了，我妈妈死了，我几乎一滴泪都没流，只有一种冷漠的空虚感，但是乔伊丝溜出了我的生活，我却这样伤心欲绝。一开始我想，看看我，一个多么缺德的女人，但后来我知道，既然我允许自己为乔伊丝痛心，就是接纳——接纳了哀痛，接纳了悲伤。这几天早上，我都是泪流满面地醒来。为弗雷迪流泪，为我母亲流泪，为天晓得其他什么人流泪。但是我没有那个时间。我玩命地工作。与此同时我伤心得发狂。我觉得这不见得是朝成熟又迈进了一步。有一颗冰冷的心还是有许多好处的。再去看莫迪时，她在生气，冷冰冰的。因为我？不是，原来是楼上的“爱尔兰女人”又开冰箱、关冰箱地“侮辱”她了。因为我刚从一个有事情就处理、不作兴嘟嘟哝哝地吹毛求疵的环境中来，就说：“我上楼去和她谈。”然后我上了楼，莫迪在我背后大吼：“你来插一脚干什么？”我敲了楼上的门，一楼。一个满脸雀斑的瘦长男孩子开了门让我进去，房里那个高大漂亮、长着疲倦的蓝眼睛的爱尔兰女子，以及另外三个满脸雀斑、一头金发的瘦小孩正在看电视。他们的冰箱硕大，兴许是街那头的二手店里买的，我在那儿的时候它正好响起来，发出一阵隆隆又吱吱的噪音，震得整间屋都在抖。我没法说，拜托把这冰箱卖了吧。你看得出来这就是贫穷。我是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贫穷。现在我认识了莫迪，还有一套新的标准呢。什么都用廉价货，但是孩子们喂得饱饱的，有干净衣服穿。我说，福勒太太好像病了，他们看到她了吗？在那姑娘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我现在似乎到处都能见到的表情，一种坚决的无动于衷、一种逃避：“怎么说呢，她不是那种可以求助或是施助的人，于是我放弃了。”她一直在侧耳听什么——实际上，那家的丈夫回来了，一个黝黑、瘦削、暴躁的爱尔兰男人，醉得厉害。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互相望着，然后闪进了内屋。他们很害怕，她也是。我看到她的小臂上有瘀伤。我谢了他们，离开了，没来得及关上门就听到了里面怒气冲冲的声音。下了楼以后，我坐在那愤怒的小老太太对面，她一张苍白的瘦脸板着，我说：“我看到那冰箱了。你从来没有过冰箱吗？那个冰箱太旧，噪音太大。”“但是她为什么要早上一点钟来接通它，甚至三四点，偏挑我要休息的时候？”好吧，我坐在那儿解释。通情达理。我一直在想莫迪的事。我喜欢她。我尊重她。所以我不准备把她当婴儿般对待，那是辱没了她……我是这么决定的。但是那晚面对着她，看着她坐在那儿，一脸惨白，不住地哆嗦着，我发现自己最终还是把事情往简单里讲，想哄她开心。“那好，如果是像你讲的那样，她为什么非把那东西放在我睡觉的地方上头？”“也许它受电源插座的限制呢。”“那我的睡眠就该见鬼去了，是吧？”我们坐在那儿的时候，那东西又响起来了，就在我们头顶。墙壁在颤，天花板在颤，但那真不是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噪音。至少吵不醒我。她坐在那儿，看着我，一半是得意，你看，你现在也听到了吧，我可没夸张！一半是好奇——她对我好奇，看不透我。我本来下定决心要告诉她杂志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很难。“你在那里肯定是个女大王啊什么的吧。”她说。我回答：“我是副主编。”她倒不是没有听懂我的话，但是她非要批驳一下——批驳我——批驳一下当下的情况。她脸侧向一边坐在那儿，然后抬起手来，挡住脸不让我看。“啊，那么，你以后是不会愿意再来我这儿了，是吧？”她终于说道。我回答：“就是这周特别困难一点。不过明天下午我来，如果你欢迎的话。”她有点倔强、有点忧伤地耸了一下肩膀。我走之前，看了一眼厨房，吃的不多了。我说：“明天我带东西来，带你要的那些。”久久的沉默，我以为她不会开口了呢，但是她终于说：“天气不好，不然我就自己去了。还是和平常一样——给猫吃的东西，我还想要一点鱼……”她没有把单子报完，这意味着她的确接受了我，的确信任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眼神中透着惊恐和焦虑，好像我背叛了她。第二天，办公室里还是没乔伊丝的影儿，于是我给她家打电话。她儿子接的电话。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不行，她在厨房，我想她在忙。乔伊丝以前从来没“忙”过。我很生气。我坐在那儿想，我可以走进莫迪·福勒的家，去帮助她，却不能去帮乔伊丝，我的朋友。与此同时，菲丽丝正在回复信件。没有用乔伊丝的桌子，而是坐在秘书用桌边的一把椅子上。乖觉圆滑这一项，满分。“这实在荒唐。我这就去找乔伊丝。你管好这儿。”然后我拔腿走人。我去过乔伊丝家上百次，不过总是在得到邀请、受人期待的情况下去的。开门的是她儿子菲利普。他一看到我，就结巴起来：“她在——她在——她在……”“厨房里。”我替他回答。他似乎是躲到自个儿眼睛里头去了：人不在焉。又是这种眼神！但是不是我以前没注意到？表面上准备妥当，做了这样那样的预备工作；防御工事守护得很好。我去了厨房。她儿子跟在我后面，像个狱卒，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感觉没错）。这个厨房作为家庭用恰到好处，家具都是松木的，到处摆的是瓷器。她女儿坐在桌旁，正边喝咖啡边做作业。乔伊丝站在水池边。她那样子不再像是贵气的吉卜赛，倒像个穷困潦倒的。她的头发没梳，邋邋遢遢地纠结在一起，马马虎虎地化了下妆，指甲开裂。她转过脸看着我，眼神空洞，表情呆滞，我说：“乔伊丝，这可不行。”她一个激灵回过神来。她的眼中涌出泪水，喘着粗气，迅速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浑身发抖，就像莫迪。我坐在桌边，对两个孩子说：“拜托，我想和乔伊丝谈谈。”他们交换了个眼神。那眼神你可以说是粗鲁无礼的，也可以说是惊慌恐惧的。我知道，其实我很容易就可以同情他们：起码，他们得离开现在的学校，去美国，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是我很生气，生气。“给我杯咖啡。”我说。她端了一杯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我们看着彼此，直愣愣地、长时间地、严肃认真地。“我受不了你这做法，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在这里也什么都不说。”“他们在门外偷听吗？”“你看不出来吗，妈妈被抓回来了。从办公室抓回来的。”“你的意思是，对你的成功啦什么的，他们心怀怨恨？”“不是，他们为我骄傲。”“但是。”“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乱了套，几个月来他们不知道将来给他们当妈的会是费莉西蒂还是我。现在他们知道是我，放心了，但他们吓坏了。你一定看出来了吧？”她的口气听上去就和我亲爱的姐姐乔姬一模一样，是在和一个行为不良的人——我——说话，我不打算吃这一套。“是的，没错。”我说，“但是我们谈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年轻女子，他们不是小孩了。”“多萝西十七岁，菲利普十五岁。”她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愤怒地瞪着她。我说：“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如此之心软，如此之傻，如此之孩子气？怎么搞的？”“哦，天哪，”她说，“哦，天哪，天哪！天哪——简娜！”(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哦，天哪，乔伊丝，”我对她说，“我可没开玩笑。你不要摆出这副你比我高明的样子来。难道我对谁说的话里都没有一句有用的吗？”“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啊？”此刻我们都怒火熊熊，也因此而互相多了点好感。我们都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想象着“孩子们”在听。“我讲的是我们生出来的这些见了鬼的、没骨气的、被宠坏了的混账东西。”“你根本没生过。”“啊，谢谢啦——好，这事就这么算完，我就这么算完！我没生过，还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一看到——”“听着，简娜……”她慢慢地讲清楚，好像在对一个白痴说话，“难道他们就没有什么该得到的，没有被亏欠什么吗？他们的父亲，这些年来算是有第二个家庭，他们有的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前些日子他们不得不接受父母要离婚这件事。如今一家人能在一起……”“那我们，你的工作，还有我该得到的呢？”她坐在那儿，随着她的颤抖，勺子在咖啡杯里，叮叮地撞在杯壁上。“家里出现危机，要做出一个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真得独自生活，和其他几百万妇女一样——你在工作中做出了什么，全没了意义，被打得粉碎。”此时我们都在颤抖，非常羞愧。我们能看见自己的模样，在一栋安静的房子里，两个女人对着彼此大喊大叫。“等等，简娜，”她说，“等等。”然后她无事找事地站起来，在炉子上放上一壶水，又磨磨蹭蹭地坐下来。然后，她说：“你以为，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友谊，我心里就不难过吗？我痛苦极了。”她又吼上了，“你懂吗？我痛苦。我这辈子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被劈成了两半，撕扯开来。我想要号啕想要尖叫想要满地打滚……于是我就给全家人做饭，辅导孩子做家庭作业。够奇怪的。”“而我，够奇怪的，也痛苦极了。”于是突然地，我们大笑起来，以前的那种大笑；我们弯下腰，趴在厨房桌上，放声大笑。“孩子们”听到动静，走进厨房来：脸上挂着惊恐的微笑。我，简娜·萨默斯，“杂志社来的人”，的确是像他们所想，是个不折不扣的威胁。看着这两张惊恐的脸，我知道要是自己不小心的话，就要缴枪投降了：但是我的心灵在说，我是对的，我是对的，我是对的……也许说到底，我是不对的……我说：“我得回去上班了。”她说：“我知道没有我，你和菲丽丝也干得很好。”“是很好。”“那好啊。”我以最快速度冲回办公室。冲回我真正的家。把乔伊丝留在她真正的家里。后来我把东西送去莫迪那儿，和她坐了一会儿。我很疲惫，她也看出来了。她怯怯地说，声音苍老：“如果你累的话，不要觉得自己非来这里不可。”“为什么不呢？”我说，“你需要帮助，你知道的。”然后我加上，“我喜欢你。我喜欢认识你，莫迪。”她拘谨、克制地点点头，脸上有一丝满足的笑。“我不会说我不是占便宜的那一个，我的确是占了便宜的。”我又出门到对面的店里去了一趟，我忘了买茶。外面雨夹雪。我从废料车里弄了一点木柴。在这几条街道，上上下下的房子都在“装修”。莫迪家门前那条短短的小街上就有四栋。四辆废料车里装满了“垃圾”。包括毫无破损的椅子、床垫、桌子，还有大量完好无损的木料。人们偷偷溜出来拿木头。这些房子里大概还有不少壁炉。但很快就会被淘汰了，等这些房子“装修”完毕以后就没有壁炉了。我从店里出来，人行道上站着两个老太太，裹得严严实实的，像包裹似的。我认出一张脸来：对面窗户里出现过。我冻僵了。想回家。但是我已经明白，当前状况是要耗上一阵子了。对话：“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莫迪·福勒可好？”“她看上去挺好。”“你是她女儿吗，亲爱的？你把她照顾得真好。”“不是。我不是她女儿。”“你是个‘好邻居’？”“不，也不是。”我笑道，老太太们礼貌地朝我微微笑了笑。我说“老太太们”，其实该受批评呢，我没管她们的个性，只说了“老太太们”。但她们样子很相像，都是胖乎乎的小老太太，裹着厚围巾、厚大衣，戴着厚帽子，勉强露出一张脸来。“莫迪·福勒一向深入简出，所以我们有些好奇。”“哦，”我说，“她都九十多岁了，不是吗？”一阵沉默，透着不悦。“我九十二岁了，亲爱的，这位贝茨太太九十一岁。”“啊，我该说莫迪觉得自己上了年纪。”这太直截了当了，我也知道，但是既然这么开始了，就没法转弯了。哦，是的，我很清楚，事到如今，这样的对话得继续下去。“你认识罗杰斯太太，对吧，亲爱的？”“罗杰斯太太？”“她是社会福利局的。”“我不认识她。”说话这会儿，雨夹雪迎面扑来，我们的脸都发青了。“她想见见你，她是这么说的。”“见我干什么？”“她觉得既然你是‘好邻居’，她想告诉你另外还有一个人需要照顾。”“哦，我不是。”我说。“那就再见啦，亲爱的。天这么冷，我们可不能耽搁你。”于是她们一起蹒跚地沿着人行道往前走，臂挽着臂，慢吞吞地走。第二天乔伊丝回来了，在她的桌前坐下，做了许多开始工作的动作，也的确工作了，但她根本就不在那儿。如今她根本就不和我们在一起了。她的样子糟透了，衣着难看，甚至有些灰尘，头发根部花白，黑色的毛衣边缘也有些发灰。看着她这样儿，我立即预约了美发师。决定花一个晚上来自我保养。就是那个晚上。我真正地泡了一个澡，好几个小时。我剪了手指甲、脚指甲，纹了眉毛，保养了耳朵、肚脐，处理了脚上的硬皮。这么多年来，让我能够仪表整洁完美，大家看到就会想“她是怎么做到的？”，全靠我每周日的晚间时光。我从不让任何事情干扰这个安排。弗雷迪以前会拿这事开玩笑，但是我说，随便你开玩笑，我不在乎，我一定得这么做。多年以来，每周日晚上，晚饭过后，我都挑好下一周每一天要穿的衣服，确保这些衣服上没有一点皱痕、折痕，弄好扣子和褶边，擦干净鞋子，倒空、擦亮手袋，给帽子掸灰，任何有一点点脏的东西都挑出来以便送去干洗店和洗衣房。每周日晚，数小时。上班时，在那一双双专业、有见识的眼睛打量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根头发没修饰到位。修整仪容。是啊，如果我不坚持的话，我的风格就该进字纸篓，就像乔伊丝现在一样。原本的上流吉卜赛，变得衣冠不整，还算得上不落俗套；若是我的风格疏于打理，那剩下的就只是一个邋遢婆娘了。所以现在我要敦促自己做好这件事：扣子、鞋子、领子，熨烫，熨烫，再熨烫，哪怕是衬裙上也不能有一段松散的蕾丝边。三个多月后是好好泡澡还是记日记，一向需要做出选择。我需要一样东西能让自己紧抓不放。乔伊丝回来工作了，不过她是一个游魂，行尸走肉。费莉西蒂宣布自己怀孕了。丈夫杰克要求乔伊丝“大方”些，乔伊丝说她希望他能做个决断。他说，你报复心太重，她说，我要是想要你那真是疯了。两个可怜的孩子都发了疯，在惩罚乔伊丝——她说。倒不是她不像以往那样完成工作，只是她的心不在工作中。至于我过去那么依赖的良好融洽的气氛，默契合作就像一个人——没了，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菲丽丝和我——支持她，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策略。哦，我们编辑室上下，全该得满分，我看着这一切，很着迷，想知道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女人，一手打造了这本杂志，的确是她一手打造的，是她给的推动力，如今她却在逐渐淡出。我在电视上看到一部片子，一群大象用鼻子支撑着濒死的伙伴。它给了我联想。因为乔伊丝是在淡出。事情不能一直这样下去，这一点大家心照不宣。同样“不宣”的，是我将是新的主编。与此同时，乔伊丝说她会带孩子们留在伦敦，她会离婚。前所未有地，那两个孩子开始打电话来办公室，问东问西。荒唐，比方说，果酱在哪里，你把我的毛衣放哪儿了？乔伊丝耐心，苦恼。为他们。很好，但是一个人能同情多少人是有限额的。我正在弄明白自己的限额：很小。我就只能应付莫迪·福勒。天气一直潮湿、寒冷、阴沉。几乎每晚下班后我都去莫迪那儿。让她“迁居”我已经连想都不再想了。我只提了一次，她一连三天把我当敌人看，当“他们”的一员看。我有房子住，她说，咳，咳，咳，因为顶风冒雨去屋后上冰冷的厕所，因为站在没有暖气的
“真爽”“色鬼”等词语，甚至潦草地写着“吉子”“厅立的安子”“静修的明子”等女孩和女校的名称。伸夫每次看到那些词语心中都会产生罪恶感，可眼睛却盯在那里无法挪开。但是，运动场旁边第二个厕所隔间里的涂鸦最为完整，也是用铅笔仔细地写在前边的板墙上，而且采用了问答的形式。“跟女人干时怎样插入呢？”“最初会比较干涩，所以最好用手指抹上唾液弄湿再插入。”“多大的阴茎合适呢？”“阴茎大小没有关系，没必要太长，有一定粗度就行。粗度比长度重要。”“女人也会感觉爽吗？”“做过多次以后，女人也会产生快感，那里会变得湿滑。”“光线暗时也能找到插入位置吗？”“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潮湿的裂缝就是。屁股眼还在后面，所以不会弄错。”“一干就会怀孕吗？”“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都不会。不必太担心。”看到这里伸夫浑身发热、心跳加快，担心被别人看到还环顾四周，但隔间里不可能有别人。以前曾看到过很多涂鸦，但如此具体明快的解答还是初次见到，确实写得相当详细。既然了解得这么多，涂鸦者肯定是经验丰富的前辈。听说在参军入伍的大龄前辈中有不少已是过来人，这些或许就是其中某个人写的。不管怎样，这些解答确实具体而令人茅塞顿开。“从前面摸自然能找到”是伸夫最想知道的答案，而看到“粗度比长度重要”后伸夫稍稍放了心。而且，女人那东西有些湿滑他也是第一次知道。如此说来，伸夫也曾听到有人形容女人的私处就像“谷地”“黏糊糊”，或许就是“裂缝”“湿滑”的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脑袋里一下子装进大量信息，伸夫感觉有些发晕。“真了不起啊……”伸夫感动不已，甚至忘了这是在厕所里。未知的将来令他期待，同时也心生恐惧。五“小学生与初中生区别在哪里？”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人会怎样回答呢？有人说，小学生还是幼童，而初中生是少年。也有人说，小学生是少年前期，初中生是少年后期。其中还有人说，初中生以后是幼童自我意识萌发并出现第二次反抗期特征的阶段。这是从心理特征进行区分的方法。另外，还有人从生理方面区分，认为此时是从小儿科对象转为内科对象的节点。几种答案看似明白却仍然不够清楚，其原因似乎就在于少年期这个词语的定义本身就模糊不清。在日本的少年法和相关法律中规定，满十四岁以上到满二十岁的人为“少年”。如果以这个观点来划分，小学生就不能算作少年。但是，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将八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而夸美纽斯则将七岁到十二岁之间看作少年期。这些观点都不能用“少年”这个概念模糊的词语来区分小学生和初中生，即使只从心理和生理方面来看，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而相当难以明确分类。不过，如果说“小学生与初中生的区别就在于有无性意识”是否合理呢？当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个体差异。不过，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在初中时期觉察到了自己的性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不可否认也有提前或延迟的现象，但那属于少数例外，多半都是在初中时突然意识到了性欲。而且，那并非是以异性为对象，例如向往女性的身体或被女性的温柔所吸引，而是切身感受到自己体内所翻腾奔涌的性欲，并且想凭借自身寻求宣泄口。其最具象征性的行为就是“自慰”。日本男性初识自慰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由于尚无正式统计不得而知，但设定为从初一到初三的初中时期应该不会有错。像这种有关性方面的数据，与其做正式调查不如随意询问周围的人更为准确。即使根据伸夫所询问的结果，在初中时期学会自慰的人也占了压倒多数。事实上，伸夫初识自慰也是在初二的夏天。不可思议的是，那个行为会在某个时刻毫无先兆地因意外事件引发。那天，伸夫坐在二楼自己房间的矮桌前翻阅辞典，倒也不是用功学习，而是照例逐次阅读“性交”“妊娠”“生殖器”等条目，并独自兴奋得脸红心跳。虽然还是八月底，但黄昏将至房间微暗。伸夫没有开灯，继续阅读辞典上的小字。房间有六铺席大，矮桌就摆在窗边，伸夫跪坐在桌前。由于是在盛夏季节，所以只穿着内裤和短裤。他突然感到下半身发热，于是解开短裤的扣子，然后掀开内裤前面，却见阴茎一下子弹了出来。说实在话，因为这些几乎都是下意识动作，所以当他看到弹出来的那个物件时吓了一跳。不过，那个物件似乎也吓了一跳，在裆间支着脑袋发愣，就像突然从树丛蹿到路边东张西望的小松鼠。伸夫慌忙回头看看，在确认房门紧闭之后，这才伸手摸了一下裆间那个物件。那个物件意外的坚硬、发烫，还有微微搏动传到指端。伸夫觉得自己正在做十恶不赦的坏事，就想把支出来的物件塞回裤裆，可一旦胀大的家伙却似乎不肯轻易回去。当他用指尖摁住前端反复压塞时，阴茎前端就被大腿夹紧。在刹那之间，下体涌起直蹿阴茎头的快感。伸夫一时慌了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舒爽的感觉？是不是哪里藏有某种机窍？伸夫纳闷地望着坚挺的阴茎，想再次体验那种快感。用大腿夹紧那个物件感觉就爽——虽说是偶然发现的动作，但做起来却意外简单。伸夫再次确认屋里没有别人，就慢慢地把阴茎夹在大腿之间，然后并拢双膝夹紧。就在他稍稍放松的同时，阴茎再次猛地从裆间弹出，一阵酥痒的快感包裹住了阴茎。那种舒爽透顶的感觉令伸夫有些惊慌失措，却还是忍不住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虽然重复了多次，阴茎仍像弹簧玩具娃娃般弹起，同时带来真切的快感。哪里还用得着辞典？煽情的词语和讲解已比不上现实的快乐。在暮色降临的房间里，伸夫像在摆弄稀奇玩具般将阴茎塞入弹出。大概反复了十几次，下身突然蹿起火花迸射般的感觉，昂奋的前端喷出了白色黏液。“啊……”伸夫禁不住喊出声来，接着就像被手枪击中般伏在了桌上。他一动不动地追逐快感的余韵，后来觉得裆间有些黏糊糊的就慢慢抬起头来。刚才昂首挺立的阴茎像是突然失去张力垂下头来，裆间和内裤都溅上了白色黏液。这是怎么回事儿？伸夫感到迷惑不解，过了片刻才用身旁的纸擦拭污渍。这就是书中写到的所谓精液吗？那么刚才那个瞬间就是射精吧？伸夫依然沉浸在快感的余韵当中，心情却像萎缩的阴茎般渐渐消沉。自己像是做了荒唐透顶的坏事，闯下了对父母都难以启齿的大祸。一阵懊悔随着轻微疲劳传遍全身，他突然心生恐惧。“怎么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如果被母亲和老师知道恐怕要受到严厉斥责。但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也终于完成了自慰而感到几分自豪。以前朋友们暗示的“那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吗？自己一直疑惑不解的其实就是这件快乐无比的事情吗？紧接着，伸夫感到自己突然成了大人。原来如此，那些家伙干的就是这种事情！他们偷偷享受快乐，然后在众人面前摆出了不起的架势。“这有什么难的呀？”不过，男孩在刚刚学会自慰的阶段，其行为尚未与女性发生关系，仅限于男性私密之内的快感，仅仅初识自慰即已满足。但是，一旦尝到这种快感，就像初尝禁果般再也无法抛舍。从那时起，伸夫开始渐渐沉迷于私密的快乐之中。虽然当他文静地关在自己房间时最危险，不过当然母亲似乎尚未觉察到。例如在傍晚时分，当母亲在楼下喊“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才会回过神来。“哦——”他虽然应声，却并不想立刻起身下楼。如果现在下楼会不会被发现刚才是在自慰？手脚是不是还留着那种腥臊味？在明亮的灯光下会不会被父母看出来？“伸夫——”母亲再次呼唤，伸夫慢慢地站起身来。倒也说不出哪里怎样，但身上还是有种倦怠感，脑袋依然发懵，血涌上头尚未退潮。伸夫打开电灯，对着镜子观察自己的面孔。或许是心理作用，脸色稍显苍白，感觉有些疲惫，而眼圈像有热度似的发红。伸夫啪啪作响地拍拍脸颊，然后干咳一声走出房间。但是，他下楼后先去了厕所，撒完尿擦擦阴茎周围，又使劲擦了几下手才去了客厅。“你磨蹭什么呐？赶快吃饭！”餐桌旁父母和姐姐弟弟都已坐下，伸夫像个罪人似的悄悄坐在父亲和弟弟之间。他平时总是边吃饭边聊天，可这回却一语不发只顾吃饭。“怎么啦，哪儿不舒服吗？”“没有……”听到母亲询问，伸夫摇了摇头，预感到自己再不会是以前那个开朗直率的少年了。六男孩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也许就是性意识萌发的证据。初识自慰之后，伸夫忽然对父母和家人的存在感到厌烦了。如果家里没有别人，自己独自一人该是多么爽啊！当他强烈地希望独处时，爱絮叨的母亲和姐姐就会令他不胜烦躁。归根结底，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单纯——周围有人就不能放心地自慰。特别是伸夫的房间虽然在二楼，但因为比自己大四岁的姐姐的房间也在二楼，所以不知何时她就会突然进门。而且，母亲也会常常为一些琐事不先敲门就闯进屋来。当然，即使要求她们敲门，但在以隔扇隔开的房间里也并不能完全放松。于是，伸夫对所有妨碍自己独处的人都厌恶而烦躁。可是，母亲和姐姐对伸夫的精神不安状态似乎毫无觉察，依然在楼下因琐事吵吵嚷嚷，有时不先敲门就进来说这说那。“什么呀……”在这种时候，伸夫的语调就会变得更不耐烦。“怎么啦？你最近……”母亲的表情有些悲凉，可伸夫却无法讲明原因，只能用态度表示“别管我”。“阿伸近来有些奇怪呀……”母亲在跟姐姐悄悄议论。与以前相比确实有些异常，伸夫自己心里最清楚，可他也无法平息目前烦躁的心情。稍稍夸张些讲，学会自慰确实是件幸运的事情，他眼下已经无法从那种注射了兴奋剂般的快感中逃脱。不，他已经被那种兴奋剂绑架了。伸夫决定放学后直接回家，姐姐去了裁缝学校不会早归，所以傍晚之前无人打扰。他确认之后又打开那本辞典，再看看关于女人的书，手就悄悄伸向胯裆。阴茎照例又热又硬，于是伸夫把它慢慢地摁在大腿之间夹紧，酥麻的快感集中到了一点。他全神贯注地反复同样动作，将快感推向高潮。在反复几次之后，伸夫忽然有了别的想法。像这样用大腿根夹紧，还不如干脆用手指摩擦效果更佳。既然阴茎从胯裆弹出时摩擦会带来快感，那用手指摩擦不也一样吗？想到这里，他就慢慢地捋动捏着阴茎的手指。果然如同想象的那样，酥痒的快感骤然强烈。伸夫更加自信，于是加快了捋动频率，快感一举达到巅峰，随即带来猛烈的射精。“原来如此……”伸夫在照例降临的轻微倦怠感中点点头。看来这就是最简易实用的自慰方式。其他人肯定都是这样。虽说如此，无论机缘如何偶然，男性或迟或早都会了解到这种行为。因为达到相应年龄的男性无人不知，这就是证据。即使偶然会有自制力强的人不搞自慰，也不会不知道这种方式。总而言之，虽说伸夫自己有了这些发现，不过大家上初中后在阴茎发育到一定程度似乎都会无师自通。换句话说，年轻的自然活力会使人下意识地把手伸向那里并领悟到自慰的方式。如此看来，或许可以说男性的自慰接近于自然行为。不过，还只是初中生的伸夫当然无暇考虑这些道理。他一方面在享受自慰所带来的快感，而另一方面却依然无法从罪恶感中逃脱。自己是在做坏事，对父母都难以启齿。做出了这种事情，自己会很快变成散漫堕落的男人。照此下去脑筋会越来越差，学习成绩肯定也会下降。不过说实话，为什么自慰就是坏事，伸夫却并不明白。虽然他也听说过自慰行为不好，但其依据却仍不清楚。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找人问清依据。对谁都羞于启齿却又不能询问究竟，看来这恰恰是坏事的证明。如果真是正当行为的话，就应该可以堂堂正正地向任何人询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既然大家都秘而不宣、讳莫如深，那就肯定是坏事。想到这里，伸夫忆起儿时摆弄那个物件被母亲责骂的经历。“不许摆弄那个！”当时的伸夫慌忙收手，而现在却可以尽情抚弄，独自沉浸在愉悦感之中。既然抗逆母亲违反了训诫，这明摆着就是坏事。此外，他每次自慰时脑瓜都会发懵，难以静心学习。岂止如此，只要想起自慰就会血涌上头，一旦开始当然什么都顾不得考虑，而且结束之后总是感到有些疲劳犯困。除此之外，高潮后的虚脱感更令他感到做下了坏事中的坏事。不仅每次做完后必定身体疲倦，同时精神也会懒散，感到任何事情都无所谓了。正因为射精的瞬间快感强烈，随之而来的堕落感就更加强烈，甚至觉得自己和世界全都骤然萎缩。而且在此之后仅仅留下某种反感——又干下了这种事情。只有空虚和懊悔像沉渣般积淀在内心角落里。随着频次增多，这些感受着实令伸夫心情低落沉郁。他很难受。但虽说如此，他并不想戒掉自慰。在享受愉悦感之后，虽然一时觉得做了坏事，但过几天欲望又逐渐强烈起来，就像河里的水位般切实而准确地逐渐涨满。少年的性欲或许类似于水库蓄水，上游河流与时俱进地充满水库，水位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在河水全面充满再不能承受的瞬间闸门开启，存水顿时溅起飞沫涌向下游。在宣泄了一定的水量之后，水库便会恢复原先平静的湖面。如此看来，对于初中生来说，自慰或许应该看作必要的行为。性欲在体内蓄积充溢以至再也无法容纳，于是通过自慰行为进行宣泄以保持正常心态。如果予以压制，性欲或许就会转化为暴力，使人滑入歧途，以致对周围造成破坏。不过，伸夫自慰当然并非因为考虑到这些因素。他自慰只是受到体内奔涌的欲望驱动，之后却产生了罪恶意识而一时情绪低落。时隔数日欲望再次高涨，他又难以抗拒快感的诱惑而重复这种行为。伸夫初识自慰已过一月，沉湎于其中的方式也基本成型了。例如，如果是在白天他就盘腿坐在桌前，并将左手放在桌面上。这种姿势的背影貌似正在用功学习，微微驼背俯视桌面就像在认真读书。如果说到略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右手伸进桌下前臂频频摆动。还有就是有时会忘记天色已暗，依然全神贯注似的面对书桌。伸夫以这种姿势做自慰动作，而听觉却毫不松懈地注意背后的隔扇门。所幸的是，因为房间在二楼，所以一旦有人上楼就会听到脚步声。听到有人走近他就立刻遮掩前裆，合上正在偷看的杂志。为了应急，还可以事先把课本和笔记本放在旁边，紧要关头就用它们盖住色情杂志。不过，有时由于自慰过于陶醉或对方脚步声极弱，可能有人来到门外都难以觉察。为防万一，伸夫就在膝头放上膝毯或毛巾，一旦有情况就用它盖住下半身。晚上进了被窝，他会在确认邻屋姐姐已经睡着之后再开始，有时也会在早上醒来后进行。最初阶段由于恐惧而四五天自慰一次，熟练之后就两三天一次，有时每天都会自慰。其他小伙伴怎么样呢？伸夫虽然很想知道却羞于询问。另外，他还特别担心弄脏内裤，所以每次自慰时都用毛巾垫在下身，尽量不把内裤弄脏。但尽管如此，内裤上还是会留下斑点。估计母亲在洗衣物时已经发现，但不知为何从未提起过。难道连母亲都难以启齿吗？还是母亲根本就没有发现？伸夫曾偷窥母亲清洗内裤时的表情，却没发现任何异常。“伸夫，内衣要常换，必须保持清洁哦！”母亲放大嗓门提醒。伸夫觉得母亲太不照顾自己面子，顿时来气，而且越来越少言寡语了。七确实如此，学会自慰的少年渐渐变成了少言寡语、态度冷淡的男子。做下某种坏事的罪恶意识使他自动躲避父母，将自己关在贝壳当中。就在那个时期，一位著名女评论家撰写了《少年期》并成为畅销书。作者既是母亲又是教育家，她根据自己实际培养男孩的经历，分析了少年期的心理和感情变化，给那些不曾考虑过孩子心理的父母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不过，那本书是否描述了真实的少年心理呢？换句话说，母亲作为女性真能了解少年的心理吗？过了一段时间，受到如潮好评的煽动，伸夫也悄悄阅读过那本书。悄悄的说法未免怪异，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而亲率铁骑冲击，瓦剌三部兵马尽数冲杀，双方陷入混战，一时僵持不下。明军都督朱崇以火器轰击瓦剌军右翼太平部（即“土尔扈特”军），打开缺口，丰城侯林彬（即后来客死越南的明“安南都指挥使”）从左翼包抄，在付出惨重伤亡后冲垮孛罗部，朱棣趁机率亲兵冲击马哈木中军，更命火器齐射，殊死冲击加“高科技”，瓦剌终于全线崩溃，明军乘胜追击，在土刺河再破瓦剌军，马哈木、太平、孛罗3人趁天色已黑分头逃窜。朱棣本想继续北进，但随行的皇长孙朱瞻基劝他“不须穷追”，随即撤兵。此役令瓦剌伤亡惨重，实力大损。蒙古高原局势，再次回到“相互牵制”中。瓦剌“顺宁王”马哈木屋漏偏逢连夜雨。永乐十三年，阿鲁台发动奇袭，杀掉马哈木拥立的傀儡可汗答里巴，马哈木转立成吉思汗弟弟的后裔额森虎为可汗，次年进兵斡难河，又被阿鲁台击败，其本人被杀。朱棣闻讯后遣使吊祭，并命其子脱欢继承“顺宁王”爵位。永乐十七年，十九年，阿鲁台两攻瓦剌，大获全胜，春风得意下，他再次拒绝向明朝朝贡，并拉拢兀良哈三卫共同反明。眼看漠北的“平衡”将再次被打破，朱棣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发动第三次亲征，大军于三月三十日出师，在漠北扫荡数月，最远抵达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此时阿鲁台早已远逃。七月，朱棣在回师路上下令对勾结阿鲁台的兀良哈三卫进行攻击，在内蒙古屈裂河大破兀良哈，兀良哈遣使谢罪，朱棣遂班师回朝。阿鲁台虽逃脱，但实力大损，于同年接连被脱欢击败。耿耿于怀的朱棣于第二年七月借口阿鲁台图谋犯边，发动了第四次北征。大军七月出发，在蒙古高原扫荡3个月，终未找到阿鲁台，虽如此，大批鞑靼部落却纷纷归附，尤其是本雅失里之子也先土干来投，令朱棣高兴异常，赐名为“金忠”，随即于十月回师。金忠将阿鲁台的“军事机密”尽数相告，并一再怂恿朱棣继续北征，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一日，以金忠为向导，朱棣发动了第五次北征。大军在蒙古高原进行“地毯式搜索”，至六月已行至今俄罗斯境内，却终不见阿鲁台踪影。六月十五日，明军得到情报，阿鲁台就在向西不足百里，名将张辅“自请一月粮，率精骑深入”。朱棣却已厌倦，下令班师。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回师路上病逝于榆木川，享年65岁。而根据蒙古国史料记录，张辅自告奋勇要求追击的那一天，阿鲁台就躲在距离西边明军主力仅两日行程的哈喇山中，灭顶之灾，就在朱棣的一念间改变。但阿鲁台“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虽未与明军接战，但疲于奔命也导致其实力大损，再加上明朝与瓦剌的两面夹击，阿鲁台日暮途穷。而朱棣至死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亲手构筑的蒙古高原“战略平衡”，因他晚年两次草率的北征被彻底打破。继任“顺宁王”的脱欢，虽表面上终其一生对明朝采取友好态度，频繁遣使入贡，但实际上既不“忠顺”更不“安宁”。他一面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立本雅失里的侄孙脱脱不花为可汗，自称“太师”，另一面疯狂向阿鲁台发动进攻，趁朱棣晚年频繁打击阿鲁台的机会，迅速东进占据了鞑靼的属地，并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在蒙古巴丹吉林沙漠击毙阿鲁台，从而控制了鞑靼。对明朝“屏障”兀良哈三卫，他也极力拉拢，多次派使者前往招募，两家逐渐勾连。与此同时，他在内部大肆清除异己，就在朱棣去世后3天，“贤义王”太平遭脱欢杀害，一年后，“太平王”孛罗被脱欢击败后自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太平的“客列亦锡部”改名为土尔扈特部，即蒙古语中“护卫亲军”的意思，后来缔造“东归奇迹”的部落由此而来。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过世，其子也先承袭“顺宁王”爵位，此人因为在后来的“土木堡之变”里创下活捉明朝皇帝的神话，被明廷上下所熟知，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蒙古高原乃至中亚地区战无不胜。对内他仿照元朝，设“中书省”和“六部”，巩固统治。对明朝他很有“经济头脑”和“政治头脑”，一面频繁通好令明朝君臣放松警惕；一面利用与明朝的“互市贸易”大发横财，更借机勾结明朝官民走私火器，招募明朝边境因军屯兼并而逃亡的士兵工匠“教习火器操练之法”，很快拥有了一支冠绝蒙古高原的火器部队。对兀良哈，他采取联姻、贿赂等手段，将之拉拢到自己一边。向西，他不但于正统六年攻陷了朱棣苦心经营的新疆哈密、赤斤等卫所，且顺势进兵中亚，于正统七年大掠帖木儿帝国等中亚国家，“以战养战”掠夺财宝无数，甚至在正统九年击败彼时正如日中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东线军队（即明史和蒙古史料都提到的“吐鲁密国”）。“土木堡之变”前，瓦剌经过两代领袖开疆拓土，已然建立起一个表面忠实于明朝，真正实力强大的蒙古部落联盟，朱棣终生苦心维持的“战略平衡”，不到20年就被轻易打破。说到这个“战略平衡”的被打破，也少不了兀良哈三卫。“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原宁王属地赐给兀良哈，使其实力膨胀。永乐年间，兀良哈虽曾在朱棣第三次北征时遭到痛打，但朱棣去世后，又很快和鞑靼勾连，同明朝摩擦不断。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曾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亲征，于十月出喜峰口，在宽河战役里大破兀良哈三卫联军，慌得兀良哈首领完者帖木儿等人连忙入京谢罪。但两年后，明朝却放弃了九边重镇开平卫（今内蒙古多伦）。开平卫是前元朝的“上都”，明朝自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李文忠攻克后，数十年苦心经营，朱棣将其看做战略要地，声言“开平稳固，则辽东、甘肃、宁夏无忧”。朱棣赐宁王故地给兀良哈后，开平卫更成为钳制兀良哈的关键棋子。但明宣宗无远略，于宣德五年将其迁至独石堡（今河北省石堡县），弃地300余里，失去钳制的兀良哈从此有恃无恐，在瓦剌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并时常攻掠明朝边关，昔日“屏障”，今却成“边患”。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明朝派朱勇、徐亨、马亮、陈怀兵分四路出击兀良哈，明正统皇帝朱祁镇严令“搜捕剿杀”，但朱勇走到河北平泉县就不敢行进，徐亨一路怯懦不敢战，仅在老哈河流域屠戮一番平民即回来冒功。陈怀和马亮则搜捕一番，根本没有找到敌人。只有宣府总兵杨洪趁机奇袭，攻克“三卫”中的福余卫，活捉首领马里奇。但此战并未真正打击兀良哈三卫的实力，心怀怨恨的兀良哈三卫从此更铁了心投靠瓦剌。而明朝与“蒙古部落联盟”一场注定的大战，从此一触即发。第十一章谁为『土木堡惨案』负责一在明英宗统治的正统朝，“土木堡之变”堪称是今人最耳熟能详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三路，悍然发动了对明王朝的全面进攻。明英宗朱祁镇仅经过3天准备，就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北征，遭瓦剌军合围，被围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发动总攻，一举击破明朝大军，俘虏明英宗朱祁镇，成为明王朝立国以来的奇耻大辱。历代以来，也多为后人所感慨哀叹。论及罪责，也时常归责为“王振擅权”“草率出征”，但如果细细审视从明朝宣德时代到正统时代20多年的政局变迁，便可见真相并非如此简单。先看“大背景”：第一个要为土木堡之变“买单”的人，就是永乐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时，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击鞑靼、瓦剌诸部势力，可谓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难之役”后，为酬谢兀良哈三卫的出兵相助，将原属宁王的内蒙古兴宁地区尽数划拨给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卫实力大增，渐成明朝边患，更使明朝北部“九边”顿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虽沉重打击了蒙古鞑靼部，却使一直与鞑靼争锋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穷追了一辈子的鞑靼“兴宁王”阿鲁台，没死在明军手中，最终被瓦剌击毙，瓦剌也借此成为蒙古高原实力最强的一支，其“发家”历史，实拜朱棣所赐。此外，朱棣将辽东的谷王、韩王、辽王尽数内迁，留当地女真在辽东地区“自治”，结果至明英宗正统初年，辽东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复，成为其南下侵略的辅助力量。而得到兴宁重地的兀良哈三卫，也不甘再听命于明朝，反与瓦剌相互勾连。时人常以宦官王振为土木堡之败的“祸首”，但宦官参政，也是从朱棣时代开始。朱祁镇的父亲朱瞻基，同样对土木堡之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内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对诸多亲贵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土地兼并行为颇多姑息，不但造成后来牵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义，更令朱元璋时代确立的“军屯”制大受破坏。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监察御史陈祚就曾奏报说：“辽东边地，军田被侵已达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给事中杨亮又揭发诸多亲贵“擅调边军为奴”的行为。宣德七年，河南巡抚李昌淇也上奏当地军屯土地“多被势家大户侵占，士兵无地却苦于赋役”的惨状。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发“宣府大同诸边地，将官侵占军屯日甚，以至兵户四散逃亡”。如此种种，明宣宗皆不了了之。“军屯”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当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国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开平卫不说，还对众边将赋诗说“慎守只需师李牧，贪功何用学陈汤”。结果“李牧”没学来，防线却内缩严重。瓦剌也先杀太平、孛罗二首领，其族人多怨愤，数次到明廷哭诉，请求明王朝做主，杨士奇却说“夷狄相攻，乃中国之利”。明王朝最终袖手旁观，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统十四年的南侵之祸，从此时就已注定。至于再说到土木堡之败的“祸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阅奏折大权的“司礼监”，恰是明宣宗在位时所设。“历史遗留问题”讲完了，那么做为“当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祸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该负多大的责任？且让我们从正统朝的朝局开始。二明英宗9岁登基后在位的正统朝，历来评价不高，个别历史学家还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因后人对王振的种种抨击，这14年更被许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残害忠良，朝政糜烂的“黑暗时代”。要了解真相，还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县人，原是个不得志的教书先生，宣德年间主动报名入宫，进入“内书堂”，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凭“矬子拔将军”（宫里太监多不识字）的一身才学，很快被明宣宗任命为“东宫侍读”，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镇的敬重，平日对他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广泛结交文臣里的“中层干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对有“纠劾”大权的言官们更是百般拉拢，利用其搜罗朝廷重臣们的“不法证据”。他还利用文臣内部自身的斗争，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结交亲信，最终从文臣集团中“釜底抽薪”，结成一个自己的关系网。这以后杨荣病逝，杨士奇因儿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亲信言官的弹劾，不得不“引咎辞职”，胡滢也因“贪污”被下狱，剩下的张辅和杨浦年事已高，孤掌难鸣。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华盖、谨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镇设宴庆贺，按规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里发牢骚，朱祁镇闻知后，连忙命人打开东华门大门，命王振入宫赴宴，王振到时，百官“罗拜朝贺”，至此大权初揽。次年张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毁朱元璋立下的“不许宦官干政”的铁牌，从此一手遮天。这以后，王振权势滔天，曾指斥他专权的大臣于谦、邝焚等人一度被下狱，侍讲刘球被害死，曾弹劾过朱高炽的国子监祭酒李时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种重百斤的大枷锁）夹住当街示众，险些横死。此外他卖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亲信，在“朝贡贸易”中收受瓦剌贿赂，并向外国使臣索贿，可谓作恶多端。说了诸多坏事，也要说说王振做过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劝朱祁镇禁止内宫宦官出外采办，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减免广西、广东、江西等地的“贡品”，这确实“减轻了人民负担”。其次，在排除异己的同时，王振也大搞“反
。下面举一些例子：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戌戍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是三国，皆古盛而今衰。”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的几个问题：1.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2.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3.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杀一洋鬼，赏银50两。杀一洋妇，赏银40两。杀一洋童，赏银30两。”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两则如下：“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荼，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曧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1.贝子溥伦；2.大学士孙家鼐；3.大学士徐桐；4.尚书陈学荼；5、阁学贻谷；6、副都御史曾广銮；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是曰，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由此可见，早在1912年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这笔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47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个谜，史料提供了两种说法。主流说法是桂系老板陆荣廷派人干的，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干掉孙中山手下为数不多的高级指战员。非主流说法是孙中山的亲信朱执信干的，杀人动机是——程璧光与孙中山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原因不详。无论如何，程璧光的死对陆荣廷和唐继尧来说总是件好事。这之后，陆荣廷拿钱收买了“非常国会”里的议员们，并让他们提议：目前这个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不太合理，过于专制和独裁，咱们应该放弃大元帅单独首领制，多选几个总裁来搞民主集中制，这比较公平，对吧？比起陆荣廷，唐继尧表现得更加嚣张，他直接跳出来说：“我们应该拥戴黎元洪或者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还是比较适合游历各国、办理外交。”意思是孙中山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召开会议，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虽然坚决反对，但仍然无法获得多数投票，“非常国会”通过了陆荣廷、唐继尧出品的《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士可杀不可辱，孙中山立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了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我现在算是看出来了，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军人干政，武夫当国，南北各省如同一丘之貉，没有人愿意遵守法律，顾及民意！孙中山此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手中没枪，革命能成吗？枪杆子里出政权，诚哉斯言！孙中山辞职后，非常国会选举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等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至此，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广西、云南军阀所控制。孙中山于1918年5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了上海那温馨的家中。“护法运动”宣告失败。粤军护法运动是失败了，成了“过家家”，但孙中山并没有完全失败。奋斗了这么多年，他总算有了一支比较正规的武装力量可以借用。这支武装就是陈炯明整编完毕的警卫军，一般称为粤军，因为陈炯明、孙中山以及这支军队的主要军官都是广东人。这支队伍对外号称有两个军的编制，其实水分很大，一共才五千人，两个团而已。虽然编制的水分很大，但这五千人并不水，其中有不少人才后来成为在中国军政两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譬如，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余汉谋、陈可钰。有了军队，说话底气足，你们几个臭军阀不是在广州搞政府吗？我孙文不陪你们玩了，我去福建另辟一个天地。1918年6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话，让陈炯明与许崇智各统一军进攻福建，开辟闽南根据地。蒋介石也在这支充满希望的队伍中，他的身份是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孙中山之所以让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蒋介石担当如此重要的角色，不外乎是因为蒋介石在之前的两份作战计划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战略构想和敏锐的军事眼光。粤军出发了。一路行来，大旗招展，山河如画。蒋介石内心世界激昂澎湃，他坚信自己扬威天下的梦想和抱负即将照进现实。在这支队伍中，除了充满雄心壮志的蒋介石外，还有两个人，一个邓铿，另一个是朱执信。算上不久之前和蒋介石桃园结义的老牌革命干部许崇智，他们四人是孙中山核心团队中为数不多的能够统兵的军事人才。粤军的主要对手是皖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在战争的初期，双方互有胜负。但在关键的大埔和漳州之战中，蒋介石初露锋芒，力挽狂澜，亲上前线率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后，粤军一路攻破嵩口、丘滨、永泰，直逼福州。历时半年，粤军成功占领福建南部，孙中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块根据地——闽南护法区。虽然蒋介石同志曾在永泰之战里中了李厚基的坏招，因非战之罪打过一场败仗，但是蒋介石在此役中展现出来的军事才能和总体表现实属上佳，连“残仔明”都猛夸：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之一人。此话跟美国人几十年后说五个师的精兵也抵不上一个钱学森颇具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听得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还是间接说明了蒋介石的能干。然而，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蒋介石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讶的选择：辞职。乖乖，他这是怎么了？是淡泊名利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对工作环境不太满意。一是他资历尚浅，年纪又轻，却抢着干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被委以重任，因此受到粤系将领的忌妒和排挤，提出正确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才学无法施展。二是他看不上陈炯明的军阀作风，尤其是陈炯明的口号“广东人的广东”，令他觉得陈炯明迟早会叛变革命。还有一点，蒋介石希望能在稳定两广之后北伐，可是孙中山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样的失落让蒋介石以探望重病的母亲为由离开了部队。不用惊奇，这是蒋介石人生经历的常态，每当形势不如意，他就会选择辞职或者逃避，这一次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他辞职的频繁程度令人咂舌。然而，蒋介石也因此有时间走出年轻时的放荡与懵懂，认真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并做出修正。第五章五四狂飙
新一轮的国会大选举
“武力统一”暂告一段落，孙中山也被西南势力驱逐，冯国璋和段祺瑞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件棘手的事——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任期将满，必须按照法律进行重新选举，以确定新的大总统。但是，这新的大总统该怎么选，又该选谁？现任武林盟主段祺瑞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定下基调：先别考虑这些，先把预备工作给做了。什么预备工作？弄一个国会出来。孙中山辛辛苦苦地护法近一年，也没能让段祺瑞恢复国会。为何段祺瑞这会儿却主动恢复国会？因为段祺瑞同志想升官，想当总统。说起这个国会吧，自民国有国会之后，好像没做过几件正经事情。据当时的北京老百姓考证，有不少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陪红颜知己，享受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小日子。虽然他们很腐败，但政府不能没有他们。少了他们还怎么选出总统？万一不能选总统，那段祺瑞的总统梦就要破灭了。所以段祺瑞不能也不想炒掉这些议员，他还需要利用议员们的选票坐上总统宝座。刚好，冯大总统也有结束实习争取转正的想法。于是，两人商量过后，目前还是总理的段祺瑞找来两个人策划选举事宜。一人叫王赓，另一人叫那彦图，都是当时比较有名望的人。请注意，此王赓并非一代名媛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两人碰巧同名而已，这个王赓又叫王揖唐。其人暂时没什么名气，但后来名气很盛，因为他是第一批投降日本的铁杆汉奸，干了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人称“华北第一奸”。显然，王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好在他是一个有些能力的坏人，多少有些用处——办事效率不错。王赓和那彦图为了尽快进行总统大选，一切都从简从速。相关法律是简化版的，议员的数量也从八百罗汉减为五百大仙，唯一提高的只有选民资格，他们认为这样能剔除很多人，省得人多嘴杂添乱，还浪费纳税人的钱。万事俱备，只欠选票。“安福俱乐部”说到拉选票的工作，徐树铮同志肯定是最忙最积极的人，没有之一。小徐最近几年一直上蹿下跳地忙得不行，真是难以理解他的精力为何如此充沛。可能除了智商不错，诸如精力过剩、乐于适应繁重而复杂的公务、再累再苦都不在话下此类，也都是他事业得以如此红火的原因所在吧。虽然此人行事不择手段，性格暴戾，但他的确有几分本事。杀了陆建章之后，行事变得稍微低调的徐树铮在北京西单安福胡同，搞了一个“安福俱乐部”，史上大大有名。安福安福，安国福民。打这么明显的政治口号，招待的对象自然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政客。但这一次小徐同志一反常态，没有一上来就冒失地拉帮结派买选票。他反而以今人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恒心毅力，将铺垫工作做得似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偏又入木三分。在小徐的安排下，安福俱乐部起初也就是举办一些诸如文化沙龙、茶话会、棋牌竞赛此类的活动，借机组织大力人士联络交情、加深友谊。等选举法颁布后，联络友谊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安福俱乐部天天高朋满座，宾客盈门，个个都是来投机的政客。这些在官场中上下钻营、四处奔波的人，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金钱女人而已。因此，对于这帮目的十分鲜明的政客，徐树铮的招待方式同样鲜明：送钱许官。好处当然不是白拿的，徐树铮同时告诉他们：你们得拿着这笔巨款去买选票，竞选议员。有计划的经营，使得安福俱乐部的会员遍布全国各省。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人品卑劣，身上的负能量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但是他们有能力、有地位，对徐树铮很有用处。果然，等到议员名单新鲜出炉的时候，议员总共不到五百，安福俱乐部会员独占三百三十名，这也就意味着段祺瑞会得到三百三十张选票。在徐树铮的英明领导下，议员差不多让安福俱乐部一家包干，因此这届国会史称“安福国会”。在小徐的光辉战绩映衬下，冯总统寄予厚望的梁启超显得十分凄惨。梁启超搞了一个叫“研究系”的组织，却只帮冯总统拉到区区二十票。而且研究系祸不单行，另一名领袖汤化龙因为之前老跟革命党作对，结果被孙中山的手下刺杀于加拿大温哥华。肯定有人好奇，轻松击败前辈梁启超、汤化龙的小徐，用什么办法搞到了这么多的政治资金？一部分钱来自“西原借款”，另一部分钱来自小徐的创造性思维。只是小徐发散思维想出来的办法虽然实用，但不能效仿，因为他的办法是讹诈。第一个遭讹的人，是曾经的梁大财神梁士诒。梁财神当年因为拥护袁世凯当皇帝而被判有罪，一直畏罪潜逃，结果被小徐挖地三尺给找到了。小徐问他想不想咸鱼翻身，梁士诒何等人物，瞬间就明白了小徐的言外之意：破财消灾。而梁士诒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这也是徐树铮辛苦寻他的理由，一下就捐了两百万。遭徐树铮讹诈的还有各地军阀。徐树铮太有才了，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讹诈这些军阀，钱财自然就滚滚而来。行文至此，大家应该知道，议会已被段总理操纵于掌中，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总统梦碎安福俱乐部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知道这一届总统选举就是走走过场而已。冯总统也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转正没戏了，既然如此，还不如急流勇退，落个好声名。因此，冯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出山一年，力保和平的任务没有完成，既对不起国家，又对不起人民，实在不配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待下去。冯国璋是打算闪人了，但他一点都不想便宜段祺瑞：你不是为了爬上总统宝座而不按规矩出牌吗，你不是想当总统吗？我偏不让你当。于是，直系门下的那些军区司令、省长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和平，反对武力！全中国还有谁想“武力一统天下”？这明摆着是反对段总理。段总理本来信心十足，就等着国会选他做总统了，没想到冯国璋这个老小子又使坏，玩阴的，自己吃不到嘴里的也不让别人吃。除了直系反对段祺瑞当总统，西南也反对他当选总统。道理很简单：如果段祺瑞上台，那他铁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西南的那些势力当然不希望选一个时刻准备着抽他们的大总统。周围一片反对之声。如果段总理强行出任总统，不但会使南北对峙局势恶化，也必然导致北洋系统中直皖两派的公开决裂。作为一个有野心也有良心的人，段祺瑞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与冯总统一起引退，共同退出大总统的竞争。徐世昌粉墨登场段祺瑞就这么爽快地退出了？当然不能这么说。段祺瑞敢退，是有底气的。因为他的实力看起来足够强大，能保证自己即使不当总统依然可以遥控朝政。除了听命于他的众多督军，段祺瑞还有一支强大的亲军——“参战军”。这支部队是段祺瑞担任对德参战督办时，日本为了回报他转赠山东的“功劳”，打着派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号，特意为其训练的一支王牌部队。为了训练这支部队，日本不仅提供教官——为首的教官就是那个间谍头子坂西利八郎，还提供贷款，甚至提供全军装备，包括山炮、重机枪等重武器。也就是说，这几乎就是一支日军。全军三万余人，其中包含一个由保定军校毕业生、从北洋各军抽调的优秀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军官教导团”，实力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由于此时已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这支军队根本没来得及参加一战。倒是袁世凯生前所办的模范团以及一部分海军被分别派去西伯利亚和海参崴逛了一圈，但也没有打仗，算是代表中国军队在国际上阅了一次兵。此外，千万不要忘记，段祺瑞的政治代言人安福国会可以光明正大地替他说话。据说安福国会的兄台们都特别具有主人翁精神，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为自己代言”。因此，段祺瑞军事政治两手都过硬，一点都不担心自己当不了幕后老大。不过，段祺瑞和冯国璋都退出了竞争，那由谁来继任大总统？两人的目光同时转向了另一位北洋大佬徐世昌。徐世昌作为北洋元老，论资格当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其权术手段更非这两个武夫所能比拟。所以段、冯两人一合计，就是徐世昌了。徐世昌对段祺瑞和冯国璋推他接任大总统的反应很冷淡，推三阻四，就是不肯给个痛快话。事实上，在民国成立之后，很多大事件的幕后都有徐世昌的身影，对于大总统的椅子，徐世昌自己也认为还是他坐最合适。但黎元洪、冯国璋的遭遇也让他感到总统风光虽好，但风险太大，在这个武夫当权的时代，如果一个不小心成了傀儡总统，那自己的一世英名必定付诸东流。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态度也很坚决，非要徐世昌出山不可。在经历了欲迎还拒、欲擒故纵以及讨价还价等把戏后，徐世昌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出山条件——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冯、段两派人物也同时去职。这个条件看似苛刻，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下台就下台，去职就去职，反正无损段祺瑞和冯国璋的硬实力——地盘和军队。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表示无异议。那好吧，就这么办。1918年10月10日，“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去，同时裁撤皖系内阁所有成员。皖系的二号人物徐树铮自然也在下岗大军之中，但段祺瑞在徐世昌那里为小徐争取到了一个上岗再就业的机会：担任西北筹边使，去外蒙古靖边。名义上是协助日本防俄，实际是借机在西北一带布下一颗棋子，为皖系多留一条退路。外蒙古边境一直不太安宁，因为俄国军队动不动就乱来，越境骚扰，分裂外蒙古，借机顺些东西走。徐树铮自然不会空手防俄，他把一部分“边防军”（即“参战军”，一战都结束了，自然得换一个名字）带入了外蒙古。没想到俄国人没吓跑，倒是让已经“独立”的外蒙古又赶紧取消了独立，这也算是徐树铮这一辈子唯一有资格永载史册的功德。南北议和失败在话题回到徐世昌身上之前，让我们暂时将目光转向一战。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短短的四年时间里，欧洲的政局因为这场惨烈的战争而发生了剧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国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奥匈帝国瓦解。英法虽然获胜，却元气大伤。但不管怎么说，残酷的战争终究是结束了，全世界的人们都沉浸在和平和欢乐之中。中国人民也不例外，因为那些赴欧参战的劳工用巨大的牺牲为祖国换来了战胜国的荣誉。咱们也成了战胜国，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徐总统的运气着实不错，上任刚刚一个月，就遇上这个特大利好消息，可谓是喜从天降。北京的街道上插满彩旗，学生游行，人满为患，万民欢腾，普天同庆。北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兴奋大军中的一员，可能是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一次吧，蔡元培基本上每天都要参加公开演讲。蔡先生的演讲精彩动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丑的东西。”“你指的是肿瘤吗？”“对。别的小孩都笑我。卡伦的妈妈跟大家说我快死了。”“你可能还不知道，不过有个好医生已经切掉肿瘤，把你的脸治好了。你再也用不着遮遮掩掩的。”“我不相信。”“你自己看吧！找找看，肿瘤在哪里？”西娅当真摸摸自己的前额，寻找肿瘤。“不见了，”她惊讶地说道。“是啊，不见了。”我暂时不说话，让西娅接受肿瘤消失的事实。“西娅，你能告诉我你是何时诞生的吗？”我借着提问引导西娅转移对肿瘤的注意力。“我生于1965年，我6岁。”“你上几年级？”“幼儿园。我就是那时进医院的——这也是我存在的目的。现在我必须走了。”卡伦的表情转为空白。西娅离开了。※※※※“我妈要我别再来找你，”卡伦说。“为什么？”卡伦扭过头，脸庞因羞愧而泛红。“她说你只是为了要……要上床。骗我上床。她说我们一直在乱搞。她说我以前就喜欢这样。”她看起来相当困窘，也很无助，仿佛此刻最重要、也是她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干脆直接羞辱她，让她彻底毁灭。“她的意思是？你以前就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根本不在那里！”“也许我们能通过催眠找到答案。”卡伦准备好，我们立刻开始引导程序。“你想找我说话？”“你是谁？”“桑迪啊，要不然是谁。”“桑迪！你能告诉我卡伦到底碰上什么麻烦吗？”我一脸严肃，看看桑迪能给我什么消息。“卡伦她妈说卡伦跟你上床。她说卡伦不过是妓女。她还说你应该付钱给她。”桑迪漠然陈述，呈现“神情淡漠”的状态（对令人震惊的事情表现出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态度）。“她凭什么这样想？”“噢，我觉得她只是在嫉妒。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种事啊。念高中的时候，卡伦她爸会偷偷替我们安排类似的约会。男人付钱给她爸，然后我跟他们上床。”她瞪大眼睛看着我，眼中没有情绪。“这不是女人存在的目的吗？给男人使用，让男人感觉爽快。”她环顾办公室，我仍静默不语。“我们很小的时候，大概11岁左右吧，就开始接受训练了。学习一些性技巧。”她看看我，“假如我们不照他的意思做，早就被他宰了。”桑迪转头面向窗外。眼前的状况颇值得玩味：卡伦羞于启齿的话题，桑迪却有办法如闲话家常般说出来。我依然保持沉默。我不想打断她说话，也不想使她分心。“他们拍了一大堆照片。所以我才想变胖——这样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她再次用空虚的双眸望着我，“卡伦她妈说，你压根儿只是想跟卡伦睡觉而已。卡伦、安和我都听见了。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至少以前我都不在场。但是昨天我又吃了一堆东西，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安祷告了一整晚，快把我逼疯了。”“哦，这不是真的，桑迪。关于我，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试着保持冷静，正面迎战，但也尽可能避免极力否认。“另外，我会建议你，假如下次她再这样羞辱你，与其用吃来保护自己，你不如躲起来，什么都别听。”“也许我应该来训练莎拉。卡伦她爸常常这样说，‘你必须尽早开始训练她们。’你觉得我该这么做吗？至少，想到对象是你，我还蛮高兴的，也不会觉得受伤。不过，我想我最好不要再想这些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莎拉必须受到保护，不能遭受任何伤害或性侵害。你何不多花点时间跟迈尔斯、凯瑟琳相处？他们会帮助你更了解你母亲。你觉得你做得到吗？”“当然，说不定很好玩。”桑迪受创太严重了。第二部分身第15章分身相处圣诞节后，度假归来的我立刻致电卡伦，确认下一次诊疗时间，同时提醒她处理拖欠的款项。她保证会尽快支付，但态度似乎有些惊讶且疏远，仿佛我提及此事很伤感情。我试着以平常、就事论事的态度与她讨论费用事宜。1996年新年过后，我接到卡伦的电话，其实是安打的电话，她说她没办法再来就诊，而大家也都同意，该是停止的时候了。“出了什么事？”我问。“对我来说太意外了。上次我们聊过以后，出了什么事吗？”“没有，”安说，“是你，你说的话。”我脑子里思绪乱成一团，试图回想我到底说过什么，竟然引发如此严重的反应。“抱歉，安，我被搞糊涂了，”我说，企图隐藏“事情不好办了”的焦虑。“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你能告诉我吗？”“你提到钱。”“你是指我请卡伦支付诊疗账单这件事吗？”“跟你说话的不是卡伦，是凯瑟琳。迈尔斯偷听到，马上就告诉其他人了。”好样的。我鼓励他们共享时间，结果他们用来对付我了。“对不起，安，我还是不明白。支付费用何以让你们如此生气？”“除了凯瑟琳和霍尔顿，大家都不知道卡伦一直都在付钱给你——直到你亲口告诉他们。”安停下来，似乎在想该怎么帮我。然后她又开口了。“那些男人付钱，然后跟卡伦上床。现在她竟然付钱给你。卡尔想伤害我们。”我绞尽脑汁，急着想办法扭转我造成的伤害。“也许我应该跟卡尔聊聊。你介意吗？安？”“好吧。”电话另一端沉默下来。还是沉默。我渐渐有了不祥的预感。“卡尔？”“你为什么要人家付你钱？”卡尔的声音苦涩、压抑而尖锐。“我是医生，卡尔。帮助卡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帮助别人是我的谋生方式。”“对你来说，我们只是一笔生意！”“你们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个。”我知道卡尔是真心想信任我，但他自觉被背叛了。“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是我跟卡伦、你，还有其他人之间不只是生意关系，还有互助伙伴的关系。你觉得这两种关系能同时存在吗？”“不行……我不知道，”卡尔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付钱给我为什么不好？你心里是怎么想的？”“那些人付钱给卡伦的爸爸，逼卡伦做他们要她做的事。”“她爸爸都怎么安排？”“男人把钱给卡伦，卡伦交给她爸爸。”卡尔情绪激动，愤怒得快要爆炸了。我得尝试用同理心抚平他的创伤，再融入一些现实。“现在我懂了。你怕我要求卡伦付钱会变得像她父亲向别人索费一样，破坏我们的关系？”“对！”“甚至夺走你对我的信任？”“对！”“卡尔，我是治疗‘情绪’的医生。我跟其他医生一样：我们帮助病人，但是要收费。我和卡伦就是这么回事。支付费用不一定都是坏事呀。”对方一阵沉默。“卡尔，你还在吗？”“卡尔，我向你保证，你可以问问凯瑟琳或霍尔顿，让他们帮你了解这个状况。他们两人都同意这项安排。”“好吧。”卡尔冷静多了，但仍持保留态度。“咱们走着瞧。”※※※※讽刺的是，卡尔气我向病人收钱的这件意外插曲，碰巧发生在我必须终止临床治疗工作的那段时间（由于诊所营运紧缩），除了卡伦，我得将所有的病人转介出去。我和卡伦都不想中断长期以来的治疗与努力，所以唯一的办法是另觅诊疗场所。可惜，妻子和我最近协议分居，所以我的公寓不能用，而我又负担不起租用临时办公室的管理费用（况且只有一个病人）。总之，经过一段混乱磨合期，卡伦逐渐适应治疗环境的各种变化，于是我们终于得以重新开始。※※※※2月初的会面，卡伦稍微迟到几分钟，这很不寻常。她说，昨晚她参加一场疯狂保龄球之夜，等她回过神来，她只知道自己人在咨询大楼，在我办公室附近。每次一想到卡伦是如何度过每一天，我总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她得向人问路，想办法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其他分身可能会带她到我家）。她在打保龄球之前就已失去意识（其他分身比较常打保龄球），但她总会在离开球场前醒过来。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这次为什么不一样，但或许其他人能提出解释。“卡伦一进球场就越来越不舒服，”霍尔顿说，声音透露着愤怒，“她胸口痛。我代她打完最后两局。卡伦平均拿100分，我是208分，所以她的朋友都很惊讶。”霍尔顿望着窗外比邻的摩天大楼。“我喜欢把车停在咨询大楼下，”他继续说，“我走过来，然后再让卡伦出来。”霍尔顿咳了几声。“你还好吧？”我问。“我开始咳嗽——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咳。我不知道我们之中有些人为何不会生病。但我嗓子沙哑的情况最严重。”“希望你早日康复，”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霍尔顿理解我的暗示，点头道别，然后闭上眼睛。当卡伦的双眼再度睁开，她立刻摆出迈尔斯令人熟悉的“准备大吵一架”的姿势。“我也生病啦！”迈尔斯生气地说，“好多人都生病了。我们从来不曾同时生病。”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让大多数独立人格分享彼此的经验。我曾要求安花时间与迈尔斯、凯瑟琳相处，协助缓和迈尔斯的怒气。然而照目前这个状况看来，以前各自独立的生理经验也逐步进入共享阶段了。我没说话，等着看迈尔斯还想说什么。“安最近常常跟我和凯瑟琳一起做事。她很愿意听我说话。我已经把我的事，你知道，就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告诉她了。”他挺直腰杆。“可是他们一天到晚跟在我旁边，害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大概能了解这种挫折感。他们不见得总是帮得上忙。”若要让他接受我的同理心，首先得让他接受：大多时候，其他伙伴也是很有用的。一分钟后，安出场，但她表示迈尔斯很烦人。他不听话，她说，她不禁质疑自己为何应该跟他一起行动。因为他需要你，安，我说。安不买账。她说她不想失去独立性，并且害怕她再也不可能独处了。我说我能理解她的恐惧，但我也必须为其他人着想，找出对大家最好的办法。她明白我的想法，但仍忿忿不平。她说，有时她不得不离开去上厕所，但迈尔斯会突然开始惊慌，不让她去。可是他得让开，她才有办法去上厕所呀。“安，融合过程似乎充满了挑战，请你多担待，”我略带歉意地说。她笑了几声，但是并不开心。“迈尔斯的确跟我分享了他被关在殡仪馆棺材里的回忆，”安说，“真搞不懂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卡伦狡诈地望着我。嘴角隐约挂着一丝微笑。“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她说。“哦？”我大吃一惊，“我认识你吗？”“当然啰！我是卡伦2。”她靠向椅背，一派悠闲自在，与我四目相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啦？”她不拘小节、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态度再次令我惊艳。她拥有其他人缺乏的所有特质。“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系统正在改变，”卡伦2说，“我不常出来，但我也不喜欢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比方说，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一照镜子就觉得特别沮丧。”“你能观察别人出来的样子？”“当然。而且只要我想出来，我就会出来。卡伦3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能把我的想法放进她脑袋。其他人会受某些事情影响，但我除外。还有，我也不像卡伦3一样得了支气管炎。我认为其他人最好统统消失，让我接管这一切就好啦！”她斜视我一眼，眼神调皮得几近恶毒。我纳闷，假如她真能随心所欲，想出来就出来，为何不干脆一直待在外面（如果她当真这么希望）？我没提问。因为我不想建议她这么做。“假如你希望在外头待久一点，为什么不跟卡伦3共享时间，多跟她分享你自己呢？”我认为卡伦3应该用得上她的某些特质，例如无忧无虑和自信。“嗯，我是办得到啦，不过她生病时我就得闪开。”“生病？”“我不像她，又是糖尿病又是咳嗽的。所以只要她生病，我就退回去。”她再一次挂上诡异的微笑，看着我。“你不觉得，心灵力量真的很了不起吗？”我觉得她好像在嘲笑我。“可不可以让我跟卡伦3说话，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告诉她？”“悉听尊便。再见！”卡伦闭上眼睛，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再度睁开眼——先看了办公室一圈，最后定在我身上——立刻瞪大双眼，吓坏了。“另一个人来找我，”我说，引起她注意。“以后会有一个叫卡伦2的人——她说你是卡伦3——跟你一起共享时间。她说不定能让你更有自信。”卡伦点头。然后我说，虽然“她”才刚到，可是我们的诊疗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很抱歉。她再次点头，转身准备离开，眼眶满是泪水。她颤巍巍地走出房门。※※※※转眼过了几个月。这段时间，我多半与朱莉安对谈。朱莉安的举止态度令我惊艳：她拥有某种微妙但不可忽视的女性魅力与自信。膝盖并拢斜靠在椅子边缘，上半身正对着我；说话时，头部微微偏向一边，眼神沉静安详。尽管我过去也曾跟她说过话，但今天的她令我彻底倾倒。她全神贯注地聆听、思索我的话，然后利用这些新鲜信息向我提出更多问题。我发觉，这是我头一次对卡伦这个人产生兴趣，仿佛我们可以边喝咖啡边聊天，而她是如此低调而优雅。我在想，她能表现得如此平静沉稳，或许是因为她如实反映我当下的态度；意即，如果我认为她优雅迷人，那是因为她能揣摩我的心态，调整她自己迎合我。为此，我隐约感到不安，我想她可能比我还要懂得利用同理心，而我已经算是个中高手了。“我觉得跟你说话很自在，朱莉安。你随遇而安，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质。”“我喜欢学习，”她说，扬起一丝微笑——完全感受不到焦虑或尴尬。“我是冷静、独立型的。”“你负责替卡伦处理什么事？你诞生的理由是？”“我是为了应付来找卡伦的男人而诞生的。我们常常聊很久。我借着聊天了解这些人，然后才引诱他们。”“然后呢？”“然后另一个人会出来代替我，跟他们发生性关系。”“你何苦去招惹他们？”“如果能让他们多了解我们一点，他们就比较不会故意伤害我们，”她说。果然明智，我心想。※※※※“詹森，你在烦恼什么？”卡伦——也是詹森——频频发抖，瞪大双眼望着我，有点吓人。“我气疯了！”他说。有趣。卡伦平时都是冷静、被动、不成熟的模样，很少表现如此激烈的情绪。她暴怒得快抓狂。为了稳住她的情绪，我必须好好利用“成熟男人”（相对于还是“小男孩”的詹森）的身份——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运用父亲的权威和自信（某种程度承袭我父亲，再经过我儿子琢磨粹炼而成）控制小男孩的怒气。我很明白，无论我儿子有多生气，我都有办法制住他。我儿子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他也信赖、依靠这种关系。“看得出来你很生气，”我说，冷静对上他愤怒的目光。“何不说给我听听？”“我的心墙被破坏了。现在我想重新盖好，竟然办不到！”“你想重新立一道墙？”“对，我不想在外面。我想把他们全都杀光！我再也不想出来了！”“原来，墙是你砌的？”我不理会他的愤怒。“对。”他暂时转移注意力。“我花了好几年才把墙盖好。每次只要一发生事情，我就会在我的感觉、我的记忆外围放上一块砖头。”“有人跟我说，那墙有些部分是你自己拆的？”“对，但我也盖了一堵石墙，把我自己围起来。”“石墙能保护你不受伤害吗？”我问。詹森吃惊地望着我，一副做坏事被逮到的神情。我看看他，仿佛答案早已揭晓。他垂下头，长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来，我筑墙，我想保护大家。可是现在，墙要垮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能理解。只要一想到其他人可能身处险境，而你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这对你来说真的很恐怖。”“对！如果没有墙，我们一定会受不了的！”“可是詹森，你的处境跟以前不同了。你现在很安全，你必须相信我。卡伦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欺负，其他人也想走出那道墙。不会有事的。”詹森一脸狐疑，感觉受伤又难过，但我也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宽慰。我无法理解这项改变对詹森而言究竟激烈到什么程度，我也无法体会他身为隔离经验守护者的感觉。但我隐约认为，詹森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可能完全改变原本的独立态度，走向融合。满心怀疑的詹森静静退回卡伦体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16章霍尔顿的办法“头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贝尔医生，”霍尔顿/卡伦压低声音说。卡伦尽可能坐得又挺又直，举止严肃而正式，但她的声音却透露着急迫。“我们有太多人在同一
，心里想，这分明是在警告我，如果再追下去，下一支箭就是射我嘛。同时又感叹，区区一个护卫都将周朝的风俗摸得一清二楚，而且辞令通达，不亢不卑，谁敢说南蛮没有文化，不懂礼仪啊？鲍癸命人接受了摄叔的礼物，对左右说：“车左的楚将善于射箭，车右的护卫善于辞令，这都是君子啊！”于是不再追赶，乐伯三人得以安全返回。乐伯的挑战在晋营引起了骚动，也给先谷等“主战派”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齐集在中军大营，逼问主帅荀林父：楚国人都踩到咱们头上来了，难道还要当缩头乌龟吗？赵括更是拔出佩剑，恶狠狠地砍在案几上，说：“我等即便战死，也不能忍受此等羞辱。”说起荀林父的帐中，那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位魏锜（qí），乃是晋文公的虎将魏犨之孙，颇通几分武艺，自视甚高。当年晋成公为了巩固公室的力量，曾经将一批异姓贵族任命为公族大夫，魏锜以为自己很有希望，谁知道榜上无名，因此一直怀恨在心，处心积虑就只想晋军打败仗。当时他听到赵括这么说，便站出来向荀林父请战，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楚将既然敢来致师，我军也不能示弱，请您派我前去致师！”话音未落，又有一位叫赵旃的站起来说：“如果魏将军前去致师，我愿为使者，前往楚营下战书。”赵旃乃是赵穿之子，一直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六卿（三军正副元帅）之一，但是连个三军大夫都没当上，因此也是心怀不满，唯恐天下不乱。荀林父被搞得心烦意乱，跟士会商量了一阵，决定同意魏锜和赵旃前往楚营，但是任务有所改变：魏锜的任务是去谴责楚军言而无信，赵旃则是去邀请楚庄王如期举行会盟。魏锜和赵旃接受了命令。看到这两个人雄纠纠气昂昂地驾车而去，上军副帅郤克苦笑道：“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咱们如果不作充分的防备，必败无疑。”先谷踹着路边的小石子，冷冷地说：“郑国人劝我们作战，我们不敢战；楚国人向我们求和，结果又不能和。主帅的意见飘忽不定，防备又有什么用呢？”士会劝说道：“还是要加强防备。如果这两个人惹怒了楚国人，楚国人乘机掩袭，我们就很危险了。有备则无患，如果楚国人放弃敌意，前来会盟，再解除戒备也不迟；如果楚国人带着敌意而来，我们有所防备，也不至于落败。”先谷不耐烦地说：“没那个必要。”士会是不想打这仗的，但是大敌当前的时候，他又极力主张加强防备，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先谷很想打这仗，但是因为不痛快，连最起码的军事常识都置于一边，在他的心里边，恐怕和魏锜、赵旃一样，都恨不得晋军失败，好等着看荀林父的笑话吧。士会越想越不放心，派上军大夫巩朔、韩穿二将在敖山前面设下七路伏兵。中军大夫赵婴也觉得形势不容乐观，派人先在黄河边准备好船只。士会和赵婴都是聪明人，所不同的是，士会考虑的是大局，赵婴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路。魏锜奉命来到楚营，见到楚庄王，也不行礼，就大大咧咧地说：“荀元帅派我来告诉你们，准备好刀剑，咱们战场上见！”说完转身就走。楚将潘党被他这种无理的态度惹恼了，带上十几辆战车，一直追到荧泽（湖名）。正好有六头麋鹿在湖边吃草，魏锜心念一动，也张弓射死一头麋鹿，命手下献给潘党，并且说：“您有军事在身，兽人恐怕不能及时给您提供新鲜的野味，谨以此鹿献给您的部下。”所谓兽人，就是掌管打猎的官员。乐伯献鹿于鲍癸，魏锜献鹿于潘党，均不说是献给他本人，而是献给他的部下——这也是春秋时期人们常用的客套方式，意思是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只敢献给下人。潘党收下了这头鹿，对自己的手下说：“人家这是学乐伯呢，我们难道还不如晋国人懂礼貌？”于是也放弃了追逐。那个年代的人，骨子里头有一种骑士精神，即便是赳赳武夫，也很有绅士风度。相对于魏锜的鲁莽，赵旃的行为更具有疯狂气概。他带着几十名手下，趁夜来到楚军的营门之前，铺了一张席子，自己坐在席子上喝了一夜酒，又命手下混入楚营。由此可以看出，楚军的防卫实际上也出现了漏洞。前面说过，楚王的亲兵分为左右两广，每广兵车三十乘。从拂晓直到中午，由右广担任警备；从中午到黄昏，由左广担任警备。楚庄王乘坐右广兵车，许偃驾车，神箭手养由基护卫；乘坐左广兵车，彭名驾车，屈荡护卫。直到第二天早上，楚军才发现有晋军混入营中。楚庄王十分恼怒，亲自带领左广追击赵旃。赵旃逃到一片树林前面，弃车跑入树林。屈荡也跳下车，尾随而入。赵旃酒也醒了，情知斗不过屈荡，干脆使了个金蝉脱壳，脱掉自己的盔甲，拼了命往树林深处跑。屈荡追赶不上，只好拿了他的盔甲回去向楚庄王交差。这个时候，荀林父也觉得不对劲了，派出重车部队出营接应魏锜和赵旃。潘党远远地看到晋军车队扬起的尘土，连忙派人报告说：“晋军出动啦！”孙叔敖怕楚庄王冲入晋军阵中，指挥全军出营列阵，说：“前进！宁可我军逼迫敌人，不要让敌人逼迫我们。诗上说，‘兵车十乘，率先破阵’，兵书上说，‘先人一步，可夺敌人的斗志’，全军前进！”这场史称“邲（bì）之战”的重大战役，就此拉开帷幕。楚军在孙叔敖的指挥下，战车飞驰，步兵奔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晋军。荀林父这老头子完全被楚军的攻势搞懵了。自出师以来，晋军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一直不太灵光，现在面对楚国人的全面进攻，更是顾此失彼，成为了一团散沙。眼见大势已去，荀林父在中军擂响大鼓，居然宣布：“撤退，先渡河者有赏！”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让人啼笑皆非的一道军事命令。依常理而言，就算是要撤退，也要有条不紊，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的实力。荀林父这道命令一下，晋国的中军和下军都没命地向黄河边跑去，开始争夺渡河的船只。一时间，黄河岸边鬼哭狼嚎，先上船的士兵急于开船，后面的人死死掰住不放，往往是一船人满还不能动，于是有人拔出刀来砍那些掰住船舷的手，没过多久，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来。此情此景，真是让人难以相信，这竟然是曾经称霸中原数十年的晋国大军。当然，在这个关键时刻，也有人保持了霸主之国的尊严，那就是士会统领的上军。由于早有准备，楚国人一直未能突破士会的防线，尤其是设于敖山之前的七路伏兵，给楚国人不小的打击。楚庄王迅速调整部署，命工尹（楚官名）齐带领一个方阵为右路军，追逐晋国的下军；命其附庸唐国的军队为左路军，攻击晋国的上军。为了加强左路的攻势，又命潘党率领兵车四十乘加入，打算一举歼灭晋国上军。郤克问士会：“我们要坚守阵地吗？”士会说：“楚军现在斗志昂扬，如果集中力量打击我军，我军必然全军覆灭，不如收兵离开战场。我们没有与中军和下军在一起撤退，已经不需要承担临阵脱逃的责任，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也算可以啦！”于是亲自殿后，有条不紊地指挥上军撤退，保持了不败之势。大战之中，有许多花絮，被史官一一记录下来。楚庄王在左广的护卫之下，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结果遇到前来护驾的右广。楚庄王想换乘右广的战车，屈荡跳下车来，拦在马前说：“大王既然乘坐左广开始作战，就必须乘坐左广结束战斗！”楚庄王为其忠勇所感动，遂不换战车，而且自此之后，改变两广值班顺序，先乘坐左广的战车。战斗接近尾声，有一两乘晋国兵车陷入坑中，动弹不得。恰好有楚国士兵经过，楚国人教他们抽去车前的横木，才得以脱困。但是走了没几步，战马又不听使唤，徘徊不前，楚国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才彻底逃出来。楚国人这样做，是因为楚庄王下令说，战争已经大获全胜，不必再追杀晋国残兵。但是晋国人并不领情，逃出来之后，还回过头来嘲笑说：“哎呀，我们还真是不如贵军的逃跑经验丰富啊！”跑到楚军大营前喝了一夜酒的赵旃倒是不乏亲情，逃回军中后，将两匹好马让给自己的哥哥和叔父，自己另外找了一辆马车逃跑，在路上又遇到楚军的小股部队，第二次弃车入林。等他从树林里钻出来，正好看见大夫逢氏和他的两个儿子乘坐同一辆马车经过，便大声呼救。逢大夫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两个儿子说：“别回头看，装作没看见！”但这两个傻瓜没明白父亲的意思，忍不住回头，而且惊呼道：“这不是赵老头儿吗？”逢大夫无奈，只好停下车，让赵旃上车。赵旃长得胖，他一上车，逢家的两个儿子只好走路了，结果被楚国人追上，双双战死。晋国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罃（yīng）被楚将熊负羁俘虏。荀首说：“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我还有脸回国吗？”于是带领自己的部属返回战场寻找儿子。魏锜素来与荀首关系很好，于是主动为其驾车。下军士兵为其英雄气魄感动，有不少人跟随着他。荀首手持一张大弓，看见楚军就射，但每次抽出箭都要先看一下，如果是支好箭，就顺手插入魏锜的箭袋之中。魏锜骂道：“你不去救儿子，反而爱惜起蒲柳来了，董泽的蒲柳难道用得完吗？”蒲柳是制造箭干的材料，晋国的董泽是当时的蒲柳产地。荀首回答道：“不得到别人的儿子，我的儿子又怎么救得回来？我可不能随便就用完这些好箭！”正好看见楚庄王的儿子公子谷臣和楚将襄老在收拾战场，连珠箭射过去，射死了襄老，射伤了公子谷臣。荀首俘虏了公子谷臣，又将襄老的尸体载于车上，说：“有这两个宝贝，还愁我的儿子不回来吗？”晋军自清晨崩溃，直到黄昏时分，楚军在邲地安营扎寨，仍能听到晋军在渡河的声音。第二天，楚军的辎重车队抵达邲地，楚军于是前进到衡雍。楚军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潘党建议：“大王何不收集晋军的尸体建筑一座京观？我听说，如此重大的胜利一定要告示子孙后代，好让他们不忘记祖先的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尸体堆积而成的死人堆，用现代汉语来说，叫做白骨塔也许更合适。楚庄王摇摇头说：“你知道吗？所谓‘武’字，止戈为武。当年周武王战胜商朝，作诗说，‘收起干戈，藏好弓箭，我追求美德，所以陈于夏乐之中，成就王业而保有天下。’又说，‘因此巩固你的业绩。’又说，‘广布先王的美德而加以发扬，我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求得安定。’又说，‘安定万国，年年丰收。’赫赫武功，是用来禁止暴力，消弥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基业，安定人民，团结大众，丰富财物的，所以要子孙后代牢牢记住。”后人无从猜测楚庄王此刻的真实想法，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的各位楚国大夫无不为之动容，甚至有人掩面而泣。楚庄王接着说：“今天我使两个国家的人民曝尸于黄河之滨，这是残暴；炫耀武力以威胁诸侯，兵器不能收藏。残暴而屡动干戈，怎么能够保持强大？晋国仍然存在，何谈巩固业绩？违反人民愿望的事情还很多，怎么安定人民？没有美好的品德而与诸侯争强斗胜，如何团结大众？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何以丰富财物？武功有七德，我却没有一样，拿什么昭示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先修建供奉先王的祖庙，向祖先汇报一下胜利的信息就行了，战争的胜利并非我的功劳。”我私下以为，只有强国的君主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尤其是那句“把别人的危机当做自己的机会，别人有难则暗自欣喜，以为是自己的光荣”，可以说是振聋发聩，足以警醒世人：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如果总是对别国的灾难感到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其实是一种弱者的表现，这样的国家很难强大。楚庄王还说，古代的明君讨伐不敬之人，抓住罪大恶极的杀掉埋葬，因此才有京观以示惩戒，现在晋国并非罪大恶极，晋国的士兵更是死于尽忠报国，又凭什么建造京观呢？于是祭祀黄河之神，在黄河之滨修建楚国宗庙，举行了庄重的祭祖仪式之后便班师回朝了。读史至此，又是一叹：连楚庄王这个封建君主都知道尊重尽忠报国的敌军士兵，低调对待自己的武功，为什么后世的人们在拍摄那些内战题材的电影时，丝毫没有痛楚的感觉呢？关于邲之战，还有一段花絮没有记载于正史，但是历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相传楚庄王当年打败斗椒之后，举行庆功酒宴，大宴群臣，并命自己的宠妾许姬给大家敬酒，忽然刮来一阵怪风，将蜡烛全部吹灭。估计是有人喝醉了，竟然趁着天色昏黑将许姬揽到怀里。许姬手快，一边挣脱，一边就将那个人帽子上的红缨摘下来。许姬摸索着走到楚庄王跟前，低声将这件事告诉了楚庄王，并且说，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是谁胆大包天，敢动大王的女人。楚庄王听了，大声命令内侍：“先不要点灯！寡人今天与众卿痛饮，不醉不休，请大家都将帽缨摘下来再说。”于是众人都将帽缨摘下来继续喝酒。等到内侍重新点亮蜡烛，满堂文武都戴着无缨之帽，自然也就不知道是谁非礼许姬了。邲之战中，楚庄王亲临战场，发现有一个下级军官杀敌异常勇敢，五次带队冲杀，五次冲破晋军的防线，所向披靡。战后楚庄王要奖赏这个下级军官，却被他拒绝。这个人告诉楚庄王，他就是当年调戏许姬之人，为报答国君的宽宏大量，就算战死沙场也没有遗憾。这个故事在京剧中有个名目，叫做《绝缨会》。至于是否确有其事，现已无从考证。也许人们认为楚庄王是个有作为的明君，所以编造出这个故事来体现他的宽厚吧。至于那位赶着鸭子上战场的白胡子老公公，他的结局倒也不差。因为打了败仗，他向晋景公请求以死谢罪。晋景公本来想答应他的请求，士会劝谏说：“不能让他死。当年城濮之战，我军大获全胜，吃楚军的粮食都吃了整整三天，先君文公却仍然面有忧色，说‘成得臣还没死，晋国的忧患还没有结束，困兽犹斗，何况是楚国的令尹？’直到楚王命成得臣自尽，文公才喜形于色，说‘这下他可害不了我了！’楚军战场失利，又自损一员大将，可谓一败再败，数十年间不敢再与晋国争强。今天的失败，也许是老天在警示晋国吧，如果再杀掉荀林父，那就是我们一败再败，恐怕也将长期无法与楚国争锋了。荀林父为您服务，进则尽忠，退则思过，是捍卫江山社稷的人，为什么要他死呢？再说，他的这次失败，就像是日食月食，对日月的光辉又有什么影响呢？”所谓日月，当然是指晋景公。他将士会的这番话反复咀嚼了几遍，终于想通了，于是赦免了荀林父，并且仍然让他担任中军元帅。【乘胜追击，楚国入侵中原各国】邲之战的胜利，巩固了楚庄王的霸权。战后不久，郑襄公与许昭公联袂来到郢都朝觐楚庄王，向他表示祝贺。在那个你攻我伐的年代，强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弱者摆布于股掌之上；而弱者在夹缝中求生存，风吹两面倒，谁的拳头硬就听谁的，朝晋暮楚也在情理之中。据《左传》记载，邲之战之前，楚国大军围攻郑国，郑国大夫石制曾经秘密与楚庄王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当楚庄王的内应，帮助楚军攻占郑国。条件是将郑国一分为二，楚国占一半，剩下一半交由郑国的公子鱼臣统治。邲之战结束后不到十天，郑襄公破获了这起阴谋，派人将公子鱼臣和石制杀死。石制的阴谋何以败露？《左传》没有言明，历史上也无人推敲。但是从郑襄公的表现来看，倒很有可能是楚庄王本人透露给他的，郑襄公感恩戴德，因此不远千里跑到郢都去朝贺。“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动乱离散是如此痛苦，哪里才是你的归宿）？”左丘明用这样的诗句来批评石制和公子鱼臣。无论天下太平还是礼崩乐坏，靠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一己私利的人，都得不到任何同情。楚军回国休整了半年。公元前597年冬天，楚庄王再度挥师北上，进攻宋国的附庸萧国。萧国人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囚禁起来，派人对楚庄王说：“如果贵国一定要打仗，就杀了他们。”熊相宜僚既然以“熊相”为氏，想必是楚国公室的分支，长期以来居住在萧国，相
武器的更新，更是作战理论、训练方法、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不能不归功于熟谙军事的将才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来到天津小站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真是讲义气！在天津小站，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各种制度，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上传下达，搞人际关系，一言难尽！总之，天津小站练兵的一切成绩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呕心沥血，袁世凯应该为自己十八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当然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能打仗的将才。此时，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天津小站军事集团的能量。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些跟随袁世凯小站练兵起家的军官，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三十四人，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九位民国总理。“天津小站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第九章晚清冤案之戊戌政变
老跟李鸿章唱反调的人
就在袁世凯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皇帝也没有闲着。1875年，4岁的光绪继位。十四年后，即1889年，18岁的光绪终于结婚了，这年纪在当年那是绝对的晚婚，要知道清朝皇帝多在14岁就成婚了。光绪晚婚的原因很简单。清朝有规矩：皇帝结婚后，训政（譬如垂帘听政）之人必须将政权归还于皇帝。而慈禧不愿意那么早就退居二线，所以就拖到了光绪18岁。直到大婚的这一年，拖无可拖的慈禧终于答应把政权还给光绪（归政）。可实际上，慈禧在归政后，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按照规矩，慈禧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时随地地接见大臣、接受大臣的直接上奏，但她给自己开了两个后门。一是她一手提拔的军机处首领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庆亲王奕劻可以随时觐见，这两个人还可以带领普通大臣觐见，也可以转呈普通大臣的奏折。二是光绪在处理军国大事时必须向她请示，她同意之后才能施行。总之，慈禧依然没有远离帝国的最高权力。光绪与同治不一样，他不喜欢锦衣玉食、无所事事地终老一生，他是一位有血性、有理想、有抱负的上进青年，他渴望自己有所作为，他渴望摆脱操纵。于是，他向慈禧示好、向慈禧称臣，为的就是终有一天可以摆脱“亲爸爸”（慈禧）的控制，成为一个说话算数的皇帝。当然，光绪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有一个人一直在他身边为他出谋划策，教他示好、忍让，是他绝对的主心骨。他叫翁同龢。翁同龢，江苏常熟人，此人乃是珠穆朗玛峰级的考试专家！搁在今天就是一名“学霸”，不信请瞧：15岁中秀才，21岁被保送（拔贡）到国子监上学，23岁中举人，27岁考中状元，入翰林院。翁同龢35岁做同治的老师，45岁教光绪读书。两朝帝师，清朝第一人，实在是了不起！当然，翁同龢除了做老师，还有正经的官位。他曾任刑部侍郎（司法部副部长）、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军机大臣。在他的政途中，有两件事情很有名，一是参与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二是与李鸿章的恩恩怨怨。这里重点说一说第二件事情。翁同龢有一个叫翁同书的哥哥，这位兄台在跟太平天国打仗时不仅弃城逃跑，还包庇立场向来不坚定的苗沛霖，结果被李鸿章一状告到了皇帝那儿（李鸿章《参翁同书片》）。结果自己被流放新疆不说，还连累老爹翁心存被气死。翁同龢与李鸿章两人因此结下了梁子。从此以后，李鸿章支持的，他就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他就支持。在他跟李鸿章唱反调的岁月里，有两件事情最有名。其一，在他做户部尚书的岁月里，克扣北洋水师经费。他曾经说：这十几年来，买的枪炮、军舰已经足够多了，因此我们应该暂时停止拨款，把钱用来疏通河道。原话如下：十余年来，各省购买军械存积甚多，铁甲快船，新式炮台，业经次第兴办……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翁同龢《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其二，甲午之战前，李鸿章说：咱们搞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把俄国扯进来做外援。翁同龢则以军机大臣的名义回复：俄国人靠不住，也不用他们帮忙，大清单挑没问题！一句话把李鸿章顶了回去。后来打了败仗，翁同龢又说了：这李鸿章，打仗老是搞被动防御，贻误战机，典型的右倾，应当批判！于是，李鸿章丢官去职，暂时当了平头老百姓。后来，翁同龢也为自己在民族大义面前因私废公感到羞愧，他在日记里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只不过这后悔来得太晚了。光绪其实是一位好皇帝话说回来，翁同龢、光绪师徒二人采取了示弱路线之后，慈禧开始放手让光绪处理一些事情。史实上，能体现光绪拥有一定自主地位的第一件大事，当属在甲午战争中主战。只可惜，光绪本来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一场演出，最后却让全国臣民见识了他的“无能”，本来要让国家自强雪耻，没想到却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不过年轻人活跃的思维容易跳出陈旧的枷锁，这场战争在带给光绪教训的同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不仅认识到了日本人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而且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还认真读了都察院整理出来的官员奏折和公车上书，这让他内心有了一些想法，他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实施君主立宪制度。刚好翁同龢因为甲午之战失败而翻然醒悟，明白中国确实不是日本的对手，西人治国有法度，西法不能不用。由于师徒两人都意识到了变法的迫切性，于是立刻行动起来：招纳人才，听取建议。翁同龢很快就为光绪招纳了四个维新人才：陈炽、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陈炽，《盛世危言》序的作者，对经济学理论有很深的研究，当前职务是军机章京，是很有前途的国家高级公务员。文廷式，翁同龢的六大得意门生之一，光绪爱人珍妃的老师。至于沈曾植﹑沈曾桐兄弟，哥哥沈曾植是当时的大儒，是极具社会地位的学者，翁同龢很欣赏他的书法和文章；弟弟沈曾桐虽然没有哥哥出色，但也是个学历非常可观的庶吉士。虽然这四个人的资历很不错，对维新变法的理论研究很有见地，但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刚好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科举结束之后也没有回老家，此时正在公卿大臣之间宣传维新变法，翁同龢听说他们有创立“强学会”的意愿后，也表示了笼络之意，双方一拍即合。1895年11月，大名鼎鼎的维新派大本营强学会成立。说起强学会，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是领袖。其实这是误解。学历不出色且没有一官半职在身的康有为、梁启超资历太浅，影响力不够，不具备做领袖的条件。强学会真正的领袖是光绪和翁同龢，辅以陈炽等人做中层管理，至于康有为和梁启超，则是具体办事跑腿的，不过两人的工作态度倒是十分积极。强学会的成立确实拨动了众多热血知识分子那颗力图强国富民的心，众人自发自觉地支持强学会，出谋划策，捐钱出力。顺应时代潮流的强学会影响越来越大，可惜这帮人太急于求成，恨不能几天就叫日月换新颜，其激烈的变法思想触动了顽固保守派的雷区。顽固先锋三人组——吏部尚书（人事部部长）徐桐、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刚毅、御史杨崇伊轮番上阵，向慈禧告状，说强学会“行事背经叛道，议论时政，诽谤大臣”。估计慈禧也觉得这帮书生太狂、太能搞事了，于是指示光绪关闭了仅两个月大的强学会。顽固的保守派一出手便搞定了光绪的强学会，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如此厉害？顽固派有两种——一种是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对抗会损害其利益的新政，这一类人大部分都是既得利益的满洲权贵。另一种则是妄自尊大，盲目排斥一切西方的新生事物，故步自封，拒绝进行任何改革，大部分都是守旧的汉臣，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刚好上面的三人组里面有两个典型案例，可以分析一下。刚毅，镶黄旗人。最有名的话是“汉人强，满人亡；汉人肥，满人瘦”。这位“顽固哥”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种老顽固。徐桐，汉族。他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要亡国灭种，是一个盲目排外的家伙。这位老朽就是典型的第二种老顽固。不过顽固派的这次攻击并没有浇灭光绪的变法决心，他的决心反而更加坚定。大学士孙家鼐问光绪：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您怎么办？光绪回答：我只为拯救中国，只要能成功，我个人没了权力又算得了什么呢（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境界啊！要知道，两千年来，皇权是专制统治者的命根子。凭上面的这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光绪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是一位具有“民贵君轻”思想的开明统治者，虽然即将到来的变法只历百日即告失败，而光绪也不得不以囚徒的身份走完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但就冲这句话，就值得后人为之掬上一捧热泪。接下来的三年中，以光绪、翁同龢为首的维新派积蓄力量，磨刀霍霍，准备改革。事实上，无论改革成功与否，光绪的行动已经证明：在民族危急和国家危亡的关头他是一名有担当的君主，所作所为无愧于心！仅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时间的脚步终于来到了1898年。6月9日，光绪借去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机会，正式向慈禧提出自己的变法计划，慈禧表示同意。在慈禧看来，这样的变法和维新，是大清帝国不多的机会了，能改变一下，总比坐在这儿等死好。挨了这么多次揍，慈禧总算是清醒了一些。一天后，光绪命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国是诏》，送给慈禧审查，慈禧批准。两天后，光绪宣布开始变法。六天后，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人事变动——翁同龢下岗，荣禄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巧合的是，前几天“顽固哥”刚毅升任国防部部长（兵部尚书）。也就是说，荣禄和刚毅几乎控制了北京周边全部的要害军事部门。如果再联想到这两个人是慈禧太后的死党，那就很好理解这次人事变动了。慈禧同意变法，但她信不过这帮维新派，她要掌控变法全局的步调，以备不测。既然如此，那提拔亲信掌控要害部门，将激进的维新派旗帜人物翁同龢踢出局自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但对于光绪来讲，翁同龢的出局，毫无疑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慈禧让两朝帝师翁同龢老先生下岗的理由是其“结党私政”、“揽权误国”。当然，翁同龢的屁股确实不干净。当时官场中有一句流行语“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意思是说来自合肥的李鸿章和来自常熟的翁同龢这二位实在是太有钱了。虽然此话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这二位搞灰色收入的能力很牛。七天后，光绪皇帝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皇帝。光绪接见康有为长达两个小时，除了说明君臣二人谈了很多话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康有为的广东口音让光绪听不太懂，两人交流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浪费了不少时间。两人交流的结果是：光绪将康有为从中央建设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工部主事）位置上平调至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在总理衙门当个临时的秘书，是一名六品官员，大概相当于处级干部。这让康有为很失望，毕竟三年前他已经是工部主事，也是六品官。不过这还不是最失望的，他最期望的“专折奏事”权（康有为因为官太小，没有权利上奏）皇帝也没有给，以后上奏折还要靠杨深秀那种有资格的朋友帮忙转交。不过皇帝的召见还是给了康有为极大的鼓舞，瘦书生变成了拥有无穷无尽精力的精壮男。他疯狂地写折子。据统计，康有为以各种名义、各种渠道向光绪递交的奏折，加起来足有一人之高。可惜激进策略太多、太急，把年轻没有经验的光绪推进了深水区。……9月21日，变法突然终止。这是迷雾笼罩的一百零三天。在这一百零三天里，大清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光绪发布了二百四十多道最高指示，范围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的方方面面，变法的决心之强、规模之大，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一百零三天后，变法突然终止，光绪皇帝被终身软禁，“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除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被保留，其余新政均被废止。康有为一手造成的戊戌冤案“戊戌政变”长久以来给后人的印象是这样的一种定式——康有为等人是改革的英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旧势力集团是大坏蛋。光绪皇帝是受难者。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的反复小人，背叛光绪，出卖维新变法人士。历史本来就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在很多带有政治目的、别有用心的笔杆子的宣传下，“戊戌政变”也被涂抹过很多次，留给后人无数疑问。好在近年来许多新的证据相继出现，让我们有了了解历史真相的可能。在这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戊戌变法”疑云最浓烈的最后几天——从袁世凯进京到“戊戌变法”失败的七天时间。这七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还原一下事件的发生过程。变法第九十六天：1898年9月14日。这一天，家住南海会馆的康有为特别焦虑，因为变法的进度实在是不能让他满意，光绪皇帝的几百道旨意下去之后，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招致保守派更强烈的反对。康有为心里开始酝酿一个惊世骇俗的计划：他要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用武力杀掉一切阻碍变法的人。看见这个杀气腾腾的计划，是不是仿佛不认识康有为了？那是你不了解康有为这个人，他是有前科的。康有为曾说：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再有一位握有重兵之人的支持，杀掉几个一二品的红顶子大员，我们的改革就成功了！这番话一传出，满朝一二品大臣几乎人人自危，原本支持变法的也变得犹豫起来，毕竟谁也不想做那个被杀鸡儆猴的倒霉鬼。太书生，太天真，太幼稚！政治敏感度太低！康有为这厮不但这么说了，他还真就这么做了。在他心里，这位关键的、手握重兵的理想人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思想开明，手握七千新建陆军，战斗力了得，而且近在天津，赶到北京只需一到两天。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和袁世凯二人在三年前即1895年，就有了一段短暂而美好的交情。那是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的那几天，也正好是康有为筹备强学会的那一段时间。强学会初建，处处都需要用钱。就在强学会募捐的时候，袁世凯不仅自己捐了五百两银子，还主动加入强学会，发动其他朋友捐款，尽心尽力地为强学会跑前跑后，送了康有为一个大大的人情。不过，李鸿章也要主动捐钱给强学会，却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他觉得“卖国贼”的钱不可收。所以说，康有为对袁世凯的印象是很不错的。1898年9月11日，康有为上奏光绪皇帝说：应该召袁世凯进京，把袁世凯招为己用。光绪同意，并立刻召袁世凯进京。这两人很积极也很理想主义，但他们有一个问题没有考虑到：袁世凯确实是维新派，但和康有为这种急于求成的书生相比，袁世凯则是温和的缓进实干派。这种理念上的差别，注定了变法的结果！变法第九十七天：1898年9月15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下榻法华寺，等待觐见光绪皇帝。这时的北京城中已经谣言四起。有传慈禧和荣禄要在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的，也有传康有为、梁启超在搞小动作的。袁世凯对形势自然有他的判断，不过他现在还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不知道光绪召他来京的目的。但是另一个主角光绪就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这一段时间改革动作太大了，先是几天前一下子任命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四位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的助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公之后，继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复兴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可见他对周公之衷心向往。孔子在政治上虽不得意，但在学术上则有更伟大之成就，更深远之影响。中国此后之全部学术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创始之儒家思想为主要骨干。我们又可以说，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如韩昌黎所说：“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说长。”两人之不同者在此。此后先秦诸子，他们中的多数，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们的政治理想与政治抱负。他们亦都想把他们所各自开创信守的一套学术思想，来创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态度，可说与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远。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体亦无以逾此。故能汇归合一，而特以儒家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故中国学术之主要出发点，乃是一种人本位主义，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如上述政治、社会、经济诸端，皆属此对象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实际人事一语包括之。故中国学术精神之另一表现，厥为不尚空言，一切都会纳在实际措施上。所谓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如西方所有纯思辨的哲学，由言辨逻辑可以无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统大理论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几乎绝无仅有。故在中国学术史上，亦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因中国人思想之对象即在实际人事问题上，必须将此思想从实际措施中求证验。所谓“言顾行，行顾言”，而无宁尤贵行在言前。故中国哲人之一切言辞，似乎只是一种人生经验，与其绩效之概括的叙述与记录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实际，不在一套凭空的思想体系上。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人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谓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论，仅可谓是孔子对于全部人生提纲挈领的一项叙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因此我们对孔子此番话，亦不能随意运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语言逻辑规律来加以批评。因此乃孔子所亲身体会之一种实际人生，不是一纯思想，或纯理论。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即如上面所举《论语》首章，你必真做到“学而时习之”的功夫，才能体验出此心喜悦之情，这是第一步。继此以往，然后“有朋自远方来”，便觉无比快乐，此为第二步。更进而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境界，此为第三步。我们当知，如无第一步实践，便无从有第二步。如无第二步到达，亦无从说到第三步。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是易明的事理。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至如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则更不必说。但单就其理论看，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体系？只是凭空一口气说得太过远了，太过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实际问题上来，反而不适切。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讲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国学术，自然没有像西方般那种分道扬镳，百花齐放的情形。两相比照，若觉中国的不免失之单调和笼统。其实此亦中国学术传统之一特殊处。譬如有人说孔子是一政治家，这并不错。或说他是一哲学家，或教育家，或史学家，也并没有错。甚至说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也未尝不可。但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的某一项专门学问上。当时人就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此后学术传统如此，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这也是事实。中国学术史上亦并无专家，如天文、历法、算数、音乐、法律、医药、水利、机械、营造之类，都须有专家。但中国本于其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学术所重，则在通不在专，在彼不在此，此为治中国学术史者所不可不知。二上面讲到中国学术传统侧重在人文界，必求落实于人生实际事务上，我姑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来说。讲到人生实际问题，实跳不出《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之范围之外。欲达到上述目标，首先必须做到正心和诚意。我们且试问，为何我们不在此大群体内，各自谋求个人小我之出路与打算，与夫个人私生活之享受，而必要贡献我自己，来担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呢？我们的人生大道，为何必要只尽义务不问权利？当知此处，实见中国传统学术中，寓有一番宗教精神在内。故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再有宗教。宗教在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发达不长成，因儒家思想内本已含有一番宗教精神，可以来代替宗教功能了。此又为中国文化之一特殊点。而此项宗教精神之获得，则基于各人之心性修养功夫。所以就儒家学术言，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但单有此心，如无具体知识，则此体仍不全，亦发不出用来，因此要致知。若对外在事物，家国天下，漫乎茫然，一无所知，又如何得有修、齐、治、平之用？只要你不能修、齐、治、平，则仍即见你心不正，意不诚。空有此一番心情，表现不出真实功用来，如何能说是心正意诚。心正了，意诚了，自会逼得你去求取知识。此和西方哲学所谓“爱智”一辞又有些不同。西方哲学所求是一套纯知识，纯理论。他们认为此知识与理论可以超事物而先在。他们只是为知识而知识，认为要获得那套纯知识纯理论，则应先超乎种种实际事务之外之上来运用思想，然后其所得乃纯乃真，然后再把此一套纯知识纯理论安放进实际人生中，此是西方哲学精神。因此西方哲学只是一种纯真理纯知识之爱好与追求。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实事。格是接触义，若不和人群社会中事事物物相接触，即得不到知识，即不能应付此一切的事事物物，也就不能修、齐、治、平，亦即不能说是心正意诚了。三由上说再推申，我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心性之学亦可说是德性之学，即正心、诚意之学，此属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的。中国所讲心性之学，又与近代西方的心理学不同。近代西方的心理学，可用一只狗或一只老鼠来做试验，主要乃从物理、生理方面来讲心理，把心归入到自然界物的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心性之学，则是反应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把实行的分数都加进了。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这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但我们也可说心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具备了某项心理修养，便得投入人群中求实践。亦贵能投入人群中去实践，来作心性修养功夫。此两大纲，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在先秦诸子中，学术路向各有不同。如道家中之庄老，对人类心性方面极有研究，所缺的是不很看重历史经验。如墨家墨子，特别重视人群治平实践，他常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又好称引《诗》《书》，是其颇重历史经验之证。但不甚通达人之心性，则是其所缺。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我们如能循此条理来治中国学术史，便易于把握。如汉、唐学术偏重在实践方面，宋明时代则偏重在心性方面。亦非说汉唐人只重实践，不讲内心修养。亦非说宋明人只讲心性，而无人事实践。不过在畸轻畸重之间，各有不同而已。四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换言之，须从学者本身之实际人生来了解其学术。若漫失了学者其人，即无法深入了悟到其人之学术。故研究中国学术史，必特别注意各学者之人格，即学者其人之本身。此又与研究西方学术不同。在西方，一思想家，如卢骚、叔本华、尼采等，其人其学，可以分而为二，我们只注重其思想其哲学体系即可，其人不占重要。但如研究中国学术史，而忽略于此学者之本身，只注重其思想，不兼求其人格，即无法把握到其学术之主要精神所在。尤其是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学为人。学为人，尽人事。中国人讲人事又有三大目标，即春秋时晋叔孙豹所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又非如西方人所谓之灵魂不朽，乃是在社会人群中，对人生德业、言行贡献上之不朽。此种不朽，从某一方面说，只大伟人始有。但从另一方面说，亦是人人皆能。最高的是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可说对人群有贡献。如做一孝子顺孙，贤妻良母，已是对其家庭有贡献。孔子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即是此意。只要是一有德人，便即有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此言，只是报道其一己修养所得而已。故立功与立言，仍皆以立德为本源。中国文学界，通常认为李太白诗不如杜子美，柳河东文不如韩昌黎。李、柳之所以稍逊于韩、杜者，主要差别不在其诗文上，乃在自其诗文所反映出其作者所内蕴之德性上。此三不朽，各时代人对之亦各有所偏。如汉、唐人重立功胜过于立言，宋、明人重立言胜过于立功。要之，则皆须自德性出发，此乃中国学术传统最精微之特点，我们必须认取。五我在上面已说过，中国学术分两纲，一位心性修养之学，另一则为治平实践之学，亦即可谓是史学。我们如欲了解，如董仲舒、魏征等在政治上之贡献，或朱熹、王守仁等在学术上之贡献，无论如何，均须通史学。同时又须通心学。此“心学”一名词，乃系我个人所新创，与宋、明儒所谓心学，广狭用意略有不同。当我们研究董仲舒、魏征、朱熹、王守仁诸人时，不可撇开其事功实践与人格修养，而单从其著作思想方面去研究。因中国人认为著书立说或建功立业，无论在社会任何方面作任何表现，同时必先有其一番心性修养，与其所表现之背后一种人格德性作根柢。此种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究已达到何等境界，此事十分重要。中国传统学术每喜欢评论人物，把人类分等第，如圣人、贤人、君子、小人等，此种皆自其心性修养与人格德性所到达之境界来分。即如三国时代曹操与诸葛亮，我们对此两人之评价，亦多不专注重在其事业上，亦不专注重在其文章学问上，主要乃自此两人之内心境界与德性学养作评判。此等评判标准，即是中国学术大传统之主要精神所在。诸葛亮六出祁山，在功业上并无大成就，然其对领袖之忠贞，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仁心诚意，则备受后人崇拜。当其高卧陇中时，抱膝长吟，自比管、乐。然又只愿“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待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许出膺艰巨。此等出处大节，更受后人仰敬。至于曹操，他曾对人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别人评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尽管他能横槊赋诗，不愧为一代文豪，又其政治、军事各方面所表现，固能睥睨一世，高出辈流，但他还是备受后世之讥嘲与轻视。此等处，莫看作无关学术。有志研究中国学术者，必当先从此等处着眼。中国学术是崇尚实际的，一切应自其人格境界与其历史影响两方面来作推究。孟子所谓“知人论世”一语，意即要知道某一人，必须从其人之一生之真实过程中作探讨作衡评。孟子所谓论世，似并不全如近人想法，只系专指其人之时代背景而言。从这一点上，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六我乘此再提出几点研究中国学术而常为近代所误解的历史事实来一谈。第一点，近代一般人常说，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从此学术定于一尊。此说若经细论，殊属非是。东汉以后，庄、老道家思想复盛。又自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宋、明各代，佛学传入，蔚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重要之一支。如何能说中国学术自汉以后即定于一尊呢？第二点，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桓公转过来，瞄了瞄管仲，眨眨眼说：“他有那么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本事，但是跟着您出生入死，把身家性命都寄托在您身上了，我又怎么会有片言只语骗您呢？”鲍叔牙一把把管仲推到齐桓公跟前，信誓旦旦，“您尽管用管仲，他的才能在高傒之上啊。”高傒就是齐国的上卿高敬仲，也就是前面说的国、高二氏中的高氏，在齐国德高望重，而且直接主导了迎立齐桓公的行动，为他登上国君宝座立下首功。齐桓公对于高傒的感激和倚重可想而知。听鲍叔牙这么一说，齐桓公不由得仔细打量了管仲一番：“这还真看不出来。”“您不妨试试。”鲍叔牙说。接下来的故事比较老套。齐桓公先是对管仲拱拱手，管仲也对齐桓公拱拱手，两个人算是见过了礼。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齐桓公这个题目出得很大，管仲的回答却很简单：“要想改变这一切，关键只有两个字——秩序。”这就是管仲的聪明，没有长篇大论，只是拣最关键的要点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吊起这位国君的胃口，引他继续往下问。果然，齐侯盯着管仲的眼睛，紧接着就追问：“如何确立秩序？”管仲捏捏胡子，若有所思地说：“很久以前，古代的圣王治天下，用的是‘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办法，让老百姓各居其所，各安其业，各就其位，国家也就大治了。”管仲的治国之道在于先治民，把国民分为士、工、商、农四个阶级，各个阶级均为世袭，不能互相转换。简单地说，父亲当农民，儿子必定是农民，孙子也是农民，代代相传，不可变更。根据这一阶级划分，再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士居十五乡，工居三乡，商居三乡（所谓的叁其国）。其中十五个士乡，国君自统五乡，国、高两大家族各统五乡（所谓的伍其鄙）。齐桓公听到这里，已经入味，兴致勃勃地坐直了接着问：“如果那样做，我就可以号令诸侯了？”齐桓的兴趣很明显不在治国上，而在于号令诸侯上。这一点，他其实和哥哥齐襄公很相似，但他比齐襄公幸运，因为他遇到了管仲。管仲微微一笑：“别急，刚刚讲的不过是治民之道。治民为治国之本，我接着给您讲讲安国之术。”齐桓公有点失望：“好，先生您接着说。”身体又靠了回去。管仲的安国之术说起来也比较简单：检视原有的法令，择其善者而留用，不善者则加以修订；安抚和尊重百姓，并为生活困难者提供一定的社会福利。齐桓公一听，这还不容易，马上又问：“现在可以号令诸侯了？”管仲搓了搓手，说：“这个……恐怕还不行。”齐桓公打了个呵欠：“那……先生您接着说。”管仲一看架势不对，临时改变了教课顺序：“号令诸侯这件事嘛，也不是没有速成之法。”他半眯着眼睛斜了齐桓公一眼，果然，那家伙立刻竖起了耳朵。管仲接着说：“如果您光靠整兵备战，那么别的大国也会整兵备战，双方势均力敌，不能速成；如果针对小国，您用的是平常的攻伐之器，而小国也自有其防备之术，同样不能速成。所以，速成是很难的。但我可以教您一个绝招，包管您心想事成，而且无须长久等待。”这回齐桓公身体前倾，急切地搓搓手，“愿闻其详。”管仲给开出的速效药叫做“作内政而寄军令”。根据士、工、商、农的阶级划分，士这个阶级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为国家提供充足的兵源。每五个士乡出兵一万，编为一军，全国十五个士乡，总共编制三军，其中齐侯自领中军，国、高两个家族分别领左、右两军，形成以乡土、血缘、宗族为基础的军事单位。士兵们“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守卫国土则同仇敌忾，讨伐他国则齐心协力。有这样的常备军三万人，齐侯就可以替天行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管仲还提出，为了解决战备物资短缺的实际困难，可以采取“轻过而移诸甲兵”政策。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可以出一副盔甲和一支长戟抵罪；犯了轻罪，可以一副盾牌和一支长戟抵罪；小罪则可以罚金；嫌疑犯就放了算了。一个人如果被告，与原告相持不下，只要向国家交纳一束箭矢，就可以走人。这样的话，既可以增加武备，又节省了办监狱的开支，一举两得。齐桓公大喜，拍着案几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请先生继续说！”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齐桓公心里犯了个嘀咕，敢情这号令诸侯，也全然不是想打谁就能打谁，还得挑对象啊？姑妄听之。）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齐桓公听到这里，一拍大腿，站起来对一直恭候在旁边的鲍叔牙说：“师傅您说得对，就是这个人！”这边，管仲还意犹未尽呢，急忙说：“您……我还没说完呐。”齐桓公笑眯眯地拍拍他的肩膀：“不急，以后有的是时间。”接下来，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史记》记载，鲍叔牙极力成全管仲，而且甘居其下。相较于管仲的治世之才，当时天下的人们更看重鲍叔牙的知人善任。【齐桓公和管仲：变法是第一生产力】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春天，齐军进犯鲁国。齐桓公此举，显然违背了管仲给他订的先亲四邻的政策，遭到管仲和鲍叔牙的强烈反对，但是齐桓公急于称霸天下，执意要出兵。而在鲁国这方面，去年乾时大战惨败的阴影尚未消失，现在齐国大军压境，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一个叫曹刿的人出其不意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史没有记载曹刿的年龄、出身和籍贯，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鲁国的乡下人，听到齐国入侵鲁国的消息，他放下锄头，前往曲阜请求面见国君。乡亲们都劝他：打仗，那是吃肉的人操心的事，你一介草民瞎掺和个啥？古代生产力低下，农民难得吃上一顿肉，一般的士族阶层也很少吃肉。所谓吃肉的人，是指大夫以上的贵族，他们天天可以吃肉。曹刿拍着身上的草灰说：“吃肉的人脑满肠肥、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没有深谋远虑，我这草民不掺和怎么行？”于是不顾乡亲们的劝阻，上路去曲阜了。鲁国没有信访局，自然也没有驻京办之类的截访机构，各地官员也没有截访任务和指标，农民曹刿一路通行无阻，竟然很快就见到了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庄公。简单地见过礼之后，曹刿就直入主题：“您打算依靠什么和齐国人作战？”这还用问，打仗靠的是战车、是兵、是武器、是粮草。但是鲁庄公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被问到一加一等于几，总觉得不应该等于二那样。他想了老半天，眼睛看着地面，战战兢兢地说：“吃的穿的，不敢一个人独享，总要分给别人一些。”说完偷偷看了曹刿一眼。曹刿粗声粗气说：“那只是小恩小惠，范围也有限得很，老百姓不满意。”鲁庄公又想了老半天，说：“那，祭祀祖先和鬼神，摆两头牛就说两头牛，不敢说有三头，诚实可靠。”曹刿整了整腰带，不耐烦地说：“那些也只是小信，鬼神其实并不满意。”鲁庄公头都大了，面上也有点挂不住了，事不过三，再答错一次，脸都不知往哪搁，他深呼吸几次，然后尽量沉缓地说：“大大小小的官司，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总是本着以民为本的原则，正确对待。”这句话的原文是：“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说句题外话，若能将这十一个字挂在全国公、检、法机关的墙上，也许可以减少某些人的傲慢、粗暴和急功近利。言归正传，曹刿听到鲁庄公这么说，终于笑了：“能够忠于自己的职守，也差不多了，可以与齐国一战。如果开战，请带上我。”鲁庄公长吁了一口气，擦了一把汗，连忙答应。鲁军和齐军在长勺（shuò）相遇。鲁庄公的戎车在去年的乾时之战中被齐军缴获。现在他换了一辆新的戎车，请曹刿和他同车。与国君同车是非常恩宠的待遇，草民曹刿愉快地接受了。两军对阵，鲁庄公想先发制人，拿起鼓槌准备擂鼓进攻。曹刿将他的手按住，说：“不是时候，让敌人先敲。”齐军的鼓敲响了，全体士兵举起兵器，有的敲盔，有的敲盾，齐声呐喊：“风，风，大风，大风。”声势极为浩大。按惯例，鲁军这时候不能在气势上输给人家，也要擂鼓呐喊，两军随之各自发动，战车在前，步卒在后，冲向敌阵厮杀。可是齐军吼了一阵子，士兵们嗓子都有点发甜了，鲁国人还是毫无动静。大风呼呼地刮过鲁军阵地，吹得战旗猎猎作响，除此之外，整个鲁军方阵一片死寂。鲁国人不按常理出牌啊！齐国人没见过这种阵势，本来想跃马进攻，战车又悄然往后退回了起跑线，步卒手里的长戟也握出了汗，大伙儿都不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连鲁庄公也不知道曹刿在搞什么名堂，他很想擂鼓进军，可是曹刿将他的鼓槌牢牢抓在手里，就是不给他敲。齐军的战鼓再一次擂响。鲁军仍然纹丝不动。齐军第三次擂响了鼓。站在鲁庄公车上的曹刿松开了手，说：“可以了。”鲁军的战鼓终于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听到鼓声，数百辆战车以势不可挡的速度冲向齐军阵地，战车后面的步兵也挥舞着手中的利刃，嗷嗷叫着冲过来。齐军先是惊愕，既而骚动，然后像退潮一般溃散。鲁军如同参加冬天的狩猎一般在战场上四处屠杀着齐军士兵，那场景，连一贯温文尔雅的鲁庄公都禁不住在车上面红耳赤地吼起来：“杀啊，冲啊，把齐国人统统杀光！”齐军全线败退。鲁庄公下令全军追击，又被曹刿制止了。他仔细查看了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戎车前面的横木上，朝着齐军溃逃的方向眺望了一阵（我们也许搞错了，他原先不是农民，而是乡间杂耍演员），然后才说：“可以追击了。”这一仗以齐国人的惨败而告终。《左传》记载，鲁庄公赢了一场战争，却不知道是怎么赢的，于是很虚心地向曹刿请教。曹刿毫不客气，说：“打仗，比的就是勇气。一鼓作气，是斗志最盛的时候；第二次鼓起勇气，就不如第一次；第三次基本上就毫无勇气可言了。敌人丧失斗志，而我方斗志旺盛，所以能打胜仗。至于追击之前，俯看地上的车辙，眺望敌人的旌旗，那是为了判断敌人是不是故意诱我军深入。我是确定齐军车阵已乱，旌旗靡倒，才敢放手追击的。”我要替曹刿补充说明一下：打仗是件会死人的事，对于双方士兵来说，举起武器冲向敌阵，都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充满着恐惧、颤栗，甚至还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两军阵前战鼓齐鸣、士兵高声呐喊，就是为了消除和掩饰这种恐惧感，增强自身的勇气。一旦鼓起勇气，又被硬生生憋回去，就很难再次振作了，遑论第三次？所以才会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这和现代人结婚是同一个道理。同年六月，齐桓公不甘心长勺之败，联合宋国再次出兵进犯鲁国，两国联军越过鲁国边境，驻扎在曲阜附近的郎城附近。宋庄公已经在八年前去世，现任宋国君主是他的儿子捷，也就是历史上的宋闵公。鲁国大夫公子偃对鲁庄公建议说：“宋国部队军容不整，我军可以避强就弱，先打垮宋军。宋军一败，齐军也就只能撤退了。请您派我攻击宋军。”一向慎重的鲁庄公考虑了半响，没有答应他。当晚月色朦胧，公子偃命令属下将虎皮蒙在战马身上，偷偷打开城门去偷袭宋军。鲁庄公得到消息，连忙动员全军接应他。宋国人果然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士兵们在恍惚之中，只见百余头猛虎在营中横冲直撞，惊惧不已，全军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宋国的猛将南宫长万仍然奋勇抵抗，左冲右突，鲁军无人能敌。鲁庄公远远地看见了，取出自己祖传的长箭“金仆姑”，弯弓搭箭，射中了南宫长万的右肩。中箭之后南宫长万被数百名鲁军士兵包围，仍然勇不可挡，直到鲁庄公的贴身护卫遄（chuán）孙加入战团，鲁军才合力将他擒获。宋军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齐军见势不妙，连夜撤退。一连两次讨伐鲁国失败，齐桓公刚刚开始的雄图霸业，显然有点流年不利。公元前683年夏天，宋闵公为报去年战败之仇，再一次兴兵攻打鲁国。越来越有战争经验的鲁庄公前率部队迎击，乘宋军立足未稳就发动攻击，一举击败宋军。左丘明对此喜不自禁，在《左传》中记载：举凡战事，敌未列阵就被击溃叫做“败”，敌已经列阵叫做“战”，全线崩溃叫做“败绩”，敌我相当叫做“克”，敌人全军覆没叫做“取”，王室部队失败则叫做“王师败绩”……时隔数千年，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到当年鲁国上下的得意之情。回想去年的鲁、宋之战，宋军之所以速败，同样也是因为军容不整、防范不周。一连两次重蹈覆辙，这位宋闵公的治国治军之才，实在令人担心。相比之下，经历了诸多磨难的鲁庄公显得成熟多了。同年秋天，宋国遭遇洪水灾害，鲁庄公及时抓住这一时机，向宋国伸出了橄榄枝，派人到宋国致以慰问之情，说：“天降大雨，毁坏了庄稼，使百姓流离，我怎敢不来慰问？”对于鲁庄公的好意，宋闵公的答复也相当得体：“因为孤不敬鬼神，所以老天降祸于宋国，还要劳烦您担忧，在此拜谢您的好意！”这里的“孤”是宋闵公自称。按照周礼，诸侯在天子面前自称其名，平时自称寡人，国内有凶事则自称孤。对此，鲁国大夫臧文仲表扬道：“宋国有这样的君主，想必要兴旺了。当年大禹和成汤敢于担当责任，说‘天下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终成大业；夏桀和商纣将责任全推给别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结果很快就灭亡。国家有灾难，君主自称为孤，合乎礼制。宋公言辞谦卑，深知礼数，算是不错的啦！”然而没多久，又有消息传出说，那番话并非出自宋闵公本人之口，而是公子御说（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宋闵公的兄弟）代为捉刀写的。臧文仲又感叹道：“这个人有体恤百姓之心，应该当国君才对啊！”事实上，宋闵公不只是治国无道，治军无方，还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口德很差，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口无遮拦。随着鲁、宋两国关系的修好，宋国向鲁国提出，将一年前被俘的南宫长万归还宋国，鲁庄公同意了。南宫长万苦战被俘，回到宋国，没有得到一句安慰的话，反而被宋闵公当众奚落了一番：“原来我尊重你，因为你是勇士。可你居然当了鲁国人的俘虏，叫我如何再尊重你呢！”很难理解宋闵公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听起来仿佛仅仅是为了向大家证明自己没水平。一年前那场战争的失败，责任不在南宫长万，而在宋闵公自己身上。现在他不但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当众奚落曾经奋勇杀敌的南宫长万，这究竟是什么心态呢？常言道，士可杀，不可辱。南宫长万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将自己的名誉看得很重。公元前682年，也就是南宫长万回国的第二年秋天，宋闵公带领群臣到蒙泽狩猎，因为一场棋局与南宫长万发生口角，宋闵公旧事重提，又揭了南宫长万的旧伤疤，戏称其为“鲁虏”。这一次，南宫长万没有客气，拿起石头做的棋盘，一下就将宋闵公给砸死了。接着他又打死了宋闵公身边的几个侍从，闻讯而来的大夫仇牧和大宰华父督也未能幸免。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这场本来没有预谋的个人行为自然也就演变成了政变。宋国的公族子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只鞋，原来刺客看到的是另外一只，而且就是原先以为被野猪叼去的那只！我不能只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来评价古人的所作所为，比如徒人费的所作所为。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价值观，脱离历史背景来对他们评头论足等于是放马后炮，很有失公允，于历史研究也很容易产生傲慢的情绪。但我忍不住要说，徒人费，如果有来生，还是继续做奴才吧。齐襄公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口碑不太好，主要原因：一是作风不检点，长期与自己的妹妹文姜乱伦通奸，还公开高调得丝毫不避人耳目；二是生性残暴，连别国的国君臣子也照杀无误，先后杀死了鲁桓公、公子亹和高渠弥等人；三是嫁祸于人，公子彭生杀鲁桓公，明明是他的主意，但他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将公子彭生杀掉；四是好坏不分，卫惠公明明是个阴险小人，在卫国很不得人心，他硬要帮助卫惠公复国，连周王室都看不下去，要出面干涉；五是言而无信，派连称和管至父守卫葵丘，到了约定的时间又不让人回来，结果引发叛乱。齐襄公在位的时候，行事反复无常，让人捉摸不定。他的弟弟公子小白深惧伴君如伴虎，在师傅鲍叔牙的陪同下，早早避往莒（jǔ）国。公孙无知弑君之后，齐国大乱，齐襄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纠则在师傅管夷吾、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寻求政治避难。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故事，很快就要讲到。这里有必要先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文姜的命运作一番交代。齐襄公死后，文姜回到了鲁国，在鲁国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回齐国省亲的记录。按照当时的规矩，女人出嫁之后，如父母在，可以归宁；父母不在，则只能派卿大夫回国代为问候娘家人。因此，文姜的这一次省亲，又被鲁国的史官视为“非礼”的行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文姜的这次省亲，倒很有可能是正儿八经地前往齐国开展夫人外交，以齐桓公姐姐的身份，为齐、鲁两国建立战略同盟牵线搭桥。而公元前675和公元前674年，她又有两次前往莒国的记录，目的不明。后世有人大胆推测，说她很可能与莒国的某人有奸情，因此连连前往莒国与之相会。这种推测站不住脚，按照时间推算，那时文姜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早已经年老色衰，哪里还能招蜂引蝶？比较靠谱的推测是，齐桓公上台得到莒国人的鼎力相助，因而齐桓公对莒国人总是礼遇有加，文姜前往莒国，乃是致力于搞好鲁国与莒国的关系，曲线外交，为鲁庄公间接讨好齐桓公。公元前673年，乱世佳人文姜寿终正寝，结束了她风流多情、奔波牵挂、蔑视礼法、充满争议的一生。后世的中国人习惯于对她口诛笔伐，将她与妲己、褒姒等人同列为“政治荡妇”，但是很少有人客观地问一句：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女人何为？【龟兔赛跑，公子小白的险胜】公元前686年冬天，连称杀死齐襄公之后，公孙无知如愿以偿，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连称和管至父也官升三级，被封为上卿。但是，这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缺乏群众基础，齐国大多数卿大夫和传统的权贵家族都持观望态度，对其不支持，不反对，不表态。到第二年春天，大夫雍廪发动政变，杀死了公孙无知和连、管二人。对于这件事，《春秋》的记载是：“齐人杀无知。”《左传》的记载是：“雍廪杀无知。”用的都是杀人的“杀”，而非弑君的“弑”。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没有承认公孙无知政权的合法性。《春秋》微言大义，对于遣词造句非常讲究。同样是死，有的人叫做“崩”，有的人叫做“薨”，有的人叫做“卒”；有的人本来应该“薨”，却因为丧礼没有办到位，变成了“卒”；有的人本来应该“崩”，却因为死得太早，变成了“薨”。现代人也许会嘲笑古人的繁文缛节，然而只要检视一下现代教育，不难发现，其实我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延续着古人的陈词滥调。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的时候写作文，我写死去的爷爷，用了“逝世”二字。语文老师教育我说，“逝世”只能用在大人物身上，比如马克思逝世、毛主席逝世、周总理逝世、至于我爷爷，湖南乡下的一个漆匠，用“去世”就可以啦。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公孙无知的死给齐国造成了权力真空。公室的子弟都跃跃欲试，准备争夺国君的宝座。在这些人当中，夺标呼声最高的当属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不妨对这两个人进行一下对比：首先是比出身。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庶子，也就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弟弟。论年龄，公子纠长于公子小白。公子纠的母亲原本是鲁国公主，而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国公主，地位上难分高下。其次是比人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齐国都有支持者。公子纠的支持者，在史料上没有具名。而公子小白的支持者，按《史记》记载，是齐国的传统贵族——国氏家族和高氏家族。说起国、高二氏，在齐国乃是名门中的名门、望族中的望族。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一般的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国、高二氏就是当时周天子任命的上卿，在齐国执掌政权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树大根深，足以左右政局，非同小可。从人脉上看，公子小白胜过公子纠。第三是比外援。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公主，因此齐襄公死后，他逃到了鲁国避难，实际上也就是希望借助鲁国的力量来争夺君位。公子小白则逃到了莒国。鲁国是大国，莒国是小国，双方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公子纠胜过公子小白。最后是比智囊。智囊就是两个人背后的竞选团队。公子纠的智囊主要有两个人，一个叫管仲，一个叫召忽；公子小白的智囊就是鲍叔牙。召忽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多少记录，我们只能将管仲和鲍叔牙来作个对比。但是这个对比没有太多的悬念，因为大家都知道，管仲比鲍叔牙厉害，甚至鲍叔牙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据《国语》记载，鲍叔牙曾亲口说过：“治理国家不是我所长，能够治理国家的人是管夷吾（管仲字夷吾）。”他还信誓旦旦分别举了几点来说明：“我有五点不如管夷吾，一是安抚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二是治理国家，不失其根本；三是忠诚信义，获得百姓的信任；四是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五是击鼓呐喊，鼓舞国民的斗志。”正确评价一个人的才能，前提是对这个人有充分了解。鲍叔牙了解管仲吗？答案是肯定的，有管仲本人的话为证：“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这句话很有名，它所表达的信息，不仅仅是鲍叔牙很了解管仲，更多是管仲对鲍叔牙的感激之情。据管仲后来自述，他与鲍叔牙自幼相交，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死党。管仲家里穷，鲍叔牙是个富家子弟，很关照管仲。两个人曾经合伙做生意，赚到了一些钱，每次分红的时候，管仲总是给自己多分一份，而鲍叔牙知道他穷，更需要钱，所以从来不计较。鲍叔牙托管仲办事，管仲给办砸了，鲍叔牙也没什么抱怨，反而安慰管仲说，那是时运不济，不要有心理负担。齐襄公年代，管仲三次出来当公务员，三次被单位开除，也是鲍叔牙安慰他，告诉他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更让管仲感动的是，他们一伙人出去找人打架，打三次他竟然跑三次，兄弟们都很看不起他，鲍叔牙还替他开脱：“管仲家里还有老母亲要服侍呢，如果被打死了，谁来照顾老人家啊！”其实，谁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谁都有老有小。鲍叔牙这样对待管仲，让管仲十分感动，所以才会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通过以上对比，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竞争态势就比较明朗了：公子纠的优势在于外援和智囊，公子小白的优势在于人脉。客观地说，公子纠的综合实力略高于公子小白，但是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究竟鹿死谁手，要看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找到对手的漏洞并给予狠狠的打击——当然，也许还要看看谁的运气更好，命更硬。齐国的动乱使得一向韬光养晦的鲁庄公突然活跃起来。公元前685年春天，就在公孙无知死后不到一个月，鲁庄公与“齐大夫”在既地举行会晤，双方签订协议，就立公子纠为齐君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这里的“齐大夫”不知姓甚名谁，总之是齐国国内“挺纠派”的代表。同年夏天，鲁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曲阜出发，护送公子纠回国。几乎与此同时，齐国的名门望族国、高二氏也在暗中联络公子小白，准备迎立小白为君。得到“挺纠派”与鲁庄公会盟的情报，公子小白同他的追随者觉得情况紧急，在莒国派出的小股部队的护送下，急急忙忙启程赶往齐国。这是一场政治赛跑，谁先抵达齐国的首都临淄，谁就可以振臂一呼，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公子小白在距离和速度上具有优势：莒国离临淄很近，只有短短数日车程，而且他轻车简从，速度远远快过公子纠。管仲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向鲁庄公建议说，公子小白急于回国，难免防备不周，如果借给他三十乘兵车，抄小路去截击公子小白，必定可以一击而中，解决公子纠的后顾之忧。鲁庄公答应了管仲的请求。事实证明管仲的判断是准确的。那天清晨，当他带着突袭部队出现在公子小白的队伍面前，公子小白甚至没来得及表示惊讶，就被管仲射出的一支箭击中。战车飞驰，电光石火的一瞬间，管仲没有意识到自己与眼前这位年轻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更为密切的联系。他只记得自己冷静地拔箭、扣弦、张弓、发射，一气呵成。随后他看到小白口吐鲜血，面目扭曲地倒在了车上。接着他听到莒军士兵的惊呼，中间夹杂着鲍叔牙野兽般的长啸，他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平素温文尔雅的好友发出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催促驾车的士兵快马加鞭，迅速离开了案发现场。“原谅我，叔牙！”他心里暗自说，丝毫感觉不到成功的喜悦。应该说，在这次政治赛跑中，管仲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实施了准确的行动，而且也射出了准确的一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一箭看似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腰，实际上正好射中了腰带上的带钩（带钩是古人用来挂玉器等饰物的装置，一般由金属制作而成）。公子小白命真够硬的。马车夫见到拦截者惊得张口结舌，一个急刹车急转弯，小白往后栽倒时不小心磕破了嘴唇。说时迟那时快，还没来得及站稳，利箭已经射到了跟前，腰间一受力，公子小白又重重地撞倒在车板上，刚好又咬到了舌头，口吐鲜血，晕厥过去。小白演得实在是太逼真了，不但骗过了管仲，也骗过了鲍叔牙等一干随从。等到管仲走远，小白苏醒过来，即刻招呼队伍，整理队形，马不停蹄地赶往临淄。在国、高二氏的主持下，临淄的居民开城迎接了这位流亡的公子，并且奉他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桓公。管仲的这一失误，直接导致了公子纠的败亡。十天之后，当鲁庄公和公子纠以为万无一失，慢悠悠率领大军来到齐国边境，却被齐国人拒之门外。齐国人告诉他们，公子小白于数天之前抵达首都，已经在各位大臣的拥戴下，就任国君了。公子纠和管仲面面相觑，管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事已至此，只能接受现实。然而鲁庄公对此很不服气：因为齐国人和他有盟约啊，说好要公子纠即位的，怎么一下子就变卦呢？对此，齐国人的解释很是直白：盟约嘛，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那是敝国的大夫某某私下和您签的，并没有得到国君的授权，再说那个时候敝国正处于动乱时期，根本就没有国君，怎么可能授权呢？齐国人的说法很合理，你要是和一个公司签合同，得找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找法人代表，如果一个公司群龙无首，根本就没有法定代表人，即便是签订了合同，法律效力又从何谈起呢？鲁庄公却想不通，觉得自己被人当猴耍了，很不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不该派那么多军队前往齐国护送公子纠。数万大军前往齐国，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行动迟缓，被公子小白抢了先机；二是明显带有威压的性质，很容易引起齐国上下的反感。要知道，任何事情只要上升到民族感情的高度，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一个人感到很不爽的时候，往往容易犯更大的错误。鲁庄公脑子一热，心想，反正部队已经带来了，不能只当摆设，打吧！齐桓公针锋相对，派大将王子成父等人率军抵抗入侵，双方在一个叫乾时的地方相遇。这场史称“乾时大战”的战役以鲁军的惨败而告终。据《左传》记载，鲁庄公在战场上被齐军追得东奔西跑，走投无路，连戎车都不敢坐了，换了一乘轻车逃离战场。而他的戎车驾驶员秦子和贴身护卫梁子二人继续驾着他的戎车引诱齐军，结果连车带人被齐军俘获。成者王也败者寇。公子纠离国君的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终被小白捷足先登。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同胞兄弟尚且相煎，同父异母的兄弟就更不在话下。齐桓公乘胜追击，派鲍叔牙率军直逼鲁国边境，给鲁庄公开出了谈判的条件：第一，公子纠乃是齐侯的兄弟，虽然有罪，齐侯实在不忍亲自动手，有请鲁侯代劳。当然，人头还是要送到齐国来验货的。第二，管夷吾和召忽多年来与齐侯为敌，大逆不道，必须送到齐国来，由齐侯亲自监斩，以快齐侯之意。事到如今，鲁庄公也只能以鲁国的大局为重，派人把公子纠给杀了。召忽不愿意回齐国受死，自杀殉主。而管仲则被装在一辆囚车里，押送往齐国。鲁国有一位大夫叫做施伯，很了解齐国的情况，他很看不惯管仲这种苟且偷生的行为，因而一把拦下囚车，对鲁庄公说：“管仲这个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如果为齐国所用，对鲁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齐国要回管仲，表面上看是为了报一箭之仇，实际上肯定是想重用他。”鲁庄公斜眼瞅了瞅囚车里相貌平平矮墩墩的管仲，捏着胡须问道：“那该如何是好？”施伯做了个刎颈的动作，“不如杀了他，把尸首交给齐国使者带回去。”这消息不知为何让齐国使者知道了，他马上闯入宫中找到鲁庄公，再一次强调，齐侯必须亲自在群臣面前处死管仲，如果只给一具尸首，那就请鲁侯整顿好军备再打一仗！鲁庄公刚刚打了败仗，元气尚未恢复，不想在这些小事上节外生枝，于是将管仲交给了齐国人。以管仲的聪明机智，怎么会不知道这全是鲍叔牙的安排？据说，囚车自曲阜出发，前往齐国的路上，管仲生怕鲁庄公反悔派人来追杀他，于是编了一首《天鹅之歌》，教给押送的士兵唱。大意是：“天鹅啊天鹅，可怜羽毛被剪，双足被系，不能飞也不能鸣，只能在笼子里呆着。天虽然高，地虽然厚，又有什么用？天鹅啊天鹅，天生羽翼就是为了飞翔，天生双足就是为了奔跑，身陷囹圄谁来救你？总有一日你会冲破樊篱，飞上青天，远离地面，让那些手执弓箭的人空自叹息！”士兵们一边唱一边走，忘记了行路的艰苦，很快来到了齐国边境。囚车一入齐境，鲍叔牙就把管仲放出来，给他换上好衣服，好酒好菜招待。什么叫管鲍之交，这就叫管鲍之交，管袍又管饱。齐桓公见到管仲，第一句话就是：“拉出去斩了。”鲍叔牙大吃一惊，一把挡在管仲身前，说：“大老远把管仲给弄回来，不是给您砍的。”齐桓公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腰：“这里，嗯？差一点被这家伙射死，这样的人不杀，我还配当国君吗？”鲍叔牙跺脚道：“他当初射您，那是各为其主，无可厚非。现在您若用他，您就是他的主人，他照样会为了您去射别人……咳，咳……您如果只用管仲去射人，也未免太大材小用了，他可以为您射天下！”“得了吧，我有师傅您当帮手就够了。”齐桓公挥了挥手，转过身去，腮帮子鼓鼓的，上回磕伤的牙至今还疼着呢。鲍叔牙拉着管仲的手，继续道：“瞧您说的啥话？我是个很平庸的人，您让我吃饱穿暖，我也就满足了。说到治国平天下，还非得靠管仲不可。”齐
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御医车让、谢筠等人就经常留宿宫中，难免会发生事端。崔胤想来想去最终同意了刘季述等人的请求。于是，刘季述便带着千余名禁军士兵直闯后宫，并趁机将太子李裕挟持，然后以皇后的名义下令，说昨日皇帝李晔砍杀宫女和宦官，是因为御医车让、谢筠劝皇帝杀人以消灾，实属大逆不道之罪，现在鉴于皇帝昏庸，决定让太子李裕监国。刘季述将这个决定告诉了崔胤，崔胤当时担心刘季述等人大开杀戒，所以只得违心同意。而后刘季述以崔胤等宰相的名义写好联名状，请求太子李裕监国，并命令禁军士兵分布朝堂之上，然后召集文武百官入朝，让他们在联名状上签字。百官迫于刘季述掌控禁军的压力，被迫在联名状上签字。刘季述将太子李裕护送到紫廷院，接受君臣的朝贺。从刘季述直闯后宫到百官朝见太子李裕，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光景，皇帝李晔居然被宣告终结了皇帝生涯，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皇帝李晔住在乞巧楼，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刘季述、王仲先等人在做完拥立太子李裕监国的事情后，立即带兵包围了乞巧楼，刘季述让禁军士兵在宣化门外等候，自己和王仲先等人进到乞巧楼逼迫李晔退位。可是刘季述等人刚刚进去，禁军士兵便大声喊叫着冲进宣化门，见人就砍。皇帝李晔闻听喊叫声不断，立刻从床上栽了下来，就在他刚想爬起来逃走时，刘季述等人已经闯了进来，一把将李晔按在了椅子上。“坐下！”刘季述对李晔发号施令说道。李晔惊恐地看着刘季述等人，他不知道这伙宦官直闯自己的寝殿，究竟目的何在。就在刘季述等人进入乞巧楼的时候，宫女们急忙跑到后宫，将情况报告给了何皇后。何皇后慌忙赶来，见刘季述将皇帝李晔按在椅子上，于是她请求刘季述等人不要伤害皇帝李晔。“军容不要惊吓了陛下，一切事情全都交付您全权处理。”刘季述将百官的联名状拿出，对皇帝李晔说道：“陛下厌倦国事，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现在朝野上下都希望太子监国，请您到东宫休养去吧！”刘季述说完后，将联名状丢在李晔面前，然后直勾勾地看着他。李晔看着眼前的联名状彻底惊呆了。他没想到只经过了一个晚上，局势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更不明白，为何昨日还和他开怀畅饮的刘季述等人，为何今日态度竟如此。“昨天还和你们一起畅饮，朕只不过是多喝了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显然李晔还没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并非我们所为，乃是南衙百官的意思，实在是众意难违啊！还请陛下暂时到东宫避一避，待局势稍稍安定之后，我们会想办法迎接您回来。”刘季述的话虽然说得很是婉转，但谁都明白其隐含的意思是李晔今天必须要走。“陛下！您就按军容所说的办吧！”何皇后见势不妙，立即劝李晔说道。李晔被逼无奈之下，取出传国宝玺交给了刘季述，然后换了衣服与何皇后一起坐上御撵，跟随刘季述等人到达了少阳院。然而，到了少阳院后，刘季述开始凶相毕露，他历数皇帝李晔的多项罪名，然后亲手锁上院门，并用铁水将锁孔熔固，派左军副使李师虔率领守卫少阳院，随时监视李晔的行踪，李晔就这样被刘季述软禁起来。十一月七日，刘季述假传圣旨，诏令太子李裕即位，更名为李缜，尊李晔为太上皇，何皇后为太皇太后，更名少阳院为问安宫。刘季述明白自己的做法是倒行逆施，很是不得人心，为了稳定局势，他一方面假传诏令为相关人员加官晋爵，凡是参加此次软禁皇帝李晔行动的，全都官升一级；另一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他开始大开杀戒，凡是得宠于皇帝李晔的左右亲信以及宫人、方士、僧侣等全部杀掉。据史书记载，当时宫内每天都在杀人，为了恐吓心怀不服的人，刘季述命令白天用十辆大车将尸体运出宫外，而每辆车只运一两具尸体，以此震慑朝臣。当刘季述软禁皇帝李晔，并在宫内大开杀戒时，消息迅速传播出去，在藩镇之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应。由于藩镇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对待此事的态度也是不同。重登帝位刘季述等人软禁皇帝李晔的消息迅速传播，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例如，退休离朝的左仆射张浚当时闲居长水，闻听此事后义愤填膺，马上到洛阳去见张全义，劝他出兵长安解救皇帝李晔，同时又给各地藩镇写信让他们出兵勤王。当时无棣有个进士名叫李愚，此时正客居华州，他也上书韩建劝其出兵讨伐刘季述等人，但无论是张全义还是韩建，都认为新君已经即位，皇帝李晔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全都不肯发兵相救。不过，那个时候正在定州和李克用交战的朱全忠，在闻听皇帝陛下居然被一伙宦官软禁后，立即从定州回到大梁，准备插手干预此事。刘季述闻听朱全忠突然返回大梁，准备插手朝中事务，于是立即采取主动，派养子刘希度前往大梁，答应将大唐的江山社稷让给朱全忠。然后以皇帝李晔的名义发布文告，又派供奉官奉本前往大梁，声称皇帝李晔已经同意退位。朱全忠十分清楚刘季述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所在，但他当时并无称帝的意图，看完文告后，心中有些犹豫不决，于是召集幕僚商议接下来该如何处理。当时多数人表示刘季述囚禁皇帝，实属大逆不道，劝朱全忠不要和刘季述等人来往，甚至有人提出，朝廷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作为藩镇都不应该参与其中。只有天平节度副使李振认为，现在皇室发生患难，这是为汴州争霸天下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朱全忠就是唐朝的齐桓公、晋文公，国家的生死存亡都寄托其一身。刘季述不过是个宦官，竟然敢囚禁皇帝，朱全忠应该立即兴兵讨伐，而且一旦新君地位稳固，则朝廷大权会重新落入宦官手中。李振的话让朱全忠彻底醒悟，于是他立刻下令刘希度和李奉本，并派李振到长安探听虚实。李振回来后向朱全忠汇报，说长安城内人心不稳，人们对刘季述囚禁皇帝陛下一事表现了极大的不满，看来宦官集团难以控制局势，建议朱全忠出兵长安，帮助李晔重登帝位。不过，就在朱全忠积极准备出兵的时候，朝廷内部已经有人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李晔被软禁事件，为本来就不愿意侍奉朝廷的地方藩镇找到借口。太子李裕虽然即位多时，但藩镇们的供奉却迟迟不到，致使朝廷的财政状况更加拮据，军费及各项开支难以维持。当时神策军中尉王仲先苛刻明察，早就知道军中积弊甚多，贪污侵吞财物现象十分严重，如今朝廷财政困难，他便清查军中物资，发现贪污侵吞者即施以酷刑，并限期偿还，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时任左神策军指挥使，他曾和部将董从实盗取军库钱五千缗，王仲先查出此事后，当众羞辱他们，并催促他们尽快还钱。孙德昭本就对刘季述、王仲先等人软禁皇帝李晔一事感到愤愤不平，再加上自己被王仲先羞辱一番，更加痛恨宦官集团。后来崔胤打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派判官石戬主动亲近孙德昭，意图拉拢孙德昭共同迎立李晔复登帝位。石戬亲近孙德昭的策略，就是主动请他筳饮，而孙德昭每次喝醉后都痛哭流涕，深以皇帝李晔被囚为耻。石戬见孙德昭忠于唐室，便鼓动他杀掉刘季述和王仲先等几个宦官，迎立皇帝李晔复位，并告诉他这其实是宰相崔胤的意思。面对宰相大人的拉拢，孙德昭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当石戬将孙德昭愿意效力的消息告诉崔胤时，崔胤大喜过望，立即从衣服上扯下一块布，写上手谕让石戬交给孙德昭，并告诉他联合的人越多越好，事成之后将奏请皇帝陛下给他加官晋爵。作为左神策军指挥使，孙德昭在禁军中有着良好的人脉，得到宰相大人的手谕后，他立即联合右军清远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决定在新年的第一天展开行动。天复元年（901年）正月一日清晨之际，王仲先早早入朝，当他来到安福门时，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孙德昭，忽然从角落里冲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砍下了王仲先的脑袋。然后他快速赶到问安宫，手敲门环高声呼喊告诉皇帝李晔已经将砍杀王仲先，请皇帝陛下出来犒赏将士。最先听到喊声的是何皇后，问安宫连日来死一般的寂静，为何今日忽然有人高喊，而且说已经诛杀了王仲先，这不禁让何皇后有些怀疑是谁在搞恶作剧。不过她还是将信将疑对外边说，如果真的已经剪除逆贼，就请将其首级扔进来。孙德昭立即按照何皇后所说的，返回安福门外割下王仲先的人头，将其带到问安宫扔了进去。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见到王仲先的人头后，才相信孙德昭所说的话，于是让孙德昭撬开问安宫的大门，与何皇后一起走出来。宰相崔胤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百官到李晔面前道贺，然后发布命令让周承诲与董彦弼领兵急速捉拿刘季述、王彦范等人。安排完一切后，崔胤和文武百官将皇帝李晔与何皇后迎上长乐门楼，等待周、董二人的消息。没过多久，周、董二人就将刘季述和王彦范五花大绑地带到皇帝李晔面前，李晔本想斥责二人几句后，将两个人押往大牢，可是没等他开口，宰相崔胤就让两边的军士手起刀落砍下了两个人的首级。刘季述和王彦弼虽然已死，但皇帝李晔并没有就此事完结，他诏令将参与囚禁自己的刘季述、王彦范、王仲先、薛齐偓四人满门抄斩，又处死其同党二十余人，同时赦免了太子李裕的罪过，让他继续回到东宫当太子。从正月三日开始，皇帝李晔对营救自己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任命立下首席功劳的孙德昭为同平章事，充静海节度使，并赐名“李继昭”。次日又以崔胤为司徒，崔胤坚辞不授，建议加封想要出兵援救的朱全忠，最终李晔加封朱全忠为东平王，同时任命周承诲为岭南西道节度使，赐名“李继诲”；董彦弼为宁远节度使，赐名“李彦弼”，一同加封同平章事，与李继昭一起留京宿卫，时人称之为“三使相”。李晔经历这场变乱后，想要借此机会解除宦官干政的弊政，于是在论功行赏过后，他首先对典章机要的枢密使权力加以限制。他发布敕文说，近年来宰相在延英殿奏事时，枢密使在两旁侍候，遇到需要讨论的问题，就与宰相们争论不休；事后又利用权力之便假传圣旨，更改诏令，不断扰乱朝政。他规定从现在开始恢复宣宗李忱在位时的制度，待宰相奏事完毕，枢密使才可以进殿受命。李晔颁布限制枢密使权力的敕文，让宰相崔胤隐约嗅到了皇帝陛下解除宦官干政的决心。在崔胤看来，宦官干政的最大障碍不是枢密使权力最大，而是宦官们掌管着神策军，手中握有兵权。所以他联合诸多文官不失时机地上疏皇帝李晔，请求解除宦官的兵权，将神策军交给宰相们统领。奏疏中写道：“本次祸乱的根源，都是源于宦官典兵之制，请让崔胤主管神策左军、陆扆主管神策右军，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不会再作乱，而且藩镇们也不敢再犯上作乱，国家才会稳定。”这封奏疏虽然表面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奏疏中明确了掌管左、右神策军的人选，这会让皇帝李晔担心刚刚解决宦官典兵的弊政，接下来又要面对宰相典兵的弊端。而且唐朝自建立之日那天起，就有文臣不典兵的惯例，让李晔就此更改古制，这实在是不可能的。面对这封奏疏，皇帝李晔虽然觉得颇为不妥，可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反驳，一时间拿不定主意。不过，此时李茂贞正在长安奏事，听到崔胤想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的消息后，大骂崔胤是军权尚未到手，便有剪除藩镇之心，于是他上疏李晔坚决反对让宰相掌管神策军。皇帝李晔十分明白李茂贞的态度其实就是全体藩镇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决定多听听意见，于是他又召见“三使相”商议此事。“三使相”本就是宦官一党，先前只是和刘季述等人有矛盾，所以才解救皇帝李晔脱离险境，事实上其内心并无匡辅王室之心，依旧想遵循旧制。所以三个人一致表示将禁军交给南衙宰相掌管，势必要进行较大调整，不如交给北司的宦官掌管更为便利。李晔见这件事情阻力较大，于是便告诉崔胤，说禁军将士都不愿意受其节制，因此以枢密使韩全诲、凤翔监军使张彦弘为左、右神策军中尉，并提拔宦官袁易简、周敬容担任枢密使。这次被软禁事件过后，使得李晔充分认识到如果想让帝国重归正途，自己首先必须要振作起来，所以他一改先前的颓废状态，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为了稳定民心和恢复经济，他开始注意地方官吏的选拔，并免除了京畿地区贫民的一年赋税，而且在其复位后所发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时弊的办法，尤其在敕文的最后，李晔表达了“进忠贤以启正途，黜邪佞以惩覆辙”的决心。但是李晔或许过于乐观，在当时朝廷内部局势不稳，外有藩镇不断作乱的情况下，朝廷的政令可以说是不出宫门，要想使国家重新回归正途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皇帝李晔所颁布的赦文中的改革办法，到最后全都成为一纸空文，一场动乱之后，朝廷内除了赏了几个有功之臣和诛杀了几个作乱的宦官之外，一切还是老样子。不过对于李晔来讲，虽然朝廷暂时进入平稳状态，但因为他拒绝将禁军兵权交给崔胤等人掌管，因此一场灭顶之灾正在向他悄然袭来。而这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终结了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国运。再次出逃在解救皇帝李晔的过程中，虽然“三使相”始终冲锋在前，但谁也不能否认崔胤在其中的联合之功，所以崔胤以除逆之功得到了皇帝李晔信任与器重。崔胤历来与宦官集团势不两立，并以彻底消灭这个集团为己任，本来计划除掉刘季述等人后，自己掌握禁军，但因为阻力重重而未能如愿，于是便想借助藩镇的力量来对付宦官。此时李茂贞正要辞别回归本镇，崔胤以朝廷局势未稳为借口，请求他留兵宿卫京城长安。事实上，李茂贞对此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茂贞留其养子李继筠带领三千人马驻守京城长安。不过当时左谏义大夫韩偓认为这个做法可能会招致新的动乱，多次向崔胤提议请凤翔兵回归本镇，而崔胤拒不接受，他给出的理由是凤翔兵不想返还本镇。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崔胤的这种回答立即激起了韩偓的强烈反应，他反问凤翔兵宿卫京城长安，是谁主动请求留下的，崔胤无言以对。事实证明，崔胤留下凤翔兵，不仅无助于他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正像韩偓所预料的那样，最终造成了一场祸乱。崔胤自以为凤翔兵可用，便急于对宦官下手，天复元年（901年）四月，崔胤建议为宦官害死的官员平反昭雪。于是，皇帝李晔下诏为文宗大和九年甘露之变中被仇士良冤杀的王涯等十七家平反。事实上崔胤这是在舆论上为剪除宦官做好准备。紧接着崔胤又收回宦官手中的曲酒专卖特权。曲酒专卖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文宗李昂在位时为了限制宦官特权一度解禁，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六年九月，又在扬州等八道州府设置官店负责酒类专卖，以代百姓缴纳酒钱，上缴度支以充军用。杨复恭担任神策军中尉时，向度支借卖曲一年之利以供军需，从此便不肯还给度支。崔胤为了限制宦官特权，允许卖酒者私自造曲贩卖，这样一来左、右神策军先前所造的酒曲，就必须尽快减价卖出，因为崔胤规定过了七月便不准再卖。崔胤开放曲酒贩卖制度不仅剥夺了宦官的财权，而且也损害了一些藩镇的利益，由于凤翔镇也在禁止之列，而李茂贞不愿意放弃这一聚财之路，所以崔胤在利益上与李茂贞形成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俨然破裂，甚至成为仇敌，当时李茂贞不断上疏争辩，而其三千兵马此时还在京城长安，这让崔胤感到当初实在是引狼入室。他见势不妙，便暗中通知朱全忠，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进京援助自己。有了朱全忠这个强大的靠山，崔胤便不再害怕，于是他加紧了剪除宦官集团的步伐。闰六月，崔胤再次秘密上奏皇帝李晔尽快下诏铲除宦官，宫内事务可以交由宫女们暂时掌管。但正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宦官们当时可谓是手眼通天，通过设在皇帝陛下身边的耳目，宦官对崔胤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当时韩全诲背着崔胤面见皇帝李晔，流着泪哀求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脸上却依旧笑着：“师父的话很有哲理，韩笑不会忘记。”“他们在雪山上布了十二煞，这事情可是头痛得紧了！”陈子浩一脸愁云道，“观形不观煞，观煞不观形，风水十二煞形煞兼备，再加上他们四个……”“三爷，以您的年纪应该还没到老糊涂的地步吧？”莫曹关切地笑道，“土破形，火破煞，再强的风水格局也没有绝对的优势。”“道理是对。”陈子浩脸红了一下，“不过，那老家伙的弱水三千……”“弱水三千来，我只一瓢饮。”莫曹优哉地给自己沏了一壶茶。“小莫，有时候真摸不透你。”陈子浩干笑着说道，“我知道你是饲虚一派里千年难得的奇才，但也未免太轻敌了点。”“轻敌是因为敌人太轻了，风水十二煞是一种搏命的招数。”莫曹晃动着手中的茶水笑道，“如果心里有底，你会用吗？”三十、浴血定龙凌晨两点十分，丑时。莫炎再次打开手机，WAP浏览器上显示出一排新闻标题，当头的一条格外引人注目。“玉龙再发大规模地震，居民迁徙中井然有序”。莫炎眉尖一挑，立刻将手机递给了我。“晖儿五天前做的手脚，弄到现在才出新闻。”我无奈地摇摇头。雪山一战的后果谁都无法预料，为了不至牵连影响附近的人们，晖儿依计潜入当地地震预测中心的网络，给丽江玉龙区域制造了一场并不存在的地震。“大家只要撑到今天的午时，龙脉就会永远的留在玉龙雪山。”老田的身体不容乐观，连说话都有些费劲了。“您真要一个人去扇子陡？”我心中闪过一阵不安，“还是挑个人陪您去吧。”“人多了反而坏事。”老田抓起包袱背在了肩上，“午时一过我保证下来。”“这是我调好的中药。”林岳破天荒地言简意赅起来，“您老带在身边，提神强精的。”老田看了看他手中的药丸，和蔼的笑了笑：“这是好东西，对我却是毒药。”林岳脸色一变，眼中闪过一片阴郁，但很快便恢复了以往那玩世不恭的笑容。“您要的舜帝铜锥。”我递过少昊之子的那把铜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接过铜锥，老田的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掠了一遍，“再见。”沉沉的一句道别，老田迈动步伐向着山上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走去，那是玉龙雪山的主峰扇子陡，也是定固龙脉的关键所在。“老田的身体已经快到极限了。”林岳的声音带着一丝痛楚，“连药性最温和的补神丹都成了毒药……”……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寅时。山坡上，陈子浩和韩笑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云杉树下，莫曹倚在树边的大石上，自斟自饮着。韩笑一直很注意莫曹手里的茶壶，因为那里面始终能倒出热气腾腾的茶水。“一啸山河动，神威撼九州。”莫曹放下手中的茶具，缓缓起身道，“是时候上山游历一下了。”寅时，据说此刻的老虎是最凶猛的时候，缓步上山的莫曹此刻正悠然地欣赏着周围的景色，那样子像极了一只正在巡视自己领地的猛虎。陈子浩紧跟其后，鹰钩鼻子间歇地抽动着，一双眼睛精光四射，远远看去像似一条正在搜寻猎物的豺狗。韩笑肩头一晃，双脚飘然离地，身子飘忽了起来。正在他准备遁形纵向山巅的时候，一只手掌却按在了他的肩头，强大但却并不霸道的力量迫使他自空中落了下来。“知道我和三爷为什么不用遁术吗？”莫曹背着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说道，“五行遁术最容易成为风水十二煞的煞引。”韩笑愕然点头，自己刚才的行为的确过于鲁莽了，但却是出于下意识的举动，似乎有什么人暗中在对他指示着什么。对于风水十二煞的厉害他只是一知半解，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能从困冲煞中以遁术化形逃走，其实是因为老田暗中放了他一马。三人眼前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前两排大树分列左右，中间留出一道十米左右的空隙，乍一看去像是一座大门竖立面前。隐约中，一股焦躁之气袭来，令人心潮翻涌，跃跃欲试。“刺面煞，老人家的兵法造诣的确高深。”莫曹一脸叹服道，“用兵者，切忌贸进险地。未经交锋而先攻其心，这招实在是妙啊。”刺面煞，门窗前突见陡峭山坡即犯刺面煞，煞气主犯过激冲动之忌，易急躁，多犯险。“可惜，他错估了时间。”陈子浩阴笑着将双掌击入地下，“寅时属木，克了土形地势。”茂盛的树木无风自动了起来，山坡上的土地悄然变动地面上出现了几排不规则的崎岖凹道，整个山坡不再陡峭，整齐的树木因急剧生长而变得参差不齐。“土养木而木克土，浅显的道理反而容易忽略啊。”三人举步前行中，陈子浩自得道，“看来这些人也不过尔尔，若是用巨石摆煞的话，倒是要费上一番手脚了。”莫曹笑了笑，没有作答，脚步忽地慢了下来。韩笑动了动鼻子，翻手拿出一张白纸，几下叠成一只鳄鱼的样子，抛在了地上。两只被脚步惊动的山鼠蹿出草丛，慌乱地向山上逃去，一阵微微的波浪声响传来，地面上浮动起一股阴寒的气息，那两只山鼠脚下打滑了起来，明明正向上奔跑，可身子却飞快地向山下移去，不一会便消失在了山坡边缘。韩笑点起一支烟，抖手将火柴弹了出去，火柴巧妙地落入了那只纸叠的鳄鱼口中，一片火光之后浑身火红的巨鳄出现在面前。巨鳄张了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满地的阴寒气息尽数涌入它的嘴中。呼地一声，巨鳄自燃了起来，火焰中发出一片水雾蒸发的声响，伴着火光，莫曹等人从容地走过了这片地域，一旁的山崖边金沙江水正发出汹涌的拍岸声。割脚煞，《在山龙语类论》曰：“割脚水，水贴穴前，扣脚行也。”煞气主犯滞留停运之忌，劳无功，行不利。“我只在战略上轻敌，你们却是在战术上轻敌，不要和我比。”……清晨四点三十分，寅时。玉龙雪山第二峰上。莫炎稳稳地将最后一团灵火拍入岩石中，林岳摇了摇头，冲着我直撇嘴。“这么改我看不是个事儿，老田交代过这里是关键的一煞。”林岳捏着下巴道，“说是自行参详，但没交待你们可以乱改。”“十二煞的五行配合被很多因素制约着，这里是关键，所以才要细致考虑。”我望了望山下道，“他们已经破了刺面、割脚、孤峰和困冲四煞，却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再捏你的下巴就该掉了！”S冲着林岳叫道，“过来帮把手，这块石头真碍事。”“嗳，你那只小猫不是挺能干的吗？让它帮着顶啊。”林岳翻了个白眼，“再不就打个电话给110，叫警察叔叔帮忙，我这会正忙着验收呢。”林岳的话里透着一丝醋意，其实这小子那晚听到了我和老田的对话，韩笑和S的接触大大地刺激了他。“你小子验的哪门子收啊？！去帮S搬石头，别在边上瞎掺和。”我对着林岳笑骂道，这小子的性格我再了解不过了，他嘴上虽然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瞟着赌气搬石头的S。“你那点男性的自尊趁早丢到金沙江里去。”我推了一把正在发呆的林岳，低声说道。林岳摇摇头，看了看满头大汗的S，立刻涎着脸跑去帮忙，S自然是赌气不理，但不知他贫了些什么，没多久后两人又有说有笑了起来。狴犴卧在一块岩石上，严肃地看着他俩，伸了个懒腰跳下地慢慢走开，从身边经过时冲我地摇了摇头，那张猫脸上充满了无可奈何的表情。……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卯时。林间有一排为游客特设的公厕，山上条件不便，因此这里的公厕并不怎么考究，山风飘拂中隐隐带着浓重的异味。“呃……”挺着鹰钩鼻四处嗅探的陈子浩猛地吸入一口恶气，险些呕吐出来。“厕所化粪池不会这么大味道。”韩笑忍着恶心道，“师父，会不会是有人故意设置的？”“这味道里混合了数十种恶臭植物的味道。”莫曹摇头笑道，“布荫的林岳最喜欢搞怪作弄，应该是出自他的杰作。”一片幽然的火焰自莫曹脚下蔓延开来，飞速地涌向公厕背后，腾然间火光一盛，转而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恶臭的气味全然消失，晨风中飘动着一股淡淡的花香。味煞，世间恶臭污秽之气所成，煞气主犯身虚体疲之忌，食无味，人无力。驱除味煞的最好办法是用桃花香味，而莫曹放出的灵火正是用桃花炼制的——“桃火”。“这小子专捡我们敏感的东西折腾。”陈子浩掏出一支鼻烟狠狠地吸了两下。韩笑掐灭了几乎燃尽的烟头，点上一支纸烟，但没几口便吸得只剩烟蒂了，他再次点燃一支纸烟，却依旧吸得很猛。陈子浩不住地往鼻内吸着鼻烟，脸色渐渐有些苍白，身体开始颤抖了起来，口角落下一条晶亮的涎液。“啪……啪……”纸烟和鼻烟相继落地，莫曹的身形只是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依旧站在原地。“污秽中宫？看来天才并不止我一个。”莫曹丢给他俩一种黑色的药丸，“小小一个公厕也能摆出独阴煞来。”独阴煞，凡面对开阔的污秽场所（如公厕、垃圾场、废物堆等）且污秽大量集中于中心部位即犯独阴煞，煞气主犯精气低迷之忌，嗜瘾癖，伤肝肾。韩笑和陈子浩在服下药丸后精神好了许多，这时才感到一股阴毒绵绵的煞气扑面涌来。“原来如此，居然是用我的灵火作为独阴煞的煞引，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莫曹抚掌笑道。说罢他转身道：“韩笑，独阴煞惧神光，今天我就考考你的长进。”“独阴煞惧神光？”韩笑脸上泛起了调皮的笑容，只见他双手快速翻动了几下，突地将那东西弹向了空中。那是一个纸折的人形，韩笑的顶门窜起一道火光直射人形，空中顿时闪现出一派温和祥瑞的光彩来，那人形竟幻化作一尊巨大的孔雀明王像。“唵！”韩笑口中沉声喝道。“唵……”空中的孔雀明王像在喝声中缓缓张开大口，发出一声洪钟般的颂声。“嘛！”韩笑继续喝道。“嘛……”孔雀明王像的颂声比之前又高了一度。“呢……叭……咪……哞……”一人一像的声音渐渐同步，那颂声赫然竟是……“六字大明咒！”陈子浩不由得瞠目结舌，要知道风水堪舆与道家结缘甚广，却因禁忌太多的缘故很少与佛家有所牵涉，韩笑竟然突出奇招，也难怪陈子浩会如此反应。“顶门遁化三味真火，以虚灵和元神之气冒充大明王神格。”莫曹的脸上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韩笑，你的确没让我失望。”光华大亮之后，孔雀明王像倏然消失，面前公厕中不断涌来的阴毒煞气也销声匿迹了。“小莫，你是让他故意做给我看的！”陈子浩突然暴跳如雷地吼道，“暗地里教这小子一些独门秘技，然后指点破煞方法，摆显出来让我难堪！”“三爷，您这话说重了吧？”莫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股杀意，脸上依旧亲切地笑着。“重？重你奶奶个熊！”陈子浩咆哮着挥动双手，双掌不断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地面的泥土一阵翻滚中，魑魅魍魉、饕餮、九婴、夔兽，陈子浩疯狂地用五行幻兽术招出了九只怪物，将莫曹师徒围在了当中。“你们师徒俩总在风爷面前抢我的功劳，屡屡受到重用赏识！”陈子浩的面容在狂怒中扭曲了起来，“从不把我这个长辈放在眼里，别忘了，当年茶马古道……”“三爷，您老人家是不是想念家父了？”莫曹拦住了陈子浩的话头，威慑地说道，“人老了的确比较容易怀旧。”韩笑此刻正调皮地笑着，笑容极为璨烂，两颊因激动而有些微微泛红，双手急挥间数十支纸烟飚射向围在身边的怪物。蓬然间一条火龙冲天而起，火光照射在莫曹的脸上，将他那温和的面容映得无比诡异。“我这就送您去和家父叙叙旧。”莫曹恭敬地欠身道。……上午七点五十分，辰时。我走出洞口望了望山下，此刻的山间一片平静，除了山风带来的声响外，甚至听不到一声鸟叫。一个多小时前，山下的某处映出了强大的灵火光芒，当时莫炎全神贯注地看着那里，眼神中透着恐惧和怨毒。我不用猜都知道那强大的力量是来自莫曹，那股深入骨髓的压迫感令我紧张得想要呕吐。“我等得都快长毛了。”林岳猴急到，“下面那三个家伙还没翘辫子？”“没死，但废了一个。”莫炎蹲在地上说道，“是陈子浩。”他起身时，地面上一个小脑袋闪了一下便消失了，看来是派了虚兽探听。“就这么守着最后一煞吗？”晖儿担忧地问道，“孤注一掷会让成功的概率缩小。”“老田再三关照，我们必须守在最后一煞。”我肯定地说道，“包括这只狴犴。”狴犴抬头望了望我，跳出S的怀抱，四处上蹿下跳了起来，行动中竟奇迹般地在坚硬的石壁间钻进钻出。“这小猫抽风呢？”林岳莫名地看着狴犴道。“它在吸收地气。”莫炎冷冷道，“狴犴化身需要大量的地气。”……上午九点整，辰时。莫曹悠然地望着主峰扇子陡，脚下的步伐变得不紧不慢起来。“师父……”韩笑似乎想问什么，却被莫曹抬手制止了。“别担心陈子浩，他只是被我折断了四肢骨骼封了气脉，不会那么容易死的。”莫曹微笑着说道，“公厕边上的变电房居然放了孤阳煞，我承认自己有些轻敌了。”孤阳煞，纯阳的物件及格局（如变电站、加油站）所造成的煞气，主犯狂怒凶杀之忌，易暴虐，多杀戮。陈子浩和韩笑的异状便是被孤阳煞的煞气影响所致，连莫曹也不禁受到了影响。如果不是他及时查觉，只怕不但陈子浩老命不保，甚至韩笑也早已一命呜呼了。莫曹回头望了望来路：“加上孤阳煞之后的枪煞、镰刀煞、天斩煞，风水十二煞我们已破了十煞，剩下两煞应该是他们压箱底的东西了。”“二十分钟后就是巳时。”韩笑看着手表道，“我们只怕要来不及了。”“不急，马上就能省去一煞了。”莫曹微笑着仰望天边，一片乌云涌动着扑向一处山峰。……上午九点三十分，巳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乌云夹杂着冰雹袭击了第三峰，我们精心布设的第十一煞毁于一旦。与此同时，莫曹带着韩笑行进飞速地直逼第二峰，这里便是我们死守的最后一煞。白虎煞，居位右方出现刨挖动土而带来的煞气，主犯血光大凶之忌，现刀兵，多横死。第二峰唯一的山道上，右边的山壁被刨出了一个虎口般的大洞。早已幻化成巨虎大小的狴犴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远处，那是两个黑色的人影，正渐渐地接近这里。“待会儿老凡一吼，你俩就只管往外挖土。”林岳关照着洞内的晖儿和S，“自己个儿小心点，有啥不对劲的就骑上狴犴先走。”我抚了下晖儿的脸颊，嘴唇嚅动了两下，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她笑了笑，轻轻地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出洞，转身和S在洞内做好了准备。莫炎的眼神比满山的白雪还要冰冷，双手燃起的灵火淡得出奇，透明的颜色几乎让我忽略了它的存在。……上午十点十分，巳时。莫曹师徒在距离洞口二十米处停下了脚步，我和林岳、莫炎三人并排站立，恰好阻住了并不宽敞的山道。“感谢各位准备的节目，这一路上很有趣。”莫曹微笑地欠了欠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丫就别扯淡了。”林岳笑骂道，“省点儿力气开打吧。”莫曹笑着摇了摇头，举步走来，完全没有将我们三人放在眼里。林岳见状把嘴一咧，跺了跺脚，往地下啐了一口吐沫。韩笑调皮地笑了笑，也跺了跺脚，往地下丢了个烟头。一股大震传来，地下冲出一道火光，无数刺球般的植物燃烧着自火光中迸出，化作一片飞灰飘散在莫曹师徒面前。莫炎冷冷地抬起双手，一蓬火焰猛地扑向莫曹，火焰是透明的，只能凭空气扭曲折光才能分辨。莫曹脸上掠过一片惊异的神情，背在身后的双手快速挥出，一片怪色火焰在面前交织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使得两种火焰僵持在一段距离之内。食人花、吸血藤、绞人树、针球草，多得夸张的植物疯狂地攻向韩笑。林岳唬着脸不断制造着这些攻击性植物，嘴里念念叨叨地像似在咒骂，面对韩笑，这小子似乎有点分外眼红的意味。四十九个小土台悄然地出现在山道上，土台上各有一道金属制成的弱水印，七个小北斗汇聚而成的大北斗正好将莫曹师徒围在了正中。“悠悠长流我自归！”我高喝着从腰间取下一个铜制水壶，将壶内的水倒在了地上。“滔滔白浪几人回！”地面的流水四散分布开去，渐渐流入了天罡弱水印阵。“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急急催！”喝声高起间，林岳和莫炎返身跳出战团，莫曹师徒身周的天罡弱水印阵中泛起滚滚洪流，水波
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竟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傎也。且荷、比、瑞、琏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重新认识联省自治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的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钱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到哲宗的同文馆之狱事件中，当成了文家的历史污点。这怎么受得了，当宋朝的官，第一重要的就是名声。可时至今日，名声值几个钱。纵观帝国二十年，名声越大的，被泼的污水越多，受的迫害越惨，新旧两党谁都没跑了，都在受害之列。蔡京早就想通了，名声，是这个时代里最没用最虚伪的东西！我不要，我要的是享受。注意，这是蔡京一生的终极目标，不管他后来造成的恶果有多大，他的本心并不复杂，连带着他的作为也不是那么的凶残血腥。这一切都要从这个机遇说起，蔡京打点起十二分的精力，陪着这个大太监在杭州城周围寻觅，把散落在民间的高人遗迹挖出来不少，更精益求精，施展浑身解数，创作了十几幅字画，托大太监带进宫去。蔡京有十足的信心，用自己的作品打动新皇帝。政治上不说，在丹青笔墨方面，他清楚自己是活着的传奇，这一点，就连他的政敌们也没法否认。这位大太监满载而归，回京之后才知道他带回蔡京的作品有多正确。赵佶作为古往今来所有帝王中文艺天赋数一数二的大天才，早就在珍藏蔡京的作品了。有记载，蔡京做京官时，有两个管事级的杂役对他非常恭敬，在最热的三伏天里，亲自为他挥扇送凉。蔡京很满意，一时高兴，在两人的扇子上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小事一桩，过后就忘了，可是隔了几天，突然间这两个杂役衣帽崭新喜气洋洋，听人说各自的家里都重新装修了。一问才知道，当时的端亲王赵佶以两万贯把扇子收购珍藏了。这样一来，本来是给蔡京通关节的事，突然间对这个大太监也有了好处。这趟活儿干得漂亮，很有办事能力，可以重点培养。从这时起，这个太监走上了宋朝的官场台面，成了赵佶的心腹人，在不久的将来，一次一次地决定了宋朝的命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给宋朝造成的影响，比蔡京更大。他叫童贯。童贯是个有来历的太监，在庞大的太监群落里，从出身上就高人一等。太监，这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们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奴仆，可是在功能上来讲，就实在太恐怖了。功能正常的男人能做的事，他们做不了；功能正常的男人做不到的事，他们在宋朝做得风生水起。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在高滔滔病危时主持过宋朝国政长达数月的陈衍、张士良，当上幕后太上皇了，牛不牛？这还并不是最牛的。太监最风光的时代是唐与明两朝，唐朝时太监随便决定皇帝的生死废立，明朝时的厂卫像开屠宰作坊似的成批杀大臣，这都空前绝后，可是在一项对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上，他们比宋朝的同行差远了。宋朝的太监是历朝太监里的战斗机，他们是武装太监！北宋一代，宦官在军中的地位、贡献堪称卓绝，远的不说了，宋神宗时期的一系列西征战事里，大太监李宪威风八面，最辉煌时率军冲上天都山，把西夏自李元昊时修筑的皇宫烧得片瓦不存。这是何等的战功，放在任何一位名将的身上，也是主要的军功章。可以说，在宋朝想当一位名太监，就要从军。童贯走上了这条路，他的师傅就是李宪。有这位显赫的师傅，加上这时赵佶的赏识，可以说一条光明大路已经铺在了他的脚下。战旗在向他招手，军功章在向他招手。童贯高兴，兴奋之余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他可不像李宪，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军中宦官。他要的东西堪称这世上最终极的目标——出将入相。他可不想一辈子都泡在死人堆里，抱着冰冷的刀把子混到老。他要在军中有地位，朝里有实力，进可海阔天空，退能平安富贵。要达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必须有政治班底。落实起来，就是要找到同党。同党，是一个神圣的名词，不是暂时的利益结合者那么简单。后者是一时的合作，前者要把身家性命纠缠到一起，荣则同荣辱则共辱，甚至会死在一起。能不小心地选择吗？要成为同党，起码要有几样基本条件：一，共同的追求；二，相近的性情；三，相似的手段；四，差不多的境遇。前三样好说，官场之大无奇不有，类型相似的人很多，很有机会因为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第四点才最重要，没有差不多的境遇，就不会是同党，而是上下级的关系。童贯在后宫刚刚崭露头角，蔡京在杭州忧心忡忡，两人都急于在开封城里站稳脚跟，这些把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不久的将来，以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同党越来越多，童贯、蔡京作为核心，把触角伸到了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如果说新、旧两党的党争毁了宋朝的官场，那么童、蔡两人的同党则毁灭了宋帝国的一切。回到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四五月间，童贯为这个小集团作了第一个贡献——拉蔡京回开封。为此，他发动了皇宫里的能量，甚至动用了师傅李宪的老关系，让赵佶的耳边时刻若有若无地响着同一个声音：蔡京是好人，蔡京是能人，蔡京是风雅人，实在是怀念他，他在开封的时候，宋朝官员的品味都提升了好几个层次。赵佶心动。但仅仅是心动，蔡京是他刚登基时贬出去的第一批大臣，就算要召回来也要等个好机会，不然出尔反尔，皇帝的威信往哪儿放。童贯眼看着自己的努力只是埋下了一个让蔡京回开封的伏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他实在是有些急，愧对同党啊。却不知蔡京对他的要求也仅仅就只是个伏笔罢了。蔡元长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灭国级妖孽奸臣，怎么会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有自己的招数。针对赵佶，只要他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他就别想逃出这个圈套。究竟是什么样的圈套一会儿再说，先要说的是由谁用这个圈来套赵佶。这个人大有来头，无论是对旧党人的恨，还是对套人的手法，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套人的手法，更是家传渊源，非同小可。此人姓邓，还记得神宗变法的初期，有位从西北专程赶到京城，歌颂王荆公的人吗？对，就是那句千古名言“笑骂由汝，好官须我为之”的邓绾。邓绾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前的人生前面介绍过，这里不赘述。要说的是他在变法结束后的遭遇。他惨了，严格地说，他既没有像吕惠卿那样背叛王安石，也没像李定那样痛殴苏轼，更没像章惇那样当廷向司马光咆哮，总之是个在金钱面前低头，在高官面前低头的偏软人类，可他居然是新党第一批元老中最倒霉的一个。他在元祐年间被高滔滔踢出京城，到外地反省。这本是很正常的事，谁不是这样呢，可他胆子小，身体差，被贬到第一站扬州之后，刚刚有命令再贬远点，到……滁州，他就死了。滁州是当年赵匡胤大展神威，组织那次空前威武的晨跑运动，从清流关跑到滁州城，砍倒皇甫晖的地方。本就在江淮一带，离着扬州很近的，你怕什么啊？至于吓死吗？可他就是死了，年仅五十七岁。从此之后，他的儿子们对旧党，对高滔滔充满了刻骨的仇恨，抓住一切机会去报复。其中以他的二儿子邓洵武做得最成功。邓洵武，正牌进士出身，博闻强识精通历史，哲宗时期担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国史院编修，具体的工作是重编《神宗实录》。这太理想了，以他对高滔滔的仇恨，可想而知，他写的书里高滔滔能变成什么样。本就是老巫婆了，还不得头上长角脑后披毛，每晚吃三个小孩子当消夜？写得狠了点，后遗症就出现了，哲宗死后，他被向太后一伙儿盯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没能造成实质伤害，只是调离了国史院，去起居舍人那儿报到，从写历史的变成皇帝的私人秘书。邓洵武很失落，关键时刻，一个即将倒霉的重臣帮了他一把。蔡京，在贬职之前，力挺邓洵武，把他又保回到国史院。这看似一步闲棋，却对蔡京一生的命运至关重要。什么是聪明人，蔡京最高明的一点就在于善良。与他接触的人没一个不说他善良的。不管他做了什么，每个人见到他时，都会如沐春风。从最初他处在下位，对领导对同事零拒绝开始，到他日后权倾天下长盛不衰，无论何时何地，哪怕正在伤天害理进行中，他都面带笑容。这就是所谓的态度决定一切。哪怕是金玉良言，连喝带骂地说出去，也没人接受，甚至可能结仇。而带着三分笑意，哪怕伤到了谁，都是“不小心”的。蔡京力保邓洵武就是这样，自己身在雪中，也给别人送炭，让对方感动到死。这样结交到的朋友，就算不在一起工作，都会有大用。用处来了，邓洵武要把蔡京搞回到开封城来，这个想法是多么的疯狂。他只是个小官，父亲还死了，从哪一点来说，都不可能有童贯的能量大，可事情真的办成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特殊本领。——邓家的家传套人大法，外加邓洵武本人的历史功底。想套一个普通人都要大费周章，何况是诱惑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为了达到目的，邓洵武做了海量的准备工作，超级多的数字理论，完美的震撼效果，他相信只要抛出去，必定会让赵佶热血沸腾，无法自制。但是他仍然很小心。因为这些都得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面。赵佶是不是跟他的父亲、他的哥哥有一样的灵魂呢，曾经让哲宗心动的东西，会不会也让赵佶怀念？这可真是说不准，从赵佶登基以来最初的大半年里，他是多么的旧党啊。……可是，谁又能忘记，哲宗从十岁起一直忍到十九岁，这期间任凭高滔滔为所欲为，坚忍的程度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思前想后，弟弟也许和哥哥有些相似。但就算不像，该做的事也要去做，尤其是向太后已经死了的现在。某一天，邓洵武终于找到了机会，单独接近了新皇帝。邓洵武：“恭喜陛下。”这种开场白很正规。赵佶：“喜从何来？”赵佶也习惯，每个皇帝每天都要被恭喜很多次的。邓洵武：“陛下的宰辅选得好，韩相公、曾相公众望所归。”赵佶沉默，这事儿前两天有人说过了，是中书舍人徐勣，很可能会因为这事儿在史书留名。现在邓洵武来，第二次贺喜没红包的。真是浪费时间。却听见邓洵武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可惜……”可惜什么？赵佶立即警觉。邓洵武说了下面这段话：陛下是先帝之子，首相韩忠彦是已故宰执韩琦之子。先帝当年改革实行新法，韩琦反对，现在韩忠彦执政，继续反对新法。以此看来，是韩忠彦能继承父志，而陛下不能。赵佶神色大变，这是侮辱！为人子者继父业，这是起码的职责，是延续血脉的骄傲，是对父亲的认同。如果不能，不是承认父辈有错，就是自己无能。这让一个刚满二十一岁的聪明、好高、血气方刚的青年如何忍受？可是又能说什么，之前他的所作所为，哪一样都真切地背叛了父亲和哥哥。难堪的沉默中，邓洵武在坚持，他当然不是来特意侮辱皇帝的，现在局面良好，一切都在掌握中，皇帝的情绪在波动中。他紧接着说了一句：“您想昭续父兄之志吗？”赵佶更加沉默了，他怎能不想，这是个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事情。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神宗时代怎样他当时太小，没印象不好评论，可高滔滔、宋哲宗都做了什么，他亲眼目睹。国家的党争是被哪方挑起来的，国家的利益是由谁争夺回来的，只要稍有理智的人，都会一清二楚。他是新党，他的心是奋发向上的。这非常符合以往历史的发展轨迹，二十余年来，执行新党的，都是有血性、敢冒险、为国为家敢说话敢办事敢出头敢到外国砍人的人；而旧党一方，两代领袖都是从来没走出后宫的死老娘儿们，所有的党员都是些年近花甲甚至近过花甲的糟老头子，特点是对外妥协对内凶狠，一群弄不清国籍的妖孽。赵佶激动且犹豫着，他是谨慎的，之前为什么忍了向太后那么久，就是要把皇位坐稳了。现在哪怕再动心，也不能说什么。笑话！随便谁来激昂一下，就想让本皇帝走独木桥？新法是那么好实施的？俺的父皇、皇兄死那么早，都是变法累死的。那么多人帮着，还累死，作为一个脑子没炎的人，俺绝对不会没准备就走上去。他想到的，邓洵武在来之前都想过了。这时他决定把精心准备的最大底牌亮出来，是成是败，在此一举。邓洵武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纸卷轴，交给了赵佶。这张卷轴上没有画，是一张列表，形式和《史记》的年表相似，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类，每一类分出左右两栏。左边的是新党，右边的是旧党。在旧党的一边，人名像密密麻麻的蚂蚁，上至宰执公卿，下至侍从舍人，满朝文武齐备，有一百多人；另一边的新党很可怜，在宰执一栏里，只有一个人，叫温益。这就是当时的现状，新党被全贬光了，只剩下一个温益。温益是谁，谁知道啊，至于那位曾布曾大相公，他是新党吗？他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无耻的骑墙派，两面倒。这份席卷整个朝廷，给满朝文武划成分的纸轴，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赵佶此时的心情。悲凉啊，想变法谁来帮？没有羽翼的皇帝，比一只鸡都不如。爱莫能助……是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爱莫助之图》，就是它点燃了北宋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党派之争。从那以后，没有党派了，所有的理念、理想、坚持都会变得荒诞，越坚贞，越会感到可笑。回到这张卷轴，如果只是展示了绝望，当然不是邓洵武的目的。赵佶很快发现了个秘密，他看到在左边新党的名下，除了温益之外，还有另外一块被遮住了的地方。下面好像有东西，是什么？这时，邓洵武走上来，把遮住的东西拿开，露出了下面的两个字，“陛下，如果您想继承父兄之志，振兴宋朝的话，只有这个能帮你，非他不可。”蔡京。看到这两个字，赵佶很犹豫。他对蔡京不了解，更加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写手的话就托付国家命运。他想了想，背着韩忠彦，把曾布找来了。曾布是目前新党资历最深的元老，他的话应该是最权威的。赵佶问：“有人说国家兴旺，非蔡京为相不可。卿以为如何？”问得很玄妙，回答得很经典。曾布说：“臣不便参与议论。”这实在是个含蓄优雅的拒绝，既不露骨，又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开玩笑，好不容易出卖了新党才爬上了第二号首长的位置，现在弄蔡京回来平起平坐，甚至是顶头上司，还问我什么意思？当我受虐狂啊！赵佶却不生气，从他问曾布开始，心里就有了盘算。要不然为何不问韩忠彦呢？他转过头来向另一个次相温益说：“温卿，就由你来操作这件事。”温益很高兴地接受了命令，这实在是全体新党都喜欢的事，不为别的，能有人和曾布唱对台戏，没人不高兴。以上就是蔡京回开封城之前的形势，到了这一步，曾布既要掀翻首相韩忠彦，又要确保首相的位置必须落到自己的手里，已经没得选择了。他只能隔几天之后，抢在上调蔡京回北方之前，写奏章表明立场，说他想通了，蔡京同志非常适合最高领导层的工作，我推荐他到宰执层任职。……贱人，出尔反尔，这就是他一生的写照。蔡京回来了，之后发生的事满足了曾布一生的愿望。合蔡京、曾布之力，一个小字辈的韩忠彦算什么？没用什么大动作，只是日常工作里的小绊子，就把韩二公子挤对得欲哭无泪，主动辞职了。首相空位，曾布以最高资历当选。如愿以偿了，曾布快乐、幸福，想想一辈子不断沉浮，总是站在山顶望天空，半步之上就是人臣巅峰，可就是上不去。简直郁闷死，他一直在猜，王安石是什么感觉，司马光是什么感觉，章子厚又是什么感觉……大权在手，快哉！为了深切地体会这种快乐，他决定为所欲为一把。一个很一般的人事变动，任命一个叫陈祐甫的人担任户部侍郎。这事儿真的不大，侍郎只是中层干部，京城里高官如云，官职调动的速度像蚂蚁搬家，是历朝历代里最频繁的一个。这点小事儿，只是一片浮云，谁去注意呢？应该说，曾布以这种级别的小买卖开张，魄力真是太渺小了。但他偏偏就倒在了这件事上。很乖的、以零拒绝服务著称的蔡京生平第一次与人作对，他以空前激愤的语气向赵佶控诉这种可耻的行为，“陛下，爵禄者，陛下之爵禄，难道宰相可以拿来讨好亲戚？”稍加一句，陈祐甫的儿子是曾布的女婿，两人是儿女亲家。自己的那点儿小心思被当众揭露，曾布怒了。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是谁，是敢和章惇叫板的英雄好汉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别的好说，比如各路兵马的任务，由谁去抄后路，由谁来打埋伏，由谁肃清开封周边的金军游骑等等军事调配，这是正常的军事任务，下令就是了。比较伤脑筋的是，哪天开始行动呢？要选一个良辰吉日才行，选……谁有资格选，谁懂呢，最后大家一致认定，要找专业人才。于是，一个江湖术士光荣中奖，由他来定这个无比重要的日子是哪天。术士说，二月六日好。嗯，宋朝官方全体同意，就那天了。时间还早，大家要耐心。在等待中，一个人越等越怒，越怒越急，越急越觉得命运对他实在太不公平了。这人是姚平仲。姚平仲，字希晏，西军大将。翻开他的履历就是一部郁闷史。他很神勇，十八岁时参加了臧底河之战，杀敌无数，在军中声望鹊起，被称为“小太尉”，也就是无冕的节度使。这样了不起当然引起了上层注意，童贯一时高兴召见了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愉快的、成功的、父慈子孝一样的见面，没想到姚平仲典型的恃才傲物，不把太监当回事。童贯大怒，能打是吧，有功是吧，资金扣发，赏一双小鞋穿穿。方腊起义，童贯率西军南下，他特意带上了姚平仲。这人是不识好歹，但真是能打，所谓光干活儿不给钱才是小鞋的王道，姚平仲不上前线谁上。战争打完，姚平仲的战绩再一次辉煌，童贯想了想，有点不忍心了。他把小姚叫来，摆出大笔金银，说都赏给你了。姚平仲却仍然冷冷地说他不要赏钱，他只想见皇帝一面。童贯大怒，给脸不要，你小子想报复是吧，想当面向皇帝诉苦是吧，偏不让你如愿。让王渊、刘光世等乖宝宝进京面圣出头露脸，姚平仲，你回边疆上继续为国立功！这次金军入侵，姚平仲积极响应勤王号召，带兵杀到开封城下，满以为立功的机会来了，却不料李纲定下的计策简直是量身定做一样的压抑他。这也太有针对性了吧，数遍开封城内外的宋朝主将，王宗楚是禁军大头领，金殿上的摆设而已，只配欺负平民；李纲纸上谈兵，再怎样也别想率军出战；种师道老得牙都掉了，据说来的路上还躺过一阵担架，只有他姚平仲战功赫赫，是主战型的、年富力强的战将。可李纲的计划偏偏就没有决战的环节，让他没有用武之地。尤其是最后一步，在黄河岸边解决完颜宗望，那时金军已经耗尽了锐气军力，宋朝二十多万兵马一拥而上，是个乱刀砍人的局面。他再神勇，能显出什么？不行，这太不公平了！姚平仲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摆上历史舞台的最中央，让闪光灯照耀自己，只照耀自己，把之前所有的亏欠不平都补回来！姚平仲在二月初一日夜间率领一万步骑出城偷袭金营。他想得很好，比如生擒完颜宗望，救回康亲王，这些都是不世大功，他必将从此登上宋朝军人之巅。这巅峰会高到何处，以“复燕云者王”为例，童贯一个太监都能做到郡王，他这时解京城之围，救亲王、解帝危，到论功行赏时只有一个可能——胙土分茅。当异姓王。他这样激动地冲了出去，迎接他的是等了很久的金军。完颜宗望居然早就派人在半路上截杀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金军的掌握之中！消息走漏了，只有这一个可能。那么内奸是谁，隔着城里城外二十多万宋朝正规军，消息都能如此准确及时地送过去，这是怎样的手段……这个内奸又是个什么样的等级？这些在历史中没有记载，所以只能去猜，去愤怒，却无法分析得出。而当时姚平仲的命运也是这样，一万步骑去偷袭还勉强，夜间被对方反偷袭，只有迅速崩溃这一个结局。姚平仲没死，他逃跑了，这个逃跑是传奇级的，足以载入世界史册。他当晚马都丢了，骑着一匹青色的骡子狂奔，一昼夜间居然跑出去了七百五十里，到达了邓州，到这儿才吃着早饭。之后入武关、到长安，想进华山里隐居，但是想了想，华山太小了，不安全。他骑上骡子继续跑，跑进了四川，到了青城山的上清宫，到这儿他已经远离中原，没人认识他了。可他还是觉得不够远。继续跑，跑进了大面山，深入二百七十余里，连采药的人都见不着了，他才把那匹骡子放了，找个山洞开始以后的生活。这人活得挺好，过了几十年，到八十多岁时才从深山里走出来，他“紫髯郁然，长数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择崖堑荆棘，其速若奔马。亦时为人作草书，颇奇伟”。有传说，他在山里年久得道，是个仙人了。呸，说他是仙人，不如说那头骡子才是神骡。回到公元1126年二月一日的夜晚，姚平仲率军出击时，城里的人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是李纲，他按照惯例在巡视城防。知道的人是皇帝赵桓，他得到消息后不是派人去追回姚平仲，而是紧急派人通知李纲，说姚平仲已经出击了，肯定成功，你马上亲自带人去封丘门外接应。李纲呆了，这是哪儿跟哪儿，他是城防司令，大将带人冲出去了，居然没有事先通知他。看命令，是钦宗亲笔写的，想犹豫吗，这样的命令一口气连下了三道，不容他不照办。于是，李纲率兵出城，事后证明这还是很必要的。金军在击败姚平仲后，立即向开封城推进，想在黑夜中乘乱攻城。李纲刚好在城外幕天坡附近迎上了金军，一通乱战，他在城外把金军打了回去。这一夜终于过去了，当他在黎明拂晓时分回到城里后，发觉城里比城外乱得还厉害。大宰相李邦彦怒了。首相大人暴跳如雷，什么偷营、截击、救人、救国，在他的心里都是犯罪，这会激怒金军，害了他的性命！他早就说过不能打，现在好了吧，谁说能赢的，输得人都跑光了。李纲也很紧张，姚平仲打乱了计划，让他的全盘布置都落空了，现在这样，怎样为继？关键时刻，种师道站了出来。老将的经验是无与伦比的，他根据这时的局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打法。——劫寨是个失误，但也可以转化为胜机。昨晚失败了，那么今晚再去劫，还失败的话，连续劫十天。十次之后金军必将疲惫，无法支撑，只有退兵一途。那时，李纲计划的后半部分仍然可以实施，黄河两岸仍然是金军的覆灭之地。这个计策好不好，相信只要脑子里稍微有点皱褶的人都能分辨出来，可惜的是，这时宋朝的当家宰相就是个没皱褶的……李邦彦拂袖而去。他下决心再也不跟这帮疯子混在一起了，为了身家性命的安全，这次必须把局面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毕竟，我才是首宰！李邦彦发怒的同时，牟驼冈上的完颜宗望也爆炸了。他跳到张邦昌、赵构的面前一通吼叫，痛骂宋朝背信弃义，一边说讲和一边来偷营，你们宋朝能不能更无耻一些？！为什么骗人呢？面对咆哮的完颜宗望，张邦昌、赵构的反应截然不同。张邦昌吓坏了，一摊泥一样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请求原谅，再三向女真人保证，他是一个诚实的、柔软的、百依百顺的宋朝人。完颜宗望一见此景心情大好，提起全身功力加倍吼叫之后，决定把张邦昌牢牢地记住，以后当做重点培养对象使用。赵构却不动声色，任凭完颜宗望声情并茂哪怕飙出恐龙音都无动于衷。这让完颜宗望惊奇之余很怀疑，这是宋朝皇室的亲王吗？这和普遍意义上的宋朝上层人物反差太大了……不会是宋朝舍不得亲王，随便派了个小青年来冒充吧。完颜宗望决定退货，不管赵构是不是康亲王，都要求换人。让宋朝派个别的亲王来，换走这个表情痴呆症患者。张邦昌、赵构的命运就在这时决定，之所以两人以后的遭遇天差地别，说到底，完全是自己的胆识修养决定的，半点都不用怨天尤人。赵构被送回开封城里，这时开封城正在沸腾中，是千年以来，哪怕开封还叫大梁城以来，都没有过的新鲜热辣。北宋一代，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正在上演。民变！事情是李邦彦挑起来的，这位抓狂的首相很神勇，说到做到，真的在这种局面下的都城里搞事了。他以军事失利为由，把李纲、种师道罢免，全盘接收军权，废除了李、种之前的军事安排，全心全意纯洁剔透地向金军投降。赵桓麻木中，对李首相的举动不予置评不予支持不予反对。他只是希望再别有人去打扰他了，让他安静一小会儿就好。就在这时，金军使者送赵构回城，顺便要求宋朝解释。李邦彦立即就解释了，这和他没有关系，全是李纲、种师道干的，什么，你们愤怒，那好，我可以把李纲绑上交给你们，带回金营去好了。金军使者傻掉了，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宋朝人是不是在拿我开涮？面对此情此景，该使者决定镇静、淡定、从容，绝对不给宋朝人开涮的机会。他拒绝。李纲你们自己留着吧，想打想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留下了赵构，带走了越王赵偲，回营交差了事。金国人走了，李邦彦长出一口气，觉得还是不安全，他想到了之前被李纲扣下的三镇割让诏书，这是金军着重要求的，怎么能忘了呢？他派专人去金营交割这三镇的归属。这位专人在历史里还是很有名的，姓秦，叫秦桧。做完了这些，李邦彦才感觉应该休息一下了，他累得要死又轻松得要命地走出了宫门，刚要回家，迎头撞上了陈东。一千多名太学生在陈东的率领下向政府请愿，在他们的身后是十多万的开封军民。他们要求罢免李邦彦，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一致对外，停止内耗，给宋朝的百姓们一条生路。十多万人走上街头，相当于开封城里十分之一的居民总数了。他们忍无可忍，根本没必要再忍了，因为号称全世界最富裕最文明最平安的都市开封居民们已经一无所有，变成了赤贫。这根本不是城外的异族人害的，都出自于城里宋朝自己的官员之手。李邦彦、王孝迪甚至是新皇帝赵桓，他们一道道的命令，把他们的身家财产全都充公了！现在李纲、种师道也被罢免，这等于毁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生存的希望。到此地步，只有反抗！面对汹涌的开封市民，李邦彦的第一反应是可笑，这些贱民们真是发癫，这样有用吗，我是官你是民，只有被领导的命运！可是他错了，这个只会唱曲子耍把戏的无赖忘了这再不是蔡京、童贯的时代，他一个弄臣一个小丑的本质，再也没法压制民意。老百姓们一拥而上，板砖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了过去，十多万人怒喝，你一个浪子怎么配做宰相？！李邦彦抱头鼠窜逃回皇宫。民变了，这个消息像飓风一样刮向开封官场，官方迅速做出反应，派开封市长去弹压。开封府尹王时雍赶到现场，他抓住重点，对太学生们说，你们这是在要挟天子，是在犯罪知道吗……王时雍迅速逃离，后面是无数的板砖石块。新任宰执吴敏出面，觉得自己是册立新君的有功之臣，有面子有影响，结果一样被赶跑。民潮进一步汹涌，他们到了皇宫门前，敲响了登闻鼓，要皇帝出宫来见面。出来的是十多个太监，都是些平时作威作福有头有脸的，他们想用皇帝的名义往外赶人，因为实在太不成体统了，连登闻鼓都敲破了……一会儿之后，这十多个太监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碎肉。杀人了，局势升级，马上就要不可控制。军方终于出面，禁军殿帅王宗楚进宫面见赵桓，请示任务，是杀人还是妥协，哪个您快点选。赵桓选妥协。于是，以官方文件对外宣布李纲恢复原职。这个文件写得很快，派专人送出皇宫传达给李纲。到这步，民意胜利了，政府的危机也算过去了，可事情居然还是出了岔子。问题出在送信的“专人”身上，这是个叫朱拱之的大胖子太监。事隔几百年我都可以肯定，这一定是有人故意恶搞，皇宫里太监无数个，这样的急事居然派出个大胖子。只见这位巨胖，在万众瞩目下走出了皇宫，一步一颤一寸一挪，无比艰难缓慢地向李纲家的大门前进……直娘贼，腌臜泼才，忒煞欺负人！十万人一拥而上，朱胖子也碎了。官方被进一步震撼了，这次快马加鞭再没有半点阻碍，去宣召李纲上任，第一个任务是立即赶到事发现场，安抚百姓。读史到这里，要注意。这不是什么胜利，更不是件好事。在民意来说，在看客来说，这很过瘾，真是出了口恶气。但对当事人来说，比如陈东，就危险之极了。官方的人不是白杀的，当时就有人劝陈东逃跑。陈东哈哈一笑，跑什么？现在我的头已经掉在地上了！只是为国为民，必须把这件事做彻底了，别的根本不去考虑，也没法考虑。对李纲来说更是这样，不说他在东京保卫战中得罪了整个官场，光是这时的民变就让他万劫不复。民心向李纲，致皇家于何地？！当李纲来到现场，接受百姓欢呼时，不知他是什么心情。李纲出现了，百姓们没有满足，还有种师道。大敌当前，他们最看重的是军方人物。官方百依百顺，派专车接来了种师道。当车帘掀起，露出种师道的满头白发时，开封城的市民们才放心满意。他们散了。这次民变的作用是伟大的，不仅一举让腐烂怯懦卑鄙无耻的宋朝上层屈服，连城外的金军也怕了。当李纲、种师道重新上任的消息传到牟驼冈时，完颜宗望下令撤退。宋朝终于爆发出了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气势，仅仅是气势，并且是民间的，金军就怕了。他们带着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珍玩玉器，向北方撤退。东京保卫战至此结束。但事情并没完。金军还在宋朝的境内，这一点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第一种，是首相李邦彦。这浪子还是首相，开封市民们太善良了，至少要让这个败类罢官才能散嘛。可是百密一疏，这人还是宋朝的顶级高官。金军在境内，他寝食难安，时刻紧张。他觉得无论再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要送走这批凶神；第二种是种师道。老种将军觉得这是机遇。他说，李纲的计划仍然是可以执行的，立即运动兵力到黄河两岸，无论在哪一端展开围攻，仍然可以全歼来敌。这事没有展开讨论。种师道被勒令回西北老家去，隐居还是当兵随他便，国家的事不必他操心。至于黄河两岸，李邦彦派人送了两面大旗过去，上面写着“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军法，杀无赦。这样两面大旗在黄河两岸迎风招展，保佑着完颜宗望率领六万金军，拖拖拉拉带着无数辎重渡过大河，踏上了回家的道路。至此可以总结一下了，这一次所谓的东京保卫战的本质是什么。抛开一切的细节，看最主要的脉络，我们会发现，金军只是打了两次毫无效果损失惨重的强攻战，一次连开封城门都没能摸到的反偷袭，就得到了千万两白银、百万两黄金、亲王为人质、割让北方三镇的空前胜利。怎么得到的呢？全是宋朝自己拱手送上来的，不仅一定要金军收下，连回家上路时的安全都单方面保证了！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本质。根本不是什么战胜战败，而是媾和！第二十一章钦宗式沉沦尽管是“媾”，宋朝的上层也很满意。金军围城长达四十余天，这时雨过天晴，怎一个舒爽了得！安心之后，大佬们开工，去收拾乱摊子。在这个过程里，宋朝上层显示出了非同凡响的行政能力，把想干的事有条不紊地一件件完成。第一件，清理开封城。这段日子实在太乱了，开封城自从姓赵以来，近一百八十年一直安静祥和，现在居然闹民变了。追究责任，都是太学生闹的。很好，秋后算账。其实，事发当天李邦彦等人就已经动手了，在李纲、种师道露面，开封市民逐渐散去之后，官方突然集结人力，抓捕了几十个“暴徒”，不经审问，直接斩首。这就是宋朝当局对民变事件的处理态度。这时金军退走，宋朝没有了外患，可以全力以赴地处理内忧了。李邦彦、李棁提议，把陈东等太学生领袖抓捕，擒贼擒王，直接快当。王时雍反对，开封市长认为这样太幼稚了，杀了一个陈东，还会有张东王东，这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出兵包围太学，把所有的学生一网打尽，全部处死。这个提议太彪悍了，立即震动官场，万人传扬。想想连姚平仲夜袭都能泄密，这样的事能不飞出皇宫，传遍开封城里的大街小巷吗？太学院里一半的学生立即消失闪人，离校出走。这让王时雍非常扫兴，这样就没法做到规模宏大血流成河了。不行，太学院的官方要立即出面，去召集学生们回校等刀。国子司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哲马上赶到了太学里，把剩下的一半控制住，并通过种种渠道向没走远的学生们讲话，快回来吧，再不回来的
一个不剩。这个谋杀的消息传到了高杰部队的大本营，为复仇而急红了眼的将士扑向许定国军营。此时，这位明朝的将军已经投奔满军了。
勤王选择
据说，史可法得知高杰死讯后失声痛哭，大呼：“中原不可复为矣”！但是他仍然希望保住高杰的4万部队，加以统一指挥。这支队伍是长江以北所有队伍中最优秀的。高杰的遗孀，即李自成的宠妾邢氏，也希望为南明保住这支部队，并且可能曾建议史可法任命高杰的女婿李本深继任已故镇将的指挥职位。至少，这是史可法向弘光皇帝的推荐。朝廷拒绝了这个请求。据一些记载说，马士英担心这个任命会加强史可法对高杰余部的控制，使他扩大个人势力。据说，马士英曾经煽动怂恿其余三镇上书抵制这一推荐。最终，南京政府选定了兵部侍郎卫胤文来担任管辖高杰部队的地方总兵官。结果高杰部队的绝大部分没有能作为一支完整而训练有素的军队保留下来。因为不肯接受他们继任将军的领导，他们四散离去。从那以后，直到南明首都的陷落，这支前义军的残部盲目地向扬州和南京流窜。史可法为此十分惋惜。他的沿黄河的第一道防线已经破裂了。在战争的这一如此紧要的关头，有些人仍然相信进攻策略能够挽救南京。他们认为，只有恢复北方的积极努力，才能保证那些其力量举足轻重的地方豪杰的不断支持。不错，李际遇已经随同许定国归顺了满人，但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豪杰，像河南的刘洪起，山东长山县的刘孔和，他们似乎准备抵抗新的统治者。这时，那些最初因希望率先恢复中原而跟随史可法的激进的文官和将领们，把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这一可能性：那些乡绅率领的武装会奋起而响应在淮阳的军事进攻。大约就在此时，徐州诗人阎尔梅被聘为史可法的营中幕僚，即私人秘书。他在1645年2月15日与史可法的谈话中，力请史可法派遣他的军队之一部进入河南以保卫其侧翼，并鼓励那里的抵抗运动，并由此他才允诺入幕。阎尔梅之意，一是要说服那些对效忠南明犹豫不定的地方豪强，一是要联系在山东以“榆园军”而闻名的农民军。这群在崇祯年间由两个名为任七、张七的人组织起来的骁勇之军，已控制了该省最西南角曹州的盐碱山地和榆林地区。那个地方也是将领刘泽清的家乡，他曾在1640年的饥荒以后镇压过那里的农民起义，并为此受到非议。这时刘泽清是南明的镇将；一些勤王者，包括刘宗周的学生叶廷秀和阎尔梅自己，都希望联结榆园军，在黄河两岸鼓动人民起义，然后与这些“义军”一起收复中原。阎尔梅在他与史可法的会谈中还没有详细说明所有这些计划，史可法也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新幕僚的请求。但是在后来写给史可法的一封措辞率直的信中，阎尔梅确实详细说明了他的北伐战略和驱使他采取这样一种战略的强烈感情。在那封既谈到了军事计划，又谈到了义士节操的信中，阎尔梅反复指出，为恢复北方而战的时机已经成熟。流寇初陷京师，中原无主，伪官继至。梅伏居苫块，力未能拒。上书各院道，请兵北伐，又潜纠河北忠勇之士，凡数万，为王师前驱，报先帝之大仇，复祖宗之疆土。这时，就像以前一样，阎尔梅重申“诚以河北皆本朝赤子，忠义未忘”。他说，果决的行动和大胆的进攻，能够振奋人心。人心可鼓，不忍先去以为民望也。天下豪杰少而庸众多，必有人为之倡导，而后闻风者，乃有所观，感而兴起。阎尔梅在他给史可法的信中认为，欲收此效的最好办法是史可法自己率军自扬州开赴此地。与淮阳地区的其他军队不同，史可法的军队不是流寇和乌合之众，它由受徐州百姓欢迎的“义士”组成。此时，那里的百姓正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为了避免这一难逃的厄运，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史可法的拯救。“若惟恐师相之不旦夕至者，此其心何心哉！”实际上，阎尔梅指出，史可法军队在南方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潜在的抵抗运动。因而，给予那些忠君的百姓以帮助而不是置之不管，就更是他的责任了。譬争渡者，偶失足堕水中，且沉且浮，得一人手援之，未有不应手而出者，顾援之者缓急何如耳。谓其必不肯出，而弃之勿援也，天下有是理乎？简言之，如果史可法不这样做，他就如同是抛弃了一个落水待毙的人，国家的生存也就毫无指望了。献身与妥协
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不仅细述了采取进攻战略的各种原因，而且也解释了为什么阎尔梅自己感到有责任去这样做。无疑这代表了许多南明忠君之士的同感。阎尔梅告诉史可法，他自己的老师也认为他是一个特别固执好辩的学生，可能比大多数人都直言无忌，不过有很多由于南京政权拒绝采取积极军事行动而日益失望的人，也与他心情相同。大之不能酬国家三百年之恩泽，小之不能庇宗族十亩之桑梓。对于他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报效国家之责远远重于维顾亲友，尽管履行这种高尚的义务可能意味着“逆祖”、听凭妻室饿死以及族人唾骂。亲戚劝之行而不肯行，朋友招之隐而不肯隐。阎尔梅还把忠君义务置于苟且偷生之上，把良知置于俗论之上。且古贤士所以重知己之感者，不重其恩，重其心也。重其恩者众人，重其心者贤士。重其心之爱之者众人，重其心之敬之信之者贤士。豪杰之士宁为人所不爱，不肯为人所不敬、不信，则知己之故，盖难言之也。这种绝对忠诚的典型是古代的侠义之士，他们的气节象征着礼的至境。阎尔梅说，今人多把礼当作仪式，但是那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了一个人忠于其信仰的义务。侠义之士对“诚”的执着追求——一己的是非之心——在理想上高于所有其他情感。同样，对阎尔梅来说，体现于“诚”的最高献身，概括了“礼”的古老而崇高的意义，这远高于把“礼”说成是“敬”、“顺”的通俗解释。“礼之中有敬之之意焉，有信之之意焉，甚则有杀之之意焉（如果为了信仰的话）。”阎尔梅写给史可法的信在结尾颇为狂傲不驯。阎尔梅写道，一个豪杰之士可能并不认为别人会赞同他，但是他至少十分希望得到尊敬。可以肯定，如此固执之人在太平盛世是不易为别人所容的。但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需要的却是非常之人。如果有人想起用这样的英雄，那么他要么是认真地采纳其建议，要么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死。用其所不得不用，斯杀其所不得不杀，杀之者敬之信之，非易之疑之也。易之疑之则亦不足杀矣。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咄咄逼人的要求了。不过，阎尔梅的个人正义感并非无可争辩。他这种空想的、甚至浪漫的临难不苟行为，构成了一种用以升华自我的目的伦理。在满族征服战争中许多年轻的“有志之士”都是如此。但是也存在着另一个同样强大的责任伦理，如果需要，甚至可以用孔子的话来证明其权变观。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史可法是一个“惧”多于“豪”的人。因为担负着保卫一个王朝的责任，他承担不了此时轻率决策的后果，也不取莽撞下令。不管阎尔梅解救徐州的呼吁如何激烈，史可法也腾不出手来完成此举。尔后史可法给了阎尔梅一个措辞巧妙的答复，对迅速进军徐州的计策含糊其词，感谢阎尔梅无可怀疑的忠诚，并且谨慎地暗示，他很知道阎尔梅的急躁脾气。此后不久，阎尔梅受命西进河南，加入高杰余部，组织了一道抵抗多铎军队的薄弱防线，以防满军南侵。阎尔梅确实向西出发了，但在3月6日他到达前线之前，他觉得他的使命毫无希望，于是返身而回。因而当满人最后进攻史可法扬州大本营时，他却在安徽中部的庐州平安无事。满人渡河
然而，与此同时，史可法仍然肩负着指挥淮阳地区各方面防务的责任，以抵抗多铎和豪格对他防线的不断猛攻。有一些迹象表明，他可能想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避免北进，以使满人替他消灭大顺农民军残部，但史可法同样知道，一旦清军打败或收编了那里的义军流寇进而占据黄河的右岸，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南方，进攻沿大运河一线的南明防线。因此，他与阎尔梅以及其他光复者的想法相同，即最好的防御战略是进攻。他上疏皇帝说：自三月以来，大仇在目，一矢未加。昔晋之末也，其君臣日图中兴而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尽力楚蜀，而仅保临安。盖偏安者，恢复之退步；未能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左懋第的信使也得到指令，朝廷已经决定采取更为保守的防御政策。与此同时，满人已经越过了在河南境内的黄河，并且到达了黄河在江苏境内的北岸。对史可法来说，防御和进攻是一致的。在时机尚未失去的情况下，他希望南明方面发动一次反击，用来援助可能正在守卫徐州的李成栋的明军，也用来保持和激发光复北方的信心。于是史可法从扬州出发，将其部队转移到洪泽湖边的泗州。然而在他要进军徐州之前，他得到消息说，在他离开的时候，黄得功知道了高杰被害的消息，准备对扬州发动突然袭击，洗劫这座城市，并且收编那些已经退到大运河的高杰残部。这样，为了拯救扬州，史可法被迫取消了他的反攻计划，并迅速赶回他在南方的营部。如要解救徐州，阎尔梅发动“河北千万忠勇之士”的简单计划显然是不够的。尽管史可法自己没有能去徐州，但是侯方岩率领的援军已被派往这个城市，而且南明的一支应急部队实际已渡过黄河，并且直接与满人交上了火。清旗军主力由准塔指挥，他的父亲曾是努尔哈赤的卫士。准塔重创了明军。根据满人的战报说：二月初三日（1645年2月28日），闻南兵渡河，围徐州沛县李家楼，随遣固山额真准塔等，领兵星夜前往。贼马步兵二千有余，屯驻徐州十五里外，我兵冲击贼营，贼兵赴河死者无算。擒斩逆渠六人，安抚百姓，秋毫无犯，获人口牛马甚多。3月11日多铎部队的营部正式从西安迁到了河南北部；4月1日，多铎接到圣旨去指挥南征，以平定江南。在豪格从东面加强进攻的同时，多铎率领他的部队兵分三路直奔归德；在那儿一支部队沿淝水直奔临淮，另一支部队沿黄河直奔盱眙，第三支部队沿黄河北岸过徐州直奔淮安。最后这支队伍是由准塔指挥的，他在取得李家楼战斗胜利后乘胜进攻徐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抵抗，但是在这些抵抗还没有变成强大的敌对力量的时候，徐州驻军指挥李成栋已经宣布归顺清朝，背叛南京了。同时，在多铎部队的侧翼进攻濠州的西部战场，徐州地区的另一个抵抗首领刘良佐也背叛南明，投降了满军。刘良佐和李成栋的变节，标志着满族征伐中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两个将领实际上把整个南明的西北防线拱手让给敌人，使得多铎与远在东方的豪格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因而，为了阻止东部防线的崩溃，史可法沿着从洪泽湖岸边的泗州到黄河南岸尚属稳定的防线，召集尽可能多的南明部队去支援刘泽清的守军，这当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样，在后一个月里，史可法就开始筹划淮安的防务，一切都布置在淮安的南边，在大运河与洪泽湖交汇处的清江浦集结他的兵力。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当他需要南京政权提供所有一切援助的时候，这个朝廷内部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童妃案
在史可法指挥的西部战区，河南北部明军控制区内的巡抚陈潜夫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自称是福王世子前妃的流亡者。这个妇人告诉他，她姓童，她与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后来因为北方农民起义而离散了。陈潜夫迅速通知朝廷，说皇妃还活着，并且满怀喜悦地在1645年4月5日把她护送到南京。皇帝听到童妃到来的消息并无喜色。他没在宫廷上欢迎她，而是把她移交给锦衣卫，由他的一个太监加以审讯。这位太监审问得很详细，对他听到的回答表示相信，即的确如其所称，她是福王世子（现为弘光皇帝）的第三个妃子。因为识文断字，童妃为冯可宗写出了她入福王世子宫殿的详细证明，包括准确的日期，也叙述了在北京爆发起义后他们的流散过程。于是这位太监给皇帝准备了一份记录，呈上了有关她身份的证明，包括她提供的许多细节。然而，当他把这份奏本呈给弘光时，弘光只瞥了一眼，就脸色陡变，挥手把记录扔在了地上：“朕不识之，速加严讯！”随后，他正式下令，由一个叫屈尚忠的太监来进行所谓的“严讯”。屈尚忠可能是东厂特务组织的成员。这道允许采取最残酷刑法的命令，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一些像马士英这样的高级官僚相信，童氏确实是前妃，除非是神经错乱，或者是傻子，没有人会假冒皇帝的妃子，因为皇帝本人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她的身份。实际上，马士英不能理解为什么皇上拒不认账。根据一份记载，马士英曾对阮大铖说：“童氏系旧妃，上不肯认，如何？”阮大铖回答说：“吾辈只观上意，上既不认，应置之死。”站在一旁的张捷说：“太重。”阮大铖说：“真则真，假则假，恻隐之心，岂今日作用乎！”但马士英坚持说：“真假未辨，从容再处。”童氏声称曾为福王世子生过一个儿子一事，对马士英影响尤深。在他看来，一切刑法的动用都应暂缓，直到在河南找到这个孩子并把他带到南京为止，以安抚那些愿意相信她的身世故事的百姓。但是为时已晚。在弘光1645年5月1日下令把她交付给他的太监拷问之后，她备受酷刑。一个当时人记录道：其血肉之模糊，不忍卒观。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她被带回扔进地牢，三天以后就死在那里了。童妃案件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是使那些忠君之士保住势单力薄的河南营寨的一切希望都化成泡影，因为在这里，浙江的投机分子陈潜夫参与了童妃的“阴谋”。几个月以来，陈潜夫一直努力把许多河南豪杰的营寨联结成为勤王力量的防线。不过，他和他的主要同盟者刘洪起（他在开封和汝宁地区指挥着大批部队）一直与极力想把河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马士英不和。马士英起初想任命阮大铖为河南巡抚，此举失败后，他设法使其妹夫越其杰担任了这个职务。越其杰很快就使得河南最有势力、控制南阳地区的豪强萧应训失去了对南明的忠诚。在镇压大顺农民起义军余部的战斗中，萧应训收复了这个省西南部的一些城镇。但是，当他的儿子萧三杰亲自向越其杰报捷时，这位巡抚指责他们父子二人是土匪。萧应训及其部下向越其杰关闭寨门以示抵制。当越其杰通过这个地区时，遇到的是关团的栅门和敌视的哨兵。另一方面，当陈潜夫经过河南时，却受到了每个寨主和豪杰的欢迎。出于嫉妒，越其杰向马士英诋毁陈潜夫，马士英则一直想方设法煽动人们反对这个人。此时童妃案发，作为发现童妃的南明官吏，陈潜夫受到了可怕的牵连。对马士英来说，已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陈潜夫了。陈潜夫以同谋叛逆罪被投进了监狱，但这就把河南的统治权留给了马士英的妹夫、无能的越其杰。这样，那些豪杰对南明的忠诚都相继丧失了，河南暴露在长驱直入的清军兵锋之前了。童妃案的第二个重要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对弘光皇帝本人的信任。根据透露出来的童妃被捕和受虐待的详情，特别是她自己的身世，大多数人都认为童氏确实是福王世子的妃子。但是为什么福世子、现在的皇帝拒绝她返回宫廷呢？是不是他有什么理由不想让她看见呢？他对她有些不放心吧？南京的官吏和百姓们提出了这些疑问，因为这使人们想起，福王世子在马士英的军营里介绍他自己时，是用了一个王侯的玺印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在北方混乱的起义军占领时期得到了真正的印玺，冒名顶替真正的福王世子，然后向马士英谎称他是一个王室的继承人呢？如果这些确实发生过的话，那么这样一个冒名者当然是无法骗过他的前妻的。那是不是说现在的福王世子是个冒充者，而童氏倒是合法原配呢？这样，童妃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弘光皇帝本人合法性表示怀疑的风波。尽管这些传闻可能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
到鲁文公松口。公孙敖以罪臣之礼被安葬。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太令人伤心了，以至于灵柩回到鲁国之后，遗孀声己既心痛又心寒，拒不相见，只是在灵堂内设了一道帷幕，躲在帷幕内伤心大哭。而他的堂弟公子遂，本来按照礼仪应当在其下葬的时候哭，也因为曾经的夺妻之恨，不打算哭。这时又是叔仲惠伯出来劝谏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点。虽然不能善始，但可以善终。古人说，‘兄弟致美’，有困难的时候互相救助，有开心的事就前去祝贺，遇到灾难要表示慰问，祭祀祖先的时候恭敬如一，有人过世则致以悲伤之情——各种感情虽然不同，然而不绝其爱，就是亲人之道。您做事从来不失其道，怎么在这件事上授人以柄呢？”经这么一教育，公子遂才挤出几滴眼泪，带着兄弟们在公子敖灵前假假地哭了一阵。若干年后，文伯的儿子仲孙蔑长大成人，又从惠叔手里继承了家业。公孙敖在莒国所生的两个儿子跑到鲁国来投奔他。仲孙蔑对这两位叔叔极其仁爱，国人皆知。但也有人暗中使坏，对仲孙蔑说：“这两个人来鲁国，是为了杀你。”仲孙蔑将这事告诉了季孙行父。莒国来的两兄弟听到了，互相商量说：“夫子（指仲孙蔑）以爱我们闻名，我们却以想杀他闻名，落个以怨报德的恶名，还不如一死。”于是主动要求参加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全部战死沙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襄王去世，公孙敖带着吊丧的财物逃到莒国，鲁文公也没有再派人补送丧礼。可能在鲁文公看来，这丧葬费只要花出去了，不管花到哪都算是尽到了义务。后来新任周天子（周顷王）派大臣毛伯到鲁国，索取会葬的礼金。对于王室的行为，《左传》不以为然地批评：“非礼也。”大概意思是，天子不求私财，总是低三下四地向诸侯讨丧葬费，未免太跌份了。【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公元前615年冬天，就在西乞术访鲁之后不到两个月，晋国西部边境再次震动。为了雪耻五年前的令狐之役，秦康公亲自率领大军讨伐晋国，一举攻占了羁马（晋国地名）。晋国人起兵抵抗，在河曲与秦军对峙。晋军由赵盾担任统帅，荀林父为中军副帅，郤缺担任上军主帅，臾骈为上军副帅，栾盾担任下军主帅，胥甲为下军副帅，范无恤担任戎车驾驶员，韩厥担任司马。韩厥是老臣韩简之孙，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韩献子。在当时的人看来，韩厥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前面说过，司马就是军中的司法官，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宪兵司令。秦晋两国大军在河曲对峙的时候，赵盾故意派人驾驶自己的战车冲撞到队列中，干扰部队行军。韩厥将这个人抓起来，审问之后，就按规定将他处死了。大伙纷纷议论说：“韩厥这下玩完了，他的主子早上才任命他当司马，晚上他就杀掉主子的司机。这样的人，谁还敢用他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赵盾将韩厥召到中军大帐，不但没有骂他，反而以礼相待，说：“我听说侍奉国君的人，应该比而不党。以忠信之心推举仁义之人，叫做‘比’；出于私心而推举人，叫做‘党’。军中律令无人可犯，即使是我的手下犯了军律，也不包庇隐瞒，这就叫做‘义’。我向国君推荐你，心里还害怕你胜任不了这个职务。因为推荐一个人当官，这个人却不能胜任，这就是最明显的结党营私行为。所以我故意派人来试探你，请你继续按自己的原则处理军务，不要手软。单从你处理这件事的手段来看，以后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很多年后，这位韩献子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韩国。赵盾的这番“比而不党”的理论，孔夫子也有类似的论述，那就是：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比而不党”意味着，将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在任何年代，这都是值得称道的政治态度。当然，赵盾这么做，多少还有点做秀的成分。在表扬了韩厥之后，他又公开对晋国的诸位大夫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祝贺了。这件事说明，我推荐韩厥是做对了。我绝没有结党营私啊。”赵盾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目的：给自己树立一种任人唯贤的形象，为提拔臾骈担任上军副帅进行舆论准备。在晋国的官僚体制中，三军统帅和副帅被称为“六卿”，是军政大权系于一身的重要职务，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臾骈原来只是赵盾的家臣，不管其人品和能力如何，一下子被提拔成为上军副帅，都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嫌，难免被人说闲话。赵盾希望通过韩厥这件事来堵住大家的嘴，可谓用心良苦。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盾让臾骈担任这个职务，倒也没用错人。秦晋两军主力在河曲对峙。臾骈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洞察力，他建议说：“秦军深入我境，后勤补给难以为继，打不起持久战，我们不如深挖壕、高筑垒，加强防御，等待战机。”赵盾听从了臾骈的建议，于是深壁坚垒，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架势。时间一长，远道而来的秦国人果然坐不住了，后勤补给困难自不待言，将士们对于在异国他乡打一场旷日持久的静坐战也没有心理准备。毕竟，时近年关，谁都记挂着家里的老婆孩子热炕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秦军之中，有一位货真价实的“晋国通”，那就是在五年前的令狐之役后出逃到秦国的士会。秦军数次挑战晋军不成，秦康公就把士会找来，问：“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我军该如何打破僵局？”士会沉吟了一阵，说：“赵盾新近提拔了他的一名部下，名叫臾骈。晋军坚守不出，想必是这位臾骈的计谋，想消耗我军锐气，等待我军疲惫再实施反击。”“嗯。”秦康公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赵盾有个同族的兄弟，名叫赵穿，是先君（晋襄公）的女婿。此人年少无知，不通军事，然而深受赵盾宠信，因此有恃无恐，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赵穿任职于晋国上军，对于臾骈出任上军副帅一事，据说颇有怨言。他觉得自己是赵盾的族弟，而臾骈仅仅是赵盾的家臣，现在反倒屈居其下，心里十分不痛快。您如果想要晋军出战，很简单，派人前去挑逗赵穿就成了。”士会一席话，秦康公茅塞顿开，他拍拍士会的肩膀，以示赞赏。士会则深深地低下头。十二月四日，秦军突然有了动静，派出一支部队直扑晋国上军营寨，晋军坚守不出。秦军也不强攻，只是在营寨外摇旗呐喊，操着秦地方言嘲笑晋国人，然后虚晃一枪，很快撤走了。晋军根据赵盾的命令，对秦军的挑逗置之不理，躲在城寨后边坚守不出。不过，秦国人骂得实在太难听了，赵穿听在耳里，恼在心上，他对自己的部下发牢骚说：“我们粮草充足，枕戈待旦，就是盼着与敌人放手一战。现在敌人来了又不出击，还等什么呢？”手下人说：“那……大概是在等待战机吧。”赵穿不听则已，一听气不打一处来，说：“这都是臾骈想出来的鬼主意，我不管什么计谋，他不敢打，我们自己打！”于是不顾禁令，带领自己的部属前往秦军大营挑战。赵盾得到消息，又恼又无奈。他对众将说：“赵穿此去，必定自取其辱，被秦军擒获。秦军得到赵穿，那就是获得晋国卿一级的人物了，我等又以何面目回去见父老乡亲？”赵盾为什么说赵穿是卿一级的人物呢？有人解释，赵穿本来不是卿，只不过因为他是晋襄公的女婿，地位特殊，所以等同于卿。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实际上，在当时的晋国，有狭义的卿，也有广义的卿。狭义的卿，当就是指三军的正副统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人物；广义的卿，则还包括司空、大傅等官员。赵穿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史料没有记载，但是从赵盾这句来看，想必也不是泛泛之辈了。赵盾这话说得很巧妙，就算是臾骈也不好表示反对。于是晋军打破沉默，拔营起寨，全军出战。时值冬日，天黑得早，双方互相放了一通箭，还没来得及短兵相接，太阳就下山了，黑漆漆的分不清敌我，只得息兵罢战，各自回营。秦军派了使者来见赵盾，说：“今日一战，两国的勇士都觉得不过瘾，明日请放手大战一场。”这是所谓的约战，也就是“下战书”了。秦国人话说得很强硬，臾骈却从中看出了端倪。他对赵盾说：“秦军使者目光飘浮不定，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那是内心底气不足，畏惧我军的表现。由此判断，秦军并不想和我军一战，想必是虚张声势，很有可能连夜遁逃。我军不如提前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秦军逼退到河边，则可大获全胜。”臾骈的这个建议，自然又是一条好计，无奈被赵穿听去了。他决心和臾骈抬杠到底，于是将他的哥们儿——下军副帅胥甲找来，两个人站在中军大营前大声嚷嚷说：“死伤的战士还没有安置好，就弃之不顾，是不仁义的行为；约好的交战时间未到而将敌人逼至险境，是没有勇气的表现。”坚决反对偷袭秦军。要说赵穿的抬杠本领，和他不通军事的程度基本上成正比。他知道，如果跑到帐内去劝谏赵盾，肯定会被骂一顿，目的也达不到。所以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事情搞大，搞到赵盾下不了台。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胥甲这么一闹，臾骈的计谋便成了公开的秘密，偷袭是不可能了。事实上，秦军很快通过谍报人员得到消息，连夜渡过黄河遁逃回国。赵穿屡次三番违反军纪，使晋军的战略全部落空，本来应该受到严惩。然而，由于他是赵盾的亲族，而且特别受宠，在赵盾没有发话的情况下，以执法必严而著称的司马韩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介意啦。河曲之役以秦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这不是赵盾想要的结局。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在一次大决战中彻底击败秦军主力，晋国就始终处于秦国的军事威胁之下。南方的楚国也给晋国带来严重的威胁。但是楚国毕竟离晋国很远，晋楚之间如果发生军事冲突，战场必定是在中原某国，对晋国来说是“境外决战”，具有较大的战略空间和回旋余地。而秦国不同，秦国紧邻晋国，与晋国仅有一河之隔。而且，从地形上看，秦人入晋乃顺势而下，晋人入秦则是逆流而上，秦人入晋轻而易举，晋人入秦难上加难，秦国占了有利地形。如果我们回顾秦晋之间的几次战争，不难发现，虽然晋国胜多败少，然而战争发生的地点，总是在晋国境内。晋国在战术上的胜利不能抵消其地理上的不利。晋国要想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必须正视秦国的威胁。河曲之役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15年春天，晋国派大夫詹嘉为瑕地领主，率领军队镇守桃林要塞，以防备秦军入侵。桃林所在的位置，大致就是后世的潼关至函谷关一带，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在春秋时期，桃林更是秦国进出中原，与中原诸国发生关系的必经之路。换言之，秦国如果想与东方的周王室、郑、卫、鲁、宋、齐等国进行外交往来，都必须通过桃林地区。晋国加强桃林的防务，一方面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一旦隔断了桃林的交通，秦国和东方的联系也就被割断了。河曲之役中，秦康公以士会为参谋，晋国的军机均被士会识破，使得晋国人大为不安。只要士会这个晋国通还呆在秦国，赵盾就吃不香，睡不好。公元前615年夏天，以赵盾为首的晋国六卿（三军正副统帅）在诸浮（晋国地名）举行秘密会议。赵盾在会上首先发言：“士会在秦国，狐射姑在狄地，这两个人都是我晋国的精英，现在却为敌国所用。他们一日不回国，晋国就一日不安，该怎么办？”赵盾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只是仔细想想，士会和狐射姑之所以投奔他国，还不都是被你赵盾所逼？荀林父顺着赵盾的话说：“我建议将狐射姑召回来，一则可以叫他专门处理对狄事务，二则狐家世代有大功于晋国，理应特殊优待。”郤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说：“狐射姑当年主张立公子乐为君，是有乱心；派人谋杀阳处父，罪大恶极。与其召狐射姑，不如召士会。士会为人低调，知道廉耻；性格温顺，但是坚持原则；其智谋足以担当大任，而且也没有犯过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前面说过，狐射姑是赵盾的政敌，虽然身在狄地，但是与赵盾犹能互相尊重，甚至帮助晋国处理对狄事务。然而，尊重归尊重，政敌仍是政敌，在赵盾的心里，狐射姑是能够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敌人，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防范对象。赵盾怎么可能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因此，赵盾将狐射姑与士会一并提出，只是出于他一贯以迂为直的政治手腕。六卿之会很快做出决定，尽快召士会回国；至于狐射姑，还是老老实实在狄地呆着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赵盾先生二三事：晋襄公刚死的时候，他本来应该直接立大子夷皋为君，却先放出烟雾，说晋国危难，夷皋年幼，不足以担当大任，主张立公子雍为君。为了这一主张，他不惜与狐射姑发生激烈冲突，将晋国推到内战的边缘。可是，等到他打败狐射姑，他又推翻自己原来主张，不惜与秦国一战，将公子雍赶回秦国去，转而立夷皋为君。从表面上看，他折腾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但是从实质上看，他通过这番折腾打败了自己最大的政敌，收获是巨大的。河曲之役，他要提拔自己的家臣臾骈进入晋国的政权核心，可是又担心人们说闲话，所以同时提拔了看似与自己无关的韩厥。为了树立任人唯贤的形象，他还不惜让自己的车夫去当牺牲品，以身试法，被韩厥处死。而他自己则摆出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表扬韩厥，附带也表扬了自己。可是，人们只要看看他对赵穿的百般纵容，就不难发现他到底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次他想召士会回国，又拉出狐射姑作陪衬，同样不过是为了向人们表示他为国尽忠，不杂私念。想想看，连狐射姑这样的政敌都在他的考虑之列，他可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么？读史至此，难免感慨中国古人的智慧真是深不见底。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这种古老的智慧历经千年，至今仍然没有过时。君不见，某某代表大会选举某某领导，某某单位公选提拔某某干部，都免不了要找几个人作陪衬的？扯远了，回到公元前615年，晋国人准备将叛逃秦国达三年之久的士会召回国来。但问题是，如何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士会呢？一个叫寿馀的人担当了重任。寿馀是毕万的后人。在晋献公年代，毕万作为晋献公的戎车护卫，参与了消灭耿、霍、魏三国的战争，立下战功，获封原来魏国的土地，成为了魏地的领主。从那时开始，毕万的族人以魏为氏，晋文公手下的虎将魏犨也是毕万之后，而寿馀应当是魏犨的近亲。因此，寿馀在历史上又被称为魏寿馀。秦晋两国正在打仗，寿馀想见到士会并不容易。晋国人为了让寿馀见到士会，精心设计了一个局。河曲之役后，赵盾为了防范秦国人入侵，在晋国推行了一个新政策，要求各地的领主组织族兵义务巡河。族兵就是领主的私人武装，组织族兵巡河，用的是领主的人，吃的是领主的粮，国家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是一笔没有回报的买卖，寿馀作为魏地的领主，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当然是被赵盾骂得狗血淋头。当天夜里，寿馀在家喝闷酒，喝醉之后告诉自己的老婆说，赵盾那厮太无礼了，他忍受不了，要叛逃到秦国去。而这些话不巧被他的厨子听去了。厨子跑到赵盾那里告状，赵盾派韩厥前去抓寿馀。当然，寿馀没抓到，只抓了他的妻子儿女。寿馀连夜出逃到秦国，见到了秦康公，主动要求以魏地作为见面礼，投靠秦国。魏是晋国境内的大邑，而且临近秦国，一旦将魏据为己有，等于拥有了一座进攻晋国的桥头堡。对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饼，秦康公当然不会拒绝。人一高兴，防范之心就减少。秦康公没有留意到，寿馀装作和士会打招呼，偷偷地踩了一下他的脚。踩这一脚的意思，士会自然心领神会。事实上，自从见到寿馀，他便知道有事情要发生。而他的不露声色，等于是告诉寿馀，他已经决定听从召唤，回国效力。几天之后，秦康公亲率大军前去接收魏地。秦军在河西安营扎寨，与魏地隔河
霸主作派仍然使得他颇为不满。公元前677年春天，郑厉公派大夫叔詹前往齐国朝觐齐桓公。这个在他看来已经尽到礼数的行为却引起了齐桓公的指责：别的盟国都是由国君亲自来朝觐，为何独你郑国只派了个大夫来呢？从这件事情来看，齐桓公和郑厉公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齐桓公认为，幽盟既然建立起来了，也就是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所谓霸主，地位是比一般诸侯高的，是仅次于天子的第二号人物，而且是实权派，理应受到特殊的尊重。郑厉公则认为，自天子以下，诸侯皆平等，幽盟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组织，是一个平等合作的实体，不存在所谓的宗主国，只有轮值的主席国。因此，他派个大夫来朝觐齐桓公，已经是对主席国极大的尊重，别的就不用再想了。齐桓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发兵攻打郑国吧，去年才结盟，今年就为了些许小事翻脸，恐怕为天下人耻笑，也影响同盟国的内部团结。再说了，郑厉公这个人用兵如神，跑到他的地盘上去作战，齐军不一定占便宜，只怕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想来想去，齐桓公出了个损招，把叔詹扣留起来，不让他回国，看看郑厉公有什么反应。郑厉公的反应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他打点行装，前往王城雒邑告御状去了。当然，说是告御状，其实也就是想看看周王室的近况。齐桓公不是打着天子的旗号吓唬我们这些人吗？我倒是要看看，天子和你的关系到底亲近到什么程度。搞不好，我把这张虎皮扯过来，让你喝一壶！郑厉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第一，周天子姓姬，他也姓姬，而且是近亲，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第二，郑国就在周王室旁边，想去就去，想回就回，便于沟通感情；而且，万一王室“有事”，他这位近在咫尺的亲戚难道不比你远在山东的齐桓公来得快？郑厉公跑到雒邑，正赶上虢公、晋侯朝觐天子。虢公、晋侯也是姬姓，三个人越说越亲，凑到一起拉家常，居然促成了当时的天子周惠王与陈国公主的一段婚事，将一个叫做陈妫的女人给迎娶到周王室来了。郑厉公没有白去王城。就在他从王城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5年，周王室果然“有事”，五位王室重臣在苏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企图将周惠王赶下台去。事情的起因还得追溯到周惠王的爷爷周庄王（周桓王的儿子）头上。周庄王宠爱一个叫王姚的嬖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颓，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王子颓。如果按照辈分，这位王子颓也就是周惠王的叔叔了。周庄王对王子颓宠爱有加，派大臣蒍国担任王子颓的老师。周惠王即位之后，有一个很不好的爱好，和我们现在某些开发商一样，热衷于占地皮，而且不想花钱，喜欢强拆强建。短短数年间，他抢了蒍国的菜园，用来建自己的动物园；抢了边伯的住宅，用来扩大王宫；还抢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产，停发了王室膳食总管石速的工资……那几个人受不了，凑到一起阴谋作乱，并找到了苏氏，要他牵头起事。前面说过，苏氏乃是周王室的传统贵族，其先祖苏忿生在周武王年代担任司寇。到了周桓王年代，天子与郑庄公交换土地，拿着苏氏的十二座城池交换郑国的四座城池，虽然当时郑国没有拿走那十二座城，苏氏却对王室产生了强烈的怨恨。公元前675年秋天，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位大夫发动了宫廷政变，企图拥立王子颓为王，然而因为准备不充分而失败。苏氏带着王子颓逃到卫国，并在卫国、燕国（南燕国）的帮助下，起兵进攻王城，于同年冬天赶跑了周惠王，立王子颓为王。郑厉公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公元前674年，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王子颓，劝他迷途知返，尽快把王位还给周惠王。这个建议自然没被王子颓采纳。郑厉公也不生气，派人不声不响地把南燕国的国君燕仲父给抓来了。这么做的目的是斩断王子颓的手脚。至于怎么抓到南燕国君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我想，郑厉公经历过宋国雍氏绑架祭仲的事件，多少学到了一些雍氏的手段吧。而到了那年夏天，郑厉公又把流亡在外的周惠王给找到了，并将他安顿在自己曾经居住多年的栎城。我们不得不感叹，经历了一些风雨之后，郑厉公的手段越发层出不穷了。同年秋天，郑厉公率军保护周惠王进入邬城，攻入成周，将王室存放在成周的宝器席卷一空，然后安全撤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子颓还在乐悠悠地享受胜利的果实，到了冬天在雒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热情招待造反有功的五位大夫。宴会上表演了自黄帝以来六代的大型音乐和舞蹈。参加宴会的老人都说，自平王东迁以来，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隆重的节目啦。郑厉公听到这个消息，跑去找虢公，说：“哀恸有时，欢乐有时，不该高兴的时候瞎高兴，必有祸至。你看看那个王子颓，成天歌舞升平，不知节制，这就是所谓的幸灾乐祸。过去司法官给犯人执行死刑，君主就不吃大餐，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悲哀，哪里敢幸灾乐祸啊！王子颓欺君犯上，为天下所不容，祸莫大矣，居然还敢乐而忘忧。咱们何不奉天子归位？”虢公与之一拍即合。公元前673年夏天，郑厉公与虢公共同出兵，讨伐王子颓。从军事实力上讲，周王室的部队根本无法和郑国大军相抗，何况还有虢国军队的支持？郑国军队保护着周惠王从圉门攻入王城，虢公则自北门攻入王城，杀死了王子颓和五大夫。郑厉公在雒邑设宴，庆祝周惠王重登王位，并且也把六代的音乐舞蹈都表演了一番，真正是春风得意，齐桓公若是看到那幅场景，不羡慕得吐血才怪。当年周平王曾经许诺将虎牢关以东的土地全部赐给郑武公，现在周惠王为感谢郑厉公，将周平王的承诺全部兑现，郑国的土地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即使郑庄公再生，也会为这个儿子的表现感到骄傲。当然，在那场盛绝一时的宴会上，也出现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周惠王将王后使用的一块铜镜赐给了郑厉公，而将自己用的酒爵赐给了虢公。酒爵是礼器，而铜镜只是普通日用品，显然厚此薄彼，令郑厉公深感不快。不过那只是很短一段时间的不愉快。因为两个月之后，郑厉公死了。郑厉公年轻的时候，随父亲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兄弟中的佼佼者；哥哥郑昭公即位后，他在宋国人的帮助下，半推半就地发动政变，赶走了郑昭公；他的首任国君生涯维持不过三四年，因与祭仲争权失利，被迫流亡他乡，而且一去就是十七年，将自己风华正茂的岁月消耗在忍耐和等待中；等他重新回到新郑，天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北方的齐桓公和南方的楚文王，霸业初成；而他带领郑国这样一个中等偏小的国家，在夹缝中求生存，既保持了国家的独立，又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短短的数年，他稳定了国内政局，又致力于参与王事，扶助周天子复国，立下奇功，使得一心称霸的齐桓公相形见绌。无奈，正当他踌躇满志，欲与齐桓楚文一较高低的时候，天妒英才，撒手西去，功亏一篑。郑国由桓公肇始、武公奠基、庄公扬鞭的强国之梦，也就此戛然而止。【寡妇门前是非多】郑厉公的死让齐桓公大大松了一口气。他抓紧时间，广泛开展外交，同时辅以军事手段，巩固幽盟的成果。公元前672年秋天，齐桓公派高傒前往防城与鲁国结盟，决定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鲁庄公为妻，作为关系巩固的纽带。同年冬天，鲁庄公不顾礼数，亲自跑到齐国下聘礼，两国关系迅速升温。公元前671年，鲁庄公前往齐国学习考察，观摩了齐军的军事演习。同年十二月，齐、鲁两国元首在郑国的扈地会盟。公元前670年，鲁庄公再一次不顾礼数，亲自前往齐国迎娶齐桓公的妹妹哀姜（诸侯下聘和娶妻，只需由卿大夫代劳，本人不用出马）。鲁庄公和他的父亲鲁桓公一样，对于齐国来的公主总是抱有一种敬畏感，以至于分寸大乱，“非礼”之事时有发生。哀姜来到鲁国，鲁庄公命同宗的妇人手执玉器列队迎接。按照周朝的礼仪，贵族相见，手上必须执物以表诚敬，同时通过所执之物的贵贱来体现贵贱等差。一般来说，男子所执之物为玉帛或禽鸟，女子则用榛子、栗子、枣子等果实。鲁庄公命妇人手执玉器迎接哀姜，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位大国公主面前缺乏自信，怕人家看不起自己，所以才虚张声势罢了。公元前668年秋天，齐桓公发动鲁、宋两国共同讨伐徐国，迫使其加入到幽盟组织。公元前667年，距第一次幽盟十一年之后，齐、鲁、宋、陈、郑等国元首在幽地再次会盟。这时候郑国的国君是郑厉公的儿子郑文公。与桀骜不驯的郑厉公比起来，郑文公显然好打理得多，没给齐桓公造成任何麻烦。第二次幽地会盟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帷幕，齐桓公进一步巩固了同盟内部的团结。公元前666年春天，周惠王命齐桓公讨伐卫国，理由是当年卫国曾帮助王子颓谋叛。此时卫惠公已经死了三年，当政的是他的儿子卫懿公。卫国军队战败，紧接着认罪、赔款，齐桓公满意而归。公元前664年，齐桓公通过外交施压，逼迫小国鄣国依附于齐国。同年冬天，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入侵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亲自带兵驰援，打败了山戎军队，并且趁胜追击，一直打到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的孤竹才班师回朝。为了矜夸自己的战功，齐桓公派人把一批北戎战俘赠送给鲁国。此举热情可嘉，但是遭到左丘明的严肃批评，理由是：但凡诸侯打败蛮、夷、狄、戎等野蛮人，应该献俘于周天子，由周天子来警惧他们，而不应该献俘于诸侯。但是，不管礼不礼，鲁庄公对于齐桓公的馈赠受宠若惊，于第二年春天开始参与修筑小谷城，以此作为礼物赠送给管仲。诸侯筑城赠送给他国的大臣，这在春秋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大手笔。齐、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如胶似漆的蜜月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提，可是很多年后，人们又不得不将它大书特书，那就是：陈国的公子完逃亡到齐国。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厉公的儿子公子完逃亡到了齐国。春秋乱世，各诸侯国的公室子弟像蒲公英一样被风吹着飘来飘去是常有的事，齐桓公本人就有过避难于他乡的经历，因此对于公子完不但没有歧视，反而惺惺相惜，热情地接待了他。公子完是个很稳重的年轻人，即使在流亡之中，仍然保持了高贵的气质，谈吐相当不俗。齐桓公和他天南海北地聊了一下午，快到吃晚饭的时候，突然说：“你就在齐国住下来吧，即便陈国政局稳定下来，你也不用再考虑回陈国的事了，我想任命你为齐国的公卿。”公子完听了，毕恭毕敬地拜伏在地上，表示感谢，然后说：“国家有难，我跑到贵国来逃避责任，能够得到您的宽容，就已经很满足了，哪里还敢窃居高位，让人家说闲话啊！”这种谦恭的态度使得齐桓公更加坚定了重用公子完的决心，于是任命他当了工正，也就是掌管百工的官，类似于后世的工部尚书。后来有一天下午，齐桓公突然带着随从跑到公子完家里，坐在院子里和公子完喝酒聊天，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天就黑了。齐桓公酒兴正酣，下令说：“举起火把，不醉不归。”公子完一听，马上跪倒在齐桓公跟前说：“对不起，我只知道白天招待国君，不知道晚上如何陪饮。”坚决将齐桓公送走了。《左传》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喝酒是一种礼仪，不能豪饮无度。白天喝酒合乎礼法，晚上喝酒就等于淫乐，公子完这样做是不想让主君违背礼法而陷入淫乐啊！公子完还在陈国的时候，陈国的大夫懿氏想把女儿嫁给他，因此要老婆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利，所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齐是姜姓，陈是妫姓，这段并不晦涩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有陈国的公子将跑到齐国去安家，五世之后家业大兴，成为齐国的正卿，而八世之后，无人可以匹敌。作为臣子，正卿已经是极限；无人可以匹敌，那不就是要当诸侯吗？事实上，公子完很小的时候，有位王室的周易大师来到陈国，曾经给他算过一卦，结果得到“观卦变成否卦”，其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大师解释，这是说他出国观光，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所谓天子的上宾，自然就是诸侯，难道这是说公子完将成为陈国的主人吗？不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异国；也不是公子完本人，而是说他的子孙。简单介绍一下，《周易》中的六十四卦，每卦皆由上下两“经卦”——也就是基本卦构成。观卦的上卦为巽（代表风），下卦为坤（代表地），也就是所谓“风地观”；否卦的上卦为乾（代表天），下卦为坤，也就是所谓“天地否”。观卦变成否卦，是因为上卦的风变成了天。大师接着解释说，光的特点，是照亮他物而非自身。风变成了天，而行于地上，这就是山。有了山上的物产，又兼天上的光照，美好的事物都具备了，所以说“能够成为天子的上宾”。但是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并非他本人，而是他的子孙。大师还准确地算出，公子完的后人如果在异国发迹，必定是在姜姓之国。公子完在齐国定居下来，并且改其姓氏为“田氏”，建立了齐国的田氏宗族。两百多年后，他有一位叫田乞的后代消灭了齐国传统贵族国、高二氏，成为齐国的首席执政大臣。田乞的儿子田常扶立齐平公，成为齐国的实际控制人。到了公元前379年，田氏干脆取代姜氏家族，成为了齐国的君主。当然，这是后话。当时齐桓公也万万没想到自己的一时善举，又或者叫做政治投资，竟然彻底改变了姜姓宗族的命运。这叫不叫引狼入室呢？就在北方的齐桓公专注于建立自己的霸业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也没闲着，灭了息国，控制了蔡国。这两件事情均与一个叫息妫的女人有关。息妫是陈国公室的女儿，嫁给了息侯为妻，因此被称为息妫。不用说，一个女人如果能够对历史事件产生重大影响，必定是国色天香，美艳不可方物。公元前684年，息妫出嫁，从陈国出发，途经蔡国，前往息国。当时蔡国的国君名叫献舞，也就是历史上的蔡哀侯，同样也娶了陈国的公主为妻，按关系算是息妫的姐夫。这位姐夫听说小姨子出嫁，非常高兴，一定要亲自请小姨子吃饭，这在当时是有些失礼的事情。而在吃饭的过程中，姐夫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姨子看，两杯酒下肚，玩笑就开得很过分了。有没有动手动脚我们不知道，总之息妫后来跟老公息侯一说，息侯立刻火冒三丈。是男人都应该火冒三丈。只是息侯发泄怒火的方式很特别，他既没有当面谴责那位连襟的无耻举动，也没胆量提出和他单打独斗，一决雌雄，而是不动声色地派一位使者去了南方的楚国，对楚文王说：“请您派兵来打我。”楚文王傻了眼，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使者说：“我们国君深惧大王威名，很想为您效犬马之劳，以获得您的欢心。现在蔡侯献舞仗着自己是姬姓，国家不大，架子不小，完全没把您放在眼里。这种不识时务的态度，我们国君看不过去，所以宁可以身作饵，请大王派兵讨伐息国，息国则向蔡国请求支援，献舞必定亲率部队来救，到时我们配合您，合而围之，给他点教训，也让他从此知道要尊重楚国。”这可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拒绝的建议。楚国自楚武王年代崛起，一直苦心经营汉水流域，稳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到了楚文王年代，楚国国力强大，早就不满足于独霸一方的格局，而有志于逐鹿中原，企图成为天下的霸主。楚文王天天摩拳擦掌，在姬家村外探头探脑，正不得其门而入呢，冷不丁跑出一个息侯来，谄笑着对他说：“我来带路。”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有人送枕头。楚文王真是做梦都要偷笑了。同年九月，楚国大军如约出发，攻打息国。息侯派使者向蔡国求救。献舞听说楚蛮子要攻打小姨子的国家，果然很紧张，马上带领部队前往息国救援。论实力，蔡国、息国加起来也不是楚国的对手，更何况息侯吃里扒外，将蔡军出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
说得不好听，只不过是国君发泄性欲之后的副产品，不小心给漏出来的。他如果明白自己的身份，低调做人，倒也没什么。现在卫庄公这么宠爱他，把他当个宝贝，他自然也就很把自己当盘菜，这样下去，其实是害了他。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石大夫这个人，未免太没有草根精神了。但是，如果抛开政治偏见不谈，就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看，他的话又很有道理。春秋时期，法律允许中国男人娶多个老婆，生一大堆儿子，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个男人死后，他的家产该以什么形式来分配给这些儿子们？当然不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看似公平，对这个家庭或者家族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利，而且当这个男人就是国君的时候，平均分配显然就更不可行了。为了解决继承的难题，尤其是富贵人家的继承难题，避免继承权争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套名为“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第一，一个男人虽然有很多个老婆，但他必须确立其中的一个为大老婆，也就是嫡妻，又被称为正妻或正室。嫡妻之外的老婆，一般叫做庶妻。当然，嫡妻的确立也不是单凭男人个人的喜好，一般是以女子娘家的地位为依据来确立。第二，这个男人所生的一大堆儿子中，第一个有权继承他全部家业的，是嫡妻所生的长子，也就是嫡长子。而庶妻所生的儿子，即使年龄大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也只能排名于嫡妻所生的儿子之后。第三，如果嫡妻所生的儿子因特殊原因不能担任世子，或嫡妻不能生育，则考虑由庶妻所生的儿子继承家业，但也要根据其母亲的身份，择其贵者而立之。根据这一套原则，公子完和公子晋虽然不是卫庄公的嫡妻庄姜所生，但是因为庄姜没有生育，他们的母亲戴妫的地位也不算低，再加上庄姜对他们很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他们的身份地位在兄弟之间应该说是最高的。而公子州吁作为嬖人之子，地位本来就低贱，加上庄姜又讨厌他，更是贱上加贱，与公子完、公子晋不可相提并论。地位最低的儿子，却享受了最多的宠爱，在石碏看来是很危险的事。用孔夫子的话来说，是“不正名”，即名与实互不相符。州吁现在最受宠爱，可是等到卫庄公死去，继承君位的却是公子完，这就意味着州吁要在公子完面前俯首帖耳，地位的落差会使州吁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加上他已经养成了骄奢淫逸的性格，而且喜欢舞刀弄枪，造反只是迟早的事——郑国的京城大叔段就是前车之鉴。石碏并不迂腐，他其实不在乎由哪个公子来继承君位，他只是敏锐地意识到，“不正名”必定会闹出乱子，所以在他那番长篇大论中，他又给了卫庄公两个“正名”的提案：第一，要不就立州吁为大子，让他继续享受最高级别的宠爱；第二，要不就减少对州吁的宠爱，以符合他嬖人之子的身份。归根结底，名与实要相符，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大乱。读史至此，又是一叹：如果我们现代的社会也那么重视“正名”，则“公仆”当有公仆之实，不应高高在上；“主人”当有主人之权，不应战战兢兢……就此打住。但是，卫庄公只是一味“哦，哦，哦……”就打发了石碏的建议。“州吁日后必定会成为卫国动乱的根源。”石碏暗自想。更让石碏不安的是，他的儿子石厚看到州吁深受国君宠爱，反而认定这是一只稳赚不赔的潜力股，千方百计与州吁攀上关系，成为了州吁的死党。公元前734年，卫庄公去世，公子完继承了卫国的君位，也就是卫桓公。操办完卫庄公的丧事，石碏就借口身体欠佳，告老还乡了。石碏的担心并非多余。对于从小被娇宠过度的州吁来说，现在要臣服于自己的兄弟脚下，确实是一件难以习惯的事。卫桓公即位的第二年，州吁因为目无尊长，遭到卫桓公的斥责，被迫离开首都朝歌，回到自己的封地。在封建社会，这就相当于流放，意味着州吁的政治前途从此结束，只能在乡下过过地方贵族的日子了。州吁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但他还是忍耐了十几年。和郑国的京城大叔一样，他默默地蛰伏着，暗暗积蓄力量。十八年之后的公元前719年，州吁抓住一个机会，带人暗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国君。卫桓公的同胞弟弟公子晋逃亡到邢国，而一直追随着州吁的石厚因此飞黄腾达，被封为上大夫。后人评论春秋乱世，有“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弑”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字，特指以下犯上、以臣杀君的行为。州吁处心积虑十余年，只考虑到了弑君这一步，对弑君之后该如何获得臣民的承认，缺乏周密的后续计划。而且，他先天不足的出身成为他站稳脚根的最大障碍——如果嬖人之子都可以通过“弑君”这么可怕的罪行，堂而皇之地坐在国君的宝座上，那么君权的神圣性就很值得怀疑了。新政权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州吁无师自通地想到，有必要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通过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非议。如前所述，郑国和卫国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和宋国有现实性的矛盾，州吁要对外寻找突破口，最可行的办法是旧事重提，拿郑国开刀。他派人去挑逗宋殇公说：“公子冯居住在郑国，受到郑国的保护，成天想着怎么依靠寤生的力量杀回宋国，抢夺您的位置。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一天，对您就是一大威胁。而我们卫国呢，也看不惯寤生的胡作非为，与郑国势不两立。如果您愿意挺身而出，带头发兵讨伐郑国，我们卫国一定唯您马首是瞻，就算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拿出一年的财政收入作为军费，再叫上陈国、蔡国帮忙，替您铲除公子冯。”他算是摸到了宋殇公的心病。宋殇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公子冯杀回来抢他的位置。只要公子冯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天，他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如果能逼郑国把公子冯交出来，发动一场战争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次战争还有人主动买单。一个想睡觉，一个送枕头，州吁和宋殇公一拍即合。公元前719年夏天，以宋国为首的宋、卫、陈、蔡四国大军浩浩荡荡杀往郑国。据记载，这次讨伐总共动用了兵车一千三百乘！按照春秋时期的军制，每乘战车由甲士三人加步兵共计二十七人构成（后来随着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每辆兵车配备的步兵日益增多，到春秋中后期，一乘战车所配备的步兵多达七十二，以此计算，进攻郑国的四国联军，仅作战部队就达到了三万九千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安排，加上炊事班、运输队、卫生队、文工团、军乐队等辅助部队，总数应该在十万人左右吧！数十年后，齐桓公欲称霸天下，问计于管仲，管仲给他来了一通长篇大论，其中提到：“如果有善战之士三万人，就可以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可见，即便是数十年之后，三万精锐部队也是一个霸主之国的常备武装力量了。然而，四国联军讨伐郑国，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十万大军静悄悄地将新郑的东门围了五日，又静悄悄打道回府了，附近的村民连个热闹都没看成。《左传》上是这么记载的：“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好可怕的战果！午后书社？对此，老谋深算的寤生看得很透彻，他分析说：“这回四国联军入侵郑国，主谋是卫国的州吁。州吁弑君篡位，摆不平国内的舆论，所以急于对外发动战争，想通过战争来团结国民，同时获得同盟诸侯的外交承认，并不是真的想攻打我国。而陈、蔡二国跟我郑国素无怨仇，只是跟着人家凑热闹，不会动真格的。真正有心病的是宋国的与夷，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消灭公子冯，拔掉眼中钉，咱们只要小心应付他就行了。”寤生派人把公子冯转移到了境内的长葛城，而且故意将风声放出去，让宋殇公得到消息。宋殇公果然移师相向。宋军一走，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跟着就撤了。州吁独力难支，只好也将军队撤回了国内。轰轰烈烈的郑国讨伐战，以虎头蛇尾的结局而告终。传说，收录于《诗经·邶风》中的《击鼓》一诗就是为此役而作：〖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当时鲁国的国君鲁隐公问了大夫众仲一个问题：“州吁这事算是摆平了吗？”众仲回答：“适得其反。我只听过以德服人的，没听过以乱服人的。州吁靠政变上台，又不知道怎么安抚百姓，反而一味加重百姓的负担，想通过战争来平息国内的情绪，不会有好下场。”寤生分析得没错，四国诸侯中，真正想打仗的只有宋殇公。这年秋天，宋殇公觉得自己的目的没达到，又纠集四国联军第二次讨伐郑国，并派人到鲁国请求支援。鲁隐公因为听了众仲的话，觉得没有必要去掺和这件事，委婉推辞了。但是，鲁国有一位叫做公子翚（huī）的大夫，极力主张鲁国参与这场战事。鲁隐公没有批准，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主动加入了四国联军，从而将四国联军变成了五国联军。派兵出征这样的大事，大夫不听令于国君，擅做主张，说明当时不只是诸侯不听天子号令，诸侯国中的卿大夫阶层也有可能不听令于诸侯。《春秋》记述这段历史，无可奈何地写道：“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翚，就是公子翚，在这里用一个“翚”字的简称，绝不是图省事，而是对其目无君主的做法表示谴责。对于宋、卫等国的第二次入侵，郑庄公还是采取了避而不战的策略，只派了一支步兵部队与五国联军接战。战果可想而知，联军取得完全胜利。时值秋天禾熟，五国联军干脆将郑国的庄稼收割一空，才各自回国。回想当年郑国派兵收割王室的庄稼，这次的事情也算是小小的报应。但是，从战争的初衷来说，宋殇公仍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公子冯仍在郑庄公的保护之下，对他的君位虎视眈眈。州吁也没有达到目的，两次战争未给卫国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而且支付了巨额军费，国库空虚，百姓怨声载道，社会舆论对他更加不利。病急乱投医，他派石厚去向已经退隐的石碏问计。他想，石碏那老家伙虽然总是喜欢歪歪叽叽，脑袋瓜子却是很好使，如果看在亲生儿子的份上，说不定能够支他几招，帮他度过这一难关罢。石碏果然不含糊，给石厚出了一个主意：“如果得到周天子的接见正名，应该可以了吧。”王室虽然衰微，在名义上仍然是天下的共主，如果周天子肯接见州吁，自然可以认定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是，周天子怎么可能接见一个弑君者呢？要知道，弑君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周朝律法和秩序的极大破坏。石厚对这个建议不怎么看好。“陈侯现在正得到天子的宠幸，而且陈国和我们卫国现在也是睦邻友好的关系，如果能够请陈侯出面斡旋，天子想必会接见国君吧。”石碏接着说。石厚将老爸的话转达给州吁，州吁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两人随即带了些随从，拉上几车礼物，就前往陈国开展高层外交了。但他们没想到，比他们更早抵达陈国的是石碏的信使，他交给陈桓公一封石碏亲笔书写的密函，大意是说：卫国是个小国，我石碏又八十多岁，老得无能为力了。现在到陈国来的那两个人，实际上是卫国的弑君之贼，人人得而诛之，请你们做做好事，把他们杀了吧。石碏的信写得很谦卑，也很诚恳，但是有一个问题：陈桓公既然是州吁的盟友，石碏怎么能够指望他为了卫国的利益，将自己的盟友杀死呢？我们也许可以从史书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首先，卫桓公的母亲戴妫是陈国的公主，对于州吁杀死卫桓公这件事，陈国人表面上不说，心里却是耿耿于怀；其次，诚如石碏所言，陈桓公与周桓王的关系相当不错，受到了周桓王的宠幸，而周桓王又对寤生恨之入骨，因此，陈国两次参与围攻郑国，不是为了州吁，也不是为了宋殇公，而是周天子在暗中起作用。因此，陈桓公与州吁看似盟友，实则不是一路人。在收到石碏的信之后，陈桓公马上派人将州吁和石厚抓了起来，交给其国人自行发落。卫国人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城，石碏则派自己的家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国的首都。这两个人之所以被分别关押处决，也许是因为陈桓公考虑到石厚是石碏的儿子，想看在石碏的面上，网开一面，留石厚一条生路。而石碏选择了大义灭亲。流亡在外的公子晋被迎接回国，接任君位，也就是卫宣公。卫国的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然而，这位卫宣公后来的所作所为，恐怕很难对得起石碏老爹的大义灭亲。当然，这是后话。【大棒加胡萝卜，挖敌人的墙角】〖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是《论语》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当国君是多么无趣的一件事啊，主要原因是说了话没有人敢违抗。现代人也许听不懂：说话没人敢违抗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孔夫子对此的解释是，正是因为没人敢违抗，国君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得负责任，不小心说错一个字或者做错一件事，就有可能亡国。你想想，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种重压之下，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公元前718年，鲁隐公在位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这一年的春天，他想去棠地考察捕鱼作业。国君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视察渔业生产，对于鼓舞人民斗志，发展经济本来是件好事，没想到引来了朝中一片反对之声。有位叫做臧僖伯的大夫劝阻说：“但凡物品与军国大事无关，它的材料不能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国君就不应该对其有所动作。”所谓军国大事，就是礼乐征伐。按照臧僖伯的说法，国君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礼乐征伐沾上点关系才行。比如说打猎，如果猎物的身体或器官既不能用来祭祀祖先，又不能用来制造礼器或兵器，则国君不能射，射了就是“非礼”，是“乱政”，必将导致国家败亡。而打鱼这种活动，与礼乐征伐没有任何牵连，是小官小吏管的事情，国君就更不应该参加了。鲁隐公脾气好，也不跟他争论，找了个借口说，我是去巡视领地，就是顺便看看捕鱼，还是带着朝臣去了。臧僖伯很生气，装病没有跟着去，第二年竟郁郁而终。这件小事充分说明，在春秋时期，当一国之君确实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他们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出生就是为了礼乐征伐，别的事情一概不能干。偶尔有点个人爱好，在朝臣们看来，不是乱政，就是骄奢淫逸，帽子大得吓人。大夫们的嘴也毒，上了年纪的大夫嘴更毒，倚老卖老，拿着君主的一点小事做文章，长篇大论，比唐僧还啰唆。更要命的是史官，史官倒是文风简洁，然而字字暗含杀机，毁人于无形。《春秋》这么记载这件事：“公矢鱼于棠。”矢就是陈列，说鲁隐公在棠大肆陈列渔具观看（好可怜的娱乐）。《左传》还落井下石地批判说，这种行为不合礼法，而且跑到棠去看鱼，也未免跑得太远啦。公元前718年四月，寤生为了报去年东门被围之仇，亲率大军入侵卫国。郑军打到卫国的首都朝歌的郊外。卫国一方面抵抗，一方面请南燕国出兵，从侧面进攻郑国，以缓解压力。寤生派祭仲、原繁、泄驾率领郑国的主力部队正面迎击燕军，又派自己的两个儿子——世子忽和公子突率领机动部队绕到燕军背后实施战术包抄。燕军的注意力完全被郑军的主力所吸引，没有防备郑国的机动部队，结果在虎牢被郑军打得大败而归。对此，《左传》轻描淡抹地评论道：“没有充分的防备，不可以带兵打仗。”这是在批评南燕军将领防备不周，不是领兵之才。然而，寤生熟知用兵之道，沉着稳重，郑国军中人才济济，他的两个儿子更是首屈一指的将才，善于出奇制胜——恐怕这才是燕军吃败仗的最主要原因。惩罚了卫国之后，郑庄公又将矛头指向了宋国。正好，这一年秋天，宋殇公以大欺小，派兵夺取了邻居邾国的土地。邾国派遣使者前往新郑，请郑庄公出面主持公道：“请君侯派兵打击宋国，以泄心头之恨，敝国愿为前驱！”郑庄公欣然应允，以周王卿士的身份，打着王室旗
以及俱乐部里的两三个妇女谈过。众说纷纭，纠缠不清，甚至支离破碎，因为情绪远远超过了事情本身。还因为一些年轻人通过嘲笑埃斯特小姐手指的记忆，侮辱了所有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客气地暗示埃斯特可能弄错了，而是号叫着：字句看都看不见，甚至不能顺着那一个个没法发音的字母读出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她看见那些字句了吗？”小辈们问。“比那还强呢！”老一辈们叫道，“她感觉得到。把手指放到字上，摸得到！”“她要是瞎子，先生，我们可能会相信她。那可能是盲文。难道她是什么五岁的孩子，从坟墓里爬出来，站在墓碑前读不出自己的碑文？”双胞胎皱起了眉头。弗利特想到他岳母出了名的宽宏大量，从座位上跳起来又只好踌躇不前了。早些时候，那些卫理公会的人曾经笑话过浸礼会教众之间的意见分歧。五旬节派的教徒们放声大笑。但时隔不久，所有教派中的年轻人就开始说出对那些词句的看法。每一派中都有人属于要离开黑文重建家园的十五户人家，或者与他们沾亲带故。大炉灶并不属于某一个教派，而是属于所有人，所以大家要在卡尔瓦里山露面。米斯纳牧师说，是要商讨一下。那天气温很低，园中香馥扑鼻，大家在七点半集合时，气氛融洽，人们只是一味好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米斯纳讲完开场白。也许是年轻人过于紧张，由卢瑟·比彻姆的儿子罗约尔和迪斯特里开始，他们说起话来声音刺耳，以致妇女们都尴尬地低头看着她们的小笔记簿，男人们则震惊得忘了眨眼。要是年轻人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说话的声音轻一些，表现出教养，大家或许会感觉好得多。但他们不想讨论，只想发号施令。“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会告诉我们要始终胆战心惊。要‘小心’上帝。要永远逃避躲藏，随时探头探脑向外窥视，以防他准备好向我们抛出什么，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趴着。”“跟人说话时要说‘先生’。”萨金特·波森说。“对不起，先生。可这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有勇气走自己的路，平地建起一座镇子，他们不可能那样想。没有一个先前的奴隶——”迪肯·摩根打断了他的话。“你说的那人是我祖父。别再说什么先前的奴隶了，那样好像他没有别的身份了。他还是前副州长，前银行家，前副执事，以及一整串别的‘前’。他没有走他自己的路，他是整整一伙走他们自己路的人中的一员。”那男孩看到米斯纳牧师的眼神，便坚定了。“他生在奴隶时代，先生，他曾经是个奴隶，对吧？”“不是每个生在奴隶时代的人都是奴隶。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有一种意思，先生。”迪斯特里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谁也不知道！狗屁不懂！”哈珀·朱里叫嚷着。“喂，喂！”米斯纳牧师插话说，“兄弟们，姐妹们。我们在上帝的居所召集这次会议，为的是找出——”“是他的居所之一。”萨金特咆哮着说。“好吧，他的居所之一。但无论是在哪个居所，他都要求进去的人懂得尊敬。我说的到底对不对呢？”哈珀坐了下去。“我对我的用词表示抱歉。对他。”他说着，指了一下天。“这可能会让他高兴，”米斯纳说，“也可能不会。不要只对他尊敬，朱里兄弟。他对各种各样的不敬都是要告诫的。”“牧师。”普立安牧师站起了身。他肤色黝黑，身体瘦长而结实——满头白发，仪表堂堂。“我们在这儿的人有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我们一些人讲话的方式。成年人当然要用适当的语言，可是年轻人—他们说话更像是顶撞而不是谈话。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罗约尔·比彻姆实际上没让这位牧师说完。“如果没有回嘴，那还叫谈话吗？你们根本不想让我们说话。如果你不同意正在说的内容，任何谈话都是顶嘴……先生。”所有的人都被那男孩的厚颜无耻弄得不知所措了，他们简直没听清他的话。普立安对罗伊（“罗约尔”的昵称。）的父母——卢瑟·比彻姆和海伦·比彻姆视而不见，慢慢转过脸去对米斯纳说：“牧师，你能让这孩子老实点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米斯纳问道，“我们在这儿不只要说，也要听嘛。”人们与其说听到了不如说感到了喘气声。普立安眯起眼睛，正要作答，迪克·摩根已经走出那排座位，站到了通道里。“好啊，先生，我一直在听，而且我相信已经听到了需要听的内容。现在，你们都听我说几句吧。其实意见很接近。没有谁，我是说没有谁，打算改动大炉灶或者把它叫作稀奇古怪的东西。没有谁打算把我们祖辈修造的东西弄成一团糟。他们用双手这样一块砖一块砖地砌起来。”迪克直视着罗伊，“他们挖土——不是你。他们搬灰浆桶——不是你。”他转过头，面对着迪斯特里、赫斯顿·普尔、卡琳·普尔、罗卡斯·桑兹、琳达·桑兹，“他们调制灰浆——不是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为大炉灶制作结实的砖时，自己的住处却是棍棒和草皮搭的。你们明白我说的这些话吗？而且我们尊重他们为修造大炉灶所经历的一切。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那些砖一块块地传递得再小心不过了，传递的人——是人，听见了吗，不是奴隶，不管先前的还是别的什么——自己做的砖。告诉他们，萨金特，拆卸时有多么谨慎，我们又都是多么仔细，我们是怎么一块块地包裹所有的砖。告诉他们，弗利特。你，西赖特，你，哈珀——你们跟他说，我是不是在撒谎。我和我兄弟举起了那块铁。我们两个人。要是有什么字母剥落了，赖不着我们，因为我们用草包着它，就像那是咩咩叫的小羊羔。所以要听明白我的话，谁也不会在时隔八十年之后冒出来宣称比那些当初经过吃苦受累才懂得道理的人知道得还清楚。你们对我可以不管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你们要是认为可以不尊重自己从没干过的事，你们就该麻烦了。”二十来个不同的“阿门”声为迪克的声明加重了分量。他的陈述本来可以结束进一步的争论，可是米斯纳竟然说：“在我看来，迪克，他们没有不尊重。他们正是因为确确实实知道大炉灶的价值，才想给它一个新生。”这第二次向年轻人立场的倾斜引起一阵窃窃私语，继而上升为乱哄哄的吼叫，只是为了听清对手如何应对才平息下去。“他们什么都不想给大炉灶。他们要毁弃它，把它变成他们打造的东西。”“大炉灶也是我们的历史，先生，不光是你们的。”罗伊说。“那就像它那样作为吧。我只是要告诉你们，大炉灶已经有历史了。它不需要你们去打扮它。”“等一等，迪克，”理查德·米斯纳说，“想想刚才说过的话。忘掉命名——给大炉灶命名的事。眼下的问题是弄清楚那上面的铭文。”“铭文？铭文？我们谈的是神谕！”普立安牧师伸出一根优雅的指头，指着天花板，“‘当心他皱起的眉毛。’这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这可不是建议，这是命令！”“唉，不对。并不是那么清楚，”米斯纳说，“原文是‘……他皱起的眉毛’，里面没有‘当心’。”“你没在场！埃斯特在呢！开始的时候，你们也都不在！埃斯特在！”阿诺德·弗利特伍德晃着右手以示提醒。“她当时还是个婴儿，她完全可能弄错。”米斯纳说。这时弗利特站到了通道里迪克的身边。“埃斯特一辈子从来没在那种事情上弄错过。对于黑文和鲁比，该知道的她全知道。她来看望我们时还是在我们有马路之前呢。这个镇的名字还是她给起的，妈的。对不起，女士们。”迪斯特里神情紧张，几乎要落泪了，他伸出一只手问道：“请原谅，先生。‘是皱起的眉毛’怎么就错了呢？‘是他皱起的眉毛’？”“你可不是上帝，孩子。”内森·杜波列斯边摇头边和气地说。“不是要成为他，先生；是成为他的工具，他的公正。作为一个族群——”“上帝的公正是他独有的。要是你不照他的话去做，怎么会成为他的工具？”普立安牧师问道，“你得服从他。”“是的，先生，我们正在服从他。”迪斯特里说，“如果我们遵从他的谕示，我们就成了他的喉舌，为他惩恶扬善。作为一个族群——”哈珀·朱里制止了他。“原文是‘当心’，不是‘是’。当心的意思是‘留神，这权力是我的，习惯它吧’。”“‘是’意味着你把他撇在一边，你有了权力。”萨金特说。“我们就是权力，只要我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听听他说的！你听见了吧，牧师？这孩子该挨抽。这个渎神者！”不出所料，斯图亚特作了最后的发言——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记得他是最后说的，因为正是他的一番话使会议终止。“听我讲，”他说，因为嚼多了“蓝孩”而嗓音浊哑，“如果你们，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忽视、改变、去掉或增加大炉灶灶口处的词句，我就把你像半睁眼的蛇一样，把头打掉。”多薇·摩根被她丈夫的威胁话语吓得浑身发冷，只能看着地板，不知道他的损失现在会以什么可见的形式出现。几天之后，她依旧想不好哪个人或哪一方是正确的。在和包括斯图亚特在内的人讨论时，她趋向于对听到的话都同意。她要把这一情况告诉她的朋友——在他回到她身边时。斯图亚特和多薇驱车从会场回家的路上，对于到哪里去有些小小的分歧，其实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路向牧场驶去。牧场如今已被压缩成一个仅供参观的地方，因为天然气开采权已经卖掉了，不过在斯图亚特的心中，那里是家园——在那儿，假日里他的美国国旗会飘扬；在那儿，他的退伍荣誉证书嵌在镜框中；在那儿，只要他一露面，本和古德肯定会摇着尾巴缠住他。他们在圣马太街上的那栋小房子——被取消了赎回权的抵押品，这对双胞胎兄弟从未再出售过——对多薇来说越来越是家了。那儿离她姐姐近，离卡尔瓦里山、妇女俱乐部也近，还是她的朋友挑中来看望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让我下车，斯图亚特。剩下的路我自己走。”“你打算去找死啊。”“不会的。晚上这会儿凉快，感觉挺好的。”“丫头，你在找罪受。”他话虽然这么说，可还是在她下车前拍了拍她的大腿。多薇沿中央大街慢慢走着。她能看到远处大炉灶附近六月节（非洲裔美国人庆祝获得人身自由的节日。）野餐时悬挂的灯笼。四个月过去了，却没人把灯笼摘下来收好以备来年再用。如今，那些灯笼为昏暗中别的自由欢庆活动提供光亮——只有一点点，只是勉强够用。她的左侧是那家银行，虽然不如那几座教堂高大，却似霸占了整条街。双胞胎兄弟谁也不想再像黑文银行那样只占二层一个楼层，而联谊会总部占了一半。他们不想让车辆以任何理由进入楼区，除了来银行办事。他们祖父拥有的黑文银行之所以垮台，有一系列原因，斯图亚特坚持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联谊会要在那里开会。“分散了注意力。”他就是那么说的。在她右侧，再向外走三条街，紧靠帕特丽莎·贝斯特住宅的，就是多薇教过书的学校，当时牧场上的住宅正在修建但尚未竣工，不过索恩在那儿任教的时间更长，因为住得很近。帕特（“帕特丽莎”的昵称。）如今独自管理着学校，并由米斯纳牧师和安娜·弗拉德教授黑人历史和课余打字的课程。学校一侧种的花卉和蔬菜是帕特自家住宅门前花园的延续。多薇向左拐进圣马太街。月光照亮了白色栅栏，那些歪歪斜斜的围栏勉强拢着里面的菊花、毛地黄、向日葵、大波斯菊、玉簪花，而薄荷和银王亮丝草则从板条底部的缝隙中挤出栏外。夜空如同一只漂亮的壶盖，把芳香拢在下面，保存着，强化着，不让一点点微风将其带走。花园中的斗争——胜利，失败，依旧挣扎——大多已然结束。它们斗争了十年，是在一九六三年突然开始的，那时候人们有闲散的时间。一九五○年鲁比建成时，这群妇女都是二十多岁，在十三年之中，她们眼瞅着从未梦想过的补助金日益增加。她们买了柔软的手纸，用起毛巾而不再使用破布，以及专用的洗脸香皂和特制的婴儿尿布。在鲁比的每个家庭，各色家用电器抽啊、吸啊、流啊，种种声音响个不停。这一下就有了时间：因为不需要向灶膛里添柴而省出了十五分钟；因为不需要在搓板上搓洗床单和外衣而省出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不需要拍打地毯、晾晒窗帘又省出了十分钟；因为批量购买和保存食品可以省出两小时。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乐不可支，得意之情不亚于妇女。出售活畜或打包的肉食，在单位重量计价的基础上加价五倍，由此他们换来了家荣华牌电器、约翰·迪尔牌农用机械，换来了菲尔科牌电子产品和费希博德汽车。钢件上的白瓷、皮带、阀门和胶木零件使他们大为满意，而家用电器的种种响声则为妇女赢得了时间。黑文的那些肮脏院落，经过精心洒扫，成了鲁比的草坪，最终又全部成了花圃，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了时间去照看。种些不能入口的植物的乐趣和习惯蔓延开来，花圃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交换和分享一根剪枝、一块根、一两个球茎，简直像掠夺土地般狂热。做丈夫的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而且对小萝卜收获太少或甘蓝、甜菜的菜畦太短感到失望。妇女们仍在后园里种菜，但园中的作物却一点点地像是花卉了—就是说劳作靠的是愿望而不是需求来驱动了。蝴蝶花、福禄考、玫瑰和牡丹占去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广大的空间中默默地开放，吸引了新的蝴蝶飞行几英里来到鲁比产卵。它们的蛹悬在洋槐下的隐秘之处，在那里加入了在荞麦和苜蓿果上啜食了数十年的蓝色和硫磺色蝴蝶的行列。从漆树中吮吸营养的红色群体与新来的喜爱宝石花和旱金莲的奶白色群体竞争。巨大的有黑色条纹的橙色翅膀在三色堇和紫罗兰中翻飞。蝴蝶如同园中争奇斗艳的岁月一样，在那个凉爽的十月夜晚消失了，但其活动踪迹却保留着——丰硕、负荷过重的庭院，层层串串的虫卵。隐藏着。等待春天的到来。多薇摸着沿路的尖桩，迈步上了台阶。她在前廊迟疑了一阵，想回去看看索恩，姐姐比她离开会场要早。索恩让她惦记。一段时间她似是很脆弱，让人不敢提及五年前她儿子们的夭折。或许索恩和多薇有同感——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丈夫的重负。多薇站住脚，随后改变了主意，去开门。或者确切地说是想要开门。门又锁上了。斯图亚特最近的一些做法让她气恼：把家门锁得仿佛是银行。多薇敢说，她家是鲁比唯一锁门的一家。他怕什么呢？她拍着朱蕉花盆下面的盘子，取出了万能钥匙。在第一次之前有一种迹象，后来就再没有了。当时她在楼上，整理那座小小的取消赎回权的抵押住宅，稍事停顿中向卧室的窗外一瞥。树下的浓荫如画般宁静。七月。干燥。气温在摄氏三十八度。不过，敞开窗户总会使空置了一年的房间有些新鲜空气。她着实费了点时间—这儿拍一下，那儿拉两下——但总算把窗页一路提到头，再俯身向外看园中还剩下什么。从她在窗内所处的位置看去，树木遮住了大部分后院，她只好向外探身越过树冠去看。这时，一只大手伸到一个硕大的口袋深处，再把一把花瓣撒向空中。大概是这么回事吧。蝴蝶。一溜柿色翅膀形成的颤动的高架通途横跨常绿的树冠——然后便消失了。后来，当她坐在树下的摇椅上时，他走了过来。她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而且从他的面容看不出当地人的模样。起初她以为是哈珀的儿子米努斯，他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而且曾经是这宅子的主人。但这人直挺挺地快步走着，似是赶着去赴什么迟到的约会，正穿过这个院子抄近路到一处地方。他大概听到了她的摇椅轻微的吱呀声。也许他不知道这么穿行是否安全。反正他一回头瞅见她，便微微一笑，还举起一只手致意。“下午好。”她打着招呼。他改变了路线，走到她的坐椅前。“你从这附近来吗？”“挺近的。”他说，可他的嘴唇并没有动。他该理发了。“我刚才看到一些蝴蝶。在那上面。”多薇指着说，“是橙红色的。挺亮丽。以前从没见过那种颜色。就像我小时候大家常说的珊瑚色。有点像南瓜的颜色，不过更浓一些。”她当时真的不
，都不是魏国和赵国的意愿。可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两国可着劲儿互相攻击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过后果吗？”对于魏国来说，后果还不仅仅是这些。前面说过，魏国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当年魏文侯进攻中山还得从赵国借道。魏、赵交恶后，赵国断绝了中山与魏国本土的交通，魏国便失去了对中山的控制。中山的原住民狄人趁机起事，赶走魏国官吏，史称“中山复国”。魏、赵两国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韩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抓紧时间扩张自己的地盘。公元前385年，韩国攻郑，取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又攻宋至彭城，俘虏了宋君。公元前375年，魏国伐楚，双方交战于榆关。韩国乘机入侵郑国，将郑国灭掉，并迁都于新郑。赵国继续向东北扩张。公元前377年，赵攻中山，战于房子（今河北省高邑）。公元前376年，赵又攻中山，战于中人，获得了中山的大片土地。公元前372年，赵国再度入侵卫国，攻取七十三个乡镇。魏武侯伐赵救卫，在蔺地（今山西省离石）大败赵军。公元前370年，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一个当世第一强国。但是他用人失察，逼走吴起在先，外交失误，得罪赵国在后，以至于楚国有机可乘，差点陷魏国于危亡。魏武侯死的时候，尚未指定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魏罃（yīng）和魏缓争夺君位，又陷魏国于分裂。当时赵国的国君是赵成侯（赵敬侯之子），韩国的国君是韩懿侯（韩文侯之孙）。有人对韩懿侯说：“魏国的两位公子争夺君位，您难道没听说吗？现在魏罃得王错之助，占据上党，拥有了半个魏国，与魏缓打得不亦乐乎。您如果现在出兵，就能将魏国置于您的控制之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懿侯听了很高兴，于是联络赵成侯，两国联合出兵，在浊泽打败魏军，将魏罃包围。在下一步如何处置魏国的问题上，赵成侯和韩懿侯发生了分歧。赵成侯的意思是杀掉魏罃，以割地为条件，立魏缓为君。韩懿侯则想让魏罃和魏缓分治魏国，“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两人各持己见，都不能说服对方。韩懿侯一怒之下，引兵退去。魏罃趁机反攻，将赵军赶出了魏国，并且杀死了魏缓，自立为国君，即历史上的魏惠王（为什么不是魏惠侯而是魏惠王，以后会讲到）。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不禁替魏国捏了一把汗：“魏惠王之所以幸免于难，魏国没有被分裂，完全是因为赵、韩两家意见不统一。如果采用任何一家的策略，魏国必分。所以说，国君至死不指定嗣君，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经历了这件事之后，三晋同盟就彻底解散了。公元前362年，魏相公叔痤讨伐赵、韩，在浍北大败两国联军，生擒赵将乐祚，取得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省翼城）、列人、肥（均在今河北省肥乡），报了当年浊泽之仇。魏惠王十分高兴，亲自到城外迎接公叔痤，要赏他良田百万亩。公叔痤拜谢了魏惠王的好意，却坚持不要赏赐，说：“这一战的胜利，完全是因为士卒用命，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下臣只是趁着敌人有所疏忽，猛击战鼓，不敢懈怠而已。”魏惠王说：“士卒们表现好，是因为您平时训练得好，那也是您的功劳。”公叔痤起身离座，正色道：“能够把士卒训练成这个样子，非下臣所能为，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功劳。”“谁？”“吴起。”公叔痤接着说：“如果不是吴起当年打好基础，制订了一整套治军方略，魏国怎么可能有今天的胜利呢？下臣不过是站在吴起的肩膀上，稍微尽了一点力而已。您要赏，就赏给吴起吧！”魏惠王点头称善。这时候，离吴起在楚国被杀都已经有十九年了。魏惠王命人遍访魏国，找到吴起的后人，硬是赏了二十万亩土地给他们。如果吴起泉下有知，多少会觉得是个安慰吧。第四章商鞅变法公元前362年，公叔痤在浍北大败赵、韩联军，回到安邑，未及休息，又被魏惠王派到少梁去迎战秦国人。原来，秦国自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以来，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宣布“止从死”，废除了实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公元前375年，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按五家为一伍的编制，编入国家户籍。同时推行县制，先后建立了栎阳、蓝田、蒲等县，以加强中央集权。秦国逐渐强大后，又忍不住打起了魏国的主意。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命人在武都（今陕西省华县）筑城，被秦国派兵破坏。接着秦国又在洛阴（今陕西省大荔）大败魏军，这也是自吴起镇守河西以来，秦国人首次在河西获得胜利。公元前364年，秦国更是攻入河东，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大败魏军，斩首六万。公元前362年，魏国和赵、韩战于浍北，秦国便乘机讨伐魏国的少梁。这种局面，在魏文侯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魏惠王寄希望于公叔痤挟浍北大捷之威，将秦国人赶回西方去。然而事与愿违，少梁一战，魏军大败，连公叔痤都被秦军俘虏（战后被放回）。秦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庞城。这样一来，魏国的河东地区被秦、赵、韩三国包围，只有上党一线可与河内连通。一旦赵、韩联合攻魏，切断上党交通，再加上秦国的进攻，河东就危险了。魏国的首都安邑，正在河东。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作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从此，魏国又被世人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常被称为梁惠王。“要么重用卫鞅，要么杀了他”就在这一年，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去世了。公叔痤去世前，魏惠王亲自到相府去探望。对于这位两朝老臣，魏惠王是充满了尊敬和感激之情的。所谓探望，既是为了告别，也是为了听他的政治遗言。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就是想知道谁可以接他的班，成为魏国的下一任相国。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一个人：“下臣的中庶子卫鞅（即商鞅）可当大任。”所谓中庶子，即相国的侍从秘书。魏惠王见公叔痤提出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禁有些失望，说：“卫鞅吗？寡人怎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言下之意，如果是个人才，多少会有些名气，怎么可能一直埋没在相府，连他这个国君都没听说过呢？公叔痤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博古通今，勤奋务实，有经天纬地之才，又熟读先相国李悝的著作，了解魏国的各项规章制度，名为相府中庶子，实则是下臣的主心骨。国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替下臣出主意。下臣多次想将他推荐给您，但始终因为一己私念，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身边，所以他才没什么名气。他的才能，下臣是最清楚的，您如果重用他，必成霸业！”魏惠王沉默不语。公叔痤长叹一声，示意屋子里其他人都退下，压低了嗓门对魏惠王说：“您如果实在不想用他，就杀了他吧！”“啊！为什么？”魏惠王大吃一惊。“下臣一生之憾事，就在于当年让吴起活着离开魏国，以至于让楚军横断河东，饮马黄河，几陷魏国于危亡。卫鞅的本事不在吴起之下。对于这样的人，您要不就予以重用，要不就一刀杀掉，以免为他国所用，后患无穷！”公叔痤说着，本来已经失神的眼中突然露出一道凶光。魏惠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心想这老头子病得不轻，开始说胡话了。区区一个卫鞅，翻得起那么大的风浪？再说了，无缘无故杀掉一个中庶子，国人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不会说他滥杀无辜吗？他安慰了公叔痤几句，便离开了。魏惠王走后，公叔痤马上命人将卫鞅找来。卫鞅和吴起一样，是卫国人，而且是卫国公室的后代，所以在某些史书上又被称为公孙鞅。公元前361年，卫鞅不过二十九岁，是个消瘦的年轻人，却已经担任公叔痤的中庶子多年。由于长期与位高权重者打交道，他养成了一种谨言慎行的习惯，脸上鲜有喜怒哀乐，让人很难捉摸得到他在想什么。公叔痤见到卫鞅便说：“刚刚国君来过，问我有谁能够继任相国，我向他推荐了你。”卫鞅面无喜色，只是向公叔痤拱了拱手，表示感谢。公叔痤说：“想必你也猜得到，国君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卫鞅说：“是。”“所以，我又向他建议，如果不能重用你，便把你杀掉。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因为你太有才了，我怕你日后为他国所用，对我魏国不利。”卫鞅没说什么，只是眼神闪烁了一下，很快便恢复正常。公叔痤接着说：“你为我服务那么多年，到我临死的时候，却不能给你一个前途，反而要陷你于险境，真是很对不住。但我必须那样说，因为我深受魏国的恩惠，又是两朝相国，必须站在魏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卫鞅说：“既然是那样，您为何又要告诉我？”公叔痤说：“于公，我建议国君杀死你；于私，我却不能看着你这样白白死掉。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魏国吧，越快越好！”卫鞅摇摇头，说：“我不走。”“为什么？你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国君不会杀我的。”卫鞅平静地说，“他既然不听您的建议重用我，就是不相信我的才能，自然也用不着杀死我。”这次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叔痤便去世了。果然如卫鞅所料，魏惠王根本忘记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公叔痤死后，他必须亲自打理国家事务，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作为迁都大梁的后续战略，他极力图谋在中原开拓领土，为此频频出访和发动战争。公元前361年，魏、赵两国达成协议，魏国将榆次和阳邑（今山西省太谷）交给赵国，同时取得赵国的泫氏（今山西省高平）。不久赵国又将旧都中牟交给魏国，以此获得魏国的繁阳（今河南省内黄）、浮水。公元前357年，魏军包围韩国的宅阳，迫使韩昭侯（韩懿侯之子）与魏惠王结盟，韩国将平丘、户牖、首垣等地割让给魏国。魏国还从韩国获得了轵道（今河南省济源）和郑鹿（今河南省浚县），从此打通太行山的交通。这样一来，魏国在中原的土地就连成了一大片，形成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在国内，魏惠王继续深化改革，励精图治。一是兴修水利，开发良田。在他的统治时期，魏国开始开凿著名的鸿沟，即从黄河开凿运河通向圃田泽（当时中牟附近的大湖），又从大梁城外开凿渠道从圃田泽引水灌溉农田，大大改良了河内的生产条件。二是加强军备，强化武卒制度。三是派将军龙贾在大梁以西修筑长城，用于防备秦国的入侵。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魏国逐渐走出低谷，再度立于强国之林。公元前356年，魏惠王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高潮。这一年春天，鲁、宋、卫、韩四国国君联袂来到大梁朝觐了魏惠王，承认他是中原的霸主。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魏惠王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名叫卫鞅的前任相府中庶子，已于三年前悄悄离开了魏国。最大的难题：变法还是不变卫鞅是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才携带着李悝的《法经》从大梁动身前往秦国的首都栎阳（今陕西省西安）的。公元前362年，秦军攻占魏国的庞城之后，秦献公便去世了，继承君位的是年仅二十一岁的太子渠梁，也就是秦孝公。秦国在春秋时期，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那就是秦穆公称霸的年代。然而自秦穆公死后两百余年，由于晋国持续强大，秦国基本上被晋国隔断了与中原的联系，只能偏安西陲，久而久之，竟然被中原各国视为狄夷。进入战国后，晋国解体，秦国趁机向东扩张，侵夺魏国的领地，又遭到吴起的迎头痛击，反而丢失了富庶的河西地区，可谓得不偿失。秦献公上台后，秦国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有所增强，几次对魏战争都取得胜利，并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然而，和东方列强相比，秦国仍然十分闭塞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秦、魏之间力量的对比。魏国仍然控制着河西地区，而且在魏惠王的领导下，又在中原获得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对秦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秦孝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了《求贤令》：“当年我秦国的先君穆公自岐山、雍城兴起，施行德政，振奋士气，向东平定晋国之乱，饮马黄河；向西称霸于戎狄，辟地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何等光大辉煌！然而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年代，接连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忧外患，被三晋夺去了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献公即位后，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就是为了东伐三晋，收复失地，恢复我大秦的光荣。寡人每念及此，便深感痛心。如果有谁能够献出富国强兵之策，我必封官加爵，列茅分土！”一时间，天下英雄纷纷涌入秦国，身形消瘦的卫鞅混迹于其中，并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秦孝公。第一次见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秦孝公便哈欠连天，将卫鞅打发走了，而且责怪景监：“你推荐的人狂妄无知，胡说八道，有个屁用！”景监很郁闷，回来之后便问卫鞅：“你都跟主上说什么了？”“帝道。”卫鞅说，“不过看来他根本听不明白，没说几句就打哈欠了。”景监说：“什么天道地道，我一概不懂。但我要告诉你，别在主上面前故弄玄虚，要说就说点实在的，他最不喜欢别人夸大其辞、信口开河了。”卫鞅想笑又不敢笑，说：“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给他说点实在的。”景监倒也耐烦，过了五天，又安排卫鞅和秦孝公见了一面。没想到，两人聊了没几句，卫鞅又被赶出来了。不消说，景监又挨了秦孝公一通批，回来问卫鞅：“这次你又说什么了？怎么又被赶出来了？”卫鞅说：“这次我说的是王道，还是不对他的胃口。”景监说：“那咋整？”卫鞅说：“请您再给我争取一次机会，相信我，一定会让主上满意的。”过了些日子，景监果然又安排卫鞅见到了秦孝公。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这位客人，原来倒也有些学问，今天聊得挺开心，你让他过几天再来找我。”景监松了一口气，回来告诉卫鞅。卫鞅不觉莞尔一笑，说：“我已经摸到主上的脉搏了。”景监问：“你都说啥了？”卫鞅说：“霸道。您有所不知，帝道王道，都是长治久安之策，然而须假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成。霸道则有如猛药，药力强，见效快，然而急功近利，恐留后患。主上是个性急的人，这次我给他下了点猛药，下次再加码，直接给他说强国之道，必成大事。”几天之后，卫鞅和秦孝公进行了一次长谈。据《史记》记载，这一次，秦孝公完全被卫鞅吸引住了，听得出了神，习惯性地想用手肘撑住席前的小方几，却撑了个空，摔倒在卫鞅面前。卫鞅给秦孝公开的药，其实就是魏国李悝变法加楚国吴起变法的升级版，大而言之，有四项内容：一、重视农耕，发展经济；二、奖励军功，提升军队战斗力；三、剥夺贵族特权，强化中央集权；四、废除人治，推行法治。但是，光说服秦孝公还不行。长久以来，秦国的政治把持在贵族元老手中，国家大事，甚至包括国君的废立，都是由他们说了算。例如秦怀公本来是流亡的公子，就是被贵族们从晋国迎回来当国君的，后来又被他们抛弃，遭到围困而自杀。秦简公也是从晋国迎入的。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原来也是流亡在魏国，长达二十多年，目睹了魏国的变法与强大。后来被秦国的贵族迎立为君，才将魏国的政治理念引入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可想而知，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准备任用卫鞅变法，必须先过国内的贵族元老这一关，而他们，对于一个从魏国来的卫国人主持大局，并且一上来就叫嚷着要剥夺他们的特权，无疑是强烈反对的。交锋在朝堂上直接展开。秦孝公说了一段开场白，大概意思是，国君的责任是守护社稷，臣子的责任是维护国君。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告诉你们，如果秦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但是变法是大事，我怕天下人议论，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卫鞅马上说，怕这怕那，什么事都干不了，主上既然决心要变法，就不要管天下人怎么议论。而且高人行事，本来就容易遭到世俗非议；有真知灼见者，一定会受人嘲笑。蠢人等到事情发生后都弄不明白是什么道理，智者却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不可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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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了西北军团的好感。第一件，大军刚出国境，突然间后面火速传来了圣旨。全军的心都提了起来，谁都知道，这时来圣旨，肯定有事，有大事。童贯一个人走到一边，展开圣旨，看。这期间没人跟他抢，没人敢发问。他是监军，是皇帝在军队里的代言人，他有权这么干。全军注视中，他看完了圣旨，顺手就插进了靴子里，重新上马，跟没这件事一样，继续赶路。路上终于有人憋不住了，过来问他圣旨里说了什么。童贯很轻松，笑了笑，“皇上敦促我们奋勇作战马到成功。”哦，全军的心一下子松弛了。这么多年，西北军团从来没怕过前方的敌人，可实在是怕了后方的圣旨、奏章，每次都让他们七上八下，死得糊里糊涂。可是这次新皇帝居然特意写信鼓劲，真是军队的贴心人，给他卖命，值了！于是开拔，全军振奋，杀奔巴金岭。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次的圣旨仍然是个噩梦。就在他们杀出国门时，京城突然间失火了。火势很大，皇宫都被惊动。赵佶觉得这是个凶兆，是上天的警告。他紧急叫停，让西北军回国。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回国了，对士气的打击有多大，大领导是个一把火都能吓瘫的废物，让下属拿什么劲头出去做事？童贯把圣旨压下了，像张草纸一样塞进靴子里。可真有种，继续打，打赢了他都是抗旨不遵。要是输了，他怎么死简直没法想。战争在他的隐瞒下继续进行，他也做了第二件事。他以监军的身份向王厚请战，由他率领前锋主攻巴金岭，由他为西北军打第一仗。巴金城的地理环境实在太梦幻了，想知道它什么样，大家可以点击开游戏网页，找那种恶魔城堡。就是一座高高的山顶，四面都是深得让人头晕的壕沟，里边注满了水，根本没有能过去的路。唯一的通道，又窄又长，曲曲弯弯的，想让三个骑士并排冲锋都挤不开。等大发神勇冲上去之后，还有一道城墙拦路，至于城门的厚度嘛，大家可以想象，青海省有多少千年未开发的原始森林，要多厚的板子多高的材料没有？这种天险在冷兵器时代简直让人绝望，童贯一边打马飞奔，一边心里嘀咕。前锋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可是要打个开门红，得怎么办啊？可是悄悄接近巴金城之后，童贯瞬间狂喜。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简直是恩师李宪的在天之灵保佑——巴金城的城门居然是开着的！城门外吐蕃人的军队像晾白菜一样扎堆摆着，一个个懒懒散散，无精打采，还有比这更理想的姿势吗？弟兄们，砍过去——没等童贯下令，经验超级丰富的熙河军团就冲了过去。一定要快，必须得抢在吐蕃人反应过来关城门之前杀进去。宋将辛叔詹、安永国跑得最快，他们成功了，真的抢在吐蕃人有反应之前接近了城门，展开混战。按他们的思路，要顶着吐蕃人往前杀，一直顶进城门里去，那样就大功告成。可惜的是，他们跑得实在是太快了，不仅吐蕃人没反应过来，连后边自己人也没跟上来。百十来个人冲击天险……安永国被吐蕃人挤下壕沟摔死，辛叔詹带着人撤了回来，等童贯带人赶到，吐蕃人关城门了。郁闷，童贯开门撞山灰头土脸。只好给后面的王厚写战报，请求支援。王厚很快回了信，请前军稍等，明天大军赶到，为诸君破敌。第二天，宋军的北路军全军到位，之后的事情让童贯看傻了眼。他一直在想，绞尽脑汁地把看过的兵书、讨论过的战例一个个调出来，往巴金城之战上靠。得找出最合适的战术来。可是等王厚到位之后，他明白了熙河军是什么组织。纯粹就是个暴力团伙，哪有什么战术啊，就是主帅亲自临敌，四面围住了狠打，神臂弓等大杀器全速开火，半天之后大家进城吃饭。巴金城城主、邈川大酋长多罗巴的三个儿子，两个被射死，一个眼睛中箭深入颅骨，这娃真神勇，这样了还能带着箭跑路，成功活着去见老爹。其余的吐蕃人除了死的都跑光了。巴金城之战是这次收复河湟之役的主旋律。几乎每一场战斗都是这样进行，这样结束的。六月十八日，南路军高永年抵达罗瓦抹逋城，强攻破城；二十一日，北、南两军合围湟州城，这一天是硬仗里最硬的一次，王厚居然在天色已晚，敌方援军到达的情况下，连夜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熙河军已经是孤军深入，眼见着吐蕃人的援军到达，如果援军不只这一路，那么就会腹背受敌，只要在湟州城下失败，离国境千里之遥，想逃回去是做梦。不胜利，毋宁死！战火在湟州城的每一个角落展开，在城头，在桥头，在壕沟边上的水寨，在城门，宋军不惜代价，整整强攻三天。三天后，吐蕃人内乱了，一个叫苏南抹令的大首领心理崩溃，他没有跳出城墙向宋军投降，而是主动申请做内应，把城门打开了。河湟之战终于取得了局部胜利，湟州以南被宋军控制。下一步是宗哥城、青唐城，只要再胜，河湟之战就将结束。时机大好，全军都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赢到底。可是王厚停了下来，他说得休整一下。听到这句话，熙河军沉默了，他们仿佛想起了什么，都没再坚持，大家放下刀枪找地方休息去了。童贯代表他们回开封，明面上的理由是汇报工作。关于这次汇报工作，全体西北军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开封城乃至于宋朝全天下也都明白。王厚要给王瞻讨一个公道，给西北军讨一个公道，顺便也给自己讨一张保命符。上次收复河湟，王瞻干得多漂亮，可是死得有多憋屈。现在又胜利了，前边等着的又会是什么，如果还是赢得多漂亮死得就多难看，那他还是就此打住吧。希望只赢了一半，惩罚也只有一半。这就是宋朝当时的现状。时间进入公元1103年左右，中国已经出现了微妙的逻辑。这种逻辑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变成了主流真理。比如越是常胜的将军越被排挤，越是有能力有志气的人越被压抑，甚至明明打赢了的战争也要赔款（参照宋、金战争，清朝与法国的战争），这类事越来越多，渐渐地变成了中国人心底里共同认可的东西。这都是怎么产生的？怎样传播的？在宋朝之前基本没有，在宋朝之后大行其道。这些，需要我们在回顾历史时多想一想。幸运的是，王厚的运气很好。第一，他的战争正在进行中；第二，回京述职的人是童贯。很快消息传回了西北，徽宗赵佶的态度非常清楚，在确认胜利消息属实之后，他接受了文武百官的朝贺，这就给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胜者有功。先是给西北军加薪水、送猪肉，再给王瞻恢复名誉，确定待遇，最后旧事重提，再一次以弃河湟的罪名重罚韩忠彦、曾布、安焘、范纯礼、蒋之奇等人，这批人被打包进元祐党人之中，被越贬越远，直到死在长江以南。比如曾布，这位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改革时起，到元符三年赵佶登基为止，最臭名昭著最成功最阴微的墙头草败事人死在了三年之后。这些都做完之后，王厚的心气平了。全军开拔，目标宗哥城。宗哥城是河湟吐蕃人的第二重镇，仅次于当年唃斯罗创建的青唐城。这里的吐蕃人的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多少年来不管是宋朝人还是西夏人，都一律头痛。听上去真让人发抖。可事实上王厚杀过去时，心里还是相当轻松的。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势力盘根错节，军力强盛”。那相当于吐蕃人里各自占山为王，谁也不服谁，还个个特有力量。在这样的局面里，他们只是一盘散沙，哪怕都是一颗颗的金刚砂，也崩不裂王厚的大门牙。说起来，这也是吐蕃人的死穴，是他们和西夏人最大的区别。西夏人从李元昊开始一直有统一的建制和领袖，哪怕汉人梁氏篡权，也没分裂过；吐蕃人在唃斯罗之后立即分裂，甚至在唃斯罗生前，他的儿子就出去独立了。什么事都是这样，人必自辱，人才能辱之。国必内乱，外敌才能侵入。话虽这样说，王厚还是非常谨慎。他分兵三路，由高永年率前军由胜铎谷沿宗哥河北岸前进；张诫率部由汪田、丁零宗谷沿宗哥河南岸前进；自己和童贯率领中军出绥远关，跨越渴驴岭直指宗哥城。一路前进，一路收钱。沿途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池都上缴保护费，宣誓向宋朝效忠。对这些，王厚一律不屑一顾，身为王韶的儿子、两次争战河湟的主帅，他太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是场游戏，二十年来，宋朝杀过来，这些人立即投降，宋朝前脚走，这些人马上就地称王。以这次为例，如果他不能一举平定河湟，在前边的宗哥城或者青唐城功亏一篑往回逃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趁火打劫，一直追他到国境线上。敌、友、主、奴，都在一念之间。宣誓效忠……只是个笑话。而他失败的可能，都凝聚在一个人的身上。宗哥城主谿赊罗撒，这人是当地最大的势力，拥兵至少六万人，加上宗哥城天险，这是比前面的湟州城凶险百倍的地方。怎么办呢，还是像上次一样围城狠打三昼夜，甚至六昼夜，直到成功吗？那得用多少具尸体垫在宗哥城的城墙下才能办到。身为主帅，无论是为了士兵的生命，还是为了后面攻打青唐城保留实力，都不能这样做。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犹豫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据可靠线报，谿赊罗撒暴怒了，他放出话来：一定要和宋朝人死磕，有宋没他，看谁去死。谿赊罗撒带兵出城，在宗哥城的东边二十公里开外的葛陂汤摆下了阵势，要在这里和宋军野战，决一胜负。这个想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被人认为很愚蠢。可是，王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他的真正意图。这真是个特别的吐蕃人，这事表面上看来再蠢不过。毕竟二十年之间，熙河军团以野战能力至少平定了河湟部三次，这是无法拉近的差距，每个吐蕃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承认，出城和宋军野战，等于自杀。但这次不同，王厚跑得太快了，军队哪怕刚刚休整过，仍然处在疲劳期，要是缩在城里等着宋军攻城，其实是给了宋军喘息的机会。现在主动迎上去，以逸待劳拼筋疲力尽，胜算极大。如果真赢了，以野战击溃宋军，这会给整个河湟战区带来连锁反应，每个吐蕃人都会趁火打劫，熙河军团会被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谿赊罗撒拼尽了老本，把六万兵力都带到了战场上。王厚没让他失望，面对挑战，王厚不仅没有退让，反而加快速度，率领中军越过前军，以主帅为箭头接近战场。吐蕃人先到葛陂汤，这是当地最有利的地形，宋军选择的是葛陂汤北边的一座小山坡，在那里集结队伍列开阵势，向吐蕃人推进。先失去了地利，似乎熙河军团在疲劳之余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但是很快吐蕃人就会知道，宋军选在北边列阵会有怎样的变化。那简直让谿赊罗撒欲哭无泪。战局展开，走向被宋军掌握。他们先是缓缓推进，向吐蕃人施压，果然压力巨大的吐蕃人做出了反应，他们的骑兵从葛陂汤上冲了下去，数万骑兵的冲锋惊天动地，可是兵力调动太明显了。王厚命令前锋高永年顶住，中军派出骑兵反包抄吐蕃人的后路，后军张诫趁机渡河，率领轻骑兵向站在高冈上观战的谿赊罗撒冲锋。战术很对头，但效果不显著，吐蕃人是六万兵力，全骑兵兵种，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在宋史一百五十年之间，哪怕规模最大的战役，如燕云之役、雍熙北伐、五路征西夏等等，哪怕出兵人数过三十万，也没有六万骑兵同时出阵的时候。六万骑兵，这是谿赊罗撒骄傲的资本，实话实说，他有这个兵力，就配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吐蕃人万众一心，哪怕他把这六万人拼光了，获胜的熙河军团也将元气大伤，被后边的青唐城击败，被河湟地区内的吐蕃势力吃掉。这是王厚、童贯所没法承受的，可也是没法回避的。宋军收复河湟，从第一次王韶起，打的就是威望，尤其是后面的两次，必须赢，必须赢得漂亮利落，不然已经被压服的吐蕃人都会再起异心，这些都逼着王厚以最神勇的姿态去作战。眼看着对耗不可避免，关键时刻变化突然发生。西北边狂风大作，暴风雨来了。塞外的暴风雨卷起漫天的风沙，从宋军的背后刮向了吐蕃人，这是要命的事，突然而来的大风曾经不止一次地左右了宋辽、宋夏之间战争的胜负。甚至辽、夏两国间的走势，也是一场大风沙决定的。风沙中，吐蕃人一败涂地，掉头就跑。宋军要做的就是追，一直追到三十里开外，砍掉四千人首级，俘虏四千人，才得胜回程。之后的事情只有一个，宋军派出了一个万人骑兵队，穷追谿赊罗撒，哪怕到天涯海角，也要抓住他。事后证明，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谿赊罗撒是真能跑。他先是趁乱跑到了宗哥城下，想钻进去继续固守。可是城里的部下背叛他，根本不开城。谿赊罗撒迅速奔向了下一站——青唐城。这是河湟吐蕃最后的据点了，一直住着最尊贵的吐蕃领导，总会收留他吧。可是迎接他的又是大铁锁，首都也抛弃了他。谿赊罗撒仍然不死心，他带着亲信跑进了青唐城边上的谿兰宗山里，准备长期打游击，跟宋朝人耗到底。没想到他前脚才到，宋军后脚就追了上来，并且是从青唐城南边的青唐山拐进谿兰宗包抄他。到这步了，谿赊罗撒还不投降，他离开了青唐地区，跑进了青海湖区域……那地方实在太远太荒凉太偏僻了，宋军实在没办法，只好收队。收队的过程中心满意足，在追杀谿赊罗撒的一路上，宋军什么都得到了，包括宗哥城、青唐城。王厚、童贯领着熙河军团主力简直是慢悠悠地休闲式行军，所到之处，城门都为他们打开，投降的人规格非常高，一水儿的全是公主。宗哥城的公主瞎岔牟蔺毡、青唐城的龟兹公主青宜结牟，她们连同辖区内的大小酋长保证世世代代做宋朝的臣民。最后，王厚进军到了廓州，这是河湟地区最边缘的地带了，本想着还要再打一场硬仗，搞不好这帮人会流窜进西夏，那样熙河军团想追进去，就得提前和党项人翻脸。事情不好办啊……可是等熙河军杀进廓州，迎面遇上敌人后，突然间全军哄堂大笑。实在是太搞了，就见对面吐蕃人的首领脑袋上缠着一圈圈的纱布，包得严严实实的，基本上看不出长啥样。此人高举双手，做投降状，隔着老远就喊口号：“愿贷余生尽力报东京官家。”这辈子剩下来的时间都是给开封城里的宋朝皇帝忠心服务的。这人名叫洛施，是廓州的大酋长。此前凶狠霸道，是谿赊罗撒的死党，积极参与抵抗宋军的行动。结果在宗哥城大战时被熙河军砍破了脑袋，九死一生才逃回老家。这时看见对手追着砍进了家门口，立即下定决心，说啥也不再玩了。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二十六日，河湟全境战事结束，宋军用前后近一年的时间扫平河湟部吐蕃，连带着把唃斯罗的子孙连根拔起。青唐宗喀政权覆灭了。王厚此次征战，前后共六大战，斩获万余人，招降各部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户，拓地三千余里。至此，宋朝西北方国土正北、东南与西夏接壤，西至青海及龟兹国界、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与阶、成两州相连。二十六日这一天，王厚率熙河军过湟州，越兰州大河，在西夏东南方国境线上耀兵巡边，整军回国。一路军威鼎盛，西夏人闭关不出。第十章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变这期间，童贯已经回国了，他向徽宗述职后，趴在了一张巨大的地图上。这张图是宋、西夏的交界地，它随时变动，几乎每十年就要有次改版。没办法，宋夏之前每一次战争，都会让国境线变动。当此时，童贯看到的是一片从所未有的大好局势。宋朝收复唐朝时失去的河湟地区之后，以河湟威胁西夏的河西走廊，以鄜延军据横山俯视夏州，泾原军占据天都山直逼西夏国都兴庆府，可以说西夏从李继迁创业开始，到李元昊赖以立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理屏障都已掌握在宋朝的手中。童贯的脑子里继续导出近二十年以来宋夏战争中，两军野战的胜负记录，毫无疑问，宋军占据绝对优势，可以说如果不是天气、给养的原因，神宗时五路伐西夏就能灭了西夏全国。那么还等什么呢？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童贯心里生成，他私下里和自己的亲密死党蔡京沟通了一下，两人做了一个决定——立即与西夏开战。这可以看出童贯的本性。他不是他的老师李宪，李公公一生活在军旅之中
好多家族的事我都是从我祖父那儿听说的，我父亲后来有文化，可是什么都不说。我祖父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么一句，说你什么都忘了吧，你记住这句话：咱们家是英亲王之后。英亲王第六族，镶红旗。你什么都忘了，这句话你别忘。我祖父那会儿有点钱了，还把本家请了去，修家谱。不是每年，是隔那么两三年，在我们家修家谱。那会儿我小，个儿还挺矮的，我看见过，就在北屋，有一张木八仙桌，20多人在那儿，一修好几天哪。你说说，谁家生孩子，叫什么名字，谁娶媳妇了，就说这个。整方大宣纸。是用毛笔杆儿，削平了，好多红印的油，印个红圈儿，完了写上名字。我父亲记得清楚，这家谱的头一个名字就是阿济格。定：你们家的家谱和官方的《玉牒》还不是一回事儿？金：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家的家谱啊，“文化大革命”都烧了。有家谱，还有坟图。像我祖父还知道，到坟地一看，这坟头是谁，那坟头是谁。到我父亲就不认识了，这坟头是谁的不知道了。定：没有碑吗？金：我去过，没有碑。阿济格是八王注161，八王坟啊，在大北窑那边，八通线怎么叫八？就是八王坟到通县啊，现在全拆了。八王坟是英王的坟，解放以后刨了，刨出一个大瓶来，据说清朝时候武将都是火化。定：清朝最早的时候全都是火葬。一直到乾隆时候八旗兵丁死了还都是骨灰呢。金：反正据我听说是武将，武将死了才是火化。另外那地儿还有几通碑，现在有拓片，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呢。我们的坟在水南庄，在现在高碑店靠北京城这边一点儿，就是说水南庄再往东一点就是高碑店了，现在属朝阳区。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的白明还有冯其利拽着我到那儿去，结果什么都看不见了，坟全平了。可是一提照应坟的胡德亮，谁都知道。定：是从哪代另立的坟？金：这就不知道了，因为坟图烧了。据我推测，应该是从胡图礼注162，因为敦诚、敦敏的诗集里头，有到水南庄上坟的那个。敦敏的母亲死了，敦敏在水南庄那儿住了3年呢，说明在敦敏之前就在那儿立祖坟了注163。这又牵扯到礼节了。原来每年春节啊，七月十五啊，十月初一啊，就上供烧包袱，解放以后就不烧了。金锞子，银锞子，就叠那锞子。买纸，一沓一沓的纸，镶着金的、银的，四方的，给它卷成一筒，两边一夹，抹上糨糊，一长方的，当间儿空的，不是平行的，是交叉的，这就是一个锞子。另外有烧纸，就是一张白纸，使东西卷成一卷儿，然后把头儿那地方卷紧了。这包袱是纸的，上边印着黑字，有上款，有下款，当间儿写着某某某，父亲是先考，母亲是先妣，讳谁谁谁之位，底下是孝子孝孙谁谁谁。我祖父知道名字，都写谁写谁，我父亲写。后来我上学了，有时候也让我写。那会儿我们家供11个包袱，没有阿济格，都是后几辈了。还在敦诚、敦敏下边，秀字辈的。定：那些关于英王的故事也都是您祖父给您讲的吗？金：不是。我开始啊模模糊糊，就是我祖父给我说了那一点儿，我父亲是什么也不说。我学医的，从前就不注意这事，我一直小学中学大学，后来毕业就当大夫，哪儿有工夫钻研这个啊。后来有一次啊，这回民医院跟民委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会儿张寿崇注164的外甥金恒绩在市民委，金恒绩跟民委主任沙之源——沙之源是回民啊——俩人上回民医院来了。定：您说的这金恒绩是不是庆王家的？金：对，庆王府的。那会儿我还上班呢，我们正院长就说哎，我们这儿有个满族的副院长，你(的名字里)也有个衡(恒)，他也有个衡，实际不是一个衡(恒)，说你们俩认识不认识呀。后来民委有事就找我，那时候不是有个满族联谊会么，每年都给我一个请柬。后来在八几年吧，我退居二线了，就有了点时间了，又赶上张寿崇办满文班，他那阵儿在东城政协，挑头办的满文班，我就上了那满文班，哎哟好，这下可大聚会了，一提老祖宗啊，人家都知道。从那儿以后啊，我认识了好多人，有不清楚的问问人家，这么着后来越来越清楚了。敦敏的坟在水南庄。敦诚过继出去了，他的坟在大兴，大兴靠南了，西芦垡，祖坟是绰克都的。这还都是冯其利发现的。那儿还有一石碑，让人当台阶那儿踩着呢，是我那大爷爷励庄的父亲，叫啟泰，给立的碑。
3.我自己
金：我母亲是汉族，不是旗人。汉族嫁到满族里边来，姓什么就什么佳氏，把汉姓后边搁一佳字儿。她们家是天津人。我那个外祖父在天津是比较有名有钱的，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老头把财产全都给女儿置了嫁妆了。所以我母亲嫁妆不错。定：您是长子？金：对，我10岁我生母就死了。我还有个弟弟。我弟弟是我这个妈生的。我就出生在什刹海旁边有门脸的那个门儿，现在宋庆龄故居，原来叫摄政王府的旁边(看照片：我就生在这个门里头，这就是后海)。定：那你们住的也是王府啊？金：不是，我们是在王府旁边，要是在王府里就麻烦了。我们住的那房子可比王府小多了，可是它也按着王府的格局。那个房子是谁的4.德胜门内
金：我上学啊，都是我祖父供的。定：您祖父比较有钱嘛。金：我们家是有点儿，可是我是吃窝头长大的。那会儿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家，因为我们没挨过饿，没吃过混合面。我有个本家的哥哥就说我父亲，说我要有你这么个爸爸呀，我天天儿给他磕头！我看过别人吃混合面，灰色儿，像香炉灰。我没吃过，可是我见过。定：日本人来的时候您记事了吗？金：哟！是七七事变吧，我都记得。29军大刀片儿。那会儿我有个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在那院里玩，飞机来了，那声儿大，我姐姐吓得就哭，往屋里跑。我们住的后海北河沿那地方，那天就通知了，让搬走，说今儿晚上这儿打仗。我们都看见了，那些大兵穿着灰制服，就听着好像是东北口音，就在河边石头上磨大刀，一边磨一边骂，一边磨一边骂，就骂那日本人。(我们家人)就说收拾收拾东西吧，说搬到果子市，上柜上住去。这个也带走吧，那个也带走吧，什么也舍不得，头天一宿就没睡觉，收拾那东西，第二天就搬走了，到柜上住下了。结果一宿枪也没响，第二天大兵全没啦，可能就都上卢沟桥了。现在宋庆龄故居那地儿，过去是德胜门小市儿，周围全是木厂子，(人们)就用那沙篙，把路口全给截上了，买东西都得隔着墙递一个菜筐。我对日本人的印象特坏。正觉寺注169那儿的两层小楼，住着日本人，日本人喝啤酒，啤酒瓶子就往下扔，砸中国人脑袋。在新街口那儿我眼看着，一个卖笤帚的，也不知道是妨碍交通了也不是怎么着了，让日本宪兵给踢得一溜滚儿一溜滚儿的。我那几年每年都拉痢疾，拉一回痢疾就且拉呢，几天几宿的就这么拉，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就吃中药。那会儿一拉稀就叫虎列拉，注170一说虎列拉(日本人)就给拉出去烧了，所以拉痢疾都不敢说。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印象不好，因为他们太粗暴了。也说美国兵不好，但没有像对日本人那么恨。美国兵好像表现得就文明点儿。我都赶上了，满街美国兵，吉普车，日本人是牵着大狼狗。定：可是对你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是吧？金：对我们家直接影响不大。日本投降的时候，(北京人)都恨日本人啊，好多日本人都一家子一家子躲到防空洞去，另外也有一些嫁中国人了，嫁给拉洋车的。可是在个别场合有的还挺横着哪。后来社会就不稳定了……定：这指的是什么时候？金：国民党来了以后啊。日本时代用联合票，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国民党来了就不用了，用关金，用法币，后来又发了好几种，有一种叫金圆券，这金圆券可把我祖父给治了，他原来还有点钱，一折成金圆券，那点钱就够打一壶醋的了。所以解放对我们家是有帮助的，我上学不用交学费，吃饭也不要钱。我祖父三娶的祖母也是汉族。她就住在西城区，现在叫四环市场，一个超市，原来叫草厂大坑，我这第三个祖母的娘家就在草厂大坑旁边。穷。草厂大坑是抹脖子的地方。那会儿我们串亲戚到那儿去，都说：“早点走吧，晚了待会儿有抹脖子的”，哎。积水潭那地儿，是跳河的上吊的地方，靠荷花市场那地儿，也是上吊的地方。我上小学在新街口那边，上学下学老走积水潭那地儿，这跳河的上吊的我都看过没数了。解放以前。上学去看河里漂着一堆衣裳，甭问，一跳河的。喝满了水啊时间一长就漂上来了，叫河漂子么。等中午晚上下学的时候一看，捞上来了，还盖一张席。几乎天天儿有。就那板桥头条，板桥二条，积水潭医院后边那地儿，那树上，隔不几天就挂一个。定：您都看过？金：看过！定：就是说你们当时住的那环境都是特别穷的？金：都是穷。要不怎么说解放了拥护共产党啊，那真是！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从德胜门，我还到德胜门门脸儿看去了呢。那会儿还早晨几点钟开城门，晚上几点钟关城门，就怕给关到瓮城里边。我小时候还有放午炮的，中午一点好像是，“当——”。定：出了城那边就是庄稼地了？金：哎哟，解放以前不出城就种庄稼啦。绦儿胡同后边就种庄稼。七、我讲的故事，您在别处听不着
——何秉钧口述
(一)何秉钧口述
时间：2007年3月22日(第一次)2007年3月24日(第二次)2007年5月23日(第三次)地点：北京肿瘤医院十里河分院病房访谈者：定宜庄、殷芳、邱源媛[访谈者按]我为何秉钧先生做访谈，是在肿瘤医院的病床上。秉钧先生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许多，才62岁，精神非常健旺，虽然头一天刚做完第八次化疗，但根本不像个病人。我原先以为访谈的重点会在他学中医的经历，没想到他是从祖父入乐部讲起的，这是又一个孙子讲述的爷爷的故事。秉钧先生人很聪明，记忆力惊人。他会唱不少曲子，访谈基本上是在他的边说边唱中进行下去的，这很有趣。至于他讲的宫廷逸事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杜撰，与其认真地一一核实，倒不如将其当作爱新觉罗家族中一些人的特定趣味来看，更有意义一些。何况对这些逸事津津乐道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后裔，也有寻常百姓，乃至成为当今社会上的普遍风气。《爱新觉罗宗谱》中何秉钧家族支脉一览：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筹划称帝事宜，但已经出兵魏博，朱全忠决定趁势大举讨伐二州，以此巩固诸镇归附之心。九月一日，朱全忠带领大军自白马渡过黄河，六天后大军抵达沧州，驻扎在长芦镇。沧州守将刘守文闭城不战，而魏博节度使罗绍威因自己地处战争前沿，惧怕朱全忠再次假道伐虢之计攻占本镇，于是以报答朱全忠清除内患为名，尽心竭力地为朱全忠运送物资，并动用数十万人为汴州军队服务。当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得知沧州被围，立即带领大军自幽州南下增援，但半路上屡次被汴州军队打败。于是他下令境内男子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都必须自备武器粮食到军队行营报到，军队向南进发后，如果还有一人留在村子里则格杀勿论。刘仁恭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但即使这样才得到几万人。此时汴州军队已经将沧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幽州士兵见汴州军队强盛，龟缩在瓦乔不敢出战。沧州久围被困，城中粮食消耗殆尽，人们或是吃土或是互相蚕食。朱全忠派人劝说沧州守将刘守文赶快投降，结果遭到刘守文的严厉拒绝。刘仁恭见沧州危在旦夕，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对抗朱全忠，因此便厚着脸皮向李克用求救，而李克用憎恨其反复无常，不想出兵相救。不过，其子李存勖却认为现在朱全忠已经占领天下的大片土地，目前能够对抗朱全忠的只有幽州的刘仁恭和河东镇，如果不和刘仁恭联合对抗朱全忠，对河东镇十分不利，倘若利用这个机会打败朱全忠，则是河东镇重新振兴之时。李克用听完李存勖的分析后，顿时恍然大悟，立即召集众将宣布出兵援救刘仁恭，并派大将周德威、李嗣源汇合幽州军队攻打汴州军队占据的潞州，迫使昭义节度使丁会举城投降。当时正在指挥攻打沧州的朱全忠听说潞州失守，顿时大惊失色，因为潞州当时是重镇，倘若李克用自此大军南下，直抵怀、孟地区，便可一举攻占洛阳。如果李克用真的大军进攻洛阳，朱全忠即将到手的皇位就将化为泡影，因此朱全忠为了稳妥起见，放弃了对沧州的进攻，急令人马烧营撤兵。攻打沧州无功而返，使朱全忠的威望大减，他唯恐内外离心，想尽快受禅以收人心。天佑四年（907年）正月十日，朱全忠自长芦回到大梁，途经魏博镇时，感到身体不适，于是便准备暂时留在魏博镇养病。不过罗绍威却担心朱全忠趁机吞并魏博镇，于是便向朱全忠进言，说邠、岐、太原地区始终不臣服汴州，朱全忠应该早登大位，以断绝天下人的贪念，并许诺贡献六州军赋以贺登基大礼。朱全忠虽然表面上一口回绝，但内心十分得意，又想早一点回到大梁，于是在身体尚未痊愈时，便从魏博镇起身，于正月二十五日回到大梁。皇帝李柷听说朱全忠已经回来，立即派御史大夫薛贻矩前去慰劳。薛贻矩想要用臣子拜见皇帝礼仪拜见朱全忠，朱全忠表示婉拒，不过薛贻矩却说，朱全忠功德泽被天下，已经是天命所归，皇帝陛下想要效仿舜、禹让位给朱全忠，所以自己不敢再行同僚之礼，说完就拜伏在朱全忠的脚下。朱全忠急忙回避，声称不敢接受。不过薛贻矩却对朱全忠死缠烂打，朱全忠只得接受，而且薛贻矩回到洛阳后，告诉皇帝李柷，说朱全忠有受禅的意思。于是皇帝李柷下诏，表示在二月要将帝位禅让给朱全忠。二月三日，朝臣们秉承朱全忠的旨意，共同奏请皇帝李柷逊位，李柷随即下诏让宰相到元帅府劝进，朱全忠假意推辞不受。三月十三日，薛贻矩作为皇帝李柷的特使，再次出使大梁，表达李柷的逊位之意，当时湖南、岭南等一些地方藩镇也相继上表劝进。二十七日李柷降御礼禅位于朱全忠，以摄中书令张文蔚为册礼使，摄侍中杨涉为押传国宝使，御史大夫薛贻矩为押金宝使，率领百官前往大梁完成禅让仪式。尾声朱全忠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已经为自己修好宫殿，并为宫殿正式命名，正殿叫崇元殿，东殿称玄德殿，内殿称金祥殿，万岁堂改为万岁殿。四月五日，朱全忠端坐在金祥殿，接受百官朝贺，命令官书文告全都去掉大唐年号，十八日举行正式禅位仪式。张文蔚、杨涉等使臣从上源驿手捧册文、传国宝，诸司各备仪卫为前导，文武百官随后而行，来到金祥殿前宣读皇帝李柷的退位诏书。当时百官匍匐在地向朱全忠道贺，而朱全忠则身披衮冕即皇帝位。仪式完成后，朱全忠在玄德殿设宴款待张文蔚等人。宴会开始后，他手举酒杯对众人宣称自己能有今日，全赖诸位朝臣拥戴之功。张文蔚等大唐遗臣面对此情此景，都感到无地自容，只能默默低头不语。只有薛贻矩、苏循以及刑部尚书张祎盛称赞朱全忠功德无量，宣称即位乃是顺应天意之举。次日，朱全忠诏令有司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然后遣使宣谕诸州，同时大赦天下，改元开平，国号“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命名为东都，以洛阳为西都，降李柷为济阴王，囚禁于曹州（今山东菏泽）。朱全忠虽然继承大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过已经成为囚徒的李柷。在他当上皇帝的次年，他亲手调制一杯毒酒，为李柷送到囚所。随着李柷的一饮而下，大唐帝国彻底灭亡。而在其之后的天下则并不太平，巴蜀王建称帝，钱谬割据吴越，李克用占据河东，高季兴控制荆南等，中国历史由此进入又一个分裂时期，史称五代十国。唐朝，公元618年李渊接受杨侑禅让称帝开国，一直到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禅让朱全忠为止，立国二百九十年。昔日大唐的无限繁华就此逝去，留给世人的是不尽的追思和慨叹！参考书目历史文献：〔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年。〔唐〕长孙无忌等编《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唐〕张说等编《唐六典》，中华书局，1983年。〔唐〕吴兢：《贞观政要》，新华出版社，2006年。〔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唐〕魏征等编《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唐〕王定保撰《唐摭言》，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唐〕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唐〕刘肃：《大唐新语》，中华书局，1997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宋〕范祖禹：《唐鉴》，中华书局，2008年。〔宋〕薛居正等编《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宋〕王溥：《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宋〕王谠：《唐语林》，中华书局，2007年。〔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中华书局，2008年。〔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宋〕欧阳修等编《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98年。〔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4年。〔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专著：《唐帝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白玉林主编《读史观天下?二十五史解读?唐史解读》，华龄出版社，2006年。岑促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陈满麒：《正说唐朝八大疑案》，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黄永年：《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刘后滨：《大唐开国》，中华书局，2007年。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孟宪实：《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孟宪实：《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欧阳予倩：《唐代舞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钱文忠：《玄奘西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吴宗国：《唐代科举制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吴宗国主编《中国封建王朝兴衰?隋唐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玄奘：《大唐西域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闫守诚：《唐玄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赵文润,王双环：《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赵文润：《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附录唐代历史大事年表566年高祖李渊出生598年太宗李世民出生611年瓦岗军起义617年李渊于晋阳公开起兵反隋618年李渊称帝开唐，灭薛仁皋619年灭刘武周、李轨621年灭窦建德、萧铣、王世充623年灭刘黑闼、杜伏威，统一全国624年一代女皇武则天出生；唐初步制定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实施办法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李元吉，同年即帝位，与突厥结渭水之盟627年玄奘赴天竺取经，历时19年，645年回归629年灭东突厥635年灭吐谷浑；高祖李渊去世636年武则天进宫，受封才人640年灭高昌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643年李世民初征高丽644年灭焉耆644年李世民再征高丽，无功而返648年灭龟兹649年太宗李世民去世，高宗李治即位；武则天被迫出家感业寺，次年重新回宫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657年灭西突厥660年平定百济663年白江口之战，中日历史上的首次战争664年武则天垂帘听政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同年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睿宗李旦即位684年徐敬业起兵造反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降李旦为皇嗣705年神龙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李显复位710年韦皇后毒杀李显，立李重茂为帝；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灭韦皇后，睿宗李旦复位713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灭太平公主，成功继承帝位；姚崇上疏李隆基“十事要说”，是为开元盛世施政基础716年睿宗李旦去世737年玄宗一日杀三子事件，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被杀745年杨玉环被册立为贵妃749年张说实行兵制改革，停止实行府兵制，改行募兵制750年怛罗斯之战，大唐战败753年鉴真东渡，成功到达日本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马嵬驿兵变，杨贵妃被赐死，肃宗李亨即位757年平定永王李麟叛乱762年玄宗李隆基去世，肃宗李亨去世，代宗李豫即位763年平定安史之乱，姑息河朔三镇，藩镇之乱由此开始779年代宗李豫去世，德宗李适即位780年废除“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783年泾原兵变，李适被迫逃离长安787年与吐蕃结成平凉之盟805年德宗李适去世，顺宗李诵即位，开启永贞革新806年顺宗李诵去世，宪宗李纯即位；二王八司马事件807年平定西川、镇海、宁夏等藩镇813年平定魏博、征讨成德817年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818年平定青淄李师道叛乱820年宦官谋杀宪宗李纯，穆宗李恒即位821年长庆科考案，开启牛李党争序幕824年穆宗李恒去世，敬宗李湛即位826年宦官谋杀敬宗李湛，文宗李昂即位835年甘露之变，酿成中国历史上一天之内被杀官员最多的政变840年文宗李昂去世，武宗李炎即位，北征回鹘845年会昌废佛，佛教史上大劫难846年武宗李炎去世，宣宗李忱即位848年李德裕被贬崖州，牛李党争结束859年宣宗李忱去世，懿宗李漼即位；裘甫同年起义860年南诏攻陷交趾868年桂林兵变导致庞勋起义873年懿宗李漼去世，僖宗李儇即位874年王仙芝、黄巢起义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僖宗李儇被迫出逃蜀中884年黄巢起义失败，战败身死888年僖宗李儇去世，昭宗李晔即位905年白马驿之祸，朱全忠大肆屠杀唐臣907年朱全忠杀死李晔，立李柷为傀儡皇帝，并接受李柷禅让，称帝建立后梁908年朱全忠毒杀李柷，唐亡后记历时六年，《唐朝那些事儿》终于迎来了大结局，六年前在本文的开头，我曾经说过将近三百年的唐朝历史，希望大家鼓励我将它写完，既然已经开写，就要坚持下去，我相信自己有这个毅力。如今六年过去了，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和大力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所以我并不孤单。或许有人会问，写完三百年的唐朝历史，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我的回答是：很有成就感，但仅此而已。六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我每天都在坚持写，既是为了给别人看，更是为了自己，因为我知道人总是要实实在在干些事儿的，更何况自己还是个年轻人。年轻就有资本，但更应该有梦想。看惯了每个王朝的沧桑巨变，看尽了历史人物的兴衰荣辱，我只想说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唯一不变和有价值的是你内心真实的自己。历史的进程虽然有人的作用力，但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而设置。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武则天的千锤百炼，李隆基的励精图治，他们呈现给世人的是无比的强大。但安禄山的狼子野心，杜甫的落寞孤寂，李晔的彷徨无助，更让世人明白，这个世界不仅有光明，还有黑暗。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更何况有时候还是身不由己，所以保持内心的纯净，让自己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是每个人的必修课。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只想说，过去的已经过去，自己虽然很有成就感，但依旧低调做人，依旧认真工作，依旧埋头读书。最后借用一首歌词献给大家，我这些年的感受和要说的大致就在其中：这一路，翻阅了，喜与悲，是与非一双眼，看过许多变迁有时候，我也会，觉得有一点累一瞬间，怀疑身边一切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这一路，经历了，爱与恨，错与对一句话，很难说得完全有时候，我也会想要掉一些泪哭完了，再站起来面对隐形翅膀，带着我幻想掠过那绝望，找希望你的力量，却是我身上真实的飞翔带着我抵挡曾受过的伤每一个孤单的晚上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学着更坚强我曾害怕，所以我懂得，难免会沮丧的模样我受过伤，所以更渴望美丽的飞翔你在我身旁，陪我勇敢唱像一个保护着我的家我们是彼此有形的翅膀，飞进了坚强真实的翅膀，擦去那泪光，还记得梦想是的，梦想！每个人都不要轻言放弃。七卷本《唐朝那些事儿》全部出齐全新历史写作，流行文化读本全程讲述大唐王朝三百年大历史中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
趋繁荣的中国东南海外贸易，几乎禁绝30年。“海禁”口子的松动，是在明朝“靖难之役”结束，永乐皇帝朱棣登基后第二年开始的。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广州三地重开市舶司，尤其是广州市舶司，不久之后由宦官监管。朱棣有此举，一面是为即将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做准备，另一面也是为加强对官方“朝贡贸易”的管理。明朝海禁与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将海外贸易权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进行官方贸易。但这种官方贸易基本是“花钱买面子”，往往都是花买人参的钱换外国人的萝卜，以体现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两个缝隙，也在此时产生——私货与互市。所谓“私货”，就是外国来朝贡的使团，除了携带进行朝贡贸易的货物外，往往还夹带许多私人货物，用以进行私下贸易。而贸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监管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互市”。这种情况在永乐元年就曾发生，渤泥国使者在南京与当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请示朱棣是否征税，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税。这以后很长时间，对“互市”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就成了惯例。如此一来，大批外国使团“朝贡”时，都争相夹带私货，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贡贸易还要热闹。历经朱元璋时代打压的中国海商，就这样缓慢地复苏起来。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统年间，情况继续起变化，彼时明王朝承平日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垄断的商业走私活动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击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严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顿，严禁沿海边民私下与海外商人贸易。但新海商势力还是发展起来，比如在福建，就出现了专门交易走私货物的“乡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网络，并在正统年间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邓茂七大起义。起义虽然被明王朝镇压，但彼时明王朝刚刚经受“土木堡之变”，国家元气大伤，因而对参与叛乱的众多走私势力“胁从不问”。顾炎武的《日知录》上说此后“私通番者益多也”。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开市舶司后至15世纪末的这近一百年，中亚国家战乱，陆上丝绸之路今不如昔，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在欧洲国家价格暴涨，而转运东方货物的“马六甲航线”，这一时期正控制在西亚和东南亚国家手中，他们通过“朝贡贸易”得到的中国货物，向西方国家高价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后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贡贸易”的负担。一面是市舶司管理松弛，外国朝贡使团往往违反规定，带来超过限额的货物进行交易，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单全收。“朝贡”的越多，明王朝赔本也就越多。同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自明英宗朱祁镇在位开始，国家田赋收入连年锐减，朝贡贸易也就越发力不从心。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调整，规定凡外国来华贸易的货物，但凡“私货“，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税。从此开始，原本负责监管私货贸易的市舶司，职责更多转向了税收。原本由市舶司监管的“私货互市”，改由市舶司在当地组织“牙行”来完成。所谓“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当地人组织市场，管理“私货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当地“有抵业人户”，其实就是与市舶司关系密切的当地商人。此时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时期，先是刘瑾乱政，继而刘六刘七起义，随后明武宗又北伐蒙古，游猎四方，上上下下花钱的地方很多。经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广东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银就达30万两，给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从此时起，市舶司的职权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势力借助“牙行”掩护，走私活动日益猖獗。观明朝立国之后的海禁政策，至16世纪初叶，可谓演变甚多，海禁的严厉程度，可以说是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松。此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初兴，东南沿海海商势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许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权限，也在一步步缩小，原先的包办一切，变成越来越多的放权。但与此同时，从永乐至正德年间，明朝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却在直线上升，早年的“花钱买面子”，变成此时税额日益增加。海商权限的扩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实亡，已是大势所趋。此时，一个外来因素的加入，给这个大趋势加了催化剂——葡萄牙人。这时正是16世纪初叶，西方“新航路开辟时期”，葡萄牙船队一路拓展，先击败垄断印度洋贸易的印度舰队，又占据马六甲，下一个目标就到了中国。葡萄牙人第一次造访中国，是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葡萄牙船队抵达珠江口，他们要求与明朝政府贸易，因为拿不出明朝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许可证），遭到明朝政府拒绝。不过，葡萄牙人发现了另一群人——广东当地的走私商人们，他们主动与葡萄牙进行交易，且给葡萄牙人做向导。通过在广东“牙行”供职的商人牵线，葡萄牙成功向广东镇守太监行贿，获得了入京觐见朱厚照的机会。孰料好景不长，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病逝，嘉靖皇帝即位，对葡萄牙采取了强硬态度，不但驱逐了广东沿海的葡萄牙商船，更调动水师，在广东屯门、西草湾两次痛击葡萄牙舰队。眼见得和明朝政府通商没戏，葡萄牙开始和沿海的海商们勾搭连环。这些常年在东南沿海搞走私贸易的海商，在当地熟门熟路，且饱受明朝政府打压，自然乐意与葡萄牙合作发横财。从此，葡萄牙人、倭寇、东南海商联合作乱，反复骚扰东南沿海，这就是嘉靖皇帝在位时期开始的“倭患”。今人说到抗倭，波澜壮阔的战斗说了很多，不过一些提及很少的事情，却会让后人惊讶：与葡萄牙人以及倭寇勾结的沿海海商，固然都是当地臭名昭著的“走私犯”，但沿海的百姓也纷纷参与其中。比如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著名的“横屿岛之战”，是葡萄牙人、倭寇，以及海商李光头等人联合占据浙江横屿岛，将当地建成了一个“国际贸易港口”。日本历史学家藤田丰八曾赞此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岛上贸易繁荣，商旅云集，不但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就连当地周边的商户也纷纷参与。岛上不但有集市，更有李光头的“衙门”，葡萄牙人的教堂和医院，俨然一个国中之国。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明朝闽浙总督朱纨调集大军，发动强攻，一举攻破双屿岛。上岛后他惊奇地发现，岛上40里长的主干道竟然寸草不生。朱纨不禁感叹道：“商旅往来之多，由此可见。”双屿岛之战后，大批的“海贼”们逃至福建地带。朱纨趁热打铁，火速追击，相继在福建吴语和走马溪重创“海贼”，且严厉打击走私，将有“通番”行为的90多名罪犯当众正法，重手打击下，福建“倭患”稍息。但让人扼腕的事情发生了，立下战功的朱纨，旋即遭到弹劾，众多御史纷纷指责朱纨“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众议汹汹下，嘉靖帝也不得不罢掉朱纨官职。朱纨受不了这个气，愤然感叹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慨然服毒自尽。朱纨之冤，后人大多归结为“奸臣陷害”，“奸商诬陷”，但一个实际情况是，不止福建当地与“海贼”有勾结的势豪大户们，就连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有人状告朱纨。当地沿海百姓，多年以来都参与走私贸易，许多人以此为生。朱纨秉承嘉靖帝圣旨，到任后厉行海禁，打击走私，自认为“为民做主”，却无意断了大多数人的活路。彼时福建，走私猖獗已经多年，当地士绅权贵乃至普通百姓皆有参与其中，就连京城的福建籍官员，也多有人从中渔利。海商猖獗，作乱沿海，其实是明王朝一百多年来海禁自酿的苦果。在明朝海禁开放前，称雄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耳熟能详的是三个人：王直、徐海、吴平。二许多历史书里，这三位“海贼”，毫无例外地都被称为“汉奸”，因为他们与此时肆虐中国沿海的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个人在海商中身份不同，人生目标不同，下场却殊途同归——被明王朝镇压。说三个海商有什么区别，或许可以这么说：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有点理想的，一个根本没理想混吃等死的。很有理想的，是王直。他是徽州结林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成年后先是在老家搞走私，遭明王朝连番打击损失惨重，几次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决定赌一把，伙同徐唯学、叶宗满等同伙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流窜到广东，倾囊所有打造了一艘大船后偷偷下海，躲过了明朝战舰的巡逻，此后就“放开金锁走蛟龙”。他们先加入了海商许栋的走私团伙，许栋被明军在双屿岛击毙后，部下差点鸟兽散，关键时刻王直挺身而出，率领残部冲出明军重围。此后几年，王直盘踞于东南沿海的海岛上，和明王朝打起了游击战，对外贸易也做得有声有色，凭着海上打劫以及往日本走私，迅速聚敛了巨额财富，原先大大小小的海商势力，也被他一一平灭。不但能打，王直还很能送，明朝沿海的官军头目，有多人曾收过他的好处，与他相互勾结。经数年苦心经营，王直成了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魁首”，沿海的海商船只，必须要挂王直的“五峰”令旗，才能在海上安全通行。当了老大的王直，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老船主。今人说起王直的发迹史，无不说他勾结倭寇，作乱东南。事实上，王直虽然一直往来于中日之间，但一直到他当海盗的第五年（公元1544年），才真正带了3个倭寇一起打劫，之前的“买卖”，基本都是他的团队单干。当了“老大”后，王直不再打游击，反而大大方方地在日本长崎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起名号叫“宋国”，在当地自立为王，招兵买马，成为各路“海贼”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今人多以王直麾下有诸多日本倭寇为由，称其为“汉奸”，其实所谓倭寇，都是“王老船主”打仗的炮灰。顺便说一句，盘踞长崎的王直，将与自己一直有贸易往来的葡萄牙人介绍给长崎当地诸侯源义长，葡萄牙人从此获得了在日本通商以及传教的权力，西方的科技尤其是军事科技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后来的织田信长，正是积极向葡萄牙学习火枪技术，最终统一日本。说此举改变了日本历史，毫不过分。但王直的理想不是改变日本历史，而是改变中国历史。在安徽搞走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出海；出了海后，他的理想是当老大；当了老大后，他的理想是做“老船主”。一步一步，靠他敢赌的性格，他都实现了，而在他心里，却还有一个终极的理想：废除海禁，让海外贸易合法化。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胡宗宪就任浙直总督，让王直看到了赌一把的曙光。胡宗宪到任不久，王直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从四月起，先打下太仓，又打下苏州，接着攻克青浦、嘉定、闸北，在明王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轻轻松松来了场自驾游，所过之处杀戮无数，财物洗劫一空，明王朝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兵威之下，胡宗宪很识趣，开始谋求“和平解决”，他先派使者蒋州出使日本，与长崎诸侯源义朝达成协议，以给予朝贡贸易特权为条件，令这路日本诸侯放弃侵扰，这等于给了王直一个和平信号。王直随即向胡宗宪表示，希望双方进行和谈。双方往来使者数次以后，王直提出了解除海禁，开放互市等要求，表示若如此，他不但会停止侵扰，更会帮助明朝剿灭其他肇事的海盗势力。解除海禁的事情，非胡宗宪能做主，但开放互市却可以商量。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王直率大队人马开至浙江，在得到胡宗宪有关人身安全的保证后，王直放心上岸，至杭州与胡宗宪面谈，并再次托胡宗宪转奏明王朝，请求开放互市。然而事情在这时候起了变化，开放互市的事，嘉靖帝朱厚熜的起先态度暧昧，但闻听王直已经登岸至胡宗宪营中，朝中的“反对派”们登时底气足了。先是明朝兵部明确拒绝了“互市”的要求，接着御史王本固竟在杭州设计诱捕了王直。胡宗宪原本想招安王直，用以对付倭寇，没想到事与愿违，可还没等他发火，王本固理直气壮的弹劾就来了，言之凿凿地怀疑胡宗宪“通倭”。朝廷里的“愤青”们也口诛笔伐，连番斥责，重压之下，为保全自己，胡宗宪只能缄口，不再为王直辩白。即使是在狱中，王直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初衷，连番向朝廷上奏折，先是保证自己一定可以戴罪立功，抵御倭寇，更坦言如果开放互市，明王朝可以通过外贸获得重利。奈何痴心一片，明王朝始终充耳不闻。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8年）十二月十五日，王直在杭州被处斩，临终有遗言：“死我一人，恐苦两浙百姓。”此话不幸被他言中，王直遭诛后，其部下在养子毛海峰的带领下盘踞浙江岑港，与明军对抗，明王朝调集了戚继光、俞大猷两位抗倭名将，苦战8个月方攻克。更让明王朝意想不到的是，沿海的“倭患”因王直之死而加剧，群龙无首的海盗们，对明朝东南沿海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犯。王直在世时，海盗入寇，不过几千人，王直死后，几乎每次入寇，都是上万人的大规模入侵，惨烈程度，远超先前。比起有理想的王直来，同样被看做“汉奸”的徐海，是一个有点理想的人。比起王直主动赌一把，倾家荡产做海盗。同是枭雄的徐海干这行，完全是被他叔叔拉上贼船的。他本是杭州寺庙的一个和尚，法号叫普静，每日吃斋念佛，日子也算无忧无虑。有一天，他的叔叔找上门来，哄骗他一起出海做生意发财，徐海上了船才明白，原来是做海盗。巧合的是，徐海的叔叔正是当年一起随王直跑船的老弟兄徐乾学，徐海就这样，成了王直手下的一个马仔。徐乾学想摆脱王直自立，踢开王直单独和日本倭寇合作，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打死了。痛失亲人的徐海，就这样加入到了倭寇的队伍里。上了船的徐海，经过无数次战斗才发现，吃斋念佛半辈子的他，最大的本事竟然是打海战。徐海擅长打海战，几乎是无师自通，不但独创了海战阵法，还精指挥。彼时明朝水师的主力战舰是“大福船”，吨位和火炮都优于倭寇海盗船，所以一旦在海上遇到明朝舰队，倭寇大多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开几炮立刻开溜。徐海却不溜，他独创了“近战法”，利用倭船速度快灵活的优点，发挥铁炮小炮的优势轰击明军，多次成功“以小搏大”，凭节节胜利，徐海在倭寇中地位攀升，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他的角色类似于抗战电影里那些领着鬼子扫荡的汉奸们，即给日本海盗做向导，在中国沿海侵扰，事后坐地分账。因他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明军多不敢战，许多没种的明朝水师见了“徐”字战旗竟然立刻逃命。彼时明朝水师中，能与徐海对战的水军将领，仅俞大猷一人。如果说对王直，胡宗宪尚存招安之心的话，那么对徐海，胡宗宪从一开始就下定了决心：除恶务尽。可徐海太恶，明军的实力根本“除”不了他。所以就在与王直接洽的同时，胡宗宪假意拉拢徐海，连番派使者接洽，并向徐海出示王直与胡宗宪往来的书信。得悉王直也欲归降后，徐海降心大起，他本身就是“被倭寇”，外带他十分宠爱的美妾王翠巧早不愿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天天给徐海吹枕边风。徐海也深知，窜犯海上，并非是长久之计，总要给以后谋个出路，因此也与胡宗宪频繁使者来往。但徐海不知道，自己的亲信王傲在几次出使后，被胡宗宪策反，成了明朝的内应。灭顶之灾，逐渐降临。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正月，动心的徐海为试探明朝态度，发动了对浙江沿海的试探性进攻，徐海军连掠瓜州、慈溪，明朝溃不成军。胡宗宪果断判断出徐海的意图，一面调集重兵与徐海对峙，一面派使者夏正斥责徐海。徐海试探着提出，要胡宗宪给他的部下“犒赏”，胡宗宪大手一挥送来5万两白银，外带好酒好肉。徐海又一次试探性进攻，在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煞费苦心、不惜血本去经营齐国的民心，也收获了国人的拥护，但是他派刺客公然刺杀公子舍，暴露了阴谋家的本来面目，使得本来拥戴他的人转而对他产生了不信任。其次是外交上得不到承认。《春秋》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公子商人杀公子舍，是以臣弑君的大逆不道行为。公子商人即位后，公子元对这位新任国君保持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与人谈话间，从来不称之为“公”，而是称之为“夫己氏”。这在当时是相当冷淡的称呼，大致等同于后世所称的“某甲”，或者现代人所说的“那人”。如果说公子元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齐国公族的态度，那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公子商人在齐国公族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护。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恰在此时出现。据《左传》记载，公子商人派人刺杀公子舍之后不到一个月，发生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天文现象：一颗彗星拖着长长尾巴扫过北斗七星。据后世科学家考证，这颗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哈雷彗星的记录。彗星的到访引起了天下的轰动。作为那个年代星相学的权威，周王室内史叔服夜观天象，预测道：“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国君将先后死于内乱。”被叔服的乌鸦嘴说到，绝对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当然，当时没有网络、电话、电报，甚至没有一份报纸，远在山东的齐懿公很有可能并没听到叔服的这一预测。因此，对于哈雷彗星的来访，他也仅仅是看了一番热闹，没有放在心上。真正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如何处理公子舍的母亲，也就是那位不招人喜欢的前第一夫人子叔姬。子叔姬原本是鲁国公主，也就是鲁文公的姐妹。公子舍被杀之后，子叔姬悲伤过度，而且遭到软禁，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鲁文公出于亲情，很想将子叔姬接回鲁国来居住，安度余生。鲁文公的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事情。毕竟，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娘家人无权决定其归属。鲁文公如果直接通过外交途径向齐懿公要人，结果肯定是碰一鼻子灰。鲁文公想出了一个“曲线救人”的办法，他派公子遂前往王城雒邑，请求周天子从中斡旋，要齐国人放子叔姬回鲁国。“既然已经杀了她的儿子，还留着这位伤心的母亲做什么呢？”公子遂对周天子说。此时的周天子，是当年才新上任的周匡王。周匡王是周顷王的儿子，他上台没几天，王室的两位大臣——周公阅和王孙苏就为了争夺王室政治的主导权爆发冲突。这一事件在诸侯中影响很坏，鲁国甚至以此为由，没有派人参加周顷王的丧礼。周公阅长期以来担任大宰，在王室的地位本来极其稳固。周顷王刚死，王孙苏就跳出来与周公阅争权，当时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受到了新天子周匡王的暗中支持。但是没想到事情闹得太大，周公阅和王孙苏互不相让，以至于周匡王也没办法收拾，最后只好把官司打到晋国这个过气的霸主那里，请晋国人来做评判。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匡王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突然又背弃了王孙苏，转而支持周公阅，而且派卿士尹氏和大夫聃伯前往晋国，为周公阅说理。对于这桩送上门的王室官司，晋国的权臣赵盾采取和稀泥的手段，平息了双方的怨气，重新明确了周公阅在王室的执政地位。就是这样一位连自己的家务事都处理不好的周匡王，在收到鲁国人的报告之后，居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齐鲁两国之间的纠纷，于同年冬天派大夫单伯出访齐国，为鲁文公说项，要求齐国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单伯的到访，使得齐懿公极为不爽。在他看来，子叔姬的事纯属齐国内政，非但鲁国无权过问，就算是周天子也不该插手。脑门子一热，他竟然命人将单伯扣押起来，同时顺手将子叔姬也囚禁起来。齐懿公囚禁子叔姬，是没把鲁国放在眼里；扣留单伯，是没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这都不是问题，因为鲁国人历来好欺负，周天子也不过是泥菩萨一尊，能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就不错了。但是，齐懿公忽略了一件重要的事——鲁国此时正和晋国打得火热，鲁文公既然能够在晋灵公面前为卫国、郑国说情，自然也能为自己说上一两句话。公元前612年春天，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出使晋国，请求晋国做主，为王室和鲁国讨回一个公道，要求齐国尽快释放单伯和子叔姬。到了夏天，齐国迫于晋国的压力，终于释放了单伯，但是仍然囚禁着子叔姬。阴魂不散的子叔姬已经成为齐懿公的一块心病，而鲁国人不厌其烦地要求子叔姬回国，更使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这一年秋天，齐懿公终于按捺不住，派兵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企图通过军事压力来打消鲁国人的念头。鲁文公派季孙行父再一次到晋国告急。此时的晋国，刚刚以郤缺为统帅，带领上下二军讨伐蔡国，为的就是教训教训蔡国竟然有胆子不参加去年的新城会盟。蔡国人几乎没有抵抗，就走到了谈判桌前，与郤缺签订了城下之盟，宣告脱离楚国的控制，投入晋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612年十一月，晋、宋、卫、蔡、陈、郑、许、曹等国诸侯在扈地会盟，重温新城会盟的精神，商议共同讨伐齐国的大事。不过，这次会盟和新城会盟一样，也是雷声大，雨点小。齐懿公听到消息，连夜派人赶到扈地，给晋灵公或者说就是给赵盾送了一份厚礼，要求晋国网开一面，放齐国一马。赵盾收了贿赂，讨伐齐国的事也就不提了，原本杀气腾腾的兵车之会变成了歌功颂德的衣裳之会①。鲁文公对此十分不满，干脆连会盟都不来参加，以示抗议。事到如今，齐懿公也不好再囚禁子叔姬了，于是派人将子叔姬送回鲁国。《左传》对此特别加以解释，说齐国人这样做，是因为周天子的影响使然。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解释。客观地说，晋国人主导的扈地会盟虽然虎头蛇尾，而且存在收受贿赂的猫腻，在客观上却无疑导致了齐懿公释放子叔姬。因为感情上闹别扭，《左传》故意贬低扈地会盟的作用，硬要将子叔姬的回国归功于周天子，再一次体现了鲁国人面对齐国人的弱势心理。说句题外话，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弱势心理，往往导致其丧失客观的判断力，在一些严肃的历史事实上产生扭曲的见解，以此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现代也是屡见不鲜的。扈地会盟虽然迫使齐懿公释放了子叔姬，但同时也给了他一个信号：所谓的天下霸主，原来也受不住金钱炮弹的进攻。扈地会盟过后不到一个月，摸透了晋国人秉性的齐懿公再一次铤而走险，悍然发动了对鲁国的军事进攻。齐国还公然破坏国际秩序，同时进攻了扈地会盟的成员国曹国，一直打到人家的都城门下。齐国进攻曹国的理由很简单：这一年夏天，曹文公到鲁国朝觐了鲁文公。事实上，曹文公朝觐鲁文公，乃是秉承古代的传统，“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原本无可厚非，也不关齐国什么事。季孙行父对齐国的暴行评论说：“齐侯不得好死啊，自己无礼也就罢了，还要讨伐有礼之人，口口声声‘你为什么要行礼’。礼，是顺应天意而设的，礼就是天之道。自己违逆天理，还不让人顺应天意，实在是罪无可赦。”话虽如此，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元前611年，季孙行父和公子遂先后来到齐国，与齐国人进行了谈判，委曲求全，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矛盾。【再一次的弑君热潮】重复我们前面说过的一个话题，当国君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当国君之所以无趣，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人盯梢，稍有不慎，近则被卿大夫训斥，耳根不净；远则被载入史书，贻笑千年；轻则失政，重则亡国，总之是一点也不好玩。更要命的是，国君身边从来不缺乏君位的觊觎者。虽然在任何一个年代，杀国君都是一项非常严重的罪行，并且被特别用一个“弑”字标注出来，但是纵观春秋数百年，弑君的记录却比比皆是，后人甚至有“春秋之中，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统计数据，弑君似乎是春秋年间的一项时尚运动，如果哪个国家没有发生过弑君事件，倒是让人有点不习惯。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下当国君，随时都有被弑的危险，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使。公元前613年哈雷彗星造访地球，在《春秋》上留下了确凿的记录。对此，当时的星相学权威、周王室的内史叔服预测说：“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将先后死于内乱。”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服不是半仙，而是全仙。第一个被叔服说中的是宋国的君主宋昭公。自公元前620年上台以来，宋昭公过得一直不怎么平安。首先是即位当年，他想驱逐群公子，结果被“穆、襄之族”群起而攻之，造成公孙固、公孙郑死亡，最后以“六卿和公室”而告终；其次是公元前619年，他的祖母宋襄公夫人发动华氏、乐氏、皇氏等几家贵族作乱，杀死了宋昭公的主要支持者孔叔、公孙钟离和公子卬；接着到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又陈兵宋国边境，以武力胁迫宋昭公臣服于楚国，在宋国的孟诸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活动中宋昭公因为未遵从号令而被楚国人责罚，颜面无存；公元前613年，宋国萧地守将高哀看不惯宋昭公的所作所为，叛逃到鲁国。总之，宋昭公在位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他本人也喜欢瞎折腾，不是想驱逐群公子，就是对祖母无礼，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故事频发，国不泰民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身边的人难免有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个人就是宋昭公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鲍。公子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和我们前面说过的公子商人（也就是齐懿公）有得一比。应该说，在收买人心这方面，他比公子商人更高明。公子商人收买的对象主要是齐国的“国人”，而公子鲍的收买对象和收买手段更是全方位、多层次。第一，他“礼于国人”。宋国闹饥荒的时候，他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将粮食低价卖给首都的居民。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老者，他更是免费赠送粮食，而且不时奉上一些山珍海味，深得老头子们喜爱。第二，他“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也就是说，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天天跑到六卿的府上嘘寒问暖，很会来事，是领导们的贴心人。第三，他尊重人才，“国之材人无不事也”。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不论贵贱，他都愿意结交。第四，他善于利用亲情资源，“自桓以下无不恤也”。自曾祖父宋桓公以下的公族人士，都得到了他的照顾。第五，他得到祖母宋襄公夫人的支持。前面说过，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在宋国有很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振臂一呼，就可以发动公族作乱。但是，宋襄公夫人为什么要支持公子鲍呢？答案也许让人意想不到：因为他长得帅。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子鲍美而艳。”早在公元前711年的记载中，《左传》的作者曾经将“美而艳”三个字赋予宋国当时的绝色美人、孔父嘉的妻子孔夫人。事隔一个世纪，公子鲍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二人。用“美而艳”来形容一个男人的美，后人不难推测，公子鲍绝非粗犷型的帅哥，而是更趋于女性化的俊男，长得大概和陈坤比较类似吧。孔夫人美而艳，是酥到骨头里的美，可以令华父督色授魂与；公子鲍美而艳，同样具有销魂蚀骨的效果，使得身为祖母（当然不是亲祖母）的宋襄公夫人也把持不住，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要与他私通。史料记载，周襄王在位三十四年而崩，此时距周襄王的死又有八年，距宋襄公之死则有二十六年。宋襄公夫人是周襄王的姐姐，以此推算，此时年龄当在六十左右。古代女子十三四岁便婚配，十五六岁即生子，如果过了三十岁，便可称作半老徐娘。宋襄公夫人以六十岁的高龄，仍然春心荡漾，搔首弄姿，当属罕见。还好，公子鲍虽然急于得到这位祖母的支持，但是总算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没有硬着头皮和她上床，而是非常委婉地拒绝了她的追求。后人无从揣测公子鲍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宋襄公夫人虽然求爱被拒，却仍然对公子鲍一往情深，或者说，越发希望得到公子鲍的爱了。她把对公子鲍的支持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仅为他摇旗呐喊，更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公子鲍提供政治资金，让他以更慷慨的手段来收买人心。如果将公子鲍与宋昭公之间的政治博弈看作一场牌局的话，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王牌都被公子鲍抓在手里，宋昭公只有举手投降的份。我们不妨看看当时能够左右宋国政局的“六卿”，他们分别是：右师华元，也就是华父督的曾孙。左师公孙友。司马华耦，与华元是兄弟。据记载，公元前612年，华耦代表宋国出访鲁国，鲁文公以对待卿的礼节来接待他，他推辞说：“我的祖上华父督得罪了先君宋殇公，被记载于各国的史书，我作为他的后人，哪里敢屈辱君侯您赐宴呢？”强烈要求以大夫的礼节相对待。鲁国人认为他应对得体。司徒鳞鱹。司城荡意诸，公元前619年的内乱中，作为宋昭公的支持者，荡意诸被迫逃到鲁国避难。公元前616年，经鲁国大臣公子遂从中斡旋得以回国。司寇公子朝。六卿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司城荡意诸。荡意诸的祖父叫公子荡，父亲叫公孙寿，都是公族人士。按照“赐族”的原则，到了意诸这代，被国君赐以“荡”姓，所以叫做荡意诸。荡意诸家世代担任司城的职务。公子荡于公元前619年前后去世，本来应该由公孙寿来接任司城，可是公孙寿转而让自己的儿子荡意诸接任了这个职务。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很奇怪，公孙寿解释说：“当今国君无道，司城又是接近国君的大官，恐怕祸及自身。但是，如果弃官不做吧，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又没有着落，也不是个办法。儿子，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为了家族的利益，他也应该挺身而出。就算他因此而死，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至于灭族。”公孙寿这么做，很难说是无耻还是独到的大智慧。但是他的儿子荡意诸却是一个颇为忠义的人，而且忠义得近似于迂腐。公元前611年十一月，宋襄公夫人计划趁宋昭公到孟诸打猎的机会，派人杀死他。当时的形势对宋昭公很不利。宋襄公夫人和公子鲍的阴谋已经成了阳谋，连宋昭公本人都知道了。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一贯不怎么灵光的宋昭公倒是表现出一种乐天知命的从容。他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孟诸湖狩猎，而且将能带上的金银珠宝全部带上。荡意诸试探性地问他：“何不逃亡国外，要求诸侯接纳，尚可保住性命？”宋昭公回答道：“我身为国君，却不能让卿大夫们满意，也不能让祖母和国人满意，就算逃出去，诸侯谁肯接纳我？再说，既然当上了国君，却跑到国外对别人俯首称臣，不如安然受死。”在路上将金银珠宝分给身边的侍从，要他们各自逃难。唯独荡意诸坚决不肯离去。宋襄公夫人素知荡意诸忠义，于是特意派了一位使者到孟诸湖传话，要荡意诸速速离开，以免玉石俱焚。荡意诸谢过使者的好意，迎着山间的寒风说：“身为臣子，在君主有难的时候就逃跑，就算侥幸保住了性命，新君又将会怎么看待这种人呢？”说完将使者打发回去了。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六卿之中，只有荡意诸死心塌地随着宋昭公，其余五人纵使没有成为公子鲍的同党，也唯恐祸及自身，都躲在家里作壁上观。宋襄公夫人派帅甸带人截杀宋昭公，荡意诸以死表达了自己的忠义。所谓帅甸，是春秋时期的官名，统帅步兵约三百人，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吧。宋昭公治国无方，众叛亲离，所以宋襄公夫人只派区区一个营长就将他解决了。《春秋》记载：“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就是宋昭公的名字。《左传》解释说，因为宋昭公无道，所以直书其名，以示批评。公子鲍如愿以偿地继承了宋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他任命同胞弟弟公子须担任了司城一职。后来司马华耦去世，他又任命荡虺（huì）接任了司马一职。荡虺就是荡意诸的弟弟。宋文公这样做，除了安抚人心，还是怀着对荡意诸的些许敬意罢。宋国的政权更迭得到了上至宋襄公夫人
呕。莫炎丝毫没有理会她们的不妥，涂抹完毕后喉间继续发出低吼，遁鬣的动作猛地快了起来，面前一阵土块纷飞下现出了一段筑实了的土墙。“呼呼”，我第一次听到莫炎手中的虚火发出燃烧声，平日淡色的火焰此刻却已变成了深邃的绿色，那诡异的色泽将满身浴血的他映得有如地狱恶鬼一般狰狞恐怖。双手盘动间，两团深绿色的火球在遁鬣的体内循环飞舞了起来，脚下一片震动，四周的空间仿佛又增大了许多。十指相扣握在胸口，大拇指并排平指向前，莫炎双手猛一拉开：“灵火破阴诀！”飞舞的火球怦然相撞在一起，大蓬火焰暴涨开来，眼前笼罩起一片深绿色的光芒，奇妙的是周围的景物竟比刚才更为清晰了。遁鬣的身躯往前突了突，一双半透明的前爪叩在了土墙上，土块渐渐剥落，现出一种奇怪的乌色。忽然，遁鬣的双爪收了回来，身躯不断抖动，震动之下我们几乎跌倒。“莫炎，让遁鬣后退，这层墓墙是尸水浇筑的。”我想起阴墓的构造原理立即说道。阳穴阴墓的封口上都会用尸水浇筑一道七尺厚的墓墙，但彼此的作用各不相同。阳穴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地面，受阳气的影响较重，在它封口处的尸水墓墙是用以增加阴气引导生气进入阴墓的。但阴墓的尸水墓墙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在它封口处的尸水与阳穴不同。用来制造尸水的墓工并不是被墓土直接闷死的，而是强行塞住七窍，在尚未断气前用化尸药物活活将其融解成尸水。因此，这些尸水中完全吸收了墓工自身的生气以为阴墓所用，同时也吸收了他们死亡时的怨恨意识。这些凝聚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怨毒的墓葬防护，以至于人或动物触及封口便会立即中毒，皮肤溃烂，就连虚灵遇到也一样会被伤及。遁鬣就是被这个伤了前爪，莫炎的灵火破阴诀应该是可以克制阴毒物质，但却也无法完全保证它的安全，要想继续挖开墓墙看来是不可能了。眼前的景物稍许远离了些，遁鬣那双半透明的前爪隐隐布上了一层黑色。莫炎猛地顿足，双手不断搓动，深绿光芒大闪了数次，那黑色终于渐渐消褪而去。“尸水怨毒太重。”莫炎低喘一下，“用驭金试试。”我点点头，意念一阵涌动，墓墙左右的土壤迅速向外翻滚，不多时通道两旁便空出了两个土穴。紧跟着凭空凝起了数根粗大的金属尖锥，锥体上布满了错落的绞齿，旋转中轰然钻进墓墙。乌色的泥土不断飞溅，立刻被边上涌出的黄土迅速包裹起来，层层填入两边的土穴之中。“轰……哗啦……”在尖锥和黄土的钻裂吞噬下，七尺厚的墓墙倒塌了下来。我不敢怠慢，转瞬将尖锥化作斗锹，飞舞着把乌色的墓墙残块清理到两边，用黄土完全封埋了起来。莫炎并没有在意我一气呵成的举动，只是用双眼不断注视着周围，手中凝起的灵火忽涨忽落。突地，他口中发出一声低吼，手中灵火飞散挥出，身周的空间感随即消失，几片淡色的物质扑面而来，直直映入了众人的身体。“遁鬣不能再走了。”莫炎望了下黝黑深邃的前方，“附上它的精气，我们步行。”双脚踏在了泥土上，那些淡色物质便是遁鬣的精气，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每个人都被一层像肥皂泡一般的透明物质包围着。我试着吸一口气，呼吸间没有什么障碍，似乎这个保护层可以提供氧气，和刚才在遁鬣体内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打开射光手电，莫炎大步在前面引路，晖儿与S紧随其后，我则一路小心地在队尾断后。墓墙后面是一段砖砌的墓道，大概一百米左右的样子，四壁的砌砖是云南砖木建筑中常用的那种。墓道铺设得很简朴，除了拼接部分十分整齐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墓道的尽头端坐着一只两人多高石兽，精湛的雕刻与这简朴的墓道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一眼就认出了这只石兽——凶兽穷奇！“这里怎么会有穷奇的石像？”晖儿一脸匪夷所思地问道。“大傩十二神兽驱邪，穷奇在其中是专门对付蛊的神兽。”莫炎小心地在石像周围探视着说道。“这是大傩穷奇？”我记得这是历史记载中穷奇唯一的正面形象，“后汉时期的东西怎么跑古滇阴墓来了？”莫炎用手在穷奇的嘴里拨弄了一下，一阵轧轧声响中石像向两旁裂开，地上出现一个方形的入口。“这并不奇怪。”莫炎探了下入口，回头道，“滇王金印也是汉王御赐的。”他说的倒也都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隐约间我总觉得有些莫名的不祥，可一时间又无从想起。脚下跟着队伍进入口，大脑中下意识地警惕了起来。入口往下是一段不太长的阶梯，不消几步便跨到了下层地面。这层的空间并不大，正对入口有两扇高大的暗红色石门，地面铺设着宽大的长条青石，两侧的墙上也完全被青石板所覆盖。和先前墓道所不同的是，墙面和地上遍刻着内容丰富的阳文凸雕。雕刻内容并不难懂，基本是对滇王生平功绩的描述，也有不少征战和降妖伏魔的场面。但雕刻延续到石门的时候就完全消失了，石门前大约半米的范围是完全的一片空白。走到石门前的空白处，莫炎抬手示意大家停下。“这里的味道很奇怪。”他小心地摸了摸地上的一块石板道，“王亦凡，你能听到什么？”“一种奇怪的流动声，但不是水，似乎是很重的什么液体。”在石板上走动时我便发现了这种异常的声响，但却很难辨别出是什么，直到接近石门的时候那声音才清晰可辨。“应该就是了。”莫炎点点头，“一会就看你的了。”话刚说完，他抬脚在空白石板处用力一踩，咕噜声频频响起，那些石板挨个翻了过来，另一面居然是一片与先前风格相同的雕刻。汩汩声四起，脚下的地面开始有规律地震动了起来，面前的石门徐徐下沉，大片银灰色的液体缓重地从石门后流淌出来。是水银！原来莫炎早就闻出味道了，难怪先前会那么说。我心中抱怨了一下，却不敢怠慢，立刻控制起水银的流动来。涌出的水银在控制下渐渐聚起，形成了一个大大的立方体。在石门完全沉下后，立方体已大约占据了石室的三分之一，地下的青石开始迸出轻碎的喀喇声。我硬生生将聚合的水银立方体分开，示意莫炎他们迅速通过，自己则慢慢地尾随其后走进石门。莫炎左右找了一下，拉动内侧的一个石环，石门再度升起，轰然合上。我不由一泻劲，门外汹涌的水银流撞在门壁上发出一阵大响。“石门里那么多的水银。”晖儿呼了一口气道，“这东西是拿来防盗墓贼的吧。”“水银是有毒金属，又是液态，既可以杀人又可以启动机关。”我疲倦地靠在墙上道，“我们的祖先真有智慧，会那么青睐这种变态金属。”石门里的空间十分狭窄，一堵奇怪的石墙正对门口。墙面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六个石刻的兽头，张开的大口上还残留着些许的银灰色，看来刚才的水银便是这些兽头中流出的。墙体和石门内壁上遍布着一些石刻文字。“哈尼族象形巫文。”莫炎四周看了看道，“阴墓里不该有这东西。”“这巫文是不是用来聚阴的？”念头一闪，我心里不由一阵发怵。莫炎沉重地点了下头，自顾对着石墙思考起来，眼中透出一丝凝重。大量水银配合聚阴的符咒，这种罕见的搭配方法只在先秦时期有过记载。水银古代被称为“流银”，在墓穴风水布局的应用上属于至阴至寒局相。单从表面上看，是用来阻隔阳气冲撞，保证墓内阴气纯正，并固实地下生气。但水下的泥土为阴土，聚魂巫文聚集的是阴魂。水银在阴土阴魂的滋生下蕴含了极重的阴气，再加上阴墓的格局本就属于至阴，这恰恰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墓葬格局——三阴墓局。“公孙和晖儿怕不怕死尸？”莫炎问了一句。“进来前就有心理准备。”晖儿靠近我身边道。“怕，当然怕。”S坦白地说道，“不过我更怕自己变成死尸。”“不怕死尸就好。”莫炎卖关子的习惯实在是讨厌，我有些不耐烦了，刚想说些什么，却发现他脚边不知什么时候已趴着四只猫一般大小的动物。“尸獾？”这种背部有着四条交叉黑纹的尸獾是隐藏在墓穴里以死尸为食的虚灵，很多新埋尸体无端变成白骨便是它们的杰作。莫炎没有答话，轻挥了一下手，三只尸獾灵巧地蹿到我们身边，绕着脚下跑动了几圈，一股阴寒的感觉顿时包围了全身。“尸獾的尸气可以彻底掩盖生气。”莫炎看了看我，“我们低估了这个阴墓。”我立刻明白了莫炎的用意，但按他的说话习惯，晖儿和S这时估计已经一头雾水了，于是我便大致解释了一下其中的缘由。阳穴阴墓的格局可以令阴墓葬者得到充足的地下生气，并以阴气养护，因此阴墓中所葬一切死者的魂魄都会在此间游弋，换句话说阴墓里全是意识极强的鬼魂。正如之前我对晖儿所说的，这里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阴间。但三阴墓局的出现却自内部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墓葬结构，吸收了大量地下生气的葬者在阴气和聚魂的作用下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活尸形态，就像已经干死的细胞在营养液中复苏一般。“不管这里埋的是谁，他已经在滇池下面做了两千年的古滇王了。”五、古滇尸王也许我可以将言语间的骇人收拾得更少些，可这样对晖儿和S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毫无准备的面对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只会横生枝节。两人的脸色现在都已经有些青白了，但却没有丝毫退缩的意思。“六为阴数……”莫炎对着石墙似乎看出了一些什么，那兽头的雕工大开大合，除了可以分辨出不是人头之外，其余的却看不出什么究竟来。“会不会是大傩十二神兽？”我想起先前墓道口的那只大傩穷奇来，大傩十二神兽的记载甚少，《闻风拾水录》的虚灵篇里也只提到过穷奇而已。“甲作、胇胃、雄伯、腾简、揽诸、伯奇。”莫炎听了又仔细分辨了一下，“大傩十二神兽里的六阴兽。”“阴数、阴兽，原来这石墙是护墓的阴兽影墙。”我开始后悔刚才贸然闯进这里了，“阴兽影墙都是用来误导盗墓贼和藏放机关的，有它的地方就没有墓室。”“那是汉族的习惯。”莫炎指着一侧道，“这些兽头有古怪。”从他指的方向望去，顶部石壁正对兽头的地方有六个两指粗细的圆形痕迹，似乎是什么机关设置。“应该是机关。”莫炎手上闪出的灵火飘动着没入了四壁和脚下，“附近没有危险。”平息了一下心情，我闭目仔细聆听，四周的环境渐渐清晰起来，兽头的上部各自有个凹洞，而石墙的一角似乎有什么空隙。走过一看，那里的一块石砖上隐约刻着个太阳的标记。我轻轻地触动了一下，石砖应手凹陷了进去。石屑微微掉落，顶部缓缓伸出六根石柱，咯咯几声，准确地卡进了兽头的凹洞处。左侧的石壁轰然向内退进数尺，石墙上现出了入口。进了入口，眼前是一段仅容一人通过的甬道，如果这里设置了什么机关的话，连躲避的空间都没有。为了确保安全，我和莫炎依旧保持着一头一尾的位置，一边探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小心地前行着，直到大家走出这段九曲十八弯的甬道。踏出甬道，奇异的景象立刻呈现在面前：空旷的长方形墓室里，整齐地队列着上百具身着怪异甲胄的干尸，胯下骑乘干瘪走形的战马，手上长矛不断挥舞，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嗬～～咕～～”队首的一具高大的干尸古怪地呼号了几声，手中长矛直指向我们，它甲胄上的花纹显然与其他干尸不同，似乎是个领队的骑兵长。虽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不免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慑，至少我们三人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仗。“在它们眼里我们也是干尸。”莫炎低声道，大场面估计他见多了，言语间还是那样波澜不惊。我会意地点了下头，与莫炎一起伸开双手，示意手中并无武器，晖儿与S也战战兢兢地照做着。那骑兵长又是一声呼喝，队伍中两个骑兵驱马跃出，环绕我们跑动了几圈，口中回应了两声呼喝。骑兵长举起长矛，干尸骑兵的队伍闪开一条通道，在它们身后现出一道高大的门墙。莫炎泰然自若地迈入队伍中，目不斜视地向门墙走去，我们三人紧随其后，丝毫不敢左右观望。走入门墙，我暗舒一口气，身边的晖儿和S已是满头冷汗，冲着我苦笑连连。隔着遁鬣的精气层本来是闻不到任何味道的，但我相信在走过干尸队伍的时候，她俩一定和我一样，满鼻都是腐臭气味。脚下紧跟莫炎，我们刚刚舒缓的那口气，在门墙另一边又生生地吸回了喉咙里。这间墓室比之前大了数倍，上百具干尸分作三个方阵排列在面前，同样身着那种怪异甲胄，但没有骑马，手中尽是剑盾长矛和弓弩。如法炮制，我像先前那样伸开双手，缓缓向前走去，可还没迈上两步，几支弩箭便钉在了面前。干尸方阵分开两翼，将领模样的干尸呼喝了几声，我们一并摆手示好，却见它似乎在打量什么。一会，它挥动手中铁剑，示意我和莫炎过去，又指了指晖儿和S，口中呼喝声拉长了许多。莫炎看了下晖儿她们，转又望了下我，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似乎在忍耐着什么。“古滇步兵是强盗，这传说没错。”他的眼中似乎有些笑意，“这家伙看中公孙和你老婆了。”方阵中走出几个干尸兵卒，其中两个挥舞着手中的长矛驱赶我和莫炎离开，其余的则走向晖儿和S，那扭曲怪异的身形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猥琐。“它们找死！”我切齿低吼，怒气直冲上脑，那几具干尸兵卒手中的铁剑呼地脱手飞起，旋转间几颗干枯的头颅纷纷落地。莫炎一声低叹，手头两团灵火悄无声息地没入了身边干尸兵卒的体内，噗波几声轻爆，两具干尸碎裂在了地上。干尸将领见状发出连连呼喝，中间方阵的干尸兵卒直直冲袭而来，左右两翼方阵则快速分开，自两侧迅速包抄夹击。“小心它们的阵形配合。”莫炎双臂交叉凝出数团灵火，“快速夹击可是它们看家本事。”“速度越快，死的就越快！”先前一击得手，我信心大增，一班干尸不过如此，先前的畏惧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四人背靠背地站立，我和莫炎尽量将晖儿、S夹在中间。一片弩箭密集射来，莫炎双手猛挥，灵火在空中相碰爆裂，飞涨的火焰顿时吞噬了那些箭镞。砰砰地几声枪响，晖儿和S端起斜挎的短柄猎枪，轰向逼近的干尸兵卒，正如莫炎所说的，近距离根本不需要瞄准，几具干尸在枪弹的轰击下头碎身裂。铁剑、长矛不断自干尸兵卒手里脱出，飞旋窜动中头颅、肢体满天散落，就连弓弩上的箭镞也被我激起，频频射入干尸的头部。“嘎～～嗬～～”门墙外传来一阵呼喝，先前的干尸骑兵跃马冲进了墓室，四周的干尸步兵如退潮般涌回，在骑兵整齐的列阵后重新排整了起来。马蹄声顿起，干尸骑兵全队列阵扑来。莫炎双臂大力开阖几下，一片灵火利刃般掠地横扫队中，大量马匹腿脚齐齐折断，成批干尸骑兵被抛向了空中。我急急挥手，地上散落的兵器全数飞起，那些干尸骑兵尚未落地便被铁剑切去了头颅，一部分则被长矛贯穿钉在墓室顶部。挡开一批投掷而来的长矛，莫炎招呼晖儿和S向干尸步兵频频射击，我堪堪对付住飞蝗般射来的弩箭，剩余的干尸阵形前聚起了一层手持大盾的兵卒，后排紧跟的一层兵卒以小盾护头，全阵开始快速推进。我正杀得兴起，看到干尸成队冲来，立刻聚起长矛、铁剑，大片向阵内横扫砍切而去。“当心它们……”莫炎见状向我大喊，声音未完，就见那些兵器像碰上了什么弹性十足的东西，全部弹落开去，几把飞散的铁剑险些砍到了我的身上。晖儿和S举枪一阵连射，几个干尸兵卒应声倒地。她俩的动作已比先前稳健了许多，凝重的表情似乎已习惯了现在的场面。“那是古滇象皮盾和象皮甲。”莫炎挥出几团灵火，落入阵中，“金属兵器会被弹开的。”“哦，还好它们没有象皮头盔。”我牙根发痒似地说道，转手招起一蓬弩箭直射过去。干尸兵卒举盾防护，弩箭却半途分转开来，划着弧线自两侧和后方射向它们的头部。干尸阵形即刻混乱了起来，大批干尸兵卒中箭倒地，失去防护的长矛、弓弩兵卒在莫炎和我的夹击之下不久便化作了满地碎块。四周陷入一片死寂，整座墓室里堆满了干尸、残块。众人对视间一阵无言，这场古今大战谈不上惨烈，却也已是激战连连。我扶着有点身软的晖儿，
强制连续高潮求饶喘息h山的另一名得力干将——在后方为北伐军提供后勤支援的邓铿被刺杀（幕后主使不详，但陈炯明嫌疑最大）。情形如此不利，孙中山不得不暂停北伐事业。孙中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给陈炯明下达了最后通牒：一、参加北伐。二、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这不是商量，是命令！如果能做到，既往不咎。陈炯明拒绝接受，说自己更愿意退休回家种地，伺候老母。他说到做到，迅即辞职。不过这家伙特不地道，他在离职滚蛋时，让亲信叶举将所有驻扎在广西的部队撤回了广东，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哪有富余的部队去防守这些空出来的地盘！陈炯明这番只图自己痛快、损人不利己的行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曾经的桂系借此良机在广西死灰复燃，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个黄金三人组，“残仔明”的自残行为给了他们茁壮成长的空间和土壤。孙中山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厚道地让陈炯明平安地回到了老家。此事也提醒了孙中山，北伐没有他想的那么容易。孙中山渐渐地冷静下来，随后召集众人开会，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此时北伐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继续绕道北伐，避免各种冲突。二是暂缓北伐，干掉“陈家军”，清除内患。蒋介石就是持第二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可孙中山有些犹豫不决：陈炯明好歹也是一个革命同志，就算是不太听话，良心也不至于坏到造反破坏革命吧。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有反心，在他没有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我还是不忍心下手的，毕竟大家共事一场，况且我一向以德服人，说不定哪天陈炯明被感动了，浪子回头呢（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给以殊恩，当能感奋）？这话真把蒋介石气坏了。当然了，他这次如此生气是有理由的。原来，含辛茹苦把他一手拉扯成人、在乱世中跟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按照习俗他不能出来工作，必须在家守孝。可他为了北伐，毅然放弃了小孝道来尽革命大义，没想到却落得这么个结果。孙总统既然不听我的意见，北伐必败，我又何必蹚这浑水？蒋介石盛怒之下，赌气回到浙江。算起来也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第几次离职出走了。蒋介石的脾气着实不小，要搁在如今，若有人动不动就撂挑子，估计不但会被炒鱿鱼，而且还会上猎头们的黑名单。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意见非常正确，陈炯明确实必反。就在孙中山对于是否北伐犹豫不决之际，他的盟友们已经开战了。第一次直奉之战一想到伟大的三角联盟围攻直系的壮观场面，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他已经迫不及待率兵入关，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入主北京，他要让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于是，张作霖给军队取了一个威风的名字——镇威军，他要大干一场！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要憋在关外，老子要投鞭断长江流，走马观洛阳花！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亲自挂帅，张学良为将，挥师十二万入关。直系这边也不含糊。曹锟为帅，在后方管理后勤。悍将吴佩孚为前敌总指挥，带着十万人马迎上了奉军。4月29日，河北，直奉两军狭路相逢。直奉大战爆发。在张作霖的亲自指挥下，奉军气势如虹，大举进攻，炮声隆隆，甚至在北京城都可以隐隐听到。自从皖系倒台之后，日本人就转而全力支持奉系，因此奉军的弹药充足，炮火压得直军抬不起头来。直军真的抬不起头了吗？非也。吴佩孚这位仁兄可不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武夫，他很善于动脑筋，深得兵不厌诈的奥妙。吴佩孚知道张作霖弹药充足，所以他替张作霖设计了一个消耗弹药的好方法——以少量部队伪装成主力在正面引诱奉军频频开炮，让张作霖浪费去吧！就在奉军专心致志地浪费弹药的时候，吴佩孚派出的军队已经绕到了奉军背后。等到炮声稀疏，吴佩孚断定对方炮弹接近用完，果断命令直军出击，奉军腹背受敌。而且吴佩孚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曾经在溥仪复辟中崭露头角的空军。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直军士气大涨，而奉军的弱势也显现出来了。直系将领大都是科班出身，而奉系将领中有不少人是绿林好汉出身，打家劫舍还行，指挥团队作战那是赶鸭子上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土匪怎么可能指挥得了几十万人的大会战？在吴佩孚诱敌深入、寻机歼敌，集中兵力迂回包抄、各个击破的灵活战术下，奉军全线溃退。五天后，战争结束。奉军死伤三万余人，被俘四万多，军费损失高达三千万元，连张作霖自己都差点被吴佩孚活捉，还好张学良够孝顺，带着亦师亦友的好兄弟郭松龄把老子给救了出去。就在吴佩孚准备挟大胜之威，冲出山海关一举将东北拿下的时候，美国、英国、日本开始出面干预，要求直系、奉系停战，他们绝不允许出现一支可能一统中国的力量。由此，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奉军大败而直军再创辉煌。吴佩孚再次以少胜多，声誉走向巅峰，一下收获了两个帅气的称号——“玉帅”（字子玉）、“吴大帅”。三角联盟呢？去哪里了？三角联盟看着人多势众，可段祺瑞已被伤了元气，根本就是有气无力，而孙中山后院起火也没办法给予支援，所以真打起来的还是直奉两家。直军驰骋中原，在北京一带根基很深，而张作霖的根据地在东北，这次劳师远征，来得快，跑得急，惨败回关外也不算稀奇。这一仗打完，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人——冯玉祥。吴佩孚在战斗开始前交给冯玉祥一个任务，让他率部监视与张作霖有勾结的河南省军区司令赵倜。这位赵倜仁兄是个蠢蛋，属于脑袋爱进水的那种类型，他可能出于“打击敌人士气，展示自我威力，博取大众同情”的目的，在战斗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急吼吼地到处宣扬：吴佩孚死了，张作霖必胜！冯玉祥觉得赵倜很搞笑：如此昏聩的家伙居然霸占着河南这块宝地，真是暴殄天物啊。冯玉祥决定，与其让河南浪费在赵倜手里，还不如由自己享受。出手吧。冯玉祥轻松地将赵倜的部队全部缴械。战后，吴佩孚按功论赏，冯玉祥由陕西督军改任河南督军。那会儿河南比陕西更加适合可持续发展，因此看似平调的冯玉祥实际上赚大发了。手中资源越来越多的冯玉祥，由此开始了扩军强兵的步伐。从此刻开始，“冯家班”走上了称雄一方的诸侯之路。徐世昌走，黎元洪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都以直系获胜告终。主要竞争对手段祺瑞和张作霖被先后赶出政治中心北京，直系如日中天。最佳拍档曹锟和吴佩孚也因此信心大增。曹三爷想调整职业规划，更上一层楼，弄个总统当当。而吴佩孚也不满足于称雄中原，他要接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大旗，一统江山，青史留名。但要实现这个目的，吴佩孚也需要更高的权力支持。所以目标一致的两人决定迅速把大总统弄到手中。然而，曹锟若要快速地爬上总统的位置，他需要解决两个障碍：一个是怎么把现任总统徐世昌弄下台，另一个则是徐世昌下台后，曹锟又以何名义上台。好在曹、吴二人权大势大，投奔过来的谋士如过江之鲫，其中一个奇人给曹三爷出了一个奇策，史称“法统重光”。这位奇人名叫吴景濂。他说：现任总统徐世昌是由段祺瑞一手操纵的、已经被咱们解散的非法产品“安福国会”选出来的伪劣次品，是不合法的，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请他下台。而徐世昌离任后的这段空白期，我们可以把黎元洪请回来，装点下门面。理由也很充分。黎元洪是在张勋复辟的非常时期被迫离任大总统的，是不能视为自动离职的，所以应该将他迎回并补满任期，等他任期一结束我们就恢复国会和宪法，重新选举大总统。一旦重新选举大总统，您的机会不就来了吗？吴景濂的整套方案简单合理，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曹锟见猎心喜，示意吴佩孚马上开始操作。为了实现一统中国的伟大理想，吴佩孚根本不惧怕别人骂他不尊重前辈，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很是迅速地找了几个说客去试探徐世昌对“法统重光”的看法。徐世昌作为一名19世纪的50后老文人，当总统当得很憋屈，在任期内真正做过的有意义的事就是拉架。当然，这也是由于他是袁世凯的把兄弟，资格老，年龄大，正适合做中间调停人。不过随着吴佩孚、张作霖这两个19世纪的70后的崛起，他这个老朽连当和事佬的资格都没了，人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徐世昌是谁？老油条，耍过的心眼比吴佩孚吃过的饭还多。他知道势不如人，再说也累了，很干脆地主动下台了。68岁的我也该回家了！1922年6月2日，徐世昌失落地离开了北京，推开了天津的家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位的徐世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过上了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而且老有所为，颇有成就。徐世昌被顺利地逼走，但另一个主角黎元洪却迟迟不到位。黎元洪在隐居天津的五年之中，无门无派，无牵无挂，除了投资实业获利颇丰外，每天就是喝喝茶，写写字，散散步，扒扒八卦，参加公益活动，再也不用受被人胁迫的窝囊气，日子过得十分滋润。对于曹三爷明显是让他出来过渡一下的请求，黎元洪并不想去蹚这趟浑水，因此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但是，曹三爷已经编好剧本，选好演员，各项工作都已筹备好，哪有主角不上台的？于是乎，“万众一心”的游说运动开始了，曹锟、吴佩孚直接派代表上门软磨硬泡，甚至黎元洪提什么条件他们就答应什么条件，温顺得像猫一样。黎元洪一看这阵势，也就知道他们非得让自己出来做那座过渡的桥。算了，从了吧，当送他们一个人情。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回到北京复职。广州危机曹三爷的总统计划步入正轨的时候，另一名大总统——孙中山正在偏离他预定的轨道。我们把时间稍微倒退一点，回到直奉大战时的那几天。孙中山看见北方打起来了，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自己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的问题。5月6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发誓要把万恶军阀、腐败官僚扫除净尽，实现真正的民主。具体分工是这样的：孙中山坐镇大本营韶关遥控战事，李烈钧和许崇智分别为北伐军总司令和总指挥。接下来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北伐军打进江西，直逼南昌城下，严重威胁到了吴佩孚的后方。但吴佩孚并不慌张，只是命令前线军队加强防守，他知道自己早就布下的那颗棋子该起作用了，可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发作？那时的中国，到处上演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戏码，人人都想当黄雀，却经常变成蝉。陈炯明有耐心、有城府，他不想当蝉，所以他会耐心等待，等待孙中山给他最好的机会。而现在，陈炯明的机会终于来了。北伐军已深入江西，无法在短时间内赶回广东。5月20日，陈炯明的亲信叶举攻破广州，并公开要求孙中山将陈炯明官复原职。广州瞬间易手，情况十分危急。身在韶关的孙中山赶紧派汪精卫去陈炯明的老家惠州找陈炯明讨个说法。陈炯明向来坚持“事可以做绝，话却不能说绝”的处事原则，他在汪精卫面前拍着胸脯说：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我是绝对不会反中山先生的，我会为部下的擅自行动负全责。真诚感人，很给面子！汪精卫遂将陈炯明的这番话转述给了孙中山，孙中山总算把心放下了几分。只要陈炯明不撕破脸，总还有回旋的余地。可几天后，孙中山就不得不赶回广州救火。因为叶举的乱兵不仅把广州城搞得鸡飞狗跳，叶举还每天都去找财政部部长廖仲恺要钱。叶举理直气壮地对廖仲恺说：大军不可一日无粮饷，而我们是政府的部队，政府必须要拨粮饷给我们！廖仲恺不胜其烦，只好给孙中山发电报求救：请大总统暂时回广州，震慑一下。但胡汉民力劝孙中山：你千万不要回去，太危险，广州城附近的部队都只听命于陈炯明，如果陈炯明和你翻脸，后果不堪设想。孙中山考虑再三后认为，从汪精卫汇报的情况看，陈炯明不会撕破脸，凭借自己大总统的身份，还是可以震慑一下无法无天的叶举，如果能将事件暂时平息下去，则可保证不影响北伐大业。因此，孙中山安排胡汉民留在韶关，自己带亲随卫队返回广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孙总统的胆子真大。当时孙总统的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他给手下的三个营如此分工：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区区一支警卫部队，居然拥有四大北伐名将——陈可钰、张发奎、叶挺和薛岳。如此奢华的阵容，在近代史上实在是无以匹敌。有意思的是，张发奎、叶挺、薛岳三人还是结拜兄弟。其中薛岳貌似名气最小，其实未必。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因其作战勇猛，人送外号“老虎崽”。十多年后，薛岳这个名字成了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人称“抗日战神”。言归正传。孙中山返回广州前，即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这道命令实际上恢复了陈炯明广东省军区司令的职务，命令的潜台词也很清楚：我恢复了你的权力，你应该利用你的权力命令你的手下撤军。陈炯明对这一任命不置可否，只是说：孙总统你放心吧，我已经下令让叶举退兵。孙中山、薛岳一行到达广州与叶挺会合后，安全总算是有了保障。可孙中山马上就发现自己上了陈炯明的当。乱兵根本就没有退，而且在孙中山回到广州之后的十几天里，陈炯明、叶举都避而不见他，城中的混乱局面有增无减。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11日，北京政府的合法总统黎元洪出山。国会即将恢复，这样一来，孙中山去哪儿找合法的理由北伐？第二天，也就是1922年6月12日，孙中山召开记者招待会。会上，孙中山首先为自己为何要北伐进行了辩护。他解释说：我之所以要率兵北伐，就是为了打破北方的武人专制，只要武人专制不结束，我就北伐不止。接下来谈到了当前的广州危机。他说：我已经答应了陈家军的要求，钱也给了，陈炯明的职位也恢复了，可是他们依然如故，把广州搅得鸡犬不宁，希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督促陈家军改正。说完这些，孙中山话锋一转，开始说硬话：我下令要陈家军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孙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去做，他们终不肯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孙中山之所以敢于发出如此威胁，并非完全虚张声势，因为他手头还有一支从护法运动一开始就听他话的部队——海军，现在就在珠江。不过恫吓起不了作用，人家成心要反你，怎会因为几句话就放弃整个行动？陈炯明反了果不其然，孙中山想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破灭了。6月13日，陈炯明终于跨出了最后的一步，指令叶举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并指示叶举尽快断掉孙中山北伐的财源——抓捕财政部部长廖仲恺，锁住“孙中山的荷包”。6月15日，廖仲恺被捕。后来廖部长在老婆何香凝的全力营救下逃出生天。6月15日夜，陈家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军事部署方案。还好孙中山甚得军心，6月16日晚上10点，有与会的军官在行动前通知总统府说：今夜陈家军恐有不轨行动，请总统速离总统府。得到密报后，孙中山在卫士的护卫下急匆匆逃离总统府，一路血战，冲破重围，辗转来到了海军“永丰”舰上。在薛岳和叶挺的保护下，已怀孕的夫人宋庆龄也冒着枪林弹雨出逃，匆忙之中夫人小产，后来竟然再也不能生育，可见当时局势多么紧张。在码头负责接应孙中山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军官
个动词，说患者看到的是绝对的黑暗。那位盲人斩钉截铁地说，这里仍然保留同样的动词，他看到的是一片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中。一种白色的黑蒙，这不仅在词源学上自相矛盾，而且在神经学上也不可能，因为一旦大脑不能辨别现实中的形象形状和颜色，同样也就不可能给正常视力在同一个现实中看到的形象形状和颜色蒙上一层白色，绵密的白色，仿佛一幅没有色调的白色图画，不论要精确地定义正常视力有多么困难。医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看来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他沮丧地摇摇头，环顾一下四周。妻子已经离开了，他恍恍惚惚记得她曾来到身边，待了一会儿，轻轻吻了吻他的头发，我去睡觉了，她大概这样说了一句，现在屋里寂静无声，书还散乱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这时他突然感到害怕，仿佛自己马上就要失明，而且事先已经知道。他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事情是在一分钟以后发生的，当时他正把书籍收到一起，准备往书架上放。他先是发现看不见自己的手，接着就知道自己失明了。戴墨镜的姑娘患的病不严重，不过是轻度的结膜炎，用点医生开的局部外用药几天就可治愈。您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只有睡觉的时候才能摘眼镜，医生对她说。这句风趣的话已经说了多年，甚至可以设想眼科医生们说了一代又一代，但每次都有效果，医生笑着说，病人笑着听，这一次更没有白说，因为姑娘长着一口漂亮的牙齿，并且知道怎样展示它们。出于天生的厌世或者对生活过度的绝望，任何了解这个女人生活细节的平庸的怀疑论者都会转弯抹角地说，她美丽的微笑不过是她所操职业的花招而已，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指控，因为它，这里指的是她的微笑，在不久以前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已然如此，当然小女孩这个词已经过时，那时候她的未来还是个谜，而试图解开这个谜的好奇心尚未降生。好，简而言之，人们也许会把这个女人划入所谓妓女的类别，但是，考虑到这里描写的时代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不论是夜间的还是白天的，不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社会关系，其复杂性要求人们避免仓促决断的倾向，可惜，由于过分自负，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摆脱这个毛病。尽管人人知道由天后朱诺而得名的婚神星里云雾缭绕，但把这位希腊女神与大气中飘浮的水滴组成的大块云团混为一谈就不对了。无疑，这个女人会为了得到钱而与别人上床，这可能使人不过多思考便把她划入事实上的娼妓之列，但是，如果可以肯定她与愿意跟她上床的人上床时也是愿意的，那么就不该忽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会让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排除在那个行业之外，当然这里把那个行业视为一个整体。她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职业，也像正常人一样，利用剩余的时间使肉体得到某些欢乐，使需要得到满足，包括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如果人们不想简单地给她下个定义，那么最后会说，就广义而言，她在以自己喜爱的方式生活，并且从中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欢娱。离开诊所时天已经黑了。她没有摘下眼镜，街上的灯光照得她不舒服，尤其是霓虹灯。她走进一家药店买医生给她开的处方药，接待她的药店伙计说有些人的眼睛不应当用暗色玻璃遮住，她装作没有听见，这些话本不该说，况且是出自一个药店伙计之口，请想一想，他怎能反对一个姑娘的信条呢，墨镜赋予她的醉人的神秘感足以引起身旁经过的男人们的兴趣，若不是今天有人在等她，她也许会对他们的兴趣投以回报，但现在，她有种种理由希望从幽会中得到好处，物质方面的满足和其他方面的满足。和她相会的男人是老相识，对于她事先说不能摘下眼镜并不在意，其实医生并没有给出这种建议，但那男人甚至觉得这样蛮有趣，标新立异。姑娘在药店门口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说了个酒店的名字。斜靠在出租车座位上，她已经开始品味，不知道这个词用得是否贴切，已经开始品味性爱的种种感受，从头一次嘴唇贴着嘴唇，到头一次抚摸私处，再到性高潮的一次次爆发，她像被钉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旋转火柱上一样，最后精疲力竭，心满意足。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如果男伴能够在时间和技术上完全履行义务，那么戴墨镜的姑娘一定会提前双倍报答以后收取的东西。想到这儿的时候，无疑是因为刚刚付了一笔诊费，她暗暗问自己，往常面带笑容地称为公平交换的价格从今天起提高，是否是个好机会呢。她让出租车在一个街区前停下，自己融入往同一个方向去的人群之中，好像是被那些人拥着往前走，无名无姓，无罪恶感，也无羞耻心。她神态自若地进了酒店，穿过前厅，来到酒吧间。提前到了几分钟，应当等到事先约好的准确时间。她要了一杯清凉饮料，不动声色地喝完，眼睛不看任何人，她不想被误认为一个猎取男人的庸俗女人。过了一会儿，她像个在博物馆转了整整一下午要上楼回房间休息的游客一样朝电梯走去。还有谁不知道呢，美德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困难，而罪孽和恶习很受好运垂青，于是她刚刚走到，电梯的门就开了。里边出来两位客人，是一对老年夫妇，她进了电梯，按下三楼的按钮，三一二号房间在等着她，是这个房间，她轻轻敲了敲门，十分钟后她已经一丝不挂，十五分钟时开始呻吟，十八分钟时毫不掩饰地低声说着做爱说的话，二十分钟时开始失去理智，二十一分钟时感到快活得浑身酥软，二十二分钟时喊了起来，现在，现在，等到重新清醒过来时，她筋疲力尽心满意足地说，现在我眼前还一片白呢。3至于偷车贼，是一个警察把他送回家的。这位谨慎严肃并且富有同情心的权力的代表人根本不会想到，他送的是个冷酷无情的违法分子，他之所以拉着此人的胳膊，而不是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为阻止其逃跑，只是因为怕那可怜的人绊倒和跌跤。作为报应，我们不难想象偷车贼的妻子把门打开时吓成了什么样，眼前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揪着一个在她看来失魂落魄的犯人，从犯人脸上那悲伤的表情来看，他遇到了比被捕更可怕的事情。在这一刹那，妻子首先想到丈夫在犯罪现场被抓，警察到家里来搜查；不论看来多么有悖情理，这个念头倒使她大大放下心来，因为她想到丈夫只偷汽车，而汽车这么大的物件是不能藏在床底下的。她的疑惑没有持续多久，警察说，这位先生双目失明了，您来照顾他吧；警察只是陪丈夫回家的，妻子本该松一口气，但是，当泪流满面的丈夫扑到她的怀里，说出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话的时候，她才明白遭到了灭顶之灾。戴墨镜的姑娘也是被一名警察送回她父母家里的。试想一下当时的情况，她说自己瞎了，赤裸着身子在酒店里大喊大叫，其他客人惊慌失措，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企图逃走，手忙脚乱地穿着裤子，显然，这种场面的讽刺性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她失明带来的悲剧色彩。失明的姑娘羞得无地自容，毕竟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不论那些虚伪的卫道者们对她从事的有偿性爱怎样嘀嘀咕咕，说三道四。在撕心裂肺的喊叫之后，她明白了失明不是刚才的快感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当胡乱穿上衣服，被连推带搡地带出酒店的时候，她不敢再继续哭闹了。警察问了她的住址之后，以不仅粗鲁而且带有讥讽的口气问她是不是有钱付出租车车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会付，他说；请注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这姑娘属于不为其不道德的赢利纳税的那类人。她点点头，但是，因为已经失明，她以为警察可能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就小声说，有，我有钱，接着又自言自语，还不如没有呢；我们一定会觉得这句话出乎意料，但是，只要注意到人类思想的盘绕曲折，在其中没有捷径可走，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句话了，她想说的是，她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行为和不道德举止受到了惩罚，这就是后果。她曾对母亲说不回家吃晚饭，而现在却要准时到家，比父亲还早。眼科医生的遭遇却不相同，这不仅由于他患上失明症时正在家里，而且也因为，作为医生，他不会像那些只有在疼痛时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人一样束手就擒，惊慌失措，歇斯底里。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内心痛苦不堪，要面临难熬的一夜，他还能想起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写的那句话，在诸多诗篇中，它以描写死亡和痛苦著称。一位医生本身胜过好几个男子，对这句话我们不该单单从数量上理解，应该主要从质量上理解，这一点不久就会得到证明。他表现出足够的勇气，躺到床上，没有叫醒妻子，甚至妻子在半睡眠中嘟囔了句什么，在床上向他身边挪近些时也没有叫醒她。他整小时整小时地醒着，即便偶尔睡一会儿也纯粹是因为筋疲力尽。他的职业是为别人治疗眼病，所以他希望夜晚不要结束，免得自己被迫说，我失明了。但同时他又希望白天的光线快些到来，想到的正是这些话，白天的光线，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了。实际上，一位失明的眼科医生不会有多少作为，但他有义务通知卫生局，告诉他们这可能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这大概是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失明症，种种迹象表明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从他知道的病例来看，病前没有炎症感染或病变之类的症状，他从接待的第一个失明症患者身上发现了这一点，他本人的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轻度近视，轻度屈光不正，一切都是轻度的，因此决定不用戴眼镜来矫正。眼睛看不见了，完全失明，而实际上它们状态完好，没有任何原有的或者最近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损伤。他回忆起为前来就诊的那位患者所做的详细检查，检眼镜能看到的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很正常，没有任何病变迹象，那人说他三十八岁，看上去还不到这个年龄，这种情况着实罕见。那个人不该失明，他想，此时却忘了他本人也已经失明，可见人能够达到怎样忘我的境界。这种事不只现在才有，我们记得荷马曾经说过，不过他的用词似乎有所不同罢了。妻子起床的时候他假装还在睡觉，他感到她吻了一下他的前额，非常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以为他还在沉睡，不想惊醒他，也许妻子在想，真可怜，为了研究那个盲人的奇怪病症睡得太晚了。卧室里只剩下医生独自一人，他觉得好像有一团浓密的云渐渐地把他捆住，压迫他的胸膛，钻进他的鼻孔，让他的五脏六腑全部失明，这时他忍不住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两滴眼泪流了出来，是白色的眼泪，他想，白色眼泪浸湿了眼眶，溢出来顺着太阳穴往下流，两边脸颊各有一滴，这时候他理解了他的病人们的恐惧，医生先生，我觉得快要瞎了。家里轻轻的响动传进卧室，妻子很快就会进来看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是去医院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起了床，摸索着找到睡袍，穿在身上，走进洗漱间，小便之后转过身，面对着他知道挂着镜子的地方，但这一次没有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也没有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他只是伸出双手，摸到玻璃，他知道自己的影像正在里面望着他，他的影像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的影像。他听见妻子进了卧室，啊，你已经起来了，她说；他回答说，起来了。接着，他感觉妻子来到了身边，你好，亲爱的，结婚多年，两个人还这样亲切地问候。这时，他们像是在演一出戏，妻子的话在给他提示台词，于是他说，我觉得不会太好，眼睛里有个什么东西。妻子只注意到了后半句，于是对丈夫说，我来给你看看。她仔细察看了丈夫的眼睛之后说，我什么也看不见，这句话显然角色颠倒了，不是她的台词，而应当由丈夫说，丈夫的确说了，但比妻子说得更简单，我看不见，接着又补充一句，估计我被昨天那个病人传染了。由于长时间耳濡目染，医生的妻子们往往也对医学略知一二，而这位妻子在一切事情上都跟丈夫如影随形。她凭借学到的知识足以知道失明症不像时疫那样传染蔓延，一个不瞎的人不会因为仅仅看了一个瞎子一眼就染上失明症，失明症是人自身和与生俱来的眼睛之间的私密问题，与别人无关。无论如何，一位医生有义务知道他说的话的含义，正是因此他才会去读医学院，而这位医生不仅宣称自己患了失明症，而且公开承认是被传染上的，那么，这位妻子，不管她如何熟知病理，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他呢。因此，人们可以理解，面对不可否认的证据，这位可怜的太太和任何普通人的妻子一样，这样的妻子我们已经认识两位了，她们搂住丈夫，自然而然地表示出心中的焦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她哭哭啼啼地问；通知卫生局，通知卫生部，十万火急，如果确实是时疫，必须采取措施；可是，失明症时疫，这种事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妻子说，心中还抓住最后一线希望不放；人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无缘无故失明的，而到此刻为止至少已经有两个了。最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完，医生的脸色突然变了。他近乎粗暴地把妻子推开，自己后退了一步，离开，不要靠近我，我会传染你，接着又用双拳敲着脑袋说，愚蠢，愚蠢，白痴医生，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一整夜和你在一起，本该留在书房里，关上门；尽管如此，妻子还是说，请你不要这样说，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走吧，跟我来，我去给你做早点；放开我，放开我；我就是不放开，妻子大声喊，你想怎么样，你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摸索着找电话，碰翻家具，就是找到电话簿也看不见需要的号码，而我却要钻到防传染的玻璃罩里静静地看你的笑话吗。她用力抓住丈夫的胳膊说，走吧，亲爱的。医生刚刚吃完妻子执意给他准备的咖啡和烤面包片，我们可以想象他吃到嘴里是什么滋味，时间还早，他要通知的人还没有上班。理智和效率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直接告诉卫生部的高级负责人，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仅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说有紧急的重要情况报告，不足以说服电话那头的公务人员，况且还是在他一再恳求之后女接线员才接通电话的。那人说在向顶头上司报告之前先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显然，任何有责任感的医生都不肯向头一个接待他的下层官员宣布出现了失明症时疫，若果真如此，会立即引起恐慌。官员在电话中说，阁下自称是医生，如果阁下非让我相信这一点，那好吧，我相信，但我要听上司的命令，要么你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要么我不予报告；是秘密问题；秘密问题不能通过电话处理，你最好亲自来这里一趟；我无法出门；这么说你病了；对，我病了，医生稍稍犹豫了一下说；既然如此，你应当去请一位医生，一位真正的医生，对方反驳说，他显然对自己的幽默感扬扬自得，把电话挂断了。这傲慢无理的态度无异于打在医生脸上的一记耳光。几分钟之后他才平静下来，向妻子讲述受到的粗暴对待。又过了一会儿，他仿佛刚刚发现早就应当知道的什么事一样，凄然地小声说，我们都是这样的混合物，一半是冷漠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他正要犹疑地问，现在怎么办呢，却突然间明白了，这样做一直是在浪费时间，要把这个消息传递到有关部门，唯一可靠的办法是与他所属医院的医疗部主任谈一谈，医生对医生，中间不隔着官僚体制，应该由主任负责让那个该死的官方齿轮运转起来。妻子记得医院的电话号码，接通了电话。医生通报了姓名，之后很快就说，很好，谢谢你，显然女接线员刚才问他，医生先生，你今天好吗。我们在不想告诉对方不好的时候就这样说，我们会说，很好，即便我们正在走向死亡，这被俗称为把肠子当作心脏，这种颠倒内脏的现象只有在人类中间才能看到。主任来接电话了，有什么事吗，医生问他是不是独自一人，旁边有没有人能听见，对女接线员倒不用担心，她顾不上听关于眼科问题的谈话，她只对妇科感兴趣。医生的讲述简短而又全面，完全是医学学术报告式的干巴巴的风格，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没有一句多余的话，鉴于这特殊的形势，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