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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久久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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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久久只有当人们认真沉湎于它的具体环节时,它才显得宏大而崇高,而且当人们凌驾于高高的天宇之上俯瞰历史时,历史就变得渐渐模糊了,因此,鄙人写历史是脚踏实地来还原,而不是仅“观其大略”。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挡貌似合理的推论,仿佛坦白的掩饰,形同铁证的伪造,看似真实的假象。历史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定论,因时间的流逝而难以还原,因政客的无耻遮掩而谬误百出,因历史学家的胆小而缺乏真实,结果历史所遗落的往往是社会进程中最关键的秘密,尤其是历史转型时期,秘密最多,因为在这个时期,前朝失败者来不及记录历史,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新朝的胜利者为了彰显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肆意丑化前朝,明末历史和南明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大清棋局》第一册和第二册做的就是拨开迷雾还原这两段历史真相的事情。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一方面把历代皇帝的《清实录》《起居注》部分御批等资料看了一遍,有了史料学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清朝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档案资料的记载,其实又未必能够完全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比如假如只根据道光朝的实录来看鸦片战争,就会发现清朝压根儿不知道沿海多地出现的敌人其实都是一股敌人——英军。基本的格局把握错了,那么其他一切都是白搭。写作历史,首先要根据大量史料来构建正确的史观,在正确的史观指引下再读更大量史料,由量变到质变,这才有意义。比如一个学人文类学科的硕士,如果在他眼中还是觉得李鸿章是卖国贼,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除了台儿庄大捷外没打过一场胜仗,那么我建议他一本文科书也不要再读了,因为完全没有意义。历史从不迟到早退旷课,它永远在场,前人做过的所有事,都是历史,今人正在做的事,都正在变成历史,后来人做的事,则早晚会成为历史。这一切,只是需要有记录的人而已。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我说不然,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准确地说中国缺少的是形式上的宗教,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德行、言论、功业如果能够通过历史记录,传之后世,那么这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被肯定。多数中国人不相信基督的末日审判,但中国人相信历史的审判。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中国人或许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坏人死后会下地狱,但中国人相信,因为有历史,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抚今追昔,总令人感慨万千,中国历史几千年弹指一挥间,古今兴亡多少事,尽入渔樵闲话,多少代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亡,绵绵不绝,生生不息,多少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最终化作历史的插曲,多少惊天动地的帝王将相最终化作历史的尘埃。历史可以不被完全还原,但不能没有是非,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让人明智,才能对公民教育有所帮助,虚伪的脸谱化的历史不但不能给人以良好的教育和启示,相反,它会混淆视听,降低公民的智力,降低公民的判断力,让公民产生完全错误的分析。一个记录真实历史的史学家为了所写之事尽全力客观,他要超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私利、阶级和民族感情,他要站在一个古今全体人类之外的角度来书写,他既不能把自己站在帝王将相的角度居高临下指点江山,也不能把自己站在被奴役阶级角度来抒发自己的仇恨,他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丑化侵略过自己祖国的敌人,也更不能美化侵略者。这个史学家所写的事必须和他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你让一个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去写南京大屠杀,兴许个别地方就会有所失真。好的史学家是历史的判官,他恰似一个优秀的法官。好的法官会对各种卷宗缜密推理,合理分析,再根据法律来做出裁判;好的史学家会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披沙拣金,考证分析,再根据秉笔直书惩恶扬善的史德来书写历史。孟德斯鸠说:“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两个要件,一是天才,二是自由。”有天分的中国史学家很多,当然这也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关,与中国本身史料在全世界各国中最丰富有关,但自由这一点就不太好办了。在世界历史上,大凡专制国家都没有好的史学家,但是,古代中国是个例外,虽然有许多暴君“朕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从而杀人灭口,但是他们对于写历史的人却无可奈何。642年,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在兼管起居注的事,朕可以看看都记了些什么吗?”褚遂良:“史官记载君主言行,详细记录善恶诸事,这样君主才不敢胡作非为,我未听说君主可以亲自看记录的。”李世民:“朕有不妥当的事,你也记下了吗?”褚遂良答道:“我的职责在于秉笔直书,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假使褚遂良不记载下来,天下也都会记下来。”皇帝是天子,但史官则超脱于天外,一段段血腥的历史兴许在当时根本无法公开,但因为有历史学家的存在,有敢于秉笔直书的人,最终我们通过历史撕开了一个个恶魔画皮。好的史家也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由于史料的纷繁复杂,难以取舍,他们有时也要加上自己的一些合理的推断和想象,但是好的史学家不会对历史添油加醋,而是一定会秉笔直书,惩恶扬善,让乱臣贼子惧;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个人情感,而是一定会带着理性的光辉来写历史;好的史学家不会夹杂太多道德审判,而是一定会设身处地地来写温情的历史。好的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可以晒出历史人物的灵魂,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一段时间欺骗许多人,但你不可能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因为有历史在,有天道在!有此二者,只要你压迫人民,你就会遗臭万年,只要你心系百姓,你就会名垂青史。在埃及法老的墓碑上刻着:“我看到昨天,我知道明天。”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发生过什么,所以有反思之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有敬畏之心。正是这反思之心和敬畏之心构成了我写作此书的初衷。一部好的历史作品是有史事、史识、史实、史诗四个因素,先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阅读大量史事,然后用自己的大格局观,也就是史识来甄别这些史事。通过考辨史料,与历史记录者对话,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这样史实也就出来了。然而如果单纯地堆史料,那么这样的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就需要把史实写成史诗,用如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大叙事、优美文笔来描摹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写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写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读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健全自己的人格,拥有良好的判断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么他就应该多读些历史,多研究历史,至少要有一些基本常识,而不是一个史盲。因为只有读历史,你才能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如今身在何处,又将会向何处去。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珍惜自己的过去,满意自己的现在,乐观自己的未来,过去就是历史,现在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未来也早晚会成为历史。现在是过去的延续,未来的开端。人要幸福,就要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自知,就要读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我们自己,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我们的过去。人们常说以史为鉴,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读史可以明智”,《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确有这样的功用,通过读历史,人们可以加深对现代的人的认识,有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果历史重演,今人说古人所说之话,你就会明白,他要干什么,不会轻易受骗上当。每个公民,如果他能从历史中悟出做人的道理,读懂人生的真谛,看破政客的伎俩,戳穿无耻的谎言,那么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会小心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就会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一步步奋斗。借助历史的经验教训,每个人一起努力,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公平的、民主的、自由的生活。当然,大清历史太博大精深了,仅冯尔康《清史史料学》中列出的清朝史料就会超过一百亿字,单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保存的清朝档案就超过1000万件,莫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就是真能活到万岁也未必能看完这些史料。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大海,我只写出了一滴水的几滴水珠;如果说清朝历史是一片森林,我只写出了一棵树的几片叶子。因为清朝历史承载了太多春花秋月,太多冷雨风霜,太多物换星移,太多阴晴圆缺,我即便耗尽心血,也无法将清朝历史全景式事无巨细地展现出来,但我的确尽力了。我理性地去读历史,去给历史人物定性,一旦定性后,我感性地去写历史,从而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展现给大家。我满怀理智地去读历史,去看浩如烟海的史料,为的是还原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我充满感情地写历史,为的是让历史不再枯燥。总之《大清棋局》一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写出一部既真实又精彩的清朝全史,以上,是为序。序幕南宋端平元年正月十日(1234年2月8日),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人与南宋的联军对金国发起总攻。燃烧着火焰的箭镞像凌厉的钢鞭一样刺穿守城金军的躯体,蒙古人的马刀与南宋军人的战刀把金军纷纷割倒在地,黑风般的炮弹像密集的马蜂一样炸伤金军的身体。那些有血有肉的生命连同草木一起被灼热的气浪抛向天空,抛向死亡的深渊。终于,蒙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军拼死抵抗到天黑。战争中即将胜利的一方的人是最怕死亡的,几个小时后他们就可以享受胜利,但就在这几个小时内战死的人往往是最多的,因为对手早已本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与你拼命。此时连横扫欧亚的蒙古人都感到了金国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于是窝阔台下令:撤退。金国皇帝完颜守绪终于煎熬着熬过了南平端平元年正月十日,但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明天,他召集身边最后的忠臣,与崇祯的最后时刻前身边大臣只剩下王承恩相比,女真人毕竟还多一些血性,完颜守绪对着身边金国的最后血脉说道:“朕为金紫光禄大夫十年,当太子十年,当皇帝十年,自知没有什么大的过恶,死无恨矣。所恨祖宗传祚百余年,至朕而绝,与自古荒淫暴君同为亡国之主,真是让朕不甘心呀!自古以来,没有不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为人辱囚,或被绑缚献俘,或跪于殿庭受辱,或关闭于空房。朕绝对不会到这个地步!众爱卿,朕志决矣!”说罢,完颜守绪目光凝重地看着大将完颜承麟:“此城旦夕可破,朕身体肥胖,不便于骑马突围,你精通兵略,只要你能突围,保全大金国祚,则朕九泉之下亦可瞑目。”完颜承麟本想推辞,但他明白,此时皇帝的禅位举动绝不是在试探。最高权力是每个人都渴望的,古往今来,在通向权力之巅的道路上,埋葬了多少男人的青春,哭干了多少女人的眼泪。但对于一个即将灭亡的政权而言,最高权力无异于一剂鸦片,初尝一口之后就是百倍的透支与最终的毁灭。公元1234年2月9日,伴着蒙宋联军的火炮声,完颜承麟开始了登基大典,与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钦宗在自己的祖先金国人大军压境下继位时在龙椅上哭晕了相比,军人出身的完颜承麟依旧镇定,但镇定之下难掩内心的虚弱,因为他知道,他注定要成为金国的亡国之君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士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宋军孟珙已攻破南城!”与此同时,一个神情憔悴的宫女慌张地跑进来,“陛下,太上皇驾崩了!”原来完颜守绪已经在幽兰轩自缢。完颜承麟再难有心继续登基大典了,他戴上兜鍪,手执战刀,准备迎接最后时刻的到来。大约一个小时后完颜承麟战死,他已没有继任者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时间不足两个小时。至此,金国灭亡。此时金国还剩完颜忽斜虎率领最后五百多金军与蒙宋联军巷战,得知完颜承麟战死的消息后,完颜忽斜虎仰天长叹:“圣上已驾崩,我还打什么?我不能死于乱军之中,我要跳河自尽追随圣上,诸君可自谋生路。”说罢完颜忽斜虎跳入水中溺死,剩下的五百多金军一起跳河自杀,异常悲壮。此时,蔡州城的村庄在燃烧,难民在呻吟,士兵在流血,到处都是股肱交叠的残损尸体,分不清是金国人、蒙古人还是南宋人。金国灭亡后,还有几座城池依然在坚守,直到1236年,还剩会州一座城池没被攻陷。守将郭斌(又名郭虾蟆)依旧坚持抗战,他用火炮轰击蒙军,弹药用完后就用城中金银铜铁杂铸为炮弹,接着轰击蒙军。这年十月,城内粮绝,城破,郭斌把最后的箭镞射向蒙军,箭镞用光后,全家自焚,一个婢女从火中抱着郭斌的一个孩子出来,对人说:“将军为国尽忠,岂能让他绝后?这是他的儿子,恳请您收下他。”婢女把孩子递给此人后,也跳进火中自尽。蒙军破城后,感郭斌孤忠,下令不要伤害他的孩子,把小孩养大。(《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这也是女真人在元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此后,杳无音信。蒙古人实行四等人制。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眼睛有颜色,如西域、吐蕃、中亚等人皆为色目人)。第三等:汉人(金国的女真人、汉人都被叫作汉人)。第四等:南人(南宋人)。元朝时,杀一个蒙古人要偿命,杀一个色目人赔八十两银子,杀一个汉人或女真人交一头毛驴价钱的罚款,当然如果赶上这个杀人者穷,一头毛驴的钱交不出来没关系,打五十七下板子,为什么不是整数呢?不打六十大板呢?因为蒙古人一切都以七为基数,本来六十大板,天饶你一下,地饶你一下,我饶你一下,变五十七下了。元朝时汉人和女真人不能学习拳击武术,不能骑马,不能用马拉车,甚至禁止汉人和女真人买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做弓箭。整个元朝实行宵禁,《元典章》卷五七记载:晚一更三点后禁止出行,禁止点灯,禁止活动,直到第二天早晨五更三点。换句话说,每晚七点半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实行宵禁。由于女真人和汉人都被同等看待,被同等压迫,中原内地的女真人逐渐被汉人同化,昔日与宋朝世代交战的女真人终究成为汉民族的一部分,被同等压迫下民族的融合消弭了一切。在女真人的龙兴之地——东北,元朝时居住着女真人和汉人,其中汉人占多数。这一点读者可能会好奇,汉人不是到了清朝后期才闯关东,大规模移民东北的吗?其实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北是在金国时代,由于女真人几乎尽数进入内地攻灭北宋,与南宋征战,东北几乎为之一空。金国便把七十多万户汉人迁到东北,而此前今吉林、黑龙江汉人数量极少。在东北的为数不多的女真人依旧保持着女真族的生活习惯。三百年后,正是他们再次燃起冲天的火焰,再次进入中原,再次参与中国政权的角逐,改写中国的历史。1333年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继位,是为元顺帝。元末明初权衡的《庚申外史》和叶子奇的《草木子》里,详细记录了元顺帝的人生。元顺帝继位后曾说:“百岁光阴如闪电一样,又有多少时光能供人享乐呢?”于是纵欲无度,整日与十个宠臣在宫中滥交,一帮爷们赤身裸体,脑袋上戴着黄色高帽子,帽子上有黄金打制的佛字,手执念珠,光着屁股列队在大殿内边行走边念咒语。同时,元顺帝让殿内美女数百人身穿璎珞流苏遍体的奇装异服,头戴象牙佛冠,手拿乐器,连敲带舞,意韵悠扬,仿佛月宫雅奏,霓裳荡漾,浑似天女散花,她们还高唱《金字经》,这种舞蹈叫作“天魔舞”。元顺帝看得心花怒放的时候,就冲上去把美女的衣服扒了大干一场。因为怕被宰相劝阻,所以元顺帝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天魔舞美女的屋子,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纵欲了。元顺帝又饮酒又服春药,小日子过得很爽。不仅自己快乐,元顺帝还说:“太子苦不晓秘密佛法,此秘戏可以延年益寿啊。”于是他又让人教太子学自己的这套作为。纵观中国上下几千年历史,所有暴君虽然都是自己浑蛋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未来,至少她和她丈夫的关系多少能改善一点吧。不过我可不想融入她的身体。讨厌!”“或许你能让她变得更积极,好好对待自己的身体。”“希望如此啰!”“那么就决定下星期了。”“好。”※※※※预定的时间到了,卡伦依约现身。她从皮包里拿出一只注明“给贝尔医生”的信封。卡伦2列出赞成与反对融合的理由,以下是这张单子的上半部:门儿都没有!我应该/不应该融合?应该不应该一半一半?赞成反对她需要我,让她变得更完整再也无法跟我的朋友理智让她更有幽默感对谈、交换想法她会学着找乐子、让自己开心失去尊严她能得到重要记忆我会变得很无趣卡伦2写了满满一整页,最后赞成的理由有20项,反对有14项。有趣的是,所有赞成的理由皆围绕着“卡伦将从她身上获得什么”打转——也就是卡伦2能对全体人格有何贡献;而反对的理由则完全集中于她的个人损失。这张便笺最后还有签名:独特的女人,卡伦2。“最近这几天,卡伦2一出来便到处跑来跑去,什么事都做,”霍尔顿说,“大多是参加社交聚会,安排接下来的学校活动。她已经开始传送感觉和看法给卡伦了。昨天,卡伦去参加高中家长会;跟老师说话时,她感觉到一种新的自信。”“昨天她确实更能体会我的看法和感觉了,”卡伦2有些沾沾自喜。“有我加入她,对她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吧。”“你希望我怎么介绍你?”我问。我仍担心那些“反对理由”会重新占上风,改变她的决定。我不想逼她,但我也不要她犹疑不定。我希望她只会感觉到自己被这套机制轻轻带走,如此而已。“我生来就是要当个正常人,坏事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说实话,我也不懂什么是坏事。大多数时候,我处于静止的沉睡状态,唯有在遇到某个重要人物,我们必须表现得像个健康的正常小孩时,我才会出来。上了高中,我想拥有自己的个性,做我喜欢做的事,所以我参加社团——辩论社、话剧社、乐队;毕业那年,我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于是我把时间全花在艺术和戏剧上。”“总之呢,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经常出来,跟其他人出去玩;我看比赛,参加学校活动、社交活动。”卡伦2骤然陷入沉默。我想她已经说完了。“请你在卡伦的小房间外稍候片刻,我先跟她聊聊,然后再请你进来。”卡伦的表情放松,眼神也黯淡了下来。我把卡伦召回来,请她让我进入小房间;然后她打开门,邀请卡伦2进来。“我好紧张,”卡伦说,“她让我觉得很有威胁感。她跟别人不太一样。瘦瘦的,金色短发,很有精神,感觉很有劲儿。”我简短重述卡伦2的来历与存在目的,请卡伦描述过程给我听。“她坐在我旁边,面带微笑、拍拍我的手。她说:‘你为我准备好了吗?’她对这个遍体鳞伤的我们会有什么反应?”“也许这就是本次融合的课题,”我说。“她轻抚我的头发,告诉我不会有问题的。她说我这次不会有受伤或尴尬的记忆。现在她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互相靠近、看着对方,然后拥抱,”我说,好像我真的知道该怎么做似的。“感觉好怪,”她说,身体微微扭动,“我从来不曾意识到她的存在。她要我转告你:‘多谢你做的一切,到时候再见了。’她问我准备好了没,待会儿她会拥抱我,直接与我融合。她说‘再见’。她拥住我,她的头慢慢靠过来……我已经感觉到了。我听见体内所有的声音,我的心跳、我的呼吸。我不舒服。”“做几次深呼吸,让她进入你的内心,”我催促着。卡伦痛苦扭动,表情狰狞;卡伦2抗拒的程度似乎比卡伦还严重。“她完全融入了。我看不见她了。”“你做得很好。”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抖得好厉害。光线好刺眼,声音……”卡伦微微缩起身体。我立刻关掉椅子旁边的台灯,让她整理一下情绪,重新振作起来。几分钟后,她坐正,挺直背脊。“我的头不痛了,”听她的语气,好像头痛前1秒才消失。“感觉好多了。”她瞪视前方某一点,专注于内心的活动。“怎么了?”我问。她摇摇头,回避我的问题。我又问了一次。“没事,真的,”她说,“我只是想起某天中午去多米尼克超市用餐区,拿餐盘取餐的情景。”“我非常好奇卡伦2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这次融合应该与过去截然不同。”卡伦对我虚弱微笑,但她从座椅起身的动作却颇为利落,脚步也有些轻快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与卡伦2融合1997年9月17日,礼拜三,卡伦2与我融合了。我能感觉到这次融合的日子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似乎经常受到这个人格的威胁。我对她所知有限,但她却是我生命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开始融合时,我记得她拥抱着我,然后我仿佛进入隧道,我的耳朵有一阵阵胀痛;我再次对光线、对声音十分敏感。回到你的办公室以后,我想起的第一段记忆是在多米尼克超市拿开胃菜。多奇怪啊!这样的初次回忆。以下是我得到的部分记忆:●我想起高中生活,所有参加过的活动。我还看见一张张朋友的脸。●我想起我在婚前跟不同男人约会的经历。●我想起爱上我丈夫的过程。●我想起结婚的事。●我想起担任秘书,并且在莎拉出生前获得升迁的回忆。我工作表现良好,大家都喜欢我。●我想起怀孕、分娩的过程。我爱我的孩子,也想起买婴儿用品、装饰婴儿房的事。●我真的很喜欢与人相处。日子一天天继续,我慢慢想起我不喜欢卡伦2的地方。举例来说,我发现她把我的财务状况弄得一团糟:她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而不拿来做对全家有益的事。她花30美金去看电影,却不缴电费。她很聪明,很懂得文过饰非。现在我得去申请每一项账单的复印件,看看她到底捅了多大娄子。我以为所有会乱花钱的人都已经融合了,接着又想到凯瑟琳帮大家收拾了多少烂摊子,我突然觉得好沮丧,自觉是个大笨蛋。我想,也许卡伦2并没有那么完美。今天我做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我打电话到女儿的学校,表示我待会儿要去接她赴约。我到学校去,她完全被我搞糊涂了,频频问我问题;出了学校,我告诉她我们要去看电影《老爸!我被绑架了!》,她高兴得跳起来,说她好爱我。莎拉不敢相信我真的提早接她下课,带她去看电影。可是我们真的很开心!后来我再想起这件事,心里五味杂陈。我明白我终于有了女儿——一个我从来不觉得她属于我的女儿——还有她爱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爱。※※※※自1997年仲夏至初秋——我们融合卡伦2之前的数星期间,先前融入的人格逐渐趋于稳固。原本分属于不同人格的记忆和感觉,似乎也渐渐成为卡伦无意识的习惯。现在当她出门购物,她会一路上都很清醒,自己决定买什么,她不会遗失时间,购物袋里也不会突然蹦出一堆没买过的东西。她开始自己排定约会,自己决定穿什么衣服、跟哪些朋友见面。起初她认为这是一种全新且陌生的能力;她认为自己应该“不会这样做”,并且觉得自己在骗人。然而,这些“别人的”习惯逐渐变成“她的”,不知不觉中,她成为分裂人格的混合体,真正地融合了。对我来说,她已不再是一个沮丧的空壳,她越来越像个完整的人——有深度、有厚度,复杂而有趣。我期盼她的自我融合能成为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并且在未来数个月——甚至数年——不断继续下去。詹森仍找借口推延,不愿让我欣赏他的画作。他不但想延迟自己的融合,霍尔顿说他可能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通过作品表达的情绪。卡尔曾对詹森说,他们的思想和感觉都很邪恶,也许这正是詹森内心的恐惧。我向詹森提起这件事,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说他知道我上过学,我能看见事物隐藏的意义。他说他的画“不正常”,他会因此被“审判”,而且他们统统会被“关起来”。很久以前,他们住在精神病房的时候,他也画画,但他只画草地,画树木,不让他们看见他的内心。“还有其他原因吗?”我问他。“什么意思?”詹森问我。“你觉得,因为你画邪恶的东西……邪恶使你变坏?你觉得你像被关在卡伦身体里的罪犯?”詹森垂下视线,点点头,哭了起来。我鼓励詹森也画些好的事物。我说,他跟其他人一样,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似乎感觉舒坦了些。我请他再多告诉我一些自己的事。“我11岁,我是黑人,我喜欢画画,”他说。詹森像个青涩少年;他有孩子般的天真,但举止却很利落能干。“我生于肯尼迪总统遇刺那时候,”他继续说,“卡伦一直很想画画。她会临摹、速写,但卡伦并非真的在做这些事。她只是空壳子,都是其他人在帮她做事。”我点点头,鼓励詹森继续说下去。“我生来就有画画的天赋。在学校,我有时候会乱画一些怪东西——有天使翅膀的恶魔、血做的蜡烛,大概像这一类的。但是,这在天主教学校可不是好事。如果神父觉得我画的东西不正常,他们会把它烧掉。我很怕火。有一天,我在学校画了一幅耶稣流泪的画:耶稣怀里抱着死掉的婴儿,并为他哭泣。”“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得这些作品的人,或许你就能获得帮助。”“你觉得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詹森问我。“那孩子是卡伦的分身,耶稣正在为受伤的孩子哭泣。”“我就是想画这个!”詹森眼眶微湿,眼神左右来回移动,用力绞拧双手。“修女在那幅画上面洒圣水,然后用藤条打我的手。我的手痛了整整一个礼拜。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如果我严厉批判你的作品,你会担心我可能伤害你吗?”我必须找出隐藏在他心中、阻止他把作品带来的恐惧。“我不知道,”他说,“我会觉得有压力。我怕我会做出不该做的事。父亲烧掉我的画时,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正受烈火焚烧。”“听起来,这些画就像你的一部分,”我说,尝试理解他的感觉。詹森再次点头,更放松了些。“你常常出来吗?”“不,不常出来。今年,自从卡伦开始融合后,我就很少出来了。我上一次出来是我们去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超酷的!那天不只我出来。看见恐怖动物的时候是迈尔斯出来,之后换西德尼看恐龙,不过,我看了全部的绘画、木乃伊、工艺品和动物骨骸。我是唯一会注意细节的人,比方说桌子的雕刻、花瓶的形状等等。卡伦也出现过几小时,但她只记得一点点,所以她觉得很沮丧。假如你跟我们一起生活24小时,你一定会累到说不出话来。我们整天都在转换,一个身份一个身份轮流出来。可是我一直很少有机会出来。我常常希望我是迈尔斯或西德尼,他们就很常出来。我常常坐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灯,让我可以画画。”詹森研究我的办公室。我注意到他有种古怪且持续存在的躁动。他没办法完全放松。跟我说话可能是极不寻常、不熟悉的经历;又或许,对他来说,走出卡伦的内心世界本身就很不寻常。“无论你带什么画来给我看,我都很期待,”我说。“上次你帮大家画的肖像就很棒呀!你可能是最能用画笔传达其他人情绪的人。现在卡伦2已经融合,你应该更有时间画画了吧!”我试着提升詹森的自信心,好降低他害怕别人严厉批评的恐惧,把作品带来给我看。“我好想画一大幅画,把我所有的记忆都画在上面,然后拿来给你。可是我做不到。”“没关系,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好的!”我对詹森点点头,然后请他先回去。“现在我和詹森一起住在客厅里,拥有各自的角落,”霍尔顿说,“屋里的其他房间都关闭了。现在我们可以更常看见彼此了。詹森以前的房间没有窗子,现在他常常把窗子打开,看见人生更多的面貌。我想,也许这是他不愿融合的部分原因。这间心灵之屋的改变真的很有趣。每完成一次融合,就有一个房间被关闭。他们先向大家告别,然后封闭自己的房间。”※※※※“我怕你会不喜欢,”詹森说。“这跟我脑子里的影像不太一样。”我翻看詹森带来的黄色画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办法画得跟以前一样好。如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我应该可以画得更好。现在我正在适应待在外面的感觉。”“也许你已经有点融入大家了。”“也许吧——但感觉不太对。”我拿起一张画着蓝色砖头圈圈的画。“这是我的房间,”他解释,“没有窗户。其他人会把手伸进来,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很少出去。房间里有几块石头,还有一张小书桌;我就坐在这里画画。房里没什么光线。我睡在泥地上。我好像住在井底:光线只能照到比较上面的部分,而我所在的井底却又黑又湿又冷。我有蜡烛。只是你看不见。天使帮我拿着它。”我拿起另一张画:眼睛前方有四个人影。“别人出来时,感觉就像这样。我们好像通过一只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没精神,一蹶不振,”我说。“因为我生气了,”詹森沉下脸来。我示意他,请他解释。“你在电话上说我想拖延融合。可是我真的想融合,我好孤单;一直到我开始跟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有多孤单。我以为你不会喜欢这些画,因为我画得不够好。”“对不起,我误会了。”我和詹森的交情十分脆弱,而且我误解了他不愿把作品带来的原因,直到这一刻。现在我必须更小心才行。“我很高兴你终于决定带来给我看,”我用画夹掩饰我的不安,“融合之后,你再也不会孤单了。你能解释这张画给我听吗?”詹森稍稍振作起精神。讨论他的作品似乎令他颇感自豪,而我对画作的兴趣也相当程度安抚了他。“头上的头。我想表达拥有内在人格的感觉。”这些全是用炭笔画的。詹森说,在他把颜色带进来之前,卡伦的内在世界是灰色的。我拿起下一张。“这是殡仪馆的灰色房间。卡伦被绑起来。小桌子上摆着用来伤害她的东西:蜡烛,小刀,钉子和榔头。”“这张是迈尔斯,”詹森说,手指着旁边那张画。“他受伤的时候,我用‘邦迪’或化妆品遮盖他的伤。他很不快乐。”“这张好特别,很引人注目。”我拿起某人在大叫的那张。“那是卡尔。他在想办法阻挡魔鬼,不让他进来,但他挡不住。”“这一张似乎有好多故事在里面。”画中的耶稣呈坐像,伸出一只手;天使四周降下许多星星。詹森微笑,连忙说道:“耶稣将手伸向天堂,召唤天使。十七个天使飘下来,进入卡伦体内。我们是来保护卡伦的。每颗星星代表一个人格。”这是詹森版的创世论。毫无疑问,这张画充满了希望。耶稣召唤天使充满卡伦的心灵,照顾她,直到她再次完整。每颗星代表一个人。每个人给卡伦一份礼物,或替她承受一份痛苦。霍尔顿:常识凯瑟琳:组织条理桑迪:不正常家庭的完美女儿迈尔斯:力量与愤怒卡尔:承受痛苦克莱尔:温柔西娅:医学知识西德尼:幽默感爱丽丝:迅速掩护卡伦1:正常小孩卡伦2:正常成人,享受乐趣卡伦3:承受沮丧詹森:艺术鉴赏力安:宗教信仰朱莉安:写作能力卡伦博:婴儿朱莉:承受病痛下一张画,我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才拿给詹森看。这张画的细节处理和技巧明显更上一层楼;魔鬼占据极大的篇幅,卡伦被放在背景,她举手伸向光明,却被拴在地狱。“我想把魔鬼放在一艘写着‘地狱烈火’[1]的火箭上,送他回他的地方去。我们并不邪恶,我再也不怕魔鬼了。以前迈尔斯和卡尔曾说他们自己是魔鬼。”“那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一再听别人那样说,”我告诉詹森,“应付施虐者的唯一办法就是接受他们赋予的角色。但那些全是谎言。”“对……坏透了。”接连好几个礼拜,我常常跟詹森聊天,鼓励他继续画画,协助他做好融合的准备。另一方面,卡伦仍努力适应卡伦2及其他人格带来的影响。她描述自己各式各样的小变化:以前,她要同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才能专心阅读;如果太安静,她会听见其他人的声音。现在她很容易分心,但她却头一次能感受到真正的寂静。她说,以前她每晚顶多睡2到4个小时,现在是至少4小时,但她晚上还是会遗失时间。

                      清史》,第3786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9页。满达海、博洛和尼堪都在同一年死去了。尼堪恐怕是战死的,另两人死因不明。?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8页;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0页。1651年以后只有一旗(除直属皇帝的各旗外)在某一家族的单独控制下,这就是由当时已故的代善的家族统帅的正红旗。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4页。?萧一山认为,因为当时与复明分子斗争已不是紧迫的大事了,所以清廷才有可能着手整肃行政法规。浙江和福建已经平定,郑成功部队和永历拥立者手下的兵卒是剩下仅有的主要反清武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61页。顺便一提,1651年4月9日,孔有德克梧州,这标志着对广东永历武装的一次重大胜利。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官吏靠常俸无法度日。一个一品官年俸白银180两,外加禄米,而一个七品县官年俸则只有白银45两。但平均起来,每位品官光雇佣书手佣人,每年就得花上好几百两银子。京城官吏不像各地行省官,有机会从下属攫取“暮夜之金”,就只有要么依靠不时由各省送来的“常礼”,要么依靠受贿。因为常礼主要是送给大臣们的,所以最会贪污的常常是那些低级官员。吏部(它用抽签来注授官职的制度是可由人随意操纵的)、户部(它可以在量衡器具上弄虚作伪,更改税入的计量)、刑部(它可以改变司法程序,以使有利于某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和兵部(它可以提前给将领们晋级),受贿的机会最多。吕元驄:《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3—5、27—28、33、38—39页。在雍正皇帝下诏给官吏养廉金之后,18世纪县官平均的年俸达白银1000两左右。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3—4页。因为起初清政府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有区别的(品官犯贪污罪通常会被放逐或处死,而胥吏则仅监禁数月),所以当一起贪污案子东窗事发后,常由属吏承揽罪责,被监禁一段时间,出狱后再化名重新跟随旧主为吏。顺治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在1655年下诏规定,对贪污罪的惩罚须依罪行的轻重而定,而不应依罪犯身份量刑。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25页。?同上书,第4页。党崇雅则反过来从刑部调到户部,另外还有几个部曹的尚书互相对调,包括金之俊从工部调至兵部,刘余祐从兵部调至刑部。最初,顺治皇帝对于贪官污吏特别严厉,1651年,规定贪污为不赦之罪。顺治在位时间很短,但他处理的贪污案比康熙时期还要多。康熙在位的时间比顺治长五倍。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53、6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8页。?同上书,第3786页。?造成这些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江南地区长年拖欠赋税。1648年,巡抚土国宝上奏说,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运输苏州、松江和常熟的税粮;1649年他又奏请增加江南田赋。这两道奏章,多尔衮均未同意。这样,想要按既定税额征集钱粮或增加税额的地方官员,得不到朝廷的任何支持。多尔衮显然不愿意与江南缙绅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交锋。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3页。关于清初私派的例子,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0—10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632—63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同上书,第48页。吴伟业的女婿陈之遴,是著名的海宁陈氏的子孙。海宁位于杭州与江浙边境的中间。从1500至1900年,陈氏家族出进士31人,举人103人,贡生74人以及秀才千人。陈氏子孙在科场出人头地,是以其雄富的家产为基础的。在16世纪,陈氏靠榷盐制度积攒了大量财产。当时这个家族最著名的成员是陈与郊,他仕途亨通,官至提督四夷馆,但接着在1605年,就因他的儿子参与私盐贩子与巡搏斗哄事件而入狱并被罢黜,以致陈氏财运中衰。不过,陈与郊的兄弟陈与相又努力重建了家业。然而,真正使陈氏子孙屡屡出任清廷要员的,则是陈与相的孙子陈之遴。陈之遴投降满洲时年仅40,他可以盼望自己有个光明的未来,与新朝共享好运。他的家族中有13人官至三品以上,而大学士就有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到18世纪末叶,民间普遍传说乾隆皇帝本人实际上就是陈氏子孙,这部分原因在于乾隆特别喜爱陈宅著名的花园一隅园。陈之遴本人在清廷官运亨通,1645年降清后,即授秘书院侍读学士。1648年,除礼部侍郎。次年,加右都御史。他的夫人徐灿是著名的女诗人。《贰臣传》第九卷,第10—1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6—9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80—190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9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有些改革虽然在经济上产生过极重要的影响,但其建议者则不易考详。譬如,清代中前期手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匠役制度的改革所促成的。另一方面,北方手纺织业的发展,则是既受到清初河北与山东棉花种植业扩展的刺激,同时又受到关外纺织品市场开放刺激的缘故。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的农业经营》;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410页。明朝后期,政府设置有19个官营机坊,雇用世袭匠人织造,或由匠人出银招人代役。清廷削减了官营机坊数额,在南京、苏州和杭州(1645到1651年间,杭州织造处的布机进行了整修)设立了三个织造中心,改用“买丝招匠”之制,即按市价购买生丝,以计件制支付匠人佣金。关于对江南纺织业的合理化改革,见彭泽益:《清代前期江南织缫的研究》,第91—96页。虽然在1697年之前,清廷仍在向手工匠人征敛特殊的赋税班匠银,到了1726年,赋税中这一特殊项目则已摊入地亩,世袭人户的劳役制已经废除。见侯继明和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6页。景德镇官窑的经营大致也发生了相同的演变。明朝官窑主要由宦官监管,在清朝,世袭工匠制被逐渐废除,匠人按工种付酬。据认为,由于匠役的废除进一步刺激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由于保证了匠人几乎所有剩余的纺织品及瓷器等投入市场,清政府促进了社会生产。尤其到了18世纪,经济得到发展。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1—6、11页。?17世纪水利系统所遭受的破坏面远不如元明时期那样大。在元末明初,河流的外堤和主要的堤坝都毁坏了。而且,在14世纪,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简直杳无人烟。而在17世纪40—50年代,水利系统的总体结构完整无损,动乱时期的幸存者得以从早先较为安全的避难地返回原居。斐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13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44—51页。?顺治年间,工部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汉人尚书是张凤翔(山东人氏),他仕途多舛。天启年间,曾任兵部侍郎、保定巡抚。魏忠贤专权期间,他因与东林党有牵连而被夺职。接着,在崇祯年间官复原职以后不久,又因由他监制的一些兵器质量极差而被捕入狱,后复任兵部侍郎。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在城内,遭到拷掠追赃。后回老家堂邑,接着又南下参加了福建的南明唐王政权。唐王任命他为浙江及南直隶总督。当清军攻陷福建时,他就投降了满人,任户部侍郎,后迁工部尚书。这主要是一个荣誉性职位。《贰臣传》第九卷,第1—2页。工部实际由侍郎叶初春(1628年江南进士)掌管,他是由州府衙吏出身,而后应荐入流的那种极少数官员之一。在北京陷落时,叶初春为工部侍郎,他的命运与陈名夏相同,被南京的南明政权入从贼案,不得不到北方逃命。但他很快复任工部原职,颇著政绩,直到1652年调任兵部侍郎。《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7—38页。关于17世纪40—50年代清朝水利系统的重建,参见裴宜理:《起义者和革命者》,第276页。?这一时期任户部左侍郎的是范文程的长子范达礼。谈迁:《北游录》,第376页。?河道总督衙门系储才之地,它能够将原先作为通才培养的文人学士训练成理财专家。例如,陈名夏中进士时的同年,也是江南同乡吴国龙曾为总督蔡士英属官,后来在鳌拜摄政期间,吴国龙在精简工部管理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2页。参见《贰臣传》第八卷,第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5—846页;胡昌度:《清代的黄河治理》,第505—507页。王永吉的儿子王明德还是一名法律专家,在1674年他印行了一部讨论刑法的名著《读律佩觿》。?米勒:《派系斗争》,第142—143页。17世纪50年代初以及1670年中国北方两次出现洪水泛滥,灾情严重。韩素瑞:《起义背后的联系》,第444页。?清初主持水利工程最得力的人员之一是朱之锡(1646年浙江进士),他最初是应大学士刚林和范文程之荐出仕的,初授弘文院学士,1657年,除河道总督。在这第二年就发生一场灾难,黄河在山阳(江苏)决口,洪水从开封向南泛滥,经徐州,至宿迁与大运河合流,顺流至清江浦,再度决堤泛滥,直至朝东北方向入海。这是中国历史上黄河的第五次改道,在1855年前黄河河道一直维持这个状态,于是修整新河床就成为朱之锡的职责。他不仅致力于扫除弊政,以保证对建筑新河堤的人丁物资供应,而且还认识到淮河淤泥对洪泽湖东堤造成的威胁,因而建议修造了两条渠道,将多余的湖水向东南排到其他湖里,由此,减轻了运河本身的压力。朱之锡一直担任河道总督之职,1666年,卒于官任。沿何州郡均立祠祀之。运河流域的百姓称他为“朱大王”。清廷后来封赠给他一个谥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78—179页;吕元驄:《翰林院》,第100页。?这些庞大的建设工程,绝大多数是由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勒辅主持的,靳辅系奉天人氏、隶汉军镶黄旗。他在出任河道总督以前,曾供职于翰林院,当过安徽巡抚、兵部尚书。靳辅招徕了一批出色的幕僚,其中包括著名的治水专家陈潢。靳辅任河道总督的时间为1677年到1692年。《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8页。参见米勒:《派系斗争》,第144—145页。黄、淮流域水情的演变,最终落入了与明朝相同的循环模式:初期是重建河堤水坝,继而向这一地区移民,各种水利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对易受水灾地区的控制不够,私坝日多,以致人口与水利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18世纪末,水情的危机达到顶峰。接着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由于太平军入侵对地方造成的破坏,促发了近乎于全面的崩溃。不过,清朝的这个循环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以及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套运转得特别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威尔:《中国水利》,第278页。?胡昌度:《清朝的黄河治理》,第508页。不过到了19世纪,将黄河与大运河交由同一个官衙负责的体制,可能已经妨碍了清政府取得最佳效益。到了那时候,黄河水利已从属于保持大运河畅通的工作。这样,清廷就尽全力治理黄河淤塞,防止河水泛滥,生怕那条被视为帝国命脉的大运河因此不能保持贡粮运输的畅通。所以,黄河沿岸的灌溉工程便遭到了轻视,结果损害了农业生产。而且,清初河道总督的强有力的管理制度渐渐松驰起来,地方政府对漕运的财政负担加重了。士兵漕卒船工人数激增,漕粮的散失和被窃日益严重。到19世纪中叶,对大运河的管理几乎如同对盐课的管理一样不可收拾,漕粮的浪费严重到每一石实际运到京城的大米的成本四五倍于市价。然而,清廷既然在建立黄河与大运河的联合管理上投入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以致干脆就不接受改用海运的意见。顺治、康熙年间最初的那些成就的重大影响,加之他们不愿更改“祖宗家法”,都使得嘉庆和道光等皇帝对放弃已经变得代价极高的内河航道犹豫不决。这条航道已耗尽了江南的财源。詹姆斯·蒙特尔·波拉切克:《19世纪初中国文人政治中的文人团体》。?1578年,中国在册人口16692856口,耕地总数7130976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1647年,山西巡抚上奏说有荒地75525顷。同年,湖南巡抚报告说当地田宅荒废,城镇空寂;在四川,野兽漫游街市,夜入村落。1647年一年,某县有42人丧生虎口。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2页。?米勒:《派系斗争》,第72页。里甲制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里。里长每年应由不同的户主担任。里长职在“敦促”其他户主由里长经手向政府交纳赋税,不过里长常常成为政府向这一组人户征取赋税的人质。到明朝末年,里甲制度逐渐被地丁合一的赋税所取代,后者直接分摊于地亩,而不是向介于个体纳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里”这类中介体征收。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1—53页。关于1644年重编赋役簿的最早建议,见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赋役全书》估计是1646年汇编成书的。它包括各省田赋役钱额、耕地总数、服役丁数,以及上供钱物数。它的副本依令发往各州县供地方官参考,同时还在各地的孔庙存放一本,以便儒生查阅。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意味着除加派外,各地仍应用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实际上,有时户部命行省按万历旧额征敛赋税外,仍加派“辽饷”。这就是说,天启、崇祯年间的加派虽未开征,而万历年间的加派却已开征了。根据1649年江西巡抚王志佐的一份奏章说,江西民户因赋敛过重,遗弃田地。他声称江西省的荒废土地已达半数以上。多尔衮因此下令罢辽饷之征,其时在1649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2—153页。参见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84—8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8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由于中国乡村地方结构极为复杂,可以预见,这两种理想的制度到1670年已互相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却又互相区别的地方组织:北方的“里社”及旗地的“庄”,南方的“图长”或“牌头”。到18世纪初叶,至迟在1709年,这种新的统一的制度干脆就被称为保甲制。它同时兼有治安和财政两种职能,将控制地方(每户公开悬挂印牌)与征敛赋税结合在一起。咸丰以后,保甲制越来越表现为一种财政组织而不是治安组织,地方警察机构地保局则在替政府维护法制、维护地方秩序方面取代了保甲,地位日重。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58页;《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356—365页;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62页;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50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9页,1649年6月3日诏。根据以前的法令,无主荒地应免费分给农民垦种(山东、湖南除外,那儿名义上仍收地价银)。例如四川

                      显得无动于衷,仿佛认为,好好考虑一下,世界上没有任何绝对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同样也是句千真万确的实话。两个人到了宿舍门口,收集完毕,医生问,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了吗,有几个无可奈何的声音回答说都交了,也有人没有吱声,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撒了谎。医生的妻子抬起头看了看挂剪子的地方。现在她感到奇怪,剪子竟在那么高的地方,挂在一个钉子或者说榫子上,好像不是她本人挂上去的,随后又暗自寻思,把剪子带来太好了,现在就可以给她的男人剪剪胡子,让他更像个人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是不可能正常刮脸的。她再朝门口望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消失在走廊的阴影之中,到那些人指定的左边第三个宿舍去交饭费了。今天的饭费,还有明天的,也许是一个星期的。以后呢,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都送去了。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走廊通畅,一般不会这样,走出宿舍的人总是绊在什么上面,撞到什么人或者栽倒,被撞的人张口就骂,说出的粗话不堪入耳,而撞人的人也以同样的口气回敬,但没有任何人把这放在心上,一个人总要有渠道发泄,尤其是盲人。两个人听到前面有脚步声和说话声,大概是另一个宿舍的使者去履行同样的义务。医生先生,我们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呀,第一个失明者说,好像失明了还不够似的,又落入这伙盲窃贼的魔爪,好像我命里注定这样,先是汽车被偷,现在这些人又抢我们的食物,并且他们还有手枪,区别就在这里,他们有武器;但子弹不会永远打不完;任何东西都不会永远用不完,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也许应当希望它打不完;为什么,如果子弹打空了,那是因为有人射击,而我们已经死了够多人了;我们所处的状况令人无法忍受;从来到这里就无法忍受,尽管如此,我们不是一直在忍受吗;医生先生是位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倒算不上,但任何比我们现在更糟的状况我觉得都不会有了;但是我怀疑恶人和恶行没有极限;也许您说得有理,医生说,随后像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这里必然要出事,这一结论包含着某种矛盾,要么是说状况比现在更糟,要么是从此之后一切会好起来,尽管从现在来看后者不大可能。他们沿着走廊往前,在拐角处转弯,朝第三个宿舍走去。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都不曾来过这里,但建筑物的两翼理应严格对称,熟悉右侧的人不难在左侧辨别方向,反之亦然,只消在一侧应当向右转的时候在另一侧向左转就是了。他们听见有人说话,应该是走在前边的两个人,我们等一等,医生小声说;为什么;那里边的人一定想准确地知道这些人带来了什么东西,他们不在乎早晚,因为已经吃过饭,不着急,差不多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即使他们看得见,也不会知道时间,已经连手表都没有了。一刻钟以后,也许多一分钟也许少一分钟,双方完成了交换。两个人从医生和第一个失明者身边走过去,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知道他们拿着食物,小心,不要跌跤,其中一个说;另一个人小声说,我不知道这点饭够不够所有人吃;那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吧。医生用手摸着墙壁往前走,第一个失明者跟在后面,等摸到了门框,医生冲着里边说,我们是右边第一个宿舍的。他刚抬脚往里边走,腿就碰在一个障碍物上。医生发现是横着的一张床堵住了门,当作交易的柜台,他们是有组织的,医生想,不是临时想出的主意。他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呢,妻子告诉他说十来个人,但不能排除人数多得多的可能性,肯定到天井去抢食物的并不是所有人。有手枪的人是他们的首领,现在听到的就是他那粗俗下流的声音,喂,我们去看看右边第一个宿舍送来的财物吧,随后又压低声音对一个大概离他很近的人说,记下来。医生一下子蒙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记下来,所以这里有人能写字,所以这里有人没有失明,那就有两个人是这种情况了,我们必须小心,医生想,明天这个家伙可能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站到我们跟前。第一个失明者与医生的想法差不多,他们有手枪,还有个间谍,那我们完蛋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里边那个盲人,就是强盗头目,已经把手提包打开,正熟练地往外拿东西,一面拿一面摸,凭触觉是能分辨出哪些是金子,哪些不是,也是能分辨出钞票和硬币的面值的,只要有经验就不难做到,几分钟后医生开始听见一种打小孔的声音,非常清晰,立即认定旁边有人在用盲文写字,也就是布莱叶盲文点写法,他甚至听到了盲字笔穿透厚纸,扎在下面那层盲文板上的沉闷而清晰的声音。所以,这群盲人罪犯中有一名从前被称为盲人的那种正常盲人,他显然和其他盲人一起被捉住了,当时那些猎手们不会调查一番,您是新式盲人还是旧式盲人,告诉我们您是怎样失明的。这帮人有运气,除了让他当记账员之外,还可以用作向导,受过训练的盲人大不相同,比黄金还珍贵。交纳财物清单还在写,拿手枪的盲人偶尔征求一下会计的意见,这东西怎么样,会计就停止记录提出看法,如果他说,便宜货,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很多这样的东西,不让他们吃饭。如果他说,这东西好,拿手枪的盲人就评论说,没有比跟诚实的人打交道更快活的事了。最后,三盒食物放在了床上。拿走吧,拿手枪的人说。医生数了数,三盒不够,他说,当初只有我们几个人的时候还有四盒呢,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冰冷的手枪枪管顶在脖子上,对一个盲人来说这是个不错的瞄准方法,你表示一次不满,我就让他们收回一盒,现在,拿上东西赶紧走开,感谢上帝吧,你还有饭吃。医生低声说,好吧,说着抓起了两盒,第一个失明者拿起了另一盒。现在,为了不滑倒,他们走得更慢,沿原路返回宿舍。到了天井,好像四周没有人,医生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您说什么,第一个失明者问;他把手枪放在了我的脖子上,我本可以从他手里夺下来;太危险了;不像您想的那样危险,我知道手枪在哪里,而他不知道我的手在哪里;即便这样也还是太危险了;我敢肯定,在那一刻,两个盲人中瞎的是他,可惜我没有想到,也许想到了但没有胆量;然后呢,第一个失明者问;然后,什么然后;假如我们真能把他的手枪夺过来,我也不相信我们能用上它;如果我有把握解决现在的状况,我就能用;可是,您没有把握呀;没有,确实没有;那么,武器还是留在他们那边好,至少暂时他们还不会用武器进攻我们;用武器威胁就是进攻;如果当时您夺了他的手枪,那么现在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了,更可能的是我们无法离开那里,连出都出不来;说得有理,医生说,我以为我考虑到了全部后果;医生先生一定还记得刚才对我说过的话;我说什么了;您说必然要出事;事已经出了,但我没有利用好机会;不是这件事,是别的事。他们走进宿舍,把那点儿食物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过错,没有提出抗议,没有要求多一些,他们本来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被任命为集体代表的。这时医生解释了事情的经过,说到了盲人会计,说到了拿手枪的盲人的蛮横态度,也说到了手枪。不满的人们压低了声音,最后都表示同意,对,先生,把维护本宿舍利益的任务交给你们,完全正确。食物终于分配完毕,有人还劝那些急躁的人说,少总比没有强,并且,根据现在的时间,大概不一会儿就该吃午饭了。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像人们说的那匹马一样,死的时候已经不习惯吃草料了,有个人说。其他人凄惨地笑了笑,其中一个说,如果那匹马死的时候不知道即将死去,这倒也不错。10戴黑眼罩的老人知道,他的便携式收音机因为结构的易碎性和人所共知的使用时间不会长,而被排除在用于交换食物的物品清单之外,因为它能收音取决于两点,一是里边是否有电池,二是电池能用多久。从小匣子里发出的嘶哑声音来看,显然不能有过多的指望。于是戴黑眼罩的老人决定不再大家一起听,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左侧第三个宿舍的盲人们可能到这里来,提出不同看法,倒不是因为小收音机脆弱的物质价值,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而是因为它眼前的实用价值,无疑其实用价值极高,更不用说在至少有一把手枪的地方也应该有电池这样合情合理的可能性了。因此,戴黑眼罩的老人说,以后改为他在毯子下面听新闻,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如果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他会立刻告诉大家。戴墨镜的姑娘还请求说让她偶尔听一点儿音乐,只是为了不丧失记忆力,她据理力争,但老人坚决不肯让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外边正在发生的事情,谁想听音乐就在自己脑袋里听吧,记忆总得为我们做点好事。戴黑眼罩的老人说得对,收音机里的音乐已经刺耳,只能给人留下刺耳的记忆,于是他把音量尽可能放到最小,等着新闻出现。每当新闻出现时他就把音量调得稍大一点儿,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音节。然后,他把听到的新闻综合起来,用自己的话告诉离得最近的人。这样,新闻从一张床传到另一张床,从一个收听者传到下一个收听者,在宿舍里转了一圈,早已传得走了样,每个播送者的乐观或悲观程度降低或者夸大了新闻的重要性。终于,到了声音停下来,戴黑眼罩的老人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刻。这倒不是由于收音机出了故障或者电池已经用完,他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经验清楚地表明,没有人能控制住时间,这台小小的机器似乎很快就要走到尽头了,总得有人在那之前先沉默下来。在盲人匪徒们的铁蹄下生活的第一天里,戴黑眼罩的老人一直在听新闻,传新闻,只是自作主张对官方的乐观主义预言中明显的失实之处打了折扣。现在,夜已经深了,他的脑袋终于钻出毯子,侧耳倾听由于供电不足显得沙哑的播音员的声音,突然,他听见播音员大喊一声,我失明了,接着是什么东西使劲碰在麦克风上的响声,随后一阵仓促的嘈杂声和呼喊声,最后忽然沉寂下来。小收音机能收到的唯一一家电台也沉默了。在很长时间里,戴黑眼罩的老人还一直把耳朵贴在已失去生气的小匣子上,指望声音重新出现,继续报告新闻。然而,不难预料,他知道声音不会再回来了。白色眼疾不仅仅让播音员失明了,它还像一根导火索,在广播电台快速蔓延,所有的人无不失明。这时候,老人让小收音机掉到了地上。如果盲人匪徒们来搜寻没上交的首饰,一定会觉得这证实了他们当初的话说得对,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把便携式收音机纳入贵重物品的清单之内呢。戴黑眼罩的老人把毯子拉到头上,尽情地痛哭了一场。在屋顶几盏灯发出的肮脏而又微弱的黄光下面,整个宿舍逐渐沉沉入睡,一日三餐,使一个个躯体得到恢复,在此之前这种事着实鲜见。照此下去,我们会再次得出结论,即便在最坏的不幸之中,也能找到足够的善让人耐心地承受此种不幸。如果运用于现在的状况,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论某些理想主义者们如何抱怨,说他们宁愿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生活而斗争,即便为这一固执的态度忍受饥饿也在所不辞,但把食物集中于一处来定量分配的这种做法与人们最初惴惴不安的预料相反,终究有其积极的一面。各宿舍大部分盲人不再为明天怎样过而操心,忘记了预先付钱的人总是得到最坏的服务这句口头禅,无忧无虑地睡着了。另一些人看到为所受的屈辱争取体面结局的努力无济于事,已经心力交瘁,也一个又一个地睡着了,梦想着比现在更好的日子,梦想着如果不能吃得更饱至少也会比现在更自由的日子。在右侧第一个宿舍里,只有医生的妻子没有睡着。她躺在床上,思考着丈夫说过的话,丈夫曾以为那些盲人恶棍中有个人看得见,他们可能利用此人作为间谍。奇怪的是后来人们再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仿佛医生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想到他的妻子本人仍然看得见。她只是想到了,但没有吱声,不想说出那句显而易见的话,这种事,他做不到,我却能做。什么事,医生会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现在,医生的妻子盯着挂在墙上的剪刀,自己问自己,看得见有什么用呢。的确,看得见,看得见只是让她亲历了从来想象不到的可怕场面,只让她希望失明,仅此而已。她从床上坐起来,动作非常小心。她的前面睡着戴墨镜的姑娘和斜眼小男孩。她发现那两张床靠得很近,姑娘把自己的床往那边推了推,肯定是为了离小男孩更近一点,说不定他想念失去的母亲时需要她安慰几句,需要她为他擦擦眼泪。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她想,可以把两张床凑到一起,我们紧挨着睡觉,就不用再常常担心他掉到床下。她看了看丈夫,因为筋疲力尽,丈夫沉沉睡着。她没有告诉丈夫把剪刀带来了,这几天里给他把胡子修剪一下,这种活甚至盲人也能做,只要不让剪刀的刃离皮肤过近就行。她为没有把剪刀的事告诉丈夫找了个很好的理由,以后所有的男人都会来找我,那我每天除了修剪胡子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她把身体转向外面,双脚踩在地上,找到鞋子,正要穿的时候却又停下来,死死盯着鞋望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又把它们放了回去,没有发出一点儿响动。她来到两排床中间的夹道,朝宿舍门口走去。赤脚感到地上黏糊糊的脏东西,但她知道,外面,走廊里,还要肮脏得多。她一面走一面往两边望,看是否有某个盲人醒着,就算其中有一个或者更多的人睡不着,甚至全宿舍的人都睡不着,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发出响动,即便发出响动,我们也知道身体的需要会迫使人做出什么事来,而且不会选择时间,不过她不希望丈夫此时醒来,觉察到她的离开并来得及问她,你要到哪里去,这大概是男人们向其妻子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你到哪里去了。一个瞎眼女人坐在床上,背靠着矮矮的床头,空空的目光死死盯着前面的墙壁,却又什么也看不到。医生的妻子停了一会儿,仿佛担心碰到在空中飘浮着的无形的线,好像稍稍一触就能把那条线碰断,永远碰断。瞎眼女人抬起一只胳膊,大概发现空气有轻微的颤动,随后又心不在焉地把胳膊放下来,旁边睡觉的人们的鼾声吵得她难以入睡。医生的妻子接着往前走,离门口越近走得越快。去天井之前,她朝走廊那边看了看,沿走廊可以去到这一侧的其他宿舍,再往前是厕所,最后面是厨房和食堂。有些盲人躺在墙边,他们在来的时候没有抢到床位,要么因为在那场争斗中被丢在后面,要么由于没有力气去争夺床位或者争夺失败。离她十米远的地方,一个瞎眼男人正趴在一个瞎眼女人身上,女人用两条腿把男人紧紧钩住,两个人的动作都尽量放轻,在公共场合他们属于谨慎小心的人,但是,无须有很灵敏的听觉就能知道他们在忙着干什么,其中一人忍不住发出哎呀声呻吟声或吐出一些不连贯的词语时更是如此,这声音是那一切即将结束的迹象。医生的妻子站在那里,望着他们,倒不是由于羡慕,她的丈夫在,能满足她的需要,而是因为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感受,也许是同情,仿佛正想告诉他们,不要理会我在这里,我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继续做你们的吧。也许是怜悯,即使你们这最快活的时刻能持续一辈子,你们两个也永远成不了一个人。现在,瞎眼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休息,虽然已经分开,但仍然紧紧挨在一起,手拉着手,他们是一对尚未结婚的夫妻吗,也许是一对恋人,一起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里一起失明了,也许一个奇迹般的偶然事件把他们俩联结在一起,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又是怎样互相认出来的呢,啊,通过声音,当然是通过声音,不仅亲人们无须眼睛只凭声音就能相认,而且爱情,尽管人们常说爱情盲目,也会说话。不过,最为可能的是两个人同时被抓,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两双手不是现在,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紧紧握在一起的。医生的妻子叹了口气,抬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有了一点儿感情基础了,互相能了解点儿。他们心里对我们也挺爱护的。那会儿府里住着不少人呢,好几十人,男的、女的、少的。定:那就是说您大爷、二爷那会儿还都住在王府里?毓:都住在那儿,那房子都旧着呢,甚至于有的房子老得都不能住,可是还有使唤的丫鬟啊,老妈妈啊,嬷儿啊,嬷儿是给男孩子喂奶的,有管看的,有管喂奶的,嗬,那谱儿大了。姑娘叫什么?定:格格。毓:格格是后来的。那会儿就叫哥哥,几哥哥,几哥哥,就是几姑娘,几姑娘。男孩叫阿哥。管我这姐姐(指溥心畬的女儿)就叫哥哥,我叔叔有几个姑娘,也叫几哥哥,几哥哥。可是他们管我们不这么叫,他们管我不叫哥哥,叫大姑娘,管我哥哥叫大哥儿,按外头的说法叫外来户了。我最不服气的,他们都是妈妈抱大的孩子,就他妈我这倒霉出来的……他们后来叫着叫着气也不足了,就算了。那时候我虽然是个小姑娘,就气不忿儿。你们吃饭有大厨房,吃饭不说吃饭,叫传饭,到时候有老婆子传饭,西太后、老佛爷才叫传饭呢,就这么讲排场。我们那哪儿行呀,我们传谁去啊,我们传我们自己,我们得自己做去。虽然说我父亲抽大烟,也不能净赖我父亲呀,他们那会儿也抽大烟,还有人伺候,好几个管家伺候着抽大烟,这不是同等一样么,就因为我父亲没钱,暴露得就更明显一点。阶级观念不一样,看法就不一样,一点点促成你的思想变化,这就是我后来参加革命的背景。注69旧社会就讲这套,家传的,家规,讲虚伪,我一想我那个大爷有时候就很虚伪,那会儿环境造成的他那样。我祖母死的时候下小雨,冷,上面穿着棉袄,穿着那孝衣,下着小雨衣服不是潮吗?那几个管事的,那会儿叫管事的,就像现在秘书似的,不是秘书,那职称是老家人,就是伺候他的老奴。那些人捧臭脚,就说“哎哟爷您别太悲伤了,您出汗出得太多了,您看您的棉袄都湿了。”就那么捧,他就默认了。哎哟我心说,这哪儿是悲伤,这是下雨淋的,棉袄要湿到那个程度得出多少汗呀。我那阵儿才几岁呀,我就有看法。那会儿我母亲就死了,我16岁的时候母亲就死了。那会儿府就卖了,说卖德国了,不是改辅仁大学了吗?我不记得年月了,注70那时候我很小,我很小就懂事了。说他们一个人得了几万块钱,那会儿几万块钱可不少,可这笔钱没有给我父亲,可能也给了点,给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呀,都糟蹋了,就那样。各府里就都不是自己的人了。今天整修过的恭亲王府大门(定宜庄摄于2016年)

                      3.随二伯画画

                      毓:溥心畬是我二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长得特别像。我画画也是跟他学的。定:那可是名师呀。毓:确实是名师。南张北溥嘛,那可真是了不得。你看六爷府书画界的人特别多,在书画方面,在文艺方面,都是有学问的,作个诗呀,作个词,在写上面、画上面都行,六爷府都是这一路的。只是二爷太出色了,所以别人都显不出来了。五爷府就不是那样注71,五爷府特讲究什么?练。定:噢,一个府是一个风气。毓:他爱那个,好那个嘛。后来经济方面也挺困难的,溥心畬那会儿就开始卖画了,我哥哥为什么会画画呀?有时候就帮着他给画点,他一忙了就是代笔似的。我哥哥从小儿就爱画画,以后跟着他,那会儿他就十几岁了。我有个姐姐,三姐,和我同岁,她叫顺子,是溥心畬的女儿,早就死了。溥心畬还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小。我们就都在一块儿,溥心畬挺喜欢女孩子。他一忙了,我和三姐就帮着给他上颜色,有时候他也说,这个怎么画,那个怎么画。有时候他不说,我就瞧他的意思,该怎么用笔,哪儿该使劲,哪儿该揉一揉笔头。这笔是倒着用,还是用侧锋啊,区别在哪里。您别看这画画,“瞧”最要紧。因为画画本身、写字本身,它有一定的气韵在里头,他可以从自身运用。这里边必须是我自己去体会。今天的蝠厅不准游客进入(苏柏玉摄于2016年)现在的恭王府花园您没去过吧?那会儿挺讲究的,家里有戏楼子,整个戏台画的一架藤萝,连根带整个柱子,房顶,整个是一个藤萝架,画的那功夫可大了。那年代不少了,后来也经过整修,装修也还保持原状,还是那样。还有那大殿,以前那殿真好看,整个是空的,几棵大柱子,雕刻得也细,镂空的,那叫蝠殿(又叫“蝠厅”)。对面是假山,真好。我还照了不少相。哎哟现在都没了。他们给盖成什么啦,什么展览厅,拆得乱七八糟,还有茶馆,还要票,票还挺贵呢,20块钱。展览厅里头不少画呢,有溥心畬的画,我舅舅的、我哥哥的,还有几张我的画呢。启功你知道吗?启功80多岁了,他的辈儿小,溥毓恒启,毓字辈下边还一恒字,恒完了才是启字辈呢。所以他老是当孙子的,他开会也不去,他辈分小,这个那个的,您不称呼不好,可是怎么称呼?启骧注72你认识吗?定:我不认识。毓:我们一起出过笔会,我让他写了一份册页,他就没法题上款儿,你说怎么说呀,论辈儿(我)是长辈,不论辈吧又真不是外人,他就给我写宗长,宗长就不论辈了。笼统点得了,爱宗什么宗什么。恭亲王府鸟瞰图注73
                      四、没写入书中的历史毓旗口述时间:1999年11月14日地点:北京市定慧寺某居民楼毓旗家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MarkElliott注74[访谈者按]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受遗命总摄朝政,辅佐年仅六岁的皇太子载淳为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伙同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将载垣、肃顺、端华三人革职拿问,并于几日后将肃顺诛杀,将载垣和端华赐死,注75其他五人或革职或遣戍。遂改元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由叶赫那拉氏掌握实权,开始了她对清王朝长达40年的统治。这场政变,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因发生在辛酉年,亦称“辛酉政变”。这也是在爱新觉罗家族的历史中,为争权夺利而酿成的又一起,也是最后一起骨肉相残的大案。端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侄济尔哈朗的七世孙,道光六年(1826年)封三等辅国将军,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十年(1860年),皇帝逃往热河时,随从前往,授领侍卫内大臣。咸丰死后,再受顾命,与怡亲王载垣、其弟肃顺等受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肃顺是他的异母兄弟注76。对于这场宫廷政变,无论历史最终作出的评价如何,对于这个家族都是一场莫大的悲剧,是一个永久的伤痕,而这个家族此后的兴衰,也不再为那些只关心在政治与权力斗争中胜出的“正统”史家所关注。但是,正如我们从毓旗的口述中看到的,这个家族日后的经历不仅丰富生动,而且与时代的大变革息息相关,正因为有诸多这类退出“正史”的故事,与官方文献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那个时代的“整体”,所以,它具有毫不逊色于正史的学术价值。这篇口述访谈,主要围绕毓旗的祖父——载儒的人生经历展开。他从一个在朝廷权力斗争中失败的家族中走出,参加“平教运动”直至投身革命的过程复杂坎坷,颇具传奇色彩,这是一个在以往文字记录中罕见的满洲贵族出身的革命干部兼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真实又生动,为我们留下一个相当广阔的想象空间。毓旗是化名,所以没有必要再在前面加上“爱新觉罗”四字。注77他20世纪60年代初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受小学、中学教育。15岁步入社会。1979年考入大学,获哲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中国文化史、宗教学和国际问题研究。多次赴美国、日本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数次访问台湾并在大学从事客座研究。出版多部中华文化、历史及当代哲学、宗教问题的专著。现任某研究机构研究员,是北京数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本篇口述的最后一段,是他对满族历史的一些思考,他坦言这些想法受其祖父影响很深。然毓旗虽是学者,恐怕也很难将这些内容形诸文字,由此亦可知,口述自有文字难以企及之处。

                      1.端华的事出来以后……

                      毓旗(以下简称旗):这些事都是我爷爷给我讲的,目的是让我牢记家史。我现在也给我女儿讲这些事,我说你从小要知道这些事,这些是口传历史,它没有写在书上。定:端华出了这件事以后,官书中还有没有可以查到的任何线索?旗:任何都没有。说心里话,也就这几年,我因为学历史,本人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然后慢慢地就愿意再深入了解,要不然……端华是我的五世祖,我们是属于镶蓝旗的。端华官也挺大,总领过镶黄旗,所以我们也说在镶黄旗。他属于犯了罪的,朝廷赐死……当时那上吊的白绫带还留着呢。我爷爷说听他们老一拨儿的讲,当时我们郑王府一开始还没有给抄家,一开始说叫革退,就是革去爵位么,按当时规定世子还可以降几级,当时是降为辅国将军、辅国公注78等,但是家产也封了一段时间。革退这个处分之后呢,家族很快在朝中就没有地位了,没人愿意理,宗人府注79的人也不会给你好脸色。主要是几个妇道人家撑着这家里,家里没脊梁骨,这期间很多人去家里勒索,被人勒索了一大堆。定:东西就都转移了?旗:转移了,几家都转移了。家早散伙了,人死了还不散?我们这一支赶紧就跑了,老娘们带着第四个儿子悫善,没等抄家就都走了嘛。定:那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被抄家?旗:抄了,实际上还是抄了。那时候抄家很厉害,什么叫抄家?今天抄了,封条子全部贴上。然后宗人府负责给你们送饭,集中在几个屋子里住,兵丁看守不能出来,人都不能出来,然后就开始清点名册,查你家有多少财产,就这么查。MarkElliott(以下简称Elliott):那你们家以前的诰命注80还有剩下来的吗?旗:抄家最先抄的是朝廷颁给的各种文书,其次是房地,再次是浮财,就是金银细软。浮财你可以留藏、转移一些,藏文书就罪加一等,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传下来。我们更不可能有,抄家籍没的,他怎么可能给你留这些东西?定:我现在想听你说,端华那事出了以后,你们那些支的情况,我想知道那些支都在哪儿,越具体越好。旗:那个我还真说不出来。我爷爷要在的话他肯定能说出来。我爷爷过去讲亲戚必须走(指来往),这是在一个大家族来讲。我爷爷那会儿讲,亲戚不走就凉了,如果再讲,就是往下传辈儿,最老的话就是:姑舅亲,辈辈亲,砸了骨头连着筋。定:姨表亲,不是亲,娘一死,断了亲。旗: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讲姐儿俩嫁汉各顾各,其实是一个意思。我爷爷还跟我讲:如果家族里生俩女孩儿,一定得再生个男孩,因为生这俩骨肉就不亲了,一出嫁就全都完了。而且如果姑舅之间再生个一男一女,还是姑舅。端华出了这事以后,等于封号就给别人了注81,王府也给人家了,以后封的郑亲王还是属于济尔哈朗一支的,但是哪一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不感兴趣,因为跟我们没有太近的血缘关系,就是顺着辈分一查,可能是济尔哈朗几个儿子中的另外一个儿子,那跟我们隔着七八代、八九代,血缘越来越远,没法儿再跟人家续。跟我们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时候他记得什么呢,就记得后来商量迁走,有一支后来听说迁到兰州、陕西那一带,那上吊的白绫带就给这一支带走了,不知道后来他们传到谁家去了,我爷爷老说兰州那支带走了。还有一支留在北京,留在北京这一支跟后来又恢复了郑王的那家关系不错,跟他们伙着过,搭伙。我们这一支,就是端华的第四子悫善,因为年龄小,才七岁,就过继给了绵英。绵英和端华私人关系很好,否则不会过继给他的,落难之后他给帮个忙呀。绵英不是皇室嫡系,也不是皇室正根,是旁支,好像是奉国将军,绵英的将军府就在现在北京评剧团,那个能人居涮羊肉再往南一点儿,顺承郡王府往北,就是我们家后来过继给的绵英的宅子,过继以后我们家就没走,就在那儿住。但有一支确实迁到保定去了。他们还经常有来往。位于今西城区大木仓胡同的原郑亲王府神殿到庚子年,我们从来不讲义和团运动,就用庚子年,叫庚子拳乱。注82我爷爷一吃面条就跟我们说这个:“吃面吃面不搁醋,炮打西什库,吃面吃面不搁卤,火烧英国府。”就是那时候流行的俗语,开玩笑,满人特爱说一些俏皮话。那时候就乱。Elliott:你说乱是什么意思?旗: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来了,(对Elliott)你们到处烧杀抢掠呀,整个北京城都已经乱了套了。绵英的住宅那地方也遭了事了,实际上悫善在拳变之前就已经把大车都准备好了,他知书达礼,又经过变故,家里边已经被抄过一次了,再说原来寄居于人家家里边,算是过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也有些家族矛盾,这我爷爷他也讲不清楚,他就说等于是过继给人家了,家里边又没根了,在人家是寄居篱下,低三下四。所以1900年庚子拳变一乱,悫善就带家眷走了,保定不是有一支已经迁过去的么,我们就迁到保定,世道一乱就投亲靠友。把这些东西弄了好几个大车就给拉走了,就顺着涿州、高碑店、徐水这条路就往保定那边走了,往保定就落下了。彻底回保定,以后就没再回来。

                      2.旗地庄园和买汉姓

                      旗:悫善是到保定之前两年生的我爷爷,生我爷爷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夫人)可能也是侧的,不是嫡系。悫善到保定时大概是四十四五岁。我爷爷是老四。悫善他们迁到保定以后,实际还有官饷,因为悫善过继就属于绵英这一系了,过继了嘛,内务府还按照宗室的待遇,还能关出银子来,还按绵英这一家,不是按郑王,给了以后到保定府基本上也没做生意,也没什么事情,吃租子,旗地庄园的租子,北京还有点房产。到辛亥革命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宗室待遇逐渐减少,也落实不了,旗地庄园的土地也出了归属问题。我们当时在直隶,北京对宗室的所谓优待条例注83管不了那么多,鞭长莫及,北京这儿都乱了,直隶保定府还管你什么事,顶不住了以后就出去找工作,当时排满排得特别厉害,满姓的人找工作极难,后来就干脆买个汉姓算了,反正我们郑王府那边早完了,绵英这边宗人府的银子也无所谓了,就改了汉姓了。得找朋友入宗祠呀,正式地到人家拜祖宗去呀,入人家的谱牒,都是有这么一套规矩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爷爷就给我讲当时就买了汉姓,入了汉家宗祠,就在保定的定州,在庄园那一带,实际上是给我们种粮食的汉人的姓,买了一个姓氏,我估计也就是给个面子,这都是老庄户的人,老庄丁了,等于给老主人帮个忙。我爷爷经常讲置房子置地置产业一点用都没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另外一句话就是有金有银有玉有这些财产,你要是压不住它它就把你压死了,读书才能压住家里的阵。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你读了书这些东西才能传下来,永远留在家里头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热久久施以惩戒,所以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先前代表朝廷向自己投降的张直方。张直方本性残暴,手下一名军将曾经犯有小过错,便被他笞杀。家中的一名奴婢也曾经因为一点小闪失,而被其辄杀。当黄巢大军打进长安后,张直方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投降,但众多官员都藏在他的家中,而且伺机准备东山再起,对于这一点黄巢心知肚明。那些窝藏在张直方家中的官员,本以为张直方投降黄巢,黄巢一定会善待张直方,进而自己会得到庇护。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黄巢早已经定下实施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杀一儆百,以及断送那些官员的最后一丝东山再起的念头,黄巢在事先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派兵突袭张直方的府邸,捕杀张直方等数百人,并诛杀了李唐皇室在京的全部成员,当时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中说到的“天街踏进公卿骨”说的正是这个事件。黄巢进入京城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局势,可以说形势对他越来越有利。可是,逃出京城长安的皇帝李儇当时的处境可谓是“贵落深坑贱出泥”。当黄巢在长安稳定局势的时候,皇帝李儇带着家眷昼夜不停地逃跑,当时郑畋任凤翔节度使,得知皇帝陛下逃出京城,立即率众迎接,请皇帝李儇留在凤翔。可是当时李儇已经犹如惊恐之鸟,觉得凤翔离长安太近,想逃往兴元府。因此他匆匆和郑畋说了几句话,让他整合人马东拒黄巢前来追击,同时派人通知东、西两川节度使杨师立和陈敬瑄,命令他们做好迎接自己入川的准备。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李儇抵达兴元。陈敬瑄得到消息后,立即派人迎接其进入成都,由于兴元地处山区,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匮乏,加上担心黄巢追击进入蜀中,李儇在兴元府没有停留过长时间,便于中和元年(881年)正月动身踏上入蜀的艰难路途。事实上,正如当年李白所感叹的那样,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入蜀之路本就崎岖难行,加上正值寒冬,冰雪不时阻道,皇帝李儇一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诗人韦庄的《雨霁晚眺——庚子年大驾幸蜀后作》中写道:入谷路萦纡,岩巅日欲晡。岭云寒扫盖,溪雪冰粘须。韦庄的诗虽然属于艺术创作,但实际情况恐怕大抵如此。特别是因仓促出逃,导致马匹不足,连平日娇生惯养的皇室成员也只能徒步行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皇帝李儇入蜀的队伍中,一个人始终蹒跚而行,当走到斜谷时因实在走不动,一脚穿着袜子,一脚光着脚板,直挺挺地躺在一块大石板上。可是当他刚刚躺下后,宦官田令孜一鞭子抽在他的身上,并呵斥他赶快起来继续行走。这个人顿时怒从心头起,但眼前的形势告诉他,此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所以他忍了下来。“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匹马骑啊?”这个人哀求田令孜说道。“山谷之间何处能够找到马?起来快走!”田令孜继续呵斥,然后便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面对宦官的嚣张跋扈,这个人在内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发誓未来自己找到机会,一定会狠狠惩处这些宦官,让这些家奴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人就是我们后边即将要说到的,大唐帝国的第二十任皇帝,也是实际上的最后一任皇帝,此刻还是皇帝李儇七弟的寿王李晔。正月二十八日,皇帝李儇等人终于到达成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蜀中生活。事实上,田令孜之所以选择剑南东道的成都作为皇帝李儇的避难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效仿当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但仔细分析来看,并不是这么简单。对于这一点,明朝的顾炎武有着精妙的比喻,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他将长安和西蜀比作为宽敞的厅堂与四壁环围的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物资充足的蜀中与长安可看作厅堂与奥(房屋深处)的关系,他认为李唐皇室多次依据蜀中而化险为夷是有一定必然性。而且皇帝李儇到达成都后,虽然跟随前来的朝官和皇室成员不足二百人,但因为蜀中各地进贡的络绎不绝,加上本地本就物资充盈,所以李儇的赏赐的数量与额度和在京城长安时相差不大。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朝官和官军依旧为其卖命的一个原因所在,加上蜀中易守难攻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后来朝廷全面反扑黄巢奠定了基础。随着皇帝李儇到达蜀中,李唐皇室终于逐渐稳定下来。但黄巢这边虽然在进入长安之初为了稳定局势而采取了必要措施,但当京城的局势逐渐稳定后,黄巢却渐渐陷入自我陶醉之中,对朝廷反扑能力严重地估计不足。反攻长安黄巢虽然打进长安城,但并不意味着唐朝就此被他灭亡。皇帝李儇虽然逃亡蜀中,却仍然发挥着政治偶像的作用。唐朝的许多文武官员都不甘心就此失败,被黄巢打破既有的富贵格局,尤其是唐朝中央附近地区的一些藩镇,更是积极准备反扑黄巢,收复长安。例如忠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其父王宗累官至金吾大将军,同时善于经商,家中生活十分奢侈。当王处存听到长安被黄巢占领的消息后,痛哭流涕了好几天,不等皇帝李儇下诏,就派去两千人护卫皇帝李儇,同时自己领兵进军长安。可以说,黄巢占领长安和皇帝李儇出逃之后,朝廷和黄巢的较量进入了新的阶段,具体来说就是官军进攻,黄巢防守。自从长安的局势稳定以来,黄巢逐渐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认为唐朝的各路藩镇只要传檄即可平定,所以对藩镇准备反扑长安准备不足。虽然很多藩镇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朝廷似乎已经灭亡在即,这些藩镇们拥兵自重,甚至有的归顺黄巢。但事实上,细数当时投降黄巢的只有关中、河南以及河中等十八个藩镇,如果将大同、昭义、河东三个藩镇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一个藩镇,占全国四十八个藩镇的百分之四十,这与《册府元龟》中说的“屈伪廷者十三四”的说法基本相符。而且很多藩镇都是被迫投降,可谓是“貌奉而心图之”,例如凤翔节度使郑畋在面见皇帝李儇之后,取得李儇整合人马的诏令后返回凤翔,便着手开始策划反攻长安。此时正值黄巢派招降的使者抵达凤翔,郑畋便假装归降了黄巢,而暗中与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约定合兵之计,而且此时关中还有数万神策军因为皇帝李儇逃奔蜀中而分兵各处,群龙无首,郑畋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整合,最终整编出五万多人马,一时间郑畋成为长安西北地区唐军对抗黄巢的主力军。当时全国各地藩镇公开对抗黄巢的不在少数,早在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刚刚到达长安的时候,王重荣在河中地区首先公开打起抗拒黄巢的大旗。当黄巢大军分别进入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后,物资供应出现缺乏现象,由于河中府管辖十一个县,而且距离长安只有三百余里的距离,因此黄巢不断派出使者向河中调取兵员和物资。当时河中节度使李都被迫投降黄巢,黄巢不断地索取兵员和物资,李都无计可施。王重荣认为,如果就这样纵容黄巢,最终河中府被掏空后,等待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被黄巢斩杀,王重荣建议与其早晚都是死,不如现在起兵反抗黄巢,或许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李都天生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他看王重荣决心已下,便将兵权交给王重荣,任命王重荣为河中留后,自己带着家眷逃往成都。于是王重荣斩杀黄巢派来的使者,正式起兵,与黄巢公开决裂。黄巢闻讯大怒,立即派其弟黄邺领兵从华州(今陕西华县),部将朱温领兵乘舟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出兵,然后合并一处进攻王重荣。不料因为仓促出战,被王重荣打得大败而归,朱温损失了四十多条战船的粮食和兵器,王重荣因此军威日盛,并与王处存结盟屯兵渭北,继郑畋之后,成为黄巢在京城长安东北面的一支主要对抗力量。此时,长安东北、西北分别有王重荣和郑畋,算是朝廷反攻长安的前沿阵地,而皇帝李儇虽然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过在经历逃出京城、寄居蜀中的遭遇后,从内心感到了切肤之痛,虽然身在成都,却心系长安,有时竟到了寝食不安的地步,为了成功收复长安,他在蜀中不断地向各路藩镇封官许愿,并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反攻长安事宜。最初皇帝李儇对手握重兵坐镇扬州的高骈寄予厚望,还在奔往蜀中的路上时,他就接二连三派人去敦促高骈出兵。到了中和二年(881年)二月,又任命高骈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希望高骈能够担当起指挥长安周围各路唐军收复京城的重任。可是很长时间以来,高骈因为黄巢势大,以及担心平定黄巢后朝廷会卸磨杀驴,所以一直按兵不动。据《旧唐书?高骈传》记载,他是想要利用国家的混乱形势,兼并两浙地区,效仿三国时期孙策的三分天下之计。所以对于皇帝李儇一再地敦促出兵,高骈总是拿出各种理由搪塞,不肯应命领兵北上。眼看高骈这路人马指望不上,皇帝李儇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关内的军事部署上。中和元年(880年)二月,李儇任命杨复光为京西南面行营都监,让他带领忠武军屯驻邓州(今河南邓县)。当时南面行营招讨使刘巨容镇守襄阳一带的交通要道,关中一带从京城长安逃出的官员大多在他的保护下逃往成都,所以让杨复光屯驻邓州是为了屏障襄阳和江陵的一种战略部署。郑畋作为长安西北一路的主要反攻力量,已经和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天雄节度使仇公遇结盟,并于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十六日发布讨伐黄巢的檄文,并将檄文传至各路藩镇,号召藩镇们起兵勤王收复长安。皇帝李儇自从进入蜀中后,由于交通不畅导致与各路藩镇联系也不畅,有些藩镇甚至认为朝廷已经灭亡,所以被迫投降黄巢,有的也持观望态度。可以说郑畋的这份檄文对各路藩镇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史称“诸藩耸动,各治勤王之师”。郑畋在长安西北部可谓是磨刀霍霍,可是此时陶醉在胜利喜悦之中的黄巢,却对郑畋的动向毫不知情。事实上,郑畋斩杀黄巢的使者后,其势头已经是“烽火已严,侦逻殊密,云旗霜刃,森罗于百里之内”。黄巢派去侦察敌情的人大多被郑畋伏击致死,不过也有少数逃回者向黄巢报告了郑畋的动向,可是却没有引起黄巢足够的重视。黄巢实在不相信,朝廷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反扑长安,他曾经自负地对手下人说:“我纵横半个天下,所到之处无不攻克,即使是高骈也不敢与我作战,郑畋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直到郑畋发布檄文,甚至斩杀使者后,黄巢才觉得郑畋是个隐患,于是决定派尚让、王播领兵五万进攻郑畋。当黄巢反应过来时,郑畋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甚至是昼夜不停地对黄巢动向进行侦察。当他得知黄巢派兵来攻后,立即派部将唐弘夫、李昌言领兵埋伏于要害之处,自己则带领数千精兵在山冈布阵,虚张旌旗延绵数里,显然是要打一场伏击战。当时在黄巢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尚让等人误认为此战可以轻而易举地取胜,尚让甚至认为郑畋不过一介书生,根本没有军事经验,竟然没有列阵迎敌,让士兵散漫而行。当两军相遇时,郑畋命令部下擂动战鼓,尚让这才意识到郑畋可能埋下了伏兵,可是等到尚让再想列阵迎敌时,官军伏兵四起,一时间将尚让的人马冲击得人仰马翻,双方一直交战到夕阳西下。尚让在官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在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面)被唐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一战使尚让的人马损失两万之多,而郑畋则在此战中缴获了义军的大批军用物资,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皇帝李儇逃离长安后,官军对黄巢的首胜,同时也遏制了黄巢继续向西的进攻。虽然凤翔这一战取得胜利,但郑畋并没有就此收手,他乘胜让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整合汉、蕃联军,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合兵于鄜州,准备发动反攻长安之战。此时,包括郑畋、王重荣在内的几路大军已经开始逼近长安,北面的唐弘夫带领泾原镇兵马屯于渭北,王处存带领义武镇兵马屯于渭桥;东面则有王重荣带领的河东镇兵马进驻沙苑地区(今陕西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之间);拓跋思恭与李孝昌带领夏绥、鄜延镇兵马屯于武功,郑畋则带领凤翔军屯驻盩厔(今陕西周至)。可以说,几路人马已经对长安渐成合围之势,不过郑畋毕竟一直驻扎在长安附近,虽然凤翔一战取得胜利,但他深知黄巢的实力颇为雄厚,不是一战就可以打败的,此时身为几路大军统帅的郑畋,时刻告诫各路人马的统帅不要轻易冒进攻打长安,必须要听从自己的指挥,谨慎行事。可是郑畋命令刚下,四月一日,唐弘夫就挟龙尾陂之胜,与程宗楚率先发动进攻,攻取咸阳后,造浮桥渡过渭水。四月五日,黄巢利用唐弘夫、程宗楚急于求成的心理,率众假装撤离长安,屯驻于长安东面的灞上。唐、程二人认为黄巢不堪一击,争先进入长安。当晚,王处存也领兵五千入城,头裹白巾为识别标志,当时长安城中一些敌视黄巢的人,在看见官军到来后,纷纷欢呼出迎。唐、程二人以为收复长安大功告成,唯恐其他藩镇夺了功劳,向郑畋隐瞒进入长安的消息。当时进入长安的官军趁火打劫,纷纷放下兵器闯入民宅抢劫财物,造成长安城内一片混乱。黄巢在灞上一直注视着长安内的动静,在探听到官军并无后援而且军纪败坏的情况后,立即回师反攻,分兵从长安各门进入与官军展开交战,唐、程二人因为事先毫无防备,被打得一败涂地,两个人也死于乱军之中。王处存由于身在外城之中,眼看唐、程二人战败身亡,立即带领人马慌忙逃出长安,围攻长安的官军见到唐、程二人战败,担心黄巢引兵西进,全都从据点撤兵而走。唐、程二人这次的军事行动,勉强算是官军收复长安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虽然两个人战败身亡,但是从中可以看出,黄巢虽然占领了长安,但实际控制的范围并不大,号令所及也就是长安附近的几个州县。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让郑畋十分郁闷,唐、程二人战败不说,最关键的是自己辛苦建立的合围长安之势,顷刻间土崩瓦解,在此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官军与黄巢在关中基本处于相持状态。对于黄巢来讲,虽然这次击败了官军,但这也让黄巢意识到官军加快了收复长安的步伐,鉴于自己目前实际控制的地方并不多,黄巢决定以长安为核心继续向外扩张地盘。事实上,在唐、程二人进攻长安之前,黄巢就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派他领兵远征距离长安九百多里远的邓州。三月三日朱温攻克邓州,活捉刺史赵戒,监军杨复光逃离邓州,依附许州伪装投降黄巢的周岌,但是许多史学家却认为这场远征其实并不值得,因为邓州距离长安过远,对于关中地区的义军并不能起到支援作用,而且分散了义军的力量。就在朱温刚刚占领邓州没多久,逃往许州的杨复光就和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密谋,准备重新起兵反抗黄巢。当时杨复光带领三千士兵与占据蔡州(今河南汝阳)的秦宗权联络,秦宗权派遣部将王淑带领三千士兵跟随杨复光攻打邓州,可是王淑却因为畏惧黄巢的声势而不愿出兵。最终,杨复光将其斩首,并收容其部众,连同自己的三千人马共分为八部,并指派鹿晏弘、晋晖、王建、韩建等八员牙将为都头,分别统领八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八个人中,王建到后来成为至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就是五代十国中前蜀的创建者。杨复光重新整编人马后,带领八都头之兵成功收复邓州。朱温由于远离关中腹地孤立无援,所以被迫放弃邓州退回长安。而身在华州、黄巢任命的刺史乔谦听说黄巢领兵撤出长安,以为黄巢战败,所以率众逃跑,结果被朱温斩杀,昭义军将领高浔趁机与王重荣合力攻下防务空虚的华州。邓州、华州的成功收复,让远在蜀中的皇帝李儇大为振奋。于是在中和元年(881年)六月,李儇下诏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重新开展反攻长安的军事行动。但由于黄巢加强了戒备,所以双方依旧在关中地带形成拉锯之势。一直到中和二年(882年)四月,这种拉锯之势随着官军的努力才逐渐改观。正月八日,皇帝李儇诏令宰相王铎代替高骈出任诸道行营都统,太子少师崔安潜为副都统。本来皇帝李儇对于拥兵一方的高骈有着深

                      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先声。1926年,邓小平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终于离开了让其刻骨铭心的法国。此时已经22岁的他,手下有一个16岁的小伙伴,此人叫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两人关系相当不错。五十年后,二人几乎同时成为海峡两岸的一把手,几乎同时在海峡两岸发动改革,改善国计民生,开创历史新纪元,不得不令人感叹人生境遇之离奇。说远了,接着讲冯玉祥吧。虽然冯玉祥被众多不太尊重史实的影视文学作品刻画成了和李逵、鲁智深一样的江湖大老粗,但实际上,冯玉祥是一个文武双全的聪明人。在宁汉分裂之后不久,与宁汉双方关系都还过得去的他就以第三方力量出场,主动进行调停。这样做可谓一箭双雕,在制止国民党内斗的同时,也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更加重要。宁汉双方都给了冯玉祥面子,很快达成合作意向。毕竟表面上大家在“剿共”问题上已没有任何冲突,至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私下慢慢斗争解决。南京方面欢迎汪精卫到南京执政,汪精卫也愿意去南京赴任。但他提出一个极有个性的条件——他可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但不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与蒋介石不能共存,蒋介石必须下野滚蛋。汪精卫本不是斤斤计较之人,他如此做主要是因为蒋介石之前的背信弃义——蒋介石不等汪精卫开四中全会,就开始武力清共,汪精卫据此认为两人无法合作。当然了,汪精卫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硬,也是因为蒋介石吃了败仗,威信大跌,所以他趁现在形势于己有利,对蒋介石落井下石。蒋介石当然不肯屈服于汪精卫施加给他的压力,可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的盟友新桂系不支持他,在关键时刻撤了梯子。据史料反映,蒋介石曾指示李宗仁和白崇禧:和汪精卫谈不拢就打,打服了再谈。但是二人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拒绝的理由看似很高尚:我们主张宁汉顺利合作。虽然这个理由看似无懈可击,但蒋介石明白了这个理由背后的深意:新桂系已经尾大不掉,自己指挥不动了。8月中旬,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蒋介石的这个做法还算聪明。于公,牺牲自己,避免国民党内部纷争,保全北伐基业,树立自己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于私,如果真打起来,不仅要对付汪精卫,还要防备新桂系背后捅刀子,打败仗的概率就跟买彩票中不了奖一样高,很容易声威扫地。此外还有一点,他自己主动下野,可以大大缓解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蒋经国是192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看来蒋介石当年也没料到自己会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要不然也不至于愚蠢到把亲生儿子送到苏联当人质。“四·一二政变”之后,已经在苏联成为共青团员的蒋经国马上宣布与父亲决裂,指责老爸叛变革命,加入声讨蒋介石的队伍。可即便如此,蒋经国还是被贬到了西伯利亚当了一名不受待见的小兵,算是作为人质被扣留在了苏联。这一境况直到“西安事变”国共再次合作后才得到改善。1937年,蒋经国与患难中相识相爱的白俄罗斯媳妇蒋方良历经周折,转道回国。他回国后,就开始积极辅佐父亲大人,未见任何隔阂。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蒋经国在苏联宣布与父亲决裂实际是权宜之计,不这么做的话,他能否活命就很难说。就在蒋介石辞职后不久,在西伯利亚当兵的小蒋又重新回到了莫斯科,虽然依然是人质,但莫斯科的环境可比西伯利亚好得多。

                      宋蒋联姻是因为爱情?

                      下野的蒋介石自是有些落寞孤寂,不过远离政治风暴中心的蒋介石,正好腾出时间去好好思考并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严格意义上讲,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夫人毛福梅,不识字,小脚,他们是封建包办婚姻。那时的蒋介石还只是一个15岁的冲动少年,毛氏则大他好多,虽然两人有蒋经国这么一个孩子,但他对毛氏并没有爱情。第二任夫人姚冶诚,本性善良,原来是一个妓女。这段婚姻算是蒋介石一时冲动下犯的错,他实际上不怎么喜欢姚冶诚。他的小日记本里记有大量对姚冶诚不满意的地方,说对方只会打牌,自己生病时得不到对方的照顾和关心……第三任夫人是前面提到过的陈洁如,是蒋介石花费了相当精力才搞定的一个少女,但他依然不是很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陈洁如的消费观有问题——不会持家,爱逛街,喜欢追求奢侈品。寻寻觅觅,蒋介石最后看中了宋美龄。世人都说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政治联姻,其实得纠正一下,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1922年,两人初识于在孙中山家中举办的一次联谊性质的聚会。之后四年,在已婚男士蒋介石的努力追求下,二人从普通朋友关系发展到情愫渐生。蒋介石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无数次提到宋美龄。诸如“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今日思念美妹不已”,“终日想念梅林(美龄)不置也”,“与三弟(宋美龄的别称)叙谈,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等等。19世纪的80后的情话,肉麻程度丝毫不输于20世纪的80后。想不到平时不苟言笑的酷哥蒋校长,竟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不过,蒋介石娶宋美龄所面临的阻力可不小。除了大姐宋霭龄特别想把小妹美龄嫁给蒋总司令强强结合之外,宋美龄的二姐宋庆龄、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爱关系。宋庆龄和宋子文此前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自然不希望小妹嫁给他。而宋太夫人则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史和婚姻忠诚度有所担忧:蒋介石有妻有子不说,还有妾有情人,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一个有复杂婚史的男人?于是,两人的婚事就被一拖再拖。蒋介石为了抱得美人归,拿出浑身解数,想了几个奇招,才说服“美妹”的娘家人。奇招一,1927年8月,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洁如忽悠到了美国读书,这一去就是五年。等后来陈洁如归国时,生米已煮成熟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奇招二,蒋介石写了一份内容比较虚假的婚姻状况说明,在销量极大的《申报》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专此奉复。这当然是一个面子工程,给宋家人看,尤其是给外界人士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堂堂宋氏豪门三小姐岂能嫁得不清不楚!蒋介石登报声明后,立即向宋美龄求婚。令人感动的是,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兼未禀明女方母亲兄姐的情况下,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或许也掺杂了些许女性容易泛滥的同情心吧。求婚成功的蒋介石,怀着喜悦、忐忑兼具的复杂心情东渡日本,探望了在神户看病的宋太夫人,用自身表现争取到了宋太夫人的允婚。需要解释一下,本来信佛的蒋介石在跟宋三小姐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而不是像一些小道消息说的,是为了追求宋美龄在婚前就加入的。1927年12月1日,蒋宋顺利完婚。蒋介石成功抱得美人归,可汪精卫就惨了。

                      血战龙潭

                      1927年8月中旬,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宣布正式迁都南京,结束了武汉为期八个月的首都历史。汪精卫以为蒋介石一走,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到了南京才发现,李宗仁和白崇禧拥兵自重,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要说李宗仁、白崇禧有野心也是正常的,毕竟权力是一个好东西,保住甚至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已成了接近权力之人最大的乐趣,少有人能够例外。野心勃勃的李宗仁为了压制汪精卫,把国民党的极右派——西山会议派又给请了回来。因为新桂系属于半道参加革命,只有军权,在党内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汪精卫之前已经开除了西山会议派的党籍,蒋介石也宣布他们是非法组织,结果李宗仁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撤销有关一切处分。然后才报告汪精卫说:汪主席,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撤销处分事宜,现在咱们全党讲究团结合作,你也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吧。李宗仁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做法,激怒了汪精卫:你们的做法不合程序,必须由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决定!要说到打仗,李宗仁肯定是一把好手,但要论搞政治权谋,他的水平还差得太远。他属于那种有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人,完全不打算对汪精卫妥协。就在李宗仁和汪精卫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一场北伐以来最大的危机正向他们步步逼近。1927年8月25日拂晓,长江南京段江岸,晨雾迷茫。久违的孙传芳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忙着指挥手下们偷渡长江。这位兄台贪黑起早,辛苦加班,职业精神的确可嘉,只可惜职业蓝图比较邪恶,因为他此次过来是为了把南京国民政府一网打尽。尽管孙传芳有干爹可以借钱借兵,但为了彻底干掉北伐军,前后数次大败亏输的孙传芳,毅然决然地选择倾家荡产,投下血本,再干一票,最终凑得约六万人马。为了保证这趟不白来,孙传芳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他选择的进攻时机很不错。北伐军刚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士气低落;蒋介石的下野令黄埔系军队失去主心骨,军心不稳;李宗仁正忙于搞内讧,注意力分散;野心家唐生智根本没打算停止东征,依然陈兵长江,威胁南京西侧,李宗仁必须分兵防守。再者,他选择的登陆位置十分要命。这可能跟他的情报工作做得好有关,因为只有对对手的兵力布置了然于胸,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登陆位置。当时,桂系第七军主力布置在南京西面防备唐生智,黄埔第一军主力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第一军的兵力部署方案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因为这一方案既能防备北方的张作霖南下,也可以让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一带的他更有安全感,总体来说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针对北伐军的这种兵力安排,孙传芳做了详细地研究和考察。功夫不负有心人,孙传芳发现了北伐军的一处防守疏漏——南京东侧的龙潭镇一带。这可是一个便于他搞破坏的最佳登陆位置。龙潭四面多山,一旦占据这几座山,便可将其打造成易守难攻的堡垒,镇上还有一处要害位置——龙潭火车站,一旦占据它,就能切断京(南京)沪(上海)铁路(即沪宁铁路),就能切断北伐军东(黄埔系)西(桂系)方向的联系,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最后,孙传芳的临门一脚非常犀利。躲猫猫想不被发现都很难,更别提策划六万余人参与的偷袭。要想不被发现,或尽可能晚地被发现,其难度不言而喻。好在孙传芳的自然地理知识和数学水平很不错,他选择了最合适的天气——浓雾和时间——人最容易犯困的凌晨,也选择了最合适的渡江地点——离他的登陆位置龙潭镇航渡距离最短,这样可以保证其主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渡过长江,用时越短,被守军发现的几率越低。顺便一提,为了不被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军发现,他还拿钱收买了这支海军的头头——海军司令杨树庄,跟对方建立了统一战线。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显然,孙传芳在“知彼”上干得相当不错。实际上,孙传芳也相当“知己”:自己最精锐的北洋第二师已被北伐军打残,其他部队的战斗力又一般,若正常交手,绝对不是北伐军的对手。为了尽量挖掘手下们的战斗力,他特地向前辈项羽学习了能将软蛋和怂人逼成拼命三郎的绝技——“破釜沉舟”,只让士兵带了几天的干粮,待士兵渡过长江后就把船只悉数运回北岸交大刀队看管。准死不准退,进攻!由于孙传芳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以至于在其拿下了龙潭火车站及其周围的制高点之后,被突如其来的敌人打懵了的北伐军才完全回过神来。最危急的时刻到了。胜可继续北伐,统一中国有望!败则南京政府覆灭,北伐军的主力黄埔系和桂系都将不复存在!南京城闻风震动,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人心惶惶,收拾行李,准备逃难。连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也不例外,他也打算带着南京附近的第一军跑路了。据说这是因为老上级蒋介石在走人之前叮嘱过他:好好工作,天天向上,保存好第一军的实力。关键时刻,李宗仁找上门来了。他没办法不过来。白崇禧出差去往上海搞军费,黄绍竑留在广西看家,实在是无人可以商量。再者,情形如此危急,桂系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容易完蛋,必须得让第一军出力作战,勠力同心,共同解决孙传芳。虽然何应钦的脸皮比较厚实,但当着李宗仁的面逃跑,也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二话没说就留了下来。桂系和黄埔系的两位巨头统一认识后,认真分析完当前形势,就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李宗仁指挥桂系悍将夏威和李明瑞率第七军主力攻击龙潭车站附近的栖霞山一带的敌人,何应钦亲自指挥第一军反攻龙潭车站。两路大军同时从西向东发起反攻,理论上够孙传芳喝一壶的!但现实是,两路大军分工配合,通力协作,牺牲巨大,进展却不大。这是由两大原因造成的。一来孙传芳的军队占据的大都是制高点,第七军的反攻属于仰攻,难度很大。二来孙传芳占领了龙潭火车站之后,第一军被其切割成了东、西两部,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战斗力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西部,并非第一军主力,在孙传芳的优势兵力面前,在被“破釜沉舟”逼成拼命三郎的敌军面前,第一军着实占不着便宜。说来也是凑巧,战争爆发时,从上海打道回府的白崇禧正乘坐火车朝龙潭车站方向而来,走到半道,刚好赶上大战,白崇禧遂下车就近指挥东边的第一军主力,由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就这样,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南京城一边的北伐军向东攻击,白崇禧指挥东线的第一军向西攻击。北伐军会攻龙潭,夹攻孙传芳。六天六夜的硬仗之后,战争结束。尽管第一、七军伤亡达八千余人,遭受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但是孙传芳的军队也被消灭成了十位数。北伐军在此战中的表现足可彪炳史册!认真说起来,在这场战争中,北伐军实在没有拿出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所能依赖者,只是敢于拼命的意志和善打硬仗的战斗力而已,不过这正是王牌部队的特质——拥有绝对的实力,善于打硬仗,善于啃硬骨头。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权谋之术都会不堪一击。毕竟谋略虽好,必须以实力为基础。当然了,获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还要有些运气。若无白崇禧碰巧赶上大战,后果很难说。北伐军是赢明白了,不知道孙传芳输明白了没有。通过孙传芳此战过后不久皈依佛门的表现推断,他应该是输服气了,也应该输明白了。在此战中,孙传芳连偷袭和“破釜沉舟”之计都用上了,不可谓不狠,但他忽视或者故意忽视(想赌一把)了最重要的一点:后勤补给。在没有强大的海军做后盾的条件下,玩破釜沉舟必须速决速胜,因为孤军深入,士兵大都是轻装上阵,所带弹药和食物有限,用完就没了,总不能饿着肚子放空枪吧?龙潭战役打了六天六夜,孙传芳的士兵早就吃光了随身携带的食物,饿得嗷嗷叫,连草根都是好东西,至于喝水,一江血水向东流,怎么喝?己方体力不济不说,对手还是决心和意志不在之下而实力尤在之上的北伐军,孙传芳输得不冤。此外,孙传芳应该找唐生智同学算算账。这哥俩之前商量好了,相约共攻南京,但唐生智爽约了,因为这个能力只够当蝉的人却想着当黄雀,结果使得李宗仁将防备唐生智东进的那部分桂系军队调入战场。话又说回来,以唐生智同学的人品,不出兵实属正常。他没在孙传芳溃败之时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得上人品爆发了。龙潭一战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问鼎天下的基础。龙潭战役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而载入史册。南京北伐军从此再无真正的对手。可能有人会说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孔子像王鲁湘: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学在官府”。朱汉民:对,除了“学在官府”之外,其实还有一套民间教育的学校。如果追溯源头的话,民间学校,也就是私学,应该开始于春秋。在当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还有道家,墨家,都是私学。官学和私学,它们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中国教育史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人才培养、文化传递的作用。有人比较全世界这几大文明圈,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这些宗教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创教人创造的,像穆罕默德、耶稣、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教主。而孔子的身份则很特殊,他就是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教书人,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万世师表,被供奉在文庙里面。王鲁湘: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们所谓的“私学”中间出现了高级形态的“书院”呢?朱汉民:如果追溯的话,应该是从唐代中后期开始,当时在民间有一些比较小的书院。当然,那些书院可能只是秀才们自己读书的地方,最多只能说是书院的雏形,所以并不具备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和专门的教职,还算不上比较完备的书院。王鲁湘:那正式的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朱汉民:我认为应该是在宋初。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在建国之初便比较重视科举考试,它拼命发展科举,像宋真宗就常鼓励读书人好好读书。王鲁湘:他还写了一首在民间流传甚远的《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吧?朱汉民:对,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来鼓励读书人读书。但有一个问题:官学要国家拿财政支持,要花很多钱来办。王鲁湘:所以财政不够用。朱汉民:不够怎么办呢?只好依靠民间。民间读书人很想读书,那么各个地方就用书院这个名称,办起了一种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像我们所说的宋初几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包括岳麓书院。这些书院在当时都是由一些读书人或者地方士绅来支持。岳麓书院大门王鲁湘:朱院长,书院的中轴线好像不是很正。大门前面的轴线应该是朝正东的,是吧。可是现在好像往北偏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朱汉民:这是明代人在修书院的时候,出于风水上的考虑所做的变动。当时修书院的看了这里的地势,觉得风水不是很理想,他就有意根据风水的走向稍微偏了一个角度。王鲁湘:偏了一点点,不敏感的话还察觉不出来。我一看就觉得有点偏。朱汉民:对,它实际上是把整个大门的朝向从整体上扭了一点点。王鲁湘:往北扭了一点点,这样风水就好了?朱汉民:对,后来听说整个书院很顺。王鲁湘:如果不是扭这么一点点,那么这幅“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可能就在这里挂不住了,就不会出这么多人才了吧。这幅岳麓书院的对联,可以说是天下闻名,好像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样子。朱汉民:岳麓书院这幅对联是在清代挂上的。当时有一个山长57叫袁名曜,他在考虑为岳麓书院写个什么对联的时候,想到了春秋《左传》里面那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就把那个“虽”去掉,改成“惟”楚有材。王鲁湘:气魄大多了。朱汉民:他有个学生叫张中阶,想到《论语》里面有句话,叫“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孔子的意思是说现在人才很难得,但是在尧舜时代人才则很旺盛。张中阶就把那个“于斯为盛”作为下联,用到这里。“斯”在《论语》文本中本来是指代尧舜那个时代。王鲁湘:结果在这对联中就用来指代楚这个地方了。朱汉民:对,变成了一个空间概念。明清以后,湖南确实出了大量的人才,为全国所震惊。而且这批人才多数在岳麓书院学习过,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二、三教融合岳麓书院在北宋初年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根据书院的史志记载,书院的第一位山长是著名的教育家周式,他办学成绩卓著,风闻天下,以至于当朝皇帝宋真宗,都破例召见了他,并且御赐了至今依然高悬的“岳麓书院”匾额。然而,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经有了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这个学校的创办者,却是两位佛教僧人。(图3,岳麓书院全景)朱汉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像岳麓书院这样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宗旨、为核心的书院,它真正的创始人竟不是儒生,而是两个佛教徒——唐末五代的和尚智璿等人。为什么呢?因为岳麓山过去佛教和道教盛行。王鲁湘:对,是道教圣地。朱汉民:大概在东汉末年,这里就有一些道士,现在山上还有个“抱黄洞”。当时有个叫张抱黄的道士就曾在山上炼丹,《岳麓书院志》上记载他在那修炼之后,飞升而去,就是变成仙人了。除此之外还有佛教。麓山寺是湖南最早的寺庙,建于西晋。也就是说,在岳麓书院创办之前,这里已经有儒、佛、道在这里活动,做文化交流。王鲁湘:已经是一座文化名山了。朱汉民:在唐末五代战乱的时候,文化遭到极大破坏。智璿和尚考虑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他居然真去买了很多儒家的经典拿到这里,又约请了很多的儒家读书人、士大夫们到这里来读书。这个时候这里就构成了一个最早的书院,虽然当时还不叫书院。到了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就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了岳麓书院。王鲁湘:这正好表明,岳麓书院的形成本身也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岳麓书院是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后来使它名扬天下的,也正是一种以儒家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理学思潮。被后人称作朱子的朱熹继承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综合儒佛道三教的思想精髓,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转型,为君主专制、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作了精巧的论证。朝廷大为赞赏朱熹的学说,其《四书集注》对孔孟学说所做的阐释,从此成为了科考的规范,儒学由此得以中兴。而朱子曾经讲学的岳麓书院,也因为皇帝的褒奖再次出现了办学的热潮。三、朱张会讲从夏商周三代到汉唐,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湖南地处“南蛮之地”。直到两宋时期,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湖南才出现了以“湖湘”为名的理学学派,岳麓书院自然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心。《岳麓书院图志》上手绘的“朱张会讲”图当然,岳麓书院的功成名就,还在于它自成一格的教学方式:自学为主,老师数日开讲一次,提纲挈领只讲重点。上课的时候,学生从少年到花甲济济一堂,自带蒲团,席地而坐,凝神听讲,主动答问。岳麓书院更有一种独特的学术活动叫“会讲”,即请不同学术观点的人面对面探讨和辩论,学生在场旁听,有时论争至三天三夜。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已推动了学术和教学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一场会讲,就发生在朱熹和另一位理学大家张栻之间。王鲁湘:“忠孝廉节”堂里,正面的讲台就是当年朱熹和张栻会讲的讲台吧。他们两个人坐到椅子上,周围的学生来听他们两个人辩论。朱汉民:是的。当时他们讨论《中庸》的“已发”和“未发”问题58。史书上记载,他们在这里争论了三天三夜,意见不太一致。因为两个学派的学术宗旨不一样,一个是“闽学”,一个是“湖湘学”59。他们学术的师承也不一样,对《中庸》“心”和“性”的理解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就讨论,进行激烈的争辩,学生在下面听。王鲁湘:听课的也听了三天三夜?朱汉民:对。岳麓书院“道南正脉”匾额王鲁湘:这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盛况啊。朱汉民:确实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事件,而且他们最终也取得了学术成果。两个人经过讨论之后,在很多大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所以后来张栻的“湖湘学”和朱熹的“闽学”比较接近,都被列入《宋史·道学传》,这也是堂上“道南正脉”匾额的由来。王鲁湘:这是乾隆皇帝写的。朱汉民:对。匾额的意思就是,朱熹、张栻在这里讲学,他们传播的孔孟之道是正统的,所以是“道南正脉”60。王鲁湘:岳麓书院千年以来“弦歌不绝”,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名的弘道圣殿。说到弘道,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八百多年以前的这次“朱张会讲”。那么,朱熹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潭州这个地方的?朱汉民:过去的读书人真是很不容易。他们在读书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懂的地方,产生了疑惑,就要和当时的师友相互讨论。如果两人相距很远,讨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书信进行。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持人是张栻,他是二程的世传弟子,而朱熹也是二程的世传弟子。王鲁湘:朱熹是李侗的弟子吧,而李侗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所以这两个人往上走,都走到二程那里去了。朱汉民:对,都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读《中庸》的时候,对里面心和性的问题总是不得其解。在这时,他就跟张栻通书信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书信来往非常多。张栻是胡宏的学生,他们对心、性有一套看法,认为“未发是性,已发是心”;至于心性如何修炼才能成圣贤,他们的主张是“先察识,再涵养”。而朱熹是李侗的弟子,李侗是主张静坐功夫的。王鲁湘:对,闽学是主张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更类似于禅宗。朱汉民:首先要静坐,体认大本。朱熹感到,通过书信与张栻交流还是不行,必须要见面讨论,所以他就从福建走了两千多里到湖南。古代交通不像我们今天坐飞机坐火车那么便利,一下就到了,可见他走了很久。王鲁湘:非常难,走走路、坐坐船、再骑骑毛驴。朱汉民:对,要花很长时间。当时他的很多弟子都反对他这么远跑过去,但是朱熹很坚决,于是就来到了长沙。他和张栻两个人一起在讲堂“会讲”。所谓会讲,是书院一种独特的讲学方式,即“会友讲学”——就是两个学友一起讨论,学生坐在边上听。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学术讨论会,但又和讲学联合在一起。书院史上最早的有记载的会讲,应该就是岳麓书院这次。王鲁湘:就是朱熹和张栻的会讲。四、经世学风张栻、朱熹、陆九渊和吕祖谦是南宋著名的四位理学家,他们主持的岳麓、白鹿洞、象山、丽泽四所书院,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因此被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教事期间,对书院的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变革。在著名的《岳麓书院记》中,张栻提出了“成就人才,传道以济斯民”的办学方针,否定了那种仅能应付科举考试,只有言语文辞之工的无用之才,明确了书院的目标就是培养能够“传道济民”的人才。此外,在教学方法和学术研究上,岳麓书院也更加灵活多样。于是乎,湖湘士子纷纷来此研习,名士大儒更是往来频繁。岳麓书院从此成为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步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朱汉民:我认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心性的修炼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所以湖湘学派的成员不是那种纯粹搞心性修炼的儒者。纯粹搞心性,走到极端的话,就有点像佛教、道教,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王鲁湘:跟“逃禅”是一回事了。王夫之像朱汉民:对,天天坐到那儿修炼,不关心社会、政治,要他去治国平天下,什么也不懂。这样的话,实际上违背了儒学经世致用的精神。王鲁湘:所以才有老百姓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对吧?朱汉民:对。湖湘学派这批人,除了心性修炼之外,也很注重研究各种经世致用的学问。张栻还研究《孙子兵法》,而且他认为《孙子兵法》是每个儒生必须要研究的,所以湖湘学派有些人后来去打仗,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去抗金啊等等。湖湘学派所奠定的这种思想、学术传统,影响到了后代。明清之际,湖南出了许许多多的学人,从学术传统上来说,都可以和湖湘学派扯上关系。王鲁湘:在这方面,岳麓书院最杰出的一个学生,应该就是王船山61先生了。朱汉民:对。王鲁湘:所以咱们岳麓书院专门为他建了一个祠——船山祠。王船山是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本为明末举人,清兵南下,他以一介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还乡,闭门著述,潜心研究学术,成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岳麓书院船山祠王鲁湘:王船山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在岳麓书院读书的呢?朱汉民:明末的时候,他正好在岳麓书院求学。当时他还在这里办了一个社团叫“行社”,“行”就是行动的行,因为他比较注重实践。当时,他的老师也叫吴道行,所以这个社团的名称,说不定还和他的老师有关系。王鲁湘:据说吴道行在清兵打来的时候自杀了,对吧?这个事情好像对王船山的刺激非常大,他把老师的尸体掩埋了以后,就到南明62那边直接参加了抗清运动。朱汉民:对,他后来把抗清作为毕生奋斗的事业。王鲁湘:王船山的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不为人知。大概是什么时候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

                      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

                      “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

                      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

                      希望她确实如此。玛维斯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车内再次沉默了。帕拉斯把头靠在西尼卡的胸口,巴不得她们都走了,而是由卡洛斯坚实又平滑的胸脯撑着她的面颊,像往常只要她愿意时那样,就这样走上七百英里。她十六岁生日时收到的礼物,一辆红色丰田,装有嵌入式八轨录音机。车里塞满了圣诞礼物。那些东西凡是做母亲的都会喜欢,但她备下的简直是五光十色,因为她已经有十三年没见过母亲了,不能冒险连一件都得不到母亲的欢心。在圣诞节前由卡洛斯驾车上路来一次探望母亲的假日旅行。不是从她父亲身边逃走,也不是和世界上最酷、最豪爽的男人私奔。一切都是经过周密计划的:东西藏得好好的,行动都是伪装的,以防长着一双鹰眼的管家普罗维登斯或者她兄弟杰罗姆看出来。她父亲经常不在周围,注意不到什么。他是个律师,有一个不长的客户名单,不过其中有两位顶尖的能创新演出风格的黑人艺术家。只要弥尔顿·特鲁拉弗仍让他们名列榜首,就不需要更多的客户。不过他始终留心别的青年演员,他们可能会被列入排名榜,并且保持着在榜单上的位置。有了卡洛斯的帮助,一切都进展得顺利而令人激动:对她的女友们撒的谎还要再圆一圆;留下的东西(驾驶执照——一件复制品、玩具熊、手表、化妆品、首饰、信用卡)要显出还要回来而不是跑掉的样子。几张信用卡既然不带走,就必须在他们出走的那天兑换成大量现金并大肆购物。她想给卡洛斯再多买一些,很多,可他坚持不让买。在她与他相识的整整四个月时间里,他从不收她的礼物。甚至不让她掏钱付餐费。他会闭上他美丽的眼睛摇着头,仿佛她要请客就会使他伤心。帕拉斯结识他是在学校的停车场,那天她的丰田车发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在那之前她已经遇到他好多次了。在她的高中学校,他是长得像电影明星,很矜持的男子。所有的女孩都喜欢围着他转。那天他把油门踩到底,告诉她油管涨满了,事情就这么开始了。他提议驾着他的福特跟着她回家,以防她在路上再抛锚。她一路顺利,他就挥手告别了。帕拉斯第二天给他带去了一件礼物——一本相册,费了很大劲让他接受。“除非你让我给你买上一个辣味热狗。”他说。帕拉斯一下子就觉得嘴里满是那种刺激了。之后,他们每个周末都要见面。她千方百计地作出一切努力让他和她做爱。他热情地呼应着,搂着她的脖子亲嘴,但接连几个星期再不肯越雷池一步。两人之间是他说了那句话:“等我们结婚时吧。”卡洛斯不是个看门人,真的不是。他雕刻,当帕拉斯跟他说起她的画家母亲,以及她住的地方时,他笑着说那可是艺术家待的完美地方。整个事情就此到位了。卡洛斯不会啰唆什么在假期放弃工作。弥尔顿·特鲁拉弗会为客户的聚会、音乐展示会和电视节目格外忙碌。帕拉斯把几年来她母亲寄来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贺卡都翻了一遍,找出她最近的地址,这一对情侣就既无羁绊又无阴云地出发了。只可惜那发疯的黑女人把圣诞圣歌毁了。帕拉斯偎依在西尼卡的胸前,虽说不算很舒服,总还能稍稍缓解袭击她的寒意。前排坐的两个女人又开始争吵了,那种尖厉的嗓音让她头疼。“爱光着身子的骚货!索恩是我们的朋友。我现在该如何对她说?”“她是康妮的朋友,跟你没关系。”“是我卖给她胡椒,配成了她的强身……”“那又怎么样,你就成了药剂师了?不过是迷迭香,还有一点麦麸掺上阿司匹林。”“不论是什么,那是我的职责。”“只是在康妮醉的时候。”“不许你的臭嘴提她。在你来之前她从来不喝酒。”“那是你说的。她甚至睡在酒窖里。”“她的卧室在那儿嘛!你真蠢。”“她已经不再是女仆了。只要她愿意,完全可以睡在楼上。她就是想离酒近点。”“老天,我恨你这副脏肚肠。”西尼卡柔声打断她们,想让气氛和谐一些。“康妮没有醉。她是不痛快。虽然如此,她还是该和我们一起来。她要是来了,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挺好嘛。真不赖!”吉姬说,“直到那些该死的牧师一样的人来搅场。”她用一支快吸完的香烟续上了另一支。“你不能停下来两分钟不吸烟吗?”玛维斯说。“不!”“你没看见那黑鬼在你身上看出什么了吗?”玛维斯继续说,“反正我看出来了,因为你好像不能掩饰自己。”“嫉妒?”“见鬼。”“见鬼,见鬼!你有十年没让人干过了,你已经干得只剩下瘪壳了。”“滚出去!”玛维斯厉声叫着,把车刹住,“滚出我的汽车见鬼去吧!”“你打算对付我?敢碰我一下,我就撕破你的脸。你这该死的重罪犯!”说着她便把香烟往玛维斯的胳膊上猛地一戳。在车里那么有限的地方,她们没法施展拳脚大打出手,但还真动起手来。西尼卡搂着帕拉斯在后面瞅着。她一度想拆开她们,但现在她知道更好的办法了。她们累了就会住手的,那样可以比她介入保持更长久的相安无事。吉姬深知玛维斯的弱点:辱及康妮或涉及她出逃的情况。玛维斯最近一次出行时从她母亲那儿听到了对她发出的通缉令:非法侵占大批财产、抛弃家庭和涉嫌谋杀两个亲生孩子。凯迪拉克摇晃着。吉姬既好斗又虚荣——她不想在自己可爱的脸蛋上留下淤青或抓痕,还不时得顾及她的头发。玛维斯虽然动作缓慢,但打一下是一下,而且乐于动手。吉姬看到了血,而且以为是自己流的血时,就爬出了车,玛维斯则紧追不舍。在没有一只飞鸟的炽热天空下,她们俩在路上和路边继续打斗。帕拉斯坐起了身,被搅起尘土和压倒野草的两个身体催眠了似的。那两个身体在俄克拉荷马茫茫的天空下,或者在新墨西哥州米西塔如画的天空下,那么专注,旁若无人。在迪·迪·特鲁拉弗激动的拥抱和亲吻的几个月之后,在惊叹她母亲窗外美景的几个月之后,在吃过美馔佳肴的几个月之后,在迪·迪的朋友圈中——各种艺术家:印第安人、纽约人、老年人、嬉皮士、墨西哥人、黑人——谈论艺术的几个月之后,在他们三人在帕拉斯认为只有迪斯尼可以制作出来的星空下谈话的几个月之后。在那几个月之后,卡洛斯说:“这是我应该在的地方,”还深深叹了一口气,“这才是我一直寻求的家。”他那张浸透着月光的面孔让帕拉斯的心跳都停止了。她母亲打着哈欠。“当然是啦。”迪·迪·特鲁拉弗说。卡洛斯也打了个哈欠,当时她就该明白——不约而同的哈欠,一唱一和的腔调。她应该进行一下数学运算——卡洛斯在年龄上更接近迪·迪而不是她。她若是注意到,或许就能防止那两个身体在草地里扭作一团,交换着呻吟,毫不在乎有人旁观。也就不会随后傻乎乎地跑向丰田车,茫无目的地瞎开一气,撞上和刮擦上几辆卡车。也不会碰到身下带着软东西的水了。帕拉斯又感到了看不见的鳞片令人生厌的搔痒和触摸,便转过身不去看那两个女人厮打的场面,举起一只胳膊搂住西尼卡的脖子,把脸深深地贴进那小小的胸脯。只有西尼卡一人看到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司机放慢了速度,可能想绕过占着路中间的凯迪拉克吧,也许是想提供一下帮助,反正他停了很长时间,足以看清两个满不在乎的女人在路上滚作一团,衣裙也扯破了,私处都露了出来。他还看到另有两个女人在车后座上拥抱着。他瞠目结舌了好久,然后才摇着头,加大了他那辆卡车的油门。最后,吉姬和玛维斯都躺在地上喘着气。一个,然后是另一个,坐起身,摸着自己的身体,查遍周身的伤情。吉姬去找她丢下的一只鞋,玛维斯找她箍发的橡皮圈。她们一语不发地回到了车里。玛维斯用一只手驾驶。吉姬嘴巴没伤的一边叼着香烟。一九二二年,白人劳工曾在自己的圈子里,在一片荒野中的一座石头房子中大笑。印第安人连房子都没有。恶劣的天气里,在一片缺树的土地上用木柴是渎神的,用煤又太贵,牛粪又太臭。那座巨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狂想。那个贪官订购了几吨煤——但一点没用上。接收了这一产业的修女们都极能忍受,用点煤油、睡着单薄的铺盖已经成了习惯。不过在春夏两季和暖秋时分,宅子的石墙则是求之不得的凉快。吉姬跑上楼梯,赶在玛维斯前面使用仅有的洗浴水。她一边使劲咳嗽,一边脱光衣服,在一面没有涂漆的镜子中观察着自己。除去一只膝盖和两个手肘,伤得还不算太重。指甲当然裂了,但眼睛没有青肿,鼻子也没有破损。不过,明天可能会露出更多的青紫。让她难堪的是嘴角周围都肿了,按按伤处会涌出一股血。突然之间,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大街上人们全都在跑。警笛——警车?急救车?消防车?——刺耳地响。一道由警察组成的人墙在前进,阻断了从东到西的通路。跑动的人群边抛着他们带在身边或随手找到的东西,边逃跑。她和米基起初还挽着手随着一伙散乱的人群沿一条侧街跑。那是一条房子小、草地多的街道。没有开枪——根本就没有开火。只有姑娘们音乐般的尖叫和长着好斗面孔的男人一声接一声的吼叫。警笛,没错,还有远处手提式扩音器的声响,但是,没有打碎的玻璃,没有尸体倒地的响声,没有枪响。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小男孩的白衬衫上有一片红颜色晕开来?她没有看清楚。人群聚拢起来,然后就站住了,被什么人在前边挡住了。米基被几个肩膀隔开,正在推开人群向前挤。吉姬又看了一眼躺在鲜绿草地上的男孩。他穿戴得可真好:蝴蝶领结,白衬衫,锃亮的系带皮鞋。可是现在衬衫已经脏了,上面覆盖着红色的牡丹花。他猛地扭动了一下,鲜血从他嘴里涌出。他伸出了双手,小心翼翼地堵住血,以免血会像刚刚毁了他的衬衫那样,毁了他的皮鞋。据报纸说,有一百多人受了伤,但没提到开枪或一个遭枪击的男孩。没提到一个穿得干干净净的黑人小男孩用双手捂着他的血。水汩汩流进浴缸。吉姬用发卡扎住头发,然后趴下,再次检查浴缸下藏着的盒子里她所取得的进展。上面的盖子被扔到了一边,但那金属盒看来还牢固地原封未动。伸手到浴缸下面是个问题。她当初要是告诉了K.D.,他一定会帮她的,不过那样他就得分享盒子里的东西了:可能有金子、钻石、大包的现金。不管是什么,那是她的——还有康妮的,只要康妮想要一些。但再没别人的了。绝没有玛维斯的份儿。西尼卡不会要什么,而最后来的这个女孩,戴着一副破眼镜,长着一头浓密鬈发——谁知道她是谁,是干什么的?吉姬站起身,从皮肤上刷去尘土,然后走进浴缸。她坐在那里想着她的选择。康妮,她想着。康妮。然后,她仰卧着,让肥皂泡没到下巴。这时她想到了西尼卡的鼻子,睡觉时鼻翼的翕动;想到了她嘴唇笑与不笑时歪着的样子,她那对向外完美伸展的浓眉,还有她的嗓音——柔和,充满温和的渴求,像是亲吻。在走廊另一端的浴室里,得意扬扬的玛维斯在水池处清洗。随后她换好衣服,下楼到厨房去做晚饭。剩下的鸡块,拌着胡椒、洋葱、龙蒿、某种调料汁,也许还有碎奶酪,卷到那种薄饼似的东西里,这是康妮教她的。这会让她高兴的。她要把一盘这样的晚餐拿到下面给康妮,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不提打架的事。那不重要。其实她还挺喜欢打这么一架。打呀,打呀,连咬吉姬都令人高兴,就像做饭一样。这是旧的玛维斯已经死去的又一例证。原先那个玛维斯在一个十一岁的女孩面前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消说面对丈夫了。那个玛维斯不会安排或者凑合出一顿简单的饭菜,靠的是现成食品和开车路过即取即吃的东西,现在却能做出小薄饼这类精美的食物,用不着每天去采购。但她被吉姬说她没有性生活的那句话刺伤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很好笑。她和弗兰克成婚时,她确实喜欢那事。可以那么说吧。随后便成了要求之下的折磨,与把她从椅子上一巴掌扇出去没什么两样,只是时间更长而已。这些年在女修道院,挨打和上床的事都摆脱了。不过,有时候夜里出现那种情况时,她不再挣扎了。先前是偶尔出现一次的梦境——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近来则是另一种形式——人——趴到她身上或是从后面凑过来。“梦魇。”康妮这样说。“跟它打。”她说。可是玛维斯做不到也不肯做。现在她想弄清,吉姬说她的那些话是不是她愿意做那种梦的理由。她仍然听得到莫尔和珀尔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在女修道院的每一个房间中折腾。或许她该向康妮承认、忏悔:夜间梦到笑嘻嘻的孩子和一位“母亲”,那母亲喜欢有她一起构成的幸福之家的样子。最好是这样:她给康妮送去晚饭,告诉她婚礼招待会的情况,说吉姬如何让大家,尤其是索恩,下不来台,然后再问她该拿这种梦境怎么办。康妮会有办法的。康妮。诺玛·福克斯的开司米披肩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西尼卡把它裹在帕拉斯身上,问她需要什么东西。要水吗?吃的东西?帕拉斯示意不要。西尼卡心想,她还哭不出来。痛苦压得她太厉害了。一旦它升起,泪水会随之而来,西尼卡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时康妮能够在场。于是她尽量让这女孩暖和起来,好好给她理顺浓密的头发,拿着一支蜡烛领她下楼去找康妮。地下室的一部分是一个有拱顶的巨大而冰冷的房间,周围是一圈摆瓶子的货架。瓶中的酒都和康妮一般年纪。康妮告诉她,修女们很少碰酒,只有在她们能找到一个教士来此望弥撒时,才想喝上一杯。有一次圣诞节,她们用了一瓶一九一五年酿的法国葡萄酒代替朗姆酒浸泡一块蛋糕。四周影影绰绰的都是些弃置和破损的箱子、木盒及家具。抛光的大理石雕刻的裸女,粗石雕出的男人造型。最远端便是通往康妮房间的门。虽然如玛维斯所说,房间并非为女仆而造,但其原先的目的并不明确。康妮占用之后,由于室内阴暗,倒很是喜欢。阳光对置身室内的她没有威胁。西尼卡敲敲门,没有应答,便推门走了进去。康妮正坐在一把藤摇椅上轻声打鼾。西尼卡一进来,她就醒了。“谁拿着灯火?”“是我——西尼卡。还有一个朋友。”“把蜡烛放在那儿吧。”她指着身后的一个五斗橱说。“这是帕拉斯。是两天前刚来的。她说她想见你。”“是吗?”康妮问道。烛光难以照见什么,但西尼卡还是辨出了圣母玛利亚,一双闪亮的修女鞋,念珠,还有梳妆台上在一罐水里生根的什么植物。“谁伤害你了,小家伙?”康妮问。西尼卡坐在地板上。她心里有一丝希望:帕拉斯即使不谈什么要紧的事,也会说不少话。可是康妮似是有魔法,她只是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这时康妮便说:“喝点这个”,“多好看的耳环”,“可怜的小家伙,可怜,可怜的小家伙。他们伤害了我可怜的小家伙”。谈话在酒气融融中进行了一小时;谈话是倒叙方式,痛彻心扉,断断续续,但总算说了出来——那个谁伤害了小家伙的故事。她说,她丢了鞋子,可是起初谁也没有为她停下来。她说,后来有一个戴浅顶软呢帽的印第安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卡车印第安人为了她停了车。当时天刚亮,她穿着短裤,光着脚,在路边一瘸一拐地走着。开车的是个男人,坐在他旁边的就是那妇女,膝上抱着个孩子。帕拉斯说不准那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六个小伙子坐在后边。是那妇女说服了她,让她同意搭车。她帽檐下面的一双冷灰色眼睛毫无表情,但有她在男人们中间,那些人都规规矩矩的——连她膝头的孩子都老老实实。“你往哪儿去?”她问。这时帕拉斯才发现她的声带不管用了。她发声的能力还比不上身后地里吱嘎作响的结实的风磨呢。她只好指着卡车前进的方向。“那就坐到后边吧。”那妇女说。帕拉斯爬上车,挤在那些男人中间——多数与她年龄相仿——尽量坐得离他们远一些,祈祷着那妇女是他们的姨妈——或者更具有管束力。那些印第安小伙子只是瞪着她,不发一语。他们的胳膊都放在膝上,笑也不笑地看着她的粉色短裤,荧光T恤。过了一会儿,他们打开纸袋,开始吃东西。他

                      和盐铁使,将这些人的权力移交宰相直接主管,同时恢复安史之乱前的旧制度,让全国各地通过两税征收的粮食货币,由各道和各州直接运送长安。事实上,这等于是取消了当年刘晏创立的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的做法。当时李适由于对崔造极为信任,所以同意了他的建议,立即委派户部侍郎元琇主管盐铁,户部侍郎吉中孚主管度支,宰相班子成员齐映主管兵部、李勉主管刑部,刘滋主管吏部和礼部,崔造则主管涉及帝国财政问题的关键部门户部和工部。李适的这个安排实际上主要是将财政管理体制恢复到安史之乱以前,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安排好一切后,便有人找上门来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人正是此前不久运送来三万斛大米的韩滉。韩滉是李隆基时期宰相韩休的儿子,少年好学,性格精明强干,因为父亲的缘故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便进入仕途,由于名声颇好,很多藩镇屡次聘请他担任幕僚。李豫当政时期韩滉由地方官跻身中央官职,历任吏部员外郎、给事中、尚书右丞等职。大历六年(771年),韩滉出任户部侍郎、判度支之职,他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既让他作为理财家而声名鹊起,同样也暴露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据《旧唐书?韩滉传》记载,韩滉在职位上对下属约束极严,不允许有丝毫的欺诈和渎职行为发生。虽然他掌管度支事务,但对手下却极为苛刻,不仅不给予恩惠,反而在处理政务时,往往将手下的一些小过失说成是原则性的大错误,这让很多人对他产生了怨恨。由于韩滉树敌过多,以至于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因为关中的水灾检核不实问题,遭到了诸多同僚的弹劾,被排挤出朝廷外调为苏州刺史,不久又转任润州刺史兼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虽然被排挤出朝廷,但对大唐的忠心并没有改变。泾原兵变李适仓皇出逃,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努力训练军队保境安民,使朝廷的财赋之区在动荡中依旧保证安宁,从整个战略角度来看,这无疑对大唐危而复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何况那三万斛大米让李适犹如重新找到了生路。由于韩滉表现出色,贞元元年(785年)正月,李适任命韩滉兼任江淮转运使,韩滉由此掌握了转运江淮物资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崔造却偏偏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建议,这当然让性格本就刚烈的韩滉十分不满,而且从利益角度而言,韩滉也必须坚决反对。所以他对崔造提出的新型财政管理体制发难,不能不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韩滉很精明,他没有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宰相崔造,而是指向主持盐铁事务的户部侍郎元琇。元琇为了解决京城货币流通缺乏、物价昂贵的问题,准备从江淮一带收集现钱四十万贯,并委派韩滉转运至关中,韩滉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开始发难。韩滉上疏李适说从江淮运送一千钱到京城,运费需要一万钱,国家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损失了很多。李适由此召问元琇事情的来龙去脉,元琇立即解释说一千钱的重量相当于一斗米,从江淮运到京城的运费只需要三百钱。对于如此专业的问题,皇帝李适只能听信大臣的汇报。于是他下令催促韩滉立即运钱到京城,没想到韩滉找出一系列理由推诿不执行,搞得李适也是无可奈何。事实上无论是李适还是崔造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由于盐铁转运诸使主掌财政自安史之乱以来已成惯例,成为帝国财政体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韩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由于韩滉这样的盐铁转运使的抵制,崔造的改革形成一纸空文。反观韩滉却从江淮源源不断运来粮食,即使皇帝李适再有理想和魄力,也必须首先要填饱肚子,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崔造的改革逐渐被废止。崔造就这样在郁闷之中一病不起,与他这边逐渐消沉相比,韩滉那边可谓是一帆风顺。贞元二年(786年)十一月,李适将韩滉从江淮调到京城,正式以宰相身份参与朝廷事务决策。十二月二日,李适下令以韩滉兼任度支、诸道盐铁转运使之职,事实上这标志着李适彻底否定了崔造的改革。但韩滉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为了打击报复崔造,他上疏李适请求罢免崔造和元琇的职务,认为如果留他们在京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报复自己,李适不得已将两个人贬出京城。朝廷中没有了崔造,韩滉等于扫除了自己面前的障碍,于是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大刀阔斧地施政。虽然性格刚烈,但韩滉最擅长的就是发现和使用人才,早在江淮地区任职时,韩滉所征辟的幕僚都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可是就在他刚刚准备招募人才时,韩滉突然病逝,此时距离他来到长安仅仅两个月的时间。韩滉的突然去世,使他没有机会发挥才能,在崔造之后进一步解决帝国的财政问题。而继任宰相张延赏虽然颇有才干,但因为在吐蕃入侵时,力主与吐蕃修好,结果遭到吐蕃人反水而引咎辞职,未能在财政问题上有更多的表现。可以说自平定藩镇以来,李适意图重振帝国的财政,其主观意识是好的,但他的性格造就了他不能长期信任一个人,崔造的结局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韩滉没有去世,其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去,不过李适是不会意识到自己猜忌的性格才是造成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在李适看来,即使没有了韩滉,财政的问题也还是必须要解决的,放眼望去适合做这个事情的人只有李泌,于是他起用已经历经三起三落的李泌进入宰相班子,协助处理财政问题。不过让李适想不到的是,自此之后包括李泌在内的几任宰相,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帝国财政的危机问题。结症李泌被常衮排挤出京城后,一直到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时才被李适召回到身边。贞元元年(785年)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韩滉去世后,李适让李泌进入宰相班子,承担起解决帝国财政危机的重任。李泌接任时正逢吐蕃入侵,为防备吐蕃的进攻,唐朝在关中西部派了大量的防秋兵,军饷费用十分浩大。面对如此艰难的形势,李泌向李适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的建议。李泌认为实行两税法以来,地方藩镇、州县大都违法征税,加上朱泚叛乱后,各地争着增加税赋,对犯罪吏民征收罚金,把收入作为征募军队防卫辖地的军饷。朱泚叛乱平定后,各镇的地方官因为害怕非法征税的丑行被发现,都不敢向朝廷报告。现在朝廷应该宣布赦免他们的罪过,但必须要让他们将那些非法征来的税钱,除去地方使用的份额外,一律上缴朝廷,这样就可以就可以暂时解决军费开支不足的问题了。李泌的这种方法仅仅局限于应对吐蕃的入侵,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还算不错,但李泌没有想到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当时唐军集结在关中西部防御吐蕃的兵力达到十七万之多,每年食用二百零四万斗粟米。而当时关中的米价为每斗一百五十钱,因此每年防秋兵的军粮费用高达三百零六万两。由于藩镇之乱刚刚平定,加以天灾不断,不仅朝廷无法支付这笔巨额经费,就算是将各地方非法征收的税钱全部上交,也买不够这么多军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个无底洞。这种情况李适十分忧虑,甚至考虑裁减防秋兵力以减轻军粮负担,为此李泌经过严密的调研向李适提出如下建议:现在吐蕃人用牛向原州(今陕西固原县)和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一带运输军粮,粮食运完后,那些牛将就基本上没有用了,李泌建议立即调拨左藏库中陈旧的布帛染成彩布,通过党项人作为中间人调换牛,每头牛用不了两、三匹布就可以换来。用十八万匹布可以换回六万头牛,再命令各个冶炼作坊铸造农具并出借麦种,分赐给诸军镇,让他们招募士卒,开垦荒地播种,同时规定在转年小麦收成时加倍偿还,剩余的小麦官府按照比市价增加五分之一的价格收买,转年春天如法行事。当时李适对于边镇的农垦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对李泌的建议有些犹豫。李泌看出了李适的顾虑,所以他进一步为李适算了一笔经济账。李泌将自己的调研的结果详细为李适讲解,那就是关中沿边一带土地肥沃但荒芜已久,如果开垦播种收成一定很好,等到戍卒获得利益后,转年愿意耕种的人会更多。而边境地区居民稀少,士兵们吃的又是国家的粮食,收获的粟米没有地方出售,价格一定会跌落很多。如果官府名义上加价收购,实际上比现在的军费开支要少很多。李适听完后大喜过望,于贞元三年(787年)三月开始下诏实行,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朝廷的财政收入稳步提升,戍守边境的军队供应得到充足的保证。可惜李泌那个时候已经是接近古稀之年,长时间的操劳使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贞元五年(789年)三月,一生极具传奇色彩的李泌在家中病逝,他的财政改革措施也随之寿终正寝。在李泌之后对李适一朝财政施政策略影响较大的是宰相陆贽。贞元八年(792年)四月,陆贽进入宰相班子,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的财政改革措施。和李泌不同的是,陆贽出任宰相的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战乱,但河南、河北、江淮地区大面积出现暴雨灾害,河南、河北、山南、淮南诸道四十多个州出现大洪水。黄河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被淹死的人多达两万,而且供应唐王朝赋税之地的江淮损失惨重。与之对应的是关中地区天气较好,所以收成颇丰,针对这种情况,陆贽特地为李适上了一封名为《清减京东水运收脚价子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的奏章。这篇奏章收录在《全唐文》中,大致意思是利用关中丰收的机会,让受灾的江淮地区停止向关中运送粮食,将粮食以每斗下降30%的价格兑换成钱财上缴朝廷,然后朝廷再用这些钱收购关中地区的粮食,一部分用于赈灾,另一部分增加对西北军镇的供应。李适采纳了陆贽的建议,这使得李泌去世后,朝廷的财政改革再见曙光,李适对陆贽大为赞赏,同时将他提拔为首席宰相。但是,利用关中粮食丰收的机会,及时增加西北边境的军队储量,这种做法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更为严重的经济财政问题,是两税法实行以来,出现了严重的跑偏现象和种种弊病。例如两税法实行以后,最初还是能够按照规矩执行。但到了贞元年间,由于社会开始安定,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对货币流通的需求开始增加,但朝廷铸造的铜钱却没有增加。结果由于货币流通规律调节,货币开始增值,显示出“钱重货轻”的现象。但百姓交纳的两税税钱数量,依旧是按照建中元年确定的标准执行。建中元年每匹绢价三千二百钱,而贞元中期每匹绢价格跌到一千六百钱,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初每年只需交纳一匹绢的,这时至少需要交纳两匹才够纳税,虽然表面上看税额没有增加,但百姓的实际负担却加重了两倍以上。最关键的是,当时朝廷经常派使者直接向朝廷各部门和各个藩镇索取财物,这种做法称为“宣索”。朝廷各部门和藩镇转而将这些负担加在老百姓身上,但由于天灾人祸不断,百姓大量逃亡,使得各地方税收大量减少。而两税法又是以征收税额为考核标准,所以很多地方虚报户口,将一户分为三户上报,等于一户需要上交三户的税额,这样使得没有逃亡的百姓赋税的负担更加沉重。贞元十年(794年)的夏天,李适也感觉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观,或许会发生更大的祸乱,于是他询问宰相陆贽有没有什么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李适在位期间至关重要的一次可以改变帝国财政危机的机会,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但因为李适性格的原因,最终他还是错过了。当时陆贽向李适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两税征收废除以铜钱的计算标准,改为以布帛为计算标准。二、地方官以增加户口、税额和垦田作为考核标准。三、延长纳税的期限。四、征收的茶税钱用来设置义仓以备赈灾之用。五、国家赋税的标准要高过兼并之家收取农民地租的标准。陆贽对这五条建议都做了详细的说明,限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赘述,这五条建议有对租庸调法的赞誉,也有对限田主张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对两税法实行以来的种种弊病,给予了最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怎样缓和财政危机提出了可行性见解。不过,让陆贽想不到的是,这次李适居然将他的奏疏束之高阁。事实上李适的这种态度,与他身边出现了另一个宠臣有关。这个人的名字叫裴延龄。裴延龄,河东永济(今山西永济)人,少时才学俱佳,曾经辑录过裴裀所注的《史记》,因而被华州刺史董晋聘为判官,后来因为受到杨炎的赏识被调入京城,担任太常博士之职,开始了京官生涯。卢杞、崔造担任宰相期间,裴延龄格外受到赏识,因而其仕途也颇为顺利,先后升任膳部员外郎、集贤直学士和判度支之职,尤其是判度支一职,直接掌握中央的财政收支,虽然其任期短暂,但为裴延龄未来受到李适的信用,重掌帝国财政大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裴延龄的缺点是为人较为轻率,后来受到宰相张延赏的厌恶被贬为著作郎以及司农少卿等闲职。裴延龄真正崛起的标志是在贞元八年(792年)七月,当时户部尚书判度支班宏去世,宰相陆贽推荐湖南观察使李巽接任。李适最初同意了,可是不久改变主意想让裴延龄接任。结果遭到了陆贽的反对,陆贽认为裴延龄虽然才学俱佳,但人品是个大问题,如果让他掌握帝国财政大权,恐怕会引起朝野震荡,同时也会影响皇帝陛下的声誉。但李适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个性格倔强、刚愎自用的皇帝坚持自己的想法,立即启用裴延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他的这个做法为陆贽树立了一个实力强劲的政敌。裴延龄的崛起标志着陆贽开始逐渐受到皇帝的冷落,而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源于裴延龄的运作,另一方面源于陆贽自身的性格。陆贽具有典型的君子之风,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但身处官场也是他致命的弱点。例如各地方官进京时,都会派使者向主管官员送礼,凡是送给陆贽的都被其一概退回,搞得使者们很是尴尬。李适劝说陆贽稍加变通,一些小礼品、小礼物还是可以收下的,不然的话显得不通情理,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一样。但陆贽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论,他认为送礼这件事是个无底洞,究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很难界定,与其这样还不如一概不收,这样时间长了那些送礼的人也就习惯不送礼了,朝廷的风气自然而然地就会转变。陆贽的话虽然是君子的正论,但无论哪个朝代的官场都不是陆贽想象的这样简单。仅仅是他不收礼这套理论,就让皇帝李适感觉陆贽实在有些偏执,于是在贞元九年(793年)五月,李适将右仆射贾耽、尚书右丞卢迈全都充实进宰相班子,事实上等于分散了陆贽的权力。李适的这个举动让裴延龄嗅到一丝不利于陆贽的气氛,于是这个曾经受到陆贽排挤的判度支决定扳倒陆贽。在这种情况下,陆贽尽管依旧忠心耿耿地向皇帝进言,但往往适得其反,而裴延龄因为能言善辩,善于迎合,正好得到李适的宠信。当时由于群臣畏惧裴延龄受到宠信,都不敢告诉皇帝李适裴延龄的荒诞无知。只有陆贽因受到过李适的敬重,仍旧不厌其烦地向李适进言,请求撤换裴延龄的判度支之职。但陆贽的进言却让李适感觉陆贽是嫉贤妒能,反而对裴延龄更加宠爱。针对这种情况,陆贽似乎感受到了来自裴延龄的威胁,于是他决定在裴延龄出手之前,倾全力对裴延龄进行一击。但是陆贽却没有料到这次主动进攻彻底断送了他的前程。贞元十年(794年)十一月三日,陆贽为李适上了一封弹劾裴延龄的奏章,历数裴延龄的罪恶:“裴延龄以聚敛财富为长策,擅长阴谋诡计,甚至以这些为荣,他就像尧帝时的共工氏,鲁国的少正卯一样。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受到诽谤,可以让他申辩,如果知道他行为荒诞,就不应该纵容他。裴延龄仰仗陛下对他的宠爱,不再有任何畏惧之心,戏弄朝廷如同儿戏,有如秦时的赵高。他的肆意妄为京城之人全部知晓,上到公卿大臣,下到市井百姓现在都在议论他的是非。希望陛下明鉴!”在奏章的最后,陆贽加上了一句话:“臣担任宰相,官位

                      船也争相靠近敌船,然后以“五梅花”战术,五艘战船围攻敌一艘战船,澎湖海面炮火矢石如雨,烟火蔽天。战至下午,南风大作,清军处于上风,各船扬帆疾进,分割围歼敌船,锐不可当。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清军大胜,共击毁郑军大小战船一百九十艘,歼敌一万七千余人,而清军仅亡三百二十九人,伤一千八百余人。刘国轩见大势已去,率残部逃回台湾,自此郑军主力全部覆没。郑克塽见澎湖失守,精锐丧尽,无力抵御清军,只得遣使赴澎湖请降,八月十一日,施琅率军到台湾受降。康熙统一台湾后,又开府设县,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3.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清军入关后,黑龙江一带屡遭沙皇俄国的侵扰。当时清政府忙于攻取江南、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无暇顾及东北黑龙江一带,给沙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致使沙俄先后占据雅克萨、尼布楚等地。他们在这些地方修建碉堡,建立殖民地,强征当地居民的赋税,甚至向清朝发布外交文书,要清朝皇帝向他们称臣,无理要求中国每年向沙俄进贡白银四万两和丝绸等物品,这一切都遭到了康熙帝的严词拒绝。沙俄于是又增兵雅克萨,修筑更多的堡垒据点,并扩大侵略范围。三藩平定后,国内政局基本安定。康熙帝认为应适时出兵黑龙江,给沙俄侵略者以应有的回击,以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回盛京沈阳拜谒太祖、太宗陵寝之机,亲自到边境调查情况。他乘船沿松花江北行,询问由黑龙江逃回来的百姓,打听那里的情况,听到百姓对沙俄的愤怒与咒骂,康熙知道民心思归,不为沙俄所用,这是击败沙俄、保卫边境的有力保证。经过实地了解,康熙帝对出兵黑龙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回京后,为了更好地掌握沙俄的实际情况,康熙帝又派都统郎坦率领几百名健卒,化装成猎人,深入雅克萨一带侦察敌情,勘察地形交通。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郎坦取得了可靠的材料,绘制了地形图回到北京。为了永保边境的长治久安,康熙认为必须在边境建城驻兵,屯田开荒,修筑水路、公路,以加强同内地的联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能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兵驻守瑷珲等地,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派户部尚书伊桑阿到吉林督造船只,修通水路,扩建陆路,使边境与北京的联系几天就可以通达。康熙帝还谆谆告诫萨布素,要关心和保护好边民,加强军民团结。经过两年的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陆军水军一万五千人,浩浩荡荡开到雅克萨城下,把雅克萨围了起来,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土山,让兵士站到土山上往城里射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拉到城南。哪知清军却在城北隐蔽地方放了火炮,趁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击中,燃起了大火。第二天清晨,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吓得慌了神在城头扯起了白旗投降。攻下雅克萨后,康熙帝告诫萨布素要警惕沙俄军队卷土重来。果然,沙俄军不久探听到清军拆了雅克萨城堡后,便出城回到瑷珲城的消息,马上又回到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于是康熙命令萨布素率军第二次进攻雅克萨,这次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战争持续了三个月,最后沙俄头子托尔布被击毙,士兵死亡百分之九十,清军重新夺回了雅克萨。随后,康熙致书沙皇,提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沙皇因两次受挫,看到想用武力霸占黑龙江流域毫无希望,只好答应谈判,谈判中,沙皇代表果洛文使出浑身解数,耍尽了无赖手法,清朝代表索额图义正词严不卑不亢。最后,果洛文害怕再赖下去,将失去在黑龙江一带的所有地方,只好接受了中国代表的方案。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在尼布楚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两国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这是中国历史上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表明了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4.三征噶尔丹,善治蒙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政府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当时,除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漠北和漠西蒙古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部族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又野心勃勃地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接着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一阵失败了,几十万名漠北蒙古人逃到漠南,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康熙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以为有沙俄在背后撑腰,十分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攻漠南,气焰十分嚣张。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和睦,康熙帝决定亲征噶尔丹。1690年,康熙帝兵分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帝自己带兵坐镇指挥。右路清军先接触到噶尔丹军,经过激烈交战,打了败仗。康熙帝又命令左路军福全进行全力反击。噶尔丹把几万名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那里地形复杂,后面有树木掩护,前方有河流阻挡,他又把上万头骆驼绑住四脚,使它们躺在地上,再在驼背上加上箱子,用毡毯裹住,摆成长长的一个驼城。叛军躲在箱子后面射箭放枪,阻止清军进攻。但清军用炮火很快就把驼城打开了一个缺口,然后步兵、骑兵一齐冲杀过去,福全又带兵绕到山后对其进行前后夹击,直把叛军杀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噶尔丹一看形势不利,就赶快派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带领残兵到漠北去了。回到漠北以后,噶尔丹表面向清政府表示屈服归顺,暗地里却又重新招兵买马,准备伺机反扑。1694年,康熙帝让噶尔丹前来会见,准备订立盟约。出乎意料的是,噶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派人到漠南煽动叛乱,四处扬言自己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鸟枪兵六万,将大举进攻清朝,推翻其统治。内蒙古各部亲王纷纷向康熙帝揭露告发。1696年,康熙帝忍无可忍,决定第二次御驾亲征。清军兵分三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飞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兵,截击噶尔丹的后路;康熙帝自带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军约定同时夹攻。康熙帝的中路军率先到达科图,遇到了敌军前锋。噶尔丹在山头上看见清军黄旗飘扬,军容整齐,吓得连夜拔营撤退。康熙帝一面派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一面通知西路军飞扬古在半路上截击叛军。噶尔丹带兵逃到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昭莫多原是一片大树林,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重要战场。飞扬古在小山的树林茂密处设下埋伏,派四百人诱战,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事先埋伏的地方。随着一声号角,清军从山上向叛军发起进攻,飞扬古又派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叛军辎重,进行前后夹击。叛军被打得惨败。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逃出。隔了一年,康熙又带兵渡过黄河第三次亲征。这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侄儿策旺阿拉布占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也都纷纷投降,并表示愿意做清军的向导。噶尔丹见此时自己已是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至此,历时十三年的噶尔丹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并编喀尔喀蒙古为四十九旗,给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同时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将军,统辖漠北蒙古,实行有效管理。从秦、汉的匈奴到明朝的蒙古民族难题,终于为康熙所解决。对此康熙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这句话,很值得国人回味。5.康熙定藏西藏自唐朝时就与中原关系密切,作为附属国的西藏与内地年年来往,互通婚姻,到元明时已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清初时,漠西蒙古的和硕特部顾实汗迁往青海并与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建立友好关系。他们对统治西藏的藏巴汗不满,由顾实汗出兵,杀死藏巴汗与达赖、班禅共管西藏。不久,顾实汗病逝,达赖五世也圆寂,大权落入第巴桑结手中,他想立自己心中的达赖六世,对达赖五世的圆寂密而不报,但他想立的这位达赖却是一个风流倜傥、不守佛规的青年。这引起了对第巴桑结不满的拉藏汗的气愤,拉藏汗把此事上报了清廷,第巴桑结非常恐慌,结果事发,竟被拉藏汗所杀。拉藏汗掌权后,首先把第巴桑结所立的达赖六世押往北京,请清廷处置,结果在北去的途中达赖六世病死了。拉藏汗想立一个自己心中的达赖七世,但青海方面也立了一个达赖七世,双方互不相让,纷纷指责对方是假的。康熙帝为慎重起见,特派侍郎赫寿去协助拉藏汗处理此事。过了几年,双方又上奏康熙帝,都要求自己的达赖坐床。为免出意外,康熙帝让青海的达赖到北京,但青海不答应,不顾拉藏汗的反对,擅自让自己选的达赖坐床。由于达赖真假之争,双方矛盾越来越大,这就给准噶尔部的策旺阿拉布造成了可乘之机。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策旺阿拉布出兵西藏,两军相战两个月之久,拉藏汗兵败被杀,策旺阿拉布占领布达拉宫,大肆抢劫,连寺庙也没能幸免。康熙帝得知策旺阿拉布进兵西藏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定西藏社会秩序,消灭策旺阿拉布,康熙帝排除主和派的意见,下诏封青海达赖为七世达赖,废除拉藏汗所立的七世达赖,并命第十四皇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藏。清军将领延信带大队人马迎头痛击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前有强大清军的围剿,后有藏民及喇嘛兵的袭击,首尾不能相顾,策旺阿拉布的军队很快被清军击败,逃回伊犁,后又归顺清朝。清军击败策旺阿拉布后,进人西藏,安定社会秩序,延信将达赖七世从青海接到西藏,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坐床仪式,成千上万的喇嘛藏民拥到布达拉宫,朝拜七世达赖,延信当众宣读皇帝诏书,诏书中规定,西藏从此政教合一,由达赖和班禅统一管理,达赖负责前藏,班禅负责后藏。从此,中国西南出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局面。6.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下令禁止,但禁而不止。康熙帝下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7.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先后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而后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兴建了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后改为颐和园)和圆明园,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了高峰,特别是康熙修建的承德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将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以及保持王公大臣们勇猛、强悍人生风范的教育机制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更是古今中外园林建设的稀世奇葩。康熙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看着这片受到中国历代帝王十分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偌大的一个国家,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中原的防线又在哪里呢?康熙帝经过谨慎思考,得出了以下结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明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现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康熙希望能筑一条无形的长城。为此,他来了个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这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胁作用。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就有与清廷进行各种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了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热河行宫和它周边的寺庙群,也就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了这一片园林、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就是康熙大帝超越秦汉唐宋帝王的高超政治智慧。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8.兴文重教,编修典籍康熙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把当时一大群冷眼旁观不与清朝合作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也感动了。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代帝王竟然比明朝历代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他不仅主持修《明史》,还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对朱熹哲学钻研很深,常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满文字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以上还只是“国学”,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就达到了这一点。康熙对医学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他命耶稣传教士巴多明将西洋《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他曾命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又喜爱研习自然科学,他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一个原因,是曾经因为不懂自然科学而在政事时遇到困难。钦天监杨光先状告汤若望,于是朝廷会议展开了一场关于天算功法的大争论。当时,康熙命各位大臣在午门前观测日影,但在九卿中没有一个懂天文历法的,康熙自己也不懂。于是他想:自己不懂,怎么能判断是非呢?因此发愤学习。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孔诚等六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三十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召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照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比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进位进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十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造的,能进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这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进行乘、除、开、平

                      目前她有办法分辨的不同自我。她不太确定自己是怎么知道的,但这确实是她写的。卡伦用3张黄色横纹活页纸写下她对这些“他我”的描述,字迹干净整齐,很有条理。克莱尔(7岁,女孩)喜欢玩游戏。不会绑鞋带。喜欢巧克力牛奶。需要拥抱。怕黑。霍尔顿偶尔会安慰她。霍尔顿(34岁,男性)很懂得保护、安慰别人。帮忙藏匿“坏脾气”。负责决策。身材高壮,有男子气概。左撇子。会开车,偶尔打保龄球。凯瑟琳(34岁,女性)个性实际有效率,负责调解纷争。喜欢看书,热爱古典音乐、歌剧。吹竖笛。帮卡伦3安排邀约。卡伦博(21个月大,女婴)爱哭。不会说英文,但能说极有限的匈牙利语。非常痛苦,没精打采,悲伤,不能走路。朱莉(13岁,女孩)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尤其是腿。畏惧男人,害怕看见血。有人抽烟便无法呼吸。不能走路。坏脾气(年纪不详,男性?)坏脾气讨厌大家。身上总是有割伤、淤伤、刺伤。讨厌窝在女人的身体里。若卡伦3化妆、穿漂亮衣服,坏脾气就会伤害她。经常处罚、欺负别人。若卡伦3说出宗教虐待的事,坏脾气也会处罚她。西德尼(5岁,男孩)喜欢找乐子,偷东西,唬人、骗人。爱哭。常害卡伦2和卡伦3被丈夫找麻烦。受过虐待。桑迪(18岁,女孩)有暴食症的问题。常吃垃圾食物。视力不好,常盯着窗外,似乎受到很大的惊吓。有自杀倾向。爱花钱却无力偿付。常害卡伦3惹上麻烦。安静、忧伤。卡伦1(10岁,女孩)极为敏感,个性害羞。就读圣克里斯托弗天主学校。受虐儿。不想长大。经常剧烈头疼。讨厌父亲和母亲。孤单。害怕噪音。讨厌粗鲁或爱开玩笑的人,讨厌圆点花样,讨厌椰子。总是遮盖自己的胸部。卡伦2(21岁,女性)念过大学,兼职当秘书。嫁给乔希,育有两个小孩:詹姆斯和莎拉。没有痛苦,不会头痛。天生快乐,热爱人群。好妻子。卡伦3(30岁,女性)接受贝尔医生的心理治疗。沮丧,有自杀倾向。经常头痛。莎拉出生后才觉醒。所以来找我的是卡伦3!凭着这几张不起眼的小纸条,许多谜题都解开了。现在,我知道卡伦身上至少有11个可彼此区别的独立人格——有些人称其为“分身”。他们有名字,年纪不同,不仅各自拥有独一无二的人格特质,每个分身的个人经历也不一样。此外,由于克莱尔的信,卡伦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分裂的内在,也越来越熟悉其运作方式,所以现在我可以直接跟她讨论了。过去4年来——更确切地说,是卡伦这一辈子——这套内在系统一直在她不知情的状况下持续运作,因此连我也骗过去了。我知道她有“分离”的症状,也知道某些行为表现很可能起因于多重人格障碍,但我们不像现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当时缺乏细节的补充。现在,她终于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内在了。我相当感兴趣,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火——这很重要,否则卡伦会起戒心,或者她会为了取悦我而继续配合演出。我得保持镇定。无论她如何表现,我都要敞开胸怀接纳她。这真是一趟心灵冒险旅程!1993年12月,卡伦告诉我,她越来越花心思观察其他部分的自我了。她开始转述内在发生的事件给我听。“你的意思是,你看得见他们?”我问。“勉勉强强,”卡伦指着眼前的空间,“我看不见他们,但我明白他们在做什么,听得见他们说什么。”“你观察到什么?”“嗯,克莱尔已经哭了好几天了,”卡伦说,“一个叫霍尔顿的在照顾她。如果霍尔顿被克莱尔绊住,他就没法儿开车,只好换另一个比较没有能力的控制局面,弄得我们哪儿也去不了。”卡伦想了一会儿,眼睛往左上方看。“礼拜一我们一整天都在转换身份,什么事也做不了。我碰见一位妇人,我不认识她,但她却很自然地跟我说话,显然已经认识我好多年了。我只能假设她应该是我某个分身的朋友。我们来到一家店,西德尼偷了一件圣诞饰品,凯瑟琳帮他付钱。真是累死人了。”我注意到她常用“我们”而非“我”,似乎现在她比较倾向从“集合体”的角度看待自己。“我体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渴望爱和关注——渴望有人摸摸他们,不带恶意地拥抱他们。”最后这一句听来像是对我的请求,要我“触碰她,拥抱她”,但我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你可以从莎拉与詹姆斯身上体验这种接触与拥抱吗?”我问。“我和孩子们拥抱的时候,克莱尔什么也感觉不到,”卡伦说。她不打算轻易放过我,我想。“你跟你丈夫身体接触时,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丈夫娶的是另一个部分的我。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肢体上的接触了。”我认为现在我们得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但我想鼓励她继续观察其他分身的活动。“假如你能多了解其他分身的生活,观察他们什么时候出现,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说。“我还不太了解他们,”她说,“但我感觉其中几个相当熟悉我身上的所有角色。也许你根本不应该找我谈。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自己生命里的过客。”尽管卡伦认为她身上有其他更适合跟我对谈的角色,我还是把卡伦3视为治疗对象。然而,我也没有任何依据足以判断卡伦3是不是最具主导性、最原始的人格,因为我只认识卡伦3。※※※※1993年最后一次诊疗时(适逢我休假前),卡伦给我一封霍尔顿写的信。这封信字迹圆润工整,但有些颤抖。我想起霍尔顿是左撇子,所以我猜信是卡伦用左手写的。亲爱的贝尔医生:麻烦你帮我应付这些孩子。虽然你可能不太了解来龙去脉,但这些孩子需要你的程度远大于他们需要我的程度。可能的话,是否能告诉他们你休假时打算做什么?里头真是一团乱。克莱尔哭个不停,西德尼老是偷一些小玩意儿,卡伦2一直在开空头支票,朱莉和卡伦1频频闹自杀,“坏脾气”不断企图说服卡伦3把我们通通给杀了。宝宝在睡觉。凯瑟琳和卡伦2尽可能置身事外、保持镇定。家里的圣诞装饰都是卡伦2弄的,她也把卡伦1和卡伦3买给大家的礼物都包好了。我出来只是为了做决定,开车,试着不让大家惹上麻烦。你能帮我吗?霍尔顿我不确定该怎么回复。我该怎么做?该怎么传达我的回答?我能帮上什么忙?目前我还找不到与卡伦内在人格沟通的直接通道,但照情况看来,我可能必须响应霍尔顿的要求。我把之前搜集有关多重人格障碍的书籍拿出来复习,再度确认我应该直接跟卡伦的分裂人格进行接触,以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我不确定该如何着手。我了解理论,但理论不等于实际。目前已揭露的事实令我有些无力招架。但坚持下去似乎是继续挖掘真相、找到途径与霍尔顿沟通的唯一选择。※※※※1994年1月初,卡伦形容枯槁、满脸憔悴地出现了。她冷得发抖,快步走向座椅。她的外套单薄,无法拉拢前襟。我期待地望着她。她知道轮到她上场了。“我有好一大段时间完全空白,”她说,“我可以跟其中几个分身同时出现,尤其是凯瑟琳、桑迪和霍尔顿。亲戚来我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看凯瑟琳忙着张罗、招待客人。到了晚上,我会做梦,梦中尽是发生在白天、我遗失时间时的事情。”这也许是进展,我想。但我指指她手臂上的伤口。“我不记得这是怎么来的,”卡伦告诉我,“‘坏脾气’下了最后通牒,叫大家除夕晚上都得死。我想也许跟这件事有关。”有一天,卡伦拿她父亲的病例报告给我看。我回想起她父亲虽已认罪(猥亵卡伦的侄女),但因生病而得到缓刑。报告记录她父亲治疗肝癌(不是结肠癌)的过程,不太乐观。医生认为癌症将夺走他的性命,而且就快了。卡伦仍希望她父亲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抱歉。马丁的健康状况使卡特里娜重新联络往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些曾参与虐待卡伦的暴行。卡伦开始接到怪电话。她很害怕这些人会找上她,因为她把秘密告诉我了。“昨天晚上有人打电话来,问起我娘家的姓,然后大笑挂断电话。这种电话我接过好几个了。他们吓坏我了。有人威胁我,假如我再继续找你谈,他们就要伤害我。我好害怕。我怕他们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卡伦不自在地移动身体。我怀疑那些曾虐待卡伦的人是否还活着,我猜他们大多都已过世。“你得去找弗莱厄蒂警官,告诉他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我建议道。“好。”卡伦离开办公室,我摇摇头。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这将成为另一个让卡伦害怕来找我的理由。※※※※1994年4月20日,我正式担任医疗保险计划[3]医疗部副主任。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多年来,我一直想进入医学行政领域,想成为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在我担任伊利诺伊州精神医学会主席期间,我认识了一名大约长我10岁、职场生涯的一半时间都在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工作的精神科医生,他鼓励我争取这个职务,当他的工作伙伴。对我来说,这就好比再次回到学校一样;尽管工作本身不涉及精神治疗,却涵盖整个医疗领域。当他首次建议我申请时,我拒绝了。我讨厌医疗保险计划。我只知道,这个医疗保险计划不会付给医生足够的报酬。但他继续跟我沟通,感觉颇有触动。我彻夜思考,明白医疗部副主任应该是个比科主任更好的职位,于是我签字同意了。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后,我的工作并非处理病人个案,而是管理整个医疗系统。归我管辖的病人从100名变成230万人;我不曾见过这200多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们造成影响。我的工作不再是提供医疗照顾,而是制定提供医疗照顾的相关规定。这份工作带领我迈向职场生涯的下个里程碑。担任这个职务后,我每星期仅有一天半的就诊时间,只能留下几名病人——卡伦理所当然是其中之一。转走病人确实令我不好受。有些人已跟我认识好些年,虽然我尽可能提早通知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但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们的关系确实有失公平。大家都很难过。我会想念我的病人。每天总有个一两次,我和病人会在治疗过程中的某一刻,共同感受到一股强烈、深刻的联系与感动。在这一刻,我了解他们内心的挣扎和不适应的感觉,洞悉他们长久以来被教导、被逼迫从事某些行为,进而协助他们理解并原谅自己。相对的,进入医疗保险计划医疗部的好处是可以持续不断地学习。我得时时刻刻注意最新医疗技术,决定保险可涵盖或补助至何种程度,同时还得检阅各式各样的病例报告。我希望这份新工作能一直刺激我、砥砺我继续学习。※※※※卡伦仍经常毫无预兆地遗失时间。分身们的表现还算称职,大多能恰如其分地扮演她的角色;但这种断断续续的人生令卡伦倍感困扰,因此我想设法跟隐藏在她体内的其他人格说话。教科书中的标准技术是催眠术:让病人进入催眠状态,尝试与病人的分裂人格沟通。我们很难说清楚催眠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催眠已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相关医学研究也有上百年历史,但催眠仍无法测量,也没有诊断或测试方法可确认被催眠者正处于催眠状态。磁共振显像及正电子断层造影结果也显示,催眠和闭上眼睛运用想象力并无明显差异。但研究显示,被催眠者与未被催眠者在行为表现上确有不同。英文单词“催眠”乃是某法国医生于1820年借希腊文单词“睡眠”创造出来的,但催眠不仅不同于睡眠,甚至跟睡眠完全扯不上关系。研究脑波图可发现,催眠中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他们处在一种放松的警觉状态。他们的注意力可能完全集中于催眠师的指示上,将其他一切排除在外,但也可能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或某个更接近潜意识、平时不易触及的区域。催眠感受性可借心理学测量进行评估,而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对催眠感受性更是出名的敏感;换言之,他们极易进入催眠状态。即便如此,为卡伦施行催眠仍令我焦虑;也许是对未知的恐惧,也许是我害怕自己能力不足,不够专业。对病人而言,催眠是天赋;在治疗师眼里,催眠是艺术。催眠也将我长期维持的治疗方向完全倒转过来。从开始到现在,我总是尽可能让卡伦主导谈话内容,不影响也不干扰她在治疗过程中自然出现的状态或反应。然而,一旦使用催眠,我必须反被动为主动,引领她度过催眠状态,并试图促使她专注于我的说话或暗示。虽然我会尽可能不给予暗示,但与以往的互动模式相比,这种改变仍颇具意义,值得注意。想到这里,我认为是尝试的时候了。我知道卡伦已准备好,我比较担心我自己。我准备好了吗?我提议先练习放松,让卡伦适应放松与回归——更深入内在,与潜意识里的自我接触。引导进入催眠状态较常用的技术是要求被催眠者想象一处安全、自在的环境,再想象自己置身其中。卡伦根据童年记忆选中她的安全基地:位于前廊衣橱后方某块石膏嵌板下的管道间。有一次祖父修水管,从楼梯下打开这块小区域。卡伦说,只要躲在这里,绝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也常把宝贝娃娃、珍爱的玩具全塞进去。日后当我为她施行催眠时,此处就是我要她看见自己所在的地方。“你会做得很好的。”1994年4月21日那天,我们开始了。“别担心,咱们可能得试好几次才会成功。”我知道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很容易被催眠,所以我相信我能成功催眠卡伦。但我不确定的是:一旦我真的催眠她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自在一点,找个舒服的姿势,”我说,“然后把眼睛闭上。”卡伦稍稍平静下来,开始放松。我不确定咱们俩谁比较紧张。我猜应该是我。“深呼吸……感觉你的手脚渐渐放松……再是腿和手臂……所有的压力都从你的手指脚趾流出去了……你的肩膀和脖子都放松了,你感觉身体轻飘飘的。”我观察卡伦的肢体语言,确认她正跟随我的指引,也确定我的指示并未超出她放松自己的能力。我缓慢轻柔地重复这些指令,看着她逐渐瘫软在椅子上。“你感觉自己深深坠入内心深处……越来越深、越来越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你发现你在那个安全的小空间里……屋里的一切都像是真的……你看得见颜色与纹理,一切都让你感到舒适自在。这里很安全,没有人能伤害你。”我停顿了好一会儿。“你在吗?”卡伦缓缓点头。“我在,”她拖长音调含糊响应,好像在说梦话。“你看见什么了?”我问。“我看见我的两个洋娃娃,‘破烂安’和‘破烂安迪’……”“还有别的吗?”我问。“我的毯子和我的书。”我让她在那儿待一会儿。“以前你可能没注意到,”我开始为现在以及往后的催眠设定架构,“可是你的安全基地还有另一扇门。穿过这扇门,我们会见到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你看见门了吗?”“看见了,”卡伦缓缓说道。“你可以形容它的样子吗?”我问。“门很小,上了好多道锁,”她说。上了锁?这个有趣。“如果你愿意,你觉得你有办法把锁打开吗?”卡伦停下来,表情看起来不是很确定。“我想可以吧,”她终于说道。“等你觉得够自在了,尽管上前开锁,看看门外。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了。”我一边催眠一边编造情境,但是我得帮卡伦建构一套机制,让她能见到她的其他自我。我坐回椅子,等待卡伦完成这趟必要的任务——但也要她愿意才行。我的心脏越跳越快。我耐心等她把门打开,我的声音必须保持平静、有自信。我仿佛已等待好久好久了。“我往外看了,”卡伦说,然后又停下来。“你看见什么了吗?”“我看到几个人影。”“可以描述给我听吗?”“……不一样……身材不一样……有高有矮……小孩子?”“有几个人?”卡伦不语。她正在数吗?“11个,”她说。“还有呢?”“有几个人告诉我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个男人,他很高,他说他叫霍尔顿。还有小克莱尔跟凯瑟琳。凯瑟琳很瘦,年纪比较大。有个男孩叫‘坏脾气’,他用衣服裹着一个女娃。霍尔顿用手捂住‘坏脾气’的嘴。”我被发生在卡伦身上的事给迷住了。但我也注意到她有些局促不安,微微扭动,好像她越来越不舒服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了,我藏有一块金章宗时的土地交易合同铭文砖,全用汉字,而且表达方式、称谓、官职也都是汉文化。就是在金哪,金亡了之后也不是一下子没了。定:也和白狄一样,也跑了。旗:还是跑,往北跑。你算算从金和蒙古,到我们满族的再次兴起,实际上隔的时间并不长。中间就元朝一百多年,明朝刚建国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开始打交道了。定:这个观点我特别感兴趣。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你这个观点是从哪儿来的,主要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你父老那里来的,还是主要从书里看来的?旗:从我爷爷那儿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满族有很多提到回老家的问题。我爷爷就跟我讲过圈地的事,他说为什么在河北这地方圈地,他说我们入关之前老根儿就在这儿,要圈地就圈这一块,各王府、上三旗都要在这儿圈一块。但他没讲过白狄,从他的话我只能上推到女真。我从来没有在史料里见过这种说法,就是听我爷爷说的。否则我不会那么系统地思索这一问题,导致我读书的时候一直有这根弦。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历史感、时间感,一到傍晚就心里难受,怕美好的东西失去,就知道、体验过什么是死。我六七岁的时候,您知道那时候吧,在学校挖防空洞,一下挖出清朝的墓来,人穿的那个绸缎衣服,戴着朝珠的朝服,也没有烂,死人。我那时候就有恐惧感,然后就有提问:我是谁,我是哪儿的人?然后就是我这个民族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这个。我爷爷再给我讲完之后我老是这么考虑,我们这个民族这么精细,这么厉害,这么有修养,它不可能就从一个荒蛮的部落一下子爆发出来,两次跨入中国历史,成为正朔的王朝。再说我研究过历史呀,我是专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五胡乱华,进了中原以后一塌糊涂、宫闱秽乱,除了北魏孝文帝受母亲影响推动鲜卑族汉化以外,其他贵族几乎一点文化没有。但是满族为什么一进入汉文化就井井有条,就好像是把自己家的东西重新拿回来一样。Elliott:对。历来的解释都是有汉人在辅助。旗:匈奴也是,契丹也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中国,我在日本进行学术交流时也讲过,在台湾做短期客座时在大学讲课也讲过。就叫中原舞台论。中原这地方不过是个舞台而已,哪个民族兴盛了都在这儿演一出戏,败了以后就退到边陲,就有一个核心和边陲之间的关系。退到边陲之后呢,蛰伏一段时间,然后又回来了,这叫光复,中国古代为什么那么重光复啊。日本人也有这个观念啊,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一个所谓的重要理论根据,包括日本军阀,日本军部当时的教科书我都看过,一个重要因素,在他们的历史学上讲,说他们过去就是在中国。日本是秦汉以后各代流亡的中原、沿海移民们迁过来形成的,所以他们回来寻根来了。说出一个什么理论?一个日本学者当面跟我讲,当年的军国主义汉学家们认为,蒙古人可以在中国统治,满人可以在中国统治,为什么大和民族就不可以在中国统治?这是多么荒谬的理论!Elliott:这个理论在当时日本的很多书里都可以看到。旗:后来我跟他说了,我说什么原因呀?就是因为世界进入到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了。Elliott:对。旗:这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像是中国古代,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的国界以前,你来了以后你叫逐鹿中原,如果有了这个原因,你来了以后你叫侵略。就这么简单。因为过去人的传统边境以及传统国际法则和1900年以后现代国际法规完全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推出去再远的话,日本文化确实与中国文化很有关系。Elliott:为什么当时日本学者对蒙古史、满洲史这么感兴趣,这句话太对了。因为作为异民族统治,非同类,他们写书的时候还写异民族统治下的中国,或者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旗:您说得对。我研究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明清思想史,明亡了之后,清这个期间,我发现了很多重要的线索,证明日本侵略中国较早的理论基础。明亡了以后,明朝有个亲王的后裔叫朱舜水,注95他是著名的理学家,对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也颇有造诣。他有两千弟子,这里边当然也有南明小朝廷的残官余吏、散兵游勇,但大部分是学者,跑到日本去了,大部分在幕府里,给德川家康当私人老师,德川拿出天皇给他一年俸禄当中的一半,给他养他的两千弟子。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朱舜水给德川讲了一个道理。说我们三万万的汉族,被一个区区40多万的小民族就是我们满族啊给打败了,你们大和民族要吸取我们汉人的教训。另外你们也要励精图治,将来你们也可以打到中原去,就给他说这个。而且把理学的“理”“气”的观念和“心学”的“心”“诚”的观念给了德川,德川以后就以朱舜水为精神领袖培养出一个水户学派,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诚”,忠诚的“诚”,和“勇”放在一起,加上中国唐以后传入日本的禅宗中“禅”“静”等观念,变成为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精神主要就是尊王攘夷,就把幕府的地位压下来,抬高天皇的地位。这是为了什么?统一日本,统一日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准备力量,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进入朝鲜,再入东北,再到中原。所以以后的丰臣秀吉、德川家族给天皇写的信都是,我们的战略就是先过对马海峡拿下朝鲜,通过朝鲜到达东北,从东北逐鹿中原,天皇的首都应该在北京。史料都有。前年我到日本访问,我参观靖国神社旁边的游就馆,游泳的游,就义的就,这个馆举办了一个“明治维新130周年纪念展”,从中可见日本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和右翼军国主义思想的渊源。展览中我刚才说过的那些史料都有。但是日本人始终没有能完整地提出这个观点。我在日本有一次讲学,我提出这个观点,人家非常赞同,说你的观点戳到军国主义理论的根子上了,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理论。但是我说我是很理性的学者,我理性地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你看游就馆,包括靖国神社的建社,每一个馆的名字都有出处,“游就馆”是荀子《劝学篇》里头的一句话,叫“君子游必就义”。我们后来有句成语叫大义凛然,从容就义,就义就是这个意思,君子要以义为榜样,宁可死,也要跟好人在一起。日本文化继承了很多我们中国的那些很纯正的东西。边疆民族史,特别东北亚民族史没人敢碰,因为涉及朝鲜、日本、蒙古、满族几个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我后来想得特别系统。比如我爷爷给我讲,过去我们家里有个甲胄,我记得特清楚,我们是镶黄旗,都是镶边的黄色盔甲。它外边是布的,绫罗绸缎,然后里边是一层甲片,很小的,黑铁,用金属编在一起的,最里边是一层鹿皮。老头就跟我讲,说为什么用鹿皮,铁东西跟身体一磨身上就出血,有鹿皮作为内衬,就跟我们穿西装要穿衬衣一样。鹿皮是哪儿来的?都是日本和台湾。当时我就不明白,他跟我讲这个,我就觉得好玩儿。后来到台湾访问讲学,我也出去采访,我突然发现了,台湾有个鹿港,日本有个鹿儿岛,我就看了一下当时整个东亚地区海外贸易史,我发现很有意思,明朝和清朝打仗,大量的鹿皮来自台湾和日本,两宗大的贸易当中重大的货物。日本的鹿皮也很好,日本鹿皮的贸易是通过东北,通过朝鲜,台湾的鹿皮贸易是通过郑氏家族的海盗集团过来的。一下子就把当时我爷爷讲的那些小片段都串起来了。非常非常有意思。Elliott:东北的鹿皮也不少,为什么……旗:也许是鹿种不一样。那时候鹿皮是大宗。我小时候见过那个东西,里头是带铁片的,然后一层是鹿皮内衬。后来我不知道我爷爷把它给谁了,现在家里还有一套日本幕府时代的将军阅兵大甲胄,里衬也是用的鹿皮。类似这种,好多民俗有些片断实际是保留了历史整段的信息。定:这句话有道理。有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一些片段给放过了。旗:因为我们历史大量是靠信史,所谓信史一个是流传典籍,当然都是正史了,大部分都是那些个胜利者写的,后朝修史往往是否定前朝的多,刻意回避的多。其二是靠挖掘,但是挖掘出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所以历史研究往往都是靠那些基础的很小的一部分材料和胜利者的正史传下来的,往往有大量没有进入历史主流的东西,曾经是过去的历史主流被埋没了。所以大姐,我们满族不是突然出现的,我们被打败过,跑到边疆以后,蛰伏,然后回来一趟,不行了,又回去了,到了清朝又回来了。我潜意识当中就感到我们这个满族不是突然一下子爆发的,肯定有相当多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


                      附录一淑绀:《巴尔堪、巴赛二事小考》[访谈者按]淑绀是毓旗之女,历史学硕士。参加工作后一直发奋用功,治史亦颇有心得。数年之前,她在参加我与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刘小萌教授合办的海峡两岸满学研习营的时候,就曾针对其父这篇口述做过多方考证,引起研习营诸多参与者的好评。此次本书出版,我遂邀她将所作考证中的一部分写成文章,她欣然同意,撰成这篇短文交付于我,文章虽然不长,文字也略显稚嫩,但搜求爬梳,广征博引,用力甚勤,特将其文附录于此,供有兴趣者参考。

                      1.弥勒州所在地

                      我父亲说太爷爷告诉他巴尔堪征讨吴三桂一会儿死在了广西弥勒县,一会儿又说是在云南弥勒县,弄得我一头雾水。查当代县志,了解到弥勒县清朝为弥勒州,属云南广西府,今为云南省弥勒县注96。《大清一统志》记载:“弥勒县在州城西九十里,明属广西府,本朝因之,乾隆三十五年改为县。”注97这样弄清楚了原来阵亡地点是云南广西府的弥勒州。

                      2.巴尔堪阵亡的地点和时间

                      《清史稿》仅记巴尔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广东韶州莲花山中流矢,十九年(1680年)八月创发,之后于行军途中死于广西:“(康熙)十九年八月,喇布(济度第二子,简亲王)师次广西,上命以巴尔堪从。病作,语固山额真额赫纳等曰:‘吾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也。’遂卒于军。”注98《钦定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喇布传》载:八月,移驻南宁。十月,诏选所部付大将军赉塔进攻云南。注99《清史稿》中《喇布传》亦有相同记载注100。进军云南的时间是从八月到十月,因此巴尔堪应该是在十九年九月至十月左右死在了由南宁到云南昆明的半路上,位于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弥勒州。又,《功绩表传·巴尔堪传》中记载:“十六年(1677年)九月,剿贼韶州莲花山陷阵,中创,裹创力战,大破贼。十九年八月,简亲王统师广西,上诏王进征,时宜以巴尔堪总统营务,俾立功自效。十月创发,自度不能痊,语都统阿赫纳、副都统干都海曰‘吾为宗室,不能临阵而死,今创发,勿令家人以阵亡冒功。’卒年四十有四,丧还,上命大臣宗室辉塞往奠。”注101但是《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的横格宗谱上记载的巴尔堪阵亡时间却与传记略有出入:“巴尔堪,显祖宣皇帝曾孙,和硕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第四子,……十九年八月卒于军,复原封。”注102那么《巴尔堪传》与同一书《横格宗谱》记录的死亡时间哪一个更准确呢?翻检《爱新觉罗宗谱》丁册:“(济尔哈朗)第四子巴尔堪崇德二年(1637年)丁丑闰四月二十五日丑时生……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十一日寅时卒于军,年四十四岁。”注103原来巴尔堪死于康熙十九年十月十一日。总之,太爷说的时间地点应该是确实无误的。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就已经死了,此时喇布和巴尔堪军队应该与吴三桂孙吴世璠的军队作战注104。巴尔堪的儿子巴赛也是战死的,父亲说他在雍正年间打噶尔丹死在新疆腾格里海。《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巴赛传》记为与噶尔丹策零在和通淖尔(和通呼尔哈诺尔、和通泊)交战时死在哈尔哈纳河附近注105(《查弼纳传》作哈尔噶纳河注106)。对此我有些疑惑。《蒙古族通史》中考证出确切地点在和通淖尔。注107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注108,在今新疆阿勒泰北与蒙古边界地区。和通淖尔其实是一个小湖,和通是蒙语中的链之意,淖尔就是蒙语中的湖,合起来就是链状的湖。而腾格里海即蒙语天湖之意应该是指大湖的,太爷可能将淖尔与海弄错了。总之,可以确定的是巴赛战死的地点在和通淖尔附近。巴尔堪和巴赛本未被封为亲王,只是后代辈出了亲王后被追封的。注109
                      附录二淑绀提供的家族谱系图
                      五、守坟的“四品宗室”

                      ——金秀珍、金竹青、金恒德口述

                      [访谈者按]清朝皇族在清中叶以后就已明显分化,清朝覆亡之后,王公地位一落千丈,有钱的跑到天津,更多的则沦于贫困。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靠近西直门城根儿的地方,由于房价远较城内便宜,很多贫穷宗室与八旗子弟便迁居到城墙根儿下,这里人烟稀少、房屋简陋、环境肮脏,日久成为贫困旗人的聚居地,遂有“穷西北套”之称。北城之谓“贫”,这是因素之一。这些没有爵位的爱新觉罗子弟,在清朝被称之为闲散宗室,到乾隆朝时为他们的面子起见,又赐给他们每人一个“四品顶戴”的空衔(犯罪者除外),于是又被称为四品宗室,但实际上的待遇,却比一般的八旗马甲高不了多少,如遇婚丧嫁娶、意外变故,或者食指浩繁,也会如普通旗兵一样陷入贫困境地。注110辛亥革命以后,很多人的生活更是陷入绝境。这组口述与前面几组不同的是,几名被访者都是一家人,分别是四品宗室毓珍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她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这个康熙皇帝的直系后裔、“一出生就是四品宗室”的一家两代人几十年来艰辛惨淡的生活。在本书中,这可能是一组最接近于“女性视角”的访谈了,不仅因为三位被访者都是女性,还因为在她们的讲述中,相当细腻地再现了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生活中琐琐碎碎的平庸、磕磕绊绊的烦恼,以及当生计濒临绝境时的挣扎,还有更重要的,是旗人男子所不及的坚忍。毓珍的家计,主要就是靠他长年离家在外当保姆的母亲和做挑活的妻子支撑的,他妹妹老大出嫁,之后也挑起了一家的生计。在旗人家庭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我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点。《爱新觉罗宗谱》中毓珍家族支脉一览:允禔(固山贝子品级)注111毓珍(第一子)注112毓珠毓珮毓瑞

                      (一)金秀珍口述

                      时间:2000年1月15日地点: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宿舍访谈者:定宜庄在场者:佟鸿举注113、金恒德(金秀珍之女)[访谈者按]金秀珍原名董秀敏,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后即改夫姓为金,名秀珍。与爱新觉罗家族结婚的女性大都如此。1999年秋,《北京晨报》刊登一条消息,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部拆房时,在校园里发现了一通乾隆朝的石碑,当时碑身和驮碑的赑屃已经分离,但碑身文字保存完好,上书“原任绥远城将军宗室弘晌碑文”,落款是“乾隆四十七年”。注114这通碑以及住在石碑附近的弘晌后人也由此引起相关人士的注意,一时间探访此碑者络绎不绝。这并不是新发现,因为此碑的拓片早在数十年前就被收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注115而我在转过年的年初专程踏访此碑,是因为在后来有关此碑的陆

                      热久久声!鼓声!麦克白来了。三女巫(合)手携手,三姊妹,沧海高山弹指地,朝飞暮返任游戏。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蛊方成。麦克白及班柯上。麦克白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阴郁而又光明的日子。班柯到福累斯还有多少路?这些是什么人,形容这样枯瘦,服装这样怪诞,不像是地上的居民,可是却在地上出现?你们是活人吗?你们能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你们懂得我的话,每一个人都同时把她满是皱纹的手指按在她的干枯的嘴唇上。你们应当是女人,可是你们的胡须却使我不敢相信你们是女人。麦克白你们要是能够讲话,告诉我们你们是什么人?女巫甲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葛莱密斯爵士!女巫乙万福,麦克白!祝福你,考特爵士!女巫丙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班柯将军,您为什么这样吃惊,好像害怕这种听上去很好的消息似的?用真理的名义回答我,你们到底是幻象呢,还是果真像你们所显现的那样生物?你们向我的高贵的同伴致敬,并且预言他未来的尊荣和远大的希望,使他仿佛听得出了神;可是你们却没有对我说一句话。要是你们能够洞察时间所播的种子,知道哪一颗会长成,哪一颗不会长成,那么请对我说吧;我既不乞讨你们的恩惠,也不惧怕你们的憎恨。女巫甲祝福!女巫乙祝福!女巫丙祝福!女巫甲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女巫乙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女巫丙你虽然不是君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万福,麦克白和班柯!女巫甲班柯和麦克白,万福!麦克白且慢,你们这些闪烁其辞的预言者,明白一点告诉我。西纳尔②死了以后,我知道我已经晋封为葛莱密斯爵士;可是怎么会做起考特爵士来呢?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他的势力非常煊赫;至于说我是未来的君王,那正像说我是考特爵士一样难于置信。说,你们这种奇怪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为什么你们要在这荒凉的旷野用这种预言式的称呼使我们止步?说,我命令你们。(三女巫隐去。)班柯水上有泡沫,土地也有泡沫,这些便是大地上的泡沫。她们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克白消失在空气之中,好像是有形体的东西,却像呼吸一样融化在风里了。我倒希望她们再多留一会儿。班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些怪物,果然曾经在这儿出现吗?还是因为我们误食了令人疯狂的草根,已经丧失了我们的理智?麦克白您的子孙将要成为君王。班柯您自己将要成为君王。麦克白而且还要做考特爵士;她们不是这样说的吗?班柯正是这样说的。谁来啦?洛斯及安格斯上。洛斯麦克白,王上已经很高兴地接到了你的胜利的消息;当他听见你在这次征讨叛逆的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的勋绩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应当惊异还是应当赞叹,在这两种心理的交相冲突之下,他快乐得说不出话来。他又得知你在同一天之内,又在雄壮的挪威大军的阵地上出现,不因为你自己亲手造成的死亡的惨象而感到些微的恐惧。报信的人像密雹一样接踵而至,异口同声地在他的面前称颂你的保卫祖国的大功。安格斯我们奉王上的命令前来,向你传达他的慰劳的诚意;我们的使命只是迎接你回去面谒王上,不是来酬答你的功绩。洛斯为了向你保证他将给你更大的尊荣起见,他叫我替你加上考特爵士的称号;祝福你,最尊贵的爵士!这一个尊号是属于你的了。班柯什么!魔鬼居然会说真话吗?麦克白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为什么你们要替我穿上借来的衣服?安格斯原来的考特爵士现在还活着,可是因为他自取其咎,犯了不赦的重罪,在无情的判决之下,将要失去他的生命。他究竟有没有和挪威人公然联合,或者曾经给叛党秘密的援助,或者同时用这两种手段来图谋颠覆他的祖国,我还不能确实知道;可是他的叛国的重罪,已经由他亲口供认,并且有了事实的证明,使他遭到了毁灭的命运。麦克白(旁白)葛莱密斯,考特爵士;最大的尊荣还在后面。(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的跋涉。(向班柯)您不希望您的子孙将来做君王吗?方才她们称呼我做考特爵士,不同时也许给你的子孙莫大的尊荣吗?班柯您要是果然完全相信了她们的话,也许做了考特爵士以后,还渴望想把王冠攫到手里。可是这种事情很奇怪;魔鬼为了要陷害我们起见,往往故意向我们说真话,在小事情上取得我们的信任,然后在重要的关头我们便会堕入他的圈套。两位大人,让我对你们说句话。麦克白(旁白)两句话已经证实,这好比是美妙的开场白,接下去就是帝王登场的正戏了。(向洛斯、安格斯)谢谢你们两位。(旁白)这种神奇的启示不会是凶兆,可是也不像是吉兆。假如它是凶兆,为什么用一开头就应验的预言保证我未来的成功呢?我现在不是已经做了考特爵士了吗?假如它是吉兆,为什么那句话会在我脑中引起可怖的印象,使我毛发悚然,使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卜卜地跳个不住呢?想像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胡思乱想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班柯瞧,我们的同伴想得多么出神。麦克白(旁白)要是命运将会使我成为君王,那么也许命运会替我加上王冠,用不着我自己费力。班柯新的尊荣加在他的身上,就像我们穿上新衣服一样,在没有穿惯以前,总觉得有些不大适合身材。麦克白(旁白)事情要来尽管来吧,到头来最难堪的日子也会对付得过去的。班柯尊贵的麦克白,我们在等候着您的意旨。麦克白原谅我;我的迟钝的脑筋刚才偶然想起了一些已经忘记了的事情,两位大人,你们的辛苦已经铭刻在我的心版上,我每天都要把它翻开来诵读。让我们到王上那儿去。想一想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等我们把一切仔细考虑过以后,再把各人心里的意思彼此开诚相告吧。班柯很好。麦克白现在暂时不必多说。来,朋友们。(同下。)第四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喇叭奏花腔。邓肯、马尔康、道纳本、列诺克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考特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没有?监刑的人还没有回来吗?马尔康陛下,他们还没有回来;可是我曾经和一个亲眼看见他就刑的人谈过话,他说他很坦白地供认他的叛逆,请求您宽恕他的罪恶,并且表示深切的悔恨。他的一生行事,从来不曾像他临终的时候那样得体;他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抛弃了他的最宝贵的生命,就像它是不足介意、不值一钱的东西一样。邓肯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他是我所曾经绝对信任的一个人。麦克白、班柯、洛斯及安格斯上。邓肯啊,最值得钦佩的表弟!我的忘恩负义的罪恶,刚才还重压在我的心头。你的功劳太超越寻常了,飞得最快的报酬都追不上你;要是它再微小一点,那么也许我可以按照适当的名分,给你应得的感谢和酬劳;现在我只能这样说,一切的报酬都不能抵偿你的伟大的勋绩。麦克白为陛下尽忠效命,它的本身就是一种酬报。接受我们的劳力是陛下的名分;我们对于陛下和王国的责任,正像子女和奴仆一样,为了尽我们的敬爱之忱,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应该的。邓肯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把你栽培,我要努力使你繁茂。尊贵的班柯,你的功劳也不在他之下,让我把你拥抱在我的心头。班柯要是我能够在陛下的心头生长,那收获是属于陛下的。邓肯我的洋溢在心头的盛大的喜乐,想要在悲哀的泪滴里隐藏它自己。吾儿,各位国戚,各位爵士,以及一切最亲近的人,我现在向你们宣布立我的长子马尔康为储君,册封为肯勃兰亲王,他将来要继承我的王位;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光荣,广大的恩宠将要像繁星一样,照耀在每一个有功者的身上。陪我到殷佛纳斯去,让我再叨受你一次盛情的招待。麦克白不为陛下效劳,闲暇成了苦役。让我做一个前驱者,把陛下光降的喜讯先去报告我的妻子知道;现在我就此告辞了。邓肯我的尊贵的考特!麦克白(旁白)肯勃兰亲王!这是一块横在我的前途的阶石,我必须跳过这块阶石,否则就要颠仆在它的上面。星星啊,收起你们的火焰!不要让光亮照见我的黑暗幽深的欲望。眼睛啊,别望这双手吧;可是我仍要下手,不管干下的事会吓得眼睛不敢看。(下。)邓肯真的,尊贵的班柯;他真是英勇非凡,我已经饱听人家对他的赞美,那对我就像是一桌盛筵。他现在先去预备款待我们了,让我们跟上去。真是一个无比的国戚。(喇叭奏花腔。众下。)第五场殷佛纳斯。麦克白的城堡麦克白夫人上,读信。麦克白夫人“她们在我胜利的那天遇到我;我根据最可靠的说法,知道她们是具有超越凡俗的知识的。当我燃烧着热烈的欲望,想要向她们详细询问的时候,她们已经化为一阵风不见了。我正在惊奇不置,王上的使者就来了,他们都称我为‘考特爵士’;那一个尊号正是这些神巫用来称呼我的,而且她们还对我作这样的预示,说是‘祝福,未来的君王!’我想我应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你,我的最亲爱的有福同享的伴侣,好让你不致于因为对于你所将要得到的富贵一无所知,而失去你所应该享有的欢欣。把它放在你的心头,再会。”你本是葛莱密斯爵士,现在又做了考特爵士,将来还会达到那预言所告诉你的那样高位。可是我却为你的天性忧虑:它充满了太多的人情的乳臭,使你不敢采取最近的捷径;你希望做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是没有野心,可是你却缺少和那种野心相联属的奸恶;你的欲望很大,但又希望只用正当的手段;一方面不愿玩弄机诈,一方面却又要作非分的攫夺;伟大的爵士,你想要的那东西正在喊:“你要到手,就得这样干!”你也不是不肯这样干,而是怕干。赶快回来吧,让我把我的精神力量倾注在你的耳中;命运和玄奇的力量分明已经准备把黄金的宝冠罩在你的头上,让我用舌尖的勇气,把那阻止你得到那顶王冠的一切障碍驱扫一空吧。一使者上。麦克白夫人你带了些什么消息来?使者王上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你在说疯话吗?主人是不是跟王上在一起?要是果真有这一回事,他一定会早就通知我们准备的。使者禀夫人,这话是真的。我们的爵爷快要来了;我的一个伙伴比他早到了一步,他跑得气都喘不过来,好容易告诉了我这个消息。麦克白夫人好好看顾他;他带来了重大的消息。(使者下)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来,注视着人类恶念的魔鬼们!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用最凶恶的残忍自顶至踵贯注在我的全身;凝结我的血液,不要让怜悯钻进我的心头,不要让天性中的恻隐摇动我的狠毒的决意!来,你们这些杀人的助手,你们无形的躯体散满在空间,到处找寻为非作恶的机会,进入我的妇人的胸中,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来,阴沉的黑夜,用最昏暗的地狱中的浓烟罩住你自己,让我的锐利的刀瞧不见它自己切开的伤口,让青天不能从黑暗的重衾里探出头来,高喊“住手,住手!”麦克白上。麦克白夫人伟大的葛莱密斯!尊贵的考特!比这二者更伟大、更尊贵的未来的统治者!你的信使我飞越蒙昧的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未来的搏动了。麦克白我的最亲爱的亲人,邓肯今晚要到这儿来。麦克白夫人什么时候回去呢?麦克白他预备明天回去。麦克白夫人啊!太阳永远不会见到那样一个明天。您的脸,我的爵爷,正像一本书,人们可以从那上面读到奇怪的事情。您要欺骗世人,必须装出和世人同样的神气;让您的眼睛里、您的手上、您的舌尖,随处流露着欢迎;让人家瞧您像一朵纯洁的花朵,可是在花瓣底下却有一条毒蛇潜伏。我们必须准备款待这位将要来到的贵宾;您可以把今晚的大事交给我去办;凭此一举,我们今后就可以日日夜夜永远掌握君临万民的无上权威。麦克白我们还要商量商量。麦克白夫人泰然自若地抬起您的头来;脸上变色最易引起猜疑。其他一切都包在我身上。(同下。)第六场同前。城堡之前高音笛奏乐。火炬前导;邓肯、马尔康、道纳本、班柯、列诺克斯、麦克德夫、洛斯、安格斯及侍从等上。邓肯这座城堡的位置很好;一阵阵温柔的和风轻轻吹拂着我们微妙的感觉。班柯夏天的客人——巡礼庙宇的燕子,也在这里筑下了它的温暖的巢居,这可以证明这里的空气有一种诱人的香味;檐下梁间、墙头屋角,无不是这鸟儿安置吊床和摇篮的地方:凡是它们生息繁殖之处,我注意到空气总是很新鲜芬芳。麦克白夫人上。邓肯瞧,瞧,我们的尊贵的主妇!到处跟随我们的挚情厚爱,有时候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可是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厚爱来感谢;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给你带来了麻烦,你还应该感耐我们,祷告上帝保佑我们。麦克白夫人我们的犬马微劳,即使加倍报效,比起陛下赐给我们的深恩广泽来,也还是不足挂齿的;我们只有燃起一瓣心香,为陛下祷祝上苍,报答陛下过去和新近加于我们的荣宠。邓肯考特爵士呢?我们想要追在他的前面,趁他没有到家,先替他设筵洗尘;不料他骑马的本领十分了不得,他的一片忠心使他急如星火,帮助他比我们先到了一步。高贵贤淑的主妇,今天晚上我要做您的宾客了。麦克白夫人只要陛下吩咐,您的仆人们随时准备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开列清单,向陛下报账,把原来属于陛下的依旧呈献给陛下。邓肯把您的手给我;领我去见我的居停主人。我很敬爱他,我还要继续眷顾他。请了,夫人。(同下。)第七场同前。堡中一室高音笛奏乐;室中遍燃火炬。一司膳及若干仆人持肴馔食具上,自台前经过。麦克白上。麦克白要是干了以后就完了,那么还是快一点干;要是凭着暗杀的手段,可以攫取美满的结果,又可以排除了一切后患;要是这一刀砍下去,就可以完成一切、终结一切、解决一切——在这人世上,仅仅在这人世上,在时间这大海的浅滩上;那么来生我也就顾不到了。可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往往逃不过现世的裁判;我们树立下血的榜样,教会别人杀人,结果反而自己被人所杀;把毒药投入酒杯里的人,结果也会自己饮-而死,这就是一丝不爽的报应。他到这儿来本有两重的信任:第一,我是他的亲戚,又是他的臣子,按照名分绝对不能干这样的事;第二,我是他的主人,应当保障他身体的安全,怎么可以自己持刀行刺?而且,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的生前的美德,将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怜悯”像一个赤身裸体在狂风中飘游的婴儿,又像一个御气而行的天婴,将要把这可憎的行为揭露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使眼泪淹没叹息。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鞭策我实现自己的意图,可是我的跃跃欲试的野心,却不顾一切地驱着我去冒颠踬的危险——麦克白夫人上。麦克白啊!什么消息?麦克白夫人他快要吃好了;你为什么从大厅里跑了出来?麦克白他有没有问起我?麦克白夫人你不知道他问起过你吗?麦克白我们还是不要进行这一件事情吧。他最近给我极大的尊荣;我也好容易从各种人的嘴里博到了无上的美誉,我的名声现在正在发射最灿烂的光彩,不能这么快就把它丢弃了。麦克白夫人难道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的那种希望,只是醉后的妄想吗?它现在从一场睡梦中醒来,因为追悔自己的孟浪,而吓得脸色这样苍白吗?从这一刻起,我要把你的爱情看作同样靠不住的东西。你不敢让你在行为和勇气上跟你的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儿,顾全你所认为生命的装饰品的名誉,不惜让你在自己眼中成为一个懦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麦克白请你不要说了。只要是男子汉做的事,我都敢做;没有人比我有更大的胆量。麦克白夫人那么当初是什么畜生使你把这一种企图告诉我的呢?是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为;要是你敢做一个比你更伟大的人物,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无事。现在,他如果将齐国的公主娶回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齐国是大国,又是郑国的盟国,齐国公主不可能屈居妫氏之下,势必被立为嫡妻,这是妫氏难以接受的,也是世子忽不忍心看到的。实事上,郑国的老百姓对于这桩婚姻倒是蛮期盼的,有诗为证:〖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踞。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这是收录于《诗经·郑风》中的一首名为“有女同车”的爱情诗,写得唯美而浪漫。《毛诗序》说,这首诗其实是郑国人因世子忽不娶齐国的公主,替世子忽感到惋惜而作。北戎军被打败后,齐僖公慰劳前来救援的各国大夫,给大家发放牛、羊、猪、黍、梁、稷等牲畜和粮食,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齐僖公请鲁国的大夫为大家排座次。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点存心不良:按爵位,郑是伯爵,其他诸侯一般是侯爵,郑只能排在其他诸侯之后;但按功劳,郑军是这次打败北戎的主力,理应排在其他诸侯之前。到底是序功还是序爵?齐僖公耍了个滑头,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鲁国人。在当时,鲁国被认为是保存了最正统周礼的国家,所谓“周礼尽在鲁矣”,鲁国人也引以为荣。鲁国的前任国君鲁隐公便是排座次的高手。有《左传》的记载为证:公元前712年,山东的两个小诸侯——滕侯和薛侯同时来到曲阜朝觐鲁隐公,因为排座次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薛侯认为,薛国在周朝先受封,理应排在前面。滕侯认为,滕国世代为周朝的卜官之长,而薛国是异姓诸侯,滕国应当排在前面。薛侯姓任,相传是黄帝的后裔。夏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奚仲的人担任了夏朝的车正(交通部车马司司长),建立了薛国。滕侯姓姬,周朝初年由周文王的儿子错叔绣建立。在这场争执中,薛侯强调他源远流长,滕侯则强调他根正苗红,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这个在别人看来很难解决的问题,鲁隐公却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派人对薛侯说:“承蒙您和滕侯屈尊来看望寡人。周朝有句谚语说,山上的木头交给工匠丈量,宾客的礼节由主人加以抉择。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相会,同姓在前,异姓在后。寡人如果到薛国拜访您,也不敢与任姓诸国的国君争夺位置。您要是给寡人一个面子,就请您让一让滕侯,让他排在前面吧!”一番话说得薛侯心悦诚服,于是让位于滕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鲁隐公的政治智慧。但并不是每一个鲁国人都有这种智慧。公元前706年,当那位不知名的鲁国大夫欣然接受齐僖公的任务给大伙排座次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给鲁国带来巨大的麻烦。他不作任何解释,没有事前沟通,就按照周礼的规定,将郑国的世子忽排到了最后。公元前702年,中原大地再起战端。挑起战事的是郑伯寤生,战争的对象是多年来情同兄弟的鲁国,开战的理由是四年前鲁国大夫排座次不公,侮辱了郑国。有意思的是,寤生这次攻打鲁国,事先还派人到齐国请求支援。要知道,齐僖公正是这件事的肇事者啊!如果不是他耍了个心眼,将排座次的事交给鲁国人去办,鲁国人又怎么会得罪郑国人呢?按理说,齐僖公这时候应该出面当个和事佬,摆平郑鲁两国之间的矛盾。毕竟,一方面事因齐国而起,另一方面鲁桓公是他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斡旋一下嘛。可是,齐僖公见到郑国的使者,二话不说,就答应派兵支援,并且还主动提出,可以叫卫国一道参与此事,共同讨伐鲁国。卫国与郑国为敌多年,公元前707年的濡葛之战中,又参加讨伐郑国的王军。齐僖公在这个时候要卫国人参与郑国的战事,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卫宣公主动提出来的。濡葛之战后,寤生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中原诸国“莫非郑党”,连齐国都唯其马首是瞻,卫宣公又怎么会不识相?逮着这个机会,他也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希望能够给郑伯擦上一次鞋。齐、卫、郑三国联军包围了鲁国的郎城。《春秋》写到这事,是这样表述的:“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为什么要用“来战于郎”这样古怪的表述呢?《左传》解释说:“我(即鲁国)有辞也。”也就是说,鲁国实际上无罪,而且三国联军未奉王命,师出无名,所以不能用“讨伐”或“征伐”这样的字眼,而只能书“来战”。还有一个问题,按照《春秋》的习惯,战争的发起国应该记载于仆从国之前,但这一次是郑国发起的战争,为什么要把齐侯、卫侯列在前面呢?对此,《左传》又解释:“先书齐、卫,王爵也。”这就是文人的嘴毒:寤生不是说排座次有问题吗,我还是要这么排,就算是以你为主发动的战争,我也要严格按照周礼,把爵位高的人排到前面,怎么着?鲁国人采取了避而不战的战略。三国联军在郎地耀武扬威了几天,自觉无趣,草草收兵回国了。这也是寤生最后一次领兵出征。公元前701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阴谋家、修辞学家、周王室原左卿士、郑伯姬寤生在新郑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一岁。郑庄公是他死后的谥号,“庄”的意思是克敌制胜、平定乱世。寤生生于新郑的首席权贵之家,是父亲郑武公的嫡长子、社稷的法定继承人。然而,他的童年并不幸福,没有得到母亲武姜应有的爱护,反而数次被建议废为庶子。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其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也使得他精于计算且深藏不露。当上国君之后,他的亲弟弟京城大叔段在母亲武姜的支持下密谋反叛,群臣都对此表示担忧,而他总是安之若素,放长线钓大鱼,直到段做出实质性的反叛行为,才轻而易举地将其击破,由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巩固了政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寤生所处的年代,正是春秋乱世的前期,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你征我伐,中原战乱频仍。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不惹事,不怕事,不怕碰硬,但也不硬碰,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四国联军围攻东门、五国联军割禾夺麦的时候,他安安静静地呆在城堡之中,甘当缩头乌龟,以不变应万变,适时抛出一点小诱饵,转瞬间将敌人的攻势化为乌有。轮到他反击的时候,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威逼与利诱共举,时而把酒言欢,时而刀兵相向,紧紧抓住矛盾的关键,狠狠地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同时转化次要矛盾,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国际同盟,有效地维护了郑国的利益,增强了国际间的合作,为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作出了杰出贡献。寤生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不出兵则已,出兵则必胜。他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无论是打宋国、打卫国、打王军、还是打北戎,他都稳操胜券,牢牢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在他的领导之下,郑国军中人才济济,既有世子忽、公子突这样的帅才,也有颖考叔、原繁、高渠弥、祝聃这样的猛将,还有祭仲这样的综合性人才,这些人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为他冲锋陷阵,将郑军打造成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之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中原各国中首屈一指。寤生行事果敢,收放自如,在重大问题上能把握一个“度”字,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濡葛之战中,他果断迎击王军,将天子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战后又及时派人向天子致以慰问之情,安抚天子那颗多次受伤的心。虽然两代天子都对他怀有成见,他却成功地应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战术,把王室玩弄于股掌之上,将王室当做自己党同伐异的金字招牌,在外交与战争中灵活运用,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寤生还是一位高明的修辞学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他都注重遣词造句,文采斐然,非常人所能及。他能够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毒的话,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包含了多少狡诈与智慧,被人沿用至今;而他对许叔和百里的那番演讲,措辞之谦卑,实质之倨傲,更是堪称古今一绝。寤生在世的时候,郑国政治稳定,军力强大,国际地位崇高,虽然没有称霸,却已经具有霸主的实质。而这一切,是建立在一个只有几十年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基础之上,郑桓公和郑武公泉下有知,当为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后人感到骄傲与自豪。寤生死后,世子忽顺理成章继承了君位,成为郑国的主人,也就是历史上的郑昭公。郑庄公留给郑昭公的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和一批精明能干的朝臣。这些朝臣当中,最受郑昭公信任且最有权势的是祭仲。据《左传》记载,祭仲同样深得郑庄公宠信,曾经作为郑国的迎亲大使,前往邓国为庄公迎娶公主邓曼为夫人。邓曼就是郑昭公的母亲。因为有这段渊源,祭仲与郑昭公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一直以来就是郑昭公的老师和智囊。而郑昭公的即位,按《左传》的说法,也是“祭仲立之”,是靠了祭仲才上台。这样说似乎夸大了祭仲的作用,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郑昭公作为世子的身份是早已经明确的,无须通过祭仲来确立。祭仲最多作为辅政大臣,在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帮助郑昭公接管各项国家事务,确保其顺利上位。在郑庄公的诸多儿子当中,郑昭公和公子突最为能干。公子突的母亲名叫雍姞(jí),是宋国权臣雍氏的女儿。郑庄公生前十分宠爱雍姞,爱屋及乌,本来就对公子突特别喜爱,再加上公子突长于军事,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为郑军克敌制胜立下奇功,更加令郑庄公刮目相看,同时也令他感到担心。他知道,一山不容二虎,为了避免郑国再次出现兄弟相残的悲剧,在他临死的时候,安排公子突移居到宋国的外公家,交给宋庄公照顾。回想起来,当年宋穆公临死时,同样是为了避免兄弟相残,曾将公子冯交给郑庄公照顾,结果与夷上台之后,为了杀死公子冯,“十年十一战”,不但没有避免兄弟相残的悲剧,反而造成郑、宋两国之间长期的矛盾,可谓事与愿违,得不偿失。现在郑庄公又走了宋穆公的老路,他的儿子们又会重蹈与夷与公子冯的覆辙吗?答案是肯定的。郑庄公七月下葬。按照规矩,郑昭公虽然已经执政,却要等到第二年的正月才能正式即位。就在这一年的九月,隐居宋国的公子突忽然潜回新郑,发动了政变。郑昭公仓皇出逃到卫国。十二天之后,公子突即位为君,成为了历史上的郑厉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风云突变的现场导演,竟然是深受郑昭公信任的祭仲;而它的幕后总策划,就是曾经在郑国客居住过十年的宋庄公——这两个人,一个是郑庄公的老臣,一个曾受郑庄公多年恩惠,现在联合起来颠覆了郑昭公的政权,开启了郑国的动荡年代。历史,仿佛给郑庄公开了一个巨大而残酷的玩笑。祭仲为什么会背叛郑昭公,转而扶持郑厉公呢?《左传》解释说,郑厉公的外公雍氏家族在宋国很有权势,他们对宋庄公施加影响,派人将祭仲引诱到宋国,绑架起来,说:“如果不立公子突为君,就杀死你!”祭仲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同时,宋庄公又派人将公子突也抓了起来,逼他立下字据,答应事成之后送给宋国一大笔贿赂。结果祭仲就暗中将公子突带回了郑国,发动了政变。这种说法存在诸多疑点。第一,祭仲作为郑国的权臣,何以在新君刚上台的时候就被宋国人绑架?要知道,在任何年代,绑架一位宰相级的人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左传》所言,祭仲是被人引诱到宋国才被绑架,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究竟要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将一位宰相级的人物引诱到数百里之外的国境,而不被人察觉呢?第二,就算是祭仲在宋国受到威胁,不得已答应了宋国人的要求,当他回到郑国,还有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帮助公子突发动政变吗?第三,最令人疑惑的是,公子突本人似乎对这场政变并不积极,也是被人拿着刀子威逼才参与其中。这样一场你不情我不愿的政变,何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改换了新郑的主人呢?我上小学的时候看小人书《东周列国志》,看到祭仲这一段故事就表示过怀疑,一直到上高中的时候才算把这事想明白,这要归功于一本叫做《鹿鼎记》的煌煌巨著。第一,雍氏实际上也是某一江湖团体的龙头大哥,手下不乏武林高手,要绑架祭仲轻而易举。第二,祭仲必定是被雍氏强迫着喝下去某种定时发作的毒药,必须按时吃独门解药才能保住性命。第三,以此推论,公子突也很有可能喝了这种毒药。本来这个问题到此就算结束了。但是没想到,上过大学之后,我不小心又看到了一本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这本书对祭仲其人其事都持褒扬的观点,甚至将他上升到“贤相”的高度,认为他是“知权”的典型。所谓“权”,并不是指权力,而指为了达到某种善良的目的,在必要的时候不惜离经叛道,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正确的目的可能使用了不正确的手段。为此,《公羊传》也对祭仲为何被宋国人绑架作了一番推演,说祭仲是外出办事,途经宋国而被绑架。宋国人拿刀架在祭仲脖子上的一刹那,祭仲明白,他现在面临选择:如果他不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必然灭亡,郑昭公也不得好死;反之,如果他听宋国人的话,则郑国不至于灭亡,郑昭公也不用死,再过一些日子,他还可以想办法让郑昭公回来,将公子突赶走。经过这番思想斗争,祭仲决定不顾自己的名声,忍辱负重,与宋国人合作。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我不是很明白,如果祭仲不和宋国人合作,郑国为什么就会灭亡?郑昭公就不得好死?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汪精卫的文章,将汪精卫投靠日本人也视为不顾名声而保全中国之举。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汪精卫这么聪明的人会认为,只有与日本人合作才能保全中国?扯远了,就此打住,让我们带着各种疑问,继续关注这些人物的命运罢。公子突——现在应该叫做郑厉公,是一个面色冷峻的年轻人,喜欢皱着眉头,寡言少语,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必定挟持风雷,掷地有声。他和父亲郑庄公是两种性格。他不像当时大多数诸侯子弟那样,喜欢捧着竹简研读诗书礼乐。在他看来,那些看似高深的文字无非是些过时的文物,与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他喜欢打仗,并非有嗜血的偏好,而是享受运筹帷幄的乐趣,喜欢看到敌人在自己的摆布之下兵败如山倒。战斗进行的时候,他甚至独自驾车跑到战场的最高点,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眼神观察着战场上的动静,把敌我双方的弱点都看得很清楚。就这样,每次他都能给父亲提出独到的建议,而郑庄公每次也都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总是大获全胜。他那高人一筹的战术其实很简单:第一,了解敌人的弱点;第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除此之外,他并不喜欢政治,或者说不喜欢玩弄权术。否则以他的智商,又有郑庄公这样的好老师,他完全有可能在权谋领域青出于蓝。但他的兴趣爱好限制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而且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次子,没有权力继承君位,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那些折腾人的尔虞我诈,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对战争的研究上。他甚至想过,如果哥哥世子忽即位,他仍然会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哥哥,替他领兵打仗,克敌制胜。然而,这种想法随着父亲的死,竟然变成了一种奢望。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他就被送到宋国,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对于背井离乡倒也没什么太多怨言,宋国的饭菜与郑国的饭菜一样香,外公家里的人也似乎没把他当个外人看待。他难以接受的是:从今往后,他就只能老老实实寓居宋国,不能再指挥郑国的虎狼之师活跃在中原大地上了。他开始读诗书礼乐,开始种花养草,准备颐养天年。但是,这种平静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三个月,那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他卷回到故国,一直将他送上郑国国君的宝座。登上君位没多久,宋国的使臣就到了,一方面是祝贺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兑现贿赂。郑厉公想不通:宋庄公还是公子冯的时候,受郑国庇护多年,吃喝拉撒都由郑国供给,父亲郑庄公为了保护他,曾以一国之力与五国联军对抗,

                      军主力遂退回到庙湾。几天之后赶来的援军因此感到形势远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险恶。清军在杨声远统帅下开向庙湾,接着去摧毁复明军,夺回了该城,杀死了许多落到他们手中的抵抗者。虽然张华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义王却削发扮成和尚,设法逃出了庙湾城。杨声远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下落不明的义王,悬赏招贴布满整个苏北地区。在衙吏俘获并审讯了一个认识义王的和尚后,官府搞清楚了义王的长相,画图招贴四方。经过逮捕审讯其他几名和尚,盯住了一个名叫孙胜宇的匪首,此人是道士,所谓义王可能就躲在他的家里。孙胜宇住在淮安以南如皋城附近一个叫“双店”的村子里。从扬州派出的捕快和一队士卒在1月18日深夜,包围了双店,突然搜查孙胜宇宅邸。孙胜宇被捕,在他的家当中搜出南明小帖一个。次日捕快彻底搜查村庄,逮捕了另外三名也藏有明朝公文的当地复明分子。这三人中有一人在审讯中招架不住,供认说那个他们称作义王的人早先是躲在村里,但就在捕快到来之前逃到附近的村庄去了。捕快迫使犯人供出了义王逃去藏匿的那家住户的姓名,然后包围那个小村子,袭击了这位反叛者最后的避难所。与义王一起被捕的还有他儿子。杨声远在如皋建立了一个临时督府监督审讯,俘虏押到后,经审讯发现,他们是前明低级贵族,原属河南周王世系。杨声远认定他们无足轻重,遂下令处死,义王父子于是立即被处决了。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也在对义王的追捕中被发现了。其中某些人完全是单枪匹马、毫无危害的。但是,此刻清廷神经过敏,认为在漕粮船只聚集地这样敏感的地区,任何复明分子活动的迹象都需要加以最为审慎的对待。清朝当局这时对关于单枪匹马者——尤其是文人——情况的报告,特别感到烦扰不堪。这些人本来已经剃发,归顺新朝,后来却又恢复明朝发式,或主张复明。例如,当奉命前去逮捕义王的清兵返回双店村时,一个军官注意到当地关帝庙墙上写着几个字,向一名“可疑的客人”发出警告。此人是在一个名叫吴心田的人家中被发现的。这些字引起了这位军官的好奇心,他便来到吴宅。吴宅的塾师十分无礼,使他颇感意外,就将这位塾师拘留起来。此人名叫许元博。经再三审问,原来他的父亲许之卿在明朝曾出仕为官。不过,1645年8月第一支清军进入双店地区时,他父亲告诉儿子必须剃发服从清人统治。许元博顺从地照做了。此后不久,这个年轻的士子应聘为吴家塾师,得以读到吴家的藏书,了解到中国战乱时期一些英雄的事迹。许元博为这些英雄的气概和儒家的忠义气节所激励,悄悄地在自己身上刺了三条复明口号:胸前是“无愧我朝”,右臂上有“生为明人”,左臂上为“死为明鬼”。为了向雇主隐瞒对复明事业的赞许态度,他身上的纹字,从来都秘不示人。可是,就在淮安被攻之前,他在脱衣洗澡时,被吴家几个在暗地窥探的孩子看见了。塾师身上刺有复明口号的消息在这个家院中从孩子传到大人耳中。于是就有人——也许是一个妒忌的仆人——在关帝庙写了那些引起清朝军官警觉的短语。负责办理此案的清朝按察使特别关心许元博与其他复明分子的联系。他是否暗中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复明分子有过接触?许元博坚持说没有,于是审讯人员向扬州做了报告。但按察使十分关心,便赶到如皋来亲自审问这个嫌疑犯。他有一肚子疑惑,比如他身上刺的这些文字,许元博怎么能自己纹身呢?难道他确实没请别人帮助吗?只是在看到纹字刺得极其笨拙之后,按察使才相信许元博确实是独自干的。不过担忧一消除,按察使仍然感到许元博的罪行必须予以严惩。他这样上奏北京:自本朝立国,尽除暴虐,万民感德归心。逆贼许元博妄为,自绝于治世,背弃皇恩。初剃发以匿其心,后复以此等文字纹身,尽露叛逆之意。欲赦其罪,得否?其妻朱氏当赐功臣之家为婢,没入家产。其父虽居别所,不谙此事,然逆谋不当以地异赦之,国法无贷。所以,由于许元博的罪行实属十恶不赦,就是他那与此毫无牵连的父亲,也应受到惩罚。

                      清廷的猜疑

                      于是,在1647—1648年间的冬季,清朝的一些大臣疑心越来越重。他们怀疑原来的一些归附者也暗中怀有叛逆之心。这种猜疑甚至扩及到负责镇压复明活动的高级官员身上,例如杨声远(他不久就因“疏于防务”而被撤职)和洪承畴(他已经由于那封截取的黄斌卿的信件而引起嫌疑)。不久,洪承畴受到的连累就更为严重了。1647年10月,大约就在叛军进攻淮安的同时,南京城门卫兵拦住了一个想离城的和尚,要看他的文牌。这和尚出示了一份由洪承畴签印的文牌,其条文约束甚严。也许是由于文牌有许多约束性条文,卫兵命令和尚打开行李。行李打开后,卫兵发现几份看上去十分可疑的文件。经检查,原来是弘光皇帝给阮大铖的一封信,以及表明远在南方的复明分子与南京洪承畴总督接触的通信。这和尚法名函可。第一个“函”字表明他是由南康(江西)归宗寺著名的住持道独剃度的。道独也是广州和尚函是的老师。函是的许多弟子都是广东复明分子。函是与函可在小时候是密友。函可俗名韩宗騋,他一家为反清事业牺牲了许多人,函可的一个叔叔和三个兄弟为反清复明而死。将洪承畴与南方复明分子联系起来的信件本身,并不说明总督是南明事业的秘密代理人。然而,南京首要的降清大员与广东复明分子之间有来往,是十分可能的。这一点,尤其在这一时刻,不禁使清廷不寒而栗。1647年8月初,广东两个重要的复明军领袖陈自壮和陈邦彦,合谋在珠江三角洲同时发动了几起暴动,旨在把清军主帅李成栋引出广州。李成栋果然离开广州去守卫新安,陈自壮随后就向防卫虚弱的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时,陈邦彦将自己的部队和战船精心布置在新安与广州之间一个叫鱼珠州的地方,李成栋的兵船一到,战斗就打响了。遭遇战的第一阶段是复明军占上风,陈邦彦的火船开入李成栋舰队,使许多战船燃烧起来,李军伤亡惨重。接着,一阵暴风雨袭击了双方的船队。尽管陈邦彦自称船术高明,但是李成栋的水手们却扭转了战局,他们将战船重新编队,顺风扑向已在他们面前转身逃跑的明军。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尽管陈邦彦一直逃到清远(广州西北大约60公里处),李成栋却穷追不舍,一路消灭小股部队,攻城夺寨。1647年11月25日,陈自壮在高明被俘,押回广州,于12月1日被处决。此时,李成栋已包围清远,用火药炸开城墙,率2万兵马攻入城中。陈邦彦到死都是一个英雄,他三次负伤,在一个朋友的幽静的花园里写下了他的墓志铭:无拳无勇,何饷何兵。联络山海,喋血会城。天命不祐,祸患是撄。千秋而下,鉴此孤贞。然后他试图在一个池塘里投水自尽,但是水太浅了。他昏倒在那儿,被清军抓到,五天之后被凌迟处死。1647年起义就此终结了。然而,当函可两个多月之前在南京城门被俘之时,上述这些事件尚全无预兆。函可携带的文件又向巴山和多尔衮暗示:洪承畴一直与广州复明分子有联系,也许江南文人与南方抵抗分子之间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当然,这种信件也极有可能是为引起猜疑而伪造的。尽管如此,函可的父亲为前明礼部尚书韩日缵,这一点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韩日缵,众所周知,曾是洪承畴的主考官。所以,在审问了函可的四个弟子后(结果他们都是相当清白的),总督洪承畴上奏皇帝,承认了他与这个和尚之间的私人关系,供认为他签发过文牌:犯僧函可,系故明礼部尚书韩日缵之子。日缵乃臣会试房师。函可出家多年,于顺治二年正月内,函可自广东来江宁,刷印藏经,值大兵平定江南,粤路阻,未回,久住省城。臣在江南,从不一见。今以广东路通四里,向臣请牌。臣给印牌,约束甚严。因出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字失避忌。又有《变纪》一书,干预时事,函可不行焚毁,自取愆尤。臣与函可有世谊,理应避嫌,情罪轻重,不敢拟议。洪承畴最后说,他将把发给函可的文牌送到北京内院,并将函可案件移交有关部门。北京有司毫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函可在巴山人马护送下一到北京,他的案件就受到仔细复查。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函可是密谋分子,但他的日记里有好些反清文字,为此他被判处终身流放,发配辽东。同时,皇帝下诏:“洪承畴偏袒其师,擅用职权,授予文牌。极为失当,有司皆应记取。”于是各部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洪承畴应受严惩,提议褫夺其一切功名爵位,削职为民。任何其他官员都会为此立刻受到惩罚,但洪承畴却不同于其他人,他象征着南方归附者对现政权始终不渝的效忠。这样明显地罢免他,就意味着公开怀疑朝廷最高级汉族大臣中有人怀有贰心。所以多尔衮决定暂时不理睬吏部的提议,饶恕洪承畴。几乎同时,洪承畴母亲患病,他马上申请休假去照顾母亲,得到恩准后,勒克德浑接任了他的南京总督职位,洪承畴暂时退出了清朝政府。

                      复明党希望的复萌与破灭

                      1647年秋季和初冬,清政府继续平定江南。像中国北方一样,长江下游地区也暂时安定了一段时间。1648年初,当清政府所依仗统治南方的两个前明官员先后于2月和5月举兵造反时,形势急转直下了。首先起义的是替清朝征服了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金声桓希望能封官晋爵,总揽一省权柄,所以当他只被授予江西提督一职,并被置于一个满人总督的监管之下时,就心猿意马起来。在一名道士以及一个原是李自成部下、绰号叫“王杂毛”(实际就是王得仁)的怂恿下,金声桓于1648年2月22日反叛,杀死清朝大臣,宣布自己效忠永历皇帝。他很快就得到了几个最主要的南明人士的支持,例如姜曰广、邱祖德,控制了江西北部,同时围攻该省南部的赣州。广东征服者李成栋被任命为提督,处于两广总督佟养甲的监视之下,他也被惹恼了。与金声桓一样,李成栋不满于清廷将满人或汉军旗人安置在可以控制这些新依附者的职位上这种方法。佟养甲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以稍稍缓和清廷的这种人事安排。因为作为一个“旧臣”,以及作为像博洛这样的满族主要亲王的知己,佟养甲认为自己有资格轻慢李成栋。李成栋则因暗中受到他的一个宠妾的煽动,傲慢的自尊心更加强烈。这个女人原是陈自壮之妾,为李成栋所获,强迫与之成亲,但她对明朝的忠心却始终不渝。所以,1648年5月,当佟养甲命李成栋率军北进为赣州解围时,李成栋遂举兵造反。佟养甲开始被强迫穿上明装,接着,五个月之后,他企图暗中与清政府联系,就被处死了。在南宁避难的永历皇帝应邀回到肇庆,1648年9月20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朝廷,封李成栋为国公。这时,湖广南部的其他永历将领受到鼓舞,在何腾蛟率领下,夺回了许多重要城镇。到1648年10月,南明政权控制了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清政府仅在广东和赣南,主要是赣州,还占有几块土地。然而,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赣州并没有落到复明军手中。清廷却在中原迅速聚集了兵力,遣大军分两路南下。一支由蒙、满、汉人组成,共3万人,在孔有德、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的率领下,逼向湖广。另一支由谭泰、何洛会、尚可喜和耿仲明率领,从江西扑向南昌的金声桓和广东南部的李成栋。1649年3月1日,南昌陷落。金声桓身负重伤,自溺而死。次日,不断损兵折将的李成栋在徒步涉过新丰附近的一条河时意外淹死。同时,在湖广,孔有德率部逼近何腾蛟,俘获了他,并将其处死在湘潭。到1649年11月,湖广再度牢牢地处于清朝控制之下。在1650年的头几个月里,广东南部大部分地区都被占领了,永历皇帝和他的小朝廷向西逃到梧州,最终经由南宁到了贵州。最后,1650年11月24日,经过10个月残酷的围攻,包括筑垒相逼,以楼车攻城,及动用荷兰炮手,尚可喜占领了广州。此后10天里,广州城惨遭洗劫,7万多人被杀。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堆积结成块的骨灰。这个焚尸的火堆,在许多复明分子的心目中,标志着明朝复辟希望的真正破灭。然而,东南沿海鲁王的军事支持者,继续努力与参加过悲惨的1647年起义的江南复明党残部建立联系。这一活动主要是由海上豪强张名振领导的。1647年北伐失败后,张名振重建了他的海军,在闽浙边境的沙城建立基地。它成了监国鲁王政权的总部,从此出发袭击沿海一带,远至江南。1649年7月,张名振决定从他的活动中心进一步向北发展。到8月,他和鲁王已安坐在浙江海门与宁波之间的健跳所了。在那里,张名振又开始计划与岸上的起义相配合,从海路进攻江南。在1647年,许多缙绅复明分子曾期望发动一场与之类似的联合进攻,现在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流放了。所以,鲁王政权人士不得不求助于那些下层社会中的人物:低级士绅、冒险家、僧人,甚至盗匪。鲁王政权把印信官告授予江南复明分子。将这些使者作为秘密代理人遣回清人占领区,联络其他同情者,准备起义。如果被联络的人证明是经得起检验的,就由使者本人颁给官告,授予军衔。对复明分子来说,不幸的是,这并非一种可靠的组织武装起义的方法。当一个名叫罗光耀的人在苏北海州联络到许多地方权贵和匪首,准备在1649年夏天联合发起对天津的海陆进攻时,阴谋被发现了,罗光耀被捕。他的被捕以及此后兵部官员对他的审讯,暴露了长江南北地区其他阴谋分子。关于这个阴谋的消息一定使北京的清廷感到惊恐,但它也大大延迟了鲁王政权从海上北伐的计划。南明从海上进攻的希望还因张名振和黄斌卿这两个对手之间的内讧而暂时受挫。黄斌卿控制着舟山岛,1649年10月,最终被一个将领出卖给张名振,因而自杀了。不过这一斗争刚结束,张名振就再度计划在北方煽动起义。11月23日,张名振把他的帅府以及鲁王都迁到舟山岛,再次怂恿江南的反清分子计划起义。这次的联系主要是由嘉兴一个名叫毛远斋的和尚负责的。1650年3月13日,在一个名叫韩功树的明朝遗臣的庄园空楼里,毛远斋和其他六名复明分子聚会。会上他们举行宗教仪式,然后一起宣誓造反。10天以后,其中两人,毛远斋和吴庸之,动身到舟山,受到鲁王的召见,被任命为南明官员。吴庸之留了下来,毛远斋则携带特别官告文书返回大陆,进一步与他最初的那伙复明分子联系,并与其他人讨论起义计划。与此同时,张名振向苏南发动了一场海上远征,并携鲁王同往。十分凑巧,陈锦这时正率领一支清军扫荡四明山,清除浙东的复明武装。1651年10月15日,有几个黄斌卿旧部叛变,陈锦兵马遂占领了舟山岛的主要防御工事。张名振家人大多遇害。丢失了据点的张名振不得不与鲁王到了厦门,去寻求郑成功的保护。同时在北面的江南,一个曾被毛远斋授予鲁王政权文书的人叛变,并向苏州官府出卖了所有密谋者名单。此人交给清朝官员的那封文书包括有进攻南京并发动一场对北京的北伐的计划,上面盖有张名振的官印。到1652年4月,所有密谋分子都遭围捕,复明分子被彻底挫败了。

                      万寿祺和顾炎武

                      随着江南江北恢复了和平,当地居民慢慢开始重建他们的生活。1648年,画家万寿祺决定迁出他的“陋巷”,把家搬到距洪泽湖附近的淮安大约35里的浦西。在那里他为自己盖了一个画室,称“隰西草堂”,四周环水。迁到浦西后不到一年,万寿祺暂返江南,谒拜明太祖的陵墓。他还访问了密友、归附清朝的黄家瑞的后嗣。黄家瑞是在1645年松江起义期间被杀的。万寿祺乘船从徐州返

                      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异地扭动,宛如一条条粗大的白色蟒蛇向我们盘缠挤压过来。虽然如蛇般扭动,但树干依旧坚实似铁,无论用轮锯还是快斧都无法将它们砍割开。“趴下!”莫炎高声喝道,我和S伏身趴在了地面,一片树干立即盘在了我们的身上。莫炎的腰间直了直,身上的黑色火焰狂飙数尺,双臂上下张开,徐徐在身前划了一个圆形,继而两手合十指尖向前用力击出。“灵火狂龙诀!”一声断喝,莫炎全身的火焰沿着前伸的手臂化出一条黑色的火龙盘延飞出,耳畔隐隐响起高亢的龙吟声。火龙甩动身体在白色树干间飞速回旋,所到之处树干逐一灰飞,不多时整片树林便全部化作了一地白灰。束缚一去,我和S立刻爬起身来,跟着莫炎向晖儿走去。这时的晖儿已不像先前那样温和婉然,神情略略有些恍惚,身体开始不住的晃动,看来她身上的猎魂巫已渐渐失效了。我正要上前扶她,身边的莫炎却噗地喷出一蓬鲜血。血雾中腾地燃起鲜红的火焰,只见他双手掌根对抵,手指蜷在掌心,猛地向晖儿推出:“灵火灭神诀!”我闻声还未来得及阻拦,鲜红的火焰在晖儿的身上熊熊燃烧了起来,火光中响起阵阵凄厉的叫声,晖儿浑身顷刻间已被烧成了焦炭!“你他妈的疯了!”我嘶吼着扑向莫炎,一把捏住他的脖子疯狂地掐了下去。S在一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不知所措,下意识地上前想扳开我俩,但却被我狂怒地挥开。摆手顺势脱身,莫炎后退了几步,踉跄地跌坐在地上,口中咳嗽了几下,不住喘着粗气。“不是说有救吗?!不是说制服了就有救吗?!”我疯子似的冲他大吼着,眼前漫起了一片血红,“你就这么下手杀了晖儿,那是人干的吗?!”莫炎坐在地上,满脸虚脱的样子,毫不闪避地看着我的眼睛,眼神中竟有着笑意。这不由激得我杀心大起,一排满是尖齿的狼牙棒聚在了他的周围,只消几下就能解决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亦凡。”熟悉的呼唤从身后传来,一个瘫软的身体靠在了我的背上。我难以置信地转过身,晖儿奇迹般地依在了我的跟前。她身上满是焦黑的块状物,行动间不住剥落,但却毫发无损,只是看上去精神十分的萎靡,似乎有些筋疲力尽。“烧掉的是她身上附着的巫灵。”莫炎坐在地上缓缓道,“现在可以收掉这些棒子了吧?”面颊一阵发热,我立刻散去了包围着他的狼牙棒。一时间歉意和感激的复杂地交错在脸上,莫炎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尴尬,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自顾休息着,方才的激战也确实让他消耗了不少的体力。晖儿的精神稍许恢复了些,S帮着我将她扶在地上坐下,一边揭去她身上残余的焦黑物。“刚才那个干尸一下出现在面前,我都没来得及叫你就被它喷了一口气,然后觉得身上被什么东西包住了似的。”晖儿心有余悸地说道,“接着身体就不听指挥了,那些包住身体的东西可以控制我的行动,但我却能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到这里晖儿的眼泪纷纷落下,看来刚才所做的一切她是完全清醒地看到了,亲手杀死自己的丈夫和朋友,却不能控制自己,这种感觉简直是生不如死。“滇王那只老乌龟还在里面,现在就进去解决了它!”S忿忿地拎起猎枪,狠狠地推开开了石门。我和莫炎立刻起身,却听到舱内连续两声枪响,只见那滇王和身边的妃子早已成了无头干尸。S怒气未尽地又踢了滇王几脚,转身走到边上捡起了那把吊人矛。莫炎紧跟上前,手上闪出灵火将地上的干尸将军焚毁,又走到石案边探视起滇王和妃子的干尸来。“这个就是四牛贮备吧?”晖儿扶着我,指向案边一个精巧的青铜器皿道。那是个类似铜鼓的器皿,下部有三个兽脚支撑着,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上部的顶盖铸着四只长角膘牛,逆时针地形成了一个围圈,正中有根铜柱,顶端方形铜片上站着一个骑马的男人。“奇怪了。”S在一边叫了起来,“我找遍了这里,根本没看到滇王金印。”七、古墓机关“公孙的枪法不错。”莫炎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扶起地上的无头干尸,将它们靠在案边。“那是……”干尸的身上散放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昏暗的火光中我清晰地看到那断裂的颈项上飘舞着许多红色的细丝。舞动的红丝落入了一双笼着淡淡火光的手,莫炎抬手牵动了几下,两具干尸竟手脚曲张地动作起来。虽然心中明白这如同牵线木偶的原理一样简单,但那两具干尸却并不是牵线木偶,更诡异的是那些红丝决不是一般人能看见的。晖儿和S的表情再度证实了我的想法,惊讶中带有几分怀疑,仿佛正在观看大卫·克伯菲尔的奇幻魔术。“夸张!你手上有吸铁石?”S走到近前看着莫炎的手问道,“不对啊,这干尸也不是铁做的。”莫炎松开红丝,手上火光大亮,眼前的景物更为清晰了,晖儿和S应该也已看到了那些红色细丝。“这红丝是什么东西?”滇王如此轻易地倒在了S的枪下,这原本就令我有些疑问,而莫炎发现的这些红丝更是将疑问升华到了神秘的程度。“我也很难相信。”莫炎似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看着S道,“公孙的运气很极端。”这话一出口便轮不到我继续发问了,S直接穷追猛打地盯住了莫炎。“越人鬼丝。”随着这个奇怪的名词,莫炎简洁地揭示了谜底。战国时期的楚国有一群越国的遗民,被称为“越人”。这些越人手中掌握着一些奇异的技法,但却随着秦国统一天下而全部失传,而“越人鬼丝”便是其中一种。施术者用自己胸前剜下的血肉加上冰蚕和特殊药物饲养,四十二日之后施术者会自杀,并由他人将其脑髓作为最后一次的饲料。第四十九日时,饲养的冰蚕便会化蛹、产子、死亡。将蚕子混入饮食,人食用后蚕子便会孵化成形,血红色的蚕丝则会附着控制人的神经。更为诡异的是,施术者的思想会原封不动地驻入这人脑中,完全取代原本的思想,有如鬼魂附体一般。在必要时,鬼丝还会附带着蚕子,从被附着者口鼻间喷出,传染并控制与之接触的人。“如果公孙不是第一时间轰掉干尸的头部……”莫炎话语一顿,寒栗的感觉无声地包围了过来。“还好我经常玩CS,习惯了爆头~~”S抹了抹额上那并不存在冷汗道。“越人鬼丝怎么会在滇王的干尸里?”疑问将我引向了一个模糊的记忆,“越人是受楚国管辖,这阳穴阴墓也是楚国的风俗,那个争论了许多年的疑问难道是真的?”“是庄蹻王滇的那个争论?”晖儿问道,文物展览会上一位黄姓教授曾做过此类的古史演讲,那精彩的史实分析确实印象深刻。“庄蹻是越人,传说古滇国是他建立的。”莫炎点头道,“但他的家族比古滇国消失的还早。”噗地一声,石案上的布帛不知怎地化作了碎片,靠在一边的滇王干尸顿时嵌入了石案内。众人下意识地闪在一边,石案面上缓缓出现了一片凸起的石刻,那形状似乎是一座城池的模型。错落有致的方形石屋聚集在隆起的城池中央,蜿蜒而上的阶梯环绕至城外,酷似玛雅金字塔的建筑紧靠着中央巍峨耸立,一侧高大的城墙内则围建着圆型的环状建筑。原来石案的侧边有一处隐蔽的机关,莫炎丢开越人鬼丝之后,滇王的干尸便斜靠在了附近。重力的牵引使得原本歪斜的尸体在光洁的石板上滑动了起来,恰好压在了机关石板上,从而巧妙地触动了机关。在那座金字塔般的建筑平顶上,摆放着一颗金色的印章,上面盘铸着的蛇形动物正向我们表明着它的身份。“滇王金印!”我不由失声叫道,这印章的样式与那天文物展上的滇王金印分毫不差。S激动地呆了片刻,正要上前拿下金印,却被莫炎拦住了。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鼻子在金印边地闻了几下,眉尖不易察觉地微微一挑。金印下面有机关?莫炎那细微的动作预示着什么。伸手间我聚出一块薄薄的金属片递去,莫炎头也不抬地接过,一手扶住金印,将金属薄片轻轻地插入它与金字塔建筑的缝隙间,转手又接过我再度递来的金属块压在了上面。金印入手的那瞬间,熟悉的细微声响立即传入耳中,山鬼不失时机地开始与S交流了。“食人的猛虎为带来王权的使者开道,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带领你继续寻找。”S小心地复述着山鬼的话语。滇王金印、吊人矛、四牛贮贝器,这些山鬼提及的东西就摆放在面前,循着那两句迷一般的提示,众人不住地思考着其中的深意。贮贝器的两侧铸有一对凶悍的猛虎,阔张的大口像在吞噬着什么,但扳动拉拔中却纹丝不动,脚下完全是与贮贝器铸为一体的。那骑马男子的打扮似乎是汉朝模样,应该就是代汉王御赐金印的使者,可这使者身上又蕴藏了什么玄妙呢?莫炎在那里翻看着金印,面上虽然没有任何表情,但眉宇之间显出一种沉闷,似乎也被困在了某个环节上。吊人矛则在S手中,渐渐急躁的查看下长矛不断被翻覆着,从边上看去像是在舞弄着长矛。铛!长矛重重地扎在了地上,响声将其余三人吓了一跳。S自地上拔起长矛,认真地检查了下矛头,口中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别心急,我们一起看看。”晖儿拉过S柔声道,“秘密会不会在矛头上?”“矛头?我看了半天了,除了它边上的小人是挂上去的之外,其他地方都是……”S似乎想起了什么,扳过矛头又仔细看了一下,伸手拉住其中一个吊在矛头上的人像左右晃了晃。人像被铜环挂在矛头两侧的小孔上,S在拉动中发现了什么,双手捏住铜环拧了两下,环体应手而开,自一处横向折成了九十度。原来这铜环是由两个半圆拼接而成的,一段由扣齿绞住可以左右转动,另一端则是密合较好的阴阳扣造型,粗粗看去混为一体。如法炮制下,另一个铜环也被取了下来,两个青铜人像并排地躺在S的手掌中,满脸的痛苦表情栩栩如生。“古代人的腰还真细。”S嘀咕了一句,两指搓着人像的腰肢,眼光却落在了贮贝器侧边的猛虎身上。晖儿顺势望去,转而一脸兴奋地与S对视了一下,两人各拿起一个人像来到了贮贝器的左右。仔细对比了一下后,人像被轻轻塞入了猛虎的口中,阔张的虎口恰好卡在了人像的腰上,一副猛虎食人的姿态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咯咯两下,贮贝器两侧的花纹处落下了一层淡淡的灰土,猛虎向外弹出了些许。原来它们脚下连着的铜片是后期贴合在贮贝器上的,但接缝处与铜壁上的花纹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秘密。晖儿和S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时捏住猛虎的身体小心地向外拉动了一下,两块铜壁被拉出两公分左右便不再移动。而与此同时,贮贝器的底部响起了一声轻微的金属碰击声,我探手一挥,一片巴掌大小的方形金片落入了手中。“是什么东西?”S口中问道,急急探头过来。那金片约有七八公分见方,其中一面精细地刻着一些弯曲的纹路,正中的位置上有一个小小的凸起,似乎原本应该卡嵌着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骑马使者的身上应该也有机关。”猛虎机关的发现提醒了我,刚才一直在端详金印的莫炎也立即起身走了过来。捏住铜马身上的人像,我试着上下左右地扳动,但手中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移动。莫炎在另侧观看了片刻,伸手在马鞍上轻轻拔出了一个物件。我手下一动,人像顺手向马尾滑动了两三公分。仔细观看,马鞍的璎珞饰品下竟隐藏了一根细细的铜柱,正是这根穿透马腹的铜柱卡住了人像在马腹内的机括。人像移动后,马背上现出一个两公分见方的凹槽来。莫炎小心地将金印卡了进去,轻轻按紧。嗒地一下,铜马晃动着脱离开来,莫炎则一把接住了铜马,随即取下金印。原来铜马站立的那块方形铜片是个极扁的铜盒,铜马脚下的是上盖,铸在贮贝器顶端铜柱上的是下托,一块圆形的金片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下托中。从莫炎手中接过圆形金片,其中一面同样刻着弯曲的纹路,正中位置是一个不大的孔洞,我下意识地将孔洞对准方形金片的凸起处,两块金片完全地卡在了一起。手指间轻轻推动,圆形金片便转动了起来,那样子倒像是我之前用过的方形罗庚。“看看这些纹路之间的规律。”莫炎一边提醒,一边仔细地看着圆盘的转动。两块金片上的花纹十分奇特,无论怎么转动似乎都可以在它们之间组合出连贯的图案,这不由让我有些大跌眼镜了。“360°旋转就有三百六十个组合图案,这样下去很难找到答案。”晖儿看了一会说道。天圆地方,两块金片代表天地,山鬼说的“天地间藏匿着的奥秘”应该是指它们花纹的组合。似是而非的组合显然是用来掩盖真实秘密的,看来我们肯定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线索。“金印的印座上有刻痕。”莫炎将手中的金印递到我面前,上面盘曲着的蟠蛇是诸侯王权的象征,靠近蟠蛇头部的印座右侧和上部分别刻着“∟”和“⊥”两个标记。“蟠蛇的形状似乎扭曲的有些过头吧?”S盯着金印看了半晌,“这蛇会不会是方向标?”我立刻在方形金片上搜寻,花纹中果然暗藏着这两个标记,可与金印印座方位对应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转动圆形金片,酷似蛇头的花纹落入眼帘,对应标记的位置将蛇头花纹转至正位,蟠蛇的形状顿时呈现。“用纸笔拓印下来。”S掏出纸张炭笔迅速拓下了金片的上花纹,炭黑的底色上隐约的纹理构成了像是地图似的图案,那条蟠蛇在图案中弯曲盘折地形成了一条行进路线。“蛇尾的位置好像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滇池。”晖儿一眼认出了图案上的地点。“像是云南中南部地图。”莫炎从S手上拿过地图,眯着眼仔细分辨了一下上面的图案,拿过炭笔在另一张纸上写画了起来,并不时地对照着地图。那纸上罗列着几个奇怪的文字,奇诡的字体和先前灵骨之匙印出的文字有些类似。按照金片地图的指示查询下去也就是找出龙脉和解救S的线索所在,但这张地图目前仅能看出下一步的大致行进路线,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提示。除非莫炎写下的文字可以解决关键问题,否则单猜解谜语就足够耗尽原本宝贵的时间了。“蛇头的位置就是下一个目标。”莫炎放下手中的笔,“地图花纹的提示倒是很清楚。”“这些字是什么意思?提示又是怎么说的?”S被莫炎吊足了胃口。“沾益的天坑森林。”莫炎看着文字说道,“在石盘上用灵骨之匙就行。”既然目标已经明确地放在眼前,接下来的行动也就昭然若揭了,这番功夫总算没有白费。“亦凡,石舫怎么好像在动。”晖儿奇怪地望着主舱外。“我们算漏了金印的重量。”莫炎看着石案上的城市模型道。模型中的金字塔不知什么时候已沉入了石案,用来压住机关的金属物斜斜地盖在原本的位置上。原来是重量双重机关,记得曾经在电影里见过。靠物体重量压住一个机括,抬起物体就会触发机关。物体的重量是限定的,如果用其他重于它的物件代替就会压动另一个机括触发机关。奔到石舫一侧,舷窗外已是一片泥沼。石舫的头部某处正喷射着一种黄绿色的液体,溅在石壁上不断冒起阵阵白烟。烟雾过处厚实的石块竟不断腐蚀碎裂,正对石舫的石壁上兀然现出一个大洞,石壁连着一旁的大地石室,汹涌的河底泥浆顿时注入。“这酸液快赶上王水了!”S大叫道,“莫炎,让遁鬣带我们离开这里,我可不想变干尸。”“遁鬣受伤被我散成精气了。”莫炎如实答道,“现在没虚灵能像它那样带我们离开。”一句话等于给众人判了个死刑,石舫头部的酸液不断喷射着,石壁上的孔洞越来越大,用不了多久,泥沼就会全部填满整个石室。情急之下,我聆听着四周的动静,搜寻着脱身的方法。大地石室里的河泥正源源不断地自滇池底部涌入,速度和数量已是无法阻挡。石舫底层的暗舱内还有近一半的酸液在流动,暗舱的四壁应该是陶瓷构筑的,坚固致密的程度足以抗衡酸液的侵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莫炎,你有没有丹鱼?”莫炎眼光一亮,手中抛出几条朱色怪鱼。在他怪异的手法下,鱼身在众人头顶全部爆开,一片水红色的液体洒落在我们身上。“丹鱼的血可以保证我们在水里如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革命党人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南方新军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立宪党人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清皇室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日)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编者按: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晚清新政,弄假成真《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

                      ,只知道它分布在云南一些人迹罕至的丛林水域,喜欢懒懒地顺水漂流,适应能力不算强,因为它很挑食。莫炎曾亲眼见过这个不比八仙桌大的家伙在半小时内吸干一头水牛的体液,那头牛只是在河边饮水,莫名其妙地便被裹住吸干,留下了一具媲美木乃伊的尸体。“这东西很敏感。”莫炎眯着眼睛道,“些许触碰就会引发攻击。”事情就这样变得微妙了起来,“席子”离晖儿他们的距离大约也是三十公分,与我们离开的距离相当。但这两段距离间却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从距离测算,我们可以选择救出两个人,但第三个人却会因此而被扑杀。这个树洞内似乎被人做了手脚,莫炎的灵火、林岳的植物甚至连我的金属和黄土都无法在那里起到任何作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山上飞速下来的那股巨大力量已经完全消失,周围平静无奇,韩笑和他的师父早已失去了踪迹。莫炎用灵火将我递过的一根铁叉烤得通红,但却无法将那块“席子”射杀,那“席子”的身后是晖儿。更要命的是,莫炎一旦接近树洞,“席子”立刻有了反应,只不过它不是扑向莫炎,而是晃动着开始选择树洞里的人,那样子就像在告诫我们,轻举妄动的后果便是导致它扑杀人质。“席子”一定是被下达了某种指令。于是铁叉便交到了林岳手里,照莫炎的说法,他身上闻不出杀气。林岳端着叉子抖了半天,始终无法下手,懊恼地将铁叉丢在一边,一屁股坐在地上,死盯着树洞里的“席子”,仿佛想用眼光来杀死这个麻烦的家伙。“它对血很敏感?”那东西蠕动的样子忽然让我想起了蚂蟥。“是的。”莫炎点头道,“类似嗅觉的能力很敏感。”“你的植物能造血吗?”一个古怪的念头在脑中产生,我拍了下坐在地上的林岳。“能!鸡血藤就可以,而且很像……”林岳一下刹住了话头,眼里闪过一丝狡黠。……“席子”的身体已经不再像肉皮了,鼓胀的身体疏懒地悬在那里,红得近乎发黑的颜色完全来自于鸡血藤里那种极为类似血液的藤汁。晖儿、S和老田已安全地躺在了树洞外的草地上,在我们搬动他们的时候,“席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事实上它已经饱到做不出什么反应了。林岳慢慢地用铁叉将它挑出洞口,挂在了朝南的树梢上,就像在家风干一块腌制好的肉皮。“‘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搞了半天,这句俗语是这么来的啊。”林岳嘻嘻地看着树梢上里那块孤零零的“席子”道。莫炎看着林岳得意的背影,摇了摇头,拿出三颗绿色的药丸,塞入晖儿他们的口中,只一会儿的功夫,三人便各自咳嗽着醒了过来。“亦凡……”晖儿一把抱住了我,语声已经有些哽咽。一种痛惜的感觉油然而生,今晚的一切对于晖儿来说已是十分的不易,作为丈夫的我并不只是需要检讨那么简单了。“没事了,是我没照顾好你。”我惭愧道,口中不知该如何安慰。“喂~~刺激我是不是?”林岳不识趣地凑了过来,拧着一张苦菜花似的脸,他的外套正披在S身上,后者除了责问他怎么跟来的原因之外,并没有任何的表示。这小子典型的心理不平衡,我和晖儿相视一笑,冲S那边努了努嘴,示意林岳再去殷情一下,他却摆了摆手,一脸怯意地溜到了一边。“你种花一般都死吧?”莫炎冲着林岳冷不丁的来了一句。“这什么话,哪有我种不活的植物。”林岳撇嘴不屑道。“有心栽花花不开。”莫炎的眼里闪过一丝笑意,“尤其是桃花。”众人一片愕然,反应过来之后便是一片哄笑,林岳白眼乱翻之间却看见S的脸红了起来,那色泽很像是盛开的桃花。……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懒的感觉,一夜的疲劳紧张却并没有让大家好睡不起。林岳正迎着阳光站在屋内,接受着我们审讯般地盘问。对于他的身份和表现,我是最为惊讶的,很难想象这个共处多年的老同学竟与我和莫炎同属一脉,他对植物控制的能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平日里嚼舌搞怪的林岳此刻却显得十分的平静,他的解释简明扼要,一度几乎让我们无法追问下去。对照林岳和莫炎的所知,我渐渐理清了脉络。听风、饲虚、筑壤、布荫本是一脉相承的古老风水派系,其历史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代,由于后辈衍生出了各自不同的能力,于是便分为了四大派别。四大派别各自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中,互相间守望相助。但就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彼此间的联系却中断了。莫炎的父母死于茶马古道,血案至今悬而未决;了然身份神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露面;我父母早年移居海外,除去常规节日邮寄贺卡互祝外少有联系。林岳的情况更为离奇了,据我所知,在他高中时期父亲因行医恶性事故被判入狱,母亲离婚改嫁,这也是林岳当初一定要报考医学院的原因之一。然而事情却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简单。十六岁那年林岳便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身为中医的父亲与他彻夜长谈,将派系的事体一一告知,并花了一年的时间教会了他许多风水与植物学问。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他母亲进行的,林岳的母亲对这父子俩的秘密毫不知情。之后便是恶性行医事故,入狱不到一年,林岳的父亲便因冠心病恶化死在监狱里。对于父亲的获罪和病死,林岳始终有着怀疑,却没有任何的线索证据。林岳的生活来源几乎断绝,这时却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资助者,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林岳每年都能收到一笔足额的费用。父亲病重临危时曾告诉林岳,托付了一位好友照顾他的生活,那好友脾气古怪却绝对可靠,他的名字叫——了然。林岳从未见过了然,和莫炎一样,了然一直通过信件和电邮与他联系。城市事件发生时,林岳惊讶的发现我所具备的能力,并告知了然。他得到的回答是尽力帮助我,不要轻易表露身份,于是便有了之前的那些经历。我们行至滇王阴墓,林岳就收到了然的通知,要他前来云南暗中帮助我们。于是他一路尾随,并凭着自己的能力在隆庆关外杀了寒蜴。至于陈子浩的阴谋,是林岳通过了然的提示,潜入腾冲监视时发现的。莫炎在接电话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伪装,张禾从不好女色,老夫子当时只是在打趣他而已。因为,张禾是陈子浩的男宠。……“那只老耗子下手太快,我来不及变通,所以就只能现身了。”林岳笑了笑,“早知道要解释那么多,我还是躲在背后比较好。”一番话后,除了早就闻出味来的莫炎之外,我们都是一阵惊叹。尤其是S,她并没有亲眼见到林岳的能力,听完解释后,不依不饶地要求林岳证实一下。“夸张~~”S死死地盯着林岳手中凭空出现的花枝,“小林子,你都不用买米了。”“啊?为啥?”林岳反而被说得一呆。“直接自己种啊~~”S愣愣道。“噗”,一口茶水直接喷了出来,两人的对话让我忍俊不禁,简直就是活宝一对。开怀大笑之后,却是一阵冷场,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很清楚,眼前有太多的疑问和潜在威胁。“我原本以为韩笑绑架晖儿他们是为了要挟我们,但昨晚的情形似乎又不是这样。”我疑虑道,“他师父在高黎贡山究竟采的是什么?韩笑为什么又放弃了追踪?那块恶心的肉皮只是为了拖延我们吗?”“采到的东西很奇怪。”莫炎道,“至少我没见过。”“那个笑面虎跟蒸发了似的,周围的植物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除了这个。”林岳想起了什么,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样物件。那是一只纸鹤,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其中一只翅膀上沾有少许泥土。“传信鹤。”莫炎嗅了嗅纸鹤,眉头略微扬了下,“还有残留信息。”说着一点火光出现在莫炎的指尖,纸鹤在火光的触动中颤了一下,低微的耳语声传了出来。“速回……车却……”我辨别着语声,却只能听出两个零散的词组。“车却?”林岳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扯雀泉哈?”许久不说话的老田插嘴道,“附近有个地方叫扯雀泉,据说那里鸟飞过那里会掉进水里。”“曲石的扯雀魔塘?!”莫炎的神色有些怪异。“对哦,是这个名字,那塘子里的水有毒咯,一般人都不敢去哈。”老田点头道。“昨晚的应该是狎兽……”莫炎面色竟有些发灰,“他居然要抓毒凰!”莫炎的说话方式我早已习惯,虽然现在的话语听来有些没头没尾,但他应该是觉察到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必须去曲石阻止他。”莫炎看了下时间,“还有六个小时。”……前往曲石的路上,车子飞驰着,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微微渗着细汗,这倒不是因为天气炎热,而是莫炎的话语给我带来的震撼。饲虚一派捕猎虚兽为生,从虚兽身上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因而有人创出利用虚兽特质改变风水地貌的方法,但由于使用有限且牵连甚广所以后辈们并不常用此法。狎兽,这是一种体形巨大却平和近人的虚兽,事实上它与任何生物都很亲近,只不过它的亲近程度有些过分,被它亲近的下场便是被迫与之交合,不管你是什么物种。毒凰,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炎毒凰,外形酷似传说中的凤凰,生活在地火环境下,美丽的身体蕴含着剧毒,经常出没在火山口,扯雀魔塘的有毒水质便是它的杰作。这两只毫无干系的虚兽,却正是饲虚一派遣换风水地貌的绝学“引子”。在受到惊吓时狎兽体表会产生一种类似汗液的物质,无毒无嗅,却可以引发天地交合之气。用这种物质喂食炎毒凰,与其自身的毒性本质产生作用,便可以令炎毒凰蜕变并与龙脉地气发生交合作用。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按莫炎的解释来说,龙脉地气将会在这场交合下释放全部的能量,那力量足以改变整个地下结构。……“你那个混蛋大哥想搞大地震?”林岳听得一头包,“整这么俩淫性十足的东西过来,亏他想得出。”“地震好对付,改变地下结构恐怕是另有目的。”我从后视镜望了一莫炎,“不过可以肯定一点,他急着找这两样东西,只怕是已经发现了龙脉位置。”“应该已经找到龙脉了。”莫炎沉思道。从刚才起莫炎就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不用问也能猜到,他正在揣测他大哥的用意。车子不知不觉中已行至熔岩台地附近,一股刺鼻的气味传来,喉咙里顿时像呛进醋一般酸涩难受,晖儿和S忍不住咳嗽起来。“到地方了。”莫炎似乎对这股气味免疫,嗅觉敏锐的他竟然若无其事。林岳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叠过滤防毒口罩,分给众人,口罩里盛着一片不知什么植物的叶子,戴上后吸入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众人下车步行上了熔岩台地,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黑色的玄武岩渐渐换作了五彩斑斓的岩石,生长的植物越来越少,地上还不时能看到一些动物的骨架,天空中没有鸟飞过,这里仿佛已成为一个生命禁区。“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占了绝大部分,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倒个个儿的话就正常了。”林岳看着手掌中不断生长死亡的植物道,“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毒库,什么乌七八糟的都有。”“还有两个小时。”莫炎看了下手表,“炎毒凰的活动时间。”“你的时间估算应该没问题,可惜的是你大哥好像找到了别的办法。”我指着塘内的一处道。八百多平米的水塘平均深度大概在半米左右,清澈的水质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水底,就在离开我们不远处,水里隐约浮现出一片鲜艳的色彩,乍一看去让人误以为是漂在水中的花丛。但我却看得十分清楚,那是一片带着羽毛的鸟类皮毛,就如我在老田家里见到的锦鸡皮一般,只是眼前的这片皮毛更完整。莫炎身子一震,顺着我指的方向打出一团灵火,一片星点的植物花粉凭空落下,林岳也在极力张望着。“涅蜕。”莫炎显然受到了打击,语气变得有些漠然,“炎毒凰已经蜕变了。”我思索着想将手伸入水里,拾水应该能捕获些残留信息,但林岳第一时间阻止了我。“糊涂了吧你?这水能弄烂你的手!”林岳口里说着,眼睛却死盯着水底,“而且也不用老凡你拾水了,有人会告诉我们实情的。”啵地一声,散开一阵涟漪,几片叶子浮出水面迅速枯黄,一个依稀的影像在水底出现。“是他?”莫炎的眼睛冷光暴射,“想不到还留在这里。”水底翻动了起来,一个人自其中缓缓升起,大蓬水色火焰围绕着他的身体,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分外夺目。那是一张很普通的面容,带着十分亲切的笑容,模样赫然是莫炎的翻版。“各位下午好。”他礼貌地欠了欠身,“我是莫曹。”二十五、游僧了然无论是相貌、姓名还是莫炎发出的切齿声,都能很好的证明从水中出现的这个人就是莫炎的大哥,当年茶马古道血案的作案人。当然,他也是韩笑的师父,从徒弟的不俗表现来看,莫曹的造诣远在莫炎之上,但加上我和林岳,其间的胜负就很难说了。长期以来,我对这位一直隐身在幕后的人物有着一种与他当面交锋的渴望,可眼前的不期而遇却让我有些没底,这个亲切的家伙透着无比的霸气和杀意。“弟弟,我们有二十年没见了。”莫曹立在水中,眼里满是关怀,“你还好吗?成家没有?”莫炎没有回答,双拳握得格格作响,身周窜起烈烈的灵火,黄昏的景物在火光的照耀下恍如回到了正午时分。莫曹淡然地笑了笑,不再理会莫炎,转眼看向我们。“王亦凡,你的智慧和见识让我佩服,你夫人的胆识也不一般,一路上我弟弟承蒙你多照顾了。”莫曹的话语似乎很诚恳,“林岳,你外表市侩贫嘴,实质却很可怕,公孙潇意识不到你的优秀,那是她的损失。”“酸,丫说话真酸。”林岳嘬着牙花拧脸道,“敢情你跑这儿来就为点评我们?搞得跟我们院里的人事似的。”“废话真多。”S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如果短柄猎枪没被韩笑毁坏的话,只怕她就直接开枪了。“你想做什么,可以直说。”我看着泰然自若的莫曹,暗暗搜索起四周的动静来。“呵呵,的确,我没必要点评你们。”莫曹有些歉意地笑了笑,“不过我一向认为,对将要死去的人做个评价是一种尊重。”哇地一声,莫炎猛然吐出一口鲜血,身子晃了晃,依旧标枪般地站住了,脸色渐渐开始苍白起来,方才周身怒起的灵火已消失殆尽。“唉,弟弟,从小你就不明白一个道理。”莫曹惋惜道,“对于一个天才,不是单靠你努力就能超越的。”语声未落,脚下的地面突然无声龟裂,一条条拇指粗细的裂缝中透出股股热气,火光一闪,地上现出一层淡色火焰,但这层火焰却很微弱,紧跟着它下面燎出的是大蓬怪色火焰,那种色泽赫然便是初见韩笑时见到的火焰。莫炎顿足厉吼一声,双掌不住交错,一瞬间变幻了八种手印,双瞳已变成可怕的血红色。“灵火九重诀?”莫曹摇摇头,“唉,你觉得八诀合一对我有用吗?”很明显,莫曹谈话间暗地在地下引发了怪火,想消灭我们于无形。莫炎感觉到后便用自身的灵火对抗,可就从现在的局面来看,他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局势。“噗”,莫炎咬破舌尖在手上喷了一口鲜血,两掌凭空虚画出一个圆形,五彩斑斓的火焰自圈中疯狂冒出直泄向地面,怪色火焰顿时被压制,渐渐隐入地下。滚滚黄土波动着涌来,地面的裂缝厚厚地覆被上了一层,原本暗红的湖岸换上了鲜亮的黄色,在莫氏兄弟的火焰照耀下,环境变得炫丽诡异起来。破土声响起,粗大的树木在湖岸边围了一圈,那些树木像是白桦,但叶子却如松针般尖锐,根根立起,足有一尺多长,表面的光泽显示出它的坚硬。“双拳难敌四手,现在有六手。”莫曹似乎不是很在意,“也好,大家一起来试试。”莫炎一直环抱着虚画的圆形,但就在莫曹说完这句话时,莫炎的双掌已经交错着挥了出去,火光幻化出的圆圈在半空中爆裂开来,无数巴掌大小的火焰刀从不同的角度切向莫曹。火焰刀在接近莫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莫炎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终于支持不住跪坐在了地上。莫炎脱力了,由于先前是全力攻击,现在只怕是没有残存的战斗力了。我立即向林岳丢了个眼色,四周随即窜出数百道坚韧的金属丝,配合着火焰的攻击在莫曹身外形成了一道网。林岳冲着莫曹的位置打了个喷嚏,周围的树木一阵抖动,那尖锐的树叶立即射出,急剧的高速攻击带起空气的响动,听来就像狂风吹过一堵遍布孔洞的残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当时下令把这名士兵及全队两千人杀光。”(《鞑靼战纪》)张献忠在四川期间曾派兵十八万北伐汉中,久攻不下,有四万士兵倒戈,最终汉中也未能攻下。撤军后,张献忠大怒,下令将另外十四万士兵全部屠杀,屠杀持续了四天。这十八万士兵都是四川人,“其间他命令把许多人的皮剥下来,塞进稻草,缝上头,命人大张旗鼓地送往他们的出生地,以使居民的心更感恐惧。”(《鞑靼战纪》)5.对家人、朋友、妃子的屠杀。《蜀破镜》记载,有一天他喊自己的幼子,幼子没答应,他就杀了幼子,第二天后悔了,他责问妻妾为何不阻止他,于是将妻妾杀尽,并将杀幼子的刽子手砍死。张献忠灭绝人性,无论亲疏。他曾召自己的老乡来王府痛饮,酒足饭饱后,友人们告退,张献忠笑嘻嘻地赠给每个人金银,目送老朋友们离去。张献忠事先伏甲士于路,把自己的老乡们尽数斩杀,再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张献忠老乡的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此类事中国历史上除张献忠外十六国石虎也干过)。张献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蜀龟鉴》)张献忠立一陈姓女子当皇后,陈氏厌恶他,他说:“摆你娘的千金臭样!来人哪,把这臭婆娘拖出去勒死,连她那屌爸爸一家通通杀光。”(《蜀碧》)这是陈皇后的一种死法,还有的书记载陈皇后的另一种死法。一次张献忠打了败仗回宫,他的胡子被烧得只剩几根了,非常滑稽,宫女宛儿看见了,掩面一笑。张献忠大怒,“你个小婊子,老子打了败仗,连你也看不起咱老子吗?”于是一刀将宛儿捅死。张献忠持刀入宫,陈皇后说:“皇上,你怎么刀上有血?”“老子把你的宛儿杀了。”皇后问:“你怎么随便杀人,宛儿犯了什么罪?”张献忠:“你这个臭婆娘,咱老子在你心中还比不了你的宛儿,一起去死吧!”张献忠将手中滴血的宝刀抡圆了从陈皇后的左肩砍中,右胯砍出,陈皇后的身子像被风吹折的残柳,鲜血喷涌而出。旁边两个宫女赶紧跪下,连呼:“皇上饶命!”张献忠:“你们去死吧!”接连飞起两脚,一脚一个将她们踢进旁边的荷花池淹死。6.张献忠在攻略四川各城池时的暴行。张献忠打绵州时对官员富绅先勒令交银子,然后用锅将银子熬成水,从这些人口中灌入烫死。(《绵阳县志》)他在绵州屠杀时,有诗为证:“一时天悲地并惨,万家街巷流血满。平原荒草俱销魂,夜夜青磷千万点。”张献忠攻入简州,把所有百姓驱赶到城墙附近,离他的兵近的就被乱棍打死,靠近城墙的人更惨,张献忠下令将城墙推倒,把靠近城墙的百姓全部压死。张献忠攻保宁,见一黑色巨人坐在城上,脚浸泡在江水中,很恐惧,他询问后得知黑色巨人是张飞的神灵,于是面对空中祭拜,保宁竟因此得以保全。保宁的保全还有另一种说法,《绥寇纪略》记载张献忠要屠城,一个和尚来劝他,张献忠拿出狗肉和猪肉,说:“只要你吃肉我就封刀。”和尚:“老僧救百万生灵,何惜如来一戒?”于是把肉吃完,保宁人得以保全。张献忠打通江时,所部假扮明军,欲骗开城门,路上抓一儿童带路,儿童不知他们不是明军,张献忠说:“不准说我们假扮官兵。”儿童明白了,他答应了,到城下,他大喊:“贼来了!”他被一刀砍死,城破后张献忠尽杀人民。(《蜀碧》)张献忠打长安坪时,守军退至山洞,他说:“出来投降吧,让你当官。”洞内人知道张献忠是个什么东西,无人投降,张献忠于是烧山洞,三千人被烧死。7.张献忠屠刀下的幸存者。张献忠杀人如麻,但却从来不杀外国人,一天他对传教士安文思说:“你们不是说啥子要传播天主福音吗?老子杀那些人实际就是让他们不受世上万般痛苦,是解救他们,老子虽然杀了他们,实际上是爱他们呀,中国老百姓太多,又狡猾狠坏,所以老天爷让咱老张下界杀人,咱还常惭愧力所不及杀人太少呢!我愿上天降灾殃,让中国人他娘的都死光算啦!”(沈荀蔚《蜀难叙略》)他还说:“四川人之罪好比咱老张的头发,数不胜数,故老天爷震怒,派老子下凡,以惩罚四川人。”(《圣教入川记》)张献忠多少次要杀传教士,但都没杀,他对安文思说:“我饶了你的命,因为你是外国人,你要是此地人一定把你千刀万剐。”张献忠一次说:“为啥中国人都说天圆地方?”利雷斯:“地球是圆的。”张献忠:“你说地球是圆的咱也有些相信,但我们中国说地球是方的,这个更好,中国在中央,四方为外国,所以才叫中国,才坚定不移,咱老张的江山也要有八百年之久!老子有许多名言,说一句你听听: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日冰雪下,黄花不如松。你应把咱的话翻译成外文,尽快寄到欧洲,让西方人先睹为快,以传播咱老张的英明智慧,老子再花两年时间平定中国后就送你们回欧洲。”利雷斯:“我们1641年到四川传教,已经五年,对四川已有感情,恳请老万岁对四川人民宽厚些。”张献忠:“四川人不知天命,被天抛弃,老天爷知四川人性恶,才把孔夫子降生到山东,山东人爱圣人,尊圣道,四川人不这样,所以老天爷降灾殃惩罚四川人。如今老天爷派我为天子剿灭四川人,惩罚他们违天之罪!”由于张献忠讨厌明朝,且和李自成的大顺朝反目,所以凡说明、顺二字被听见的都要十家连坐杀光。百姓张成恩被绑,说:“我没说啥,就说些张家长李家短。”张献忠哈哈大笑,“说咱老张家长,李自成李家短,果然是咱老张的顺民,来人,赏银十两,放他回家见他婆娘去吧!”(《滟预囊》)张献忠一次要杀一个人,此人说:“小人姓张,大王也姓张,奈何自残同姓?”张献忠竟然放了他。(《蜀龟鉴》)当然,幸存者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沦为张献忠的刀下之鬼,当然,张献忠并非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张献忠杀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心虚,他说:“宫中阴气太重,耗子太多,卫兵必须每天交一只死耗子,否则把他脑壳换成耗子。”张献忠杀人太多,每天喝酒,总出现幻觉,一天他仿佛看见空中千百只手来夺自己的食物,他一抹眼,又什么都没有了。(《蜀难叙略》)1646年元旦的时候张献忠接受群臣朝见,他仿佛听到身后都是哭声,他一回头看,见都是无头鬼。他在正殿坐着坐着就看见一个白衣大人,他拿出弓箭射杀之,但怎么也射不中,自己却头晕目眩。(《蜀龟鉴》)杀人太多的恶魔都心虚,此言不假。一天,张献忠要来拜佛赎罪,可是到了寺庙佛塔前,张献忠却说:“和尚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咱老张杀了那么多人,这佛塔对老子不利,来人哪,用大炮轰塔。”(《蜀难叙略》)在四川的最后阶段张献忠常趁人多时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皮小册子,跟阎王生死簿似的,还说:“天教我杀,我岂能不杀?”他还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有金银数万,驴马千头,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南京做生意。”有人问:“如果这样的话,我军可以解散,何必杀那么多人?”张献忠:“我脸上有刀痕,不把四川人杀掉,怕日后有人认出我。”(《明季南略》)此时张献忠只剩下残暴,一点都不会打仗了,官军贺珍曾拿三千人击败过他三万人。(李馥荣《滟预囊》)张献忠说:“老子来四川两年了,蜀人一不感老子恩德,二不怕老子杀人,老子到底该怎么办呢?说啥杀人不行?只有靠杀人平息反叛,弄烂就弄烂,四川人杀光,老子带你们回关中去,夺西安,另外建国以图大事。”(《纪事略》)他还说:“老子如今心灰意冷,也不想一统天下了,只有把四川人杀尽,他们才不闹什么起义。”(李馥荣《滟预囊》)此时,四川人民纷纷反抗,大西国“宰相”汪兆龄劝张献忠:“皇上您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您放弃四川去陕西的话,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四川反兵逼迫成都,是因为四川人还未杀尽吗?老子既然占了四川,如果又失去,不如就干脆毁灭它,不留丝毫给他人。”(《蜀碧》)他为什么那么恨四川人呢?《蜀碧》的记载给出了答案,他小时和他爸来四川贩枣,把驴系在富绅门口,驴粪弄脏了富绅家的白柱子,富绅用鞭子打张献忠他爸,并让他用手把驴粪清理了,张献忠说:“我再来时要尽杀尔等,方解我心头之恨!”此外据张献忠自己说:“老子第一次到四川,在野外拉屎,随手扯一把野草擦屁股,结果扯了荨麻草,一擦,老子屁股又疼又痛还长泡,疼得哇哇叫。四川野草都这么凶,四川人更可恶了。”这也是他在四川暴行的原因之一。鲁迅这样说张献忠,“他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到后来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始杀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风流皇帝在死前烧了祖宗或自己搜集的宝贝的心情完全一样。”(《华盖集续编·记谈话》)明亡清兴之际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它不外是大量可怖的暴行,我甚至不怀疑,最温和的读者会把这个人看成是恐怖野兽,而不是人类,或者,如找不到更可恶的名字,那就名之曰披着人皮的魔鬼。这个野熊一样的怪物(张献忠)窜到各省,带来了抢劫、死亡、烈火、屠刀和其他难以想象的悲剧,他想毁灭一切,这样就没有人与他为敌,不留下一个活人,以免他们反抗。他在四川称王,把那里变成了屠宰场。”2002年,成都新南门修路时发现了万人坑,经专家考证,这就是张献忠的罪证,看来铁证如山呀!张献忠在清军临攻入成都前,说:“我也是个英雄,不可让儿子被人生擒。”张献忠将自己住的成都蜀王府焚毁,只剩两个五代十国留下的盘龙石柱因为是石质而不能被毁,张献忠大怒,用纱裹石柱数十层,用油浸泡纱三日,之后一把火就把石柱烧断了。他在撤出成都时杀死男女数十万,制成腌肉以作军粮。张献忠怕部下因为女人而分心,便对他们发表自己在四川的最后一次讲话,他说:“等我赶走了鞑靼人,我要依靠你们夺取天下。我希望你们比以往更行动迅速……现在还有个妨碍我们征伐大业的包袱,那就是你们的老婆。现在是除掉她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取得全国,那少不了有美女。我是皇上,应有特权,使我这皇帝与你们不同,但我甘心这样做,给你们做出一个首领的示范。”说罢,张献忠把自己的三百个妃子除留下二十个外,当场斩杀二百八十个。而后张献忠下令杀尽军中妇女,已经结为夫妇的夫妻在一起抱头痛哭诀别后,妻子被杀死。张献忠下令将四川的所有牛和狗都杀死,“意谓无为后人遗种”。张献忠下令任何军人不得私藏金银,私藏金银一两者斩杀,十两者剥皮,只要是把财宝藏在地窖或井内的,一旦发现,一营连坐全杀。于是没有一个士兵敢私藏金银,张献忠把这些金银收缴上来后,他要干什么呢?他的做法是让任何人都想不到的,他把收缴上来的金银和入川以来搜刮的数以亿万计的财宝全埋在锦江边深数丈之地,而后引锦江水淹没藏宝之地,他说:“我没有享受的永远不要被后人拥有!”最后他下令将埋宝藏的所有工匠全部处死。当清军进入成都时只见成都都是残垣断壁,树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口井竟被尸体填平……(张献忠在成都最后的疯狂见《蜀龟鉴》)张献忠离开成都后行至顺庆,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全都活埋,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最终,顺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647年1月2日),张献忠在与清军对阵时,他瞄准清军左侧一将射箭,清军右侧一将瞄准他射箭,两声箭响,二人同时倒地,张献忠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查继佐《罪惟录》)他果然“一箭贯当胸”了。关于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如王夫之《永历实录》说张献忠兵败自刎死,《明史纪事本末》说张献忠病死,《蜀碧》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的喉咙,将其射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张献忠被清军大将雅布兰一箭射中额头,翻身落马,清军一阵乱刀将他剁成肉酱。《蜀龟鉴》说雅布兰一箭射中张献忠左胸,张献忠拔出箭来,未及反抗,被清军生擒后斩杀。《明史》说张献忠在大雾时行军,因为看不清,结果走着走着跟清军撞一块了,清军乱箭齐发,射中张献忠,张献忠栽下来后躲进柴堆里,随后被清军搜出,斩首。张献忠究竟是怎么死的已无法考证,但这几种说法我更喜欢蔡东藩的说法,您呢?《蜀碧》记载张献忠死后尸体被剁成肉酱,剖腹后发现张献忠的心是黑色的,很扁,他的人头被传到成都,在张献忠屠刀下残存的人民“竞持其首掷荡削割,践踏污秽,无所不至”。张献忠的骨头被埋起来,不久张献忠葬地毒草丛生,只要碰一下就会身上长大疮,而且埋葬张献忠的山经常有黑虎出没吃人,时人称张献忠余毒仍存。一句话:张献忠在四川除了好事什么都干,除了脸什么都要。张献忠在四川共杀人五百万。他死后四川“百万军民流血漂杵,骨山血海”,“千里无烟,荒如大漠。”《蜀碧》说,张献忠杀得四川“男尽矣,及妇女;民尽矣,及僧道;人尽矣,及犬马;物尽矣,及兵卒。又焚其殿,碎其砌,毁其屋,湮其井,平其城。”《明史》记载:“张献忠之乱后狗吃人肉就像虎豹猛兽似的,将人咬死后往往弃之而去,因为吃的人肉太多了,吃腻了。人民为躲避张献忠之乱逃到深山中,以树木为食,时间长了浑身长满毛发。”《滟预囊》记载四川“尸骸遍野,荆棘寒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狐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由于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绝,《蜀龟鉴》记载,四川许多城市“城中杂树成林”,到处有疯狗吃人,疯狗都是得了狂犬病的,咬了人后人立马就死,一条疯狗叫后,上千疯狗循声而来,用利刃都杀不退它们,没有多人手拿兵器的话都不敢出门。大灾之后必有大的瘟疫,四川在张献忠之乱后有三种瘟疫,一种叫大头瘟,病人头肿胀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瘟,病人眼睛像马一样大,要瞪出来;还有一种叫马蹄瘟,得病的人从膝盖到脚踝都肿起来,像马蹄一样。这三种病都是不治之症,得病者立死。有一个道士说马蹄瘟能治,用木桶盛放小便,用小便泡脚数次就能治病,结果这招还真管用,许多人因此病好了。(《蜀龟鉴》)《蜀龟鉴》记载,大的瘟疫之后是更大的饥荒,四川赤地千里,一斗米要二十两金子,鸡和小猪毛还没长齐就值钱数金。有的人饿得不行倒在地上,还没死就被人砍杀吃了。有的人因为争抢死人肉而打架,一人被打死后众人分食其肉。“父子、兄弟、夫妻、叔侄,转相贼杀以为食”。久而久之,刚死的人都被吃光了,于是成都千里内的坟墓都被刨开,开始吃死人肉。《蜀警录》记载,作者欧阳直本人因为没有粮食,饿得不行,忽然听一个小孩喊让大家过来吃牛肉,自己过去一看,里面有人头。“有腌人肉数方,状如腊羊”。一次欧阳直遇到十几个饥民,饥民见欧阳直这边人多,于是不敢过来,他们狂呼说:“你们这些

                      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热久久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我已经知道她搞错了,想知道她是会承认,还是会掩饰。如果她承认,那我就给她打满分——因为这是两个职业人士间的较量。我们较量,不为福勒太太——可怜的莫迪——而是为了争谁更有权威,尽管我已明确拒绝了权威。她漂亮的双唇叼着一支圆珠笔,单腿站着,文件摊在抬起的那条腿的膝盖上,皱着眉头盯着那些纸张。“啊,我要回去再好好查查。”她说。我知道,这事就这样被扔开了。哦,她那表情我再清楚不过了!暗自做了决定,再不管某事,脸上却要摆出一副自信干练的样子!她准备离开。我问:“如果我能劝得动她,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照顾?”“家务女工,当然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黄了。‘好邻居’,但是她不想要……”她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狐疑的眼神,然后接着说,“她没有资格接受上门送餐服务,因为她自己能行,我们又人手紧张……”“她都九十好几了。”我说。“其他好多人也九十好几呢!”“但是你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来?”“可是她说她不想要护理员。我们不能强人所难。他们也得合作啊!”她很得意地甩出这话,扳回一局。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台阶,钻进一辆红色的福特Escort,走的时候还朝我挥了挥手。很高兴终于摆脱我了。大大的笑容,她的肢体语言在说,这帮外行,真是烦人!我懊悔地回到莫迪身边,因为我在背后谈论她了。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一言不发。终于:“那么,你们最后怎么决定的?”“福勒太太,我觉得你的确应该享受几项他们的照顾服务,为什么不呢?”她的脑袋在颤抖,那张脸简直可以去演“邪恶巫婆”了。“我想要上门送餐,但是他们不给我那个。”“不要家务女工?”“不要。他们给我派过一个。她说,你的真空吸尘器呢!大人物啊,不能用地毯清扫器。她坐在那儿,喝我的茶,吃我的饼干。我派她去买东西,明明多走一步就能省一便士,但她就是不肯,别人要多少钱她就付多少钱,我买东西花的钱比她少多了,所以我叫她不用再来了。”“啊,不管怎么说……”我听到自己的语气有点不同了。因为之前我可惭愧了:看着赫米奥娜,也就是看着我自己,摆出那种刻意谦恭的优雅姿态,就好像她——就好像我!——边做还边欣赏着自己的表演:我做得多好!我多么讨喜,多么善良……我努力不要让语气掺上那种味道,努力保持直率、质朴。“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你应该考虑考虑,接受提供给你的服务。你不舒服的这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那个护理员就可以要,先从这个开始。”“我要护理员做什么?”她问,还是别过脸。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既每天来两趟,我为什么还要她?还有:但是你为什么要来呢,这又不是你的工作。还有,这个是最强烈的:求你,求求你了。如果我面对的是赫米奥娜那样的人,我丈夫,乔伊丝,乔姬姐姐,我会说:“真是个感情敲诈犯,这个罪名你可别想逃掉。”我们这种人鼻子灵,能嗅到好处,不管是获得还是给予。离开的时候,我已经答应继续早晚各去一次。还答应给“他们”打电话,说她不要护理员。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冷冰冰、气鼓鼓的,她气急败坏是因为她软弱无助,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该指望我做太多,还因为……现在我坐在这儿,自己也觉得抓狂。给困住了,这是我的感觉。我一晚上都泡在浴缸里,思考。思考我真正在乎的。我的生活,我真正的生活,是在办公室,是那份工作。我从十九岁就开始工作了,而且一直在为同一份杂志工作,就因为这个,我习以为常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杂志还没改版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经历了三次变动,而且我可以说第二次变动的起因部分在我。乔伊丝和我做成的。我在这儿的时间比她还长:她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来做制作经理的,那时我已经在那儿干了十五、二十年了,每个部门都待过。如果这杂志社里还有谁能配得上杂志化身的称号,那个人就是我。而我居然对这一切习以为常视而不见。我不能就因为莫迪·福勒而置我真正在乎的于不顾。我会去慕尼黑的,不像我今天说的,只逗留两天,而是要按惯例待满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她,她必须同意让护理员过来。周五在慕尼黑今早去看莫迪。她坐在椅子上,瞪着没生火的炉子,裹着一身黑色破布,缩在那黑壳子里。我给她弄来了煤,煮了茶,喂了猫。她看起来浑身发冷,但是烧得脸通红。她咳了又咳。我对她说:“福勒太太,我要去慕尼黑,要去四天。”完全没有回应。我说:“福勒太太,我得走了。不过我会给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打电话,说你必须要一个护理员。就干到我回来。”她继续瞪着冰冷的炉子。于是我开始生火——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做。她只好强迫自己爬出温暖的小窝,慢慢地、慢慢地放进一片一片的纸头,一根一根的木柴,一个引火物,生起火来。我看看周围——没有报纸,没有多余的引火物了,空无一物。我出门去商店,回来的路上发现她门外的街边有一辆建筑废料倒卸车,里面有不少小木条,拆除的墙上卸下来的旧板条——她就是收集这些做引火物的。我装满了一购物袋的木条,明知自己这一身时髦打扮,这么做该有多奇怪。我做这事的时候,偶然抬了抬头,发现好几个窗户里都有人在看我。年老的面孔,老太太们。不过我没时间细细观察,只能拿着木板和买回来的东西往回冲。她又是那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坐在如今燃得正旺的炉火前。我不知道护理员生不生火。我问:“护理员会不会给你生火?”她不回答。我有点生气了。和她一样苦恼。这局面实在是荒唐透了。但又没法改变。我起身离开的时候说:“我会打电话请护理员的,求求你不要把人家赶走了。”“我才不要什么护理员呢。”我站在那儿,忧心忡忡,因为我已经迟到了,今天是开会的日子,而我从来没有迟到过。我也为她忧心。而且生气。而且愤恨。但是她又叫我牵挂,我很想张开双臂把那团脏兮兮的老东西搂在怀里。我想扇她一巴掌,使劲摇她。“为什么这么抵触医院?”我问,“为什么?你以为你受到什么威胁啊……它到底有什么可怕的?你有没有去过医院?”“嗯,两个冬天以前。圣诞节。”“怎么了呢?”她现在腰板挺得笔直,瘦削的下巴扬着,一副好斗的样子,她的眼睛里有恐慌和愤怒。“不是,他们挺和气的。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给你塞药片,塞了又塞,塞了又塞,你感觉你的思想给弄没了。他们待你像小孩子一样。我不想要……”然后加上了一句,口气间似乎想表示一点公平,偏偏这么做却流露出更多意思,她原本不想表示出来的意思,“……那里有一个小护士。我咳嗽的时候她会按摩我的背……”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掉转眼光,我知道她想让我给她按摩背部。我没有想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做!“哎,”我说,“没人会逼你去医院的。”她说:“有了上次那事,他们哪还会再收我。”突然她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机灵,很享受的样子。“你做了什么?”我问,很高兴可以和她一起大笑。“我自管自走人了!”她咯咯笑,“是的,我受够了。在那儿吃得太好我都便秘了,他们倒没少给我吃的,这我得承认。吃了那些药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是自己了,每分每秒都在变。我说,我的衣服呢?他们说,福勒太太,天气太糟糕了,你不能回家,会要了你的命的。外面是在下雪。我说,你们把我的衣服拿来,不然我就穿着你们的病号睡衣走。于是他们只好把我的衣服拿来了。他们气得不肯看我,也不和我说话。我走到大堂里,对看门的人说,给我叫辆出租。我那几个钱在病房里被偷了。但是我准备对司机说叫他看在上帝的分上送我回家——如果现在这年头还有人知道上帝的话。但是接待台有个女人,她对我说,你搭我的车吧,亲爱的。于是送我回了家。我现在还时不时想起她来。那些对我好的人我都会想,真的。”然后她朝我展颜一笑,欢乐的笑容,灿烂极了,小女孩般的笑容。“就算这样,我还是得去慕尼黑。四天都不能来,而你很清楚你根本没法照顾自己。我要听到你说,直截了当地说,你不需要护理员。我待你很认真的,没把你当小孩!如果你说不要护理员,那我就什么也不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让我叫一个护理员来。护理员又不是世界末日。”“那还有那些药片呢?”“好吧。但你得明说,说你不要我打电话叫护理员。”然后,我实在不顾一切了,加了一句,“看在上帝的分上,莫迪,理智一点吧。”我意识到我喊了她的教名,但是她没发火。她耸了耸肩膀。“看来我别无选择了。”我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吻她,她把脸凑过来,我亲了一下。我出门,在门口挥了挥手,但愿没有显得“讨喜可爱”。我开会迟到了。头一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例会赋予了这本杂志生命力。这是我的主意。待会儿我会写一份分析,这能帮我理清思绪,因为我知道我的思绪需要理清,关于杂志社、工作、一切一切。今天下午这儿只有我一人:乔伊丝在家,因为我在德国期间她得时刻坐镇办公室。我试着去查政府社会服务处的信息。那些分发给消费者的宣传手册,《养老抚恤权利》之类的东西,我手里都有。不,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要找到“那个人”。如果这条规则对我们这类工作管用,十有八九它就哪里都适用。(莫迪说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但是她说的是另一回事。)乔伊丝和我一直在运用这条规则。很久以前,我们发现,如果你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得找到一个部门或一个办公室里的“那个人”,或者负责此事,或者是了解此事,或者——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名副其实。唉,赫米奥娜肯定不是这样的人。绝不是。赫米奥娜这样的人也是少不了的,哪怕就只因为另一类人实在太少呢:倒不是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或者是百无一用,而是他们不重要。想要搞清如何给莫迪弄到她真正需要的,真能帮上她的是什么,我不能靠赫米奥娜。但是今天下午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不在——留了言说福勒太太要一个护理员,要用五天。然后我心里莫名其妙地忽然一惊,于是我叫秘书给赫米奥娜打电话,后来叫乔伊丝的秘书也给她打电话。可不能留下她无人照看,四天呢。周三首先,我去看莫迪前的精神状态。我中午从慕尼黑飞回来,直接回到办公室,重新充足了电,精力充沛,状态良好。我实在喜欢出这样的差。我喜欢的是我的雷厉风行。我喜欢让事情运转起来,知道该如何做。我喜欢他们认得出我,给我开我的房间,记得我的喜好。周末一直在见朋友。呃,“朋友”,其实是工作上打交道的人。然后周一和周二,博览会。我喜欢的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只吃到适量,喝便多一口都不喝,几乎不睡觉,整天东奔西跑。我完全清楚应该如何展示自己,如何利用这个形象。我看到自己去观看时装表演,周一早上,坐下,人们微笑着互相打招呼:与此同时,我回到了十五年前,用那时的那双眼睛,以我现在,我三十岁时的方式,看着那些事业有成、多年来一直在做这些工作的女人们。我羡慕她们,希望成为她们中的一员。我审视她们,细致地审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这时我找的是她们忽视了什么,有什么迹象显示她们最终将被别人取而代之,我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认真打量过的这些女人里,最终只剩下一个,不过也还有一些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留在圈内。四天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会导致我最终被踢出局,或者留在办公室里做些简单的活儿,换了别人——谁?——来出这种差。我看不出有什么。只是年纪渐渐大了?和这可不相干!是我终将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暂时这么觉得。我回到办公室时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身子,两指在地上画了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口中发出一种来自地下般的声音:“灵火引魂诀。”地上的阴阳鱼图案飞速转动起来,环状火焰呼地飙升,三股暗色气流缓缓自被困的搬头尸脚下冒出,快速涌入图案中。搬头尸的抖动一波高过一波,靠近莫炎的那两个肌肉已经开始剥落,项上的头颅更是摇摇欲坠。瘦小男子的情况比他俩稍好些,但脸上的青筋也已发紫暴起。难怪方才莫炎一直不动,原来早已布下了引魂的灵火诀,但发动需要时间,因此才一再拖延。可明明知道引魂诀需要时间,却为何不早些发动呢?一声嘶叫,瘦小男子哇地呕出一滩淡金色的液体,那液体落地后竟似有生命般地直冲火环,所到之处紫色火焰立即熄灭,愈发之势下,阴阳鱼图案也被这淡金色液体吞噬而尽。莫炎身子猛震,嘴里喷出一口鲜血,几个倒翻向后闪去。噗地闷响,眼前顿时腾起一片淡金色的雾气,围炉堆砌的石块在雾气中如冰块般融化。“想不到世上还有比我阴狠的角色。”瘦小男子抹了抹嘴,两具体无完肤的搬头尸已闪在了他的身旁。“承蒙夸奖。”莫炎冷冷地回道,手下一放一招,数道黑色火焰飙射过去。瘦小男子喷出一口涎沫,堪堪抵住火焰的攻势,掌中一翻飞出几支黑色竹签,直射莫炎周身。手上的牛筋绳已被晖儿解开,我正要上前帮忙,两具搬头尸却鬼魅般地闪到面前,张开大口,喷出一片红丝。看来它们要拼命玩真格的了,脚下一块金属圆盘托起了身形,我避开面部腾身迎去,鬼丝全数打在了苦聪蛛衣上。说也奇怪,这鬼丝竟是牢牢地粘在苦聪蛛衣上,心下一喜,催动圆盘飞速转动,那些鬼丝便团团缠绕起来,只一会我的身子就成了一个偌大的红丝线轴。啪啪,红丝似乎已被绞尽,两具搬头尸摇晃着站立不稳。蛛衣里衬起了一层金属薄片,猛撑之下我自蛛衣丝团中脱身而出。挥手间数道钩链飞卷着将两具搬头尸绞碎,尸块中两条黑色蚕虫扭动着身体渐渐僵直。莫炎那边的战局似乎有些不利,瘦小男子口中的淡金涎液与灵火势均力敌,但他双手间不住放出竹签、短箭和暗镖,而且每件器物上都是沾染着灰暗的黑色,显然是沾有剧毒的。一块金属板立在莫炎面前,飞射的暗器撞落了一地,那淡金涎液不断喷在上面像是具有腐蚀性,很快就溶出了一个大洞,我忙不迭地补上一层黄土方才稳固了战局。一旁喘息的莫炎似乎有些体力透支,看来引魂诀被破令他大伤元气。瘦小男子发现同伴已被我分尸,攻势随即停了下来,双臂一振掷出两个火药球将横在面前的屏障轰倒。“两位果然高人。”瘦小男子笑得有些暧昧,“能这么快放倒我那些不成器的手下。”“现在说这些基本就是废话。”我冷然答道,暗中向晖儿和S示意架着老田躲开。“嘿嘿,说的也是。”瘦小男子的脸色突然冷了下来,“龙脉不是你们能碰的,识趣的话立刻回去,今天的事我可以不追究。”“哈哈……”我一阵狂笑,心下却对龙脉的事情产生了怀疑,“你家主子没告诉你我们的厉害吧?”原本是我随口一诈,那瘦小男子却愣了一下,满面狐疑地对我们打量了起来。“一将功成万骨枯,像你这种炮灰根本不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我继续套词道,“让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家伙在这里拖延时间,你家主子早就溜之大吉了。”瘦小男子脸上一展,满面奸笑地冲我咧了咧嘴:“风头里说话也有闪到舌头的时候。”这下轮到我愣神了,难道刚才的话语中露出了破绽?莫炎暗暗碰了我一下,口中低声道:“你攻它头部。”话语未落,数道条形火焰灵蛇般窜向瘦小男子,火焰的颜色竟是混杂了绿、紫、黑、红四色。莫炎这次的攻击似乎提升了不止一个量级,眼前的这个瘦小男子需要如此严阵以待吗?心下虽有疑问,手中却是不停,几层金属细网空降到了瘦小男子的头上,锯齿钩链也蛇般盘向他的头颅。瘦小男子不躲不闪,张口又是一口淡金涎液喷出,这次喷出的涎液却不似之前那样集中,而是散射成了雾状,金属细网在雾状涎液中瞬间溶解,就连加粗的锯齿钩链也被烧灼出了无数凹痕。四色火焰在雾状涎液前忽地闪让开来,自两侧绕向瘦小男子的背部。一阵烟火似地闪动,眼前猛地炸开大片火光,瘦小男子的身躯在火焰中突然爆开!心中本是一松,但很快又迅速收紧,遍地焦黑的碎片中,那瘦小男子的头颅正完好无损地冲着我们咧嘴大笑。更为骇人的是,头颅下部竟伸出了六只粗大的节肢长足!节肢交错移动,尖锐的足趾摩擦在竹条铺就的地板上,响起一阵令人发怵的悉窣声,整个头颅就像是一只超大型的蜘蛛快速地向我们扑来。此行一路而来,虽然经历的诡异恐怖已令我们的神经几乎免疫,但眼前这只东西实在是叫人消受不起。我下意识地牵动锯齿钩链,脚下却不由得一阵酸软,小腿微微颤抖了起来。锯齿钩链迅速交叉,上下错动地企图将那头颅切碎。但长了六条节肢的头颅灵敏地超出了想象,以各种不可思议的角度频频躲过攻击。跑动中,一支利剑般的尖刺自头颅后部笔直竖起,慢慢弯向正前方。莫炎见状一把将我推开,张口喷出一股血箭,双手一合,突地一招“灵火灭神诀”,只是这次他却无法喝出口诀来了。鲜红的火焰骤然烧向头颅,那东西躲闪不及被火舌燎了个正着,一股难以名状的焦臭迅速弥漫在空气中,头颅立刻发出一阵嘶嘶的怪叫。刺鼻呛人的烟雾散去,那头颅在火舌的袭击下无法保持原有的灵敏,正撞上锯齿钩链的封锁,喀喇几声便碎裂开来。胜利在望的高峰我已不敢再攀爬,可即便有了心理准备,面对的事实还是将我重重地打击了一回。碎开的头颅中,一只从未见过的怪虫不断嘶叫着继续冲来。如果说之前的事件将我的知识领域完全拓展了,那现在的事件便是将所有的知识彻底扭曲了。那只巴掌大小的怪虫有着一个乌龟般的外壳,六只节肢长足锐利如刺,尖锐分节的长尾弯曲向前,那样子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活化石生物——鲎,但与之不同的是,它的节尾却像蝎子。“饬金人面蝎!”莫炎的声音竟然颤抖了起来,语声中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只饬金人面蝎已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但有一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尽快解决它,我们所有人都无法幸免。锯齿钩链在饬金人面蝎的勾尾袭击下早已断成了残条,接着飞去的半月弯刀也迅速溶解在它喷出的淡金涎液中。黄土包裹、铁板围剿,我几乎用尽了一切能够想到的招数却被饬金人面蝎一一化解。慌乱间,我瞥了一眼莫炎,他竟呆滞地站在那里,仿佛被面前的饬金人面蝎吓傻了似的。晖儿和S大声呼喊间,饬金人面蝎已迫近面前,背壳上赫然是一张扭曲的鬼脸,脸部那黑洞似的嘴中不断涌动着淡金色的涎液。反正也是一死,我横下心来,抛出七张落雷印纸,心中默念落雷诀,数道金属细柱将我和饬金人面蝎围了起来。这是天罡七印中最狠绝也是最无奈的一招,施术者以落雷印法将雷电引入金属器物布局的阵中,以狂雷锐金之势把阵内的一切销毁干净,自然作为施术者的我也是在劫难逃。雷声隐隐正待发动,全神贯注在阵法上的我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一双满是鲜血的手正抓向我的腰际……十二、疑云魅影腰下一紧,一双血手自身后箍了上来,急急回首却发现是莫炎!尚不及反应便被他拦腰抱起,一个仰腰后甩,生生将我抛出了阵外。落地生痛,我顾不得身上的摔伤,爬起身来想继续冲进阵内,却看见屋角的蜘蛛已悄然将饬金人面蝎围在了当中,屋顶上垂下十多道蛛丝,硕大的狼蛛在空中纠缠着迅速织起了一张大网。“王亦凡果然猜错了。”莫炎此刻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漠,“肯在你身上下这么大功夫,这样的主子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饬金人面蝎嘶嘶作声,口中一阵翻涌,淡金涎液立刻喷出。空中狼蛛立刻抛下数层厚的蛛网,迎头遮住了它的大口,将淡金涎液一并盖了下去。莫炎口中嘘声急促,地下的狼蛛纷纷涌上,无数的蛛丝将饬金人面蝎裹了个密不透风。屋顶的狼蛛也逐个落下,蹲伏在丝团上张开口器,往里不住地吐注着什么。丝团急剧抖动,饬金人面蝎的节尾突然穿出,几只狼蛛猝不及防,被节尾蜇中,当场翻落毙命。莫炎的嘘声已尖锐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剩余的狼蛛继续裹起饬金人面蝎,蜂拥着上前吐注着。我这才看清,这些狼蛛所吐的是一种黄色的粘液,依稀记得那应该是狼蛛特有的消化液,其腐蚀程度堪比鲨鱼的胃液。噗地一声,丝团完全爆开,大量的淡金涎液四散开来,满地的狼蛛顷刻被烧得肢残体破。若不是急忙用黄土包裹保护,只怕我和莫炎也难逃此下场。饬金人面蝎气势汹汹伏在那里,身上的硬壳已残碎了多处,六条节肢也断去两条,那蝎子般倒竖的节尾早是摇摇欲坠。莫炎一阵猛咳,嘴里喷出大口的鲜血,但这次他已不是在施放什么灵火诀,而是内伤吐血了。我一手扶着莫炎,眼睛紧张地盯着饬金人面蝎,那家伙一付豁出去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向我们走来,身上的裂口不住往外流淌着淡金涎液,喀喇声中坚硬的外壳开始逐渐贲裂。“它想爆体……”莫炎的声音已经微弱了下来,这只只能以怪物来称呼的饬金人面蝎竟然是想要同归于尽,但面对着它我却已是黔驴技穷了。“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耳畔突然传来一阵凄柔的歌声,饬金人面蝎在歌声中行进突地一滞,竟向着歌声的来处转了过去。此刻唱歌的不是别人,而是正扶着老田的晖儿,这柔和却凄凉的音律似乎曾在哪里听过,却不复记忆。嗯?晖儿身边的S去那里了?!砰砰枪声响起,饬金人面蝎身中两枪,整个身体顿时裂出一道大缝,S躲在不远处的屋角,正端起第二把猎枪。饬金人面蝎中枪恼怒,身下动作反而快了许多,但毕竟身体残破,还未爬行几步便又中了两枪,这下它的身体完全断了开来,无力的足尾不停颤动着,身上的淡金涎液也开始渐渐褪色。S并未作罢,又端起了老田的铜炮子猎枪,轰地一片火光,那只令我和莫炎头痛不已的饬金人面蝎在这原始的火药武器下化作了一堆烂酱。小心地确定并无危险后,我将莫炎扶到竹床边靠好。晖儿和S也扶过刚刚苏醒的老田,两人的脸上早已是满头大汗,S的头发更是像水中漂过一般。莫炎挣扎着望了一眼地上的烂酱,又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晖儿,口中微弱地问道:“刚才是什么歌?”晖儿拂了下额头的湿发,轻声说道:“越人歌。”莫炎低叹一声,对我说道:“你我拼尽全力,却比不上晖儿和公孙急中生智……”语声渐弱,脑袋歪斜地垂在了我的臂上。心中一惊,伸手摸了下他的颈部动脉,好在还有脉搏,看来只是受伤虚脱。虽是如此,却也不敢掉以轻心,我取出一块老参片,塞进了他的口中,临出发前林岳死活要我带着的东西,这会倒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一会功夫,莫炎便又恢复了意识,但已虚弱得无法开口。为防再有意外来袭,休整片刻后众人便收拾好东西,连夜离开了竹楼。离开时,老田放了一把火,说是要烧尽那些东西的残渣以防日后生变。心下赞同中我在竹楼周围筑起了一道防火土墙,一则阻挡火势不至被人查觉,二则防止引发山林大火。夜路难行,莫炎基本是靠着四人的轮流架扶才勉强得以行进,疲惫不堪的一行人翻过山坡后便已瘫软在地了。“王……王亦凡……”S喘的几乎断气,“你……能不能……变个车子什么的……”我一脸苦笑,要知道驭金操土虽然用的是精神力量,但对体力的要求也十分苛刻,这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就现在的体力而言,别说聚出成形的东西,就是放上一堆金属弹子和泥球我也无法让它们滚动起来。老田却是五人中显得最轻松的一个,虽然他看上去已年过花甲,但行动间的硬朗迅速却丝毫不逊于年轻人。看了看疲惫的我们,他转身钻入茂密的灌木丛中,不多会便捧回了一堆藤蔓,撸去杂叶熟练地编织起来。虽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看样子似乎有了办法,晖儿和S凑近帮忙打起了下手。“女伢子,刚才你唱的是越人歌哈?”老田向晖儿问道,手下不停地交织着,“那时候你咋想起来唱这个咯,有啥道道不?”“我只是想到了‘四面楚歌’的典故。”晖儿有些不好意思地答道,“亦凡拾水的时候,我和S讨论到一个疑点……”原来那时晖儿和S对刑天猎首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对付少昊之子时,我曾用到“遁神聚魂局”,其中对“三长两短”的解释让S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于是她便翻查了欧冶子的一些资料,并搜集了欧冶子所铸宝剑的图片。刑天猎首剑的发现让S有些似曾相识,和晖儿商议的时候她从电脑中找出鱼肠、胜邪的图片,两人惊讶的发现刑天猎首剑的造型竟与这两把越国传世名剑十分的相似。加上之前出现的越人鬼丝和我曾提及的庄蹻王滇,她们更是怀疑刑天营实质上是越人的精英部队。但这样的猜想毕竟太过突兀,单凭外形相似就加以断定未必有些武断,两人只是互相讨论了一下便内部消化了。激战时,两人一边照顾昏迷的老田,一边暗自着急,眼前的形势令她俩完全插不上手。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晖儿冒出一个冒险的念头,如果之前的设想成立,饬金人面蝎的意识中必定残留着越人的思维。效法当年张良的“四面楚歌”,用“越人歌”这首古朴的歌曲吸引饬金人面蝎的注意,再由S三枪轮换攻击,即便不能杀死饬金人面蝎,至少也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机会。没想到这大胆一试倒成了救命的良药,她俩发难之时正碰上我和莫炎落败,一举成功灭除了饬金人面蝎。“我就有一点不明白。”S脑袋上冒着问号道,“你怎么会唱‘越人歌’的呢?”“呵呵,这应该感谢冯导的那部电影。”晖儿冲我眨了眨眼,“喜剧导演难得拍场严肃戏,却教会了我这首救命歌。”闻言我不由一阵哂然,那部片子叫好叫骂的都有,但现在看来却是要感激一下了。“好聪明的女伢子哈。”老田手中一拉,一张宽大柔韧的藤架就此完工了,“不过那只鬼蝎子不怕两位兄弟的法术,却倒在咯你们枪下,这倒是奇怪的事情哈。”老田和我扶起地上的莫炎,小心地让他躺在了藤架上面,一人背起一角的藤条,莫炎便呈四十五度地斜靠在了藤架上。走动几步,拖动藤架,行动间竟是省力了许多,只要注意避开突起的山石,躺在上面的莫炎是不会有太大的颠簸的。“枪弹为金,弹药为火。”莫炎躺在藤架上幽幽道,“金、火相克却逆生。”“那只饬金人面蝎是土金混合的怪物?!”我闻言就是一惊。“鬼丝蚕为火、盾鞭蝎为土、金蚕蛊为金。”莫炎咳嗽了两下,“咳咳,火炼金入土……”“少阳冲金,中阴调停,是故水火不得侵,刀兵不能伤,聚散金汁液,摧坚于无形。”我接上话头。这饬金人面蝎居然是依照逆五行中的少阳中阴法培养成的怪物,不但继承了鬼丝蚕的柔韧、盾鞭蝎的阴毒、金蚕蛊的霸道,还能依靠三行的相冲相克自行制造无坚不摧的淡金涎液,那帮搬头尸身后的主子究竟是何方高人?“莫炎,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话间已接近山下村落,我和老田放下藤架稍事休息。“云南之行有蹊跷……”从受伤起莫炎就一直在叹气。“找你拔龙角找茔地的富商是什么人?”我满腹的疑问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你怎么又偏偏选上了这么个龙脉?”“咳咳,那人用电子邮件联系我,资金直接打到我账上。”莫炎咳嗽着掏出一部手机。接过手机,我差点栽个跟斗,这么个出土文物似的莫炎居然用的是NokiaN93?!“你认识了然?!”在他指点下翻看邮件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这老狐狸是筑壤一派的高手。”莫炎的话令我更为吃惊,“这条龙脉就是他给我的资料。”“难道了然是在给你下套?!”我狐疑道。“不可能,他虽然是老狐狸,咳……”莫炎又是一阵猛咳,“但绝不会害我。”这下我彻底晕了,饲虚的莫炎,筑壤的了然,一团迷雾的龙脉,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可不管怎样,现在却必须走下去,一来S身上的山鬼巫时间有限,二来如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答还是第一次。聪明的黄兴立刻理解了李鸿章的意思:我保我的大清,你反你的大清,各做各的事。次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几年后与孙中山建立革命党,从此共同反清,发动了多次革命。不知道大导演陈凯歌会不会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这是先辈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拐弯抹角居然跟黄兴还扯上了点关系。没有开玩笑,黄兴的妻子(徐宗汉)的妹妹(徐文)的第二个女儿(龚澎)的第二个丈夫(乔冠华)的第二个妻子(章含之)的第一个丈夫(洪君彦)的女儿(洪晃)的第二个丈夫是陈凯歌。话题回到李鸿章身上。李鸿章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干了两件事情:一、李鸿章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刘学洵、卜力、孙中山三人组团忽悠李鸿章割据两广独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鸿章的高参(幕僚)之中有一位叫做刘学洵的兄台。刘兄是广东本地的著名绅士,确切地说是进士的学历加大富豪的身家,在当地基本上黑白两道通吃。而且刘兄还是一位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反清复明。刘兄策划了多年,也没找到什么反清复明的机会,直到李鸿章搞“东南互保”与慈禧唱对台戏,这才让他发现了从中起事的机会,所以他找到了两个人来帮助他实现理想。第一个人是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港督)英国人卜力。卜力为何要蹚这摊浑水?因为捅了天大娄子的慈禧被联军追得满世界逃跑,这让卜力意识到:清朝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明帝国的那种能力,而这不正是大英帝国瓜分中国的最好时机吗?如果能够在离香港咫尺之遥的广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那简直就是上帝赐予大英帝国的礼物。第二个人是刘兄的老乡孙中山。刘兄忽悠老乡孙中山说:联合李二先生一起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是个很好的点子,你不试一试吗?孙中山当然要试试看,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他都会试一试!李鸿章虽然身体的硬件已经老化了,但好在脑袋还没有生锈,刘学洵的小九九、英国人的居心、孙中山的实力他都很清楚。因此,他用不接受、不拒绝的沉默态度否定了这个提案。再联想到之前的东南互保,或许可以这么解释李鸿章的选择: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二、李鸿章绕了一大圈,终于把“卖国谈判团”的专家找齐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卖国谈判团”中还有一位超级大才子辜鸿铭先生。如果每个人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程,你会做什么?我想大多数人奔波忙碌一生,都会选择在最后的一刻放下所有的包袱,然后静静地等待结束。而李鸿章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却是在无比悲伤的心境中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10月,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观的“世纪大拍卖”开始了!如狼似虎的列强代表,提出议和谈判的七项原则:一、惩办以慈禧为首的战争罪犯;二、禁止大清制造和进口军火;三、赔银十亿两,十年还清;四、驻清使馆可以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以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七、如何割地的事情他们内部还没有商量好。李鸿章觉得,除了第四条其他都不可接受。尤其是第一条,严重突破了慈禧交代的底线。所以李鸿章指着列强鼻子说:你们是一群虎狼,你们要是要求太过分,我们四万万人民也不怕流血!李鸿章手中根本没有牌,他只能装,装作成竹在胸,装作泰然自若,装作有理有据,装作词严理正。总之,他一个人和十多个国家的武官、文官、外交官斗法,努力维持着大清政府最后的一丝尊严。有时候,对方官员常常好笑地看着他,连李鸿章都觉得自己像个小丑。他装聋作哑,声东击西,说好说歹,插科打诨……胡搅蛮缠都用上了,居然把谈判拖延了一年多,最后居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绩:一、把慈禧从战犯名单上删除,仍保有过去的地位;二、赔款数额远低于十亿两;三、一寸国土都没割让。这个重大成绩其实来得非常惨烈:李鸿章多次把血呕到谈判桌上,然后擦擦嘴继续谈。原来李鸿章已然病入膏肓,属于带病上阵。列强一看,跟他们谈得来的李鸿章要不行了,于是主动要求休会,主动找医生给他治疗。但李鸿章豁出去了,他说:你们不撤兵,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我从来不接受敌人治疗!联军谈到赔款数额时,李鸿章实在坚持不住了,副手庆亲王奕劻顶上去继续谈。奕劻坐到李鸿章的座位上,一下变得不像是过去胆怯无能的奕劻了,突然不怒而威,视死如归。谈了一年,都快把李鸿章谈死了,连原本没有血性的奕劻也生出了血性。联军沉不住气了,只好做出妥协:我们不割地了,也不杀慈禧了,就赔款吧,你们中国人不是号称四亿五千万吗?一人一两吧!一个奇迹就是这样活生生地让李鸿章和奕劻给完成了。联军给各自政府汇报的时候做了很阿Q的说明:一人一两,以示侮辱!鉴于《辛丑条约》中的有些内容对下文有不小的影响,特归纳出来:一、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三十九年结清;二、划定使馆区——北京东交民巷,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三、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四、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两年,如觉有必要还可延期;五、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全心全意为洋人服务;六、派出使节去对德、日“谢罪”,为死在义和团手里的德国大使立牌坊。李鸿章与联军代表谈判的那段时间,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盼了将近一年,慈禧终于盼来了李鸿章发过来的“协定草本”电报。慈禧看到协定内容后大喜过望,回电:应准照办。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仪式,李鸿章最后一次为大清出场。奕劻虽然手在抖,但还是很讲义气地对李鸿章说:这个字由我来签吧。李鸿章微微地摆手说:天下最难写的是自己的名字,庆亲王以后的路还长,你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这卖国条约还是让我来签吧!不过李鸿章也没有力气签完自己的名字,他用虚弱的手签了个虚弱无力的、很可怜的“肃”字,因为他是大清的“肃毅伯”。签完字的李鸿章老泪纵横,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医生立刻赶来诊断救治:肃毅伯的胃血管破裂。知道自己已经油尽灯枯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发出了最后一封奏折,结合不久之前他上奏给慈禧的折子,我们可以认为李鸿章留下了这样的政治遗嘱: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掺杂在一起的。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这几十年内,我们每多一次滋事,就多一次吃亏,去年就是例子,创伤太重,薄海惊心。现在总算议和大局稍定,希望政府以后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如此国家还有好转的希望。在百年前的中国,李鸿章居然已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振聋发聩,着实可敬!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1901年11月7日,京郊贤良寺,李鸿章早上一醒来,就觉得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所以他让家人给他穿上寿衣,静静地躺在床上等死。正巧以前的老部下周馥(大实业家周学熙的老爸)来看他,可他来得有点晚,李鸿章已经到了口不能语的弥留状态,但仍睁着两目,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周馥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告诉我吧。李鸿章的嘴唇在翕动,却发不出声音,眼眶有泪水溢出。周馥又说:你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完成吧,请你放心!李鸿章的嘴唇仍然在翕动,没声音。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终于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78岁。可敬!可惜!可悲!李鸿章弥留之际显然还有话要说。人在长时间沉默后,总是想说点话的。在李二孤独上路的时候,估计他最想说的应该是:“拿什么安放你,我的忠诚!”慈禧当天就知道了李鸿章的死讯,她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是啊,陪她一路前行的小伙伴们——曾国藩、奕訢、李鸿章全都去了,以后再也没人替她背黑锅,日子还怎么过?慈禧念起了李鸿章的好,给李鸿章办了国葬,给老李封侯,还给老李建纪念庙堂(祠),这待遇肯定是清朝汉族官员第一人。史书对李鸿章的评价不低,说他是中兴名臣,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不愧国家重臣(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清史稿·李鸿章传》)。但是,民间可不这么认为。李鸿章签订完《辛丑条约》,老百姓终于急了,对李鸿章的愤怒一下达到了顶点,终于喊出: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老百姓知道李鸿章是大清忠臣,可也觉得李鸿章当官的水平太差,性格过于软弱,所以对他定义为“误国”,把他和秦桧并列,是想恶心一下他,出口恶气。毫无疑问,人民都喜欢硬气的人,尤其是硬气的权臣或统治者。不论对与错,李鸿章那些看似软弱的主张与行为,无疑让很多人误解他、讨厌他!所以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卖国。其实李鸿章应该不想卖国,也没有这个资格。理智点看,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公司。其股民由满洲贵族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职业经理人。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和光绪,李鸿章只是个跑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明目张胆的卖国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杀头都算便宜你了!“外交授权历来有限”的道理不用多说。可奇怪的是,国人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地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其实用脚指头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持,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她更卖国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更多的是针对李鸿章的。慈禧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是谁叫李鸿章是大清朝的那张脸?背黑锅、挨唾沫或许是避免不了的责任和义务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李鸿章当年只身入京赶考时的一首诗: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当年白衣飘飘、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书生,不幸地站在了一个衰朽不堪的舞台上,毕生致力,满腔热血,也没有换来“外修和好,内图富强”,只得到了一声声骂名,一捧捧凄凉!无论如何,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李鸿章时代结束了。他对这个时代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这个时代所局限。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也有局限和狭隘……第十一章拿什么拯救你,晚清

                      歪打正着建起的清华园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被称为“庚子赔款”。值得一提的是,在驻美使馆参赞、原留美幼童生梁诚的努力之下,美国后来用中国赔偿的两千万两白银建立了清华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学堂每年都为中国培养出两百名美国留学生,这一大批人才都是这笔赔款培养出来的,一直到1952年。当然,美帝国主义肯定另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譬如对华输出意识形态以便控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进而获取长远的商业利益,但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终究还是有益的。民国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当年从清华学堂走出去的庚子赔款留学生,如金岳霖、胡适、梁思成等。在学成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人大都成了学术界的大师和泰斗级人物。这也算是机缘巧合、歪打正着吧!《辛丑条约》当然不只是造就了清华大学,对彻底腐化的老慈禧也是有所刺激的。慈禧也搞改革开放年轻时候的慈禧是一名令人心仪的气质美女,但老了后那叫一个丑陋,据说是在权力的催化下彻底变态了。可惜,曾国藩这种近似圣人、李鸿章这种近似高人的人都对慈禧忠贞不贰。如果李鸿章在谈判的时候不努力,以慈禧在八国联军战犯黑名单上高居榜首的成绩,最后很难逃脱萨达姆那种绞刑。可惜了,李鸿章保住了她,是因为觉得她了不起吗?肯定不是。李鸿章对慈禧的提拔之恩不乏感激,但心底还是瞧不起慈禧的。平时他不会表现出来,只有在外国人面前才会常常不加掩饰。四年前,李鸿章在德国考察时,据说他跟俾斯麦展开过如下颇具深度的对话。俾斯麦说:咱俩都是首相,你做事怎么就这么窝囊?李鸿章怅然叹曰:为女人和小子办事,实在身不由己啊(唯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虽然李鸿章瞧不起慈禧,但两个人还是就晚清的最后一次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慈禧算得上一个矛盾的人,虽然她在西安悟透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么“高深”的道理,但同时又觉得耻辱,两度被洋人赶出紫禁城后,她也反省、自责,对身边人说她要奋发图强(雪耻自强,其心甚切——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在这种心态下,在李鸿章和洋人进行噩梦般的周旋期间,慈禧和李二两个人通过电报频繁联络,敲定了变法大纲,确立了建设有大清特色的封建主义路线的改革总方针。1901年1月29日这天,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大概内容是说:全国的干部同志们,请你们就大清的方方面面,如民生、学校、军政等,提出富国强兵的改革意见,每人必须写一份报告交给中央,限期两个月。社会各界反应强烈,有学者称其为“慈李新政”,但在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清末新政”。这一次慈禧改革决心比较大,一直维持到王朝落幕。力度另说。老佛爷以身作则,主动扛起改革先锋的大旗,首先发起了“解开婆娘的臭裹脚布”(劝禁缠足)运动,打响了改革的第一炮。这个香帅有点神除慈禧之外,清末新政中有两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一个是袁世凯,另一个是张之洞。袁世凯大家已经熟悉了,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张之洞。张之洞,“官二代”,16岁获得河北省高考(乡试)第一名,26岁时考取探花,也就是说在皇帝主持的公务员统考中取得了全国第三的名次,学历相当不错!其人特别爱臭美,给自己取号“香帅”,不知道古龙笔下的名角“香帅”楚留香创意是否借自张之洞。年轻人,身家好,学习成绩好,长得也帅,所以张香帅难免目空一切,好空谈,是当时的清流代表。不过此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空谈之余还能做些实事。张之洞在出任湖广总督时,按照他发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原则,创办了汉阳钢铁厂、兵工厂,一时间“汉阳造”成了品牌货,硬生生地把武汉打造成一座重工业城市。确切地说,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汉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才定名“武汉”。袁世凯和张之洞接到慈禧发出的最高指示后,都发动下属挖空心思地寻思建设性意见。英雄所见略同,两个人上交给慈禧的工作报告中都有一项:实业救国、教育兴邦。实业这里就不多说了,他们的主要创新点是教育:办新学堂,搞义务教育。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这还不止,还要选择优秀的学生送出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慈禧从善如流,回电给二人说

                      自己,随他去,总之就把眼前的现状看作一次考验,这次考验对我的人生观来说是必要的,除了眼前的义务——保护白痴女人一夜——以外,没必要去想也没必要去害怕任何事情。他告诉自己,就算自己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事情而有些莫名的感动,也没什么好羞愧的。伊泽铺了两套被褥,让女人睡下,随后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就突然坐起身,掀开被子,跑到房间的角落里缩着。要不是天寒地冻,伊泽或许就强迫自己别去管她而直接睡觉了。然而在这尤为寒冷的深夜,光是两个人分一人份的被褥,外面的寒气都会直逼肌肤,冻得身子颤抖不已。伊泽坐起身,打开电灯,发现女人在门边拢着衣领,缩成一团,眼神简直就像被逼到了绝境。“怎么啦,快睡吧。”伊泽刚说完,没想到女人会如此听话,只见她立刻点了点头,又钻进被褥,然而伊泽关了灯,才过了一两分钟,女人又像刚才那样爬起来了。伊泽把女人安置回被窝里,告诉她别担心。“我不会乱碰你的身子的。”女人眼里却满是胆怯,嘴里嘟囔着一些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的话。就这样,伊泽第三次关上电灯,这次女人马上就爬了起来,打开壁橱门,进到里面,从内侧把门关上了。这执拗的做法惹得伊泽气不打一处来。他粗暴地扯开壁橱:“你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啊?!我都解释那么久了,你还跑到壁橱里拉上门,你侮辱人也侮辱得太过分了吧!你这么不信任我,还跑我家来干什么?!你这是在愚弄人,平白无故羞辱我的人格,搞得我好像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似的,胡闹也要有个度吧!”不过伊泽一想到这女人甚至没办法理解这番话的意思,就觉得与其干这种有来无往的蠢事,还不如给女人侧脸来上一拳,自己赶紧去睡觉,想必这才是最精明的做法。这时女人却一脸迟疑地看着伊泽,嘴里嘟囔着什么,大意似乎是“我想回去,我不应该来的”。然而女人说的一句话却使得伊泽心口一紧,无法坐视不管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那你就放心在这里睡一夜吧。我没有恶意,只是看你刚才的表现,就好像在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似的,我才会发火。别待在壁橱里,来被窝里睡觉吧。”于是女人又盯着伊泽,嘴里快速地嘟囔着什么。“哎?你说什么?!”伊泽吓得差点蹦了起来。不知为何,女人叨念的话里清清楚楚有一句“你讨厌我了”。“哎?你说什么?”伊泽不由得瞪大眼睛问道。女人露出忧伤的神色,只是来来回回嘀咕着一些话,话中之意大概是:“我不应该来的”“我被讨厌了”“我没想到会这样”,然后盯着一个方向愣愣地出神。伊泽这才明白了。女人并不是害怕他。事情全搞反了。女人并不是因为挨了骂无处可逃这点小事才来的。女人一直以为伊泽爱她。然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能让女人深信伊泽爱她呢?伊泽不过是在猪圈附近、小巷,还有街上跟她打过四五次招呼,这会儿想起来,一切都来得太突然,这根本就是场闹剧。伊泽目前不得不去理解白痴的意愿和体会,总之要理解的都是一些人类范畴之外的东西。关了电灯过了一两分钟,男人的手没有碰女人的身子,就是被讨厌了,因为羞耻就逃出了被窝。这件事对白痴来说真的很悲痛吗?伊泽能相信这一事实吗?白痴也搞不明白这些,就缩进了壁橱里。可以把这一行为理解成白痴的耻辱和自卑的体现吗?因为甚至没有一句话能让伊泽拿来判断这一推测,基于现状,他只能把自己和白痴降到同等地位。为什么非要以人类的标准来思考判断呢?自己也有白痴心中那份坦率,这难道是作为人类的耻辱吗?我曾经也认为,有一颗白痴这样的心,有这颗稚嫩、坦率的心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却不知把它忘在了哪里,只顾在龌龊的人类思维中追寻污秽肮脏的虚妄之影,搞得自己疲惫不堪。他让女人睡下,自己坐在她枕边,就像在哄三四岁大的小闺女睡觉似的,抚着她的刘海儿。女人恍惚地睁开眼,天真的样子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伊泽起初也莫名其妙地跟女人讲了一些一本正经的话:“我没有讨厌你,人类表达爱的方式不是只有肉体,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故乡,你就好比是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当然,女人不可能理解得了这些话,况且语言究竟又是什么呢?有多大价值呢?甚至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只有人类的爱是真实的,那足以让人把生命的热情都托付给它的真实之物到底又在何方?一切都只是虚妄之影。伊泽抚着女人的头发,就忍不住想要放声大哭,心中满是伤感,仿佛这漂浮不定,难以握紧的小小爱情就是自己一生的宿命,而自己正出神地抚摩着这宿命的发丝。这场战争到头来究竟会如何呢?或许日本会输,美军会登陆本土,一大半日本人将迎来灭亡。这也只能说是另一种超自然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天命。然而他却有一个更卑微的问题。这问题卑微到令人吃惊,然而问题就在眼前,总是在那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这问题就是他心中的那份不安,也就是他从公司拿到的那两百多日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能拿到什么时候?明天会不会就惨遭辞退,在街头游荡?他拿工资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害怕公司宣布要辞退他。拿到了工资袋,就延了一个月的命,随之也就体会到了一种近乎惘然的幸福感。然而每当他回望这份卑微,总会想哭。他做着艺术的梦。在艺术面前,两百日元的工资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不知为何,这份工资却成了一种巨大的苦闷,这份苦闷像是融入了他的骨肉,撼动着他生存的根基。不光是生活的外形,就连生活的精神和灵魂都被束缚在这两百日元里,更可悲的是,他凝视着这份卑微,精神还能保持正常,还能若无其事地活着。“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部长滑稽的吼声包裹着真相,以雷霆万钧之力扎进了伊泽心里。唉!日本是要战败的。同胞们将会像崩坏的泥人一样,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无数的腿脚、脖颈、手臂将会随风跟残砖烂瓦的碎屑一起被吹上天空,日本将会变成一座没有树木、没有建筑,什么都没有的光秃墓地。比起上述结果,伊泽的好奇心倒是在阵阵作痛——不管逃到哪里,躲到哪个洞穴里,在哪里连带洞穴被一起炸飞,若是万一能活下来的话——虽说活下来简直就像做梦……为了这鲜活的重生,还有那完全无法预测的新世界,为了在布满碎石的荒野上生活而阵阵作痛。再过个半年或是一年,这注定的命运就将到来。虽然它注定会到来,但伊泽只觉得它仿佛如同梦中的世界一般,遥远而又离奇。这两百日元那决定性的力量遮住了他眼前的一切,将他活下去的希望连根拔起带走,在梦里他都被这两百日元勒着脖子,呻吟着,他二十七岁青春年华中的全部热情仍在不断被漂白。事实上,他已经茫然走在黑暗的旷野之上了。伊泽想要女人。想要女人的这一呼声甚至是伊泽最大的愿望。然而他跟女人的生活也会遭到这两百日元的束缚,锅碗瓢盆柴米油盐都要背上这两百日元的魔咒,他们将会生下一个被两百日元魔咒附身的孩子,女人会像奴仆一样化身成被魔咒附身的恶鬼,每天叨念个没完。心中的灯火、艺术、希望之光都消失了。生活本身会像路边的马粪一样被踩个稀烂,干透后就会被风吹散,连半点痕迹都不剩。就连抓痕,都会消失无踪。女人的背上缠绕着这种魔咒。无法承受的卑微生活。他自身甚至没有能力去操纵现实中的这份卑微。啊!战争。它用这伟大的破坏力,用这离奇古怪的公平性来裁决众人,全日本将变成满是碎石的荒野,泥人们会一个接一个重重倒下,这份巨大的爱是如此虚无,又如此揪心!他想沉睡在破坏之神的怀抱中,而只要警报一响,他就生龙活虎地缠起绑腿来。每天生活的价值只在于对生命的担惊受怕和玩乐。警报一停,他就垂头丧气,又开始陷入绝望的感情麻木状态了。这个白痴女人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味噌汤。站在配给队伍里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连表达都有问题,简直就像一片极薄的玻璃似的。哪怕是一缕喜怒哀乐的微风,她都会有所反应,夹在放心和恐惧的褶皱间接受他人的意愿,并让其经过。就连两百日元的恶灵都不能寄宿在这个灵魂里。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为我定制的可悲人偶呀。伊泽眼中仿佛看到了跟这个女人搂在一起,在风的吹拂下走在黑暗的旷野中,步上无尽的旅途。然而,他却感到这一念头有些荒唐,傻得离谱。自己会这么想,多半是因为这卑微透顶的人类躯壳蚕食了心中的意志吧。虽知如此,自己又为何从涌现的这一念头和坦率的情感中感觉不到半点虚假?又没有什么本质性的规定来断定那些公寓里的妓女和某些地方的贵妇就比白痴女人更有人味儿。然而世道就是这么滑稽,仿佛真有这种不可动摇的规定一样。我有什么好怕的,简直就像那两百日元的恶灵……我现在正想靠这个女人跟那个恶灵断绝关系呢,这到头来,不还是被恶灵的魔咒绑住了吗?我只是害怕世人的眼光而已。这世界就是公寓的妓女、小妾、怀了孕的挺身队、发出跟家鸭一样的鼻音大吵大闹的太太们的排队会议而已,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世界,因此我才不相信这明摆着的事实。我害怕的是这不可思议的规定。那是短暂到惊人同时也是无限漫长的一夜。伊泽原本觉得这长夜仿佛会永远持续下去,然而不知何时天亮了,黎明的寒气把他整个身子冻得跟没有感觉的石头一样。他仍在女人的枕边,轻抚着女人的头发。☆☆☆从那天起,另一种生活就开始了。然而除了一间屋子里多了一具女人的肉体以外,一切并没有什么变化。简直虚假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周围,他的精神上甚至都没有一棵新芽探头。伊泽干脆理性地接受了这异常的事态,至于生活本身,就连改变桌子位置这种微小的变化都没有发生。他每天早上上班,白痴则一人留在壁橱里看家等着他回来。而且他只要一迈出门口,就把白痴女人忘个干净,只感觉一切都很遥远,就像发生在十年二十年以前似的,脑海中只有模糊的印象。战争这玩意,忘性强健得不可思议。战争惊人的破坏力和空间的转变力只用一天就能引发数百年的变化,让人觉得一周前发生的事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至于一年前发生的事,则被隔绝到了记忆最深处的箱底。好比伊泽家附近的道路,工厂四周的建筑物惨遭摧毁,整个小镇掀起一阵尘头大起的逃难骚动也不过是才有的事,这烂摊子还没收拾好呢,这场骚动就遥远得仿佛发生在一年前似的,那些令街道面目全非的巨大变化在第二眼看上去时,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景象了。白痴女人终究也就模糊在这强健忘性的混杂碎片中的一枚碎片里了。车站前的居酒屋(直到昨天还大排长龙)逃难留下的破木棍,遭炸弹毁坏的大楼上的窟窿,小城的火后废墟,白痴的面容充其量只是夹在这些混杂的碎片中滚动着而已。然而每天都会响起预警警报。有时候还会响起空袭警报。因此他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高兴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源自他的担忧——若是他家附近有空袭,就会发生未知的变化。担忧的唯一原因就是怕女人乱了阵脚,从家里跑出来,闹得街坊四邻人尽皆知。因为忧心这种未知的变化,他每天白天都不能回家。有好几次,他想索性把一切都跟裁缝店家坦白了——这也许是对无法克服这种低俗的忧虑的惨状做出的微弱反抗吧,又对这种卑微感到绝望,因为这至多算是一种通过最小伤害的坦白来转移忧虑的悲惨手段,他自身的本质并没有凌驾于低俗的大众之上,对此他只能诅咒和愤慨。对他而言,有两张白痴的脸他是忘不掉的。在拐过街角时,在爬公司楼梯时,在挤出电车人群时,在许多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会忽然想起这两张脸,每逢这时,他所有的思考都会结冰,瞬间涌上的气血也绝望地冻结了。其中一张脸是他第一次碰白痴肉体时,白痴的那张脸。到了第二天,这件事本身就遥远得好像一年前发生的事了。然而只有这张脸被单独分割出来,一遍遍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从那天起,白痴女人就只是一具始终在等候的肉体,丝毫不再去想外面的任何生活。女人只管等候着。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的部分肉体,女人就将所有的意识放在肉体行为上了,于是身体、表情都只处于等候状态了。令人吃惊的是,深夜里,光是伊泽的手碰到女人,女人酣睡如泥的肉体都会做出相同的反应,只有肉体始终活着,始终在等候,就算在睡觉时也如此!可是,要说女人醒来后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本来也就是空无一物,有的只是昏睡的灵魂以及活着的肉体而已吧。醒着的时候灵魂在沉睡,睡着的时候肉体在苏醒。有的只是下意识的肉欲。那只不过是一具肉体,一具始终清醒,像虫豸一样不知餍足地蠕动着的肉体。另一张脸则在伊泽碰巧休假的那天。即将破晓的地区遭受了长达两小时的轰炸,伊泽没有防空壕就跟女人一起钻到壁橱里,用被褥当掩护藏着。轰炸集中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远的地区,房子跟地轴一起摇晃,呼吸和思考也随着轰炸声断绝了。同样都是落下来的炸弹,燃烧弹和轰炸弹在威力上的差距就好比日本锦蛇[7]和蝮蛇[8]。燃烧弹尽管会带着一阵咔嚓咔嚓的非常诡异的声响,但落到地上不会有爆炸声,因此在头上咻地就消失了,就是所谓的虎头蛇尾,蛇尾都算不上,因为完全没有尾巴,所以欠缺决定性的恐怖感。然而轰炸弹这玩意,下落声音虽然微弱低沉,却会哗地发出像下雨一样的声音,拉出一条直线,因为这玩意最后会发出宛如连地轴一起撕裂的爆炸声,所以一条直线里就已经包含着极为惊人的十足威力了,说到轰炸弹的脚步噼啪噼啪靠近时,那绝望的恐怖感,就如字面意思一样,让人没有活着的真实感。再加上飞机飞得很高,美军飞机轰隆隆从头上飞过的声响也就极为隐约,若无其事地在风中响起,简直就像一个没在正眼瞧你的怪物挥着大斧子要砍过来似的。因为不清楚攻击对象的情况,所以遥远到诡异的低沉轰炸声令人甚是不安。这时又持续传来像下雨般一条直线的下落声。在等待轰炸期间的恐怖,这家伙连语言、呼吸、思考都完全停止了。这次终于要一命呜呼了——只剩下这种绝望凭借着濒临发疯前的寒冷存活着,发着光。万幸的是,伊泽的小屋被公寓、疯子家以及裁缝店这些二层小房包围,附近的房子有窗玻璃碎了的,也有屋顶受损的,然而只有他的小屋连玻璃都没有裂缝。有的只是染满血迹,刚刚飘落在猪圈前田地里的防空头巾而已。壁橱中,只有伊泽的眼睛在发光。他看见了,白痴的脸,那伸手去抓紧虚空的绝望和苦闷。原来如此啊,人类是有理智的。无论何时,都会留下几分克制和抵抗的影子。如果连这几分理智、克制、抵抗的影子都没有了,那该是多么可悲啊!女人的脸和全身都因为向死亡之窗敞开的恐怖和苦闷僵硬了。苦闷在动弹,苦闷在挣扎,然后苦闷流下了一滴眼泪。如果狗的眼睛也会流泪,那么狗笑起来应该同样丑怪至极吧。连理智的影子都没有的眼泪,还有比这更丑恶的东西吗?轰炸期间,四五岁乃至六七岁的孩童们居然不会哭。他们的心脏掀起如海浪般的悸动,他们失去了语言,只会瞪大异样的眼睛。他们全身上下只有眼睛还活着,然而一眼看去,才发现他们只是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眼中并没有刻着不安和恐怖这种直接而剧烈的表情。倒不如说,这些孩子比普通的孩子更能理智地悄悄扼杀掉自己的感情。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大人也不过如此,或者说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表现出那种露骨的不安,以及对死亡的苦闷要远超于孩童,也就是说,孩子看起来甚至要比大人冷静得多。白痴的苦闷,跟孩童们的大眼睛是截然不同的。那只是一种单纯出于本能的对死亡的恐惧和苦闷,而并非人类的产物,也不是虫豸的产物,只是一种丑恶的行为。如果有那么点相像之处的话,也就是大约一寸五分[9]的青虫膨胀到了五尺[10]长,在挣扎,在动吧。还有一滴眼泪从眼里滑落。不说

                      ,每户可分耕地30亩,旱地50亩,交换条件是垦户须入籍。政府保留土地所有权,耕地三年,旱地六年,待产权过渡后才开征田赋。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5页。?仅在1652年一年,由于土地荒废,全国各省(包括北直隶)损失的田赋就超过银400万两。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3页;《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顺治年间共开垦土地164263顷,即每年约9125顷。康熙年间共开垦273671顷(每年4561顷)。不过,顺治年间开垦的大部分土地都变成了军屯地,农民成为屯户,被迫耕种这些屯田。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提供减税优惠,鼓励土地所有者自己开垦田地,仅1658年开垦土地的总数就高达98259顷。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33—135页。总的来说,新政府在登记明朝藩王所占土地方面,远比开垦另外的荒地或隐匿的地产来得成功。到1646年,上报本县明朝藩王土地总数,已经成了县官们最平常的政务,有时清廷就籍没这些土地,赋民收租,以充军费。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第四辑,第150—152页。?黄汉良:《中国的地税》,第58—60页。?魏象枢,山西人氏,满清首榜进士,1646年会试、殿试及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48—849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9—20页。魏象枢并不是唯一提出实行这种改革的臣僚。从1651年农历八月开始,江南臣僚就不断上奏,指出江南登录田地中的不法现象。据了解,富豪人家通过贿赂官吏,千方百计地使他们的土地逃避登录,已开垦的土地也未被登记入册。因此有人提议要进行广泛而准确的土地测量。西村元照:《清初的土地丈量》,第425—426页。?马德林·H·齐林:《火耗归公》,第7页。?1648年,六位按察使和御史被革职或贬秩。1649年,按察使周石可以受贿论死。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4—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五卷,第1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3722页。?同上书,第3722、3785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1页;谈迁:《北游录》,第362页。“外转”制度最初是为了使中央政府的官员获得实际经验而置立的,并不一定就是一种惩罚。实际上,它还相当于一种升迁,并给了外转的官员一个杂敛所出之地。到1653年形成“内升外转”制时,它意味着让以文才入选翰林的臣僚去经历行省的实际管理。不过,虽然外转的确使他们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实际上这一额外的亲民经历却并不一定会使他们晋升(1653年派出去的21名翰林院臣僚中只有5人后来升到四品以上)。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40—41页;《翰林院》,第93—95页。?张煊曾因与明朝大学士陈演发生了冲突而被革职。1644年,在北京补浙江道御史,继而仍掌河南道事。他弹劾贪官污吏的奏章极多,很多甚至是针对督抚等官的,名声颇著。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5页。当时允许风闻奏事。鳌拜摄政时,因为这一作法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方禁止利用匿名揭帖的材料进行弹劾。1671年,康熙皇帝遂下令明确禁止以风闻奏事。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35—136页;吕元驄:《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63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23页。?据刘献廷的记载,洪承畴的母亲在北京遇到儿子时,对他的变节降清大为愤怒,用拐杖打他,据说还大喊道:“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刘献廷:《广阳杂记》,第39页。如果洪承畴早先向朝廷所描述的他与母亲在南京令人伤感的和好是可靠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肯定不足凭信了。不管怎样,洪承畴后来是把母亲从京城送走了,因为根据1652年福建巡抚的一个奏疏。她于此年在福建家中去世。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谈迁认为张煊是因受命外补衔恨所致。谈迁:《北游录》,第362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关于大敕,见同上书第五十三卷,第1—3页。皇帝回京的日期根据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同上书第五十七卷,第1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8月28日,以陈泰、李率泰年初奉行大赦令有误,罢任。陈泰隶满洲镶黄旗,系额亦都之孙。他是个受人尊敬的将领,曾在东北与袁崇焕作战,后率偏师从征山东。1644年,他参加了对李自成的战役。三年后,授礼部侍郎,入湖广进攻孔有德,后至福建与鲁王将领作战。1650年后,他出任一系列重要的文职:1651年任刑部尚书,然后任吏部尚书,授国史院大学士。张其昀编:《清史》,第3713页。?这年冬天,在作为汉族归降者而隶属镶黄旗八年之后,洪承畴被允许作为正式成员编入牛录,“披甲侍卫”。从此以后,洪承畴在皇上面前把自己归属于满族,对皇上感恩不尽。《明清史料》第三册,第131、160页,摘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0—25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八卷,第3页。此诏颁于1651年8月16日。?同上书,第677页。关于皇帝的包衣,见史景迁:《曹寅和康熙皇帝》,第17—18页。?赵开心,长沙(湖南)人氏,前明进士,他以关心民瘼、力除吏蠹而颇负盛名。起初,京城天花流行,引起了恐慌,染疾者常被立即扔到城外等死。这时正是赵开心上疏,请四郊各定一村。来特别安置天花患者。与赵开心相关的制度,如前所述,还有他为多尔衮定入朝仪注;并疏请江、浙、湖广诸行省初定后应急置抚按,以时绥抚。1645年,擢左佥都御史,后坐事罢。1651年9月24日,被召起复原官。张其昀编:《清史》,第49、3776—377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四卷,第16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91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4页。谭泰的子孙也被判处死刑,但都得到了赦免。同上第五十九卷,第17页。卓罗继谭泰而任吏部满洲尚书。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达赖喇嘛于1651年访问北京,也就是心照不宣地承认了顺治一统天下的君权。皇帝为庆祝自己当家作主,下令大兴土木,耗资几万银两,在紫禁城西北边北海琼华岛的昆仑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忽必烈汗宫殿的遗址上。根据一块刻有满、蒙、汉文字的石碑说,顺治“养育人民”,统治四方。1981年我在北京时,这块石碑仍耸立在白塔脚下,它的汉字碑文是由宁完我撰写的。?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9—50页。不过,这个婴儿只活了几个星期。参见罗伯特·B·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党争》,第19—20页。据耶稣教神甫的记载,顺治皇帝脾气暴躁,性欲旺盛。后来他有两个皇后,七个贵妃,八个宫妃。其中有三个后妃来自同一蒙古家族,有一个系汉军旗人之女,他对贵妃栋鄂氏宠幸无比,她是一位满洲将领的女儿。据汤若望一类西方人所说(当时正是汤若望在朝中最有影响的时候,皇帝常常驾临他的府中,用满语称他为“爷爷”),顺治作为一个年轻人,体形极佳,体重适中,皮肤白皙。有一幅顺治当时的画像显示出这位年轻人皮肤细白,头发乌黑,表情平和,目光坚定、深邃而锐利,阔嘴薄唇。虽然肖像画家画的是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但还是看得出这个年轻人的体质有点羸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帝后像》第一卷。顺治是一名优秀的骑手和出色的书法家。李佳白:《北京第一位满族皇帝》;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9、347—352页。?郑天挺:《探微集》,第95—9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56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50页。?可能就是由济尔哈朗坚持重议此案的。济尔哈朗也许是想让皇帝的一些儒臣丢脸。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推想,我没有发现任何证实这一假设的资料。?《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同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页;谈迁:《北游录》,第390页。?《世祖实录》第六十二卷,第721页。?谈迁:《北游录》,第389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2—883页。?根据吴伟业传记记载,只是由于他母亲对自身的担心(“儿死,其如老人何?”),才阻止了他悬梁自尽。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3页。?吴伟业:《吴诗集览》附“行状”,第2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45页。当时吴伟业在给侯方域的一封信中宣称,他宁死不仕清廷。侯方域:《壮悔堂集·四忆堂诗集》第六卷,第3页。不过,吴伟业的隐修有点夸张了。查阅一下这些年间,尤其是1650年以后他所写的诗,可以知道吴伟业遍游江南,访嘉兴、杭州等城,结识文友,接交官员,这些都是他在南京陷落之前所从事的活动。他所结识的人中包括清朝最高级官员。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5页。?西里尔·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3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5页;赵尔巽编:《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吴伟业体弱多病,儿时肺部曾出血,此时他的肺仍然不好。这时他44岁。据说陈之遴娶了吴伟业的女儿,首先是因为他想利用吴伟业的盛名,来提高自己在士人中的地位。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5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吴伟业既想出世拯民,又想洁身自好,极为矛盾,所以对元末明初的历史人物很感兴趣。例如杨维桢(1296—1370)、宋濂(1310—1381),他们虽然曾应元人之召入朝,却显然并未失节。兰德彰:《中国文化主义》,第370—371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9页。这首诗于1653年农历五月刊行于南京,当时吴伟业正在考虑他的决定。此诗未收入他的文集,但评注家都认为系吴伟业所作。?同上书,第57—58页。吴伟业这次可能也希望成为皇帝的老师。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卷,第219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侯方域的父亲侯恂在1646年返回惨遭兵焚的故里商丘隐居。如上所述,侯方域却决定仿效他的弟弟侯方夏追求功名。侯方夏于1646年中进士。德·弗格斯《中原的起义》阐述了侯氏家族这一方面的历史,见第34—35页。?兰德彰:《忽必烈》,第7页。?这些年间钱谦益与吴伟业接触频繁。1660年,吴伟业诗集刊行,钱谦益为它写了序。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诗社成员中包括有写《赭山》诗的潘柽章,此人后来于1663年因涉及庄廷鑨明史案而被处死;还有戴笠,这位复明分子后来中“博学鸿儒”科(1679年康熙为吸引前明遗臣出仕清廷而举行的特别考试),年纪最轻,因而声名鹤起。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3—19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27、606、88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5—196页;《归庄集》,第548页。?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二卷,第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0页。清人从1651年开始限制乡试中式举人到本地衙门任事。两年后,1653年夏天,朝廷命令所有正式的生员都向官府报名列籍,宣布免除他们的赋税,以防止他们出卖特权。1654年,朝廷还讨论罢生员银票免税之制,并宣布科举中式者充任里庄之首为非法。乔舒亚·A·福格尔译:《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二部,第18—19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2页。这一禁令与政府只准学校用正统的程朱理学著作为教科书的命令相一致。赫尔默特·威尔海姆:《大冲突前夜的中国孔教》,第286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八十七卷,第3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页。有些记载强调苏州士人与松江士人之间的竞争是“十郡大社”解散的主要原因。彭宾(几社最初的创始人之一)的儿子彭师度选择了一些苏州士人,在大社内部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故意排斥其他被认为缺少诚意的人。被排斥的人中有许多是松江士人,于是早在1660年镇压这类党社之前,他们就分裂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原社。邓尔麟:《嘉定忠臣》,第308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96—198页。?吴伟业的双亲都还在世。对于他的离去,他69岁的母亲颇感不快,因为她怕再也见不着他了。虽然许多资料记载说他于1653年秋离开江南,但实际上他是在1654年5月底6月初离开南京北上的。1654年初,他受命任职于秘书院(后来他在秘书院一心编注《孝经》),这是由一个南人和北人的联盟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陈名夏、冯铨、成克巩、张端和吕宫联名荐举吴伟业,同时应荐的还有杨廷鉴和宋之盛。因为有冯铨在这份举荐他的关键性章奏上署了名,所以许多人认为吴伟业受到了玷污。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56—60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8—9页。?顺治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里所说的此举对于谴责归降者的政治效果。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像许多复明分子一样蔑视那些归降者,这是顺治通过了解当时的中国文化而感觉到的。例如,顺治喜欢在用膳时让侍臣给他朗读归庄的讽刺史诗《万古愁》。这首诗是这样描写北京向李自成投降的:“恨的是左班官平日里受皇恩,沾封诰,乌纱罩首,金带围腰,今日里向贼庭稽颡得早。那如鬼如蜮的文人,狗苟蝇营,还怀着几句进劝表。那不争气的蠢公侯,如羊如豕,尽斩首在城东隩。”《归庄集》,第159页。“劝进表”指周淙所上之表,劝李自成即皇帝之位。?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82—185页。?傅路德、房兆楹:《明代人名辞典》,第1239—1242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40页。?魏裔介(1616—1686)后来成为清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御史之一。1657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664年除大学士。他是汤若望的好朋友,一名秘密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个教堂里接受了圣礼,徐光启一家也常聚集在那儿。对自己信教一事加以保密,是因为他同样深信儒教。直到光绪年间他的天主教信仰才被公开。1736年,乾隆皇帝赐予了他一个谥号。刘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寻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文化的根本在政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总督的职位,并召其至京,授以大学士之位,时为1660年。次年,许其致仕,此时,洪承畴为满洲效劳已近20年了。洪承畴无疑是满族人最可贵的合作者之一,当四年之后(1665年)他去世时,被正式赐予谥号。同时,清廷接受了他关于抚靖云南的建议,命吴三桂继续进军,穷追亡命的僭越名号的明朝余部。大将军吴三桂与满洲内大臣爱星阿奉命征缅,终于在阿瓦附近捕获了永历皇帝,将之带回云南府,并在1662年6月11日用丝帛将他绞死。明朝最后的这位皇帝时年40。吴三桂以杀君之举,受封亲王,实际总督云、贵两省。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鸡度日。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

                      郑成功的进袭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专制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康熙晚年的弊政,承上启下,为乾隆盛世准备了条件。应当说,雍正在位十三年,政绩卓然,但就在他政绩初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了。四、众说纷纭的死因胤禛在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在圆明园猝然去世。由于书不载原因,于是雍正死因之谜,朝野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吕四娘谋刺说稗官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被吕四娘谋刺身亡的记载。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充军,只有吕四娘携母及一仆人逃出。吕四娘隐姓埋名,潜藏民间,拜师习武,技艺高超,后来飞入深宫,把雍正脑袋砍了。2.丹药中毒说雍正对道士、丹药感兴趣,特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他还曾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到圆明园炼丹,以求灵丹妙药,长生不老。雍正死后三天,他的儿子、新君乾隆帝下令驱逐张太虚等道士,并严谕他们不许透露宫中只言片字。乾隆帝对圆明园中道士的态度,使人们认为这可能同其父食道士炼制的丹药致死有关。近人金梁(思候)在《清帝外纪·世宗崩》中说:“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丹药所致,或出有因。”杨启椎教授也认为雍正是“丹药中毒而亡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实属推论,未可成为定献。”关于雍正帝的死因,还有被宫女缢死说、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说和中风而死说等。总之,众说纷纭,但都缺乏直接证据。或许,是一个永远的历史之谜。【点评】雍正帝的一生,留给人们许多话题。继位之谜、死因之谜,一直扑朔迷离,但对于历史而言,还是他的改革为后世所称道。他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使清王朝能够继续向前推进,为乾隆繁盛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第七章清初文字狱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又对任何反清思想和活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从康熙到乾隆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七八十起。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有个文人庄廷龙刻印了朱国桢编写的《明史》,又请人增添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事,其中多有指责满洲的文句,被人告发。这时庄廷龙已死去。清政府知道了,竟下令把已死的庄廷龙开棺戮尸,其他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防的也有几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又有人告发,在翰林戴名世的文集里,竟然有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的态度,于是,清廷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人,有二百多人。对于这些完全由写文章引起的案件,当时人们就叫它“文字狱”。康熙之后,继位的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出现得更多也更严重,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是吕留良事件。吕留良是康熙时一个著名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没有成功,就在家里开设私塾教书,有人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辞科,他坚决地拒绝了,官员劝他不听,威胁他也没有用,后来他索性跑到寺院里,剃光头当了和尚,官员们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吕留良当了和尚后,就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他写的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书写成后,没有向外流传,吕留良就死了。后来有个湖南人曾静,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了个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下来的文稿的下落。张熙到了浙江,不但打听到了吕留良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回去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和他们见了面。他们几个人议论起清朝的统治,心中都十分愤慨。随后秘密商量,如何推翻满清的统治,他们认为,光靠几个读书人办不了大事,后来,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麒,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能够继承岳飞的遗志来推翻清朝,于是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麒。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麒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还想让他因一个“岳”字拍案而起,反叛清朝,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麒是个清朝的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岳钟麒接见张熙,拆看了来信,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是哪里来的,胆敢送这样大逆不道的信?”张熙面不改色说:“将军跟清人是世仇,您难道不想报仇了?”岳钟麒说:“这话从哪儿说起?”张熙说:“将军乃是岳武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清朝的祖先是金人,岳飞当年被金人勾结秦桧害死,千古称冤,现在将军手里有的是人马和兵力,正是替岳武王报仇的好机会。”岳钟麒听了,虚假地应付说:“听了你的话,十分感动,我决心起兵反清,希望你帮我出出主意。”于是张熙把教师曾静交代的话都如实抖了出来,岳钟麒获得张熙提供的情况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一面立刻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怎样图谋造反的事,报告给了雍正帝,随后把张熙也抓了起来。雍正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把曾静、张熙押送到北京,命刑部严刑审问,最后查出了曾静还跟吕留良一家有密切来往,这样,案子就牵连到吕留良家。由于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下令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学生全部抓起来,判了刑,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像这样真有反对朝廷的活动引起的案子是不多的,其中大部分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杀身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字错写成了“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无端挑剔说这“清风”二字就是指清朝,这一来,徐骏便犯了诽谤朝廷的罪,把自己的性命也白白地送掉了。再如雍正四年(1726),满洲隆科多的党人礼部侍郎查嗣庭出任江西考官,出题有“维民所止”四字,清政府认为这是去掉雍正二字之头,遂把查嗣庭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雍正不仅用血腥的屠杀来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而且还亲自著书来驳斥反对者。吕留良在他的书中强调孔子的思想精义是“尊王攘夷”,主张严“华夷”之别,雍正撰辑了《大义觉迷录》一书,并将它颁行天下,他在书中则强调“华夷无别”,认为舜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自己虽是满族人,却和舜、文王一样,可以完全合法做中国的皇帝。陆生楠作《封建论》,反对清朝的统一和专制统治,企图恢复三代的“封建”,雍正则作《驳封建论》,说:“中国之统一始于秦,塞外之统一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乎?”雍正的这番话,带有明显的委屈情绪,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外族,而且也泛指中原以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雍正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都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准出现“虏”、“胡”之类的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经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头了。【点评】清初文字狱是清廷为了维护满洲皇帝和贵族在全国的优越统治地位,而对任何反满思想和活动的严厉镇压。他们在对一种民族偏见的抗拒中,矫枉过正,最后陷入了相同的意识沼泽。在后来的盲目排外中表现出来,而在行动上则是非人道而丑恶的。专制文化的双刃剑最后总有一面要政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清初文字狱给历史的教训。第八章乾隆盛世清朝经过康熙、雍正,到乾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乾隆帝,名弘历,二十五岁登基,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四年,享年八十九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他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一、出生地之谜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出生地不明的只有两位: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是乾隆帝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满清,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的人物,因此,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乾隆不一样,他是雍正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于是人们认为这里面必定有蹊跷。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反复说明他生于雍和宫。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初七,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但是,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于承德避暑山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后入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家去避暑山庄,去木兰围场游玩,写下了《扈跸秋纪事三十四首》,其中第四首涉及乾隆帝的出生地: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哀。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是当时雍亲王一家在热河的住处。乾隆帝到底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承德避暑山庄,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如果是普通百姓,他的出生地在什么地方,对家庭来说可能有影响,但对民族、国家来说并没有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却不同,他的出生地同他的生母是谁关系密切,人们为什么关心乾隆的生母是谁呢?因为乾隆的母亲是“出生名门”还是“出身卑贱”会直接影响到乾隆的皇位、事业。如果乾隆的母亲是汉人,则关涉到更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二、亲生母亲之谜乾隆的生母,正史记载为“原任四品典仪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女”。野史传说有很多种:第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世倌的夫人。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传说陈世倌与雍亲王一家常来常往,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有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那一年恰好雍亲王的福晋和陈阁老的夫人同月同日分别生了孩子,雍亲王就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出来时,陈家的男孩竟变成了个女孩,陈阁老意识到此事性命攸关,不敢作声,那换入宫中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第二种传说是钮祜禄氏。钮祜禄氏是承德地方的一个女子,十三岁到京师,恰巧大选入宫,由于她体端颀秀中选,后被分到雍亲王府,雍亲王生病时,此女日夜服侍数月,雍亲王病愈,她也怀孕生下了乾隆。第三种传说是热河汉人宫女李桂氏。说是雍正在做雍亲王时,一年秋天在热河打猎,射中一只梅花鹿,雍正喝了鹿血,鹿血壮阳,雍正喝下躁急,身边又没有王妃,就随便拉了山庄内一位很丑的李姓汉族宫女幸之。第二年,康熙父子又到山庄,听说这个李家女怀上了“龙种”,就要临产,康熙发怒,追问:“种玉者何人?”雍正承认是自己做的事。康熙怕家丑外扬,就派人把她带到草棚,丑女在草棚里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由于李氏“出生卑贱”,康熙便命钮祜禄氏收养了这个男孩,于是乾隆之母便转为钮祜禄氏。虽然以上传说并不可靠,但乾隆的生母的确存在文献与档案上的疑点,清宫档案《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雍正元年(1723)二月十四日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懿旨,侧福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晋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同一件事,《清太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元年(1723)二月甲子记载:谕礼部:奉皇太后圣母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尔部察例具奏。这两份记载上的差异,也叫人们生疑。雍正档案和雍正实录关于熹妃钱氏与钮祜禄氏的记载上的矛盾,至今不能圆满地解决。不仅如此,连乾隆的皇后和皇妃,也有许多可以称为“疑案”的事情。三、乾隆后宫之谜乾隆的后宫,有名分的:三后、五皇贵妃、五贵妃、七妃、六嫔、三贵人等共二十九人,这里仅就两后之死和香妃的事说一说。1.第一皇后富察氏之死雍正五年(1727),富察氏被册封为宝亲王弘历的嫡福晋,这年乾隆十七岁,富察氏十五岁。乾隆二年(1737)嫡福晋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皇后富察氏,性贤淑,尚节俭,不奢华,孝顺太后,敬爱乾隆。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皇后富察氏随乾隆帝和皇太后东巡,前往山东曲阜祭孔。三月十一日,却在返京途中死在德州的船上,时年三十七岁。关于富察氏之死,野史记载:三月十一日夜,乾隆东巡回銮,驻德州,在船中宴饮淫乐,皇后激切进谏,遭到乾隆的辱骂,因羞愤投水而死。蔡东藩《清史演义》说,傅恒夫人(即皇后弟妹)在皇后千秋节时来祝寿,酒后乾隆与傅恒夫人私通,被皇后发觉,于是同乾隆产生芥蒂,于是有了乾隆十三年出巡,皇后陪同,死在船上的事。进而,又产生了傅恒之子福康安的身世之谜,人们怀疑福康安为乾隆同傅恒夫人所生。台湾著名历史派小说作家高阳认为,福康安的际遇之隆,清三百年,无与伦比,但却并未被招作额附(而他的两兄弟皆为额附)。因此,“其中缘故,反足深思”。2.第二皇后乌拉那拉氏之死乾隆做皇子时,乌拉那拉氏被册封为侧福晋。富察氏死后,她由贵妃晋为皇贵妃,再被册封为皇后。乾隆三十年(1765)初,乌拉那拉氏陪太后和乾隆第四次下江南,在途中,皇后过四十八岁生日,就出了问题。蔡东藩在《清史演义》中说,乾隆在金陵秦淮河和在船中拥妓酣饮,色迷心醉,后被皇后发现,二人发生口角,从此皇后乌拉那拉氏被打入冷宫。第二年即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氏死于冷宫。这件事,清宫档案的记载是:闰二月十八日,皇后在行宫吃早饭时,还得到皇帝赏赐。到了晚饭时,皇后却不见了踪影,她的名字被黄签盖上,皇后哪里去了?有人说她发了疯,在杭州削发当了尼姑,也有人说她被先行遣回京师。清宫《谕档》记载:闰二月二十八日,乾隆派额附福隆安护从皇后乌拉那拉氏,由水路先行回家。那么,皇后为什么被遣送回家?《清史稿·后妃传》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那拉氏随皇上南巡,到杭州后,不顺从皇上的意旨,随后剪掉头发。乾隆更加不高兴,命令皇后先还京师。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甲子,皇后去世。当皇后的死讯传来时,乾隆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但他并没有停止打猎,只命令皇后的儿子回京办理丧事,丧仪按皇贵妃标准,降了一个等级,令人叹惋。3.香妃之谜关于香妃的传说,主要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香妃悲剧说。香妃是乾隆年间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时,被掳进皇宫的。乾隆因其美貌,且体有异香,而册封为香妃,并对她大加恩宠。但香妃矢志守节,随身藏着刀,准备杀帝报仇。皇太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热久久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赵新是这样说的:“……1946年3月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7时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内已坐好了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时钟已指到7点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了……次日,即3月17日中午12点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1点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1.天气恶劣。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1.1946年3月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2.1946年3月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3.1946年3月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4.1946年3月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5.1946年3月16日7时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3月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3月17日中午12时零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后记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冯学荣2014年10月28日(5)中英在香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商人联合会派梦啻牟率五艘战舰来华,想通过葡萄牙人来进行对中国的贸易。于是舰队来到澳门,到澳门后,葡萄牙人敲诈他们,梦啻牟不给钱,于是葡萄牙人在英国人的饭菜里下毒,毒死了四十个英军。梦啻牟决定不再通过葡萄牙人转手贸易,而是直接找中国人,他令舰队驶向伶仃洋,然后直插广州。这年七月初一,烈日炎炎下虎门的百姓都在海边榕树下享受着丝丝海风,他们没有料到,大英帝国的海军就要杀到。面对来犯之敌明朝海军严密布防,一切准备就绪后英国舰队来到沙角,他们发现明军严阵以待,虎门各火炮压弹待发,便声称“风向不顺”,暂时不发动进攻,而是停泊在海边,实质想伺机进攻。第二天晚上明军陈帮基、吴一凤率四十人用即将退役的木船作为火船,准备在深夜二更靠近英舰,进行火攻,谁料火攻前风向突变,明军由顺风转为逆风,火攻无法进行,在此时陈帮基的火船搁浅,结果火攻彻底泡汤了。英军见明军要发动火攻时,个个失魂落魄,纷纷跳船,最后一看火攻没成,这才都回到船上,可见这一股来侵略的英军也毫无大英帝国军队之风。初三上午梦啻牟下令炮击中国炮台,并说:“谁要怕死,军法从事!”结果英勇的明朝海军将士还是将英军击退。初九,梦啻牟派一艘战舰驶入沙角以北,被明军发现后这艘战舰掉头就跑,但还是吃了明军几发炮弹,伤得不轻,此后数日局势趋于缓和;二十四日夜,大英帝国海军又给梦啻牟增派了四艘战舰,九艘英舰突入白沙海面,一齐炮击我军炮台,但我军将士不畏强敌,一炮击中英军旗舰弹药库,使其起火,梦啻牟忙下令撤退。梦啻牟失败后,英国人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又派了一拨人来侵略。商人联合会派五艘“商船”在伦敦号船长威代尔率领下进入南海,威代尔满脸络腮胡子,鹰眼、秃鹫鼻子,这个家伙开始打算占据澳门,可是葡萄牙人怎肯把自己嘴里的肉给别人吃,于是葡萄牙人断然拒绝了英人。威代尔一看,中国那么大,我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八月六日他率军闯入珠江,虎门的明军令其停下。威代尔不但没停,反而加速闯过炮台,明军向其开炮,威代尔随即还击。手执长矛大刀,摆弄年久失修、装填慢、瞄准率低的铁炮的明军当然无法挡住英军的炮轰,几小时后,虎门炮台失陷。随后威代尔对虎门一带纵兵抢掠。几天后,虎门炮台被占的消息传到崇祯那,一时朝野震惊,广东衙门更是又羞又恨,小小的几个洋人竟然敢在天朝地面上兴风作浪,这还了得?明朝立即调遣大军将虎门围得像铁桶一般,勒令威代尔退出炮台,并说只要威代尔退出炮台,就可在华贸易。威代尔本来自恃枪炮先进,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但他面对漫山遍野包围他的明军,还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英军只得与大明政府谈判,广东衙门要求英国赔款,英商答应了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两千八百两。威代尔则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明朝在临灭亡前都能让英国人赔款,也可见日薄西山的东方帝国此时还是强于初兴的大英帝国的,而两百年后,日薄西山的大清帝国再碰到已经是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时,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次威代尔看见了广州的繁华,他垂涎欲滴,打算为大英帝国开辟一个“永久性贸易摊位”,他把这个摊位选在了香港。从此英国人有了盘踞香港的念头,直到二百年后美梦成真。当然,这将是本套书第五册要讲的内容了。(6)西班牙人菲律宾屠华英国侵略虎门两年后,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人华侨举起了屠刀。这其实早已不是西班牙人对中国人的第一次刀兵相见了,一切都要从万历二年(1574年)说起。1574年西班牙殖民者雷克尔上书国王腓力二世,说:“只要不到六十名优良的西班牙士兵就能征服中国。”1576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德上书国王,说:“征服中国容易实行,这项事业要四千到六千人,配备枪、船、炮和弹药,有两千到三千人就能占领所要占领的省份,用那里的港口和舰队组成海上最大强国,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一个省后便足以征服全国。”桑德在写完这封上书后又派人去中国考察,回来后他又长期计划和思考,最终他改主意了,他觉得六千人太少,应该有一万到一万两千人,再加上五千名日本人和五百名印度人,以及熟悉中国情况的葡萄牙人。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书,书中说:“由我担任进攻中国的总司令。这次行动不能让中国人减少,人口消失就等于财富消失,因为中华民族是最能创造财富的民族。征服中国后我们要保留中国政府,以保持它的繁荣和富裕,侵入中国应采取谨慎温和的方式,不能在中国进行太多杀戮。征服中国后我们应在中国建大量学校,对中国人灌输西班牙文化,传播天主教,引入西班牙人生活方式,阻止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北方蒙古人和解,打击奥斯曼帝国,建立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陆上交通线。尊敬的国王您在征服中国后还将成为柬埔寨、泰国等中国属国的君主。我们还应让西班牙人与中国女人结婚,培养混血后代,以便维持在中国的统治。”“我们的作战目的为:政治上征服中国,成立全球帝国,为万王之王。军事上征服中国,以中国为基地,向亚洲其他部分发展,继而以中国人力及战争资源支援欧洲本土军力攻略北欧敌人,控制世界。宗教上征服中国,由中国西进,进占巴勒斯坦天主教圣地。经济上征服中国,开发中国资源,并移植中国人力发展殖民事业,挽救西班牙帝国经济危机。”总之一句话,就是想征服中国。这封计划书在1587年交给腓力二世,腓力二世看完后大喜,他正要实行对中国的征服计划时,1588年与英国人在格拉福林进行了海战,此战中西班牙无敌舰队被歼灭,计划泡汤了。但侵略者就是侵略者,其本性不会改变,尽管无敌舰队覆灭,西班牙依然打算征服中国,1598年西班牙菲律宾省总督德鲁向西班牙国王报告说:“我发现华侨发明一种制造大炮的工艺技术,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炮,等这批大炮制作好后,我将不失时机地前往中国,向中国人发动进攻。”(布莱尔和罗伯森著《菲律宾群岛1493~1898》)换句话说,西班牙人要用中国人造的大炮打中国人,当然,这只是一个报告,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全军覆没后,已经无实力进攻中国了。无敌舰队覆灭九年后,1597年西班牙人为争夺香料,派兵与占领魔路加群岛的荷兰人交战,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马特纳斯胁迫华人潘和五率两百五十人充当水手作战,他们让华人日夜不停地驾船,稍不如意就遭鞭打,潘和五说:“造反是死,被他们打死也是死,咱们还不如反了,胜则扬帆归航,败的话死也不晚。”于是他率这两百五十人起义,杀死船上的西班牙人四十名,随后驾船返航,但迷路了,他们把船开到了越南,结果货物全被越南人没收。此事发生后马特纳斯派人与明朝交涉,要求归还战船和惩办凶手,且此时谣传日本要进攻菲律宾,西班牙人怕日本人与菲律宾的华人里应外合,于是还向明朝建议将华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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