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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有多强，他就有多强。而蔡京呢，一个地道的软柿子，一个天生的附庸，居然敢反抗他！这种反抗本身就是侮辱，决不能忍受。于是他反击，他辩解，他喋喋不休，渐渐声色俱厉……他掉坑里了，蔡京要的就是这个，他越失态效果才越好。就在曾大首相的高音唱得高亢嘹亮时，突然被打断。有人在旁边呵斥他，“曾布，上前安得失礼！”还记得他是怎么搞倒章惇的吗？这一声和他当初在哲宗灵前吼章惇是多么地像，报应！呵斥的人是温益，随着这声呵斥，赵佶拂袖而起，返回内宫。曾布完了，后面的事有御史台、知谏院的人接力，弹劾奏章一篇一篇接一篇，直接把他踢出京城，贬过江南。曾布的故事到此结束，他没有续集。他不会像章惇那样东山再起，在贬谪之后达到更高的巅峰，创造有他印迹的元符岁月；也不会像吕惠卿那样，纵然仇敌满京华，仍然高才可恃，在边疆守土保民。他是这个时代里最叫人厌恶的人，一个真正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没有原则的小人，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新旧两党二十年间在最高领导层里最垃圾的一个，就算是挑起党争之祸的元祐大臣们都比他强得多。比如刘安世，不管政治见解多糟，不管执政能力多渣，他对自己的信仰无比坚定——我就是认为司马光是对的，我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哪怕再多的折磨，我甘愿。刘安世历经“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南方最险恶的八州中的七州，百死而不悔其衷，留下了很多让人动容的事迹。篇幅所限，只举其中一个。刘安世贬到英州时，有一个福康县（今福建福清县东南）的林姓书生奉命南下，要置他于死地。消息传来，满城的人都为刘安世发愁，尤其是他寄住的道观里的道士。该道士一边替刘安世熬每晚必喝的鸡肉粥一边流泪，说道观都被官军围住了，只等林书生到，您就难免一死了。刘安世厉声说：“人之生死前定，何用惧？汝出家学道，见识乃尔！”他说完倒头就睡，粥好了起床喝粥，从容写信安排身后事。这是何等的胆魄气度，就算是敌人也要佩服。每当看到这一段，我都会想起一段电影对白。那是一对海盗父子，儿子某天问：“你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做过，你活了下来，一定有什么秘诀吧，生存的秘诀？”父亲回答：“目的不在于永久地活下去，杰克，秘诀是，你要活出自己的人样。”活出自己的人样……刘安世有，曾布没有。蔡京当首相的那天是北宋史上最温馨动人的一刻。与之相比，王安石拜相时争议太多了，司马光是负面情绪太重了，章惇时……下边是一片牙齿打战的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蔡京不一样。他是最风雅和善的，最通情达理的，是零拒绝的好同事，是大公无私的好领导。最后这句不是乱讲，以扳倒曾布的理由，他是多么的光明正大啊。杜绝官官相护，杜绝私相授受！真是最正义的手段。综合来看，蔡京的案底和这次的上位，简直是宋朝近二十年以来最雪白干净的大臣。由他来收拾乱到无可再乱的烂摊子，真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这一点不仅官场新皇帝赵佶相信，连新党里的顶级元老张商英也认可，蔡京的拜相制由他执笔完成，史称极其褒美。登场完毕，全天下人擦亮了眼睛盯着，看蔡京有什么高招能把国事、党争梳理好。天知道，这是个多么巨大的、无解的难题！但蔡京都一一解开了。在这个过程里，世界才逐渐地认识到，蔡京是怎样的动物。上任伊始，蔡京非常讲究传统，他对皇帝说，我们要沿着伟大的神宗皇帝、伟大的安石相公的足迹走。这样才会正确。赵佶点头。于是讲议司出现。它在名义上是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仿制品，功能上也相近，国家的各项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等事情，都由它负责。和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确很像，当年变法，也是由这种部门来决策怎么变的。但是最后有一条是额外添加的。蔡京说，讲议司做出的决定，宰执、台谏等官员不许干涉，连议论都不许。只此一条，天塌地陷，宋朝瞬间国已不国。国家是什么，无非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这几件事，把这些事归于一个衙门，那么全体官场都成了摆设，都被架空了。再不许宰执、言官过问，连半点的监督机构都没有，这不是国中之国，另立天地了吗？这是国家政事，蔡京一把抓住之后，再向意识形态开刀。二十年间不是互殴不断吗，旧党骂新党是小人，新党骂旧党是奸邪，骂来骂去的没个定论。现在我来给你们终局。终点站到了，蔡京再一次把传统发扬光大。北宋党争的特点是列名单，从最初旧党人设立的元丰榜，到章惇报复时产生的旧党列表，都是大型代表作。真是力度强，影响大，一砍就砍倒一个时代。但是也有局限性。即百分之一百的精确性。元丰榜里全是新党人，旧党列表里全是旧党人。两边泾渭分明，不冤枉一个同志，不放过一个敌人。这都过时了，根本没法满足蔡京的需要。蔡京要的是涵盖天下英杰，所有人都在掌控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一年多以前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赵佶刚登基时向天下求言，承诺说对了有奖，说错了不罚。赵佶兑现了，真的给一部分敢说话的人升了官。一切从这件事开始。蔡京和他的班底把原始资料搬了出来，查奏章。把当时上书的五百八十二人，分成了正上、正中、正下、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共七等。七等中，正下以上只有四十一人，包括邓洵武等；其余“邪”等居然是五百三十四人！里面包括陈师道、邵伯温等，他们从此定性，再没法翻身。这只是开始，毕竟这些人只是一时因为某件事偶然凑在一起的，从本质上讲，都是些官场的小杂鱼。是油炸也好，是活切也罢，都不能真正确定什么。几天之后才是官场的末日。又一张名单出炉，一共是一百二十人，里面宰执官二十二个，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王岩叟、范纯仁、韩维、苏辙、陆佃、章惇、曾布；待制官三十五人，包括苏轼、范祖禹；普通官员四十八人，有秦观、黄庭坚、程颐等；外加著名太监八个、武官四人。这些人的名字由赵佶御笔亲书，勒石刻在端礼门外的石碑上。它，就是著名的元祐党人碑。第四章党争养蛊孰为殃党人碑是终极版的政治迫害，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除了限于赵匡胤定下的不杀大臣这一条之外，都用上了。比如上碑的人里，死了的，司马光、吕公著他们，追回一切追封，打成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没死的，远远贬到南方烟瘴地面，进行极地生存训练。可以预见，他们要是没有苏轼的气魄、范纯仁的操守，基本上是死定了。这只是普及型打击，下面是精确针对型的。碑上的名人们，谁是有一技之长的，可以号啕痛哭了。他们一生的心血，不只变成了追命符，更面临着在世间毁灭消失的噩运。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中的黄庭坚，他参与过修撰《神宗实录》，内容专门和新党唱对台戏。很好，他的著作手迹全部销毁。苏轼，这位不世出的大天才，宋朝的荣耀，刚刚才赦回北方恢复名誉，这时上碑了，那么《东坡文集》之类的著作也保不住了。不只是他，三苏的文字、苏门四学士的文字，也都在毁禁之列。其余的像宋朝历史系名人，号称唐史最强的范祖禹写的《唐鉴》、范镇的《东斋纪事》、刘颁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也全毁掉。唯一幸免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本巨著不管出发点是什么，由什么人写成，它本身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是中华民族集体的瑰宝，这一点不能因为厌恶司马光而恨乌及屋。可蔡京不管，毁，真要爱才的话，东汉的蔡邕还会死吗？人都能杀，何况一本书。烧，连印版一起烧掉。危急关头，有一个太学博士站了出来，他叫陈莹中，此人非常聪明，他没明着反对，而是在太学的某次考试里出了道题。题目引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序文。安全了，这下子谁也不敢再动这本书。《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给官方写的皇帝教科书，当年写成时由宋神宗亲手写的序文。经过新政老祖宗认可的东西，还不是圣物吗？对《资治通鉴》有心无力，实在是有损蔡太师的威名，他在另一些方面找回了平衡。打击面扩散，辐射到党人的子孙后代身上。这是开一代之先河了，前所未有的事。之前最狠的章惇也不过是夺了司马光等人子孙的恩荫，让这帮富二代们不能出生就当官罢了。如果他们争气，自己能考出文凭来，还是不受限制的。比如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在同文馆之狱案发前，还好好地当着官。这时蔡京宣布，凡上碑党人的子弟们，第一，不得与宋朝宗室结亲，已经定亲没举行仪式的，全部取消；第二，不管有官没官，都不许在京城居住。京城四周各处设立盘审点，严格监控，有私自入京的，监审点人员与党人子弟同罪。这两点，让原先含着金匙出生的高干子弟们比平民百姓的孩子还惨，他们失去了一切特权，不仅不能当驸马爷，连当官都成了白日梦。因为法令的无限延伸性。虽然明文规定中，只是强调了居住地的问题，可是实际操作里，被变成了党人子弟的人生终止符。比如一个叫程端彦的小官，只是鄢陵县的县尉，典型的芝麻豆大的官，萤火虫一样的前程，可是在这场运动中，他被罢免了，变成一介白丁。至于原因，很简单，他的老爸叫程颐。再比如一个叫李阶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大考之年文章盖世，为礼部试第一名。真是一头绝世神牛，如果在往年，他的前程，他的名望，必将传遍神州，冠盖一时。可惜皇帝看了看他的出身，把第一名换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阶的老爸叫李深，是资深型的党人，并且他舅舅更厉害，是上船给章惇讲课的陈瓘。这样的祸根怎么能留，直接摁到十八层地狱里去。如此这般，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打击，应该算斩草除根了吧？不，蔡京想了想，根本以往丰富的党争经验，还不到位。还剩下一批人，差点漏网了。前面这些党人，都是元祐时期露头，截止到宋哲宗去世的造反派，在哲宗刚死到赵佶初立这段时间内的呢？那批堪称向太后嫡系的旧党人，他们怎么处理？这类人被整理出二十七个人，以刘奉世为首，被贬官、外放。注意，这次的贬官是一贬到底，连之前担任一些宫观之职，领点补贴金之类的待遇都没有，变成彻底的下岗无业人员，只能自食其力了。到这步仍然没完，不久后，蔡京想出了新点子。根源在当年司马光等人在西京洛阳组成的顶级元老会，那时他们俨然是另一个小朝廷，论起资历、威望，简直比开封城的皇国班底还高，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实行。这怎么成呢，现在好几百的元老贬了出去，要是再组成元老会谁负责？为了杜绝这一点，蔡京下令，所有贬出的官儿们，不许扎堆生活，个个都分开，散在不同的城市里。严格控制他们的行踪，不允许出城。……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这仍然只是开始。蔡京再规定，这些人不允许议论朝政，不准教授学生，不给一丝一毫的机会传播他们的危险思想、有毒的倾向。……这还让人活吗？这些事情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一条接一条，打得党人们晕头转向。他们痛苦之余很纳闷儿，这个蔡京是怎么了，他吃拧了还是被绝世冤种附体了？怎么变态到这地步，有这么虐待人的吗？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能反躬自省，制造出蔡京的，正是他们自己。搞清这一点，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要怎样才能结束党争；二，怎样才能在党争中活下去。问题一，党争有二十年了，要结束它，几乎所有人、所有历史书都说要温和、要不偏不倚。具体起来，要像赵佶刚登基时那样，从皇上开始表现出中立、中庸的态度，下面自然平静了。等时间一长，大家习惯了互相温柔，世界自然和谐了。好，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某个皇帝是中立派，不偏向哪一方，更不打压哪一方。请问下面的大臣们会怎么样，就此安静吗？空口无凭，有实例为证。宋仁宗，这个世界里最仁厚最中正的君主，他对臣子们好吧，可偏偏正是党争的源发点。为什么会这样？庆历新政居然等同于庆历党争，堂堂三百年第一人的范仲淹居然是党派之争的发起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动物。还因为宋朝对文臣的超级宽大。这两点把宋朝的大臣们惯得无法无天，平时脑子里想到了就说，说啥也没关系，甚至说得多等于工作努力，那自然是不说白不说。这时要皇帝怎么办，只是温和就行了吗？人家拼着不当官儿了都要说的，一个温和、平衡的态度就能阻止他们？开玩笑。所以，以柔克刚是行不通的，只能以暴制暴。想消除党争，一是长久地、不改变地支持某一方，保持政策不变；二是把两边都打倒，一个不留。只有这样，世界才能安静。蔡京不是皇帝，没法制定方针，作为臣子他只能选择第二条。既然做了，就干票狠的，为了彻底在党争中脱身，他不分敌我，不分新旧，只要是有威胁的，全都打倒。比如章惇、曾布，本来这是两位众所周知的新党元老，甚至是蔡京的老上司，但是为了干净的新天地，蔡京硬塞给他们两张旧党的党票，这就是新标签了，以党争的名义——去死！这样结束党争，蔡京算不上大仁大义，但绝对大智大勇。历史证明，只有这一个办法，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还有，非流云所能逆料也。问题二，关于生存的事。党争到了这一步，新、旧两党分别被对方抡倒两次以上，几乎每个参与者都跌倒、爬起、流放、回京、再爬起过，其间无论过程多么惊险曲折，都有一个共同的终点——倒台死亡。无一例外，谁都一败涂地。强如王安石、司马光也没法幸免。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要怎样活下来呢，这是个大问题啊。蔡京是个有心计的人，是个从开始就非常有危机感，向往平安舒适的生活的人。他的零拒绝服务足以证明这一点。有这样的心胸，只要稍微分析一下过往的例子，就会得出一个绝望的答案。身在潮流里，浮沉不自由。不管是做党魁，还是当帮兵，都只是片刻的荣誉、永恒的悲剧！要想活，只有把周围的人都踩在脚下，唯我独尊，才能唯我生存。都是你们逼的！这是种顿悟，产生的后果是蔡京突然间的凶狠。一点预兆都没有，他变成了北宋史上最残忍、杀人最多、不问青红皂白斩草除根害人到死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真切地反映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张商英，新党元老，亲手为他写的拜相制，文字极为褒美。可以说对蔡京非常好了，可是元祐党人碑上就有他的大名。为什么，只因为他有威胁，以张商英的资历、脾气，早晚有一天会反蔡京。那好，只要有可能，就先摁到死。蔡京成功了，如果说北宋官场是一只大罐子，新旧两党无数党徒是毒虫，那么蔡京就是互相咬噬中存活下来的唯一的那一只。他，成“蛊”了。以上只是推算出蔡京变身的经过，下面要说的是蔡京变成了什么。作为祸国殃民毁灭国家级的奸臣，人们总喜欢把他和董卓、曹操等著名反派相提并论。这不对，蔡京并没有活在乱世里，他更没有篡位的心，他所有的欲望都非常浅薄，非常实际。他的狠毒只是出于他的危机感，是被动的应战，而不是主动去害人。后面发生的事，每一件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五章国之少年宋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的春天前后发生了一些事，传说这些事，让几个宋朝大佬在另一个世界里有过几段对话。王安石说：“小京，有点过了啊。”蔡京：“首领，我想活下去。”这是关于元祐党人碑的。司马光说：“小京，有点奢侈啊。”蔡京很郁闷，“我想活得舒服些……谁让我之前受罪呢？谁让我怕来日无多呢？”这是关于赵佶、蔡京等高级领导人生活水平问题的。生活水平……这实在是最小，也最大的事了。说它小，小到了用餐的器具。某一天蔡京上朝，发现年青俊秀的皇帝呆呆出神。主忧臣辱，他当然要问清楚。“陛下，您怎么了？”赵佶羞涩又犹豫，他的面前摆着几只晶莹温润的玉盏、玉盘、玉卮，都是顶级的餐饮用具。他说：“过几天久久无码视频一区二区

联特工说”。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1953年4月11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1.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2.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3.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一阳，这是平衡，打破平衡就会一边倒。”“怎么不行？换格阻阴，以格控阳，人为平衡嘛。”林岳摆了一桌子的植物样本，不住地挑拣着。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便全力寻找破解井字楼的方法，耿婆算出了整个格局体系中各盘的关键所在，但似乎又卡在了地面上这个“棺井葬屋”的格局起源上。其实，如果从整体的宏观角度来看，整个格局是由“棺井葬屋”引起的阴阳气息互流而开始的。先是有了三股阴气，而后逼迫居民体内的阳气外泄，结合阴气自棺井引入地下，以地下通道的特殊设计将其转化为病症之气，最后由八只虚灵作为神盘八神接气，将整个格局形成的气息带给那个布局者。虽然目前还并不知道，那个布局者是如何从这八只虚灵身上获取格局气息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使自身肌体新陈代谢停滞，目的便是达到延缓衰老，寻求一种另类的“长生”。眼前整个格局的布设及原理似乎很明了，但在破解方面众人却产生了争议。林岳和莫炎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阴阳之气，他们的设想是以莫炎的纯阳灵火将三股阴气阻断，同时由林岳布设纯阴植物对局内残留的阴阳气息进行平衡，我和耿婆封堵格局局眼，并设法去除地下通道的格局效应。而我却不这么想，事实上这三座井字楼内的居民已经产生了特殊体质。他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阴气鼎盛的环境中，体内的阳气一直因阴气逼迫的原因而外泄，久而久之人体便形成了特殊的“阳猛”反应。所谓“阳猛”是指人体为了适应阴性环境而产生强烈的阳气抵御能力，如果现在将阴气阻住，即便林岳的纯阴植物能够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之气，但却无法控制住那些居民体内反生出的阳气。如此一来只怕格局尚未破解，三座井字楼的居民已个个血脉尽爆而亡了。这就像深海中作业的潜水员，一旦因某些原因上浮速度过快，人们在水面上看到的便只是一具胀坏了的尸体。“格局中的阴气虽然浓重，但却不凶险，绵绵不断有如长流。”耿婆缓缓道，“正是因为这样，楼里的人才会逐渐适应，并产生‘阳猛’体质，在格局里存活下来。”“这布局的人很聪明，也很残忍。”S心寒道，“这些人不死，就能长期保证格局内阳气的供应，但如果他们企图离开或有人贸然插手，便会必死无疑。”晖儿一直在电脑前忙碌着，以她的习惯，此刻应该正在排列着逻辑线索和分析公式，幸好这个习惯只是出现在处理类似事件上，如果连平时的感情和生活都是如此，只怕要轮到我郁闷了。“为什么那些人会生病？”敲下最后一个按键后，晖儿向我问道，脸上透出隐隐的笑意。“人体自身的阳气与自然界的阴气毕竟还是无法抗衡的，阴入阳虚，从中医角度上说就是风寒入体，所以才会生病。”林岳俨然一副医师会诊的口气。“亢阳……”莫炎冰冷的表情中闪现出惊异，条件反射似的望向我和耿婆。大多难题的症结所在往往是简单至极的，可往往会在人类的惯性思维中成为盲点，如果有人点出了这个盲点，那么整个难题便可迎刃而解。此刻我和耿婆脑中亦是通明一片，莫炎所说的“亢阳”正是解决井字楼格局的方法，而指出众人思维盲点的却是晖儿。亢阳只是一种局势气脉的称呼，产生这个气脉的是“地支亢阳局”，这格局一般是用以治理阴气过盛的地域气脉，最大限度地将地域内的阳气引出，导入所处的地域内，以此来达到周围环境的阴阳平衡。既然那些人会病，就是阳虚的体现，如果说去除阴气后他们会因阳猛而死，那么留下阴气他们则会因阳虚而病。症结的原因便是那些被格局逼出的阳气，人们缺少了这部分阳气，自然就失去了平衡。现在要做的便是将人们失去的阳气引出导回。“非常感谢你们对家乡人民的帮助啊。”一个中年干部热情道，“这里一直没有条件进行修缮整治，这次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人老了，叶落要归根，做点小事不算啥。”耿婆满脸感叹道，原本挺直的腰板此刻正佝偻着，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我母亲专程请来了建筑施工方面的设计师，为这里的楼宇改建设计方案。”我转身介绍道。“整片建筑的结构和承重我们已经过严密的测量。”S递过一份图纸，十分专业地解释道，“根据建筑本身的损旧和不足，我们的改造设计思路是……”在找出了解决办法后，我们连夜勘察了井字楼周围的地域情况，按照地支亢阳局所需的布设条件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对于像井字楼这样的陈年建筑，这片区域的负责单位早就有修缮整治的想法，只是苦于难以筹措资金和居民无法安置，对于这点只需查询一下与此相关的资料网站和单位服务器便可完全知晓。S充分发挥了她在建筑设计上的特长，并根据自己常年积累的经验，在两天内便做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支亢阳局的改建方案。当然，方案背后的总设计师还是耿婆。拿着从陈子浩那里得来的一千万，我们找到了这个区域的负责单位，以为家乡人民做些好事的名义提出了对井字楼的改建要求。负责此事的那位中年干部在耿婆满口乡音的诉说下不禁动容，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联络，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顺畅。“他们开始改造井字楼了？”高大男子微笑道，“很好，很好，你去安排一下，动用一切关系，务必保证他们行事顺畅。”莫曹恭敬地点头应承，脸上的笑容有如春风般温暖……二十八、司南图记改造工程的进行十分顺利，相关单位的行文批复手续上完全没有任何的阻挠和卡要，甚至还专门为此指派了相应的市政工程队。出于对耿婆捐资改造的尊重，整个工程的施工设计使用了我们的计划方案，而指导方面由S来负责，当地有关部门也指派了专人进行配合。S和晖儿变得异常忙碌起来，一方面S必须根据我们事先商议好的方案，将地支亢阳局的要点部分自然地结合到改建工程设计中，并监督整个工程的实施；另一方面，晖儿根据实际的工程数据进行测算，对隐含在工程设计中的地支亢阳局的效果进行实时监测。虽然地支亢阳局足以破解井字楼原本的诡异布置，但如果在改建实施时出现某些偏差，那么不单井字楼里的居民，连施工队伍甚至周围的人们也会受到牵连。如果事态变成这样，那还不如不进行改造。相对之下，我们三个大男人就悠闲多了。林岳颠颠地往返于井字楼工地和旅店之间，三天两头弄些补充体力的药膳给S和晖儿；我和耿婆隔天便去工地查看局势的变化，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至于莫炎，自改造工程一开始，便隐身了似的消失在了井字楼附近，当然，他并不是真的消失了，而是暗中监视着整个施工进程，防止布设井字楼的人阻扰破坏。当然，我们还是进行了必要的化妆，既然要在公开场合出现，那就必须注意我这个被通缉者的安全，其他人也是一样。结合到改造工程的地支亢阳局布设得并不复杂，我们将其分作了引阳、破井、护阴和回气四部分。所谓引阳，便是将原本的向阴聚气的六格钢窗替换为宽大的塑钢移窗，增大的移窗不但有效地导入了阳光，改变了屋内的光照条件，同时也替换了六格钢窗的阴数窗形，每面墙体上均出现了阳数九窗。并且，在改造中整个楼体的外墙色彩被粉刷为红色基调，以色彩在五行中对应的属性而言，红为火，为盛阳，充分聚集了四处的阳气，以抵御朝向上的阴煞冲射。所谓破井，便是要对付井字楼中的三口“冥井”，这三口“冥井”分别是底楼储物室的窨井、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和井字楼本身形成的“棺井”。在提交设计方案时，S以空间布置和承重不足为由，底楼的储物室作为承重结构全数封死，抵消了窨井的效用；楼宇厨房内连通的烟道，因设计不合理和占用有效空间的原因被全部拆除；而井字楼的楼台上则竖起了四个颇具哥特风格的尖顶，其作用当然是以尖角火形布成的阳局来压制“棺井”。至于护阴和回气，则是考虑整体格局阴阳平衡的布设。从前两个部分的设置来看，井字楼的阴霾之气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考虑到其间居民的特殊体质，所以不能完全消除。为了有效地利用好它们，以适当的数量来平衡整个格局的阴阳气息，方案中在三座井字楼的会集点设计了一个美化小区的喷水池。这个设计的灵感来自耿婆的建议，阴水为柔意，为护阴，可通天、润人、入地，并且定时的开启也能在阴阳不济的时辰对整个区域的气息进行平衡调节。而区域周围的绿化也做足了功夫，几排按规律种植的杉槐将这里点缀得生机盎然。其实，杉树为阳木，槐树为阴木，我和林岳正是利用这两种树木的特性，设下了这个回气布局。即便各方面的条件和效率都很理想，但作为这样的改造工程，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实施的。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六人各司其职，几乎没有离开过井字楼区域半步。在井字楼改造工程完毕之时，还有一个关键的步序，那就是必须用丹砂在三座井字楼的十二个尖顶上“定阳”，这也是整个地支亢阳局的最后点睛之笔。距工程结束还有三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可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出现令局势又变得复杂了起来。“韩笑？！”在旅店房间內见到这人时，大家都是一惊，这个有着孩子般天真笑容的家伙带来的却未必是好事。不过，此刻的韩笑应该弄不出什么花样，在他的颈部、肩窝、手腕、膝盖和脚踝处各有一个闪亮的灵火光团，满脸冷漠的莫炎正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喝着杯中的白水。“呀？韩警官大驾光临，不知所为何事啊？”林岳吊着脸，口里阴阳怪气地损道。“你小子省省吧。”我用肘部拐了他一下，低声道，“别让S觉得你在打落水狗。”“切，落水狗人人可打，咱不玩那个假斯文。”林岳哼哼着凑近韩笑，不放心地看着他身上的灵火光团。“那是九炎灵锁。”莫炎喝着白水，头也不抬地道，“专锁恶类虚灵的。”“哈哈，那就是说，这小子现在是废物一个咯？”林岳幸灾乐祸地笑道。“很抱歉，废物这个称号你还是自己留用吧。”韩笑调皮地笑道，“我只是暂时失去了自己的能力而已。”林岳脸上一沉，右手悄悄摆动着，看样子韩笑是要吃苦头了。“你先少安勿躁。”我上前轻轻搭住林岳的肩头，手下微微一紧，“莫炎，你怎么抓到他的？”“我找到了那八只虚灵的追踪信息。”莫炎放下手里的杯子，冷冷地盯着韩笑道，“而他正准备从那里离开。”那八只被莫炎做了记号的虚灵承载着井字楼格局的病症之气，它们可能出现的地方除了井字楼下的通道外，便是布局者的巢穴。韩笑既然出现在那里，恰好印证了我们之前的怀疑，这三座井字楼就是他们布设的。S表情复杂地看了韩笑一眼，却正好迎上韩笑那看似无意的一瞥，两人脸上都出现了微妙的表情变化，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各自避开了视线。“他说自己是在执行公务。”莫炎拿出一个精致的锦囊，“身上却带着这个。”锦囊中装着一块黄铜制成的方形物件，光滑可鉴的一面上用阴纹刻制着许多线条和字迹，正中微微凹下一个圆形，圆形的正中则是一个不大的孔洞。另一面只是略做了打磨，以同样的阴纹手法刻制了北斗七星的图案，而那个孔洞正透过北斗的第四星——天权。从式样和成色来看，这东西的年代必定十分久远，应该是个古物。“韩警官，你应该不是来破获什么文物走私案件吧？”我看着手中的物件，沉声道，“这城市里井字楼的受益者是谁？”“我不得不惊讶于你的敏锐。”韩笑懒散地笑了笑，“这么快就看出我破获了重大文物走私案。”韩笑越是如此镇定，我们心中的怀疑就越大，显然他没有说真话。井字楼事件眼看就要被解决，他却偏偏“碰巧”来此办案，而且还带着一块所谓的“重要文物”，如果一切真是那么巧合的话，我们生存的世界似乎显得太小了点。而且，这块东西的特征实在是太明显了……“文物走私？呵呵，窥觑司南斗盘的不正是你们吗？”将物件交给耿婆，我冲着韩笑冷道，“肯支付一千万的报酬给言家五虎，这东西对你们的价值远远不止这点。”“我不太爱看武侠小说，所以没有你这样的想象力。”韩笑依旧嘴硬道，“不过，你要说杨家七将的话，我还是知道点的。”九个灵火光团猛然一亮，韩笑的身体突地绷紧，脸上顿时闪过一片痛苦的表情，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懒散的笑容很快便又布满了他的脸庞。如果不是他额角那隐隐渗出的汗珠，我可能会怀疑莫炎是不是手下留情了。“师叔，我说过，你和师父的恩怨别算在我身上。”韩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我只管做事，没有知情权，就算你毁了我，也还是一无所获。”莫炎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原本握紧的双手随即松开，韩笑面部一松，喉头耸动了几下，绷紧的身体渐渐舒缓了下来。在云南时，莫炎为拷问活玉水翠的由来，生生折断了张禾的手臂，而对于韩笑他却并没有下狠手，或许应该说从面上看，并没有下狠手。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就算是把韩笑的四肢全部折断，不会说的他依旧不会说。“呵呵，不说不要紧，这东西应该能告诉我们。”耿婆咧嘴一笑，掂了掂手中的司南斗盘，“暂时先在这里看着他，你们和我去另外的房间。”莫炎点了点头，起身将韩笑推入里间，其余众人随着耿婆走出了房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段文字是当下考古界公认最早对司南的文献记录。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国科技考古学前辈根据王充《论衡·是应篇》的这十二个字，考证认为我国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勺形磁性指向器，并据此设计了司南复原模型，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长期以来，司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在我国古代，人们发现山上的一种石头具有吸铁的神奇特性，如果将它制成长条形则能指南北，于是便称这种石头作“磁石”。于是便有能工巧匠把磁石打磨凿雕成一个勺形，磁石的南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块底盘被称作“地盘”。当磁勺在地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这就是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司南”，同时也被认为是我国祖先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指示方向的仪器。依据这些记载和理论，眼前这块古朴的黄铜“司南斗盘”显然便是司南的组成部分，所缺的只不过是一支由磁石精心打磨而成的长勺而已。但我和耿婆却并不这么认为。无论从黄铜的质地还是从制作的工艺上来看，这块司南斗盘都不会是仿冒的赝品，但如果说它是从张良墓中发掘的，却又有些疑点。“我记得汉代是地盘发展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地盘刻度变成了十二个方向。”我思索道，“这块司南斗盘的刻度却是八个方向，照此看来，它的制成年代应该早于张良所处的汉代。”“未必，司南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有度篇》，秦朝当政本就不长。”林岳摇头道，“从时代上来看，张良会持有改良前的司南也不为过。”“自战国到秦汉，金属制品原材料采用的是青铜，兵器和日常用品都是如此，只是配比不同，坚硬度不同。”我反驳道，“难道张良会舍本求末地去专门铸造一个黄铜的司南斗盘？是为了标新立异，还是别有天机？”“照你那意思……得，别和我说你是参照那根锥子得出的结论。”林岳眉毛一扬，“少昊之子那可是三皇五帝时代的人物，这年月也忒早了点吧。”就在我和林岳争辩不休的时候，S已经将司南斗盘的图形导入到了笔记本电脑中，通过3D立体建模的方式同比制作了一个虚拟司南斗盘。晖儿则在一旁盯着上面的各个刻度，若有所思地翻动着一本笔记，继而双手飞快地在电脑上操作着，屏幕的一侧不住地闪过一排排惊人的运算数字，正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俩小子跟乌眼鸡似的，年代啥的还要争吗？”耿婆瞥了我俩一

已经不能胜任宰相之职，如果硬留其在位，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表现。王谱的建议十分正确，但李漼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将王谱贬为偏远地区的县令。咸通四年（863年）八月，李漼下敕以宦官阁门使吴德应为馆驿使。馆驿使掌管传驿事务，历来由御史兼任，因此有谏官上疏认为李漼不应该破坏官员任免的规矩，不应由内臣出任馆驿使职务。但李漼却以敕令已经下达，不可随意更改为由，拒不采纳谏官们的建议，自此之后李漼拒谏滥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因此可以说，由同昌公主死亡事件引发的李漼大开杀戒、刘瞻无辜被贬、谏官上疏获罪等一系列事件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李漼很长时间以来拒谏饰非、任性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唐末史料的缺乏，对于李漼贬杀进谏者、株连无辜者的残暴行为，史料没有过多详载。但通过史料记载的个别案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李漼在位时期，他残虐进谏者的恶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本加厉。咸通十三年（872年）是李漼在位的倒数第二年，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以及身体状况的恶化，脾气秉性变得越发古怪和暴虐。这一年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到大明宫阁门告状，揭发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之弟郭敬述贪污腐化的不法行为。按说李漼可以将这起事件交由有司查明，谁是谁非自然大白于天下，但韦殷裕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状告的人是李漼最为宠幸的妃子。李漼看完奏状后勃然大怒，不仅杖杀韦殷裕，抄其全家，还将其岳父太府少卿崔元应、妻兄中书舍人崔邟、叔父韦君卿全部贬往岭南。给事中杜裔因与韦殷裕友善也被株连，被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司户，而掌管阁门的阁门使也因接受韦殷裕的告状书而被免职。李漼残虐进谏者的行为，使很多谏官恐惧得不敢再进谏，这也使得他逐渐失去了修正自己行为的一面镜子。而在我看来，导致李漼一朝政局混乱的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李漼对于宰相职位的随意任命。辅政无状李漼本人怠于政事，过着骄奢淫逸、游宴无度的生活，而他所任用的宰相，除了刘瞻兢兢业业之外，大多都是和李漼一样的昏庸残暴或碌碌无为之辈。李漼在位十四年的时间里，处于中枢地位掌管政务的宰相，先后有杜悰、毕诚、夏侯孜、杜审权、裴休、徐商、曹确、杨收、路岩、韦保衡等十几人，其中多半是昏官庸宦，《新唐书?路岩传》记载，李漼在位时期是“王政毗僻，宰相得用事”。也就是说由于李漼本人不关心政事，宰相就有了一定的决策权力，那么这些宰相如何辅政，也就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这些宰相，绝大多数可以用“辅政无状”形容。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位宰相的“英雄事迹”，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第一位：杜悰。杜悰是中唐名相杜佑之孙。当年宪宗李纯颇重文学之士，诏令宰相在公卿之家挑选文雅俊士做自己的驸马，可是由于公主大多骄横任性，很多文学后进托病不愿意应选，但杜悰却十分愿意，因此成为宪宗李纯的乘龙快婿。杜悰在宪、文、武、宣四朝出将入相官居显职，但主要原因并非因为他本人有什么真才实干，而只是因为他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会昌三年（843年）杜悰出任淮南节度使。当时正值大旱，道路上逃荒的饥民成群结队，只能从漕渠中捞取漕船散落的米充饥，可是面对饥民如此凄惨的生活景象，杜悰不仅没有着手开展赈灾，反而向朝廷献“祥瑞”。《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记载，当时淮南在杜悰的管辖下，已经到了“狱囚积数百千人，而荒湎宴适不能事”的局面，足见他是个不恤民生的昏庸之官。咸通二年（861年），李漼因杜悰是皇亲国戚的缘故任命其担任宰相。杜悰身在相位三年，于咸通四年（863年）被罢相，出任方镇节度使。总结他担任宰相的业绩，《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说“悰无他才，常延接寒素，甘食窃位而已”。从很多史料记载来看，杜悰担任宰相期间对于人才的选用和提拔，存在严重的失误和不足。他误用蔡京致使安南地区发生叛乱，所以《新唐书?杜佑传附杜悰传》又说他是“虽出将入相，而厚自奉养，未尝荐进幽隐，（杜）佑之素风衰焉”。杜悰因为萌荫关系而身居显职，却又无所作为，所以时人送称号为“秃角犀”。第二位：杨收。和杜悰不同的是，杨收曾经也是个励志青年，少年便有“神童”的美誉。其兄曾以“笔”为题让杨收作诗，他出口成章：虽非囊中物，何坚不可钻。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从诗句的字里行间来看，杨收俨然很有政治抱负。可是从咸通四年（863年）五月起至咸通八年（867年）十月为止，杨收在担任宰相的四年半时间里，却是大肆纳赂受贿，因而富有家财，生活极端奢侈，连家中的婢女头上都戴着珍珠。当时杨收以同宗的名义结交神策军左军中尉宦官杨玄价，所以官阶累进直至宰相。因此，杨收平日不得不受杨玄价左右，但正所谓成也杨玄价，败也杨玄价，杨收最终也是栽在杨玄价的手中。杨玄价、杨玄翼兄弟一个掌管禁军、一个掌管枢密，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兄弟二人暗中接受地方藩镇的贿赂和请托，然后让杨收按照其意图办事。在具体的办事过程中，由于其他宰相的牵制，杨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要求。杨玄价就认为杨收存在异心，因此在咸通八年（867年）十月，鼓动皇帝李漼将杨收贬出了朝廷。转年，韦保衡又揭发杨收任用亲信严撰为江西节度使时，接受过百万钱财贿赂，以及其他相关纳贿之事，致使杨收被贬为端州司马。咸通十二年（871年）皇帝李漼又将杨收流放至州，没等他走到目的地，李漼便派宦官在半路上赐其自尽。值得一提的是，杨收在临死之前承认自己是“辅政无状，固直死”。这虽然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如果不是李漼懈怠政事，杨收也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受贿，从这个角度来说，杨收充当了皇帝李漼的替罪羊。在杨收担任宰相期间，长安城中流传着一首民谣：“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这四句民谣是讥讽曹确、杨收、徐商和路岩四个宰相的，曹确和徐商当时是以不理政事，整天混日子，无所建树而受到讥讽，而杨收和路岩则是因为大肆受贿而被人们争相讥讽，其中杨收更是被人们冠以“钱财总被收”的封号。杜悰、杨收虽然都是昏庸之官，但各具特色，而人们送给他们的绰号，也颇能反映出他们在任时期的突出特征。而接下来的官员，人们送予的称号是“牛头阿旁”，不过这个绰号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路岩与韦保衡这对儿官场上的双子星座。路岩和杨收一样，自幼也是“聪慧过人”，咸通五年（864年）十一月被任命为宰相，当时只有三十六岁，可谓是春风得意，正值有为之年。可是路岩却利用皇帝李漼懈怠政事之际把持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大干不法勾当。不久，皇帝李漼又提拔韦保衡担任宰相，《新唐书?路岩传》记载：“二人势动天下，时目其党为‘牛头阿旁’，言如鬼阴可畏也。”路岩当上宰相的最初阶段，就将许多事务交由亲信边咸处理，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边咸效仿主子的行径，也是大肆受贿，中饱私囊。咸通十年（869年）十月，至德县（今安徽东至县）县令陈蟠叟上疏皇帝李漼，说要进京面见李漼，献上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当时由于朝廷镇压庞勋起义耗费大量钱财，不免苦于财政拮据，李漼听说陈蟠叟可以献上妙计，所以一接到陈蟠叟的上疏，就诏令让他入京觐见。事实上，李漼对陈蟠叟是有印象的，陈蟠叟虽然其貌不扬，但颇有文采。咸通三年（862年）时，有一次李漼在宫廷内让佛、道二教代表展开辩论，几番唇枪剑战下来，道士们屡屡败下阵来，惹得李漼十分不高兴。虽然李漼崇信佛教，但唐朝毕竟是强调道教老子为其祖，所以看到道士们理屈词穷后，便传令让道教选派后辈新人进宫参加辩论，而且可以毛遂自荐。陈蟠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得以进宫，他接连辩倒数位高僧，使得皇帝李漼圣颜大悦，被授予至德县令一职。所以这次陈蟠叟上疏请求觐见，李漼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不过，李漼对于陈蟠叟的期望值显然过高，陈蟠叟为李漼献上的计策是：抄收边咸一家，足以赡军两年。当时李漼不知道边咸乃何许人也，当他知道边咸是路岩的亲信时顿时大怒，自己抱着热火罐盼了这么长时间，陈蟠叟就用这句话将自己打发。当时李漼认为陈蟠叟不仅是在戏耍自己，而且有意诬陷宰相，于是将他削职为民，并流放到数千里外的爱州（今越南清化）。陈蟠叟的计策虽然有些无厘头，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路岩及其亲信贪污腐败现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不过，路岩虽然与韦保衡并称李漼时代的双子星座，但路岩最终还是因为和韦保衡争权，于咸通十二年（871年）四月被韦保衡排挤出朝廷，出任西川节度使。据说路岩失势后，在前往西川的路上被愤怒的行人投掷瓦砾，其相狼狈不堪。到达西川后，路岩仍然器重边咸和一个叫郭筹的官吏，自己则整日游宴娱乐，同时对军士滥赏以收买人心。后来路岩、边咸、郭筹终因流言而被贬杀，实是咎由自取。说完路岩再说韦保衡。这个与同昌公主完婚才一年的驸马爷，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升任宰相。即使在同昌公主死后，皇帝李漼依旧对他是宠信不衰，所以从咸通十一年（870年）四月开始，到李漼去世为止的三四年时间里，韦保衡可以说是权势冲天。可是韦保衡为人十分肤浅，一旦恃恩掌权，便赏罚任其随心所欲，只要让他开心便立即提拔，稍有不从便立即排挤（“所悦即擢，不悦挤之”）。与杨收和路岩稍有区别的是，韦保衡权力欲更加强烈，在排斥打击异己方面丝毫不手软。例如，唐朝及第进士称主考官为座主，一般人对座主都是感恩戴德、毕恭毕敬的。韦保衡举进士时的座主是担任礼部尚书、同平章事的王铎，也是宰相班子成员之一。有时韦保衡在排斥异己的时候，碍于王铎在位不能尽情放肆，他知道王铎内心是瞧不起自己的，因此便暗中加以排挤，终于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六月将王铎排挤出朝廷。又如萧遘与韦保衡同年进士及第，彼此称为同年。但韦保衡是凭借驸马身份进士及第的，自身并无才华，因此“同年”们也都内心鄙视他。而萧遘“形神秀伟、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因此韦保衡对萧遘可谓羡慕嫉妒恨，找个机会上疏皇帝李漼，将他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韦保衡试图任用党羽裴条为尚书省的郎官。按照唐制，凡郎官任免不当，尚书左、右丞可以纠劾，不让其赴任就职。当时尚书李璋是个耿直之人，对郎官的任免核查得十分仔细，韦保衡担心李璋会有不同意见而阻止对裴条的任用，所以提前派人和李璋打了招呼。但李璋回馈给韦保衡的只有八个字：朝廷迁除，不应见问。韦保衡听出了李璋的潜台词：如果任用遵循制度、合乎程序，何必还要事先打招呼。韦保衡在李璋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但又不好发作，于是怀恨在心，一个月后就上疏皇帝李漼，将李璋外放去当观察使。韦保衡不遗余力打击异己，路岩懈怠政务，杨收大肆受贿，李漼一朝的宰相成员就是由这样一群昏官庸官吏组成。当年李林甫虽然也打击异己，但至少不敢懈怠政事，协助李隆基做了不少事情。但李漼一朝宰相已经不再精心处理政务，而是以满足私利为首要任务，所以上演了一幕幕丑剧，因此被人们授予各具特色的外号。皇帝懈怠政事，宰相不谋其政，当大唐的历史行进到李漼这里时，先前宣宗李忱勤政所稍稍恢复的政治清明局面，已经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末世之态。末世之态以皇帝李漼为首的朝廷统治者不仅荒淫腐朽，而且穷奢极欲，朝廷上下已经弥漫着一种竞相寻欢作乐的末世之风。当时身历其境的诗人韦庄在他的诗句中有着深刻的揭露，例如诗作《观猎》就是典型的代表作：苑墙东畔欲斜晖，傍苑穿花兔正肥。公子喜逢朝罢日，将军夸换战时衣。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直待四郊高鸟尽，掉鞍齐向国门归。这首诗是韦庄在看到朝廷那些达官贵人，置内忧外患于不顾而肆意狩猎的场面后，颇感无奈而发出的慨叹。又如《贵公子》一诗写道：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金铃犬吠梧桐月，朱鬣马嘶杨柳风。流水带花穿巷陌，夕阳和树入帘栊。瑶池宴罢归来日，笑说君王在月宫。唐代进士及第是很受当时人看重的一条入仕途径，从进士及第后庆祝的活动场面来看，对当时的社会风俗造成不少影响。其中进士科放榜之后，及第进士都要到曲江之畔举行游宴活动，这项活动到了李漼在位的咸通年间，变得更加奢靡。生活在咸通年间的王定保在所撰的《唐樜言》第三卷中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他说当时由于进士在曲江的游宴成为惯例而且场面越来越盛大，以致长安城中专门出现为举办这项游宴服务的一批人，称为“进士团”。而“进士团”自大中、咸通以来人数逐渐扩张，其中为首者有个叫何士参的人，尤其擅长筹办筵席。这个人善于未雨绸缪，例如今年宴会刚过，他就开始筹办来年的筵席物品，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称为“长安三绝”之一，而何士参也因此成为进士及第庆祝活动的知名噱头。在进士们进行游宴庆祝活动中，都要准备一个大袋子，里边放着酒器、钱绢等，逢花即饮，所以诗人张籍有“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偕携酒器行”之句。为了方便观看游宴活动，公卿之家都想从中挑选东床佳婿，以致曲江池畔车马堵塞。王定保又记述说，新进士们尤其看重樱桃宴，这项筵席历来都是进士们共同出资筹办。例如乾符四年（877年），淮南节度使刘邺的次子刘覃进士及第，本来刘邺已经每天给予儿子一锭银子作为游宴的费用，但刘覃为了出资筹办樱桃宴，所耗费的钱财是其父给予的数倍银两。时值春天，长安樱桃初出，价格昂贵，许多富贵人家还未敢尝鲜，刘覃便暗中叫人大批预购，独自办了一场樱桃宴来招待公卿，以此大大出了一番风头。我们都知道，新进士及第是朝廷未来的骨干力量，历来有很多新进士后来成为知名大臣。但李漼在位时期的新进士，不以做个为民请命的好官为志向，反而大行奢靡之风，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李漼治下的大唐帝国已经呈现末世之态。不仅当时的新进官员呈现骄奢之态，皇亲国戚的奢靡之风更加严重，诗人韦庄在《咸通》一诗中就揭露得十分直接：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竟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管弦送年华。诗中的“金张许史”指的是汉代的外戚金日磾、张安世、许伯、史高，诗人韦庄引用这四个人，借以讽刺李漼一朝皇亲国戚的奢靡荒淫。皇亲醉生梦死，官员不务正业，皇帝李漼已经完全不是王宗实起草即位诏书的所说的“孝敬温文、弘博慎敏”。事实证明，无论多少溢美之词，终究掩盖不了李漼的昏庸顽劣。而史学家将他即位伊始就划归大唐帝国的衰亡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从他当上皇帝伊始，整个国家就陷入一片战乱之中，这其中既有内部的农民起义，也有边境的战火烽烟。第二章战乱迭起裘甫起义唐宣宗李忱颇有“小太宗”风范，不仅“明察沈断，用法无私”，而且“从谏如流，惠民爱物”。其中颇多溢美之词，我们不能否认宣宗李忱治下的大中之政，固然取得了不错的政绩，但在他的治下，帝国的农民生存状况依旧十分堪忧，各地农民起义如星星之火到处可见。很多史学家认为，唐末“诸盗（农民起义）”都生于大中年间，虽然这种定论有些武断，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农民不堪忍受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由来已久。正因为如此，李漼即位之后仅仅四个月，长期以来积压的农民与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终于大规模爆发，而首当其冲的

到的主要是那桐一支的婚姻关系，对于其他几支基本未谈。后来她曾专门与我详细讲述过那晋一支的婚姻关系，但因这部书稿已经完成，未及收录。注238豆腐池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宝钞胡同，西至旧鼓楼大街。由于胡同中有杨昌济故居，所以一般提到这个胡同，都以为豆腐池杨家的杨，是指的杨昌济。而事实上这两个“杨”并非一回事。注239张寿椿这里说的“二姐夫”就是察奎垣，详见本卷的奎垣口述。注240这里说的没错，奕劻确是清高宗弘历第十七子永璘的嫡孙，光绪十年(1884年)命其管理总理衙门。封庆郡王。1894年封庆亲王。注241五姑，即那桐的孙女张寿蓉，详见上文张寿蓉口述。注242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向。公益巷南端接方家胡同，北端接国子监，中间有个90°拐弯，是一个较有特色的小胡同。大经厂位于鼓楼东大街，骑河楼位于北河沿大街，与方家胡同几处都相隔甚近。注243这里说的中堂，系指张寿椿之母蒋坤图的祖上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清史稿》卷366“蒋攸铦传”)。关于蒋攸铦的籍贯和旗分，蒋家后人、北京社会科学院袁熹教授有所考证，认为《清史稿》记载有些舛误，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注244关于阎家，详见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册蒋亚男、蒋亚娴口述，尤见访谈者按中的注释。阎隆飞(1921—)，生物化学家。北京市人，满族。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注245大头瘟即流行性腮腺炎，也称痄腮。注246西安战干团，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产物，由蒋介石任团长，副团长为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按团中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一说这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设立的收容机构，是国民党为与共产党争夺青年而办的，因此一度被定性为“反动组织”。注247分司厅小学位于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始建于1914年，始称为“京兆模范小学”，1929年改为河北省立第三模范小学。1935年后因校址位于分司厅胡同，定名为分司厅小学。注248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注249按：张寿椿女士的丈夫是汉族。注250此表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教授根据张寿蓉、张寿崇姐弟的叙述做成，特此致谢。注251参见王钟翰：《内务府世家考》：“明善，字元甫，本姓索氏。内府正黄旗满洲。监生。道光末，外任苏州织造、粤海关监督。咸丰间，内授内务府大臣、崇文门副监督。同治末卒。子文锡，字澍田。继为内务府大臣。孙增崇，字寿臣。亦继为内务府大臣。家住秦老胡同，屋宇多至数百间，世称‘明索’。三世为内务府大臣者，道咸以后只此一家。”(注：《清史列传》卷47，38—39页。按《清史稿》44册，13533页“忠义传”之明善，富察氏；《国朝耆献类征》卷355，13页又有一明善，爱新觉罗氏。是知三人同名，为罕见之事)载《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500页。注252《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第五辑“北京满族调查报告”(未刊稿)，79—82页。注253《那桐日记(1890年—1925年)》，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注254秦老胡同，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至南锣鼓巷，与井儿胡同相接。增崇家位于该胡同西头。注255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0页。注256按有关索家花园的描述在现今通行的讲述老北京往事的文章中经常可见，兹摘录部分如下：“秦老胡同35号四合院原为清晚期内务府总管大臣索家宅子的花园部分。索氏后代是曾崇，因曾崇的儿媳妇为清末代皇后郭布罗婉容之姨，故民间流传这所房子是‘皇后的姥姥家’。该院原本是索宅的花园，名曰‘绮园’，至今院内假山上仍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原院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以外，还有一仿江南园林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造型独特，使花园不同流俗……现为北京市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确如察先生所说为以讹传讹，且增崇也不是“曾崇”。注257关于卖给包家一事，详见本书下面包义、包平的口述。注258奎垣先生的这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的乐元可等，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之一，经常在一起谈艺论画，说古道今。按，关于京城这“八大少”，在本书出版前夕，又得橘玄雅先生来信相告，可作补充：“八大少里两位是柯家的，四位是乐家的，另外两位是旗人。一位是索家的‘索六爷’，另一位网上资料上说是内务府出身的唐子炎，其实就是唐海炘。唐海炘是户部侍郎长叙独子都统志锜的二公子，也就是瑾妃和珍妃的本家侄子，所以并非是内务府出身。据说唐海炘这人极为‘会玩’，京戏等等也十分精通，与当时个别宗室王公的阿哥们、蒙古那王之子、王齐贤、王世襄、朱家溍等世家子弟皆为‘玩伴’。”在此谨向橘玄雅先生致谢。又按，华比银行(BelgianBank)成立于1902年，总行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12月在上海设分行，后陆续在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该行首重在中国投资铁路，专营承揽铁路借款。1956年申请停业清理，1976年正式停业。注259十一叔是奎垣的叔叔。注260这里说的喜塔腊氏，即上篇张寿蓉口述中提到的裕禄家，后姓奚。注261这句话出自当年老北京的一首童谣：“钟楼高，鼓楼矮，假充万岁袁世凯，铜子儿改老钱，铁棍打老袁。”铁棍即指铁良。铁良自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起，就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后又与善耆等皇族成员一起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清朝亡后又进行过一系列复辟活动，故民间有这样的童谣。注262这里指的是清朝内务府大臣绍英家。绍英(1861—1925)字越千，满洲镶黄旗人，马佳氏。绍英于宣统间任度支部侍郎，辛亥革命后，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把绍英称为“恭顺”“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伴随清廷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遗老”之一。马佳氏枝繁叶茂，人口众多，祖上出过辅佐大清有功的大将军图海、礼部尚书升寅。绍英的爷爷升寅进京赶考后，一直定居在朝阳门内南小街新鲜胡同。绍英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杰，次子世良，由于其兄绍彝没有孩子，所以世良被过继给绍彝。这里说的奎垣的十一叔所娶的，就是马世杰的女儿。注263蒋中堂系指清代光绪年间大学士崇礼。崇礼字受之，汉军正白旗人，姓姜氏，误传其姓蒋，而称蒋四爷。其住宅在东四六条西口内，门牌63号、65号。注264亮果厂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起美术馆后街，西至北河沿大街。注265见《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初二日：“大女许字内务府镶黄旗满洲完颜氏崇地山尚书之次孙、衡阶生观察之次子，名希贤，号少阶，行三，现年廿岁。家有母在，胞兄弟四人……下有一弟也……诚玉如内兄大媒也。”(256页)所说希贤之弟，即奎垣先生所说的立贤，也与增崇家结亲。注266乾隆帝长子永璜死后被追封为定亲王，由他的次子绵恩袭爵。绵恩之子奕绍、孙载铨均为亲王，曾孙溥煦降袭郡王，溥煦之子毓朗降袭贝勒，这就是奎垣的外祖父。毓朗曾任军机大臣，在清末是比较开明的人物。润麒即郭布罗·润麒(1912—2007)，既是溥仪皇后婉容的弟弟，其夫人又是溥仪的亲妹妹韫颖。注267关于刘家与刘贡南，详见本书附录《“当铺刘”今昔——刘汝舟口述》。注268这里奎垣先生引用的，是传奇小说《迷楼记》中所叙的一个故事。写隋炀帝晚年沉湎女色，修筑迷楼，选后宫和良家女数千，居住宫中，宫女无数，后宫不得进御者亦极众。后宫女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经于栋下。臂悬锦囊，中有文。左右取以进帝，乃诗也。其中《自伤》一首云：“初入承明殿，深深报未央。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飒履步庭下，幽怀空感伤。平日新爱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君恩实疏远，妾意徒彷徨。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性命诚所重，弃割良可伤。悬帛朱栋上，肝肠如沸汤。引颈又自惜，有若丝牵肠。毅然就死地，从此归冥乡！”帝见其诗，反复伤感，酷好其文，乃令乐府歌之。(《迷楼记》收入《说郛》《古今逸史》《古今说海》等。见《中国文言小说百部经典》，史仲文编撰，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注269察家这套四合院“献”给石油部之后又一次变得十分有名，据称：“自余秋里搬到这儿后，这个胡同的名字在石油战线几乎无人不晓，因为他和战友们创造的‘秦老胡同’工作方式，影响了共和国整个石油工业的发展方向。不夸张地讲，石油部后来的所有重要决策都是在这‘秦老胡同’的‘侃大山’中形成和完善的。”注270继指继禄，奎指奎俊，均为清朝时的内务府总管。参见本文附录察存耆：《关于光绪之死》中的记载。注271刘槐庭和刘贡南不是父子，是爷孙。刘槐庭的儿子名刘禹臣，参见后面对刘汝舟的访谈。注272刘汝舟所说他的祖父、父亲的名、号都与奎垣这里所述不同，可能是奎垣这里的记忆有误。注273马大人胡同现名育群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四北大街。注274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设伊犁将军，部署了一支以驻防满、蒙八旗为主体，辅之以绿营兵，以及厄鲁特、索伦、锡伯等兵丁组成的军队。其中锡伯、索伦兵均由东北移驻，但当时并未编入八旗。同治朝新疆爆发“回乱”，时间持续十六年之久(1862—1877)，伊犁两座满城相继失陷，伊犁亦被俄人侵占。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率兵征西，将伊犁收复。翌年恢复伊犁满营建制，将惠远、惠宁两城满营并为一营，称旧满营，后又从锡伯营中挑选千人，和部分索伦兵一起，组成新满营。奎垣先生这里虽然只有简短几句，但内容大致不差，说明他对新疆这段历史相当熟悉，估计是从婉容的弟弟润麒那里听说的。又按，清代索伦，包括今达斡尔族和部分鄂温克族人。注275这样的记录在《那桐日记》每年正月的最初几天都有，以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例，新正月初一日，午刻饭毕出门拜客四十余家，酉刻归。初二日拜客二十余家归。初三日午刻出门拜客六十余家，酉刻归。初四日午刻出门拜客四十家，酉刻归。到初十日方止，等等。(43—44页)再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七日记：“午后拜西北城客五十八家。计八日之间，已拜过五百数十家矣。”(264页)注276《那桐日记》民国二年(1913年)十一月八日记：“晚吃张治菜两桌。”(759页)注277张治确有其人，见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从前宴会，皆由大饭庄承办。至光绪间，庖人之精烹调者，各立门户，自出应堂会，各种菜品多新颖出色，有黄厨、贾厨、谦益堂刘厨及张治四家最盛。张氏专应各伶人私寓酒席；刘氏专应京官公讌；黄、贾二氏内外城宅第多用之。后皆自开设饭庄，则生意反不振矣。”(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59页)注278如《那桐日记》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五日记：“晚瑞裕如、成芝田送福全馆果席一桌。”(121页)注279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据传光绪朝著名京剧老生、戏界均称“大老板”的程长庚，就是在秦老胡同文索宅(察家)演堂会时，因与孙菊仙争气，一昼夜连演四本《取南郡》，劳累得病，未数月遂卒的。另有民国初年潘镜芙、陈墨香撰《梨园外史》，记咸同以来数十年优伶故事，其中多有提到秦老胡同明善、文索之处，文中记“明善家一个月里头，至少要唱二十来天的戏”(第七回)，虽为小说，但也相当真实地反映出秦老胡同明善家在当时北京的知名程度和盛况。我问他家是否有戏台，原因也出自于此。又按，世怡先生也几次向我提到《梨园外史》一书和书中讲述的明索家故事，限于篇幅和本书主题，有关这本书的谈话此处不赘。注280这里说的十三个有名的唱戏的，当是指“同光十三绝”画中的十三位著名昆曲与京剧演员。按“同光十三绝”，据一般说法，是在清代光绪年间，由画师沈蓉圃以彩色绘制的这十三名演员的剧装画像。所绘十三位演员之面目毕肖，神情逼真，服装、化装写实传真，为研究京剧史的珍贵资料。画中从左至右分别为：郝兰田饰《行路训子》之康氏；张胜奎饰《一捧雪》之莫成；梅巧玲饰《雁门关》之萧太后；刘赶三饰《探亲家》之乡下妈妈；余紫云饰《彩楼配》之王宝钏；程长庚饰《群英会》之鲁肃；徐小香饰《群英会》之周瑜；时小福饰《桑园会》之罗敷；杨鸣玉饰《思志诚》之闵天亮；卢胜奎饰《战北原》之诸葛亮；朱莲芬饰《玉簪记》之陈妙常；谭鑫培饰《恶虎村》之黄天霸；杨月楼饰《四郎探母》之杨延辉。我为刘曾复先生所做访谈时，他说目前流传的许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并不是沈蓉圃的原图。我为刘先生所作口述详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下册)，但他对“同光十三绝”一画的意见并未收入该访谈中。注281贯大元(1897—1969)，著名京剧老生。注282八角鼓是八旗旗人的特色乐器，是北方曲艺音乐单弦牌子曲的主要伴奏乐器。注283按，我这里提的问题来自《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该书记：“同光之际，广东商家采办翡翠来京者，有著名二石，一名三万三，盖以价格而言，一名一口锅，盖以形式而言，皆纯绿无瑕之品。凡宫内所需饰品，多出于三万三，故其名震于时。其实一口锅所出材料尤胜，如继二爷(祥)之扳指及文索(锡)家之第一品翠镯(秦老胡同增氏之上辈，其家有五对著名者)，皆一口锅中材料。”文索即奎垣先生的曾祖、增崇之父文锡。注284《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47—151页。注285“知会”：通知。注286“发抄”：正式抄录药方及脉案，通报各处。注287《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原文均未注出处，下同。注288《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89《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0《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1《关于脉案的书信说明》。注292沙井胡同位于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西。注293马大人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今为育群胡同。注294“锅子料”：初冬烤猪肉与大肉丸子，合装火锅食用，称为“锅子料”。注295“票了”：比喻无所得。注296此次访谈，得益于乐曙青先生及其夫人金玲女士的协助，他们为我介绍了刘汝舟先生并陪同我进行了这次访谈。乐曙青先生是同仁堂乐家大房乐益卿的儿子，对他的访谈详见拙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他也是此次刘汝

壁。“蓬”，方才消失的火焰刀再次出现在莫曹周围，但此时的攻击方向却转向袭击而来的树叶。火焰刀的威力的确了得，掠过之处残叶片片，攻击距离较远的已经切断了附近的几棵大树。林岳坏笑了一下，揉揉鼻子，莫曹眉头不由得一皱，还未来得及动作，脚下水中迅速盘出大批藤蔓，几下就把他捆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下一个脑袋露在外面。金属丝急速变动，横隔成密集的切割网络，各自绷紧。脑中念头一转，我在金属丝上改动了一下，那边林岳却已发难了。藤蔓上伸出了无数小触角，毫不留情地狠狠扎入了莫曹的身体，绿色的藤瞬时变红，那是一种熟悉的红色，血红！林岳并没有作罢，搓了搓手，十指古怪地纠结在了一起，那些藤蔓立刻扭紧，莫曹的身体眼见就要被活活绞碎。噗，一声轻响传入耳中，藤蔓的一处冒出一点火星，紧接着噗噗声连响不断，血红的藤蔓自燃了起来，只几秒的时间便化作灰烬落入湖中。莫曹完好无损地站在水面上，只是皮肤已有些发红，那也是一种熟悉的红色，火红。在藤蔓烧毁的刹那，紧绷的金属丝已然攻了过去，横割竖切攻击角度各有不同，莫曹眼睛一亮，一股几乎无色到透明的火焰在身周涌动起来，那炙热的温度我在岸边也能感受到。但就在接近透明火焰之前，金属丝突地停住，几个扭转，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球形金属网，密结的网眼连蚊虫都无法飞出，网眼的形状配合金属丝上一些细小的痕迹，赫然组成了七道落雷印。“惊天雷动，迎神驱邪。”随着我心中高喝，莫曹的金属网内雷声顿起，耀眼的电蛇不住在网间扭动盘缠。滋地一声，电流猛然激发，伴着狂暴的雷声，巨大的落雷在金属网内爆了开来。“丫的命真硬～～”林岳嘟囔了一句，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踢踏了起来，动作看来很轻松，但他的眉毛却不知为何又拧成了四条。金属网这时莫名的熔解了，如果不是落入水中时冒出了白烟，只怕会被认为那本就是糖条做成的。“叹为观止。”莫曹依旧毫发无损地站在那里，慢慢地鼓掌道，“听风、布荫，两派绝技……”“呸”，林岳往地上啐了一口，打断了莫曹的话。他双脚已停了下来，地上出现了数量恐怖的奇怪的植物，那是一种像似小石子一般的东西，下面长着纤细的根茎，粗粗看去会以为是满地的石子。就在林岳啐下一口吐沫的同时，“石子”们原地弹起，铺天盖地的向这莫曹攻了过去，在接近他的时候猛地爆开，洒出一片黄色的粘液。很快，莫曹的身上，水面上，差不多整个扯雀魔塘都被这种粘液覆盖了起来，那颜色渐渐变作了黄绿色，隔着口罩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酸味——这小子化合出了盐酸？！老田带着晖儿她们退后了几步，口中开始咳嗽了起来，林岳眼睛一翻，随手在空中一招，那些被火焰刀切断的树木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灰白色的树木。“老凡，你攻他下盘。”林岳嚅动着嘴唇用耳语般的声音说道，四周的树木拔地而起，在空中交错排列，交碰间发出类似金属般的声响，挟着劲风向莫曹碾去。“不怕火的铁桦木都用上了。”我心底一阵大汗，难怪莫曹说林岳是狠角色，平日里嘻嘻哈哈的他，动起手来接二连三章法不乱，的确不好对付。惊讶归惊讶，手下的动作并没有放慢，一批金属箭横扫莫曹的下半身，惯用的金属圆锯也配合着切了过去。蓬蓬连响，巨大的铁桦木撞在了一起，莫曹的身形突地拔高三丈，我和林岳的攻击立即落空。林岳嘴角一咧，莫曹上冲的身形被一片凭空出现的树枝阻住，那树枝上挂着柚子大小的黄色果实，赫然竟是炸弹树！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鸟类的鸣叫，我和林岳听得不禁一愣，这清越入云的叫声不是一般鸟类能够发出的，难道是……“退后！”莫炎从身后冲了过来，似乎已经恢复了不少，双手火焰拉动中，白色的夫诸出现在面前。夫诸愣愣地看着空中，眼里竟然露出了一丝恐惧，我这才发现，方才的鸣叫声是来自临空飞起的莫曹！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已闪过一片炫目的红光，夫诸长鸣一声，高起的蓝色光芒将我们围作了一圈。圈外，红光所到之处一切植物、金属、粘液、果实全部消失，甚至连整个扯雀魔塘都不可思议地干涸了。空中哪里还看得到莫曹的身影，只有一只赤红色的美丽大鸟高声鸣叫着，那挥动着的翅膀间挟着熊熊的火焰。“靠，他能驱使朱雀？！”林岳扭过一张苦瓜脸道，“我们跟神兽可没得玩儿了。”朱雀在空中鸣叫几声后，便大力地向我们挥动起翅膀，灼热的高温不住侵蚀着夫诸布下的蓝色光圈。夫诸的身体抖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再次长鸣一声，加强了蓝色光圈的力量。我注意到，夫诸此时的长鸣声已有些落败的意味，当即之下便在夫诸身后布下一个弱水印阵，堪堪抵御住朱雀挥出的烈焰。“先撑几分钟，我弄个东西出来公平对抗。”林岳说着蹲下身子，十指插入黄土中，一股隐隐的光流从他手臂间传入地下。空中的朱雀停止了鸣叫，拍动着宽大的双翅冲掠了过来，在光圈外盘绕飞行了几圈，一片滔天的火势立即燃起。朱雀满意地看了下我们，猛挥双翅，身子陡直冲天而起，飞翔到一定高度后，一个返身，飞箭般地直射而下。它的双翅已然收起，整个身躯绷直，看去就像一道巨大的火箭。我心中一惊，数块厚实的土层在空中不住拦截，但对于已是神兽的朱雀而言，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事实上我也只能尽量拖延时间，因为林岳面前的地上已经露出了星散的植物枝叶。朱雀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拼尽全力的阻挡已起不到任何的作用，林岳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的枝叶一点点露出地面，莫炎则在一边不住地咳嗽，口中再次迸出鲜血。“难道就这么完了……”我心中一凉，林岳的速度跟不上朱雀，即便他弄出的植物可以对付朱雀，我们也会先一步死在火焰之中。夫诸看了看我，眼中突然露出一种坚决，它低低地冲莫炎叫了一声，整个身体通透了起来，蓝色的光芒剧烈地闪动着。莫炎脸上一阵痛苦，咳嗽剧烈起来，撑在地上的手掌紧紧地抠入了地面。夫诸那双温和的眼睛在面前出现，我看着一愣，身子被它用头顶了一下，撞到了一边。“呦～～”夫诸的长鸣声直入云霄，四足用力一蹬，身体带着炫丽的蓝光腾空而起，枝杈的长角直直向上，对着下冲的朱雀迎了上去。波地一震，两只神兽在空中相遇，红蓝光芒交替刺目，清凉与炽热化作两股气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中旋流。旋流中，红光渐渐占了上风，蓝光开始消褪，“呦～～”空中再次传来夫诸的长鸣，蓝光突然一涨，爆了开来，瞬间爆发的力量将朱雀弹开，高涨的红光也暗淡了不少。光亮散去，空中落下一片晶莹的水滴，夫诸的身影已无处找寻，山间还回荡着它最后的那声长鸣，隐隐约约地，仿佛一位即将远行的老友在依依道别。“吧嗒”，莫炎面前的地面上落下了几滴水珠，倏然隐入土中。夫诸消失了，它并不是朱雀的对手，之所以舍命相搏，只是想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妈的，有种现在放马过来！”林岳双手自土中抽出，隆隆声下一棵巨大的树木出现在面前，那奇异的树冠像是梧桐和泡桐的混合品种，枝叶厚密，树干上露着点点结疤，一付饱经沧桑的感觉。“上古恶树？”被弹开的朱雀停留在了空中，嘴里发出话语声，“能取巧不一定就能获胜。”那赫然是莫曹的语声，他竟然是与神兽朱雀化身一体！“你丫少废话，是男人就现在下来过过招～～”林岳撇嘴道，“别告诉我你跟那老耗子似的，喜欢当女人。”“呵呵，别急，想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朱雀一阵大笑，“不过，看在我弟弟的面上，我可以成全你们。”朱雀在空中盘旋了两圈，突然化作了两只，一只浑身赤红，而另一只却是羽色乌黑。红色朱雀落下地面缓步走来，双翅卷动的火焰在上古恶树前逼近；黑色朱雀则落在了上古恶树的树冠上，不住地啄咬着主干树叶。林岳顿足拍掌，树干上的结疤顿时飘出一阵青色烟雾，那烟雾间夹杂着奇臭的味道，红色朱雀立即退身，飞入空中，不住地用翅膀扇动着，避开烟雾带来的恶臭。树冠也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枝叶间长出了一些青色的果实，并不住地爆裂，溅出的果汁黏稠无比，那只黑色朱雀竟被果汁牢牢地黏在了树上，渐渐地化作一股黑色气流顺着树干流下。“上古恶树，灭凤之木，奇臭蚀骨，毒果化形。”红色朱雀在空中不住叹气，“你的确棘手，不过实在可惜，遇上的是我。”林岳眉头一挑，转身拉起莫炎，招呼我们赶快离开恶树周围，但还未跑出几步，就听到木头的嘎巴爆裂声，一股黑气从根部直冲树冠，巨大的上古恶树裂开无数道缝隙，漆黑的火焰开始不住燎烧起来。“鬼炎……”莫炎喘息道，“那混蛋用鬼炎化身。”“是鬼炎，我用恶类虚灵炼成的灵火，专门对付恶类的植物。”朱雀悠然道，“死得瞑目吗？这是我的风格。”讥笑的语调激怒了林岳和我，但却无法反击，因为就在他说话的时候，一股黏稠感极强的火焰将我们团团包裹了起来。是的，我没有感觉错，那火焰是有形的，就像是浮动着的岩浆，炽热的感觉已开始侵蚀我们的身体。“那么……”莫曹出现在面前，“永别了，各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一阵歌声传来，那是一个苍老的声音，莫曹的脸色微微一变，包裹着我们的火焰渐渐消失。淡淡的人影在面前幽然出现，像是从空气中凝结出来似的，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僧衣的老人，鹤发童颜，光亮的头顶上留着九个戒疤。“了然？！”一种特殊的表情出现在莫曹脸上，这种表情被称之为“恐惧”。二十六、龙子狴犴“乱石穿空，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了然自顾吟唱着，似乎完全融入了这首词的意境。莫曹僵在那里，一付进退两难的样子，虽然脸上已恢复笑容，但无论怎样看去都能感觉到他此刻的紧张和恐惧。“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声音嘎然而止，了然用手大力拍着额头，好像是忘了词。“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林岳识趣地接口吟道，不由流露出激动的神色。“老咯，不服输都不行了。”了然跌脚叹道，“早几年的话，我可背着顺溜。”莫炎的身子一抖，撑着看向了然，眼中满是不信和惊讶。也许是和了然的渊源不深，我并没有他俩那么激动，但也不免有些欣喜，毕竟他的到来对我们是一种福音，更何况莫曹的表现足以证明局势倾向性的变化。身边的火焰是自动退去的，我甚至感觉不到了然有任何的动作，那些可怕的鬼炎就销声匿迹了。隐约中，我能看到他身周包围着一片淡淡的雾气，而且紧贴着肌肤。“老爷子怎么有兴趣来这里？”莫曹的笑语声自空中传来，不知何时他已化成了朱雀飞翔在半空中。“真不懂规矩，好好的人非得变成个鸟来说话。”了然摇头道，“怪不得网上人都说有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那可能是鸟人。”“老爷子的逻辑未免自嘲了。”朱雀在空中干笑道，“如此说来，您老岂不是王八了？”暗色光芒一闪，一只黑色巨龟突然出现在朱雀的下方，伸长了脖颈对着朱雀就是一口。“神兽玄武？！”我一惊，难怪莫曹反唇相讥，了然居然掌控了四神兽的玄武。朱雀当即摆翅躲开，但动作稍嫌慢了一点，长长的后尾被巨龟扯下了几片火红的羽毛，落在地上冒起一阵白烟。“老爷子肝火太旺，注意身体。”朱雀在空中抖动了一下，口中悻悻地说着，转身挥翅化作一道红光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没大没小。”了然冲着远去的朱雀哼了一声，衣袖一扫，黑色巨龟顿时化作一团黑气射入袖中。“了然……”林岳的口齿第一次含糊了起来，看得出，他小子不是一点点激动。了然却冲他一摆手，走到莫炎面前，查看起伤势来。“反噬脱力了，看着吓人而已。”了然放心地点了点头，“林岳，交你处理了。”林岳忙不迭地应着，手中搓出几株草药，三下了两下团成丸子塞进莫炎嘴里。“多谢您老出手帮忙。”一肚子的疑问和话语却只冒出了一句感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突如其来的变化影响，只是有种莫名的感觉让我无法和了然顺畅交流。“废话就免了，早来一步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了然看眼周围的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你们的住处再谈。”……“原来是这样～～”S一阵惊叹。这句话其实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想说的，了然慢悠悠的解释了一切之后，我们不免都有恍然大悟的感觉。照了然的解释，当年指点秦始皇的其实是饲虚一派的一名高手，他用引龙大局将龙脉迁至蒙化。照理，秦始皇必须将自己的亲生父亲下葬在龙脉中，但由于羞于承认与吕不韦的血脉关系，因此便派蒙恬秘密押运下葬，并责令蒙恬留守龙脉，于是蒙氏一族便在云南扎根，延续到南诏王朝。为了保证龙脉的安全，秦始皇私下与亡国的越人定下了约定，在灭除六国的时候将云南一带划给了越人，并许诺让他们自立为王，不加干涉。同时也给予了不少的军力和技术支持，这就是古滇国的青铜工艺为什么会那么近似秦代高级工艺的原因。但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饲虚那名高手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他将秦始皇扶上王座后，便勾结了越人中的兴国骨干份子，暗地转换龙脉的运势，企图用换命法将自己与秦氏王朝对调。可他并没有得逞，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的人觉察出了这巨大的风水格局变化，联合众人之力将龙脉封了起来。龙脉的效用极为复杂，四派人虽然只封住了龙脉的王者霸气，却直接影响了秦氏皇朝，因此秦二世胡亥登基不久立刻土崩瓦解。饲虚的那名高手被四派禁锢了起来，为了以防万一，四派逐一改变了引龙大局的分部局面，并安排毛龙看守首部的阴阳无界局。但蒙恬一族和越人却并不知情，一切便延续了下来，形成了之后的云南统治格局。“那幕后操纵郑买嗣的仙人又是谁呢？”我不禁怀疑道。了然的解释很简单，是四派中的负责看管龙脉的人，当初也许是出于对龙脉安全的考虑，所以才利用了郑买嗣，一方面除去了穷兵黩武的南诏王朝，另一方面将龙脉隐藏起来。因为那时的中原王朝已开始窥觑，而这条源自昆仑的龙脉力量过于庞大，一旦被发现利用，只怕后果远胜于当年。“定世三龙之一。”莫炎恍然道，“这条龙脉的确不简单。”风水堪舆自上古起就有一个十分玄妙的说法，天下龙脉大小无数，但有三条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而出，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这三条龙脉气势浩大能量惊人，有定世称霸的效用，故并称为“定世三龙”。但北龙为成吉思汗所用，耗尽龙气已是枯竭；中龙因地势转变，后代无知的破坏也失去了效用；南龙在风水典籍记载上是消失于一场浩劫，却想不到是如此缘由。“就这么说也对，不过那老爷子也忒小心了点。”林岳一脸惋惜道，“就这么把龙脉丢进无间轮回局里去了，还搭上了八百条人命，忒狠了点。”“秦始皇杀了多少人？”莫炎冷冷地问道，林岳一时语塞，白了他一眼，不再多话。莫炎并没有说错，秦始皇自得到龙脉力量之后横征暴敛，实施严苛的秦刑制度，并大量屠杀六国俘虏，也制造了“焚书坑儒”的人间惨剧。其原因不是他自身的脾性所致，而是来自龙脉的强大力量激发了暴戾的行为。事实上，元朝的开国三代君主也留下了同样的史证，可见当时那位前辈舍小我顾大我的处理方式并不过分。可是，了然接下来的话语却令莫炎有些难以接受了。当初那个妄图称霸天下的饲虚高手正是莫炎的先祖，禁锢期间他将自己的“雄心壮志”和一些技法写了下来。莫曹机缘巧合之下得知了这些，隐藏在血脉中的野心随着引发。于是便联合心怀不满的陈子浩，在隆庆关外设局害死了饲虚全派的精英，包括他的父母。因为，记载上教会了他一个方法，那就是从死人的脑子中获取对方的能

彻查此事。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Gonsa1vesdeMiranda)和耶稣会萨(D.Leonardode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开启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一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1]《清史稿?邦交志一》。[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3]《清实录?雍正朝》卷27。[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二章远去的“政治名人”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叔嫂搭台共创新局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

，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得有人去；我不知道是被一枪打死好呢，还是慢慢饿死好；我去；我也去；不用大家都去；士兵们可能不喜欢；他们也许会吓一跳，以为我们想逃跑，说不定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把那个伤了腿的人打死的；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多么小心也不过分，想想昨天出的事吧，无缘无故杀死了九个人，士兵们怕我们；我怕他们；我倒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也会失明；他们，指谁呀；士兵们；依我看，他们应当先瞎；大家都同意，但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这里缺少一个说得出最好的理由的人，那样的话士兵们就不会开枪了。时间慢慢地过去，扩音器一直没有出声。你们掩埋了你们的死人吗，第一个宿舍的一个盲人没话找话，问道；还没有；开始发臭了，会把一切都感染的；好啊，让他们感染去吧，就我来说，在吃饭以前我连根稻草都不想动，不是有人说过吗，先吃饭，后刷锅；这个谚语用错了，不是这样的，通常人们埋葬死者之后才吃喝；到了我这里正好相反。几分钟以后，其中一个盲人说，我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怎样分食物，和原来一样，我们知道我们一共多少人，数一数食物有多少份，每个人分一部分，这是最简单最公平的办法；结果不是这样，有人什么也没有吃到；也有人吃了双份；分得不好；只要不遵守规矩就永远分不好；要是我们这里有个看得见的人就好了，哪怕只看得见一点；那他马上就会耍个花招，把大部分留给自己；不是有人说过吗，在瞎子的世界，谁有一只眼睛谁就是国王；别说什么谚语了；这里情况不正是这样吗；这里没有什么能自救的独眼人；依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按宿舍把食物等分成两份，每个宿舍负责分配自己的那一份；刚才说话的是谁；是我；我，我是谁；我；您是哪个宿舍的；第二个；看到了吧，太狡猾了，你们人少，当然有利，吃得比我们多，我们宿舍可是住满了人；我只是说这样最方便；还有人说过，谁不拿大份，谁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太笨，他妈的，给我住嘴，不要再说什么有人说过了，听见这些谚语我就心烦；本应当把所有食物都拿到食堂里去，每个宿舍选出三个人去分，有六个人清点，就不会有弄错或者耍诡计的危险；要是他们说，我们宿舍有多少多少人，我们怎样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实话呢；我们在和诚实的人打交道；这话也有人说过；不，是我说的；喂，绅士，实际上我们都是饥饿的人。仿佛人们等待的是暗号提示或者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扩音器里的声音终于响了起来，注意，注意，现在允许你们来取食物，但是必须小心，如果有人太靠近大门，会听到第一次口头警告，假如不立即回去，第二次警告就是一颗子弹。盲人们开始慢慢往前走，一些自信心强的径直朝他们认为的门口方向走去，另一些辨别方向的能力较差，没有把握，宁愿摸着墙往前，这样不可能出错，到了尽头只要拐个弯就到门口了。扩音器开始重复刚才的命令，声音威严急躁，即使没有任何疑心的人也注意到了其间口气的变化，盲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一个盲人宣布，我不去了，他们想把我们引到外边，然后通通杀死；我也不出去了，另一个人说；我也一样，第三个人也说。他们停下来，犹豫不定，几个人想去，但恐惧渐渐控制了所有人的身心。扩音器里的声音又响起来，如果三分钟内没有人来取，我们就把食物收回。威胁没有战胜恐惧，只是把恐惧推进了头脑中最深的洞穴，它像被追赶的动物一样等待进攻的时机。盲人们战战兢兢，每个人都往别人身后躲，最后才慢慢来到门外的平台上。他们看不见饭盒没有放在绳子扶手旁边，他们本指望能在那里找到，不知道士兵们是不是因为害怕被传染，不肯靠近所有盲人都抓过的绳子。现在饭盒摞在一起，位置大概在医生的妻子取铁锹的地方。往前走，往前走，中士命令道。盲人们在混乱中想排成一行，依次前行，但中士又冲着他们喊起来，饭盒没有在那里，松开手，不要抓着绳子，往右边走，你们的右边，你们的右边，一群蠢蛋，没有眼睛也该知道你们的右手在哪边。这个提醒来得及时，因为几个头脑严谨的盲人按字面含义理解这个命令，以为右边自然就是指说话人的右边，所以就想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再去寻找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食物。若是在其他场合，这笨拙的表演准能让最严肃的看客也放声大笑，几个盲人爬着前行，脸像猪一样贴着地面，一只胳膊伸到面前在空中摆动，另一些盲人也许因为没有屋子的保护而害怕被白色的空间吞噬，拼命抓住绳子，紧张地侧耳倾听，等着头一个找到饭盒的人发出喊叫声。士兵们的愿望是用手中的武器瞄准，毫不留情地把眼前那些低能儿通通击毙，他们就像瘸腿的螃蟹一样，一边爬还一边舞动笨拙的螯足寻找失去的腿。他们知道，今天上午团长在军营说过，盲人的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来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解释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一些士兵不够聪明，听不懂这漂亮的比喻，难以理解疯狗与这些盲人有什么相干，但是，一位团长的话，即使是用的比喻，也必定字字千斤，他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必定有理，否则在军旅中就升不到如此高的职位。一个盲人终于碰到了饭盒，搂住饭盒大声喊叫，在这里，在这里；如果这个人有一天恢复了视力，可以肯定，他在有机会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时候不会比现在更兴奋。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其他盲人也扑到饭盒上，手脚并用地往自己身边拽，个个争先恐后，我拿走，我拿走。留在那边抓着绳子的盲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现在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懒惰或者胆小受到惩罚，被排斥在食物分配之外，啊，谁让你们当初不愿意撅着屁股在地上爬，不愿意冒挨枪弹的危险，好，那就不要吃饭了，想想人们常说的吧，不冒险者不得食。在这种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推动下，一个盲人丢开绳子，把双臂举到空中朝嘈杂声那边走去，他们不能丢开我。但是，叫喊声突然停止，只留下在地上爬行的声音，沉闷的惊叹声和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知具体何处的纷杂混乱的响动。他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想返回绳子那边，抓住绳子就能安下心来，但又辨不清方向，白色的天空没有星星闪耀，现在只听到中士下达指示的声音，但中士是在指挥那些带着饭盒的人们回到台阶上，他的指示只对那些人有意义，要想到达目的地取决于所在的位置。之前抓着绳子的盲人，只需沿原路返回，现在他们正站在平台上等着其他人到来。丢开绳子的盲人不敢从所在的地方挪动一步，焦急之下他大喊一声，请你们帮帮我，他不知道，士兵们已经用步枪瞄准了他，单等他踩到那条无形的生死线上。喂，瞎子，你怎么待在那儿不动，中士问，口气里带着一点儿紧张，确实，他不同意团长的意见，谁知道灾难明天是不是来敲我的门呢。至于士兵，人们清楚，命令他们杀人他们就杀人，命令他们去送死他们就去送死。没有我发话不准开枪，中士喊道。这句话让盲人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跪到地上，哀求道，请帮帮我，告诉我该往哪里走。瞎子，走过来，走过来，那边一个士兵假装用友好的口气说道。盲人站起来，走了三步又停下来，觉得对方用的动词可疑，走过来不同于走回去，走过来是指朝这边走，朝这个方向走，是让你到喊你的地方去，在那里子弹可以把你的失明症变成另一种失明。这是一个人品恶劣的士兵干的，可以称为罪恶行为，中士立即大吼两声加以制止，站住，向后转，接着他又严厉地训斥不守纪律的士兵，看来他属于人们不应当把枪交到其手中的那类人。听到中士善意的干预，已经到了平台的盲人们欢欣鼓舞，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这喊声成了迷失方向的盲人的指南针。他塌下心来，径直朝前走去，继续喊吧，继续喊吧，他说，而那些盲人热情地为他鼓掌欢呼，活像在观看一个竭尽全力的运动员进行漫长而激动人心的冲刺。之后盲人们纷纷拥抱他，这举动确实并不过分，只有在逆境中，不论是在已证实的还是可能出现的逆境中，人们才能结识朋友。亲密无间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几个盲人利用别人激情澎湃的机会带上几个饭盒偷偷溜走了，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即使是为了防备分配不公，显然这也是不讲信义的做法。不管怎么说，总还有诚实的人在，现在他们愤怒地表示，这样下去无法生活；如果我们不能相互信任，结局会怎么样呢，一些人富于辞令地问道，话说得却很有道理；另一些则威胁说，那些浑蛋是请求我们赏他们一顿老拳，实际上那些人并没有提出请求，不过人人都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再者，这种稍加修饰的粗野说法只有在无比贴切的情境下才能得到原谅。回到天井以后，盲人们一致同意，解决这一微妙形势中已出现的问题最实用的办法，是两个宿舍平分剩下的饭盒，幸好饭盒是双数，另外，两个宿舍出同等数目的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收回失去的饭盒，也就是说被偷走的饭盒。他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讨论先后的问题，好像这已经成为习惯，即应当先吃饭后调查，还是先调查后吃饭。占上风的意见是，鉴于大家一连许多小时没有吃东西，最好是先把胃安抚一下，然后再进行调查；不要忘记，你们还要掩埋你们的人，第一个宿舍有人说；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杀死呢，你就想让我们埋吗，第二个宿舍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回答说，他兴致勃勃地玩了个文字游戏，大家都笑了。但是，他们不一会儿就得知，那些无赖没有在宿舍里。两个宿舍门口一直都有在等着吃东西的盲人，他们说确实听见有人从走廊里走过，并且走得很急，不过没有任何人走进宿舍，更不要说拿着饭盒的人了，关于这一点他们可以发誓。有人提出，找出那些家伙最可靠的方法是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床上去，空着的就是那些贼的床了，这样，等他们舔着嘴唇从藏身的地方回来时大家一齐扑上去，让他们学会遵守集体财产的神圣原则。然而，按照这个及时而又具有深刻的公平意识的建议行事有严重的不妥之处，就是必须先把人们盼望已久而现在已经凉了的早饭搁在一边，并且还不能预见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才用餐。我们先吃饭吧，一个盲人说，大部分人认为应当这样，最好还是先吃饭。可惜，遭到无耻之徒们的偷窃之后，剩下的饭很少。这时候，那些窃贼正躲在这座破旧不堪的大楼里某个地方大吃大嚼，每个人吃两份或者三份，突然间伙食大大改善，有牛奶和咖啡，当然是凉的，还有饼干面包加人造黄油，而正经人却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满足于吃原来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并且食物品种还不齐全。就在人们闷闷不乐地嚼着无糖饼干的时候，外面响起扩音器的声音，第一个宿舍的一些人也听到了，是叫受传染者去取他们那部分食物。一个盲人显然受到了刚刚发生的违规行为造成的恶劣气氛的影响，突发奇想，如果我们去天井等着那些人，他们看见我们一定会吓一跳，说不定会丢下一两个饭盒。但医生说他认为这样不好，惩罚没有过错的人是不公正的。大家都吃完饭，医生的妻子和戴墨镜的姑娘把硬纸板饭盒，盛牛奶和咖啡的容器，纸杯和一切不能吃的东西送到花园里，我们必须把垃圾烧掉，医生的妻子回来以后说，消灭可恶的苍蝇。盲人们坐在各自的床上，等着逃离羊群的母羊回来。他们是公羊，一个粗里粗气的声音说，这里所说的公羊寓指王八，即其妻子与别的男子私通的男人，不过他不会想到，在牧人们的语汇中，公羊就是公羊，并无其他寓意，这算不上什么过错。但是，那几个混账东西一直没有出现，大概担心会有什么不测，他们当中肯定也有能想出赏他们一顿老拳的主意那样有远见的人。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两个盲人已经躺在床上，有的甚至睡着了。亲爱的先生们，吃了睡，睡了吃，这算怎么回事呀。仔细分析一下，也不全是坏事，只要不缺食物，因为没有食物就活不下去，这倒像是住在旅馆里一样。相反，外面的盲人不知受了多少苦难呀，在城里，确实如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走，所有人都躲避他，家里人提心吊胆，不敢接近他们，什么母子亲情，说说而已，也和这里一样，把人关进一个房间，把食物放在门口，那就算是大恩大德了。如果不带偏见，不让怒气模糊你的理智，冷眼看看现在的情况，就不得不承认当局决定把盲人集中在一起颇具眼光，物以类聚是择邻的金科玉律，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毫无疑问，最里边那位医生在谈到我们应该组织起来的时候说得对，确实，问题在于要组织起来，首要的是食物，其次便是组织起来，两者在生活中都必不可少，挑选一些遵守纪律并且能够约束别人的人领导这一切，为共同生活建立起所有人都认同的规矩，都是些简单事情，清扫，整理，洗涤，对此我们不能抱怨，他们甚至给我们送来了肥皂和洗涤剂，要保持床铺整洁，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丧失自尊自爱，避免与军人发生冲突，他们看管我们是在履行义务，至于死者，我们已经死得够多了，问一问这里谁愿意在晚上讲讲故事，故事，寓言，笑话，都行，请想一想，要是有人熟背《圣经》我们就算有运气了，让我们重温一切，从《创世记》开始，重要的是既自己讲又听别人讲，可惜没有一台收音机，音乐永远是很大的消遣，我们还可以听新闻，例如是不是发现了治愈我们这种病的方法，若是果真能发现，我们该多高兴呢。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街上传来枪声。他们来杀我们了，有人喊。不要慌，医生说，我们应当合理推断，如果是来杀我们的，会到里边来开枪，而不在外面。医生说得对，是中士下令朝空中开枪的，并非某个指头扣着扳机的士兵突然失明；完全可以理解，从几辆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下来许多盲人，不这样就不能管住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卫生部通知陆军部说，我们要运去四车盲人；一共多少；二百人左右；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呢，盲人们的宿舍是右侧的三间，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全部装满也只能容下一百二十人，除去我们被迫打死的那些，现在住着的有六七十人；有办法，把所有宿舍都用上；这样的话受传染者就和盲人直接接触了；更可能的是，那些人迟早要失明，就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估计我们都被传染了，显然没有一个人不曾看见过盲人；我倒要问一问，既然盲人看不见，他怎能通过目光传播失明症呢；我的将军，这是世界上最符合逻辑的疾病，失明的眼睛把失明症传给能看的眼睛，还有比这更简单的问题吗；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有很大改善；失明不等于死亡；对，但死人都是盲人；好吧，就来二百来人；好；怎样处理公共汽车司机呢；也把他们关到里面。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致电卫生部长，您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您提到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自己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头上开了一枪；好，先生，态度前后一致；陆军随时准备做出榜样。大门完全敞开了。根据兵营的习惯，中士命令盲人们排成五人一行的纵队，但盲人弄不准数目，排出的队伍有时候多于五个人，有时候又少了，结果所有人都挤在大门口，他们毕竟是平民，缺乏秩序感，甚至没有想到让女人和儿童到前边去，像在海难中那样。这里必须说一下，免得大家忘记，枪并非都是朝空中开的，一个公共汽车司机拒绝和盲人们一起进去，抗议说他看得清清楚楚，结果呢，三秒钟后就证明卫生部长说得对，死人都是盲人。中士下达我们已经知道的命令，朝前走，上面有个六级的台阶，六级，到了那里以后要慢慢行走，如果有人在那里绊了跤，我可不愿意去想会发生什么情况，他唯一没有告诫的是沿着绳子走，这可以理解，如果让盲人

污，连续的奋战已经使他精疲力尽。但他依然尽力地砍杀冲过来的叛军，他并不甘心就此低头认输，此前不久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他依然记忆犹新。叛军越聚越多，封常清且战且退，不知不觉中已经撤到了洛阳城宫苑的西墙之下。“将军！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您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部将继续劝说。最终，封常清在几个部将的保护之下，从宫苑西墙的残破之处突围出来，一路向西直奔陕郡而去。洛阳至此沦陷于安禄山叛军之手！封常清一路之上，回想着身在洛阳激战的场景，他实在没有想到安禄山的叛军兵锋如此之盛，不由得为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而自责，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将先前的战况报告给驻守陕郡的东征副统帅高仙芝。此时的高仙芝已经知道洛阳失陷，他将手中的兵马绝大部分集结在陕郡，准备坚守在这里，打一场持久战。错杀十二月十五日，封常清率领残部进入陕郡，太守窦廷芝闻听洛阳失陷，吓得连夜逃到河东去避难，封常清马不停蹄地去面见高仙芝。见到高仙芝后，封常清详细汇报了先前洛阳的战况，以及他对未来战局的看法。“属下连日血战，叛军势头很盛，现在元帅将人马聚集在陕郡。但潼关却防守薄弱，属下建议将军暂时放弃陕郡，退到潼关据守，这样长安才可以安全。”封常清不愧是名将，虽然在洛阳遭遇惨败，但到底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此刻思维丝毫不混乱，并且敏锐地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封常清的建议，高仙芝采纳了。在经过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后，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心里一直郁闷着，先前的自负似乎收敛了很多。怛罗斯之战的惨败对他影响至深，成了的心中挥之不去阴影，以至于有些畏首畏尾。在高仙芝看来，封常清作为久经沙场的战将，是有资格对战局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先前和叛军的较量中，唐军将领中只有封常清的腕儿最大，连封常清都惨败而退，那目前的形势的确是万分危急。应该说封常清的建议没有错，高仙芝采纳他的建议也没有错。但两个人在决定退守潼关的方针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和部署，甚至连为什么退守潼关也没有和士兵讲清楚，就匆忙命令军队急速向潼关撤退。事实证明：由后队变前队容易，但必须要让后队明白，前队并不是战败溃逃。由于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疏忽，唐军在撤退的时候，居然出现了混乱的情况，说是急速溃退一点也不为过，士兵丢盔卸甲，狼狈逃窜，互相踩踏，甚至出现了踩踏致伤致亡的情况。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下，高仙芝和封常清急急如丧家之犬般的终于将部队带到了潼关。在他们进城的第二天，安禄山的叛军便尾随而至，随后叛军展开攻城战，由于潼关城墙高大，加上高仙芝和封常清带领部队拼死抵抗，所以叛军一时没能攻下潼关。或许是因为先前的连续作战也让安禄山感到疲劳，或许是因为攻下东都洛阳，让安禄山迫不及待地做起了皇帝美梦，总之在进攻潼关未果之后，安禄山命令叛军暂时停止一切战事，而他自己在洛阳开始计划称帝事宜。面对渐渐撤去的叛军，高仙芝和封常清不禁长抒一口气，现在他们终于有时间可以重新整顿兵马，认真筹划一下接下来的战事了。但就在他们认真准备的时候，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潼关将是他们两个人生命的最后一站。导致他们最终悲剧结局的，其导火索恰恰是这次混乱不堪的撤退。自古以来将帅在外掌握重兵，都会为皇帝所忌惮，因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皇帝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除了让将军们掌握重兵出征之外，还经常派宦官监军，其实所谓的监军，不过就是监视那些带兵的将军们。这次高仙芝挂帅东征，李隆基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前去监军。而边令诚恰恰是一个多事的人，在军中随便发号施令，将高仙芝冷落在了一旁。他的这种举动让高仙芝十分不满，加上高仙芝骨子里本身就很自负，所以两个人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吵得面红耳赤。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边令诚本身是不同意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谈不上有什么深谋远虑，完全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在高仙芝带着人马撤退的时候，边令诚借机离开了高仙芝，但在临走之前，他看到了撤退时混乱的那一幕。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边宦官的头脑中瞬间形成了。回到长安后，边令诚立即向李隆基汇报自己先前在潼关看到的溃退场景，并添油加醋地谗说高仙芝自作主张放弃陕郡，私自贪污军饷；封常清故意在洛阳战败，有意纵容扩大叛军的声势，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警觉。在经历了家奴顶撞、宰相混战后，李隆基更加对宦官信任有加，居于深宫之中的他，本身就对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退守有所怀疑，而且李隆基又想起了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的惨败，让大唐在西域威信扫地。尤其是封常清先前的大话此刻依然在他的耳畔回响，但实际战况却是封常清如此不禁打，现在边令诚点出了全部奥秘所在，这让李隆基很是恼怒。事实上，一个已经很久不问国事的皇帝，是不可能在面对一团糟的局势时，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的，所以高仙芝和封常清的结局已经注定。“你带着我的诏书，立即回到潼关，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以防有变。”“老奴遵旨！”随着李隆基下达的一纸诏书，边令诚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不过李隆基一定想不到，他这次的一时冲动，会是致命的错误。事实上，就在边令诚再一次从长安启程，还没有到达潼关的时候，高仙芝和封常清已经得到了边令诚又回来的消息，对此高仙芝倒是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但封常清则不同。自从洛阳战败后，封常清内心始终再自责，他曾经派人到长安汇报洛阳的战况，但却被李隆基拒绝。他隐隐觉得边令诚二次来到潼关，很可能是带着某项任务而来，甚至他觉得自己可能性命难保。终于，对自己前途的绝望以及对大唐未来命运的担忧，促使封常清满腔衷情地给李隆基写了一封奏表。令他没想到的是，这居然成了自己的遗表。在这封奏表中，封常清详细陈述了安禄山叛军的情况，以及洛阳之所以这么快失陷的根本原因。针对当时朝廷上下普遍轻敌的情绪，封常清情真意切地提醒李隆基切不可轻视安禄山，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仰天饮鸩，向日封章，即为尸谏之臣，死做圣朝之鬼，若使没而有知，必结草军前，回风阵上，引王师之旗鼓，平贼寇之戈铤，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无任永辞圣代悲恋之至。封常清在奏表的最后，仍然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忠心，可谓是字字带血，催人泪下。十二月十八日，于潼关驿南西街之上，边令诚首先召见了封常清，当封常清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时，边令诚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封常清那无助的眼神流露出的一丝迷茫。“封常清守卫洛阳不利，致使大军惨败，贼兵势盛，更有在皇上面前口出狂言，扰乱圣心，其罪难免，皇上有旨将其处斩以正军法。”边令诚说完后，在场的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封常清领着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在很多人望风而逃的情况下，不畏强敌拼死守卫东都，而且在叛军攻入洛阳后，依然能够身先士卒和叛军展开巷战，实属难能可贵，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洛阳失陷责任不在封常清。但现在边令诚已经宣读了圣旨，即使众人心中不服，也无法为封常清开脱，所以全都低着头沉默不语。“讨逆无果，死乃甘心！”封常清跪在地上仰天长叹，他的声音已经沙哑，虽然他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但当边令诚宣读完圣旨后，他依然流露出了悲愤不甘之情。作为多年从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名将，坦白地讲，封常清并不怕死，然而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在自己人的手里。“臣常清虽死无憾，请边公公将这封奏表带给皇上，以表臣之忠心！”言罢，封常清拿出了先前写好的奏表，转交给了边令诚。很多人亲眼目睹了封常清被斩的全过程，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希望今天这一刻早些过去，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接下来的一幕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就在封常清刚刚被斩之时，高仙芝带着人马匆匆赶来。在此之前，他得到了封常清即将被斩的消息，所以他快马加鞭地赶了过来。但没等他高喊“刀下留人”四个字，他便看到了封常清的尸体。高仙芝此刻浑身犹如电击一样，僵在了原地！然而在边令诚看来，高仙芝此时来得正好，因为皇帝陛下圣旨上写得明白，封常清之后就是高仙芝。“元帅来得正好，皇上让老奴为元帅带来了恩命。”边令诚阴阳怪气地说道。高仙芝恍惚之中回过神来，他立即走向边令诚，然后跪倒在地。“高仙芝擅自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又私自贪污军饷，其罪当诛！”边令诚在宣读这封圣旨的时候，语气明显加重，很长时间以来，高仙芝对他的蔑视，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今天他终于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如果说先前见到封常清的尸体让高仙芝犹如电击一般，那此刻在听到圣旨的内容后，高仙芝几乎要昏厥过去，还好旁边的几个兵士急忙将他扶住，才没让他倒在地上。半晌过后，高仙芝终于缓过神来，他咬紧牙关用力地说道：“如果说因为放弃陕郡致使大军溃退死伤无数，仙芝死不足惜。但是上有苍天，下有黄土，说仙芝贪污军饷，实乃诬陷之词，仙芝死不瞑目！”此刻，高仙芝的眼睛死死地盯住边令诚，这不仅让边令诚有些毛骨悚然。“不要辩解了，来人！行刑！”边令诚连忙催促。“哈哈哈！”刹那间高仙芝发出了凄厉的惨笑，然后他环顾众人拱手抱拳，高声说道：“仙芝如果真的贪污了军饷，你们就说个‘有’字，如果没有的话，仙芝恳请众将士还仙芝一个清白，说个‘冤’字！仙芝并不怕死，但大丈夫光明磊落，仙芝并不想走得如此冤枉！”在场的所有人全都被此情此景所感动，终于在刽子手的刀头即将落在高仙芝的脖子上时，所有人共同喊出了那个字。“冤！冤！冤！”那一刻，声震天地，苍茫之间久久回响。高仙芝可以瞑目了！……边令诚终于完成了他的复仇计划，带着心满意足回去向他的皇帝陛下复命。但对于李隆基来讲，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首，完全是自毁长城的表现。因为在他们之后，防守潼关的重任落在了另一个将领哥舒翰的肩上，和高仙芝、封常清比起来，哥舒翰虽然也算是名将，但终不如高、封二人强强联合有利。此时安禄山的叛军在第一次进攻潼关未果后，他们并没有立即发动第二波进攻，安禄山的兵锋之盛似乎有所减弱。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此时腰肥肚大的安禄山正在洛阳做着他的皇帝美梦。当然这也给了唐军极为有利的喘息之机。事实上，就在唐军和安禄山的叛军在中原腹地陷入胶着状态时，已经沦陷于叛军之手的河北、河南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反抗的义士们用热血之躯和赤胆忠诚谱写下了名垂青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扯旗举兵安禄山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一个多月便连下河北、河南诸多州县，一直到攻陷洛阳后，才稍稍停止前进的脚步。不可否认叛军南下的速度极为惊人，但安禄山或许过多地考虑战场因素，而对自己所攻占州县的治理工作做得一塌糊涂。叛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并不是进行有效的治理，而是采取“三光”政策，导致很多老百姓家破人亡，从整个战略来看，安禄山叛军可谓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叛军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很快激起了河北、河南很多州县的反抗，在山河破碎的危急之秋，很多人自发组织起来，勇敢地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其中声势最大的、最有成效的当属河北常山颜杲卿、颜真卿兄弟组织的反抗斗争。颜氏兄弟出身名门望族，是北齐年间儒家学者、经学家颜之推和唐朝初年儒学大家颜师古的后人，兄弟二人品行出众，居官政绩突出，多获赞誉。当时颜杲卿担任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真卿担任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太守。安禄山举兵叛乱后，很快进至槁城（今河北槁城）。当时颜杲卿深感以常山的守备力量，是无法对抗安禄山叛军的，但常山地处要冲，非但是安禄山叛军进退的咽喉之地，其西南又有土门之险，实为河东通往河北的重要门户。在颜杲卿看来，以安禄山的兵锋之盛拿下常山易如反掌，与其以卵击石做无谓的牺牲，不如忍辱负重从长计议。于是，颜杲卿便同长史袁履谦商议决定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暂时放弃对叛军的抵抗，并一同前往槁城面见安禄山。安禄山早已久闻颜杲卿的大名，在得知他献出城池后，不禁喜出望外，遂任命颜杲卿仍为常山太守，并赐其金紫鱼袋。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叛军铁蹄的践踏下，当时河北地区只有常山一地因为颜杲卿忍辱负重的计策，而暂时免遭战火，自此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私下不断密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伺机举事。就在颜杲卿在常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反戈一击的时候，他的从父弟颜真卿率先在平原郡举起抗击安禄山叛军的义旗。对比颜杲卿，颜真卿更加刚烈和果敢。颜真卿，字清臣，汉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唐代杰出书法家。他创立了“颜体”楷书与后世的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颜真卿的书法堪称一绝，但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能够真正实现其不朽价值的，却是在河北聚兵二十万与安禄山的叛军做殊死搏斗的壮举。颜真卿原本身在长安担任侍御史、武部（兵部）员外郎，因为看不惯杨国忠的所作所为，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出任平原郡太守。到达平原郡没多久，他就发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他暗中加紧了防备。由于平原郡处于安禄山老巢范阳的眼皮底下，为了减少安禄山的怀疑，他以防止降雨水灾为理由积极修筑城防工事、储备粮草。同时颜真卿也明白安禄山是个多疑的人，自己的举动未必能够瞒住他，为此他故意和诸多当地的文人天天泛舟于湖上，充分营造出一种不理政务的假象来麻痹安禄山。就在颜真卿暗中准备一切时，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大举南下，河北诸多州县纷纷陷落，而平原郡由于不处在战略要冲，所以叛军没有经过这里。但安禄山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则，虽然没有攻占平原郡，却让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两郡共计七千人人马防守河津。颜真卿明白，这既是安禄山的战略，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试探和考验。颜真卿毫不犹豫地立即执行，不过这也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益处，那就是打着防守河津的旗号，公开招募兵士。据史料记载，颜真卿招兵的文书一经散发到各地，河北沦陷的州县多有响应，短短十天之内，就招募了将近五万人。很多地方官带领人马前来投奔，这其中包括济南太守李随、清河长史王怀忠、景城司马李炜、邺郡太守王焘等人。这些人虽然在各自的属地没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但此时各自手下依然有五千至一万人不等的军队，在听到颜真卿招兵买马的消息后，这些人杀掉安禄山委任的官员，义无反顾地去投奔颜真卿。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以颜真卿的性格和对大唐的忠心来看，他是不可能就此甘心投降安禄山的。随着颜真卿兵力的不断增长，以及各地伪官接连被杀的消息传到叛军那里后，此时身在洛阳的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原来正被颜真卿玩弄于股掌之间。愤怒的安禄山想让部将李庭望率军东征颜真卿，无奈从起兵以来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已经不能再抽调更多的人马出来，不得不放弃东征的想法。此时饶阳太守卢全诚忽然反戈一击，杀掉饶阳的伪官据城反抗。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禄山只好派部将张献诚在上谷、文安临时招募了几千人前去围攻饶阳，同时意图切断颜真卿西进的道路，以缓解自己紧张的局势。安禄山无暇顾及颜真卿，给了颜真卿极大的发挥空间，在很多州县官员到来后，颜真卿的兵力急速增长，应该

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第49页。?周伟洲：《陕西发现的两通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碑石》，第4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6页。?同上书，第四十一卷，第276页；第三十四卷，第504—505页。?例如，17世纪50年代著名的叛军首领孙守金（他可能是孙守法的兄弟）在兴安附近的板场山建有自己的“寨”。他的营寨得到近旁其他两个“寨”的保护，其中的一个寨控制着一个高山峡谷，它能轻易地抵御敌人的大兵。板场山的背面还驻扎着另外两个同盟营寨，保护孙守金的后背。这还不算，在下面山坡上，又星罗棋布般地散布着总共九个寨，成犄角声援之势。《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以前，兴安驻兵不足，任珍不愿将部队投入山区作战，因为他担心其他地方会发生起义。现在，早先调给陕西巡抚黄尔性的4000士兵归还给了兴安将领。《清史列传》，第3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4页。?同上书，第274页。任珍将胜利归于“幸仗我皇上洪福，皇叔父摄政王威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同上书，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2—273页；参见《清史稿·孟乔芳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9—25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0页。奉天人申朝纪（卒于1648年）显然是一名精明强干的官员，为治清静肃然，又致力于恢复秩序。下级官吏要是被指控有专横霸道之态，立刻降职。“劾贪吏数十人”。减站银岁额20万两为15万两，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此外，申朝纪任命了直接向他报告的固定的催税人，以取代轮流由里长征收专门的代役钱的作法。《大清一统志》第一三三卷，第32页；王轩、杨笃：《山西通志》第一○四卷，第28页。?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同上。?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同上书，第330页。?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插入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同上书第二十五卷，第294页。?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同上书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第十章“危时计拙”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叉苜蓿贮存起来。他进镇去买烟草和糖浆，捎回了多薇。“我说，斯图亚特，”米斯纳说，“你见到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了吗？”“我干吗要见到她？”“安娜说没人看见她。当然啦，我们还没问她母亲。”斯图亚特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这个用词，把一张打卷的五美元钞票放到柜台上。“你们从她那儿什么都打听不到的。”他说着，心想她就是真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帕特活该，他心里说。她到处打探别人的事，可要是碰到有关她自己的事，立刻就闭紧了嘴巴。“这倒让我想起来了，迪克告诉我，他早上看见斯维蒂了——就在马路上走，没穿大衣。没穿什么厚衣服。”“斯维蒂？从她家里出来？”安娜强调了她的不相信。“走在马路上？”米斯纳问道。“不是斯维蒂。”“迪克发誓是她。”“应该是，”米斯纳说，“我也看见她了。就在我家屋外。我原以为她要敲门，但她转身又朝中央大街走去了。依我看，她像是要回家。”“没有。迪克说她从萨金特门前路过——像个大兵似的大步走出了镇子。”“他没拦住她？”斯图亚特瞪了安娜一眼，像是不能相信她的话。“他当时正在给银行开门，丫头。”米斯纳皱起了眉头，安娜打断了他刚刚想说的话。“你们都想来点咖啡吗？也许要点南瓜面包？”两个男人都接受了。“最好有人和杰夫谈一谈。”话是安娜说的，可三个人全都看着一面摆满货架的墙，墙后是弗利特伍德家具及器械店。理查德·米斯纳的凝视和斯图亚特·摩根的警觉显示了某种预告，一小块天空闪过水彩般的颜色：橘粉色、薄荷绿、海岸蓝。天空的其余部分呈白镴色，把这个如图画一般奇特的阳光破云而出的景象烘托得更璀璨了。这景象延续了整整一小时，每个看到的人都惊悸不已，随后便褪了下去，铅灰的天空在无情的大风上方凝固了。到中午，第一阵雪就落了下来。起风前的这阵雪急促如弹丸，猛烈不融化。两小时之后，第二阵雪下来了，变得柔和，静悄悄的，覆盖了地面上的一切。斯维蒂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只走开一会儿，梅布尔小姐。”看来她想这么说的。也许她没说。反正是她脑子里要说的话。不过她必须赶快，赶在孩子当中有人咯咯笑出声之前。无论在门廊里还是走道上，斯维蒂的步伐都很坚定——仿佛她必须去什么重要的地方，她必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消花上几分钟，她就可以马上赶回来。那一小会儿时间只够用来按摩一下小屁股，好让它不再酸痛；或吸出痰或磨碎食物或刷牙或修指甲或小便一次或抱一下婴儿或唱一支歌，但主要是来得及照看一眼。除非她婆婆在场，她绝不会移开目光，而一旦移开也会赶紧看过来，因为梅布尔小姐的视力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敏锐了。别人主动帮忙，最初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如今不定期了，可她始终拒不接受。斯维蒂在照看小孩方面是最好的了。她婆婆次之。阿涅特原先也不错，但现在不行了。杰夫和她公公从不留意，更别提照看了。她醒着的时候，照看不是个问题，入睡后照看才费神。六年来她都睡在童床旁的小床上，或者与杰夫同床共枕，而她小心翼翼地呼吸，耳朵随时在听，每一根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准备弹起。她知道她睡着了，因为她做了梦，虽说记不起梦到了什么。不过，在同一时间既睡觉又照看是越来越难了。天亮后梅布尔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昏暗的房间，斯维蒂站着接过咖啡。她知道梅布尔已经给她放好了洗澡水，叠好毛巾和干净的睡袍放在卧室的椅子上。她还知道，梅布尔会给她梳头——洗头、编辫子、盘发，或者只给她抓抓头皮。咖啡会很美味，颜色很深，加了糖。但是她也知道，要是她这一次喝下咖啡，并在旭日的照射下上床，她就再也不会醒来，那样的话，又由谁来照看她的孩子们呢？于是她喝下了咖啡并且说，或者是想说：“马上回来，梅布尔小姐。”她下了楼，把杯碟放在餐桌上，随后，她没有梳洗，也没穿外衣，就打开前门离开了。很快。她没打算一直走到摔倒、晕倒或冻僵的地步，然后一时间滑进一种虚无。她想要的小东西不是喝清晨的咖啡、疲惫地洗澡、穿上叠好的睡衣，然后进入充满警觉的睡眠——按照这样的顺序，天天如此，永远如此，尤其在这特定的地点，在这特定的一天。她认为，改变这种顺序的唯一途径，并不是以不同的方式做什么事情，而是做一件不同的事情。只存在一种可能——离开她的家宅，迈上她六年没走上的大街。斯维蒂走过了整条中央大街——经过了以福音书名命名的街道，经过了新锡安山、哈珀药房、银行、卡尔瓦里山。她绕进彼得路口街，离开那里，再走过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在鲁比北区，马路的质量改进过两次，她的双腿走起路来劲头十足。她的皮肤也焕发出光彩，因为她没觉得冷。户外的新鲜空气，她已经不习惯了，直刺鼻孔，她要仰着脸去承受。她不知道自己在笑，也不知道那个姑娘正从一辆崭新的七三型轻便卡车的车后向她凝视。那姑娘以为斯维蒂在哭，一个黑人女人在乡间道路上痛哭，又一次让她伤心不已。姑娘从空筐中间的藏身处窥视着斯维蒂。福特卡车向南行驶，在经过斯维蒂身边时放慢了速度，随后停了下来。车里边，司机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司机探出车窗，扭回头对斯维蒂的背影喊道：“你需要帮忙吗？”斯维蒂没有转过脸或者接受司机的热心。车里那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吸了口气，做丈夫的便转回身来开车。幸亏马路的这一段有点倾斜，不然的话，那个方寸已乱的搭车姑娘从车后跳出来时就会伤着她自己了。那两口子先前并不知道自己车上有个乘客，他们从后视镜中看到她跑过去帮那个神志不清的可怜人，而那人居然连句“不必了，谢谢你”都没说。当那心碎的姑娘追上那女人时，深知不能去触碰或说话，或干扰那哭泣的妇女已然陷入的顽固妄想。她隔着十步左右的距离跟着走，端详着破旧的白色平底便鞋上面秀气的黑脚踝。皱巴巴的女式衬衫是浅蓝色的，上面垂着衣袋。这个梦游者的头发一边压得平平的，另一边却乱蓬蓬的。时不时地，她发出像是傻笑的抽泣声。她们就这样一直走了一英里多的路。走路的那个走到哪里，搭车人也走到哪里。只有幽灵和她的身影。那天早晨天气阴冷。风吹过道路两侧高高的野草。十五年前，当那个伤心的搭车人只有五岁的时候，她曾经用四夜五天的时间敲着她家楼里的每一扇门。“我姐姐在里面吗？”有人说不在；有人问是谁；有人说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多数人根本就没开门。那是一九五八年，在那年月，一个小孩可以在政府建的崭新公寓中平安无事地到处撒欢。开头的两天，她在楼里一层一层往上逐户敲门，确保没漏过一家一户，然后就等着。她姐姐吉恩这会儿随时都可能回来，因为饭菜已经摆到了餐桌上——肉糜卷、菜豆、番茄酱、白面包，而且冰箱里还有满满一大罐饮料。她正儿八经地摆弄着两本彩色书、一副纸牌和一个湿漉漉的玩具娃娃。她喝了牛奶，吃了土豆片、涂了苹果酱的咸饼干，还一点点地吃掉了整整一个肉糜卷。最后，只剩下可恨的菜豆，已经变得干巴巴、软塌塌，难以下咽了。第三天，她开始明白吉恩为什么走了和怎么把她叫回来。她仔细地刷了牙，洗了耳朵，还在用完厕所之后立刻冲洗干净，并且把短袜叠放在鞋子里。她花了很长时间喝光那罐冷饮，还把她想从冰箱拿出罐子时摔碎的玻璃碴捡起来。她记得面包盒里有罗纳·杜恩饼干，但不敢爬到椅子上去打开。她默默祷告的是：如果她不经人指导就做对了一切，吉恩就会随时走进来，或者只要她敲公寓的一道门，吉恩就会在那儿！满脸微笑，伸出双臂。可是黑夜就吓人了。第四天，她刷着她的十八颗乳牙，直到牙刷让血染成了红色，然后凝视着窗外，透过温和的细雨看着人们早晨去工作，儿童去上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人走过。而后有一个老太太顶着一件男人的外衣遮雨。随后一个男人在草坪中的空地上撒种子。再后来，一个高个子女人走过窗下。既没穿雨衣，也没戴什么在头上，用手背和手腕内侧揉着眼睛。她在哭。后来，到了第六天，调查员来的时候，她想起了那个一点都不像吉恩的哭泣的女人——连肤色都不一样。但在此之前，在第五天，她发现—确切地说是看见—一件东西始终在那儿等着她。由于祷告没有回应，刷牙使牙龈出血，并且饥肠辘辘，她已经情绪低落，顾不上当好孩子了，索性爬上一把椅子，打开了那个装着饼干的盒子。靠在盒子上的是一个信封，上面的一个字她当即就认出来了：是用唇膏写的她自己的名字。她不等掏饼干盒就打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纸，上面是更多用唇膏写的字。除去纸上方她的名字和下方的“吉恩”，她一点都看不懂，两个名字之间是许多亮红的记号。她沉浸在幸福之中，把信折好又放回信封中，再把信封放进她的鞋里，那封信就此一直伴随着她。她收藏着那封信，为保存信的权利而抗争，把它从废纸篓里捞回来。她六岁了，是个热情的一年级学生，但还读不了信的全部内容。过了些时候，那封信干脆成了一张像鞭炮一样红的纸，没有留下一个认得出来的字。但那毕竟是信，保存在她的鞋里，使得调查员将她送进第一个领养家庭（总共有两家）。她当时只是短暂地想到那哭泣的女人，后来就想得多了，直到那女人的身影不时地成为伤心的梦境。一直搅动着杂草的风这时刮来了雪——稀疏、大片，像玻璃碴似的刺骨。搭车人停下来，从行李袋中掏出一件做披肩用的羊毛毯，然后追上去，把毛毯裹到走路人的肩头。斯维蒂挥舞着两手，直到醒悟过来她得到了温暖，而不是受到阻挠。当羊毛织物裹在她肩头时，她一刻也没有停步。她继续走着，不时咯咯笑——还是抽泣？搭车人想起，不到半小时之前她还藏在空筐之间时，经过了一座大房子。在车里花二十分钟走的路程靠步行就要走几小时，但她觉得她们能够在天黑之前赶到那里。问题在于天冷，还有就是怎么止住那哭泣的女人，让她休息一下，然后只要走到那处房子就把她带进去。一双那样的眼睛是很不正常的。在医院里，是那种日夜踱步的病人才有的；在路上，在空旷的地方，有一双那样眼睛的人就会走个不停。搭车人决定把时间消磨在谈话上，便从自我介绍开始。斯维蒂听到了她的话，而且从离家以来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这不请自来的同伴微笑——或是哭泣时迟疑了一下。她想，罪孽。我挨着罪孽走，还裹着它的外衣。“发发慈悲吧。”她咕哝着，还轻轻笑了笑——也许是呜咽。她们看到女修道院的时候，斯维蒂觉得暖和多了。虽然她没感到一路上的那种刺骨的严寒，但还是因罩在头发上和充塞在鞋里的暖雪而觉得舒服。多亏自己没有受到走在身边的这个罪恶幽灵的侵害，多亏自己没有和它扯上关联。斯维蒂的优雅体现在无论暖雪多么猛烈地鞭打那个身形，让它沉默无语，把它冻僵，使它喘着粗气只能勉强坚持，她本人却依然在刺骨的寒风中傲然前行。出于自身的意愿，斯维蒂步履沉重地走上了车道，但她任由那恶魔去做余下来的事。前来应门的那名妇女说了声“哦”，就把她们俩都拉进了屋里。在斯维蒂看来，她们像鸟，像隼，扑腾着翅膀向她啄来。她们让她心烦。若是她更强壮些，没有因为值夜班照看婴儿们而浑身乏力，她就会把她们击退。可惜事实上，她除去祈祷便无能为力了。她们把她放到一张床上，给她盖了那么多毯子，出的汗都流到耳朵里了。她们端给她的东西，她不吃不喝。她紧闭嘴唇，紧咬牙关。她默默地、热切地祈祷获得解脱，你知道吗，她居然如愿以偿：她们留下她一人，走开了。在静静的房间里，斯维蒂感谢了主，便飘进了宁静而不安的睡眠中。是婴儿的啼哭而不是发抖把她惊醒了。尽管她很虚弱，但还是起来了，或者说是想爬起来。她头痛口干，注意到自己原来没睡在床上，而是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皮沙发上。当一只鹰拿着一盏煤油灯，张着血红的嘴走进屋时，斯维蒂的牙齿咯咯发抖。那只鹰用最甜美的声音对她说话，就是魔鬼用的那种方式，但斯维蒂高呼救世主，它就走了。在宅子里的什么地方，那孩子一直在哭，让斯维蒂一阵狂喜——她从来没听过自己的孩子发出这种声音。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晰、这么持续不断、这么有节奏的呼唤。就像是一首赞美诗、一支安魂曲，或者十诫令人兴奋的和弦。她所有的孩子都很安静。突然之间，就在欢乐之中，她勃然大怒。婴儿们在这里，在这些妖魔中间哭叫，怎么没在她家呢？当两只鹰回来时——其中一只还端着一盘吃的，她问它们：“那孩子为什么一直在这里哭？”它们当然不承认。在遍布全屋的哭泣声中赤裸裸地撒谎。它们其中之一甚至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说道：“我听到孩子的笑声，有时还唱歌。从来没有哭声。”另一只鹰咯咯笑着应和。“让我从这里出去。”斯维蒂挣扎着把声音喊出来，“我得回家。”“我这就送你去。等汽车发动起来就走。”同样狡猾的妖魔的腔调。“马上。”斯维蒂说。“吃些阿司匹林，吃些东西。”“现在就让我离开这里。”“真是个泼妇。”一只鹰说。“不过是发烧。”另一只说，“你把嘴闭上，好吗？”是耐心遮掩了一切声音，只除去主的告诫声，是主把她从这里弄了出去。先是进了一辆停在车道尽头雪地里的锈巴巴的红色汽车，最后是赞美，赞美他的神圣名字，投入了她丈夫的怀抱。他和安娜·弗拉德在一起。从她呼唤她的救世主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在路上了。斯维蒂实实在在地投入了杰夫的怀抱。“你跑到这儿来干吗？我们整整一宿没法过。你有脑子吗？老天，丫头，亲爱的。出什么事了？”“她们逼我，抓着我。”斯维蒂叫道，“噢，天哪，带我回家吧。我病了，安娜，我还得照看孩子们呢。”“嘘，别惦着那事了。”“不行。不行。”“现在就会好起来的。阿涅特已经回来了。”“把暖气打开吧。我太冷了。我怎么会这么冷呢？”西尼卡瞪着天花板。小床的床垫又薄又硬。毛毯扎她的下巴，她的手掌由于在车道上铲雪而生疼。她曾经睡过地板、纸板和让人产生梦魇的水床，还有一次，接连几个星期睡在艾迪的汽车后座上。可她在这张干净、窄小的童床上却难以入睡。那个哭泣的女人折腾了——一夜再加第二天一个早晨。西尼卡睁了一整宿的眼，净听玛维斯和吉姬说话了。这栋宅子似乎属于她们，尽管她们说一个叫康妮的人才是房主。她们为她做饭，却没有打听什么。除去讨论过她的姓名——从哪儿取的？——她们看上去像是了解她的一切，并且很高兴她待在这儿。后来，到了下午，她觉得自己累得该歇一会儿了，她们就领她到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卧室。“歇一会儿吧，”玛维斯说，“饭熟了我就叫你。你喜欢炸鸡吗？”西尼卡觉得她要呕吐了。她们彼此并不喜欢，西尼卡就露出微笑，表示同意。要是一个人诅咒另一个并开了无聊的玩笑，西尼卡就哈哈笑。当另一个厌恶地转眼珠时，西尼卡就报以理解的眼色。总是充当和事佬。是说“是”或者“我不在乎”或者“我要走了”的那个人。不然——又能怎么样？她们可能并不喜欢她。可能要哭。可能要离开。因此她已经尽力哄人高兴了，哪怕《圣经》比鞋子找起来更费事。他像所有的新囚犯一样，两样都想马上要。西尼卡买十一号的阿迪达斯鞋没遇到难题，可是在印第安纳的普雷斯顿没有什么像样的书店，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普通的都没有。她绕路到布鲁明顿，发现了一本《当代圣经》，那是一本没有彩色插图，却在许多页上印着横道的书，让人记下生、死、婚姻、受洗的日期。那东西看起来真了不起——整个家庭多年的活动表——于是她就买下了。他当然生了气，并且这股怨气压倒了得到那双黑白相间的跑鞋的兴致。“你就不能买到合意的东西吗？不过是一本小小的《圣经

己能力有限，无法达到朝廷要求的标准。但是皇帝李儇也明白无论是谁来干，也不能够马上收拾烂摊子，所以对杨岩的辞职申请不予批准。后世的胡三省在读《资治通鉴》关于上述的相关记载后，发出了十足的感叹，认为追求高官厚禄是人的本能，但是唐朝末年居然出现有不愿意做官者，从中可以看出大唐帝国已经是濒临衰亡。当朝廷内部一片焦头烂额之时，除了黄巢在全国大范围的流动作战外，江南地区尚有王仙芝战败身死前就已经分离出来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由王重隐率领，于当年二月攻下饶州（今江西鄱阳），四月攻下洪州（今江西南昌），迫使江西观察使高湘出逃。另一支由曹师雄率领，四月间活跃在宣州（今安徽宣城）、润州一带。皇帝李儇只得又改令让曾元裕、杨复光引兵援救宣、润二州，黄巢得到消息后，一方面看到东都洛阳的唐军守卫森严，不愿意采取强攻进而耗损实力；另一方面也想与江南义军互相配合作战，于是黄巢作出决定，引兵从和州、宣州之间渡江南下，进入宣州境内继续对抗官军。曾元裕为了援救宣州，派部将王涓带领先锋军日行百里率先赶至南陵（今安徽南陵），可是在那里突遇黄巢大军，王涓猝不及防战败身死。次日曾元裕领兵赶到，只得收拾王涓的残兵四五千人进入宣州守卫。黄巢渡江后，相继攻克虔州（今江西上饶）、信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和饶州，不过当时黄巢、王重隐、曹师雄三支人马始终没有直接联系和配合作战，依旧是各自为战。不久，王重隐陷入官军包围战败身死，曹师雄在进攻湖州（今浙江吴兴）时被镇海军节度使裴璩击败身死，两支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使得朝廷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黄巢大军。王重隐和曹师雄的失败，使得黄巢本来转战江南的战略意图瞬间落空。但此时江北的官军防务做得十分严密，黄巢渡江北上实属不易，于是他决定继续向东南方向推进，将进攻中心转向朝廷赋税的供给之地浙东地区。乾符五年（878年）八月，黄巢进逼杭州，并转攻越州。早在六月间，朝廷就看到两浙地区因为黄巢大兵压境而导致局势万分紧张，为了加强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朝廷将高骈调任镇海节度使。高骈到任后派部将张麟、梁绩在越州附近击败黄巢的部分起义军，成功收编其部将秦彦、毕师铎等数十人。为了避开高骈大军的锋芒，黄巢带领大军从越州向南撤退，准备由浙东地区取海路进入福建，但一时间找不到足够的船只，便开山七百里，由陆路进入了福建地区。进入福建后，黄巢兵分两路，他亲率主力人马由今浦城、崇安、建瓯、南平进军福州，另一路人马由今浦城东向政和、福安、霞浦攻取福州。十二月，两路大军在福州城下会和，时任福州观察使的韦岫见黄巢军势大，慌忙弃城而逃。黄巢成功进占福州，稍事休整后，继续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于乾符六年（879年）春向岭南进军，五月间包围岭南重镇广州。不过，由于常年流动作战，导致大军疲惫不堪，黄巢的军队需要休养，所以他没有立即发动对广州的进攻，而是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为大军腾出休养的时间。为此，他送信给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让李迢代他向朝廷请降，并求广州节度使的官衔，作为请降的条件。皇帝李儇接到李迢的奏报后，召集朝臣们进行商议，朝廷上下再次展开一场辩论。以宰相郑畋为代表的官员，主张可以暂时同意黄巢的条件，以收到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瓦解黄巢起义的效果。而且郑畋认为黄巢起义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而且国家久不用兵，将士对战争的概念十分模糊，进而导致各路人马不能协同作战，所以不如同意黄巢的请降，这样可以免去用兵的诸多麻烦。只要遇到丰收之年，那些起义军的中的农民一定会思念故土，一旦其部众离散，黄巢就只能束手就擒，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恐怕很难平息这场祸乱。郑畋的意见当时得到众多朝臣的认可，但是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则明确表示反对，相比于郑畋，卢携的反对则是出于私利。高骈移镇浙西地区就是卢携的主张，在黄巢攻占福建之后，卢携又任命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想让高骈立下奇功，自己能在朝廷实现大权独揽。所以卢携反对招抚，主张继续进剿黄巢，他认为，高骈将略无双，他辖下的淮军战斗力很强，剿灭黄巢不算个事儿，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让黄巢看出朝廷有胆怯之心，这样会涣散军心。为了彻底激怒黄巢，卢携在朝堂之上玩了个花招，他建议授予黄巢“率府帅”的官职。这种官职是明显的闲散官职，他试图通过这种做法，为自己主张继续镇压黄巢找到借口。而且时任左仆射的于倧也认为，广州地区有海上贸易的厚利，一旦被黄巢占据，可能会严重减少朝廷的财政收入，所以也不同意授予黄巢广州节度使之职。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反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之所以召集朝臣商议如何应对黄巢请降一事，是因为黄巢实在势大。当他听到卢携如此信心满满后，他便采纳卢携的意见，诏令高骈继续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皇帝李儇倾向于卢携，让郑畋十分不满，而且对于卢携保举高骈，郑畋也是一直郁闷不已。因此在和卢携草拟诏书时，郑畋实在忍无可忍，禁不住对卢携破口大骂：“高骈贻误战机，想以战养战，根本无意剿灭黄巢，你想依靠他用兵，后果将是不堪想象。”郑畋一上来就为卢携来了个下马威，直接挑明了卢携的用意所在，而卢携似乎早有准备，也丝毫不示弱地反击道：“这是陛下做出的决定，你郑畋凭什么对我喊？”卢携说完拂袖而起，袖子甚至沾上了砚台的墨迹，气得他一把将砚台摔到地上。眼见双方剑拔弩张，在场的其他朝官立即将两个人拉开。皇帝李儇得知后，认为身为朝廷宰相，郑、卢二人犹如市井之人争吵，实在有失体面，于是一怒之下将两个人贬往东都洛阳。不过，对于这件事儿，史书还有一种记载，说卢携与郑畋争吵对骂时，卢携将砚台扔向郑畋，时人笑传为“宰相斗击”。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决定继续对黄巢用兵。而这段时间里，黄巢也得到了休养的机会，所以当朝廷决定继续进剿时，黄巢也已经完成休养准备继续作战。在接到李迢送来的皇帝李儇的诏书后，黄巢冷笑了一番，然后将诏书撕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里不是目的地！”乾符六年（879年）六月，黄巢大军急攻广州，活捉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又占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黄巢自称“义军都统”，并发布文告，痛斥朝廷的腐败，指责诸多朝臣与宦官贿赂勾结，以及科举考试主考官徇私舞弊，导致人才埋没的弊政，就连当时朝廷的史官也不得不承认黄巢所言“皆当时极弊”。在岭南一番征战之后，正像黄巢自己所说的那样，岭南绝非其目的地所在，在黄巢的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冲天香阵透长安”。进兵河洛黄巢在岭南不断攻城略地，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朝廷可谓是忧喜交加。忧的是岭南本是朝廷兵力薄弱之处，黄巢大军兵锋在那里所向无敌；喜的是黄巢大军毕竟远离了富庶的江淮地区，对京城长安的威胁更加遥远。因此朝廷决定将黄巢防堵在岭南，不让其继续北上，并为此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乾符六年（879年）四月，宰相王铎毛遂自荐，主动向皇帝李儇申请统率诸军出江陵地区平定黄巢。于是，李儇任命他为荆南节度副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当时荆南（治所湖北江陵）号称重镇，当年颜真卿评价该地区是“荆南巨镇，汉江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所以王铎出镇江陵是企图利用长江天险阻止黄巢大军沿荆、襄北上。与此同时，王铎奏请任命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领精兵五万及当地军队屯驻潭州（今湖南长沙），以扼守秦岭以北之路阻止黄巢北上。八月，高骈向朝廷提出一份出兵攻打黄巢的建议，高骈的计划是让部将张麟领兵五千屯驻株洲（今湖南株洲），扼守住西路；兵马留后王重任领兵八千于循州（今广东惠州）、潮州（今广东潮县）拦阻，自己则领兵自大庚岭进攻广州。除此之外，高骈海建议朝廷让王铎带领本部兵马三万人于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昭州（今广西平乐）、永州（今湖南零陵）拒险以守；邕管军五千屯驻端州（今广东肇庆），防止黄巢从广州逃遁。然而以宰相卢携为代表的朝臣认为，高骈的计划虽然犹如一张大网牢牢将黄巢罩住，但由于朝廷财力匮乏，支持战线拉得过长，难度颇大，所以没有批准高骈的计划。当时以皇帝李儇为核心的朝廷，目的是想首先将黄巢困在岭南地区，然后再将其一点点地消灭，但这只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事实上黄巢在乾符六年（879年）已经发布文告宣布要打进长安，这表明黄巢不甘于仅在岭南一带活动，而且其内部多是北方人，不服岭南地区的水土，当时黄巢大军因为水土不服者已经开始出现士兵死亡事件。因此乾符六年（879年）十月，黄巢决定冲破岭南地区，开始发动直捣长安的战争。黄巢一开始行动，朝廷布置的防线就漏洞百出。先是李系在潭州一带遇到黄巢大军一触即溃，当时身为平叛副都统的李系带领精兵五万，加上当地的军队号称有十万之众，而黄巢从桂州编造数十只大竹筏，乘水涨流急沿湘江而下，经过永州、衡州（今湖南衡阳），于当年十月二十七日抵达潭州城下。李系是名将李晟的曾孙，可是虽然出自将门，才能却和他曾祖李晟完全不在一个级别，史书评价他是“无将略，微有口才，军政不理”，是个赵括类型的纸上谈兵式的人物。或许王铎正是看中李系的口才，所以将精兵交由其指挥，但战场上的事不是靠一张嘴就能解决问题的。眼见黄巢大军前来进攻，李系龟缩城中不敢出战。黄巢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攻陷潭州，官军伤亡惨重，尸体沿着江面顺流漂走。李系早在城破之前，便带着亲信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攻下潭州后，黄巢让部将尚让领兵，号称五十万大军向江陵进军。王铎虽然主动向皇帝李儇自告奋勇请战，但事实上打仗不是其擅长，而且王铎赴任时带了大量的姬妾前往，更像是游山玩水，而不是拼死疆场。对于这一点，《太平广记》曾经记载过一则笑话，说王铎带着姬妾赴任，其正妻十分嫉妒，忽然一天有人奏报王铎说夫人离京也即将来到江陵。王铎十分震惊，对手下人说：黄巢自南而来，夫人自北而来，这叫我怎么生存啊？手下人调侃他说，不如投降黄巢，王铎听完后也是大笑不已。这则记载虽然可以当作笑话去看，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官军是个什么状况，不仅军纪不严，就连主将也是心不在焉。当时从各地调往江陵的人马尚未到齐，江陵守军不满万人，王铎听到李系兵败，黄巢大军乘胜进兵江陵，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部将刘汉宏留守江陵，自己借口要与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会师，率众逃往四百多里外的襄阳。不过刘宏汉也不肯当替死鬼，王铎刚一出城，他便纵兵大肆劫掠江陵，然后领兵率众北归。而江陵城中百姓被迫四处逃亡，当时正值天降大雪，百姓的凄惨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当时对于官军在潭州和江陵的失败，诗人韦庄在其诗作《又闻湖南荆渚相次陷没》一诗中描写道：几时闻唱凯旋歌，处处屯兵未倒戈。天子只凭红旆壮，将军空恃紫髯多。尸填汉水连荆阜，血染湘云接楚波。莫问流离南越事，战余空有旧山河。王铎和刘宏汉相继逃离后，黄巢半个月后才抵达江陵，他们完全有时间加强对江陵的防务。江陵是岭南通往关中地区的要道，其失守意味着黄巢打通了进兵关中的通道，而后黄巢由江陵北进，准备攻取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与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合兵屯驻襄阳南边二百七十多里的荆门（今湖北荆门）准备拦截。十一月二十二日，刘巨容带领精兵埋伏于丛林之中，曹全晸带领轻骑兵向黄巢挑战。当时黄巢接连取胜，产生轻敌之心，于是带领人马追击曹全晸，见义军出战后，曹全晸佯败退走，将义军引到刘巨容埋伏的丛林中内，而后刘巨容领兵杀出，一举打败黄巢，并一路追击到江陵，黄巢这一战损失十七万人马，被迫收拾余众渡江东逃。当时有人建议刘巨容乘胜渡江对黄巢穷追猛打，但刘巨容和先前的宋威想法一样，认为如果剿灭了黄巢，朝廷下一个目标就会是自己，所以放弃了追击黄巢。刘巨容和宋威都生出这种想法，可谓是“心有灵犀”，这再次表明由于朝廷政治昏暗腐败，内部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待黄巢农民起义的态度上各怀心志，步调难以统一。曹全晸领兵渡江追击一阵，听到朝廷以泰宁军都将段彦谟取代他为江西招讨使后，也闷闷不乐地退兵回来。刘、曹二人的举动无疑有利于黄巢从战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资治通鉴》评价说：“由是贼势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可以说，江陵之战其实是朝廷剿灭黄巢的绝好机会，可惜因为朝廷内部的矛盾，最终导致黄巢再次崛起。而皇帝李儇和朝臣们一定想不到，黄巢的这次重新崛起，居然会使他们犹如丧家之犬，逃离长安。由于朝廷未能有效地阻挡黄巢北上，乾符六年（879年）十二月，皇帝李儇鉴于王铎临战逃遁，致使江陵地区不战自乱，贬其为太子宾客出守东都洛阳。同时经过与朝臣们的商议后，他认为高骈多次击败过黄巢，而高骈移镇江南是宰相卢携举荐，所以重新起用卢携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重新将其召回宰相班子。卢携执政后立即将王铎、郑畋任命的关东节度使撤换掉，并于广明元年（880年）三月推举高骈为诸道行营都统，使他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军事统帅。对于曾经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高骈，现在又成为镇压黄巢起义的最高统帅。他深知这一次责任更加重大，所以他一上任立即传檄征调各道之兵，另外在当地广为招募，很快就在淮南聚集了七万人马，在经过周密的部署后，他立即派部将张璘渡江进攻黄巢，一时间高骈司户成为摇摇欲坠的朝廷的支柱（“朝廷深倚之”）。张璘渡江后一度颇为顺手，先是收降了黄巢的义军将领李罕之、王重霸等人，然后成功收复饶州，又收降义军将领常宏及其数万之众，进而又在大云仓击败黄巢，迫使黄巢移军信州。刚刚移军信州，黄巢人马便遭到了瘟疫的侵袭，加上张琳在江边咄咄逼人的态势，形势对黄巢十分不利。于是为了赢得休整的机会，黄巢再次使出诈降的着数，先是以重金贿赂张璘，缓解其攻势，然后写信给高骈表示愿意归降。而高骈则和他的前几任统帅一样，认为黄巢在其强力镇压之下，已经陷入绝境，于是答应黄巢的请降。当时昭义、武宁、义武等镇的人马已经抵达淮南，高骈内心不想让其他镇人马夺了平定黄巢起义的功劳，于是上疏皇帝李儇，请求让诸道人马回归本镇。由于朝廷对高骈的绝对信任，以及很长时间以来官军纷纷虚报战果，卢携带领百官不断向皇帝李儇进贺，导致皇帝李儇误认为平定黄巢指日可待，于是同意了高骈的建议，让诸道人马撤回本镇。黄巢得知诸道兵马已经返回本镇，于是立即重新发动攻势，突袭张璘，成功将其杀死。而后黄巢乘胜分兵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婺州（今浙江金华）和宣州，进抵长江南岸。七月，黄巢又率军从采石（今安徽当涂）飞渡长江天险，直抵淮南，并包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兵锋甚锐，号称十五万之众。黄巢一路所向披靡，让高骈十分震惊，他终于明白黄巢是个比庞勋更加厉害和诡道的角色。此时高骈虽然坐镇扬州，麾下尚有精兵十余万，但他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避过黄巢大军的锋芒，不与其展开大规模作战。一来部将张璘战死对高骈是个沉重的打击，使高骈一时间产生畏战情绪；二来他怨恨朝廷中如郑畋等人对自己曾经有非议，怀着幸灾乐祸之心，想让起义军纵横河洛地区，让朝廷感受到

久久无码视频一区二区，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说：“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是这样，就是这样！”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随便杀人可不行。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2月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6.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启示、思想资源。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摄政底气不足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南都：高干子弟？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南都：就是说在弈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泽，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泽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沣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马勇：过去对载沣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沣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沣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南都：契约精神？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