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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说。我们通常听人说，某人无所表现，似乎其人无所表现即不值提。但在中国历史上，正有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此话似乎很难懂，但在中国历史上，此种例，多不胜举，亦可说此正是中国历史之伟大处，也即是中国文化之伟大处。例如吴太伯，又如伯夷、叔齐，在历史上皆可谓无所表现，而为孔子所称道。孔子曰：“太伯其至德矣乎！三亿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似乎孔子乃在其无表现中赞扬其已有所表现。而且是表现得极可赞扬。我们也可说，此乃是在人群社会中，在历史上，一种不沾染不介入的表现，一种逃避脱离的表现。孟子也常称颂伯夷，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的称颂伯夷，大意亦与孔子相同。孟子又将伯夷、伊尹、柳下惠并称为三圣人。他说：“伊尹圣之任，伯夷圣之清，柳下惠圣之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在政治上得志成功的人。伊尹为汤相，亦是政治上一得志人物。但伯夷、柳下惠，则并无表现，并无成功，孟子却将他二人与尧、舜、禹、汤、伊尹相提并论，同称之为圣人。后来太史公作《史记》，此为中国正史之创始，为二十四史之第一部，其体例之最重要者，厥在其以人物为中心，而特创列传一体。但太史公又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将《伯夷列传》列为七十列传之首。他在《伯夷列传》中，屡屡提到因于伯夷之无所表现而无可称道，甚至其人若犹在或有或无可信可疑间，只因孔子称颂了他。太史公又用颜渊作陪衬，他说：“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其实颜渊也就无所表现，故太史公引来推崇伯夷无表现之伟大，而褒然列之于列传之首。在孔子七十二弟子中，颜渊似乎是最无表现。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死，孔子哭之恸。并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然颜渊在孔门到底是无表现，不能与子路、子贡、冉有、宰我诸人相比。故太史公亦云：“伯夷、叔齐虽贤，颜渊虽笃学，得孔子而名益彰。”可见孔子最能看重人物之无表现之一面。孔子目此为德行，吴太伯民无得而称，孔子却称之为至德。德行在孔门四科中高踞第一。太史公作《史记》可谓深得孔子之意。以下中国历史上遂搜罗了极多无所表现的人物，而此等人物，亦备受后世人之称道与钦敬，此又是中国历史一特点。故我说此乃中国之史心，亦即中国文化传统精义所在。诸位只有精读中国史，深研中国历史人物，始能对此有了悟。让我姑举数例以作说明。如春秋时代之介之推，战国时代之先生王斗，西汉初年之商山四皓，及鲁两生。循此以下，如东汉初年的严光，此人对历史亦一无表现，但后人永远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人物。汉光武即帝位，以前长安太学中同学，均已攀龙附凤，功成名遂。独严光隐身不见。光武思之，乃令以物色访之，久而后得。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这一番故事，虽若有表现，只可说是无表现，亦可谓是表现了其无表现，此等更说不上得志与成功。似乎他既不像有志，亦不求有功。又如宋初陈抟，居华山修道，恒百余日不起。又有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垂二十年，足不履城市，植梅畜鹤，时谓其梅妻鹤子。此等皆同为后世称道。我们今天如去富春江畔，或去西岳华山，或去杭州西湖，自然知道对这些人心焉向往。即使我们并不亲历其境，但也多知道他们的姓名，对于他们那种无所表现的人格，亦可谓乃只表现一无表现的人格，还像历历在目，这也真是怪事。又如三国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大家各显身手。可谓在此时代中人，必是各有表现者。然亦有无所表现，而被认为第一流人物，如管宁即其一例。管宁在当时，实是一无表现。但论三国人物，管宁必屈首指。他少时曾与华歆同席共读，遇轩冕过门，歆废书往观，宁即与割席分坐。魏明帝时，华歆位至太尉，欲逊位让宁，宁终不就。看来歆虽佩服宁，宁终不重视歆。史书称其“虽出处殊涂，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此亦孟子所云禹、稷、颜回同道之意。其实管宁固可比颜回之不出，而华歆又岂得与禹、稷相提并论。要之，中国史家喜欢表彰无表现之人物，真是无微不至。论其事业，断断不够载入历史。但在其无表现之背后，则卓然有一人在，此却是一大表现。这意义值得吾们深细求解。又如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他并不是不能有表现，却又不想表现。后来刘先主三顾草庐，始肯出许驰驱。他在《出师表》中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今且问，此两语是否当时诸葛真意？我且举其友作证，一是徐庶，他知诸葛最深，应亦是一有作为人。初事刘备，曹操获其母，庶乃辞备归操。虽仕至御史中丞，然在历史上，终不见徐庶曾为曹操设一谋，划一策。其人便如此无表现而终了。又一人如庞德公，时荆州刺史刘表屡以礼延，不能屈，隐鹿门山，采药以终。诸葛孔明常拜于其床下，可见其人亦非不能有表现，只是宁为一无表现人。徐、庞如此，故知若非刘先主三顾草庐，诸葛定亦永无表现如徐、庞。五我们当知诸葛《出师表》两语中，全性命是大事。懂得要全性命，自然无意求闻达。中国历史上此种无表现的人物，真是各时代都有。他们的本领，亦只在全性命。正以全得性命，所以成得一人物，而且是至高卓至伟大的人物。我们若能汇集起写一书，即名“中国历史上之无表现人物”。此书亦可有大作用，大影响，至少在阐发史心，宣扬文化传统上，可有大贡献。此种尊崇无表现人物之传统，又影响到小说。如唐人《虬髯客传》，即是故意要描写一个无表现之英雄。又如《水浒传》叙述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开始却有一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此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是一无表现人物。《水浒传》作者，把此一人闲闲叙在前面，真使后面忠义堂上宋江以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相形减色。此种笔法，可谓与太史公《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首，七十列传以伯夷为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谓是能直探史心的一种大手笔，诸位莫轻忽过。今天诸位也可说是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之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孟子曾说：“禹、稷、颜回同道，易地则皆然。”禹、稷是有表现的人，颜回则是无表现的人，这只因时代不同。但不论有表现无表现，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却同样主持在他们手里。孟子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不为正是无表现。所以若时代不许可，我们尽可不强求表现。一旦时来运转，风云际会，到那时自有出来表现的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留得有人，还怕历史中断吗？昔范仲淹作《严子陵先生祠堂记》，末后两句为“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有一人说，“德”字不如改作“风”字，范公欣然从之。上面说过，孔子四科，德行为首，而颜回、闵子骞、仲弓、冉伯牛那些德行人物，却都是无表现的人物，故范仲淹以“德”指其人之操守与人格，但此只属私人的。风则可以影响他人，扩而至于历史后代，并可发生莫大影响与作用。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亦云：“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但孟子只言伯夷、柳下惠之风，却不说伊尹之风，此何故？岂不因前两人无表现，而后一人有表现？在事功上有了表现的人，反而对后世的风力少劲。因事功总不免要掺杂近时代呀，地位呀，机缘呀，遭遇呀，种种条件，故而事功总不免滞在实境中，反而无风，也不能成为风。惟有立德之人，只赤裸裸是此人，更不待事业表现，反而其德可以风靡后世。在严子陵本人当时，只是抱此德，但经历久远，此德却展衍成风。故说“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之德字不如改风字，更见深义。否则有德之人，岂不成为一自了汉，与世无补，又何足贵？在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缀，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期，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但如何才算得一人物呢？此正是我这一讲演所要提出，请诸位去细心研究的。六上面所说，似乎像指中国古人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的三不朽而言。德指的人格方面，功指的事业方面，言指的思想与学术方面。现在再就中国的文学方面略有陈述，文学不必全是立言。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代崇拜的三大文学家，屈原、陶渊明与杜甫，此三人，皆为众熟知。屈原可说是一位在政治上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陶渊明则是一位不愿有所表现的人物，杜甫则是意欲求有表现而终无机会让他表现的人物。他们均以自己一份赤忱的热情，透过文学，而表达出他们各自的心志来。上面说过，人在治世盛世，功成志得，有所表现，别人反而对他为人不易有更深的觉察。惟在衰乱之世，不得志，失败了，或是无表现，这样的人，凡易使人深切看出他的内心意志来，如上三人均是。不但文学如此，艺术亦然。如宋末郑所南画兰，即是最好之一例。又如元末高士倪云林，明末八大山人与石涛等，此等诗人画家在历史上可谓一无表现，但历史却在他们的艺术与他们的诗文上表现出来了。他们无事功可表现，所表现的则是他们之心志。由他们之心志，可以想见他们之时代，故说历史在他们之诗文艺术上表现了。故中国人之文学，非纯粹之文学。中国人之艺术，亦非纯粹之艺术。重要者，乃在其内心意志一面。一人在事业上无表现，旁见侧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来表现，这亦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之一脉。他其人可以不上历史，但历史却在他身上。他可以无表现，但无表现之表现，却成为大表现。中国有许多历史人物皆当由此处去看。我在此将特地提出一“志”字。中国人常言“志士仁人”，人若无志，便亦不仁。但其所志，亦正贵在此一仁字上。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匹夫不可夺志”。诸位如须研究历史人物，却须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之志。若没有了此志，则古人自是古人，历史自是历史，和我渺不相涉，总研究不出一所以然来。昔顾亭林尝云：“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亭林所谓保国与亡国，是指一国之政治言。所谓保天下与亡天下，则指民族文化之绝续言。我上面所说那些历史人物，则多是有志保天下的人。他们在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来担起。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古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如我们能设身处地，平心去研究我们历史上许多处衰世乱世的人物，许多不得志失败的人物，甚至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便知今天的天下兴亡，我们也实在责有难逃。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易经》上亦说：“天地闭、贤人隐”，隐了自然没有所表现。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仍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但别人还是看不见，只当是他无所表现。诸位想，这是何等伟大的表现呀！诸位若有志，不妨来搜罗隐逸，写一部中国贤人传，把中国历史上那些无表现的人物，自许由、务光、吴太伯、伯夷、叔齐起，从头叙述。我想只在正史上，又何止有千百人。他们之无所表现，正是我们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现。诸位若再搜罗到各地地方志，及笔记小说之类，更可找出很多这类的人物。这是天地元气所钟，文化命脉所寄。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因此也遂觉到自己并无责任可言。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不幸极大危机。我们当求再认识此等人物之可贵。人或问，我一匹夫，怎能负起天下兴亡之大责？其实匹夫也好，匹妇也好，只要他能像像样样地做一人，便是此责已尽。从人物来讲历史，近人或许已认为是落伍了。至于研究历史而注意的这些无表现的人物，近人将更认为此与历史无关。此话亦不错，此等人本可以不载入历史。但历史的大命脉正在此等人身上。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其由大批若和历史不相干之人来负荷此历史。诸位今天，也莫要认为自己和历史不相干，诸位亦正该负荷起此历史之重任。或有人问：你是讲历史的，将来中国前途如何，你该有一看法。其实我亦哪能烛见未来。我只见向来历史是如此，在此乱世，我亦只能说：“苟全性命，不求闻达。”诸为或许又会问，现在时代变了，人人得有一分自由，该有一番表现，为何却要置身事外做一无表现的人？此则又须回复到我上次所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题。当知各人的成败，全视其“志”“业”。但业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们自难有把握要业必成。志则是内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对每一人，且莫问其事业，当先看其意志。中国古人又说“诗言志”，中国人有时把此志只在文学中诗中来表现。若我们把西方人观点来看中国人，有时觉得像是不积极，无力量，无奋斗精神。我亦常说中国史像似一首诗。但诗中有志，看似柔软无力，却已表现出无限力量。诗可以风，我们不得已而思其次，不治史，姑且学诗。中国诗里的理想境界，则必是具有风力的。风来了，万物滋生。诸位若能从诗中披拂到一些古人之风，诸位又若能把此风吹向他处，吹向将来。诸位当知风是无物能阻的。风大了，自能所向披靡。且待我们大家来吹嘘成风吧！第七讲如何研究历史地理一今天我的讲题是：“如何研究历史地理”。有人说，历史等于演戏，地理则是历史的舞台。此譬实不切合。一群演员，可以在任何戏台上演出同样的戏来。但历史演员，则正在此特定的地理上演出。地理变，历史亦变。在这一舞台上演的戏，不一定能在另一舞台上演。上帝创世，先造地，后才造人。这世界各处地理不同，人生长在各地上，也就得不同。各地的气候、物产、交通情况等各不同，于是人亦因地而异。非洲人固不同于埃斯

俄罗斯毛片网址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混战

“大恩人”冯玉祥

难产的北伐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年之前，他为自己吃饱肚子已是竭尽全力，根本没钱给别人买礼物。但是，现在他却突然要给女孩选购礼物了。原定预算为十块钱左右，可一旦找起来却感到很难。首先，伸夫根本不知道村井麻子想要什么样的东西。而且，自己的装束别人一看就知道是高中生，所以更不好意思在礼品柜台前转来转去，担心会被店员看穿是想给“她”买礼物。如果再被学校男生看见的话，肯定会说他是个“软派家伙”。老在一处转悠未免反常，犹豫了半个小时之后，他终于下决心买了个手工花篮上带日历的摆件。虽然价格稍稍超过预算，但估计日历会在村井麻子自家的书桌上摆一年时间。“是送人的吧？要绑丝带吗？”伸夫听到询问点了点头，店员便在包装盒上绑了红丝带。怎么动作那么慢呢？快点儿不行吗？伸夫望着女店员的手万分焦急。礼物终于包好递来，他接过去就逃跑似的离开了柜台。他在其他柜台前转悠了片刻，到三点钟时来到富贵堂门前。天空从近午时分飘起小雪，现在越下越大，从电车下来的人都低着头竖起大衣领。商店玻璃门前站着很多人，一看便知跟伸夫同样是在等人。由于此时是圣诞节前一天星期六的下午，所以其中年轻人居多，但也几乎都是二十多岁。虽然也有貌似高中生的，却都是三五成群，没有人像伸夫这样独自等候。环视周围片刻，伸夫转身背对大街望着橱窗，各色新书在玻璃窗内闪闪发亮。只要放松自如地观赏书刊，应该不会太像在等人的样子。伸夫就这样望着橱窗里面走了个来回，这时村井麻子在人群当中出现了。她可能是在马路对面的车站下车，绿灯亮时就跟行人一起走过马路。身材娇小的村井麻子夹在大人们中间，时隐时现地朝这边走来。真的能跟村井麻子会面了——伸夫确认之后又把视线转向橱窗。虽说不是什么故作姿态，但伸夫想在见面那一瞬之前让村井麻子发现自己。伸夫把全身的神经都集中在背部，眼睛继续望着橱窗。旁边突然有人轻推伸夫的手臂，由于靠近入口，所以他以为是顾客。可抬头一看，却是村井麻子。“原来是你！吓我一跳！”伸夫刚才以为村井麻子会拍他后背，只见她微笑着点了点头。“等了好久？”“没，走吧！”伸夫立刻离开店门口，先自向变成绿灯的路口走去。说老实话，伸夫跟村井麻子见面后并没有下一步打算，只需把礼物交给对方就达到今天的目的了。过了路口就是刚才买礼物的百货店，前方是大通公园。夏季期间公园里树木郁郁葱葱，长凳上坐满了游客。而现在却被白雪覆盖，人影寥寥。伸夫先走到大通大街，然后才跟村井麻子并排朝望得见西山的方向走去。“果然下雪啦！”天气预报说星期六下午开始下雪。“你很忙吗？”“出门时‘科罗’要跟我走，撵它回去费了些时间。”科罗是村井麻子家喂养的小柴狗。伸夫的手插在大衣袋里握着礼物，心中考虑着交给村井麻子的时机和要说的道白。“雪挺大呀！”马路对面亮着灯，看样子是咖啡馆。伸夫从未独自进去过，即使现在鼓起勇气进去，跟村井麻子两人恐怕也坐不安稳。“冷吗？”“不冷啊！”村井麻子摇了摇头。确实如此，下雪的天空被厚厚的云层遮盖，地面反倒暖和一些。但是，雪花落在村井麻子的头顶和大衣肩头，并纷纷扬扬地飘向脚下的小路。“这个……”榆树的光秃树枝伸展在雪道上方，走过树下时伸夫从衣袋里掏出了小纸盒。“这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村井麻子立刻停下脚步，惊讶地仰望伸夫。“我可以收下吗？”伸夫点了点头，村井麻子就戴着白毛线手套接过小纸盒，并双手捧着走了一段路。“我太高兴了！圣诞节收到礼物这是第一次哦！”伸夫也是第一次给女孩送礼物。“我现在看可以吗？”“过后再看吧！”让村井麻子当面看自己送的礼物，伸夫有些难为情。伸夫生气似的说完，村井麻子就点了点头。大雪依然飘飘洒洒。雪中行让伸夫产生了错觉，恍若两人完全被飞雪罩在其中。在大雪纷飞中无人能看到自己的身影，也不会有人来打扰。雪帘仿佛是为将两人与世隔绝从天而降。“冷吗？”“不冷啊！”伸夫问了同样的问题，村井麻子作出了同样的回答。就这样走下去会到哪儿呢？两人会面时总是只管走路，如果有地方休息就好了，可眼下是冬季，连可坐的长凳都没有。“该回去了吧？”伸夫一开口，立刻对自己的问话惊诧不已。难得村井麻子顺从地跟到这里，自己怎么会这样冷漠？可是，他此时又想不出什么适当的话语。他之所以会问麻子“该回去了吧”，是因为不忍心拉着她在雪中漫无目标地走路。“前面就快到八丁目站了。”“高村君呢？”“我暂时……”“要去中井同学家吧？”中井洋子家的晚会从六点钟开始，倒是还有些时间，但伸夫无法忍受自己只会在雪中走路。“明白啦！那我就此告辞了。”“我送你去车站吧！”“不用了。我一个人能回去。”村井麻子停下脚步再次仰望伸夫。“真心感谢你送我礼物。”村井麻子直视着伸夫，雪花向她的脸庞飘落，在额头和睫毛上化为水珠。“再见！”村井麻子轻轻点头，伸夫不知该怎样应答，呆呆地站在雪地当中。五在向村井麻子赠送圣诞节礼物之后，伸夫去参加了中井洋子家的圣诞晚会。他在度过欢乐时光的同时也感到不安，担心自己会渐渐地变成软派。在男女同校之前，伸夫觉得自己忠实遵守“质实刚健”的校训，是一名脚踏实地的高中生。虽然他并不属于拉拉队和运动部等硬派团队，但心中依然向往“硬汉”。虽然他沉湎于看黄书和自慰行为，但在现实当中并没有接近女人去鬼混的念头。然而，在男女同校之后，只要去了学校，身边就会有很多女性。无论是否感兴趣，都必须跟女性接触和交谈。在这种环境当中，硬汉和质实刚健就都褪色殆尽了。这些全是男女同校导致的结果。不过，伸夫无意反对男女同校制度本身。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偶尔会发生异性间的不正当交往和怀孕风波，此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会发声批评，将那些事件归咎于允许年轻男女相互接近的男女同校制度。即使并没有那么严重，可就连轻微的风纪混乱和礼仪缺失的问题也都归咎于男女同校制度。每当听到或在杂志上看到这种意见，伸夫都会心生不快。他们往往只是抓住负面现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带来的正面效应。例如，由于施行了男女同校制度，校园的清洁度确实今非昔比，课堂上和课间休息时的气氛也变得平稳和谐。在以前的纯男生时期，男生们总是一味地紧绷神经，对女性也是一本正经，而现在都已经能轻松自如地跟女性交谈了。他们学习也更加努力，而且通过相互交流更深地了解了对方。最可喜的是，他们认识到女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与男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在男女同校之后，或许风纪问题确实有所增加，但正面效应也应该完全可以弥补。如果现在对男女同校进行问卷调查的话，高中生中会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示赞成。事实上，没有男女同校的高中生也都向往于此，而且事到如今伸夫他们也不想再返回男子高中了。这与在女生中有没有人气毫无关联。坦白地说，伸夫现在已无法想象只有男生的学校，那种高中只能给人一种纯粹由乌鸦聚集而成的沉闷印象。大人们对男女同校吹毛求疵，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能享受到那种乐趣而心怀嫉妒呢？不过，伸夫虽然作出了这样的推测，但不可否认，他在心底角落里还是向往男子高中。不可思议的是，这种想法只是在独自一人时忽然掠过脑际。我做这种事情妥当吗？给女孩赠送礼物、去女生家参加圣诞节晚会，这样做是不是过于轻浮了呢？男人是不是应该更加定力十足和坚韧不拔呢？心中突然涌起硬派的情感，伸夫又觉得男子高中生那乌鸦般的黑色群体顿时变成了坚定勇敢的硬汉群体。特别是在进行棒球和篮球等对外比赛时，那种情感就愈加深厚。在男女同校的高中里，当运动场看台上响起男生“某某君，加油”的呐喊声时，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夹杂着女声。与此相对，在男子高中的看台上，就只有“坚持、坚持”的号子声和男生们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了。听着那种呐喊声，既觉得男子高中的学生挺可怜，又觉得虽然没有女孩参与却仍在奋斗的他们才像硬汉，性格特别豪爽。男子高中的学生们当然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现象，当女生的尖叫声太强时就会起哄地喊“三垒，别娘娘腔哟”“软派游击手要投可怕的地滚球啦”，有的选手就会因此而接球失误。不可否认，出现这种失误就是因为男生对花哨的女生拉拉队很难为情。与选手们相同，伸夫他们也会因为借女孩拉拉队之力赢球而心怀愧疚。他们会感到有人在对他们说“比赛是纯爷们儿之间的事，要靠真本事赢球”。这种愧疚感还会在走路和乘电车时忽然涌上伸夫的心头。己方有女生参与，而对手却只有男生，因此腰杆自然挺不起来。虽然并非有人盯着自己，可还是会像做错了事似的缩在角落里。伸夫这种对男子高中的向往，也许跟从小学时代一直接受男孩式教育不无关联。“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训已在大脑中扎根，再加上以前学校就是因为拥有清一色的男生而成为名校，所以不能不说他对此怀有一种乡愁。虽说事到如今伸夫并不愿意恢复到只有男生的高中，但偶尔也会心生不安，担心学校和自己都会很快失去男子汉气概。当然，尽管如此，要是问到“男子汉气概”是什么的话，伸夫也未必能够说得清楚。他虽然也能想到“坚韧不拔”“英勇顽强”这类词语，但要想描绘出具体的形象却很不容易，顶多也就是“不对女孩黏黏糊糊”这种模糊概念。“不过，我可不是对女孩黏黏糊糊那种人哦！”伸夫自我安慰以求宽心。同班同学当中有些家伙只要有空就凑到女生身旁，呶呶不休地说些无聊的事情。从这一点来看，虽说他去参加了女生家的圣诞节晚会，但还有其他伙伴，而且只不过是应邀赴约而已。但他仍有一点担心，就是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幸亏这件事还无人知晓。从表面上看，伸夫既说不上是硬派，但也说不上是软派。不过，今后还会脚步不停地走向软派的预感却在他心中卷起漩涡。这一点确切无疑。他虽然现在轻蔑软派那帮人，但在心底却也有向往的成分。他虽然对硬派也是同样的心情，但现在却对软派兴趣更大。他之所以害怕自己变成软派，认为自己不可以那样，无疑就是因为倾向软派的意念过强。在现阶段能够止住脚步吗？还是会被一鼓作气地拖入软派群体呢？他虽然知道这取决于自己的定力，但又预感到只要稍有机遇就会立即崩溃。“你可要坚定啊！”伸夫口中嘟囔着，同时对心中潜藏的另一个自己感到了几分恐惧。六北国的漫长寒假结束，在第三学期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五，伸夫收到了一封信。当然，虽说是信，其实只是在稿纸上端潦草地写着：“明天，星期六，放学后我在图书室等你。时任纯子。”伸夫看完信后朝斜前方纯子的座位瞅了一眼，却不见她的身影。时任纯子在某个圈子内被称为天才少女画家，她的作品曾入选北海道画展和女画家展，常常外出旅行写生或参加相关活动。再加上据说肺部有病，所以她常常早退或请假。因为上午确实看到过她，所以她可能是在午休时间把信放进伸夫桌斗后就早退了。但虽说如此，伸夫以前跟纯子只是站在走廊里说过两次话。第一次是在夏初，还是在通向图书室的走廊里相遇时，伸夫谈起了前一天的课外活动，说的是因为老师只对纯子一个人迟到早退采取宽容态度，所以同学们对此表示了不满，提意见说“至少早退时应该向老师请示批准”。由于那次活动是伸夫担任主持人，所以虽然感到这个角色不好当，但他还是坦率地向纯子转达了同学们的意见。纯子一声不吭地聆听，然后双眼直视伸夫。“我明白啦！你要说的只是这件事吗？”“希望你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埋怨你，只是觉得你以前的做法有点儿不妥而已。”“好吧！那下次我休息时就请假呗！”“我倒不是想叫你休息，只是想向你转达一下同学们的意见。”“谢谢你的忠告。”伸夫原先并不想转达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偶然在走廊上相遇，看到纯子故作姿态地走过来，就突然想说出来。不可否认，在他这个念头的背后也有对纯子的反感，因为她平时总是以天才画家自居，做事任性随意。另一次是在物理考试的第二天放学之后。在考试中，时间才过了一半，纯子就第一个交了卷。后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地议论：缺了那么多课还这么早交卷，真不愧是秀才！“你心眼儿好坏哦！”伸夫一时搞不懂纯子为什么这样说。纯子瞪着大眼睛直视着他。“昨天考试，我明明不会，你还不告诉我呀！”由于物理是选修科目，昨天纯子偶然坐在了伸夫旁边，可伸夫并不知道她不会做题。“你是不想让我看见，所以才那样把胳膊肘撑起来的吧？”“可你不是第一个交卷的吗？”“可我交的是白卷呀！这都怪你哦！”纯子如此讹赖确实令伸夫不堪忍受。“我前一天晚上必须完成一部画稿，哪儿能顾得上复习嘛！”“既然画画儿那么重要，你去美术学校不是更好吗？”伸夫见纯子把一切都归罪于他人，就愤怒地向她反问。“原来你就是这样的人啊！”纯子只说了这一句就快步扬长而去。伸夫与纯子单独交谈仅此两次，而且两次都不愉快。从那以后，伸夫就一直躲避纯子，而纯子也无视伸夫的存在。就是这个纯子，今天给他的课桌里塞进一封约会邀请信。“这是真的吗？”伸夫感到难以置信，再次看看那封信，上面写着纯子独特的圆润字体，稿纸一端印有她姐姐——诗人时任兰子的名字。她为什么给我这种东西？是艺术家常有的心血来潮，还是讽刺？如果是真的，她或许是想把自己叫去横加指责。不过，自己也不妨好好听听那个任性女人说些什么。望着那封信，伸夫产生了另一种好奇心。说老实话，伸夫以前跟纯子交谈时总像是处在下风。可能是因为他把对方看成天才画家，刚一见面就萎缩了。不过，这次可是对方提出了见面要求。既然是对方主动邀约，自己完全可以落落大方地赴约。第二天放学之后，伸夫按照信上所指，从主楼经过连廊去了图书室。寒假刚刚结束的图书室里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学生在书架前浏览，但也是很快就离开了。室内只剩伸夫一个人了，于是他开始翻阅摆在角落里的杂志。又过了几分钟，伸夫感到身后有人就转身一看，只见纯子走近前来。她身向前倾压低脚步声，就跟上课早退时悄悄溜出教室时的姿势一样。“抱歉！等了好久？”听到她的第一句话，伸夫觉得不可思议：纯子此时的语调与以前不同，含有几分亲切感。“找个地方吧？”“找个地方？”“去咖啡馆吧？”伸夫以前别说去咖啡馆了，就连咖啡都没喝过。在那个时代，普通家庭连买粮钱都凑不够，能享受喝咖啡那种优雅气氛的人极为有限。何况高中生带伙伴去咖啡馆，那更是绝无仅有。“四丁目不是有家‘米蕾特’吗？去那儿怎么样？”伸夫从来没去过，所以即使问他“怎么样”也是一无所知，而且衣袋里只有很少的零钱。“这太突然了……”“不要紧，我很熟。”伸夫没再说什么，穿上大衣就出了门。整个上午都还晴朗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飘雪，寒气似乎也因此而有所缓和。伸夫穿着藏蓝色的旧短大衣，而纯子则身穿鲜红色的大衣、头戴贝雷帽。路上行人频频回头看她，其中还有人认识她，低声说出她的名字。在这样的目光中，跟在纯子身后的伸夫既感到很难为情，又感到自己高贵了许多。“虽然给你写了信，但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纯子边走边说，伸夫在她身后拉开半步跟着。“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讨厌我吗？”“不……”伸夫刚开口又沉默不语了。此前他确实在躲避纯子并无视她的存在，可那是针对任性随意的纯子，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温顺的纯子。“你到底还是喜欢麻子同学那样温顺的人吧？”村井麻子的名字突然出现令伸夫深感意外，而纯子却依然双手插兜满不在乎。“那个人真有女人味儿啊

军事、文学才能，但继承了范仲淹最闪亮的光环——道德。范氏的道德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形象超级高大实用后果超级可怕的宗教式教条，它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越是在混乱、肮脏，充斥着别有用心、赶尽杀绝等种种负面欲望的官场里，它越发显出可贵，甚至是唯一。自古道德胜于文章，这两个人的遭遇，就先从范纯仁说起。范纯仁倒霉纯粹是自找的，当初章惇把他贬出朝廷，是因为要追究放弃西北四寨的责任，他和司马光搅在一起，是这种事的主谋。这是范纯仁的一生仅有的污点，尽管如此，宋廷还是对他很例外，别的人如刘挚、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等人早就贬过了长江，范纯仁的贬地是在陈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离开封城近在咫尺，可以说仍然生活在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这样的待遇，范纯仁心知肚明，可以说是对他的爱护，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政治旋涡之外，等着哪天风平浪静了，他会有个不错的结果。可是他姓范，这个姓氏从北宋开始，直到明朝末年，都笼罩着一层圣洁、温暖、博爱的光环。历史证明，这不只是开创者范仲淹一生的努力，更有范纯仁的沉淀。这沉淀主要就表现在这次的自找麻烦上。在陈州，范纯仁听到了一个消息，宋哲宗在郊祀大典上公开宣布，绍圣年间贬谪的大臣，如吕大防等终身不得录用。这个消息是空前可怕的，开了宋朝的先河。在这之前，哪怕旧党在元祐年间贬章惇、贬蔡确，贬所有新党的中高层干部，也从来没说对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哪怕蔡确最终死在了南方，也是由于他个人身体的原因，国家从来没说过这种狠话。现在矛盾升级，可以预见以后的政治环境会变得更恶劣。这让以后的大臣们怎么生存？生存都无法保障，要怎样工作？这样置国家于何地？这样浅显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可谁都不敢说什么。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章惇手里，章惇的用意更加明显，就是要一劳永逸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旧党人全弄死，死得干干净净了，自然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矛盾！这种情况下，谁敢顶风作案，反对扒皮章呢？冠盖满京华，斯人敢独言。没人敢说，范纯仁敢。他是一把平衡尺，在元祐时他阻止远贬蔡确，现在他反对永废吕大防。范纯仁写了份奏章。恳请哲宗为吕大防等人留一线生机，为官场众人留一线回旋的余地。留一线余地……章惇很无语，本来不想动你，你竟然主动申请找抽。范君子，这是政治，不是善堂，你一定要往里挤，那么没办法了，为了保持政局的完整性，公开唱反调的必须打压：贬范纯仁到随州安置，全家一起去，即日起程。随州，在现在的湖北随县，他终于到长江边，和吕大防他们扎堆去了。消息传来，一片悲哀，范家的亲友都摇头叹息，范纯仁本人却很淡定。这不是装，而是心灵的体现。试想面对这样的局面，范纯仁忍了，一直沉默明哲保身。这样就算躲过了政治风暴，他会高兴吗？会像普通人那样庆幸吗？很显然，他会自责。范家从来都是忧国忧民忧天下，心安乐才能身安乐的人，如果想保平安，光是范仲淹的光环就足够他们当官享福了。那就走吧，范纯仁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平静地品尝着自酿的苦果，一路南贬，随州并不是终点站，在那之后还有永州，一路上不仅要乘车，更要坐船。某天，范家坐船在今天湖南长沙橘子洲附近跋涉，突然间风浪大作，船眼看就要翻了，好不容易到了浅水处，全家湿淋淋地上岸。其中范纯仁背着自己的妻子，一步步走上岸去。他的周围是一片骂声，妻子儿女们异口同声地痛骂章惇，其中以范夫人骂得最经典最有身份，八个字——“枉陷正人，使我至此。”老太太发火了，说章惇陷害范纯仁这位正人君子，连累她饱受江湖之苦。看着好像没骂错，可是范纯仁的回答让他家人很不解，让后来读史的人也不解。他说：“船破，也是章惇的错吗？”谁看谁迷糊，范纯仁在搞什么？这当然是章惇的错，没有这件事，范家老小怎么会跑到长江里玩漂流？简直是逻辑错误，而且范纯仁为什么不生气呢？就算不想报复，也没必要替敌人解释吧。这样想就都错了，没有理解到范纯仁的心理。像他妻子所说的，“枉陷正人”，抛开章惇的思想目的，退一万步说，真就是陷害了正经人，又能怎样？正人就不是人吗？就有豁免权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在宋朝的士大夫阶层心里，正人君子是有特权的，只要自己是正人了，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往死里打压对手。至于自己，永远是安枕无忧，容不得别人碰一根手指头的。这是多么可笑，君子之风在于包容，什么时候变成杀人利器了？在范纯仁的心里，保持君子之风、正义理念，只是自己个人的操守问题，并不是自己的什么免罪金牌。无论是进，还是退，他为的都只是自己的心安。如此而已。在永州的几年里，是范纯仁绽放心灵光芒的日子。世人见过太多走在阳光下的圣人，这时的他像是一朵黑暗中的莲花，尽管没人看见，仍然高洁清华。做到这一点很难，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而寂寞，本来是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他身边的事。在宋朝，贬谪不意味着绝望，尤其是范纯仁这种顶级高官加顶级名士的人。这类人走到哪里都是社会中心，比如刘挚、刘安世、梁焘、苏轼，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有着巨大的能量。范纯仁主动放弃了这些。为了安静，他没有住官署，没有买房，而是住进了寺庙。每天晨钟暮鼓安分守时，过着修行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里，也免不了争吵矛盾。某一次，范家的小孩子在庙里玩，犯了点小错。他们都是诗书传家的子弟，从小伶牙俐齿，知识面很广，限于年龄，还不知道收敛，随便说了几个笑话，把和尚惹火了。和尚们大怒，把这些落难的高干衙内们一通臭骂，捎带着也没放过范纯仁，言语间非常冒犯。范家人火了，抛开范纯仁的地位，他至少是范家此时的尊长，当着别人家的子弟骂人家长辈，这在什么时代都是巨大的挑衅！冲突不可避免，和尚眼看着要倒霉，范纯仁就算再衰，也轮不到几个秃瓢欺负。什么追回度牒了，没收庙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可是什么都没发生，范纯仁听着孩子们来告状时非常平静，一脸的从容。等到第二天和尚们来道歉时，范纯仁反过来安慰他们别在意。他要的是平静，每天关上院门，他像在北方一样生活，吃面片儿，读诗书，回忆一生所为，居处比从前远了些，难道人就不是从前的人了吗？平静不是消极，在流放的日子里，范纯仁用另一种方式激励自己和族人。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范家都要在正堂上陈列四朝（仁、神、英、哲）期间皇帝的手迹和赏赐之物，范纯仁率领子孙更衣参拜，拜后收好，之后家中长幼互拜，喝茶后散开。他要让家人知道，无论顺逆，他都是宋朝的忠臣，永远不要因为政治上的遭遇逆反了心灵，违背范家的族风。赵佶登基后，他盼到了久违的诏书。诏书是以向太后的口吻颁布的，给范纯仁光禄卿的官职，工作单位定在南京（今商丘），居住地在邓州。邓州是今天的河南邓县，这也就是说，时隔四五年，范纯仁终于结束了南迁贬谪，回到了故乡北方。只是这时，他的身体糟糕透了，年过七十，衰败不堪，连眼睛都失明了。他捧着诏书，看不见上面的字，激动得泣不成声，说：“上果用我矣，死有余责。”皇帝终于起用我了，哪怕我死了，也有责任没有尽到。心是这样想的，可他已经没法做任何事了，连入朝谢恩都做不到。对此，赵佶表现得更加感人，他派人以最快的速度送去了茶、药，还派去了专门治眼科的御医，祝范纯仁身体早日康复，并说，范纯仁，得见一面足矣。当世之大名士，久负天下盛望，只要能见上一面，我就满足了。这句话出自皇帝之口，足以让任何人荣耀终生。范纯仁就在这种荣耀里北返，边行边治，渐行渐衰，终于在宋建中元年（公元1101年）的正月初二日，于睡梦中去世。纵观范纯仁的一生，他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不懂军事，甚至还办过一些错事。但是，这些都不妨碍他成为宋朝首屈一指的道德丰碑。他的心灵不复杂，更不故作高深。一切的行为，都出自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我一生所学，不外乎两个字——‘忠’、‘恕’。”这两个字很简单，但谁能做到呢？忠，不只是说忠于国家，更是忠于良知。前者，在封建社会里，国家即君主，忠君通常能得到好处，还不太难做。比如宋英宗时期，忠于英宗的人哪个忠于良知了？一个个飞黄腾达，福禄终生。忠于良知，就太危险了。会像范纯仁这样，在元祐时阻挡旧党，在元符时阻挡哲宗，为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公平二字，外加连皇帝、首相都漠视的政治大局。这样的人，活在什么时代里都会很难、很惨，但同时，他也会赢得民众的敬意和历史的肯定。宋代的范纯仁，以及其他时代的范纯仁们，他们的路，可以归为四个字——“道德苦旅”。用他们自己的苦，保持住一个民族的良知。这在当时来看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蓦然回首，如果我们在一片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时代里，看不到半点温暖光明的人性之光，我们还会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吗？如果说范纯仁的贬谪之路是道德苦旅，那么苏轼之路就是文化苦旅了。他在绍圣元年时被贬职，创造了两个纪录：最早被贬的，贬得最远的。一路从定州贬到英州，从英州贬到惠州，到惠州后以为安全了，都到海边了。结果他的老朋友章惇想了想，东坡兄，你字子瞻，何不到儋州一行呢？儋州是今天的海南岛，苏轼真是读过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了，他得漂洋过海。过海也就算了，刚刚登上海南岛，命令又来了——令苏轼到昌化去报到。昌化，在今天海南詹县的东北部，是黎族的聚居地，地处海南一隅，是天涯海角里的犄角旮旯，最偏僻不过的地方。这么说吧，幸亏开国的时候赵匡胤、潘美一时发懒，没想着打下越南，不然苏轼非得出国不可。面对这样的迫害，全天下的人都替苏轼不平。实在是欺负人嘛，苏轼只是个超级笔杆子，最多只是痛快痛快嘴，骂骂人而已，至于这样把人往死里整吗？简直是变着法的，开着玩笑去整人！换个人都受不了，何况是苏轼。大家都觉得像苏轼这样心高气傲，不向任何人，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大佬低头的大才子，不累死也得气死。出乎意料的是，苏轼一路上谈笑风生悠游自在，像游山玩水一样走了过去。这和范纯仁是太不一样了，范纯仁闭门独处时，静静地等待着命运转机的到来。就算有人来求见，他也一律拒绝。究其原因，他是在求静，这种静不只是对他自己有益，更加对朝廷政治有益。他绝不会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人那样，在西京洛阳利用自己的名望，拉帮结伙，非议朝政，弄得王安石、宋神宗在改革中时刻如芒在背。他在静静地度过这段岁月，哪怕不赞同新党的政策方针，可是仍然要维护政权的正常运行。苏轼不这样，他来者不拒，但凡探望他的人，他都杯茶谈笑相与欢娱，甚至刚到某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时候，他能主动出击，找人聊天。更别说随时写信，和四面八方无数的朋友互动了。有证据证明，现代网络里聊天时常用“呵呵”等常用词，就是苏轼发明的。这个词在他的信里、便条里，使用率是相当的高。结果就是，他越是远贬，结交的朋友越多，三六九等各行各业，什么样的人都有。于是，他越走声势越大，越走传说越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远贬之路，他的名望绝不会达到现在的程度。远贬前，他的名望是有深度的，官场、文坛的确以他为首；可是远贬之后，广度增加了，他一路之上的洒脱、平易、多才、仁爱，让世人传颂他是“坡仙”。从没有人像他这样对待长达七年，远贬海外的悲惨遭遇。以儋州为论，在他之前也有位名臣贬到了这里，那人比苏轼的官职大了很多，是唐朝重相李党的党魁李德裕，这也是位非凡的人杰，被牛党倾轧贬到了当时称为崖州的海南岛。李德裕死在了这里，他没法忍受恶劣的环境，更没法忍受政敌的欺侮。这在苏轼的身上没有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李德裕那么高傲，而是心灵深处的核心地带太不一样了。李德裕甚至范纯仁都出身于顶级官宦世家，他们的祖辈不是名臣就是重臣，从出生开始，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了一种责任。既为国家，更为家族。有这两点，再身处政党旋涡之中，谁能轻松洒脱呢？苏轼不同，他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真烦人，典型的暴发户嘴脸。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华夏五千年里，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李白忍不了唐朝的官场，自绝于江湖。苏轼的七年贬谪之路上的种种散漫行为，更是对宋朝官场的放弃。他每到一处，都要建屋造房，以作长住久安之计。这就是他与范纯仁的最大区别，他根本就没盼望再回什么朝廷。本是自然之子，怎能再重蹈泥潭？想回归自然……你想悔婚？一入官门深似海，谁人敢称伟丈夫？官场是个可怕的生活圈子，谁进来了都得身不由己，你苏轼凭什么特别。他想盖房定居，好多次了，可都被搅黄。在英州时，他拿出了当时全部的资产，买地盖房，一通大折腾。结果房子盖好了，命令也来了。命犯官苏轼到惠州居住。到惠州，苏轼学乖了，先到官方报到，申请官署。按理说他虽然犯罪，但也是官身，有自己相应的待遇。可是啥也没有，因为官场庞大的信息网络，已经把他的升官指数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别说回京升官了，想死在北方都希望渺茫。于是乎，这一路上，沿途的各级官员变着法儿地给苏轼捣蛋，让他行无车、居无所、病无药，目的超简单，就是通过折磨他，向章惇示好。这样的事追着他，直到惠州还在发生。这些官儿要向中央时刻汇报苏轼的情况，好保证各种“关怀”及时地降临到苏轼身上。最先是房子，没有官署，苏轼想租房，结果偌大的惠州城，居然没有房源。这个牛吧，让你有钱都租不到房，没办法，苏轼搬进了庙里。佛教与苏轼有很大的缘分，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和尚朋友，拜佛教弟子间超级庞大的联系网所赐，他走到哪儿至少有个小庙能落脚。结果这次落脚让苏轼彻底翻倒。和尚们对他很好，怕影响他休息，每天敲钟都尽量小声点。苏轼很感激，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为报诗人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他的诗风行千里，很快就传进了京城，章惇看到了，一时暴怒没忍住，让你小子舒服，你过海到儋州待着去吧，看你还能不能再快活！命令到达时，苏轼在惠州白鹤峰的房子已经盖成了，长子苏迈当上了韶州仁化县的县令，带着三个儿媳、N多的孙子来看他，刚刚享受点天伦之乐，突然间被打入地狱——历史上基本上没人能从海南岛的流放里活着回来！苏轼过海时的心情是悲凉的，不仅仅是生死的问题，更是尊严的问题。中国不像西方，在西方漂洋过海探险是种荣耀，是强大的男人才敢做的游戏，如果能在过程中杀人放火带回来满船的金银珠宝美女奴隶，那么就更加完美了。而在中国，出海是不名誉的。父母在不远游，亲族在不过洋，因为还要每年祭祖的，一旦死在外面，难免要做个不孝之人。苏轼，居然要犯罪过海，自古杀心惨于杀身，苏轼有何大罪，不过是些意气之争，居然被逼迫到这步田地。绍圣四年四月十九日，苏轼过海，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昌化之行。这三年是苏轼人生中最困苦的一段，也是他生命光芒绽放得最饱满最充实的一刻。海南的生活是极其严酷的，苏轼终于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可是生

汹涌滔天将两人完全围困了起来。“开挖！”我怒吼一声，洞中的狴犴仰头咆哮，晖儿和S对准指定的煞位举锹就挖，大股凌厉的煞气来势汹汹地涌进天罡弱水印阵，波涛立刻化作锋利的水刀疯狂地交错切割着。一声高亢的鸣叫自水阵中传出，巨大的朱雀驮着韩笑冲天而起，双翅挥舞间骤起的火焰从天而降，一时间狂暴的水火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激战相搏，惊动天地的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久战不下，朱雀突地怒啸一声，双翅一摆，硕长的火尾暴涨数倍，急剧甩动中有如一个巨大无比的火把直冲地下。弱水印阵的部分土台印符在火尾的狂扫中崩溃散落，滔天的水势立刻消减了下来，朱雀趁势张口喷出大蓬火焰，整个弱水印阵顷刻瓦解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风紧，扯呼～～”林岳怪叫一声，冲进洞中，我和莫炎紧跟其后。朱雀得意地摆动双翅，俯冲而来，眼见就要掠进洞中。轰地一声，洞旁的山壁猛然裂开，一条巨大的长藤猛然冲出，长藤的顶端赫然长着一个宽阔的大口，像是一只变异的老虎。一股胜过方才百倍的煞气直冲而来，朱雀猝不及防被凭空击出数十米，空中翻滚多时后一身的火羽散落殆尽，立刻现出了莫曹的人形。这才是真正的白虎煞，之前莫炎用灵火逼出了狴犴的肃杀之气，加上林岳的怪虎藤种，在弱水印阵消耗了朱雀的精力之后，突袭终于取得了结果。韩笑！他怎么不见了？！……上午十一点十五分，午时前的几分钟。主峰扇子陡，老田正艰难地举起舜帝铜锥，他望着天空中的太阳，口中低低地说着什么。韩笑的身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他身后。“对不起，您必须死。”韩笑歉意地笑道。……上午十一点二十三分，午时。晴朗的天空中传来一阵隆隆的雷声，浮在空中的莫曹再度化作朱雀，展开双翅飞掠扑来。老田，我们尽力了……朱雀即将接近的瞬间，整座山峰突地陡升起来，朱雀急急返身避开，险些撞在了山峰上。远处的主峰扇子陡猛地下沉，这……这里才是真正的主峰吗？！一声巨兽的低吼响起，巨大无比的龟蛇之相笼罩着整座山峰。……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午时。韩笑呆呆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人，先前的伪装掉落在地上，一个年轻的女孩正艰难地喘息着，那双眼睛比常人多了一层白色膜瓣，韩笑知道，那是一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特征。女孩的嘴唇嚅动着，微弱地重复着两个字，渐渐地欣慰的笑容凝固在了嘴角。韩笑听出那是一个人们常用的称呼。“爸爸”。……上午十一点三十分，午时。老田颤抖着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容暗淡失神。“龙脉已定固在了这里。”他冲着空中的朱雀道，“如果你不死心，我可以陪你同归于尽。”说着他挺直了腰板，眼中猛地神光暴射，隐约间空中传来惊涛骇浪之声。朱雀并没有进攻，只是在空中停留了片刻，便转身挥翅而去。我知道老田一定是利用玄武神兽幻化改变了我们视觉中的主峰和第二峰。但我不知道，为了保证父亲能安全定固龙脉，老田的女儿乔装后死在了韩笑手下。……“看来这次我是难逃风爷的责罚了。”莫曹在山脚下仰望着雪山，心中不又叹道。“田然死了女儿，定固龙脉时又毁了玄武神兽，自己只怕也命不久矣，我们只是损失了南龙气脉，这绝对不亏。”这声音是在莫曹的耳中响起的，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风爷说的是。”莫曹恭敬地回道。（第二篇《藏穴》完）第三篇奇门题记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通地之事，依地之明，与人之法，顺人之情。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自然之道动，故世间吉凶生。三才定世天地人，浑沌不知是为神。天有九星，曰蓬，任，冲，辅，英，芮，柱，心，禽，地有九宫，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中，人有八门，曰休，死，伤，杜，开，惊，生，景，神有八神，曰直符，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迎三奇，日月星；得六仪，戍已庚辛壬癸；遁六甲，子戌申午辰寅。八卦甲子玄机鬼藏，万事可定唯不变矣，若穷则变，若变则通。——《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一、鲁班厌胜风和日丽的日子很适合出游。当然，出游并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只要你留心，也许在附近就可以找到一处足以让你舒适享受的地方。绿地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午后阳光微醺，大脑中的意识弥漫开来。……“我看不透这东西，林岳和莫炎也看不透，如果你也看不透，那就永远藏起它。”老田的话在耳边再次响起。那是一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物件，样子很像旧时人们放在家中的泰山石敢当。不过，这块普通的物件却在我手里发生了一件不普通的事情，虽然我曾经历过，但发生时还是吃了一惊。在浮动中，一连串的文字倏然飘出，那是…………“啪”，一样东西丢在了身上，正巧砸中胃部，我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脸上不禁有些扭曲。“老凡，身手不错啊，三十多的人了还能鲤鱼打挺。”林岳坏笑着走了过来。“臭小子……你……”我被砸的不轻，一时间说话都有些困难了。“林岳你玩过头了啊。”晖儿满脸不快地说着，走来帮我揉捏着痛处。“从云南回来都三个多月了，老凡这家伙总吊着个脸。”林岳捡起丢在地上的橙汁道。“砸他算轻的，我都想揍他了。”“死小林子。”S冲林岳小腿踢了一脚，“你以为全世界都和你那么没心没肺啊？！”“哭丧脸有用吗？！老田和他女儿能活过来吗？”林岳冲着S反驳道，眼睛却看向我这边。“今天出来散心的，别吵了。”我幽幽道，“没事，我只是在思考那本书和那个人的事。”“书上的内容你慢慢消化吧，至于那个幕后者，莫炎也在调查。”晖儿柔声安慰道，“亦凡，别太逼迫自己了，急于一时未必就能解决问题。”……《闻风拾水录·奇门篇》，来自老田交给我的物件，见到那些文字飘出时，他笑了，笑得很欣慰，那笑容永远的凝结在了他的嘴角。老田死了，死于心力衰竭。在他逼退莫曹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料到那只是回光返照。有人暗中下了毒手，这也是为什么老田的身体会日渐衰弱的原因。在定固龙脉的那一刻，他已拼尽了全力。林岳在施救时发现他背后有七处奇怪的痕迹，星散地分布在老田身上各处，精通医术的他也不禁迷惑不解。莫曹、韩笑、陈子浩……在他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可怕势力呢？……“我就说过，嫂子那手艺绝不是盖的！”林岳含糊不清地说道，满是菜肴的嘴鼓得像只夏天的蛤蟆。“今天有一半菜是S烧的呢。”晖儿微笑着说道，“嗯，就是你吃得最多的那些。”“浪费啊～～”S瞥了一眼饿死鬼投胎似的林岳，“某些人吃人参果都不会觉得好吃的。”“我又不是猪……咳……咳……”林岳正想反驳，却被还未咽下的食物呛得不住咳嗽，一时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叮咚叮咚”，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有这么按门铃的吗？跟催命似的！”林岳挣扎着咽下了口中的食物，一肚子怨气全部发在了门外的不速之客身上。“大概有什么急事吧。”晖儿起身向门口走去，一旁原本假寐的狴犴忽地跳了起来，冲着门口发出呜呜的声音。门开了，晖儿一脸茫然地带进三个人，那是三名警察。“我们是市刑警大队的。”为首的警官出示了一下证件，“哪位是王亦凡？”“我就是……”我起身应道，这些警察来我家做什么？“王亦凡，你涉嫌盗挖古墓、走私文物及蓄意谋杀。”那名警察拿出一张文件，“现在正式拘捕你，这是拘捕令。”屋里的空气顿时凝结，这三名警察是如假包换的大活人，应该不会是伪装的，但他们又怎么会了解到我在云南的那些经历？而且如此高标地给我罗列了三项重罪！“我们必须对你的住宅进行搜查。”那名警官继续道，“这是搜查令。”麻利的动作下，我被铐上了手铐，两名警员熟练地四处翻查着，林岳安静地躲在一边，眉毛已拧作了四条。晖儿和S询问着为首的警官，对方一付无可奉告的表情，只是提醒她俩可以跟回警局协助调查。“找到了。”那枚滇王金印被翻了出来，负责搜查的警员有些兴奋，这是文物也是证物，眼前是真正的人赃并获了。……拍照，指模，例行公事……审讯室内，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略带稚气的脸上挂着懒懒的笑容。韩笑？！瞬间我便明白了被捕的原因，有韩笑在，那些事情的资料足以给我编定无数罪名了。“别以为我身上这套警服是假的。”韩笑调皮地笑道，“大案要案我也参与破获过不少呢。”“直入主题吧。”我盯着韩笑的眼睛冷冷道，他的辖区不在本市，不远万里的前来定罪应该是另有阴谋。有时候，计谋远胜于强大的能力，这就是人类的可怕之处。“想请你帮忙找样东西。”韩笑点起一支纸烟，悠然地吐着烟雾道。“你觉得我会答应吗？”我冷笑了一下，手铐从腕间脱落。“嗳，冷静点，这里是警局。”韩笑的脸露出一种别有意味的笑容，“如果你冲出去，外面会有一群勇敢的警察拦截你。”和警察正面冲突，这显然是种不明智的做法，牵涉无辜之外便是让韩笑等人坐收渔利，何况晖儿他们……“咔”，韩笑熟练地再次给我戴上了手铐：“囚徒博弈的上选是‘合作’。”“你们想要我找什么。”知己知彼往往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何况我的处境并不有利。“去趟文成刘基墓，找本书。”韩笑的笑容更加璨烂了，“其余的三爷会告诉你。”盗墓？！这群人在龙脉藏穴上功亏一篑，现在却做起了盗墓的勾当，他们要找的书难道比龙脉还重要？……夜色中的城市显得分外压抑，一辆深蓝色的轿车飞速地开出了市郊。“这回搞大咯，老凡，咱们亡命天涯吧。”林岳后排伸着懒腰道，“不过，先帮忙解决下民生大计。”“就知道吃，撑不死你。”S和怀里的狴犴一同向他呲牙。“亦凡，能拿的现金我全带来了。”晖儿轻声道，“不过，我们该去哪里呢？”“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我脑中有些混乱。当林岳从拘留所的地下钻出来的时候，我隐隐地意识到即将犯下一个大错，但在他连推带搡之下，却还是选择了逃离。S到市局找熟人帮忙的时候，狴犴发现了韩笑，她匆忙通知了晖儿和林岳，于是便有了这次营救行动。不过，我就此将成为畏罪潜逃的重大通缉犯。……“是的，他们刚离开市区，四个人都在一起。”公路边的树林里，一辆熄火的警车停在黑暗中，车中亮着一个红点，闪动的火光依稀映照出韩笑的脸庞。“漫无目的地瞎开车，很容易被路岗查到。”韩笑调皮地一笑，“看来我得帮你指路了。”……“韩哥，那啥……俺老婆不能白给吧……哦，成！谢谢啊！”……我压低了头上的棒球帽，避开油站工作人员的视线，将车子驶向公路。望着远去的车尾灯，那人咧嘴一笑，迅速脱下工作衣，闪进了黑暗中。……“靠，还米其林呢，这就爆胎了。”林岳牢骚道，扭曲的面容像极了瘪陷的轮胎。“你像个男人吗？就知道抱怨！”S丢过一个背包，“背上，咱们步行。”……“亦凡，前面有车。”“你好，能带我们一段不？”“嗨，上来吧，这会露水重，别站风头里客气。”“我靠，这可坐不起，敞篷的，还是东风牌啊。”“闭嘴吧你，爱坐不坐，你跟着跑也行。”“我上还不行吗？”……“到了。”拖拉机停在了一户农舍前。我们跳下车斗，踏上地面的双脚依旧可以感觉到方才的颠簸震动。拖拉机的主人叫常五根，一个黝黑憨厚的庄户汉子，这里便是他的家。一路上林岳不住叫饿，其实不仅是他，我和其他人也已饥肠辘辘，连夜的奔逃使人特别容易饥饿。附近是大片的农田区，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落脚打尖，常五根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说是给我们煮点饭食。常五根的家属于典型的庄户房子，两上两下的青瓦房简朴洁净，将我们让进中屋后，他便一头钻进东侧的灶间忙碌了起来。晖儿和S因连夜疲惫的关系，倚在桌边渐渐打起瞌睡来。林岳跨坐在长条凳上，眼睛死死盯住灶间。常五根端来稀饭馒头的时候，这小子立刻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屋外的天空遍布朝霞，四处响起忙碌的声音，一派农耕早起炊烟袅的景象。平淡无奇的生活，忙碌辛勤的劳作，突然觉得这一切离我十分的遥远。耳边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我听着一愣，那是一种痛苦的呻吟，依稀还夹杂着某些奇怪的声响。“你们家有病人？”林岳将嘴里的半个馒头咽下肚，四处张望道。“嗯，是我老婆。”常五根满脸愁云道，“不知咋地就病了。”“哈，小林子，你报答人家的时候到了。”S怂恿道，“这个最能吃的是个中医，让他帮你老婆看看。”……“老凡，不对劲，你跟我上去。”约摸半支烟的功夫，林岳从楼上下来，脸上的神色有些异常。楼上是两间大房，敞开的那间显然是常五根和他老婆的卧室，一名女子正躺在木架床上。“怎么这么大味道？”房内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恶臭，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鼻，跟着林岳走近床边。常五根的老婆看上去比较壮硕，但此刻却被疾病折磨得毫无生气，如果不是她还在呻吟，我很容易会误把她当作一具死尸。那股腐臭来自她口里，随着呼吸呻吟遍布了整间屋子，我惊异地发现，在她的呻吟声中夹杂着一种特别的声音，那是什么东西在啃噬骨头的声音！“脉搏正常，呼吸正常，除了脸色和口臭外，她基本就是个正常人。”林岳低声耳语道。“惹上了恶性虚灵？”我自忖道，“她的体内似乎有东西作祟。”林岳点点头，将常五根支去楼下取水，翻手捻出一根药草揉碎了将草汁滴入常五根老婆的口中。常五根的老婆突然从床上弹起，手脚诡异地扭曲着，不住乱颤，喉间咕噜着怪异的声音。“呃……”奇臭无比的液体从她口中喷了出来，床上立刻污了一大滩，一团白色的物体落在了被面上。那是一条古怪的白色小鱼，头尾都是一个长着满口利齿的鱼头，扁梭形的身体上遍布着粗糙的鳞甲。“幸亏遇到我们，不然她死定了。”林岳摇头道，“不过话说回来，她怎么会把这条清道夫吞下去的？”汩罗鱼，木性虚灵，喜欢藏匿在河底淤泥中，啃噬水下尸体上最难分解的骨骼部分，所以林岳会称它为清道夫。常五根收拾床褥的当口，林岳悄悄地将那条汨罗鱼丢进了窗外的河道中。……“你老婆是怎么发病的？”我向常五根问道。“我也不知道啊，前几天翻修屋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常五根回忆道，“后来和木匠吵了一架，隔天我出门办事回来就变这样了。”“木匠？你们家翻修了哪些地方？”晖儿突然问道。“楼上那两间大屋、房柱还有大梁。”常五根如实道。“S，房柱和大梁的连接部分是不是叫木斗？”晖儿转向S问道。“是啊，确切的说是房柱和横梁间连系的木块。”S奇怪道，“问这个干嘛？”“亦凡，那里可能有古怪。”……房子的大梁贯串了楼上的两间大屋，一头架在西侧的山墙上，另一头则用一根粗大的房柱子支撑。房柱就在灶间的墙边，一旁放着吃水用的水缸。常五根拿来一把木梯，林岳顺着梯子爬上了房梁，在木斗处摸索了两下，翻出一个暗格，从里面掏出一条刻着奇怪文字的木鱼来。木鱼赫然是汨罗鱼的造型，鱼身两面分别刻着“勾陈”和“白虎”两个篆字。“嫂子，你怎么知道木斗里会有这东西的？”林岳掂着手里的木鱼道。“我们公司翻修时曾和装修公司有口角，当时一个同事就提醒说，这些行业里有不少能人的，当心被报复。”晖儿笑了笑，“常大哥说他老婆曾经和木匠吵过架，我突然想到他们正好在翻修大梁，一气之下可能会在上面布鲁班术。”“鲁班厌胜？”我听着一惊，抬头看了看大梁的走向，立刻招呼常五根和林岳拿着梯子上楼。卧室的大梁上翻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同样刻着篆字——“天禽”。“厌胜”又称“魇镇”，意思为“以诅咒厌伏其人”，归属于民间常说的“鲁班术”。鲁班术是一种流传已久的奇术，相传为工匠祖师鲁班所创。据说因为古时的工匠地位低微，于是很多苛刻的无良雇主会对其肆意欺压，克扣工钱，当他们感到深深不忿时便会在施工期间以厌胜术进行报

但读后却有一种无法卸下的沉重感，因为这正是自己灾难深重的生活环境。因此，作者在书中流露出了改良社会的思想。【点评】清末谴责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带有不同程度的救国救民的激情，它对清朝腐朽统治和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旨在启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愿望和行动。同时，它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第二十二章清王朝的终结清王朝饱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八国联军再侵入北京的一次接一次的失败；《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瑗珲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一次接一次的屈辱，错失了一次又一次变革图强的机会，终于走向了最后的灭亡。一、光绪与慈禧同死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灯节之夜，慈禧率众嫔妃到北海观看焰火，本来年纪已大，劳累过度，又着了风寒，遂染疾病，并有日趋恶化之势。袁世凯、李莲英等见状首先慌了神。他们知道慈禧这个靠山一倒，光绪帝一旦复辟，绝不会放过他们。于是这些人都希望光绪帝早一天死，竟明目张胆地虐待起皇帝来。往常光绪每顿正餐都须摆上百盘美味佳肴，如今，二三十盘菜肴中，除了几盘新做的以外，其余皆是反复摆放的剩菜，刺鼻的味儿难以下咽。光绪令御前太监王商上奏慈禧，要求改善伙食，慈禧均置之不理，一次破例亲自去瀛台，竟以国家艰难、理应节俭为由将光绪训斥了一顿。此后，李莲英等更加肆无忌惮，不知在饮食中加了什么东西，弄得光绪帝经常便秘，有时两三天不能通便，只好常叫御医光顾。那些御医，似乎与李莲英等串通好了一样，三五分钟把过脉，然后随便开一剂方子应付了事。光绪的病情日趋严重，他对医药也渐渐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饮食中有人做了手脚，于是索性少吃饭，多吃水果，这样一来，身体又有了一些好转，这使袁世凯、李莲英等人深感意外，于是思谋着更毒的招数。一次，李莲英给慈禧梳头，顺便说了几句谗言，说光绪闻知慈禧病重，十分高兴，经常吟诗作画，习武划船。这些话被李莲英拐弯抹角地一说，使病中本来就心情不佳的慈禧顿生怒气，反骂道：“不孝逆子，想得倒美！哼，他休想死在我的后头！”李莲英听了这话，心里暗自高兴。不久，光绪的病情便骤然加重，御医张仲元、名医杜钟睃等为光绪看病，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何病症，只好开了人参、麦冬、五味子等常服药，自然毫无效果。到了十月初十慈禧七十三岁生日这天，宫内宫外，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光绪率百官至仪鸾殿行庆贺礼，然后大摆宴席，十分排场。之后慈禧又到畅音阁大戏台看戏，到南苑湖乘游船。不料乐极生悲，这天夜晚，慈禧又觉身子不适，在原病的基础上又得了痢疾，接连数日，不见好转。十月十七，慈禧虽然病重，却格外关心地问起光绪帝：“皇上近日可好？”李莲英说：“也是怪事，老佛爷一病倒，万岁爷倒见好多了，这两天经常到海事散步，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什么喜事？”慈禧问。“恕奴才用典不当之罪。”李莲英说。慈禧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病倒了，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喜事’喽！哼，难道我会走在他前头？”李莲英说：“奴才愿去瞧瞧他，照顾一下，或许能使万岁爷更快地康复呢。”次日清晨，李莲英真的来到了瀛台岛，表现出对光绪格外关心的样子，向光绪问寒问暖。光绪感到非常诧异，但转念一想，认为李莲英是怕慈禧死后，自己会收拾他，所以特来献殷勤的，于是收了疑心。过了一会儿，李莲英令小太监给光绪帝端了一杯“西洋茶”服下，就在李莲英走后不久，光绪病情陡然加重，他只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忍受，大叫肚子疼。被速传而来的御医屈桂庭诊断后，觉得皇上的病情很蹊跷，心里很害怕，担心自己会被卷到这场危机中来，于是草草开了方子，退出了涵元殿。十月二十上午，隆裕皇后来看光绪，但他仅微微睁开眼看了一看，便又昏了过去，似乎已神志不清了。十月二十一晚五时许，光绪驾崩，时年三十八岁。光绪死时，慈禧也病入膏肓，在神志尚清醒时，召见王公大臣，传下一道懿旨诏溥仪继位。十月二十二，慈禧病逝。仅仅相隔一天，手握权杖的中国最高两位统治者相继死去，引起国内外一片震惊，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光绪帝死得不明不白，又成为清宫疑案之一。十一月初九，清王朝为年仅三岁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举行了登基大典。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奇冷，因此当时把我抬到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超过了我的耐性程度。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的三跪九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典礼结束后，文武百官走在退朝的路上，议论说：“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他们感到这是大清朝廷的不祥之兆。二、辛亥革命没完没了的失败，无穷无尽的屈辱，人们已经厌恶帝制，希望共和；厌恶君主，渴望民主。顺应这历史的潮流，孙中山发动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分地权”为纲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先是诸大臣面奏请行宪政，但清廷谕旨：“大权统于朝廷”，“民智未开”，“数年之后，再定期限”。可人们再也等不起了。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到宣统三年（1911）四月，同盟会组织民众先后在广东黄冈、安徽安庆、浙江绍兴和广州黄花岗等地起义，但均因势力悬殊等原因失败了。接着，同盟会又决定在湖北武汉发动起义。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当时武汉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为武汉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斡旋下决定联合行动，于9月24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其、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他们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推举了武装起义后军政府的负责人，草拟文告，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来鄂主持大计，同时和邻近各省进行联系，策动响应。这时，孙中山远在海外筹款，以接济国内的革命活动。黄兴在香港接到有关湖北情况报告后，即复函赞成在武汉发动起义，不过，他要湖北革命党人等孙中山筹措二十万元巨款和购买大批枪支弹药后发动。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势成骑虎”，不能等待。因为他们看到，清政府从湖北抽调大批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新军中的革命骨干将随军离去，势必削弱湖北革命力量，于是他们坚决表示，即使“无外款接济”，也照常起义。湖北革命党人原订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十月六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妥而延期。十月九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因失慎爆炸，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孙武逃匿到医院，而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书信等全被搜去。第二天，设在武昌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又遭破坏，彭楚藩、刘其等被捕，蒋翊武逃脱。湖广总督瑞沿下令杀害彭、刘及李洪胜三人，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起义活动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但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没有畏惧退缩，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坚决发动了起义。十月十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重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个营兵力，纷纷起义，齐聚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官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军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沿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的兵船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起义的胜利，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不久，武汉三镇便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接着，起义军成立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废除宣统年号。随之，湖南等十三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不久，各省代表到南方举行会议，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决议改用公历纪元。由于当年为农历辛亥年，故史称这年的鼎革之变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三、宣统皇帝退位1912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方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随后，孙中山与袁世凯秘密协商，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让位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和孙中山谈妥后，袁世凯觐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袁世凯跪在地上，毕恭毕敬，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搬迁，已无相容之地……”袁世凯的言外之意是请宣统皇帝退位，当时宣统帝溥仪仅是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能明白，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心里知晓，眼泪流了出来，她擦了擦眼泪说：“大清天下断送在我们手中，我们愧对祖宗啊！”袁世凯叹了一口气说：“皇太后不要过于伤心，世事变迁，不能由太后一个人承担责任，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袁世凯没说完，隆裕皇太后急忙问：“如若退位，那民国将如何待我们？”袁世凯说：“紫禁城前边的三大殿归民国，皇上、皇太后等一切尊号不变，仍住在乾清门后的宫室，所有皇室财产仍旧归自己所有。这些优待条件鄙臣均已拟定好，请太后过目。”说着，袁世凯从口袋中取出几张纸，递给隆裕太后。隆裕太后接过纸，只见上面写着：麦克白作者：莎士比亚内容简介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为国王平叛和抵御入侵立功归来，路遇三个女巫。女巫对他说了一些预言和隐语，说他将进爵为王，但他并无子嗣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是有野心的英雄，他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邓肯，做了国王。为掩人耳目和防止他人夺位，他一步步害死了邓肯的侍卫，害死了班柯，害死了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小孩。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心里越来越有鬼，也越来越冷酷。麦克白夫人神经失常而自杀，对他也是一大刺激。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麦克白面对邓肯之子和他请来的英格兰援军的围攻，落得袅首的下场。剧中人物邓肯苏格兰国王马尔康道纳本邓肯之子麦克白班柯苏格兰军中大将麦克德夫列诺克斯洛斯孟提斯安格斯凯士纳斯苏格兰贵族弗里恩斯班柯之子西华德诺森伯兰伯爵，英国军中大将小西华德西华德之子西登麦克白的侍臣麦克德夫的幼子英格兰医生苏格兰医生军曹门房老翁麦克白夫人麦克德夫夫人麦克白夫人的侍女赫卡忒及三女巫贵族、绅士、将领、兵士、刺客、侍从及使者等班柯的鬼魂及其他幽灵等地点苏格兰；英格兰第一幕第一场荒原雷电。三女巫上。女巫甲何时姊妹再相逢，雷电轰轰雨蒙蒙？女巫乙且等烽烟静四陲，败军高奏凯歌回。女巫丙半山夕照尚含辉。女巫甲何处相逢？女巫乙在荒原。女巫丙共同去见麦克白。女巫甲我来了，狸猫精。女巫乙癞蛤蟆叫我了。女巫丙来也。①三女巫（合）美即丑恶丑即美，翱翔毒雾妖云里。（同下。）第二场福累斯附近的营地内号角声。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与一流血之军曹相遇。邓肯那个流血的人是谁？看他的样子，也许可以向我们报告关于叛乱的最近的消息。马尔康这就是那个奋勇苦战帮助我冲出敌人重围的军曹。祝福，勇敢的朋友！把你离开战场以前的战况报告王上。军曹双方还在胜负未决之中；正像两个精疲力竭的游泳者，彼此扭成一团，显不出他们的本领来。那残暴的麦克唐华德不愧为一个叛徒，因为无数奸恶的天性都丛集于他的一身；他已经征调了西方各岛上的轻重步兵，命运也像娼妓一样，有意向叛徒卖弄风情，助长他的罪恶的气焰。可是这一切都无能为力，因为英勇的麦克白——真称得上一声“英勇”——不以命运的喜怒为意，挥舞着他的血腥的宝剑，像个煞星似的一路砍杀过去，直到了那奴才的面前，也不打个躬，也不通一句话，就挺剑从他的肚脐上刺了进去，把他的胸膛划破，一直划到下巴上；他的头已经割下来挂在我们的城楼上了。邓肯啊，英勇的表弟！尊贵的壮士！军曹天有不测风云，从那透露曙光的东方偏卷来了无情的风暴，可怕的雷雨；我们正在兴高彩烈的时候，却又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听着，陛下，听着：当正义凭着勇气的威力正在驱逐敌军向后溃退的时候，挪威国君看见有机可乘，调了一批甲械精良的生力军又向我们开始一次新的猛攻。邓肯我们的将军们，麦克白和班柯有没有因此而气馁？军曹是的，要是麻雀能使怒鹰退却、兔子能把雄狮吓走的话。实实在在地说，他们就像两尊巨炮，满装着双倍火力的炮弹，愈发愈猛，向敌人射击；瞧他们的神气，好像拚着浴血负创，非让尸骸铺满原野，决不罢手——可是我的气力已经不济了，我的伤口需要马上医治。邓肯你的叙述和你的伤口一样，都表现出一个战士的精神。来，把他送到军医那儿去。（侍从扶军曹下。）洛斯上。邓肯谁来啦？马尔康尊贵的洛斯爵士。列诺克斯他的眼睛里露出多么慌张的神色！好像要说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似的。洛斯上帝保佑吾王！邓肯爵士，你从什么地方来？洛斯从费辅来，陛下；挪威的旌旗在那边的天空招展，把一阵寒风-进了我们人民的心里。挪威国君亲自率领了大队人马，靠着那个最奸恶的叛徒考特爵士的帮助，开始了一场惨酷的血战；后来麦克白披甲戴盔，和他势均力敌，刀来枪往，奋勇交锋，方才挫折了他的凶焰；胜利终于属我们所有——邓肯好大的幸运！洛斯现在史威诺，挪威的国王，已经向我们求和了；我们责令他在圣戈姆小岛上缴纳一万块钱充入我们的国库，否则不让他把战死的将士埋葬。邓肯考特爵士再也不能骗取我的信任了，去宣布把他立即处死，他的原来的爵位移赠麦克白。洛斯我就去执行陛下的旨意。邓肯他所失去的，也就是尊贵的麦克白所得到的。（同下。）第三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妹妹，你从哪儿来？女巫乙我刚杀了猪来。女巫丙姊姊，你从哪儿来？女巫甲一个水手的妻子坐在那儿吃栗子，啃呀啃呀啃呀地啃着。“给我吃一点，”我说。“滚开，妖巫！”那个吃鱼吃肉的贱人喊起来了。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可是我要坐在一张筛子里追上他去，像一头没有尾巴的老鼠，瞧我的，瞧我的，瞧我的吧。女巫乙我助你一阵风。女巫甲感谢你的神通。女巫丙我也助你一阵风。女巫甲刮到西来刮到东。到处狂风吹海立，浪打行船无休息；终朝终夜不得安，骨瘦如柴血色干；一年半载海上漂，气断神疲精力销；他的船儿不会翻，暴风雨里受苦难。瞧我有些什么东西？女巫乙给我看，给我看。女巫甲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内鼓声。）女巫丙鼓

现内讧的局面。而最终内讧的结果却是让李隆基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又直接影响了后来很多事件的走向，这一切都源于哥舒翰的自私自利。哥舒翰的错误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李隆基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丞（左仆射），同平章事。这样哥舒翰成为了抗击安禄山叛乱以来第一个获得“出将入相”殊荣之人，这都足以说明李隆基对哥舒翰的信任。但在大敌当前，作为身系抵御强敌，确保京师长安绝对安全的哥舒翰，在坚守潼关的时候，虽然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料理军务。但他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打击异己，尤其是在皇帝陛下加封他之后，哥舒翰公报私仇的想法更加彰显无遗。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和安禄山无法调和的矛盾，使得哥舒翰将目光瞄向了安禄山的族兄、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在安庆宗被杀之后，安禄山在长安的亲戚只剩下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安思顺最初兼任朔方节度使，和安禄山不同的是，安思顺还是十分忠于唐朝的。但即使是这样，由于和安禄山有血缘关系，李隆基还是罢免了他的节度使之职，将他招进朝廷改任户部尚书，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由于哥舒翰和安禄山素来不睦，所以哥舒翰对安思顺也没有什么好感。当哥舒翰“出将入相”之时，为了报复安禄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他所借的这把刀就是李隆基！天宝十五年三月，哥舒翰秘密遣人前往长安密奏李隆基，说在潼关关口外捉住了安禄山派来的奸细，并从奸细身上搜出了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密信。因而指控安思顺和安禄山内外勾结，恐怕对皇帝陛下不利，并列举了安思顺的七大罪状，请求李隆基处死安思顺。如果放在太平日子，哥舒翰这种捕风捉影没有真凭实据的上报，李隆基一定是置之不理的，甚至可能还会训斥哥舒翰。但大敌当前，安思顺和安禄山的关系，让李隆基不得不怀疑。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在我看来，这是李隆基当时的唯一想法。所以在未经过任何核实的情况下，李隆基下令将安思顺和其弟、时任太仆卿的安元贞一并处死，其家眷被流放岭南。安思顺被杀让身在潼关的哥舒翰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同时他复仇的举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手下人。当时在哥舒翰手下的很多人看来，哥舒翰似乎具备呼风唤雨的能力，哥舒大帅想干掉的人，只要跟皇帝陛下打声招呼，他的脑袋就会搬家。当时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而王思礼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在安思顺被杀后，出于表现自己的目的，向哥舒翰提出了一个“蒋干式”的计谋：“现在天下人都十分憎恨杨国忠，安禄山起兵造反也是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将军不如诛杀杨国忠，以平天下之乱。”王思礼虽然头脑简单，但哥舒翰显然没失去理智，他没有采纳王思礼的计策。王思礼见哥舒翰不为所动，又主动请缨带领本部精兵，前往长安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来再清除掉。哥舒翰冲着自己手下这个头脑简单的将领笑了笑，然后说了一句话：“如果按你说的那样去做的话，那就不是安禄山造反了，而是我在造反。”王思礼的计策虽然十分幼稚，但哥舒翰理解手下人的心情，所以他并没有斥责王思礼。按说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远在长安的杨国忠很快得到了消息。事实上，哥舒翰在被加封之后，杨国忠的内心就已经开始不安起来。很长时间以来，进位宰相的人，都必须要经过杨国忠这道关，现在哥舒翰居然被皇帝陛下轻而易举地提拔，这是杨国忠所不能接受的。安思顺被杀的时候，杨国忠并不知情，等他知道的时候安思顺和安元贞早已经人头落地，这让杨国忠开始对哥舒翰产生了恐惧。因为在杨国忠看来，哥舒翰在皇帝陛下心中的地位，可能已经超过了自己，这对他来讲是十分不利的。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安禄山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是清除自己，潼关现在胶着的局势，哥舒翰很有可能想出除掉自己以平息安禄山叛乱的计策。所以，当杨国忠知晓潼关有人有清除自己的动向后，他本能地认为这是哥舒翰的意图。在杨国忠看来，朝廷的重兵现在都掌握在哥舒翰的手中，如果他帅旗一挥统兵西进，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本来就忐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杨国忠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寝食难安，如芒在背。现在他必须要想出万全之策，化解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对自己不利的局面。于是，他向李隆基建议，说潼关虽然有二十万守军，但京师长安却守备空虚，潼关一旦出现什么闪失，则长安没有后继之师，现在应该在皇宫内选出三千个年轻的监牧官加以训练，以防不测。训练三千个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小屁孩，用以应对安禄山的叛军，鬼都知道杨国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哪里是在提防安禄山，明显是在提防哥舒翰。不久，杨国忠又亲自招募了一万新兵，让自己的亲信杜乾运统领，屯师于灞上，和京师长安互为犄角。杨国忠在长安的动作，也很快传到了潼关，当时有人将杨国忠的真实目的告诉了哥舒翰，这引起了哥舒翰的警觉，因为担心受到杨国忠的迫害，哥舒翰上疏李隆基，请求将灞上的军队划归自己管辖。出于稳定以及增强潼关防守力量的考虑，李隆基同意了哥舒翰的要求。应该说哥舒翰这个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十分得当，再一次借着皇帝这把刀，将杨国忠苦心想出来的招数轻松化解。但接下来哥舒翰所做的事情，却是名副其实的败笔。六月一日，当灞上杜乾运的一万人马正式编入哥舒翰的麾下后，哥舒翰以杜乾运督军不利为借口将其杀掉。哥舒翰或许是不想留什么后遗症，使得灞上这一万人马完全为自己所拥有。但他显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远在长安的杨国忠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后，会作何感想。很快，杨国忠得到了消息。此时的杨国忠实在是哑巴吃黄连，其心理状态十分复杂，既恐惧又想报复哥舒翰。但哥舒翰远在潼关，这让杨国忠有些鞭长莫及。但报复心极强的杨国忠还是决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祭出狠招，虽然他知道接下来他所祭出的招数，极其阴险狠毒，甚至置整个大唐帝国的利益于不顾，但他依然决定迈出这一步。因为在杨国忠看来，个人利益远在国家的利益之上。而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也是导致杨国忠悲剧结局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杨国忠决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迫使哥舒翰带兵走出潼关，与叛军正面交锋。因为杨国忠清楚地知道，目前的局势下，潼关的二十万人马颇有些哥舒翰私人武装的味道，如果想削弱哥舒翰的势力，就必须要借叛军之手，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互相残杀，互相削弱。杨国忠想到了哥舒翰出关作战可能会失利，但他一定想不到哥舒翰未来会败得那么惨，甚至会间接导致送掉了自己的性命。“叛军似乎实力并不强，但是哥舒翰只知道等待，臣觉得应该让哥舒翰带兵出潼关，去主动寻找叛军进行决战。如果只是这样等下去，恐怕会丧失很多机会。”当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李隆基就知道杨国忠所说的叛军实力并不强，指的是安禄山在陕郡驻扎的那四千人马。其实在军事上，李隆基还是十分信任哥舒翰的，毕竟是驰骋沙场多年的老将，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必然有其道理。而近半年叛军在攻下洛阳后，始终没有向西再迈进一步，也是很有力的证明。所以，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只是点点头，然后平淡地说了一句话：“打仗的事儿还是交给哥舒翰这样的将领吧！”“臣明白陛下的心思，但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潼关拥有二十万守军，时间一长怕会生出变故，而且陛下一定要防止以战养战的局面出现。”以战养战！这四个字犹如电击一般，瞬间让李隆基警醒过来。而这四个字，也是杨国忠最后的撒手锏。“陛下可以命哥舒翰出潼关作战，一来是为了尽快平叛，二来也可以试探下哥舒翰到底是个什么想法。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出战，就说明他没有异心，如果他推三阻四，臣觉得此人绝不能留，而且即使出战不利，大军还可以退回潼关继续坚守。”不可否认，杨国忠已经观察到了李隆基面部表情的变化。所以他最后说的这些话，语气十分柔和，他明白要想让皇帝陛下接受自己的意见，必须要给皇帝陛下充分的回旋空间。“嗯，听你这么一说，朕觉得可以让哥舒翰出潼关主动御敌。”此刻，在李隆基的头脑中始终回味着“以战养战”这四个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所以他终究摆脱不了“猜忌”这个词的局限性，轻而易举地相信了杨国忠的话。杨国忠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心满意足地走了，但接下来李隆基那里却接到了雪花般的奏疏。很多人知道李隆基决定让哥舒翰出潼关作战的消息后，立即上疏表示反对，其中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在山西、河北地区鏖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坦白地讲，郭、李二人作为多年征战沙场的名将，比没有军事经验的李隆基更加知道潼关的重要性，两个人在得知李隆基的想法后，立即上疏李隆基提出了上述意见。应该说，郭、李二人所说的话既是建议，更是为李隆基制定了战略方向。可惜的是，李隆基没有重视。当然，没有人比身在潼关的哥舒翰更加着急。他在知道李隆基想让自己出潼关御敌的消息后，差点没背过气去，联系前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哥舒翰明白这一定是杨国忠从中作梗。他深切地知道，皇帝陛下已经在开始怀疑自己。不过，此时哥舒翰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改变皇帝的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为皇帝陛下分析潼关目前的局势。在给李隆基的奏疏中，他指出了陕郡所驻扎的叛军是安禄山的诱饵，安禄山的目的是想速战速决，因为时间长了，安禄山会担心军心涣散。如果现在出潼关御敌，势必会落入安禄山的圈套。如果就这么和他耗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内乱，到那个时候自己再带领大军出潼关一击制胜。在奏疏的最后，哥舒翰特别写出希望皇帝陛下能够信任自己，不要受任何人的干扰。奏疏递上去，换来的却是前来督军出战的宦官。据史料记载，当时李隆基为了让哥舒翰尽快出潼关御敌，派出督军的使者将近五十人，这在大唐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在看到源源不断前来督军的宦官后，哥舒翰终于明白，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己用语言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要想让皇帝陛下彻底相信自己，唯有率领大军走出潼关。“臣竭尽所能，愿陛下洪福齐天！”在落日的余辉下，哥舒翰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再抬起头时，早已经泪流满面。此刻，他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什么，只是他无力改变结果，身为大唐的臣子，他不能违抗皇命。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四日，哥舒翰率领大军走出了潼关。前方等待他的将是万丈深渊！潼关失陷六月七日，哥舒翰的先头部队进至距离灵宝以西五十里的西原，在那里他们与安禄山的部将崔乾佑相遇了。西原地带南靠首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约七十里长的狭长隘道，从地势上讲，对叛军极为有利。哥舒翰虽然已经领兵走出潼关，但他并没有拼死冒进，当即将进入那条狭长的隘道时，哥舒翰下令，大军停止前进就地驻扎。身经百战的哥舒翰已经看出了前边的隘道是绝境之地，如果就此贸然进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为此，他在大军驻扎安稳后，便同部将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游观察地势。事实上，在哥舒翰仔细观察、运筹帷幄的同时，崔乾佑也在积极准备，在崔乾佑看来，哥舒翰此番出潼关实在是迫不得已，迫于皇帝的压力，哥舒翰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现在崔乾佑所要做的，就是要让哥舒翰不能在皇帝那里找到后退的理由。基于这种情况，崔乾佑决定继续采取先前安禄山在陕郡的“示弱”策略，在那条长约七十里的隘道上，零零散散地布置了些许守军，在外人看来，崔乾祐布置的守军全然没有军队的样子可言，不仅人数少得可怜，而且散如列星，忽合忽离。其实，没有人比崔乾佑更明白，他布置的这些人不过是诱饵，只要哥舒翰走进这条隘道，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就会迅速像兔子一样后撤，引诱哥舒翰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哥舒翰在黄河中游的船上，将隘道中的情形全部看在眼里，坦白地讲，崔乾佑的“障眼法”瞒不过哥舒翰。但哥舒翰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身在潼关之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现在他只有向前才能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向前会有胜利的希望。但是如果后退或者原地不动，对于哥舒翰来讲只有死路一条。人世间的悲哀，莫过于知道结局，而却无力改变。六月初八，哥舒翰做出了具体部署，命令部将王思礼率精兵五万为前军，部将庞忠统兵十万紧随其后，鱼贯进入那条隘道。为了防止中叛军的埋伏以至于全军覆没，哥舒翰特地留下三万人马，由自己亲自统领在黄河北岸的高地上擂鼓助战。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即将进入隘道的时候，哥舒翰叮嘱他们一定要试探着前进，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不要过多地纠缠其中，立即引兵退出隘道。哥舒翰的叮嘱不能不说是切中要害，但十五万人全部涌进狭长的隘道中，正应了那句俗语：老猪进篱笆——进退两难。事实证明，当王思礼和庞忠领兵进入隘道没多久后，哥舒翰先前的预料全都应验，只是王、庞二人早已经将哥舒翰的叮嘱抛在脑后。王、庞二人带领十五万大军在隘道中缓缓前行的时候，崔乾佑立即命令那些零零散散的守军偃旗息鼓，迅速向后撤退。而王、庞二人就像被人拴着一样，跟在对方的身后长驱直入。军事经验极少的他们并不知道，崔乾佑已经为他们挖了一个很大的坑。王思礼带领的先头部队没过多久便遇到了埋伏。当他进入隘道十里的地方时，只见隘道两旁的山上，忽然擂起战鼓，并从山上不断投下檑木滚石。“不好，两边有埋伏！快撤！”王思礼高声喊道。虽然他忽然想起了哥舒翰的叮嘱，但确实为时已晚，就在他刚要指挥人马回撤时，一根檑木正好砸中他的头部，王思礼顿时跌落马头吐血而亡。顿时王思礼的先头部队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不断向后拥挤着撤退。但庞忠的后续部队此时还不知道前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看到先头部队的人马忽然拥挤着后撤时，他们由于来不及转身，被挤倒在地马踏身亡的不在少数，一时间十五万大军像一团麻绳一样，堵塞在隘道之中难以展开，死伤惨重。十五万唐军在隘道中遭遇埋伏，站在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全都看在眼里，情急之下他命令手下人推着毡车进入隘道中，以期能够打开一条通道，让大军撤出。应该说哥舒翰的反应已经很迅速。但崔乾佑的反应也丝毫不慢，他命令士卒用早已经准备好的数十乘草车堵在隘道口前，然后纵火焚烧。由于火势太旺，哥舒翰的毡车根本无法靠近隘道，而且当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庞忠的人马以为隘道口被封死，所以大批人又急速向隘道深处涌进，可以说十五万唐军真正死在叛军檑木之下的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死在自己人来回拥挤踩踏之下。此情此景，黄河北岸高地上的哥舒翰看得一清二楚，在如此危急局势下，他不得不亲自出马，必须要将隘道口清理出来一条通道。但就在他整顿人马走下高地的时候，驻扎在首山脚下的崔乾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首山脚下迂回到黄河北岸，等待哥舒翰走下高地，然后发动突袭。前面说过，从地势角度而言，对叛军极为有利，这是因为崔乾佑所驻扎的首山脚下，可以展望全局。哥舒翰虽然站得高，但他只能看见隘道中的情形，而崔乾佑的本部兵马是个什么情况，哥舒翰则是一无所知。当哥舒翰带领人马走下高地时，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崔乾佑居然会在高地下的平原地带等待自己。他刚一露头，崔乾佑就下令骑兵部队进行猛烈的冲击，哥舒翰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很快哥舒翰的三万人马溃不成军，有的丢盔弃甲逃往首山之中，有的被挤进黄河溺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除大力营造北京皇城，疏通京杭大运河外，各精锐部队也陆续北移，对于最南方的安南，益发鞭长莫及。此时在安南，朱棣又用人不当，派亲信太监马齐镇守，敲诈地方贪墨成性的马齐，闹得安南百姓怨声载道。张辅北归后，安南各地小规模的反抗始终未停过。接替张辅的李彬，人品还算好，但懦弱无能，守土还算尽职，但未有张辅之才。永乐十六年一月，安南清华府土官巡检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再次举起了反抗明王朝的大旗，这就是越南历史书上至今大为宣讲的“兰山会盟”。关于黎利，中越两国史料评价各有不同，明朝的史料称他是“逆贼”，越南的史料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两国史料都承认一个事实：他是安南历次叛乱的所有领袖里，最有才能，也最得民心，人品也最好的人。曾多次作为使节出使安南的永乐时代名臣李琦就在后来给明宣宗的奏折里赞他“礼敬贤才，优恤百姓，行事睿智果敢，行军谋而后动，德行才能，皆为胡（胡家父子）、陈（简定，陈季扩）等逆贼所不及也”。如此评语，确为英雄。观其履历，他出身平民，却自幼好学，原是跟从陈季扩叛乱的“金吾将军”，因为陈季扩的亲信暴虐害民而与之反目，在爱子河会战前投奔张辅，因助明军剿灭陈季扩有功，被封为清安土官。张辅走后，“镇守中官”太监马齐在当地暴虐害民，黎利的小女儿也被马齐拐走，卖到皇宫为奴婢，从此下落不明。深仇大恨下，黎利于永乐十六年一月会盟各地安南“土官”举兵。明安南督师李彬无能，加上镇守太监马齐大肆采办珠宝，激得当地民众反抗四起，所以李彬虽然东征西讨“日不暇给”，兵乱却越剿越大，黎利之势越剿越强。消息传到京城，此时张辅正协助朱棣筹谋继续北伐蒙古的事宜，着实走不开身，加上太监马齐欺上瞒下，于是朱棣命令李彬“戴罪征剿”。可怜李彬，之后几年被黎利数次以奇计杀败，损兵无数，在永乐二十年“忧惧而死”。这几年明朝之所以未像以往一样火速调兵平叛，是因为此时明朝国内正发生“山东青州唐赛儿起义”，加上用兵蒙古的“战略重点”，三线作战，力不从心。永乐二十年李彬“牺牲在工作岗位”后，朱棣才遣精兵，以荣昌伯陈智挂帅南征，这支明军能打，接连在昌东、甘林之战击败黎利，逼得黎利逃往老挝求援。继而明军与越南、老挝联军在老挝农巴力大战，明军调重炮轰击，“大破之”，斩杀1万5千余人，老挝国王吓破了胆，立刻向明军请和，并答应交出黎利，谁知黎利抢先一步逃走，躲入越南俄乐山区中，其残部化整为零，开辟“抗明根据地”，联合当地山民同明军打起了游击。陈智才能终比不得张辅，之后两年屡次围剿，却劳而无功，双方再次陷入了相持。永乐二十二年朱棣病逝，即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意图“和平解决”，派人册封黎利为清化知府，黎利拒不从命，而安南辖区的乡民也纷纷起事，响应黎利。一年后，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再遣精兵，撤换了在此地苦战多年的陈智，启用成山侯王通为帅征剿。宣德元年二月，王通进剿俄乐山，遭黎利部将黎善伏击，损失5000人，交趾按察司陈洽战死。这场小败把王通吓破了胆，竟私自与黎利议和。接连受挫下，明宣宗改派安远侯柳升为帅，会同曾征剿安南的老将沐晟，从广西、云南分两路进兵，起7万大军征剿。可同是“燕王旧将”柳升的才能比张辅差太远，宣德二年九月，柳升在倒马坡战役中遭黎利包围，损失1万余人，其本人阵亡，随行的都督崔聚和工部尚书黄福整顿残兵继续进军，再次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二人双双被俘。值得一提的是黄福，他之前曾多次在安南各地做知府，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爱戴，今天越南民间，还有不少有关他为民做主的“清官戏”。这次明宣宗派他重回安南，也是为了“攻心”，谁知事与愿违，被俘后的黄福受到黎利的优礼，黎利亲自请他“上座”，并叩拜说：“倘大明官员都如阁下，我又怎能会反？”此外，对于被俘的明军官兵以及明朝百姓家属，黎利也下令优待，伤者施药救治，死者敛尸厚葬，有愿归国者更发放路费，礼送出境。曾有其亲兵擅掠明朝官民，黎利闻讯大怒，斩亲兵8人，并训道：你等此种作为，与天朝（明朝）阉官何异？大明“公公”，成了越南军民的“反面典型”，足见马齐对安南祸害之深。种种“善举”下，明军“攻心”不成，反倒“被攻心”，驻安南各地明军士卒“逃亡者十之四五”。而受命从云南进兵的沐晟，得知柳升败讯，竟不战而逃。先前同黎利私自讲和的王通，此时连战连败，仅存2万残兵，连同数万明军家属百姓，被黎利重兵围困在东都（今越南河内）。至此，安南之局，已然不可收拾。百般无奈下，明王朝只好旧话重提，重议杨士奇一直力主的“册封安南”之策，户部尚书夏元吉以及英国公张辅拼命反对，张辅更亲自请缨，自请10万兵马，誓一年内讨平黎利。但近20年来安南这场“降而复叛”的拉锯战，已让明宣宗君臣厌倦，大学士杨荣的话更一针见血：“国家之安危所系，在北不在南，”终让明宣宗下了弃安南的决心。是年十月，明宣宗遣礼部侍郎李琦（即永乐时代多次出使安南的那位）为使臣，到安南宣布赦免黎氏罪过，并册封黎利拥立的原陈氏王朝宗族陈蒿为安南国王。在此之前，被围东都的王通已私自和黎利议和，得到不再进犯的允诺后，黎利将被围安南的2万明军尽数放回。之后明宣宗正式弃安南，废明朝设在安南的三司，明朝驻安南各级文武官员，各镇军队，以及百姓家属总计8万3千人尽数撤回。一年后，陈蒿死，明宣宗顺水推舟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期间，仿中国制度开科取士，推广儒学，并学习朱元璋的“垦荒令”“军屯制”，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明英宗正统元年，黎利病死，其子黎元龙被明英宗正式册封为“安南国王”，这就是历史上的越南黎氏王朝。其后，两国虽在嘉靖时代又发生摩擦，但和平相处终成主流。第十章蒙古和明朝是啥关系一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九日，新疆伊犁河察林河畔，离乡背井飘零一个多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出发，冲破沙皇俄国层层阻击经行万里，终在清军的接应下，成功返归中华怀抱。当年十月，清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被誉为“东归英雄”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册封其为“卓理克图汗”，其部落各大小首领也分别按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等爵位一一册封。其部落全族分六路，分别被安置在今新疆阿尔泰山、伊犁尤都勒斯草原以及博斯腾湖等地，繁衍生息至今。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壮怀激烈的“土尔扈特万里东归”。这壮怀激烈的故事中，有一个今人已然忽略的细节：乾隆于承德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时，渥巴锡先后送上两件礼品，一是其随身腰刀，表达土尔扈特部永不反叛之意，此事亦成为千古美谈；第二件礼品格外特殊——明永乐七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册封前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的“永乐印”。送上此物，即表达归附中华之意。这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情节，既意味着清朝从此继承了明朝对土尔扈特的统治，也同样揭开了素来为人关注不多的，明朝初期蒙古诸部落的变迁情况。二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北伐，一举攻克元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仓皇北逃，明朝统一中原。但元王朝依然作为一个“国家政权”，占据着新疆东部、甘肃西部、青海北部、内蒙古、外蒙古、东北三省以及今天俄罗斯阿穆尔省的广大地区，并在元顺帝过世后，历经元昭宗腊哈失里、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两代君主，史称“北元”。这期间，明朝曾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动三路北征，傅友德的西路军五战五捷，连克甘肃、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大片土地，驱逐北元在这一地的势力范围，中路军徐达部和东路军李文忠部在进兵北元国都和林（今蒙古国杭爱山）时受挫，但也杀伤北元军甚多。其后十多年，明朝设九边，广置卫所，以守为攻步步进逼。洪武二十年，明军再举大兵，以15万兵攻辽东，迫降驻守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招降20万人，并令北元“盟友”朝鲜改辕易辙，成为明朝附属国，一举“断北元之左臂”。一年后，明军命蓝玉统15万大军北征，在捕鱼儿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大破北元“中央军”，俘虏北元皇室宗族及军队8万7千人，获得元王朝的“传国玉玺”。只身逃亡的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在土刺河被北元宗亲也速迭儿杀死。洪武二十六年，也速迭儿正式成为“北元可汗”，但没多久就病逝，随后，“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后人）争夺可汗的内战持续数年，到明建文四年，非“黄金家族”的鬼力赤夺取了可汗位，取消了“元”的称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至此，“元”作为一个政权，成为历史概念。在连年的内战中，蒙古分裂成三大部，即明朝史书中所谓的鞑靼、瓦剌、兀良哈。先说鞑靼，即由“黄金家族”统帅的蒙古部落联盟，其势力范围主要包括今天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永乐元年，鞑靼“太保”阿鲁台杀鬼力赤后，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拥立从帖木儿帝国“政治避难”回来的忽必烈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此后阿鲁台“挟可汗以令诸侯”，自任“太师”执掌大权，一面频繁骚扰明朝边境，一面与西部的瓦剌相互攻杀。从洪武末期的朱元璋到永乐初年的朱棣，皆曾多次派使者赴鞑靼处招抚，却被置之不理。瓦剌，又称“卫拉特蒙古”，元朝时称翰亦刺，最初居住于俄罗斯叶塞尼河流域，元朝时逐渐南迁，定居在今阿尔泰山山麓至色愣格河一带，共分为三大部，分别是辉特部及其首领秃孛罗，绰罗斯部及其首领马哈木，客列亦锡部及其首领太平。其中的客列亦锡部，即是后来土尔扈特的前身。深通“远交近攻”的明王朝，自洪武末年开始便频频向瓦剌三部派遣使节，永乐七年，明朝册封辉特部首领孛罗为“太平王”，绰罗斯部首领脱欢为“顺宁王”，客列亦锡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渥巴锡归还给乾隆的“永乐印”，即是由此而来。其后，“顺宁王”马哈木渐成其中最强一支，逐渐掌握了瓦剌大权，并与东部的鞑靼长期内战，两家相互攻杀不休的同时，也意图借助明朝的力量。永乐元年朱棣登基后不久，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3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至于蒙古三部中力量稍弱的兀良哈，实为朱元璋时代归附大明的辽东纳哈出部“整编”而来，其属地以嫩江为中心，包括今天西辽河和老哈河一带。明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在当地设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又称“兀良哈三卫”“朵颜三卫”，原为朱元璋之子宁王朱权所统辖，后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立功颇多。战后，朱棣将宁王南迁至江西，把原属宁王的大宁地区（今内蒙古宁城）尽数划拨给兀良哈三卫，并于永乐三年在吉林开原设立马市，开展贸易。同瓦剌三部在永乐朝接受明朝册封相比，他们早在之前的洪武朝，就成为明王朝的“朝廷命官”。明永乐十一年，数次遭明王朝沉重军事打击的鞑靼部“太师”阿鲁台，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册封。至此，从朱元璋到朱棣，历经40年苦心经营，鞑靼、瓦剌两部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从而建立了蒙古各部相互牵制且由明朝“垂拱而治”的统治体系。终明一朝，蒙古高原风云变幻，这个体系虽偶被打破，却始终未变，最终演变成了清朝的“盟旗”制度，这个体系也意味着北元时代相对于明朝是“外国”的蒙古各部落，如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所言，变成“明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权”。三维持这个平衡的方式，除了明王朝的怀柔政策外，也有各大势力相互征战中的此消彼长。这一时期的战争，可谓是明蒙战争与蒙古各部内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自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瓦剌与鞑靼开战以来，在人口和资源方面占尽优势的鞑靼节节胜利，志得意满下，阿鲁台对明朝也极其傲慢。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以祝贺本雅失里继任可汗为名，谴礼科给事中郭骥（即曾被帖木儿扣押近十年的那位大明使臣）至鞑靼“王庭”和林出使，送还往年交战的俘虏，并赠送彩币等物，且在国书中说“可汗王朔漠，彼此可相安无事”，极力表达和平诚意，孰料阿鲁台竟将郭骥斩首，大明使团中仅随军百户李咬逃回。阿鲁台随即整顿兵马，准备南侵为明朝“屏障”的兀良哈三卫。消息传来后朱棣震怒，九月派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兵远征，孰料大军行至克鲁伦河后，邱福不听副将李远劝阻，率数千亲兵脱离大部队冒进，遭鞑靼军围歼，邱福阵亡，随后鞑靼军乘胜追击，10万明军大溃，副将王聪、李远、火真皆战死。败报传来，朱棣决意雪耻，次年正月下诏亲征，集结50万大军，于二月十三日出居庸关北进，大军一路扫荡漠北，鞑靼部坚壁清野，远撤避战。经过周密侦查，五月终于在成吉思汗家乡斡难河捕捉到鞑靼军主力。五月中旬，朱棣与本雅失里在斡难河决战，朱棣身先士卒，率麾下亲兵冲锋，本雅失里大溃，仅带7人逃窜，朱棣随即下令将捕获的蒙古俘虏全部释放，并发放口粮。“攻心”下各蒙古部落纷纷来降，六月八日，朱棣军于飞云堑围困阿鲁台，阿鲁台以“请降”为缓兵之计。朱棣将计就计，先假意与阿鲁台谈判，继而发动突袭，以柳升的神机营火器轰炸，追杀百余里大破阿鲁台。七月三日，大军返归开平。至此，明朝的第一次北征，以重创鞑靼而结束。战后，永乐八年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谢罪，贡献马匹，并借机恳请朱棣允许他迁至辽东管辖女真部落。朱棣想用阿鲁台牵制瓦剌，故拒绝了阿鲁台的请求，但表示既往不咎。同年十二月，朱棣遣使将阿鲁台流落在明朝，失散近20年的哥哥和妹妹送回，从此两家关系渐近。但彼时瓦剌首领马哈木借机坐大，不但吞并了许多原属鞑靼的领土，更捕获了斡难河战后逃跑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五月，马哈木杀本雅失里，并派使臣向明朝“邀功请赏”，朱棣深感马哈木“此奴骄矣”，双方裂隙日深。次年马哈木又派使者向明朝交涉，要求明朝归还投奔到甘肃、陕西等省的瓦剌部落，朱棣派宦官海童出使瓦剌，当面申斥马哈木罪过，双方关系日益恶劣。阿鲁台趁机在同年连续5次遣使入贡，七月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闻之大怒，频繁发兵攻打阿鲁台。十一月，马哈木大破阿鲁台，借机兵抵饮马河，意图彻底平灭鞑靼，统一漠北。为不使马哈木得逞，朱棣“决意讨之”。经悉心准备，次年三月十七日，朱棣率50万大军再度北进，特命皇长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德皇帝）随行，马哈木以诱敌深入计，派小股部队不断骚扰明军，且战且退，意图引诱明军深入作战再行围歼，朱棣一路向北，于六月一日抵达忽兰失温，马哈木已在此地集结瓦剌三部最精锐的数万骑兵。六月七日决战打响，瓦剌军屯于高山上，居高临下发起冲锋，朱棣命神机营以火器轰击，继

臣宋濂、刘伯温，皆为当时儒家理学名臣。刘伯温在向朱元璋论述“建国大业”时，提出了“以孔孟之书为经典，以程朱理学为注解”，程朱理学传人、元朝理学大师许衡被“陪祀孔庙”。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认程朱理学宗师朱熹为“先祖”，虽“攀亲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国后，以“八股文”开科取士，考试内容“遵从圣人训导，以程朱之解为准”，从此“非朱氏之言不尊”，从考试体制到答题方式皆严格规定，全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中央的国子监，更要“传授圣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议评论者，一律重惩之”。甚至朝臣奏报，也需“依八股体例行文，引圣人之教立论”，但有“违制”者，轻则丢官下狱，重责斩首甚至抄斩。至永乐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文渊阁大学士解缙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诏颁天下”，从此“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国的“主体思想”——程朱理学。为捍卫“主题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厉行专制。明初文化专制，不但有严格“体例限制”，连咬文嚼字也到“鸡蛋挑骨头”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兴“文字狱”，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朱元璋怀疑“则”通“贼”，杀！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怀疑“生”通“僧”，杀！怀庆李睿有“遥瞻帝扉”，朱元璋怀疑“扉”通“非”，杀！与之类似的“文化案件”，仅明史记录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风。朱元璋甚至连“邹国亚圣公孟子”也敢整肃。一日宋濂为朱元璋讲《孟子》，读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当场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随即颁旨，删去《孟子》一书中“违禁言论”共85处，剩余175节，编成《孟子节文》，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发行全国作为“钦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诏书，大骂孟子言论“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罢免孟子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将孟子牌位逐出孔庙，又明告群臣，凡有劝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论罪处死。煞费苦心，终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专制”。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三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四天顺元年冬，陈献章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江门市白沙村，在其家乡村庄的小庐山麓之南，修筑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阳台”，从此闭门谢客，以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路，和“一小学及大学，循序渐进”的学习方式，埋头钻研理学之“道”，这一“钻”就是8年。8年间，陈献章“谢绝交游”“不事耕作”，连一日三餐都由家人从墙洞里送入，此后不仅“悟其师道”，学问更是大进。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闭关”多年的陈献章终“出关”，在春阳台开馆设学，消息一出，四邻州县纷至沓来，一时间“门庭若市，岭南才俊齐集求教”。之所以有这般“轰动效应”，一者陈献章早年为“岭南神童”，虽屡试不中，可在当时被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广东地区，享有盛名，二来陈献章师从吴与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在文化尚不发达的广东，自然具有“名人效应”。身为吴与弼“嫡传弟子”的陈献章，开馆讲学别具一格，教学方法分5个单元：一，先静坐，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其治学思路，承袭了吴与弼“静坐养性”的精髓，但重点，却在“自学”“思考”“真知”3个环节。观其治学语录，“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一句，彻底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对圣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一句话：独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称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质教育”。在“素质教育”的方式上，陈献章也别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专著，只有若干首诗和短文，被后人结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诗文，陈献章主张“诗引教，哲入诗”，其诗作广采民歌俚语，行文通俗易懂，内在哲理含义却悠远无穷，先后做《戒色歌》《戒懒歌》《戒戏歌》，皆朗朗上口，不仅成为其学生的“座右铭”，在山野百姓中同样广为流传。“传道”的同时，陈献章如恩师吴与弼所预言，此时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确立——共分3个环节，一为“道”论，主张看待圣人之“道”时“贵有疑，疑则求知，求知则进”，即对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继承”；二为“涵养论”，主张学习过程中“静坐中反复体味”，在学习过程中求“静”，戒除功利浮躁，承袭自吴与弼“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治学思想；其三为“自得论”，对比吴与弼“求解圣人之心”的治学目的，陈献章主张“自得”，认为学习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万心各不同”，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独立思考精神”。恰是这条，颠覆了明王朝自立国以来“文化专制”的传统，即使是百年后清王朝编修《四库全书》时，对此同样是“毁誉参半”。近现代国学大师钱穆也说：“陈白沙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怀疑精神，开创了明朝中后期思想解放的先河。”虽在后世“毁誉参半”，但在当时，陈献章却“贤明远播”，连远在京城的成化皇帝朱见深也闻其大名。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经翰林院庶吉士刑让推荐，38岁的陈献章再次入京，于朝堂上当廷考核，做《此日不再得》一诗，满座皆惊，朝中众文臣皆赞叹不已，争相传阅，刑让赞他为“真儒再生”。虽然“技惊四座”，但陈白沙性情耿直，更兼思想“叛逆”，触怒了以礼部侍郎尹昊为首的一批“旧儒”，仅在吏部授了个无品级的“秘书官”。4年后陈白沙再次参加会试，因主考是尹昊，再次名落孙山。对此，陈献章早已“淡定”，只是“朗声一笑”，此后再度归乡。之后几十年，专心以讲学传道为己任，史载“四方学者纷纷来求弟子礼”，门下英杰辈出，仅做到过明朝中央级高官的“弟子”先后就有50多人，这个群英荟萃的学堂，即明朝理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江门学派。对于其“学术贡献”，明末大儒黄宗羲曾赞叹说“我朝理学，至白沙而至精微”，南明大儒刘宗周评价陈白沙“独开门户，卓尔不凡”。至于在明朝中后期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其实也与此渊源颇深。阳明心学高徒王鼎在论述两者关系时曾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陈献章），至先师（王阳明）而成大明”。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虽对陈献章抨击颇多，却也承认：前朝（明朝）后期学派驳杂，实拜白沙先生（陈献章）自得之论所赐。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经两广总督朱英举荐，陈献章又被成化皇帝朱见深征召入京，朱见深命他去吏部“应试”，早已无心官场的陈献章“托病推诿”，软磨硬泡数日后，朱见深只得授他“翰林院检讨”的虚职，依旧归乡教书。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72岁的陈献章在家乡溘然长逝，明孝宗朱祐樘尊其谥号为“文恭”。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明王朝下诏在陈献章家乡江门建“白沙祠堂”，万历皇帝亲笔题写祠堂额联，名为“崇正堂”，为明朝270年里少有的官修祠堂。11年后，陈献章更被诏准“从祀孔庙”，这位一生精研理学，素被斥以“毁谤圣人，离经叛道”的岭南大儒，至此终成为“亚圣人”。第十三章忠良or奸党王越一俗话说：红脸的关公，白脸的曹操。这是戏台的规矩，明晃晃的油彩泾渭分明，忠良还是奸党，粉墨登场间看客们就瞧得清楚。但历史没这么简单，有一种人，在权力的最高峰纵横捭阖，大事件里呼风唤雨，可到盖棺定论时，后人却各执一词，红脸还是白脸，百年下来，依旧难辨。比如，明朝成化年间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宁伯王越。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当时却是“高光人物”，身兼“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两职，位高权重。大明朝近300年，因战功而封爵的文臣仅3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贺兰山阕”——大英雄岳飞的梦想，他不动声色地做到了。凶横的蒙古骑兵，对他敬畏万分，尊称他“金牌王”，《宪宗实录》记载：以越上阵，（敌）不战而奔。一个“奔”字如刀，直杀出大明军威的万里豪气。文学成就也了得，一生诗词赋文数百篇共20万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风行明朝百年的“畅销书”，明朝“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读罢大为拜服，连批3句“大奇”！戏曲名家李开先赞其“文思焕发，可追李杜诸人”。明末清初文坛魁首钱谦益编纂《列朝诗集》，对他的诗歌喜爱备至，一口气收录了15篇，在自序里深情写下读后感——“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个文韬武略、血气方刚的英雄形象。功勋卓著，文武兼备，权倾朝野，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声……生前身后的骂声都多，彼时清流领袖徐溥说他“德行有亏”，另一位名臣何乔新说他“谄媚权阉，祸乱朝纲，邀功贪战，虚耗民力”，几乎都是批奸臣的专用名词。在世的时候，言官弹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张溥大笔一挥，把他列进了《逆阉录》……于是“高光”的他有多张不同的脸，史书里“以才自喜，不修小节，倨傲凌人”的是他；“爱抚士卒，优礼下属，体恤百姓”也是他；横刀立马沙场，屡建奇功的伟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权贵，谄媚权阉的也是他；红脸有他，白脸也有他，哪一个，才是真的他？要知道一个真实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从小人物的平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权力场高处的人生。二明朝笔记作家黄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俄罗斯毛片网址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霆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宇霆有能力也没有杨宇霆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宇霆舒服。由此，经过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咱们之前提过他，他不仅是“统制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志超”即日本间谍之父坂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志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与他的师傅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皇姑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地来见对方。他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装作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权助，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父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岂甘受日本人的操纵？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益受损的杨宇霆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逝去的北洋时代

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四十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骄雄的结局（按病逝时间排序）：1.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2.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3.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4.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5.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6.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皇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7.王士珍——“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8.孙传芳——“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后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施从滨）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9.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得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10.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凌蔚，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11.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中，他是最高寿的。12.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别人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降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蒋记王朝第九章中原大战，蒋记王朝

裁军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面前摆了一个大难题——裁军。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在宋子文的支持下，在虞洽卿的鼓动下，供应北伐军费的主体——江浙财团组成“国民裁兵促进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四位先生高抬贵手，行行好，别再找他们要钱了。这倒不是虞洽卿等人小气，而是蒋、冯、阎、李一边北伐一边扩军，这四位手头的军队数量此时高达百万之众，他们实在是养不起了。根据宋子文的估算，养活五十万人的军队，一年要花掉近两亿银元。也就是说，养活一百万的军队，半年就要花掉两个亿。再者，裁军的提议也提到蒋介石的心坎上去了。他做梦都想集中军事、人事、行政、财政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势力，苦于一直没有合适的理由，现在宋子文和虞洽卿雪中送炭，他岂有不同意之理？但问题在于，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这三位老兄谋算的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想让他们裁军，主动削弱自己的权力本源，根本没门。裁军的难度确实很大，但蒋介石还是决定开会讨论试一试，试过之后不行才能死心。从1928年7月开始讨论裁军一事，到1929年1月底在南京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结束，诸位大佬口舌费尽，花招耍尽，结果却在意料之中：蒋介石一定要裁，那三位死活不裁。对蒋介石来说，既然政治裁军没戏，那就武力削藩！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那场著名的混战——中原大战，就此揭开序幕。发生在1929年的这一轮混战算是车轮战，众人轮番单挑蒋介石。

“当代卧龙”杨永泰

最先开战的是新桂系和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新桂系无疑是他当前最强劲的对手。李宗仁坐拥两湖，黄绍竑占据广西，白崇禧收编了唐生智残部，拥兵十万控制华北京津，李济深在广东为后援。新桂系的势力从中国的最南方一直延伸至长城脚下，实力看起来非常强大。不过，新桂系在杨永泰的眼中，也就是土鸡瓦狗而已。这个杨永泰是何人，竟然如此狂妄？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氏，19世纪的80后。文武双全，学贯中西，对人心的精确把握，惊人的局势预判能力，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此人功利心较重，通过他的跳槽经历便可窥一二。他跟着宋教仁、黄兴和孙中山闹过革命，也曾委身于陆荣廷和唐继尧，还投奔过曹锟。作为玩政治的人，政治立场却不鲜明，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信任，所以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舞台，让他将自己最出色的才能“出谋划策”发挥出来。1928年春，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黄郛（一说为张群），把杨永泰这个超一流人才引荐给了事业处于上升期却急需人才的蒋介石。事实证明，这是杨永泰此生最成功的一次跳槽，因为通过这次跳槽，杨永泰证明了自己，并获得了“当代卧龙”的超卓荣誉。刚刚跳槽的人一般都着急立功，毕竟在关键环节表现出你的过人之处，让大家不得不服你的水平，你才能站住脚。杨永泰也不例外。蒋桂大战还没正式开始，杨永泰就开始兴奋起来。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一个实现自己抱负，扬威天下的机会。一番精心谋划之后，杨永泰对蒋介石进言道：桂系看起来虽然强大，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根基不稳。像广东李济深一直不得粤军陈济棠、张发奎的认可；华北白崇禧的麾下大都是唐生智残部；两湖李宗仁的绝对主力第七军里数一数二的悍将李明瑞，并不是李宗仁的人，李明瑞听命于他的亲表兄——新桂系曾经地位仅次于李、黄、白的四号创业元老俞作柏，而且俞作柏跟李宗仁很不对付，于北伐有大功的李明瑞也因为这个原因被李宗仁刻意压制。咱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将桂系打垮。这个为新桂系量身定做的绝妙方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在蒋介石的全力支持下，杨永泰的谋划得到了完美地执行。第一步，请李济深出面调停中央、广西的矛盾，诱到南京加以软禁，把跟李济深穿不了同一条裤子的陈济棠升为粤军一把手。第二步，利用唐生智找新桂系报仇的心理，让其说服了以李品仙为首的老部下们倒戈反桂。白崇禧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狼狈出逃，华北变天。第三步，以付出一大笔金钱和把广西交给俞作柏、李明瑞为代价，让李明瑞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桂军大战之际反戈。事实证明，这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李明瑞带着第七军的另一员不得志的大将杨腾辉一起反了，算是买一赠一。第七军的三支主力反了两支，致使两湖的桂军一败涂地。第四步，发动湘军、滇军、粤军以及刚刚跳槽的俞作柏、李明瑞群殴广西的黄绍竑，黄绍竑战败出逃，俞作柏、李明瑞接管广西。这场历时三个月的“蒋桂战争”，以蒋中正的胜利而告终。新桂系则从高高的云端瞬间跌落凡尘，不仅丢失了包括大本营广西在内的全部地盘，而且，其起家的第七军或分裂，或被蒋介石收编，这支曾经辉煌的北伐军王牌部队就此烟消云散。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被迫流亡香港、越南，这三位仁兄从此跌出民国一流实力人物排行榜。至于这场战争的头号男主角杨永泰，则凭借从错综复杂的局势纠葛之中准确找到突破口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最为灿烂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绝顶谋士。

“倒戈之神”被倒戈

解决了来势汹汹的新桂系，蒋介石终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之前一直坐看鹬蚌相争的“倒戈之神”冯玉祥。“济南惨案”之后，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和多轮外交谈判，日军终于在1929年3月左右撤出了济南。但是蒋介石命令驻扎于山东的冯玉祥部：你们不准接收济南，这是中央军的事情。冯玉祥恼怒异常，再加上裁军问题上的不快，一气之下，失去了“倒戈将军”的精明与冷静。他命令部队离开山东下河南，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南下的主力分别由三位猛人——韩复榘、杨虎城及石友三率领。请记住，火烧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就是这个叫石友三的家伙，其人品之低劣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可以排在前两名——他第一，之前提过的苗沛霖排第二。令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自己爱跳槽，他的手下也信奉“埋头苦干无出路，频繁跳槽挣得多”的道理。经过杨永泰的火眼金睛的筛选，人品最差的韩复榘、石友三二人脱颖而出，率先幸福地倒在了杨永泰的银弹攻势之下。至于另一名大将杨虎城则是高智商高情商的代表，以“识时务为俊杰”的名目主动投奔了蒋介石，从此潜龙升天，取代冯玉祥成为西北军的新代表。冯玉祥貌似强大的攻势瞬间瓦解。但冯玉祥没输服气，他调兵遣将，卷土重来。可惜面对战斗力强过他一大截的黄埔军，他的手下实在不堪一战，兵败如山倒，好不容易攒下的地盘几乎丢个精光。在杨永泰的辅助下，蒋介石应对新桂系、冯玉祥的做法，就是发挥中央的正统优势，居高临下，洞悉对手的弱点所在（内斗），辅以国家财政的支持（蒋介石不仅占据了富庶的地盘，还有大舅子宋子文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抓税收，发国债，找关系户、国内外银行贷款为他弄钱），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谋略角度讲堪属经典。打完冯玉祥，转眼就到1929年年底了。这时，汪精卫又跳了出来，想浑水摸鱼东山再起。汪精卫也不是没脑子的人，知道自己一个人斗不过蒋介石，经过仔细调研，他打着“护党救国”的口号，找到了好几个盟友，如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和俞作柏等，大家约定一起下水。对于汪精卫发起的这次挑战，蒋介石连脑筋都懒得动，直接动手，武力平乱！首先完蛋的是唐生智，被陈诚、杨虎城两人的一个突袭打得落花流水，屁股都没坐稳的俞作柏、“变色龙”石友三以及在南昌起义中流失了太多人才的北伐名将张发奎也没有蹦跶几天，全部失败。唐生智、张发奎这二位北伐名人从此失去了与蒋介石角逐的资格。

“忍者”阎锡山

1929年上演的这几场闹剧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主角：阎锡山。其实也不算少，阎锡山一向以擅长投机而著称，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他是不会反抗的。这等“忍者神功”，实是民国整整三十八载中难得一见的绝技。不过现在阎锡山想忍都没机会了。一切还得从打了败仗的冯玉祥找“反裁军统一战线”的盟友阎老弟求救说起。冯玉祥到山西后，抱着阎锡山痛哭求救，阎锡山也信誓旦旦，要与冯老兄合作到底，反蒋到底。不过阎锡山心底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冯玉祥横行西北，与自己的势力范围接壤，一山岂容二虎，现在这只猛虎虎落平阳，正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好时候，也许还可以借机找蒋介石要点好处费。于是阎锡山把冯玉祥软禁在了农村让他做农民，这一软禁就是好几个月。这下可逼急了冯家班的将领们，这帮人立即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表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愿做消灭阎锡山的先锋。蒋介石一听：好，利用冯家班消灭一直阳奉阴违的阎锡山，多么令人喜闻乐见的好事！我答应你们。阎锡山在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当即陷入了极度紧张和害怕之中。阎锡山虽说称得上是一名粗糙朴素的经济学家，重视经济建设与市场调节，懂得推行“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搞新农村建设，明白精打细算和开源节流，并因此积攒了不少钱粮，但是其地盘面积和军队数量、质量都居于蒋、冯二人之下，战争实力不强。如果遭此二人夹击，那是必败无疑！于是阎锡山跑到了度日如年的冯玉祥跟前，上演“追悔莫及”秀，并坚决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冯玉祥内心十分鄙视阎锡山的演技，但还是大度地说：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

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

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

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侵扰河西、陇右等地，实乃帝国心腹大患，朝廷应该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尽快组织对吐蕃的反击。可惜的是，当时李豫忙于设立河朔三镇，使得他没有重视郭子仪的奏疏，他只派出御史大夫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却被吐蕃扣留，两年之后方才回归。吐蕃的这种做法，出乎了李豫的意料，但帝国当时已经满目疮痍，如果就此和吐蕃开打，实在勉为其难，所以李豫的想法是通过怀柔策略来稳住吐蕃。但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彪悍的吐蕃人根本不吃你这一套。仅仅三个月后，吐蕃便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共计二十万人马，攻入大震关（今甘肃清水县东陇山东坡），并接连攻陷兰、郭、河、鄯、秦、成、渭等州。吐蕃军队一路势如破竹，事实上在吐蕃人刚刚攻陷大震关时，大唐边将立即告急求援，不过宦官程元振隐瞒不报，致使唐朝在很短的时间内，接连失陷十多个州，此时唐廷上下无法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到了十月，当吐蕃大军继续接连攻陷径州（今甘肃安定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今陕西武功）时，京城长安方才大骇。吐蕃大军居然能够打到自家门口，这让李豫百思不得其解，但当时形势危急，李豫顾不上追究是谁的责任，便匆忙以其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兵咸阳进行抵御。郭子仪领命后不敢怠慢，带领大军立即赶至咸阳，但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已经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继续向长安进兵，郭子仪见形势万分危急，便派时任中书舍人的王延昌火速回京入奏，请求增兵支援，但在宦官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没见到李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李豫错过了最后一个能够阻止吐蕃大军攻进长安的机会。当时王延昌进京后，很多人开始知道吐蕃大军即将打到长安的消息，例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由于吐蕃大军已经进入自己的辖地，他没有等朝廷发兵的命令，便组织两千人马西进抵抗吐蕃大军，可惜由于兵力太少，最终兵败被擒。当李豫知道吐蕃大军即将袭来的时候，吐蕃人已经神速地过了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这也意味着不出一天的时间，吐蕃大军就可以到达长安城之下。时间已经不允许李豫组织人马进行抵抗，慌乱之中他只能带领少数精兵仓皇撤出长安，东奔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随着李豫的逃离，唐廷上下顿时犹如树倒猢狲散，百官纷纷逃亡，中央禁军也瞬间溃散。长安城陷入混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郭子仪那里，于是他又立即带领人马从咸阳返回长安，意图誓死守卫长安，但他还不知道李豫已经逃出长安，当他刚刚到达开远门（长安城西侧第一门）时，便看到已经反叛的射生将王献忠带领数百骑兵，簇拥着李隆基之子丰王李珙等人准备西迎吐蕃进入长安。面对这种情况，郭子仪果断阻止这些人继续前行，不过他也从王献忠的口中得知皇帝陛下已经离开长安到了陕州，于是他擒获王忠献，让人押解王忠献和李珙交给身在陕州的李豫。而郭子仪则带领兵马转道长安城南的万年县，在距离万年县二十五里处的御宿川循山而东，依次经过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前往商州（今陕西商县）收拢各路人马准备反攻长安。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进入长安，事实上当时长安城内反叛者并不止王献忠一个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看到吐蕃人到来后，便和吐蕃大将马重英共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当时吐蕃人在长安城内大肆抢劫府库钱财，焚毁百姓房屋，繁华的长安城顷刻间变得残破不堪，凄凉万分。不过吐蕃人并不想在长安城停留过久，事实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占领长安城，而是大肆抢劫金银财宝，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国享受。但是此刻身在陕州的李豫早已经万分惊恐，他生怕吐蕃人东出潼关继续向陕州进兵，所以他下诏让郭子仪率领军队来陕州保护自己，而郭子仪上表回复：自己出兵蓝田，西拒吐蕃。“臣不收复京城，无以见陛下，若出兵蓝田，吐蕃必不敢向东！”郭子仪的建议远比李豫的想法要周全得多，当然作为大唐帝国最具军事才能的人，此刻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略和坚定的信心。李豫看到奏表后大喜过望，于是他同意了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让蒲、陕、商、华诸州人马共同在商州会合，统一接受郭子仪的调度，反攻长安进击吐蕃。十一月五日，郭子仪让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骑作为先锋军，首先出蓝田观察吐蕃人的动向，然后又让宝应军使率领一万人马随后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长孙全绪到达蓝田东南的韩公堆后，便不再向前进兵，而是隐藏在山谷之中，白天击鼓、广张旌旗，夜间则大量燃烧火炬，以迷惑和恐吓吐蕃人。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十分有效，负责守卫长安外城的吐蕃军队在得知消息后，以为唐军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于是将消息报告给了长安内城的吐蕃人。吐蕃人本来就不想长安城长时间停留，这次长安城一月游已经让他们取得了丰厚的回报，目的已经达到，如果和唐军拼个你死我活，也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十五天后，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叛将高晖看到大势已去，率领三百骑兵准备东出潼关，前往河北投奔李怀仙，没想到被唐将李日越在潼关擒杀。吐蕃人虽然撤离了长安城，但撤退之中依然没有忘记搂草打兔子，当他们走到凤翔时，意图进入凤翔城劫掠，但节度使孙志关闭城门据守，吐蕃大军围攻数日不克，恰好镇西节度使马璘领兵前来勤王，当他知道凤翔被围时，立即投入了解救凤翔的战斗。马璘在凤翔城外从吐蕃大军身后发动突然袭击，吐蕃人猝不及防，向城外两侧溃退，马璘自知兵力不多，没有穷追猛打，趁着吐蕃人溃退留下的空隙，引兵进入凤翔城。次日休整之后，马璘引兵背城出战，凭借着浑身是胆，他单骑奋勇向前砍杀敌人，左右随从千余人亦奋勇杀敌，吐蕃军队进攻凤翔本来就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再说的心态，在看到马璘抄家伙动真格的时候，吐蕃人遂无心恋战，一股脑地向西撤退。不过这次成功洗劫长安，激发起了吐蕃人的贪欲，他们并没有立即撤回国内，而是驻扎在原（今宁夏固原）、会（今宁夏中卫）、甘（今甘肃成县）、渭（今甘肃陇西）诸州一带，窥测唐廷的动向，如果时机成熟，他们还想再搞一次长安城的观光游览活动。对于整个大唐帝国来讲，这次浩劫却是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吐蕃经常侵扰帝国的西南边境，最关键的是，经历安史之乱的唐帝国已不再是先前那个盛世帝国，面对吐蕃人的侵扰，帝国已经没有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强硬还手之力。广德元年（763年）十二月，在吐蕃人撤出长安城将近一个月后，李豫确信长安城回归安定后，便车驾还京。回到京城长安后，李豫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慰劳郭子仪，然后将吐蕃人先前立的那个傀儡皇帝李承宏流放华州，并下令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驻屯大量兵马，防备吐蕃人再次袭来。直到现在为止，李豫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虽然这次吐蕃人从长安城抢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但对于李豫而言，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还能回到京城长安，还能坐在那个万人敬仰的宝座之上。可是就在李豫这口气还没有长舒痛快的时候，吐蕃人再次来袭，而这一次形成外患的原因居然是帝国内部出了家贼，当时谁也想不到，引来吐蕃外患的居然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仆固怀恩。怀恩叛唐在前边我们虽然介绍了一些仆固怀恩平定安史之乱时的所作所为，但由于篇幅所限一直没有对这个人进行详细介绍。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在跟随郭子仪作战中屡立战功，又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虽然在平叛进入尾声时，仆固怀恩出于私心有意保留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对于唐廷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从客观结果来讲，仆固怀恩和朝廷还是找到了契合点。从仆固怀恩的经历来看，这样一个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大功、而且满门忠烈的人是不应该生出叛乱之心的。但最终导致仆固怀恩下定决心反叛大唐的，并不是因为仆固怀恩的野心所造成的，史书记载仆固怀恩反叛是因为得罪了当朝宦官。事实上仆固怀恩叛唐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准确地说是为了自保。广德元年（763年），仆固怀恩奉命护送自己的女婿和女儿（回纥的登里可汗和光亲可敦）回漠北，每经过一地都会受到当地官员的礼遇。但在经过太原的时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为回纥的可汗是仆固怀恩的女婿，担心仆固怀恩会发动叛乱，竟然关闭城门严加防备，这让仆固怀恩很是生气，他上表奏报朝廷辛云京无端猜忌自己，结果却是石沉大海。对于此事，朝廷方面没有表态，是仆固怀恩最终下定决心反叛的一个导火索。因为在这之后，仆固怀恩见朝廷没什么反应，便下令让自己的几万朔方军驻扎在汾州，然后让儿子仆固玚率领一万人马驻扎在榆次，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人各自率领人马分别驻扎在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不过当时仆固怀恩还没有反叛之心，他这种做法只是想给身在太原的辛云京一种压迫感，他想用实际行动告诉辛云京：别看朝廷没反应，我手中的军队是可以有反应的。但在我看来，仆固怀恩虽然能征善战，但在政治上不是个高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做法，反而让辛云京找到了借口。结果当宦官骆奉先来太原巡视时，辛云京在骆奉先面前诬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很快就会攻打太原。而太原是大唐的北都，应该说辛云京的话很有煽动性。不过骆奉先还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并没有偏听辛云京的一面之词，而是在回长安的路上顺道拜访了仆固怀恩，一方面是出于礼节，另一方面也是看看仆固怀恩的动向。对于仆固怀恩来讲，这本来是个很好的自辩机会，但很遗憾他没能抓住，错过了一个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仆固怀恩接待骆奉先本来就没带着好气儿，他主观地认为骆奉先此番前来是受了辛云京的蛊惑，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仆固怀恩的母亲在酒席上又责备骆奉先没在第一时间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而是先去了辛云京那里，这让骆奉先十分尴尬。最关键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告辞回京时，仆固怀恩居然把他的马藏了起来。骆奉先顿时怒不可遏，在他看来，自己虽然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但还轮不到你仆固怀恩随便戏耍，于是骆奉先利用黑夜的掩护，翻墙出去逃回长安，向李豫报告仆固怀恩意图谋反。李豫得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他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仆固怀恩这么个为大唐出生入死的人会谋反的，于是他派遣宰相裴遵庆前去慰问。仆固怀恩在发现骆奉先逃走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没有谋反之心，藏起骆奉先的马是想让他多留几日，并无他意。裴遵庆告诉他，如果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那就和他一起回长安面见皇帝陛下，仆固怀恩丝毫没有犹豫地答应了。但就在仆固怀恩准备启程时，副将范志诚却拦住了他，范志诚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皇帝陛下已经对仆固怀恩产生了怀疑，而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那些功臣名将被削减兵权的不在少数，此番去见皇帝陛下恐怕是凶多吉少。可是仆固怀恩已经答应了裴遵庆，如果就此反悔，反倒是百口莫辩，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想让自己其中的一个儿子跟随裴遵庆回长安，既表白了自己，同时也使自己不至于陷于绝境，但这个想法也被范志诚所否定。裴遵庆在无奈之中尴尬地离开了汾州，回京后向李豫详细汇报了汾州之行的来龙去脉。如果说先前骆奉先前来拜访，仆固怀恩错过了证明自己清白的第一次机会，那么这次裴遵庆前来，仆固怀恩又错过了第二次机会。问题的关键是，仆固怀恩一次次地错过机会，但朝廷方面却开始采取措施，虽然开始的时候其措施并不是那么强硬。李豫听到裴遵庆的汇报后，依然对仆固怀恩谋反的事情将信将疑，所以他准备最后再派人前去宣召仆固怀恩进京，如果仆固怀恩依然不来，那么就采取强硬措施。这次他选中的人是时任检校刑部尚书的颜真卿。李豫之所以选中颜真卿，是因为颜真卿的口碑很好，不仅能够不带任何偏见地秉公办事，而且仆固怀恩对其也没有偏见。但颜真卿却没有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原因在于李豫还在陕州的时候，颜真卿曾经建议李豫召回仆固怀恩，但李豫没有采纳。为此他特意面见李豫，陈述自己的理由：“如果当初陛下避狄入陕的时候，我去找仆固怀恩晓以“春秋”大义，他肯定会来的。可现在，仆固怀恩进没有勤王之名不能来京，退又无法解除众人的猜疑，进退无据，怎么会来呢？现在声称仆固怀恩谋反的只有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个人罢了，其他人都认为他是被冤枉的。仆固怀恩所部朔方将士都是郭子仪的旧部，不如派郭子仪去收其部众，消弭兵乱。”颜真卿的建议不失为一着妙棋，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让仆固怀恩臣服，可惜他并不知道仆固怀恩以前做过什么，此一妙计却最终导致仆固怀恩走投无路而决意反叛。仆固怀恩之所以能够在朔方军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信，除了他战功赫赫之外，还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对部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那就是郭子仪被鱼朝恩谗杀。要知道朔方军对于郭子仪的崇拜是无人能够代替的，现在郭元帅已死，那仆固怀恩就是他最好的继任者。而且当时汾州别驾李抱真在得知皇帝陛下正在忧虑仆固怀恩的事情，特意前往长安告诉了李豫这个惊天秘密，李豫听完后决定立即起用郭子仪主管朔方。李豫本以为他的决定会让仆固怀恩立即臣服，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决定不仅没有使仆固怀恩臣服，反而引起了一场战乱，最终却再次让吐蕃人卷入其中。果然，郭子仪一去，众将纷纷来归，仆固怀恩顿时极度恐慌，因为害怕被杀，不敢上朝明志，于是下定决心反叛。仆固怀恩首先遂遣其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因为辛云京是第一个说他想要的谋反的人，但仆固玚很不争气，被辛云京打得大败，结果又攻榆次，再次失败。一连两次失败让仆固玚极为恼怒，最终因为暴打士卒被部下杀害。儿子的惨死让仆固怀恩十分震惊，加上部将纷纷转向投奔朝廷，仆固怀恩可以说是自反叛之日起就颇为不顺，不过他也十分明白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再回头，所以在人心涣散的情况下，仆固怀恩只得带领亲兵三百人从汾州撤退，准备逃回朔方本镇。仆固怀恩在逃回本镇的路上就向驻守灵州的部将浑释之送去檄文，希望他能够让自己进入灵州城，但精明的浑释之通过仆固怀恩的动向判断出他一定是遇到了麻烦才来灵州，所以浑释之不想让仆固怀恩进城，可是这个想法被其外甥张韶所否定，就在浑释之犹豫不决之时，仆固怀恩已经到了灵州城下，浑释之无奈之下只得开城门迎接仆固怀恩进城，可是浑释之没有想到，仆固怀恩刚一进城，张韶就出卖了他，结果仆固怀恩将浑释之杀死，接收了他的人马。接收了灵州城的人马虽然让仆固怀恩的实力得到了增强，但仆固怀恩清楚地知道他手下这点人马是无法和朝廷相抗衡的，他必须要聚集更多的力量来充实自己，现在放眼望去，在人心皆向朝廷的情况下，似乎只有灵武还可以聚拢一些人马，所以仆固怀恩在灵州只停留了三天，便赶往灵武。在仆固怀恩刚刚离开汾州的时候，郭子仪便到达了汾州，众人在得知消息后，纷纷重新投靠郭子仪，这样在不经意间仆固怀恩丢掉了汾州这块阵地，而仆固怀恩的母亲也因此被朝廷接到长安城。仆固怀恩到达灵武后，招集了不少人马，一时间使得他声势大振，但即使这样李豫也并没有一心将他往死路上推，而是优待其母和家眷，希望他能回心转意不要反叛，在李豫看来，无论怎样仆固怀恩毕竟是平叛的功臣。可惜李豫的仁义并没有换来仆固怀恩的回心转意，相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就说老府里的人，就是绵英的将军府，说对你们家人都挺不错。张奶奶对我们家还特别忠心，忠心到什么程度呢，每星期到我们家送菜，冬天送雪里蕻，夏天送豆瓣酱。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好吃的。我就记得她一见到我就叫小少爷，从小就管我叫小少爷。我到14岁的时候她还活着呢。定：到了60年代还管你叫小少爷？旗：小少爷。在街道上还经常劳动，挖防空洞、打扫卫生、执勤，一见我面儿那简直亲的哟，就跟我讲“男长女相必有贵样”，她说我小时候长得像女孩，见了我面就说，瞅瞅，长得多体面呀，就这种话：“小少爷过来，让奶奶瞅瞅，多体面，多利落！”说话就这个调儿，哎，你老祖宗可怎么样怎么样，就这种话，将来得娶个好媳妇。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了，就在我爷爷来照顾我之前，她还把我带到评剧团的房子里住过一段儿，她说你父亲当时就在这儿住的。拿出我父亲当时住在那儿的照片，在树荫下，坐着小板凳儿，在院里边，穿着汗衫戴着眼镜，那时很年轻，她就等于一直照顾我们。那个老太太，京剧也唱得好。我就记得有一次五七艺校，1970年我曾经考过五七艺校，经小学推荐，因为我京剧那时候唱得特好，那时候八个样板戏么，我是学校宣传队的，也算是家庭熏陶吧，但是我的嗓子是唱小生的，考官我忘了是谁了，反正也是特有名的人，京剧名角儿，一看说你这个嗓子是唱小生的，小生是资产阶级嗓子，现在不行了，你录取不了，我就出来了。当时的考场在丰盛小学，出来以后外边在丰盛胡同，往这边一走，正好看到挖防空洞，我就见到这个张奶奶了，这个老太太正好他们工余时间休息，唱京剧呢，小老太太唱京剧，我印象特别特别深。这个张奶奶的丈夫跑到台湾去了，给她留了一个儿子，她儿子是个非常有名的京剧名角儿，在上海青年京剧院，曾经演过武松，盖叫天以后演过武松，小生也都可以，“文革”中在《龙江颂》中演过角色。张奶奶死了以后我们两家再没来往，因为她儿子在上海，后来她儿子的太太，也是京剧很有名的演员，在上海演过《穆桂英挂帅》。后来他们全家都移到香港，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爷爷跟这个老仆人一家一直有联系。然后我父亲进北京，在白塔寺这边还住过。我们这一支走了(到保定)之后在北京还有房产，就是原来郑王府的房产，那个房子是我们的老宅，在西四羊肉胡同，羊肉胡同在砖塔胡同隔壁，地质部的对面，那院里的人实际也是郑王府里的人，后来就都姓郑了，我们南屋的人姓郑，爹也是跑台湾了。留下一个寡妇，相当于寡妇，实际上不是寡妇，带着个儿子，是个中学自然课的老师。西屋也姓郑，整个那个屋里全姓郑，他们那边开煤厂，但他们知道房产是我们的老根。我们后来就从评剧团那边的房子搬到羊肉胡同这个院里，住三间北房，直到“文革”当中我们父母受冲击呀，我们才搬走，以后住进了单位分的楼房。端华就埋在五路居这地方。郑王的老坟就在这儿，八里庄这儿。注90端华埋在这儿以后，后来封郑亲王的那支，他们也埋在那儿。我们家人就认为他们那支人跟爱新觉罗直系走得太近，爷爷不太跟他们来往，每年向西北方烧香，磕头就完了。后来我父亲1949年到北京，我爷爷也托他到那儿去过，到五路居看看去。我小时候爷爷跟我讲，大概50年代左右那坟就平了，然后把骨殖就放罐里，叫移厝。我都不知道那个字，记得特清楚那个厝。以后我才明白，我到台湾讲学访问的时候，台湾好多村儿都叫厝，张厝、何厝、李厝，厝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不入土，暂时停放叫“厝”，台湾历朝历代大陆不都是移民么，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儿，他总有一天要回大陆。后来我就问他们，我也做了一些访谈，你们怎么“厝”的？他们说叫“移骨”，拿个大罐子，人先埋一年、两年，再挖出来，然后捡骨，捡完放罐子里，然后放在专门一个堂屋里，一个祖屋，就准备将来移到大陆去。我爷爷老说“厝”，捡骨移厝。我小时候怎么也不明白。我现在才明白，实际上50年代的时候是把骨头都挖出来了，装罐里烧成灰。您知道吗，还有一事特有意思。我上小学时候的一个老师，就是郑王府坟户家的女儿，姓安，名字叫安旗，跟我这“旗”一模一样，我印象特深。我上学报到那天安老师就觉得我这个名字特怪，她说你看咱俩的名字一样，老师叫安旗，你叫毓旗。开家长会的时候，她跟我父亲聊天，我父亲听她是老北京口音，就问她说你住哪儿，她说住西八里庄。我爸说，郑王的老坟就在那儿，那时候谁都不知道那里是郑王坟，1953年、1954年就平了，在那边儿组建煤炭公司，开煤厂，建他们的家属区，就把那块儿地彻底平了。然后我父亲就提，说你住的那儿可是老郑王坟的。她说我们就是郑王坟的坟户。特别巧。这个老师呀，我们一直很投缘，她很喜欢我，只是我小学时因搬家转了3次学，后来联系不上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当时我上的那个学校，南线阁小学，后来“文革”那时候改名叫井冈山小学。这就是我一年级的老师，安旗。定：你知不知道你们家的坟户有多少支？旗：就知道有姓安的，有姓马的，有姓刘的，都是在这儿的坟户。爷爷跟我说嘛，在五路居这儿有坟户，前年我还到这边去看过。定：能找着吗？旗：有几棵松树、柏树，大概地方都找不到了。我没敢去找(坟户)，我能到那儿去找这个？这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您也可以去那边看看，五路居那儿，可以打听一下，那儿不是有个十字路口吗，再往前一个十字路口这边儿。所以我父亲后来分房，人说在西八里庄，他老人家倒吸一口凉气，说怎么越来越靠近祖坟了。父亲后来搬家分房子到了离五路居很近的地方。定：是不是现在要挖的话，地下还有什么。旗：我看是挖不出什么了，移走了。我爷爷说50年代移坟的时候，家里人还请他去呢。我爷爷说不去。

5.和爱新觉罗家族的关系

定：我为什么对你们这个家族特别感兴趣，因为端华这件事出来以后这个家族的兴衰呀，就永远不可能再在正史里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有很多，因为清代上层的政治斗争那么残酷。旗：残酷是很残酷，但其他各王基本上是削爵以后没有杀掉，就是怡亲王和郑亲王这两支被杀了。一杀,这个家族在正史就彻底不会再有了。宗人府、内务府那帮人就不会再管你了。我就觉得从历史上冥冥注定来讲，为什么非要置铁帽子王郑亲王于死地呀，因为当时我爷爷跟我讲，世袭罔替的8个铁帽子王，注91都有免死牌的，传子传孙还有一条，免死，没有死罪。当时就是端华，我的祖上，我的五世祖，他还做过宗人府的头儿呢，他知道没有死罪。但是等到杀他的时候就谁都说没有这个东西(指免死牌)了。后来我看了一些史料，实际上肃顺和端华在咸丰底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些改革，免除了一些满人大臣的权力，并将这些权力给了汉人。因为觉得这朝廷再往下就不行了。然后用的谁呀，包括曾国藩他们，曾国藩实际上属于肃顺、端华的人，但是他后来明哲保身，他在宫廷政变当中保持中立，他等待尘埃落定。定：这也是这个家族的一件永久的伤痕是不是？旗：肯定是。肯定是这样……我爷爷197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我才15岁，对于家族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变故，因为我小，我很难去理解，现在我只能回过头来，想当时他老人家跟我谈话时的表情，一些语气呀，我能够感觉到他对爱新觉罗是非常恨的。我爷爷过去跟我们讲过，我们本来就不是想入关的，他说我们这一支那时一直就忠于皇上。我以为是指清朝的皇上，他说不是，是大明的皇帝。我原来一直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时候小。到了我上初二、初三的时候，到1975年、1976年，我那时候酷爱中国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看了好几遍。我就看到里边有些注释，包括史料，我就去查过，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舒尔哈齐是被他哥哥杀掉，被努尔哈赤杀掉，我一看，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他是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是建州右卫，确实他跟明朝关系不一般。而且他利用明朝的势力，等于兄弟之间争权，争夺当时在东北亚的那块地盘。确实有这个原因。后来的济尔哈朗，就是第一代的郑亲王，是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舒尔哈齐被杀了以后，他等于过继给努尔哈赤了。因为他父亲被杀了，他只有死心塌地跟着大伯才行，但内心也是有……辽阳东京陵的济尔哈朗陵的宝顶，按该陵寝前的说明：“(济尔哈朗)明万历三十九年被囚杀，年四十八岁。初葬赫图阿拉，天命九年(1624年)随祖茔迁葬辽阳东京陵。顺治十年(1653年)追封亲王爵。”(定宜庄摄于2008年)定：那就是说你们家对努尔哈赤的仇恨一代一代地传了好几百年。旗：实际上一直有。后来肃顺和端华跟他们的矛盾这么厉害。奕訢，就是鬼子六这帮人应该非常清楚，他肯定知道家族事。他就认为肃顺他们这些人要是成功了，很有可能就……当时已经恢复了舒尔哈齐的称号，追封为庄亲王。注92他就怕你这支翻过来以后把老仇拿出来，我觉得还应该有这个原因。起码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定：你爷爷还跟你提到？旗：他当然提到了。我爷爷过去跟我说过，说你们到北京，你们长大之后，崇祯皇帝的陵你们是得去的。清明节的时候你们只要有时间你们就得去看看，我还真的按我爷爷的说法，每年清明节左右我到崇祯坟去一趟。就因为我爷爷过去说过这话。今年我们还去烧纸了。这几年刚修好，现在不开放了。残破的时候我都去，我经常去，而且我知道在日本有崇祯的一支，老在那儿给看坟的人留钱，让他们每年到那时候烧香。您知道我们家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去故宫，包括我女儿几乎我们一个月带她去一次，特别愿意去那儿。定：为什么喜欢看那些东西？旗：不知道，从小就特别喜欢，特别愿意去那儿。我爷爷给我从小灌输的就是“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些话，全是《国语》《春秋》里的东西。比如这架屏风，我爷爷都给我讲过。他讲这个屏风呢，就是乾隆年代郑亲王复号时，原来是简亲王嘛，复号时庆祝，宫里边送给他的，他讲为什么复号，说我们郑亲王哪，给的号是济尔哈朗战功卓著给的号，济尔哈朗死后袭爵时没袭这个号，改成简亲王了。为什么改？因为郑这个号很硬气，你的子孙没那么大功，你顶不住这号，所以就没给这个号。济尔哈朗下边这支，也就是我们这支没有得到袭王爵的机会，就依惯例降爵，先给了一个镇国将军，一个辅国公。我爷爷讲济尔哈朗的这两个儿子非常能打仗，一个是死在广东了。济尔哈朗这个儿子的儿子，好像是巴赛，或是巴尔堪，注93是雍正年死在新疆了。就是所谓准噶尔叛乱的时候，他跟着平叛去的，死在那儿。我们两代都死外边了，全都死在军中了。这两人虽然战功卓著，可是一直没有大的封号。以后呢，到了他孙子这辈，后来一直袭简亲王的一支，我爷爷说是喝酒误事。我们家族都很能喝酒，都能喝，血统里就能容酒。我爷爷就说我们老祖宗有一支喝酒把王都丢了。最后是因为袭王爵的那一支犯了错误了，就把简亲王这号又给我们这支了。到了乾隆年复号，恢复郑亲王王号。巴赛和巴尔堪实际上都没有封过王，都是追封。封王以后把他们祖上又追封。注94定：为什么又恢复了？旗：我爷爷没说，大概跟乾隆关系特好。他们私交特别好。家里传下来的东西中许多是乾隆的，上面刻着他的诗和“御制”一类的字、款，还有嘉庆皇帝的象牙“盎杯”和题诗盒。定：那时候没有仇恨了？旗：他有仇恨但一直为朝廷做事哪。那时我们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一直对朝廷很尽力的。我感觉我爷爷说的尽力不是给他一个家族尽力，那是整个满人的天下，那种感觉，我是给公家干。Elliott：你祖父有没有提到过溥仪的事？旗：从来不提，他讲的就是跟他们家没有关系，我们两清，他老说两清。他说辛酉之后，就是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我们两家就两清了，没有任何关系。Elliott：连他的坏话都不说？旗：从来不提他。包括我们进北京我父亲从来不提他。定：我觉得特奇怪，有些仇恨能延续那么多年。旗：我为什么跟他们家族人也没什么来往。我爷爷一直从来不提他。定：也不觉得跟他们是亲戚？旗：从来没有。……定：我到你这儿来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很多王府的东西在别处是很难看到的。旗：对。这都是王府的，它跟皇家不同，区别就是带有皇家气息又不敢僭越，一旦规格、形制、花纹和图样超越了，就是僭越，杀头之罪。我爷爷就给我讲过，包括我父亲小时候就给我讲过，凡事讲个“理”儿，凡物讲个“意”儿。喜欢一件物件重在玩“意”儿。比如这个屏风，是“百宝嵌”做工，加个大漆描金绘画，上边都有讲究的，这上边86块玉。所有的玉都是乾隆时期的，代表中国玉器制造的最高工艺，而且上面包括中国能使用的玉石，各个品种这上面都有，如和田玉、南阳玉、岫岩玉、翡翠、砗磲、象牙、玛瑙、红宝石、碧玺、松耳石等等，而且图案多是宋代徽宗《宣和博古图》上的器皿，都有讲究，都能说出名堂来，比如说中间这个叫富贵花开，这个叫吉祥平安，一只鸡拖着一个瓶子，都是谐音。这边有两只羊，这叫吉祥平安。这底下还有一个，这叫福禄平安，中间有一个蝙蝠，这是福，这边有一只小鹿，是禄，这边有一个瓶，是平，底下是一个案，是安，这是福禄平安。还有这个叫一甲登科，然后上面是辈辈封侯，诗书传家。这不是有书么，这个叫麒麟送子，上面的叫福在眼前，也叫福庆有余。这都是我爷爷教给我的，我都记得。还有上边的叫连生贵子，这叫马到成功。您再看那两个柿子，事事如意。聚宝盆。全是吉祥的东西，底下的是萝卜。他有的没给我讲。后边全都是用金粉画的画，山水画。这就是郑亲王复号的时候乾隆送给他做吉庆礼品的，非常好。

6.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

旗：我在河北也待过，我总觉得河北这地方的民风和满族有天然的联系，而且我读过春秋战国一些书，包括研究白狄(古称为鲜虞人、猃狁人)的一些著作，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们是白狄，这白狄在什么地方，在中山国，当时就在保定这一带(都城是中山，现在的定州)。中山国的文化非常发达，这几年出土挖掘的一些文物证明它的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高于中原，齐桓公成就霸业，曾打着中原“内华夏外夷狄”的旗号么，把咱们看得跟兽类差不多，文化不发达，实际上它文化非常发达。我祖上曾收藏了一柄春秋青铜剑，剑琫、剑格、剑首上都用了错金工艺，花纹与风格同古中山国文物属同类型，剑身近格处有五字错金铭文，与70年代出土的中山靖王鼎、壶上的文字相同，我译读为“方原百厝剑”。古中山国灭国的时候，被赵国灭掉的，可我总觉得这个民族被灭掉以后，它的贵族不可能一夜之间全死掉，但是我找不到这种资料，再也找不到。到底白狄到哪儿去了？它哪儿去了？它的贵族肯定是跑了，这些贵族往哪儿跑呢？他不会往南跑，只能是往北跑，往北跑跑哪儿了？辽宁，肯定是往辽宁，河北的北部，越过燕国的属地，跑到辽宁以后就跟当地的人混血了，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但是从血缘上来讲又被视为夷狄，所以后来才突然有女真族的金，在金的时候爆发出来，而他们那时候全汉化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文化，女真文字，但是他们普遍是双语言，汉族的科举、汉族的典籍很快在他们那儿普及开来

>黄得功3万刘泽清3万左良玉80万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凤阳驻军1万淮安驻军1.5万黄斌卿1.8万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吴材驻军（水陆部队）1万安庆驻军5000总计100.2万（应为97.2万——译者）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的。但人生何必如此悲哀，大不了一切从头再来！于是他给盟友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出山代行总统职权，随后直奔天津开启新人生，在那里投资房地产和金融，有空时也常常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活得比做总统开心得多。像天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那天，赞助人黎元洪亲临学校祝贺，并与学子们合影留念，他的大女儿也在那群学子中间。与大女儿同班的一位叫周恩来的少年虽然长相英气，却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后来周恩来回忆南开第一批男女同班同学的往事时，清楚地记得黎元洪当年说过“有饭大家吃”的话。话题回到主线上。话说冯国璋收到黎元洪的电报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自己熬到59岁，终于从地方诸侯一跃成为执掌中枢的总统，此生无憾矣！害怕给人生留下遗憾的冯国璋迅速安排好了后院，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以前舍不得离开的地盘，火速赶往北京就任大总统。冯国璋接任中华民国总统，段总理心里就没有什么疙瘩吗？没有。非但没有，段总理还对冯总统的到来举双手双脚赞成。不用奇怪。因为冯国璋入京对段祺瑞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冯国璋拥兵自重，独霸长江流域，如此一直在外，段祺瑞根本拿他没办法，可冯国璋一旦入京，那就容易对付了。于是，段总理权衡利弊以后，毅然决定让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自己继续当国务总理。1917年8月1日，冯国璋正式就任代总统。这二位北洋袍泽就此搭起了新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段总理和冯国璋是多年的老哥们儿，关系自然比黎元洪亲近。而且段总理也不敢以对待黎元洪的骄横态度对待冯国璋，毕竟黎元洪被他们的老大袁大头整成了光杆司令，而冯国璋的直系可是有兵有地盘，实力强劲。因此，刚开始二人之间还是很甜蜜的。两人更是合力干了一件大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没干事。不过到了他们这种境界，没干就是干。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本着无为而治的精神，段总理和冯国璋在关键的几个地方依然保持了张勋大破坏之后的状态，如解散的国会、废弃的《临时约法》，这二位根本就没打算恢复它们。可没有国会和宪法的共和国，共的是啥？和的是啥？军人出身的段祺瑞，虽然号称“三造共和”，但他更喜欢用拳头说话。第四章大家一起来护法

孙中山再立门户

解散国会、废除约法，冯总统与段总理是满意了，可他俩忘了这天下还不是他们完全说了算。至少孙中山就立马表示了不同看法，还有云南滇系掌门唐继尧、广西桂系首领陆荣廷也是持趁火打劫的态度。当初“府院之争”时，孙中山也支持黎元洪，反对对德宣战。孙中山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他支持宪法的权威性。宪法规定总统在对外媾和、宣战这种事情上拥有决策权。而段总理恨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这让崇尚法治的孙先生很不满意，于是他勇敢地站到了黎总统这一边。只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这次站队居然还有好处费可拿。德国政府在发现他反对对德宣战后，为了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力达到破坏中国对德宣战的目的，密赠其一大笔活动经费，请他出手帮忙。关于活动经费的具体数目，有说两百万马克的，也有说一百五十万马克的，但不管怎样，按照当时的汇率和购买力（马克大概稍低于美元）来看，这都是很大一笔钱。总之，这时候孙中山手头有些钱，有钱总是件好事。张勋一复辟，孙中山就忙着组织讨逆军，拿出一笔钱给海军司令（海军总长）程璧光做军费，请其率海军第一舰队加入反复辟大军，相当于请了一支雇佣军。什么时候冒出了一个海军第一舰队？前面说过载沣将南、北洋水师改造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的事情，不再赘述。袁世凯上台后，又把这两支海军合并，分成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主要力量都在第一舰队，第二舰队仅仅是一些巡防长江的小型炮舰，练习舰队就不用说了。也就是说，只要搞定了第一舰队，就相当于搞定了整支海军。1917年7月17日，孙先生带着从法国赶回来的汪精卫、财政总管廖仲恺等人乘坐雇佣军的“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抵达广州。不是应该北上吗，怎么还南下？这是因为早在反袁护国时，孙中山就与南边的那些军阀势力取得了联系。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依然希望借助南方军阀的势力打倒张勋。可孙中山还没到广州，张勋就完蛋了。真是白折腾！德国人让做的事还没做，一切就已结束，那德国人给的活动经费是不是也会要回去？孙中山当时认定这笔钱就此打了水漂。没想到峰回路转，段祺瑞、冯国璋又送上门来，居然废弃了《临时约法》和国会，这与张勋何异？孙中山和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该如何是好？孙中山对此有些头疼。还是武装拥护约法吧。反正也不是头一次革命，闹了这么多年，同志们也算看清了，北洋政府就没什么好指望的，还不如自己单干，另立政府，来个开天辟地！这个想法很简约，却也很有吸引力。这不，孙中山刚告诉陆荣廷、唐继尧，这二位就迅速拍板同意。可这二位不是为了护法，而是他们想闹分裂搞独立。毕竟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比听北京政府的颐指气使强得多。可让他们直接对抗北京政府，对抗北洋军，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正好这时候孙先生来了，他的号召力巨大，他是民主革命领袖，还是前任大总统，现在他不是号召护法吗？好啊，咱们也拥护护法，名正言顺地继续独立。孙中山得到陆荣廷、唐继尧和海军司令程璧光的支持后，底气自然就足了，于是向那些被前任总统袁世凯炒了鱿鱼而无事可做的国会议员发出邀请：请你们南下护法以振国纪，食住行的费用你们不用担心，我有钱，只要你们肯来，食宿行我来安排。到8月时，来到广州的国会议员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些老熟人，比如伍廷芳、唐绍仪等。虽然还不够法定人数，但非常岁月行非常之事，一切从简。孙中山决定先把会开了，咱这个国会就叫“非常国会”，咱这个政府就叫“非常政府”。人虽然不够，但会开得挺成功，宪法制作得挺正式，比北京政府的那一套专业得多。随后又进行了选举，“海陆军非常大元帅”的位置自然非孙中山莫属，而孙中山也没忘记给追随自己多年的汪精卫留一个位置——大元帅府秘书长。当然，孙中山也得给这次支持自己护法的军阀们以回报，人家好歹也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对抗强大的中央政府。不过孙中山回报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唐继尧、陆荣廷的两支部队纳入“非常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所以唐继尧和陆荣廷也被选为元帅，只是比孙中山少了一个“大”字。手下无兵难办事1917年9月10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身着大元帅的戎装发表就职宣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正式跟段祺瑞的北京国民政府遥相对峙，分庭抗礼。美中不足的是，三个元帅只有孙中山一个就任，两个真正手握兵权的元帅都没来。看来人家借你的名义行事可以，受你管辖不干。既然如此，这个名义上的广州军政府，几乎就是无兵可用。也就程璧光的那支海军雇佣军还算靠谱，收了钱总不能不办事。想来想去，孙中山发现还有一支力量可以拉过来。那就是广东省省长朱庆澜手下的警卫军，而且警卫军的司令还是熟人“残仔明”。其实，这个“残仔明”既不体残更不脑残，而且他的身体健康程度和智力发育水平远超普通人，只是他的广东老乡都这么叫他。怪哉，真是怪哉！“残仔明”大名陈炯明，是前清秀才，还是同盟会会员，当年跟着黄兴参加过黄花岗起义，也算是孙中山曾经的下属。孙中山之所以有信心把朱庆澜和陈炯明拉到自己这边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朱庆澜希望借孙中山之手对抗陆荣廷，老陆这个人经常欺负他。其次，孙中山和陈炯明私下长谈过一番，“残仔明”没有忘记自己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和肩负的革命使命，愿意跟随孙中山东山再起。在费了一番口舌之后，孙中山总算是把这支警卫军给拉了过来，他麾下终于有了一些力量。当然，这支警卫军的战斗力比较差，毕竟他们只是警卫队，工作业务以执法为主，至多算是正规军的后备役，要上战场的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孙中山短期之内只有程璧光的海军可以用，凭这种实力恐怕对付不了北京政府吧？不必太悲观。当年的护国战争，蔡锷只有几千兵马照样敢反，照样获得成功。连蒋介石先生也觉得此事大有可为，于是他开动脑筋，细细推算，连续熬夜，终于完成了成名作——《对北军作战计划》，他在文中告诉孙中山：我方占据局部人数优势和地利，北洋军是纸老虎，不可怕，证据有二。其一，虽然北方政府的军队数量在三十万以上，但是大部分人马都要驻防各地，实际能够参战的最多不过六万，因此双方差距不大，甚至我方兵力还占优，因为北洋内部利益纠结不断，在这六万人之中，愿意为段祺瑞冒死南犯的人又有多少？其二，硬实力方面，北洋军的优势在于武器装备，而我军的优势在于北洋军对南方的地理和气候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只要坚持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打胜仗的希望是很大的。由于感到此计划有所不足，蒋介石后来特地补了一份《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大意是说虽然我们的口号是北伐，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真的出兵北上中原，我们也可以伺机分兵夺取福建一带，扩大大本营的地盘，招兵买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再根据情况伺机北伐。总之，我们应该先练好内功再走下一步。这两份计划，覆盖面广，考虑详备，环环相扣，正是蒋介石数年之后北伐作战计划的翻版。作为一个并未接受过系统性军事战略教育的人，居然拥有如此高明的眼光，足以证明蒋介石不凡的军事天分。孙中山看到这两份十分高明的作战计划书以后，大喜过望，深为陈其美有这样的义弟而高兴。他向来不吝惜给有才能的人以表现机会，于是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作战处参谋），接受李烈钧的领导。这个职位虽然不高，但对年仅30岁的蒋介石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从此，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个并不稳定的军政府中开始了他们的共事生涯。北伐军政府一成立，孙元帅就电告天下，否认冯国璋为总统，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北京的那二位收到消息之后，生气是一样一样的，可是对策截然不同。段总理执意“武力统一”，就你们南方那点兵那点将，竟然胆敢藐视中央政府，向我强大的北洋军叫板，我直接平了你！段总理潜藏在内心的真正想法是：孙中山，谢谢啊，谢谢你在我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之后，给我武力统一中国的机会。而冯总统主张“和平统一”，咱们安抚一下南方各派，求同存异，不要动不动就拿刀动枪说事。其实冯总统的内心真实写照是：如果你段祺瑞三下五除二把南方给平了，你的势力得多大？说不好借机把我的地盘也抢走，让我何处容身？争论了几天之后，段总理的武力统一占了上风。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毕竟段祺瑞对北京周边地区和中央政府的掌控力更强，而冯总统的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意见暂时统一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将是北京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在北京政府统一意见的过程中，孙大元帅也在辛勤工作，努力说服各地出兵北伐。虽说根本没人听他的，但孙大元帅还是认真地起草着命令，发向四方。发给革命党人的命令还是起了些作用，如在本书中打酱油的蓝天蔚同志就在东北筹划起义，可惜起义很快失败，自己也被张作霖四处通缉。而发给那些督军的命令虽然辗转各个渠道，却殊途同归，都进了废纸篓。因此，尽管孙大元帅的工作表现堪称劳动模范，但效果很不理想，没人拿他当回事。就在孙先生为这种局面头疼的时候，陆荣廷和唐继尧这两个臭军阀居然有了动作。陆荣廷成立了“护国联军”，唐继尧组织了“靖国联军”。不管这两人为何突然同意出兵，此时的孙中山是幸福的，他终于从众军阀的冷落中走了出来，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鉴于短期目标一致：进攻北洋政府，尽管南边的众人各有打算，但还是商量出了一个松散的军事计划。一、军力北伐军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陆军以及海军第一舰队，共计十五万人。实际上也就是陆荣廷、唐继尧两人的私家军再加上孙中山的雇佣军——海军。二、出击路线第一路，陆荣廷派得力干将——小舅子谭浩明，率广东、广西陆军组成的护国联军，出两广，进逼湖南，拿下湖南之后，再夺湖北。这一路兵力相对强悍。第二路，唐继尧自任总司令，率靖国联军，出云南，攻四川。第三路，陈炯明率领由警卫队及海军组成的“海军陆战队”出广东，进攻福建，攻下福建之后再攻浙江。可是这支海军陆战队尚须整编训练才有战斗力，无法在战争初期投入战斗。三、战略目标会师武汉，进军北京。计划看起来如此美好，不知执行起来如何？从很大程度上讲，执行的效果取决于正在湖南搞破坏的段祺瑞先生的表现。湖南之战湖南是个好地方。说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景如画，更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湖南北部接壤湖北，东部接壤江西，这是北洋势力范围。西南部接壤贵州、广西，东南部接壤广东，这是陆荣廷、唐继尧的地盘。因此湖南是北洋政府与西南势力的战略缓冲地带，无论谁冲过这片土地，便可攻入对方的腹心地带。谁拿下湖南，谁就能抢得先机！别看孙中山这边干得热火朝天，实际上先动手的是段祺瑞。他在赶跑张勋之后，就已经未雨绸缪，开始布局他的“武力统一中国”计划，只不过孙中山的北伐给了他一个名正言顺的机会而已。辛亥革命以后，湖南的局势极其不稳定，城头变幻大王旗，最高领导（都督或督军）都换了四次，从焦达峰、谭延闿、汤芗铭又到谭延闿。不过谭延闿马上就得下岗失业，因为段祺瑞决定拿下湖南用作他踏平西南的跳板。他派来接任谭延闿的人是他的亲信傅良佐。1917年9月9日，就在广州政府成立的前一天，傅良佐带着北洋军王汝贤第八师（进入民国后，北洋军扩军并改镇为师）和范国璋二十师近三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到了湖南。傅良佐一来，湖南的邻居们都十分惊慌。尤其是西南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先生，他们知道湖南一失，西南就失去了屏障，他们的地盘就直接暴露在了北洋军的强大火力之下。而他们就像脱光了衣服的少女，段祺瑞想什么时候下手就什么时候下手。陆荣廷和唐继尧都失眠了。失眠的结果就是：原本不打算支持孙中山北伐的二人迫于形势组织军队出兵北伐。没办法，别人要抽你，你就一定要抽他。不只陆荣廷、唐继尧失眠，冯总统也夜不能寐，因为湖北和江西是冯总统的地盘，冯总统十分担心他的地盘被段总理借机吞掉。就在这各打算盘、相互算计，却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战争打响了。虽说段总理在湖南布置了近三万精兵，却不意味着他能在湖南呼风唤雨，因为还有两个湖南人不答应。一个是谭延闿，一个是程潜。这个谭延闿比较特别。首先是身份比较特别，他既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老爸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又是湖南立宪派的领袖。然后是此人颇有才艺，不仅一手毛笔字写得相当漂亮，与资深革命人士于右任并列“天下双绝”，还是一名卓越的美食家。老谭极会享受，尤其以好吃闻名，号称“民国第一吃货”。他投资开了一家“曲园”湘菜馆，专卖以自己的字祖庵命名的“祖庵菜”。他不仅广邀名流给自己的菜打广告，还亲自下厨对厨师进行理论指导。在谭延闿之前，湘菜压根上不了台面，正是老谭的好吃和创新，才使得湘菜声名大振，这是湘菜日后成为八大菜系之一的关键。老谭也因此成了公认的“湘菜鼻祖”。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他曾两任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有听命于自己的部队，兵力主要由不大老实的小弟赵恒惕掌握。而程潜则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除了没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俄罗斯毛片网址

！”于是通过两个决议，一是“作爰田”，二是“作州兵”。“作爰田”是晋国土地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基本采用历史悠久的“井田制”，田地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即公室直接占有的土地，私田则是公室分封给贵族、士大夫阶层的土地。公室主要靠公田的赋税收入作为其经济来源。随着铁器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增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私田数量日渐增加，逐渐影响到公田的劳动力分配，各国均出现了“公田不治”的现象。公元前645年晋国发生的“作爰田”，实际上是将公室土地的使用权直接赏赐给贵族，不再区分公田、私田，按照实际耕地面积征收赋税。这对于提高种田积极性、增加公室的赋税收入都是有好处的事，已经有“开阡陌，废井田”的趋势。这恐怕非晋国群臣一时头脑发热就能想出来，而是酝酿了多年的改革计划。“作州兵”则是晋国军事制度的一大改革。春秋前期，各国均延用周朝的“国野制”，将居分划分为“国人”和“野人”。国人即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的人，野人则是居住在城市和聚居点以外的人。国人享有较大的公民权利，也有披甲作战的义务；而野人基本上没有公民权，也无权当兵。“州”即国野制下的野人居住区，晋国“作州兵”就意味着将当兵的权力扩大到野人阶层，达到了增加兵源的目的。这两项改革，都是在晋惠公被囚禁在秦国期间，由晋国的群臣自发组织实施的，对于提升晋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秦穆公将晋惠公俘虏到秦国，在客观上促进了晋国的发展，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吕甥办完这些事，来到秦国的王城与秦穆公签订和平协议。秦穆公问吕甥：“贵国国内还安定吧？”吕甥想都没想就说：“不安定，有矛盾。”“哦？”秦穆公嘴角露出一丝笑容。从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秦穆公是一个挺厚道的人。但是，再厚道的人也难免有点幸灾乐祸的小心思。这也不能怪他，此人之毒，彼人之药，乃是人之常情。吕甥说：“唉，您不知道，现在晋国人分成了两派。小人都在为失去国君感到耻辱，为在战争中失去亲人而悲伤，不怕被征收赋税和当兵打仗，而且吵着嚷着要立大子圉为君，成天整兵备战，说什么一定要报仇，否则的话不如服侍戎狄。”吕甥说到这里，看了秦穆公一眼，才接着说，“不过，这只是小人的看法。晋国的君子不这样看，他们虽然爱自己的主公，但也知道他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同样也在整兵备战，只不过不是想向秦国报仇，而是在等着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要报答秦国的恩德，死而无憾。君子和小人针锋相对，因此不安定。”秦穆公心想，好你个吕甥，这哪里是有矛盾，明明是君子和小人团结一致，上下一心；说什么“等待秦国的命令”，就是等着看我秦国下一步有什么举动，你们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们的君子和小人不是针锋相对，而是在和我秦国针锋相对！能够把狠话说到这个水平，吕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基本和郑庄公达到一个水平了。秦穆公转而又问：“贵国国内对国君有什么看法？”吕甥说：“小人很忧虑，说他肯定不免一死；君子则很放心，说他肯定会回来。小人说，我国冒犯了秦国，秦国哪有可能放了他呢？君子则说，我国已经知罪了，秦国一定会放了他。他对不起秦国，秦国就把他抓起来；他认错了，就会放过他。秦国这样做，可谓是功德无量，威严无限，服从秦国的人感念秦国的恩德，对秦国有二心的人害怕秦国的威严。如果放了我国国君，秦国可以称霸于诸侯了！”秦穆公嘴上不说，心里却在想：你就别再演戏了，什么君子小人，全是你一张嘴。一下子忽悠我，一下子又给我戴高帽子，还说什么称霸诸侯，人家姜小白会同意吗？他不动声色地看着吕甥，直看得吕甥脊背发凉，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大夫说得很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吕甥和秦穆公这一番对话很有效果。秦国马上改善了晋惠公的待遇，让他住到宾馆里，并且用“七牢”来招待他。所谓“七牢”，是规格很高的待遇。按照春秋时期的礼节，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则应是三七二十一头牲口，给晋惠公吃，实在太浪费啦。同年十一月，晋惠公结束了囚禁生活，回到了晋国。在他回国之前，有人劝庆郑赶快逃跑，庆郑说：“我身为臣子，在战场上对君主见死不救，导致战争失败，之后非但没有以死谢罪，还不让他有机会惩罚我，也太不像话了。就算我想逃，谁又肯收留我呢？”还是坚持留在晋国。晋惠公人还没回，先命人把庆郑杀了，才启程回国。他总是被人原谅，却从不肯原谅别人。这一年冬天，晋国又闹饥荒，秦国雪中送炭，再一次给晋国运来了粮食。与此同时，秦国也开始征收晋国河外土地的赋税，并在那里设置行政管理机构。晋惠公的诺言总算兑现了，虽然很不情愿。【最早的国际主义援助】葵丘会盟之后，齐桓公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得到最终确立。但是齐、楚两国的竞争态势并未因葵丘会盟产生逆转，楚国的攻势依然凌厉。葵丘之盟的第三年，公元前649年，楚成王派兵攻打黄国，第二年就将其消灭了。黄国是赢姓小国，国君为子爵，地处今天的河南。自楚武王年代，黄国就一直受到楚国的侵略与威胁。公元前704年，楚武王举行沈鹿之会，黄国没有参加，楚武王派人前往黄国，追究其不赴会的责任。公元前675年，楚文王讨伐巴人失败，被鬻拳拒之门外，楚文王于是率兵北上寻黄国的晦气，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迫使黄国臣服于楚国。齐桓公兴起之后，对楚国采取外交包围政策，将黄国纳入争取对象，两次与黄国会盟。黄国也将齐桓公当做自己的救星，弃楚入齐，从此不再向楚王进贡和朝觐。召陵之盟后，黄国的姻亲、邻国弦国以为从此变了天，可以不再侍奉楚国，结果被楚国令尹子文率军消灭，弦国国君也出逃到了黄国。弦国的灭亡本来应该给黄国敲响一记警钟，让黄国重新认清形势，至少在表面上与楚国维持良好的关系。毕竟，齐桓公远在山东，精力又长期被北方的狄戎势力所牵制，很难照顾好远在河南南部与楚国接邻的黄国。但黄国人显然没有从弦国灭亡的事情中吸取教训。葵丘会盟是如此光彩炫目，使得齐桓公在黄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只要有齐侯支持，楚国人不足为惧。”黄国人如此给自己壮胆。他们甚至宣称：“自郢都到黄国有九百里之遥，楚国人鞭长莫及，其奈我何？”黄国人完全搞错了，鞭长莫及的不是楚国人，而是齐国人。楚成王一声令下，大军立刻北上九百里，将黄国纳入自己的版图。黄国人眼巴巴盼望的齐桓公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此时他正将眼光放在北方的狄戎势力和王室事务上。周襄王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继承天子之位后，他的弟弟王子带仍然贼心不死，想篡夺他的王位。公元前649年，王子带私通居住在扬拒、泉皋和伊、洛之间的戎族，约他们攻打王城雒邑。戎族军队一直打到雒邑城下，还放了一把大火烧毁了东门，周王室岌岌可危。这一切，仿佛当年的犬戎之乱重演。还好，这回王室等到了诸侯的救兵，秦、晋两个大国分别出兵讨伐戎族的聚居地，迫使戎兵离开雒邑，王室得以保全。王子带犯下这样大的罪行，周襄王当然不能原谅他，要追究他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王子带为了逃避惩罚，居然一口气跑到齐国，请求政治避难去了。当年周襄王还是大子郑的时候，受到王子带的威胁，正是找了齐桓公帮忙才保住大子的位置，顺利继承了王位；现在王子带犯了罪，第一个想到的居然也是投靠齐桓公。可见姜小白在中原各国（包括周王室）的眼里，已经成为最高的保护神，“有困难，找齐侯”成为了人们的共同认识。齐桓公接受了王子带的避难请求。同年冬天，他派管仲带部队前往戎族聚居地，用外交手段和军事威胁，使得居住在伊、洛之间的戎族与周王室握手言和，保证不再侵犯雒邑。周襄王对齐桓公感恩戴德，有意提高对管仲的礼遇，以上卿之礼来宴请管仲。对此，管仲谦让道：“我管仲仅仅是诸侯之臣，齐国还有天子任命的国、高二位上卿，如果他们到雒邑来聆听王命，您又以什么礼来对待他们呢？请恕我斗胆推辞。”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监管，除了在军事上保持王军的绝对优势外，还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具体地说，一般的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齐国的世袭贵族国、高二氏，就是周天子任命的上卿。管仲作为齐桓公的心腹，虽然执掌齐国军政大权，但始终只是齐桓公任命的卿士，所以只能算作下卿。现在天子为了讨好齐桓公，要以上卿之礼来对待管仲，当然是“非礼也”。以管仲的智商和情商，肯定不会接受这样超出规格的礼遇，最终只以下卿的身份接受了天子的款待。然而，齐桓公却没有管仲那么低调。早在一年前，他就宣称：“我受命征讨，南至召陵，北至山戎，西至大漠，天下诸侯都听我的。我发起诸侯会盟，兵车之会三次，乘车之会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古代圣贤帝王，所做到的也不外如此吧？我，将要前往泰山封禅！”要知道，封禅泰山乃是天子的专利。齐桓公这么说，自然是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意思了。还好管仲脑筋转得快，哄着他说，要想封禅泰山，光有盖世功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得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才行，比如什么比目鱼啊，比翼鸟啊，凤凰啊，麒麟啊之类的。齐桓公一听，觉得太难了，才就此罢休。这时的齐桓公，与葵丘会盟时那位战战兢兢接受天子祭肉的齐桓公比起来，真是判若两人啊。公元前648年春天，齐桓公又派仲孙湫前往雒邑朝觐天子，并且要他在天子面前顺便替王子带说几句好话，请求天子原谅王子带。结果仲孙湫办完公事就回国了，也没有跟天子提王子带的事。他对齐桓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天子的怒气还没有消除，没有十年功夫，恐怕是消除不了。”到了夏天，齐桓公又在卫国的咸城召开诸侯大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讨论如何防备东方的淮夷对杞国的入侵；二是讨论如何防备西方的戎族对周王室的入侵。老实说，我看到这些历史记录，都觉得齐桓公这个霸主当得真够累的，东南西北的麻烦事他都得管，一年到头恐怕没有几天真正能够休息。咸城之会的结果也有二：一是同年秋天，各诸侯国派兵到雒邑驻防，戍守王城；二是次年春天，各诸侯国开始为杞国修筑缘陵城，准备以此作为杞国的新都，以避淮夷的入侵。齐桓公一再发动诸侯做好事，而且一做就是大工程，全是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大伙表面上虽然都应承，心里却开始不乐意了。因此，缘陵城远不如当年卫国的楚丘城修建得顺利，在《春秋》上也仅仅书写了修城的事，而没写杞国人迁都到缘陵的事。左丘明解释说，这是因为有的诸侯没按约定参加缘陵城的建设，致使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没把好事做到底。至于是谁没参加，他一字不提。没关系，我们猜也猜得到，没参加建设的诸侯，肯定包括了鲁国的国君鲁僖公，否则鲁国的史官也不会如此讳莫如深。由此可见，葵丘之会确实是齐桓公霸业的顶点。然而顶点也是转折点，自葵丘之会后，他的霸业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的迹象——他的号召力开始下降了。两千多年后，一个叫雷锋的人在博客中写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对此，我想稍作修改：“一个人发动大家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能发动大家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回顾齐桓公称霸以来的历史，他确实是发动大伙做了不少好事。仅以修城为例：公元前660年，帮助卫国遗民在曹国建立临时居住点；公元前659年，帮助邢国修筑新都夷仪；公元前658年，帮助卫国修筑新都楚丘；公元前648年，帮助卫国维修楚丘的郛门；公元前646年，帮助杞国修筑新都缘陵。短短十五年间，已经发动诸侯进行五次上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说明一下，修城不是件小事，而是劳民伤财的大工程。诸侯接到齐桓公修城的命令，好比接到一张巨额罚单，不但要从国库中拿出真金白银，还要役使国民不远千里前往工地充当民工。这样的好事，做一次已经很不容易，参与建设的诸侯国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齐桓公做好事上了瘾，屡屡发动诸侯做好事，在那个不知英特奈雄耐尔（国际共产主义）为何物的年代，大伙心有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再考虑到齐桓公还动不动就把大伙召集到一起开会，而且一开就是一两个月，又多次发动对楚国、对郑国、对四夷的战争（这些战争虽然多数以静坐观望为主，但仍然需要耗费各国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各诸侯国在齐桓公的领导下，日子过得委实不轻松。就在诸侯们忙忙乱乱为杞国修城，为王室站岗的时候，楚成王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徐国的战争。徐国是地处今天安徽的小国。和黄国一样，徐国原本是楚国的附庸，因为受了齐桓公的感召，开始与中原诸国走得亲近起来，有意摆脱楚国的统治。如果齐桓公再对徐国坐视不救，召陵之盟的有限成果可能全部付诸东流，到时候不只是江汉诸国会回到楚国的怀抱，中原南部的小国也将被楚国席卷而去。没办法，齐桓公只好打起精神，再一次祭起他的法宝：会盟。公元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在牡丘集会，重温葵丘会盟的誓言，同时讨论救援徐国的有关事宜。会后，各国部队开赴前线，而各国国君则在卫国的匡地等待战报。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鲁国派了大夫公孙敖为代表，率领部队加入八国联军。这位公孙敖，就是庆父的儿子。叔牙和庆父虽然因叛国之罪先后被杀，他们的子孙却一直受到季友的关照，担任了鲁国的重臣。同年秋天，齐、曹两国部队入侵楚国的属国厉国，以缓解徐国的军事压力。徐国倚仗齐国的支持，下定决心抵抗楚国的入侵，结果在娄林被楚军打得大败。而到了公元前644年夏天，齐、曹两国部队仍然没有攻克厉国，围厉救徐的战略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齐桓公只好将齐军直接派到徐国，帮助徐国打退楚军的进攻。以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厉国也攻克不了呢？《左传》没有作任何解释。但如果翻开《史记》，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原因：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了。管仲是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实干家。他主政齐国期间，对内大胆改革，锐意进取，齐国的国力大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对外尊王攘夷，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南则与楚国抗衡，北则抵抗少数民族入侵，为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后人对于管仲，却总是褒贬参半，欲说还休。褒者，成绩摆在那里了，无须赘述；贬者，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他原来是公子纠的师傅，在公子纠失败之后却投入了敌方阵营，是为不忠。关于这件事，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请教孔夫子：“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召忽追随公子纠而死，管仲却不肯，这是仁吗？”孔夫子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齐桓公九合诸侯而没有使用武力，这就是管仲的仁啊！”而且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今天恐怕也是披发左衽之人了（拨发左衽为夷狄之俗）。如果他也像召忽那样，自缢死在沟渎中，那还有什么价值啊？”意思是，管仲如果为公子纠而死，不过是小仁，不值一提；他辅助齐桓公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了中原文化的血脉，这才是大仁。第二，他生活奢侈，富比王侯。关于这一点，孔夫子基本持批判态度，曾经说：“管仲有三个家，每个家都有专人打理，完全没有节俭的意识。”又说：“国君在大门外设有屏壁，管仲家门口也设有屏壁；国君宴客，堂上有安放酒杯的土几，管仲也这么办。如果说管仲知礼，那么谁不知礼呀？”在孔夫子看来，功是功，礼是

京，进见大顺的君王。他将大队人马留在山海关，自己启程进京归降李自成。但行至永平时，他突然遇到来自北京家中的一名父妾和一名忠实的仆人。这位小妾告诉他，他们俩刚刚从血腥的大屠杀中逃出性命。由于一直没得到吴三桂的答复，李自成断定其宽宏慷慨的提议遭到拒绝。他因自己得到的竟是如此轻蔑的回报而大为恼怒，遂下令将吴家满门抄斩。吴家共有38人被杀，吴骧的首级被悬在北京城墙上示众。吴三桂听小妾讲了这可怕的消息后，立刻集合队伍返回山海关，准备应付一场他自知已不可避免的战争。1644年5月3日，李自成派唐通去夺取山海关。两天后，吴三桂与唐通交战，唐通大败，逃回永平。李自成得知唐通战败后，又派遣白广恩率部前往增援。1643年，此人曾拒绝护卫孙传庭的后翼，从而导致了明军在河南的失败。5月10日，这支联军对山海关发起进攻，吴三桂军再次获胜，击退了唐、白联军，并洗劫了永平。吴三桂在赢得了暂时的优势后，便决定在李自成派出足够的军队来进攻他的4万正规军之前与大顺议和。因此，夺取永平后，他派遣使节前去进见李自成，提出以停战来换取仍被李自成拘禁的明朝太子。但不久，吴三桂就从探子那里得知，李自成正信心十足地亲率6万军队离京来袭。议和已经不可能了，吴三桂的将士不久便将面对与其势均力敌的久经沙场的大军。吴三桂的父亲既已死在北京，他现在去求助于正在盛京（沈阳）为清朝效力的叔侄，便没有什么顾虑了。无论如何，看来其叔侄及满清贵族是他唯一可以求助的了。5月20日凌晨，李自成率军离京刚刚两天，吴三桂的两名部下、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便来到了辽河河畔的清军大营前，将一封书信交给了多尔衮（睿亲王）。后者已是新即位的年仅六岁的顺治皇帝的两位摄政王之一。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当时32岁。在他父亲去世时，有谣传说他有可能继承汗位。在皇太极继承汗位称帝期间，多尔衮（他14岁被封为和硕贝勒）逐渐成为一名杰出的将领。他多次参加重大战役，23岁便率军征服了察哈尔蒙古，赢得了智勇双全的美誉。26岁时，多尔衮成为一等亲王，统领过1638—1639年南下中原的两支主力军中的一支，攻克40余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和俘虏返回辽阳。1643年秋，皇太极病重，并在9月21日在盛京死于其睡榻之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32岁，看来是当然的继承人，他得到许多前朝老臣的支持。尽管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异母弟弟，但也有不少权势显赫的亲王贝勒支持他。这场继承危机在所有举足轻重的亲王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得到了解决。参加会议的还有一名朝鲜人李第五章南京政权中兴朝市繁华续，遗孽儿孙气焰张，只劝楼台追后主，不愁弓矢下残唐。蛾眉越女才承选，燕子吴歈早擅场。力士佥名搜笛步，龟年协律奉椒房。西昆词赋新温李，乌巷冠裳旧谢王。院院宫妆金翠镜，朝朝楚梦雨云床。五侯阃外空狼燧，二水洲边自雀舫。孔尚任：《桃花扇》，第304—306页在北京崇祯朝廷覆灭的前夕，许多官员把一线希望转到了皇帝驾迁陪都南京上来。他们认为，在南京可以继续维持明王朝的统治。作为影子政府，南京行政当局已进行了准备：一旦义军攻占了北京，便可给明朝北方残存势力以全力支持。陈子龙奉命巡视绍兴之后，被调到南京吏部任职。他设法说服了江南巡抚郑瑄，要他秘密上书北京，提出将皇太子接到南京的计划，为建立南明政权作准备。其他江南士大夫则在祁彪佳的统率下开始沿长江下游建立水军，准备保卫江南。迎太子到南京的计划当然落空了，但他们为建立南明政权所作的努力并非徒劳。5月18日，即李自成占领北京三周之后，大顺军获胜、崇祯帝已死的惊人消息传到了南京。看来，当时在南方官员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束发归山，作道家隐士；一是坚守职责，继续为明室效力。南京的高级官员立刻选择了后者。16位主要大臣（《平寇志》记为19位——译者）誓告天地，号召天下起义勤王。

史可法与军阀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是这些大臣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来自河南，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官，又在军事指挥及战略方面颇具才干。其父虽鲜为人知，但其家族有不少成员是锦衣卫军官。作为青年士子，史可法曾受到东林党殉难者左光斗的栽培。1620年，他通过县试；1626年中举人；1626年中进士。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1631年，他因公正廉洁地将赈灾专款分发给受灾的延安百姓，而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1632年至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他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然而，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皇上虽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他们屠杀了无辜的居民，却送给史可法一次足以弥补前失的胜利。崇祯帝对史可法异常宽厚。这位皇上素以暴躁著称，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并取代朱大典总督南京至北京的漕运，还兼任淮安地区巡抚。及至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同年冬天，身为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见战争局势不断恶化，遂着手为救援北京做准备。例如，1644年1月16日，史可法上疏崇祯帝，说明他统辖的南军只有8000人，他建议加强训练，进而将总兵力扩充到1.2万人（包括陆、水军）。同时，他极力主张全国各地的其他提督也用同样方法补充和维持各自的部队，实际是建议在各地组建地方军队，由一名干练的文职大臣统辖，以供护驾之需。北京发布救驾诏令后，史可法本人就是这样做的。他同部下一起立誓“勤王”，以鼓舞士气，并随即率众北上。但大军刚过长江，到达浦口时，便获悉京师已经陷落。救驾已为时太晚。于是，他改穿丧服，率军返回南京，召集立志效忠明朝的大臣商议对策。史可法和其他大臣都意识到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法抵御北方农民军的。因此，他们共同拟定了一道檄文：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这篇文字经过仔细推敲，用了会使人想起古代经典中理想化的军事将领之形象的“司马”一词，以求打动那些愿意加入古代“司马”行列的将领。因此，檄文的对象十分笼统，是广泛地针对四方之率而言的。所谓四方之率既包括地方豪强武装，也包括各地明军将领。檄文发布之后，南京的大臣们立即派密使到淮河流域联络江北豪强统辖的“义勇”。同时，他们又尽力争取驻守在南明与北方大顺政权之间的明军将领继续为明朝效忠。后者中有四名将领——他们各自拥有约15万令人生畏的士兵，经常蹂躏本应给予保护的农民——将要或已经率部进入淮河中游地区。一位是刘泽清，性情暴躁且有政治野心，曾任山东明军统帅。当崇祯帝要求他会同其他几位将领一起进军北京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朝廷时，他非但不从，反而掉头南下，一路劫掠，经临清抵达凤阳，据说，其部在凤阳又屠杀了许多当地居民。江北的第二位主要将领是黄得功。与刘泽清相比，他的军纪较严。他是辽宁人，行武出身，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17世纪30年代，他在中原作战屡屡获胜，1641年被任命为凤阳总兵。1642年，黄得功获潜山大捷后，又击退了进攻桐城的张献忠部。此后不久，黄得功被调到安徽中部，镇守庐州（合肥）。第三位将领是刘良佐。此人原是北直隶的盗匪，1637年加入明军，并与农民军罗汝才部交战。1642年，他随黄得功抵御张献忠，所以当时也在凤阳地区。其所属部众号称10万。高杰是江北诸将中的第四位，在某些方面也是最能干的一位。此人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1644年北京即将陷落时，高杰的态度也同刘泽清一样变化无常。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西东南的泽州，然后于1644年5月底至6月初南下徐州。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实际上，徐州长官黄希宪已将此城交给了大顺官员武愫。武愫（原为明朝进士）于1644年6月3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尽管一位当地的诗人曾悲叹：“天下岂有正人君子而谒贼者哉？”武愫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汪廷对等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6月28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使该城几乎完全暴露在高杰等人面前。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淮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但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正是由于有路振飞在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巡抚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路振飞还是个仗义直言的人：1631年，他参与弹劾周延儒；此后又与温体仁发生争执，因此激怒了皇帝，被贬至河南。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北京陷落后，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1511年、1512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72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坊长”之职（应为“社长”——译者）。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刘泽清、刘良佐，尤其是高杰的军队。6月10日，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周仕凤守泗州，仕尔敬守清口，金声桓守徐州。在路振飞积极设防抵御这些游荡不定的军队，以稳定淮安局势的同时，南明政府却将这些军队视为必不可少的支持者，和日后在南京愈演愈烈的皇位继承之争中的重要同盟者。以史可法为首的大臣们在发出檄文号召四方将领齐心保国之后，立刻意识到他们自身已陷入了争夺南明中央权力的混战之中，这场政治冲突发生于5月17日到6月2日之间。其焦点是空缺皇位的继承问题。同引发了明初东林党争的那次皇位之争一样，这次斗争也将使南明朝廷内部发生致命的分裂。

明朝的皇室贵族

这次皇位之争的原因是由于人们以为16岁的太子（朱慈烺）已死于北京，而太子的两个弟弟又下落不明；另外，尽管在继承权方面有法定的世系，但明室亲王甚多，他们都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依其贤愚优劣被召入朝廷，继承皇位。由于朱氏皇族的后代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皇室男性成员的身份在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洪武帝共有26子，16女；到16世纪50年代，他的后裔已多至19611人；到1594年，全国至少有6.2万名皇室男性成员；17世纪头10年间，登入皇族名册的人已超过8万。由于明朝的这位开国皇帝禁止子孙由科举入仕或经商，他们唯一合法的生活来源就是俸禄。这些俸禄的多少又因等级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明朝初年，亲王（其爵位由长子继承）的禄米为5万石。但到15世纪初，由于皇室成员数量的增长，国库不胜其重负，不得不将亲王的禄米降到1万石。及至16世纪，供养皇室男性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不久，仅此一项开支便超过了政府税收的总额。例如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同年，一位巡按指出，当时全国可向京师提供粮食400万石，而王府按规定标准所需的禄米却达850万石。皇室后裔数量的增加，不仅日益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而且使宗室中身份较低的人也无法获得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他们只好纷纷借贷，从而深深陷于债务之中。甚至，连皇室上层贵族也落入了入不敷出、虚有其表的窘境之中，他们的府第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他们本人则放荡豪饮，虚度时光，醉生梦死。16世纪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神甫，对这种已经没落的贵族的情况极感兴趣。例如葡萄牙人达克路士曾经写道：桂林一带有许多因反叛皇帝而被流放的明室亲王，有数千户皇族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这些来自欧洲的旁观者透过高耸的大门看到院内的楼阁和路径。但他们认为：这些宏伟的宫殿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监狱：总之，在贵族们的府第之

为了保持神秘不至被人抢去生意，言家后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先将运送的尸体切做数块，撒上特制的药粉防止腐烂，然后装入尸俑的大肚中，给尸俑套上宽大的袍子，四肢关节打上竹制节扣，扳动机关令其自动行走。由于关节被卡，尸俑的动作便显得如死尸般僵硬，旁人看去便是一队僵尸跟在赶尸匠身后僵直地跳动。大多人看着便心生寒意，更不要说上前细看了，加之行路时多为夜间，所以也就被作为一门诡异的技法流传至今。听完晖儿叙述，莫炎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原来辰州言家共有五个兄弟，在湘鄂一带的风水及奇门界颇有名气，人称“言家五虎”。五人以排行为名，各怀绝技。言大秉承家传，擅长木甲机关，手下机甲精绝，为人工于心计；言二擅长风水堪舆，探脉布局无一不精；言三精通歧黄之术，熟知天下百毒；言四武艺出众，操控木甲方相有如行云流水；言五独好奇门遁甲，深谙奇绝阵法，曾以十具木偶大破数百湘西悍匪。我们今天遇上的灰衣汉子应该就是言四，如果他是存心上门找碴的话，接下来面对的应该就是这五虎兄弟的联手攻击。莫炎放了言四，只是不想双方结怨太深，但对方是否会领这个情就未尝可知了。而且，他们很可能是受了莫曹或是陈子浩的指使，来和我们作对的。眼下张良墓的谜题尚无头绪，离开此地断不可能，如此一来当务之急便是尽早找出对策以防言家兄弟再次上门寻事。“这五只老虎倒也有趣的紧。”耿婆神秘地笑了笑，“既然避无可避，老婆子倒有个想法。”……三里外，一座隐密的石屋，五个汉子围坐在桌前。“嗞～～”灰衣汉子仰脖喝干了杯中的酒水，一脸怨气地给自己又满上了一杯。“老四，莫喝嗒，你咯样算和谁涨气罗？”坐在边上的汉子按住了他的胳膊，那汉子看来四十左右，一脸黄瘦，眉间隐隐有条黑气。“老三，你莫劝几，得几喝！”对座一个戴着墨镜的汉子道，“几从小就是咯样脾气，三十好几的人嗒，只晓得闯祸闹事。”“二哥，你消哈气甲，事情到嗒咯甲份上也是该我们动手的时候嗒。”一旁身穿黑衣的年轻汉子道，“先听大哥吗样广法，莫在自己屋里闹别扭。”桌子正首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汉子，四人言语间他并没有吭声，只是不住地抽着手中的竹烟筒，脸上的皱纹愈见加深。这五人正是辰州的言家五虎兄弟。言四落败后九曲十八弯地兜了一圈，确定我们并未跟踪，这才返回了石屋。“风爷的意思很简单，一来要试试咯几个人的身手，二来是莫得他们道上太容易嗒。”沉默了半晌，言大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竹烟筒，“老四出手是霸蛮了些，不过咯样也好，惊弓之鸟肯定不会贸然妄动，逼急了的兔崽子才会翻牙口咬人。”“大哥，咯阵子风走云动的蛮不太平。”言二扶了扶墨镜，担忧道，“只怕咯一回不是那么简单嗒。”“二哥咯就广笑话嗒，天下事起必然风起云涌罗。”言五狡黠地笑了笑，“异象凸现咯样才能有所作为，凶吉未卜，神机可变。”“老五咯甲伢子阴符经看多了，随几骂样咯事都晓得偷龙转凤。”言二瞥了言五一眼，不住摇头道，“你年轻有魄力，我是赶不上你那点本事了。”言五不以为然地笑着，当下不再言语，自顾低头摆弄着一个三尺高的木偶。屋内又陷入了一片沉寂，言四放下了酒杯，走到石屋的一角，打开一个大木箱子，抱出几把木制零件在那里闷头拼装起来。“大哥，风爷咯人我硬是信不过几。”言三冷道，眉间的黑气显得略微浓重，“言家咯招牌……”“祖辈传到现在一直是湘鄂赶尸、走私跑帮，你咯甲伢子想过后生咯一辈冒？”言大抬手阻住了言三的话语，“风爷咯为人如何不用你告我，这事冲钱不冲人。”“也是咯，少广也是一千万。”言三眉间的黑气隐了下去，脸上却茫然了起来，“这辈子能见几甲一千万？”“老二走一趟吧。”言大灭了竹烟缓声道，“约他们后天申时边坡见，就广给老四讨甲公道。”“后天，辛日？！”言二的墨镜后闪过一道寒光，“大哥准备……”“二哥，祖上的手艺最保险的就是咯甲东西了。”言五头也不抬地摆弄着木偶道。言五这话一出口，除了言大外，其余三兄弟不禁都是一颤，难以置信地一齐望向言大。“老三怕我砸嗒言家的招牌，这法子就是最保险咯。”言大脸色凝重道，“你们几个莫切多想嗒，照做就是，到时我自有分寸。”……“莫炎，我发邮件给你怎么不回呢？”午饭后，我突然想起这事便不禁问道。“我的邮箱被监控了。”莫炎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你等我回信干什么？”“呃～～”我一时语塞，莫炎和老田的邮箱早在云南龙脉事件中就遭到监控，他不回邮件应该是担心被人跟踪，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却给忽略了。“这帮人也算是手眼通天了。”林岳怪声长叹道，“指不定啥时候还会来个色诱渗入呢。”“死贫！”S在桌下狠狠踢了他一脚，“色诱什么呢？还是你想被色诱啊？”“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小子活该没媳妇。”耿婆笑骂道，“对了，我问你，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得咋样了？”“咝～～跟我玩儿什么命啊。”林岳被S踢得不轻，嘴里连连倒抽冷气，“都成了，就差老凡那边的。”“嗯，我这里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我连忙接道，“晖儿在组装，大约半小时后就好了。”莫炎一声不吭地掏出一个牛皮袋子，走到耿婆面前将袋口张开，左手指尖一亮弹入一团灵火，袋中火光闪动了一下，隐隐发出一阵低沉的声响。“好，这都准备停当了。”耿婆看在眼中，满意地点头道，“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阵笃笃的敲击声，随即屋门被人缓慢的拍响。“辰州言家上门讨教。”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咬字间隐隐有些湘音。低沉的声音并不响亮，但却透过屋门清晰地传入屋内众人的耳中，我脑中闪过一个削瘦精干的身影，看来门外这人应该是言家五虎中的一虎。“东风来了。”我望了耿婆一眼，会心地笑道。二十、奇门五凶“明日申时，言家兄弟准时恭候各位。”言二拱手道。我有些惊异地看着眼前这个架着墨镜的瘦小汉子，从打扮和手中的明杖来看，言二应该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可莫炎曾说过，言二最拿手的便是风水堪舆，难道他可以以耳代目？“转告言大先生，我们一定准时赴约。”耿婆微笑着点了点头，“不过，老婆子有言在先，若是我们胜了，言家兄弟必须将此事说个清楚。”言二脸色不变，嘴角牵动了一下，似乎没有预料到耿婆会有如此的赌约。“言二先生如果做不了主，可以回去转告其余诸位。”耿婆继续道，“我们在此恭候佳音。”“不必，这赌约我接下了。”言二捻动着手中的明杖道，“愿赌服输，明日手下见真章。”“那就不送了。”耿婆闻言一乐，冲着言二一拱手，那架势大有江湖人士的味道。言二也不多话，转身紧走几步，用明杖磕开屋门，径直走了出去，他的行动很是古怪，看上去是在用明杖探路，但脚下却与明杖的方向并不一致。“言二的煞气很重。”莫炎冷声道，“走的应该不是正道。”“不是正道？那就是邪道咯？”林岳蹲下身子道，“不过这瞎子的确邪乎，站着都不老实。”言二方才站过的位置上有几道浅浅的痕迹，应该是他手上的明杖所留下的，这些痕迹似乎有着什么规律，仔细看去倒象是一道翻卷的瀑布。“形煞暗记？”我看着眼熟，脑中映出山水格局篇中的图解来，“这个言二倒是把形煞局给用活了。”形煞局是风水格局中的一种微观布局法，草、木、花、石甚至是一幅画，根据其形态属性，摆在特定的位置上便可造成一定风水变化，即便是咫尺之地也能造就出一个奇妙的格局，可以形化煞也可以形布煞，正如现在很多人所迷信的居室风水摆设便是源于此法。但这种布局法的效用并不长久，只能用作一时，形煞局的关键在于摆设物本身，像那些木石花草，离开自然界一久自然属性所包含的能量便逐日递减，要想长久有效那可是天方夜谭了。“看样子言二修的是形煞鬼眼宗，最凶的是他那双鬼眼。”耿婆悠然道，“林岳，绕过那幅图，去门口看看，是不是被动了手脚？”林岳应声走到门边，开门一看，当下嘴里便嘀咕了起来：“死瞎子，真给我们下套。”我们落脚的旅店是一家老式建筑，房间在旅店一楼，门口筑着半寸高的门槛，门外的地面是青砖夹土的构形，原本平整无奇。但现在，那些青砖似乎被什么重物挤压了似的，有规则地层层下陷，形成了一个阶梯的模样，延伸而去的青砖地呈凹陷状。风水堪舆中曾有“高一寸就是山，低一寸就是水”之说，就是指这种形煞。如果在阳宅前面有阶梯石级，一出大门，即要走下好几层阶梯才到地面，称为“卷帘煞”，主事运不济，众丁衰败。加上屋内的那个形煞暗记作为煞引，这个言二果然是来者不善。“这小子是在献宝，填了它吧。”耿婆摇头道，“按理形煞鬼眼宗远不止这么点本事。”一阵隐隐的黄土涌动后，青砖地面恢复了原样，耿婆泡了杯茶坐在桌边，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亦凡，都装好了。”晖儿从里间出来，脸上挂着汗珠，“我分了两个背囊……”“不对！”耿婆手中的茶杯顿在了桌上，我和晖儿都是一愣。“不是说晖丫头做的那东西不对。”耿婆注意到我俩的表情，摇手笑道，“我是在想，言家五虎的家传渊源，如果用上那些，倒是要改变下策略了。”……次日，下午四时许，边坡附近。慵懒的日光下，六人在林间缓步而行，在林子的边上，我们停下了脚步，耿婆眯眼向前方看去。不远处可以看见一个蜿蜒陡起的坡道沿山而上，那里便是言家五虎约定的所在。这里的地势情形与别处并没有什么不同，但若是用心观察，却能看到一层雾霭似的白气笼罩在了边坡区域。“黑、玄、乌、灰、白，五色煞气中以白色最为凶险。”耿婆沉声道，“丫头小子们记好自己的敌手，待会儿见机行事。”“晖儿，自己要当心些，实在不行就用耿婆教的办法逃生。”我低声和晖儿说道。“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晖儿轻声道，“你也保重。”“走啦，这会儿还腻着，刺激谁呢？”林岳吊着脸说道，眼角却下意识地瞟向S。“林岳，你自己当心点，万一有什么不测……”S突然正色道，“记得把你的银行账号密码告诉我。”“哎～～你这话晦气的厉害了，还什么银行账号密码？！”林岳嘴里叫着，但脸上却有些自喜。“切，死要钱……”S不屑地一甩马尾，径直跟上耿婆和莫炎。“嘿嘿，她知道我这人守财，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激我，让我注意安全。”林岳偷笑着向我说道。我和晖儿相视一笑，摇着头也跟上队伍，将自得不已的林岳抛在了身后。“我又没说错，本来嘛……”林岳郁闷地嘀咕着，快步跟来。……树林离开边坡只不过百十来米的距离，但走了近十来分钟却总是无法抵达，我能感觉到脚下道路的起伏不住变化，可边坡却始终遥不可及。四周渐渐涌起一股莫名交错的气流，心中隐隐翻动着各种情绪，几乎有些不能把控。“九星异动？”耿婆突地停下了脚步，“好凌厉的煞气，大家定神，轻咬舌尖！”疼痛自敏感的舌部神经迅速传向大脑，立刻冲散了绵绵不绝的情绪涌动，心境安宁之下耳中分辨出我们身处的环境。这……这些是……从脑中传来的景象来看，我们已来到了边坡前，但却走入了一个圆形的圈阵内。这圈阵由九堆奇怪的东西围成，刚好阻在了边坡的北侧，一个隐隐的人形在圈阵外盘膝端坐。“看来是时候开工了，灵火炼金！”我拍了下身边的莫炎，挥手向空中抛出一块金属圆牌。“灵火烈风诀！”莫炎翻掌捻诀，一蓬灵火直冲云霄，金属圆牌在灵火的冲击中直升而上。“惊天雷动，迎神驱邪。”默念中金属圆牌上出现了落雷印，一声霹雳自空中响起，静滞的空气陡然一卷，疾风狂动着掠过身边，周围的景物倏然改变，面前顿时出现了方才感应到的圈阵。圈阵前端坐的正是言四，一见布局的迷影被落雷震开，却也不慌张，双掌按地，身子一个后翻立了起来，脚下依旧踏着罡斗步法，双臂缓慢而有力地挥出数下。咯咯啦啦几声响动，九堆东西全数活动，那竟是九具身形高大的木甲人偶，样子与之前的辰州尸俑有所不同，更为近似人形。九个人偶一阵晃动后，各自垂手而立，但那硕大的脑袋却不住转动着，言四双臂一沉，脚下一字拉开，那九个不住转动的脑袋突地飞了起来，在空中交叉横过，下部隐隐带动着九条细线，它们飞行的轨迹很是规律，按照对临位置交换后便稳稳地落在了木制的身体上。那些头颅似乎不全是木制的，九条细线在它们交换后便组成了一个奇异的星形。九星反吟凶局？！那九只木偶所排的阵局正是奇门九星中的布设，代表属性的头颅一旦互换便是引动了九星局的变化。奇门阵局中，九星反吟是五凶之一，入局则乱，煞气顿生，如果布局者有意识地推进局势变化，局内的人便会被无形的煞气影响，按林岳的说法就是“喝凉水也会呛死”。“言四归我。”莫炎冷声道，手下挥动间两道火光从腰间的牛皮袋中跃出。火光中，两头彪悍的巨兽分列在了莫炎的左右，其中一头形似犀牛，只是鼻尖的短角流动着异样的光芒，另一只虽然也是独角，但却是长在了额头上，凶悍的模样到似比那犀牛还要厉害。“月犀者，运兽也，得太阴之气，可为时运之使也。得其者必获甲兕，乃煞神也，万煞入口，一并而食。然此二兽为天地之精物，纵其则消。”这两只开运破煞的稀有虚兽倒正是九星反吟的对手，但却属于一次性用品，现在不是比谁更霸道，而是比速度。“咄！”言四口中猛喝，腾身一翻，手脚并用地在空中舞动着，身子猛然一坠轰然落地，下落的冲势将坚实的泥地震得陷入寸许。与此同时，莫炎双掌一错，也是凌空翻起，头上脚下地落向地面，裹着熊熊火光的手掌相继拍在两只巨兽的身上，月犀的独角猛地大亮，甲兕的浑身隐隐透出黑光来。九只木偶头部顶爆撒出一蓬腥臭的血浆，身形一矮之下两手猛地擂向胸口，喀嚓声中木偶胸口现出不同形状的大洞，无数色彩斑斓的光点瞬间飙射而出，蓬然扑向圈中众人。月犀昂首一摆，短角在空中划出一道炫丽的光弧，那光弧竟停留在了空中，不住大涨，只一刻便波散而开，形成一片光层覆盖在了我们的头上，那些色彩斑斓的光点击打在光层上有如黏住了一般不得进退。甲兕铁炮似的前蹄在地上刨动数下，一声低吼中大口阔张，坦克似的推动着巨大的身体在圈阵内奔跑起来。巨大的吸力不住自它口中传出，那停滞在空中的光点竟全数被它吸食，不多久甲兕的闪动着黑光的身体已变得有如明月般皎洁。空气中蓬然一震，九只木偶碎散倒地，言四的身躯猛然一抖，竟诡异地腾空而起，继而重重地砸在了地上。光芒大盛中，月犀甲兕身形一隐掠空而去。莫炎收起掌中灵火，冷冷地望着言四。除了微笑的耿婆，余下四人都有些怔怔不解，先前如此之大的阵仗却在三五分钟内见出了分晓。“九星反吟衍生出罡斗煞光，刚才不是月犀用太阴光华镇住，咱们早就血脉爆裂了。”耿婆缓步走向倒地的言四，抛去一颗药丸，“甲兕吸食煞光，动了凶局根本，煞气反噬，言四，想活命就别动气，吃了药丸静气调神。”倒在地上的言四耳鼻口角不住溢血，望了望眼前的药丸，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艰难地拾起塞入口中，当下躺在地上不再动弹。撇下半条命的言四，转出边坡，一片开阔的空地出现在面前。空地中站着一个瘦小的人影，手里拄着一根明杖，一副宽大的墨镜阴阴地对着我们。言二，形煞高手，在这片空无一物的地方，他又会布下怎样的煞局呢？“煞光陡现，凶气逆流。”言二突然叹道，“老四果然在劫难逃。”“别急着哭丧，你那个胡子兄弟还活着呢。”林岳臭道，“要不你快点打个120？”“多谢。”言二顿了一下，抬手缓缓取下了墨镜。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出现在面前，细长的眼角直入眉梢，但却是没有眼白，整个眼中更是找不出瞳仁的所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

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飞，大家会相继去穴居的。这事不用刻意去做，只有在自然而然形成的状态下才能体验到真理。”“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石器时代有毛巾、被褥、衣服这些东西吗？”“当然没有了。”“那您为什么穿着衣服呀？给灾民发放的毛巾您也不应该收，您为什么收了呢？”“没事，这不要紧。”“为什么呢？您这不是背叛了这种难得的自然状态吗？”“没事，不要紧的。早晚有一天，就没东西可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裸着身子。”“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会胜利吗？”“日本一定会胜利。‘有’这种思想倾向就应该灭亡。‘无’的思想是不会输的。”“当然了，没什么能比‘无’更糟了呀。”“不，‘无’会灭了‘有’。”亮作无力的双眼中闪着诡异的光芒，中的毒似乎越来越深了。美军对日本各个都市的轰炸大致告一段落，夏天来了。由于美军即将登陆伊豆半岛（尤其是伊东地区），人们可说是闹翻了天。这里地形本来就适合登陆，又是铁路的终点，于是一些好像煞有介事的流言就传出来，说敌人要把这里当成基地，向东边打到首都去，于是当地的人们也开始相信这里就是双方在日本本土的第一战场。仿佛是从侧面证实这一传言似的，有一个师团[9]在伊东四周的山上到处挖洞，想偷偷藏起来埋伏着，等着敌人上岸。亮作也被强制拉去用吊网搬运沙土了。山鞍上的小道从伊东延伸出来，通向四面八方，小道上挤满了搬着财物打算逃离这本土第一战场的人们。处处可见有人在用亏本价甩卖别墅，却没有人买。野口也放弃了。就算伊东不是本土第一战场，太平洋沿岸离东京这么近，迟早也会变成激战之地。这附近整片山，整片海肯定都会喷出烈火，整片天空肯定都会飞着导弹。所有的房子、树木都会被炸飞，只剩下放眼望去被掀了个底朝天的土地。住在这种地方，简直就是自杀。出人意料的是，因为野口自己在轻井泽还有别墅，所以很轻易就放弃了伊东的别墅。野口只能在被炸飞前卖掉别墅，躲到轻井泽去。就算便宜，也比白白被炸飞强。虽然别人家的别墅都没卖出去，但他却很有信心能把别墅给强行推销出去。野口冥思苦想：亮作那个从不离身的包裹里到底有多少钱呢？“梅村，我们打算撤到轻井泽去。您不考虑考虑买下这别墅吗？带土地，带温泉，只收您一万日元。简直就跟白给没两样，不过是卖给您嘛，一万日元我就出让了。”亮作一直在外搬沙土，对城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有别墅的那帮人乱作一团，他们把别墅和带不走的东西都以超低价甩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买，因为镇上的人都深信敌人会登陆。亮作并不是不相信，他只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才能保持淡定，看着所有的人渐渐迎来穴居的命运。亮作一直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当时他的家被烧毁，最难过的就是无处安身，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么悲伤了。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同胞都跟他一样了。然而，亮作并不是不想要。亮作想着，如果自己以超低价买了别墅，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避开战祸。到时候他现在的命运就整个反过来了，他可能是少数有家的人之一。跟镇里的别墅不同，野口的住处在平原的尽头，孤立在田地之间，说不定有可能免遭轰炸。说不定，他可能会成为这镇上唯一有家的人。这么想来，亮作又对人生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野口开的价太高了，他憎恨野口如此狡猾。“比这大十倍的气派别墅才卖五千日元，就算这个价钱都没人买。想想也是，一两个月以后，别墅就会被炸个灰飞烟灭。租住一两个月顶多也就一百日元房租，你的房子也就三十日元吧，三十日元都算贵的了。”亮作残酷地笑着。“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别墅跟那些会消失的别墅可不一样，我这可带着土地和温泉呢。就算几十吨炸弹炸下来，也不能把它们怎么样。”野口皮笑肉不笑地还嘴。野口心想，看来他身上没有一万日元，这价钱可能太高了点儿。于是又看似愉悦地继续这场专横霸道的谈判。“您可别多心呀。打个比方，光是别墅的话，即便是玉楼金殿可能也没有人买。现在我们被敌人逼得山穷水尽了，对我们而言最大的财产是什么？不用说，就是能自给自足的土地呀！是田地，明白吗？现在虽说是这种情况，但是等以后恢复和平了，田地就会跌价。到时候什么能卖高价呢？这片土地上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不就是温泉吗？伊东镇上可能家家户户都有温泉，但温泉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这里的温泉可是自喷温泉呀！伊东可没有几处自喷温泉呀，那些大部分都是用泵抽上来的。把现在最大的财产和未来最大的财产合二为一，而且不管是空袭还是舰炮轰炸，这都是绝对不变的财产。这卖一万日元还太贵吗？我是跟您熟才这么便宜就让给您。不管是谁，听了这一万日元的价格都会扑过来的。而且，要是素昧平生的人，我也不会一万日元就卖了的。恕我直言，您现在家也烧没了，一无所有，我是想多多少少为您尽一份心呀。一旦咱们分开了，就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了。于我而言，这是最后的友情。虽说我非常想把别墅免费送给您当临别的纪念品吧，可惜我的家也被烧了，没法这么大方呀。”“就近代战争的登陆地点来说，激战后都是满目荒凉，山的形状，河流的走向都会改变。没有草，没有木，没有鸟，没有虫，什么都没有。伊东镇在哪儿，应该都找不到了吧。您这块地到时候没变成河流或是沼泽就不错啦。想要以温泉镇的身份复活也得花个二十年吧。那时候，估计我都已经死了吧。”亮作又残酷地笑道。“这样一来，日本就亡国啦。”野口反击道。“日本会在失去一切后取得胜利。回归太古，到达太虚，新世界的黎明将会出现。日本是太虚，是太阳，是新世界的盟主！这是《记》《纪》[10]里预言过的，是历史的必然！”“但愿如此吧。话说梅村，就算您藏在洞穴里过日子，人也得吃东西才能活下去呀。在洞穴里过日子可没有配给拿呀。没有自己的田地，您要怎么办呢？这块地可是既有鸡棚又有鸡呀！就日本现状来看，岂不是跟王侯贵族一样吗？！首先，我要是把这别墅卖给了别人，您就会被从鸡棚里赶出去。可没有人会打包把您也买下来呀。”这一下戳到了亮作最痛的地方。如果真有人来买，亮作难免会被赶出去。然而亮作没有退缩。“好啊，请吧。请您去找别人买吧，不必顾虑我。我好久没去听戏看戏了，我还真想看看拿一万日元买这房子的人长什么样子呢，就让我最后乐一乐，从鸡棚撤了吧。”看来一万日元够呛呀，野口想。自己凭着街边摊抬价的手法先定了一万日元，确实太高了，这个价钱不会有人买。因为不担心被赶出去，亮作才会有机可乘，如此嚣张。“那我就真的卖给别人了？”野口脸色微变。“嗯嗯，请吧。我都快忘了乐是什么滋味儿了。”“有人出五千日元，我拒绝了。不过，我也不想拿命换钱，所以比起被砍价，我更怕耽误时间。您好像认为别墅接二连三在卖，不会有人买我的别墅，在这大战的生死关头，也有精于算计的商人呀。我也是相当震惊了，居然有到处买别墅的人。”“我之前听过类似的事。不过，就我听到的而言，更像是到处捡别墅而不是买别墅呀。因为没必要到处买，很多人都扔下别墅逃命去了，据说只要给点搬家费，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卖给你。”看来大家都知道了。野口恨那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主要目的还是做成这笔买卖，哪怕能卖贵一分钱都行。“您好像又误会啦。别墅当然是免费的，但我这钱不是别墅的钱，而是田地和温泉的钱。”“这样的话，就一千日元吧，这价可能还高了点儿。”“这田地跟温泉才值一千日元？！”“嗯，一千日元。”“您是怎么算出这个价钱的呀？！麻烦您教教我，我学习一下。”“假设敌人两个月以后登陆，别墅两个月的租金是六十日元。要是敌人四五天以后就登陆的话，这些钱就全赔了。等到两个月以后，这里有十几年都会是荒芜的沙漠，土地和温泉也不值钱了。值钱的只有这三十来只鸡，还有现在田里长的那些蔬菜而已。这些按贵了算，加一起最多也就一千日元。如果还没吃完敌人就登陆了，那也就全赔进去了。考虑到这些再折半的话，五百日元应该合适吧。”“您又砍掉了五百日元？！”“嗯，是这样。就算这样我还嫌贵呢。”“您还要砍？！”“嗯。”“砍到多少？！”“也许明天敌人就会正式打过来。也许今天晚上，不，大岛[11]附近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舰队了，说不定下一秒空袭警报就会响。”“原来如此，所以呢？”“免费。”“您要免费拿走是吗？哎呀，我真是荣幸之至。不巧，到时候我得吃鸡跟蔬菜，不能双手献上。”“我一千日元买了吧。”“哈哈，您要买是吗？出一千日元呀。”“嗯。要是我刚买下敌人就登陆了，也就算我倒霉。我不能放弃，放弃了就输给这场战争了。虽说这一千拿来当鸡棚的租金是有点贵，不过都拜托您照顾这么久了，就当是给您的谢礼吧，我就不再杀价了。”“原来如此。真是受益匪浅，居然有这么多种算法哟，我真佩服您呀。不过我很奇怪，您怎么就没再往上爬一爬呢？您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一千日元的东西定成十日元，自己还能把这笔账对上。您是一个能把方的说成圆的，还能把道理解释明白的人。就算您把白的说成黑的，也肯定能证明其中缘由的。您这么会算计，怎么一辈子就这么穷呢。梅村，您明白为什么吗？您为什么会穷呢？您明明想怎么算就怎么算，是吧。因为呀，您那一套算法只对您自己有用。世人不吃您那一套。方的就是方的，白的就不可能是黑的。”“不能按照公式来，因为现在在打仗。世事难料，这句话您该不会忘了吧。”“您又用世事难料这种巧妙的说辞来轻易下定论，编出一套自私自利的话来哄骗人了。不过，这样人生就太没意思了。对吧，我打个比方，您买了房子，就算不是战争时期，房子也可能在哪一夜失火烧掉。您买了温泉，温泉可能会因为地底发生变化，突然冒不出来水了。您买了牛，牛可能第二天就死了。要按这个道理讲，五千日元的东西不都能说成一千日元、五百日元、免费吗？不过，按道理讲，确实也有可能免费。因为买下的当天，就可能烧了，死了。我说您，不能仗着这种道理来为人处世吧？”“不，能的。是您把平时和战争时期搞混了，做了假账。这是一个大家丢掉别墅逃命的时代，是一个所有的东西都在渐渐失去价值的时代。您算的这笔账才是自私自利呢。”亮作的眼睛散发出诡异的光芒，嘴巴抽搐着喷着白沫。他近乎疯狂地确信着。野口不慌不忙，错开了争论的焦点。“我是这么想的。只要日本没有灭亡，人类没有灭绝，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希望就会寄托在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上。如果一无所有，就悲哀至极了。因为谁都说不好以后还有没有给我们薪水，给我们粮食的机构跟体制呀。要是一无所有，就只能像过去的野武士[12]那样靠当强盗谋生了。您这把年纪，强盗也做不了啦。我可不是在跟您开玩笑呀。只要是日本人就肯定会感到这种不安。到那时候，如果有田地和温泉，哪怕强盗横行，也偷不走田地和温泉呀。在这场悲惨的战争中，拥有田地和温泉不就是生存的价值吗？这房子也不一定会被毁呀。就是说，房子可能会被毁，可能不会被毁。人必须要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快乐的事。不过，我这可不是给梦想开价。这田地和温泉是五千日元，面积有六千坪，这一坪还不到一日元呢。恕我无礼，您这一辈子，如果不是战争，做梦都不会有六千坪的田地和温泉吧。这可是人皆称羡的温泉呀！是只有少数阶级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呀！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请您自行选择您的命运。五千日元我就卖。您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吧。”亮作从不离身的包裹里有七千多日元，这是他在野口手底下做事这五年来攒的钱。如今一切都靠配给，基本上不用什么生活费，信子和克子有姨姥姥的资助，也不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所以亮作就迅速攒到了这么多钱。他最害怕的就是老后孤独一人。这份恐惧的根源来自他一无所有，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自己没有才能。而且，他已经五十岁了，更何况，他一无所有。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要买下这处别墅。能拥有房子、田地甚至温泉，简直太棒了！说不定只有这犄角旮旯的房子能免遭战祸，他自己也真的觉得这房子会有幸存活。就算房子没了，只要有这片田地在，他就能过上安稳的晚年。如果他没有钱，他可能会为了买下这处别墅而去当小偷。不巧他正好有能买别墅的钱，所以才不想掏钱。他感觉很失落，像是这笔钱要被骗去，要被偷去似的。不过，即便如此，有房子，有田地，有温泉也没什么不好。自己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亮作期待得快要上天了。美妙的人生，美妙的战争！他那要哭不哭又皱巴巴的脸上浮起了暧昧的笑容。“那，我两千日元买下吧。”“您说什么呢，我要不是着急逃难，也不会这么点钱就卖了呀。现在五千日元能买什么呀？我不该跟您这样没有房子也没有土地的人谈这个的。我也是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得偿所愿，拥有这处别墅的。您要是想用一点点钱来玷污我的别墅，我还是放把火烧了它更好。”“我这不是玷污，我没有钱。”“那就请您别再说了。没钱的话，就没什么好谈的了。”“那我们三千日元成交吧。”“谁跟您成交啊？”“我只有这么点钱。”“所以我都说了，要是没钱，您就别再说了。”“您真卑鄙。”“我怎么了？”“您既然跟我这种住在鸡棚里的人谈买卖，就应该把成交金额控制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我不跟您争。您要是律师，杀人犯该有多开心啊！恐怕小偷和诈骗犯都是正当职业啦！债权人倒成了罪人了。”“您是要嘲讽我才跟我谈这笔买卖的吧。若是如此，您可真就是罪人了。”“被您说成罪人，也比被您称作善人来得好。”“您给我尝一点甜头，让我满心期待，又把我推落到谷底。之前没有希望的时候，我还能满足于鸡棚的生活，像这样把我一把捧上天，又推我下来，我就没有之前那种平和的心境了。您害我绝望了。就像是折断了我的手脚再把我甩开，然后命令我：来，干活吧，活下去！您这是要把我怎么样啊？”“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会卖了这片土地和房子，撤到轻井泽去。”“那，两千五百日元，请把一半土地，一半房子，一半温泉卖给我。”“等我找到另外一半的买主吧。”亮作皱起脸，肆无忌惮地掉起眼泪来了，他哭诉道：“我已经忘了那些悲痛的过去了。不忘掉那些悲痛的过去，如何在鸡棚里活下来呢。我拼了命努力，才总算习惯了这跟蛆虫一样的日子。我不顾脸面，终于建立起了一种没有希望也能活下去的心境。这些就是我全部的财产。您拿走了我全部的财产，于是那份早已忘却的悲痛，不，比那还要更剧烈的悲痛砸进了我的心里，这悲痛就像火球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滚来滚去，疯狂乱窜。就像三月十日那场可怕空袭的火焰烧着我的后背，步步紧逼着我！我该怎么办才好？！比三月十日那场空袭还要可怕的舰炮轰炸声正在我脑海响起。整个天空布满烈火，山摇、岩碎、地裂，到处都喷着火！所有人都抛弃了我，我已经走不动了，我该怎么办才好呀……”亮作喉头哽咽，突然哇的一声哭倒在地。野口不知怎的，觉得亮作有些可怜。野口心想，虽说三千日元只够拿来当临别赠礼，不过别墅迟早都会被毁掉，以三千日元卖掉也比丢掉好。然而说实在的，野口就算想试着同情亮作也没用。在战争这冷酷恶魔的道路前方，等待大家的都只有命运而已。谁都无法凭借自身的意志逃脱，谁都不知道自己一小时后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同情别人根本就是不自量力的愚蠢行为。“哭什么，战场又不是只有这里。或早或晚，全日本都会变成这样。我真羡慕您的处境，还能有机会贵呀便宜地挑三拣四。”“那，我就豁出去了，一口价，四千日元。请四千日元卖给我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文，通过“日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袁世凯“有密未告”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不速之客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围园劫后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剑拔弩张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硃谕一道面交袁公。”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讧，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硃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缓兵之计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公仲朋接任相国）本来亲近秦国，和我的私交也不错，他会认为伐韩只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就把公仲朋也得罪了。”樗里疾乃秦武王的叔叔，用兵如神，劳苦功高，倒不至于嫉妒甘茂。只不过樗里疾的母亲是韩国人，公孙衍曾经做过韩国的相国，他俩都是朝中的亲韩派。甘茂最担心这两个人站出来替韩国说话，是以有此一说。秦武王当即表态：“寡人决不会因任何人的话动摇攻韩的决心，你如果不放心，寡人可以和你立下誓约！”春秋时期，君臣之间相对平等，“以君盟臣”并不稀奇。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君王具有绝对权威，君臣盟誓就比较罕见了。秦武王在息壤和甘茂盟誓，可以说是非常之举，也表明了他不惜一切代价要攻下宜阳的决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率领大军东出武关，借道东周地界，讨伐韩国的宜阳。当时所谓的天子周赧王，对于秦军的借道感到十分为难。前面说过，周朝的地盘，基本被韩国包围，相当于韩国的国中之国。韩国在战国列强中虽然弱小，对于周朝来说却是个家门口的庞然大物，开罪不起。如果借道给秦国，势必得罪韩国；不借吧，又怕秦国不高兴。偏偏在这个尴尬时刻，还有人给周赧王出了一个主意：“您可以乘机向韩国捞点好处呢！”怎么捞？周赧王派了一个使者前往新郑，对韩国的相国公仲朋说：“秦国之所以借道东周来攻打韩国，是因为相信东周会站在秦国这边。您何不送给东周一些土地，又派人向楚国求援，这样一来，秦国既怀疑东周与韩国背地里有交易，又担心楚国出兵干涉，就不会攻打韩国了。”公仲朋觉得这主意不错，果然献给周赧王一座城池。周赧王得到城池，马上又派使者对秦武王说：“我们跟韩国可没有什么瓜葛，是韩国硬要把土地送给我们，目的就是让您怀疑我们。”秦武王说：“那你们可以不接受嘛！”使者的反应也很快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又怕韩国跟我们翻脸啊！”宜阳大战之前的这段小插曲，充分说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是何等热衷于玩弄谋略——秦国远比韩国强大，如果非要得罪其中之一的话，东周肯定会选择得罪韩国而不是秦国。但是周赧王通过耍小聪明，毫不费力便从韩国捞到了一座城池。他也许这样认为，得罪韩国是一种损失，但是捞到一座城池足以弥补这种损失罢！事实证明，甘茂对进攻宜阳的困难预计得很充分。秦军将宜阳包围起来，连续攻打了三个月，宜阳却巍然不动。而且时间一长，秦国国内的议论便多了起来。樗里疾、公孙衍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果然劝说秦武王撤兵。恰在此时，楚怀王应韩襄王的请求，派景翠为将，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上救援韩国。秦武王得到消息，不禁担心起来，将甘茂从前线召回咸阳，向他询问战局的进展。国君要了解战事，大可以派使者来往，何必把大将召回来呢？甘茂嗅出了摇摆的味道，他直截了当对秦武王说：“楚国虽然出兵救援韩国，但决不会傻到为韩国打头阵，一定是持观望态度，等着秦、韩两败俱伤。韩国也怕秦、韩大战一场后，楚国趁机在背后插一刀。这两个国家各存戒心，互相防备，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秦武王说：“我倒不担心楚军，只是朝中有很多人担心战局失利，建议我撤军，我不得不有所考虑。”甘茂说：“大王难道忘了息壤之盟了吗？”秦武王脸一红，说：“没有。”这次会见匆匆结束。秦武王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誓言，不但没有命令甘茂撤军，还从国内源源不断地给他派去援军。即便如此，宜阳依然屹立不拔。这场攻坚战打到第五个月，秦、韩双方都疲惫不堪。胜负的关键在于景翠率领的二十万楚军——这个时候只要他出手，秦军必败无疑；如果他继续作壁上观，则宜阳失守只是迟早的事。这位爵至执圭（楚国最高爵位）的楚军将领，却一直按兵不动，让人捉摸不透他的想法。雒邑城内的周赧王对这场战事也十分关注。周赧王是打心底希望秦军获胜的，原因很简单，他让秦军借道，又讹诈了韩国一座城池，已经大大得罪了韩国。如果韩国获胜，他岂有好果子吃？有一天他问大夫赵累：“秦国攻打宜阳，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赵累不假思索地回答：“宜阳一定会被攻克。”周赧王又高兴又怀疑，说：“宜阳城方圆八里，守军十余万，粮食足够支撑数年之用，外围还有公仲朋的二十万大军，楚国大将景翠又带了二十万大军前来救援，我觉得秦国比较悬。”赵累说：“您知道甘茂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虽然官居左丞相，却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个外国人，没有安全感。他攻打宜阳，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就是受个周公旦那样的封赏。可是如果攻不下，他在秦国就不可能再待下去了，只能卷铺盖走人。秦王为了支持他打宜阳，拒绝了樗里疾等人的劝谏，如果攻不下，他也会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所以，无论是对于甘茂还是对于秦王来说，宜阳都是志在必得的。”周赧王说：“可是景翠的二十万楚军不是闹着玩的！”赵累说：“其实景翠的处境和甘茂差不多。他原本是一介寒士，打拼了几十年，才做到了楚国的执圭。这次就算打了胜仗，爵位也不可能再提升；可是如果打了败仗，就会一棒子打回原形，甚至性命不保。这也是他一直犹豫不肯出手的原因。”周赧王说：“说不定他正准备向秦军发动进攻呢！”赵累沉吟片刻，说道：“您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人去游说景翠，让他等到秦国打下宜阳再进兵，因为那时候秦军已经极其疲惫，肯定会花重金向他求和，而韩国以为他此举是为了救韩国，也会向他表示感谢。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两个国家的金银财宝，这样的买卖，您说他会不会干？”周赧王听着，脸上露出了一丝狡诈的笑容，说道：“那就麻烦你去楚军大营走一趟如何？”很难说赵累的游说对景翠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景翠自始至终只是观望，就像是带了二十万人来旅游。其实，秦国也有人看出了景翠的用心。据《战国策》记载，有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曾对秦武王说：“宜阳久攻不下，楚国肯定会乘我军疲惫至极的时候发动进攻，那样的话我军就很危险了。大王不如派人跟楚王谈谈，主动将汉中割让给楚国。楚王一高兴，就不会进兵了。”秦武王说：“那样不划算吧？”冯章说：“嗨，您着什么急啊？当年张仪不也许诺要给楚王六百里地吗？”秦武王恍然大悟，于是派冯章出使楚国。楚怀王显然不长记性，一听冯章开出的条件，马上就答应了秦国的请求。景翠无心开战，楚怀王也不催促，楚军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一次打败秦军的大好机会。现在就看甘茂的了！事实上，战争打到现在，连甘茂也开始动摇了。有一天夜里，他出来巡营，看着宜阳城下堆积如山的秦军尸体，突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对大夫左成说：“打不下去了，准备停战吧！”左成吃了一惊，说道：“您有没有想过，您在国内受到樗里疾、公孙衍的攻击，在国外又得罪了公仲朋，如果宜阳攻不下，您还能在哪里立足？”甘茂苦笑：“我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是将士们都已经疲惫至极，你难道没有看到，今天我亲自擂鼓三次，都没有人愿意前进，这仗还怎么打？”左成说了一个字：“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赏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战功的奖赏可谓是不遗余力，这也是秦军战斗力远远高于东方各国的重要原因。在左成的劝说下，甘茂决定把赏格再提高一个档次——当然，这是违反政策的，国家财政也没有这笔款项来支付更高的赏格。但是没关系，甘茂已经豁出去了。第二天一早，甘茂向全体将士宣布：今天是最后一战，只要攻下宜阳，我就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拿出来分给大家，有功的加倍奖赏，战死的加倍补偿。如果再攻不下来，“你们就在这宜阳城下给我挖好坟墓吧！”说完这些，甘茂第一个跳上战车，朝着宜阳城疾驰而去。秦军将士们受到鼓舞，紧随其后，向宜阳发动了最后的攻击。历时五个多月的宜阳之战，终于在这一天画上了句号。一将功成万骨枯。前后死伤了数万名秦军将士换来的宜阳城，成就了甘茂的善战之名，也为秦武王问鼎周室铺平了道路。此后，甘茂又麾兵渡过黄河，攻占武遂（今山西省垣曲）。韩襄王赶紧派大臣公仲侈到咸阳请罪，表示愿意臣服于秦国。秦武王接受了韩襄王的投诚。作为这场战事的尾声，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景翠果然摆出一副进攻秦军的架势，但是在收到秦国给的一笔贿赂，并且勒索了韩国一笔辛苦费之后，便又草草收兵了。最可笑的是楚怀王。宜阳之战后，他还真派使者到秦国去，要求秦武王兑现诺言，将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说：“我可没有答应割地给楚王，那都是冯章自作主张说的话，不能代表秦国。”楚国使者提出要冯章出来对质，得到的答复是：那恐怕不太现实，冯章畏罪潜逃，已经找不到人了！秦武王的意外：鼎不能随便扛如果说，楚怀王是宜阳之战中最可笑之人，第二可笑的无疑是那位善于耍小聪明的周赧王。他借道给秦国，又帮秦国稳住景翠，为秦军攻克宜阳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讹诈到了韩国的一座城池。但他很快发现，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作茧自缚。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大摇大摆地进入了雒邑，并且向他提出索要九鼎。辛辛苦苦打下宜阳，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有必要介绍一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炊具，用青铜打造，有三条腿或四条腿，大的重逾千斤。因为常用来祭祀，所以鼎又是一种祭器，或者称为礼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令天下九州进贡金属，打造了九座宝鼎，鼎身刻以各地图案，分别代表冀、兖、青、徐、荆、豫、梁、雍、扬九州。此后，九鼎经夏、商、周代代相传，一直被当作天子权力的象征。春秋时期，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陈兵雒邑，曾经派人向王室询问九鼎的重量，遭到王室的严厉批评。“问鼎”从此成为诸侯觊觎王权的代名词。楚庄王雄才大略，也仅仅是敢问鼎。秦武王就没那么温文尔雅了，他直接向周赧王提出，九鼎放在周朝已经够久了，现在天下大乱，继续存放在雒邑不太安全，不如搬到咸阳去吧！面对野人一般的秦武王，周赧王那点小聪明显然不够用。他眼睁睁地看着秦武王带着一大群武士进入大庙，对着九鼎指手画脚，大声喧哗，自己却束手无策，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周朝大夫颜率，是个足智多谋的人，对秦武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愤慨，偷偷地对周赧王说：“您何不号召天下诸侯讨伐秦国？”周赧王吓了一跳，赶紧四周看看，确信没有其他人在场之后，才惊魂未定地说：“你难道没看见秦国在宜阳城下大败韩军，斩首六万？这个时候有谁敢出面为寡人说话，有谁敢兴兵和秦国作对？”颜率说：“秦国经过宜阳一战，其实已经精疲力竭。如果齐王肯出面讨伐秦国，天下诸侯应该都会跟着响应。毕竟，谁都不想九鼎落在秦王手里，您说是不是？”周赧王想了半天，终于答应让颜率秘密出使齐国。颜率到了临淄，对齐宣王说：“秦国实在太不像话了，居然向天子索要九鼎。天子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与其让秦国拿走，不如干脆送给齐国。大王如果有意得到九鼎，就请赶快行动，把秦军赶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齐宣王当然求之不得。他算计了一下，秦国经过宜阳之战后，元气大伤。现在派兵进攻驻扎在雒邑的秦军，又不是入侵秦国本土，齐国的胜算很大。再说了，九鼎的诱惑实在太大，值得他为之冒一次险。于是，齐宣王派将军陈臣思带领五万人马向西进发，直取雒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齐军刚出国门，雒邑城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话说某一天，秦武王带着手下的三名勇士——任鄙、乌获、孟说，又来到大庙观看九鼎。秦武王突然提出，咱们比试比试吧！作为一名武人，秦武王经常和手下比试武艺，有时候甚至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手下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一次，秦武王不是想和他们比试刀枪拳脚，而是比赛举重。举什么？就是那一溜儿排开的九座大鼎。任鄙和乌获一看那些鼎的块头，立马表示：这事咱干不了，这鼎也太重了，四名壮汉都不一定扛得动，一个人是肯定不行的，咱就不丢这个人了。只有孟说这个愣头青，当即把袖子一捋，说：“你们不来，我来！”扎好马步，双手抱定一个青州鼎，气运丹田，大喝一声，“起！”只见他脸涨得通红，双手肌肉虬起，那鼎却纹丝不动。秦武王哈哈大笑，走到梁州鼎旁边，俯下身子，抱住一条鼎足，低低地哼了一声，竟然将那鼎徐徐举起，一直举过头顶。任鄙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刚想喝彩，只见秦武王凝神贯气，向前走了一步，接着又走了一步。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孟说终于叫出一声：“好！”任鄙和乌获也同时叫道：“大王真乃神人也！”话音未落，那鼎重重地砸倒地上，将大庙的青砖地板砸出一个大洞。再看秦武王时，大腿被压在鼎下，已经是血流不止，不省人事。《史记》记载，“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一代枭雄秦武王，就这样被砸死了。而孟说作为秦武王之死的第一责任人，被樗里疾处以死刑，并灭其九族。这件事后，秦军匆匆撤离雒邑。至于那九座大鼎，还好好地留在周朝的大庙中。虽然其中有一座已经被砸掉一些经年铜锈，但是经过王室的能工巧匠整饰整饰之后，基本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周赧王刚刚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面临另一个头疼的问题：秦武王走了，齐宣王又来了。齐宣王派人向周赧王提出：应您的请求，我已经派出五万大军星夜赶赴雒邑勤王，现在雒邑已经平定，您可以兑现诺言，把九鼎送给齐国了吧！周赧王又急又气，这都什么世道啊？秦国人又不是被齐国人打跑的，你啥实际事都没干，凭什么跟我要九鼎啊？早知道，还不如给秦国人带走呢！他把颜率找来骂了一通。颜率说：“您别着急，这事因我而起，我就负责把它处理好。”颜率第二次来到齐国，对齐宣王说：“多亏了大王主持公道，周朝才得以保全。现在天子愿意履行承诺，向大王献出九鼎，请问您打算让我们从哪条路送到齐国来？”齐宣王说：“当然是借道魏国。”“哎哟！”颜率失声叫道，“那可不行，魏国君臣想得到九鼎，已经是几辈子的事了。九鼎入了魏境，就甭想出来。”齐宣王说：“那就借道楚国呗！”颜率说：“大王啊！您还不知道楚国人吗？早在三百年前，楚庄王就问过九鼎的轻重。如果九鼎入了楚境，难道还有的出来？”齐宣王说：“那你倒是说，该从哪条道运到齐国来？”颜率说：“其实我们也在为这件事发愁呢！这么大的鼎，又不是几个酱醋坛子，随便揣在怀里，藏在腋下，拎在手上，就可以带到齐国来了。当年周武王灭商，可是动用了好几万人才把九鼎运到洛邑。大王动用几万人不难，可这路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白费力气。”齐宣王算是听明白了：“你说来说去，其实就是不想给呀！”颜率说：“不敢！只要您赶紧确定到底走哪条路，咱们就准备运鼎，不含糊。”齐宣王想了想，挥挥手，让颜率走了。美男计拯救韩国秦武王死的时候，年仅二十二岁，无子。王位的角逐在他众多同父异母的弟弟中展开。一个名叫嬴稷的年轻人，原本被派到燕国当人质，现在秘密回到咸阳，在樗里疾等人的帮助下打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秦国的新任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昭王。这一年，秦昭王年仅十八岁。据《史记》记载，嬴稷的母亲原本是楚国人，姓芈（mǐ），嫁给秦惠王为妾，在宫中被称为芈八子，在史书中被称为宣太后。宣太后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和她同母异父，名叫魏厓（yá）；幼弟和她同父同母，名叫芈戎。其中“魏厓最贤”，从秦惠王年代就在秦国做官，在朝中人脉甚广，与樗里疾等实力派的关系也很好。秦昭王能够得樗里疾之助，与宣太后和魏厓从中运作分不开。秦昭王即

有什么高学历，甚至经过李敖先生的考证，蒋介石所持还是日本某军校的假文凭。但这都没有阻碍这几位大人物日后的治国平天下。所以这件事告诉我们：成绩不好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别放弃努力，通向成功的路绝对不止一条。但是，当时的袁小四看不到这么远，只能盯着独独没有自己名字的榜单，暗自发狠：我一定要废除这该死的科举考试！难以想象，这个想法后来真的实现了。几十年以后，袁小四实现了这个千年以来有人敢想却没有人敢做的复仇计划。不过没有正规学历始终是袁小四心中的痛。后来慈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问起他的简历时，没有正经科举功名的袁小四面红耳赤。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小四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父祖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升官发财之路。于是，他把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发誓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结交一批同道，等待一个机会考场失意，情场得意。在家族的安排和牵线下，18岁的袁小四与财主家的女儿于小姐洞房花烛夜了，很传统的先结婚后恋爱，一年后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袁克定。同年，一个难得的实习机会降临到了袁小四的身上：叔叔袁保恒要到河南赈灾，袁小四作为秘书跟随，在旁协助公务。小四很珍惜这次机会，他知道自己没有高学历，如果还没有工作经验的话，恐怕以后真的是不太好找工作。此话并不夸张。在那个年代，县太爷的师爷都得是秀才以上学历，更别说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幕僚了，那些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可以说，学历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现在。小四熟读《自乂琐言》，又有叔父的耳提面命，理论结合实践，做事干练的小四很得叔父的欢心。当然，这次实习也为他日后外交、练兵、维新、办实业、颠覆清朝的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诅咒，又见诅咒！1878年，目前老袁家的第二大牛人袁保恒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1岁。这个世界少了一名负责任的官员，19岁的袁小四则失去了一个非常关心他的长辈。仍是这一年，家大业大的老袁家开始闹分家，袁小四赶回项城参与分家，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儿子，得天独厚地拿了一笔丰厚的家产。他把家迁到了河南省淮阳县的一间大院里，过起了安静的富二代生活。淮阳是他叔祖父袁甲三逝世之地，他一直很佩服袁甲三，所以在分得家产以后就来到了淮阳。在淮阳自家的大宅院里，袁小四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精研细读，给自己充电。尤其是《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之类的兵书和《资治通鉴》这类管理阶层的必读宝典。第二件，打造自己的班底。他组织了两个文社：丽泽山房、勿欺山房，实际上就是收养了一群穷书生做他的智囊团。在这一群穷书生里，他遇到了一个重要的人，此人之于袁小四就好比张良之于刘邦、孔明之于刘备、刘伯温之于朱元璋。这个牛人是谁？牛人叫徐世昌。鉴于徐世昌对于袁小四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多说两句。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生于河南。此人足智多谋，思维缜密，对形势判断准确，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此外，他还有非凡的实干精神，是一名特级行政管理人才。最难得的是，他更喜欢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埋头干活，为人处世圆滑，是一个相当低调的大才。所以他的命很长，活得也很滋润，人送外号“水晶狐狸”。徐世昌还是一个艺术家，擅长山水松竹，“嵩山四友”中就有他一个。从艺术功力上说，若把他放在今天，那也是有资格享受政府津贴的人。袁小四与徐世昌既是老乡，又非常有共同语言，于是就在这个院子里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小四多了一个“菊人大哥”。在小四的资助下，有才的菊人大哥果然高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在今后的岁月里，菊人大哥将用奇谋、忠诚等形式的正能量来回报小四的资助之恩。到了这个时候，文武兼备的袁小四那熊熊燃烧的小宇宙就要爆发了。不过他还在等待一个机会。我是属于乱世的，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能一飞冲天。袁小四这么想。第四章谣言逼出来的洋务高潮

汉人生猛上位

就在袁小四略识少年愁滋味的这些年里，慈禧母子的大清王朝也有点回光返照的荣欣，大部分地区结束了战乱，社会经济发展小有进步，史称“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最重要的标志，当数内乱终于解决，大清基业得保。1864年，立国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覆亡。又经过五年的努力，到了1869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荃等汉人轮番上阵，终于将捻军以及太平天国的余部近乎全部剿灭。这些汉臣的运气不错，在平乱中表现得也很生猛的唯一一名非汉族人士、皇亲贵族僧格林沁并没有坚持到最终胜利的那一刻，阴沟翻船，死在了捻军手中。到此为止，洪秀全、张洛行两位猛男创下的偌大造反基业被一扫而空。这些汉臣立下如此不世奇功，慈禧当然不会亏待这几位功臣。其中，曾国藩升任直隶总督，加正一品的大学士，封爵一等侯；江苏巡抚李鸿章升两江总督，加从一品的协办大学士，封爵一等伯；浙江巡抚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封爵一等伯……有人可能不太明白总督和巡抚有什么区别，特在这里将总督、巡抚还有容易混淆的提督一起解释一下。一般来说，提督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按职责又可以分为陆路提督与水师提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陆、海军司令。巡抚则是一省的“文事”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兼省委书记，主管行政、司法乃至文教科举，但是不能指挥军队，除非这个巡抚同时兼任提督一职。总督的级别就高多了，可以管辖多个省，还文武都管，其权力相当于好几个省的巡抚加提督，如果总督下辖的省还设置有巡抚、提督的话，总督可以对其发号施令。清朝仅有九位这种级别的极品封疆大吏。这九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东三省总督（又称奉天将军）。尤其是九大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其职能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权力相当大。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诱人，却是很难得到的。清朝官员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譬如风险性极高的打天下，难度超高、机会超少的救过皇帝……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单说总督一职，就已经是一品大员了，更何况这几位还得到了爵位这张长期饭票，可见他们的功劳之大。这里要重点说一下曾国藩。老曾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居然把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解散了，仅仅保留了湘军水师，而且水师的所有权还不归他自己——曾国藩主动将其改编成了长江水师，主权属于朝廷。湘军这支庞大的功勋队伍，从此就像秋天里的树叶一样，随风慢慢凋落了。曾国藩孤身起兵，平定战事，事成之后却不计功劳、不求富贵地把自己的嫡系部队解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仔细推断，不外乎就是韬光养晦，不留给朝廷猜忌的借口。曾国藩壮士断腕的勇气、谨小慎微的为臣之道可见一斑。不过，曾国藩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番行为成了后来清朝覆亡的原因之一。总理衙门虽然平定了内乱，但大清的天空也不是只见阳光，还有阴霾。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咸丰和慈禧母子靠着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才松了一口气，腾出手来对付洪秀全和张洛行。但是，与虎谋皮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强大的虎豹，只要它在那个地方曾经撒过一泡尿，就说明这地方属于它了，也不会有人敢和它争。现在的英法诸列强就像虎豹，割地就如同虎豹撒尿，用不着什么复杂的步骤，列强就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扒拉到自己怀里。而赔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清朝政府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钱，怎么办？只能跟大家现在买房买车一样，搞个分期付款，每次还一部分。但这种方式有两个缺点，一是有高额利息，二是需要抵押。第一个缺点清朝政府的头头们不在乎，反正老百姓都是奶牛，大不了把税加重些，多挤一挤这些奶牛罢了；他们在乎的是第二个，英法要求清政府用每年的税收作为抵押，如海关税、盐税等，如果清政府付不起赔款，英法就直接从税收里扣除。可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税收，除开税收，它哪里有钱支付赔款，那样做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大部分都被英法直接攥在手里了，清政府拿不到几两银子。这里有一个问题：英法怎么保证自己能拿到钱？英国人想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由他们英国人管理监督清朝的税务。实力不如人的清政府也只能点头认了，清政府的决策班子商讨一番后决定：在外交部门“理藩院”里新增一个总税务司，总控全国税务，交给英国人赫德管理。不过清朝政府的热脸贴了英法的冷屁股，英法说，“理藩院”的“藩”字有些歧视他们的“蛮夷”身份，让清朝政府重新设计一个专业对口的机构来跟他们打交道！于是，在恭亲王奕訢的主持下，1861年，“理藩院”的换代升级产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粉墨登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简称总理衙门，其具体事务无所不包，除了英法重点强调的总税务司，还囊括了外交、经济、军队、交通、对外贸易诸多方面，其职能跟今天的国务院很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军机处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晚清之“天津教案”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抓狂的他决定单挑刘杰与愤怒的人群。失去理智的丰大业拔出枪来，冲刘杰扣动了扳机，动作平滑流畅，但准星太糟糕，没打中目标刘杰，却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显然低估了人民战争的能量。这一次，他将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高额的学费。沉默久了，就会爆发。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已经沉默太久了！鲜血点燃了骚乱的引信，民众沸腾了，他们打死了丰大业和他的助手，冲进教堂展开了一场杀戮。十个修女、两个教士、两个法国官员、两个法国平民丧命，教堂和育婴堂被烧毁。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愤怒，接下来的几小时，骚乱仍在延续，三个俄国商人被杀，四座英国和美国教堂被毁，三十多名中国教民被杀。这就是“天津教案事件”。“天津教案”之最终解密当时，举国上下普遍认为这是“爱国的正义行动”，出手的民众是“民族英雄”，大家坚信能激起如此多人愤慨的事情绝不会是捕风捉影，外国人一定是干了不法的行为。政府不敢管民众来管！反对任何退让！反对任何安抚！这就是来自民众的声音。愤怒的不只民众，还有列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民死得太憋屈。相关列强把舰队开到了天津，并派出使者向慈禧母子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罚凶徒，赔偿损失，不照做就开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石当年是否对他有所承诺，更是闭口不谈。但张学良承认自己被软禁的时候，宋美龄一直对他照顾有加。因此有聪敏的记者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因为蒋夫人还在，你不愿意提到一些敏感问题惹她不快？张学良没有说话，只是笑着拍了拍记者的大腿。于是，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张学良有机会亲口说出“西安事变”中大家渴望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若干重要细节。张学良非常长寿，2001年，已届百岁高龄的他方才撒手西去。蒋夫人则更能活，在2003年的一个秋夜，106岁的宋美龄随着曼哈顿大道上的淡黄色落叶一起溘然远去。当年的谜团就此无解。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内部就爆发了一场内讧，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东北军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存在的历史就此终结，史称“二·二事变”。根据曾任张学良秘书、亲历“西安事变”、后任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央副主席的高崇民在其著作《西安事变杂谈》中所言，粗略介绍一下“二·二事变”。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九等人，利用杨虎城的主战倾向，联合十七路军的宋文梅、王劲哉等人，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的元老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的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误认为杨虎城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的几个军一部分投靠中央军，一部分率兵向西安进攻，替王以哲等人报仇。因为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约莫两万人马已经在“西安事变”中投靠了中央军，剩下的约四万人马，面对东北军的进攻和中央军的趁火打劫，独木难支，只得投降。杨虎城本人被迫出国考察，离开军队。由此，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彻底瓦解。简单分析一下“二·二事变”背后的博弈。对于张学良被禁一事，东北军的基本态度是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要打——武力营救张学良，以王以哲为首的元老派不打——谈判营救张学良，杨虎城则倾向于打。每一派的主张背后，都隐藏着各自的利益。先看少壮派。少壮派是张学良有感于东北军高级军官（即元老派）的不听使唤和逐渐腐化而扶持起来的一些中下级军官所组成的小团体。“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为争夺军权斗得异常激烈，矛盾很深。当时，元老派有手下的军队支持，少壮派虽然军事实力不强，但有背后的张学良撑腰，双方也能斗得旗鼓相当。可问题是，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回不来，少壮派在西安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也就是孙铭九的一个卫队营，拿什么跟元老派斗？难不成做砧板上的肉，让元老派想怎么剁就怎么剁吗？而且，“西安事变”主要是由少壮派发动的，难道就在西安坐等蒋介石秋后算账吗？对于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来说，若想扭转局面，就不能束手待毙，就不能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摆在他们面前的，貌似就剩下一条路——打仗，即所谓的武力营救张学良。所以少壮派要杀掉主和的元老派，拉上在“西安事变”中一起向中央动过手的十七路军将领宋文梅、王劲哉等，裹胁整个东北军、西北军甚至共产党和中央军开战（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以此争夺对东北军的领导权，拯救自己的命运。对于元老派来说，如果张学良回来的话，他们早晚都会被张学良清除掉。而现在因为事变和平解决，只用换一个新老板（蒋介石）、换一个新地方（离开陕西，离开红军，换一个地方驻防）工作，就能依旧统帅自己的部队，依旧做原来的官，甚至还有中央拨给军费，总体待遇更佳，为什么要放弃既得利益去打仗？至于杨虎城，作为抓蒋介石的主角之一，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待他的命运大概也就是被蒋介石完全架空，失去自己的军队，若是打一仗还有可能弄些本钱和蒋介石谈判。死马当活马医，有何不可？所以，武力与和平的观点斗争未必是真的，救张学良未必是真的，甚至连嘴上喊的抗日也未必是真的。这可不是毫无根据的推论。“二·二事变”的主角，华清池捉蒋的“英雄”孙铭九，后来就投靠日本人做了大汉奸。放纵“二·二事变”发生的西北军头头杨虎城，回国后即被软禁。国民党即将败走台湾之际，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还有一对儿女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宋绮云夫妇及其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蒋介石为何留张学良而杀杨虎城？据学者唐德刚解释，一来杨虎城与蒋介石的关系远不如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亲密。二来杨虎城在事变中本有杀害蒋介石之意，谈判中又主张不要轻易放蒋介石回南京，甚至在未被软禁之前，还谋划从苏联取得军火重拾旧部，故引发蒋介石的杀意。事变和平解决，何应钦、贺衷寒、邓文仪三个内贼倒了大霉。何应钦作为黄埔系的元老，在国军嫡系部队中拥有较高的人望。因此，蒋介石只能架空他，不能像对付杨虎城那样简单地解决他，要不然会引起嫡系军队分裂。所以之后何应钦当了十五年的军政部部长，间或还能捞个司令或者参谋长之类的职务，但再也没有机会带兵杀伐，就此成为幸福的、啥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的光杆司令。蒋介石对待贺衷寒、邓文仪两人的办法，与何应钦有所不同。蒋介石对待黄埔军校学生的态度，可以说是史上难见的大度——即便犯了包括造反在内的严重错误，只要肯认错，都会获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贺衷寒和邓文仪的机灵劲，认错态度自然是很好很诚恳，很深刻很沉痛。后来，贺衷寒继续搞政工工作，甚至在退到台湾之后再次显现出非凡的才干，作为交通部部长为台湾的经济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邓文仪也活得挺滋润，同样一直在他擅长的政治领域发光发热。而且这位兄台比贺衷寒长寿，居然能在20世纪90年代回到大陆看看，跟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黄埔同学徐向前追忆往昔，笑看风云，真乃人生莫大的乐趣！贺衷寒、邓文仪此次造反的工具和心血之作——蓝衣社的命运，则走到了尽头。没有任何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垄断了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会出现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和权力腐败，所以蓝衣社的堕落实属正常。蓝衣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被彻底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三青团”），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杀出个黎明第三章决死战，日军利用一泡屎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二十九军

回到民国摇晃的政坛。前面说过，何应钦在1935年跟日本人签订了一份遭人唾骂的《何梅协定》。协定商讨之时，日本人希望中国军队从北京和天津全部撤出，以便他们能随时进占这两座城市。何应钦虽然软弱，但也不至于如此不济。把北京、天津拱手送给日本人的事，何应钦不愿意做也不敢做。双方最后商定：中国的中央军不能驻守北京、天津，但可以留下别的部队驻扎，比如说二十九军。二十九军就是之前在长城抗战中抡着大刀砍日本人的那支西北军，可为什么单单选中二十九军？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对日本人来说，这支部队装备简陋好对付，都火器时代了还靠抡大刀砍人。对国民政府来说，毕竟喜峰口之战二十九军拿下了日军，留下一支英雄部队防备日军，能给普通民众以信心。而且在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二十九军悄然扩军至十万之众，武器装备也有了比较低调的改善，对日军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这支部队无依无靠。它本是正统的冯玉祥西北军，可中原大战后西北军散伙了。之后蒋介石将其划归张学良管，但张学良因为“九·一八事变”成了过江的泥菩萨，哪还顾得上二十九军。让这样一支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部队来守护北京，国民政府便于安排，日本人也觉得心里比较有底。《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九军立马开进了北京城，并派重兵驻扎于北京的几个门户，尤其是最重要的宛平城。宛平城位于如今北京的丰台区，城外是一条南北向的河流，叫永定河，河上有一座桥，就是卢沟桥。卢沟桥是由南方进入北京的门户，桥东头立有一碑，上书乾隆御题“卢沟晓月”。二十九军进驻北京时，以土肥原贤二为首的几个倭寇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的“华北自治”。受日本内阁的牵制，以石原莞尔等人为代表的日本军部势力那时还算“理智”，懂得对中国实行“不扩大”方针——在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之前，应该专心致志地完成“满洲”建设和对苏联备战以巩固国防，尽量利用外交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因此，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在扶持溥仪实现“满洲独立”后，妄图进一步利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二十九军的老大宋哲元自然是土肥原的重点公关对象，土肥原告诉宋哲元：只要你肯跟着大日本帝国干，我们就支持你把华北打下来，实现“华北自治”。那时候，你就是华北之王……在土肥原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之下，宋哲元也曾有过犹豫和彷徨，但最终他还是守住了那条关键的底线。因为宋哲元想明白了，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宋哲元的表现，令日本人感到非常愤怒，同时也让日本人意识到：宋哲元没法争取，非动武不可！就在日本人小动作不断的时候，1936年2月26日，日本国内爆发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政变。这是一场争夺国家控制权的杀戮，一场军人与政客之间的最终决战。继几年前的“五·一五事件”（几个智力水平等于二百五的海军军官杀死了内阁首相犬养毅）后，一个比“统制派”更加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军官组织——“皇道派”，再次向政党内阁发起了血腥的攻击——官员专挑大的杀，连内阁首相级别的要员都被他们干掉了两位，史称“二·二六军人政变”。“二·二六军人政变”，与其说是政变，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大笑话。那些发起政变的军官，打出来的口号——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等，都是遮羞布，其实就是为了抢班夺权。讽刺的是，“皇道派”的造反行动被裕仁带着“统制派”镇压了。“皇道派”的一番辛苦，为“统制派”做了嫁衣裳。“统制派”趁机接管被“皇道派”整瘫痪了的行政机关，掌握了政府的行政权。吃到嘴里的肥肉还能吐出来？日本的政党内阁时代就此结束，从此进入军部独裁时代，撒开腿奔向侵略战争的泥沼。失去了制衡力量的牵制，面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一味退让，日本狂热的“二百五”军人们，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冲动和杀机，他们要动手了。

卢沟晓月硝烟起

1937年7月7日晚七点，日军在二十九军驻守的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在折腾了三四小时之后，日军演习地点传来了枪声。紧接着，日军一个叫清水节郎的中队长率队来到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下，清水节郎的对手是立于宛平城头的二十九军二一九团团长、吉鸿昌的堂侄——吉星文，时年29岁。清水节郎说：刚才我们听到枪声，赶紧收拢队伍清点人数，发现一个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了，我们怀疑枪是你们放的，人也被你们抓走了，我们必须进城搜查！吉星文当即拒绝了清水节郎这无耻的挑衅。有这么欺负人的吗？清水节郎你一个小小的连长，带着这么点人，无凭无据，就荷枪实弹地要求进入我方防区，是可忍孰不可忍！本就打算借机生事的清水节郎眼见吉星文态度强硬，也就干脆撕破了脸面——包围城门，展开战斗队形，随时准备发起攻击。吉星文见状不敢大意，紧急布防以对。就在中日双方军队进入对峙的同时，冀察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称）收到了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骄横的通牒：我们有一名士兵失踪了，我们必须进入宛平城内搜查！经过商议，冀察当局找了一个“深夜入城不便”的理由婉拒了松井太久郎的无理要求。但松井太久郎继续要求，意思也很明白：我就是要进城搜查，你让我进城我进，你不让我进城我也得进，你们自己看着办！交涉的过程中，冀察当局收到了二十九军的报告，说日军增兵了，已经包围了宛平城，随时可发起攻击。于是，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冀察当局表示愿意派出官员前去事发地点配合日军调查。就在中日双方打嘴仗的过程中，失踪的志村菊次郎归队了。这家伙是个新兵，路不熟，演习的时候肚子不舒服，躲到一边拉了泡屎，结果回来就找不着部队了。但是，此时日本人已经骑虎难下：衅已经挑了，战斗队形也展开了。如果撤兵，大日本皇军的面子往哪儿放？更重要的是，日军本就一直在寻觅开战的机会。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士兵失踪的借口也很不错，那就开战吧！于是，在上官的命令下，一个叫一木清直的大队长（大概相当于营长）命令麾下的日军向宛平城开炮！吉星文在得到上级首长（师长）冯治安“寸土不让”的命令后，当即予以还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永载史册。夜色中的卢沟桥月影阑珊，微风轻拂送来了流水潺潺。但急促的枪炮声，霎时就撕碎了这夏夜的宁静平和。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冲突，而是最后的摊牌！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悲壮激烈、最为可歌可泣的全面抗战由此拉开了序幕。因为事发时间是7月7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七七事变”。又因为事发地点在卢沟桥附近，因此又称“卢沟桥事变”。中日必有一战之前已是中日双方的共识，可谁也想不到，战争爆发的导火索竟然是志村菊次郎这个小人物的一泡屎。当然，就是没有这一泡屎的机会，日本人也会故技重演，找一个其他的借口。这个引发中日之战的志村菊次郎，下场不是很好，没混几年，就在缅甸战场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部下给毙了。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7年7月的这一天来得太快了。从风雨飘摇、腐败落后的满清王朝走过来的中华民国，与强大的敌人日本相比，过于落后。既落后在了世界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也落后在了体制改革的时间上。军阀混战过后的中华民国，百废待兴，根本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力量准备。尤其是此时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正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时期，如果能再晚几年开战，那么中国的战争实力会增强不少，中日间的差距也会缩小一些。现在开战，中日差距到底有多大呢？缺乏数据的比较太空泛，只有数据的比较太乏味，所以这里不提技术，不提日本处于世界顶级水准的航母舰队和零式战斗机，不提日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的坦克和大炮，只看最基础的军需物资——钢的产量。1937年，国民政府掌握的钢产量不到十万吨，日本超过二百万吨，德国和苏联约一千万吨，美国则超过了两千万吨。这就是差距。话又说回来，由于事起突然，日本也没有完全做好大举入侵的准备。既然双方都没有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所以事发第二天，双方便停火了。有了停火的缓冲时间，中国官方才来得及正式做出反应。“七七事变”时，蒋介石身在庐山，估计是为了休养“西安事变”后疲惫的心和受伤的身。在得知“七七事变”的第一时间，蒋介石电令宋哲元积极准备战斗，如果谈判的话，须不丧失丝毫主权。蒋介石跟宋哲元通完气之后，又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命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与苏联大使开始商谈互不侵犯协定；二是让财政部部长孔祥熙（1933年，因为军费支出过大的问题，宋子文和蒋介石拍了桌子，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一怒之下，辞职走人了）找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谈一谈，找美国拉些赞助，借些款。苏联看见中国跟他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干仗，哪能不乐意，很干脆地就把互不侵犯协定给签了，还答应给予中国适当的援助。美国人的赞助可不好要。美国算是个法治国家，做什么都要按照法律程序走。“一战”后的美国，为了更好地玩中立，特地制定了《中立法》，所以美国政府不能“违法”——直接借钱给中国。孔祥熙想破了脑袋，最后决定通过卖白银给美国，以钱换钱，用换到的美元找美国人买军需

时期是“小冰河期”的话，那么明王朝不止经历了一次小冰河期，至少，明朝弘治皇帝朱祐樘（公元1488―1505年）在位的最初时段，也是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时段。但这时期的明王朝，非但没有像崇祯时期那样亡国，反而在朱祐樘的合理施治下浴火重生，不但抵抗住了自然灾害，更开创了后人津津乐道的“弘治盛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赞美之词，史料上可以查到很多。然而被忽略的，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明孝宗弘治帝登基早期的“大抗灾”。一如果要评选明王朝历史上苦命的帝王，明孝宗朱祐樘或许可位列一席。先是身世苦，其父明宪宗朱见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庸君”之一，其在位22年，其中有16年不上朝，首开了明朝皇帝消极怠工的“先例”。施政上他宠信宦官汪直等人，导致朝政败坏，政府效率低下，一批能臣遭到贬罢去职，文武百官，多是庸碌混日子之人，民间有民谣讽刺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私生活上也非议颇多，专宠年长他19岁的万贵妃，任由她祸乱后宫。朱祐樘的母亲，是后宫的一名普通宫女，得朱见深宠信生朱祐樘时，就险些遭万贵妃堕胎，后为躲避万贵妃迫害，在深宫里隐姓埋名6年。朱祐樘与朱见深父子相认后，朱祐樘之母遭万贵妃迫害致死。其后，万贵妃一直谋求废黜朱祐樘，导致朱祐樘数年来小心翼翼，在万贵妃的不断刁难下生活。最后平安即位，可谓历经磨难。平安即位后的朱祐樘发现，父亲留给他的，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偏偏屋漏又逢连夜雨，这时期的明王朝，是极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期。仅仅是朱见深去世时的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陕西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水灾。朱祐樘登基后，弘治元年，山东旱灾，江苏水灾。弘治二年，河南水灾，华北旱灾。弘治三年，浙江水灾。弘治四年，陕西旱灾，江西水灾。弘治五年，苏松河水灾，广西瘟疫……除了自然灾害，国家的内外部问题更多如乱麻，国库空虚，财政几近崩溃，朱见深在位时沉迷修道炼丹，几乎把国家财富挥霍殆尽。政府官员混日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贪污腐败日益严重。外患方面，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持续骚扰，边关战火不断。朱祐樘登基后厉行拨乱反正，罢黜昏聩官员，提拔能臣干吏，整顿吏治腐败，减免百姓负担。而要励精图治，国家的重中之重，就是抗灾救灾。关键是：怎么救？别的不说，钱呢？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抗灾需要钱，就算朱祐樘是七十二变的孙猴子，也变不出一毛钱来。朱祐樘不是孙猴子，他只做了一件事就解决了问题——割肉。事实上当时明王朝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关键在于钱用得不是地方，就像一个肥胖病人，不该长肉的地方全是肥膘。所以要解决财政问题，既得勤俭，又得舍得割肉。先是割老爹的肉：成化朝时代留下的庙宇寺院，关门的关门，充公的充公，什么法师方丈的，劳改的劳改，还俗的还俗，吃斋念佛管啥用，统统干活去。然后就是割自己的肉，神仙都不养了，宫廷的日子当然也得勤俭：仅光禄寺用于做菜的牲口，由每年的10万减到每年4万，香料用量由原来的每年2685斤减少到每年1635斤。人员当然也缩编，皇宫的人员编制比登基前少了近一半，各类开支竟然缩减了六成。政府改革当然也不闲着。闲职官员裁撤的裁撤，采办之类的土匪行动一律叫停。宫廷宴会，包括接待外国使节之类的外交活动，也都一概从简。总之四个字：能省则省。节衣缩食一番，弘治朝初年的各类开支，竟比成化朝减少了八成。这些钱大都变成了一批批发往灾区的粮食与物资，都是朱祐樘精打细算，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抠出来了，就该救灾了。在当时，破坏力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水灾。白花花的救灾银填不平这无底洞，折腾下去，比尔?盖茨都得破产。朱祐樘知道，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修水利工程。当时中国水患的重灾区有3个：河南地区、淮北地区、苏杭地区。治水患的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的人。朱祐樘找到了3位熊猫级水利人才：白昂、徐贯、刘大夏。二第一个人：户部侍郎白昂。开工点：河南开封。斗争对象：黄河。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五月，黄河爆发洪害，在开封黄花岗决口，山东南部以及河南大部皆成汪洋，明朝政府先后投入5万多人救灾，折腾到八月份，灾情总算缓解。许多熟知水患的大臣此时给了朱祐樘当头一棒：眼下水灾不过是一个开头，更大的水灾必将风云再起，连京杭大运河都有阻断的可能。修吧！九月朱祐樘下旨，命户部侍郎白昂修治黄河，发民夫20万，令山东、河南、北直隶三省巡抚皆受白昂节制调度，要权给权要钱给钱，只要把黄河治好了。在今天的教科书里，黄河被尊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翻翻漫长的中国古代史卷册，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这位伟大的母亲更像是一头疯狂的怪兽，无数血泪斑斑的水灾记录由此而写成。怎么对付这头怪兽？黄河两岸的地区都把修坝当做主要工作，结果要么是堤坝被咆哮的黄河水冲毁，要么是东家不闹西家闹，摁下葫芦起来瓢。那就挖掘人工运河疏通水道吧，大禹他老人家不就是这么做的？可开工了才明白，人工挖河的速度远赶不上洪水暴涨的速度快。你正挥汗如雨地赶工程，却发现已被淹没在茫茫波涛里了。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奸臣徐有贞（即害死于谦的那位）曾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操作如下：找两个容量相等的水箱，装满同样质量的水，一个箱子底部开一个大窟窿，另一个箱子底部开若干面积总和与大窟窿相同的小窟窿，开始放水，结果证明：开若干小窟窿的水箱水先放完。徐有贞用这个实验说明：在开挖运河缓解水患的问题上，与其开挖一条大运河，不如开挖若干条总流量相等的小运河（徐有贞张秋治水，或谓当浚一大沟，或谓多开支河，乃以一瓮窍方寸者一，又以一瓮窍之方分者十，并实水开窍，窍十者先竭）。这个实验在400多年后，也被美国物理学家史密斯尝试过，这就是物理学著名的水箱放水实验。著名的巴拿马运河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开凿成功的。理论虽然正确，并取得过治水成功，可很多人并不信。别人不信不要紧，负责治水的户部侍郎白昂相信。白昂，字廷仪，江苏常州武进人。天顺年进士，历任礼科给事中、兵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务，主要工作经历包括：在凤阳督造皇陵，在江苏沿海剿灭倭寇，纵观其履历，不是打仗就是修坟，貌似和水利工作没啥关系，但之所以选择他，是有原因的。首先因为治水就是打仗，需要调动人力，统筹指挥，会治水的人未必会带兵，但会带兵的人肯定会治水。中国古代相当多的水利人才，都有过沙场横刀立马的光荣历史。其次他是清官，千百万工程款从手里过，眼皮都不眨一下，相当严于律己。更牛的是，他对祖宗都要严格要求。去凤阳督造皇陵，眼见当地闹灾，他给中央提意见：太祖的坟咱修得寒酸点，剩下的钱全赈济灾民？这种事放在封建社会实在是大逆不道，但白昂不管，长久以来他都坚持一个信念：老百姓的饥寒比皇帝家的坟重要。一个连朱元璋都不怕的人，当然不会怕洪水。所以，他最合适。白昂不怕洪水也是有原因的，20年前他科场登第，坐师正是徐有贞。虽然他们的师徒关系很短（徐有贞不久后就倒台），但徐有贞在治水方面的才华与思想，他学得青出于蓝。这一次，46岁的白昂接过老师的枪，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对手——黄河。壮志满怀的白昂来到了河南，他发现，整个中原大地已经是汪洋一片，波及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区。他和他的治河大军，仿佛圣经故事里的诺亚方舟。白昂毫不慌乱，黄河最终是要奔流入海，治水的关键在如何让黄河以最平稳的线路入海。所以，白昂提出了治水方略：北堵南疏。北堵，就是在黄河以北的沿线地区修筑堤坝，防止黄河水向北蔓延；南疏，就是在黄河南岸地区广挖运河，分流缓解洪峰压力，并将黄河南岸几条水道连接起来，引导黄河水经淮河入海，一句话：把黄河水平安赶下大海，就是胜利！但理论好未必是万能的，哪个地方该修堤坝，哪个地方该清淤，哪个地方该泄洪，都是需要反复斟酌的。白昂抓住了两个关键的开工点：河南阳武、宿州古汴河。具体操作方法是：沿河南阳武修筑长堤，阻止黄河水北上，疏通宿州古汴河，引黄河水入汴河，再由人工开掘线路，将汴河与淮河连接起来，使黄河经由淮河入海。施工方法则完全按照徐有贞的实验理论进行，黄河南线开挖大大小小的运河，分流入淮。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大小小的拦水坝和分流运河的修筑与挖掘，白昂细致考虑到了所有的可能：在修筑河堤的同时，也在河堤下面修筑拦水坝缓解水势。从河南到江苏，从江苏到山东，数千条大大小小的分流运河开工了，它们仿佛一根根坚韧的网线，细细密密，缠住黄河猛兽庞大的身躯。这是一项横跨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工程，施工时间却有限得很：必须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前完成施工，否则新一轮大水风云再起，所有的心血都将化为泡影。工程大，工期急，白昂迎难而上了。他充分延续了天不怕地不怕朱元璋都不怕的传统，工程监督一丝不苟，违纪官员逮谁办谁，特别是在分流泄洪这一敏感问题上，白昂毫不留情，专拿富户豪强开刀，尽量保护小民百姓家财产，直把几省地方大员折腾得叫苦连天。因为如此，整个治河工程进展顺利，但白昂却并未轻松，他隐约感到，自己这个看似完美无瑕的治河计划里，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漏洞。终于，当他来到一个地方，仔细观察了当地水情后，他找到了这个漏洞。这个漏洞，叫山东张秋河。张秋河西接黄河，东接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北方水路交通的枢纽，在决定治水成败的引黄入海工程里，黄河经由山东入淮河的整条道路上，它是重要的拐点。因为特殊的地理缘故，所以长久以来，黄河一发脾气，张秋河准受株连，直到公元1453年，徐有贞以其独创性的治水方略加以整治，方才太平下来。到白昂前来视察工作的时候，中原大地汪洋一片，这里却太平无事。但白昂却敏锐地发现：这个平静，是暂时的，治水计划的最大漏洞，正在于此。所有的治水计划，核心都是让黄河进入淮河。这有一个前提：黄河水进入淮河时，流量已经大为减弱。但是，如果是更大的洪水呢？一旦入淮的洪水超过了淮河的承受力，那么淮河沿岸势必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张秋河将会率先发生决堤，成为整个淮河大水灾的导火索。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白昂急忙向朝廷写了奏折，建议从山东东平至青县，开凿12条运河，将部分黄河水引入山东大清河与小清河入海，缓解淮河的分流压力。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方略：既避免淮河水患，又解决山东北部旱区的用水问题，可谓是一举夺得，万无一失。然而，白昂收到的中央回复是：不准！愕然的白昂反复思考，就是不明白咋回事。白昂的这封奏章送上去后，朝堂里就吵翻了天，几位重臣经过讨论：一致建议是不修！关键是钱，修水利费钱，国库本身不富裕，现在追加投资，为的只是一个未必会出现的可能，这不是犯病吗？山东的官员也不干：河南发水干我鸟事，你把黄河水引到我家来，不是给我找麻烦吗？言官们更是把白昂骂得狗血喷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支持白昂意见的最重要人物竟然是刘吉，只有他苦口婆心坚持这是防患于未然的最好方法，但他正确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里了。白昂叹了口气，继续干活了。弘治三年夏，这项连接中原四省的大型水利整治工程竣工了，从此，饱受洪涝灾害的黄河中游地区，在之后半个多世纪解除了水灾的困扰。白昂归京后得到褒奖，后被提拔为刑部尚书，继续坚持铁面无私的工作作风。退休后，朱祐樘亲笔为他题写了“宏裕之量，明达之才”八个大字，今天立于江苏常州白氏宗族祠堂内。弘治五年，黄河再次爆发洪灾，地点成了苏北淮河流域，如果当年听从了白昂的意见，这一切是可以避免的。说到这场水灾，就引出了第二位水利人才：刘大夏。刘大夏，字时雍，湖北华容县人，天顺七年进士，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然后于成化元年被调入兵部职方司（国防总参谋部），长期从事国家军事行动的谋划工作，在这个单位里，他一干就是23年。到弘治朝开始的时候，刘大夏52岁，长期被下派于地方，从广西干到浙江。弘治五年他是浙江布政使，正在浙江惩办贪官，追缴流失的公款，突然新任命又下来了：朝廷升你官了，快北上吧。收拾好包袱，刘大夏才知道，所谓的升官，其实是个苦差使：黄河发大水了。弘治五年春，黄河在张秋镇、黄陵港等地决口，夺汶河入海，两岸尽成千里泽国。更为危险的是，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也被阻断，南方漕运完全瘫痪。这可麻烦了，要知道北京城的物资供应都是靠漕运来维持的，漕运一旦瘫痪，国计民生且不说，京城的老少爷们吃什么。必须要尽快解决！于是朱祐樘火速布置，调15万民夫修治河道。这时，前线总指挥、工部侍郎陈政积劳成疾，竟然一病不起，最后“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了。人死了，活还没干完，派谁去呢？朱祐樘犯愁了，就在这时，一边的王恕再次提出自己的建议：让刘大夏去吧。于是刘大夏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出发了，这次他的任务远比平乱艰巨。工程进展缓慢，漕运的恢复又刻不容缓，这次黄河水灾是百年一遇，没个几年功夫根本治不完，漕运必须马上恢复，北方一大堆人的吃饭问题就靠这个解决呢。具体的治河方略，是参考元朝大臣贾鲁治黄河的办法：分流入淮。操作方法是：挖掘几条干道，引导黄河进入淮河，经淮河入海。总之，尽一切努力阻止黄河北上，这是一个大工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办法。此时刘大夏却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在黄河的决口处开挖一条向北的运河。这让专家们很不理解：不是要阻止黄河北上么，怎么还要往北挖？这不是胡闹么？看似胡闹，其实是对的。因为刘大夏知道，当务之急，是恢复南北水路交通，漕运中断了，要想尽快恢复，必须开挖一条临时河道，将京杭大运河重新连接起来。这么做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只要其他几条河道能够做好分流工作，这么做就是最快捷的办法。同时，这条作为暂时河道的运河，还能分流入淮，起到缓解洪峰的作用。于是几十万民夫动工了，事实也确如刘大夏所料，南北漕运再次恢复，连接大明帝国的运输线，终于又畅通无阻了。而在之后的分流工程里，黄河洪水泛滥不断，也正是这条月河一次次缓解了洪峰的压力，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漕运恢复，这只是治理黄河的第一步，分流入淮才是重头戏。几十万民工勤扒苦作，日夜赶工。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刘大夏豁出去了，50多岁的老头天天连轴转，没一天睡囫囵觉，吃住全在工地上，在工程紧急的时段里，更是亲自扛着沙包上阵干活。领导都“模范带头”了，底下人哪敢怠慢，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终于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施工任务。经过两年努力，黄河成功改道，由原来的经山东入渤海，变为此时的经淮河入黄海，肆虐中原数十年的黄河水患，就此平息。数十万流民终于可以重返家园，中原大地的广大黄泛区，也得以重新恢复生产，这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刘大夏的名字，也伴随着这个伟大的创举，从此长留在黄河两岸。今天苏北地区的一些州县，每年都要进行拜河神活动，而河神，正是刘大夏。顺便说一句：刘大夏的这一整套治河方略，基本上沿用了元朝治黄河的方法，外带自己一点小创举。但元朝治黄河，却治得矛盾丛生，治出了一场推翻帝国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刘大夏治黄河，却治出了国泰民安，由此可见，好方略也需要好人执行才是。经过白昂与刘大夏两位重臣的治理，肆虐数年的黄河消停了，中原四省恢复了生产，可谓功德无量。但是另一位熊猫

俄罗斯毛片网址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不但如此，到了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附：《二十一条》全文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附：《民四条约》全文《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1.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2.《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在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109页。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1920年开始信佛、吃素。2.3月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孙中山是美国人”？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1.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2.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3.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1904年4月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1904年4月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1904年4月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1904年4月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

业，枪杆子就必须掌握在皇族手里，特别是不能让汉人拿去了。于是，载沣回国后就忽悠慈禧老太太建了一所陆军贵胄学堂。光看“贵胄”两个字，就知道招生对象是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富N代”以及“官N代”了。当时，载沣和他的六弟载洵、七弟载涛带头入学。载沣想得挺好，咱们都好好学本事，毕业后进入军队替皇室掌控军权。但他不明白，这些宗室纨绔爷们儿已经无可救药了。看这帮大爷们在学校的表现：叼着进口的香烟，使唤着老师做奴才，想上课就来，不想上课就“提笼架鸟斗蛐蛐儿”，高兴了还在课堂上来段京戏，几乎就把上课当成开Party了。这还是载沣没当摄政王之前的事情，咱们再看看他真正开始摄政后，是怎么折腾的。1908年年底，载沣建立“禁卫军”，目的自然是用来保卫皇帝儿子屁股下的椅子。载沣让七弟载涛做禁卫军总负责人，让排汉思想最严重的良弼做禁卫军第一协统领。1909年春，载沣重整海军。设海军部，合并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下设巡洋、长江两大舰队。海军大臣（海军司令）是载沣的六弟载洵。为海军重整甘做老黄牛累得半死的海军实力派军官萨镇冰靠边站。1909年7月，载沣宣布4岁的溥仪为海陆军大元帅，并由摄政王代为执行。办成了这三件大事，令载沣自信心急剧膨胀。接下来，在好哥们儿良弼的建议之下，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机构“军谘府”——大清帝国陆、海两军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相当于解放军总参谋部。载沣再次把最高长官的重担压在了七弟载涛肩上。六弟载洵为海军大臣，七弟载涛统领禁卫军和军谘府，载沣自己是海陆军大元帅，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年轻后生，居然获得了大清帝国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一个全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此在大清帝国诞生：世界军事史上，海陆军统帅平均年龄最年轻。但是，掌握军队的关键，不在于换几个头头，而在于掌握中下层军官。就这一点而言，载沣还得向袁世凯同志多多学习，北洋六镇中的五镇，其上、中、下层军官几乎全是袁世凯的人。随你载沣换掉北洋军几镇统制，也不会让袁世凯人走茶凉。袁世凯若是以后能回来，军队还听他的。载沣一系列任人唯亲的动作，令军界寒心。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不升反降，白忙了。第二只手，抓政权。自从慈禧老太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后，由张謇同志挑头，立宪派搞起了各种预备立宪活动，某些心急的同志们连谘议局（省级议会）都筹备好了，时刻准备着迎接“多难兴邦，国富民强，消灭外辱”的新局面。士绅们如此积极，但载沣的态度就冷淡许多，一切按照老太后规划好的节奏走，只能慢不能快。这可急坏了立宪派。立宪派本来是打算帮忙清政府而非造反的，他们想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道路上去。怎么推呢？请愿，进京请愿。请愿内容还是袁世凯当年被退休之前提过的：速开国会，立即组织责任内阁。立宪派领袖张謇同志以身作则，以近六十高龄南上北下，足足进出北京三趟。在他的现身鼓励下，全国人民的立宪热情高涨，数百万士绅、学生、各地督抚还有来自各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签名游行搞示威，刺指割股写血书，又是请愿又是威胁，场面十分火暴，其火暴程度也就未来的“五四运动”能与之相比。巨大的压力之下，载沣被迫做出让步。1910年9月，资政院成立，并承诺两年后开国会。1911年5月，众人期待已久的责任内阁出炉。不过人事安排很不让人满意。内阁十三个位置，汉人只有四个。满汉比例失调不说，九个满人之中还有七个皇族（另说五人），这不就是皇族内阁吗？！瞧瞧人家英国，皇族就不担任内阁成员！而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内阁的民族和血统问题，顿时让满怀希望的立宪派与地方督抚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他们原本是要从满人那儿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顿时把爱新觉罗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载沣政府的倒行逆施，终于把立宪派推到了革命党的一边。虽然立宪派不主张非要推翻清朝不可的革命，但他们也不反对同盟会等组织去这么做。于是，发生革命的地方，立宪派都会积极参与。1911年春夏之交，载沣终于干了一件靠谱的事情——给大清帝国挖好了一座大大的坟墓。现在就只等那个把没落的清帝国一脚踹进坟墓的人。送葬人盛宣怀皇族内阁之中，新上任的内阁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毛遂自荐，扮演了这个伟大的角色。自从袁世凯掀起修铁路高潮以来，清政府基本上就认定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模式。但并非所有的铁路都能像袁世凯修京张铁路那样自行筹资、自行设计，大部分铁路都得跟外国人借钱修。因为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毕竟有那么多的赔款要还、有那么多的贪官要养。但借外债修路也有两个巨大的缺点：一是有损铁路主权，譬如管理权归对方。二是借款必须以铁路产业作为抵押，如果到期不能还本付息，对方将把铁路占为己有。眼见于此，以立宪派为代表的士绅们站起来带头疾呼：拒外债、收路自办，多省督抚起身响应。没办法之下，清政府同意由各省自己筹资修建铁路干线。具体做法是，清政府允许各地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入股修建铁路。所以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此事自是少不了立宪派的掺和。像张謇的好几个熟人都是跟铁路有关的大佬，如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会长汤化龙、四川“川汉铁路改进会”会长蒲殿俊、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补充一句，谭延闿的老爸之前作为龙套出现过，他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然而，只能用八个字来形容这种商办铁路公司——热情可嘉，方法不对。经费不足不说，造路也缺乏全盘规划，连对接铁轨的宽窄都不同。这样一来，修路的效率自是极其低下。更可恨的是，不少腐败分子趁机中饱私囊、贪污公款，导致公司迟迟不能赢利。如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三百万两白银之多。出现如此糟糕的局面，对于在内阁之中分管修路这一块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言，于公，他必须站出来说话，想个解决办法；于私，他有一番盘算——筑路需要大量的铁轨，肥水不流外人田，可以交给自己的汉冶萍公司生产，而且修路肯定还要找西方银行借款，自己也可以趁机赚点回扣。于是，1911年5月9日，盛宣怀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宣布实施“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决定将“路权”收归国有。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他希望以外国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外国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建设效率低下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其实，盛宣怀的方法基本是对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陆续竣工，早早地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出了问题。盛宣怀没有考虑到或者故意忽视了四川股民的利益。盛宣怀的收路方案是：不同的省份区别对待。如湖南、湖北基本按照股民入股时的原价返还现银，广东则根据亏损情况打一定折扣后返还现银，而四川是一分钱的现银都不返还，股民的入资全部转换为国家债券返还给股民。盛宣怀这么做的理由是，前三个省份的股份全是“商股”，也就是说基本由士绅出资，而四川省近七成的股份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租股”就是来自每个农民的散碎银两，是很难还到农民手上的——许多农民可能已经不在了，或者手头的收据已经没了。总之，落实到每个农民的头上的数额并不大，农民的这笔钱比较好欺负。盛宣怀如此做法，连带着四川入股士绅的那笔钱也不用退还了，直接收归国有。一石二鸟，国家一下子白占了四川接近一千万两银子的便宜。消息传到四川，一下子就炸了窝。当然，在矛盾还不算非常激烈的时候，如果盛宣怀所代表的中央政府能够好好地沟通安抚四川人民，返还一部分现银，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起码不会激化矛盾。可是，随之发生的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强度大范围地爆发开来，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什么小事？四川立宪派成立了反对收路的“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运动”盛宣怀的收路方案传到四川后，四川的士绅们一下子急红了眼，马上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盛宣怀你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和剩下的修路资金都归了国家，给一堆股票顶个什么用，我们一分钱的本金都收不回来，损失太大了！总之，四川铁路必须维持原来商办的状态。载沣的“皇族内阁”本已让立宪派愤愤不平，政府这时候还蛮干，正好让立宪派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所以四川立宪派自发组团——成立“保路同志会”，对抗政府收路。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是四川立宪派大佬蒲殿俊。不过这个由立宪派主导的保路同志会不是一开始就要动用武力反抗压迫的。他们还是老套路——罢课、罢市、拒绝纳税、游行请愿，请求政府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心声。不过，保路的队伍之中有一些激进分子，或许是同盟会的人马、或许是会党分子。总之，背景不怎么单纯。好在他们懂得团结友爱和分工合作，没脑子的人玩体力，向军警扔板砖，制造混乱，有脑子的人用智慧，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鼓动大家造反。这把一生戎马倥偬、坚决反“藏独”的英雄——四川总督赵尔丰给气得七窍生烟，让本来想“摆事实讲道理”的赵总督下定决心平息这种局面。虽说赵总督屡屡击败由英国操纵的西藏叛匪，最擅长的技能是杀人，但他玩阴的本事也不差。赵总督派人客客气气地通知蒲殿俊等保路的头头们，同志们，速来总督府，北京来电了，有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保路的事情有着落了！由于赵总督的人品和声名不坏，蒲殿俊等人也就没多想，当即高兴地直奔总督府而去。等到了总督府，才发现所谓的好消息只不过是个诱捕他们的圈套，可后悔也来不及了，都被绑成了人肉粽子。接下来，赵尔丰再接再厉，把保路同志会和铁路公司也一并给封了。赵尔丰以为如此一来，剩下的人群龙无首，也就翻不起什么浪花了。但他错了，错估了人心的力量。那些因政府“收路”一事受损失的人，心中本就愤怒非常，现在他又火上浇油地把人家的利益代言人给抓了，新仇旧恨之下，请愿的狂潮更胜从前。面对游行队伍，赵尔丰终于按捺不住骨子里的嗜血基因，按照过去的工作经验依葫芦画瓢，亮起屠刀，直接实行武力镇压，酿成“成都血案”，结果引起更加激烈的反抗。至9月，在江湖组织哥老会和同盟会的策动下，“保路运动”已经发展成了反抗清朝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几十万起义军让四川的清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赵尔丰也在起义中丢掉了小命。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强大，从来不是只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载沣无奈之下，只能迅速从最近的湖北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率兵入川的是皇族中最懂修铁路的端方。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刀出鞘，枪上膛，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即将涤荡华夏苍茫大地。中国人真是龙的传人？龙是曾经灭绝的远古神兽，还是先人们创造出来的图腾形象？尧舜禹时代到底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存在过的鲜活历史？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良渚是中国的庞贝？下启古蜀文明的三星堆文明，真的来自闪米特人和古犹太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诞生在出土了大量甲骨文的殷墟？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广博深邃、容纳百川，绵延数千年而薪火不绝、历久弥新？寻找尧舜禹时代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农民李成意外地发现，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于是，他激动地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以及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一、中华民族探源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中国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最早的朝代。此后，对于商之前的夏——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于是，便有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有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鲁湘：您是中国考古所的第几任所长啊？王巍1：我是第八任。王鲁湘：考古所的工作对于外界的人，特别是对媒体来说非常神秘。而它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恐怕也是因为和两个大的工程有关系：一个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还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探源工程。对于后者，我们知道的还不是太多，这个工程好像是您在负责。王巍：是的。这个探源工程是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由国家支持的第二个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项目，当然，它跟断代工程有很多不同。王鲁湘：二者应该也有交叉吧，它们研究的时间段差不多都是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500年。王巍：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是研究年代，这当然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基础。不过我们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他的方方面面，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年代的问题。它要研究环境，研究生产的发展，还要研究社会的结构，以及文明社会是何时形成的。王鲁湘：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定义。王巍：这就要研究文明的标志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才算进入文明社会。所以无论是搞历史的、搞考古的，甚至是搞文学的等方方面面的人都要介入进来。可以说，没有哪一个课题像古代文明起源、发展和衰落这个课题能吸引这么多学者，得到这么多领域专家的长时期关注。此工程集中了多学科、多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地理位置上选择中原文化作为考察对象，时间确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而这一时期正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时期。王巍：我们先研究中原地区的想法受到了一些批判，有些人质疑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中原中心论”。实际上我们有自己的考虑。文明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一下子全面展开很难掌控。而对于中原地区来说：首先，这里的考古工作积累的时间长，从1921年就进行发掘了；其次，这里的考古学线索比较清晰；再者，它毕竟还有很多传说，以及传世文献可以参考；另外，它毕竟还是夏、商、西周文明的中心，这样比较容易把握考古资料。基于这些原因，我们首先做的是中原地区。另外，当时对于年代范围也有争论。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从西周开始往上做商、夏，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所谓文明探源应该是探索文明形成及其之前的阶段，而更晚期的商、西周已经远远超过了起源的阶段。王鲁湘：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进入国家形态了。王巍：而且它们已经有一个早期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年代范围锁定在公元前2500年到前1500年，这一千年就相当于夏王朝，或者相当于从商代初年向上追溯到文献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鲜活、浩瀚的商王

次大惊失色，那是在1939年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医生拔牙。2.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3.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4.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5.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6.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7.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8.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9.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1.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2.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3.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4.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5.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1.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2.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3.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1.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2.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3.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4.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5.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6.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7.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48年3月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1948年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38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2008年11月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读。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2.德崇的证言。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1.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2.跟踪的目的可以有许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交往。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１岁的王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