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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久精品天堂无码中文字幕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

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

有四万之众，然而到淞沪会战临近结束时，仅剩区区一千两百人而已。战场之上，胡宗南看似心坚如铁，但当他看着身边硕果仅存的这一千多个官兵，也不禁悲从中来：黄埔部队多已打完矣！曾经的“天下第一军”，就这样永远消失在了上海。话说唐司令一下子用了两个典故——韩信的背水一战、项羽的破釜沉舟，但仍不甚满意，所以他比韩信和项羽还多考虑了一步：暗中给自己留了一艘小火轮。他手下的将官们也上行下效，有能力的都给自己备好了逃命船。唐司令此招甚妙，既可逼士兵努力杀敌，又可保自己逃命！一切筹划妥当后，日军也追上来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虽未伤筋动骨，但损失也很大，亟须休整，因此追过来的日军采用了“围三缺一”的战术——围困了南京城的三个方向，只给国军留了渡江北逃一条路，希望中国军队自己快些溃退，以此减少己方伤亡。如果日军对南京四面全围，会使守军的崩溃值大幅度提高，从而拼死一战。12月10日凌晨，日军对南京发动了总攻。12月12日晚，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可能他认为南京保卫战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吧。三天激战中，日军伤亡多达七千余人，没能突入南京城内。蒋介石命令南京守军撤退的时候，日军尚未破城。如果此时唐生智组织好掩护，有序撤退，那么国军大部分人马当可平安脱险，毕竟城北的长江通道还在自己人手中。可唐生智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他在匆匆下达撤退命令之后，就慌忙乘坐自己暗中留下的小艇逃之夭夭。那些之前已备好逃命船的军官，一看唐司令跑了，自然不甘落后，一个个立马也逃了。当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率先逃命了。像教导总队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就没有逃，还有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也始终和自己的部队在一起，只不过唐司令带头跑了，兵败如山倒，孙元良也没法一个人战斗。无奈之下，堂堂国军中将只得接受了德国人拉贝的帮助，化装成平民躲在了金陵女子学院的顶楼密室之中。咱们在北伐的时候说过，孙元良曾经有个外号是“飞将军”，说他打仗光知道跑。现在看来，“飞将军”已经迷途知返了，他率部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第一个冲入战场，而且从头打到尾，再接着率领已不足编制三分之一的残部打南京保卫战，在别的与他职位相当的人都争先恐后逃跑的时候，他一直没有脱离部队。就冲这三战，足够摘掉那顶大帽子。主将跑了，这还得了！士兵们知道长官逃跑的消息后，战斗意志立马就垮掉了，还守什么阵地？还打什么敌人？赶紧跑吧。往哪儿跑？唯一可行的逃跑路线就是渡江北逃。要想渡江北逃，就必须先出城，而出城则必须经过督战队把守的挹江门。好不容易冲破督战队的阻拦，挤过挹江门，来到长江边，才想起来先前唐司令已经将船都沉了，这会儿想跑，对着浩瀚无际的滚滚江水往哪儿跑？无奈之下，逃兵们只得返回城内，枪一扔，军装一扒，混迹于难民之中。同时，也有不愿意放下武器的国军趁机向进城的日军打黑枪。于是，后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需要说明一下，下令执行“南京大屠杀”的是老鬼子载仁的侄儿朝香宫鸠彦，主犯是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人。鬼子谷寿夫在战后被蒋介石引渡到南京，枪毙于雨花台。这也算是稍稍安息了那些逝去的人们，慰藉了那些无辜的灵魂。现在讲“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太多太多，如孙元良的儿子秦汉主演过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等，在这里实无必要多讲细节。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必再去反复探究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三十万人还是二十万人，无论死亡人数多还是少，日军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都应该受到最最严厉的谴责和惩罚。而有骨气的中国人最应该做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中国更加强大，让“国货”不是在民族感情上，而是在品质上全面超越“日货”！

西南联合大学

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在武汉稍做停留后，便知道武汉也不保险，于是决定迁都重庆。在国都失陷、民族危亡的千钧一刻，暗地里没少跟蒋介石在四川唱对台戏的军阀刘湘，骨子里迸发出了一名合格中国军人的血性和顽强，他不仅勒紧裤腰带出兵出钱出粮，主动上书请中央政府迁都重庆，还亲自率兵出川抗日。遗憾的是，刘湘刚走到汉口不久，即1938年1月，就因为肠胃病去世，留下了被蒋介石毒死、气死和因投日败露而自杀等穿凿附会的传言。刘湘出师未捷，临终遗嘱是：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近四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化身无数刘湘前仆后继，在战场上与强敌死扛到底，为国捐躯者高达六成，牺牲之大实为地方军之首（《西南民众对抗战的贡献》）。……迁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是迁得如此紧张而仓促，其过程的混乱不堪是可以想象的。更糟糕的是，日军的轰炸机还随时过来捣乱。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捣乱，而是有预谋的战略行动。因为日本人对重庆及其周边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目的很明显，鬼子想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瓦解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效果也很明显，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越发坚定，中国军民抵抗的士气越发高昂。可就在国民政府为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和迁都忙得焦头烂额之际，他们仍做出了一个貌似不重要却对现代教育意义甚大的举动——高校内迁。随着国土的逐渐沦陷，不少高校师生成为了顺民或者汉奸，但更多的师生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与资助下，冒着纷飞的战火，踏上了内迁之路。抗战爆发前，中国共有大专以上学校一百零八所。抗战爆发后，高校内迁五十二所，迁入租界二十五所，另有十四所本就在后方，只有十七所停办。国难当头之时，国民政府亦不忘记保全教育，为山河破碎的中国保存了一息顽强的文脉，值得赞赏！内迁的高校中，最为幸运的当属原来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它跟随中央政府一步到位迁到了重庆。不太幸运且迁徙路途最远的高校是北大、清华和南开。师生们先从北京、天津绕路辗转到长沙，接着又兵分三路。大多数教师及其家眷、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走海路到越南河内，再转道昆明。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进入越南河内，最后转乘火车进入云南。另一路没钱的同学们，只能用最艰苦的方式——“驴行”去云南了，靠两条腿从长沙走到昆明，这可是一千三百多公里的距离！后来，这三所本来相互颇有抵触、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学校在昆明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高校内迁，十多万学生颠沛流离来到了大后方，他们要吃饭，要教材，要教舍，要老师……这些都需要钱。而国民政府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亟须解决，现在政府连打仗的钱都拿不出来，更何况短期内只有投入而无产出的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的短缺，让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很是头疼，怎么才能把学校办下去？无奈之下，陈立夫抓耳挠腮，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贷金”，相当于今天的助学贷款，也就是由学生们写借条，向政府借学费，毕业之后偿还。助学贷款可是一项耗资巨大的阳光工程。需要资助的学生数量巨大不说，而且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项都无从收回。毕竟战火纷飞，朝不保夕，那些穷学生哪里还拿得出钱来。好在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是陈立夫的好哥们儿，在陈立夫死磨硬泡之下，总算是弄到了不少钱。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民族危亡之际，国民政府不仅设法为学子们解决了学费问题，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食宿，创造出了一处处环境虽不优雅、配套设施也不完善却又是那么生机盎然的学术净土。下面就以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来讲述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和莘莘学子在国难当头之际谱写出的可歌可泣的教育篇章。后来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副会长的周锦荪回忆说：当年他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校门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上课的教室极其简陋。顶棚是用铁皮做的。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叮当作响，老师的声音根本盖不住雨声，于是大家干脆“下课赏雨”。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基本就是一间破茅草屋——土坯的围墙，茅草的顶，冬凉夏暖、四面通风、采光不错。每逢天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同学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作“空前绝后”。住得差，吃得也差。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生们每天只有两顿饭，上午十点吃稀饭，下午四点吃用劣质米做成的米饭。学生穷，老师也一样。抗战中，教授们薪水涨了六七倍，物价却涨了三四百倍，所以甭管是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费孝通，还是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钱钟书、吴晗，就两个字：没钱。因此，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就顾不得师道尊严了。费孝通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在菜市场捡过牛骨头；一名乞丐满大街追逐朱自清，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已然是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生活差也就差了，到了后期，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飞机来了就躲，飞机走了继续学习。匹夫不可夺志，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朱光亚、赵九章等八位“两弹一星”元勋，黄昆、刘东生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近一百七十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钱钟书、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李政道，他们两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而费孝通、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最后，我们以联大校歌《满江红》作为本节结束语，让我们对上述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韩复榘开会，有去无回

中国连战连败，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以将南北连成一片，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津浦铁路北起天津，南至南京浦口。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就成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对中国来说，必须守住徐州，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五战区，徐州自然也在其中，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补充一句，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关心。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脑袋空不要紧，但千万不要进水！不幸的是，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这老小子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在日军杀将过来时居然违抗军令，放弃黄河天险，不战而退，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可这老小子也不想想，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要搁在以往，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可现在不同了。蒋介石说：大家来开会吧，商讨一下军事安排。这个会本是以前就安排好的，并非突然决定，因此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脸不红心不跳地来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但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是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在会议上，蒋介石当着与会的八十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当即押送武汉，两个星期后处决。杀一儆百，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

血战台儿庄

1938年3月，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十师团）从山东出发，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企图会师台儿庄，进而攻占徐州。与此同时，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已经兵临池河、淮南。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徐州已如悬卵，危在旦夕。强敌环伺，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光杆司令，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三十一军，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第四十军，东北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川军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复权衡之下，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将最精锐的李品仙部布置在南面，于学忠辅之，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邓锡侯部驻守滕县，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战斗开始了。李品仙和于学忠不负领导厚望，血染淮河，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强弱异势，形势十分危急。西北军庞炳勋的第四十军，说起来是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林彪以十倍于敌的兵力伏击其辎重部队还要打上大半天的时间，如今庞炳勋迎上的可是其主力部队，作战难度可想而知！西北军出了名的装备差，单兵素质差，甚至连补给都跟不上，怎么才能拖住日军呢？拼了，以命换命！可是拼了命还是抵挡不住。关键时刻，李宗仁请调的援军第五十九军赶到战场。军长是之前在沦陷的北京善后的那个西北军将领张自忠。张自忠、庞炳勋亲自上阵。一将舍命，万夫难敌，有张自忠、庞炳勋这样不怕死的主将，部下自然凶猛异常，何况凶猛本就是西北军的特色。板垣最擅长玩的迂回包抄战术“一支部队走正面，一支部队出侧面”，再也玩不转了，因为他的两支部队分别被两支杂牌军给摁住了。两支西北杂牌军用令人动容的勇敢与顽强，付出巨大的伤亡，依仗城防工事，如钉子般钉住了对手。板垣师团数日内不能越临沂一步。邓锡侯的二十二集团军，是一支典型的川军。川军的枪炮多为土造，打不远打不准不说，还经常打不响；川军吃得不饱，穿得也差，军纪就更差，甚至一手步枪一手烟枪。咱们老电影里的国民党败兵什么样，这川军就什么样。好在大家的抗日热情很高，跟日本鬼子干架不怕死！他们的对手矶谷师团是一支重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具备同空军协同作战的能力。更恐怖的是，矶谷师团是日军法西斯分子的大本营。不仅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且部队的骨干大多参加过确立军人在日本统治地位的“二·二六政变”。矶谷师团虽然足够疯狂，但川军的精神意志更胜一筹。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在国破家亡之际，川军所表现出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光昭日月，气贯长虹！川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有死无退，最终以王铭章在内全师阵亡的代价阻敌

娘说，也许还有别的厕所吧，我开始着急了；我们去找找，医生的妻子说，两个女人手拉着手走了。十来分钟以后她们回来了，原来是找到了一个诊室，里边有个附属的卫生间。偷车贼已经从厕所里出来了，不停地嚷着天气太冷，腿上的伤口疼。他们按来时的次序重新排好队，现在比原来省事多了，没有出什么事故就回到了宿舍。医生的妻子巧妙地帮助他们找到了各自的床。还在宿舍外边的时候，她就像在谈一件大家都清楚的事一样提醒他们，找到各自床位最简便的方法是从入口开始数床。比如我们的床，她说，是右边最后两张，就是十九号和二十号。第一个走进夹道的人是偷车贼，他几乎光着身子，瑟瑟发抖，腿上还有伤，这理由足以使人们让他先进去。他从一张床前走到另一张床前，手在每张床下摸索着箱子，等终于认出了自己的行李，便大声喊道，我在这里，接着又补充一句，十四号。哪一边，医生的妻子问；左边，偷车贼回答，他再一次恍惚感到奇怪，好像医生的妻子没有问以前就知道了答案。第一个失明者接着进来了，他知道他的床在同一边，与偷车贼的床只隔一张。现在他已经不怕在离偷车贼很近的床上睡觉了，从对方的连连叫苦和叹气声中可以判断出他的腿伤势不轻，简直难以动弹。走到床边，他说，十六号，左边，说完就和衣躺下了。这时，戴墨镜的姑娘低声请求说，帮帮我们，让我们离你们近一些，在另一边，你们对面，这样我们会好过一些。四个人一起往前走，很快便安顿下来。几分钟以后，斜眼男孩说，我饿了；戴墨镜的姑娘小声说，明天，明天我们吃饭，现在你睡觉吧。说完，她打开箱子，找出在药店买的那小瓶药水，摘下眼镜，把头向后一扬，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扶着另一只手，开始点眼药水，并不是每滴药水都落到了眼里，但是，如此精心治疗，相信她的结膜炎很快就会痊愈。5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惠公、晋怀公时期的动荡，但是在晋文公的领导下，上下团结一心，国内局势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也有大幅度增强，而且通过帮助周襄王复国，扩大了国土，提高了声望，成为楚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如果说，公元前635年晋国跟随秦国讨伐楚国的附庸鄀国，仅仅是捋了一下楚成王的虎须的话，公元前634年，宋国背弃与楚国的盟约而投入晋国的怀抱，则直接触及到了楚国的核心利益，成为晋、楚两国争霸的导火索。即使与齐桓公狭路相逢也当仁不让的楚成王，自然不能容忍宋成公对他的蔑视，他命令子文抓紧时间训练士卒，准备讨伐宋国。早在两年之前，子文就已经不再担任楚国的令尹，而是推荐在泓水之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成得臣担任了这一职务，自己则以顾问的身份继续留在楚成王身边效力。子文这样做，显然是吸取了老对手管仲的教训。管仲辅佐齐桓公纵横天下，功高盖世，然而不注重对接班人的培养，直到临死前，都没有给齐桓公推荐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导致齐国数十年的霸业后继无人，毁于一旦。子文不想齐国的历史在楚国重演。他不但早早选定成得臣为接班人，更主动退居二线，将自己的位置让给成得臣。这样一来，他既可以在幕后指导成得臣，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又可以使成得臣提前进入情况，熟悉业务，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楚国有子文这样的政治家，强大绝非偶然。现在楚成王即将展开一场争夺天下的大战，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还是子文，毕竟事关重大，交给成得臣去办还不太放心。权衡再三之后，他请子文亲自出马，到睽地主持军训。对于楚成王的这一命令，子文内心是有想法的，他对楚成王说，训练部队是令尹分内之事，应该由子玉（成得臣字子玉）来主持才对，现在把他这个老头子派去越俎代庖，恐怕大大不妥，子玉有没有意见暂且不说，他这把老骨头能否训练好部队，实在是值得怀疑。楚成王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您就别撂挑子了。”还是将任务派给了子文。既然没办法推脱，子文只好优哉游哉地来到了睽地。军训的第一天，他命令士兵天刚亮就起床，到操场上集合、做早操、练队列、喊口号，热热闹闹地搞了一个时辰，便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弄得挺好，有粥有粉还有热干面。子文端了个大碗，和士兵们一起吃，吃完了抹抹嘴说：“今天到此为止，大伙回去歇息吧。”一连三天都是如此。士兵们可高兴了，这哪里是军训，简直就是夏令营。子文不但体贴士兵，脾气还特好，几天军训下来，连骂人的事情都没发生过，整个楚军大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有人把这事反映到楚成王那里。楚成王惊愕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了：“子文这家伙，是在逼我用子玉啊。”没办法，楚成王只好命令成得臣接手军训，并且将地点改到了蒍地。子文则改任监军，随军前往蒍地进行督导。午后书社？成得臣不负所望，一到蒍地就严肃军纪，将训练的时间延长到天黑，对于训练中不听指挥或动作不规范的士兵实施处罚。一天下来，有七个人受到鞭笞，三个人被箭刺穿耳朵游营示众。原本稀稀拉拉的部队一下子恢复了正常，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当时在蒍地住着好几位退休的楚国大夫，他们应邀观看了军训，对成得臣的治军之道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跑去向子文表示祝贺，对他的知人善用进行了一番恭维。子文很高兴，举行酒宴招待这些老头子和蒍地的权贵。唯独有个叫蒍贾的贵族小孩，不但姗姗来迟，还不说半句祝贺的话。子文不免觉得奇怪，于是问他：“各位叔叔伯伯均认为令尹有才能，是国家的福分，值得庆贺，你对此有何看法？”蒍贾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知道该祝贺什么！当年您将国政交给子玉，嘱咐他说，要守护国家安定。但如果对内保持了安定，而对外遭到失败，您觉得这算是保国安民吗？子玉失败，是您举荐的结果。用错了人而导致国家失败，有什么好祝贺的撒？”子文愣了一下，说：“你凭什么认为子玉一定会失败呢？”蒍贾直直地看着子文说：“子玉这个人，性格刚猛而无礼，不适合治理国家，给他兵车超过三百乘，肯定有去无回。如若不是，等他出征回来，我再向您表示祝贺，应该也不算晚吧。”子文若有所思，而几位老大夫连忙出来打圆场，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的蒍贾后来生了一个很名气的儿子，叫做孙叔敖。经过半年多的集训，公元前634年冬天，楚军在令尹成得臣、司马斗宜申的指挥下北上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城。与此同时，另一支楚军部队开赴鲁国，帮助鲁国讨伐齐国，一举攻下谷城。这一仗明明是楚国人的功劳，《春秋》却这样记载：“（鲁僖）公以楚师伐齐，取谷。”说成是鲁国人的功劳。左丘明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道：“虽然是借楚国的军队进行讨伐，但我方能够左右其行动，所以说是‘以楚师伐齐’。”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事，鲁国人也不是第一次做，在此不作任何评论。前面说到，齐桓公有六位“如夫人”，给他生了六个儿子，除现任国君齐孝公外，另外五位公子一直都在觊觎齐国的君位。楚军攻下谷城之后，派大将申叔侯镇守谷城，并将五公子之一的公子雍接到谷城，准备以公子雍的名义继续讨伐齐国。齐桓公还有另外七个儿子，是由“如夫人”之外的小妾所生，地位比五公子低。齐孝公上台后，将这些兄弟统统赶出国去。现在楚国人将他们找过来，并将他们都封为楚国大夫，要他们帮助楚国人攻打齐国。齐桓公如果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一群儿子帮着楚国打齐国人，估计会再气死一次。造成这个尴尬的局面，自然与齐孝公为人暴戾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齐桓公和管仲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以致管仲逝后，“三贵”专权，而齐桓公逝后，五子争位，将好端端一个齐国搞得乱七八糟。第二年夏天，齐孝公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他的弟弟公子潘即位，也是历史上的齐昭公。虽然齐、鲁双方处于交战状态，鲁国人却秉承周礼，派人参加了齐孝公的葬礼。当然，左丘明不会忘记又表扬一句：“礼也！”顺便说一下，鲁国人对于“礼”的执着，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这一年春天，杞国的国君杞桓公来到鲁国朝觐鲁僖公。杞国地处东夷聚居之地，不免沾染了夷人风俗，不自觉地用了夷人的礼仪，鲁僖公当场发作，不搭理杞桓公。而《春秋》记载这件事，也主动将杞桓公的爵位下降了一级，称之为“杞子”，以示对其使用夷人礼仪的惩罚。杞桓公因此记恨鲁僖公，不再承担对鲁国进贡的义务，而鲁僖公为了惩治杞桓公的失礼，竟然在联楚伐齐这样的大事未了的情况下，派兵入侵杞国，要与杞桓公论个曲直是非。看这架势，天塌下来也要先论个“礼”字。这是题外话，在此不多作评价。齐孝公死后，楚国留下申叔侯在谷城对齐国保持威逼之势，而将军事打击的重点集中到宋国，于这一年冬天纠合了鲁、陈、蔡、郑、许等几国军队，把宋国的都城商丘围得水泄不通。宋成公命公孙固前往晋国告急，请求晋国的支援。至此，晋楚争霸战的导火索已经被点燃，晋国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这场中原大战中来。当然，这样表述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晋文公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得以实施其称霸天下的抱负了。为了这一天，晋文公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据《左传》记载，晋文公一回国，就把对人民的教育当做头等大事来抓，以教育为强国之本。齐桓公称霸诸侯，靠的是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的速效药。楚成王独步天下，靠的是楚国人彪悍的性格和近于严酷的军纪。相比之下，晋文公走教育强国的路，虽然有利于长远，却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功效。晋国的全民教育搞了很多年。刚开始两年的时候，晋文公就迫不及待地想到国际舞台上一试身手，被狐偃劝住了。狐偃说：“现在还不到时候，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义’，没有安居乐业。”等到晋文公帮助周天子复位后，积极发展国内的福利事业，晋国人民的幸福感大幅度提升，他又起了称霸之心。狐偃劝说道：“人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不能同心同德共谋大事，还是再等两年。”先别笑晋文公猴急，考虑到他上台时已经六十二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其实也很正常。不久之后，晋文公讨伐原城，向天下展示了自己诚实守信的优良品德，同时借题发挥，在国内开展了“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晋国人”的大讨论，晋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大加强，连商人都不再欺骗消费者，成天将信用挂在嘴上。晋文公跑去问狐偃：“是骡子是马，这回可以拉出去遛遛了吧？”狐偃仍然摇头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不知道恭敬地服从上级的命令，火候未到，还要再等等。”于是在晋国开展了大规模的“蒐礼”活动。所谓“蒐”，就是顺长少，明贵贱，“蒐礼”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在晋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值得肯定的是，通过对“义”、“信”、“礼”的教育学习，晋国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当公孙固穿越楚军的封锁线，将救援信送到绛都的时候，晋国上下都作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因此，在晋文公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伙对是否救援宋国的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分歧，一致认为必须要救。先轸的发言也许代表了当时晋国群臣的意见：“当年主公流亡到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而且送给您马车二十乘，可谓是情深义重。现在宋国有难，我们理应相助，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在诸侯之中树立威信、奠定霸业基础。”狐偃说：“楚国入侵中原，刚刚将曹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和卫国建立了婚姻关系。如果我们讨伐曹、卫两国，楚国必定会移师相救，则齐国和宋国可以免于灭亡。”狐偃提出这个计划，既有军事谋略上的考虑，也有感情上的考虑。当年晋文公流亡列国，在卫国和曹国受到非礼的对待，趁此机会报复他们一下，快意恩仇，岂非人生一大乐事？晋文公急事慢做，统一了战略思想之后，又在被庐举行了一次“大蒐”。这次“大蒐”是军事上的重大改革，将晋国原有的上、下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回顾晋国的军事改革历程，也就是晋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公元前678年，晋武公完成“曲沃代晋”，被天子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说明当时晋国在王室的眼里，还是一个小国；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扩充军队，建立上、下二军，晋国在实力上已经是大国，但在表面上还是维持了一个中等国家的军事编制；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被秦国俘虏，晋国群臣借此机会“作州兵”，扩大了兵源范围，大大增强了晋国的军事实力；而公元前633年，晋文公将部队扩编为三军，不仅仅是为了扩大部队规模，同时也是宣告晋国向大国迈进的重大举措。三军部队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上军次之，下军又次。因此，选择中军元帅成为军队人事变动的重点。赵衰强力推荐郤谷担任这个重要职务，理由是“郤谷喜爱礼乐，而且熟读诗书”。诗就是《诗经》，书则是《尚。在现代人看来，郤谷应该去当教育部长而非中军元帅。但在那个年代，军政文教均为一体，还没有政治家、教育家与军事家的区分，管仲和子文都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全能型选手，在内主政，在外则主兵，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军事、外交一把抓。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德”是最重要的依据，郤谷既然能胜任教育部长，也就能胜任中军元帅，当然还能胜任外交部长甚至内政部长等职务。赵衰又进一步说：“《诗经》和《尚，乃是义的根源；礼乐教化，是道德的准则；有了义和道德，就有了利益的根本，主公您不妨试试用他。”都说到这份上了，晋文公自然采纳了赵衰的建议，任命郤谷为中军元帅，郤溱为中军副帅。任命狐毛上军元帅，狐偃为上军副帅。任命赵衰为上卿，赵衰推辞说：“栾枝为人谨慎，先轸足智多谋，胥臣见多识广，我都比不上他们啊。”于是任命栾枝担任下军元帅，先轸为下军副帅。又任命荀林父为国君的戎车驾驶员，虎将魏犨则担任护卫。齐桓公称霸中原三十余年，带领各路诸侯数次与楚成王狭路相逢，却没有发生过一次战场上的正面冲突，主要原因还是忌惮楚国的军事实力，没有必胜的把握。现在天下形势大变，楚国不但比以前更强大，而且得到几乎所有二流国家的附从，晋文公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找楚成王的麻烦，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一点疯狂的气魄。本书走访了金启孮、毓臻、毓蕴等清代宗室亲贵、满洲大臣以及蒙古王公的后代，采用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将老北京内城中这一群体的价值观念、婚姻圈子、生活趣味、饮食服饰等内容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力图通过采访对象质朴自然的表述，探究北京百年沧桑巨变下特定人群的心理感受与成长轨迹。总序在这套《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我想通过80余名老北京人的口，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的生活和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通过人、特别是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之口，也不是通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以及历史事件来呈现北京这个城市，是我近2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尝试，也正是在访谈了百余名老北京人之后，我才对北京这个城市和北京人，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了解和感悟。我是从他们的讲述中，才具体地、而不是概念化地懂得了北京，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才一步步地进入到这座城市，并且慢慢地触摸到了北京人的血脉、灵魂和神韵。注1既然我的宗旨是从“人”出发，所以本套丛书的5卷，初衷也是按照被访者人群的不同而划分的。然而，凡是对北京城略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入清以来北京城的特点，便是不同的人群，大体都居住在不同的地域。或者说，在1949年以前，北京人就是由几个不同地域上居住生活的不同人群组成的，这样的几个不同地域上的不同人群，各自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地域上的人群的特征，却又因此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北京城，以及城中的居住者——北京人。这正是北京这个城市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多元化特性。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几个区域，在北京缺一不可，但无论哪一个区域，也不能称之为北京城的“精华”，哪一个区域，也不是北京的代表和核心。这便是我访谈过百余名北京人之后的收获所在。我说的这几个区域，大分起来，就是内城、外城和城郊三部分。虽然近年来它们之间的界限一直在急遽消失，甚至已经被基本泯灭，尤其是将宣武、崇文两区分别并入西城、东城两区之后。但是自清军入关到1949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内城住皇室成员和八旗官兵，外城住汉回商民、流人士子的格局却始终清晰可辨。至于北京城郊，既是京城的延伸部分，又因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边缘位置以及与京城的紧密联系，当然应该被视为京城中不可割舍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即内城部分的分量远远超过其他两部分，所以我将这部分人群再一分为三，这便形成了5卷。出现这种有轻有重情况的原因，与我最初选择访谈样本时的偏重，以及我的能力不逮有直接的关系。具体地说，当我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时，并没有意识到北京的居住格局与人群特点之间存在如此直接的关系，我一味去寻找的，只是最符合我心目中“老北京人”标准的那些人，而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内城。尽管我后来意识到了京城人群按地域居住的特点，也意识到我选择的访谈对象有畸轻畸重的问题，并希图寻找到更多居住于城南和郊区的被访者，但一是他们中世代居住于京城者，本来就远远少于内城那些八旗后裔，二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城市人口变迁的频繁和他们居住的分散，很难寻找到更多的样本，这便是我所谓能力有所不逮的含义了。对于这5卷中每卷内容的特点和编撰宗旨，我在各卷的前言中都分别有所介绍，此处不再详细说明。总之，按照不同地域和人群分成的这套

7年六月十二日，是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靖康元年时他十九周岁。他是一个异类，和赵佶其他的三十个儿子相比，从出身到性情，从能力到胆略，都独一无二。怎么说呢，这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由他的妈妈决定的。他的妈妈姓韦，宋朝官方史书里说她是开封人，这不对，她本是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她的一生都在改动之中，为了宋朝的荣誉，官方史书里不仅修改了她的祖籍地，更改动了她的出生时间，让她的一生都笼罩在一层光线诡谲的薄雾里。韦氏的家很穷，她和她的姐姐给人当婢女，主人很有名，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水运仪象台的发明者之一苏颂。苏颂在政治上也很出色，曾经是宋哲宗时代的宰相。这位苏大人家大业大婢女众多，于是关起门来，就像一个微缩版的宋徽宗一样。在宋朝，主人拥有婢女的一切，苏颂把韦氏姐妹都揽入房中，这是很正常的，不是罪恶。只是轮到韦妹妹时，他遇到了困难。史书里特别指出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事，“初携登颂榻，通夕遗溺不已。”没办法，韦妹妹一整晚都在上厕所，让苏颂无可奈何。苏颂深感失败，他感叹了一句，说此女必贵。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再召唤韦妹妹，直到韦姐姐年岁大了，到开封城的一座道观里出家。韦妹妹跟着姐姐一起，来到了皇帝居住的开封京都。在这里，命运找到了她。宋神宗死得早，没来得及给儿子娶妻。宋哲宗身为长兄，关爱着所有弟弟。他决定在开封京城附近选二十个处女，分赐给诸王兄弟，韦妹妹就在这二十个名单里，选中她的人是当时的端王赵佶。在寂寞的深宫里，韦妹妹在一万多个竞争者里脱颖而出，被赵佶注意到。又一个夜晚降临了，多么的奇妙啊，上一个夜晚她整夜上厕所，这个夜晚居然一次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九皇子赵构。赵构有父亲文采方面的优秀基因，翎毛丹青结字作画都堪称上乘；他的母亲早年忧患，辛苦劳作，身体很结实，这让赵构的身体素质也非同凡响。他擅骑烈马，能开硬弓，达到一石五斗的程度。这是宋朝军制中皇帝近卫班直的标准。他两臂平伸，各悬挂一斛米，能行走数百步之远，人皆骇服。宋代一斛米，约合现在一百一十斤，这是何等的力量！靖康元年，国难当头时，赵构主动申请做人质，为父兄分忧。在临行时，他还对钦宗说：“要是国家可以渡过难关，不要计较我的安危（朝廷若有便宜时，无以一亲王为念）。”使团在这两种极端的情绪里组成，张邦昌的郁闷、赵构的光荣交织在一起走出宫门，迎头遇上了李纲。李纲在这儿等他们很久了。没别的，你们想走可以，把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留下。太原、中山、河间是北方屏障，说什么也不给金国。张邦昌这时失魂落魄，快难受死了，他才不去管这些破事。留下就留下，他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位，他留在金营里就成，其余的不管。就这样，李纲给所谓的和谈下了个小绊子。一来可以保证三镇的主权，哪怕是暂时的；二来和谈进展不顺，也是为勤王的部队争取时间。人质送过去了，下一步是交钱。金、银、绢各一千万、马、驴、骡各一万头，这个数字是梦幻的，就算把开封城打包卖了也达不到。怎么办呢，宋朝的宰执大臣们全体出动，在开封城里上蹿下跳，寻找各种值钱的东西。国难当头，那么先动国家。宰执们很牛很强大，先把天子的衣服、车马、宗庙祭具、六宫官府器皿等都拍卖了，卖出来三十万两黄金、八百万两白银。下一步，轮到在京全体官吏军民。钦宗下令，命令这些人等把钱交到有司衙门里，过期不交的斩首，隐瞒数字的允许奴婢、家属揭露。……什么叫厚黑无耻呢，先是拍卖皇帝的家产，买的人都是城里的军民百姓。这时再叫他们把钱都吐出来，等于一份财产卖两次钱！相信赵桓很爽很痛快，敢买朕的东西，你们真的很有胆量啊。可这样仍然不够，李邦彦带头，在金殿上给皇帝下跪。真是太惭愧了，官方搜钱都没到位，臣惭愧臣有罪臣渎职啊。在一片跪倒的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挺身而立傲然不拜——李纲。他快郁闷死了，这都是些什么人，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还是文明、富饶、尊贵、崇尚气节的宋朝吗？他的怒火什么也改变不了，皇帝和宰执们就在他的身边绞尽脑汁想办法，怎样搞到更多的银子，好去消灾。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又想出了新办法。他们命人把蔡京、童贯、何执中、郑伸、梁师成、高俅等人及其亲属的家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京城里各大名妓如赵元奴、李师师、王仲端的家也都抄了，家产全部充公；把内侍们曾经得到过的赏赐都收回，尤其是金带获得者，都收回来。如此这般，又搜出来二十多万两黄金、四百多万两白银。加上之前的，合计是近六十万两黄金、一千三百万白银，这些由梁师成、李棁在正月十二日这一天负责押运到金营。就是在这次押运途中，隐相的末日到了。宋朝官方公布他的罪行，把他贬为彰化军节度使，立即由专人押赴贬所。十七天之后，梁师成在八角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被缢死。钱送进了金营，银子到位了，黄金绢帛马匹等物还得筹集，金军一边等一边游骑四出到处打劫，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三天之后，正月十五日到了，这一天宋朝的勤王部队终于抵达了开封城。这一批来的人很少，快速进城，没和金军接触。正月十八日，西京洛阳统制官马忠率军杀到。他们在郑州南门外与金军游骑相遇，立即展开厮杀，金军措手不及，从开封城下狼狈逃走。这引起了完颜宗望的严重关注，他紧闭营门集结兵力，不再派部队四下抢掠，想看清宋朝的动静。两天之后，正月二十日，完颜宗望震惊了，他发现一支宋朝部队从西北方向开来，不进城门，直抵京城西面的汴水南岸，就在他的营门前安营扎寨，向他正面挑战！看来军的旗号，是宋朝静难军节度使种师道。西军，宋朝最强的军队里资格最老威名最盛的将军到了。这个震动是巨大的，来的不仅仅是种师道的部队，更有西军百战之余的威名，完颜宗望派人向远方哨探，发现种师道的后面还有陆续行军的部队，并且民间传言，西军大举入援，有百万之众。完颜宗望后撤，从开封城边退回到牟驼冈，增垒自卫。完颜宗望被骗了，他不必害怕的，因为种师道实在没几个人，全部加一起，才接近一万多西军。可他为什么上当了呢，是因为金国人没上过军事教育课，根本不懂兵法。不说是你能打，打赢了就是战神。很多道理，很多诡计，很多的变化是岁月的积累，是一个民族打了几千年的仗，赢过无数场，输了无数次，才能积累得起来的。比如这时，种师道大张旗鼓，主动挑战，其实正是因为没有实力。他在上一次的幽燕之战代人受过，成了童贯等人的替罪羊，被削去官职，勒食退役，心灰意冷之余，他回到了祖先隐居的终南山豹谷林，准备耕田自娱，老死在乡里。但是国难突然临头，徽宗号召天下军马勤王，此时种师道义无反顾出山，以七十多岁的高龄率军赶赴开封京城。可是兵太少了，还是在仓促间凑起来的，说实话，这根本代表不了西军的真正实力。西军之强，就算在两次幽燕大败之后，再经历靖康勤王的折磨，也在两年之后和金军正面对决，才进入它的黄昏。而就算那样，在它的灰烬里仍然升腾出了北宋一代最强的一批将星！在赶往京城的路上，大多数幕僚都胆怯了，建议种师道悄悄前进，悄悄地进入京城，只参与防守就可以了。要是以现有实力和金军正面决战，胜少败多不说，一旦失败了，会给开封守城军队的士气以挫折打击，那样大势危矣。种师道摇头，说：“你们不懂兵法，‘兵危使诈，事急用奇。’现在我军兵少，如果迟疑不进，会被金军知道了底细。我们只管大张旗鼓前进，反其道而行之，金军客境作战，必定会患得患失。开封坐守危城，援军只要有一骑抵达，军心士气也会大振，那才是当务之急。”一切都被他料中了，完颜宗望第一时间撤退。说到底，这才是女真人在军事上的底蕴，总结他们的崛起之路，在反抗之前，深山老林里的争斗有什么兵法智慧？会打个埋伏都是传奇。建国期间的各大战役，与其说是完颜阿骨打如何神奇，不如说耶律延禧、萧嗣先更神奇！有那种敌人，想不胜利都有难度。种师道进城，是李纲的福星，也同时是李纲的灾星。说福星，援军到达，李纲守城的底气立即足了，这是硬道理，比他在金殿上说什么都有用，更何况种师道在金殿上还替他出了一口恶气。种师道上殿的时候，宋朝的全体宰执们心里都有点发憷。不为别的，军队方面的人，尤其是西军，有时都是一头头野驴，只要性子上来，谁的面子也不给，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别说是他们，就连鼎盛时期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武装太监童贯也一样吃瘪。那是崇宁年间，童贯去视察边防，走到秦州的时候遇上了知州钱昂。那天钱昂起了个大早，一直等到快中午了，童贯才施施然飘过。钱昂火了，问他搞什么，这么晚才到。按说他问这话很失礼，上级的时间安排要你这小干部多嘴？老实站着才是本分。但是童贯很给面子，爱护自己的西军嫡系，破例解释了一下，说骑的骡子太小了，走得慢。不料钱昂接着问：“大尉，你骑的是公骡还是母骡呢？”答：“公骡。”钱昂：“公骡不好骑，阉了这东西！”这时种师道上殿，钦宗先是慰问了一下，紧接着问以军事角度来看，是应该战呢，还是应该和？种师道回答：“臣以为不应该和。京城方圆达八十里，金军只有六万，这怎么能围得住？况且城里有可支用数年的粮草，百万居民，金军怎能攻破？只要拒守以待勤王之师，至多半个月以后，敌兵自然困窘，那时是战是和都出自我心。哪怕是和，也绝不到割地的地步。”赵桓听了犹豫，李邦彦李大首相却愤怒了，他搜刮全城，把皇帝的家当都卖了，才凑足了钱去搞和谈，现在钱都交过去了，种老头又出幺蛾子，实在是孰不可忍。他跳出来说：“和谈已定，敢言战者斩！”好威风，事后证明纯粹是主动找抽。种师道问他：“我在西北不知道京城如此高厚，守备有余，你咋随便就求和了呢？”李邦彦：“国家无兵，迫不得已。”种师道：“京城有百万居民，不能野战，守城总可以吧。”李邦彦：“……我不懂军事。”不懂还出来混，种师道笑了，说：“你不懂军事，总认得字吧，古代战守之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邦彦郁闷，没话。种师道继续挑刺，“听说城外的居民都被抢了，为啥不坚壁清野呢？这等于是变相的资敌。”李邦彦：“……仓促之间，没来得及。”种师道笑，“好慌，好慌。”旁边的大臣，殿外的侍卫都跟着笑。到这步，李邦彦终于清醒了点，选择靠边站，给好人让地方。上面的这一幕让李纲很兴奋，老种相公威武，让李邦彦这个唱杂曲的泼皮丢丢脸，实在是太好了，让投降派败败火，对国家民族都有好处。但是副作用出现了，也许是老种相公的表现太好，让赵桓感觉惊艳，他临时作了个决定，给予种师道独立军权，与李纲分庭抗礼，二人平起平坐。这是东京保卫战的最大转折点。一事而二统，是最要不得的事，不久之后就会证明，失败倒霉全从这个事儿上来。那么为什么出这个乱子呢，是上天厌宋，突然间让赵桓的脑子秀逗了吗？也不是，深究根底，这是赵桓的本性在作怪。宋钦宗一生的走向、结局，都从他的这一点本性上来。——耍小聪明。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时刻都有危机感，总是在寻找安全感。比如这时，军权都交给李纲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说得难听些，他之所以选择抵抗，都是被李纲硬生生地拦在城里，等于逼上梁山。这让他怎么能放心呢？在他心里，外有金兵，内有权臣，真是如坐针毡。关键时刻，天上掉下个种哥哥，天赐良机啊，正好把李纲的危机解除了。分李纲兵权。更何况种师道是专业、资深的军事人才，从哪点上说，都比李纲更适合对敌。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让李纲下台，把军权都交给种师道呢？那样，赵桓仍然会没安全感！一天之后，赵桓的安全感再一次增加了，又有援军到位，这次来的也是声名显赫的西军，是和种家军齐名的姚家军，由姚平仲率领。姚家到了，连种家也不能一家独大。军方三权鼎立，无论是赵桓还是李邦彦，这帮人都松了口气，决定抓紧时间办正经事。尽一切可能把开封城里的好东西送给金军。这几天里，开封城有个奇异的景象，宋朝的勤王部队源源开到，从一万两万到十多万，还在不断地增加。城里住不下，城外列寨的都很多。与此同时，开封城的大门总是大开着，源源不断的人流进进出出，带着数不尽的金银绢帛走向了金营。这些好东西不说拿给勤王的将士，反而送给敌人。除了钱之外，还有吃的。名果、珍膳，甚至御膳也在行列之中，每天道路上冠盖络绎相望，尽是搬运美味珍肴的人。有吃的还得有玩的，宋朝迅速调出御府珠玉、古玩、宝带、鞍勒等东西送去，没想到不对金军的胃口，他们提出要妓乐、珍禽、驯象之类的活物。给。要什么给什么，宋朝派了专人在自己的都城里继续搜括民财，这位专人的敬业程度非常高，搜括勒索得很有成绩，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大名——中书侍郎王孝迪。王中书文采很高，办任何缺德的事都不忘自己的老本行，文章告示写得有创意。他说，乡亲们，把钱都交出来吧，要不然金军杀进城里来，“男子杀尽，妇女虏尽，宫室焚尽，金银取尽”。“四尽”，比七百多年以后的“三光”还彻底。为此，开封城里的百姓把他和前面的六如给事并列，加封为“四尽中书”。这样的迎奉，换来的是金军更加恶劣卑鄙的丑行。这帮长白山里的野人突然暴富，不知所以，居然在开封城边把宋朝皇室的后妃、皇子、公主的坟掘开，以此取乐。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哪怕日后土匪杀人都不祸及祖先，金国以一国之尊居然做出这样的恶行！他们是习惯了，这七八年里，金国在灭亡辽国的战争里节节胜利，夺得土地民众之余，他们把手伸向了辽国历代先人的坟墓。辽墓以陪葬丰厚著称，每一座辽墓都是一座金矿，金军散开大队人马，尽一切手段去挖坟掘墓。哪怕辽墓都埋在深山老林里，也没能逃出毒手。其细致程度，让二十世纪时的考古专家都破口大骂，辽墓都被金人毁了，打开一座空一座，想写篇论文都没办法。宋钦宗赵桓也怒了，祸及祖先，忍无可忍！他派人把李纲、种师道都找来，商量着怎么痛打金国人一顿。正中李纲下怀，这些天他仔细观察，缜密思考，一整套的方案已经成熟。这时赵桓愤怒，正是实施的好机会。李纲说，金人一贯大张声势，其实外强中干。城下的敌兵不过六万人，里边过半都是契丹、渤海等族的杂兵，本是金人的死敌，真正女真族精兵最多只有三万。我方勤王部队已经集结到了二十多万，数倍于敌，足以力战。但是不打。我们要把兵力散开，抄敌后路，截断黄河一线，掐掉金军的粮道。继而加强开封周边城邑的力量，对牟驼冈形成包围，坚壁清野，作持久计。等待他们兵疲师老，粮秣匮乏，那时……仍然不打。而是派出使团，逼迫金人承认北方三镇是宋朝的固有领土，绝不割让，同意了才放他们回国。金人只有同意，我方则遵守诺言，撤了包围，让他们走。等他们离开牟驼冈要塞，接近黄河渡口，将要渡河或者渡河中，才是我方动手的最佳时机。到时只要众军听令，完颜宗望这支部队必将全部埋葬在宋朝境内。而我方实力不会大损。这套方案说出来，不仅让赵桓连连点头，连种师道都觉得非常可行，这一步步堪称一个个陷阱，让金人不得不跳，不得不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宋军军力、物资上的优势，不和金军展开兵团决战，而是一步步地蚕食掉金军的活力，达到最后一鼓聚歼的效果。平心而论，按这套方案去做，哪怕金军会有别的招数应对，哪怕最后的结局不像李纲预料的必胜、大胜，至少在战略战术上，宋朝已经算无遗策，做了自己该做的。那么实施呢？实施起来有难度

久久久精品天堂无码中文字幕怕漏掉一个字（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当年不给他做饭的嫂子，匍匐在地，爬到苏秦身边，向他道歉（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问：嫂子前后两次待我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苏秦曰：嫂何前踞而后卑也）？他的嫂子说：因为你现在地位尊贵，还那么有钱（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听完之后，仰天长叹：人穷了，父母都不认儿子；富贵了，家人都害怕自己。一个人活在世上，对权势富贵怎么能不重视呢（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而据《史记》的记载，苏秦学成之后，第一个求见的是周显王，但是，周显王身边的人一向看不起苏秦，周显王也不信任他。苏秦没有办法，只好西行奔赴秦国。此时，秦孝公已经去世，于是，苏秦对秦惠文君说，秦国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四面环山，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国家。东面有华山、黄河，西边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是代地，这是一个纯然的天府之国。秦国凭借众多的士兵和百姓，凭借精锐的军队，完全可以称帝而统治天下。秦惠文君因为刚刚车裂了商鞅、非常忌讳说客，他一看苏秦又是一个说客，一来就劝他称帝，便婉言谢绝了苏秦（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对苏秦至少可以了解三点。一是读书为君。苏秦是一位说客，他读书就是为了能为某一位君王服务。至于自己服务的对象是周天子还是秦惠文君，他才不在乎呢！二是苏秦曾经想为秦国服务，因为秦国当时强大，有实力，是理想的工作单位。三是苏秦有着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心，其实这也是其根本目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价值观有了很大变化，原先君臣父子的那套价值体系，在功名富贵的冲击下溃不成军。所以说，苏秦这种功名利禄之心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时代因素，二是个人因素。前者指当时天下的形势造就了一批像苏秦这样的谋略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从而谋取富贵的巨大平台；后者则是指苏秦如果不能成功，在家中都毫无地位，更不用说在社会上立足。在秦国没被接纳的苏秦又来到赵国，赵国国君这时候正用他弟弟为相，这位赵相也不欣赏苏秦的主张。就这样，苏秦只好离开赵国来到燕国，这是他寻找工作的第四站了。见到燕国国君，苏秦先夸燕国的富有，再夸燕国的军队：“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结论是：“此所谓天府者也。”然后接着谈到，燕国富庶是因为连年太平，燕国连年太平是因为赵国在燕国的南方，挡住了秦军的进攻之路（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如果没有赵国作为屏障，燕国早就深受秦国之害了。所以，对于燕国来说，和赵国处好关系远比和秦国处好关系重要得多。如果赵国攻打燕国，发出号令不出十天，几十万大军就会进驻东垣了，再不出四五天，大军就能直抵燕国都城。秦国攻打赵国是在千里以外作战，赵国攻打燕国是在百里以内作战，现在贵国不担心百里以内的祸患，而去关注午里之外的战事，这是策略上的重大失误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因此燕国必须和赵国联合抗秦，燕国才能平安。苏秦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燕国与赵国联合，整个六国结为一个联盟（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天下为一”，就是苏秦针对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而提出来的六国的生存策略。这也是秦惠文君即位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苏秦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叫“合纵”。“合”，就是联合；“纵”，指南北，当时六国从燕至楚，是从北至南。“合纵”，就是六国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秦国，所以也叫“合众弱以攻一强”。但说“攻一强”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合众弱以抗一强”，是联合六国应对强秦，而不是进攻秦国。燕国国君对苏秦的这个主张非常感兴趣，但是，燕国国君非常现实。他指出，燕国是个小国弱国，西边是强大的赵国，南面是强大的齐国。你说得很动听，但是，燕国参加合纵，是为了保证燕国的安全（合纵以安燕），所以，必须让赵、齐两国不侵犯燕国。只要能保证这一条，我愿意举国参加。于是，出重金资助苏秦。这是苏秦得到的第一笔创业基金。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原来讨厌苏秦的赵相已经死了，于是，苏秦对赵国国君说：当国君的最大任务是“安民无事”，而要“安民”，最重要的是“择交”，就是要选准自己的朋友。如果朋友选不准，百姓就不安宁。对赵国来说，西边是强秦，东边是强齐。如果赵国把齐、秦都当作敌人，民不能安。而不论是依靠齐国攻秦，还是依靠秦国攻齐，民也都不能安。秦国在六国中最担心的是赵国，但是，秦国却不敢集中军力攻打赵国，因为秦国担心出战后韩国，魏国切断它的后路，所以，韩国、魏国是赵国南部的屏障。韩国、魏国和秦国接壤，又没有天然的山河作屏障，一旦受到秦国的蚕食、很容易让秦国打到国都。所以，韩、魏如果不能对抗秦国，一定会成为秦国的附庸（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国要是不受韩国、魏国的牵制，一定会将赵国定为头号敌人。苏秦又说：看看天下的地图，六国的土地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是秦国的十倍（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如果六国结合成一个整体（六国为一），全力以赴对抗秦国，一定可以打败秦国。而现在却相反，主张和秦国友好的人，都劝说六国国君向秦国进贡，事奉秦国（今西面而事之）。我的主张是：让六国结为盟友，一致对抗秦国（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让六国的将相白马盟誓：秦国若进攻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五国都要派出精锐之师联合作战；诸侯中如果有人不遵守盟约，其他五国有权联合讨伐它（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赵王听了苏秦这一番颇为新颖的意见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而且也给了苏秦一笔重金。苏秦得到了第二笔创业基金。苏秦对赵国国君所说的，正是当时六国对付强秦合纵之术的完整表述。燕国是一个弱小之国，赵国是当时的强国之一，所以，赵国投的这一赞成票对苏秦完成合纵非常重要。苏秦的下一站是韩国。苏秦对韩国国君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讲利害。韩国若向秦国让步，秦国一定会索要韩国的战略要地宜阳、成皋，韩国如果把这两个军事重镇给了秦国，明年秦国又会来要求割地。如果你继续割地，你很快就会发现无地可割；如果你不给秦国，秦国一定很恼火，那等于是“弃前功而受后祸”，前功尽弃啊。大王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以你有限的土地，去填补秦国无休无止的欲壑，结果必然是“不战而地已削矣”。二是讲荣辱。以韩国的强大，却“西面事秦”，让国家蒙受耻辱，没有比这更让天下人耻笑的了（为天下笑莫大于此）。而且，我苏秦听过一个谚语：“宁为鸡尸，无为牛后。”宁做鸡中之王，也不跟在大牛后边作小牛犊。你现在如此低三下四地事奉秦国，和尾随在大牛后边的小牛犊又有什么区别？我都为你感到羞耻！苏秦这番话把韩国国君羞得满脸通红，他挽起袖子，仰天长叹：我就是再没有才能，也不能再事奉秦国了（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经过逐一的不懈游说，苏秦终于组成了六国的反秦联盟。苏秦一人佩带六国相印，成为六国合纵的领袖。苏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各国自身利益的需求。苏秦生活的时代，秦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余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唯有六国联手，才能有效地抵抗秦国的东扩。这种自身利益的诉求，是苏秦合纵成功的客观基础。其次，是苏秦等纵横家的个人努力。苏秦顺应了六国联合抗秦的现实诉求，通过个人的不懈努力，促使六国结成了反秦抗秦的联盟。苏秦个人的努力绝不可低估。作为一位纵横家，必须熟悉天下大势，必须有极好的口才，必须懂得各国国君的心理，必须明晓各国的强弱，必须了解各国的软肋。这些条件苏秦都完全具备，因此，他的游说获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完成六国合纵之后，回到赵国，被赵肃侯封为武安君。苏秦把六国合纵的协约送到秦国，秦国在十五年内没有敢出兵函谷关（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六国合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遭羞辱张仪负气西入秦连横破纵苏秦游说六国，促使六国合纵抗秦，这是苏秦的成功，也是六国的成功，然而却是秦国的失败。因为六国联合起来抗秦，这也就意味着秦国崛起的道路被封堵了，秦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秦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才行。而提出这个应对策略的人，恰恰就是苏秦的老同学张仪，而张仪的飞黄腾达又是苏秦一手造就的。那么，张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会跑到秦国去，提出对付六国合纵抗秦的应对策略呢？张仪是苏秦的同学，他们师出同门，都是著名学者鬼谷子的学生，而且，张仪学得比苏秦还好。张仪学成之后，也像苏秦一样在诸侯中游说。可是，很不幸，他成功得比苏秦晚（有的学者认为苏秦在张仪之后）。张仪未发达时，曾经和楚相吃过一次饭，饭吃完了，楚相的一块玉璧莫名其妙地找不到了。丢了这么贵重的东西，自然要查找。楚相手下的人一口咬定是张仪偷了，理由是“仪贫无行”，因为张仪贫穷，所以肯定没有道德底线。结果，他们一哄而上，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张仪暴打一顿。张仪不服气，因为他确实没有偷楚相的玉璧。那些人也没有证据，最后把白白挨打的张仪给放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张仪回到家中，遭到妻子的嘲讽：你要不读书，不去结交权贵，你能挨打吗？张仪听了妻子的嘲笑，不卑不亢地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不在？他的妻子笑着说：在。张仪回答：这就足够了（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对于苏秦、张仪这类纵横家来说，只要舌头在，能说会道，一切就够了。因为，他们靠的就是这三寸不烂之舌。苏秦在已得到赵国国君全力支持的时候，张仪还没有成功。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诸侯而破坏他的合纵之谋，于是他想找一个人到秦国去，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他的老同学张仪。于是，他派人暗示张仪：你和苏秦是老同学，如今苏秦已经发达了，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老同学呢？张仪一听，有道理啊，于是，张仪就来赵国求见苏秦。苏秦事先安排他的手下，张仪来了之后，不要替他通报。这样，张仪来到苏秦的官邸，一连几天见不到苏秦，而且还拖着他走不了。等他好不容易见到苏秦，苏秦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给张仪吃的是仆人、侍女吃的那种饭。而且，苏秦还数落、挖苦张仪：你就那么点本事，才成为今天这副样子，我不是不能让你富贵，可是你根本不值得我收留，回去吧，回去吧（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一听这话，张仪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他这次来，满心以为老同学一定会念及旧情，帮自己一把，万万没想到不但没得到帮助，还受了一肚子气，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思来想去，诸侯中没几个能成气候的国君，只有秦国可以收拾赵国。于是，他决定到秦国去。苏秦和张仪是老同学，又深知这位老同学是个贤士，各方面比自己都强。苏秦为什么要引诱他来赵国？为什么张仪来到赵国又要羞辱他呢？原来，这是苏秦的一计。张仪一走，苏秦立刻跟自己的门客说：张仪是天下的贤士，我都比不过他，我只不过是幸运地先取得成功。将来能够掌握秦朝朝政的，只有张仪（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但是，他比较穷，我怕他贪小利而忘大业，所以，召他来，激怒他，让他奋发有为。苏秦马上向赵王汇报，让赵王立项、批钱，准备了车马，让一位门客暗中跟随张仪，做张仪的贴身管家。这位门客先和张仪住进同一家宾馆的客房，似乎是偶然相识。然后，再逐步接近他，把赵王特批的这笔钱给张仪用，一路上他这个贴身管家当得尽职尽责。张仪有了这笔巨款的资助，一路全住高级宾馆，舒舒服服地到达秦国，面见秦惠文主。一席话后，秦惠文王立即任命张仪做客卿，和他商量对付六国的谋略（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一在秦国当了高官，苏秦派的这位门客就前来告辞。张仪非常惊讶：靠你的资助，我才有了今天，正想报答你，你为什么走呢？这位门客说：我并不了解你，真正了解你的是苏秦（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毁了合纵，认为天下英才中只有你才能得到秦国国君的信任。所以，他才有意激怒你，并让我担任你的贴身管家，一路上照顾你。所有这一切，都是苏秦的安排。现在你已经得到秦王的重用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所以，该回去交差了。张仪一听，大为感慨：我处在苏秦的计谋之中我都不知道，我实在比不上苏秦（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秦明矣）。何况我刚受到信用，怎么可能去算计赵国呢？你替我好好谢谢苏秦。有苏秦在，我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但是，飞黄腾达的苏秦做出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他这一手并不高明，他把比自己还有才华的张仪送到了秦国。张仪到秦国后，他的才华有了施展的舞台，提出了一个帮助秦国破坏六国合纵的应对策略，这个策略和苏秦的合纵抗秦策略，正好针锋相对。张仪到了秦国，虽然因感谢苏秦，短时间内不会攻打赵国，但是，张仪毕竟是一位天下奇才，而且备受秦惠文王的重用。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平台，张仪的能量之大远远超出苏秦的估计。况且，张仪即使要报苏秦之恩，也只是短期的；因为他一旦成为秦惠文王的重臣，必然要将秦国利益置于第一位。秦国当时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打破苏秦的合纵，张仪怎么能够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施展才华呢？张仪的努力最终会使苏秦所有的心血化为泡影，而苏秦恰恰又是送张仪登上这一历史平台的人。张仪的连横是苏秦合纵的掘墓者，苏秦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么，张仪怎么攻破六国的合纵呢？张仪的策略是在六国合纵的链条上先找一个薄弱环节，从中截断，使整个链条断裂。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魏国。他对魏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一是明任魏相，暗中为秦服务。他选中的是和秦国接壤的魏国这个薄弱环节。张仪是秦国重臣，他来魏国任职，魏王当然不敢怠慢，马上任命他为魏相。但是，张仪出任魏相却是要为秦一国谋取利益。他的目的就是让魏国率先背叛合纵，尊奉秦国，再让其他国家仿效魏国（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可是，张仪在魏国期间，颇费唇舌，也未说动魏襄王背叛合纵。二是军事高压和政治利诱两手并用。一计不成，张仪改变策略，先对魏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魏国与他国作战，先败于秦，再败于齐，而此时秦国斩首八万韩国士兵，使得天下“诸侯震恐”，也让魏主惊恐不已。在连续受到军事重创之后，魏王“于是乃倍从约”，通过张仪与秦结盟。魏王的屈服是不得已的，所以，张仪回到秦国再次担任秦相之后，魏国又恢复合纵；秦国因魏国合纵而再次出兵攻魏，并占领了魏国的重镇曲沃，魏国只好再次屈服（魏复事秦）。魏国尊秦之后，张仪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国呢？第二个目标是楚国。继魏国之后，张仪又引诱楚国背叛盟约。颇有意思的是，张仪飞黄腾达以后，仍对当年楚相诬陷他偷玉璧一事耿耿于怀，曾写书信给楚相说：当初我和你一起喝酒，没有盗你的玉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第二章崇祯朝廷他们身边，净是些时髦的奉承话，和搜罗殆尽的声色犬马，在这里，良知听命于感性的要求，若满足不了，定遭痛骂；在这无边欲壑的中央，寻欢作乐的皇上，仅仅对死害怕。W.H.奥登：《皇帝与逻各斯》1627年，崇祯帝以信王入继大统时，大臣们都满怀希望地谈论着明朝中兴的可能。第二年，在崇祯皇帝的登基大典上，言官杨鹤竟大胆陈述了自明朝建立后军力日衰的事实，并且断言，使明朝恢复元气的唯一办法，是坚决消灭腐败现象和朝中的党争。因此，崇祯帝要想彻底扭转局面，必须首先改变大臣碌碌无为又官官相护的状况，而这种状况正是其昏庸的兄长天启皇帝（1621—1627年在位）短暂统治的特征。崇祯帝不打算对中下层官僚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文武大臣身上。因为，这位当时还算中国最聪明的（虽然不是最有学问的）统治者的新皇上，是带着这样一种强烈信念登上皇帝宝座的，即朝中大臣几乎都不可信任，他们大多都想结成阴谋集团，同自己作对。几年过去了，这种信念发展为偏执狂——一种靠特务及秘密警察提供的情报来获得满足的精神状态。数百名政治犯被投入监狱，数十名将领被处死。崇祯帝在位17年，先后入阁为相的大臣有50人，其中4人是被处死的。任职最久的大臣，通常是那些能使皇上相信其政敌都是朋党领袖的人。崇祯皇帝对朝廷党争的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来自对天启末年那场血腥事变的可怕回忆。当时，宦官魏忠贤与皇帝的乳母客氏互相勾结，残害了大批与东林党及其政治运动有关的官僚和士大夫。这些正直的士人，批评昏庸腐败和任人唯亲的积弊，声称要大力加强儒家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整顿吏治。为此，魏忠贤和客氏便唆使同党搜集东林党人的罪证，编成《三朝要典》。此书包括东林党人大臣的名单，是魏客集团对其政敌进行逮捕、刑讯乃至处决的依据。崇祯皇帝决心结束这种残酷的党争。其兄长尸骨未寒，他便下令收审客氏。结果发现，客氏曾阴谋鸩杀崇祯帝，而让她所控制的一位皇妃所生之子取而代之。客氏在“千刀万剐”中极度痛苦地死去。这使魏忠贤意识到，自己的末日也即将来临。不久，他听说皇上要下令逮捕他，便畏罪自杀了。随着调查的深入，被视为魏、客党羽的其他官员也纷纷入狱；为杀一儆百，表示今后定要严惩此类阴谋集团，崇祯皇帝遂下令将魏忠贤剖棺戮尸，令其来世不得再次托生。尽管施以如此酷刑，朝中党争仍未停息。其原因在于经阉党清洗后幸存下来的东林党人，又乘机向魏忠贤的所有同党进行报复，而不问其与魏忠贤的关系深浅如何。例如，冯铨——他对1625年弹劾熊廷弼一事负有责任——早于1626年7月便同魏忠贤分道扬镳了，并被挤出了内阁，但他是《三朝要典》三位总裁官之一，因而仍然受到弹劾，后经行贿才免受监禁，得赎为民，遣返涿州老家。另一著名的例子是剧作家阮大铖。此人是安徽怀宁著名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他被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之要职。尽管这是东林党领袖左光斗的意见，但仍遭到赵南星、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视阮大铖为人轻浮而阻挠其升迁，使之转至远不如吏科重要的工科任给事中。阮大铖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遂向当时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及至魏氏专权，阮大铖便成了阉党党徒，被擢授礼部侍郎。尽管他吹嘘说，杨涟、左光斗的入狱被杀，有他一份功劳，但时隔不久，他也同魏忠贤分手，并辞官回乡了。魏、客集团被粉碎后，他又在崇祯朝中作官，且自称无党无派，反对各派的过激行为。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从前的所作所为，对他的印象极坏。因此，1629年4月12日，他再次被迫辞职。东林党人将冯铨、阮大铖等人视为背逆“儒”道而向阉宦求宠之徒。其他许多与魏忠贤勾结的官员也受到弹劾，尽管事情并不像东林党人所宣称的那样泾渭分明。然而，这种法定的明确区分，正是17世纪20年代政治斗争的一大恶果。就像对外策略问题总要逐渐分化出对立的两派的惯例一样，国内政治问题也被“正人君子”们说成是勇敢的道学家同无耻的阴谋家的政治斗争。这不仅仅是东林党人的观点。在东林党与阉党的激烈斗争中，许多非东林党的士大夫也被动员起来了。于是，东林书院学者的观点，很快就会成为广大士大夫、特别是各文学社团成员的共同看法，而当时这种文学社团正在中原和南方各地蓬勃发展。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

怨恨和思念便变成了恶魔。公元前583年夏天，庄姬向晋景公告状说，赵同和赵括兄弟阴谋叛乱。晋景公就这件事询问栾书和郤锜（郤克的儿子）。也许是出于对赵氏家族的厌恶，栾书和郤锜都点头说，赵同和赵括对国君的不满由来已久，恐怕确实有反叛的可能性。晋景公早就对赵氏兄弟不满，现在既有庄姬作苦主，又有栾、郤两大家族认可，他就放心大胆地向赵氏家族宣战了。同年六月，晋国宣布赵同、赵括阴谋叛乱，证据确凿，株连九族，将赵家老小满门抄斩。唯有赵武随着庄姬在宫中居住，没有受到牵连。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的原始素材。司马迁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也看过《左传》的记载，但是很显然，他认为民间传说比《左传》的记载更精彩，更能吸引读者，因此毫不犹豫地采用了民间传说的内容，从而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关于忠诚、仁义与复仇的凄美故事。真正对赵氏家庭保持了忠诚的不是虚构的程婴和公孙杵臼，而是那位由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好干部韩厥。据《左传》记载，赵氏家族被剿灭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全部赏赐给大夫祁奚。韩厥劝谏道：“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感到恐惧。”而且用《周上“不敢欺侮鳏夫寡妇”这样的话来提醒晋景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韩厥这番话，应该分为两面来看：赵衰确实有大功于晋国，赵盾的忠诚则让人难以苟同。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是赵盾唆使赵穿杀死晋灵公，也轮不到晋成公即位为君，晋景公就更不可能坐上这宝座了——赵盾对于晋成公、晋景公父子的忠诚，倒也不是空穴来风。想到这一层关系，晋景公也就心软了。他收回成命，命令赵武继承了赵朔的家业。那个时候，赵武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也许是家族的变故使得这位少年成熟得特别早。几年之后，他按当时的风俗举行了成人礼，便戴着代表成人的帽子去拜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教诲，包括曾经对赵氏家族落井下石的中军元帅栾书。栾书说话很客气，“你真英俊啊！以前我有幸在你父亲手下工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很俊美了，就是不知道才干如何，努力加强修养吧，年轻人。”他去拜见士燮，士燮教育他：“从今之后，你要时时警告自己啊。自古以来，贤者受到宠幸会更加小心谨慎，不明白事理的人受到宠幸则会更加骄傲。”他又去拜见韩厥，韩厥感到很欣慰，但是又很严肃地告诫他：“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成年人要与善人多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没有办法影响你了。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房屋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为了经常打扫去除污物罢了，不然戴它有什么用呢？”赵氏家族的孤儿，便是在这样的教诲之下成长起来了。一百多年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建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当然，这是后话。【昙花一现的霸业】公元前585年春天，郑悼公为答谢去年的虫牢之盟，在公子偃的陪同下来到晋国朝觐晋景公。晋景公很高兴，依照给齐顷公的待遇，为郑悼公举行了“授玉”仪式。春秋时期，各国的朝堂均立有东西两根大柱，分别叫做东楹和西楹，两楹之间的空地叫做“中堂”。举行授玉仪式的时候，主人从东厢进入朝堂，客人从西厢进入朝堂。这里有个讲究：其一，如果宾主身份相当，则双方都走到两楹正中，客人接受主人赠送的玉圭；其二，如果客人的身份低于主人，则客人稍走快点，多走两步，在中堂与东楹之间授玉，以示对主人的恭敬。晋景公和郑悼公都是一国之君，地位相当，属于第一种情况，应该在两楹正中授玉。但是那天，郑悼公走得实在太快了，以至于晋景公刚走两步，还没走过东楹，郑悼公已经走到了他面前，于是出现了第三种情况——“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看到这一幕，暗自摇头。在他看来，郑悼公纵使认为晋景公是霸主，不敢和他平起平坐，多走两步也就行了。但是此人目光畏缩，行动过于迅速，竟然小跑着越过东楹来与主人相见，这还真是罕见。“身为一国之君，却不安其位，怕是要不久于人世了！”士贞伯暗地里对人说。果然，几个月之后，在位才两年的郑悼公就无疾而终了。郑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郑成公即位。同年秋天，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带兵入侵郑国。晋景公派栾书带兵救援郑国，两军相遇于蔡国的绕角（地名）。楚军初战失利，连夜逃遁。晋军趁势入侵楚国的盟国蔡国，与楚将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的申、息两县地方部队在桑隧（蔡国地名）对峙。从当时的战局来看，形势对晋军有利。栾书想主动出击，遭到了荀首、士燮、韩厥的共同反对。荀首说：“国君命我们救援郑国，楚军连夜逃遁，我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趁势进攻蔡国，是擅自将战争的范围扩大，所以引起了楚国人的愤怒，再打下去，势必对我军不利。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打赢了这一仗，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们以全军出战，打败楚国两县地方部队，有什么荣耀可言？如果打不赢，耻辱就翻倍了，不如回去吧。”但是，当时晋国六军的正副统帅中，想打这一仗的人占了大多数。还有人对栾书说：“圣人总是与众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能够成就大事。您现在是晋国的首席执政官，有权斟酌众人的意见办事，何不听从大家的意见？再说，您手下的统帅有十一人，当中不想打仗的，仅三人而已。”栾书沉吟了一阵，答复说：“确实，对待有争议的问题，一般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所谓三人为众，现在有三位统帅认为不能打这个仗，已经不算少数派了，我决定听从他们的意见。”于是将军队撤回国内。公元前584年秋天，不甘心失败的楚共王派公子婴齐再度讨伐郑国。晋景公则发动齐、鲁、宋、卫、曹、邾、莒、杞等国诸侯救援郑国。郑国人底气一足，迸发出来的能量往往令人侧目。郑成公派大夫共仲、侯羽主动出击，俘虏了楚国的郧县县公钟仪，并将钟仪献给晋军带回晋国，囚禁在军府（军用品仓库，也用作囚禁战俘）之中。同年八月，各路诸侯在马陵举行会盟，重温虫牢之盟的誓言。马陵之盟是晋景公霸业成熟的标志，也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马陵之盟后，晋景公作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重大决定，他派新上任的上军副帅韩穿出使鲁国，要求鲁国将汶阳（地名）归还给齐国。汶阳自古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589年，齐顷公带兵入侵鲁国，占领了汶阳。后来发生了鞍之战，齐军大败，齐顷公被迫臣服于晋国。在郤克的主持下，齐国将汶阳交还给了鲁国。为了这件事，鲁国上下对晋景公感恩戴德。鲁成公先是跑到晋国军中表示感谢，而且还为郤克等人举行了“赐命”仪式，后来又专程跑到晋国拜谢晋景公。没想到，时隔七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晋景公突然提出要鲁国将汶阳“归还”给齐国，鲁国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利益上，都十分难以接受——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土地，谈何“归还”呢？晋景公这样做，当然也有他的考虑。据《公羊传》记载，鞍之战中，齐军大败，齐顷公回国之后，吊唁死者，慰问生者，七年不饮酒、不吃肉。晋景公听了，感叹说：“怎么能够让堂堂的一国之君不饮酒、不吃肉长达七年之久呢？还是把他所侵占过的地方都还给他吧！”《公羊传》的记载让人难以信服。让我们大胆假设一下，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样——齐顷公在鞍之战后，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踏踏实实做人，兢兢业业工作，服从晋国的领导，唯晋景公的马首是瞻，在晋国主导的多次国际行动中都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因而受到晋景公的信任。为了鼓励齐顷公更好地为晋国服务，晋景公感到有必要给他一点甜头尝尝，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又不想付出代价，所以慷他人之慨，要求鲁国把汶阳“归还”给齐国。鲁成公当然不乐意，但也没办法，只能答应晋国的要求。鲁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件事感到悲哀。韩穿完成使命，即将回国的时候，鲁国权臣季孙行父设宴为其饯行，私下对他说：“大国主持公道，因此而成为盟主；诸侯感念其恩德，又畏惧其武力，所以没有二心。汶阳本来就是鲁国的领土。七年之前，贵国打败齐国，将汶阳归还给鲁国；七年之后，又命令我们将它交出来，献给齐国。做事情哪有这样反复无常的？晋国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失去诸侯的拥护了。”韩穿苦笑，对季孙行父摆摆手，意思是别说了，我也知道这事不靠谱，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晋国的同盟国之中，一种不安的情绪迅速扩散开来。晋景公很快也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荒唐事，为了挽回影响，他于公元前582年春天在蒲地召集诸侯会盟，主题是：重温马陵之盟的誓词，共同构建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参加蒲地之盟的诸侯，仍有齐、鲁、宋、卫、郑、曹、莒、杞八国之多，但是气氛已经大不如马陵之盟热烈了。季孙行父陪同鲁成公参加会议，遇到了晋国的上军副帅士燮，季孙行父对士燮直言不讳：“贵国不修仁德，就算会盟又有什么意义？”士燮回答：“霸主如果不能用仁德来团结盟国，那么用殷勤的接待来安抚他们，用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用强权和武力来驾御他们，用神圣的誓言来约束他们，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笼络坚决服从的国家，这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士燮的反应很快，然而终归底气不足，算是勉强为晋景公辩护了一下。季孙行父听了，也只能苦笑一声，表示理解士燮的立场。蒲地之盟没有达到晋景公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郑成公从蒲地回到新郑，立即接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楚共王派来的代表公子成。双方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对于楚共王来说，能够与晋国的盟国（尤其是郑国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盟国）进行正常的外交接触，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接下来，他只要静静地坐在一边，摇着扇子看热闹就行了。晋景公得知郑国与楚国私下接触，果然勃然大怒。同年秋天，郑成公怀着两面讨好的心理，前往新田朝觐晋景公，结果连晋景公的面都没见上，就被抓起来，囚禁在铜提（晋国地名）的别宫之中。与此同时，晋景公还趁着郑国群龙无首，派栾书为将，带兵讨伐郑国。这种做法自然不厚道。更不厚道的是，当郑国人派大夫伯蠲（juān）来到晋国请罪求和，晋景公竟然又下令将伯蠲杀死。《左传》对此照例批评说，这样做是非礼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主要是体现以和为贵、不擅开战端的思想。晋景公囚禁郑成公，本来就是一个错误；派兵讨伐郑国，是将这个错误进一步扩大；杀死伯蠲，则彻底将郑国推向了楚国的怀抱。在这种情况下，楚共王顺理成章地出手了。他派公子婴齐领兵出征，将部队驻扎在陈国，对郑国形成救援之势。同年十一月，公子婴齐出人意料地打了一个弧线球——从陈国出发东进，突然袭击与晋国同盟的莒国，并将莒国彻底击溃，占领了莒城、渠丘、郓城。回想起来，一年前的秋天，晋景公派巫臣第二次出使吴国，途经莒国的时候，巫臣与莒国的国君渠丘公会晤。巫臣提醒渠丘公：“莒城的城墙也未免太薄弱了，该修修啦！”渠丘公不以为然地回答：“莒国地处东夷之地，国家弱小，产出不丰，有谁会看得上这块土地呢？”言下之意，荒山野岭中的一所破房子，又是家徒四壁，担心什么盗贼呢？孔夫子对莒国的败亡深有感触，说：“因为穷困而毫无戒备，实在是一大错误；只有时时提高警惕，防备外敌入侵，才正确啊。莒国倚恃其简陋，懒得去修城墙，十二日之内，楚国就占领了它的三座城池，这不就是不加防备的后果吗？古人说，即便有丝麻这些上好材料，也不要抛弃菅蒯这样的下等材料；虽然有姬姓和姜姓的绝色美女，也不能抛弃那些面色憔悴的平庸妇人。但凡君子，总是有备而无患啊！”孔夫子这话说得有趣，仔细推敲起来，应该算是“外面彩旗飘飘，家中红旗不倒”的古代版了。公子婴齐的这一记弧线球打得相当漂亮，虽然没有直接打击晋国，却击中了晋国建立的国际同盟的软肋，让远在新田的晋景公着实难受了一把。紧接着，另一个让他不安的消息传来，西方的秦国联合白狄部落入侵了晋国西部边境，造成重大损失。更让他不安的是，得到楚国的间接支援之后，郑国人的腰杆子也明显硬了。大夫公孙申建议：“我们出兵包围许国，而且装作要另立新君，晋国自然会归还我们的国君。”装作要另立新君，就是要断绝晋国人挟持郑成公威胁郑国的念头。而出兵包围许国，则是向晋国人示威——就算晋国大军压境，郑国仍有余力，能够空出手来对付许国。在这种形势下，晋景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了。他想起两年前，郑国俘虏的楚国将领钟仪还一直囚禁在军府之中，于是亲自跑到军府去看望钟仪。虽然被囚禁了两年，钟仪仍然戴着楚国的帽子，保持了南方贵族特有的气质。晋景公见了，故意大声问道：“那位带着南方的帽子而被囚禁的人，是谁啊？”狱卒回答说：“那正是郑国人所献的楚国俘虏啊。”晋景公命人打开枷锁，让钟仪坐到自己面前，询问了他几句在狱中的生活状况，算是表示慰问。钟仪向晋景公稽首拜谢。晋景公接着又问到：“大夫的家族，在楚国担任什么世袭的职务？”前面说过，钟仪是郧县的县公。但郧县县公只是钟仪个人的职务，而且随时可能变动，并非世袭之职。钟仪如实相告：“我们自古担任楚国的乐官。”晋景公很感兴趣，追问：“那您会弹奏乐器吗？”钟仪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祖上的职守所在，我岂敢抛弃？”于是晋景公叫人取来一张琴，钟仪随即演奏了一曲楚地的音乐。奏罢，晋景公故意问钟仪：“贵国国君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仪为难地说：“这个……非我等小人所能够评判。”晋景公执意要钟仪说。钟仪被逼不过，只得回答：“当年他还是大子的时候，先王为其选择师傅，考虑教学内容，都是下过功夫的，命他早晨向令尹公子婴齐请教，晚上又访问司马公子侧，聆听教诲。其他的事情，我实在是不知道了。”晋景公听后沉默不语，回来讲给士燮听。士燮说：“楚国的俘虏，是一位君子啊！言必称先人的职守，是不肯忘本；弹奏本土的音乐，是不肯忘旧；说到他的国君，只谈其当大子时候的事，是为了避嫌，怕人家说他阿谀奉承当朝国君；说到楚国的两位重臣，他又直呼其名，是尊重您的身份地位。不忘本，是仁的表现；不忘旧，是信的表现；避嫌，是忠诚的表现；尊重您，是聪明的表现。这样的人，派他办什么事，没什么办不成的。您何不放他回去，要他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平。”士燮的话，给了晋景公很大的启发：是啊，为什么要一味和楚国争夺对抗，为什么不能实现两大强国的和平共处呢？公元前582年冬天，钟仪被释放回国。不久之后，楚共王派公子辰出使晋国，表示愿意与晋国修好。自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整整半个世纪，晋楚两国第一次坐到了谈判桌前。公元前581年春天，晋景公派大夫籴（dí）伐出使楚国，作为对公子辰出访晋国的回访。晋楚两国的紧张关系虽然得到缓解，晋国对郑国的敌意却没有消失。同年二月，晋国命令卫国派兵讨伐郑国。同时，郑成公仍然被囚禁在晋国，作为威胁郑国就范的筹码。国不可一日无君。郑成公被囚禁的日子一长，郑国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同年三月，大夫公子班没与众人商量，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郑国人转而立郑成公的大子髡顽为君。栾书对晋景公说：“郑国人都拥立新君了，我们再抓住那个人不放，又有什么用处？不如将他放回去，促成两国之间的和解。”这一年，已经是晋景公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早在两年前，他就感到身体不适，现在病情明显加剧，自己都能感觉到大限将至了。大概是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

格的提高已经超出了贫困农民所承受的能力，他们常常沦为奴隶或是流入城市。在江南，由于越来越多的土地改种像棉花这样的赚钱作物，由于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取代了当地曾经负责水利维修的粮长，因此，用于水稻种植的灌溉渠道因为无人过问而干涸了。尽管明末清初的许多文人强调恢复这些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些地区让农民回到以前水稻种植的旧方式上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旦土地用于种植棉花，那么就很难再重新种上水稻。首先，这对于长江下游的老百姓来说并不能造成问题，因为，他们直接使用原棉销售的更大利润，从其他像湖南这样的省份输入大米。而且，地租和赋税以银两交付，增加了自耕农和农民对用于保有土地和支付地租的现金的需求。不过，在万历时期（1573—1619），原棉价格开始下跌。部分地作为它的结果，是江南农民越来越多地转向手工制品——或是通过生产组织，或是自己直接为迅速扩大的城市市场生产商品。到晚明末期，江南开始向北方输出棉布以换取那里的原棉。松江这样的重要棉花中心，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来自湖广、两广和江西的长途贩运商人—他们很多雇用保镖护送，每年都要买卖价值成千上万银两的标布（最高级的棉织布）。他们及其同行在苏州丝织市场上贩卖的这种棉布遍及中国，并创造了新的消费习惯和穿着要求，也使得棉布商人们大发横财。由于在16世纪和17世纪社会的中等阶层因商业和土地收益上升而壮大起来，所以增加了人们对那些最富裕者的嫉妒（因为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较具流动性的社会中还没有超越出它的限度），也助长了他们用财富炫耀来把其他人从社会最高层次排挤出去的强烈要求。至少当时的人确实越来越感到，社会不仅应区分出穷和富。而且应当区分出特别富裕和一般富裕。根据17世纪30年代的记载，缙绅豪右之家也分成各种等级，“大家”拥有的财富价值在1000万两白银的家产，“中家”约100万两（就像《明史》说的那样），而以万计者不可枚举。

社会依附关系

在上等阶层和中等阶层之下的是穷人和奴仆，他们中的很多人合法地或是不合法地依附于特别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在晚明时期有许多种不同的依附关系，这因地而异。在北方，“家丁”可能源于明初的世袭占有形式，还可上溯到元朝户籍制度的影响。在明朝初期，战俘或罪犯一旦被记入“铁册”就要交给得胜的将领，或是被编入其部队，或是成为其田庄中的劳动力。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就用这种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不能与自己阶层之外的人通婚。尽管这种奴属制度在洪武政权晚期有所松动，但是在永乐皇帝时期又得到了加强，他把那些抵制他夺权的人黜之为奴，并由其子继之为奴。尽管这种世袭形式的依附关系在万历政权末又复松动，但是在晚明我们同时又看到沿北方边界私人军队的兴起，这种军队的士兵具有“家丁”这样的半农奴身份，按照习惯依附于其将领。由于来自正规军的职业士兵团体不再由一个指挥官移交给另一个指挥官（从理论上讲这首先就形成了世袭军人），这种“家丁”制度（在清初被叫做“役使兵丁”）又得到了加强。实际上，到17世纪中叶，在像山东这样的省份“家丁”一词也用于指称豪强的私兵。那里的乡绅住在有人守卫的寨子和设防的村堡里。另一方面，在中国中部和南部依附关系形式更为复杂。那里的依附关系，在一省与另一省之间可能表现得不同，甚至一个县与另一个县之间也不同。当然，这种差异也不是绝对的。尽管在自由人和奴仆之间——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农民土地所有者与“世仆”或世袭农奴之间有本质的不同，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依然存在着自由与奴役程度各自不同的中间层次。比如，租佃有许多种形式，在永久租佃权方面和契约与货币化的程度方面互相就有相当的区别。宋代，在“随田佃客”制度下，佃客差不多真的“跟着土地走”，他们附属于耕地，由一个地主卖给另一个地主。在晚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佃客在土地出卖时也仍然附属于土地上，但这常常是对佃客最有利的。在“一田两主”的协议中，土地被分成两部分。田面由佃客耕种，而田底所有权属于支付赋税的土地主人。因此，一个新的地主可以购买田底，但是佃客耕种的田面却不能收回，只要他按时交租。这样从理论上讲，佃客是一种“租户”，他们对田底所有者根据契约性协议使用其田产。实际上所谓的“佃客，自己常常也变成了出租者，接着又把田面使用权转给实际耕作土地的第三者。而且，一个佃户可以签订一种同时包括现金支付和劳动义务的合同。这样，对土地所有者的个人依附关系，与根据商业性和契约性直接现金支付换取的租佃权之间的差别，便混淆不清了。佃户的契约上可能详细说明了，承租者既要交纳现金地租，又要在结婚和一些喜庆场合提供某种劳役。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因为“投靠”意味着寻求一个身在官籍的乡绅家族的保护，因此它与简单地自卖为奴有些不同。后者被叫做“卖身”，在此依附于另一个人是以提供食宿为交换条件的。“投靠”常常意味着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卖身”则代表劳动的支付。除了这些奴役形式之外，在农村还存在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收获季节，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常常去做“忙工”。不过这里在农工和奴仆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的中间类型——从自由雇用的劳力直到某些形式的奴隶。一般说来，一个人为雇主干活的时间越长，那么奴役的程度就越深。短工是根据日工作量来支付工钱的。根据1588年的一个法令，短工被认为是良民，因此应以自愿方式按计件或计时方法签订合同。另一方面，对长工要支付收获物的一分份。像农奴一样，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因此，在半永久性长工与永久性的世仆之间的法律区别并不清晰。而且，“世仆”更为可能依附于最早雇用他们做家内劳动力的家庭。在1397年以后，实际上，在法律禁止非官僚家庭占有农奴以后，收养开始成为一种依附关系的变相形式，许多“世仆”原来是一些孩子，被他们穷苦的父母卖给了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富有的大族人家。这样的“世仆”改从主姓，甚至有时还被列为家族的成员，不能与同姓的家族成员结婚。他们的主人拥有法律权力惩罚那些用来做家仆或一般的田地劳动力、歌伎和舞伎的“世仆”。在15世纪30、40年代，当从金陵（南京）迁都北京以后，自卖为奴做“义男”或做“仆”的情况看来大为增加了。因为进贡谷物要在大运河上运输，江南的土地所有者开始被迫提供徭役，在1471年以后他们又不得不支付军队运输的费用。日益增长的徭役或徭役的折纳，沉重地落在了江南土地所有者的背上，他们随即就投奔豪绅成为贱民，以逃避这种赋税。到17世纪，江南的一些地区几乎没有自由民了，而富有的大户人家甚至使家奴来充当歌童、嬖童和乐手。“世仆”的实际状态看来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些地区，像休宁（安徽）地区，他们几乎是一个亚种姓，比起此地那些贵族商人家族，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即使在那里，役使的原因和服务的内容也相当地不同。一些契约规定了人们有从奴仆或佃客身份中脱身的权利。而在徽州，对“仆”的成规则使之处于永久的奴役之中，并在实际上使之成为田庄中的世袭劳力，作为贱民而无法从田庄脱身。有的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主人——常常是一个家族而不是一个个人——可以把他们从家中拉出来像牲口一样卖掉。在另一些地区，“世仆”则有了半独立的身份，常常替主人担任管事或庄头。就像是宫廷太监的小小缩影一样，这些“豪奴”通晓了主人的事务，因而他们为主人所倚仗，权势熏人。石县富绅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就是如此。当他被告发侵吞田庄钱财时，他就逃到了北京，投靠了魏忠贤，并加入了皇帝秘密警察组织锦衣卫。因为他了解主人的财产隐私，便利用这个有权势的地位从吴养春那里敲榨了60万两白银。晚明时期，在张溥（复社的创始人）叔父的管家和画家董其昌儿子的世仆那里，也发生了同类的著名事件。

阶级矛盾

有钱有势的家奴，是大多数田庄依附人中的例外。无论如何，他们的个人权势，或是假其主人名义的敲诈行为，只是对他们奴役地位的可怜补偿。而且，如果17世纪的材料是可信的话，那么江南乡村人口的20％—30％，已经通过“卖身”或“投靠”的方式，而依附了富户人家。其他许多农民成了富人的佃户，而且根据同样的当时材料，在满人征服时期，社会上下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潜在阶级冲突。城中大户和乡村佃农相视若仇敌。至少在万历时期这种敌对关系一直在发展，那个时代的许多作者常常把16世纪初平静的时期与17世纪强弱两分和百姓相互争产骗财时候的经济斗争进行比较。中介性市场城镇的扩大给乡村穷人提供了更为自由的城市环境，在那里他们成了“市井之徒”——用士大夫的语言来说。城镇中的享乐消遣，也引起了对中上层富裕阶级的嫉恨。因此，特别是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晚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事例，说那些佃户们聚集在集市上，纪念15世纪福建人的起义及其领袖邓茂七，并且继承了他的旗号——铲平王。皆僭号铲平王，谓铲王仆贵贱贫富而平之也。诸佃各袭主人衣冠，入高门，分据其宅，发仓廪散之，缚其主于柱，加鞭笞焉。每群饮则命主跪而酌酒，抽其颊数之曰：“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今而后得反之也”。在其他一些平均主义色彩不太强烈的事例中，则是市民们聚众抗议稻米的囤积、谷物的倒卖以及大秤小斗一类欺诈手段。1624年在广东，市民殴打了那些囤积者，并且抢走了他们的谷物。1640年在吴江，紧跟着谷价上涨之后，一个姓朱的和尚发起了一个叫做“打米”的运动，几乎波及到这个县的所有村庄。上百人聚集起来挨门挨户地向富贵人家索要粮食。达到了要求，便放过这家人，若被拒绝了，他们就会捣毁富人的田庄，分掉他们的粮食。在饥荒年景，当佃户们抗议交纳贡物（新婚礼品、新年肉货、冬日祭物等等）并且认为地租太高时，这种骚乱也会出现。在吴江地区，1638年蝗灾过后的那个冬天里，太湖沿岸30多个乡村达成协议，参加者先签名和祭祖，然后画押宣誓，当那些代理人替住在外地的地主来此收租时，这些佃户皆不交纳。在许多类似事例中，抗议运动组织得很好。在中国南方出现的这种“义约”叫做“纲”，这是一个常常用来称呼手工艺人行会的字眼。由于遭到皇帝特令禁止，许多这些组织就像19世纪广东的秘密社团一样，变成了半军事化的秘密组织，人们把它叫做“都”，有大小头目来领导。在中国北方，同类的原始武装有时叫做“会”，它可能模仿了富商的“会馆”（用于同乡人落脚的地方）。尽管这些团体常常容易与土匪团伙混淆，但是他们中的很多组织显然是由一些“贤士”领导的，他们代表着连许多上层人士也会认为正当的要求。比如，在晚明的一次骚乱中，佃户们闯进当地地主的房院，要求在饥荒时开仓赈济、散发其一部分财物，把庞大的田庄割成小块降低地租、免除佃户过重的劳役，而且佃农们要有一小块自己的土地去耕作。在另一次事件中，江西瑞金的暴动者要求永久的租佃权，“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在17世纪20年代，下层社会和“义绅”经常地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央政府以保卫城市特权。1626年的苏州暴动便是这种社会统一战线的最有名的事件。在17世纪30到40年代由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冲突更加尖锐化，所以绅士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上下层之间的这种联盟。江南结为一体的乡绅家族，敏锐地觉察到维持亲族关系这种基本社会联系稳定的必要性，而且还要通过公共救济、自卫组织和其他乡绅领导的为社会从属者提供福利的各种团体，把乡村和城区组织起来，缩短社会上下层之间的距离。在江南的省地方志中，有很多这种温情脉脉而又有约束力的家长式统治的事例。比如上海的张淇效仿范文正规划义庄，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来自华亭的大城市绅士卫濂为“宗族及乡之贫者”建造了一座义庄。青阳地区一个官吏的儿子王之璘在1627年为他的家族建立了义田，后来又建立了义学和义仓，“粜谷助赈。人们可以举出上百个乡绅赞助慈善团体建筑桥梁、修建庙宇，在横跨江南的众多水道上设立摆渡服务的事例。所有这些不断出现的努力，其目的是缩短贫富之间差距，以使一地的人们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社会各个阶层共同协作的精神下，乡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共同保卫家园。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王之璘，后来组织了一支由他自己家庭出钱资助的民兵，“募壮勇婴城固守，邑赖以全”。当然，乡绅们对各阶层协作的积极努力也表明它的局限。因为反对残酷的经济剥削，因此一部分可能受了王阳明思想（特别是其泰州学派）影响的城市士大夫，一直拥护平民百姓的主张，并且抨击富人剥削穷人。1636年李进对江南乡绅的抨击和向长江下游富裕地主征税的呼吁，可能就是受到了这种理想精神的影响。但是那些乡绅的家长式统治的拥护者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论根据。在随后举行的朝廷辩论中，李进的主要对手是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他是嘉善（浙江）乡绅领袖；家道富裕的钱士升认为乡绅是百姓生活的来源，也是防范起义的第一道防线。钱士升与官僚袁黄结为姻亲。袁黄曾致力道家功过的复兴，并鼓吹三教（道、佛、儒）融合是向社会下层灌输儒教的途径。袁黄和钱士升都极力强调通过教导奴仆佃户尊敬主人，明辨“事非”，从而严密地控制他们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到了17世纪30年代晚期，中国乡绅阶级的一部分人鼓吹更为僵硬保守的儒家家长统治理论，以对抗儒家的民本主义。像钱士升这样住在县城的嘉善乡绅上层人士，能够与下层乡绅和那些留在乡下为他们收租的村长们组成稳定的联盟。但是在江南的其他地区，乡绅们的促进有组织的各阶层合作和家长式统治秩序的努力，在农村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恶性影响破坏了他们的企图。对外贸易的下降意味着白银输入的减少，紧接着就是相对于铜币而言的可怕的白银通货紧缩。在江南，1638—1640年之间的铜币贬值44％，在1640—1646年之间又贬值6％。同时，纺织品的需求量在江南急剧下降，因为那个地区与内地的大量贸易关系被切断了，而且与日本、马尼拉、马六甲的贸易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1642年到1644年的松江地区，棉花的平均价格只相当于它正常价格的1/8。因为松江地区一半的贸易收入来自纺织业。因此那里的一般人已买不起当时以每担二两银子出售的稻米了。但江南东部的稻米生产早已不能自给自足，因此这里的老百姓完全

采取严厉的报复措施，可喜的是他们并没有报复，人们以为他们忘记了，实际上歹徒们头脑中另有打算，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如果他们把威胁变为行动，必将出现更多的不公正行为，形势更加恶化，也许会立即造成戏剧性后果，因为有两个宿舍为了掩盖私藏财物的罪行，竟然冒用其他宿舍的名义，向无辜的宿舍栽赃，而这其中一个宿舍非常诚实，第一天就把一切全都交出去了。幸好盲人会计为了省事决定把新交上来的财物通通另记在一张纸上，结果使无辜者和有罪的人全都受益，假如分别记在各宿舍的账上，那么盲人会计肯定会发现账目中的异常现象。一个星期以后，盲人歹徒们传来口信，说他们要女人。话说得就这样简单，给我们送女人来。口气不算蛮横，但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要求引起的愤怒不难想象，捎口信的人吓得昏头昏脑，立刻回去报告，说所有的宿舍，即右侧的三个和左侧的两个，包括睡在地上的男女盲人，一致决定不遵从这卑鄙无耻的命令，他们说，不能让人类的尊严堕落到这般地步，当然这里指的是女人的尊严，还说，左侧第三个宿舍里没有女人，如果要什么人对此负责的话，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他们头上。回答简短而干脆，要是不给我们送女人来，你们就休想吃饭。捎口信的人垂头丧气地返回各宿舍，要么送女人，要么不给我们饭吃。单身女人们，即没有男伴或者没有固定男伴的女人们，立即表示抗议，说她们不准备用她们两腿间的那东西为其他女人的男人们付饭钱，但其中一个忘记了女性应有的自尊，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倒愿意到那里去，不过，挣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我高兴就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既有床睡也有饭吃，但她马上又想到其中的不利之处，这样她就必须独自忍受二十个男人疯狂的性欲，而他们个个都已经急不可耐，像二十头肆无忌惮的发情公牛。但是，右侧第二个宿舍这个女人此番轻浮的话没有白说，一个捎口信的人特别善于利用时机，抓住话头提出建议，请女人们报名以志愿者的身份去干这件差事，一般来说同一件事主动干比被迫干要容易。只是在最后一刻他想到要小心从事，谨慎为佳，才没有引用一句人们熟悉的谚语结束他发出的号召，喜欢跑的人不觉累。但即使如此，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爆发出一片抗议声，女人们愤怒的呼声四起，无情地把男人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根据她们各自的文化水平成长环境和个人特点把男人们称为下流坯，拉皮条的人，不劳而获者，吸血鬼，剥削者。其中几个女人宣布她们后悔当初出于慷慨和同情答应了男难友们的性要求，想不到他们现在竟这样来感谢她们，想把她们往火坑里推。男人们千方百计为自己辩解，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你们用不着大呼小叫，活见鬼，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就能互相理解，只不过是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情况时常常有征求志愿者的习惯，我们都有饿死的危险，包括你们在内。听了这些话以后几个女人平静下来，其余的女人当中有一个突发奇想，嘲讽地问了一声，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如果他们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你们怎么办呢，说呀，你们怎么办，让我们听听，你们怎么办；女人们兴高采烈，齐声喊叫，你们说呀，说呀。她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把男人们逼进了死胡同，无处可逃，她们为此兴致勃勃，现在她们倒想看看，男子汉津津乐道的言行一致到哪里去了。这里没有男妓，一个男人鼓起勇气说；也没有妓女，刚才提出挑衅性问题的那个女人立即反驳，就是有的话，她们也不一定愿意为了你们去干那种事。男人们狼狈不堪，无言以对，他们知道，只有一个回答能满足女人们的报复心，如果他们要的是男人，那我们就去，但没有一个男人胆敢说出这句简短而明确的话来，在心慌意乱之中男人们竟然没有想到，说出来并没有多大危险，因为那些婊子养的不想在男人身上发泄，他们要的是女人。任何一个男人都没有想到的事，似乎女人们都想到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发生这场争吵的宿舍渐渐寂静下来，仿佛她们都已经明白，对女人们来说，这场舌战的胜利无异于随后必将到来的失败，也许其他宿舍也进行了内容大同小异的辩论，因为众所周知，人类的理智往往不断地重复自身，失去理智的情况亦然。在这里，作出最后决定的是一位已经五十岁的女人，她带着年迈的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供老母亲吃饭，我去，她说。她不知道，她这句话简直是右侧第一个宿舍里一个女人的回声，因为在她之前医生的妻子刚刚说过，我去。这个宿舍女人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抗议声没那么多，也没那么激烈，这里有戴墨镜的姑娘，有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有诊所女接待员，有酒店女佣，有一个不知道是何许人，还有睡不着觉的那个女人，但最后这个女人太可怜了，最好不要打搅她，女人们团结一致不一定只让男人们受益。第一个失明者开始曾宣布，他的妻子不能忍受这奇耻大辱，不能把身体交给陌生人去糟蹋，无论以什么交换都不行，说妻子不愿意，他也不允许，人的尊严是无价之宝，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退让，最后会失去生活的全部意义。这时，医生问他，在我们大家所处的状况中，您看有什么生活意义可言呢，忍饥挨饿，从头到脚肮脏不堪，虱子咬，臭虫叮，跳蚤蹦来蹦去，他接着说，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妻子到那里去，但我愿意不愿意没有任何用处，她说她愿意去，那是她的决定，我知道我男子汉的自尊会受到伤害，我们的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在遭受这些屈辱之后不知道是否还保留着一点名副其实的东西，我知道它会受到伤害，而且已经在遭受伤害，但我无法避免，如果我们想活下去，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每个人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我现在这样想，并且不打算改变主意，第一个失明者气势汹汹地反驳说；这时候，戴墨镜的姑娘说，别人不知道我们这里有多少女人，所以您可以把您的妻子留下来供您一个人享用，让我们来供养你们，供养您和她，不过我倒想知道您以后是不是为此感到有尊严，想知道您怎样吃我们给您带来的面包；问题不是这样，第一个失明者开始回答了，问题是，但这句话没有说完，留在了空中，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此前他说的话只不过是些支离破碎的意见，仅此而已，属于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这个世界的意见，此时他本该把双手举过头顶，感谢命运，或者说，感谢上苍让他把耻辱留在家里，不必遭受靠别人的妻子养活的耻辱。确切地说，是靠医生的妻子养活，因为其他女人当中，除了戴墨镜的姑娘是单身自由人之外，没有任何女人有丈夫在这里，而对戴墨镜的姑娘的放荡生活我们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那半句话之后出现的寂静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人出来一锤定音，使局面明朗化，因此那个必须发言的人很快说话了，这就是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她的声音甚至没有一点颤抖，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她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只能按我说的做，丈夫打断了她的话；不要耍威风了，在这里耍威风没有任何用处，你和我一样瞎；这太有失体面；你体面不体面全在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吃饭好了，如此冷酷的回答出自一个对丈夫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女人之口，实在让人始料未及。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酒店女佣，哎呀，他会吃，会吃的，可怜虫，不然他怎么办呢，笑声忽然变成了哭声，说的话也变了，我们怎么办呢，她说，听起来像是在提问，是个无可奈何而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好像无精打采的摇头叹息，诊所女接待员也跟着说，我们怎么办呢。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剪刀，从她的眼神来看好像在问剪刀同样的问题，也许那双眼睛希望剪刀能回答说，你想用我干什么呢。但是，每件事到来都有其时机，早起的人不一定早死。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是些组织起来的人，已经决定从离他们最近的左侧宿舍的女人们开始。轮流制，这个词用得再恰当不过了，轮流制有百利而无一弊，首先，能随时知道哪些做过了，哪些还没做，就像看手表就知道这一天如何过的一样，从这里到这里我已经过完了，还差这样多或这样少的时间没过。第二，各宿舍轮完一圈，从头开始时无疑有一种新鲜感，尤其对健忘的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右侧各宿舍的女人们可以快活了，相邻的女人们受罪我能忍受，这句话她们谁都没有说出口，但心里都这样想，确实，头一个没有我们称之为自私自利的第二层皮肤的人还没有出生，而这第二层皮比第一层厚得多，后者稍受刺激就会流血。还应当说明，这些女人现在双倍地快活，这就是人类灵魂的奥秘所在，因为她们即将遭受凌辱的威胁从各方面来看都近在眼前，这唤醒并激起了每个宿舍里的人们因长时间在一起生活而萎缩了的性欲，仿佛男人们都在趁女人们被带走之前疯狂地在她们身上打上自己的烙印，仿佛女人们急于在记忆中填满自愿经历的感受，以便更好地应付只要可能就加以拒绝的欺凌。人们难免会问，以右侧第一个宿舍为例，男人和女人数量上的差别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即便把男人中功能不全的排除在外，数量上也不平衡，功能不全者确实存在，例如戴黑眼罩的老人和我们不熟悉的老头和小孩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出于这种或者那种原因他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值得一记的事情。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宿舍有七个女人，包括失眠的女人和那个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正式夫妻只有两对，这样，男人的数量显然失衡，斜眼小男孩还未计算在内。也许其他宿舍女人比男人多，不过这里的习惯造就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后来又成了法律，即不论哪个宿舍出现问题都在本宿舍内解决。这是遵循古人的训教，而对古人的智慧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赞颂，他们说过，求人不如求己。因此，右侧第一个宿舍的女人们将满足与她们同居一室的男人们的需要，但医生的妻子例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敢于用语言或者伸出手向她提出要求。而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在当面以出人意料的口气顶撞了丈夫之后算是迈出了第一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干了其他女人们干的事，虽然做得不显山不露水，非常小心。但是，也有任何理由和感情都攻不破的防线，戴墨镜的姑娘就是这种情况，不管药店伙计如何磨破嘴皮摆出千条万条理由，不管他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能让姑娘就范，这就是他为当初对姑娘不恭付出的代价。不管女人们同意与否，在所有这些女人当中数戴墨镜的姑娘长得最漂亮，身段最苗条，最迷人，所有男人都对她趋之若鹜，不料一天夜里她自愿躺到戴黑眼罩的老人的床上，老人像夏天的暴风雨一样热情地迎接了她，尽其所能做了该做的事，对这把年纪的人来说实属出色，这再次表明人不可貌相，不能仅从长相和身体的灵活程度判断心念的力量。宿舍里的人们全都明白，戴墨镜的姑娘主动把自己奉献给戴黑眼罩的老人完全是出于怜悯，不过也有几个感情丰富善于想象并且曾享用过她的男人开始浮想联翩，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奖赏，一个男人正独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一个女人这时过来慢慢撩起他的被子，钻到里边挑逗他，用身体慢慢蹭他的身体，最后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单等他沸腾的血液让因为惊喜而突然颤抖的皮肤渐渐归于平静。但这一切并非为了什么，只因为她愿意。幸运并不能唾手可得，有时候必须是位老人，而且还要戴着黑眼罩遮住永远空空的眼眶。或者，对某些事最好不要解释，仅说发生了什么，不要深究人内心的想法，比如那一次医生的妻子离开她的床，去给斜眼小男孩盖上掀开的毯子，但没有马上回去睡觉。她站在两排床中间狭窄的过道的最里边，靠在墙壁上，绝望地看着宿舍另一端的门，从那扇门进来的那一天似乎已很遥远，现在却不知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就在这时候她看见丈夫站起来，两眼发直，像个梦游者似的朝戴墨镜的姑娘的床走去。她没有去阻拦丈夫，而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看着丈夫怎样掀起毯子，然后躺在戴墨镜的姑娘旁边，看着戴墨镜的姑娘如何醒来，如何毫无抵抗地让丈夫躺下，看着他们两人的嘴互相寻找，贴在一起。后来该发生的发生了，一个人畅快了，另一个人畅快了，两个人都畅快了，接着是低声细语，姑娘说，啊，医生先生。这几个字本应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不然。他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我们应当这样想，我们只是看到了，怎能知道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的事呢。两个人躺在窄窄的床上，不会想到有人在看着他们，医生也许想到了，突然觉得心神不安，妻子是在睡觉呢，还是像每天晚上那样在夹道里走来走去呢，他问自己，刚刚挪动一下身子要回到自己床上去时，一个声音说，不要起来。一只手像鸟儿一样轻轻地放在他的胸脯上，他刚要说话，也许要再说一遍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又说，你什么都不说我反而更明白。戴墨镜的姑娘哭起来，我们太不幸了，她嘟囔着说，过了一会儿又说，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医生先生没有过错；不要说了，医生的妻子轻柔地说，我们都住嘴，有的时候说话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愿我也能哭一哭，用眼泪把一切都倾诉出来，不用说话就能让别人明白。她坐在床沿上，伸出胳膊抱住两个人的身子，仿佛要把他们搂在怀里，然后她伏到戴墨镜的姑娘身上，在她耳边小声说，我看得见。姑娘一动不动，心里很平静，只是因为没有感到惊讶而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似乎她从来到这里的头一天起就知道，仅仅由于这是一个不属于她的秘密才没有高声说出来。她把头稍稍一转，在医生的妻子耳边小声说，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把握，但我觉得早就知道了；这是个秘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放心吧；我相信你；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我宁肯去死也不欺骗您；你应当称我为你；这，这我做不到。两个女人还在低声耳语，一会儿这个说，一会儿那个说，嘴唇挨着头发，挨着耳垂，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谈话，又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似乎这一对矛盾竟能融为一体，细声细语的谈话双方似乎不认识躺在她们中间的男人，而谈话的内容又在围绕这个男人进行，超越了这个由通常观念和现实组成的世界的逻辑。后来，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你愿意，就多在这里待一会儿吧；不，我要到我们的床上去；那好，我来帮你。她站起来，让丈夫动作更方便一些，望着沾满污垢的枕头上两个盲人的脑袋，望着他们肮脏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只有四只无用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医生慢慢站起来，摸索着可扶的地方，然后站在床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仿佛他突然间失去了空间概念，不知道身在何处，于是妻子像往常一样伸手拉住他的胳膊，但现在这个动作有了新的含义，他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需要被别人引领，虽然他不会知道究竟需要到何种程度，只有两个女人真正明白，当医生的妻子用另一只手摸摸姑娘的脸的时候，姑娘猛地抓住她的手，拉到自己唇边。医生似乎听见有人在哭，似有若无，那声音只是慢慢流出的几滴眼泪发出来的，眼泪流到嘴角以后就完全消失，重新进入人类无从解释的痛苦和欢乐永无休止的循环。戴墨镜的姑娘就要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床上了，应当安慰安慰她，因此医生的妻子迟疑了好久才把手抽回来。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如果几小片硬面包和发霉的肉也能称为晚饭的话，左侧宿舍的三个盲人出现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门口，你们这里有多少女人，其中一个问道；六个，医生的妻子回答说，出于善心，她故意没有把失眠的女人计算在内，但后者却用无精打采的声音纠正说，我们一共七个。那些盲人笑了，活见鬼，他们其中一个说，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干许多活了，另一个人说，也许最好到下一个宿舍找几个帮忙的；用不着，他们当中第三个说，看来这个盲人懂得算术，差不多每

子把门打开了，气味更加呛人；这气味确实很不好，丈夫说；你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沿着走廊往前，里边越来越暗，舔泪水的狗跟在后面，好像被人拖着往里走。充满腐臭味，空气好像变得黏稠了。半路上，医生的妻子一阵阵作呕，在干呕的间隙，她想，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呀，离通往地下室的金属门越来越近，她嘟嘟嚷嚷地重复着同样的话。恶心让她头昏脑涨，刚才没有发现最里边模模糊糊闪着火光。现在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小小的火苗在两扇门的缝隙中跳跃，就是楼梯门和运货电梯门。又一阵呕吐，这一次十分厉害，她胃中翻江倒海，难以支撑，摔倒在地。舔泪水的狗发出一声长嚎，接着吠叫起来，凄凉的叫声仿佛永远不会停歇，在走廊里回荡，似乎是地下室的死者们最后的哀鸣。丈夫听到了呕吐声干呕声和咳嗽声，竭尽全力跑过去，绊倒了，爬起来，又绊倒了，最后总算抓住妻子的胳膊，出了什么事，他哆里哆嗦地问；妻子只是说，把我带走，快，让我离开这里；自从失明症出现以来，这是头一次由他领着妻子，领着妻子，不知道领到哪里，只想领着她远远离开这两扇门，远远离开他看不见的火苗。两个人走出走廊，妻子的神经一下子崩溃了，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这样的泪水是无法擦干的，只有时间和疲劳能使它渐渐减少，因此那条狗没有靠近她，仅仅舔了舔她的一只手。出了什么事，医生又问，你看到什么了，他们死了，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说；到底谁死了呢；他们，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安静一下，等能说话的时候再说吧。过了几分钟，妻子说，他们死了；你看到什么东西了吗，打开门了吗，丈夫问；没有，我只看到门缝里有冥火，一闪一闪，紧攥着门缝在那里跳舞，不肯松开；那是腐尸产生的磷化氢在燃烧；我想是这样；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大概他们发现了地下仓库，沿楼梯涌到下面去找食物，我还记得，在楼梯那些台阶上容易滑倒，一个人滑倒以后所有人都跟着滑倒，可能他们没有走到想去的地方，或者走进去了，但楼梯被后去的人堵塞，他们回不来了；可是，刚才你说门关着；肯定是其他盲人关上的，把地下室变成了巨大的坟墓，而我对这件事负有罪责，我拿着那些塑料袋快步离开这里的时候，他们怀疑我带的是食物，于是就去里边找；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从其他人嘴里抢来的，我们抢得太多了，就导致了他们的死亡，从根本上看，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是杀人凶手；这是苍白无力的自我安慰；我实在不想让你在艰难养活这六张实实在在而又无用的嘴的时候还因想象中的罪过自责；要是没有你这张无用的嘴，我怎能活下去呢；你会为了养活家里那另外五张嘴而继续活下去；问题是还能养活多久；不会很久了，到一切都用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到田野里去寻找食物，从树上摘各种果实，杀死所有能捉到的动物，当然，要在这里的狗和猫吞噬我们之前。舔泪水的狗没有作任何表示，此事与它无关，这是近来它变成了舔泪水的狗使然。医生的妻子几乎已经拖不动两只沉重的脚，刚才的刺激耗尽了她的力气。走出超市以后，妻子极度虚弱，丈夫双目失明，谁也说不清两个人是谁搀扶着谁。也许因为阳光太强，医生的妻子感到一阵眩晕，以为要丧失视力，但她没有害怕，只不过是头晕，没有摔倒，也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她必须躺下，合上眼睛，喘一口气，如果可能的话安安静静地休息几分钟，镇定下来，肯定能恢复体力，必须恢复体力，塑料袋还空着呢。她不肯躺在肮脏的人行道上，宁肯死去也不返回超市。她望望四周。马路对面不远的地方有座教堂。里面一定有人，正如所有地方一样，不过，大概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至少从前是这样。她对丈夫说，我要恢复一下体力，你把我送到那边去吧；那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搀着我，我告诉你怎样走；那是什么地方；教堂，只要躺一会儿，我就可以完全换个人了；好，走吧。进教堂要上六级台阶，请注意，六级台阶，医生的妻子费了很大力气才上去，还要给丈夫指路。教堂的大门敞开着，这帮了他们的忙，即便有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关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到了门槛前，舔泪水的狗停下来，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因为，尽管近几个月来犬类行动自由自在，但在头脑中一代复一代遗传下来一个远古的禁令，这项禁令不准犬类进入教堂，可能这要怪古代流传下来的另一部基因法典，它规定，狗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划定它们的势力范围。在一些圣徒被宣布成为圣徒之前，舔泪水的狗的先辈们曾为他们舔舐肮脏的伤口，出于仁慈，出于最大公无私的仁慈，但先辈们的这些善举和忠诚的效力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一个乞丐能成为圣徒，不论他身上和灵魂上有多少伤口，不论这些伤口狗的舌头是不是能够触到。现在，舔泪水的狗闯进了这块圣地，门开着，没有看门人，更加强有力的理由是，流眼泪的女人已经进去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进去的，一边走一边对丈夫重复同一句话，扶着我。教堂里挤满了人，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方，甚至可以说，这里没有一块石头能让她的脑袋在上面歇息，舔泪水的狗又一次帮了忙，它吠叫了两声，向前冲了两次，这样做全无恶意，但总算使人们让出了一块空地方，医生的妻子再也支撑不住，倒在那里，终于完全闭上了眼睛。丈夫摸了摸她的脉搏，跳动正常，只是稍稍微弱一些，随后他又试图让妻子坐起来，现在的姿势不好，必须使血液迅速向大脑回流，增加脑部血液补给，最好的办法是坐起来，把头伏在两个膝盖之间，应当相信大自然，相信重力的作用。几次努力失败之后，他最后终于把她扶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医生的妻子深深叹了口气，又稍稍动了动，开始恢复知觉。现在还不要站起来，丈夫对她说，再这样低着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觉得自己好了，不再眩晕，眼睛已经隐隐约约看见铺在地上的石板，在此之前，舔泪水的狗为了让她卧下，用力在地上刨了三下，所以那几块石板还算干净。医生的妻子抬起头，望望细细的柱子，望望高高的拱顶，证明血液循环稳定可靠，然后才说，现在我感觉很好，不过在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疯了，或者是眩晕过后产生了幻觉，她的眼睛看到的不会是真的，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男人的眼睛被一块白布捂住了，旁边一个女人的心被七把宝剑刺穿，眼睛上也捂着一块白布，不仅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如此，教堂里所有的偶像都被捂住了眼睛，塑像是被一块白布缠住头部，画像则用白色颜料重重地涂抹，那边有个女人正在教女儿读书，她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拿着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蓄着长长胡须的老人手里拿着三把钥匙，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被无数支箭射中，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盏燃着的灯笼，她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男人的手部脚部和胸部受伤，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头狮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和一只绵羊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与一只雄鹰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持长矛，制伏了一个倒在地上，头上长角，脚上长羊蹄子的男人，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另一个男人手中拿着一个天平，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谢顶的老人手中拿着一朵白色百合花，他的眼睛被捂住了，另一个老人拄着一把出鞘的宝剑，他的眼睛被捂住了，一个女人与一只鸽子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一个男人与两只乌鸦在一起，他们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只有一个女人的眼睛没有被捂住，因为早已经被剜下来放在她手中的银盘子里。医生的妻子对丈夫说，要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你一定不肯相信，教堂里所有偶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太离奇了，这是为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可能是某个教徒知道自己要和其他人一样失明，对信仰感到绝望，干出了这种事，也可能是这里的神甫干的，也许他正是这样想的，既然盲人看不见偶像，那么偶像们就该看不见盲人；偶像看不见；你错了，偶像们用看他们的那些眼睛看，只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失明了；但你仍然看得见；我会越来越看不清，即使不丧失视力，我也会一天比一天瞎，因为没有人看我；如果是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呢；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唯一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假设，唯一一个能使我们这悲惨处境具有某种尊严的假设，我想象那个人从盲人世界走进这里之后，觉得自己也要失明并回到那个世界中去，我想象这里有一扇扇关着的门，一个被遗弃的教堂，一片寂静，我想象一个个塑像，一幅幅画像，我似乎看到他从这个跟前走到那个跟前，之后爬上神龛，用布条裹住他们的眼睛，再打两个结，以免布条松开或者坠落，用两只沾上颜料的手在画像上涂抹，使它们所在的白色黑夜夜色更浓，这位神甫大概是所有时代所有宗教中最大的亵渎圣物者，最公正最激进的人类，他来到这里是为了最后宣布，上帝不值得一看。医生的妻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旁边便有个人说，这是什么话，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一样，是盲人，她说；可是，我听见你说你看得见，这是说话的习惯，难以改变，以后不知道还要说多少次；你说偶像们的眼睛都被捂上了，这是怎么回事；确实如此；既然是盲人，你怎么知道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做，也会知道，去用手摸摸吧，手是盲人的眼睛；你为什么那样做呢；我想，我们已经落到这般地步，一定还有人会失明；你说是这座教堂的神甫捂上了偶像们的眼睛，这又是怎么回事，对于他，我非常了解，他不会干出这等事来；永远不能事先知道人们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必须等待，耐心等待，时间决定一切，时间是坐在牌桌对面的伙伴，他手中有各种牌，我们必须想法打出与生命同样的牌，我指的是我们的生活；在教堂里谈打牌是罪孽；如果怀疑我的话，你就站起来，用手去摸摸；你敢发誓说偶像的眼睛真的都被捂上了吗；你觉得发什么誓才行呢；以你的眼睛发誓；好，我以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发两次誓，真的吗；真的。这番谈话被离他们最近的盲人们听到了，无须说，不等刚才的誓言得到证实，消息便传开了，从一张嘴到另一张嘴，低语声渐渐变了口气，先是狐疑，然后是不安，接着又是狐疑，糟糕的是人群当中有许多人迷信并且善于幻想，圣像们都失明了，他们那仁慈而屡屡忍受痛苦的目光只能看见自己的失明。这个想法很快变得难以忍受，无异于有人来告诉他们诸神像被活着的死人包围，只要听到一声喊叫，立即喊声四起，所有人都吓得站起来，被恐惧推向教堂门口，我们知道的混乱状况在这里重演了，由于恐惧比吓得屁滚尿流的人那两条腿快得多，所以逃命者的两条腿总会相互绊在一起，盲人更是如此，于是突然倒在地上，恐惧对他说，站起来，快跑，他们要来踩死你，他很想站起来，很想快跑，但别的人已经跑过来，也跌倒了，身体与身体摞在一起，个个想多长几只胳膊好挣脱出来，多长几只脚赶紧逃命，面对这极端混乱的局面，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不笑出声来。外面那六层台阶成了悬崖峭壁，但毕竟摔得不厉害，常常跌跤的人腰板硬，落地本身就是种安慰，我不再离开这里了，这是第一个念头，在致命的情况下也是最后一个。同样一成不变的是，一些人利用了另一些人的不幸，这一点早已清清楚楚，从世界开端的那天起，继承人与继承人的继承人之间就是如此。这些人不顾一切地争相逃命时把所带的东西丢在了身后，等需要战胜了胆怯，再回到这里，将无法以令人满意的方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你的，除了这个难题，我们还将看到，原来那点食物中有一部分不见了，莫非这一切是那个说神像的眼睛都被捂住了的女人所施的诡计，某些人过于卑劣，竟然编造出这样的谎言来抢劫可怜的人们仅余的一点食物。啊，这是舔泪水的狗的过错，看到院子里空了，它东闻闻，西闻闻，这番努力没有白费，收获颇丰，这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但也可以说，它指明了矿藏的入口，结果医生的妻子和丈夫离开教堂时手中的塑料袋一半已经装满了，并且对其偷窃行为毫无歉疚。如果能利用上拣来的东西的一半，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另外一半，他们会说，我不明白，人们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即使灾难降临在所有人头上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生活得更糟。两个人以各自的方式讲述这些事的时候，伙伴们既害怕又悲伤，但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医生的妻子没能告诉他们她在地下室门前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恐惧感觉，矩形门里惨白色的火苗在摇曳，沿楼梯下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偶像被捂住眼睛强烈地震撼着所有人的想象力，尽管方式各不相同，以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为例，从他们脸上看到的是气恼，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恭之举。他们全都失明了，这里指人类，完全是命中注定，他们本人没有过错，谁也不能逃过这场灾难，但是，他们觉得，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捂上圣像的眼睛，那就成为不能饶恕的罪行了，假如是教堂的神甫所为，则更是如此。戴黑眼罩的老人所发的议论大不相同，我知道你会感到惊讶，但我想到了博物馆里的展廊，所有塑像的眼睛都捂住了。这倒不是因为雕塑家不想雕刻石头上该有眼睛的地方，而是被捂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用布捂住了，好像只有一种失明症还不够似的，有时候这会让人增加浪漫的风度，奇怪的是，我戴的这个眼罩却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说完，他笑了，仿佛在嘲笑刚才那番话，嘲笑自己。至于戴墨镜的姑娘，她只是说不希望在梦中看到那倒霉的展廊，她做的噩梦已经够多了。他们吃了饭，饭很糟糕，但这还是现有食物中最好的，医生的妻子说，找食物越来越难，也许应当离开城市，到农村去生活，那里的食物至少新鲜，大概有无人看管的奶牛和绵羊到处游荡，我们可以挤奶喝，还有井水，我们想做什么饭就做什么饭，问题是找个好地方，后来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意见的热情程度不同，但大家都明白，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毫无保留地对此表示高兴的是斜眼小男孩，可能外出度假给他留下的美好回忆还在。吃过饭就躺下睡觉，早在隔离检疫的时候就一直这样，经验告诉他们，身体呈躺卧姿势确实能忍受饥饿。晚上没有吃饭，只有斜眼小男孩得到了一点让嘴消磨时间和欺骗食欲的东西，其他人坐起来听医生的妻子读书，至少精神不会抱怨缺乏营养，糟糕的是身体的虚弱有时让头脑心不在焉，这倒不是由于对知识不感兴趣，绝对不是，而是大脑不知不觉滑向半昏睡状态，就像动物准备进入冬眠，再见吧，世界，因此，听众们轻轻合上眼皮的情况屡屡发生，他们开始用灵魂的眼睛伴随书中的情节跌宕，直到某个强有力的情节，而非仅仅是硬皮书合上时发出的声响，把他们从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唤醒，医生的妻子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不想让他们发现她知道听众没有沉思遐想，而是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似乎是悠悠然进入梦乡，其实不然。不错，他合上了眼睛，模模糊糊听到医生的妻子读书，但是，大家都到农村生活的主意使他不能入睡，他认为远离自己的家是个严重的错误，不论那位作家多么和蔼可亲，还是应该偶尔到那里看看，提防他一点为好。所以，第一个失明者非常清醒，如果还需要别的证据说明，那就是他眼睛里令人头晕目眩的白色，可能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变成黑色，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同时既醒着又睡着了。第一个失明者以为终于消除了这个疑团，就在这时候，眼皮里面突然变得漆黑一片，我睡着了，他想，可是，不对，没有睡着，仍然听得见医生的妻子的声音，斜眼小男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去，只见林岳将左手中指狠狠地咬破，如注的鲜血接连流入了手中的油灯。一时间局内原本泄弱的红光疯狂地涨开，暗红到几乎发黑的光流急速冲向火焰中的穷奇。“老凡，你他妈别愣着，赶紧操家伙灭了穷奇！”林岳喘息着叫道，“再下去我没多少血可以流了！”三重火攻下，地水之气的黑蓝色光芒已完全被吞噬殆尽，穷奇的身形渐渐被压制伏在了坑底。舜帝铜锥！摆手间舜帝铜锥凭空悬在了凹坑上，看准祝融天火最盛之际，我猛催意念，将舜帝铜锥直插入穷奇的胸背。倏然间，天火地水尽数消失，一股怨怒的气息向着四周扑散开去。穷奇微微颤动着起身向前走来，但只迈出几步，便跪伏在我面前数尺的地方。它缓缓抬起头，双目望着我，竟似感激般地颔首三次。随着穷奇口中发出一声悲凉的长吼，它的身体渐渐地淡化消去。不多时，眼前只剩下那支舜帝铜锥在地上泛着幽幽的光芒。……家中，晖儿和S忙着帮我们包扎处理伤势，莫炎一言不发地望着沉思中的我，林岳则懒懒地歪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穷奇在你手上解脱了五千年的痛苦，对它来说是件好事，对你来说则是件功德。”莫炎淡淡道，双眼却一直盯着我手中的舜帝铜锥。“解脱了穷奇和少昊之子的痛苦……”脑中有些怅然，我无意识地摇头叹道，“这种所谓的功德还是少些吧～～”“这就未必能由得你了。”莫炎坐直身形，一字一顿地说道，“至少从丽江回来之前是这样。”“丽江？云南丽江？”正在为我涂抹药物的晖儿疑惑道，“亦凡去那里干什么？”“因为这是他答应我的条件。”莫炎似乎很珍惜说话的力气。我向晖儿点了点头，对莫炎道：“穷奇已经解决，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去干什么了。”莫炎看了看我，脸上居然有了笑容，一种很柔和的笑容：“拔龙角。”（第一篇《困斗》完）第二篇藏穴题记葬者之事，贵乎得乘生气，行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世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乘生气，则遗体受荫，故谓其气泽及后世。阴阳之气者，动则为风，升则为云，降则为雨，潜行地中，而为生气。故曰：气者，乘风则散，水者，界风而止。常有伪道者，假乘其法，以形而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谓之风水。虽有称道，得益稍顷，然不知其于土穴间有异尔。土者，为气之体也，斯土则有气，气者为水之母，斯气则有水。土形气成，气腾水生，若外气横行，则内气顿止，故而丘垅之骨得其所因。气之聚凝所结为生者，行于世间，呼喝风声，饮水通体，复溺入土中，葬者欲行之，则反气纳骨，藏风于穴，得水于前，皆以土固之。藏风得水，穴之根本也，掠风直去则地气不保，固水不化则飞龙不腾。沉穴环套，纳骨之极也，得众士之气，引万世之水，以荫所生得为龙气自生。——《闻风拾水录·藏穴篇》一、哀牢土司山间凉风席席吹来，脚下的绿色应和着满山的树藤让人有种如入仙境般的感觉。一行人在山脊上缓慢地行进着，不时驻足观察交谈。飘动的山岚围着奇异的山石，将话语声渐渐散播开去。“丽江，哀牢山，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地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冲冲的女声道。“到了再解释。”冷漠的男声。“别心急，这里风景也不错，就当旅游吧。”柔和的女声道。“彩云之南，人间仙境。既然是帮忙，就跟着莫老兄走，反正也是他给我们公费旅游，哈哈……”低沉的男声纵声大笑。山谷间回应起层层笑声，绵绵不绝地伸展向了远方，不多时，山谷的某处传来了银铃般的歌声。这歌声极具感染力，疏解着浑身的疲劳，令人有种置身云端般的舒畅，脚下不禁有些飘扬，那崎岖的山路也变得格外的柔软起来。“哎呀”一声惊呼，一行人中有人滑倒，悉索的山石争先恐后地翻滚着落入山谷，在空旷的环境下逐渐化作隆隆的响动声。“别听歌声。”冷漠的男声响起，一只有力的胳膊拽起了滑倒的女子，众人奇怪地望着说话的男子，一副难解的表情。歌声嘎然而止，景色依旧如画，阳光温暖如初，可那男子的脸色却有如万年冰川，一言不发地示意其余三人迅速前行。那男子便是莫炎，刚才不是他及时出手，此刻S早就和碎石一起躺在山谷了。“刚才的歌声有什么蹊跷？”疑虑间，我还是问了一句。莫炎头也不回地往前继续走着，匪夷所思的名字随着山风飘入了耳中：“歌蛊。”……这是哀牢山腰的一幢奇异建筑，那风格有几分酷似北京四合院，但又有着云南民间建筑的错落特点，门口依稀斑驳的图画赫然是汉族传统的十二生肖，那青黑色的门匾上题着四个大字“安平土司”。莫炎左右望了一下，带着大家在府中七拐八弯了几次，来到了一间房前。叩开房门，出来的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见着莫炎嘀咕了几句便将我们引进屋内。屋内的墙面上分布着六道门，老人打开其中一道，光亮间隐约通向府内某处。一行人在沉默中走过不知多少门门槛槛，终于在院落的一侧停了下来。老人在院墙上敲了几下，墙体上无声地打开了一个暗门，门后竟是一个巧妙隐藏在假山石之内的房间。莫炎用不知什么民族的语言与老人交谈了几句，手上递过一个信封，那老人翻看了一下，便点头笑着冲众人挥了挥手关门出去了。“现在你可以告诉大家一些事情了吧？”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冲莫炎说道。S打量着屋内，不断地在内壁上探索着什么，听到晖儿的问话，也随声说道：“是啊，都不知道陪你干什么，我们总该有点知情权吧？”莫炎指了指屋子中间的桌椅，示意大家坐下，随手将一片布帛铺在了桌上：“公孙潇，你能看懂吗？”S愣了愣，端详了一下布帛上纵横曲折的线条，皱眉道：“这是房屋建筑平面图，照格局看是宋代的，没什么特别的。”“眼力不错，是宋代。”莫炎点点头，收起布帛。“先别打哑谜，到底是什么事情？现在我们三个还摸不清头绪，既然要帮忙，你就该把一切都说清楚。”他的神秘主义让我有些头痛。“别心急。”莫炎的左手在桌子上轻轻一拍，火光闪动中一只怪鸟出现在眼前，“它会告诉你们。”那鸟褐绿相间的羽毛酷似虎纹，头上的羽冠美丽妖娆，张口间发出柔和的语声，与莫炎的语气竟有几分神似：“‘彩云之南，哀牢山巅，安平土司，守龙戍边。’各位，此地非平常之所，其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怪鸟的口气简直就是一个说书先生，我们三人顿时被它逗乐了，晖儿笑着问道：“土司府有什么秘密呢？”怪鸟清咳一声：“各位听表，此间的安平土司历代戍边，历史之久已无从可考。数千年来，中原帝王颇为重视，屡屡册封，频频赏赐，不为别的，就为他历代守护的一山和一水。”“一山一水？山就是哀牢山了，那水难不成是环抱之下的玉溪抚仙湖？”S插嘴道。“然也然也。”怪鸟摇动了一下羽冠，一付夫子状，“东汉县志上记载：‘仰观哀牢，其形如巨犼伏地；鸟瞰抚仙，其状若伏羲无身。’自上古以来，这一山一水便相依在此，如果只是风景观赏，确实山水奇妙如画如卷，可谁人能知，这山水之间原本杀机重重，满是凶险！”“凶险？”S完全被怪鸟的话语吸引了，一问一答间却也有趣。我接道：“从堪舆风水之说来看，哀牢代表的犼是一种捕食蛟龙的猛兽，抚仙代表的伏羲是我们的老祖宗，上古传说中他人首龙身，而碰上这只爱吃龙的巨犼，自然是凶险至极。如果不是隐去龙身，只怕巨犼早就扑上去饱餐一顿了。”怪鸟叹了一声：“这位先生所说极是，抚仙湖下便是龙身所在，龙脉传承绵延千里。天下君王为了稳固江山，自然对这龙脉趋之若鹜，但怎奈巨犼虎视眈眈，若开启龙脉则必定引发天地剧变。不过，天下之大，奇人辈出。战国时候，一个无名高人进谏秦始皇，率众于抚仙湖开挖筑底，将龙脉引到了别处。”“引龙局？”怪鸟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是上古奇局之一，也是最为浩大的局势，稍有偏差就会制造出一个超大的无人区！“引龙奇局非同一般，历时数年方才成功。高人费尽心血将龙脉引致某处，并由秦国大将蒙恬亲自押送了一个物件在那里深埋。不久，秦始皇便统一了六国，那高人也不知去向。而哀牢山抚仙湖便划归安平土司管辖，世代沿袭封爵赏赐。”怪鸟说完，扑地化作一蓬火焰，消失在莫炎的手掌中。我自传说中回过神来：“你要拔的就是这个龙角？”“受人所托的小事。”莫炎淡然道。“文鳽神鸟，天下细作。如果只是一件小事，你大可不必用上这只间谍之王。”对他的淡然我有些恼火了，“说了这么多，却不谈重点，再这么下去，我可干脆走了。”莫炎看了看我，似乎在品味我话语中的意思，过了一会才叹了口气说道：“对我来说，为钱做事就是小事。”一句话不禁让我大跌眼镜，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莫炎，竟然只是为了钱而已。莫炎继续道，“这世道没钱不行，只要不伤天害理，赚钱我就做……”随着他的话语，我渐渐明白了，原来莫炎是受托于国内的一位富商，帮他找一处龙脉宝地安葬。云南邻近富商的家乡，恰好这里的龙脉也符合条件，于是莫炎便想用拔龙角的办法泄去龙脉中的帝王之气，仅保留富贵之相满足富商的要求。“果然不是什么大事……”我心中暗自汗了一下，刨根问底得到的原因居然就是这么一回事。“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我们路上遇到的歌蛊是怎么回事？如果龙脉已经迁移，那迁移的地点又在哪里呢？这都是疑问。”晖儿突然说道。莫炎扬了下眉毛：“歌蛊，是花腰傣族的一种蛊术。至于龙脉迁移地，可以从安平土司府里找到答案。”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家伙的回答等于没说，就在大家准备提出更多的疑问时，莫炎又拿出了刚才的地图：“安平土司世代看守着龙脉的秘密，这府里就安放着打开龙脉通道的钥匙。”我有些怀疑地看了看地图：“文鳽没有帮你找出方法吗？那可是只地里鬼，没什么是它探听不到的。”莫炎摇头道：“它一进来就抓瞎了，府里下了蚀灵蛊。这僳僳族的蛊术太古老，我没法破。”我一阵头晕：“还没办正事，就碰上了蛊术，你处理的小事怎么会那么大麻烦？”这下的回答更绝：“不知道。”“刚才我没看清楚，这图应该有另外一幅。”一旁端详着布帛图的S打断了我俩的对话。她的笔记本电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包里拿了出来，对话间正快速地勾画着一张简图，那布帛图上的线条在S的诠释下变成了一条通道示意图，土司府西侧的一处通道口标了个下行的记号。“这个口下去还有一层？”莫炎没头没脑地来了句，也不知是在对谁发问。“图上是平面回旋通道，没有下沉的设计。古代这种通道是为了迷惑盗贼，所以下面肯定还有一层。”S权威地说道。莫炎一言不发地收起了布帛，在进来的石壁上敲了三下，石壁无声的移开了，刚才的老人走了进来。“下层图没有。”莫炎指了指老人，“老庚头的祖辈是这里的长工，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可以帮我们带路。”老庚头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满是烟渍的黄牙，用一种怪异的口音说道：“土司府哈，沟沟多过老汉的皱纹，走咯进去几袋子烟都找不到路哦。”莫炎向老庚头点了点头，转又对S道：“你现在能看出通道的入口在哪里吗？”S对着简图看了一下，指了指晖儿的脚下：“就在这些砖下面。”晖儿下意识地挪开脚步，我这才注意到，地面上巴掌大小的砖块上雕刻着一些花纹，仔细观看竟然是十二生肖的图案，只不过有些奇怪的是那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与汉族传统的不同，前后似乎有些颠倒。“老庚头，这里的十二生肖和汉族不同吗？”我随口问道。“十二神哈，花腰、僳僳都有的咯，老汉不知道汉人的有啥不一样咯。这哈石头块块上面，是我花腰的十二神嗄。”老庚头眯缝着眼睛看了看地上的图案道。莫炎蹲下身摸了摸，那些砖块都松动的可以随手拔出，转头道：“老庚头，你按花腰十二神的排列顺序把这些砖块重新排一下。”老庚头的眼睛亮了一下，转又恢复了原本的暗淡，慢步走过来弯腰在地上排列起了砖块。“这老庚头是什么人？”我低声问莫炎。“花腰傣族，我救过他儿子。”莫炎的回答很有效地消除了我的顾虑。喀喇一声，老庚头将末尾一个石块放回原位后，一边的地上突起了两块地砖，砖块上光滑的钮孔正预示着它的作用。我望了莫炎一眼，两人立即上前握住地砖，四处用了用劲，地砖下是一块伪装过的薄石板，拉动地砖石板便应声而起，现出了一米见方的入口。“下面没什么东西，通风似乎很好。”我听了听空气的流动道。莫炎嗅了嗅入口的空气，点点头。呼地一阵火光，老庚头不知哪里拿来了几支火把，点着了递过一支：“沟沟里阴哈，湿气里电筒子不好使咯。”说罢，将手中的火把点着分给众人，当头一猫腰钻下了入口，莫炎紧跟着也钻了下去，余下人逐一鱼贯而入。通道里并没有想象的霉腐气味，空气在边壁的某些角落传来倒也清新，一股泥土的腥味回绕在鼻间，有种说不出的奇妙感觉，这让我想起了印第安纳琼斯里的片断。拐了几个弯道，眼前出现了一堆碎落的砖块，眼前赫然是两个方向截然相反的通道。S拿着电脑对老庚头比划了一下行进的路线，老庚头眯眼看了会，走到碎砖堆前摸了摸石壁，抬手指向右边的通道：“石块块塌开了哈，这条沟沟是正道，轻些走过咯，一哈松开石块块震掉咯会埋人的哦。”众人在他的指点下轻手轻脚地走向那条通道，大家下意识地屏住呼吸，生怕震落那些松散的砖块。又走了大约数十米，S看了看石壁周围道：“这里砖块的结构密实，应该没事了。”我不禁松了口气，也许是陌生的环境产生了影响，或者是老庚头那历代长工的身份带来的作用，似乎大家有些过于担忧了，即便石壁有些松动，以我和莫炎的能力与见识也不至如此胆战心惊，可那老庚头的话却让我们尊重专家似的相信，这不免有些可笑了。通道中的气流有些奇怪，驻足细听中竟是微弱之极，莫炎也不禁左右嗅了嗅，眉头微微跳动了一下。老庚头！我和莫炎几乎是同时转身，从刚才指点之后，一直走在最前面的老庚头便成了断后的队尾。可现在队尾变成了莫炎，那老庚头早已不见了踪影。“快退回去！”莫炎低喝一声拉上S，我与晖儿紧跟着快速返回来路。“轰”地一阵尘土飞扬，下意识中我筑起一片厚实的土壁挡住了乱飞的碎石，通道的来路已被塌陷的砖石堵住。“该杀的老狐狸！”我撤去土壁，眼前的砖石密不透风，极力听取间估算那坍陷的厚度足有一米，这段空间已经被封得严严实实！“亦凡，我们会死在这里的！”晖儿忽地哭喊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住摇晃。一旁的S则歇斯底里的狂叫着，手指地上，双脚不停地跳动。顺势看去，通道两旁的石壁和墙角线上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数十个骷髅，伴着摇曳火光，骷髅的嘴部居然正在诡异地张合，漆黑的眼窝中已散出道道诡异的绿光！恐惧、无助、绝望突袭而来，我禁不住也抓狂了起来，大吼着冲上前去想将那些骷髅踏碎。突地，不知什么物件落入了口中，一股辛辣的气味直冲脑间，紧接着感到头顶被人拍了一掌，那些令我发狂的感觉顿时烟消云散。“喂药丸，拍顶门。”莫炎冷然的面孔出现在面前，一颗碧绿的药丸塞进了我的手中。我愣了一下，没有多想，抓过一旁哭喊着的晖儿将药丸塞入她口中，随后在她头顶拍了一掌。短短几秒，晖儿立刻变了个人似的安静了下来，如梦方醒般地左右看了看，继而望着我一脸的疑问，在一旁被莫炎如法炮制的S此刻也是相同的表情。“花腰蚀心蛊。”莫炎恨声道，随手拾起一块碎石砸向远处的骷髅。噗哧一声，那骷髅应声而碎，黄绿色的粘液溅落一地，立刻腾起刺鼻的白烟，地下坚实的青砖赫然烧出了几个拳大的凹坑！莫炎又拍了拍手掌，甩出三团火焰直击众人胸口，三人一阵翻涌张口吐出了三团绿色的物体，细看下竟是三只碧绿的螳螂，螳臂中死死地钳着三条血红的虫子。一声冷哼，螳臂猛一收紧，虫子断

，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1.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2.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3.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剪辫子的真相如下。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又举一个例子，在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比较早期的，是在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

久久久精品天堂无码中文字幕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明紫禁城复原图1407年，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下诏，在元大都旧址上修建北京城以及它的心脏——紫禁城皇宫。整个工程持续到1420年，其建造的恢弘场面可能连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重现。然而在1421年，宫殿建成仅仅几个月之后，作为紫禁城核心的三大殿就被一场雷火摧毁了。此后的几个世纪，这座皇家宫殿，由于自然灾害、人为过失或皇朝更替等原因，曾多次被毁坏，也多次被重建和改建。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大规模改建之后，这座伴随了中国第一家族几个世纪的伟大宫殿，才形成了今天故宫的规模和格局。王鲁湘：这个故宫是从永乐年间修的，元大都的宫殿已经没有了。晋宏逵：元大都的宫殿在学术上也是个谜，洪武年间到底拆没拆毁，历史文献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楚。王鲁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为了镇压前朝的王气，新王朝就会把前朝主要的宫殿毁掉。当时明军占了北京以后，就把元大都毁了，特别是元大都主要的宫殿，都给毁了。景山的土堆子下面那个地方，就是元大殿的位置，是这样吗？晋宏逵：有这个说法，而且从地理位置以及考古勘探上看，应该是那个位置。王鲁湘：整个元大都比明清的北京城好像往北退出去有一环，现在北京城的城墙正好在二环，元大都最北边城墙的土城，是在二环到三环之间。晋宏逵：那个土城的遗迹还在，土城的那个位置离明清的北城墙有五华里。这是当初刚刚打下元大都以后，徐达看到北城太空旷了，所以把城墙往南退了五华里。王鲁湘：当时也是出于防御目的。往后退，跟城中心就更近一些。晋宏逵：因此，明初的京城比元大都缩小了，城门的名称还延续元大都的名称，只有北边的，因为城墙改了，所以改“安贞”、“健德”二门为“得胜”和“安定”，南侧的都没有动。到明成祖重建北京城的时候，才把南墙向南推了将近一华里多吧，相当于现在从长安街到前门的距离。永乐大帝像王鲁湘：推过去整整一个广场的宽度，实际上等于整个紫禁城也往南移了。晋宏逵：有的学术著作推断，现在太和殿正脊的下边，就应该是元朝大内的南沿。王鲁湘：元代紫禁城午门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故宫太和殿正脊的下端。现在的故宫是永乐皇帝1406年下召建的吧？晋宏逵：对它的始建年代有两个算法，当时史录上对永乐建城的记载很不完善。实际上，永乐在1406只是下诏明年五月建城，但到了第二年，从记载上看，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派人到四方采木，沿着运河送到北京，还有烧砖等，但是始终没有见到建紫禁城的记载。一直拖到了永乐14年前后，他才在北京建了一个西宫，他当时的理由是说，他每次从南京到北京来都只能“御旧宫”，也就是说，只能到他原来的燕王府里居住。由此来看，那时紫禁城还没建好。王鲁湘：燕王府在哪个位置？晋宏逵：这也是一个疑问，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在现在的故宫，还有观点认为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的太子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北海、中南海一带。一东一西两个说法大家都在争论，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王鲁湘：明朝从洪武到永乐，经过那么多年的战争70以后，民生凋敝，各个地方都急需休养生息，可是明初的时候建了三个都城，一个是定都南京时在南京大兴土木，再一个是在凤阳按照都城的规模建城，然后就是永乐年间又在北京按照当年南京和凤阳的宫殿规模建了故宫，这么大的土木建设，耗费的民力肯定相当巨大。晋宏逵：当时民工和军工他全用，你看明初的档案实录里面，经常有各卫所的负责人向皇帝反应，军人被占用的太苦了，不停地修这修那，成劳役了。在北边战事不断的情况下，还动员士卒参与修建。由大家不停地为军请命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当时劳动力的匮乏情况。王鲁湘：这是因为几十年的战争死的人太多了。当时的工匠是哪个地方的？晋宏逵：工匠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征发的。但是从南京、北京、山西、江苏这些地方征发的比较多，因为那里算是当时比较发达的地方吧。有些记载提到，甚至交趾地区有一技之长的人，也都被征到了南京。他们会不会到北京不敢确定，但我觉得从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南京有工程就在南京干，北京有工程就到北京来了。王鲁湘：而且是熟练工了。晋宏逵：当时人家说需要的就是这些特殊工种，包括写字写的好的都到北京来了。王鲁湘：我在中华门上看到很多砖上都刻了工匠的名字和家乡，北京城是不是这样的？晋宏逵：北京没有那么多的砖文记载，文字记载也很缺乏，很难说清楚哪个工匠是从哪来的，但对那些指挥者还是有记载的。在明代，工匠干得特别好可以当官，就是“干而优则仕”。王鲁湘：至少能当个负责工程方面的官。晋宏逵：有的能当上工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工程部副部长了。王鲁湘：有一种说法，说当时主要建筑的技工活是“香山帮”干的，香山代指苏州，因为它位于苏州太湖之滨。苏州人在这里干主要的技术活，是这样吗？蒯祥塑像晋宏逵：香山那边比较出名的工匠就是蒯祥，“香山帮”是不是以他为主的工匠队伍，这个不好说。但我觉得，从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北京城的建筑艺术、布局等等，肯定受了南京的影响。但是往更深处说，最初的原型应该是中都凤阳城。凤阳的石雕之类到现在为止都是最精美的。王鲁湘：实际上还是以凤阳都城为蓝本，然后把它移到北京来。我们在苏州还能看到蒯祥的墓，他最后也封了官吧。晋宏逵：他做到工部侍郎。到正统71的时候，中央财政匮乏，有人提出意见说封的工部的官太滥了，副部长好几个，就把他们都拉下来了，变成了营缮所的所正，好像是正七品。等这阵风过去以后，他们又官复原职了。王鲁湘：说到蒯祥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大规模的都城建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建设设计院，甚至有首都规划委，有几百上千号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做着规划和设计的工作，而且会有一个建筑的总规划师，当时有没有一个总建筑师、总设计师的职务？款祥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晋宏逵：还不是，当时没有这个职务。当然从行政的序列来讲，工部官员负责这个事。当时有一个叫蔡信的人，对整个规划恐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没有什么明确记载，那时好像也没有总设计师这个概念。王鲁湘：那蒯祥是做什么的呢？晋宏逵：他是木工。王鲁湘：过去老百姓建房子，不需要建筑师，也不需要先出图纸，木工就是一个设计师。建什么样的尺寸，用什么材料，都是他说了算，其他的泥瓦匠都是跟着他走的。蒯祥是不是下线的主要工头，有一点类似于现在的建筑师。晋宏逵：蒯祥的作用肯定很大，但是从《营造法式》的记载来看，放线做地盘是第一道工序，也是现场最大的第一道工程，做这种工作的应该不是木工，而是另有其人，只是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有传的、载入史籍的或者为一些文人笔记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后来当了官的人。王鲁湘：还有一种说法，故宫的总设计师是个交趾人，姓阮。紫禁城图谱晋宏逵：他叫阮安，是一个太监。据说这个人有规划和策划能力，主要工作是在正统年间完善北京城的建设，修北京九门。当时永乐虽然把北京城的规模定下来了，但城门楼还没有完成，另外，城外、城壕上的桥还都是木头桥。于是，做了工部负责人的蔡信放话：要做这个事，非十八万人不可。阮元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利用过去积累的建筑材料来建城楼，而且不征调民夫，只用了在京师的万余名士卒。这在当时得到了很大的称赞。阮元写过一本有关他主持的工程的书，很可惜的是，由于他是个太监，司礼监的太监不赞成他出版，所以这本书就散失了。王鲁湘：我看过一张图，上面画着整个紫禁城，旁边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和紫禁城的建设有关？晋宏逵：那张图好像有三种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可能在南京博物院吧。画中的人应该是蒯祥，穿大红袍的，画上方好像有提文。王鲁湘：这些东西应该有一个规划图或者示意性的图纸，要不然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协调呢？像北京故宫中轴线上的前朝后寝几大殿，那么大的规模，总得有一个图，大家拿着这个图才能分头做自己的工作呀。晋宏逵：肯定有人协调，但是现在没有资料记载了，我们用已知的信息往回推，会对解决这个问题有点帮助。在清代，尤其清中晚期，故宫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设计家族，世代负责皇宫建筑的设计。当时皇宫的造办处有一个算房，有一个样房，算房专门做预算，样房则专门做设计，它的设计包括图纸和烫样两种设计成果。王鲁湘：烫样类似于建筑的蓝纸？晋宏逵：烫样不是蓝图，是模型。他有一个平面图，叫做丈尺，就是咱们说的放线的图，是木头的。作为最大的甲方，皇帝需要清楚地知道修建之后的效果，因此需要直观地按照一定的比例尺把要建设的宫殿做成建筑模型给皇帝看。这个模型是以纸板为主做出来的，但是要做出瓦棱的形象来，怎么办呢？据说要用烙铁烫出来，所以叫烫样。烫样的屋顶可以揭开，揭开以后可以看到里面的装修，烫样的内部，也要做得很详细。王鲁湘：这个样式家族是不是“样式雷”？晋宏逵：传承时间最长的就是样式雷家族，这都比较有名了。但是我说从这往回推，在明代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文献记载上是找不到的。我们只能从那时官员的名单中推测谁做了这些工作，因为据《明史》中臣子们的传记里记载，有些人是营造过长陵的，有些人是营造过宫殿的。王鲁湘：从永乐年间开始一直到明代灭亡，这200多年间，整个北京城是不是也在不断进行建设？晋宏逵：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永乐年间，城市的建设一度停顿，然后三大殿又着火了。着火了以后，洪熙和宣德72两朝又一度把北京称为行在，就是说它只是临时的首都，以后有可能再回南京。到正统的时候，英宗才决心把这当首都，继续完善建设，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高潮。到嘉靖32年的时候，蒙古的势力不断地往这边侵扰，嘉靖帝只好建外城，继续保卫北京，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城。本来嘉靖想做一个方的围墙，把北京从回字变成三重城墙。但是，当时只建了南墙就没有钱了，只好将南墙的东、西两端向北弯折，与内城的东南、西南两座角楼会合，这就形成了北京城的凸字形。外城建完以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告一段落，城市的范围之类就都确定下来了。王鲁湘：嘉靖的时候可能钱和银子还多一点，万历以后突然又没钱了。晋宏逵：整个明代已经走下坡路了。三、故宫建筑理念故宫宫殿沿着一条南北向中轴线排列，三大殿、后三宫、御花园都位于这条中轴线上，并向两旁展开，南北取直，左右对称。这条中轴线不仅贯穿在紫禁城内，而且南达永定门，北到鼓楼、钟楼，抑扬顿挫一气贯通了整个城市，气魄宏伟，规划严整，极为壮观。它的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突出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王鲁湘：故宫是一座建筑。在西方，建筑被誉为第一艺术，在我们中国，建筑没有被摆到这么高的位置。但事实上，从周代开始，都城的营造一直是严格按照礼仪来做的，真正完整地体现《周礼》上关于都城建设的礼制和规矩的，应该就是紫禁城吧。晋宏逵：应该是元大都。元大都是最完整地体现《周礼》关于都城建设描述的，《周礼·考工记》所说“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规定，元大都都体现了。王鲁湘：还有“前朝后室”，后来紫禁城的室是在南边，元大都的时候室是在鼓楼、什刹海这一带，所以更典型一点。明清紫禁城的建筑，从整个的平面布局看，应该是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经典代表作。晋宏逵：紫禁城的建筑价值应该怎么评价，我自己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紫禁城的建设是和整个京城建设相统一的，二者使用同一条中轴线，这种成就应该是世界唯一吧。王鲁湘：我看过一些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2．各区设保甲；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有区别的恩赦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1645年3月13日，张鸣骏上奏道，在一个叫做蒋家峪的小村庄里发生了暴动。一位名叫蔡羽的起义领袖自称“尉迟”。尉迟是画在各官衙大门上的两个门神中的一个。主要的起义首领据说名叫李义梅，从未捕获。尽管有许多人被捕，然而在5月26日，一个名叫刘伯泗的“妖民”声称挖出一篇天书，便自称为“天罡星”。他还没来得及招徕足够的信徒开始起义，就被逮捕并关押了起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1—72页。?根据清朝资料记载，善友会是一个称作“都掌教”教派的别支。这是一个姓崔的“妖妇”创立的。她还在长城另一边的朔州煽动起义，此次起义由一名叫武大宽的男子领导。武大宽被捕杀后，他的一批部属就越过长城加入了宁武的善友会，然后该组织就着手袭击那个地区的一些军事要塞，一支由清朝副将率领的分遣部队被击败。1645年夏季，巡抚马国柱和总督李鉴抽调各地区驻军，集结起一支主力部队，打败了善友会，将崔氏斩首，杀死该会成员，烧毁其部属的住所。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此处与史料原文有出入：“都掌教”系崔氏自称，即都掌“善友会”一教之意——译者）。?《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1页。?《世祖实录》第十七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同上书。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0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何洛会部主要由汉军蓝旗兵卒组成，由侍卫李国翰以及固山额真巴颜指挥。巴颜是所知第一个降清的明朝官员李永芳的儿子，有一半满族血统。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一卷，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0页。任珍在明朝镇戍和州，大顺干戈纷扰年间，他坚守和州，后降于阿济格。此后，他为新朝屡建功勋。姜瓖起义期间，就是他率劲旅收回了山西的蒲州。任珍还把陕西叛乱首领孙守法逐至湖广。后官至副都统，驻守兴安，辖陕西东南诸军。《贰臣传》第十卷，第27—28页；《清史列传》，第38页。?例如，甘肃被划分成12卫，由当地首领统率。这些卫是部落领地，行政机构随首领行帐而设。明末虽然部族领地依然如旧，但卫的地位下降了。这些领地的汉人官吏既是该省的军事长官，又是该省的财务主管。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255—271页；卡米勒·伊鲍勒-华特：《甘肃回民起义》，第496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4—5页。?约瑟夫·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部》，第26页。蒙古土人（Mongours）是部落民族，在蒙古人统治下定居于西宁多山的边地。这一地区介于甘肃走廊与现在的青海之间。湟中位于甘肃中部，西有南山山脉，将它与西部甘肃分割开来；东有黄河，其东是东部甘肃。路易斯·M·J·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第52页。?虽然拉铁摩尔认为蒙古人是自给自足的（只要保持有牧群，他们确实能够自备一切他们所需的物品），罗塞比还是坚持认为遇到紧急情况时，诸如白雪覆盖牧场的严酷冬天之类，蒙古人需依靠某些外来商品及储藏的谷物。此外，自阿勒坦可汗1577年改信黄教之后，佛教的传播意味着他们由于宗教原因而需要茶叶。莫里斯·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0—41、49—50页。杰格甚至坚信，蒙古人对汉人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依靠中原王朝的农业社会来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而中原的锁国政策阻止了蒙古人与当地的正常交易；塞群·杰格：《中国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78—183页。参见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8—9页；托马斯·J·巴菲尔德：《匈奴帝国联盟》，第52页。?在撒马尔罕（贡物从这儿输往中国），夏鲁克死于1447年。他的继位者幼鲁格·贝格在1449年被他自己的儿子杀死。此后不久，吐鲁番——15世纪早期一个相对安宁的邦国——要求汉人承认其为一穆斯林强国。可是，1469年，明朝礼部拒不将四爪龙袍授给吐鲁番苏丹阿里。四年之后阿里夺取了哈密，进一步阻扰商队贸易。15世纪中叶以后，没有一个纳贡使节从赫拉特到达明代的中国。罗塞比：《1368年至今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38页；《明代同亚洲腹地的茶马贸易》，第152—153页；《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78—179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6页。?莫里斯·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2—5、174页。不过也可以参见弗莱彻：《明清之际的中国西北》，第15页。费莱彻宣称：“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定居的中亚经济，还是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势力，都不能被视为主要依靠于东西商旅贸易。”不过，在这篇具体论述他的观点的长篇论文中，弗莱彻没有提出证据。从全球性经济来看，17世纪的特征显然在于世界贸易结构的大革命。16世纪欧亚人经商从陆车到海船的转变使葡萄牙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税征收者。但自伊比利亚人在最初的扩张之后，他们在胡椒、香料、药材和丝绸等方面的商业没有重大进展。相反地，欧洲人消费的扩大，都是通过列万特人而得到满足的。然而，随着在17世纪荷兰及英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商品许多干脆就从洲际商旅车马贸易路线中消失了，而从西欧派出的船只数量则显著增加。以1622年荷莫兹岛的灭亡为象征的这一结构变革，势必会影响中国中亚边地的经济，不过其影响的确切性质还有待研究。关于海上贸易的发展，可见尼尔斯·斯廷加德：《17世纪亚洲的贸易革命》。就区域性外交与政治关系而论，到满族人入侵之时，中亚的帖木儿帝国与莫卧儿王国已经分裂为诸多小王国与公国。东土耳其斯坦划分为城邦，其居民说土耳其语，带有一点伊斯兰教文化的特征，但是他们缺乏独立的民族意识。因为这些人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什叶派波斯人的正常关系就被割断了。然而，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接近中国。中亚人“通常视中国为一遥远的帝国，部分依赖于中亚商业的一个市场，以及穆斯林有朝一日会使其皈依的庞大的异教徒团体”。约瑟夫·F·弗莱彻：《中国与中亚》，第218页。?巴图（约1464—1532），号达延汗。他统一了东部蒙古人，击败瓦刺，平定外蒙古。自1480年汉人拒绝了他的互市贸易的要求后，蒙古人每年都越境大规模进袭中原。到满族征服的时候，卫特拉蒙古人在哈刺忽喇及他的儿子巴图尔浑台吉统帅下，正试图通过促进宗教，创造一种新的蒙文经本和发展农业，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190页；《中国和中亚》，第44—45页。?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7页；罗塞比：《穆斯林和中亚的起义》，第6页。?同上书，第28页。1551年，西宁东北部藏民起义，击败了被派来镇压的明军。?弗莱彻：《中国西北》，第29页；施拉姆：《蒙古人》，第51—53页。?其他人包括刘文炳、贺弘器、郭金镇、黄金鱼、焦容和仇璜。郭金镇与郭君镇很可能是同一人。?陈德部侧击西翼，任珍部出北门侧击东翼，侍卫李国翰和固山额真墨尔根担任正面主攻。又据一份原始资料记载，任珍防守西门。《清史列传》，第38页（“墨尔根”系满清将领的一种称号，这里当成了人名，误。天命六年，清太宗赐李国翰号墨尔根。这里的“固山额真”疑指当时奉命前来增援的巴颜——译者注）。?《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三卷，第273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5页。?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2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422—423页。?当时因兵员不足，无法为分散于各地的戍堡配备兵卒。1646年11月，孟乔芳分所部随豪格进攻四川。豪格部于1647年2月2日在西充与张献忠相遇，并将之斩杀。?1646年8月31日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0页。在这份奏章中，延绥巡抚王正志称其辖区内的暴动是刘文炳煽动的，他与张应元一道“纠合各处土寇”，发动大起义。?这两个人——他们可能还是穆斯林教友——后来在南方也屡建战功。刘芳名于1659年后与郑成功作战，马宁在四川供职，在三藩之乱时他们坚定地站在康熙皇帝一边。《贰臣传》第三卷，第21—24页；第六卷，第29—30页。?关于此事以及上述宁夏兵变细节的资料，主要根据《清史稿·刘芳名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其例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2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1页；参见《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70页。郭君镇多年来与孙守法并肩作战。同上书第三十卷，第353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页。这一地区也因有许多来自安徽、江西、广东和福建的“流民”而出名。傅衣凌：《清代中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

怕将要带着妻子儿女逃跑了。”所谓桑中之喜，是指男女偷情的欢快情绪，出自于《诗经·鄘风》中的《桑中》一诗：〖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位老先生面色潮红是为了谁？就是那国色天香的夏姬啊！她在新郑城里等了他八年，她在寂寞的深宫中等着他，在玉暖香温的卧榻之上等着他，要将他带到一个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值得表扬的是，巫臣虽然急着跟夏姬私奔，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来到齐国，完成了楚共王交给他的任务，命令副手将齐国人赠给楚共王的礼物带回去，才脱离了使团，披星戴月地赶往新郑。他本来想带着夏姬投奔齐国，却在路上听到齐军鞍地惨败的消息，便说：“我不居住在打了败仗的国家。”转而投奔了晋国，通过郤克的同族郤至的关系，在晋国谋到了一官半职，当上了邢地（晋国地名）的地方官。巫臣叛逃的消息传到郢都，满朝哗然。最恼火的是公子侧。当年在陈国，楚庄王本来是想将夏姬赏赐给他的，被巫臣连哄带骗，吓得他不敢接手，才转赐给了连尹襄老。闹了半天，原来是巫臣自己心里有鬼！他愤愤不平地跑去找楚共王，建议花重金买通晋国的权臣，借晋国人的手好好教训一下巫臣。“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一年，楚共王才十二岁，却表现出罕见的成熟。“巫臣处心积虑为自己打算，又叛逃到晋国，罪大恶极，如果不除掉他，必为后患。”“您所谓的为自己打算，是指为夏姬那个女人的事么？”“这个……是。”公子侧吃了一惊，不敢掩饰。“关于这件事，寡人不这么看。巫臣为自己谋划打算，自然是错的；但是他为先君谋划打算，却是忠心耿耿。”楚共王的意思，夏姬就是红颜祸水，巫臣不让楚庄王娶夏姬，是忠心的表现；至于他自己喜欢夏姬，那是他的私事，罪不至死。“话虽如此，巫臣到了晋国，只怕对我楚国不利。”公子侧不依不饶道。“如果巫臣对晋国有利，就算我们花再多的钱，晋国人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如果对晋国没有用处，晋国人自会将他遗弃，何劳我们操心？”楚共王摆摆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公子侧满头大汗，唯唯而退。鞍之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楚国原来打算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没想到齐军在鞍地惨败，反而臣服于晋国，形成了晋、齐、鲁、卫同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楚国人迅速调整战略，于公元前589年秋天集结部队，准备攻打卫国和鲁国，并命令郑、蔡、许等仆从国同时出兵，组成诸侯联军。大军即将出发的时候，公子婴齐突然在国务会议上建议推迟计划，理由是：“国君尚未成年，我们这些群臣也不如先朝的大夫贤能，必须集结更多的军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先君庄王曾经告诫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德行使远方的国家臣服，不如对百姓好一点，多体贴他们，好好地领导他们。”公子婴齐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于是楚国开展了一系列内政活动，包括人口普查、免除拖欠的赋税、救济生活困难者、大赦国内的犯人等。直到同年冬天，楚军才再次集结，人数比原来更多。虽然楚共王没有随军出战，但是他的亲兵部队——两广悉数出动。按照楚国的传统，楚共王的戎车就在两广之内，由彭名负责驾驶，蔡景公担任车左射手，许灵公担任车右护卫。说来也是可怜，蔡景公和许灵公当时均未成年，为了让他们代表各自的国家上战场，楚国人强行为他们举行了成年礼。在那个年代，当国君真不是一个好差使。这支浩浩荡荡的多国部队一路北上，先是入侵卫国，接着又乘势攻击了驻扎在蜀地的鲁国军队。鲁国人十分紧张，派臧孙许去楚国军中求和。臧孙许不敢去，耍了个花腔：“楚军劳师袭远，从南方打到北方，不能长久支持，很快就会撤退。我如果前去交涉，楚军撤退的功劳就归于我了。没有实际的功劳而得到虚名，这事我不敢做！”楚国人可是一点也不想撤退，一路势如破竹，又打到了阳桥（鲁国地名）。危难时刻，仲孙蔑自告奋勇，带着三百零一个人去跟楚国人谈判——其中包括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这是送给楚国的见面礼；还有一个人是鲁成公的弟弟公衡，他将被当做人质送往楚国。楚国人见好就收，答应了仲孙蔑的求和。同年十一月，在楚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鲁成公和楚、蔡、许、秦、宋、陈、郑、齐、曹、邾、薛、鄫等国代表在蜀地举行了会盟。参加这次会盟的国家虽多，但大部分国家是怀着对晋国的畏惧之心而又迫于楚国的压力才参加的，因此称为“匮盟”，也就是没有诚意，空有其盟。对于楚国的这次大规模行动，晋国再度保持沉默。原因很简单，楚国人太多了，不敢惹。这也说明，鞍之战后，晋国虽然重振国威，霸气日增，但还是不能与楚国正面交锋，战略优势仍旧保持在楚国人手中。楚国人在蜀地大会诸侯，晋景公也不甘寂寞，派巩朔前往雒邑“献齐捷”，就是向周天子献上鞍之战中抓到的齐国俘虏。这一行为本身带有报复性。鞍之战后，齐国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楚国人一来，齐国又派人参加了蜀地会盟。这种左右逢源的态度搞得晋景公很不爽。而一个人不爽的时候，就很容易做傻事。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周礼对于“献捷”有一整套规定：一、诸侯有征伐四夷的功绩，可以向天子献捷；二、诸侯之间不互相献捷；三、诸侯讨伐诸侯，也不能向天子献捷。换而言之，献捷的主体是诸侯，对象是天子，客体是四夷。除此之外，再无献捷之理。周定王坚决拒绝了晋景公这种非礼的行为，他派单襄公转告巩朔说：“蛮夷戎狄，不听王命，沉于酒色，不守伦常，诸侯受命于天子去讨伐他们，胜利之后则献上俘虏，天子亲自接见表示慰问，是为了警告不敬的人，奖赏有功之臣。华夏诸国，或为兄弟，或为甥舅，如果不尊王命，天子命令别的诸侯去讨伐他，胜利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不用献上俘虏，以示表彰听话的人，惩戒不敬之臣。现在叔父（指晋景公）能够成功，在齐国建立了功勋，不派天子任命的卿来安抚王室，仅仅派大夫巩朔来安慰我一人，他在王室又没有任何官职，这是违背了先王的礼制啊！我个人虽然很喜欢巩朔，但岂敢废弃传统来羞辱叔父？齐国，和我们是甥舅之国，又是姜太公的后代。叔父攻打齐国，是因为齐国放纵欲望激怒了叔父，还是他们已经不听劝说教诲了呢？”但周定王还是给了晋国一点面子，他派人用接待大夫的礼仪招待巩朔，亲自和他对饮，而且送给他一些礼物，又故意对典礼官说：“这不合礼仪，不要记录在案！”晋景公企图以“勤王”来应对楚国人的“合诸侯”，看来是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了。经过反思之后，他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于公元前588年春天发动鲁、宋、卫、曹等国联合讨伐郑国，一方面是为了报复郑国在邲之战中的两面三刀，一方面也是为了试探楚国的反应。仅仅在几个月前，鲁、宋、曹三国才参加了楚国的蜀地会盟，现在一转身又跟着晋国去讨伐郑国，可见蜀地会盟真的只是空有其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楚国还没有出手，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诸侯联军的入侵，将晋国人赶回了山西。为了羞辱晋国人，郑襄公还特意派大夫皇戌前往郢都“献晋捷”，一时传为笑谈。身在楚营心在晋，身在晋营心在楚，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诸侯来说，忠诚也许不是最重要的品质，随风摆柳才是必备的生存技巧吧。公元前588年夏天，邲之战过去整整九年之后，晋国和楚国终于就交换当年的战俘达成一致意见：晋国向楚国归还襄老的遗体和公子谷臣，楚国向晋国归还荀罃。据《左传》记载，楚国人之所以答应这桩交易，主是考虑到荀罃的父亲荀首已经升任晋国的中军副帅，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楚共王亲自给荀罃送行，并对他开了一个玩笑：“把你关了那么多年，你恨我吗？”荀罃很认真地回答：“两国交兵，我没有本事，不能胜任职责，所以被贵国俘虏。您手下的人没有拿我去祭鼓，让我回国去接受惩罚，那是您的恩惠。是我自己无德无能，哪里敢怨恨谁？”楚共王又问：“这么说，那你是感激我咯？”荀罃的回答很有水平：“两国为了自己的社稷打算，希望让百姓得到平安，各自控制自己的愤怒，互相谅解，释放战俘，以求和平友好。两国修好，我却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哪里敢感激谁？”“那你回去之后，打算如何报答我呢？”“我没有任何怨恨，您也没有受到任何感谢，既无怨恨又无感谢，还真不知道要报答什么……”楚共王尴尬地笑了笑，说：“话虽如此，我还是想听听你现在心里的真实想法。”荀罃想了想，说：“托您的福，我这个罪臣能够将骨头带回晋国去，寡君如果赐我以死罪，那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宽恕了我，将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按当时的客套，他国之臣称为外臣），荀首请示了寡君之后，将我杀死在宗祠之前，也是死而不朽。如果寡君不让我死，而让我继续祖宗的事业，按部就班地承办晋国的事务，率领一小支部队守卫边疆，就算遇到您的部下，我也不敢放弃职责，将竭尽全力，战死沙场——这就是我想要报答您的。”楚共王收起笑容，对左右说：“晋国有这样的臣子，我们未可与之争锋。”于是提高了礼仪规格送荀罃回国。荀罃回国的事还有一段花絮。据《左传》记载，荀罃还在楚国当战俘的时候，有个郑国商人曾经想将他藏在货物中带出楚国，事情已经计划好了，还没有实施，楚国人就与晋国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后来那个商人来到晋国做生意，荀罃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要按照当时的约定给他一笔报酬。商人说：“我没有任何功劳，哪里敢要报酬？我是小人，不能欺骗君子。”于是离开了晋国。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春秋时期的小人不敢欺骗君子，后世的君子却常常欺骗小人，所谓世风日下，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荀罃既然获释，公子谷臣也带着襄老的遗体（现在想必只是一具白骨）回到阔别九年的郢都。楚国的文武众臣都跑到城门外迎接。人群之中，只有公子侧暗暗冷笑：如果襄老知道自己这副白骨曾经被巫臣和夏姬当做私奔的道具，恐怕要死不瞑目了。【中原各国抱团抵制楚国】公元前588年晋国发动诸侯联军入侵郑国，结果被郑国军队打败，被俘的晋军士兵还被郑襄公送到楚国去“献晋捷”，可谓颜面扫地。不过，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牌局中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晋景公已经变得越来越成熟，不会轻易被失败吓倒，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桌子上的几位玩家，又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了一通周围的旁观者，镇定自若地打出了几张牌。第一张牌：公元前588年秋天，与卫国联合出兵讨伐赤狄的啬咎如部落，将该部落彻底击溃。自此，赤狄势力基本肃清，晋国的后方防线得到进一步稳固，晋卫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第二张牌：同年十一月，派上军元帅荀庚访问鲁国，重温两年前赤棘之盟的情谊。与此同时，卫国的新君卫定公也派上卿孙良夫访问鲁国，希望加深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合作关系。这些年来，晋楚争霸的局势扑朔迷离，中原各国的立场也摇摆不定，连齐、鲁、宋这样的国家都是朝晋暮楚，居无常性。倒是小小的卫国，自孙良夫执政以来，一直紧跟着晋国的步伐，成为了晋国的铁杆盟友。这一次孙良夫访问鲁国，看似与荀庚不约而同，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出于晋国的安排。面对两个国家的使臣，一向以秉执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人犯了难。年少不经事的鲁成公问臧孙许：“荀庚在晋国众卿中排名第三，孙良夫则是卫国的上卿，我该先接见谁？”臧孙许给鲁成公上了一堂政治课：“中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等国家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等国家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小国的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规定的。卫国在晋国面前，连中等国家都算不上，而且晋国现在还是盟主，您应该先接见晋国的使臣才对。”臧孙许这番话，前面一大段都是多余，唯有最后一句实在，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就算晋国派个大夫来出访，你敢不将他摆在第一位吗？鲁成公于是先后和荀庚、孙良夫举行会晤，并举行了盟誓仪式，表示要加强与晋、卫两国的同盟，共同维护中原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第三张牌：同年十二月，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原有的三军扩编成六军，增设了新中军、新上军和新下军。这也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将晋国五军缩编为三军以来，晋国武装力量的首次扩编。如前所述，当年晋襄公缩编部队并非真的缩小部队规模，而是为了减少军官的数量，削弱异姓贵族的势力；现在晋景公扩编部队，同样不是扩大部队规模，而是为了新设一批官职，解决部分将领的待遇问题，让这部分将领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这次扩编中，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成为新三军的正副元帅，从此跨入了卿的行列，晋国六卿变成了十二卿，比周天子的班底还厚。第四张牌，也是最高明的一张牌：派楚国降将巫臣出使吴国，说服吴国与晋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楚国的后院放了一把火。前面介绍过，吴国的先祖太伯是周太王的长子。太伯有个幼弟叫季历。周太王喜爱季历，更喜爱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因此想将王位传给季历，好让姬昌将来能够继承王位。太伯觉察到父亲的心意，为了不让父亲难做，便主动出奔到江南的荆蛮之地，断发文身，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自称“勾吴”，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建立了吴国。后人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形容江浙的富庶。但是在春秋时期，江浙一带基本是蛮荒之地，经济不发达，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加上交通不便，与中原地区基本没有来往，社会进步十分缓慢。在中原各国看来，吴国名义上是姬姓诸侯，实际上不过是蛮夷之邦，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一样，被归于“四夷”的范畴，也就是“非我族类，不相与谋”的对象。即便是南方的楚国，也是到了楚庄王年代，将势力扩张到今天的安徽一带，才与吴国有了初步接触，并且与吴国结成了同盟。楚国与吴国的同盟并不牢固，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也许在楚庄王眼中，吴国和长江流域的邓国、巴国、庸国一样，仅仅是数十个部落的联合体，而且离郢都甚为遥远，不足以对楚国构成威胁。到了楚共王年代，吴楚之间的同盟就更显松散，双方的来往越来越稀少，所谓同盟也就变成了昔日的记忆，不复存在了。但是，晋景公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吴国的战略价值，同时他也知道，吴国是一块璞玉，如果不经雕琢，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派巫臣出使吴国，除了一封要求交好的国书，还带上了众多代表中原先进生产力的礼物，包括书简、农具、谷物、兵器，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兵车三十乘。在巫臣来到吴国之前，吴国人是不会使用兵车的。巫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吴子寿梦（吴国国君，没过多久，他就自称为王，因此在史书上又称为吴王寿梦）的信任，开始训练吴国人使用兵车和列兵布阵的技巧。出访的使命完成之后，巫臣回晋国复命，将军事顾问团的一半人员留在吴国，继续训练吴国人作战。为了加强晋、吴两国的联系，巫臣还命自己的儿子狐庸长期留在吴国，在寿梦的朝廷中担任了外交官员，随时通报双方消息。巫臣这样卖命地为晋国工作，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晋国的收留之恩，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个人恩怨。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5年，楚庄王率领大军包围宋国的首都商丘，迫使宋国签订城下之盟。在这次战役中，楚军大将公子婴齐功劳甚重，他向楚庄王请求将申县和吕县的田地赏赐给他。楚庄王准备答应，时任申县县公的巫臣劝谏说：“不可。这些田地是申、吕两县之所以成

现代推理小说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高桥御传[6]呀、村井长庵[7]呀、妲己之御百[8]等人的经历和行为，这就是实际上从内部或外部推动他们的动力。危机迫在眉睫，慢性子阿弁为了保护自己，开始认真奋斗了。当时抢劫汽车的案件多如牛毛，慢性子阿弁公司的司机们就请了位老师来教他们防身术。因为老师精通十手[9]，司机们就开始练习手拿螺丝扳手战斗了。慢性子阿弁第一个报名参加了这门课程。虽然大家都说：“你开的是卡车，不要紧的。”但慢性子阿弁还是回道：“不，就算我开的是卡车，谁也说不好会碰到什么事，预约专车一旦加强警戒了，下次被盯上的就是卡车了。”慢性子阿弁练得比谁都认真。然而，慢性子阿弁还是没有抛弃他的初衷——跟宫子结婚，倒不如说，慢性子阿弁越发认真了。于是，为了遭遇袭击时能反过来打倒右平，再击退中井的攻击，独占宫子成为笑到最后的男人，慢性子阿弁一直在奋力练习扳手战法。某天晚上，慢性子阿弁成了宫子那一夜的恋人。宫子当时正在阁楼的睡房里伺候慢性子阿弁更衣，却从大衣内侧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只扳手。宫子拿着扳手看了一会儿，眼睛渐渐亮了，然后，她说道：“你是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吧。”“傻瓜，我可不是那些成天想着对付别人的愚连队[10]。最近不太平，我就在身上带个扳手，以防万一。”“噢，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呢，我怀疑有人想对付楼底下的老板夫妇。反正这儿的常客都不是什么小角色。第一，下面的俩人太小气啦。他们打算不赊账就把这个生意干到底，而且，还真的一直在干着这生意，都是他们逼着我干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只能给那些讨厌的客人提供一些奇怪的服务，他们能压榨多少就压榨多少，小气得要死，被盯上也是正常的。要没人想对付他们，那才叫奇怪呢。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是第一个想对付他们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呀。”“少来这套，我可是在正经公司工作的人，每个月有不少于五万日元的正当收入。战争结束以后，虽说小点吧，我还盖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呢。我这不是说大话啊，我跟那些常来这里喝酒的人可不是一路货色。我带着扳手，是防着右平那家伙突然袭击我。”“你行行好吧，不要杀楼底下的人呀。他们是很讨厌，但是我毕竟跟他们住在一起，在这儿工作嘛。我不想看见他们躺在一片血海里，跟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我可不想看见他们被打死呀。哎呀，想到就哆嗦。”“喂，别说这么可怕的话。”“因为我很害怕嘛。男人都好可怕。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就突然下狠手。要是因为缺钱下手也没什么，可毕竟还是见过几次面的人嘛。就算他们再怎么讨厌，再怎么控制我，也是睡在我楼底下的人嘛。我害怕啊。被一声悲鸣吵醒，我会受不了的。哎呀，真可怕。”然而，在这之后，慢性子阿弁也时刻带着扳手。于是宫子就在许多常客来喝酒的时候一边笑，一边肆无忌惮地说：“这人带着扳手呢。从来不离身的。”慢性子阿弁则害羞地红着脸回答道：“我是司机，得防着强盗抢劫车子，这工作天天提心吊胆的，不好干呀。”但是慢性子阿弁并没有漏过——右平的脸色变了。宫子别过笑脸，似乎很满足。“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慢性子阿弁事后责备宫子道。“因为我很担心嘛。因为你想对付楼底下那对夫妻，我很害怕。我先把话说在人前，你也就不能轻易拿扳手打死楼底下那对夫妻了。求求你积点德吧，这件事就别干啦。我也不想良心受到谴责。”宫子绷着苍白的脸，仿佛再也无法忍受似的，气势汹汹地说道。☆☆☆那以后过去了将近一个月。宫子那一夜的恋人是慢性子阿弁。当天晚上几乎没什么客人，为了给店里贡献一定的营业额，慢性子阿弁就被宫子灌了很多酒，喝过头了。不只当天晚上，生意萧条的时候，倒霉的客人就得被迫背上其他客人那份钱，这是这家店的商业惯例。黎明时分，慢性子阿弁醒了，嗓子干得跟火烧一样。他自然想到昨晚喝多了，他喝得基本不省人事。客人非常少，慢性子阿弁就喝了一堆酒，十一点左右酒馆就关门了，慢性子阿弁上了阁楼。接着，慢性子阿弁想起当时好像有人来了。因为已经打烊了，楼下的老太太就出去拒客，然而下面好像起了什么纠纷，宫子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情况。”“是右平吧。”“应该不是吧。”“告诉他打烊了。”“嗯，我会告诉他的。”宫子从阁楼下去了。不久下面一片寂静，宫子回来了。看来不是右平啊，慢性子阿弁想。要是右平的话，就算已经打烊了，他也能包下整家店喝酒，因为他一向出手阔绰。他们就算把留宿的客人晾在阁楼，也会伺候右平喝酒，这是很平常的事。右平喝酒这段时间，阁楼的客人就会被晾在一边。慢性子阿弁就曾经遭受过这种待遇，心里很不爽，于是自己也曾经故意过了打烊的时间再来，硬要留在这里喝酒，借此来发泄心中的郁愤。因此，像昨晚这种生意萧条的时候，楼下的两口子首先就不会啰啰唆唆。他们肯定会让右平进来店里，叫上宫子给他倒酒。所以那人应该不是右平。慢性子阿弁一点点想起了这码事。慢性子阿弁嗓子干得跟火烧似的，就决定去楼下找点水喝。平时大家借助普通的梯子上下阁楼，所以不留神的话会很危险。慢性子阿弁小心翼翼，一步步下到了一楼。落脚处刚好是厨房，那对夫妻的房间在另一边，中间隔了一扇拉门。这时正值寒冬，这对夫妻就算盛夏也会忍着拉上拉门，而现在这扇拉门却开着。真奇怪，慢性子阿弁想。不知怎的，他觉得一切都不对劲，不对劲……慢性子阿弁一下子摆出以前练就的防御架势，不巧扳手却不在身边，架势摆得不怎么样，状态也不好，搞得他十分在意。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他脚边就放着一只扳手。扳手这东西，不管是谁的，看起来当然都一个样，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征，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认出来“这是我的扳手”。这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把慢性子阿弁吓了一跳，他急忙把扳手捡了起来。手上有什么黏糊糊的东西。是油吧，他想。仔细一看是血，扳手上都是血。慢性子阿弁隔着拉门，往对面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看去，情况不对劲。一两只脚挨在一起。往屋里看去，里面是一片混乱。慢性子阿弁索性进到屋里查看，一看之下，发现夫妻二人像烂鱼一样瞪着大眼，死在了一片血海之中。☆☆☆慢性子阿弁在警局的牢房里，像做梦一样回忆起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那么绝望。早知如此，他当时就该马上告诉警察。要不就好歹先把宫子叫起来，一起商量以后该怎么办，商量完之后才行动。当时，慢性子阿弁天生的自卫本能自然而然地指引了他自己的行动。这本能用来在兵营里偷偷补充被偷的配给品是有用的，而用来处理这种大事，就满是纰漏了。慢性子阿弁爬上阁楼，翻了翻自己大衣的口袋。自己的扳手不见了。衣服的口袋里没有，整个房间都找遍了也没有。扳手消失了。“这么说，这是我的扳手了！”慢性子阿弁脚下一软，倒在了地上。他虽然丧失了冷静，但天生变色龙般的自卫本能却独自发挥了作用。于是他跟平时那样，自然而然地被本能牵着走了。他穿上衣服，披上大衣，看看四周有没有落下的东西，下了阁楼，把扳手藏在怀里，轻手轻脚出了门。他出门是为了悄悄把扳手处理掉。于是他成功把扳手投进了河里。然而，这就使他筋疲力尽了。他实在是没办法再回到阁楼上，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睡大觉，于是他开始四处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儿。第二天他回了家。警官早就埋伏好了，他被当场抓获。不管他再怎么据理力争都没用。因为他力争的那些“事实”看上去假得不能再假了。就一切情况而言，他杀人逃逸的说法比他的借口要贴切几百倍。不仅如此，他丢掉的扳手还出现在了供述现场。扳手会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扳手成为他杀人的证据要比成为他没杀人的证据概率高上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决定他是犯人，也没人会怀疑这是误判。假使现场除了慢性子阿弁那沾满鲜血的指纹以外，还出现了其他指纹的话，这一事实也就能成为积极否定他罪行的有力证据。然而现场并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不止如此，现场所有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鞋留下的。也就是说，犯人穿着慢性子阿弁的鞋杀了人。少数光着脚的脚印也是慢性子阿弁的。这些是慢性子阿弁发现现场时留下的脚印。两种脚印都是慢性子阿弁的，再怎么挣扎也没用了。不可思议的是，慢性子阿弁的衣服没有染上血，然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衣服上应该溅了不少血。然而他的衣服、外套，还有在阁楼里脱下的浴衣上都没有曾经溅过血的痕迹。在寒冬里全裸杀人的事例实属罕见。用冰水把溅满鲜血的身体洗干净也是非常困难的工作。但是，跟杀人比起来，在寒冬里洗洗冷水根本不算什么。如今不也有人为了寒冬参拜[11]在严冬的深夜里洗冷水澡吗。他一审被判了死刑。☆☆☆当时，赤线区[12]某处新来了一个叫千代子的女人。她以几分风韵和美貌招揽了相当多的客人，可她却笑眯眯地跟人们这么说道：“我在这种地方工作，是为了暂时隐藏身份。我被人盯上了。”“是你前夫吧。”“算是吧。”“那，这事儿不就没完没了了吗，你打算藏一辈子？”“等到某人被判死刑吧。我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么回事。”“你老公在监狱里？”“我不知道。”两人漫无边际地聊着。没过多久，有个小白脸跟这女人混熟了。这小哥不但长得帅气英俊，力气也很大，在这片地区很有威慑力。不久这女人就把一切都跟这小白脸说了。因为这女人觉得可以嫁给他。这女人就是宫子。“这么说，犯人是中井？”“对呀。当时都关店了还有醉汉闯进来闹事，我就下去了。那人不是醉汉，是中井。他说想留在这儿住一夜，我的屋子又不能给他住，我就让他在店里睡到天亮，然后没管他就爬上二楼了。我觉得很害怕，就赶紧撤了梯子，让他没法儿上阁楼。不出所料，中井杀了楼下那对夫妻，把钱偷走了。”“你没跟警察说吗？”“因为中井不让我说嘛。我好歹也给中井做了很多我能做的事。如今我对他也没什么喜欢不喜欢的了。虽说我没必要护着他，不过嘛，犯人是谁不都一样吗？”“可这是死刑啊？”“反正都死人了，谁被判死刑都没办法让人活过来呀。”“嘁！净说大话，你不也是共犯吗？”“别说得这么难听嘛。”“你说什么呀。那，慢性子阿弁的扳手怎么会握在中井手里？嗯？喂，不觉得很奇怪吗？得有人把扳手给他，才会发生这种事吧。”“那个是这样啦。慢性子阿弁喝到记不得事了，把扳手拿出来摆弄，我就抢走了他的扳手，搁在店里的桌子下面。我把这事儿给忘了。我没想到中井会过来，拿扳手杀了人。”“中井现在如何？”“我哪知道，那家伙忘恩负义。是我帮他从学校毕业的呢，我把我的东西都卖了给他，还当他女朋友。不过，回头想想，我并没有迷上中井呢。”“你把你的宝贝都给他了，肯定是迷上他了。”“才不是。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这么干而已。我呀，不在乎的。今后也是，只要我想，这种事，干多少次都行。我呀，没想过要报复中井那种人。”“你不想救慢性子阿弁吗？”“不想呢。话说，这世上不用那么认真的。要是什么都一板一眼，就该受不了啦。我呀，之前也隐隐约约想着，谁杀了楼下那对夫妻都无所谓。其实谁杀了谁都没关系。都是生意嘛。有杀人的生意，也有抓杀人犯的生意，如果是你抓错了人，不也只是换了个男人代替吗？要是按你这么说，啪啪[13]这生意哪还能做得下去呀。战争也是这么回事。因为大家都敷衍了事，所以社会才会这么圆满呀。喂，你要是觉得慢性子阿弁不该是犯人的话，你就不要来啪啪店玩了。”“我错啦。”“哈哈哈。”两人的对话在此基本告一段落了。想必慢性子阿弁早晚会被处死吧。[1]安纳塔汉岛女王事件，别名“安纳塔汉事件”“安纳塔汉岛事件”。“二战”期间安纳塔汉岛上有一群残留的日本人，这些人一直不相信日本已经投降，直到1951年才全部投降，岛上的32个男人和1个女人一起生活了6年。女人居于特殊地位，而男人为了女人相互残杀。——译者注[2]酒馆的名字。[3]这里特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从各殖民地被遣返回国的日本人。——译者注[4]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罪与罚》中的主人公。——译者注[5]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6]日本最后一个被处以斩首的女囚。——译者注[7]歌舞伎、讲谈中的人物，是个非常邪恶残酷的流氓医师。——译者注[8]江户时代的小说、讲谈、歌舞伎中的毒妇。——译者注[9]一种来自日本的武器兼捕具，也写作“实手”，外形为带钩的短棒，棒身多以30厘米到1米左右的钢、黄铜、锻银等金属或日本栗等坚硬木料所制造。也有文献表明十手原是中国的“铁尺”，是江户时期传到日本的，但日本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出现了使用十手的武术。——译者注[10]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不理会既存道德观念、任由本能驱使地使用暴力、进行满足自己欲求的活动的日本不良青少年族群。——译者注[11]在冬季最严寒的30天里每天去寺庙里参拜祈愿。——译者注[12]日本1958年3月之前公认的卖春地区。在警方的地图上该地域用红线表示，因此称“赤线”。非公认的卖春地区俗称“青线”（即蓝线）。——译者注[13]日本在“二战”后处于混乱期时，在街头私自卖淫的私娼，主要面向在日的美军将领。“啪啪”一词有多种说法，一说是招妓时需“啪啪”拍手，故名为“啪啪”。——译者注堕落论才半年世道就变了。“鄙人愿以身作盾，为天皇出征抗敌。奋不顾身，为天皇而死。”年少的生命随花散落，幸存下来的就成了黑市商人。“不愿长命百岁，愿同你立下誓言，他日以身作盾为天皇赴死。”用坚强的心境送别男人的女人们才半年就已经习惯了每日像例行公事一般叩拜夫君的牌位。不久后，一个新的面容就会住进她们心里。不是人变了，人本来就是这种生物，变的只是世道的皮相而已。过去，幕府没有留四十七义士[1]活命而非要判其死刑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瞎操心，担心他们活下去会苟活于世，不能让人污了他们难得的美名。现代法律不讲这种人情。然而人的心态中多半会残留这种倾向，人们有种普遍心态，就是让美好的事物唯美地告终。十几年前大矶某处还有一对想一辈子以处男处女的身份相爱而殉情的学生和少女，世人很同情他们，我自己也一样。几年前，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侄女在她二十一岁那年自杀了。当时我替她庆幸能趁着还美丽的时候死去。因为她表面看上去是个清秀的女孩子，有些时候却让我觉得不安，感觉她有可能会崩坏，一头栽到地狱里去，我感觉无法直视她那样的一生。这场战争期间，始终不允许文人写寡妇的爱情。多半是那帮军人政治家想让兵士遗孀下半辈子侍奉神明，不让文人挑逗她们，害她们堕落。军人们对恶行有着敏锐的理解力，他们不是不知道女人善变，而是太知道这一点了，所以才想出了这种禁令。自古人们都说日本的武人不懂妇女的心思，然而这看法过于浅显，他们想出的武士道这种极为刚硬的法则是一道用来防御人类弱点的壁垒，而这也是这种法则最大的意义。都说武士为了报仇，即使用尽一切手段哪怕去要饭都会追寻敌人的踪迹，然而真有这种忠臣孝子，能怀着复仇的满腔热情把敌人追逼到走投无路吗？他们只知道报仇这条规矩，以及这条规矩所规定的名誉，日本国民自古就最不会去憎恶别人，即便憎恶也不会持久，他们很乐观，真心认为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与昨天的敌人妥协或是肝胆相照都是常有的事。因为是敌人，才能更肝胆相照，他们会突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天亮时分禁军寡不敌众，崔胤死于乱军之中。攻下崔宅后，朱友谅趁胜领兵攻打京兆府，又杀死郑元规及陈班等数十名朝官。此时，皇帝李晔几次重新组建的禁军再次被打散，其雄心壮志也随之化为泡影。崔胤死后，继任者裴枢、独孤损都是朱全忠的党羽，朱全忠担心李茂贞再次再度劫持皇帝李晔，便想将李晔迁往洛阳，于是让东都留守张全义开始修缮宫室。天佑元年（904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吞并淄青地区后，移兵屯驻河东。二十一日派牙将寇彦卿奉表入京，声称邠、岐兵马已经进逼京城长安，为了保护皇帝陛下的安全，请李晔急速迁往洛阳避难。次日，在朱全忠的授意下，汴州士兵强迫京城百姓迁到洛阳，而长安百姓则不愿意远离故土，一路上哭号不止，全都破口大骂崔胤勾结朱全忠倾覆国家，老幼妇孺相扶东行，一个多月里路上行人不断。正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晔在汴州士兵的催促下自长安启程。朱全忠让部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拆毁长安宫室、百官衙署以及民居，将拆下的木料浮在渭河上顺流东下运到洛阳修建新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长安宫城被拆毁，长安成为一座废墟，而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此开始东移。二月二日，皇帝李晔一行人来到华州，百姓们夹道欢迎，山呼万岁。李晔见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可是自己受制于人让他感觉形同傀儡。“不要再喊万岁了，我已经不再是你们的天子了！”此刻李晔终于说出了其内心最想说的话，这既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感受，更是一种抗议。当晚李晔住在华州兴德宫，再想到国破山河碎，自己犹如木偶一般被人牵线而行，即情吟出了一首《思帝乡》：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况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在华州停留八天后，李晔一行人于二月十日继续东进，因洛阳宫室尚未完工，李晔只得暂时滞留陕州。朱全忠亲自到陕州朝见李晔，在朱全忠的要挟下，李晔被迫将禁军兵权全部交给了朱全忠，任命他兼任左、右神策军及六军诸卫事。朱全忠为了尽早将皇帝李晔迁到东都洛阳，决定重回洛阳督促修缮宫室事宜。临行前李晔大宴群臣，酒席散后他将朱全忠和韩建留下来继续饮酒，当时何皇后出来亲自手捧玉盅向朱全忠敬酒。此时晋国夫人可澄在皇帝李晔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恰被韩建看到，韩建当即暗中踩了朱全忠一脚，朱全忠心领神会，以为酒中有毒，不敢继续饮宴，于是佯装喝醉辞别。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朱全忠对皇帝李晔动了杀机。四月十六日，洛阳宫室修缮完毕，朱全忠奏请皇帝李晔尽快从陕州启程，而皇帝李晔则不愿意动身，打算拖延时间，向王建、李克用、杨行密等藩镇求救，只盼望勤王之师早日到来。不过朱全忠催促李晔启程的表章一封接着一封送到李晔面前，此时司天监出面为皇帝李晔解围，奏称夜观天象，发现星象出现明显变化，现在不利于皇帝陛下出行。朱全忠根本不理会司天监的话，继续催促李晔赶快启程。李晔又派宫女告诉朱全忠说皇后刚刚生完孩子，不能经历颠沛流离，等到十月份之后再前往洛阳。李晔的再三推脱，让朱全忠十分愤怒，他明白李晔这是在等待勤王之师的到来，于是召来牙将寇彦卿，命令他带领五千士卒赶快到陕州，即日催促皇帝李晔动身。李晔见朱全忠开始以武力相逼，只得起身迁往洛阳，而朱全忠则亲自到新安迎接，为了让皇帝李晔在进入洛阳之前失去全部的羽翼，朱全忠让御医许昭远诬告医官使阎佑之、司天监王墀、内都知韦周、晋国夫人可澄等人联手谋害朱全忠本人，借机将这些人全部处死。等到李晔行至谷水时，朱全忠又将跟随皇帝李晔同行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共计二百余人全部缢杀，又亲自挑选了二百多个与之相仿者随行护卫。皇帝李晔最初还没感觉到身边已经换了内园侍儿，等到几个月后才发现，自此之后李晔的随侍人员也全部是朱全忠的人了。李晔到达洛阳后，朱全忠开始更换禁苑的人员，让其心腹蒋玄晖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使，王殷担任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张廷范为金吾将军、充街使，韦震为河南尹兼六军诸卫副使，朱友恭为左龙武将军，氏叔琮为右龙武统军。五月二日，皇帝李晔在崇勋殿宴请朱全忠及文武百官，酒宴过后李晔让朱全忠到自己的内殿继续饮宴，朱全忠担心李晔有诈，于是找个理由离开洛阳返回了大梁。皇帝李晔见朱全忠离开了自己，于是加急向李克用等人求救。六月，李茂贞、王建、李继徽发布檄文联合讨伐朱全忠，朱全忠利用强大的兵力优势，派镇国节度使朱友裕为行营都统，领兵将勤王之师击溃。此时李茂贞、李克用、刘仁恭、王建、杨行密、赵匡凝等人书信往来，皆以兴复大唐为目标。朱全忠得知消息后想要领兵西征，又担心素有英气的李晔在洛阳发动变乱，于是准备立一幼主，开始图谋弑杀皇帝李晔。为此朱全忠命令部将李振到洛阳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合办此事。八月十一日夜晚，皇帝李晔正在何皇后居住的椒殿休息，蒋玄晖带着龙武牙将史太等一百多人急扣宫门，说军前有急事要奏明皇帝陛下，想要进宫面圣。夫人裴贞一前去开门，见门外士兵人头晃动，忙问为什么带这么多士兵来，没等裴贞一说完，史太挥刀将其首级砍下，直闯宫中而去。当时皇帝李晔因为连日来心绪不佳天天饮酒，此时因为喝醉正在龙床上休息，听说有汴州士兵闯进宫殿，急忙穿衣起身躲避。可是偌大的宫殿竟没有藏身之地，只得绕着柱子躲避史太等人，最终史太将其追上，一刀将李晔杀害在椒殿之内。李晔，一个聪明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充分了解阻碍恢复唐朝力量和权威的形势，并发誓自己要复兴王朝。但是唐朝已经积弱难返，他回天无力，最终死于朱全忠之手，让人为之叹息。李晔出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家庭，干了一份不该干的工作（做皇帝），如果是太平年月，李晔或许会是个很好的守成之主，但在唐末动乱的局势下，他纵然有李世民的文韬武略恐怕也是无济于事。李晔虽然已死，但大唐的历史还没有结束。不过距离其灭亡，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第十二章走向灭亡傀儡皇帝随着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朱全忠的政治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理，因此不惜兴师动众，出兵凤翔将皇帝李晔从李茂贞手中夺过来。然而无赖出身的朱全忠并不满足仅仅是“垂帘听政”，在看到唐廷衰微之后，他的目标是要面南而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接受文武君臣的膜拜。朱全忠知道皇帝李晔经历一系列挫折后，虽然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就此将皇位拱手相让，因此将其杀害，在皇子中找一个过渡性的人物。经过慎重的挑选，终于在诸皇子中选定了一个傀儡皇帝的候选人。事实上，皇帝李晔自凤翔返回京城长安后，为了讨好朱全忠，任命他为诸道兵马副元帅，而按照惯例兵马元帅之职一般都由太子担当，因此任命兵马元帅实际上就是指定皇位继承人。皇帝李晔一共有十七个儿子，大多年幼无知，只有德王李裕有所作为。前边我们说过乾宁四年（897年）李裕被立为皇太子，因为刘季述反叛，将其立为皇帝，李晔成功复位后，将太子李裕贬为濮王，但依旧对其十分宠爱，便想让他出任兵马元帅之职。可是朱全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选中了年纪幼小的辉王李祚，而自己又不愿意出面过分干涉，于是便让崔胤承办此事。崔胤在皇帝李晔面前极力反对由濮王李裕担任兵马元帅，皇帝李晔知道这是朱全忠的意思，因为惧怕朱全忠，于是在天复三年（903年）二月，下诏任命辉王李祚为诸道兵马元帅。李祚是皇帝李晔的第九子，与濮王李裕同为何皇后所生，被任命为兵马元帅时只有十一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在担任兵马元帅的两年后，皇帝李晔被朱全忠杀害。朱全忠让蒋玄晖矫宣遗诏，指定李祚为皇太子，并改名李柷。虽然当时皇位继承人已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朱全忠的安排，所以心中依旧感到无所依托，恐惧和忧伤时刻笼罩在皇宫内外。悲伤的人们摄于朱全忠的权势，不敢过分地表现痛苦之色，只能是暗自叹息。就在蒋玄晖宣布遗诏的当天下午，朱全忠又以皇太后的名义，让太子李柷于皇帝李晔的灵柩前即位，于是李柷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就这样在痛失生父后，被仇人扶上了皇帝宝座。朱全忠一手策划了杀害皇帝李晔的全过程，事后作为对劳苦功高的史太的奖赏，将其任命为棣州刺史。为了掩人耳目，蒋玄晖在士兵退出皇宫后，到处宣扬夜里皇帝李晔与昭仪李渐荣玩赌博游戏，是李昭仪将皇帝灌醉趁机将其杀害，企图将弑杀皇帝的罪名推到宫人身上，进而掩盖他们的罪行。不过虽然弥天大谎已经撒下，但参加弑杀皇帝李晔行动的有将近百十人，要守住这个秘密又谈何容易。而且参加弑杀皇帝李晔的一些龙武军官兵被裴贞一等人对皇帝李晔的忠心，以及她们遇事不慌张、英勇无畏的精神所感动，更加憎恨朱全忠的为人。这些人拿着朱全忠的赏钱，到酒楼里去宣泄个人心中的愤恨，并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添枝加叶的广为传播。一时间洛阳城内沸沸扬扬，都知道皇帝李晔并非死于宫人之手，而是死于朱全忠之手，而且随着风言风语日渐增多，人们的议论也传进了朱全忠的耳朵里。他对秘密泄露得如此之快感到十分惊讶，进而愤恨朱友恭等人办事不力，对部下掌控不严。由于秘密泄露，朱全忠一时间也被搞得六神无主，但是他毕竟老奸巨猾，在逐渐稳定情绪后，他采取了弃车保帅之法，将所有的罪过全都推到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身上，谎称自己不知道弑杀皇帝李晔之事，而且假装痛苦着怒斥朱、氏二人背着自己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然后立刻从河赶到东都洛阳，伏在皇帝李晔的梓宫上痛哭流涕。朱全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为自己开脱罪责，在皇帝李晔的梓宫前表演完毕后，他又跑到皇宫面见小皇帝李柷，声称先帝之死与自己无关，并假惺惺地请求查找真正的凶手。事实上朱全忠也明白，自己虽然卖力表演，但任何人都不是白痴，他这样做并不能减少朝廷上下对他的怨恨。所以为了缓解人们对他的怨恨，朱全忠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决定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不过朱、氏二人毕竟为自己立下大功一件，如果以弑杀先帝的罪名除掉二人，今后恐怕不会再有人为其卖命，恰巧此时有人告发护驾军士在大街上抢米，这让朱全忠立即找到了借口。当时朱全忠利用抢米这件事大做文章，立即向小皇帝李柷上疏，说朱友恭、氏叔琮治军无方，不能安抚民众，以致出现侵扰市肆现象，请求将朱友恭贬为崖州司户，恢复其李彦威的本名；贬氏叔琮为白州司户。对于李柷而言，朱全忠的话就是圣旨，于是他立即批准了朱全忠请求，当即下诏外贬朱友恭和氏叔琮二人，而且李柷似乎还颇能洞悉朱全忠的内心，在诏书的最后没有忘记加上“仍令所在赐自尽”一句话，算是说出了朱全忠想说而又无法说出口的话。事实上朱全忠之所以如此在意人们对于弑杀先帝李晔的评价，进而被迫除掉朱友恭和氏叔琮，是由于他感到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清醒地认识到阻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朝中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以及诸王宗室；二是地方的藩镇势力。因此朱全忠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在朝廷中清除异己；另一方面对与自己为敌的藩镇诉诸武力镇压。天佑二年（905年）二月，朱全忠首先对宗室诸王大开杀戒，他命令蒋玄晖邀请先帝李晔之子濮王李裕、棣王李祤、虔王李禊、沂州李禋、遂王李祎、祁王李祺、雅王李禛、琼王李祥、景王李祕在洛苑的九曲池旁摆下筵席，将诸王灌醉后用绳子勒死，并将尸体扔到九曲池里，在杀掉李晔的九个儿子后，他便将毒手伸向了朝中大臣。朱全忠要杀朝臣，除了因为他们忠于皇帝不能为己所用，是自己篡位的绊脚石之外，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朱全忠是行伍出身。虽然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藩镇，但是自中唐以来，社会时尚重文轻武，文士从不把武将放在眼中，朱全忠对此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文人也是恨之入骨。据说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炎热，朱全忠和幕僚们及游客在柳树下乘凉闲谈，几个游客正在高谈阔论，朱全忠当时觉得无聊，忽然站起身来指着柳树说道：“这种树木适合做车毂。”人们忽然闻听此言，全都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不知道朱全忠为何说出如此不着边际的话语。此时有几个游客为了讨好朱全忠，也跟着站起身来，随声附和说适合做车毂，没想到朱全忠顿时勃然大怒，厉声斥责说：“书生就是喜欢阿谀奉承，顺口搭音，车毂需用夹榆才行，柳木怎么能够做车毂呢？”随即命令左右侍卫将随声附和的几个游客杀掉，从中可见他对文士的蔑视和憎恨。为了扭转当时重文轻武的风气，四月五日，朱全忠让小皇帝李柷发布赦文。朱全忠在赦文中通过论述文武皆重要的道理，想发泄一些对文臣的不满情绪，同时也想以此使文臣们尊敬自己。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事却事与愿违，没过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更为不快的事情，而这件事也直接导致了朱全忠下定决心对朝臣大开杀戒。白马驿之祸和王的师傅张廷范是艺人出身，精通音律，后来趋炎附势投靠了朱全忠，为其进行歌舞演奏，深得朱全忠的宠爱。当时张廷范想担任太常卿，便请求朱全忠推荐自己，朱全忠认为自己办这件事情易如反掌，便让幕僚带着张廷范入朝请求皇帝的任命，没想到却遭到了宰相裴枢的反对。裴枢给出的理由是张廷范是有功之臣，已经得宠于藩镇，何必再仰仗朝廷乐官的职位以示荣耀，张廷范想当太常卿恐怕不是朱全忠的意思。当时朱全忠的幕僚费尽口舌，可是裴枢就是不答应，张廷范只好悻悻而归。朱全忠见宰相都不给自己面子，顿时心起杀机，他对手下人说自己本来认为裴枢志向高远，不入朝廷俗气沾染，现在看起来不过是装成一副清高态势，因此他决心除掉这些顽固不化的大臣，而此时朝廷内出现的宰相不和的局面，恰好为朱全忠提供了机会。当时朝中共有四位宰相，除了裴枢之外，还有崔远、独孤损和柳璨。柳璨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隐居山林之间。光化年间一举中第，因为对汉史尤为精通，被时人称之为“柳箧子”。皇帝李晔因为爱才如命，想找一个有文才的人，于是有人就将柳璨推荐给了皇帝李晔，李晔立即召见柳璨，经过面试，李晔对其十分满意，很快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崔胤死后，皇帝李晔想让柳璨出任宰相，便征求诸位学士的意见。承旨张文蔚认为选贤任能不必拘于等级限制，不过按照惯例不宜立即提拔柳璨当宰相。于是皇帝李晔就首先提升柳璨为谏议大夫同平章事，但即使是这样也已经是高规格的越级提拔了。出身寒微的柳璨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因此出身高贵的裴枢、独孤损和崔远，对于一下子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柳璨十分排斥，言谈中经常流露出对柳璨的鄙夷之情，而柳璨也对他们也是怀恨在心。皇帝李晔到达洛阳后，因为内官都是朱全忠的心腹，因此柳璨就极力和他们交好，想攀上朱全忠这棵大树，进而达到对抗裴枢等人的目的。当时柳璨已经察觉出朱全忠可能要做出不利于朝官的事情，便趁机在朱全忠面前说了裴枢等人的很多坏话，因此天佑二年（905年）三月，裴枢、独孤损和崔远被同时罢相。五月七日天空中又有彗星出现，占卜者向朱全忠进言，认为君臣即将大祸临头，必须杀一批人才能消解此难，柳璨趁机写出裴枢等三十多个与己不和者的名字，请求朱全忠立即诛杀。对于一下子诛杀如此多的朝臣，朱全忠一时间也是难以下定决心。不过，部将李振趁机向朱全忠进言，认为朝廷纲纪之所以败坏，全都是因为这些文官表里不一，而且朱全忠是想要成就大事的人，这些文官未来肯定会充当绊脚石，不如趁现在一举除掉。朱全忠最终采纳了李振的建议，首先于五月十五日利用皇帝李柷的名义下诏贬独

废，居然敢站出来说话，不是自取其辱吗？荀瑶想到段规那矮小的个子和敢怒不敢言的脸，不禁又是一阵大笑。他完全没有想到，数年之后，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段规，在关键时刻轻轻地推了一把，便将智氏家族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公元前455年，荀瑶又出新招，通过晋哀公——或者是晋懿公，或者是晋敬公，管他呢——向三大家族发出倡议：晋国称霸中原近两百年，现在遭到齐国和越国的挑战，霸主地位即将不保。为了复兴晋国，重振雄风，必须匡扶公室。现在智伯愿意带头捐献一万户土地给寡人，请各位斟酌办理。三家收到通知，都心知肚明，什么捐给公室，那还不是统统落入荀瑶袋中？韩虎不想给，倒是段规劝他给，而且不打折扣，给足一万户。他对韩虎说：“荀瑶生性残暴，贪得无厌。您如果不给，他必定兴师来讨伐，咱们挡得住么？不如给了他，他就会再向别人索取，别人不同意，他就会去攻打别人，则韩氏可以免遭祸患，静观待变。”韩虎于是乖乖交出了一万户土地。魏驹也不想给，想给才怪！但是他的家相任章也劝他：“荀瑶巧取豪夺，令众卿都感到心寒。如果我们给他土地，他一定会更加骄横，咱们这几家则因为害怕而团结。一旦战争打起来，他双拳难敌四手，必定灭亡。”于是魏驹也答应了。段规和任章的见识，无非是明哲保身，将祸水引向别人，期望有人来当出头鸟，好让韩氏和魏氏从中渔利。但问题是，如果谁都不出头呢？那一万户岂不是白白给了？而且这种事情有一就有二，下一次荀瑶再要三万户、五万户甚至十万户呢，你给不给？韩虎和魏驹都把目光投向了赵无恤，暗自祈祷他千万不要像自己那样没出息。无恤果然不负众望。荀瑶向他索要的土地中，包括蔺地（今山西省吕梁）和皋狼（今山西省寿阳）。蔺地便也罢了，皋狼是赵氏兴起之地，有赵氏的宗庙在那里，怎么可以予人？无恤断然拒绝了荀瑶的要求。这也是荀瑶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没想着给无恤留后路，否则也不会指定要无恤交出皋狼。九年前，他没能用酒壶砸死无恤，一直引以为憾，现在终于有了实现夙愿的机会。他马上以晋哀公的名义下令讨伐赵氏，同时命令韩、魏两家出兵。于是有了本书开头的一幕。晋阳消耗战虽然无恤早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三家联军，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他将家臣召集起来，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意见。大伙儿七嘴八舌，有的说要退守代地，有的说最好向齐国借兵，还有的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如同意智伯的要求。只有一个人一直沉默不语，等到大伙都说累了，他才站起来对无恤说：我认为应该火速退往晋阳，凭借晋阳的城墙抵挡智伯一到两年。这个人名叫张孟谈，时任赵氏家相。在《史记》中，张孟谈被记载为张孟同，那是因为司马迁穷讲究，为避他父亲司马谈的讳而改的。无恤马上问了张孟谈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认为晋阳能够抵挡智伯一到两年？第二，两年之后怎么办？张孟谈回答：晋阳是当年先主命董安于修建的。董安于才能出众，晋阳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的官员都依着他的办法管理，那里城墙坚固，钱粮充足，战备齐全，我说守一两年是保守，实际上能撑个三五年也未可知。至于两年之后的事，您也知道韩、魏两家和智伯并不齐心，只是迫于压力才跟着他来对付咱们。只要咱们能够抵挡两年，他们内部必定出现分裂，那咱们就有机会反击了。无恤采纳了张孟谈的建议，于是命令集结家臣和族兵，开赴晋阳。到了晋阳之后，无恤巡视一圈，回来就大骂张孟谈：“好你个大骗子，说什么晋阳钱粮充足，战备齐全，全是扯淡！我去看了，粮仓分明是空的，府库里也没有钱，城墙倒是修得又高又厚，但是已经年久失修。你说，我拿什么抵挡三家大军，拿你的脑袋吗？”张孟谈还是不慌不忙，等无恤把脾气发完了，才说道：“下臣听说，圣人治理国家，藏富于民，不藏于府库；致力于道德教化，不关注城墙有没有修缮。”“狗屁！”无恤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圣人，说什么道德，迂腐！”张孟谈说：“请您现在就下一道命令，令城中百姓自留三年吃用，其余的钱粮一律送到您的仓库里来，并募集志愿者修缮城墙。”“好，我给你三天时间，把仓库装满；给你十天时间，把城墙修好。做不到的话，把你的脑袋砍下来！”无恤说完，气冲冲地走了。第二天早上，无恤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来到粮仓视察，眼前的景象让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十几个巨大的粮囷（qūn）已经被堆得满满当当，而送粮的百姓还在排着长队，等着把粮食送进来。再跑到府库去看，钱也多得装不下了；武库里堆满了武器盔甲，排列到了衙门口。五天之后，城墙也修补完毕，各类守城器械修整一新，守城将士精神焕发，接受了无恤的检阅。无恤又高兴又惭愧，将张孟谈召来，大大地表扬了一番。张孟谈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先主早有远见。董安于去世后，先主派尹铎管理晋阳，尹铎问先主，您是想要我去抽取赋税呢，还是为了将晋阳变成赵氏的保障？先主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要成为赵氏的保障。所以自尹铎以来，晋阳的历任官吏都遵照先主的指示，减少赋税，发展民生。晋阳的百姓过的日子，比天下任何一个地方的都好。现在到了危难时刻，他们岂能不全力帮助您？”无恤听了，心头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赶紧擦了擦眼角，对张孟谈说：“城墙修好了，钱粮也充足了，可是要抵御智伯的进攻，咱们还缺少足够的箭矢，怎么办？”张孟谈说：“这个不难。当年董安于修建晋阳城，早就留了一手。官署的垣墙都用上好的牡荆木加固，柱子的基座都用铜水铸成。您只要命人拆毁宫署，抽出垣墙里的木料，熔化柱子的基座，就可以得到大量的造箭材料。”不消说，赵鞅的藏富于民和董安于的未雨绸缪为赵无恤对抗荀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455年六月，智、魏、韩三家联军将晋阳围了个严严实实，日夜攻打。然而三个月过去，晋阳城巍然不动。眼看攻城士兵的尸体在城下堆成了小山，荀瑶不得不改变策略，暂缓进攻。虽然初战不利，荀瑶仍然觉得胜券在握。他有的是时间，赵鞅给儿子留下的粮食再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为了稳住韩虎和魏驹这两个并不可靠的盟友，荀瑶向他们保证，一旦攻下晋阳，就将赵氏的领地平均分成三份，每家各得一份。荀瑶的承诺很诱人，但是韩、魏二人对荀瑶的翻云覆雨心有余悸。当初瓜分中行氏和范氏的土地，不也是说得挺好的吗？可到头来智氏占了大便宜不说，还巧立名目，从韩、魏两家各掠夺了一万户。这一次他会不会故伎重施，谁心里也没谱。战争如棋局，胜负的关键在于找到棋眼。对于智、赵两家的这场生死博弈而言，棋眼就是韩虎和魏驹。这一点，张孟谈看清楚了，荀瑶在某种程度上也看清楚了，但是他没花更多力气去做韩、魏二人的工作。有一天，有人到智军大营求见荀瑶。荀瑶一看到这个人，脸便黑了，冷冷地说：“您不是已经改了族谱，不认咱们智氏了吗？为什么还要来找我？是不是看到我即将攻下晋阳，又想回归智氏呢？”这个人就是智果，现在应该叫他辅果。辅果没有理会荀瑶的冷嘲热讽，说：“晋阳能不能攻克，还是个未知数。我来是为了提醒你，稳住韩、魏二人是这场战争获胜的关键，如果你暗地里买通段规和任章，许诺攻下晋阳后，给他们两个各封一万户土地，可以确保韩、魏二氏不变心。”辅果把话说完，便转身离去了。他没有幻想从荀瑶这里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出于对智氏宗亲的感情，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给荀瑶一点提示，仅此而已。然而荀瑶对这个建议无动于衷。他掰着指头算了一下大账：攻克晋阳后三家平分赵地，现在又要拿出两万户来打赏韩、魏两家的家臣，他岂不是拿得比他们还少？不划算，巨不划算。韩、魏反水，三家灭智晋阳城被围困了一年多，直到公元前453年春天仍然屹立不倒。荀瑶终于失去耐心，他想出了一个缺德的办法，趁着春水高涨，命令士兵挖开晋水的堤坝，引晋水淹灌晋阳城。这一招立刻见到了效果。董安于修建晋阳城的时候，考虑到了各种最坏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有人会利用晋水来进攻。大水将晋阳城变成了一片泽国，露出水面的城墙不过三四尺高。再多的积蓄，再好的防备，在大水的冲击下顷刻化为乌有。城中的百姓只能吊起锅来做饭，从水中抢救出来的少许粮食很快被吃光，不久便出现了易子而食的悲剧。面对这一切，连张孟谈都无法淡定了。管仲曾经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晋阳城被围的一年多日子里，家臣们对无恤的态度一直是毕恭毕敬，主从分明。然而随着存粮越来越少，饿肚子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尊重就变得脆弱了。有的人见到无恤经过也不行礼，只是象征性地抬抬眼皮；有的人跟无恤一起吃饭的时候故意弄出很大声响，示意碗里其实没有多少麦糊糊，而且很多天没吃过肉了。只有一个名叫高共的人，仍然镇定自若地谨守君臣之礼，没有因为肚皮越来越瘪而产生丝毫怠慢。无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一天特意走到高共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轻声说：“谢谢你。”高共将头深深低下去，不让无恤看到他在流泪。无恤长叹了一声，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你什么都不用说。这一切，很快就要结束了吧。过不了几天，大家就会饿得爬不起来了，智伯只要用一袋馒头就能够收买我身边所有的人。那时候，请你不要做傻事，好好活下去，智伯其实也是个很不错的主人。”说完这句话，无恤抬起头，远远地遥望城外的智军大营，仿佛看到了荀瑶在那里得意地大笑。荀瑶确实是在大笑，而且笑得忘乎所以。有一天，他和魏驹、韩虎同坐一辆车视察敌情。看着在大水中飘摇的晋阳城，荀瑶得意地说：“原来我不知道水可以灭掉一个国家，现在我知道了。晋水可以淹没晋阳，那汾水就可以淹没平阳，绛水也可以淹没安邑吧！”荀瑶说完，又是一阵大笑。平阳是韩虎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平阳境内。安邑则是魏驹的居城，在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境内。韩、魏二人听了，心惊肉跳。魏驹暗暗用手肘顶了一下韩虎，韩虎则用脚踩了一下魏驹的鞋子，两个人都心照不宣。荀瑶为什么要说那样一句显然会得罪韩虎和魏驹的话？只有一个解释：他太狂妄了，狂妄到失去基本的智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把韩、魏二人当作自己的盟友，说那句话就是为了敲山震虎，意思是：你们两个要老实点，否则就会步赵无恤的后尘，到那时平阳和安邑也保不住你们！事实证明，笑得太早的人，总是笑不到最后。就在那天晚上，晋阳城中，赵无恤和张孟谈进行了一次谈话。无恤说：“粮食吃光，财力用尽，家臣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恐怕是坚守不住了。我想举城投降，你看我向哪一家投降比较靠谱？”张孟谈说：“现在还不到绝望的时候，您让我出城去和韩、魏两家谈谈。”无恤说：“早找他们或许还有希望，现在大势已去，智伯胜券在握，只怕他们根本不肯见你。”张孟谈说：“我可以先去找段规，只要段规肯见我，我就能见到韩虎和魏驹。”张孟谈抱着一根木头，漂过洪水，偷偷溜出晋阳城，来到韩虎军中，顺利地见到了段规。他对段规说：“时间紧急，我不跟你长篇大论。赵、魏、韩三家唇齿相依，如果赵氏灭亡，下一步就会轮到韩氏和魏氏，这是迟早的问题，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段规马上将张孟谈引见给了韩虎，又通过任章让他见到了魏驹。不用张孟谈做太多的思想工作，韩虎和魏驹很快同意倒戈一击，与赵无恤联手对付荀瑶。但是韩虎仍然有顾虑：“如果这件事被智伯发觉，我们就危险了。”张孟谈说：“请您放心，话从你们二位口里说出来而传到我耳中，只有在场的五个人知道，绝对不会传到智伯那里。”他代表赵无恤和韩、魏两家举行了简单的盟誓之后，连夜赶回晋阳，将好消息告诉了无恤。事实上，韩虎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第二天一早，韩虎和魏驹出入荀瑶的中军大营，被智氏家臣郤疵（xīcī）撞见。郤疵进到营帐中便对荀瑶说：“韩氏和魏氏必定会背叛。”荀瑶不信，说：“你怎么知道？”郤疵说：“我们围城近两年，现在就快到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但我从韩虎、魏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喜气，反而心事重重，由此断定他们必反。”但是荀瑶将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拒之门外，而且做了一件很傻的事。他将韩、魏二人找来，开玩笑似的问他们：“郤疵说你们要背叛我，有这回事吗？”韩虎和魏驹当然不认账，反过来造谣说：“这是郤疵的阴谋，他肯定收了赵无恤的好处，要离间我们三家的关系。”荀瑶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韩虎和魏驹出去后，又遇到郤疵。郤疵进去便对荀瑶说：“您为什么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俩？”荀瑶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的？”郤疵说：“我见他们神情怪异，看见我就迅速开溜，如果不是您告诉了他们什么事，怎么会那样？”当天夜里，郤疵便离开大营，投奔齐国去了。遗憾的是，荀瑶仍然没有醒悟。智氏的丧钟已经敲响。三月初八晚上，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魏驹和韩虎带着手下摸黑来到晋水的堤坝，将荀瑶留在堤坝上的守军全部消灭，然后挥动镐锹，迅速改变堤坝缺口的方向。晋水奔腾，朝着智军大营涌去。等到荀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大营已经被洪水淹没，无数士兵和战马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只顾抱着木头各自逃命。他英明神武，机智聪敏，就是没有想到，大水可以淹没晋阳，可以淹没平阳和安邑，同样也能淹没他的大军。这个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武器不是河水，而是人心。洪水此消彼长。晋阳城的地面刚露出水面，赵无恤便率领军队冲出城门，从正面突击智军大营。这支曾经是晋国最强大的家族武装彻底崩溃了，荀瑶本人也成为赵军的俘虏，被送到无恤面前。无恤命人将他的头割下来，雕刻上漆，做成了一个人头酒樽。二十年前荀瑶拿酒壶砸向无恤，现在无恤用这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道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十年也不晚。无恤还向世人证明了辅果当年的决定有多英明，所有智氏族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同时在晋国全境设立关卡，追捕漏网之鱼，誓要将智氏家族斩草除根，赶尽杀绝。当然，辅果一家除外，因为他们早就不是智氏族人。急流勇退的智慧晋阳城再一次经受住了考验。赵氏家族也再一次浴火重生，而且变得比以前更强大。在瓜分掉智氏的领地后，赵氏占有的土地比韩、魏两家加起来还多，成为了晋国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要做的事，当然是论功行赏。张孟谈无疑是这次胜利的首要功臣。主张退守晋阳的是他，组织晋阳防务的是他，最危难的时刻冒着生命危险去与韩、魏两家谈判并促使他们倒戈一击的也是他。如果张孟谈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二，没人敢说自己第一。但是，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无恤将晋阳之战的首功授予了高共，张孟谈只能屈居第二。很多人连高共是谁都不太清楚，更不知道他在晋阳之战中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即便在后人看来，这位高共也不过是个跑龙套的角色，除了在这件事中出现过，便杳无音信，再无历史记录。他凭什么成为晋阳之战的第一功臣呢？一时之间，群情激愤，家臣们都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张孟谈本人也很想不通，他直接找到无恤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晋阳之难，高共出力最少，谁都可能受赏唯独他没资格受赏，为什么反而让他功居首位？”无恤说：“晋阳被淹的时候，只有高共自始至终对我毕恭毕敬，不失人臣之礼，维护了君臣大义，你觉得他难道不应该受重赏吗？”张孟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退下。他蓦然明白到，无恤并不是真的认为高共有功，而是在向臣下昭告，只有任何时候都对主子保持忠诚的人，才是久久久精品天堂无码中文字幕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璧，你却打我。一现在我告诉你，你要好好守卫你的国家，因为我这次回去，不是要偷你的玉璧，而是要盗取你的城池（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不过，楚国最终并没有背叛盟约。苏秦等纵横家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合纵，最终因为齐、魏两国的负约而崩溃（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主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六国不同心秦国破合纵合纵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之中有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从六国联盟的内部来看，首先，六国自身难以长期保持一致。一方面是因为六国关系复杂。既然六国都不是秦国的对手，六国就应该坚持合纵，联合抗秦；但是，六国是六个政治、经济集团，集团内部诸国之间联盟的基础是目标一致、利益一致。阻止秦国东扩是六国联合的目标，六国联合抵制被秦国吞并是六国联合的利益所在。另一方面，六国之间既有利益一致之处，也有利益不相合之处。因为，六国除了需要集体对抗秦国之外，各国之间还经常发生战争。这些利益不一致的地方正是六国的软肋。其中，只要有一至两国违犯纵约，其他国家就会立即停止履约，导致合纵全面瓦解。其次是六国利害不一。在六国之中，韩、赵、魏三国，与秦接壤，是秦国东扩的首要打击对象。燕、齐、楚三国，离秦国遥远，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较小，这种地缘政治决定了六国对合纵的态度有很大差异。燕、齐、楚三国在韩、赵、魏三国没有灭亡之前，较少受到秦国的直接威胁，因此，对合纵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常常会受秦国的威胁、利诱而坐山观虎斗。韩、赵、魏三国的地缘决定了它们是秦国首要的打击对象，秦国动辄兴兵讨伐。在强秦的高压之下，韩、赵、魏三国也极容易在合纵与连横之间摇摆不定。最后是六国强弱不同。六国之中，齐、楚两国地广国强，因此，齐、楚两国是秦国统一天下的主要对手；秦国对齐、楚两国的联盟最担心，也最下工夫去做“统战”工作。从联盟的外部因素来看，秦国不遗余力地瓦解合纵与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合纵失败的外因。六国合纵抗秦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放缓了，但是，当时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当然不愿意就此停止统一的步伐，它必然要想方设法破坏六国的合纵。连横就是秦国化解六国合纵的一剂良方。连横的代表人物是张仪。张仪破解合纵的方法是逐国游说，只要攻破一国即可攻破另一国。张仪就是用与苏秦一样逐国游说、各个击破的办法瓦解了六国的合纵。秦惠文君即位之时，六国兴起了一股称王之风。原来，在周代“王”是最高的称号，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但是，到了此时，周天子势力早已经败落，所以，大家纷纷称王，秦惠文君也改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主要精力用于打破六国的合纵，同时，他派司马错伐蜀，得到了蜀地这个天府之国。一个关中之地，一个蜀地，成为支撑秦国统一天下的两个根据地。秦惠文王在位的二十多年，秦国在崛起的征途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明显提速。所以，秦惠文王是秦国崛起之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秦惠文王之后继承王位的国君又是谁？他还能使秦国在这条崛起之路上走得更远吗？第8章昭王称霸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经过秦孝公变法和秦惠文王对六国合纵的严厉打击，秦国已经稳居“战国七雄”中的首强地位。秦惠文王死后，继位者为秦武王。秦武王虽然也颇有抱负，但继位三年就因好勇逞能而意外死亡，并且没有儿子。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人不止一个，在秦国宣太后与元老魏冉姐弟联手运作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赢稷就是秦国发展史上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面对东方六国不断变化的局势，秦昭襄王会采取什么策略呢？他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会有新的动作吗？秦惠文王死后继位的秦武王也是一位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君王，他曾经对他的丞相说：我想开一条只能容车子通过的路，到洛阳看看周王的都城，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虽然当时已近似傀儡，秦武王的这种愿望实际上不仅是想要称霸天下，而且也是想效仿周室做天子的表露。但是，他有一项爱好，也正是这项爱好，断送了他的性命。秦武王力气很大，特别喜欢举重。不过，秦武王当年举的不是今天的杠铃，而是鼎（三条腿的祭器）。所以，他到处搜寻天下的大力士，授予官职，再与这些大力士比赛举鼎。结果，在一次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时（据说这一次举的是周室的龙纹鼎），砸断了腿（举鼎绝膑），估计是准备活动不足，或者是缺乏教练的指导。这次受伤非常严重，秦武王不久即因伤痛去世。秦武王继位时就很年轻，当了三年国君就去世了，还没有儿子，这样，法定继承人缺位。而且，他是因伤突然死亡，来不及对继承人做出安排。一场争夺王位的斗争随即上演。姐弟联袂挺赢稷位高权重功震主秦武王死后谁能继位立即成为秦国宫廷中的一件大事，当时秦宫中有条件继承王位的人、无条件继承王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竞争。按照宗法制的原则，能继承秦王之位的只有秦武王的弟弟们，因此，后宫嫔妃中生儿子者都有条件争夺王位。后宫中没有儿子的嫔妃和朝中大臣们虽然没有条件继承王位，但是，有不少人希望自己能有拥立新王之功，于是也卷入了这场争斗。然而此时，秦国有资格、有能力决定这一问题的只有三个人。一是秦惠文王的王后，此时已经是王太后；二是秦武王的王后；还有一个人，虽然不是王室成员，但是，很有实力。他是谁呢？他叫魏冉。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代，魏冉已经在朝廷任官，而且是手握大权的人物（任职用事）。从表面上看，三个人都拥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叫三票制。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从来没有干预过政事，力量不足，因此，这两票只是个样子。而魏冉则不同，他是秦惠文王、秦武王的两朝元老，在朝中非常有势力。他这一票是三票中最为关键的一票。秦惠文王的王后、秦武王的王后在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上和魏冉的意见不一致，但是，魏冉有权，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一票搞定此事，强行立秦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一称赢侧）为秦昭襄王。此时，赢稷正在燕国当质子（做人质的公子）。在宣布赢稷被立为新秦王的继位人之后，赵武灵王为了与赢稷建立友好关系，派代相赵固前往燕国迎接赢稷，燕国也愿落个人情，便全力配合（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于是赢稷得以顺利回到秦国，并被立为秦王（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赢稷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的继位完全是魏冉敲定的。远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完全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能力，但是他的继位却为他的重孙嬴政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魏冉的决定引起秦武王其他弟弟与支持这些公子的大臣的不满。《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年，赢稷的弟弟庶长赢壮（秦二十级军功爵制，第十级左庶长到第十八级大庶长都是庶长）和一些大臣、诸侯及秦武王的其他弟弟密谋暴乱，被发现后，全部被杀（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秦惠文王的王后支持赢壮，赢壮被杀之后，她心情不好，郁郁寡欢而死（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秦武王的王后本来是魏国人，在拥立新王的斗争中也遭到失败，被迫回到了魏国（悼武王后出，归魏）。然而，她支持的到底是不是赢壮，史书没有记载。赢稷是在燕国做质子时被魏冉拥立的，此时，国内那么多秦武王的弟弟都没有被立为秦王，魏冉为什么非要立赢稷呢？这事其实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秦惠文王的殡妃“芈（mǐ，米）八子”。“八子”是秦国后宫嫔妃的一种官职。“芈八子”是楚国人，史称宣太后（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魏冉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而秦昭襄王赢稷是宣太后的儿子，这便是魏冉鼎力支持赢稷继位的根本原因。按常理说秦惠文王的王后最有决定权：她是秦武王所有弟弟的嫡母。但是，在秦武王死后确立继承人时，这位嫡母却失败了，因为她没有得到握有实权的魏冉的支持。由于昭襄王此时尚未成年，国家大事便由宣太后负责。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不是一位等闲之辈。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生活、工作两不误的著名太后。她与义渠戎王私通长达三十年之久，还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她最后又诱杀了义渠戎王，并趁义渠戎人没有任何戒备的情况下，迅速派兵彻底打败戎人，一下子让秦国扩建了三个郡（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作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从此，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如果秦国硬碰硬地对义渠用兵，代价一定非常大；而凭借宣太后诱杀情夫，秦国轻松地灭了义渠。赢稷继位时因为未成年，不能亲政，国政都由魏冉亲自掌握。三年后，赢稷举行了加冠礼，正式亲政。由于魏冉是秦昭襄王继承王位最坚定的拥立者，又是他的舅舅，所以，昭襄王亲政之后，魏冉仍然是秦国国政的执掌者。他在昭襄王一朝五次担任丞相，位高权重。魏冉协助秦昭襄王打击六国，立下不少功劳，被封为穰侯。宣太后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被封为华阳君（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昭襄王也有两个弟弟，坚决支持他，于是一个被封高陵君，一个被封径阳君。所以，昭襄王在位的前三十多年，他的两个舅舅、两个弟弟都握有重权。范叔奔秦倾九州远交近攻杜私门在魏冉和宣太后的运作之下，远在燕国做人质的赢稷顺利继位，三年后亲政。但是，秦昭襄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秦国虽然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秦国要想吞灭六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国的土地、人口、兵力都数倍于秦国。秦昭襄王怎么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他统一天下的使命呢？这件关系秦国统一天下的大政，最终亩一个人解决了，他制定了一个最符合秦国利益和现实的统一六国的总方针。这个人是谁？他为秦昭襄王定下了什么样的统一大计呢？这个人叫范雎（jū，居），魏国人，字叔。他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有一位国君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干一番事业，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最后，他只好回到魏国，打算为魏王服务，可是家境贫寒的范雎没有资金运作这事，只好在魏国中大夫须贾门下做了个随从。有一次，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他们在齐国逗留了几个月，没有获得什么成效。就在须贾进退两难的时候，作为随从的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一份重礼——十斤黄金以及牛肉美酒。原来齐襄王得知范雎很有口才，所以派专人给范雎送了礼。当然，齐襄王这份礼也不是白送的。那个年头，每个国家的国君都想得到人才，齐襄王送礼其实是想让范雎为齐国服务。范雎看到自己的主人都没有见到齐王，而齐王反倒给自己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意识到不能私自接受齐襄王的礼品，便一再推辞，不敢接受。但是，这事还是让须贾知道了。须贾得知后，大为恼火，他认为范雎一定是出卖了魏国的国家机密，因此才得到馈赠（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但是，这是在齐’国，他不便发泄，便让范雎收下牛肉美酒，把黄金退了回去。范雎一切照办，但是，一回到魏国，须贾便向魏国宰相报告了这件事。当时，魏国宰相是魏国公子魏齐。魏齐听后大怒，下令用板子、荆条死打范雎，打断了范雎的肋骨、牙齿（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范雎眼看自己要被活活打死，只好装死。魏齐以为范雎死了，就派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扔到厕所里，还让喝醉酒的宾客轮番往范雎身上撒尿，以此羞辱他，惩一儆百。其实，卷在席里的范雎还活着，他趁着无人，对看守说：您如果放了我，我日后必定会重谢您。看守动了心，想放走范雎，便向魏齐请示，把席子里的死人扔掉算了。刚好，魏齐喝得酩酊大醉，顺口答应说：行。范雎因此得以逃过一劫。魏齐酒醒后后悔把范雎当死人扔掉，又派人去搜寻范雎，结果死人竟然不见了。魏国人郑安平听说了这件事，找到范雎，带着他一起逃走，秘密隐居下来，还让范雎改名换姓，叫张禄。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派使者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寻找机会给王稽当了个差役，侍候王稽。王稽问他：魏国有没有贤士愿意跟我到秦国去（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回答说：我有一位老乡张禄先生，想与您畅谈一下天下大事。不过，他有仇人，不敢白天来。王稽说：那夜里你跟他一起来。晚上，郑安平带着张禄夜访主稽。还没说几句话，王稽就意识到张禄是个难得的奇才（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便对张禄说：我马上回国，请先生先在都城西南等我。范雎与王稽约好见面时间就匆匆离去。王稽到了城南，拉上范雎很快进入了秦国国境。王稽的车队走到湖县（今河南灵宝）时，远远望见有一队车马从西边奔驰而来。范雎问：那边过来的是谁？王稽答道：那是秦国国相穰侯去东边视察郡县。范雎一听是穰侯，便说：我听说穰侯独揽秦国大权，最讨厌六国的人士。如果见面，恐怕要受辱，我得在车里躲一躲（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不一会儿，穰侯到来，看见王稽，便停车询问说：关东的局势有什么变化？王稽答道：没什么变化。穰侯又问：大使先生不会带着说客来吧？这种人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连忙回答：臣下不敢。两人随即告别而去。范雎对王稽说：穰侯是个有智谋的人。刚才他怀疑车中藏着人，可是忘记搜查了。这事穰侯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后悔刚才没有搜查车子。于是，范雎跳下车一路狂奔，大约跑了十几里，穰侯果然派骑兵赶回来搜查车子，没发现人，这才作罢（范雎曰：吾闻攘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擦了一把额上的冷汗，和范雎一块进了咸阳。王稽向秦昭襄王报告了出使情况，趁机对他说：魏国有个张禄先生，是天下难得的贤士。他说，秦国现在处境非常危险，如果能采用他的方略便可使秦国转危为安。但这事只能面谈，不能书信转达（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所以我把他拉到秦国来了。此时，秦昭襄王已经即位三十六年了。这三十六年中，秦昭襄王武功赫赫，向南夺取了楚国的焉队郧（楚国都城，今湖北江陵）重镇，楚怀王也已经在秦国被囚禁而死；向东攻破了齐国。秦国还曾多次打败韩、赵、魏三国，使这三国处境危险（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使秦昭襄王讨厌那些说客，不相信那些说客，所以，他并不相信王稽的话。但是，秦昭襄王也没有赶走范雎，还让他留了下来，只是给的待遇很低，住很差的旅店，吃很差的饭。范雎此时别无选择，只好硬着头皮等下去。一年多以后，范雎终于等到了一次机会。这是一次什么样的机遇呢？原来，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打算跨越韩、魏两国去攻打齐国，以便扩大魏冉的封地陶（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知道这件事后，立即给秦昭襄王上了一封奏书。范雎究竟从穰侯的伐齐建议中看到了什么呢？范雎看到了穰侯谋取一己之利的私心。穰侯拥立秦昭襄王，这是他的第一大功；穰侯举荐名将白起，屡屡大败六国，更进一步地奠定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这是穰侯的第二大功。但是，穰侯在获得成功的同时，自己的私欲也在同步放大。穰侯的封地陶（今山东定陶）靠近齐国，因此他主张

子去看了一场电影。这一个月来伸夫总是板着面孔，但这是由于偷看咲子的内裤而自责，并非对她怀有怨恨，其实心里十分希望恢复先前那种年轻人式的爽朗交谈。那部电影描写的是大学生跟学画的年轻女子的浪漫爱情故事，其中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成为热门话题。伸夫着迷地望着那个场面想道：不过，如果自己跟咲子也那样做的话，鼻子压扁或许会像猪脸一样。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想象如此煞风景深感惊讶。观影结束两人去咖啡馆喝过茶后，咲子提议“走走吧”。从市中心到家有两公里以上距离，但因为咲子已经迈步前行，伸夫就默默地跟在她身后。时间已过九点钟，离开繁华街道之后来往行人骤然减少，只有深秋的晚风拂过宽阔的夜路。咲子继续着刚才在咖啡馆谈起的话题。“如果是伸夫君的话，会厌恶女人有那样的过去吗？”在电影中，那位漂亮的美术大学女生被曝曾为生活卖过身，男生因此而深受打击。“不过，那个女生是真心喜欢那个男生吧？先不说过去怎样，我觉得眼前的感情更加重要啊！”“你真的这样想？”咲子向伸夫确认，看到伸夫点头后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其实不是处女啊！”伸夫立刻停下脚步，而咲子却毫不在意地继续前行。“他因为工作常去我家，比我年龄大很多……”这本来是极为重要的坦白，但咲子的嗓音却意外的干脆。“你喜欢那个人吗？”“不，怎么会喜欢呢？”“为什么会跟不喜欢的人？”“可能是因为受到诱惑了吧……”伸夫脑海中浮现出咲子那罩衫领口露出的丰满。“不过我也不好，有点儿想反抗父母……”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种事情？难道是因为看到电影中接吻的场面而情绪高涨？或者只有两人走夜路促使她忆起过去的事情？伸夫搞不懂女人的心思，于是默不作声。“我也是为了离开那个人来札幌的！”咲子一吐为快似的说道。“……”“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啦？”两人径直走过漫长的围墙边，来到儿童公园密林前时咲子突然回过头来。“哎，吻我吧！”咲子闭眼站在伸夫面前，十米远处的路灯光线斜射过来，把她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路面上。伸夫在一瞬间想起了纯子，随即像受到秋风催促般吻了咲子的嘴唇。咲子立刻洩出压低的呻吟声，同时紧紧地拥抱伸夫。可是还没过一分钟，咲子就静静地离开了伸夫。“谢谢你……”咲子怎么会这样说？伸夫觉得没有理由让自己所亲吻的女子道谢，并继续跟咲子并肩前行。从接吻的地点到家用不了十分钟，两人不紧不慢地继续前行，进家后用平常的语调向出迎的母亲说“我们回来了”，然后分别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片刻，咲子就换上家居便服下楼来到客厅，表情中丝毫没有几分钟前接过吻的痕迹。此后又过了一个月，北国的短暂秋季就结束了。其间伸夫没跟咲子一起外出过，表面看去两人的状态毫无变化。或许如果伸夫主动邀约，情况就会有所转变。但是，伸夫现在害怕跟咲子发展得更深，而咲子也像是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如既往的开朗活泼。伸夫看到咲子一如既往便放了心，却也感到意犹未尽。十一月对于住在北国的居民来说是最为郁闷的季节。刚刚有过两三天秋高气爽的日子，紧接着就天降冷雨，还不时地飘起雪花。这种天气持续数日之后，就在人们已经作好迎接冬季的心理准备时，碧空如洗又令人留恋金秋。在人们以为冬季未到的瞬间，雪花再次打碎了他们的天真。每当冷森森的碧空与晦暗的雨夹雪交替出现时，伸夫心中就会产生动摇，逃往南国的念头愈加强烈。“如果现在不走的话，大雪天一到就来不及了。”伸夫在烦恼中告诫自己。不过，这种动摇和烦恼也只到十二月初为止。腊月过去一半，落雪已经冻结，伸夫的心绪从动摇转为放弃，不久便安定下来了。“雪这么大，南下的公路和铁路肯定都已经被阻断。从现在起到融雪季节来临只能死等了。”他这样说服自己，反倒得以平心静气了。伸夫受到咲子引诱就是在落雪成冰季节的某日下午。那天适逢休息日，父母外出参加亲戚的一周年忌日活动，家里只留下伸夫和咲子两人。在连续飘雪的日子里似乎会发生某种隐秘故事——伸夫心怀这种预感在自己房间里听广播时房门敲响，咲子出现了。“你在干什么呢？”咲子稀罕地穿了件紧身裙，上身是前襟敞开的宽松红毛衣。“上二楼去吧……”措手不及的伸夫还没反应，咲子不等答话就先自离开。她的背影充满了确信，认定伸夫当然会来。伸夫感到自己的欲望已被看穿而一时困惑不已，但立刻像被牵引似的跟了上去。与三个月前伸夫偷看咲子的内裤时相同，楼下无人寂静无声。虽说完全没有必要，可伸夫还是蹑手蹑脚地上楼并拨开了隔扇门，只见咲子背对门口站在窗边。“雪下得好大呀！”“啊……”伸夫发出沙哑嗓音点了点头，然后跟咲子并肩站在一起。咲子极为自然地把上身依偎过来，伸夫像要支撑咲子般把嘴唇贴了过去。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瞒着父母偷偷摸摸地跟咲子接吻——这种意念使伸夫的欲望逐渐高涨起来。在长吻间歇时，伸夫的裆间勃然怒张，从裤子外面也显而易见。伸夫慌忙撤身遮掩，咲子喃喃细语。“伸夫君，不必介意啦！”“……”“如果我可以的话，不必介意啦！”伸夫感到这声音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你等一下啊！”咲子说完迅速从壁柜里拉出被褥并铺在窗边。伸夫看得发呆，咲子就在他面前脱掉毛衣和裙子，身上只剩一件衬裙了。“来……”在大雪铺天盖地的午后昏暗房间里，咲子只穿内衣坐在被窝中，毫无戒备的身姿在伸夫眼里俨如圣洁的女神。伸夫一边想“就在这种地方”一边脱下衬衫、甩掉裤子。然后，伸夫像梦游患者般凑了过去。咲子伸开双臂迎接他，然后把他的那个东西引向自己的下体。伸夫已经完全失去了冷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在欲望的驱使下向前猛冲。不过，他在进入咲子下体的瞬间，大脑中掠过了一个念头——我将由此成为一个男子。这个过程与以前在书中读到的和想象的简短得多，令伸夫感到不够尽兴。这就是大人们执着追求的、美妙销魂令人憧憬的好事吗？自己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仅仅是这个吗？他在回顾那个过程时却意外地感到无聊乏味，似乎特别单纯而幼稚。不过，在交合之后，咲子的嗓音变得比以往任何声音都无限甜美和温柔。“冷吗？”因为过于激动，伸夫躺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咲子为他肩头盖上一条毛毯，随即披散着头发凑到伸夫面前。伸夫的视线越过咲子的黑发望着飘飘洒洒的雪花，再次想到自己现在已经成为一名男子了。自己由此而成为一名男子——他在心中告诉自己，就像达成一件可以向伙伴们炫耀的壮举，同时也感到做下一件淫乱可耻的事情。就在伸夫心神不定的时候，咲子对他窃窃私语。“我喜欢你啊！”随着热烈的呼气，咲子依偎在伸夫身旁。伸夫感受着咲子肌肤的温热，终于醒悟到自己现在也最喜欢咲子，她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抱紧我……”咲子更加紧贴伸夫，仿佛受到吸引，伸夫也紧紧地拥抱咲子柔软的身体。他在轻微的倦怠感中想到——从今往后，山野和街道都会被皑皑白雪覆盖。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他建立的帝国能够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首发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漫游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踞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挑起了六颗高贵的头颅；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却始终吹不尽孟姜女的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却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上）序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他十三岁继位，二十二岁亲政，三十九岁完成统一大业。他自称始皇帝，是企幻亲手建立的帝国能够传承一世、二世、三世，乃至千秋万代。然而，这个当时世界上强大的政权，在几个雇农所率的反抗中轰然倒塌。大秦帝国仅存十五年，十五年历史长河里弹指一瞬的短暂，十五年政治文化中革故鼎新的巨变，造就了惊人的历史反差。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溯他祖上的崛起之路；透过后世对他的高歌与唾骂，梳理他纠缠不清的身世之谜。在荆轲箕据笑骂声中，金戈铁马卷起的滚滚烟尘中，秦王手中挥动的那柄长剑。势如破竹地消灭了六国劲敌；竹简焚燃跳动的烈焰中，依稀映照出四百余儒生在坑边游荡的魂灵；蜿蜒的长城能否挡得住阴山凛冽的寒风？始终吹不尽的是孟姜女千年哭咒；黔驴技穷的两个方士沿着咸阳城墙迅速逃命，远渡东瀛的千名童男童女翘足凝望故乡；阿房宫的凝脂啊，如何能洗却内宫的春梦？骊山的陵墓永久地隔绝了他的视听。他不会听到佞臣赵高的密谋，更不会听到大泽乡的振臂呐喊；他不会看到太子扶苏拔剑自刎血沾衣，更不会看到荥阳城头变换了大王旗。“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第一篇秦国崛起第1章荆轲刺秦王公元前227年的一天，咸阳宫中格外喜庆。秦王嬴政换上了正装，喜气洋洋，用最隆重的九宾礼（由九位迎宾赞礼的官员延引上殿），迎接即将到来的两位使者（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两一位使者带来了秦王嬴政梦寐以求的觐见大礼。但是，喜庆十足的场面最后竟然大煞风景，瞬间定格为中国历史上一出著名的悲剧。那么，是哪一国的使者来访让秦王如此高兴呢？他们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觐见大礼？为什么这场喜庆大典最终演变成一出悲剧呢？又是谁导演了这出悲剧？督亢图穷匕首见秦王绕殿呼且逃原来，这一天在秦国宫殿中即将举行燕国的受降仪式，燕国派来了两位使者。这两位使者到了秦国都城咸阳，先用重金疏通了秦王嬴政宠信的中庶子（国君的侍从）蒙嘉，由蒙嘉向秦王嬴政报告：燕王被大王的威风吓得心惊胆战，“愿举国为内臣”。闻风丧胆的燕王，不敢亲自来秦，特派使者送来了一颗人头与一卷地图。使者出发时，燕王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拜送仪式。这颗人头可不是一般的人头，他是秦王最痛恨的叛将樊於（wū，乌）期的人头。这卷地图也不是普通的地图，它是秦王目前最想得到的燕国的督亢（gāng，刚，今河北固安涿—州一带）地图。这大大出乎秦王意料之外，他焉能不兴奋？这不，这天他穿上正装，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两位特使。樊於期原是秦国大将，因为攻赵兵败，惧怕秦王嬴政的军法严惩，逃到了燕国，投奔于燕国太子丹门下。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与樊於期私交甚好，因此收留了他。秦王嬴政获悉此讯，怒不可遏，杀了樊於期的全家，仍未能解心头之恨，恨不得立马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樊於期成为秦王嬴政的死敌。督亢属于燕国的领土，土地肥沃，是燕国最富庶的地区。秦王嬴政对督亢之地垂涎已久，怎奈，秦国始终未能拿到督亢地图。在冷兵器时代，地图对作战来说，意义极大。此时的秦军已经灭了韩国、赵国，陈兵易水，兵临燕国。但是，因为燕国地处偏远，秦国对燕国的地理形势所知甚少。因此，督亢地图对秦王嬴政来说，干系甚大。而且这次是燕国特使来秦廷拱手奉送督亢地图，对燕国来说即意味着向秦国投降。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秦王嬴政在统一中国的大路上又向前迈出了至关重要且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一步，秦王嬴政能不心花怒放吗？一切准备就绪，仪式开始。两位燕国使者来到秦宫之中。正使荆轲手捧盛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副使秦舞阳拿着督亢地图，跟随着九位迎宾赞礼的导引，走进了威严富丽的秦宫。到了秦廷台阶之下，燕国副使秦舞阳突然面如土色，浑身哆嗦，秦国的大臣们好生纳闷，不知道这位燕使是犯病了，还是出现了意外（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原来，这个十三岁就在燕国杀过人、别人都不敢和他对视的燕国副使秦舞阳，在燕国耀武扬威，然而身置异地，见秦廷上上下下武士成林，戒备森严，内心积聚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荆轲回头看了看吓得战栗不止的秦舞阳，笑着对秦王嬴政说：北方偏远的蛮夷之地的粗人，从来没有亲身感受大王的威风，没有经历过这样威严壮观的场面，所以怯场了。希望大王宽容他，让他能在大王面前完成此次出使的任务（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听了荆轲的解释，嬴政看了看镇定自若的荆轲，又看了看浑身哆嗦不止的秦舞阳，若有所思地说：荆车引你拿着秦舞阳手中的督亢地图上殿吧。荆轲从秦舞阳手中接过督亢地图，步履沉稳地走上了秦廷，在与秦王零距离接触时缓缓展开了督亢地图。这幅地图是一副卷轴，需要一点一点地展开。当完全展开地图之时，藏在卷轴中心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正在兴致勃勃地看地图的秦王见到匕首大吃一惊，但是，此时的荆轲左手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秦王右边的袖子，右手也一下子握住了剧毒的匕首，向着秦王的胸膛直刺过去。荆轲手持的徐夫人匕首是当时最知名的“品牌”匕首，是太子丹花重金买到的，这把匕首在锻造时被放在剧毒的药水中多次淬火！因此，毒性已渗入匕首，只要用它划破秦王嬴政的皮肤，即可见血封喉，置其于死地。慌乱之中的秦王嬴政本能地拼命挣脱。结果用力过猛，被荆轲左手紧紧攥住的衣袖竟然从肩部撕扯开来。袖子撕开之时，也就是秦王挣脱之际。挣脱了荆轲的秦王立即拔腿就跑。荆轲一看秦王袖子断了，人跑了，马上追上前去。一场刺客与秦王之间的百米竞赛竟然在偌大的秦廷之上开演了。惶恐之中的秦王一边绕着大殿的柱子转圈儿，以躲避荆轲；一边想拔出腰间的长剑，以对付荆轲。但是，剑身太长，秦主从腰间抽剑的空间短于剑身，因此，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据唐人注释，秦王的佩剑，长约七尺。秦代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故七尺长剑当为今天的1.62米，所以，慌乱中的秦王怎么也拔不出剑来。这种危急的场面秦朝的大臣从来没有遇见过，慌乱之中均不知所措。按照秦法，大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兵器，台阶下的武士没有命令也不能持兵器上殿，这就造成秦主在前拼命逃跑、荆轲在后死追不舍的紧张场面。大臣们只能徒手阻拦荆轲，这对手持剧毒匕首的荆轲并没有什么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背药囊上朝的御医夏无且，突然解下身上的药囊，冲着荆轲用力砸了过去。荆轲远远看见一件东西向它飞了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不得不为避开这一不明之物放缓了脚步（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这给了秦王数秒钟的喘息之机。愣在一旁的大臣这时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齐声大呼：“王负剑！王负剑！”这种众人齐呼的场景，真像百米跑道两边的拉拉队一样，整齐有力。所谓“王负剑”，就是让秦王把长

水而死。局势到了这一步，哥舒翰纵使有天大能耐也不可能挽回败局。当时他完全顾不得依然被困在隘道中的唐军，慌乱中只带领数百骑亲兵仓皇逃回潼关。至此，哥舒翰所统率的号称二十万的大军，经过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然而崔乾佑并没有因为这一战的胜利而放过哥舒翰。六月九日，崔乾佑率领大军进攻潼关，哥舒翰的残兵败将抵挡不住叛军的猛攻，坚守半年的潼关最终还是被攻陷。哥舒翰无奈之下只能继续西逃，逃到灵宝外围的关西驿时，哥舒翰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张贴榜文继续招募兵勇，争强好胜的哥舒翰坚信只要招募到兵马，自己依然有重新夺回潼关的希望。不过，让哥舒翰想不到的是，他虽然贴出去了募兵榜文，但并没有招来自己的希望，相反自己却即将陷入绝境。晚节不保在哥舒翰张贴募兵榜文的一天后，一名番将带领着百余骑兵包围了哥舒翰所在的驿站，这名番将的名字叫火拔归仁。火拔归仁是哥舒翰亲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此之前他一直跟在哥舒翰的身边。他包围驿站的时候，哥舒翰正在自己的房内查看地图，火拔归仁等人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断了哥舒翰的思绪。“将军！听说崔乾佑带领叛军已经到了！”火拔归仁见到哥舒翰后，慌张说道。火拔归仁的话顿时让哥舒翰大吃一惊，他迅速站起身来，抽出佩戴的宝剑说道：“来得正好，反正早晚我还得杀回去，你们先跟我出去和他拼个鱼死网破。”说完后，哥舒翰就冲出了房间。然而当哥舒翰走出驿站左右环顾时，并没有发现叛军的影子。他心中颇感疑惑，正要回身问火拔归仁是怎么回事时，只见火拔归仁等人伏地叩头说道：“将军以二十万大军和叛军交战，不想全军覆没，有何面目再见皇帝陛下，将军难道没看到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吗？我等建议将军随我们一起东行吧！”哥舒翰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信居然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更明白火拔归仁所说的“东行”是何意。此时哥舒翰虽然内心十分恼怒，但坦白地讲，他能理解火拔归仁所说的话，所以火拔归仁说完，他没有当场大发雷霆。火拔归仁的话没有错，哥舒翰十分清楚如果不夺回潼关，自己死罪难逃，即使夺回了潼关，自己也会被治罪，况且是否能够夺回潼关，哥舒翰没有十足的把握。但身为大唐的臣子，这么多年来哥舒翰对大唐可谓忠心耿耿，如果让他投降叛军，哥舒翰宁可现在一头撞死。面对着跪在地上的火拔归仁等人，哥舒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仰天长叹道：“我身为大唐的臣子，怎么能投降叛军呢？”言罢，再睁开眼时，哥舒翰已经是泪流满面。“既然如此，将军不要怪我们无情无义了。”火拔归仁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几个随从已经从身后用绳子套住了哥舒翰，然后很多人一拥而上将哥舒翰扑倒在地，可以看出火拔归等人是有备而来，意图是就是能劝降最好，劝降不了就拿下。哥舒翰就这样以一种很悲屈的方式，被火拔归仁擒拿后投降了叛军。当安禄山在自己的“皇宫”内见到这位昔日的宿敌后，从前的敌意与仇恨，在一瞬间被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欣喜与得意所替代。安禄山用一种轻蔑的语气对跪在他面前的哥舒翰问道：“将军以前经常轻视我，今天感觉怎么样啊？”面对安禄山讽刺式的发问，哥舒翰的内心产生了恐惧之情，但此时他依然并未屈服，朗声说道：“我成为你的俘虏，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哈哈！杀你易如反掌，朕绝对不会保留你的全尸，只是可惜你再也喝不到好酒，玩不到漂亮的女人了。”安禄山的语气虽然不重，但他知道酒和女人是哥舒翰的死穴所在，只要抛出这两个撒手锏，哥舒翰立即就会服软。事实果然不出安禄山所料，此时从前那个骁勇善战、叱咤疆场的哥舒翰在听到“酒和女人”后气节立即丧失，居然变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人。为了保住性命，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酒和女人”，他立刻摇尾乞怜般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郭子仪、李光弼在山西，颜真卿在河北，希望陛下留下臣的性命，臣愿意以尺书招降他们，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投降。”“好！这么做就对了！”安禄山听哥舒翰说完后大喜过望，亲自为哥舒翰松绑，然后加封他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安禄山看来，有了哥舒翰这面大旗的号召，唐朝的那些能打的将军们就会立即投奔自己。然而事实证明，哥舒翰不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名望，安禄山也过高估计了哥舒翰的作用。身为唐臣哥舒翰名望甚高，但现在变节成为安禄山任命的“伪官”，哥舒翰已经声名扫地。他发出招降信后，没有一个人愿步其后尘自辱清名。相反，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人却纷纷回信斥责哥舒翰贪生怕死，鲜廉寡耻。哥舒翰招降失败，让安禄山不禁大失所望。看到哥舒翰没有了利用价值，他立即罢免了哥舒翰的所有官职，然后将他软禁起来。总的来说，安禄山对待哥舒翰还是不错的，没有要哥舒翰的性命，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就不同了。一年后，安庆绪兵败逃离洛阳前，将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哥舒翰杀掉。哥舒翰一世的英名与功业，只因一念之差而晚节不保，毁于一旦，不禁让人为之惋惜。当时由于潼关失守，致使河东、华阴等潼关附近的郡县尽皆望风而降。至此，唐朝苦心经营和构筑多年的潼关防线顷刻间烟消云散，土崩瓦解。对于安禄山而言，就在潼关防线失守的时候，几乎已经穷途末路的叛军，犹如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获得了长驱直入关中，继续扩大战果的有利时机，同时也使逐渐陷入绝境的河北，战局迅速为之转变。刚刚取得山西、河北大捷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闻听潼关失守后，感到本部孤立无援，所以迅速退出河北战场，率部据守太原。而颜真卿虽然坚持在河北抵抗，但已然成为孤军，因此唐朝于潼关失守前在河北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丧失殆尽。最关键的是，潼关的失守致使京师长安门户洞开，完全暴露在叛军的直接威胁之下，身在长安的李隆基以及诸多朝臣完全没有防备。仓皇出逃六月初九，夜。就在潼关失守后的整整一个时辰内，京城长安始终没有看到“平安火”，所有人全都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所谓“平安火”原指边境报警的烽火，开元二十五年，因为大唐帝国边境无事，所以李隆基下令停止烽火。安禄山叛乱后，为了解各地区的战况，恢复烽火设置，用烽火报平安，每天初夜的时候，放烟一炬，站站传递，表示前线太平无事。可是六月初九这一天，潼关方向的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很多人觉得潼关可能出了大问题。李隆基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潼关方向的平安火，今天没有平安火，让他的心中不禁七上八下。事实上，早在六月初九的下午，哥舒翰已经提前派特使向李隆基告急，不过在特使还没到长安的时候，潼关已经失陷。所以李隆基下午接见哥舒翰特使的时候，虽然知道潼关已经危在旦夕，但并不知道潼关已经落入叛军之手。一直到夜里平安火始终没有点起，李隆基开始不安起来。在他看来，潼关很可能已经被叛军占领，焦急之下的李隆基立即召集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臣认为哥舒翰无能，抵御叛军不利，致使潼关战况不明，现在京城防务空虚，为了以防万一，臣建议暂请陛下巡幸蜀中。”杨国忠没等在场的人开口，便第一个站出来发表意见。事实上他早有前往蜀中的想法，一来因为他出身蜀中，二来因为安禄山起兵打着清除他的旗号，为此他必须考虑自己的退路，现在京师长安岌岌可危，杨国忠此时将让皇帝陛下巡幸蜀中之计说出来，他坚信李隆基一定能够同意。“嗯！朕觉得此计可行，力士你说呢？”李隆基缓缓地点点头，然后征求站在一旁高力士的意见。“老奴也觉得杨相说的计策有道理，老奴全听陛下做主！”高力士躬身回应道。如果抛开杨国忠的私心不谈，单从安全角度考虑，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并非下策。因为当时长安守备空虚，如果坚持固守，李隆基恐怕会像后世的宋徽宗一样做了俘虏，而蜀中物阜人丰，表里江山，内外险固，是块避难的好地方。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李隆基决定前往蜀中的同时，他并没有决心留下有生力量组织官民反击叛军，以期未来能够收复长安，只是后来在半路上突发的那场兵变，改变了客观结果。皇帝已经和宠臣达成了一致，接下来就是该通知百官了。可是在转天的朝会上，当杨国忠通知前往蜀中的事宜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臣不同意就这样放弃长安，应该即刻招募长安城内的勇士联合朝官率家僮坚持守城抵抗叛军。”当时百官听到潼关失陷，皇帝陛下决定前往蜀中时，全都乱了方寸不敢发表意见，上百名朝臣全都站在原地低着头，唯唯诺诺地不敢应对，只有一个人站出来高声表示反对。说话的人时任监察御史，名字叫高适。世人知道高适，大都认为他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的领军人物，世称“高常侍”，其诗作笔力雄健，气势奔放，洋溢着盛唐时期所特有的奋发进取、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高适的经历颇为曲折，尤其是仕途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年少孤贫，喜欢交游，有游侠之风，并以建功立业自期。二十岁西游长安，功名未就而返。开元二十年去蓟北，体验了边塞生活。其后漫游梁州、宋州等地。天宝三年，高适与李白、杜甫结识，三人同游梁园，结下亲密友谊，成为文坛佳话。天宝八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五十岁才应举中第，授封丘尉。天宝十一年，因看不惯张九皋鞭挞无辜的老百姓和不愿意逢迎权贵而辞官，之后再次返回长安。次年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僚、掌书记，这是他生活的转折点，以后仕途较为顺利，但诗文创作逐渐减少。在高适提出反对前往蜀中之前，他一直跟随在哥舒翰的身边，哥舒翰领大军出潼关作战的时候，没有让他跟着一同出战，而是让他回到了长安。在略显寂静的朝堂之上，高适的反对声显得十分刺耳，让李隆基和杨国忠以及诸多朝臣感觉十分不悦。“叛军即将入关，已经来不及筹划任何事了。”杨国忠立即驳回高适。“今日的局面又是谁之过呢？”高适依然不屈服，厉声反问道。面对高适的反问，杨国忠沉默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将安禄山的叛乱其一部分原因归结为在杨国忠那里，毕竟安禄山是公开打出清除他的口号的。但杨国忠凭借皇帝的庇护，虽然不至于到被众人兴师问罪的地步，但脸再大的人也会有羞愧之心。自从安禄山发动叛乱以来，杨国忠一直活在尴尬中，现在高适不留情面的反问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下台。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李隆基那里，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出头庇护自己。但此时的李隆基精神状态颇显颓废，虽然依旧端坐在那个宝座之上，但长期以来对国事的懈怠，使得他很想逃避大臣们之间的论战，大臣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他已经听了几十年，此刻要不是碍于皇帝的尊贵身份，李隆基恨不能抬起屁股躲回自己的寝宫。所以，当杨国忠看他的时候，李隆基将眼睛闭上，显然他不想为杨国忠辩护，也不打算处理高适。杨国忠终于愤怒了，在他看来，皇帝陛下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毕竟去蜀中的决定是皇帝陛下最终决定的，现在李隆基居然将自己晾在了这里，这让杨国忠十分不爽。所以接下来他只有靠自己来圆这个场面。“人人都说安禄山要造反已经很多年了，陛下也是知道的，但陛下从前并不信，今天这种局面并非是宰相的过错。”一时间，朝堂之上一片哗然，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杨国忠居然将责任推到了皇帝那里。现在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李隆基那里，很多人猜想皇帝陛下一定会龙颜大怒。但出人意料的是，李隆基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还是赶快筹划去蜀中的事情吧！再晚了恐怕就走不了了。”皇帝陛下这种慵懒的反应，似乎让朝臣们很是茫然。从皇帝陛下那懒散的神态中，所有人全都感觉出这个帝国已经开始江河日下。据史料记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一日的这一天，长安城内市井萧条，人心惶惶，不知所以，人们已经预料到这个繁华的城市很快将会为叛军所有。但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拥有无上权威、威风凛凛大唐皇室虽然决定巡幸蜀中，但他们离开长安的方式，却是那么让人匪夷所思。六月十二日，李隆基登上勤政楼，百官上朝者仅十之一二，朝堂之上清冷无比，李隆基正式下诏巡幸蜀中。这天晚上长安兴庆宫内依旧花团锦簇，灯火辉煌，但是在宫内除了巡防的金吾兵、当值宦官、各院嫔妃外，却看不到皇帝陛下、杨贵妃、杨国忠以及高力士等人的身影。此时太极宫后的玄武门城楼上，宰相杨国忠、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以及高力士、太子李亨等人悄无声息地守候在卧于楼堂中凉榻上的李隆基身旁。而在玄武门与西苑重墙宽阔的石坪上，近两万羽林军融于夜幕之中，他们在等待着皇帝陛下的命令。今夜李隆基决定将悄无声息地离开长安。夜！伸手不见五指！从禁苑内传来寅时三刻的报时梆子声，高力士向杨国忠、陈玄礼等人一一颔首，三人一起领着众人跪下，杨国忠向李隆基低声奏道：“臣等恭请圣驾幸蜀！”“启驾！”李隆基的声音依旧显得那么慵懒，在听到皇帝陛下的命令后，众人搀扶起李隆基，走下玄武门城楼，三军早已经跪伏道旁，等待皇帝上马，贵妃乘舆。……六月十三日，黎明。皇城兴庆宫内外上朝的百官，依旧按着宫内报时的梆声，纷纷吹灭手中的烛火，将残烛交给收烛的工役，然后从笏袋中取出朝笏来，微拂袍脚靴尖上的尘埃，准备在宫门启开时依班入宫。、、当……当……三声景云钟响，打断了朝堂门前众人的寒暄声，朝官们再度正冠捧笏，面向宫门方向肃立，一队金吾兵手执金瓜玉斧走向宫门，又默默散开守卫宫径。在朝官们很长时间的盼望后，宫门终于打开了。走在最前边的导引金吾兵及上朝的百官们却发现了让他们着实惊讶的场景。没有皇帝，没有贵妃娘娘！终于，有人听清了呼喊声：“平安火不至，陛下不在南内受朝！”这句话说得通俗一点，其实就是：皇帝陛下已经抛弃你们这些无用的大臣，早已经逃之夭夭。于是，人群中开始大乱！当时从宫内里涌出的惊慌逃命的人流，眨眼之间窜到大街之上，惊动了长安城南北大街、五条东西大街几万户人家，男女老少立即奔出房门，人们拥挤着、哭闹着。一时间，大唐京城天翻地覆！就在六月十三日清晨长安城乱作一团的时候，以李隆基为首的李唐皇族以及众多近臣在两万禁卫军的护卫下，已经悄无声息地逃离了。身后那伟岸的城墙已经让他们无暇去追忆曾经繁华的过去，此刻他们只想逃离这即将布满战火硝烟的是非之地。所有人的脸上全都带有一丝愁云，但有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就是杨国忠。此刻，大唐帝国前途与他无关，皇帝老儿是个什么状态，他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到了自己的出生之地蜀中后，如何摆出自己的威风，让蜀中父老知道他胡汉三威风八面地回来了。然而，命运最终让杨国忠的生命定格在了一片荒山之下，在长安城陷入一团糟的时候，行走在前往蜀中道路上的李唐皇族，即将要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马嵬驿兵变六月十四日，李隆基的大队人马到达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两天来，三军将士随从护驾，一路上晓行夜宿，忍饥挨饿，疲惫不堪。很多人已经是满腹牢骚、怨气冲天。这次李隆基前往蜀中，虽然名曰“幸蜀”，事实上谁都知道是在逃跑，所以一路上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威风八面，走到哪吃到哪。但风尘仆仆的长途跋涉使许多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在充满艰辛、危险、苦难甚至吉凶未卜的征途面前望而却步，甚至是偷偷地离去，当时就连李隆基身边很是信任的宦官头目袁思艺也是不辞而别。所以，出现牢骚、产生抵触情绪并不足为奇。据史料记载，当一行人马到达马嵬驿的时候，很多士兵实在忍无可忍，甚至有的士兵已经刀剑出鞘，气氛剑拔弩张。在他们看来，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他们可以死在

看见了自己的同学，和他一样的充满了志气、尊严、良知的学生们。他号召大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目的是让新皇帝看看自己写的时事分析。在他的笔下，宋朝之所以沦落到如今地步，是因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宣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这篇文字非常有名，宋朝六贼之说，就从这里开始。这次的学生运动在宋史里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公论，它改变了宋朝的历史。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陈东和他的同学们以应得的荣誉，每一代的宋史研究者，在说到这一幕时，都只是极力赞叹了陈东的胆气。六贼为祸近二十年，天下谁都看在眼里，居然是由一个白衣学生提出来，这是多么的热血，多么的忠诚！是的，陈东和他的同学们的确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但这并不是这件事的全部。这篇文字落在不同人的眼里，效果绝对是不同的。老百姓看到，会叫好、解气；六贼及贼党们看到，会害怕、怨恨；中立的良心未泯的大臣们看到，会惭愧、无奈，而落在赵桓、李纲的眼里，这就是个巨大的天赐一样的机遇！多年来，六贼把持宋朝官场，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六贼即宋朝，这是宋史近二十年来的铁律。如今面临生死关头，赵桓、李纲空有救国之心，却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必须迅速打破这块铁幕。陈东来得正是时候，稍晚都会误事。他提出来杀掉六贼，根除全体党羽的建议，在之前史书里只承认了他的热、解恨的作用，却忽视了最重要的功能。迅速完成新旧官场的交替，哪怕底下的办事人不变，除掉六贼之后，新皇帝的命令才能有权威性。这件事情和各项城防事务混合在一起急剧运行，所有人所有的问题都搅在了一起，想在几天之内就改朝换代，想想这是多么疯狂的事。但是李纲、赵桓也不必沮丧，他们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只要该盟友保持活力，那么开封城里的事就会以疯狂的速度进行。金军。金军的动作越快，宋朝的改革越快！转眼间，三四天过去，新年到了。公元1126年的春节，正月初一的时候，赵桓宣布改元，这一年是“靖康元年”。初二时，北方战报火速传来，金军渡过了黄河。率领着开封禁军精锐的梁方平太监，简直丢尽了北宋一系列武装太监的脸，他到了黄河边上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在初二这一天听说相州（今河南安阳）被攻破了，他立即仓皇逃跑。他没法不逃，看位置他驻守在黎阳津，那是黄河的北岸，任务是阻止金军靠近黄河，不是阻止金军渡过黄河。一字之差，难度太大了！他跑了之后，南岸的宋朝跟着跑。黄河天险，这道开封城唯一的守卫线，就这样轻易丢掉了。金军没受到任何阻碍安然渡河。消息传进开封城，初三的晚上夜漏二鼓时，赵佶带着老婆、皇子、帝姬（原公主，赵佶闲得蛋疼，给女儿们换了个“姬”名字），出通津门坐船南逃。这次的逃跑实在太突然了，连赵佶本人也没有准备，他只带出来了一个亲信，是蔡攸；几个太监，连一个侍卫都没有。刚开始时坐船，但是开封附近水流平缓，实在太慢了，他雇了一乘小轿。小轿还是慢，想想金军是骑马的，这样的速度对比，他能逃出去多远？于是，再乘船，昏夜之中，他们搭乘了一条搬运砖瓦的小船。这时，太上皇和皇后已经饿得不行了，可是御膳房没跟来，啥吃的也没有。一个船工很好心，分给了他们一个炊饼。这是赵佶一生中少有的传奇浪漫之夜。他经历了坐船，改轿，再坐船，吃炊饼之后，在雍丘（今河南杞县）附近再次上岸。这一次，他骑一匹名叫鹁鸽青的御骡，向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飞奔，直到鸡啼时分才看到了一点点的灯火。滨河小市到了。在这里，一位老婆婆招待了饥寒交迫的徽宗一行。出人意料的，徽宗竟然非常的轻松幽默，老婆婆问他是哪里人，他这样回答：“赵姓，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听他这么说，卫士们都笑了。赵佶看了他们一眼，自己也笑了。稍提一句，他逃出开封之后，闻讯追来的亲信们逐渐赶了上来，最先到位是侍卫。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商丘，这里是宋朝四京里的南京。这一夜，赵佶足足驰骋数百里之遥。在这里，赵佶胃口大开，想在早餐时吃鱼，为此，他亲自到市场上去买，和卖鱼人互相砍价。他觉得很快乐，觉得生活重新变得清新。比他日复一日地当皇帝、住皇宫有趣得多。在泗上附近，大队人马追上了他。有宇文粹中、童贯、高俅等。他们各自带来了庞大的护卫，其中以童贯为最，他有三千多人的胜捷军。从这里开始，赵佶重新拥有了班底，他们一路向南，最初的目标是维扬（今江苏扬州）。回到开封城，赵佶南逃，给赵桓、李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尤其是童贯等人的追随。实在是太妙了，不用动手清理，开封城里的官场自己就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新皇帝趁热打铁，对剩下的六贼动手。第一个目标是太监李彦。这个死太监在作恶的时候无所顾忌，公然明抢百姓的土地，这时报应临头，他的下场也最是干脆。杀头，抄家。第二个目标是前首相王黼。以王黼之奸，可以说百死莫赎其罪，但他的身份实在太高了，前首相，这在宋朝是块地道的免死金牌。赵宋有祖训，北宋一代，不杀士大夫大臣。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靖官场！一个非常罕见的，堪称宋朝头一份的小动作计划出炉了。王黼被贬黜了，他被降为崇信国节度使，永州安置。这是官方的命令。这很平常，很合法。他走到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二十里的辅固村时，被突然出现的强盗杀了。这非常遗憾。宋朝官方集体叹息，王首相的命真苦啊，一百七十多年了，宋朝的宰执群落里只有他一个死得这么难看……事过很久之后，开封府的聂昌公开宣称对这件事负责。第三个目标是梁师成。隐相大人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只限于皇宫城墙之内，离开大内，他什么都不是。而留下来，他心里也有底。新皇帝赵桓一直是个苦命的孩子，在皇宫中活得特别的憋屈，隐相大人曾经多次伸出友谊之手，不仅帮了忙，还时常抚慰赵桓寒冷的心灵。说实话，梁师成做事是很有风度的，如果不是个太监，就算真是苏轼的私生子，也不辱没这个老爹。有这一层情分在，他相信，新皇帝会放他一马。事实也是这样，赵桓真的有些下不去手。不管陈东、李纲还有别的大臣们怎么推波助澜，他总是把梁师成的死期往后拖，直到历史的时针再拨过去九天，才是隐相的末日。六贼里，其余的三个这时都不在京城里。蔡京先一步被贬过了长江。朱勔见势不妙，率先逃回了自己的东南小朝廷。童贯追着赵佶，不仅躲在了太上皇的阴影里，更有亲兵卫队保护着。怎么处理他们，实在让新政府挠头。不能杀，无论是下诏论罪杀，还是派人去暗杀，都会造成一个毁灭性的后果。这些人会拥立赵佶在江南半壁河山里成立新政权。到那时，赵桓反而成了儿皇帝，各种混账命令传过来，听是不听？听了，会造成第二个花石纲时代的宋朝，照样烂死。不听，一个不孝顺的儿子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做皇帝？思来想去，蔡京和童贯先放过，等局势稳定些再计较。至于朱二世，他不够瞧了，富二代的钱在关键时刻摆不上台面，他的实职官阶也太低了些，尽管把他一撸到底，不管怎么狠整他，都没有任何后遗症。朱勔被免去一切公职，放归田里，等待处理。处理完六贼，李纲意气风发，他觉得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了，可以做些事情了。他去见赵桓，不久，新皇帝颁布了诏书。钦宗陛下仿效真宗陛下故事，御驾亲征，迎战金寇！多么振奋人心，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满城百姓惶惶不安，突然间新皇帝如此振作，可以说是点燃了大众的生机之火。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汉人生存的信心。当时，李纲站在议事大殿之外，静静地听着。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不能评论，更轮不到他去颁布。按照宋朝惯例，他连在这个时刻上殿议事都没资格。能在这时和皇帝在一起的，都是宰执大臣。并且惯例还包括，如果宰执大臣们不下班，那么谁也不能进去。李纲在外面等了很久，宰执们一直没有出来。很显然，里边正发生着什么，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出事。事实果然这样，他通过一些渠道打听出来，大殿里刚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皇帝不亲征了，皇帝要立即出城逃跑，到襄（今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州市）去避难。朝令夕改，食言而肥，这还不如没有亲征的诏书。可想而知，外面的军队、百姓一旦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怎样灰心丧气，很可能立即往城外涌，跑得比皇帝还要快。到那时，什么都晚了。李纲立即上殿，结果被值班的挡住，别乱来，要守规矩。李纲火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标准的滚汤泡老鼠，一窝都要死，还讲什么规矩！他进去了，见着了高高在上的宰执大臣们。这些人号称是传说中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礼仪之上邦的国家的最高首脑。代表人是白时中、李邦彦。这两个人是当时宋朝的百官之首，就是他们劝赵桓逃跑的。白时中，字蒙亨，寿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人，进士出身，官衔履历一大堆，都是次要的，体现不出什么，真正关键的是他能在六贼当朝时步步高升，那只有一个可能——做蔡京的亲信。李邦彦，字士美，怀州人。他是个难得的妙人，他爸爸是著名的银匠，家里巨有钱，小李吃喝玩乐之余非常向往文化生活，每届科考时河北考生路过他家，都热情招待丰厚资助。这样，他积攒下了最大的官场人脉，他就被保举进太学院当上了学生。从此，他进入官场。李邦彦的太学生活比陈东成功过一万倍，他迅速走进了赵佶的生活。赵佶要新奇，他有当时最新的花样；赵佶要市井，他从小就在市井勾栏之间长大。可以说，所有纨绔应该掌握的专业他都精通，他一个人就可以满足赵佶全部的需要。凭这些，他当上了宋朝的首相……立于当时人文之巅的宋朝最高首脑，居然是这种货色！李纲这时所要面对的人，就是这种货色。和他们能讲什么呢，哪怕再浅显的道理，都得翻来覆去地说。查阅资料，看他们当年的对话，简直就是用来杀时间的。杀对宋朝来说一刻千金的时间。李纲先是按捺住性子，对赵桓讲大道理：“陛下，您父皇把社稷交托给您，你一走了之，这合适吗？”为这句话喝彩！李纲一下子让所有人哑口无言，直接站在了道义的最高峰。赵桓真没话可说了，白时中跳了出来。逃跑是他最先挑起来的，眼看成了决议，突然被李纲搅事，他简直冲天大怒。悄悄说一声，历史上、现实中，总会有这种人，他们对外面非常懦弱，对内部却极端血腥强硬，大到各个朝代晚期的当政者，小到某些窝里横的普通人，他们冲天大怒时的嘴脸非常好玩。白时中怒吼道：“李纲，你觉得京城能守得住吗？”李纲反问：“天下城池还有比都城更坚固的吗？宗庙百姓都在这里，舍此而去，到哪里可以安身立足？何况现在金军临近开封，这时出逃，能跑得过金军的骑兵快马吗？”白时中无语，转而挑剔开封城防的漏洞，说哪里有缺口，哪里的壕沟太浅。当然，他也承认，这些缺陷很多都是政治原因造成的，比如为艮岳等形象工程让路，但是危险存在，开封守不住。李纲陪着一个负责城防的太监去实地考察，回来报告说没问题。赵桓才问到谁可为将。李纲说：“平日里朝廷用高官厚禄养大臣，这时大臣们应该站出来。比如白时中、李邦彦，他们是宰执，应该由他们出战。”白时中一下子爆炸了，他觉得李纲实在是赤裸裸地害他，这是陷害，是不讲道理！于是，他非常愤慨地反问：“李纲，你敢出战吗？”这句话是李纲梦寐以求的，他当然敢出战，顺势要求宰执的身份，身份不到，命令不通。李纲被封为尚书右丞，相当于副宰相，在金军马上临城的紧要关头迈进了宰执行列。这时是公元1126年的正月初三日。注意，是白天。折腾了半天，到午饭时间了。赵桓心神不定，不放宰执们出宫，大家吃完午饭后再聚到一起。这时，李纲发现又有点不对头。这是种直觉，就像他在殿外感觉里边要出事一样。忐忑中，他给钦宗讲了个故事，故事很有针对性，是唐朝的安史之乱。李纲说，当年唐明皇李隆基最大的失误是一听潼关失守，立即放弃长安，躲进四川避难。结果，宗庙社稷陷于叛军之手，要好多年的挣扎才能收复。如果他当时不跑，招集天下兵马勤王的话，唐朝就不会突然间衰落下去。归根结底一句话，当此时，只看君王有没有直面敌人坐守孤城的胆气。如果有，那么天下臣民就会相应地勇气倍增；如果没有，君王大臣都逃跑，小民们为什么要拼命？赵桓默默地听着。没等他回答，突然间有个内侍跑了进来，报告了一个最新消息，“皇后、国公已经起程，出宫很远了。”那是赵桓的老婆、儿子，居然把丈夫、父亲扔在后边，悄悄地逃出都城，跑出去很远了。赵桓立即就跳了起来，他又慌又急，对李纲等人说：“你们不必再挽留了，朕已决意出京到陕西去，到那里招集西军收复都城，绝不能再留在这里。”果然，怕什么来什么，李纲的预感又一次成真了。到此地步，他还能怎么办，难道能像寇准那样紧紧抓住赵光义的袍子，说啥都不放你走吗？寇准是少年天才，是赵光义赏识的臣子，他李纲算什么，一个被整个朝廷厌恶的电梯王，一点威信都没有。他只能跪倒声泪俱下，继续给皇帝分析后果。“如果您逃了，哪怕把都城交给我，谁能听我命令？纵然听令，精兵不是外出，就是跟你逃跑，都城用什么来守卫？如果陷落了，以金军残暴，几天之内就会残破到燕云十六州的地步，那时您再回来收复，还有什么意义？”赵桓犹豫了，李纲说的都是实情。这时，天佑宋朝，李纲来了救星。赵桓的两个叔叔燕王赵俣、越王赵倔来了，他们也劝赵桓不能逃跑。赵桓又一次安静下来，他想了想，提笔写了两个字：“可回。”押上御印，交给内侍，让他们追上皇后，都召回来。皇帝不逃了。这时是公元1026年正月初三的下午。到了晚上，赵桓又变卦了，理由很可能是皇后、国公继续跑，根本不听他的命令。这直接打击了他的信心，让他回想自己是怎么当上的皇帝。是他老爸拿他来挡灾的。现在李纲等人说啥都不放他走，明显也是在拿他挡灾。他就那么衰啊，谁都能欺负他算计他？还有没有天理了？！想到这些，他再也忍耐不住，连夜下旨传令给宰执大臣们，告诉他们自己在明天凌晨时分出发，国家托付给李纲，让他当东京留守，李棁为副，这个都城谁爱守谁守，反正别再来烦我。李纲接到命令时已经是深夜，宫门上锁，别说是他，就算是老牌宰执到富弼、韩琦、王安石的地步，也别想在这个时辰见着皇帝。那好吧，就等到天亮……天亮时李纲上朝，一夜的煎熬让他火气大旺，像个点燃了的炮仗一样往里走。迎头正看见一排排的卫兵、内侍在搬行李，几乎整个皇宫都在大搬家。李纲气晕了，激动中再也管不了什么君臣体面。他想出了个肯定管用的招儿。李纲站在皇宫里鼓动兵变！他大声问：“你们这些禁卫，是想逃啊，还是想守？”这句话问在了点子上，禁卫军都是京城人，家里老小都在城里，这时跟了赵桓逃跑，家里人可不能算在队伍里。抛家弃业的谁愿意？——“愿意死守！”得到这个答复，李纲走进了大殿里，先没去见赵桓，而是走到了宰执大臣们，也就是白时中、李邦彦的面前，说了句话：“陛下之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时，外面禁卫们的呼喊声还没停息，李纲料准了这帮无耻的废物没胆子敢跟自己叫板。事实也是这样，见到身边的禁卫瞬间反抗，不仅是宰执们，连赵桓都傻了。他由着李纲摆布，先是对禁卫们亲口宣布不逃了，这换来了更加巨大的欢呼。李纲带着赵桓登上了宣德门城楼，命令文武百官士卒将士都聚在楼下，他和吴敏在片刻之间草拟出一份圣旨，上面写的都是对金军开战的宣言。他站在城头

法，他把这一万多朝鲜士兵发放到各旗为奴隶，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逃回朝鲜，其余都被后金杀掉或者虐待至死，也算是恶有恶报。最后该南路了，也就是清河路。指挥官李如柏，他的妾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但水平最低，你要说他不会打仗，比较冤枉，你要说他会打，比较扯淡。他是个纵情声色，饮酒无度，怯懦愚蠢的家伙。他领兵出虎栏关时听见螺声，山谷响应，木叶震动，仿佛有千军万马杀来。李如柏忙下令撤军，士兵也以为后金军杀来，各自逃生，互相践踏，死了一千多人。其实山上没有敌军，只有后金侦察兵二十人，他们见明军出关，就通过螺声告诉努尔哈赤，偏偏这个没用的李如柏上了他的当。至此四路明军一个不剩。随着后金军的完胜，他们的强大表现足以向当时的整个世界证明，他们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骑兵，最强大的陆军。萨尔浒之战中几乎每一场战斗明军都是以鸟铳、火炮对着后金军狂轰。但那时的火器威力还不够，后金军总能冒死往前冲，快速杀至明军阵前，一直想着用大炮把后金军炸死的明军压根儿对于能冲到眼前的后金铁骑没有心理准备，心理防线一被突破，被干掉就是在所难免了。随着八旗的世袭罔替，到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满族骑兵就已经丧失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的勇气，而属于大清的蒙古骑兵依旧有这股血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就是这样，三万蒙古骑兵冲向六千英法联军，英法联军用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将三万蒙古骑兵打得死了一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只死了四个人。假如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火炮和火枪能有米涅式步枪和恩菲尔德步枪的一半火力，后金早已成为历史名词，努尔哈赤则跟突厥、柔然等犯边的部落酋长历史地位相同，至于什么康乾盛世则压根儿不会发生。萨尔浒之战明军之所以惨败，与盔甲也有关，明军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现在他们阅兵时的导弹也是用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八旗军几乎人人都披精铁制成的铠甲，他们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这也是为什么八旗军在战争中很难被明军杀死的原因。人难以超越时代，既然武器和盔甲都不够强大，那么就应该在战法上改进。萨尔浒之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明朝滥用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不能随便用的，得把以下七点考虑周全，才能使用：（一）地形因素制约部队机动能力，在“分进”时要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如果各“分进”队伍消息不畅通，就会出现萨尔浒之战的后果。与此同时，作为统帅，应尽量让部队在地形平坦交通便利之地上“分进”。（二）不单纯用人数衡量分进合击的胜利概率，而应根据自己“分进”的每一队在没“合击”前遇到一股敌人后的胜算来判断胜利概率，决定是否用分进合击。（三）从理论上讲，分兵会造成一路或几路弱势，只有当各军会合时弱势才会小，所以要让部队提高机动性，快速进军，缩短“分进”时间，为此最佳办法就是加大骑兵比例。（四）分兵不是均分，如此战明军均分四路兵力，结果在任何一路都处于绝对弱势。（五）分进合击，重在合击，要精确计算各部队行进所需时间，然后精确安排各路人马出击时间。（六）明确各部任务。统帅要做的不是在地图上画个圈，然后说你去打吧，而应明确在多长时间行军多远距离，占领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什么，遇到敌人应追击还是就地防御。（七）必须考虑行军时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在友邻部队遭攻击时就可去进攻敌人的纵深，来他个围魏救赵，友邻部队脱离险境，自己也能立战功。这些明军一个都不考虑，不败才怪！此战明军损失惨重，军官310人殉国，士兵45870人殉国。大明的国威也受到极大挑战，这是明清历史的转折点。此战后明与后金攻守易势，明由进攻转为防守，后金由防守转为进攻。努尔哈赤在战后放声大笑，他说：“大明皇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兵分四路来战，蒙古、朝鲜各国听到此战我军的胜利，如果他们以为是我们兵分四路来灭明军，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多将广。如果以为我们就是以一支部队分四次揍明朝，那么一定会说我们兵强马壮。总而言之，胜报闻于四方，没有不说我们强大的！”乾隆说此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嘉庆在来到自己祖先鏖战的萨尔浒后赋诗一首：“开基创业自兴京，廿万明师一鼓平。心膂股肱克大敌，父兄子弟肇皇清。据崖设伏选精骑，列阵飞驰尽劲兵。瞬间崖头方破队，斐劳山畔复摧营。八旗赫濯雷霆迅，四路奔逃风鹤惊。”由于此番叶赫部出兵帮助明朝打自己，明朝大军撤退后，努尔哈赤率大军，集中力量进攻叶赫。努尔哈赤立下誓言：“不克叶赫，誓不回师！”叶赫部两大贝勒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固守东、西二城。努尔哈赤命后金军掘地为穴，挖空底下后叶赫部两座城池的城墙倒塌，后金军攻入城中。金台石自焚而死。布扬古见东城已破，孤城无援，在得到努尔哈赤降后不杀的保证后，便出降。努尔哈赤为防止叶赫东山再起，就杀了布扬古，叶赫部遂告灭亡。至此努尔哈赤彻底统一女真，统一东北，吉林、辽宁东北部、黑龙江、俄罗斯远东地区尽数成为努尔哈赤的地盘。叶赫部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曾对天发誓：“我叶赫那拉就算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灭建州女真。”二百四十年后，叶赫部的女子叶赫那拉·杏贞垂帘听政，主宰清国四十八年，死后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这是中国古代最长的皇后谥号，简称“慈禧太后”。慈禧死后三年，清朝灭亡，主流说法认为慈禧执政无能最终导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清国灭亡，真是因为慈禧吗？这将是本书最后一卷要交代的。第四章熊廷弼守辽德国陆军元帅冯·施利芬说：“如果不把部队分隔开就不能防御这个地区的话，最好坚决放弃这个地区。”萨尔浒之战三个月后，努尔哈赤对开原发动了进攻。而此时开原的防守却十分松懈，主官韩原善不在开原，推官郑之范看名字是个政治犯，但其实这厮是个贪污犯，他“赃私巨万，天日为昏”，将领马林是戴罪之身，他在萨尔浒之战逃跑，朝廷正在追查此事，他根本没心思守城。底下的官兵几个月领不到军饷，把总朱梦祥到开原领钱粮，一个月都领不到，各军士兵于是把衣服卖了换钱买吃的。马没有草料，士兵没有饭吃就杀马充饥。士兵武器奇缺，有的拿着一根木头棍子，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努尔哈赤直抵开原城下，马林慌忙登城守卫。后金八旗军一面在西南北三面攻城，布战车，树云梯，鱼贯而上，杀得城上守军溃散，一面在东门布重兵，进行血战。由于后金内应在城内开门，后金军冲入城内，郑之范仓皇逃窜，后因战败被捕，死于狱中。马林在激战中阵亡。城破后努尔哈赤在开原杀七万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努尔哈赤拿下开原后，与开原互为犄角的铁岭就成了下一个目标。那么努尔哈赤的对手，铁岭守将李如桢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一次在北京，他喝多了后放枪放炮玩闹，声音惊动大内，因为他是李成梁的儿子，所以一个处分就过去了。这种人守铁岭能有什么好结果？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李如桢此时压根儿就不在铁岭，他躲在沈阳，此时的铁岭根本没有守将。努尔哈赤的胜利已成定局，他率后金军猛攻铁岭，明军用火炮和矢石给了后金很大杀伤，此时被后金策反成功的参将丁碧打开城门，后金军蜂拥而入，铁岭失守，明军殉国四千人。开铁之战战败后，万历皇帝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文武双全，能在骑马时拈弓搭箭左右开弓，他来到辽阳后，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二，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三，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熊廷弼在给万历的奏折中说：“现在辽东有四种兵，一种是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在部队里空耗饷银，装死扮活，就是不肯出战。第二种叫额兵，开原这一道兵全额已经亡了。第三种叫募兵，都是临时招募的无赖之徒，这帮人打仗还能靠得住？刚听到警报就能跑一半。第四种叫援兵，也就是别的地方来援助的，谁肯把好的兵来援助，因此来的都是次品。现在的一万多匹马，大多是瘦弱的马匹，这是因为许多士兵故意少给马草料，设法把马弄死，这样他们就可以当步兵了，以免出战。现在士兵所拿的弓都是断了弦的，箭镞嘛，更应该叫箭，因为已经没有镞了，刀都缺一块或很钝，枪的枪头都秃了……各部队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跑的每天都有上百人。”（《熊襄愍公集》）更可怕的是，由于长期欠饷，许多士兵居然靠卖弹药库里的火药来谋生，“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数年以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时点检，徒闭虚库”。此时真可谓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认为，从当前形势出发，漫谈收复失地、剿灭后金显然过于草率，不如以固守为稳着，挡住后金的进攻势头，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以守为攻。万历皇帝批复熊廷弼说：“卿审度贼势，分布战守方略，颇合机宜。防守既固，徐图恢复进剿，尤是万全之策。”熊廷弼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犒劳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努尔哈赤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挥舞着马鞭指点地形，他说：“这可以扎营，那可以设伏，那可以打仗。”故意让后金间谍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随后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趁着努尔哈赤瞎忙活的时候，大修辽阳城，辽阳防卫空前加强。随后，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熊廷弼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每路三万人，各路相互策应，敌人小股来犯，就自己解决，大军压境，就互相支持。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主攻。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熊廷弼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熊廷弼的守辽部署是非常正确的，而英明的万历皇帝更是对熊廷弼坚决支持，熊廷弼此人性情刚直，看见不好的官员就喜欢骂街，因此在朝廷的文官中人缘相当不好，言官们几乎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攻击诋毁诽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次逼熊廷弼辞职。万历则毫不犹豫地支持熊廷弼，不理那些罪恶的家伙，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专制社会帝王很少能说对自己的大臣“深切依赖”的，但万历就能说对熊廷弼“深切依赖”，一方面可见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可见万历是个真性情的皇帝。此时万历与熊廷弼的关系，已经不只是君臣关系，而是有一定朋友关系了。第五章万历，内心孤独的皇帝时间很快就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病重，临终前，他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非看不可，而且无一不批答。然而遗憾的是，就在辽东局势被熊廷弼搞得眼看就要扭转，就要让后金混不下去了的时候，万历皇帝在1620年去世了。对于万历皇帝，传统说法都说他二十年不上朝，酒色财气，样样俱全，“明之亡，非亡于崇祯之失德，实亡于万历之怠政”。而事实上，正是万历皇帝凭明朝一国之力打赢了抗倭援朝战争，在中国历史上，能够打败日本的最高统帅只有唐高宗、万历皇帝和蒋介石，唐高宗是在663年派兵东征百济时，日本派海军援助百济，两军于白江口（朝鲜西南锦江口）遭遇，唐朝海军烧毁日本四百艘战舰，大获全胜，而这其实只是一场遭遇战。蒋介石抗日战争中败多胜少，抗日战争共二十八场大会战，蒋介石打赢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随枣会战、上高会战、鄂西会战、粤北战役、雪峰山战役、缅甸会战、豫西鄂北会战、广西反攻作战这十一场会战，徐州会战和常德会战可算作平手，此外，南口战役、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这十五场会战都以失败告终，要不是有美国人帮忙，莫说八年抗战，十八年都赢不了。万历皇帝的抗倭援朝战争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凭自己的实力彻底战胜日本的大型战争。一个能打败日本的皇帝，为什么会二十年不上朝？难道是因为他才导致明朝灭亡的吗？别急，让我们从头说起。1582年张居正去世，万历皇帝亲政，那么他的政绩如何呢？万历三大征中，平定哱拜叛乱，万历皇帝安定了宁夏，平定杨应龙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抗倭援朝战争，更是打出了中华国威，把朝鲜从灭亡的边缘拉了回来。即使是到了乾隆年间，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臣洪大容依然动情地说：“万历年间，日本倭寇大举侵犯朝鲜，朝政糜烂，大臣毫无办法，明神宗聚全天下的兵力，耗费全国的财力，用了七年之久的时间平定倭寇，到今天已经有二百年了，民生的安乐富足，都是明神宗的功劳啊！”1。有的专家学者说万历纵情酒色财气，并举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疏，该奏疏批评万历纵情于酒色财气：臣闻嗜酒则腐肠。陛下八珍在御、解酌是耽，卜夜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变色则伐性。陛下溺爱郑贵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变色也；贪财丧志。陛下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尚气则戕性。陛下今日榜宫女，明日赀中宫，此其病在尚气也。关于万历醉酒的问题嘛，按说明朝的正史记载是相当丰富，但是写万历醉酒只有万历八年万历酒醉后让太监唱歌那一次，其他并无任何记载说万历酒后误事，男人嘛，多喝几杯酒没什么，只要不误事，根本就不能算罪行。再说色，这个倒还不是没有任何根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九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的时候，万历“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按说这是很正常的事，无非是四肢乏力，脑袋发晕而已，可是，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却借机大做文章，他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然极其雷同。王鲁湘：朱馆长，这条金冠带出土的时候，是完整的还是成一团的？朱章义：是完整的，不过有点褶皱。它也不是团成一团，而是在中间断开了。王鲁湘：那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围成一圈的冠带呢？朱章义：它断开之后，我把它弯过来一看，接上断口是完整的一个环。不过它不是均匀的，上面的直径大一点，下方的小一点。它的大小应该和头基本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冠带，而且它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相对应，因为冠带和杖都是权力的象征。它上面的纹饰和三星堆金杖上的纹饰也是一样的。王鲁湘：当时发现这个纹饰的时候你们肯定非常欣喜，因为找到了一件和三星堆文化有关联的直接性物证。朱章义：这件文物当时出土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开修下水管道时，挖掘机挖上土来之后就堆在一边。下水管道修完之后，旁边的土还得回填下去，而且还进行夯打。这是我们又重新开挖的时候发现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在挖掘机开挖的时候掉出来，人们一看是金子，那么肯定就被拿走了。这些土在那里摆了半个月呢，能够保存下来非常幸运。王鲁湘：这个和三星堆的那个金杖的图饰有哪些地方是完全一致的，有哪些地方是不一致的呢？朱章义：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小的地方也有一点差异。比如说三星堆那个人面和这个人面是有差异的，三星堆图案上的那个人是一个正在跳舞的形象。茑纹饰也有一点差异，金沙的那个鸟尾是一个三角，三星堆的则有点像弧形。鱼尾也有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非常细微的。王鲁湘：两个图案都是一根箭经过鸟，再扎到鱼。但是箭好像没有扎到鸟身上，只是从鸟前边掠过去了。朱章义：箭扎在鱼眼上，然后扎进去，没有扎到鸟的身上。这给人感觉图案里的人要射的是鱼，而不是鸟，这和三星堆也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应该有传承关系，而且不是一般的装饰图案。王鲁湘：也就是说，三星堆和金沙的这个图案，都象征着极高的权力。朱章义：跟世俗权力有直接的关系，是权力的一种表现。金沙出土的铜器零部件跟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面的青铜鸟非常相似，看起来也是插在一个大型器物上面的。但是到今天为止，金沙还没有出土像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一样的大型青铜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王毅：我们还没有挖到像三星堆大立人那样辉煌的东西，这是跟金沙遗迹的构成形式有关系的。我们感觉，三星堆那两个坑出土的东西，极有可能就是宗庙里的东西。它被活生生地搬到里面埋起来，这是特别隆重的一个祭祀。跟金沙的祭祀不同，三星堆的那个祭祀太奢侈，它几乎把所有的财富、代表权力的那些东西都埋在一个坑里面。太阳神鸟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箔器王鲁湘：这就是太阳神鸟金箔。朱章义：对。这件东西做得非常精美，但并不大，直径只有12.5厘米，厚度只有0.2毫米，质量总共只有20克。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剪纸工艺，空心部分才是它要反映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它的中间应该是一个太阳，周边有12道光芒，这些光芒刚好是弧形的，是太阳在运行的动态表现。太阳的周边有四只高度抽象化的鸟。王鲁湘：好像是水鸟。朱章义：差不多，它的腿特别长，颈也特别长。王鲁湘：这个金光闪闪的太阳神鸟应该就是我们金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了。它和我们凤凰的标志太神似了，而且其基本内涵也是一样的，凤凰的标志是一个凤一个凰旋转成为一个太阳鸟，这个实际上也是太阳鸟。朱章义：凤和凰也是太阳的一种表现。这个饰品更直观地把太阳和鸟放在一起，把人们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有机地结合在一块，来表现生生不息、追求光明的寓意。王鲁湘：这个金箔是完全用沙金敲出来的？朱章义：对，敲出来之后再把图案画上，然后慢慢进行刻划。我们可以看到它刻划的痕迹。王鲁湘：我觉得当时刻划的艺人的手艺相当好，四个鸟完全一样。据说这个东西当时团成了一团，那个喙都还留着。朱章义：能保留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们慢慢把它打开的时候非常惊奇，那么薄的一件东西，做得那么细，而且又竟然保存得那么好。青铜立人除了太阳神鸟的金箔器以外，金沙出土的这件青铜立人头上还戴着旋转光芒的太阳形帽，这个带柄的有领璧上面也有象征太阳的圆孔和三只绕日飞行的鸟。它和在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铜器和栖息了九只鸟的神树一起，给我们传递着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金沙遗址青铜立人王鲁湘：这个小青铜人的姿势和造型很奇特啊，特别是头上戴的那个东西。朱章义：对，这个小青铜人戴的是一个太阳形帽，帽子上面表现得还是太阳的一种光芒。王鲁湘：如果从上面俯瞰的话，它的确和金箔上的太阳鸟很相似。但考虑到咱们现场出土了很多野猪的獠牙，我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帽子是不是用野猪的很长的獠牙一个一个插起来，然后做起一圈的？因为它实在太像野猪獠牙了，而且野猪獠牙也是这么弯过来的。朱章义：古金沙人用排成一圈的野猪牙代替太阳的光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王鲁湘：这样的造型也相当酷了，也是金沙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吧。这个仅19.6厘米高的青铜小立人是金沙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而当年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个高达两米多的青铜大立人。它们的造型极其相似，两者的一脉相承由此可见。当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朱章义：金沙发现的青铜立人和三星堆的那个非常大的青铜立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王鲁湘：比如它手的姿势和三星堆那个一样，都是双手空握，好像拿着什么东西。朱章义：是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金沙铜人戴的是太阳帽子。再者，它还有腰带，还插了把剑，或者是权杖，这跟三星堆的铜人也不太一样。我们从背面可以看到，它扎的是长辫，一直垂到腰部，每一个辫子下头都是三股辫子，还打了结，而三星堆的铜人则是梳着发髻的。在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是梳着发髻的，他是位大祭司，属于宗教阶层。而有专家认为，三星堆的头像中，梳辫子的应该是宗教阶层之外的另一个贵族阶层。根据这两种发式的对比，我们可以联想，3500年前，在三星堆这两个不同的贵族之间很可能引发了一场纷争，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是后来梳辫子的一族辗转来到金沙繁衍下来，延续着他们过去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玉琮金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青绿色玉琮随着金沙遗址被一层层地剥开，考古工地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一个柱状的物体。工作人员除去上面的泥土后，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竟然是一个青绿色的玉琮！朱章义：在成都平原三千年前的遗址里边，居然出土了一件距成都平原几千公里以外的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一件东西，这件东西的时代比金沙文明早了一千多年。良渚文化是指距今5000年左右浙江、江苏环太湖一带的水稻文明。它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玉器。而良渚文化中体积最大、制作最精美的玉器就是玉琮。琮体通常分为多节，每节上都雕有神人兽面像。这件金沙发现的玉琮上面也出现了和良渚相同的纹饰。那么，这件在金沙发现的良渚玉琮是怎么穿越时空、不远万里来到四川的呢？朱章义：它在一千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作为蜀王的一个重器，在祭祀祖先神明之后被埋了下去，这个非常难得。王鲁湘：一在江之头，一在江之尾啊。金沙遗址四节玉琮朱章义：很多专家检查过之后，都认为这绝对是良渚晚期的一件东西，而不是蜀人做的。有少数专家怀疑，是不是当时的良渚人到了成都平原之后在这里制作的？我觉得可能性不存在。经过一千多年，这种工艺早就消失了。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这个琮上边有把玩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它就是良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是怎么过来的？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有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王鲁湘：金沙出土的其他几件玉琮，从材质、工艺、神韵上一看就是金沙的东西，但是这件东西则是良渚的。朱章义：比如那件四节的玉琮，从外形上来看还是良渚的风格，但很明显是仿那件良渚的玉琮做的，比原来的更为简洁了。玉钺金沙不是一个封闭文明，它的统治者们和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之间有着广泛的交流。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型制的玉器，似乎都在以其独特的精美来替统治者祈求上苍的厚爱。朱章义：这个是我见过的玉钺中最精美的一件，当然是否应当称为钺，我们觉得还有待商榷。它实际上是用一块整玉来做的，上边和下面的玉皮22还在。它上面的兽面纹做得非常精细，两面都有纹饰，而且是对称的。但很奇怪的是，它的下边这部分采取阴刻的手法，而且阴刻的水平相对也比较低。王鲁湘：那就是不同时期刻上去的。金沙遗址兽面纹玉钺朱章义：很难说，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匠人做的。王鲁湘：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件玉钺不是本地玉匠做的，而是从商传过来的。因为它的整个纹饰和商的青铜纹饰是相同的。朱章义：我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这种玉料只有这个地方才有，其他地方没有。王鲁湘：它上面阳刻部分的技艺如此精湛成熟，不会是偶尔为之的东西。朱章义：应该是经常做才能达到的那种熟练程度。但下面的阴刻那部分的确相当粗糙，所以说这件器物很值得研究，金沙的很多文物都有这个问题。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到底是交流的结果，还是本地原生的东西，这是一个要好好研究的问题。二、金沙的谜团与启迪在成都平原这片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找寻古代蜀国人的遗迹。继1986年发现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之后，1995年，在成都发现了宝墩古城遗址，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了船棺墓葬遗址，2001年又发现了金沙遗址。它们时代最早的应该是距今5000年的宝墩、而后是与商同代的三星堆、商末到春秋时期的金沙，最后是战国早期的船棺墓葬遗址。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这里已经诞生了一个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正是因为金沙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上古蜀国序列的空白。从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文明是土生的古蜀国文明，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对于它的突然消失，有人说是外族的入侵，有人说是内部的骚乱，也有人说是肆虐的洪水逼迫三星堆居民匆忙逃亡。根据年代测算，三星堆文明比金沙文明早500年，那么，金沙人是否就是三星堆人的后裔呢？他们又从三星堆人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王鲁湘：根据您对这个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您觉得那个时候的人大概具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王毅：你说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在探索：这个区域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开，但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去了解。我们曾经以为这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是蛮荒之野，这里的人群都是从外边过来的，它的文化一定比中原滞后。但是金沙的发现，包括1986年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彻底改变了对成都平原，以至于对黄河文明、长江文明的认识。金沙出土了大量的象牙、玉器、金器这些东西。考古学家在一个遗址里面能出一件象牙，一件玉器都不得了，而这个地方的象牙是数以吨计，几十根上百根的出现。王鲁湘：而且玉器也是数以千计。王毅：对，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你会感觉到这个区域的文化具有极高的水平，而且有一个独立的思维体系，天地人的体系。很多的出土文物都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敬，大量的象牙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这时应当出现了统治者，进入了某个王国时代。这个古蜀国的世界观已经把成都平原作为世界的中心，它的世界观当中也有无限崇敬的上帝。王鲁湘：那些国王可以直接与上天对话。王毅：在三星堆出土了很多神树，那是沟通天地的。而金沙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都是通灵的。金沙村就曾经是古蜀人专用的祭祀场所，这个祭祀遗迹的分布面积很大，有五千平方米以上，而且它的祭祀品也非常丰富，埋藏了一坑一坑的象牙、玉器、金器，每一次埋藏都是一次祭祀活动，到底有多少祭祀活动，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统计出来。王鲁湘：我觉得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有了突破性的扩展。三星堆遗址被发现之前，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历史学界有一个很顽固的观点，即“中原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原地区以外的区域在上古时期不会有太发达的文化，即便是有某种文化现象，也是中原文化辐射的结果。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上游，离中原有相当距离的古蜀国，居然有这么发达的上古文明，而且这种文明的形态与个性又是那么强烈。在这个意义上，金沙和三星堆遗址对我们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乃至对整个中国学术界都有一种解放思想的作用。王毅：你说的非常对。我们都珍视我们的文化，但是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过去一直是黄河中心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这肯定是没错的，很多的文化创造者都在黄河流域居住生存，大量的文献典籍都可以让我们感触到这个母亲，以及母亲河给我们中华文明带来的深刻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思考，黄河流域之外的区域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文化？我记得上个世纪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良渚文化的发现、长江中游的一些发现，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长江流域也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从那时起，已经是长江文明、黄河文明并提了。王鲁湘：所谓中华文明的双子河，也是中国的“两河流域”。王毅：这种提法是真有考古依据的。除了长江中下游的那些发现，像三星堆、金沙都证明了这一点。三星堆是一个非常发达的青铜文明，它表现出的博大精深你怎么说都不过分，它可以跟任何同时期的青铜文明相媲美。但三星堆才发现时有种说法，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外来的。九十年代以来有了新的考古发现，比如在三星堆文明之前的宝墩古城，它的时期在四千到五千年前，是文明的门槛。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已经出现巨大的城墙，出现了阶级分化：城里边居住的人和城外居住的人是不一样的，城里边居住的人也分群而居。比如我们在郫县古城中发现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它周边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这座大房子，可以看得出当时已经有统治的事实和理念了。王鲁湘：已经有社会核心的概念了。王毅：城墙的出现，说明当时可能有战争，不同族群之间有利益冲突。那时候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能生产更多的粮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还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三星堆遗址，正是这些遗址文化的延续，但三星堆文化到晚期好像突然消失了。王鲁湘：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一下子就把三星堆前面的东西和它后面的东西联起来了。王毅：这样一来，从宝墩古城、三星堆，一直到金沙这么一个5000年前到3000年前之间的文明体系，就很清晰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成都平原已经是长江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文化发展序列很清晰，它的文明程度是过去的人们完全想象不到的。它跟长江下游是有交流的，跟黄河上游也是有交流的，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

续报道中，都提到一位“守坟人”，即弘晌后人毓珍的妻子——金秀珍女士。当时碑已被重新立起，周围渣土也都清理干净，看起来很像样子了。金女士的家，就在政法大学后面的居民楼中，显然是返迁后分给他们的房子。据《清史稿》：“固山贝子品级允禔，圣祖第一子。三十七年三月，封直郡王。三十九年四月，上巡视永定河堤，鸠工疏濬，命允禔总之。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贝子礼殡葬。子弘昉，袭镇国公。卒。子永扬，袭辅国公。坐事，夺爵。高宗以允禔第12子弘晌封奉恩将军，世袭。”毓珍保存的家谱查爱新觉罗族谱，弘晌是康熙皇帝之子允禔的第12子，毓珍则是弘晌的第6世孙。弘晌历任库车办事大臣、盛京将军和绥远城将军，是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他的儿子永多曾任西安将军、盛京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地位与其父不相上下，但永多的后人便都默默无闻了。金女士未嫁前就生活在“穷西北套”，与毓珍成亲之后，于1950年前后出城到弘晌的墓地守坟，此后当农民的日子只能以艰难竭蹶形容。金女士在我为她做访谈之后一个半月就遽然溘逝。能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她的声音和照片，对她的子女和我自己，都是一个安慰。1.住西北套注116的时候金秀珍(以下简称金)：我现在成天就坐着。我民国七年(1918年)生人，今年八十一。我们家八旗，正黄旗。我爷爷家是董鄂氏，像我们家这满族，一人一姓。我爷爷姓常，我父亲姓穆，我俩叔叔，就是俩爹，叫爹，不叫叔叔，也各有单姓，姓富的，姓花的。这都是由满洲名字来的，他们各人有各人的满洲名字，我爸爸叫穆金泰，我二爹叫花金泰，我老爹叫富浑泰。后来就归一姓了，我爸爸叫董启朋。我就姓董。我出生在豁口里头，新街口那豁口，一去头一条胡同，叫大七条，小七条，中间顺北数第一条，那会儿叫张秃子胡同注117。我们祖辈都住在那儿，一改民国就各奔各的了。也没有什么宅院，就是小四合，独一家，没有街坊。爷爷、太太全在，还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那会儿都没结婚呢。我老爹老妈也在那儿，老爹就是我小叔叔，老妈就是他爱人，也都在那儿住。那会儿还没我呢，我就听说，我爷爷那会儿说是上朝吧，是什么“卫”不是，我都说不上来了。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也十好几了，他86岁死的。那会儿管妈都叫奶奶，管奶奶叫太太。我太太也是满族，娘家姓赵，也住在豁口里头，后坑，是那儿的娘家。我太太是八十五了吧，民国以后，日本动乱关城的时候死的，那时候我20多岁了吧。那会儿都穿旗袍，梳旗鬏，那旗鬏天天是我给鼓秋(北京话“拾掇”之义)，我就爱给鼓秋，给我太太梳头，给我爷爷梳小辫。我爷爷是小辫儿，至死也是小辫，那小辫呀，细着呢，一箍节儿，还没有我这小拇哥粗呢，到死的时候还是那样。(头发)没有多少了，就不每天梳。我太太头发多点，得天天梳，也是我给梳，扎上那头板儿，一劈两半，这一半头里抿，往后盘，这一半也往后盘，两半，还立着，用扁方。我会梳，现在梳我也会。定：都到民国时候了还梳旗头吗？金：还梳旗头。那时候没人说，谁爱梳什么头就梳什么头。我爸爸早先也上朝，拉清笔字，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拉清笔字。佟：是不是写满语的？金：是吧。我爸爸说上朝啊，得退着出来，有一次一慌，差点把载涛注118撞一跟头。到我出生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了，都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买卖，就卖着过呗。像我爸爸，我小时候他上湖北去也不知干什么，从湖北回来就没有工作，在家多少年，最后又上东北的什么军，义勇军叫什么，去了几年。然后就回来待着。我老爹在前门那儿的警察局当职员，我太太我爷爷都归我老爹养活着。后头我老爹又给我爸找一事儿呀，在护国寺里头当了些日子警察，然后就又没有工作了，生活就困难了。就是我姑姑那儿好，在我姑姑那儿，这供点儿那供点儿，我母亲缝穷，就那么凑合着混。我爸爸1958年死的，80岁。我二爹死得早，不记得他干什么，我小的时候他就死了，我也没见着过我二婶。我老爹妨媳妇，死了仨(媳妇)，都死在我老爹头里。第一个老妈也是旗人。第二个老妈是我太太娘家的人。第三个就到日本(占领)时期了，娶的不是满族了，是外姓的，在前门外头住，也死在我老爹头里，他就没再娶。他有一个孩子也死了。我们家就我父亲这一支有孩子，剩下那两支都没有。我大姑姑、二姑姑都是还没生我呢就结婚了。大姑给的那家姓关，瓜尔佳氏。我二姑给的也是姓关的，也是满族，瓜尔佳氏。都是当家子注119啊还是怎么回事。也都住西北套，就是这西北城。没有东南城的。我母亲属猪的，要活着有一百零几了。她娘家是蒙古族，姓白。都住西北套，西直门里头桦皮厂。反正我记事时候他们老房就没有了。我姥爷他们家怎么也比我们家强，先头差不离，最终也是比我们家好。定：您母亲是蒙古族，那和你们有什么不一样吗？金：没有。反正从我记事时，就都一样。我母亲从我记事时就不梳旗头了。我母亲那时候缝穷，缝穷就是有什么活就都做，什么补袜子啦就都干。以给人家做活为生。没有生活来源。收入比我父亲还强点。我母亲能干。不能干也不行啊，我和我弟弟又小。我母亲6年才生一个，我有个哥哥早死了，我都没见过。就剩我和我弟弟我俩了。我比我弟弟大6岁。我弟弟念过书，他后来也是自学，还不错。我小时候没上过学。我12岁就上挑花厂学挑花，挑花厂也是在西北套，新街口北大街的永泰寺注120，那是个庙，现在早没了吧。有人教，是个女教师，姓傅，挺好的，圆乎脸儿大高个，是蓝靛厂注121的人，蓝靛厂的一般都是旗人。(学的人)有70多人。中午管一顿饭，学会了给你整套的活儿，就能挣钱了。那好学，只要会那拐弯抹角，就全会了。定：你们在挑花厂都是旗人家的姑娘吗？金：不，什么都有。我后来就在家做。我母亲到蓝靛厂给取活儿去，出西直门顺长河。那会儿上哪儿都走着，没有坐车的，甭管多长时间也是走着去，走着回来。定：您母亲隔多少天给您取一趟活儿？金：我要是正经做，一件也得十天八天的，不正经做半个月也得不了，那会儿也贪玩儿。有样子，自己在布丝上挑十字，那会儿都是夏布，夏布的丝特别细，就这样，横着挑两丝，竖着挑三丝，这十字不就见方了么。就是费眼睛，反正老得瞪着眼睛。一套活儿，好比挑个大桌面，这下边不是两股结到一块吗，挑出十字，这边再挑出十字，这么样不是4面么。犄角挑斜活儿，斜活儿不好挑，周围是狗牙儿，3张小狗牙儿，狗牙儿好挑，任何人都会。挑桌面、手绢、枕巾，要是就光做，也挺快的。那会儿还是发大铜子儿呢，5个大铜子是一吊钱么，做一件活10来吊吧。定：您母亲干吗？金：不干，她不会，没学过。定：您愿意干吗？金：没事，干什么去呀？我干到十五六(岁)吧，那会儿就不兴挑花儿了。我们就搬到鼓楼去了，鼓楼东大街北锣鼓巷，那儿不是西北套了。在那儿又上的被服厂注122，在北新桥，是日本人开的，做西服的。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大姐，在鼓楼住，她在那儿学手艺，做西服裤子什么的。她领我去的，我给她打下手，锁扣眼，在那儿不到一年。我没闲着，反正我从12岁起就一直没闲着。到我结婚时我弟弟就接上了，就成啦，生活就缓点。

2.四品宗室之家

金：我结婚不算早。我25岁结的婚，虚岁。我老头名叫毓珍。定：怎么说的他们家呀？金：我呀，有个大姨，我叫姨大大，我们满族人管大姨叫姨大大。那会儿正是白面(指鸦片)兴隆的时候，满街都是倒卧，就是瘾大的那个再一冻就死在外头了。我们老头子(即金的丈夫)上他姑太太那儿去，正好我姨大大也到他姑太太那儿去，就瞅着他挺好的，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一点嗜好都没有，家里也清静，这么样给说的。他也是属马的，我25岁，他37岁，比我大12岁，可不是大太多了点么。定：您嫁给他的时候知道他们家是宗室吗？金：知道，都是西北套的么。他出生就四品呢，这谱上都有。不叫官，叫四品宗室，也叫闲散宗室。我听我姑说，吃那俸禄，待遇特别低。就相当于那政协委员吧。我还没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就在宗人府写书，修谱注123。他们原来也住城里头，前牛犄角胡同，也是西北套。那时候爱新觉罗也困难了不是，把府也卖了，大房也卖了，后院也卖了。这边有公公、婆婆、小姑子。他那时候在沙滩理学院，一个月收入70多块钱，凑合了。还要养老头子，还有他妹妹，没结婚，在家呢。旗人反正就是规矩吧，这早晨起来，头一档子儿，得端出尿盆去，公公婆婆起来得给人家沏茶倒水，一下地，这咕嘟儿一按(指旗人女子的蹲安)。像我那时候，阿玛您起来啦？一按。管爸爸还叫阿玛，管婆婆也还叫奶奶，不叫妈。然后吃饭请安，睡觉请安，跟小姑子也请安，对小姑子不能说你，得说您，到现在也是那样，改不过来了。我婆婆也是旗人，姓李，也是西北套啊。过去满族不跟汉人结婚，汉人也别想进满族，就这么回事，到我这辈儿就为止了。我婆婆不在家，一说就说是跟府里头帮忙，也不知是哪府，最后一打听啊，是给人看小孩儿，给沙滩那个理学院的院长。住在和平门松树胡同。注124那儿有两层小楼。金恒德：我奶奶富态着呢，看过我。金：我婆婆脾气好着哪，也没什么规矩，她有时也回来，我也不搭地(时常之意)过去瞅瞅，回来就告诉我，晌午天要是困了可以睡会儿觉。公公和小姑子不成，规矩还不说，反正我老不合人家心思，老呱嗒脸子(北京话，形容脸色阴沉的样子)，不理我，小姑子也如是。她比她哥哥小10岁，比我大两岁。结婚一个月，刚住对月注125回来，她就把这日子不管过了，告诉说，你过日子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过日子是把钱搁到那儿，谁买东西谁就去拿。我就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我好到新街口买去呀。”不理你，她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你还不能紧着问，再问：“妹妹，咱们吃什么呀。”拿眼睛翻你一眼，还不理你。再问第三声，说话了，慢条斯理儿地：“吃面吧。”得，命令下来了，我买东西去……反正老不高兴。定：是冲您不高兴还是在家里就是不高兴？金：那我就说不清了，我没进这门儿我也不知道哇。反正我进这门就没跟她说过话。那时就租房住了，3间南房，两暗一明，我住里间屋，我要拿着点活儿和小姑子一块做点活儿，多好哇，嘿，拿着活儿去了，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她干她的我干我的，后来就自个儿干自个儿的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定：她在家厉害吗？金：不言语呀。压根儿连理你都不理你。她用眼神挑你。金恒德：那老太太的眼睛那么大个儿，用眼睛看着你，眼目传神。金：用眼神挑你。一天就这样。我们那时候反正生活没问题。我嫁过来以后就没出去干活儿了，就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我有病了也得照样伺候。吃混合面那时候(指日军占领北平时期)，我有一次感冒了，发烧，也没吃饭。我老头子上班了，家里就剩公公、小姑子，我伺候他们吃完了，我也没吃饭，我就躺着去了，到了下午3点多钟4点钟，街坊老太太进屋去了，拍拍我：大奶奶大奶奶，那会儿都叫大奶奶，爷俩儿都走啦，你该起来做饭了。噌地，我就坐起来了，误了人家的饭哪儿成啊，慢慢起来做饭吧，夏天儿，你得把粥给熬出来，拿砂锅熬一锅绿豆粥，然后再说吃什么。你说这知道我有病，老爷子又走了，你(指小姑子)就别走了，一声不言语全走了，到吃饭时候又都回来了。定：走哪儿了？金：老爷子有时走有时不走，他没事，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小姑子走，到她姑太太那儿去。她姑太太家在西直门里头开冥衣铺，糊烧活的。注126定：什么叫糊烧活？金：不太懂啊？这会儿也没有了，你是不懂。那会儿死人，接三，得拿纸糊4个箱子，一个棚车一个马，还有一赶车的，拿着鞭子。人死到35天不是烧伞吗，那会儿讲究烧伞注127，糊伞，就干这个。我家北边住的，是我一个舅母婆，是我婆婆的娘家嫂子。这舅母婆好，那老太太个儿不高，就剩一人了，给东家西家的做卖活。做卖活跟缝穷不一样，这就在家做，做好活，都是软缎哪，那会儿大宅门有的是呀。她就指着这做活自己生活，还攒钱。结果儿子快结婚了，东西都预备好了，儿子死了，这多坑人哪。我现在还有一个喜字的茶盘子，就是我舅母婆的，那老太太好，来这儿不挑这不挑那的。像我这个新媳妇吧，头一回回娘家，走前得给他们磕头，给公公磕完了给小姑子请安，然后给姨婆磕头，给舅母婆也得磕呀，我那舅母婆也在这儿呢，舅母婆站起来了，说话细声细气儿的，到现在我还想着她那声儿呢：我不能受你的头，你还是娇客呢，你是外甥媳妇，我不能受你的头。还有个姨婆，是我婆婆的妹妹，她们(指姨婆的婆家)也姓董。一年得在这儿不说住半年吧，起码也得住5个月。她是第一监狱的所长，挺大的脾气。本来我这小姑子就够瞧的了，她还挑唆。有一回那姨婆又到这儿挑唆事儿来，还一个姑婆，叫九姑姑，也不知是哪支儿的，吃完饭这几口，公公、小姑子、姨婆，就到我舅母婆那边讲究我去了，嘿哟，这么着那么着的，说给我听，我也急了，我连屋里都不待了，我就出去了。那天还下小雨呢，北屋那儿前沿深，有高台阶，我到那儿站着去了。我不敢搭茬儿，那我走出去会儿还不成吗。真欺负人。我也不敢一赌气回娘家，可不敢。回去我也不说，什么话都不敢说，我爸爸脾气不好，我要说得乱七八糟的，他跑到这儿闹来，我还过不过了？有时跟妈说说，深了也不说。今儿是初十，我今早儿还想起来呢，我公公是我结婚第2年，腊月初九死的，60岁。初八还指着点腊八粥呢。转过天儿初九死的，伤寒，几个礼拜就死了，老怕伤寒少怕痨啊。再转过年3月还是4月我们小姑子结的婚。也没办，就请请亲戚就完了。她出嫁时29岁，因为哥哥还没结婚呢，这妹妹要是结婚了，这家里就没人管家了。就不让她结婚，耽搁着。要不，这么样跟她哥哥也做点仇。她跟她哥哥不对付，一句话也没有。她哥哥后来死的时候，她来给穿上衣裳，哭没哭上两声，扭头走了就再也不来了，就这样。现在走得近乎，是他们俩(金恒德夫妇)净去，他们去她厚道着呢，这么着那么着的。金恒德：我姑姑还住在豁口，西北套。她也爱说着呢。定：您小姑子的丈夫是干什么的？金：什么也不干，他比我小姑子大12(岁)。她的婚姻遂心不遂心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都是我姨大大管的闲事儿。我这个妹夫他们家姓那(nā)，他姑姑姓李，他姑姑是宫里头的宫女，没儿子，就把这侄儿过给她这儿了，跟他姑姑过。我这个妹夫就随他姑姑的姓，姓李了。公公死了，小姑子走了，就剩我一人了，舒服了。附图：“穷西北套”地图后来我们又搬到西海北河沿20号，不是离着德胜门晓市近么，他(丈夫)就天天上那儿摆摊去。先搜家里这用不着的东西，然后再在街上买点儿，摆到摊上卖去。反正连家里的带着上外头买的，也说不上是赚是不赚。涛贝勒也摆摊去，也是拿家里的(东西)。还有一个贝勒，管我还叫婶呢，一到我们家就让我给他烙芝麻糖饼吃，也上晓

，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

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

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

久久久精品天堂无码中文字幕里面添水七分满，水内放有活鱼、蟹虾、海藻之类的海货。再用凳子支起小方木池，周围用纱围成屏幕，竹板在围屏下，游移转动，这样就形成了水傀儡戏的戏台。这样一演，那真是惟妙惟肖。每到冬季，故宫西苑水池结冰。明熹宗便命一群太监随他一起玩冰戏。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小拖床，床面仅容一人，涂上红漆，上有一顶篷，周围用红绸缎为栏杆，前后都设有挂绳的小钩。明熹宗坐在拖床上，让太监们拉着绳子，一部分人在岸上用绳子牵引，一部分人在床前引导，一部分人在床后推行。这种床运行方便，很快就可往返数里。明熹宗除了擅长建筑学外，还喜欢踢足球，明熹宗觉着玩起来不过瘾，就亲手设计，建造了五所足球场（蹴园堂）。明熹宗还喜欢造其他玩具，他曾用大缸盛满水，水面盖上圆桶，在缸下钻孔，通于桶底形成水喷，再放置许多小木球于喷水处，灌水后，水到一定高度碰到木球，水打木球，木球盘旋，久而不息。如此，明熹宗把治国平天下的事，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明熹宗玩得正高兴时，拿上公文请明熹宗批示，明熹宗便随口说道：“朕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在这里我们说一下明朝皇帝理政的程序，朱元璋规定每天上三次朝来处理政务，称早朝、午朝、晚朝，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这样高强度工作，也就朱元璋、朱棣受得了，再往后的皇帝，晚上玩女人，早晨是起不来的，所以早朝就免了，后来连午朝、晚朝也一块免了。那么政务谁干？内阁！因此明朝的内阁比以往的任何丞相都更专权。朱元璋、朱棣，自己发号施令，口头吩咐内阁大学士代笔，内阁学士就像秘书一样。再往后的皇帝，要么不懂政治，要么就不那么独断专行，因此奏折先由内阁大学士看过，拿一张小纸条，写出他们意见，附贴在奏折上，送进宫里，再由皇帝看后决定，这在当时叫作“条旨”，就是向皇帝分条贡献意见的意思，又称“票拟”，是说用一个小条子（即票）拟具意见，送皇帝斟酌。待皇帝看过，把这条子撕了，用红笔批下，名为“批红”，亦称“朱批”。批好拿出去，这便是正式的圣旨。但是在内阁与皇帝之间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太监，由太监作为过渡，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能专权了，明熹宗嫌麻烦，自己许多时候不批奏折，叫太监批，魏忠贤就是如此。看到这有人会问，那你前面写的明熹宗在宁锦之战中对袁崇焕的正确指示和主张出兵援朝等一系列军事指挥，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就要感谢魏忠贤了，虽然魏忠贤这个人很混蛋，但是，魏忠贤起码是爱国的，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则的，绝非卖国贼。凡是辽东重要的军国大事，魏忠贤一律会交给明熹宗来决策，而明熹宗除了擅长“土木工程”外，聪明的他对于治国理政也是有两下子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交代明熹宗对于辽东问题的正确批示，而且他对于辽东问题也基本保持着清醒头脑，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袁崇焕上奏说皇太极正在请求议和之事，一边说靠在辽东屯垦戍边长期相持最终可以让后金投降，一边给魏忠贤大拍马屁，“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实录》）。袁崇焕把魏忠贤比作“稷契夔龙”，稷指的是周文王祖先后稷，他是五帝中帝喾的长子，中国农耕的始祖。契是唐尧的异母弟，是商汤的先祖。夔龙则是盘古开天辟地时出生的神兽。袁崇焕如此肉麻的吹捧却没能让明熹宗高兴。相反明熹宗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后金的议和压根儿不可信：“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未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天启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沈辽之战袁应泰失守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廷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把给事中姚宗文、魏应嘉、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这些当初弹劾熊廷弼的文官都给办了，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误国，居然把大战略家熊廷弼的兵权夺了，导致辽东不可挽回的损失，也实在罪有应得。而后魏忠贤立刻支持明熹宗起用熊廷弼为兵部尚书，让他负责辽东防务。可见魏忠贤还是会用人的，但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魏忠贤包庇王化贞，杀熊廷弼就不光彩了。此后，魏忠贤接连支持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后来到了明熹宗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是爱国的，因此，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这位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袁崇焕曾经在一封给明熹宗的奏折里这样评价魏忠贤：魏忠贤对社稷的功劳，是海内外都有目共睹的，也已经刻石勒碑，无需多说。在他分管边疆事宜的时候，为了消灭外敌，任用了刘应干、陶文、纪用等人，而抵御敌人所用的盔甲、兵器、马匹、悬帐等物品，都是他用自己的家产置办的，每天都有资助，还对军需进行资助。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专心从严治军，下属营中将领官兵才不敢贪赃营私，不敢欺上瞒下，才将务虚改为务实，将假的变成真的，由怯懦变为勇敢，所以才有今天的胜利。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内臣能超过他的。5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所有事都是多多少少有一定出处的，他也的确动用自己的钱来用于辽东战局。对于辽东战局魏忠贤是着急的，他认为辽东打不过后金是因为缺乏马匹，明朝对于皇帝最喜欢的大臣，是赐其有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权利，于是魏忠贤下令但凡有在紫禁城内骑马权利的大臣都要交出一匹马来调拨辽东。此外魏忠贤又一下子赐给几百个太监在宫中骑马的权利，让他们每人交一匹马给辽东。区区几百匹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可见魏忠贤多少还是有点爱国心。对明熹宗而言，治国是治国，玩耍是玩耍，他还是尽量希望两不误的。一次，明熹宗在西苑湖里与两个小太监划船玩，边玩边与岸上饮酒的魏忠贤开玩笑。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小船掀翻了，明熹宗掉入水中。幸亏明熹宗会几下狗刨，扑腾上岸。两个小太监旱鸭子，被淹死了。这次很悬，明熹宗差点步昔日正德皇帝后尘，正德皇帝就是一次掉进水里后不久就死了。爱国归爱国，其实也并不值得表扬，因为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祖国都不爱，那实在是无可救药了。就像现在突然暴富的土豪烧钱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一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机会。他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排场，每次出行，他都要“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尘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相随属以万数”，随从多达万人。在穿着上，魏忠贤经常穿龙袍（不只皇帝能穿龙袍，藩王也能，但是龙爪数量比皇帝少），魏忠贤的龙袍的纹样则比藩王差一爪。甚至连内衣内裤上，都要绣上金线蟒龙。就此时魏忠贤的表现而言，可以说他缺乏最起码的常识，明朝太监没有兵权，根本不能像唐朝太监那样掌握皇帝的废立，此前专权的太监没有一个得好死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英宗时的王振和明武宗时的刘瑾，前者被军人拿锤子砸死，后者死得更惨。正德皇帝下令对刘瑾砍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要分三天割完。第一天，要割刘瑾三百五十七刀。随着行刑官一声令下，刽子手先从刘瑾的胸膛上动手，割了十刀。然后对着刘瑾大喝，怕他昏死过去，刽子手也借机休息一下，等刘瑾苏醒过来，再割十刀，如此反复。第一天割完三百五十七刀，刘瑾被押回牢里，他非但没死，居然胃口很好，喝了两大碗粥。第二天，依旧是每十刀一歇，这天，没割完规定的数目，只割了数十刀，刘瑾气绝身亡。但是，按照刑律，就是犯人死了也不能放过，因此，刘瑾依然被割足了刀。割满刀数后，还要剖心挖肝，削去首级，把割下来的肉捣烂，把骨头捣碎才算完事。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死得最惨的人就是明朝的专权太监，假如魏忠贤知道这件事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这样作的，不作死，就不会死。读史使人明智，殆非虚言。由于魏忠贤本身缺乏最基本的政治素质，犯下的政治错误越来越多，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加上太监本身扭曲的性格，他渐渐作恶多端，对所有看不起他或者挡他的道的人一个个斩尽杀绝，最终成了本章开头那样的杀人魔王，也激起了文人们的群起而攻之。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上奏弹劾魏忠贤，奏折说：“太祖皇帝曾下令，太监不许干预朝政，只能扫大街，违令者杀无赦。先帝圣令在先，但仍有人肆无忌惮、扰乱朝纲，东厂太监魏忠贤就是其中之一。臣列其罪状，请圣上过目。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净身后入宫当了太监。起初在一些小方面略显忠诚，博得了皇上的信任，但后来他惑乱朝政，成为大奸大恶之徒。祖宗的制度，由内阁大臣来拟定圣旨。魏忠贤擅自专权，多次假传圣旨，有时甚至直接自己批折子。破坏祖宗两百余年的政体，这是第一项大罪。”“……在朝中没有比官员的推举、任命更重要的了，但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按魏忠贤的意思任命，一时间名人贤士都不能各安其位。魏忠贤玩弄权术，使得朝廷任用官员黑白颠倒、权诈横行，这是第六项大罪。”“皇上推行新政，正需要忠正贤明之士，而文震孟等贤明之士的言论只要让魏忠贤觉得不顺耳，那么他们就不‘贤明’了，就被罢官。这真是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啊，这是第七项大罪。”“去年去城南郊祀的那天，传闻宫中有位贵人，因为性情贞静，受到皇上的宠爱。魏忠贤害怕她揭发自己的丑事儿，就谎称贵人得了急病，置她于死地。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非常宠幸的人，这是第八项大罪。”“裕妃因为怀孕准备加封，朝廷内外都为皇上感到高兴。但魏忠贤却因她不肯依附自己，假传圣旨，命她自尽。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妃嫔，这是第九项大罪。”“皇后有喜，怀上了皇子，却忽然离奇流产，传闻是魏忠贤与客氏谋划的。使陛下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这是第十项大罪。”“先帝做皇子四十余年，一直保着先帝的却只有王安一人。先帝突然驾崩，王安拥护陛下登基有很大功劳，但魏忠贤因为一些私人恩怨，假传圣旨，在南苑将他杀了。这不是仇视王安，而是仇视所有跟随先帝的大臣们，而那些无罪而被他杀害、赶走的人，更不知有几千几百人，这是第十一项大罪。”“魏忠贤要挟众人，今天要个奖赏，明天又要赐个牌匾。最近又在河间地区毁坏民居，修建牌坊，镂凤雕龙，然后又开始拟定修建其陵寝的占地方案，这是第十二项大罪。”“魏忠贤胡乱给小太监们封官，亵渎朝廷，超越了任何朝代，这是第十三项大罪。”“……北镇巡抚刘侨因为遵守朝廷法度，不肯杀人向魏忠贤献媚，魏忠贤认为他不善锻炼，便将其罢官。这等于是说，大明的律令可以不遵守，但魏忠贤的律令却不能不遵守，这是第十八项大罪。”“朝廷设立东厂，原本是用来捉拿奸人的。自从魏忠贤负责东厂之后，每天都在做一些公报私仇、诬陷忠良的事。只要是有片言只语违背了魏忠贤，就会被捉拿，受迫害，这是第二十项大罪。”“祖宗的规定，不准蓄养内兵，是很有深谋远虑的。魏忠贤和奸相沈纮在大内练自己的军队，藏匿奸人，一旦发生变故，是很大的忧虑啊，这是第二十二项大罪。”“魏忠贤去涿州时，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百姓都以为是皇上出行。他回京的时候，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环遮，俨然一副皇上御驾的样子，这是第二十三项大罪。”“听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魏忠贤在皇上面前违制骑马，皇上射杀了他的马，但没有治他的罪。当时魏忠贤不但不伏地认罪，反而还面带傲色，颇多怨言。向来乱臣贼子，谋反只在一念之间，总是肆无忌惮就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即使把魏忠贤凌迟处死，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这是第二十四项大罪。最后杨涟请求熹宗召集文武大臣共议此事，并命刑部对魏忠贤严加审问，对所涉及的案件查明真相，以正国法。”杨涟上奏的内容真实性如何呢？就我节选的这些条而言，咱们随便摘几条看，第一条，秉笔太监是收发文件的经手人。明朝从正统皇帝朱祁镇开始，叫太监代为批红。此后，成化皇帝、正德皇帝、隆庆皇帝都经常这样做。明熹宗照着干，只是援引惯例而已。如果要说太监批红和口头传达圣旨是犯罪，那么，首犯只能是成化皇帝，不是朱由校，更不是魏忠贤。第六条，属实。第七条，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进士，当年十月因上《勤政讲学疏》，被明熹宗下令廷杖后开除公职。对文震孟的廷杖，在午门外当众进行。朱由校下令全体官员到现场观看文震孟受刑。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不可能是魏忠贤个人操控得了的，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是明熹宗起的主导作用，基本上未见魏忠贤的身影。第八条，是传闻，无法考证。第九条，与真相有一定出入，真相是，裕妃与客氏不合，在裕妃怀孕后，通过魏忠贤向明熹宗进谗言，说裕妃平时作风就有问题，这个孩子恐怕不是明熹宗的，于是明熹宗把裕妃打入冷宫。而后客氏禁止给裕妃食物，最后裕妃被活活饿死。第十条，传闻属实，皇后腰疼，魏忠贤找“医生”给她治病，治病按摩腰部时就把孩子搞流产了。第十一条，王安被杀，据考证，不排除与魏忠贤有关，但没有确凿证据。第十二条，无确凿证据。第十三条，属实。第十八条，属实。第二十条，属实。第二十二条，组建内兵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干的。魏忠贤的确组建内兵了，但即使不是出于朱由校的主意，也必定得到了朱由校的批准。因此这条不算罪状。第二十三条，属实。第二十四条，属实。总之，除了那些“听说”的以外，其他的有铁证如山的，也有有水分的。当然，这封奏折明熹宗不可能看到，魏忠贤看到此奏折后大怒，他立即下令将杨涟逮捕，让人用铜锤砸杨涟的胸膛，几乎砸断了他的所有肋骨，但杨涟没死。而后魏忠贤又派人趁杨涟睡觉时把一袋土压在他身上，这种办法是中国古代处理那些按律不能杀，但对当权者而言还必须死的人。对一个肋骨被压断多根的人而言，一袋土压在胸口上，足能让人窒息而死。但杨涟这样的真正的中国士大夫就是命大，一袋土就跟盖被子一样，白天一拍土就站起来了。这下丧心病狂的魏忠贤最终让死党许显纯以一枚大铁钉钉入杨涟的耳朵里。杨涟头痛欲裂，知道自己快死了，于是他用手指蘸着自己头上的血写了一封血书，如此忠臣义士，自然当把他的血书录入：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杨涟是明光宗的托孤大臣）。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太潇洒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真正的士大夫，对于这种人的存在，魏忠贤是压根儿不可能理解的，与杨涟一同被魏忠贤残酷杀害的还有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等。魏忠贤为斩草除根，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就是像《水浒传》那样把东林党人按次序排名，列了一百零八人，我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了？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第五章再给历史把个脉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热点：历史相似性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焦点：革命与改良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有高度相似性。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