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杰 | 4万 |
,值班室和办公室就不用铺了。在直接铺上稻草的地面上值班,挺适合那帮家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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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真理子除了羽生以外还有很多敌人。而且,除了羽生之外,其他人跟她结仇的缘由都很明确,基本上都是因为一些可笑的事。比方说,根作有一匹马。根作这男人不管什么事都喜欢逞威风,喜欢鄙视别人,尤其是他这匹马,好像有什么特别之处似的。他经常说:“老子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于是他家孩子就把根作这个骄傲劲儿完全套用到了作文里,说自己家马懂人话,会回应人,跟楠正成[2]一样尽忠职守。于是真理子就在文章末尾加了一句评语:“下次让你爸爸买只日本第一的鹿。”过了十来天,根作才来学校抗议,看来他之前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牵着马缰绳闯到学校里,站在马身边,从早到晚发了一整天的牢骚:“你说老子是日本第一的马鹿[3]呗?还是说,这匹马是日本第一的马鹿?!不管你是哪个意思……”因此学校一天没能上课。从那以后,根作就跟真理子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不管什么事都明摆着跟真理子唱反调。另外,茂七曾经因为赌博被抓过。赌博是这村子里的恶习,把赌博当成日常娱乐的人不在少数。虽然没有放贷的老大,也没有靠走赌徒这一歪门邪路维生的,但农民晚上这点乐趣就是赌博。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抓,那年茂七就被抓了。于是那一年小学的才艺表演大会上,就表演了赌徒赌到一半,遭警察破门而入的戏。然而,演被抓之人的正是茂七家的小子,他边哭边三跪九叩还不够,手还被警察绑在身后,嗷嗷大哭着被带走。茂七自然怒了。多数村民也怒了,因为他们都是赌博的惯犯。然而班主任真理子却说,这部戏是孩子们自发创作表演的,角色也是孩子们自己决定的。人们质问茂七家小子,他不仅点头肯定,还自告奋勇要演自己爸爸——诸如此类的真相也渐渐浮出了水面。这帮跟茂七一路货色的人没想到最后会自取其辱,于是越发憎恨真理子了。以上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而已,真理子的敌人就像这样多。有一次村里碰巧要设置消防用水,按理说应该设置在民居密集地带,由此村民们的决定出奇一致——把真理子家拆了,设置在真理子家那个位置。因为已故的小野大佐离开家里,另立了门户,所以在这村子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他的遗属在战争期间就租了一间小农房,安排逃难期间的生活。我就任村长后,拆迁的日子到了,小野的遗属不得不搬出家门。小野的遗属除了真理子,就只有她母亲和弟弟,一共只有三个人而已。她弟弟却因为患有骨疽,一直以来都卧病在床。在这山村里也不可能有多余的住处,因此真理子一家不知该搬到哪儿去。这时候她学校的同事看不过去了,就决定把一家人收留在值班室,也没有问村公所和村议会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让他们搬了进来。于是村里的人们在村公所的楼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按照村议会的意见,学校这边的做法是公然与整个村子为敌,因此我站出来说道:“学校这边虽然不应该擅自进行处理,但是眼看着自己同事一家人没地方住,只有提供学校的值班室给他们这一个办法,办法本身没什么错。他们的办法一眼看上去像是在故意跟我们作对,可话说回来,依我愚见,他们会对我们抱有敌意,也是因为我们为了设置消防用水而牺牲了小野遗属的房子,没有给他们安排住处。总之,我觉得咱村的做法也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我话刚说完,就有人大吼道:“你说的什么话!”是马和鹿的根作,他是村议会的议员。他说道:“没有房子能怎么办,还是说村长你能用魔术变出个空屋子来?”山村里的人有种天分,在跟人争论时用的比喻都很巧妙。“再说了,学校的值班室本来就是公共房产。不忍心看着同事有难是没错,那他们怎么不敞开自家大门来收留人家?把村里的公共房产拿来自己用,这贪污可贪得真离奇。”根作一口咬定,虚张声势地说道。农民们出人意料地擅长辩论,我就任村长以来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再三讲述浅显的常识给他们听,却多次遭到深刻的回击。我的坏习惯是爱多嘴,论据又站不住脚。我挨了根作的回击,只好沉默。“村长没用!”“别插嘴村里的政事!”“你忘了我们怎么约定的吗?!”在众人的责骂中,我果断离席了。我自认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所以吃了回击就该干净利落退场的这点觉悟还是有的。然而他们在我离席后,似乎达成了一个奇怪的决议。之后的那个星期日,木匠突然闯到小学里,把办公室和值班室的地板托梁给拆了,拿了一部分铺在教室当地板,而办公室和值班室就变成了泥地。接到消息,我也赶去了学校。连我这个村长都被村议会议员及其手下的村民拦着,不让进入施工现场。一部分村民身穿消防服,看样子是要毫不留情地歼灭闯入禁区的人。“下戒严令了是吧。”我嘟囔道。“放肆!说话小心点,亏你原来还是军人呢。”羽生骂我道,脸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前阵子羽生不小心说漏的那些话跟今天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因此我想,今天这事多半是他带头的。于是我对羽生说道:“你前几天把几年来的账簿给我看,硬说再怎么挤也挤不出一块地板了,那是缓兵之计对吧。今天你这行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哈、哈、哈!今天这事我可没花村里一分经费。这还只是个开始。根作都说了,只要能把那个骚货和她的同类从村子里赶出去,把他那匹宝贝马卖了都行。”“那鹿不就没脑袋了?”“放肆!”羽生又气得青筋暴起,村民围在我们四周哈哈大笑。流言传得真是快,这事被围在学校旁边看热闹的人传来传去,就变成了根作为了垫今天这笔木匠钱,把自己那匹宝贝马都给卖了。根作一听脸色大变,跑了过来。“村长在不?!人呢?!”羽生迎了上去,说等他好久了。“村长说话太放肆了。他说你把马卖了,鹿不就没脑袋了吗?”“哟!老子正是为这事儿来的。村长到底是凭什么讲这种蠢话啊?!今天的费用是老子把马卖了筹到的?老子什么时候说过要把马卖了?村长就这么恨老子这匹马吗?!想让老子把这匹马给卖了吗?!”羽生扑了个空,很是狼狈。“不,今天这事儿跟马没关系,今天的费用我可以自己掏腰包。这是两码事,总之,你过来一下。”羽生拉着根作的手,赶紧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去了。我则四下找寻真理子。已故大佐是陆军,而我是海军,所以我们只偶尔在老乡聚会上碰过几次面,并没有深交。然而,同样身为军人,我没法眼睁睁看着故人的遗属遭遇今天这样的困境而不管。我想,如果他们没有去处,我可以提供一间我家的屋子给他们住。真理子不喜欢成为众人好奇心关注的焦点,也不喜欢别人同情她,就从学校逃了出去。真理子一直在山边的禅寺避难。我刚到那边,就先碰上了前几天打过照面的男老师。他瞪着我,眼里弥漫着浓烈的憎恶,他是禅寺的房客。“小学的老师是狗吗?!要在泥地上办公,在泥地上铺上稻草值班了是吧。你见过监狱吗?哪怕是牢房,只要是人住的地方就会铺着地板的!你怎么这副表情呀?!我的话听起来很奇怪吗?!”他在示威说自己不是狗,这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他这气势汹汹的态度我就不能赞同了。这确实跟狗没什么两样。我觉得,他跟戒严令之下的消防队员和村议会的议员一样,都只是龇牙咧嘴的狗而已。我不想回答狗吠,就去找真理子了。据说真理子避开众人,爬上了后山。后山是一片墓地。真理子坐在一块墓碑上,瞪大双眼,抱着胳膊。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走过来,于是我也露出了苦笑,道:“今天我到哪儿都被人瞪呀。”“我的烟抽完了。”真理子板着个脸,撇开眼睛念叨道。“您也知道,我是个无为无能的村长,靠村长的力量帮不了你什么忙。幸好我们夫妇二人房子非常够住,房间可以随您使用。”真理子吸了一口我递出的香烟。“我处境看起来有这么惨吗?”“看起来是挺惨的。”“看来我还是别打肿脸充胖子的好。不过,更惨的时候我也遇过,都不止十次二十次了。只要我像这样在这儿发呆,就会有人过来,大家就会给点东西,也会有人给我烟,这不算什么。”“你这还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吧。”“应该不算吧。我呀,还要感谢羽生助理呢。因为他教了我在泥地上铺稻草也能睡觉这一招。被褥跟榻榻米可以叠起来收到壁橱里,清扫起来也方便得多。我昨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的被窝里还是睡在泥地上的稻草里,又有谁知道呢?不光是我,就算换成皇帝也一样啊。皇帝要是拿被子蒙着脑袋睡觉,露着屁股在茅厕蹲坑,就太荒唐了。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爬出来,这才更像皇帝嘛。”“我原来也自暴自弃过。到头来开水只能烫伤自己,不能拿来喝,也不能拿来洗澡,想活下去只能用温水。如果意识到自己无为无能,就能在榻榻米上平凡地做梦。”“大叔,您有孩子吗?”“嫁人了,还有个儿子死了。”“最近,我什么时候用过这词呢?大叔这个词,我可能是想依赖别人了。真想有骗人的本事啊。”“来我家休养吧。”“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得从泥土和稻草里醒过来。我会时不时找您去要烟的,聊聊我在稻草里做的梦。帮我跟阿姨问个好。”真理子伸了个懒腰,走掉了。我沿着山路从墓地回到了家里。路上我曾经后悔过没有强行把真理子和她家人领去我家。我家人听了这件事以后眼看着就要站起来去接,她说:“为什么不领他们过来呀?我去把他们带过来吧。”看见她这个样子,我心里又改了主意。“算了吧。多可悲呀,我们甚至没有资格强行拦着她。”“这种事还要什么资格吗?”“要的。我是农民之子,当了半辈子军人,却不知道可以像她那样勇敢,选择睡在稻草里。我不配给她什么忠告呀!”我竟不知不觉泪流满面。我这一生已经在愚蠢之中过去了。已经没办法挽回了。我是男人,是军人,然而我却完全没办法像真理子那样挺身而出面对事情。更可况如今我已经年老体衰,我以前哪怕要是有真理子一星半点的勇气,多半也就得救了。3
真理子和她家人又搬回了满是泥土的值班室去住。有人说只有她患病的弟弟睡在自制的床上,铺了被褥,而真理子和她母亲则睡在壁橱里。也有人说他们在泥地上铺了稻草,在稻草里睡觉,诸说纷纭。这出乎意料的结果让羽生和根作等人吓了一跳,他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我特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自认是个把村中政事都甩给大家去做的无能无为的村长,所以我也不多要求什么。不过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村长,所以希望大家有事好歹也能跟我报告一下,比如说你们的决定之类的,也征求一下我这个村长的意见。好比这次的事情,说不定也就能防患于未然。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我觉得我起码有一个长处,就是在尊崇中庸这方面不会落于人后。政治这东西要技巧,要策略,要随机应变,从某种角度来看像是非常复杂困难的东西,而换个角度来看,只要坚持中庸,就不会有什么大的过失。就这层意思来说,我觉得我这个无为无能的村长是不是多少也能有点存在价值?再说了,不征求村长的意见就实施村议会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办法发挥自己这一点点长处,对村民而言,我也没有脸面对各位村民。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个醒,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于是根作站起身说道:“老子也想给村长提个醒,不要每次都拿老子是个无能的村长来解决问题。您也知道,咱村的财政预算很紧张,像是预算不够就卖了根作的马来补缺这种方案何止是无能,简直是独裁,是暴君!拿无能来说事儿,不去解决困难,简直就是卑鄙!怎么样,你也该有点想法,想着老子自己要做点什么了吧?你也该有点觉悟,狠下心自己掏腰包,想着不够的预算老子来填了吧!只要投身到工作里面,人自然就会有这种心思,还是说军人即便当了村长也舍不得自己掏腰包?”“没错!没错!自己掏腰包出钱!”众人一片骚乱。其中还有人喊:“赎你当兵时候的罪!”还有人喊:“你打算当主子不成?”每一句都有如万箭穿心。我又说了不过脑子的话,才招来了这般苛责。我家里并不富裕。父母把田地留给了我,但我这种外行也种不好。幸好我当兵的时候为老父老母新盖了这间房子,如今我住上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什么积蓄。如此想来,战争结束以来,我还是靠当村长的工资才改善了伙食。我一动不动地茫然站着,等到众人安静下来以后又开口说:“各位的话,每一句都打到了我的心坎上。各位骂的确实没错,我在这里深表歉意。如果我自己有积蓄,我也会自己掏腰包;如果我有政治家的才能,我也会四处奔走筹钱。这两样我一样都没有,我还玷污了村长的位置,全都怪我做事不够慎重。我在这里对大家深表歉意,希望辞去村长一职!”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然而对众人来说,好像在他们的意料之外。周围忽然安静下来,也没有人说话了。这时候羽生助理站了出来,令人想不到的是,羽生竟瞪着眼睛向众人说道:“各位议员对村长言辞太过失礼了。说起来各位当初推荐佐田海军大佐当村长的时候,是跟大佐怎么约定的?咱不是约好了,资金跟其他杂物都不用麻烦大佐吗?再说了,大佐清正廉洁,为人严谨,在军人之中也是一位堪称楷模的无比严谨正直的将军。怎么能跟这村子里自私自利、利己主义堆成的人相提并论呢!要不是世道如此,你们这帮人连爬到他脚边的资格都没有!就算死了,你们也不配跟他同坐一席!你们这帮人是堕入了畜生道的玩意儿!地狱的恶鬼会来把你们接走的!”羽生咄咄逼人的气势太可怕了,连我都下意识觉得脖颈上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出了这种事,当天的紧急会议搞得一团糟,我辞去村长这件事也就搁置了。第二天,我正犹豫着是否要去上班,羽生却特意来接我了。他说我得去上班,在村长座位上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不然这事收不了场,一边说就一边拽着我的手把我拉走了。“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自己吃亏更大的事儿了。他们不舍得为世界为他人投一分钱。”羽生还没生完气。他心境会如此转变是有原因的。这次是他带头找的事,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同伙的气都撒到他头上来了。尤其这次找事还花了不少钱。这是村里预算之外的花销,说好大家一起承担。然而因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首先金钱之恨就跑到了第一位。他们这么猛烈地批判羽生,也是出于不想承担费用。村里有流言说,最后费用全由羽生自己掏了。这么想来,羽生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或者可以说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为了村子自己掏腰包东奔西跑,却少有回报,也没有人尊重他的意见。偶尔他的意见得到尊重,多半也是狡猾的村民们想把负担加在他身上。他也不像什么有钱人,先不说平时自掏腰包,就说这次的花费他是如何付账的呢?为了别人的事搞得自己都快头痛不已,可他却对他自身的损失和心痛不提半句。他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本愿——把发生在他身上的苦难藏起来,忍着不对任何人说。反过来,却把那些害他遭苦受难的人想得要多坏有多坏,说他们的坏话。“既然事已至此,我就告诉您吧。小学的怪火是有人刻意放的。”他领我到村公所的途中,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见有人在现场放火了?”“我虽然没看到,不过根据种种迹象来看,犯人就是他,是根作放的火。”肯定是恨过头了,又把人想得这么阴险。他看我漠不关心,脸上露出了几分怒色,开始跟我解释道:“去年,我记得在小学发生怪火之前就起过三次火,每次都是因为用火不慎起的火。可是这村里竟然连续起了三次火,这是未曾有过的异常现象。当时根作是村里的消防队队长,他带头办的防火宣传周。他说咱村子在战争期间都没有做过防空演习,如果不在这种时候动真格的,万一着了火就不顶事了。所
一番吧。二台湾郑氏家族的建立,当然要追溯到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领袖、大明“国姓爷”郑成功率2万水师渡海远征,历经8个月苦战,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殖民者,令沦陷38年的台湾岛重归中华怀抱。其后建“大明台湾承天府”,建都台南,继续高举“反清复明”旗帜,接明朝宗室入住台湾,沿用永历皇帝年号,与清朝统治者周旋22年。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国人耳熟能详。耳熟能详的史实,却深藏着今天的我们或许已不熟悉的细节。一个细节就是郑氏家族的“名分问题”。早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难后,誓师起兵的郑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个皇帝永历皇帝赐的“威远侯”封号,以“永历”为年号,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成为郑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选择。建制台湾后,即使永历皇帝业已殉难于云南,郑氏家族始终奉永历帝为正朔不变,清政府最终平定台湾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实为台湾郑氏政权的“大明永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说《鹿鼎记》里所谓郑氏家族为是否尊奉永历帝而与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所谓“台湾郑氏政权”,实为南明政权治下的“大明台湾省”,虽未再立明氏宗室为尊,却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条血脉。其性质,实与南宋灭亡时期,残留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南宋小朝廷无二。世人总把南宋王朝崖山兵败,陆秀夫携南宋末帝跳海殉难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灭亡的句号。而论及明朝,却把公元1644年崇祯殉难煤山作为终结点,至于南明小朝廷,乃至台湾郑氏政权,皆划于明朝历史之外,时至今日,这般的“双重标准”,是否也该公正客观?抛却“双重标准”,正视“名分”,所谓郑成功驱荷复台,既非抗击外来侵略这般简单,更非“割据自立”乃至“分裂祖国”。这是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最后的一块“复国根据地”,更是心怀故国的万千明室遗民,最后的精神家园。与名分相关的,是收复台湾的过程。其中的一些艰苦,是读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兰人防御严密,军力强大,赤嵌、台湾府两战,攻击异常惨烈。久攻不下之际,郑氏大军出现断粮危险,在漫长的包围之后,方逼得荷兰军整军降服。克坚城,复故土,软硬相济迫服纵横全球的“海上马车夫”,不易。更“不易”的还有一些令清朝人尴尬不已甚至回避不提的历史:就在郑成功倾精锐东征台湾之际,意在统一全国的清王朝也频频动作,多次派兵清剿郑成功的属地金门、厦门,叛逃清室的施琅、黄梧等人,更是甘为前驱,率水师屡屡打劫郑军开往台湾的运输船,企图断绝郑军攻台的运输线。如此“趁火打劫”,实是让郑成功的攻台大军腹背受敌,在围攻台湾城的最关键战役里,郑军的运粮船遭清军袭扰,部队一度面临断粮局面。郑成功以身作则,减少三餐粮食用度,也不肯向台湾百姓加派征用。“郑氏逆贼”的所为,真让正统的“我大清”汗颜。根据揆一的《被贻误的台湾》,以及诸多荷兰当时驻东南亚官员的记录笔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甚至占领台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荷兰侵略者和南下清军频频勾结,联手打击。荷兰殖民者甚至通过清廷宠信的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的帮助,在清廷高层活动,不仅向清军出售武器、战船,更派水师连续骚扰,配合清军作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高官菲克尔的记录写得十分明确:鞑靼人(清廷)对台湾属于谁的兴趣,远少于对国姓爷是否还存在的兴趣。号称“正统”的大清王朝,在这场“反侵略”里的表现,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当时许多明朝忠臣对郑成功的选择颇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将张煌言指责郑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偿失”,顾炎武等“明朝遗老”也指责说这是“以忠义为名,弃君臣大义,行自立乾坤之实”。但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远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亲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湾是“远东海洋的灯塔”。荷兰国会则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湾防卫的预算,长期担任荷兰国驻台湾总督的揆一更是坚称台湾是“东亚海洋不沉的桥头堡”。在大航海时代的世界,台湾因其特殊的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宝岛”,实至名归。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东征,郑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绞杀下迅速覆灭,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对开拓万里海疆从未有过兴趣。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势必稳固他们的统治,台湾,将从此真正成为荷兰海洋帝国治下的一块“领土”,几个世纪以后,或许会继续留在荷兰版图里,也或许会如今日菲律宾、印尼一样,成为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邦”,却必不再为华夏所有,若那样,才是万千炎黄子孙真正的恨事。如果我们以此来看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功业,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评语:艰苦卓越,功业千秋。三说功业,自然要说说郑氏台湾政权的军事力量。一支能够驱逐“海上马车夫”荷兰人,并与“满万不可战”的清八旗周旋数十年的军事集团,自然很强大,但其强大程度,相信会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清朝康熙时代常年主持平台大业的福建总督姚启圣就在奏章里写得明白:郑氏集团“火器之利,兵舰之强,不亚于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这位大清“朝廷命官”说的是实话,论“火器之利”,早在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誓师福建,起兵反清时,便在厦门建立了完备的军火工业生产线,重金聘请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技师督造生产,并“择沿海良家子弟,礼聘红夷为师,习火器制造之法”。明末清初购买西洋火器壮大自己,但多是简单购买洋枪洋炮,而系统学习制作工艺,甚至独立研发,郑成功可谓第一人,比起首倡“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林则徐,他没有说,却早了近两个世纪。苦心当然没白费,在台湾出土的郑氏集团的各类武器装备里,火枪已出现了“火轮枪”,不仅远胜于同时代清军以及南明各路军队的装备,更不亚于西方同时代的水准。火炮已有了爆破弹,即时人所谓的“开花炮弹”,其性能和作战效用,远胜于200年后参加鸦片战争的清军。“兵舰之强”更是事实,荷兰人称郑氏集团的战船为“戎克船”,又称“台湾船”,全长30公尺,载炮30门,是郑氏水师的主力战舰,不仅其性能远胜于明朝正规水师的“大福船”,更多次在海上击败荷兰船队。另有郑氏舰队的王牌战舰“三桅炮船”,船长80米,桅杆高4丈,船舱有5层,配轻重火炮50门,可容各类作战人员400人,堪称是当时全球海洋上的“巨无霸”战舰。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舰队,在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氏集团纵横东亚海疆,历经数战,主要的对手,当然是荷兰人。在公元1661年收复台湾后,经营台湾38年的荷兰人并未死心,屡屡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占有台湾。在撤出台湾的第二年,荷兰舰队就兵临福建。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三月,荷兰殖民者与清廷达成协议,趁郑成功病逝,台湾内乱之机联合攻打郑成功的大陆属地厦门、金门,夹击之下留守郑军不支,败退撤往台湾。荷兰人则获得了清康熙帝的褒奖,并获得了贸易特权。纵览此战,军事上无太多意义,趁火打劫而已。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趁三藩之乱的机会,接任“延平郡王”的郑经再次出师福建,连克金门、厦门、南澳数地,清廷再次勾结荷兰人联合进攻,两面夹击下,1680年,“兵败七府”的郑军再次退往台湾。公元1664年八月,得清政府允准并给予商业利益,荷兰发动了意在“收复”台湾的战争,发动20艘精锐炮船,悍然向台湾基隆等地发动进攻,史载“红夷大掠沿海,乡民死伤无数”。强攻之下,基隆一度沦陷,郑氏集团果断出手还击,以刘国轩统水师,从海上向荷军发动进攻,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四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贸易纠纷仲裁,尊重私有财产,税制清查等各项“进步内容”,即使与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世界的商业法规相比,也毫不逊色。执法同样严格,强调“法贵于严”,“法在必究”,郑氏家族的重要人物,如宣毅后镇吴豪,承天府尹杨朝栋等人,都因违反相关法令,被处极刑。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郑氏集团时期,对日本的平均贸易税收,每年约141万两,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税收,每年约80万两,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税收,每年约128万两。而明朝末期崇祯年间国家每年全部财政收入,平均不过400万两。史载彼时台湾“田畴日盛,官民皆富”,诚非虚言。而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是东南五省迁界禁海,赤地千里,百姓哭号遍野,十室九空,是大江南北重农抑商,严厉打击工商业……保守与进步,在台湾海峡之间,隔海相望。五说台湾的繁荣,奠基者是郑成功,真正的实施者,是一个素来被史家漠视的人——郑成功之子郑经。被漠视是因为其“劣迹”,公元1661年,郑成功东征台湾,激战正酣时,留守在厦门的他却与其弟弟的乳母私通,且生下一子,激得郑成功大怒,一度要杀其泄愤。次年五月初一,气病在床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时年39岁。“气死父亲”,外加“乱伦”,这等人物,在“封建道德”的眼里,自然属“不忠不孝之徒”。但这个“不忠不孝之徒”,却实为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缔造者,万千东南亚华侨的守护人。公元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留守厦门的郑经以长子身份继业。但台湾本土郑成功部将黄昭、萧拱宸等人拥立其弟郑袭为主,发动叛乱。屋漏偏逢连夜雨,清廷大军逼近,两面重压下,郑经拒绝了清廷要其归顺的要求,但留了谈判底线:仿朝鲜例,不削发。稳住清廷后,郑经率部火速东进台湾,打败了黄昭的叛乱军队,杀拥立弟弟的伯父郑泰,导致郑泰部署归附清廷,而后郑经复归福建。公元1663年清军攻金门、厦门,在荷兰舰队的配合下连克数镇,无奈之下郑经东渡归台,开始了他在台湾长达18年的统治。乱伦,内斗,元气大伤,“子承父业”前的履历,的确不怎么光彩,但之后的18年却足够光彩——他缔造了一个富庶的台湾。先是子承父志,继承了郑成功的各类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金、厦之败,让郑氏家族失去了在中国大陆仅有的落脚点,却给台湾带来了发展经济的生力军——5000福建难民。郑经继续屯田之策,削减赋税,另迁宗室广播台湾,开庄屯田,鼓励工商业发展,且政府提供“启动资金”,并有各类免税优惠,史载从此后台湾“广事兴贩
年之际,大修工程将全部结束,故宫也将重现历史上康乾盛世时的辉煌面貌。毋庸置疑,2004年6月4日这一天,将作为故宫古建筑修缮史上的里程碑正式载入史册。不得不修王鲁湘:故宫的维修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晋宏逵:我们的理由主要是客观的,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必要,一个是有没有这种可能。从它的必要性来看,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的保护状态,有很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两种力量使它不停地退化,一种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它受到风化、酸雨等一系列影响。故宫上的琉璃瓦,有破碎的,有脱釉的。釉一脱落,琉璃瓦就会和酸雨结合起来,从而变得很黑。乾清门那么亮的瓦上面全是黑色,这个看起来是很难受的。王鲁湘:现在北京沙尘暴时的这种特别细微的灰土,已经不是明清时候的那个黄土了,它是一种里头含有很多腐蚀性化学物质的小黑土。晋宏逵:反正瓦的损伤是非常明显的。当时我们的老院长形容过,如果站在景山上一看,脚下是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的海洋,美极了。你现在再去看看,粗看还是海洋,如果稍微细一点来看,到处都是斑斑驳驳。这还只是从审美上说,从深处说,琉璃瓦本身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故宫的石质材料受到很大损害,它雕刻的厚度本来就半个厘米,如果风化了,你想这个石刻还有吗。王鲁湘:肯定会变模糊。晋宏逵:这种模糊和不完整,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有些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再一种病害呢,是地面的砖。整个太和殿前广场的砖已经坑洼不平到很严重了,我们绝对不敢让游人在上头走了,人踩在上面要摔跟头,所以只能修几条让人走的砖路。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墙身的红色和彩画对于紫外线高度敏感,因为彩画是以桐油为主料的,它的黏着剂都是动物胶,树脂很少,所以很快便会老化。王鲁湘:彩画起的功能其实有三个:第一就是保护这个木结构,第二是起美观的作用,第三也是某种礼制、等级的象征。晋宏逵:它有人文内容在里边。如果这些东西受到破坏的话,你只能实施保护,所以我觉得这是故宫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再者,故宫还面临人为因素的破坏。王鲁湘:每年有多少游人?晋宏逵:将近800万左右,数量确实应该控制。但我说的人为破坏还不是这个,我主要是指由于人们对故宫的文化价值认识不足,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使故宫的整体布局受到了威胁,比如在西华门的南北两侧有五栋大楼,盖的和西华门一般高,非常影响故宫的格局,我觉得适当的时候是要拆除的。还有就是对故宫的性质判断有一些误差,认为它不过是中国最高的艺术性博物馆,没有考虑到它作为文化遗产价值的一面更需要保护,于是在进行展室设置的时候,部分地改变了展室的面貌,改变了古建筑的风格。王鲁湘:为了一个小的文物把一个大的文物改了。晋宏逵:所以说,人为和自然两种力量使它在不断恶化。也许很多人会问,你早干吗去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自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在拨保护维修故宫的资金,从来没有停止过。在1959年和1972年,中央直接拨款,支持故宫进行了两次比较大规模的修缮,为时都很长,那在当时的文物保护界也是顶级的,但和故宫的客观需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现在咱们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也是进行这次故宫大修的一个客观原因吧。国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从我们自己来讲,一定要抓住这次机遇,把维修故宫的事情做好,给全国老百姓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王鲁湘:这次故宫的维修,可以说是生逢其时。还有一个好的条件是,国民的文化主体意识自觉性,也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在这样一种民族意识之下,故宫的修缮应该能得到全体中国人的理解。晋宏逵:的确,无论是老百姓还是领导,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比以前有极大的提高。“整旧如旧”王鲁湘:这次维修的规模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吧?晋宏逵:大概是自1911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计划在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年的时候最终完成。王鲁湘:那个时候的紫禁城就会以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说到新的形象,就会有质疑了。古建筑修复,有四个字被认为是戒律,就是“整旧如旧”,所有古建筑都应该修到旧有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做一个新的。这个原则在很多古建筑修复上是正确的,但是具体到故宫这一种类型的古建筑来说,是不是只遵循“整旧如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晋宏逵:这涉及对文物保护原则的理解,以及在实践当中怎么贯彻。“整旧如旧”从来不是国家的政策。王鲁湘:民间的说法。晋宏逵:这个说法原来就有,后来梁思成先生又曾明确地加以提出。梁先生1962年到河北正定考察文物保护状况,当时他看了大悲殿,大佛寺,赵州桥一些工程,有些不太满意的地方,这些建筑更换的材料太多了,于是他就想,一个铜鼎,一个汉镜,如果擦得鲜亮,反而严重影响它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因此在修古建筑或文物的时候,应该修旧如旧。不过梁先生又说过,这是他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具体到实践当中还要做很多研究。修旧如旧应怎样去理解呢?我觉得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这个“旧”是指这个文物的本质,也就是文物原来的材料、形制、结构、工艺做法这四个“旧”,这四个“旧”是老一辈的文物保护专家总结出来的,是必须保护不能更改的;再一个旧,就是旧有外观,这个恐怕就要分析了。王鲁湘:比如西安的小雁塔,塔顶裂开了,维修的时候是把这个塔顶缝补上,还是维持它裂开的样子?最后修复人员认为,这个裂开的样子已经在西安的视野中存在很多年了,没有必要把它补齐,还是照样给它留下了一个缺口,这是修旧如旧的典型。晋宏逵:小雁塔是砖石结构建筑,它能维持安全稳定就够了。对于故宫来讲,“旧”的标准是什么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么评估故宫的价值,故宫应该是什么样的。故宫的“旧”必须是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的真实也有很多时期。溥仪出宫之前一段时间,他自己的小朝廷有什么钱?他肯定不去修缮、保护它。所以,建国后故宫的第一任院长吴仲超老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最初在故宫里面清理了25万立方米的垃圾,如果铺成35公分厚、六米宽的道路,能从北京铺到天津。王鲁湘:我看过1900年八国联军到紫禁城里面拍的照片,荒草戚戚啊,很多殿的顶都塌了,一片破落景象。晋宏逵: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啊。而乾隆中晚期,大规模的建设基本上结束了,这时的故宫真是金碧辉煌的状态,盛世紫禁城的状态,这也是历史真实啊。王鲁湘:对,至少有三个真实的紫禁城,一个是盛世紫禁城,就是金碧辉煌;还有一个是维持状态时期的紫禁城,有点新有点旧,大部分的主体结构还是很好的;再一个就是衰世的紫禁城。晋宏逵:既然紫禁城有这么重大的文化意义,那么紫禁城的真实状态就应该是盛期的。我们现在要修复的,不是凄凉破败,也不是金碧辉煌,用中性的词来表达就是:庄严、肃穆、辉煌。我觉得这也是历史真实,里面没有造任何假的古董。王鲁湘:没有违背这个旧的制度去臆造一些东西。晋宏逵:有一些地方变新了,是因为换了新的材料,它的外观新了一些。它的内部结构,绝对一点都没有改变。甚至于我们烧琉璃瓦的那个厂子,仍旧是京西的。彰文化而求久远王鲁湘:这次大修一旦完成,紫禁城的面纱重新揭开以后,面对这些金碧辉煌,我想会有很多人发表不同意见,您觉得有必要把维修的整个指导思想阐述得更清楚一点吗?晋宏逵:刚才我们阐述的是维修的目标。另外,这次维修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它是整体维修。这和哪坏了修哪是不同的。总体维修的标准,第一是要完整地保护它的格局,像西华门的那个大楼,就破坏了格局的完整,我们的保护措施就是把它拆掉,恢复原有的马道。虽然这个目标实现起来有很多困难,但我想,现在的老百姓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此举应该会得到他们的理解。第二是要合理地布置故宫内部的布局,因为故宫原来是皇宫,现在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博物院。王鲁湘:原来是给第一家庭服务的,现在变成给大家参观的了。晋宏逵: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要适应这个改变,就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在1925年那种条件下是做不到的,不过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当时有个目标叫“彰文化而求久远”,说得很准确,现在也是咱们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前人没有完成的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按照博物院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来合理地规划院内各个建筑的功能。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又碰到一个争缠不休的问题了,就是作为博物院,故宫应当以开放为主;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应当以保护为主。二者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晋宏逵:如果处理不好肯定会产生矛盾,但处理好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故宫首先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护它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收藏、教育、展示、宣传等等,都是一个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些功能和我们的保护功能矛盾吗?没有什么根本矛盾。王鲁湘:有人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就是地面上的所有建筑,我们只恢复到它原来作为宫廷的那种功能;皇室的收藏,以及博物院成立以后从社会上征集来的文物,我们另外建一个故宫文物陈列馆,可以把它转到地下,故宫这次大修,以及远景规划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晋宏逵:曾经考虑过地下博物馆展厅的方案,但国家有关部门主持的多次专业论证都没批准,所以这个思路我们现在不准备再采纳了。王鲁湘: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地底下不能动吗?晋宏逵:国家对在紫禁城地下进行建设活动还是有一些疑虑,比较慎重。我觉得,提出这个方案的人,对故宫了解得还不够透彻。故宫这么多殿堂,并不是都有人住,有很多是当时的库房。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皇家留那么多库房,恢复库房有什么意义?那它完全可以作为文物库房来存在了。还有,从1911年到现在也90多年了,作为博物馆的这90多年,有很多殿堂已经被改造了,恢复原貌是不可能的,这些地方是可以作为展室使用的。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要合理布置它的功能。它的展示功能有三种类型,一个类型就是大家期望看到的宫廷原状,我们叫做原状陈列。这种陈列向大家展示的实际上是三类东西,一类是宫殿建筑本身,一类是150万件藏品,再一类是靠这两类文物组合而成的宫廷历史原貌。我觉得这是故宫最有特色的部分,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我们常说,故宫文物不能出宫展览,因为它离开这个环境就变成一个简单的物了,就看不到它的文化背景了。从有故宫博物院以来,老先生们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多工作。但抗战时的文物南迁,肯定对文物原来所在的位置有所扰动,要完全按历史真实把它展示出来,要做很多工作。王鲁湘:要做朱家晋这些老先生做的工作对吧。太和殿里头大家看到的龙椅都是朱先生复员的。晋宏逵:原状陈列是故宫博物院很吸引人的一部分。第二个类型我们叫原状式陈列,多了一个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历史档案资料不充足,不知道这间房到底什么样子了,陈设档案不太清楚了,或者里边东西物资不够丰富了,你让大家看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保持房间原有的状态,在里面增添一些艺术品,像我们现在的珍宝馆、宁寿宫,就是用这种思路布置的,原状一点不要扰动,不进行展室改造,但在里面增加若干展柜,增加一些艺术品。第三个就是文物陈列,即一般文物的陈列。现在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和大修工程同步进行展室的规划和建设。王鲁湘:比如说,故宫经常和国外进行一些重要的互展交流,那就需要通用的展室吧。晋宏逵:刚才我讲的第三类展室就是这种展室,这种展室也要突出故宫特色,让展品和它的环境同步,达到一种可以欣赏的程度,并非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展室就完了。像现在的午门展厅就是这类展厅。在午门展厅,我们离开原来的墙、柱,又专门重新搞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在原来的结构和原来的地面之间都做了充分的隔离。而且我们做了玻璃顶子,在里面看展览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原有的彩画。午门展厅内景王鲁湘:那些柱础也都在玻璃里面。晋宏逵:这个展厅建成以后,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的办事处,给我们颁发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王鲁湘:这个方法倒是启发了我。现在很多人遗憾的是太和殿进不去,如果我们在太和殿里头做一个内玻璃套,人在玻璃套里走,里面的东西全看到,又完全触摸不到文物,多好啊。晋宏逵:我们还没有那么大胆。太和殿毕竟太特殊了,那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我们不准备作为展室来开放,它只能是以保护为主。它那种2尺2的金砖,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烧得成,所以绝对不能再有任何践踏了。总之,展室建设和大修工程是同步进行的,这也是我们这次大修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再一个事儿,就是故宫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冬天不能太冷,夏天不能太热,这些设施得有吧,厕所也得有吧。故宫从有博物馆以来,陆陆续续添设了11种管线,包括水、暖、电等。但这11种管线的安排非常影响故宫的形象,这些情况我们想把它改变。所以我们这次大修,是一次整体维修,为了完成整体大修的任务,我们首先按照文物保护的要求,制定了文物保护的总体规划,已经经过了国务院授权和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王鲁湘:说到这种大修,我就想,盖房子是百年大计,修宫殿要算得上千年大计了。中国木结构的房子,它的材料本身有一个自然寿命。再好的木材,比如楠木,几百年以后也会糟朽,那时我们不可能在地球上再找到这么长这么粗大的楠木,到时怎么办?再一个,木结构的房子最怕的就是火灾,故宫在永乐年间落成以后的第二年就发生大火,烧了几大殿,而后是光绪年间那场大火烧了太和门。虽然最近这一百多年以来好像没有发生这种大的火警,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来一场火灾,到时怎么办?这些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晋宏逵:火灾只能是以防为主,要着起来再救就很困难了。故宫防火是有几套方案的,一个是早期报警,所有的殿堂、库房当中统统安了火灾的早期报警装置,如果空气吸入异常就会有反应;再者,凡是进电的地方,都有专人看管;还有,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灭火装置,我们的消防管线基本上延伸到了所有的殿堂,万一有火会及时扑救。木材的问题则是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楠木在清代就很难找了,太和殿这么重要的建筑基本上就没有楠木可用了。现在还没有遇到需要彻底更换那么多大楠木的事件,如果真遇到的话,恐怕只能使用替代材料了。王鲁湘:好在我们现在可以全球采购了,以前只能在中国。晋宏逵:我们现在已经换过一根大柱子了。在维修鸿毅阁时,原来的楠木不行了,更换的是从东南亚进口的其他品种木材。我们请林业科学院帮我们进行了检测,这种木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和楠木类似。换成别的木材,也是迫不得已,只能这么做了。这一点我们在档案上记录得比较完善。太和殿维修一瞥穿过右翼门进入太和殿广场,一大片摆放整齐的琉璃瓦映入眼帘。显然,这些瓦片是从太和殿屋脊上卸下来的。走近看,每一件瓦上都标有数字和方位,据说,苫背工程结束之后,它们将作为最后一道工序,被重新安放回太和殿的屋脊上。太和殿脊兽王鲁湘:我过去来故宫,看到这些脊兽高高在上,只能抬头仰视,看到模模糊糊的一个剪影,现在把它们卸下来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它们谁是谁了。第一个,坐在最前面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的事;即使在有了法律以后,惨不忍闻的谋杀事件,也随时发生。从前的时候,一刀下去,当场毙命,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可是现在他们却会从坟墓中起来,他们的头上戴着二十件谋杀的重罪,把我们推下座位。这种事情是比这样一件谋杀案更奇怪的。麦克白夫人陛下,您的尊贵的朋友们都因为您不去陪他们而十分扫兴哩。麦克白我忘了。不要对我惊诧,我的最尊贵的朋友们;我有一种怪病,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是不足为奇的。来,让我们用这一杯酒表示我们的同心永好,祝各位健康!你们干了这一杯,我就坐下。给我拿些酒来,倒得满满的。我为今天在座众人的快乐,还要为我们亲爱的缺席的朋友班柯尽此一杯;要是他也在这儿就好了!来,为大家、为他,请干杯,请各位为大家的健康干一杯。群臣敢不从命。班柯鬼魂重上。麦克白去!离开我的眼前!让土地把你藏匿了!你的骨髓已经枯竭,你的血液已经凝冷;你那向人瞪着的眼睛也已经失去了光彩。麦克白夫人各位大人,这不过是他的旧病复发,没有什么别的缘故;害各位扫兴,真是抱歉得很。麦克白别人敢做的事,我都敢:无论你用什么形状出现,像粗暴的俄罗斯大熊也好,像披甲的犀牛、舞爪的猛虎也好,只要不是你现在的样子,我的坚定的神经决不会起半分战栗;或者你现在死而复活,用你的剑向我挑战,要是我会惊惶胆怯,那么你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少女怀抱中的婴孩。去,可怕的影子!虚妄的揶揄,去!(鬼魂隐去)嘿,他一去,我的勇气又恢复了。请你们安坐吧。麦克白夫人你这样疯疯癫癫的,已经打断了众人的兴致,扰乱了今天的良会。麦克白难道碰到这样的事,能像飘过夏天的一朵浮云那样不叫人吃惊吗?我吓得面无人色,你们眼看着这样的怪象,你们的脸上却仍然保持着天然的红润,这才怪哩。洛斯什么怪象,陛下?麦克白夫人请您不要对他说话;他越来越疯了;你们多问了他,他会动怒的。对不起,请各位还是散席了吧;大家不必推先让后,请立刻就去,晚安!列诺克斯晚安;愿陛下早复健康!麦克白夫人各位晚安!(群臣及侍从等下。)麦克白流血是免不了的;他们说,流血必须引起流血。据说石块曾经自己转动,树木曾经开口说话;鸦鹊的鸣声里曾经泄露过阴谋作乱的人。夜过去了多少了?麦克白夫人差不多到了黑夜和白昼的交界,分别不出是昼是夜来。麦克白麦克德夫藐视王命,拒不奉召,你看怎么样?麦克白夫人你有没有差人去叫过他?麦克白我偶然听人这么说;可是我要差人去唤他。他们这一批人家里谁都有一个被我买通的仆人,替我窥探他们的动静。我明天要趁早去访那三个女巫,听她们还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现在非得从最妖邪的恶魔口中知道我的最悲惨的命运不可。为了我自己的好处,只好把一切置之不顾。我已经两足深陷于血泊之中,要是不再涉血前进,那么回头的路也是同样使人厌倦的。我想起了一些非常的计谋,必须不等斟酌就迅速实行。麦克白夫人一切有生之伦,都少不了睡眠的调剂,可是你还没有好好睡过。麦克白来,我们睡去。我的疑鬼疑神、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炼、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事太缺少经验了。(同下。)第五场荒原雷鸣。三女巫上,与赫卡忒相遇。女巫甲嗳哟,赫卡忒!您在发怒哩。赫卡忒我不应该发怒吗,你们这些放肆大胆的丑婆子?你们怎么敢用哑谜和有关生死的秘密和麦克白打交道;我是你们魔法的总管,一切的灾祸都由我主持支配,你们却不通知我一声,让我也来显一显我们的神通?而且你们所干的事,都只是为了一个刚愎自用、残忍狂暴的人;他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一点不是对你们存着什么好意。可是现在你们必须补赎你们的过失;快去,天明的时候,在阿契隆⑤的地坑附近会我,他将要到那边来探询他的命运;把你们的符咒、魔蛊和一切应用的东西预备齐整,不得有误。我现在乘风而去,今晚我要用整夜的工夫,布置出一场悲惨的结果;在正午以前,必须完成大事。月亮角上挂着一颗湿淋淋的露珠,我要在它没有堕地以前把它摄取,用魔术提炼以后,就可以凭着它呼灵唤鬼,让种种虚妄的幻影迷乱他的本性;他将要藐视命运,唾斥死生,超越一切的情理,排弃一切的疑虑,执着他的不可能的希望;你们都知道自信是人类最大的仇敌。(内歌声,“来吧,来吧……”)听!他们在叫我啦;我的小精灵们,瞧,他们坐在云雾之中,在等着我呢。(下。)女巫甲来,我们赶快;她就要回来的。(同下。)第六场福累斯。宫中一室列诺克斯及另一贵族上。列诺克斯我以前的那些话只是叫你听了觉得对劲,那些话是还可以进一步解释的;我只觉得事情有些古怪。仁厚的邓肯被麦克白所哀悼;邓肯是已经死去的了。勇敢的班柯不该在深夜走路,您也许可以说——要是您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被弗里恩斯杀死的,因为弗里恩斯已经逃匿无踪;人总不应该在夜深的时候走路。哪一个人不以为马尔康和道纳本杀死他们仁慈的父亲,是一件多么惊人的巨变?万恶的行为!麦克白为了这件事多么痛心;他不是乘着一时的忠愤,把那两个酗酒贪睡的溺职卫士杀了吗?那件事干得不是很忠勇的吗?嗯,而且也干得很聪明;因为要是人家听见他们抵赖他们的罪状,谁都会怒从心起的。所以我说,他把一切事情处理得很好;我想要是邓肯的两个儿子也给他拘留起来——上天保佑他们不会落在他的手里——他们就会知道向自己的父亲行弑,必须受到怎样的报应;弗里恩斯也是一样。可是这些话别提啦,我听说麦克德夫因为出言不逊,又不出席那暴君的宴会,已经受到贬辱。您能够告诉我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贵族被这暴君篡逐出亡的邓肯世子现在寄身在英格兰宫廷之中,谦恭的爱德华对他非常优待,一点不因为他处境颠危而减削了敬礼。麦克德夫也到那里去了,他的目的是要请求贤明的英王协力激励诺森伯兰和好战的西华德,使他们出兵相援,凭着上帝的意旨帮助我们恢复已失的自由,使我们仍旧能够享受食桌上的盛馔和醋畅的睡眠,不再畏惧宴会中有沾血的刀剑,让我们能够一方面输诚效忠,一方面安受爵赏而心无疑虑;这一切都是我们现在所渴望而求之不得的。这一个消息已经使我们的王上大为震怒,他正在那儿准备作战了。列诺克斯他有没有差人到麦克德夫那儿去?贵族他已经差人去过了;得到的回答是很干脆的一句:“老兄,我不去。”那个恼怒的使者转身就走,嘴里好像叽咕着说,“你给我这样的答复,看着吧,你一定会自食其果。”列诺克斯那很可以叫他留心留心远避当前的祸害。但愿什么神圣的天使飞到英格兰的宫廷里,预先替他把信息传到那儿;让上天的祝福迅速回到我们这一个在毒手压制下备受苦难的国家!贵族我愿意为他祈祷。(同下。)第四幕第一场山洞。中置沸釜雷鸣。三女巫上。女巫甲斑猫已经叫过三声。女巫乙刺猬已经啼了四次。女巫丙怪鸟在鸣啸: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女巫甲绕釜环行火融融,毒肝腐脏-其中。蛤蟆蛰眠寒石底,三十一日夜相继;汗出淋漓化毒浆,投之鼎釜沸为汤。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沼地蟒蛇取其肉,脔以为片煮至熟;蝾螈之目青蛙趾,蝙幅之毛犬之齿,蝮舌如叉蚯蚓刺,蜥蜴之足枭之翅,炼为毒蛊鬼神惊,扰乱人世无安宁。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丙豺狼之牙巨龙鳞,千年巫尸貌狰狞;海底抉出鲨鱼胃,夜掘毒芹根块块;杀犹太人摘其肝,剖山羊胆汁潺潺;雾黑云深月蚀时,潜携斤斧劈杉枝;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土耳其鼻鞑靼唇,烈火糜之煎作羹;猛虎肝肠和鼎内,炼就妖丹成一味。众巫(合)不惮辛劳不惮烦,釜中沸沫已成澜。女巫乙炭火将残蛊将成,猩猩滴血蛊方凝。赫卡忒上。赫卡忒善哉尔曹功不浅,颁赏酬劳利泽遍。于今绕釜且歌吟,大小妖精成环形,摄人魂魄荡人心。(音乐,众巫唱幽灵之歌。)女巫乙拇指怦怦动,必有恶人来;既来皆不拒,洞门敲自开。麦克白上。麦克白啊,你们这些神秘的幽冥的夜游的妖婆子!你们在干什么?众巫(合)一件没有名义的行动。麦克白凭着你们的法术,我吩咐你们回答我,不管你们的秘法是从哪里得来的。即使你们放出狂风,让它们向教堂猛击;即使汹涌的波涛会把航海的船只颠覆吞噬;即使谷物的叶片会倒折在田亩上,树木会连根拔起;即使城堡会向它们的守卫者的头上倒下;即使宫殿和金字塔都会倾圮;即使大自然所孕育的一切灵奇完全归于毁灭,连“毁灭”都感到手软了,我也要你们回答我的问题。女巫甲说。女巫乙你问吧。女巫丙我们可以回答你。女巫甲你愿意从我们嘴里听到答复呢,还是愿意让我们的主人们回答你?麦克白叫他们出来;让我见见他们。女巫甲母猪九子食其豚,血浇火上焰生腥;杀人恶犯上刑场,汗脂投火发凶光。众巫(合)鬼王鬼卒火中来,现形作法莫惊猜。雷鸣。第一幽灵出现,为一戴盔之头。麦克白告诉我,你这不知名的力量——女巫甲他知道你的心事;听他说,你不用开口。第一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留心麦克德夫;留心费辅爵士。放我回去。够了。(隐入地下。)麦克白不管你是什么精灵,我感谢你的忠言警告;你已经一语道破了我的忧虑。可是再告诉我一句话——女巫甲他是不受命令的。这儿又来了一个,比第一个法力更大。雷鸣。第二幽灵出现,为一流血之小儿。第二幽灵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麦克白我要是有三只耳朵,我的三只耳朵都会听着你。第二幽灵你要残忍、勇敢、坚决;你可以把人类的力量付之一笑,因为没有一个妇人所生下的人可以伤害麦克白。(隐入地下。)麦克白那么尽管活下去吧,麦克德夫;我何必惧怕你呢?可是我要使确定的事实加倍确定,从命运手里接受切实的保证。我还是要你死,让我可以斥胆怯的恐惧为虐妄,在雷电怒作的夜里也能安心睡觉。雷鸣。第三幽灵出现,为一戴王冠之小儿,手持树枝。麦克白这升起来的是什么,他的模样像是一个王子,他的幼稚的头上还戴着统治的荣冠?众巫静听,不要对它说话。第三幽灵你要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不要关心人家的怨怒,也不要担忧有谁在算计你。麦克白永远不会被人打败,除非有一天勃南的树林会冲着他向邓西嫩高山移动。(隐入地下。)麦克白那是决不会有的事;谁能够命令树木,叫它从泥土之中拔起它的深根来呢?幸运的预兆!好!勃南的树林不会移动,叛徒的举事也不会成功,我们巍巍高位的麦克白将要尽其天年,在他寿数告终的时候奄然物化。可是我的心还在跳动着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告诉我,要是你们的法术能够解释我的疑惑,班柯的后裔会不会在这一个国土上称王?众巫不要追问下去了。麦克白我一定要知道究竟;要是你们不告诉我,愿永久的咒诅降在你们身上!告诉我。为什么那口釜沉了下去?这是什么声音?(高音笛声。)女巫甲出来!女巫乙出来!女巫丙出来!众巫(合)一见惊心,魂魄无主;如影而来,如影而去。作国王装束者八人次第上;最后一人持镜;班柯鬼魂随其后。麦克白你太像班柯的鬼魂了;下去!你的王冠刺痛了我的眼珠。怎么,又是一个戴着王冠的,你的头发也跟第一个一样。第三个又跟第二个一样。该死的鬼婆子!你们为什么让我看见这些人?第四个!跳出来吧,我的眼睛!什么!这一连串戴着王冠的,要到世界末日才会完结吗?又是一个?第七个!我不想再看了。可是第八个又出现了,他拿着一面镜子,我可以从镜子里面看见许许多多戴王冠的人;有几个还拿着两个金球,三根御杖。可怕的景象!啊,现在我知道这不是虚妄的幻象,因为血污的班柯在向我微笑,用手指点着他们,表示他们就是他的子孙。(众幻影消灭)什么!真是这样吗?女巫甲嗯,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麦克白为什么这样呆若木鸡?来,姊妹们,让我们鼓舞鼓舞他的精神,用最好的歌舞替他消愁解闷。我先用魔法使空中奏起乐来,你们就搀成一个圈子团团跳舞,让这位伟大的君王知道,我们并没有怠慢他。(音乐。众女巫跳舞,舞毕与赫卡忒俱隐去。)麦克白她们在哪儿?去了?愿这不祥的时辰在日历上永远被人咒诅!外面有人吗?进来!列诺克斯上。列诺克斯陛下有什么命令?麦克白你看见那三个女巫吗?列诺克斯没有,陛下。麦克白她们没有打你身边过去吗?列诺克斯确实没有,陛下。麦克白愿她们所驾乘的空气都化为毒雾,愿一切相信她们言语的人都永堕沉沦!我方才听见奔马的声音,是谁经过这地方?列诺克斯启禀陛下,刚才有两三个使者来过,向您报告麦克德夫已经逃奔英格兰去了。麦克白逃奔英格兰去了!列诺克斯是,陛下。麦克白时间,你早就料到我的狠毒的行为,竟抢先了一着;要追赶上那飞速的恶念,就得马上见诸行动;从这一刻起,我心里一想到什么,便要立刻把它实行,没有迟疑的余地;我现在就要用行动表示我的意志——想到便下手。我要去突袭麦克德夫的城堡;把费辅攫取下来;把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跟他有血缘之亲的不幸的人们一齐杀死。我不能像一个傻瓜似的只会空口说大话;我必须趁着我这一个目的还没有冷淡下来以前把这件事干好。可是我不想再看见什么幻象了!那几个使者呢?来,带我去见见他们。(同下。)第二场费辅。麦克德夫城堡麦克德夫夫人、麦克德夫子及洛斯上。麦克德夫夫人他干了什么事,要逃亡国外?洛斯您必须安心忍耐,夫人。麦克德夫夫人他可没有一点忍耐;他的逃亡全然是发疯。我们的行为本来是光明坦白的,可是我们的疑虑却使我们成为叛徒。洛斯您还不知道他的逃亡究竟是明智的行为还是无谓的疑虑。麦克德夫夫人明智的行为!他自己高飞远走,把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宅第尊位,一齐丢弃不顾,这算是明智的行为吗?他不爱我们;他没有天性之情;鸟类中最微小的鹪鹩也会奋不顾身,和鸱-争斗,保护它巢中的众雏。他心里只有恐惧没有爱;也没有一点智慧,因为他的逃亡是完全不合情理的。洛斯好嫂子,请您抑制一下自己;讲到尊夫的为人,那么他是高尚明理而有识见的,他知道应该怎样见机行事。我不敢多说什么;现在这种时世太冷酷无情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就已经蒙上了叛徒的恶名;一方面恐惧流言,一方面却不知道为何而恐惧,就像在一个风波险恶的海上漂浮,全没有一定的方向。现在我必须向您告辞;不久我会再到这儿来。最恶劣的事态总有一天告一段落,或者逐渐恢复原状。我的可爱的侄儿,祝福你!麦克德夫夫人他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父亲一样。洛斯我要是再逗留下去,才真是不懂事的傻子,既会叫人家笑话我不像个男子汉,还要连累您心里难过;我现在立刻告辞了。(下。)麦克德夫夫人小子,你爸爸死了;你现在怎么办?你预备怎样过活?麦克德夫子像鸟儿一样过活,妈妈。麦克德夫夫人什么!吃些小虫儿、飞虫儿吗?麦克德夫子我的意思是说,我得到些什么就吃些什么,正像鸟儿一样。麦克德夫夫人可怜的鸟儿!你从来不怕有人张起网儿、布下陷阱,捉了你去哩。麦克德夫子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妈妈?他们是不会算计可怜的小鸟的。我的爸爸并没有死,虽然您说他死了。麦克德夫夫人不,他真的死了。你没了父亲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子您没了丈夫怎么好呢?麦克德夫夫人嘿,我可以到随便哪个市场上去买二十个丈夫回来。麦克德夫子那么您买了他们回来,还是要卖出去的。麦克德夫夫人这刁钻的小油嘴;可也亏你想得出来。麦克德夫子我的爸爸是个反贼吗,妈妈?麦克德夫夫人嗯,他是个反贼。麦克德夫子怎么叫做反贼?麦克德夫夫人反贼就是起假誓扯谎的人。麦克德夫子凡是反贼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这是我所要讲的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的大概。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一今天是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大凡一个国家或民族,能维持一长时期的历史,到数百年或千年以上,并能有继续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即此可证此国家与民族,必有其一番潜在深厚的力量存在;必有其获得此项成绩之主要原因,为其历史发展与进步之所以然。我们最要者,当上察其政治,下究其社会,以寻求此潜力所在。关于政治方面,我已在上次讲过,此讲继论社会。中国社会坚韧性最大,持续力最强,故能延续迄今有四千年以上之悠久传统。而且又是推拓力最大、融化力最强。故即就目前世界论,中国社会依然最广大,能伸展到世界每一角落去。社会一词,亦是外来的新名词,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乡的观念,在中国一向极受重视。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国古人对于社会重要性之认识。但西方人注意社会问题,则系近代的新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张把社会形态来划分历史进程。他把西方社会分别为三形态:一曰奴隶社会,二曰封建社会,三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把此三种社会形态来配合于西方历史上古、中古、近代之三分期。他说,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并推翻此后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本人在首讲中,已指出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我在此讲中,拟扼要指出两点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社会决不能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相提并论,以摧破近代中国人此番无据之谰言。我在上次已说过,西方封建社会乃起于北方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此时不仅在上无一个统一政府,连地方政府亦无法存在。社会上各自投靠依附于较大势力者以求自保。如是自下而上,逐层筑起了一种封建的架构。我们通常说,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自经济观点言,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中国历史上,自秦迄清,在上始终有一统一政府。统一政府之下,并有郡县地方政府。是否可说那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中之那辈大地主?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固亦有拥田产收田租者,可是在他们田产上从事耕种的民户,是否亦相等于西方封建社会下农奴的身份?首先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并非即是封建贵族。其次绝大多数农民,都系属于统一政府下之自由公民,则如何可说中国社会即相等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西方封建社会之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但中国历史上之土地兼并,则系民间一种自由买卖。一辈士人经选举或考试,获得政府职位,借其俸禄所入而购置些少田产,自属在所不免。但此等地产,并无明定世袭之权利。往往传经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之知识分子及士大夫阶层与其耕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统制。在经济上,贫富自有差异。在法律上言,则无显著之身份分别。国家对于裁抑兼并及平均地权,屡有新法令之规定与措施。如何说中国秦代以下的社会,便与西方封建社会相同?再就另一点言,我们都知西方封建社会之崩溃,系由自由工商人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兴起,因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而兴起。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颇多绵延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长时期。即如广东省番禺一城,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番禺即为南海郡之首府,距今在两千年前。又如江苏省之苏州,即吴县,此城在春秋时为吴国首都,直传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历史。此外如春秋鲁国都城曲阜,至今殆已有三千年之历史存在。诸位读西洋史,当知城市不在封建社会系统之内。近代西方城市兴起,在西方史家有许多专书叙述。但中国历史上之城市,则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之中心。而在春秋时代,城市工商人已有其一份在政府法令保护下之自由。例如春秋鲁昭公十六年,晋卿韩宣子欲向郑国取回一对玉环之一,但郑子产告以此环乃在贾人之手,政府无权向之索取。韩宣子又欲直接买诸商人,子产又告以郑国政府无权过问而作罢。举此一例,自由工商业在春秋时已存在,战国以下更不论。上面有统一的政府,下面有自由工商业,试问在此情况之下,是否会有如西方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产生之可能呢?惟其中国历史是一贯绵延从未中断的,因此中国城市能有二千年以上之历史绵延,为数甚多。远在春秋时,城邑可考者当达两百左右,其间则有迄今超越三千年以上之长时期存在者。自秦汉推行郡县制,每县必有一城为其治所。汉元帝时,县邑一千三百余,此一千三百余城邑,其沿革都可考,至今绝大多数依然在原地址存在,或略有迁移。其城郭建置,自已经过不少次之改修与新建。要之,这些城市,不仅作为一政治中心,同时亦是一工商业中心。环绕着它的四乡,即凭此作为一物资集散之枢纽。此和西方中古时期之城市,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以外者大不同。论到中国城市之商业情况,在战国时,齐国首都临淄,已有居民七万户。论其口数,应在三十万以上,或可达五十万。如唐末黄巢之乱,广州一城死于战乱之番胡,为数有十万之巨。又如宋代金乌珠(兀术——编者注)南侵,苏州一城死者达五十万。至如扬州城,自唐迄清,始终为一大商业中心,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想像其市场繁荣之一斑。至如历代首都所在地,如西汉之长安、东汉之洛阳,南北朝时代南方之金陵、北方之洛阳。唐代之长安、洛阳。宋代之汴京、临安。辽、金、元、明、清历千年上下之燕京,其居民之繁多,商业之旺盛,皆有史册可稽。如谓此等城市,乃是散布在封建社会中,而能相互融为一体,试问可有此说法否?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最多相似处,似当在蒙古统治下之元代。但我们若一读马可波罗之东方游记。便可感到即在元代,东西双方社会情形之仍不相似处。无怪西方人读马氏书,要认他为信口开河,像神话一样地不真实了。二上面只说了中国传统社会决不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来破近人之谰言。但中国社会究是何等样的社会呢?有人说,若非封建社会,则定是奴隶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了。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西方人做学问,喜创新名词,但西人所创名词,未必即适用于中国。我们若问中国社会究是何等的社会,我们只能自铸新词,再作解释。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如此牵强比附,终无是处。我认为中国社会之最特殊处,便是在中国社会中同时有士、农、工、商之四民。若我们必为中国社会定一名称,则不如称之曰“四民社会”,较为合宜。在此四民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春秋时,中国社会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级,但在此时,士之一流品已渐兴起。士、农、工、商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人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之封建贵族已全崩溃,于是四民社会遂正式成立。我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一名词还可适用。但历史常在变动中。秦以后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不能没有变。我试就此两千年来之中国社会再为划分,其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其主要关联,则正在士之一流品。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组成分子。中国向称耕读传家。农村子弟,勤习经书。再经选举或考试,便能踏进政府,参与国事。故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我将试照中国历史上关于此一方面之变动情况,来为中国社会再细加划分,约略可有下列之数时期:一、游士时期:此为春秋末贵族阶级崩溃,士人新兴之一转型期。先秦诸子百家,自孔子儒家始,此下像墨子、孟子、庄子、荀子、老子,乃至战国策士如乐毅、鲁仲连以及公孙衍、张仪等,他们各坏一套理想,或抱一片野心。有的凭其人格感召,有的鼓其如簧之舌,周游各国。朝秦暮楚,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不遑宁处,以期行道得志于天下,因此而有百家之争鸣。上面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下面开起秦汉以下之士族新社会。我们可姑名此时期为“游士社会”。二、郎吏时期:此一段时期指两汉言。我初定此名,心甚不惬。因称郎吏社会,不易使普通人了解,此非稍熟汉代制度不可。因此又拟改称为“察举社会”。此一时期之士人,都须经过察举才得从政,亦或可称为“太学生社会”。因当时的察举,多须先经太学生阶段。总之,此一时期,上面的政府已变成士人政府,而士人参加政府之路径,首先是为郎为吏。士人得为郎吏之资格,则因经地方察举获入太学。故我拟为此一时期之社会定此名称。逮士人在政府方面正式奠定其仕途,于是其在社会上之地位与身份亦逐次提高增涨,于是在此时期之后半段,渐有士族兴起。我们亦可称之为“士族兴起的时期”,或径称“士族社会”。我们亦可说,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之末,而士族兴起则在东汉之处。而自战国至西汉,全为此两个社会之转型期。三、九品中正时期:此为魏晋南北朝时。此时期也可称为“门第社会”。乃承接两汉士族兴起,而达于士族全盛之时期,亦可称为“士族确立时期”。但我们不能即认士族或门第为封建,因当时仍有一个统一政府临制在上,而下面复有自由工商业资产阶级之存在。此项士族与门第,则因其为沟通政府与社会之一桥梁而特占地位,却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贵族仍不相同。四、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而门第社会逐次崩溃,又为社会一转型期。下及宋代,魏晋以来相传大门第,几乎全部消失。此下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即“白衣举子”之社会。此种移转,本极重要,但因其只是渐变,非突变,故不易为人觉察。近人梁任公曾说:“中国历史没有革命,只有造反。”此语亦对。若要在中国历史上寻找像西洋史上的激烈革命,事殊不易。中国社会只在融洽的气氛下逐步向前推移,并不能在仓促间用暴力推翻这个,再在霎时间陡然来兴起那个。如先秦时期的封建贵族崩溃,唐代之士族门第崩溃,皆是社会内部之大变。但此等变化,皆在和平中展演,非关革命,故使人不觉。我们亦可称唐代科举为“门第过渡时期”。五、进士时期:科举进士,唐代已有。但绝大多数由白衣上进,则自宋代始。我们虽可一并称呼自唐以下之中国社会为“科举社会”,但划分宋以下特称之为“白衣举子之社会”,即“进士社会”,则更为贴切。我们亦可称唐代社会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为“后期科举社会”。当然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又已略有差别,略有变化,但我们却可不必再为细分了。我们亦可称西汉时代,为战国诸子百家中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一时代。此下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中国道教继起,几乎由宗教势力来代替了传统的士势力。宋代则为孔孟儒家独出得意的第二时代,传统的士势力几乎又渐代替了宗教势力。所以中国秦以下之士传统,尤以汉宋两代为代表。清代之有汉学宋学之分者,其要由此。马克思对社会演进的看法,主要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之观点为出发,推论至极,遂成为一种唯物史观。我讲中国历史,则将社会中“士”的一阶层之地位变化,来指出中国社会演进之各形态。此乃就事论事,根据中国历史社会实况,而分别为以上各时期。却非先立下了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来勉强作此支配。我之此说,亦仅在提供治史者作参考。如诸位能在此外有更好的分法,自可继续提出,再作研讨。总之,历史事实俱在,无论何种看法与想法,须求不背历史真实,则是一大原则。兹再据鄙意简括说之。士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一领导阶层,农则为中国四民社会中之基本阶层。其他工商两业,留待下次细讲。要之,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又且我们中国社会绵延四五千年,一贯禅递而来。故家遗泽,积厚流光。其所以能有如此之内蕴,必有值得我们作缜密精详推求之必要,则断无可疑。三现在再略述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有关书籍材料的问题。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集中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谍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以前氏姓之学谱谍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谍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
亚洲一区来找咱老子帮忙,咱老子也没工夫管他这些闲事。”六月,在打重庆时张献忠说:“重庆是川东重镇,老子要在四川称王称霸,弄烂顶个球用?先劝降!”结果他的劝降使者被杀,张献忠大怒,在城下摆阴门阵,让女人跳脱衣舞,但守军不为所动,于是张献忠使出撒手锏,他在棺材内装一千斤用铁皮包裹的炸药,然后把棺材放到重庆城门下,点燃导火索,一声巨响,重庆城门被轰开。在打下重庆后,张献忠要杀明朝宗室瑞王,瑞王是个不好色、善待百姓的好王爷。当时本来天气晴朗,突然一声炸雷,张献忠大笑,“如果再打雷,我饶了你。”等了半天也不打雷,张献忠亲手砍下瑞王头颅,而后杀了重庆一万官吏。此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也在重庆被俘,在杀四川巡抚陈士奇时又打雷了,陈士奇说:“逆贼横虐,天公震怒!”张献忠眼睛血红,指天大骂:“老子杀人,关天公屌事!”随后他令士兵朝老天爷开炮,结果天竟晴了。天晴后张献忠说:“天老爷也怕咱老子恶人,快把这个王八巡抚砍了!”于是陈士奇被砍头,最后张献忠将被俘的三万七千明军砍断胳膊,空地上堆满了三万条血淋淋的胳膊。《明季南略》记载了张献忠攻重庆的全过程,该书还写道,重庆“数百万(实为不足一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血流有声”。八月张献忠攻陷成都,城破时城内的蜀王投井,张献忠说:“这小子还算识趣,先行了断,捡了个便宜。但死了老子也不放过他,捞起来,戳他狗日的三个大窟窿,再抛到江中喂王八。”(顾山贞《蜀记》)随后他进入宫中,看见了蜀王的四个美女,他拉着李丽华的手,对她说:“蜀王兔崽子算什么,从了我老张,咱老子封你当皇后。”李丽华:“你再这样,我宁可去死!”张献忠:“想死?没那么容易。”他一把将李丽华推到墙上,把她头上磕了个包,李丽华指着张献忠大骂:“贼子,你也不看看你那副样子,一肚子高粱屎拉完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说完她紧跑两步,扑通一声跳进旁边的荷花池里自尽。张献忠看着一旁的三个美女说:“要死都给我死,荷花池没盖盖子。”美女严兰珍说:“妹妹,你等着我。”她纵身跳进荷花池。张献忠:“好,这两个贱妇死了也好喂鱼。”张献忠看着剩下的两个美女,美女齐飞鸾说:“你这个恶贼,我跟你拼了!”她拔下金钗刺向张献忠,张献忠抽出宝刀,从齐飞鸾左肩砍下,右胯砍出,齐飞鸾被砍成两截,香消玉殒。最后张献忠对许若琼说:“她们三个都看不起咱老子,你呢?”美女许若琼娇声说:“谢大王,臣妾敬大王一杯。”岂料许若琼趁张不备拿起盛酒的银瓶猛砸张献忠头部,张献忠瞬间拔刀在手,砍断许若琼右臂和左手,随后屋外卫士将一个美人剁成肉酱。张献忠大骂:“蜀中女人如此可恶!来人呀,把这蜀王府女人杀光。”(《蜀龟鉴》)在打下成都时还有一个插曲,张邦申《锦里新编》记载一个身披狗皮的道士在张献忠进成都后跑到他马前,汪汪汪一阵乱叫,张献忠大怒:“还不快拿下杀了!”狗皮道士乱跑,众将射不中,张献忠:“老子来射这妖道!”他一箭射去,眼看要射中,道士却转身将箭镞抓住,反甩过来打在张献忠的战马上,战马猛然跃起,几乎把张献忠摔在地上,随后狗皮道士从小巷跑得无影无踪,张献忠不禁惊出一身汗。成都沦陷后张献忠生擒四川巡抚刘之勃,刘之勃大骂张献忠,张献忠将其千刀万剐,还嘱咐刽子手慢慢割肉,增加疼痛,刘之勃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张献忠说:“就冲你这话,我也要杀尽成都人。”于是张献忠准备杀尽全城人民,临屠杀前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张献忠以为祥瑞,便赦免成都百姓,但他下令不许擅自出入成都,城里人出城要有人担保,如果到期不回,先杀保人,再不回,将保人全家杀死,如果还不回来,就将出城的人的全家杀死。城外人要进城办事,要在左脸盖一个印,出城时如果印被汗水冲掉或擦得看不清,则立即斩首,一次赶上下雨,所有进城的人脸上的印被雨水冲掉,结果被杀数百人。此时的成都,万户萧索的长夜,鸱鸮鬼火间,但见一盏盏惨淡的巨灯,呻吟着轧轧地转动,那灯的转轴好似绞肉机,无数头颅,残足断手,被匀匀地抡撒出来,形成血光圆环,显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与诡异。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登基大典时,他坐在车上,不耐烦了,说:“老子觉得你抬菩萨巡街了,又像新媳妇过门,娘的,简直活受罪!”张献忠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称帝后张献忠拆了成都的回澜塔,在拆塔时发现一块碑,上书:“修塔于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亮记。”张献忠说:“诸葛亮早就料到咱老子拆塔?娘的果然就神了。后面几句什么意思?”李定国答:“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今年甲申,大概指成都这几年战火,我们攻城就是‘此地血流红’,至于‘一箭贯当胸’……”张献忠:“一箭贯当胸不是好话。”(《蜀龟鉴》)《绥寇纪略》记载,一天,张献忠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里血流如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从此,张献忠开始了在四川的全方位暴行。张献忠好男色,他有个叫“二孩子”的男童供他猥亵。后来他想在二孩子身上烙出万字旗似的花纹,结果工匠在烙印时把二孩子烫死了,张献忠大怒,把工匠扔进火炉中烧死,二孩子是张献忠部下温自让的孩子,后来正是温自让投奔清军,告诉了清军张献忠所在地,将张献忠送上不归路。张献忠打造两个铜人,遍体有穴道,他让医生按穴道下针,针扎中穴道就能扎进去,针扎的不是穴道就扎不透,然后张献忠就把针用来扎医生,把医生扎得浑身是血,张献忠大笑,说:“这是给铜人出气。”张献忠在部队设军妓,他说:“手下将士血盆里抓饭,活一天算一天,缺了娘们快活,当兵的岂不跑得精光?”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二月八日张献忠在九眼桥杀人,天空响起大雷,张献忠指天空大骂:“老天爷,是你放我下界杀人,今天又打雷吓唬我吗?来人哪,给老子向老天爷开炮!”(《蜀碧》)已经自立为帝的张献忠不时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说:“咱老子小时跟乞丐头徐大去偷邻居家的母鸡,被人撞见,骂我长大必当恶贼,那时老子就说当恶贼也算干一番事业,到那时你这一带人也像母鸡一样被老子杀,众人大骂老子心黑,哈哈哈,老子长大后在众人眼里头更加阴谋无赖了。”甲申年就这样在血腥中走到了尽头。1645年,张献忠继续在四川全省实行近乎灭绝人种式的屠杀,张献忠的屠杀分为以下几类:1.对知识分子的屠杀。1645年年初,张献忠对成都的知识分子说:“你等如能书写满幅大的‘帅’字,又一笔写成,可免死。”一人写成后,张献忠说:“你如此有才,他日图我者,必定就是你小子了。来人,拉出去砍了祭旗。”(《蜀碧》)张献忠在1645年二月的一天张献忠问手下的读书人:“二月新春,按旧俗要迎春神,你说咱老子从哪个门出发?”江景镇答:“出东门。”张献忠问:“你这个‘出东门’出自啥子书?”江景镇答:“《大明会典》。”张献忠骂:“去你娘的个屌!你小子还晓得有大明?来人,拖下去打一百军棍。”江被打晕,他的学生何光说:“我老师年老体弱,让我代老师受罚吧。”张献忠冷笑,“你兔崽子算个尊师的好学生,来人,拖下去打五十军棍。”随后他说:“老子国号大西,他偏要老子出东门,这狗头分明不愿老子大西国长久。明天将江家与何家五十口,两家面对面杀光,好让这对师徒去阎王爷那团圆。”(顾山贞《蜀记》)张献忠先后数次对读书人开刀,第一次,他找来书生们,然后把长绳抬到离地四尺高(1.36米),说:“身高过绳的就杀。”结果杀了两万人,仅两名幼童幸免。第二次,一天文庙着火,张献忠说:“难道孔圣人怨恨老子杀读书人吗?都杀光!都杀光!”(《荒书》)第三次,张献忠搞了一次科考,当许多学生交卷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冲入考场,杀尽考生,有的握笔而死,有的头被砍碎,肩膀被砍断而死,有的大腿折断,腹破肠出而死。武考时他把未驯服的一千匹马给考生骑,考生刚上马,他下令开炮,擂鼓,马受惊狂奔,考生栽下来后被踩成肉泥。(《蜀碧》)第四次,张献忠叫来许多儒生,让他们从东门进入,每个人发一个元宝,让他们把元宝顶在头上,儒生头顶元宝从西门出,张献忠埋伏刀斧手在西门,每出来一个杀一个,砍掉儒生的人头后,把元宝收回来,张献忠对着地上的人头笑着说:“你现在是在卖你的人头,杀了你元宝还是我的。”(《蜀龟鉴》)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状元叫张大受,长得帅,张献忠赐此人金币,五天后张献忠说:“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爱得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把他全家杀了。”张大受全家被害。(《蜀龟鉴》)张献忠还将这次与张大受一起参加考试的考生带来的女性家属都送到青楼当妓女,不久张献忠又将这些女人杀尽。张献忠还喜欢另一个县姓张的状元,他说:“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了他,免得想他。”于是他把这个状元又杀了。《纪事略》记载,张献忠开科取士,一个叫龚济民的书生,在文章中写张献忠的品德超过尧舜,武功盖过汤武,张献忠看了心花怒放,还说:“这小子叫龚济民,好名字,是济世安民的好兆头,状元就他了!”有一个叫熊炳的,中了探花(第三),他在文章中好心好意劝张献忠不要局限在蜀中,不要做井底之蛙,要放眼全国,富有四海。张献忠说:“这是讽刺老子!”随后张献忠把熊炳凌迟处死,把他家的女眷都发配到妓院当妓女。一天,张献忠手下的一个读书人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有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经过数次清洗,张献忠几乎把四川的读书人杀绝。2.对普通百姓的屠杀。张献忠令部下以杀人多少记功,后来杀人多得数不清,张献忠下令以砍下的手掌堆成几堆,砍下的人头堆成几堆,砍下的耳鼻堆成几堆来记功。《蜀警录》记载成都“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张献忠翻脸比翻书还快,他过新都时,百姓在道旁迎接,他大喜,每人赏一个元宝,他第二次来新都时百姓又来迎接,他说:“还想要老子的元宝吗?”随后折断道旁树枝打百姓,而后杀尽新都百姓。(汤毓良《张献忠在绵州》)一次,张献忠将许多百姓绑在地上,活生生剥开肚皮,装进米豆,牵来一群战马去嚼食,人不是疼死就是被马咬死。他还有一次将活人的血和米麦熬成粥,来喂马和驴,并说:“这样战马才能如虎狼吃人般冲锋陷阵。”《圣教入川记》记载,一天张献忠眉头一皱,杀心便起,将二十万人民招来屠杀,一个百姓说:“大王万岁,我等是大王之民,我等是你的百姓,我等未犯王法,何故杀无辜百姓?我等没有武器,既不是兵,也不是敌,都是守法良民,请大王饶命,赦免我们这些无辜小民。”张献忠说:“你们私通敌人(没有的事),就该死!”随后他骑马进入人群,踩踏百姓,高声吼叫:“该死该杀的叛贼,去死吧!”随后张献忠下令杀死这二十万人民。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记载,“他(张献忠)有一个刑吏,此人十分残酷,最得他宠信。刑吏病亡,他就把治病的医师杀掉,但还不满足,又拿一百多个行医者的生命向死者之灵献祭。”3.对大臣的屠杀。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张献忠已然称帝三个月了,他说:“老子当皇帝三个月,称孤道寡扭扭捏捏,你等像供奉菩萨那样三跪九叩,老子实在难受。老子岂不晓得,你等嘴里喊老子万岁,肚子里难道没人咒骂老子的八辈祖宗?老子命令今后圣旨只准用口语写。其实老子也读过几年书,但老子最讨厌读书人的陈词滥调,让老子听了心头发慌。”(叶梦珠《续编绥寇纪略》)《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在给部下的圣旨里写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肏你妈妈的屄,钦哉。”张献忠上朝时常取下皇冠,顶在臭脚上高高翘起,有时让人把太监帽子歪戴在自己脑壳上,然后哈哈大笑。(《蜀碧》)张献忠一次把自己的皇冠扔在地上,踩烂了,旁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之后张献忠把侍卫的帽子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说:“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好。”一次一个文官在上朝时打呵欠,张献忠问怎么了,文官说抽烟太多,精神疲惫,张献忠说:“好,让你清醒一下。”一刀把他捅死。一天上朝时张献忠让百官在下面跪着,他让狗也上朝,狗闻哪个大臣就把哪个大臣斩首,他把这种杀人方式称作“天杀”。在粮食不足时,他就把自己的士兵千刀万剐后腌肉以充军粮。他曾把自己部下三万人押入木城,然后用枪炮轰击自己的部下,死了一半人后他派兵冲入砍杀,躲过这一拨的则被推入江中。(欧阳直《蜀警录》)一次孙可望凯旋,张献忠部下的文官去出迎,张献忠得知后问这是为什么,文官答这是明朝旧制,张献忠大怒,杀大西朝全部文官三百人。有人问文官杀尽还有谁给他服务,张献忠反问说:“文官还怕没人做吗?”(《蜀龟鉴》)张献忠大西政权先后有大臣九百人,被他杀得仅剩二十五人,这些大臣有的被砍死,有的被鞭子打死,有的头皮被揭下,有的被凌迟,张献忠又破了个纪录,那就是在位期间大臣死亡率最高。4.对自己军队的屠杀。一次张献忠问部下:“你等还剩多少人马?”孙可望答:“我部五六万。”李定国答:“我部六七万。”张献忠大怒:“老子用那么多人马干啥?只需三千人老子就可横行天下,传我命令,每个头目每天必须杀十几人。”在他的军营中,一人犯法,便将全营人杀光。(《圣教入川记》)《明季南略》记载,张献忠每天去巡营,看见哪一营队伍不整、旗帜参差、器具不备,就把这个营所有人杀尽。张献忠的部下并不都像他那样,他的义子孙可望在私下说:“我们起兵是为百姓,现在这样杀人是使事业付之东流,难道不可惜?父王(张献忠)的举动真是不可思议,父王是百姓之首,如今肢体都断了,首级安能独存?有王无民,何以为国?”一个叫飞山虎的人抓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不忍杀他,被张献忠得知,张献忠割断飞山虎的舌头,敲碎门牙,剜下双目,剖腹取出心肝。他杀人太多,以至他的许多部下不忍杀人,又不敢抗命,结果自杀于道旁。张献忠到处放火,见尺寸枯木未成灰烬,他就将放火士兵剥皮,就这样他杀了两万自己的士兵。(《蜀记》)“有一次他赏赐一名士兵一匹绸子,士兵向同伴抱怨绸子质量太差,被一个密探偷听到,密探把偷听到的话向他报告,他
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哦!”他看看窗外,40层楼的高度令他缩回身子。他转回来看我。“迈尔斯?”“对。”“你睁开眼睛了。”“是啊,霍尔顿说我可以睁开眼睛。”“以前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你从来没说我可以把眼睛张开。”“噢,对不起。我没搞清楚……”“在黑暗中说话,让我想起在啤酒窖里的感觉。”“啤酒窖是什么样子?”“像工具房。以前只要我们做错事,就会被关进啤酒窖里。里头很冷、很黑,灰泥地面。如果我们没穿衣服,这种灰泥地面可冷了!库房里还有梯子。有时我们会被绑在梯子上。有一次,卡伦的爸爸把我们绑在梯子上,然后把一只猫扔进来。这只猫一定也吓坏了,可能想抓我,但我努力保持安静,所以它啥也没做。现在我还是常常待在那里,要不就窝在车库里。”“除了这两个地方,你还会去哪里?”“嗯,我会去冷房间,也可以去会议室,不过都是在天黑以后,或是卡伦闭上眼睛的时候。那时房里才会漆黑的。”“你现在有什么心事吗?”“我跟桑迪吵架了。她想跟卡伦的妈妈去她爸爸的墓,可是我不想去。我很怕他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抓走我们。”“可是他一年前就死了呀。”我提醒他。“我知道。他们说那天是他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出了什么事吗?”“我想割我自己。我在想,假如我把自己弄伤,就不会有人想去墓园了。”“为什么你割伤自己大家就不会去墓园?”“如果去墓园,大家就会想起他,想起他是怎么伤害我们的,所以我想用疼痛赶走回忆的痛苦。”“我不明白。”“痛苦能驱除痛苦。”“真的吗?怎么驱除?”“外在疼痛会减轻内在的疼痛。”“你是说,如果你让自己的外在受伤,内心的伤害就会比较少?”“对。”“你从哪儿学到这个的?”“我不知道。詹森也这么做。”“我很想帮你们找到其他减轻痛苦的方法。你愿意跟我一起试试看吗?”“嗯,没问题。”迈尔斯回去之后,卡伦坐直身体,恢复正常高度,坦率、明快地说话。“贝尔医生,我是霍尔顿。我撑不住了,这个系统快要四分五裂了!”“你好像非常担心,霍尔顿。真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大家开始共享记忆了。彼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渐渐引起困扰。通常都是我在决定谁该出来,在什么时候出来,但现在却变成他们想出来就出来!”“这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感觉到不曾感受过的经历。这也对我造成影响。现在我开车或写字时,手会发抖,不由自主地震颤,我的手臂快要失去知觉了!”“你害怕有人受伤,或者做出什么毁灭性的举动吗?”“是的,贝尔医生。”霍尔顿有些消沉,点点头,“你得跟我一样了解他们才行。”“咱们何不从现在开始?我应该知道什么?”“我要从哪儿开始?我们每个人所受的影响都不一样。”“受什么影响?”“嗯,就拿酒来说好了。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同,相当危险。”霍尔顿说得很急,仿佛他想在我们仅有的短暂时间内告诉我一大堆信息。“酒不会影响我,却会让西德尼一个劲儿傻笑,让迈尔斯变得更恶劣,还会使克莱尔陷入昏迷,实在太难控制了。如果我们不能融合在一起,就无法离开她丈夫,当然也就活不下去了。”“卡伦曾经跟我提过,并非每一个人都像她一样,需要来个几杯。”“没错,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在不同时刻、为了不同问题而诞生的。凯瑟琳脑筋很好,我负责维持秩序,卡伦博必须永远当个婴儿,抚慰双亲的情绪。朱莉和朱莉安是凯瑟琳感受到痛苦时,从凯瑟琳身上分出来的。朱莉安生来就是为了记录一切。卡尔能感觉痛苦与邪恶,安却只能感觉到好的那一面,所以她尽力维系基督信仰,躲开意图虐待她的人。有些分身原本只是零碎的记忆片段,起初没有名字,只装载一段记忆,而且都是从其他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卡尔和爱丽丝源自迈尔斯,他俩是迈尔斯的分身。卡尔负责接受最极端的痛苦,爱丽丝负责将这些痛苦与日常生活分开。詹森能感觉到的跟迈尔斯差不多,他们彼此为伴,沉浸在痛苦中。他们承受痛苦,折磨其他人。”这些故事我都听过了,但是每多听一次,就能多补上一些细节。“你和凯瑟琳为什么出现?”我问。“卡伦前额长了肿瘤,所以她的父母想把她送给别人领养。他们因为她有缺陷,经常打骂她。凯瑟琳和我因此出现,而卡伦博则承受最初的痛苦。卡伦2岁半时,西娅诞生,成长至6岁,一年级时再换凯瑟琳接手,展开学习生涯。桑迪比西娅晚一点出现,她的角色是陪伴父母。桑迪生于卡伦11岁时,但她成长至18岁——卡伦搬出父母家时——就不再长大。当特定虐待行为消失,这些因应而生的人格便停止长大,永远停留在同样的年纪。然而,凯瑟琳和我仍被其他人需要,所以我们继续长大。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协调、讨论,好维持日常行为。”时间到了。我谢过霍尔顿,并请他尽快再出来跟我说话。下一次治疗时,卡伦带了一张她18个月大时的相片给我。那是张黑白照,相片中的她是个穿着浅色洋装的胖娃儿。在她的右眼接近鼻梁顶端,有一颗深色、高尔夫球大小的瘤。原来如此,我心想。尽管她曾跟我提过肿瘤的事,肿瘤切除后也一直带着这道疤,但亲眼见到她当时的模样仍不免令我心头一震。现在我更能理解她的粗暴的父亲何以选她作为虐待对象。这颗瘤实在太吓人了。催眠过程中,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一段曾写在信上的虐待事件。这次他们再补上些许细节。“上个礼拜,凯瑟琳带我们去参加一场葬礼,”克莱尔对我微笑,害羞地蜷在椅子上。“我很少在葬礼上出来,我会害怕。但我还是出来一下。”“你害怕什么?”“葬礼会让我想到殡仪馆——还有那边发生的事。”“你能跟我聊聊这件事吗?”克莱尔撇过头,蜷起身体,仿佛想缩进椅子里。“都是巧克力牛奶害的,”她说。“我喜欢巧克力牛奶,可是卡伦的爸爸在里面放东西,害我很想睡,好像飘在半空中一样。然后他们带我去教堂,去……忏悔室。”克莱尔努力挤出这几个字。她很愤怒。“神父说我很坏,说我是恶魔。他们一直说我很坏,然后我也得跟着说。我好害怕。”克莱尔的脸庞苍白而扭曲。“然后他们带我回殡仪馆。”克莱尔使劲往椅子里缩,哭了起来。“你确定你想全部告诉我吗?”我问。克莱尔哭声渐缓,转为轻轻地啜泣。“霍尔顿说我应该告诉你,”她吸吸鼻子,“他说,如果我肯告诉你,噩梦就会不见了。真的吗?”“也许噩梦真的会不见。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我说,试着鼓励她但不贸然给她希望。“你愿意尽力试试看吗?”“他们把我们锁在棺材里!”“我们?”“我和迈尔斯。”“哦。”“我不能呼吸,也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棺材两侧的丝质内衬。他们说我们就要死了,因为我们很坏。”“谁这么说?”“那些男人。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有5个人。他们都在笑。”克莱尔开始颤抖,她伸手环抱自己。“他们先把我放进冰水里……”克莱尔再次哭出来。她抱着自己前后摇晃,没多久,她放松下来,仿佛变了个人。她看起来不害怕,很愤怒。“剩下的我来告诉你。”“迈尔斯?”“对,”他说,口气像个硬汉。“他们把我们放进混着尸体和血水的冰水里,再帮我们冲干净,放进棺材。他们说,如果我们注定重生,就必须先经历死亡。可是他们都在笑。他们觉得这是极恶心的笑话。克莱尔很害怕,当他们盖上盖子时,她开始尖叫。然后他们会打开棺材盖再盖上,盖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克莱尔一尖叫,他们就哈哈大笑,所以我就出来了。我不会尖叫。他们打开盖子,我用力瞪他们,结果他们甩上棺材盖,好久好久都不打开。我闭上眼睛等死。我没办法呼吸。我想用力踹用力踢,大声尖叫,我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不记得了。”“听起来好恐怖,”我说。简直吓死我了!我心想。“迈尔斯,我想你大概还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或许我们应该多花点时间相处,你觉得呢?”“如果你做好心理准备,我当然没问题啊。”※※※※卡伦又带了一只信封来。我一看当场愣住:里头有张画了17张脸的图画,画工极佳,令我惊艳不已。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人格的画像,但我不确定谁是谁。我能认出霍尔顿,还有詹森——因为他是黑人,手里还握着画笔;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猜了。我拿给卡伦看。她耸耸肩,脸庞泛红,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卡伦有些不自在,将图片拿远了些。“我想大概是我画的。”原来她没拆过信封,也没看过这张画。“你看得懂这张画吗?能不能告诉我这几张脸是谁?”卡伦摇摇头,望向窗外。我察觉卡伦最近有些疏离,漠不关心,我想可能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催眠而与其他人格相处所造成的。虽然我知道她能明白了解内在人格有多重要,但她肯定有被遗弃的感觉。“我们搜集了这么多关于你内在的资料,我在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卡伦不自在地动了动,明白告诉我她同意我的看法,却不好意思承认。“谢谢你这段日子的耐心,我保证往后每一次治疗开始之前,我都会跟你好好聊一聊。”卡伦笑了。她放松下来,姿势较为舒适自在,暗示她已准备好接受催眠……“嗨,我是詹森。”“嗨!你画得很棒呀!”詹森得意微笑。“快告诉我他们是谁!我猜这应该是卡伦内在所有人格的画像吧?这是霍尔顿吗?”我指指右下角的成年男子。“对,那是霍尔顿。他抱着卡伦博。”“底下那个是我,拿画笔的那个。我是黑人。卡伦的爸爸不喜欢黑人。我旁边是西德尼,他上面是克莱尔,克莱尔旁边是迈尔斯和西娅。表情很生气的是卡尔,右边是爱丽丝。朱莉用拐杖,因为她不能走路。拿吉他的是凯瑟琳,她偶尔会弹给我们听。安在祷告,桑迪也在。她很胖。桑迪旁边的是卡伦1、2、3,朱莉安在最上面。”“哇!那‘坏脾气’在哪儿?”“噢,我想应该没有‘坏脾气’吧。我猜那只是特别恶劣的卡尔。”“卡尔?”“对啊,这礼拜我们脑袋里充斥一大堆恶劣的事,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卡尔想到的。但他说不是他,是‘坏脾气’想的。可是我不相信他。”我想,詹森的回答解开了神秘的第18号人格之谜。原来他们一共有17个。“你一定有画画的天分。哪天你再拿其他作品给我看,好吗?现在,你觉得卡尔会想跟我说话吗?”如果我想阻止卡尔一意孤行伤害卡伦,我必须试着与他建立感情。“我去看看。”卡伦闭上眼,表情暂时呈现空白。数分钟后,她微微仰起头,一脸怪相,咬牙切齿。卡伦维持这副模样好几秒钟,直到我打破沉默。“卡尔?”“对。”他从齿缝间吐出这个字。“很高兴见到你。谢谢你来跟我说话。”“我还不知道我想不想跟你说话。”他仍紧咬着牙关跟我说话。“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我承受别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只会这个。”“听起来,你好像为大家承担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真的非常想了解你。你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我出生在棺材里。”“克莱尔和迈尔斯告诉我的那具棺材?”“嗯。克莱尔和迈尔斯轮流待在冰水里。后来,迈尔斯在棺材里不能呼吸,大喊大叫要人家救他的时候,我诞生了。我生来就是要承受别人没办法应付的事。我不害怕。我喜欢这样。”“那么,卡尔,你有心事吗?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我想摸摸人。”“什么?”“我从来没有摸过别人。我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想碰碰别人,像别人伤害我一样去伤害某个人。我想要像詹姆斯和莎拉那样长大。”“我也想看你长大,而且我可以帮助你成长。只不过,放下想伤害别人的念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两件事一起努力。现在你心里有任何想伤人的念头吗?”“有。”“是什么呢?”“我想割掉卡伦的乳房。”“为什么?”我问他,假装我没有任何想尖叫冲出房门的意图。“假如她没有乳房,她就是男生了。我不喜欢这个身体。”“我能了解你想要男生身体的愿望。可是很不幸的,割掉卡伦的胸部并不会让身体变成男生。你还是在卡伦的身体里,只是没有乳房。这么做没什么帮助,真的。在我们下次见面讨论这些事情之前,你觉得你有办法克制住伤害卡伦的冲动吗?”“嗯,有吧。”“很好。对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何你一直紧咬着牙齿?”“噢,那是因为我的下巴断了。”第二部分身第14章说故事时间“晚上我会睡觉,但我睡不着,”卡伦说。她看起来十分疲累,情绪紧绷。“我总是精疲力竭地醒来,但至少家里打扫得很干净。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她叹了口气,摇摇头。“有人在你睡着时出来了?”“大概吧。”“你的丈夫,乔希,他知道你晚上会起来活动吗?会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没有。他通常都是醉醺醺的,要不就不省人事。”“他注意到你会转换人格吗?”“可能没有。但如果他刻意逼我的话,我会转换。”“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不喜欢我的态度,他会贴近我的脸——很近很近——对我大吼大叫,这时我多半会遗失时间。没多久,我会醒过来,然后一切再次恢复正常。”“除非你突然变得温顺,否则他不一定会知道你转换了。”“我想是吧。”“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其他人想跟我说话?”“好。”我协助卡伦进入催眠状态,让想出来的人自由出现。克莱尔和迈尔斯迅速接连现身,抱怨的事都差不多。然而,迈尔斯有几句话——对乔希的批评——确实引起我的注意。“如果他打我们,我常会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踹下床,要不揍他几拳。”说不定这就是卡伦说她丈夫会在半夜摇醒她、揍她的原因。也许他只是打回去。桑迪接着出来,反驳刚才迈尔斯说“大家”——也就是卡伦的整个内在——越来越胖了。“吃东西让我心情很好啊,”桑迪说。她露出呆傻的笑容,整个人仿佛快要从椅子上溢出来。“所以你常常心情不好?”我问道。必须同时治疗好几个对象——记住他们的名字,各自需要帮忙、矫正的问题——令我有些招架不住。我只能尽可能跟上他们的话题。“每次拿钱给卡伦她妈,我就会心情不好。”“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想要她喜欢我。”“你给她钱,她就喜欢你了吗?”“一会儿吧。没多久她又变得很恶毒,让我感觉很糟。”“然后你就去吃东西?”“对。”“吃了东西,心情就比较好了?”“对。”“那么,如果你不给她钱,也许你就不会心情不好了?”“但是,是她向我要的呀!假如不给她,她会更恶劣,我的心情也不好。”“如果她再来找你要钱,或许你可以尝试拒绝她。”“我不要。”“为什么?”“这样她就不会喜欢我了。”※※※※1995年7月,卡伦带了一份礼物给我:一个袋獾“塔茨”卡通造型的“不求人”。卡伦的样子很尴尬。进入催眠后,她告诉我更多背后的故事。“是我送的。”“你是哪一位?”“西德尼,而且我没有偷哦!”“偷?”“我没偷。霍尔顿给我钱,让我买给你的。我说你可能用得上这东西,而‘塔茨’让我想到你。”“这礼物好棒,真的谢谢你们。”我立刻用“不求人”搔搔背,西德尼笑了起来。“你担心我以为这是你偷来的吗?”我问。“对啊。卡伦她爸一天到晚逼我偷东西,如果我不想偷,他会拧我的耳朵,捶我手臂,要不就掐我。他甚至还威胁要拔光我的指甲,不过他没这么做。”“听你的口气,你对这礼物不是偷的,而是买的感到很骄傲啰?”“那当然!我想送礼物给你,所以我不希望它是偷来的。”“谢谢。你这么做让我更喜欢这份礼物了。”“里边的人开始知道其他人的故事了。”“你的意思是?”“我想起更多迈尔斯和克莱尔的遭遇了。”“你有什么感想?”“我不喜欢。”西德尼退回,卡伦坐直身体。“我们试着分享更多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孩子们,”凯瑟琳说,“噢,对了,我已经着手处理保险费,确保你能拿到支票。卡伦不太会管钱,她似乎对钱有很不好的感觉。当然,她还没跟我分享这
渊源实在过深,终究也没能逃脱被贬黜的命运,被李纯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司马,不久后死于贬所。至此,李诵时代的东宫集团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后世称他们被贬的过程为“二王八司马事件”。东宫集团的彻底瓦解,最为痛心的当属太上皇李诵,当他得知自己那个时代星光璀璨的东宫集团成员,每个人居然会落得如此下场,躺在病床上的李诵不禁老泪纵横,而情绪失控的他此时也感到自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仅仅做了不到一年皇帝的李诵病逝于兴庆宫,终年46岁。事实上李诵的理想和灵魂,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已经消逝在长安宫城的迷茫与黑暗之中。五个月后,李纯正式确定父皇的庙号为顺宗,第二年顺宗皇帝李诵被葬在丰陵。随着东宫集团的瓦解和太上皇李诵的病逝,李纯的时代已然到来,这位史书上记载刚明果断的皇帝会以怎样的姿态开始他的时代呢?这是当时留给朝臣们心中巨大的疑问。或许谁也不会想到,这位从老爸手中顺利接班的皇帝,居然开创了先祖太宗皇帝、玄宗皇帝的伟业,他的时代是继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局面,史称元和中兴。
国的热土上追梦、筑梦、圆梦,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力量和科技智慧。据了解,作为面向全球青年高层次人才的峰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以“汇聚天下英才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协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发起、共同主办,自2019年“落户”温州以来已连续5年举办,2023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为期两天,聚焦“青年创新聚力可持续发展未来”年度议题展开峰会各项活动。中新网11月11日电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训活动,特在此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五不要”: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骼生长和发育。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教育部等部门再次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要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中新社深圳11月11日电(记者郭军)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11日在深圳市8个球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2支球队(大陆球队20支、台湾球队12支)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进行80场比赛,角逐大学组、U18组、U15组和U12组共4个组别的冠军。本届总决赛共有840名选手参加。赛事期间将开展“选手之夜”、参访交流、观看无人机表演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据悉,本届总决赛首次将交流活动和比赛穿插进行,比赛以外交流的时间大幅增加。两岸大中小学选手切磋球技,结交朋友,通过棒球运动交流增进“两岸一家亲”。据了解,经过6年努力,目前深圳多所大中小学开展棒球运动,越来越多学生棒球社团应运而生,棒球运动已成为深受学生喜爱的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本届总决赛前推出“2023海峡两岸少棒深圳训练营”,邀请台湾优秀棒球教练到深圳培训、指导、交流,共同提高两岸棒球运动水平。对于本次比赛,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会执行长徐勇充满期待。他表示:“第四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让两岸学生相聚相识、意义重大,为两岸学生搭建更好的平台,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成为好球友、好伙伴、好兄弟。”“期待能在这次比赛中拿到冠军。”开赛第一天虽然阴雨不断,但抵挡不住台湾选手参赛的热情,来自台中北势中学二年级的蔡政谕,虽然是第一次来大陆参加比赛,但对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信心满满。蔡政谕的教练陈衍瑞告诉记者,这次带了16位队员前来参赛。其中大部分队员都是首次来大陆比赛,他们感到很新鲜也很亲切,“适应得比较快。”陈衍瑞说,大陆的棒球运动发展很快,实力不断增长,希望以后能有更多与大陆球队切磋的机会。在大陆执教超过7年的台湾棒球教练欧立诠告诉记者,这是他连续第四次带队参加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他认为,这样的参赛机会非常难得,两岸学子可以累积比赛经验,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中新社北京11月11日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日前发布10月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数据显示,2023年10月1日至3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感染重症病例209例、死亡病例24例,均为基础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10月1日至13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热门诊(诊室)诊疗量相对稳定,波动处于13.3万至15.1万之间。之后波动增加,10月30日上升至20.5万,10月31日为19.6万。10月,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占门(急)诊就诊人数比例有小幅波动。第四十周(10月2日至8日)为4.5%,第四十一周(10月9日至15日,4.1%)稍有下降后连续增加,第四十三周(10月23日至29日)为5%。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从2023年第四十周的8.7%持续下降至第四十三周的4%。10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报送7646例本土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有效序列,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涵盖73个进化分支。主要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占比前三位的分别为XBB.1.9及其亚分支、XBB.1.22及其亚分支、XBB.1.16及其亚分支。根据采样日期,XBB及其亚分支的占比持续高位,2023年第四十周为99.6%,第四十一周至第四十二周保持在99.7%左右,第四十三周为100%。中新网乌镇11月11日电(张煜欢)11月10日,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下称乌镇峰会)正式落下帷幕。今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名嘉宾以线上线下方式参会,国别数创历年来新高。十年前,一“网”情深的故事从这座江南水乡落笔。如今,以乌镇峰会为契机成立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已吸引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加入成为会员。十年来,为什么乌镇峰会能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的“聚光灯”“主舞台”?到今年,世界互联网诞生已有五十余载,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也即将迎来第30个年头。乌镇峰会的十年,恰好见证了中国在世界互联网跑道上,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先的历程。从“人人互联”到“万物互联”,十年前,世界互联网发展来到新阶段,数字经济成各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网络空间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领域。领跑,是在顶尖领域实现突破,在网络空间命运体中共享成果。2015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及“互联网+”行动计划,世界互联网的“创意集散地”来到了中国。从2016年起,乌镇峰会连续七年举办“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已发布超110个世界范围内的领先科技成果项目,涵盖量子计算、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高性能芯片等众多前沿科技领域。今年该活动升级为“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致力于为时代凝聚起更大科技价值。除了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的成果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十年来,乌镇峰会不断以行动促进数实融合,极大推动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各类产业相结合,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崭新动力。十年来,以乌镇峰会为媒,中国更在发展中与世界共享机遇,于数字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在东南亚,中国企业助力泰国打造东盟首家5G智慧医院;在拉美,中国与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创新合作;在非洲,中国与国际电信联盟合作启动技术援助及培训项目……今年的乌镇峰会上,《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发布,进一步关注欠发达国家的互联网发展情况。“非洲互联网之父”尼·奎诺在今年乌镇峰会期间表示,同中国进行交流对话,有助于世界各国更多地参与和发展技术。“我们期待着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希望更多地参与到其中来。”在世界互联网大会领先科技奖评审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看来,乌镇峰会正进一步成为互联网技术创新发展的驱动者、新时期国际科技合作的示范者。同命运,共呼吸。中国正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让互联网之光照进更多角落、造福更多民众。关注挑战共创和平安全发展中充满机遇,更带来挑战。近年来,携手应对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挑战,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网络安全是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主线,信息安全是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构建多元协作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亦需久久为功。历经十年发展,乌镇峰会已成为全球互联网共享共治、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重要平台。在去年的“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工作人员现场演示了黑客如何利用“AI换脸”破解线上银行的人脸核验系统等网络安全场景,聚焦网络安全风险管理主题,诸多企业就网络安全保障作相关展示。作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在中国,随着互联网行业褪去青涩进入成熟期,反垄断、信息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系列政策逐步填补监管盲区,日益完善的制度框架和行为监管,为其铺下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数字世代的重重挑战,中国更与世界携手,不断探索全球化治理路径。2020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制定全球数据安全规则提供了蓝本;同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组委会发布《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进一步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今年的乌镇峰会的前沿数字技术创新与安全论坛上,嘉宾们再次就前沿数字技术发展背景,共议安全风险应对之策;在数据治理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专家就数据跨境有序流动开展思维碰撞……在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共同推动网络秩序公正合理等方面,与会嘉宾达成了广泛共识。十年间,中国持续推动构建和平、安全、有序的网络空间,乌镇峰会亦营造起公平开放安全绿色的网络生态,这份中国担当赢得了越来越多认同和支持。“过去十年乌镇峰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互联网的进步,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世界互联网大会副理事长弗朗西斯·高锐表示,乌镇峰会对于全球互联网安全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随着峰会的国际参与度逐年提升,会议的全球声誉正在稳步建立。在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挑战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也在不断重塑,人类文明一脚迈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如何在网络空间搭建增进文明对话的新平台,成为新的全球课题。从首届乌镇峰会开始,中国就在不断探寻这一时代答案。十年探索,乌镇峰会始终以行动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提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数字公共服务水平,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探索出文物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的新方向、新模式和新方案,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多维度、多向度的时空支撑,促进优质网络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充分展示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十年携手,乌镇峰会进一步推动世界变成地球村,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互联网大会拥有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30家会员。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已从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盛会发展为常设国际组织,更好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网的共享共治,乌镇峰会也由此升级为国际组织年会。十年积淀,乌镇峰会凝聚共识、搭建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从概念文件到行动倡议,再到实践案例全球开花,把思想共识化为具体行动,更好地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网上精神家园,实现“文明共生”。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当前,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在今年的乌镇峰会上,就如何构建更加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更加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更加平等包容的网络空间,中国携手世界话前路、谋未来。“展望未来,乌镇峰会将始终致力于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积极开创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新格局,续写下一个十年全球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新华章。”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说。信息时代,互联网承载人类梦想,关乎民众福祉。从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乌镇开始,这座江南水乡小镇的“命运齿轮”就已在悄然间开始转动。如何让互联网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心向“网”之的小镇故事,未完待续中新网婺源11月11日电(徐雪莹)第十五届健康中国论坛·乡村康养(婺源)主题论坛11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主题为“和美乡村,幸福婺源”。本次论坛由中央统战部、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指导,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北京同心共铸公益基金会主办,婺源县人民政府、中国健康好乡村组委会承办。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安七一致辞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站到世界前列。到了2035年,中国完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了农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和农村的现代化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安七一表示,这次从北京来了300多位专家,在最美乡村植入健康乡村的元素。乡村振兴需要大家一起想、一起干,在服务人民群众健康的路上,以乡村发展为抓手,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助力健康中国。在论坛上,“赋能乡村康养——系列基金揭牌仪式”接连进行。此次论坛还向乡村康养事业参与者发出《中国乡村康养倡议书》,呼吁“打造一个健康、美好、富有活力的乡村康养生态圈,为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做出我们的贡献”。此外,《中国乡村康养白皮书(2023)》也在本次论坛上发布。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李曰庆、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工程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崔永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等专家在论坛上做专题报告。此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包括美丽乡村调研、三甲助三农·婺源爱心义诊等多项活动。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徐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2021-2022)颁奖典礼11日在北京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相关负责人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发表了题为“北京世界遗产的创新实践”的主旨演讲。凌明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案例,提出“以北京老城为核心、线性文化带为总览、国家公园为驱动”的综合保护体系。他指出,综合保护体系的建设是对文物保护单位管理和保护工作的强化,不仅维系了文化遗产本体的历史价值,也为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游览及教育环境。同时,北京通过“理念引领”“成果惠及”和“资源服务”三种理念,将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的重要支柱。通过提高本地居民遗产保护活动的参与度,提升“
守自己的承诺啊!”听到这番话,楚国众将不胜唏嘘,楚庄王也默然无语。作为封建君主,他可以残忍地命令文之无畏为他去死,但是不能背弃自己向文之无畏许下的诺言。当时为楚庄王驾车的是大夫申叔时,见此情此景,便向楚庄王建议:“我们在这里盖起房子,开垦农田,摆出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不怕宋国人不屈服。”楚庄王正好找到一个台阶下,马上听从了申叔时的建议。事实证明,申叔时的建议是对的。商丘城被围困九个月,粮食和各类物资都已经消耗殆尽,只不过因为晋景公的一张空头支票,宋国人树立起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信心,才一直顽抗到现在。现在楚国人开始在商丘城下种田盖房,而晋景公的许诺仍然遥不可及,宋国人的信心大受打击,连最坚定的抵抗分子都开始动摇了。宋文公审时度势,决定派右师华元去跟楚国人谈判。这一安排有点“谁惹的事谁负责”的意味,因为去年杀文之无畏,完全是按照华元的意见办的。如果不杀文之无畏,楚国人即使进攻宋国,也不至于如此锲而不舍,去而复还。华元知道,这个时候与楚国人谈判,筹码全部在楚国人手中,他只不过是去签署投降协议罢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投降。《大话西游》中,周星驰连逃跑都那么帅,华元为什么不能将投降这件事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前面说过,公元前607年的大棘之战,华元曾经被郑国人俘虏,逃回来之后还受到修城的民工的耻笑。也许是那次出逃的经历给了他穿越敌营的经验,这一回他趁着夜色朦胧,只身混入楚营,准确地摸进了楚军大将公子侧的营帐。“喂,醒醒!”他捏着公子侧的鼻子说。公子侧被弄醒了,黑暗中只看到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顶在自己的咽喉处,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在下乃是宋国右师华元。”来人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你有何事?”公子侧尽量使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问道。“寡君派我来把困难的情况告诉您——商丘城中已经是易子而食,析骨而炊了。即便如此,城下之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就算是亡国也不能接受。”华元说着,声音哽咽。“既然不能接受城下之盟,那就放手一战,接受失败的结局。”公子侧稍停一下,说,“就算你现在杀了我,这个结局也不会改变。”“寡君的意思是,如果贵军后撤三十里,敝国唯命是从。”公子侧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原来宋国人并不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但也不愿意受城下之盟的屈辱。换而言之,就算是投降,也要投降得有尊严。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对华元说:“我可以答应你。”“立誓为盟。”华元说。“立誓为盟。”公子侧郑重地说。第二天一早,公子侧来到楚庄王的营帐,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作了汇报。楚庄王微微一笑,说:“传令,后退三十里安营。”楚军后退三十里之后,宋文公果然亲自出城,学着郑襄公的模样,光着上身,牵着一头羊,来到楚军大营,向楚庄王表示臣服。单就这一套仪式而言,他应该做得比郑襄公更漂亮,因为这套仪式的发明者微子正是宋国的首任君主,也就是宋文公的祖先——家学渊源,可不是闹着玩的。华元作为宋国的人质,被派往楚国。据《左传》记载,楚宋两国的盟约就八个字:“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用担心我。“尔虞我诈”作为一句成语,最早应该是出于这个典故。说句题外话,在当时那种国际形势下,尔虞我诈是正常的,不尔虞我诈才是不正常。【晋景公的中兴】楚国在中原大肆扩张势力的时候,晋景公听从了大夫伯宗的建议,放弃了与楚国人正面争锋,从中原事务中抽身出来,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后方。公元前594年六月,晋国发动了对赤狄潞氏部落的进攻。潞氏部落是赤狄的一支,游牧在今天的山西潞城一带。长期以来,晋国对潞氏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有时候安抚,有时候打击。晋成公在位的时候,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潞氏,将女儿(也就是晋景公的姐姐)嫁给了潞氏部落的首领婴儿,双方建立了姻亲关系。公元前594年春天,素有强人之称的酆舒掌握了潞氏部落的大权,他用残酷的手段虐杀了晋景公的姐姐,又射伤了婴儿的眼睛。婴儿逃到晋国找小舅子晋景公求助。晋景公认为这是一个消灭潞氏,稳定晋国后方的最好机会,于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这次会上,晋国各位卿大夫意见一边倒地反对进攻潞氏,理由是“酆舒有三俊才”,也就是酆舒有三项过人的本领,不如等他死后再作打算。酆舒有哪三项过人的本领,史料上没有记载。从《左传》的记录来看,酆舒在赤狄部落应该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否则当年赵盾也不会派狐射姑去找酆舒商谈大事。听见大伙都异口同声地反对进攻潞氏,曾经力劝晋景公不要出兵救援宋国的伯宗这次又站了出来,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建议:“一定要讨伐!酆舒有五宗罪,第一是不祭祀祖先,第二是好酒贪杯,第三是不听贤人仲章的劝告抢夺黎氏的土地,第四是杀害我国公主,第五是射伤自己的首领。有这五宗罪,酆舒就算手段再高强,又于事何补呢?要知道,一个人光有才而没有德,只能加重其罪孽。”伯宗转身背对着大家,一摊手说:“现在大家都想等着酆舒死后,潞氏后继无人,再对潞氏动手,这其实是坐失时机!因为接替酆舒的人也许没有过人的本领,但有可能是位有德之人,咱们又以什么理由去讨伐有德之人呢?诸位大夫啊,你们不说‘讨伐有罪之人’,却说什么‘等待无才之人’,这不是很荒谬么?”伯宗的话正中晋景公下怀,他力排众议,派荀林父出兵讨伐潞氏。果然,晋军在曲梁地区大败狄军,酆舒匆忙逃往卫国,卫国人将他抓起来送到晋国,被晋景公下令处斩。回想起来,自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晋景公的一系列表现都可圈可点。首先,他听从士会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的死罪,并让他仍然担任中军元帅,说明他是个明白人。邲之战的失败,荀林父指挥不力自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心不齐。晋国的三军将领,基本上是名门之后,他们仗着祖上的余荫,根本没有把荀林父这位主帅放在眼里,有的公然抗命,有的阳奉阴违。更有甚者,因为一己私利没有得到满足,就一门心思希望晋军打败仗。队伍带成这样,不是荀林父一个人的责任,而是自赵盾专权以来晋国的历史使然,可谓积重难返。晋景公下决心扭转这种局面。清丘之盟后,狄人入侵晋国,晋景公果断抓住机会,将桀骜不驯的上军副帅先谷判了诛灭九族之罪,这一招杀鸡儆猴,狠狠打击了那些名门之后的嚣张气焰,晋国的风气为之一整。其次,公元前595年楚军围攻宋国,晋景公本来想派兵救援宋国,但是听了伯宗一席话,便放弃了那个打算。而这一次讨伐潞氏,群臣一边倒地表示反对,只有伯宗坚决主张要打,他又听从了伯宗的建议,结果打了一个大胜仗。这说明晋景公对形势有一定的洞察力,而且不固执己见,只要有人点拨一下,便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曲梁之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晋国的宿敌——秦国趁机发动了对晋国的攻势。这时候秦国的君主是秦康公的孙子秦桓公,他亲率大军渡过黄河,抵达了晋国的辅氏(地名)。晋景公得到消息,立即从绛都出发,同时命令刚刚结束曲梁之战的荀林父将大军集结到稷地(晋国地名),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并宣布将狄人的土地全部并入晋国的领土。有条不紊地做完这些工作之后,晋景公亲自率领大军西进,抵达了雒城(晋国地名,非雒邑),与辅氏的秦军形成对峙之势。秦桓公的手下有一名猛将,名叫杜回,有万夫不当之勇。每次冲锋的时候,杜回都赤着胳膊,提着一把大得不像话的开山刀冲在最前面,逢人杀人,遇马砍马,所到之处,晋军将士无不闻风而逃。晋国军中有一员武将,名叫魏颗,其父魏犨是晋文公年代赫赫有名的勇士,但魏颗似乎没有继承父亲的武勇,武艺平平,在晋国军中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人。辅氏之战中,魏颗的防线被杜回突破,他本人也被杜回赶得东奔西跑,狼狈不堪。“这个杜回太可怕了!”晚上回到营中,魏颗仍然心有余悸。一闭上眼睛,杜回那张面目狰狞的脸和那把沾满鲜血的大刀就出现在眼前,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想到明天还要和杜回对阵,魏颗就更睡不着了,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看着帐外的星星一明一灭。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在耳边说了三个字。魏颗怔了一下,揉揉自己的眼睛,天还没亮,军帐内黑漆漆的,只有挂在床头的盔甲隐隐发出冷冷的光芒,他下意识地摸了摸摆在身边的长剑剑柄。“青——草——坡——”那声音仿佛来自幽远的地底。魏颗闭上眼睛,将那三个字咀嚼了一番。说来也奇怪,这三个字如同咒语一般,反复念过几次后,魏颗就沉沉睡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晋军的阵线就骚动起来。魏颗匆匆忙忙披挂上阵,只见那个凶神恶煞的杜回正带着一支秦军部队冲过来,红色的“杜”字大旗如同用鲜血染成一般,分外夺目。魏颗硬着头皮上前,和杜回交手不到三个回合,便感到气力不支。杜回那把刀足有四五十斤重,魏颗每接他一刀,手臂就一麻,长戟几乎把持不住。那杜回也看出他是软柿子,砍得一刀比一刀狠,七八刀下来,硬生生将魏颗手中那支长戟砍成了两段。魏颗再也坚持不住了,扔掉断戟,拔腿就跑。杜回在他身后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一片青草地上。魏颗回头一看,杜回正从地上爬起来,刚想迈步,又向前摔倒。这次魏颗看清了,原来有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草绳,在杜回面前“使绊子”。奇怪的是,杜回对这老头似乎视而不见,爬起来三次,又被连续绊倒三次。最后一次摔得尤其重,杜回疼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大刀也丢在了一边,抱着头狂叫不已。魏颗回过神来了,拔出随身的短刀,一个箭步冲到杜回身前,用刀顶着杜回的咽喉吼道:“别动,再动就杀了你!”名噪一时的猛将杜回就这样成为了魏颗的俘虏。趁着这个机会,晋军发动全线进攻,将秦军一举击溃。魏颗将杜回交给自己的属下,再细细看杜回摔倒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斜斜的草坡。而那个神秘的老头儿,早已经了无踪影。辅氏之战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魏颗成为这一战最大的功臣,受到晋景公的重奖。就在生擒杜回的那天晚上,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那个神秘的老头儿。老头儿向他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我,就是您所嫁出的那个女人的父亲,您救了我的女儿,所以我特地来报答您。”魏颗想起来,他的父亲魏犨生前有一个宠爱的小妾,一直没有生育。魏犨得了重病,交待魏颗说:“如果我死了,你就让她再嫁。”到了临终的时候,又改口说:“我太喜欢这个女人了,你一定要让她给我殉葬。”魏犨死后,魏颗却让这个女人再嫁了,并且向别人解释说:“人快死的时候,神智就不清醒了,说的话可以不算数,我还是听父亲清醒时候的话。”没想到,魏颗的一念之仁获得如此厚报。后人常用“结草衔环”来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其中的“结草”就出于此。辅氏之战后,晋景公将新吞并的土地连同一千多户狄人奴隶赏赐给荀林父,又将瓜衍(地名)赏赐给士会,说:“晋国能够得到狄人的土地,是你的功劳。如果当初没有你劝阻寡人,寡人就失去荀林父这员大将了。”连续两次战争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晋国的士气。晋景公喜不自禁,派赵同前往王城雒邑,向周定王献上狄人俘虏。按照周朝的礼法,诸侯讨伐“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有功而向天子献俘,是合乎规矩的。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也曾经向天子献上楚国的俘虏,那是故意把楚国当做蛮夷之族来对待。现在晋景公派人向周定王献俘,自然是想重现晋文公当年的辉煌,也是晋国重图霸业的具体表现。晋景公的心意是好的。然而,他派出的使者赵同在雒邑的表现,可以用“不敬”二字来形容,王室大臣刘康公暗地里对人说:“不出十年,这个人必定有大祸临头,因为老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公元前593年,晋国乘胜追击,派士会带兵消灭了赤狄的甲氏部落和留吁部落。战后,晋景公再一次派人到雒邑献俘,并且向周定王请求,由天子亲自任命士会为晋国的中军元帅,兼任大傅之职。前面介绍过,周朝初年,王室为了加强对各诸侯国的控制,确立了一套由王室来任命诸侯卿士的制度。简单地说,诸侯国设置三卿,其中两卿由周天子任命,称为上卿;一卿由诸侯自行任命,称为下卿。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落,丧失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这种制度渐渐被人遗忘,连天子本人大概也忘了有这么回事了。所以,当晋景公主动请求天子任命士会为卿的时候(中军元帅为晋国六卿之首),王室上下的想法也许都是一样的:既然你要演戏,那就演吧,别忘了给王室一点好处就行了。但是,对于士会来说,晋景公的这一做法却让他感激涕零。中军元帅在晋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现在的参谋总长兼国务院总理;大傅则是主管礼仪和刑法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长兼司法部长。晋景公不但将这些重要的职务一股脑儿任命给士会,而且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发布命令,可谓是信任至极,礼遇有加。连当年赵衰、狐偃、先轸等人受到晋文公的重视,也不曾享受过这等待遇啊!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士会这个人,确实也是应当被委以重任的。士会的祖父士蒍是晋献公年代的重臣,曾经被任命为大司空,深受晋献公重视;士会本人在城濮之战中初露头角,被晋文公任命为戎右护卫;赵盾专权年代,士会因为看不惯赵盾的背信弃义,曾经出逃到秦国,成为秦康公的得力助手;后来晋国人使用苦肉计,派魏寿馀到秦国联络士会,士会听从了祖国的召唤,又回到晋国,一直担任要职;邲之战中,士会担任上军主帅,在中、下两军都崩溃的情况下,仍然稳住了自己的防线,确保上军不败。士会为人低调,谨慎,理性,有责任心,晋景公对他委以重任,而且有意提高其身价,说明晋景公在用人方面是很有一套的。晋国朝野对于由士会来主持军政大局也一致看好。据《左传》记载,士会的任命一经宣布,晋国的盗贼立刻感到这是一个灾难,纷纷跑到秦国去谋生。一时之间,晋国的治安有了明显好转。大夫羊舌职感叹说:“我听闻,当年大禹提拔善人为官,不善之人赶快逃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诗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因为善人在上,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民。谚语说,‘民多侥幸,国之不幸’,是因为没有善人当政啊!”在晋景公的领导下,晋国虽然没有与楚国直接争锋,但是通过打击赤狄、抵御秦国、亲近王室、任用贤臣等几个手段,晋国的霸气已经逐渐恢复。要知道,自齐桓公以来,所谓霸主的功业,也就是“尊王攘夷”四个字,晋景公已经上路了。可巧的是,这几年之间,王室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得晋景公有机会介入王室内部事务,替周天子排忧解难,从而在“尊王”这件事情上拿到高分。公元前594年,就在晋国讨伐潞氏的时候,王室大臣王孙苏与世袭的卿士召氏、毛氏争夺政权,双方矛盾激化,王孙苏派王子捷杀死了召戴公和毛伯卫,引发了雒邑城内严重骚乱。公元前593年夏天,雒邑的王宫发生大火。《左传》特别解释说,这是人为的大火,因为“人火叫做火,如果是天火,就叫做灾”。至于谁是纵火者,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但后人不难推测,这火就是王孙苏或召氏、毛氏的党徒所放,意在引起更大的骚乱,好趁乱起事。同年秋天,召氏、毛氏的族人发起反攻。王孙苏逃到晋国,请求政治避难。晋景公怎么可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在他的帮助之下,王孙苏被送回了雒邑。紧接着,晋国中军元帅、太傅士会来到雒邑,代表晋景公调和王室诸位
就是浙东地区。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浙东地区爆发了由“起自田亩”的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裘甫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最初不过百余人,却很快攻下象山县(今浙江象山),并屡次打败官军进逼剡县(今浙江嵊县),使得明州(今浙江宁波)大白天也是城门紧闭。当时驻扎在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浙东观察使郑袛德立即派遣部将刘琼和范居直领兵三百,会同台州(今浙江临海)军共同镇压裘甫起义。咸通元年(860年)正月四日,农民军在唐兴县(今浙江天台)天台山的桐柏观前打败唐军,结果范居直战死,刘琼只身逃回。正月十四日,裘甫率领农民军攻占剡县,并招募将士,使得势力迅速扩大,部众达到数千人。郑袛德见首次镇压无果后,再次派出部将沈君纵、张公署、李圭率领新招募的五百名士兵进行镇压,企图夺回剡县。唐军于二月十日抵达剡县西南的三溪河畔,裘甫在河南岸设下埋伏,并派人堵塞上游河水,使得下游河水变浅可涉,然后在北岸布阵,迎接唐军的挑战。双方交战后不久,在裘甫的指挥下,农民军佯装败退,逐渐引诱唐军涉河追击。当唐军半渡时,裘甫下令释放上游河水,导致河水暴涨,唐军猝不及防,郑袛德的三员大将全部战死,五百名唐军士兵全军覆没。剡县大捷极大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在裘甫的号召下,先前散布在浙东山中海上的小股农民军,以及其他地方的流亡农民四面云集在裘甫麾下,义军迅速扩展到三万人。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造“天平之印”,同时广聚钱粮,一时间声震中原。随后在裘甫的指挥下,义军兵分四路,先后进逼衢州(今浙江衢县)、婺州(今浙江金华)、明州、并攻破唐兴、上虞(今浙江上虞)、余姚(今浙江余姚)、慈溪(今浙江慈溪)、奉化(今浙江奉化)、宁海(今浙江宁海)等地,兵锋所到之处,官军全都望风而逃。对于朝廷而言,浙东地区军事力量历来薄弱,正所谓“人不习战,甲兵朽钝”,而一直龟缩在越州的郑袛德在接连吃到败仗后,一再上表朝廷告急,并向邻道求援。在郑袛德周边首先采取救援行动的是浙西观察使郑处诲,他派出一名牙将带领四百援兵援救郑袛德。不久后,宣歙观察使温璋也派兵进行援救,可是当时已经被农民军吓破胆的郑袛德在援军到来后,将援军统统调进越州城内以自卫。按照唐朝后期的财政管理规定,当藩镇兵被调出本镇跨辖界作战时,士兵的伙食要由作战辖区供应,称为“食出界粮”,这往往助长了桥兵悍将的贪欲。虽然当时郑袛德极力讨好援兵,伙食供给比朝廷规定的标准多出十几倍,耗费大量钱财,但援军仍不满意,不仅索取无度,而且都不愿意主动与农民军交战,并托词要求郑袛德派人充当向导,带路出征。而郑袛德的部将慑于农民军的威风,全都称病不愿意前往,郑袛德就是在这样一种杂乱不堪的局面下坚守城池,等待转机的到来。可以说,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浙东地区的唐军已经丧失了斗志,不少军将更是与农民军暗中互通声气为自己寻找后路。前边我们说过,浙东地区是唐朝兵力部署较为薄弱的地区,但这块地区却是唐朝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块重要调取之地。《册府元龟》中《帝王部?纳贡献》中记载说:“天下贡赋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二聚敛不息。”事实上,这也是导致裘甫起义的根本原因。而随着农民军实力逐渐增强,裘甫的起义军无疑成为刺入唐朝财政命脉的一把尖刀,进而危及大唐帝国对浙东地区的统治。浙东局势的不断恶化以及郑袛德平叛不力,使得朝廷不得不对浙东地区的形式进行重新估量。皇帝李漼让宰相们商议从朝廷挑选一名得力的武将取郑袛德而代之,宰相们建议起用曾经担任安南都护的王式。王式是历仕宪、穆、敬、文四朝元老大臣王播的侄子,虽然是一个长期依附宦官的官员,但却深谙兵法。咸通元年(860年)三月,李漼召见浙东观察使王式,询问平定浙东农民起义方略。王式认为,只要朝廷能够调集重兵,裘甫的农民军并不难剿灭。当时习惯干预朝政的宦官表示异议,认为调集重兵耗费资财太多,对此王氏提出不同意见。王式认为尽快剿灭农民军,朝廷才能做到真正节省资财,如果长时间拖延下去,朝廷迟早会被拖垮。李漼十分明白浙东地区对于朝廷的重要性,所以他同意按照王式的要求发兵,下诏调集忠武、义成、淮南三道方镇之兵归王式统一节制。当时获悉王式大军将至,裘甫军中最有谋略的副帅刘暀为裘甫提出了战略规划,他认为应该立即引兵攻占越州,依靠其城郭和府库财物为依托,然后派兵五千驻守西陵(今浙江萧山),沿着浙江修筑营垒,以阻止王式大军。同时铸造大批舟船,看准时机长驱直入浙西地区,以夺取当地财富,充实军队实力,然后回向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驻守。一旦成功后,宣歙、江西一带必然有响应者,然后派一员上将走海路直取福建,如此则朝廷财赋供给重地将全被农民军占有。当时裘甫义军处于流动作战状态,始终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刘暀的战略规划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如果成行的话,至少可以让农民军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算是比较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可是当时裘甫军中的另一名谋士王辂却认为刘暀的战略规划,只有三国时代的孙权才能做到。原因在于当时朝廷还可以维持大一统的局面,远远没到分崩离析的程度,他主张应该据险自守,并且陆耕海渔,一旦形势危急可以逃入海岛以自保。事实上,王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估计完全错误,而且他的规划是一种消极防御战术。当时面对刘暀和王辂两种针锋相对的主张,裘甫始终犹豫不决,正是他的举棋不定,使得自己错过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绝好机会。四月,王式率领大军进驻越州,开始着手布置围剿农民军,他严厉整顿当地军队纪律,使军将中那些临阵要钱要官的人全都缩手缄口,并严厉处置与农民军暗通声气的人,下令诸县开仓赈济百姓。王式的一系列做法可以说是对浙东农民起义采取釜底抽薪之法,缓和了当地的军民矛盾。对于如何剿灭裘甫义军的问题,王式依据当地形势,采取依据户籍从以往配居于江、淮的吐蕃人与回鹘人中选取三百名健壮者,配以骏马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骑兵,同时从当地军队挑选出四千人,让他们分路充当向导。随后王式开始调兵遣将,将浙东本军和北来援军进行混编,分成东、南两支,从越州出发两向夹击农民军。整个五月期间,农民军与王式率领的官军进行了大大小小十九次战斗,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支援,进而连战连败,导致宁海失守,裘甫被困天台山一带的狭长地带,无回旋之地。刘暀愤怒之下将王辂处死,然后建议裘甫急速突围奔向宁海西南六十余里的南陈馆进行布防。裘甫当时采纳了刘暀的建议,但王式却提前判断出了裘甫义军的动向,他立即带领大军在南陈馆布下埋伏,专等裘甫的到来。五月二十九日,裘甫带领农民军来到南陈馆,结果在立足未稳之际,便遭到王式的迎头痛击,裘甫不得已突围至剡县,王式又急速追击,在剡县附近与裘甫展开多次激战。由于农民军缺少骑兵,而且装备十分落伍,因此抵抗官军时伤亡巨大。六月二十一日,在经过长时间的拼死抵抗后,裘甫和刘暀等人被层层包围的官军打垮,终于兵败被擒。八月六日,裘甫被押往长安斩首示众,浙东农民起义历时半年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此时以李漼为首的朝廷上下,一定不会想到裘甫起义仅仅是个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起义将会犹如风暴一般席卷整个帝国。李漼刚刚即位就遭到了浙东农民起义的严峻考验,幸好朝廷用人得当,很快剿灭了裘甫,使得李漼侥幸渡过了即位后出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在裘甫被斩首后,李漼加封王式为检校右散骑常侍,以示对其恩宠有加。公元860年十一月,李漼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通”,据说这个年号是取自宣宗李忱写的《泰边陲乐曲词》中的诗句“海岳晏咸通”。但几乎就在裘甫起义的同时,大唐帝国的边境事实上也并不平静,西南地区遭到南诏的严重侵扰,出现了险象环生的局面。南诏反目李德裕当年在西南地区加强边防,使得南诏不敢进犯,但到了宣宗李忱在位时期,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又开始处于一种“入贡不时,颇扰边境”的状态。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宣宗李忱去世后,唐朝派使者向南诏告哀。按照当时的臣属关系,南诏应该派人前往长安吊唁。当时刚好南诏王丰祐也去世,其子酋龙即位。酋龙高傲自大,既不对大唐使者加以礼遇,也不向唐廷表示哀悼。使者回到长安复命,陈说遇到的冷遇后,皇帝李漼大怒,于是拒绝对酋龙进行册封,实际上也就是不承认酋龙的地位。于是,酋龙自称皇帝,国号“大理”,并派兵攻陷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唐朝与南诏由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咸通元年(860年)十月,安南都护李雩出兵收复播州。虽然收复播州是件好事,但事实上播州并不归李雩的巡界,李雩收复播州属于越境行为,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贪功求赏。但当时安南土著居民与唐朝边将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例如大中年间安南经略使李琢私自下令以斗盐换取安南土著民的一头牛,使得土著民大为不满。李雩到了播州后,又擅杀当地土著首领杜守澄,进而进一步激化与土著民的矛盾,南诏人终于忍无可忍,于咸通元年(860年)十二月十三日,聚兵一万三千多人,突袭占领安南都护府所在地交趾(今越南河内)。李雩遭到重创后无所归依,只得被迫屯守武州(今中越边境)。南诏的侵扰十分出乎皇帝李漼的预料,在了解边关军情紧急之后,李漼在咸通二年(861年)正月,下诏征调邕州(今广西南宁)节度使之军援救安南。六月,李雩重新整编军队成功收复交趾,李漼为了安抚在安南势力庞大的杜守澄氏族,将李雩撤换,改任王宽为安南都护,并以失职之罪将李雩贬官为儋州(今广东儋县)司户。不过,李漼贬黜李雩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南诏的理解,此后南诏继续加大对唐朝边境的侵扰,并在七月攻陷邕州。对于唐廷而言,邕州失守是个巨大的打击,这等于是让南诏打通了北进的道路。事实上,邕州当时有重兵把守,本不应该如此轻易被攻破,之所以会被南诏轻而易举攻占,完全是因为唐朝边将腐败所致。本来朝廷从广州、桂州和容州三地共征发三千人马驻守邕州,规定每三年轮换一次。大中十年(856年),岭南经略使段文楚请准以供应这三千人的费用,在当地招募军队代替这些人驻守邕州,但实际上段文楚只招募到了五百人,所以还得借助三州兵力共同守卫邕州。大中十二年(858年)段文楚进京任职,李蒙接任岭南经略使职位。李蒙为了把空缺的戍兵名额粮饷归为己有,便找个理由将三州之兵全都退了回去,只以招募到的那五百多人驻守邕州,也就是说比先前的兵力减少了十之七八,因此这给了南诏乘虚而入的机会。南诏攻占邕州时,岭南经略使李蒙已经去世,新任经略使李弘源上任才十日。面对无兵可用的现状,李弘源被迫逃往峦州(今广西横县),南诏大军将邕州城洗劫一空后离去。皇帝李漼得知消息后,大怒之下将李弘源贬官,重新任命段文楚为岭南经略使去收拾邕州残局。南诏洗劫邕州后,又攻破巂州(今四川西昌)、进逼邛崃关(今四川荣经县),一时间大唐西南边境烽烟四起。咸通三年(862年)二月,南诏又大举进攻安南,经略使王宽频频向朝廷告急求援。皇帝李漼派遣湖南观察使蔡袭率领禁军三千赶赴救援,同时从许州、滑州、汴州、荆州、襄州、潭州、鄂州等地调集三万人马划归蔡袭指挥。南诏得知唐朝派出大批援军后,考虑到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于是暂时撤退以避唐军锋芒。五月十日,蔡袭率领大军到达安南,开始着手布防。事实上,如果蔡袭按部就班地布防,或许完全可以守住安南。但此时朝廷内对于经略安南产生了意见分歧,其根源来自于时任宰相杜悰的推荐。当时皇帝李漼听从杜悰的推荐,派左庶子蔡京节制岭南事宜。蔡京为人贪婪残暴,行事诡诈,可是杜悰却认为蔡京很有才干,所以委以要职。蔡京在当年三月进京,向皇帝李漼述职,也得到李漼的认可,于是被任命为荆襄以南宣慰安抚使。以往岭南分为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安南五个辖区,全都隶属于岭南节度使管辖。蔡京奏请将岭南分割为东、西两道,李漼批准后加封蔡京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并在授任的制文中称赞他是“识略甚远,智能超群”。此时蔡袭正在安南着手布防,以防止南诏卷土重来,但是蔡京唯恐蔡袭立功超越自己,便向皇帝李漼巫奏蔡袭是“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远”,请求将戍兵各还本道。当时因为杜悰极力推荐蔡京,虽然朝廷很多大臣反对罢去戍兵,但皇帝李漼还是没有经过详细核实就采纳了蔡京罢兵的建议。蔡袭多次上奏认为,南诏虽然暂时撤退,但却始终伺机侵扰唐境,朝廷不可无不准备,应该至少留下五千戍兵驻守安南,可是奏疏递上去却犹如石沉大海。蔡京为政残暴,在辖区内设置炮烙之刑,因此引起邕州士兵极大的愤怒,结果被士兵们赶走逃入藤州(今广西藤县)。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苛政,伪造敕书和“功打使”印,称奉诏招募乡兵攻打邕州,最终其乌合之众一触即溃,后来朝廷发现蔡京的劣迹,最终将他贬死在崖州。蔡京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他请罢安南戍兵之举却遗祸甚大。咸通三年(862年)十一月,南诏继续出动五万大军进攻安南,蔡袭向朝廷告急请求增援,皇帝李漼紧急征发荆南、湖南两道兵马两千人,桂管道三千人马援救邕州。十二月蔡袭在交趾再次请求增援,皇帝李漼又下诏让山南东道派遣一千名弓箭手增援,可是千里复原为时已晚,各路援军还在半路的时候,南诏已经将交趾城团团包围,蔡袭只得被迫据城坚守。咸通四年(863年)正月七日,皇帝李漼到城郊进行祭祀并大赦天下。可就在这一天,南诏大军最终攻陷了交趾城,蔡袭带领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身中十余支箭矢,突围到海边想乘坐监军的船撤离交趾,可是当时船已离岸,蔡袭最终淹死海中。李漼得到邕州陷落的消息后,只得下令诸道援军全都退守岭南西道,于是安南彻底被南诏占领。安南的陷落,不仅是唐朝国力衰弱,对臣属之地已经鞭长莫及的现实反映,更是朝廷任用边将混乱不堪的真实写照。最关键的是,大唐帝国的西南边境从此进入烽火连天的状态。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唐廷不得不从内地调集大量兵力和物力来加以防御,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难,安南陷落于南诏,又引发了大唐帝国全局性的统治危机,后来的庞勋起义,就与唐朝西南边境严峻的形势有着直接联系。《新唐书》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评论道: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天下骚动,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可以说,南诏与唐朝反目成仇,兵连祸结,进而引起军民反抗,是导致唐朝衰亡的一个客观因素。不过,安南的陷落仅仅是个开始,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在南诏成功占领安南后,继续挥军北上直逼邕州。高骈出征南诏并不仅仅满足于占领安南,在安南休整两个月后,继续挥动大军进攻左、右两江,直逼邕州城下。当时,岭南西道观察使郑愚见南诏军声势浩大,内心产生畏惧,上疏朝廷说自己是“儒臣无将略”,请求朝廷任用得力武将对抗南诏。于是,皇帝李漼决定以义武节度使(今河北定县)康承训代任,同时征调荆、襄、洪、鄂四镇兵马一万人,跟随康承训一同赴援邕州。康承训到了邕州后,由于南诏进攻更加频繁,皇帝李漼又继续征调许州、滑州、青州、汴州、兖州、郓州、宣州和润州八镇之兵共同增援邕州。咸通五年(864年)三月,南诏增兵至六
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而真正让崇祯动心的,是彼时内阁大学士温体仁(此人后来被编入《明史?奸臣传》)的评价。曾与孙传庭在吏部共事过的温体仁说孙传庭“可比唐之郭子仪也”。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此时陕西农民起义四起,孙传庭临危受命,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将当地马金忠、刘国能等17路农民军尽数剿灭。与卢象升一样,他的方法也是练兵,不同的是,卢象升的“天雄军”,是集中训练数年后拉出来作战,孙传庭却是“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号称“秦兵”。不容易的是,明末用兵军饷多依靠上级调度,孙传庭到任后整顿当地军屯,发展生产,特别是清理被势豪大户侵占的土地,保障士兵利益,真正让麾下将士感激不尽,殊死为他效命。仅是西安一地的“秦兵”,每年靠“自力更生”就能收税银10多万,行军打仗,基本不花朝廷的钱。也正因如此,孙传庭曾遭人弹劾,说他“拥兵自专,置国家法度不顾”。用人之际,崇祯并未追究。这以后的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认为这样是“以火浇油”。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孙传庭接诏后痛哭道:“吾固知去而不返也。”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孙传庭的战死,让明朝失去了最后一支可以挽救危局的军队,和最后一个可以挽救危局的人,与卢象升一样,孙传庭不但是被瞎指挥坑死,更在死后遭到冷遇,一直到明朝灭亡,他都没有得到崇祯的追谥。孙传庭战败后,李自成轻易占领了陕西,继而东进夺取北京,灭亡了明王朝。第二十二章明末为什么这么穷要说有一个字可以概括明末最主要的特点,那恐怕就是一个“穷”字。明末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尤其是末代皇帝崇祯在位的时候格外穷。先是政府穷,北方九边的军饷,除了辽东部队可以保证足额发放(也经常晚发),其他的地区大都欠着。不管是打仗还是赈灾,统统没钱。当兵的也穷,拿不到军饷就要闹事,闹事了就造反,造反了就要镇压,但连镇压造反的钱也没有。没有钱只能加税,可老百姓也穷,交不上税,就官逼民反,激起民变,民变了还是没钱镇压。如此下来,内忧外患十几年,拆了东墙补西墙,最后亡国,有说亡于李自成,有说亡于清朝,但观整个过程,更像是经济破产。可就是这个穷得叮当响的明末,是现代中国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勃兴”的时期,中国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那真是富得流油。苏杭自然是天堂,吟诗弄月,小资情调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福建、广东的海商们,也多富可敌国。后来清军南下的时候,劫掠当地明朝退职官员的家产,好多都装了几艘船。像东林党的那些骨干们,比如“及时雨宋江”李三才,家中存银就有470万两,折合人民币上亿。如此富庶的一个王朝,怎么会穷死?明朝灭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会穷?一说明朝的穷,第一个致命问题就是税收。明王朝的税收体系,是朱元璋建国后建立的,主要是以收农业税为主。世人都说明朝“重农抑商”,但明朝建国后,首先减免的就是商业税,废除了元王朝时期许多苛刻的税务条令。明朝商税主要分两种,分别是“过税”和“住税”。过税即货物过境要缴纳的税赋,住税即货物储藏、交易、买卖所要缴纳的税赋。明朝的农业税,却从一开始就不合理,虽然明朝的田税总体很低,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中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比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事情到后来就起了变化,明王朝税收里有一个重要漏洞,就是士绅以及公爵王室可以免税。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税收,都是由中下层来完成。这个政策后来越发被人钻空子,比如土地税,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中,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就不断。到了明朝“弘治中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为了应对税收危机,从明孝宗朱祐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特别是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到了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中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明朝虽然平定了倭寇,抚和了蒙古,但到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去世时,明王朝的政府存粮,竟然只能支持一个月。经济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出现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二今天说起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的张居正改革,总把其中的“一条鞭法”作为张居正的独创成就。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就已经产生。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在一条鞭法之前,中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就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同时,张居正大刀阔斧,开始了全国的清丈土地,主要是清查那些用各种名义寄存,偷税漏税的土地。清丈的结果,就是明王朝可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由过去的400多万倾,变成了此时的700多万顷。虽然不及朱元璋时期,但是税收效率却远高于那时,因此这也是明王朝税收效率和税收总数最高的一段时期。张居正改革的最高峰时代,明王朝的年税收是800万两,如果结合当时白银的购买力,不但远高于明王朝建国时,也远高于后期清王朝康乾盛世时,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税收最高的时候。明朝末年的崇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田赋,但最后的结果,每年的赋税也不过400万两,而军费开支却增加到了600万两,年年财政赤字,以至于最后破产。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就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另外张居正减免走税的关卡,减少走税,增加贸易税,也就是根据商业贸易的利润征税,并且严禁商人与当地势豪大户勾结。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时候,明王朝的商业税收益,占到了明王朝国家年收入的四成,这是明王朝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的改革,在1582年他去世后遭到了废止,他的“考成法”被废除,一条鞭法成为仅有的保留项目,清丈土地也因此停止。万历在位的后期由于大批东南商人背景的官员当职,开始了对商税的调整,将主要的商税,分摊到了中小商人身上,大商人们通过与势豪大户的合股经营,获得了免税的特权。万历后期工商业勃兴,万历也希望增加商业税,但他采取的是简单粗暴的办法,即派太监做“税使”收税。这样的做法自然收上了钱,却让大批中小商人破产,更开罪于商人,因此举国反对,除了太监以及万历本人捞了钱外,几乎是得罪一大片,对商品经济的打击也是惨重的。三到了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时期财政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地兼并以及连续的天灾,导致国家无法收上农业税。明末极端天气四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灾害不断,百姓流离失所,他们的税收,也被转嫁到了其他无灾的地区。到了崇祯当政时,国家可以用来收取税赋的土地,已经下降到了300多万顷,内忧外患下要增加赋税,自然激得民乱四起,恶性循环。天灾,收税范围少;税重,王朝的根基,自然就摇摇欲坠了。和土地兼并同样重要的问题是明王朝失去了对国家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的经济控制。明末东南,是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偷税漏税最严重的地区。东南海商云集,但此时的海商们,大多选择了与当地有免税特权的家族合伙,以达到免税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民富国穷,农民和中小商人成为了税收的承担者。百姓无力缴纳税务破产后,土地被大地主兼并,国家收不上税;中小商人破产后,产业被大商人兼并,国家的税,是越收税源越少,竭泽了却连鱼都打不到。比如福建郑芝龙,就通过结好当地官员,获得免税特权,最后迅速壮大,甚至操控了南明的政权。其实往根上说,明朝的问题,根本上在于国家政治体系和经济方向的脱节。在国民经济向近代化转变的时候,国家的税收体系,却依然保持在农业社会。明朝张居正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让国家跟上这个转型,但可惜张居正改革只维持了10年,整个转型因此戛然而止,裹足不前,最后造成了亡国的恶果。世间已无张居正,诚非虚言。第二十三章细解台湾郑氏小朝廷一明末清初,以“大明台湾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据台湾自立,高举“反清”大旗,与占有中国大陆的大清王朝隔海对立整整22年的台湾郑氏王朝,对于今人来说,可谓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全是因《鹿鼎记》等武侠小说的流传,这个王朝在各类“戏说”电视剧以及武侠小说中出镜甚高,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郑克爽,股肱重臣冯锡范,老太妃董氏,是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奸角”。而有关这个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许多不光彩的符号:荒淫、无道、贪婪、奸诈,狼子野心却保守怯懦不思进取……然而“戏说”终究是“戏说”,郑氏王朝的真实风貌,在明末清初的各类国内史料中,从来都仿佛一团模糊的迷影。一则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国大陆本土文人,对这个有些神秘的政权知之甚少。平定台湾后,郑氏家族全体归降,出于天下一统的需要,大清王朝当然要对这个曾经的割据政权“选择性失明”。有关这个家族过往的各类记录,也当然因此而被埋没。后来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时,许多珍贵的资料更被销毁。鄙薄,于是有了今人的“陌生”。与中国大陆对此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续数百年的“台湾郑氏热”。日本方面尤其积极,现存最完整记录台湾郑氏政权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长孺的《台湾郑氏记事》。日本近代历史学家内藤湖南也对其评价颇高,称赞郑氏政权为“亚洲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明治维新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长崎、广岛等地举行大型的纪念郑成功的活动,并赞扬说“其奋斗之足迹,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战争后日本盘踞中国台湾半个世纪,其间大行“去中国化”运动,拆毁岛内汉人宗庙无数,唯独对台湾郑氏宗庙礼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郑氏家族宗庙神社多达240处,远多于上杉谦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杰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后,与郑氏政权打了一辈子仗的原荷兰台湾总督揆一(FrederickCoyett)在其著作《被贻误的台湾》里称赞郑成功为“东方最杰出海战英雄”。荷兰历史学家菲克梅杰评价郑氏家族为“航海时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国人”。西方启蒙运动的泰斗人物伏尔泰给予郑氏家族至高无上的评语——“中国文化精髓的最后守护者”……歪曲、戏说、失明、陌生、赞叹、崇仰……海内外评价泾渭分明的台湾郑氏朝廷,真实的容貌究竟是怎样?还是让我们抽丝剥茧,细细地梳理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汉魏洛阳城复原图汉魏洛阳故城自西周始建,历经多次修缮与扩张,在东汉迎来了它的第一次辉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称其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关于他,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刘秀游猎晚归,夜入洛阳上东门,虽举起了火把亮明了身份,却仍被守门侯官郅恽以“夜晚看不清楚”为由拒之门外。光武帝无奈,不得不改由中东门进入。事后,刘秀非但没有惩罚郅恽,反而因为他忠于职守而重用之,相比之下,管理中东门的官吏却受到了处罚。从这件小事,足见刘秀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君王。在他的带动下,东汉的经济迅速恢复,民众安乐,史称“光武中兴”。作为这一盛世的国都,洛阳不仅经济繁荣,商业兴旺,而且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公元67年,印度两位高僧以白马驮经来到这里,把佛教文化正式带入中土,其影响更是不可估量。总之,东汉洛阳城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一座东方大都会。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董卓一声令下,将帝都洛阳付之一炬。此后群雄并起,战火不断。公元220年,三国枭雄曹操在洛阳病故,结束了他长达20多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当政岁月。他的儿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继续把持朝政。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曹丕为完成父亲遗志,上演了一场“禅让”的闹剧,逼迫汉献帝让位,自称皇帝,建立了魏国。他依旧把国都定在洛阳,并开始在废墟上重建都城。可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曹丕代汉45年后,同样的闹剧却反过来发生在了他的子孙身上,曹魏家业连同他们苦心修筑的洛阳城,尽皆改姓了司马。最终,西晋结束了这场乱世纷争,天下重新在洛阳城归于一统。东汉末年,遭受了董卓之乱的大劫难后,都城洛阳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开始重建洛阳的宫殿府第。由于当时尚处三国时期,魏忙于对吴、蜀作战,洛阳宫殿的建设也进行得较为缓慢。直到公元234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去世,战事稍缓,曹丕之子魏明帝曹叡才开始大修洛阳宫。曹魏时期的洛阳城在规模上继续沿用秦汉“九六城”的形制,只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城市的西北角修建了一座城中之城,这便是著名的金墉城。(图6,)金墉城平面示意图王鲁湘:徐先生,这条路应该不是一条普普通通的农村土路吧。徐金星:对,这是金墉城的西城墙,高的那个地方是金墉城的西北角。它宽250米,南北长1000米多一点。王鲁湘:一公里左右,那也不小了。徐金星:在它的中间从北向南依次分成了三个城,甲城、乙城、丙城,北边的甲城位置最高,城墙最为坚固,当时在军事防御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王鲁湘:它正好是依据这个地形而建啊,你看这个地势是一个台地。徐金星:这个城的位置高亢而险要,城墙固若金汤。而且这个城墙很有意思,它每隔那么一段,就会有突出的一部分。王鲁湘:马面?就是防御工事吧。徐金星:是的。当地老百姓叫炮台,啥意思呢,打仗的时候,下面的敌人要是攻城,上面的人可以从旁边来射箭。王鲁湘:从几个角度来防御,就增加了防御面。魏明帝修建金墉城,是效仿他的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修建铜雀三台的做法,主要就是出于屏障宫城、避险防乱等军事考虑。但是,在它建成后的日子里,这些功能并没有得到发挥,高大坚固的城墙,反而让它成为了一座颇为特殊的监狱。徐金星:因为洛阳城里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改朝换代等,有些皇帝被罢免了,有些皇后被废了,而废后、废主有时候就被幽禁到金墉城里。王鲁湘:哦,就是离宫别馆。徐金星:有这么个意思。西晋代替曹魏后,就把那些失败的曹魏皇室、宫人都幽禁在这里。西晋一朝,它的“八王之乱”,也是乱得不可开交。在此期间,失势的皇后、皇帝,也会被囚禁在这儿。像著名的贾南风45,也曾被囚禁在这里。公元249年,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掌握了曹魏的军政大权。后来司马师废魏主曹芳,迁于金墉城。司马炎重演“曹丕代汉”的旧事,逼魏帝曹奂“禅位”,也将其幽居于金墉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战乱,实现一统。魏晋时期,虽然全国局势动荡,但国都洛阳并未遭战乱破坏,出现了一个近100年相对安定的繁荣期。经济复苏,文化也随之兴盛,“三曹”、“建安七子”46、“竹林七贤”47和“金谷二十四友”48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文人,他们的名篇名作,结合前朝东汉的众多文学成就,留下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美谈。《建安七子》画徐金星:有句话叫“汉魏文章半洛阳”,汉魏时期的天下文章,有一半都在洛阳。王鲁湘:而且这个地方的文人一出现,都是一窝一窝的,像蘑菇一样,一般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家族,比如曹氏父子三人,围绕在他们父子周边,有一个“建安七子”,这就是一个文人集团。然后“竹林七贤”又是一个文人集团,“金谷二十四友”,又是更大的文人集团。另外还有左思兄妹。徐金星:左思是当时的一个著名文人,他老家本来是山东的,后来他妹妹被晋武帝招到宫中做了妃子,全家就跟着来了。左思到洛阳一看,觉得洛阳城实在是了不起。王鲁湘: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乡里人进城一般。徐金星:他本来就很勤奋,也很有才华。到洛阳以后,他又接触了好多文人,增长了很多见闻,看到了很多书籍,所以他用了十年功夫来写《三都赋》49,因为当时刚刚统一。王鲁湘:三都就是他路上看过的三个都城。徐金星:他的《三都赋》写成之后,洛阳富豪之家竞相传抄,留下了“洛阳纸贵”的美谈。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晋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政策,让百姓逐步摆脱了多年的战乱之苦,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史称“太康之治”。当时的国都洛阳,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安居乐业,有“天下无穷人”的说法。徐金星:西晋统一三国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比战乱时期富裕。尤其在晋武帝的时候,有一个短暂的繁荣期。这时的富豪非常多,竞相穷奢极欲,特别著名的就是王恺、石崇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晋武帝在背后支持他去和石崇斗富。比如有一次,王恺拿出一株珊瑚树来向石崇炫耀。石崇一见,就拿出铁如意把它打碎了。王恺很愤怒,说我这么一个宝贝你竟然打碎了。石崇说你这珊瑚树没啥了不起,于是给王恺拿出了三四棵,比他的还高大,让他随便挑。王鲁湘:可见石崇金谷园里头藏的珍宝已经赛过了皇宫,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偷偷从宫里拿东西交给王恺,让王恺拿着去和石崇斗富。最后王恺还是败在石崇手里了。徐金星:他实在是太富裕了。石崇斗富的故事在今天可以被当成一场笑谈,但在当时,就连皇帝本人都参与到这种攀比斗富之中,可见西晋的王公贵族们,生活是何等的骄奢淫逸。可能是天不怜见,就在司马氏的皇位还没有坐热的时候,一段中原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岁月正悄悄来临。司马炎统治后期,生活极度奢靡腐败,后宫嫔妃竟多达万人。公元290年,他在洛阳驾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承皇位,凶悍妒妇贾南风贾皇后把持朝政,导致皇族为争王位骨肉相残,同室操戈。这一阶段被称为“八王之乱”50,司马氏的统治由此走向衰落。不久,西晋便告灭亡,古都洛阳再次毁于战火。此后,在长达12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逐鹿的战场,直到鲜卑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洛阳城一直是纷纷扰扰,没有宁日。四、北魏洛阳城北魏王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国都最初定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崇信佛教的他们在这里开凿了大气磅礴的云冈石窟,却无法阻挡北方柔然人的经常南侵。当时,幼年登基的孝文帝拓跋宏看到国都不断受到威胁,危如累卵,亲政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国都迁往黄河南岸的洛阳。公元493年,他亲率大军和文武百官以进军南下,统一南北为名,迁都洛阳。这一举动,让这座饱受磨难的千年古都再次繁盛起来,并且其辉煌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北魏是在汉魏洛阳故城建都的最后一个王朝,因而现存故城遗址的规模布局也基本为北魏所留。通过考古发掘,人们惊讶地发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较先前发生了重大改变,一座令人难以置信的城池显现了出来。徐金星:北魏人把原来汉魏晋的洛阳城放在中间,在四周又筑了一个大城。这个大城了不得,综合书上记载和我们考古发掘的情况,这个城东西十公里,南北十公里,总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可以说是近代之前世界范围内最大的都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重建洛阳的城池宫殿。为了树立他正统王朝继承者的地位,取得中原汉族的支持,北魏的宫殿、宫城的规模与形制,基本沿用魏晋旧制。宫城正门称为阊阖门,宫中正殿称为太极殿,均是曹魏时期的旧称。公元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汉魏故城宫城的南端发现了一座保存尚好的大型城门遗址。当地的村民曾把这里称为“午门台”,它的北面正对着宫中正殿太极殿遗址,而南面则是已探明的御道“铜驼街”。各种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当时北魏王朝的宫城正门阊阖门。阊阖门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古人用这个名字来象征帝王的威仪。从文献记载中得知,北魏阊阖门城楼高大,门外巨阙双立,巍峨壮观,是帝王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北魏洛阳城门复原图王鲁湘:看这城门很雄伟啊。有东阙台、西阙台、阙间广场。徐金星:阙边上有城墙连着门,门有三道。这上面有个很雄伟壮观的殿堂式城门楼子。王鲁湘:这其实就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午门也包括一个这样的广场,而且也是举行非常重要的国家大典的场所。皇帝登基,接见四方朝贡,都在那个地方。它主要不是用于防御,它的礼仪性要大于防御性。这个城阙给人一种很威严的感觉,进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假如没有这两个阙形成的阙间广场的这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帝王的威严就体现不出来。而人一进到这里,突然一夹一抱,三面全是高大的建筑,帝王的威严就体现出来了。徐金星:高大的殿堂式建筑,巍峨的双阙,加上一个相对封闭的广场,那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显示帝王或者皇家的威严。王鲁湘:这是礼仪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意义。在阊阖门以北的宫殿遗址群内,考古发现的夯土台基多达二三十处。其中有一处台基,规模巨大,比附近地面高起约2米,而其位置就在阊阖门的正北。当地村民称这里为“朝王殿”,也就是传说中的“金銮殿”。经确认,这里就是当年北魏宫城中最为雄壮华丽的太极殿。王鲁湘:太极殿的遗址,就剩下这点土堆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泱泱帝国的中心啊。徐金星:对。王鲁湘:洛阳居天下之中,太极殿又居洛阳之中。从太极殿向南望去,正是阊阖门遗址,而阊阖门再向南,则是当年城中的御道铜驼街。这三处遗址由北向南串列在同一条直线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年设计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定已经有了城市中轴线的概念。王鲁湘:我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一个都城在规划的时候,它一定有一条子午线。子午线要取南北两个坐标,然后把这条子午线联系起来,整个都城才能由此展开它的布局。所以我在想,这个子午线的北端应该是黄河的孟津渡口,南边应该对着一个山,是嵩山吗?徐金星:应该是嵩山的余脉。嵩山在洛阳稍微偏东南的方向,它有座余脉叫万安山。这个山正好有个很大的缺口叫大谷关,是洛阳八关正南边的关,它正对着那个关。王鲁湘:它是以万安山大谷关的关口作为南边的坐标点,然后过邙山取一个黄河的坐标点,就成了这条子午线。徐金星:一个城市形成中轴线,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是从汉魏故城开始的。你看西汉的长安城就没有中轴线。王鲁湘:对,它的宫城偏西北角。徐金星:从汉魏故城开始就逐渐地形成了中轴线:从宫城太极殿,向南穿过宫城的正门阊阖门,再向南走,穿过内城的正南门、宣阳门,这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中轴线。这应当是非常宏伟的,而且中轴线形成之后,隋唐的长安城、洛阳城,北宋的东京城,元明清的北京城就是这条中轴线的延伸。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城在中国都城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王鲁湘:中轴线布局使都城有了一个对称、平衡且符合等级秩序的平面结构。因为有了中轴线,我们才能有尊卑之序,才能安排左和右的区别,才能实现《周礼·考工记》里头所设想的营建都城的理念。《周礼·考工记》中记载
,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重用,纷纷来到安邑寻找自己的前途。一时之间,魏斯门下人才济济,形成了战国时期第一个人才集聚中心。有一次魏斯请卜商的学生田子方宴饮,席间有人奏乐。魏斯精通音律,难免要卖弄一二,说道:“钟声有些不协调,左边的高了一点。”田子方笑而不语。魏斯问:“先生为什么笑呢?”田子方说:“为人君者,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娱乐上面。音乐嘛,听得明白就行了,像您这样善于鉴赏音乐,我担心会疏于管理朝政。”魏斯点头称善,虚心接受了意见。一日魏斯的世子魏击出行,遇到田子方。魏击下车行礼,田子方却大大咧咧,一笑而过。魏击很恼怒,拦住田子方说:“究竟是富贵者盛气凌人,还是贫贱者盛气凌人?”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啦,富贵者哪里敢对人无礼!国君盛气凌人就会亡国,大夫盛气凌人就会失去封邑。像我这样贫贱的游士,话不投机,行为不爽,拍拍屁股就告辞了,有什么好操心的呢!”魏击马上向田子方赔礼道歉。魏斯听说这件事后,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在贤人身边,怎么会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呢!”段干木也是卜商的学生,一心治学,不想出来做官。魏斯亲自登门拜访,他竟然翻墙而走。魏斯没有因此生气,反而更加尊重段干木,每次经过段宅时,总要在车上起身以示敬意。有人问道:“段干木不过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行大礼呢?”魏斯回答:“段干木在权势面前不改变自己的节操,有君子之道。他虽然住在茅草房子里,贤名却远扬千里,我怎敢不对他表示敬意?”后来段干木终于答应与魏斯见面,魏斯听他谈治国的大道理,一直站着,几个时辰不敢坐下休息。这件事传出后,魏斯礼贤下士的名声就更响了。连魏氏的宿敌秦国都感受到了安邑的变化。据说有一次秦厉共公想讨伐魏氏,有人劝道:“魏氏现在人才济济,连田子方、段干木这样的名士都在为其服务,恐怕不是用武力能够征服的。”秦厉共公便打消了出兵的念头。当然,这样说有点夸大其词,从此后的历史记载来看,秦国并没有放弃对魏国的进攻。真正让秦国人有所忌惮的,是一个名叫李悝的人。李悝变法公元前425年的一天,一支秦国军队逼近魏氏领地上郡——“郡”是春秋末年的新兴事物,当时三晋都在各自的战略要地设置了郡,主要目的是巩固边防。郡的军政长官称为守,也尊称太守。上郡地处西河,与秦国交界,不消说,就是为了对付秦国而设的。这支秦军遭到了上郡军民的阻击,两军还未接触,魏军便箭如蝗飞,秦军将领一开始并未在意,但是很快就发现情况不对——魏军射过来的箭又狠又准,而且似乎射程更长,瞬间倒了一大片秦军。他犹豫了片刻,刚想下令撤退,猛地一阵疾风迎面扑来,还没来得及惊呼,脑门上已经中了一箭。当他从战车上栽倒的时候,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了远处那面迎风招展的“李”字大旗。这支魏军的统帅,就是上郡守李悝。现存史料的记载中,找不到关于李悝身世的记载,只知道他曾受业于卜商的弟子曾申,算是卜商的徒孙,来到安邑后,受到魏氏家相翟璜的赏识,被推荐担任上郡守。李悝到上郡不过数年,上郡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提高了,社会治安变好了,更重要的是军事力量变强了。原来,李悝为了提高上郡军民的射箭技术,下令用射箭比赛的方式来判决官司,“中之者胜,不中者负”。在这种激励下,上郡军民个个苦练射箭,培养了一大批神箭手,每次与秦国发生军事冲突,魏军都因射术高超而大占便宜。因为李悝在上郡干得成绩斐然,翟璜卸任后,魏斯将他召到安邑,继任了家相。魏斯的初衷,是要李悝将上郡经验推广至整个魏氏领地。他没有想到,这一人事变动悄然拉开了战国时期第一场变法运动的序幕,魏氏政权从此被拉上了富国强兵的快车道,其速度之快,不只是秦国望尘莫及,其余各国也莫不瞠目结舌,望洋兴叹。李悝是那种给他一个小舞台,他能演好《图兰朵》;给他一个大舞台,他就能整出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人。早在上郡工作期间,李悝就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方圆百里的土地,除去山川、村落,约有六百万亩耕地(相当于今天的一百八十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粮食三斗,反之则减产三斗,总计差额有一百八十万石。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成人一年的口粮约十八石,一百八十万石可以供应十万人一年的口粮。寻常年景,一石粮食可以卖三十钱(铜币),一百八十万石就是五千四百万钱。当时一头猪的价格约二百五十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买二十一万六千头猪。一个农民一年衣着费用约三百钱,五千四百万钱可以解决十八万农民一年的衣着费。要想民富国强,不用偷也不用抢,把自己脚下的地种好就行了。在李悝的领导下,魏氏政权颁布了“尽地力之教”的三条政策:第一,指导农民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避免单一的品种遇到灾害难以弥补;第二,命各级官吏督促农民抓紧耕种,及时收割,以免灾害天气影响收成,也不让周围的强盗有可乘之机;第三,要求农民利用住宅周围的土地栽种桑、果、蔬菜等,扩大副业生产。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措施也许不足为奇,但是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国家大事有两件,即“祀与戎”,战国时期竞争残酷,求老天告祖宗也不管用,国家大事便只剩下“戎”。李悝“尽地力之教”,却是以农为本,将农业生产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魏氏的影响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发展农业的同时,李悝强力推行法治,编撰并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李悝认为,法律最根本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乐业,不受盗贼的侵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因此《法经》六部,以《盗法》和《贼法》为首,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也强调专制政权下的尊卑等级制度,对各等级划分及其占有的田宅、奴隶等权力都进行了严格规定,超出规定叫作“逾制”,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惜的是,这部法典的原文早已失传,后人只能通过《汉书》《晋书》的记载窥知一二,因此本书也只好一笔带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部《法经》奠定了李悝的学术地位,使他被后人视为战国时期法家的先驱。数十年后,商鞅由魏入秦,在秦国推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甚至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李悝还从市场的角度思考粮价问题。他认识到,粮价如果太贱,农民将入不敷出,生活困难;粮价如果太贵,则城市居民负担加重,政府的财政也难以保障。因此粮价无论太贵还是太贱,都不利于维护统治。另外商人为了追逐利润,囤积居奇,丰年低价购入大量粮食,灾年高价卖出,也导致社会不稳定。有的人一听到囤积居奇便自然想到——奸商,法办他!但是且慢,商人不偷不抢,买进卖出,违反了哪条法律呢?所谓法办,其实往往是违法办,是对契约精神的践踏,为着看似正义的目的而采用了不正义的手段。作为法家的先驱,李悝没有使用这种粗暴的方式,他决心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粮价问题,为此又提出了平衡物价的“平籴(dí)法”。粮食丰收的时候,政府出钱从农民手里收购余粮;粮食歉收的时候,政府平价卖出余粮,以免出现粮价因收成问题而大起大落,同时使得想投机倒把的商人无利可图。政府在这里完全是通过市场手段来调节市场,对于巩固小农经济、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法律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两千多年,历朝历代都广泛延用这种平籴法,只不过名字有所区别。魏斯通过卜商吸引人才,通过李悝发展经济,但是从军事上讲,魏氏还不够强大。秦国仍然在威胁魏氏的安全,双方摩擦不断,时有大规模战事发生。齐、楚两国也趁火打劫,一有机会便派兵侵略魏氏。公元前419年,魏氏开始修建少梁城(今陕西省韩城),用以防御秦国进攻。城未建好,秦军就攻了过来,工程被迫停工。战争持续了近两年,直到公元前417年,魏氏才将少梁城建好。秦国针锋相对,在少梁城南修建了繁城,北面修建了籍姑城。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秦国的威胁,公元前413年,魏斯主动出击秦国,在郑地(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齐国马上派兵乘虚而入,毁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围阳狐(今山东省阳谷)。楚国则北伐至上洛(今陕西省洛南)。魏斯不得不回师相救,对秦作战取得的胜利被齐、楚两国的入侵抵消,魏氏反而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魏斯深深地感到,富国强兵,光富国不行,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年代生存下去,还得强兵啊!战神吴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吴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吴起是卫国人。据《史记》记载,吴起年少的时候,家境还不错。他如果安于现状,也许可以在乡下当一辈子养尊处优的土财主,过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但是战国乱世给了他一颗不安分的心,他开始负剑走天涯,游历各国,企图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现实是残酷的,数年之后,千金散尽的吴起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回到了卫国。同村的人对这位好高骛远的青年充满了幸灾乐祸和不屑,在他们看来,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到国外去乱闯,无疑是一种自不量力的行为——这下好了,把祖上积累的一点家业全挥霍掉,连吃饭都有难了吧!某一天,有人故意逗吴起:“哎,吴起,把你的剑卖给我吧,你都快饿死了,还要那破玩意儿干啥?”吴起勃然变色:“你再说一次!”“哟,叫花子还挺神气嘛!”话音刚落,血光飞溅,那人的人头滚落地面,眼睛还瞪得大大的。他至死都不明白,开一句小小的玩笑,值得吴起大动杀机么?周围的人吓坏了,因为他们平时都嘲笑过吴起。等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杀戮已经开始。只见吴起挥舞着带血的宝剑,像一头豹子般冲到人群中,所到之处,惨叫连连,不大一会儿工夫,地上已经躺了三十多具尸体。士可杀,不可辱,尤其是当他腰里别着一把宝剑的时候。当天夜里,吴起收拾了几件衣服,将家里仅剩的一点钱装在包袱里,悄然离开。吴起的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拄着拐杖到村口送他。他在母亲面前捋起袖子,在自己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发誓说:“如果不能当上卿相,我就不回卫国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他也不想想,就算他运气再好,当上卿相也至少要个十几二十年,那时候再回卫国,老母亲还在世吗?何况他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此去不是生离,而是死别!但是吴起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多年来的挫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耻辱,在他心里燃起了一通熊熊的烈火。他要成功,他要成名,他要让这个世界在他面前颤抖!带着这样的目的,吴起来到了鲁国,投奔到了曾申门下。前面说过,曾申是卜商的弟子,李悝的老师。曾申的父亲则是卜商的同门师兄,大名鼎鼎的曾参,被后人尊称为曾子。冥冥之中,吴起已经和魏斯发生某种联系。但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顺着曾申这条线去投奔魏斯,而是希望在鲁国找到自己的市场。不久之后,卫国传来了消息,吴起的母亲去世了。曾申闻知,马上给吴起放假,还给了一笔盘缠,让他回去奔丧。吴起却拒绝了曾申的好意——臂上的齿印还在呢,他怎么能够忘记自己的誓言?曾申发火了,要知道儒家极其讲究孝道,他的父亲曾参还写过一本《孝经》,是天下闻名的大孝子,对于吴起这种不孝的行为,曾申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就算是有一千种理由,你也必须回去为你母亲送葬!”曾申对吴起说。“不行。我发过誓,不功成名就,决不回卫国。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这段短暂的师徒之谊就此结束。吴起说一不二,绝非托辞,而应该是偏执的性格使然。据《韩非子》记载:吴起还在卫国的时候,有天拿回来一条腰带,要他老婆照着织一条。腰带织成后,吴起问老婆:“我要你织一条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你织得这么漂亮?”他老婆说:“我用的原料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因为是你要用的,所以特别花了心思才织成这个样子。你系起来给我看看,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再改。”满以为吴起会感动,没想到吴起冷冷地说了一句:“谁叫你自作主张,不按我的要求做?”接着就命她收拾衣服回娘家去——这都什么人啊?他岳父前来求情,吴起说:“我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不开玩笑的。”硬是将那女人给休了。如果那女人知道她的继任者的命运,绝对不会因为被休而哭泣,反而应该感到庆幸。吴起在鲁国又娶了一个齐国女人为妻。公元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连拔两城。有人向鲁元公推荐吴起,说他善于用兵,可为大将。鲁元公听说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不免犹豫,害怕吴起胳膊向外拐。吴起听说之后,回家就将老婆杀了,提着头去见鲁元公,以表忠心。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杀妻求将”。吴起为所有急功近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树立了一个典范。吴起确实无耻,但备不住吴起用兵如神。鲁元公拜吴起为将,命他带兵进攻齐军,结果吴起“大破之”,很快收复了失地,打得齐国人讨饶,主动要求谈判。鲁元公十分高兴,想重用吴起。有人对鲁元公说:“吴起这个人,多疑而残忍,为了博取功名,连自己的老婆都能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一句话断绝了吴起在鲁国的仕途。正在吴起心灰意懒的时候,李悝变法的消息传到了鲁国。鲁国的遗老遗少们对此嗤之以鼻,多以为魏氏这是离经叛道,必致大乱。吴起却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片光明。走吧,反正鲁国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吴起终于离开鲁国,来到了热火朝天的安邑,通过翟璜的引见,见到了魏斯。魏斯对吴起没有太多了解,但他知道吴起曾经是曾申的学生,和李悝算是同门。于是问李悝:“你对吴起这个人有没有了解?”李悝说:“我对他早有耳闻,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但是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只怕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司马穰苴就是田穰苴,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兵法家。拿司马穰苴作对比,等于告诉魏斯,吴起是当世第一兵法家。魏斯听了大喜:“那我就用他为将。”这位勇于变革的英主,深受卜商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决不拘泥于以德取才的旧观念。这倒不是说他不爱德,安邑城中的有德之士已经够多了,卜商、田子方、段干木都是德才兼备的博学鸿儒。现在他需要的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是能够将秦国人赶回西方、让齐国和楚国不敢轻举妄动的军事家,至于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换而言之,当他需要一条狗的时候,他只管这条狗会不会看家防贼,才不理会它是白狗还是黑狗,是黑背还是哈士奇。如果说,李悝是让秦国有所忌惮的人,那么现在,让秦国颤抖的人粉墨登场了。吴起的军事主张,集中体现在《吴子兵法》里。简明扼要地说——第一,吴起主张把政治和军事结合起来,对内修明文德,对外积极备战,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换而言之,他认为军事强大的基础是政通人和。第二,在治军方面,他也强调政治优先,用道、义、礼、仁等儒家思想教育将士为统治者卖命。第三,他主张兵不在多而在于精,要建立一支“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追”的精锐部队。为此,必须要选募良材,加强训练,重用勇士,赏罚分明。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吴起上任后,立马对魏军进行改革,建立了所谓的“武卒”制度。武卒即职业军人。春秋时期,职业军人基本由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充任;平民和奴隶则充当义务兵,平时从事生产,打仗的时候则自备武器跟在贵族的战车后面作战。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各国纷纷由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进化,原来的贵族特权被打破,平民通往权贵的道路被打开。吴起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他的武卒制度实际上就是
眼,“你们也不瞅瞅这司南斗盘上的八卦排列。”我俩听得一阵迷糊,不约而同地向那司南斗盘望去,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不是……“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乾为金,坤为土,针秉先天之金气,于乾为同体,于坤为金母,此针所以首南而尾北也。至汉张子房只用十二支,至唐一行除戊己二干居中只用八干……”耿婆的话戛然而止,冲着我俩摇头道,“这下面的我就不背了,人老了,这记忆力就差了啊。”这是清代孟浩所著《雪心赋正解》中的一段文字,是风水堪舆典籍中的一段经典诠释,说的就是先天八卦的地盘刻度。“汉张子房”便是张良,而当年他改进姜太公的奇门遁甲局七十二局为十八阴阳遁局时,用的也是后天八卦原理。如此看来,这个以先天八卦为基础的司南斗盘,年代确实是在三皇五帝时代。“说是这么说,不过老婆子也弄不懂这斗盘的奥妙。”耿婆叹道,“司南盘我见多了,可这个样子的却第一次看到,居然还会打上孔。”说到那个孔洞,按司南的构造原理来说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从孔洞光滑的边缘可以看出,这是制造者刻意造成的,但司南上作为指针的磁石长勺需要底盘绝对光滑,如果出现这样的孔洞势必便会增加摩擦力,这样一来这个司南的精确度就会受到影响。三皇五帝、先天八卦、司南斗盘、圆孔……难道这块斗盘是另一件指南仪器的组成部分?!“也许我们都被惯性思维蒙蔽了。”沉默许久的晖儿突然道,“我想,这个司南指的应该是司南车,年代成于黄帝时代。”《晋书·舆服志》曾这样记载:“司南车,一名指南车,驾四马,其下制如楼,三级,四角金龙衔羽葆,刻木为仙人,衣羽衣,立车上,车虽回运而手常指南。”它是一种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是在联合运用车轮、滑轮、各种齿轮和绳索的基础上的指南针的原始形式。晖儿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结合这块司南斗盘的以上特征,那么它很可能是指南车的方向标记部分,而那个圆孔便是导杆孔,用来穿出支撑木人的导杆。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背景去追溯这块司南斗盘的确切时间,那么被锁定的目标就只会有一个,最早应用指南车的人——轩辕黄帝。“我参阅了姜老送我的笔记,上面的记载和这块司南斗盘几乎完全相符。”晖儿递过手中的笔记道,“只不过它的盘符设计似乎在凸显着奇数幻方阵列,我大约地列出了一系列算式,但却看不出结果。”那本泛黄的旧笔迹上清晰地画着与司南斗盘相似的图案,而从九宫八卦的标记上可以分明地看出,这块司南斗盘上刻意留下了清晰的数字。“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四八为足,五居其中。”我看着数字标记脱口而出,“这是洛书的幻方阵列,后天八卦是源自洛书,这个先天八卦怎么会遵循洛书原则?!”“我不是很熟悉河图洛书,但从幻方阵列来看,这个斗盘还有下一层含义。”晖儿迅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几下,S立即导入数据,屏幕上那个虚拟的司南斗盘立刻转动了起来,一阵变化交错间,新的数字阵列显现了出来。“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耿婆端详着屏幕上的图案缓缓道,“这先天八卦套上了后天九宫,才会把河图洛书给拧到了一块。晖丫头,你能不能把两个算式拼起来?”“已经拼起来了,这个算式的结果我看不出什么规律。”晖儿点点头,点出了一个综合的数字阵列,“不过,对亦凡来说应该很眼熟。”屏幕上由黑白圆点组成的数字阵列再次转动了起来,可就在停下的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叫了出来。二十九、残笑人间那正是一直出现在我家信箱中的神秘图形!世事往往总是如此,当你历经千辛万苦,辗转面对事态的发展,兜了一个大圈却发现又回到了起始点,通常这种情况会被称为“造化弄人”,但此时我的心情相对还算平静,至少现在的我已掌握了《闻风拾水录》的三大篇章,至少现在知道那图形是来自司南斗盘上的河图洛书组合,至少我有一群值得信赖的杰出伙伴。但即便有那么多“至少”,眼前这个谜题还是没能解开,作为被神秘势力看重的物件来说,司南斗盘的背后绝不仅仅是隐藏了一个算式图形而已。言大当初含糊其辞的交待误导了我的判断,言家五虎应该是在一年多以前把司南斗盘交给那些人的。事实上他们已在这块司南斗盘上得出了相同的算式图形,只是看不出其中的奥妙。如果那些神秘信件中的图形是用以试探我的话,那么听风能力的甦醒,《闻风拾水录》书稿的出现以及那块神秘的铜镜就完全不是巧合了。甚至可以断定,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方处心积虑布下的一个“大局”,我们这些涉及此事的人都是局中的一颗棋子。而我,则可能就是盘活这个局的“活子”。“说起这个,倒的确有些奇怪。四派人中,你们听风一派是最少和其他派别来往的。”耿婆在听完我的分析之后,若有所悟道,“早些年间听派里的长辈说起过,这一派在古时曾犯过大忌,被一个强大的势力惩治了一番,再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犯忌?强大的势力?”我不由得惊异道,“难道就是莫曹背后的那股神秘势力?”“这就不清楚了,关于你们这一派的消息本来就不多。”耿婆摇头道,“如果不是见到你,我还以为听风一派早已灭迹了。”“对了,老凡,你爸妈就从来没和你提起过啥?”林岳好奇道,“或者有啥和平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没有,他们所做的和其他正常的父母一样。”我叹道,“除了在我高中那年莫名其妙地移居海外,把我一个人丢下。”“咦?对啊,老凡,你爸妈走的那年好像就是我爸出事的时候。”林岳眼睛一亮,“难道说,他俩去国外是为了……”“也许是为了保护你。”晖儿柔声道,“所以他们二老才那么匆忙地移居海外。”说到父母亲,我心中隐隐泛起了一阵酸楚,自从那年移居海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老,除去常规节日会寄来祝福卡片之外,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不对,按那股神秘势力的手段,如果我父母是想保护我才被迫移居海外的话,那他们和我保持联络就一定会暴露我的所在,如此低级的错误断不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身上,除非……“傻小子,别多想了,眼下只要找出背后那人,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耿婆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间万物冥冥中自有定数,多想无益啊。”接下来的两天內,我们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知识,却始终无法破解出司南斗盘中的奥秘,那些奥妙的图形和复杂的数列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丝毫不肯露出它埋藏在洞底的秘密。至于韩笑,则一直是微笑着保持沉默。不过,他倒是没有效法三国时的徐庶,进了“曹营”就一言不发,时常还会和林岳斗斗嘴解解闷,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倒也趣味纷陈。每每遇到这种场面,S便会一声不吭地避开,这个爽朗的姑娘似乎变得心事重重了起来。也许,在S的心目中,韩笑已悄然占据了一席之地,只不过连她自己都无法确定对这个敌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男女之间的感觉往往就是那么奇妙,如果可以那么简单就窥出所以然来,世间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痴男怨女呢?井字楼的改造工程终于完工了,避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俗套应酬之后,我们各自准备好丹砂器具,只等当晚子时给那十二个尖顶“定阳”。子时为一天中的阴盛之时,但自这个时间起,自然环境中的阴气便逐渐衰退,因此子时也是由阴转阳的一个关键时段。定阳的原理便是利用这个恰好的时机,以纯阳的丹砂配合奇门遁甲中的阳卦顺序,逐一布设在那代表十二地支的火形尖顶上。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医药理中药引的作用,而它所引发的便是地支亢阳局这帖良药。为了便于行动,莫炎弄来了四部带有免提耳机的步话机,分发给耿婆、林岳和我各一部,他自己也留用一部。当晚将由耿婆通过这些步话机,一一指导定阳的步骤顺序。晖儿和S则留在了旅店的房间内,由狴犴陪同一起监视着韩笑。在失踪了近七十二小时后,莫曹一定会觉察到其中的异状,以他的能力断不会找不到韩笑的所在。不过,我们离开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左右,即便莫曹亲临营救,在狴犴的保护下,晖儿和S还是可以全身而退。“一旦有事就立即通知我们。”我让晖儿和S各设置了一个手机紧急呼叫,把我和林岳的号码存入快捷键中。“放心去吧,这里不会有事的。”晖儿柔声笑道,“数字阵列方面我已经设计了一个程序,回来时说不定会给你个惊喜。”“没必要这么严加防范的,如果我想跑,也不会等到现在。”韩笑懒懒地笑着道,“能给口水喝吗?我有些口渴。”S看了看韩笑,悄无声息地递过一杯水,后者接过水杯毫不客气地大口喝了起来,那样子看来的确很渴。在九炎灵锁的作用下,他的能力已完全被禁锢了起来,但手脚还能活动,只是有些无力而已,现在韩笑的力量程度等同于一个三岁的小孩。“你……喝慢点……”S有些不忍,出言提醒之下却又有些犹豫。晖儿正在电脑边编写着程序,瞥见他俩的样子便戴上一副耳塞,随手打开了音乐播放器。“谢谢,长这么大,除了师父,你是唯一一个会来关心我的人。”伸手抹去嘴角的水渍,韩笑直直地看着S,笑容中有着说不出的落寞。“你那个冷血的师父会关心人?”S脸色变了变,声音有些僵硬了起来,“他除了让你帮他到处害人之外,还会做什么。”“我是个孤儿,是师父把我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大的,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的我。”韩笑幽然道,“师父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管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荒谬,你就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吗?!”S不禁有些怒意,“就算他救了你,养大了你,教会了你,这些就可以成为你替他作恶的借口吗?!”“在你们看来,师父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对我而言,他只是在做他要做的事情。”韩笑脸色凝重了起来,“我认为对的就是好,我认为错的就是坏,这就是我的是非观念。”S不禁语塞,对于韩笑的这种论调,她找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莫曹的是非功过韩笑有着自己的判断标准,所谓的好与坏又何尝不是世人依据自己的好恶而订立出来的标准呢?在这些标准之间,所存在的不同也只是拥护者的数量多少而已。“Bingo!”晖儿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掌,电脑屏幕上一个信息窗口显示:“程序调试成功。”“程序完成了?!”S闻声走了过去。就在她转身的瞬间,韩笑嘴角露出了调皮的笑容,一个折纸小人落在了地上。伏在一旁的狴犴立刻机警地站起了身子,但很快却像被电击一般缩了回去。让狴犴害怕的是一根乌黑短小的木杖,杖头上雕刻着一个诡异的狐狸头,那正是当初韩笑用来克制它的风狸杖。而此刻,这把风狸杖再次出现在了韩笑手中。“折纸化虚。”莫炎看着手中的纸人恨声道,“他是故意被我抓住的。”在井字楼完成定阳之后,我们很快便回到了旅馆,可一进门便发现了蜷缩在一边的狴犴,被禁锢的韩笑已不见踪影,而晖儿和S同样失了踪。从韩笑留下的折纸小人来看,他是用了替身术,莫炎的九炎锁灵根本没有对他起到作用。在这近三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演戏,为的就是等待今天这个时机。“靠!当时我就该灭了这小子!”林岳显得格外暴躁起来。井字楼的顺利改建,韩笑故意被擒,司南斗盘落入我们手中,晖儿和S被绑架,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我脑中不断拼接成形。很显然,我们又再次落入了一个精心布设的局,可对方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呜……”桌上晖儿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来电显示为“无法识别的号码”。“喂?”迟疑片刻,我接通了电话。“是王亦凡先生吗?”电话的一端传来浑厚的男中音。“请问您哪位?”我沉声反问道。“风钺。”“品茗阁”是一家古朴典雅的茶楼,据说是市内最好的茶楼,一杯茶的价格可以抵上工薪阶层家庭一天的伙食费。好茶本就无价,但对于这里的收费我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是来喝茶的。下午一点三十分,我们如约来到这里,一进门,迎面见到的便是莫曹那张亲切的笑脸。“果然准时。”莫曹微微欠身,做了个“请”的手势,“风爷正在楼上恭候大驾。”众人面色各异地看着莫曹,但都没有答话,脚下不停地向楼梯走去。“很抱歉。”莫曹紧跟一步,伸出手臂拦在了楼梯口,“风爷只见王亦凡一人,其余各位由我代为招待。”“你到底想做什么?!”莫炎冷冷道,“要动手,我奉陪。”“为了两位女士的安全考虑,请各位还是配合为妙。”莫曹不以为忤,依旧微笑道。“既然风爷如此盛意拳拳,那我单刀赴会一回又何妨?!”我淡淡地笑道,悄悄在莫炎的衣袖上拉了一把。“好小子,有点关云长的风采,你放心上去,咱娘仨在楼下陪陪这位莫大爷。”耿婆爽朗地笑道,眼中带着赞许和关切。“老凡,有啥事儿就吆喝一声。”林岳怪声道,“今儿就是来玩儿命的,谁找不自在,咱管够!”看到我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莫曹礼貌地将三人让到一边的茶座上,亲自斟起茶来,偌大的一间茶楼竟似已被包了场。二楼是环境优雅的茶厅,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坐在正中的茶桌边,专注地泡制着功夫茶,身旁的凳子上蹲坐着一只金色皮毛的猴子。见我上楼,那猴子龇了龇牙,脸上竟似带着得意的微笑。“请坐。”一盏冒着热气的茶水放在了桌上,看来那个空位是专门预留给我的。“风爷这么大费周章地精心布局,应该不只是让我陪你喝茶吧?”入座、品茶,我淡淡地问道。“茶之道,淡泊、静心,戒骄戒躁。”风钺抬起头微笑道,“在这个世上,心急永远不是成事之道。”我这才看清眼前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风爷”,从相貌上来说这是一张普通到了极点的脸庞,如果混入人群,只怕很难在其间将他一眼认出。他的身躯高大魁梧,显得十分的健硕,但整个人却透着亲切与谦和,完全看不出一丝的霸气和狠毒。在商战交锋中,我曾遇到过一些强劲的对手,虽然城府不及风钺如此之深,但却有不少类似之处。对于这类人而言,你的急躁往往就是他制胜的关键。想到这里心中的焦躁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淡然微笑,一口浓茶抿入口中。“品茶以味而知趣,茶香绵淡,却入口浓郁。”我缓缓道,“茶如其人,意如其心。”“好一个‘茶如其人,意如其心’!”风钺朗声笑道,“知我者,非君莫属。”“巧赠铜镜,让我得到异于常人的能力,奇局迭出,多少次生生死死,”我晃了晃茶盏,将剩余的茶水倒去,“纵观前后,林林总总,表面的布局便有如茶香绵淡,而其中的深意则好似茶味浓郁。”“果然妙人,依你看来,这绵淡和浓郁孰轻孰重呢?”风钺颔首道,身边的金毛猴子自他手中接过茶壶,摇摆着为我斟满茶水。“无轻无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烟雾而已。”大脑飞速地整理着思绪,这些天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若真要说‘重’,那便是我。”此刻,城市某处的一间屋子內,韩笑正目不转睛地看着S和晖儿。“这就是你的是非观念?”S的声音淡得有些出奇,脸上隐隐透出一丝悲伤。“我说过,不管师父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韩笑依旧笑着,眼中却带着同样的悲伤。S冷冷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再也不想看到眼前这个曾令她犹豫不已的男人。“既然这样,你又为什么要救我们?”晖儿盯着韩笑的眼睛,缓缓道,“陈子浩的引梦戮魂局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耿婆从现场的痕迹看出是有人暗中破坏的缘故。”“那能说明什么?或者说你想证明什么?”韩笑嘴角微微一扬,脸上的调皮浓重了起来。“你喜欢S,所以不想她受到伤害。不过,你自己都无法判断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晖儿继续道,“这一点上你的确是依照自己的意愿在做,直到你师父让你来绑架我们。”“有时候真的很羡慕王亦凡。”韩笑微微叹了口气,“能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是他的福分
,对外宣称是向晋国借兵攻打齐国,实际上是找晋景公帮忙,希望借晋国的干涉来铲除“三桓”。然而,就在公孙归父访问晋国的时候,鲁宣公却突然无疾而终了。按照《春秋》的记载,是“公薨于路寝”,也就是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段记载给后世留下诸多猜测。毕竟,鲁宣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死亡,想让人不产生怀疑都难。而“三桓”的表现简直就是直接指认自己是凶手。鲁宣公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季孙行父便急急忙忙在朝堂上发表了一番讲话,全文为:“杀嫡立庶,使得鲁国失去大援的,就是襄仲!”襄仲就是公孙归父的父亲公子遂。杀嫡立庶四个字,一方面是指责当年公子遂杀死公子恶和公子视,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大家,鲁宣公原本无权继承君位,只不过是因为公子遂的阴谋才得以上台。至于失去大援,则是指齐国对于公子恶和公子视的死实际上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鲁国采取了表面友好、实则欺负的政策。季孙行父将矛头指向公子遂,同时又否定了鲁宣公,最终的目的却是攻击人在晋国的公孙归父。对于这种指桑骂槐的伎俩,大夫藏宣叔(藏文仲之孙)觉得很不磊落,他当面回应季孙行父:“过去发生的事情,在当时不能追究责任,后人何罪之有?你不就是想除掉归父吗?那就光明正大地派我去办嘛!”“三桓”才不会手软,命令将东门氏悉数驱逐出境。公孙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鲁国地名)的时候,听到了鲁宣公的死讯和自己的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停下来,就在路边筑起一座土坛,用布帛围住,算是给鲁宣公设了一个灵堂;又将副手叫到跟前,请副手代替他回曲阜,到鲁宣公的棺材前复命。做完这些事,公孙归父解开衣服,袒露出左胸,用麻布系起头发,坐在土坛前放声大哭,然后站起来跺了三次脚,便驾着马车投奔齐国而去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丝不苟地按照周礼的规定办理的。在危难时刻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和从容不迫的态度,是当时的卿大夫和士阶层推崇的品质。《春秋》郑重其事地记载:“归父还自晋,至笙。”算是对公孙归父的一种褒扬。第二年春天,鲁宣公的儿子黑肱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鲁成公。【晋国重振雄风】公元前590年,继“初税亩”之后,鲁国再一次进行赋税制度改革,史称“作丘甲”。丘是春秋时期的地方行政单位,一丘约有农民一百五十人。所谓作丘甲,就是每丘派出一定数量的成年男子,自备武具服兵役,成为职业军人,丘中其余男子分摊他们的耕种任务。在传统的井田制度下,农民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农闲的时候服役,全民皆兵,战斗力相对低下。在鲁国,随着井田制度的灭亡和初税亩制度的实施,农民种田的热情明显高涨,国家税收随之提高,社会分工必然更加细化,职业军人也就应运而生。因此,作丘甲可以视为初税亩的配套改革措施,对鲁国的富国强兵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是配套改革,鲁国在这个时候作丘甲,也是因为感受到了齐楚联盟带来的巨大压力。仅在几个月前,鲁国还试图联合楚国进攻齐国。但是随着楚庄王和鲁宣公的先后去世,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齐顷公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刚刚即位的楚共王进行亲密接触,齐楚两国关系急剧升温,结成了战略联盟。在这种情况下,鲁国人感觉有必要加强与晋国的友好关系,于是派大夫藏孙许前往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晋国地名)举行了会盟。同年冬天,臧孙许在国务会议上分析说:“现在齐国和楚国交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结盟,如果晋、楚两国争夺天下的领导权,齐国必定派兵入侵我国。到那时,如果晋国讨伐齐国,楚国必定救援齐国。这就意味着,齐、楚两个大国都将我国当做了敌人,形势非常危险!我们只有作好防备,才有可能免于祸患。”大家都赞同他的观点,于是加快推进“作丘甲”改革,抓紧新入营士兵的培训,重新修固城墙,鲁国上下迅速进入战备状态。在得到楚国这个盟友后,齐顷公的腰杆子硬了很多,也不把晋国放在心上了。公元年589年春天,齐顷公亲自率领部队入侵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城(鲁国地名)。早有准备的鲁国人打得很顽强,不但多次打退齐军的进攻,还俘虏了齐顷公的心腹爱将卢蒲就。齐顷公紧张了,派人对龙城军民说:“千万不要杀他!我愿意与你们签订合约,保证不进入你们的地界。”齐顷公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关心——这一点还将在以后的故事中得到体现。当时龙城的军民听到齐顷公这么说,却对形势产生了错误判断,认为齐国人已经胆怯,所以不但杀死了卢蒲就,还将他的尸体挂在城墙之上。可想而知,齐国人十分愤怒。齐顷公亲自擂鼓,军官们身先士卒登上城墙,仅用了三日就攻陷龙城。齐军士气大振,乘胜南侵,又包围了巢丘。齐国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晋国的强烈不安。在晋景公的授意下,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将四人带兵入侵齐国,以减轻鲁国的军事压力。齐顷公得到情报,立马回师北上,在齐卫边境截住了卫国部队。面对强大的齐军,石稷的意见是立刻撤退,避其锋芒。但是主将孙良夫不同意,他对石稷说:“我们带兵讨伐齐国,遇到齐国的部队就向后转,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如果你认为我们肯定打不过齐军,当初就不应该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哪有逃避之理,不如一战!”三年前发生在临淄的外交风波,孙良夫也是受害者之一。现在他坚持要与齐军作战,显然不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而是出于对齐顷公的报复心理。同年夏天,齐卫两军在新筑(卫国地名)发生战斗。齐军人多势众,攻势迅猛,卫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危急关头,石稷对孙良夫说:“失败已成定局,如果您再坚持抵挡齐军,恐怕我们都要全军覆灭了,到时拿什么回去复命?”孙良夫不置可否。石稷只好又说,“您是卫国的卿,如果被俘或被杀,都是国家的耻辱。请您带领大部队先撤,我留在这里掩护你们。”孙良夫走后,石稷带领剩下的部队坚守新筑。他鼓励大家说,晋国的援军正浩浩荡荡开赴战场,只要再坚持几天就可以了。早在公元前595年,莫须有的晋国援军就曾支撑着宋国军民抵抗楚军长达半年之久;六年之后,石稷再次打出晋国援军这张空牌,卫国将士同样士气大振,打退了齐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齐顷公惊愕之余,命令停止进攻,将部队驻扎在鞫(jū)居,以待形势明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新筑的地方贵族仲叔于奚发扬了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趁这个机会率领部队进攻齐营,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居然将齐军逼退了几十里,从而将卫国军队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战后论功行赏,卫穆公要奖赏仲叔于奚一座城池,被仲叔于奚拒绝了。这个乡下地主根本不稀罕土地,反倒是对政治待遇很感兴趣,他向卫穆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曲县”,第二是“繁缨以朝”。按朝周朝的礼制,天子的乐器,四面悬挂,如果同宫室那样四面有墙,称为“宫县”;诸侯的乐器三面悬挂,独缺南面,称为“曲县”;卿大夫的乐器两面悬挂,称为“判县”;士的乐器仅东面悬挂,称为“特县”。仲叔于奚充其量不过是大夫身份,却想一边听着曲县的音乐一边吃饭喝酒,无疑是大大的僭越。同样,“繁缨以朝”是指以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国君,也是享受诸侯的待遇。在当时的人看来,仲叔于奚的要求无疑是大大的“非礼”,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孔夫子对此评价说:“与其答应这种非礼的要求,不如多给他几座城。唯有礼器和名号,是由国君持有的,不可以轻易让给别人。名号是用来体现威信的,威信是用来保持礼器的,礼器是用来体现礼制的,礼制则是用来推行道义的,道义是用来产生利益的,利益是用来治理百姓的,这可是政治生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假如将礼器和名号给了别人,等于将政权拱手相让,国家也将随之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卫穆公不这样想,他掰着指头一算,觉得给仲叔于奚一点政治待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给他一座城池要划算得多了,于是答应了仲叔于奚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发生的龙城之战和新筑之战,可以视为新一轮中原大混战的序幕。新筑之战后,孙良夫没有回卫国,而是直接去了晋国。与此同时,鲁国的使者臧孙许也来到了绛都。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晋国的中军元帅郤克,请求郤克主持公道,劝说晋景公派兵讨伐齐国。对于郤克来说,讨伐齐国自然是快意恩仇之事,也是晋国战略扩张必走的一步棋。正如前面所说的,晋国的最大敌人是楚国,必须拉拢的对象是齐国和鲁国。现在齐国和楚国搞到了一起,已经是大大的不利,如果再坐视齐国欺负鲁国和卫国,“天下”这张大饼,恐怕就轮不到晋国来啃一口了。晋景公恐怕也是这么担心的,很快同意了郤克的要求,并且很大方地说,你要攻打齐国就多带点人马,我给你兵车七百乘!郤克马上说:“那可不够!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年是因为有先君晋文公的英明和诸位先大夫的武勇,才以七百乘的兵力打败楚国。我郤克与诸位先大夫比起来,连替他们提鞋都不配,请您给我八百乘!”郤克将这一战与城濮之战相比,使得晋景公很感动。谁不想重现当年晋文公的威风,成就领袖群伦的霸业啊!这些年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不就是等着这么一天吗?晋景公点点头,答应了郤克的请求。公元前589年六月,郤克率领八百乘兵车从绛都出发,去寻找昔日的光荣。这支部队包括晋国中军的全部,由郤克直接领导;上军的一部分,由上军副帅士燮带领;下军的全部,由下军元帅栾书带领;韩厥仍旧担任军中司马。臧孙许代表鲁国政府前往边境迎接晋国大军,季孙行父则带领鲁国军队从曲阜出发,与晋军会合。晋军与鲁军会合之后,转而向北,朝着卫国进发,途中发生了一件小事:晋国军中有人不遵守军纪,被司马韩厥抓住,即将要处斩。郤克连忙驾车来救人,赶到的时候,人已经被杀了。郤克马上命令将这个人的尸体挂出去示众。他的随从很奇怪:“您不是来救他的吗?”郤克回答:“是啊,可是人既然已经死了,我就来替韩司马分担流言蜚语吧!”言下之意,此人不是非杀不可,为了避免军中将士对韩厥有非议,特别怕人们认为自己与韩厥意见相左,从而影响韩厥的威信,所以故意挂尸示众,以示自己是同意杀这个人的。这件小事说明,正如当年士会有成全郤克的雅量,郤克也有维护下属的气度,都是难得的好领导。晋鲁联军与齐军在靡笄(齐国地名)相遇。齐顷公派使者到晋军大营下战书,说:“诸位率领军队光临敝国,敝国军队虽然不强,也请明天早上一见高下。”郤克也客气地答复说:“晋国与鲁国、卫国,同为姬姓,乃兄弟之国。这两个国家派人来告诉我们说,‘齐国人不分早晚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泄怒气。’我们的国君不忍心,就派我们这些人来向贵国求情,但又命令我们不要在贵国久留。我们也是能进不能退,既然您约我们明日决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啊。”齐顷公听了使者的转述,又派人对郤克说:“大夫同意决战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就算您不同意,这战也还是要打的。”打完口水仗之后,双方便秣马厉兵,准备真刀真枪地战斗了。曾经在断道之会上中途逃跑的齐国上卿高固决心在战场上挽回自己的面子,亲自驾车前往晋军大营“致师”,也就是挑战。高固确实是一员猛将,他在车上装了一堆石头,突入晋军阵地之后,也不用刀枪弓箭,就拿石头砸人,打得晋军抱头逃窜(怎么有点像梁山泊的没羽箭张清?)。石头扔完了,又跳上一辆晋军战车,俘虏了一名晋军士兵,然后驾着晋军的战车跑回来。他将桑树根系在战车上,巡游齐军营地,大声宣布:“如果有谁需要勇气,可以向我购买余勇!”第二天一早,两军在鞍地(地名)列阵。齐国军中,邴夏担任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逢丑父担任戎车护卫;晋国军中,解张担任郤克的戎车驾驶员,郑丘缓担任戎车护卫。《左传》之所以将这些人物列出来,是因为在春秋时期,戎车驾驶员和戎右护卫是极其重要的职务,甚至要通过占卜来选择合适的人选。应该说,高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齐军的士气。齐顷公也豪气干云,对左右说:“我姑且打败敌人再来吃早饭!”来不及给战马披上铠甲便冲了出去。国君冲锋陷阵,齐军将士也不能落后,跟随着他向晋军冲去。这场规模空前的战斗中,齐军先声夺人,一开始占了上风;而晋军的反应相对迟钝,陷入被动。由于齐军进攻的速度太快,晋军主帅郤克所在的位置也受到了冲击。混战之中,一支冷箭射中了正在击鼓的郤克,鲜血迸流,直到其脚跟。郤克怕影响士气,一边坚持击鼓,一边对身边的解张和郑丘缓说:“我受伤了!”没想到解张和郑丘缓这两个家伙一点也不心疼首长,也没有抓住机会表扬首长的英勇。戎车驾驶员解张说:“自交战开始,我就中了两箭,一支贯穿我的手掌,一支贯穿我的手肘,我都没告诉您,偷偷折断了箭杆,仍旧坚守岗位。您看,车的左轮都已经被我的鲜血染红。自古以来,大将死而鼓声不绝,车夫死而缰绳在手,这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怎么好意思提受伤的事呢?请您忍住!”——这家伙放到现在,一辈子都别想进步。戎右护卫郑丘缓说:“自交战开始,只要遇到有险阻,我就下车推行,您难道留意到我的举动了吗?只不过您真是受伤很重啊!”解张说:“旗和鼓就是大军的耳目,将士们或进或退,全凭您的鼓声指引。这辆戎车只要有一人坐镇,战争就可以胜利,怎么可以因为您受伤就败坏国君的大事呢?穿着盔甲,拿着武器,本来就是去死的。现在伤口还不至于要命,请您还是尽力而为吧!”于是将缰绳交到已经受重伤的左手,右手拿过郤克的鼓槌敲,代替他击鼓。结果因为左手无力,控制不住战马,戎车朝着齐军狂奔而去。晋国士兵看到主帅如此英勇,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地跟在戎车后面向齐军冲杀。战争的局势几乎在一瞬间被扭转,齐军全面溃败。晋军乘胜追击,像打猎一般追赶齐军,竟然绕着华不注山(现在的华山)转了三圈!据说,大战的前一天晚上,晋军司马韩厥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父亲子舆对他说:“明天不要站在战车的左右两侧!”按照周朝的军制,除主帅的戎车有特别规定外,一般将领的战车都是驾驶员立于车中,将领立于车左。韩厥担任司马,本来应该站在左侧的位置,负责射箭。因为做了这个梦,第二天他便改换了位置,站在中间亲自驾车。齐军败退后,韩厥死死盯住齐顷公的戎车,紧追不舍。齐顷公的戎车驾驶员邴夏看出韩厥气度不凡,对齐顷公说:“快射那个驾车的人,他是君子。”齐顷公说:“既然知道他是君子还射他,非礼也!”于是张弓搭箭,先射其车左,将车左弓手射于车下;后射其车右,将车右护卫射死在车上。但是韩厥丝毫不为之所动,仍然紧跟着齐顷公。这时有一位晋军将领綦(qí)毋张,因为战车被毁而徒步作战,看到韩厥的战车经过,便跟着韩厥跑起来,大叫道:“带上我,带上我!”从后面跳上了车。綦毋张上车之后,想站在车左或车右,都被韩厥用手肘推开,只让他站在自己身后。韩厥又弯下身子,稳住车右护卫的尸体,不让他掉出去。趁着这个机会,齐顷公和逢丑父快速交换了位置。快跑到华泉(华不注山下的泉水)的时候,齐顷公的战马被树枝卡住,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战前一天,逢丑父在睡觉的时候被蛇咬到,小臂严重受伤,但他隐瞒着没有告诉别人。现在遇到这种情况,身为戎右的他本来应该下车排除障碍,却又有心无力。进退两难之间,韩厥和綦毋张已经赶到。见到此情此景,韩厥也跳下车来,手里仍执着马缰,走到齐顷公的车前,对着逢丑父磕头,然后从怀中掏出酒杯和玉璧献上(真难为他了,打仗还带着这些玩意儿),亚洲一区
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专制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专制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第一章北部边防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配向东南卑湿地,定无存恤空防备。念此吞声仰诉天,若为辛苦度残年。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白居易:《缚戎人》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
明朝的卫所制度
卫所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成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按照品级申请授予永业田二百亩至一万亩不等,其中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国家不再回收,但口分田则在受田者死后,由国家收回重新分配。与均田制相互配合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丝棉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可以交纳布匹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徭役,可以选择缴纳绢或者布代替,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这种做法叫“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可以免除“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大唐帝国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顺利进行,保证了庞大的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皇室、官吏的开支消耗。但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基本经济结构的体制,在开元时期开始发生变化,最终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溃瓦解。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这就使得那些官吏成为了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如《唐会要·逃户》就记载宝应元年(762年)肃宗李亨发布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我们在前边分析安史之乱发生的客观原因时,曾经说过开元天宝时期,土地的兼并之势可以和汉朝的成、哀二帝时期相比,事实上当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贞观时期朝廷京官仅有六百四十二人,到了开元时期已经增长到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其结果只能是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大量减少。由于上述原因,到天宝末年,唐朝初期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结果只能是被迫逃亡他乡。早在武则天执政末期,宰相韦嗣立就上书言说当时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租税逐渐减耗,致使国家开支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到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农民又遭到战争的重创,逃亡更加惨烈,以至于达到“十不半存”的程度。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帝国的户口从九百万骤减至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是逃亡,形成了“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下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大唐帝国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出现。两税法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随着杨炎身登相位开始实行起来。《旧唐书?杨炎传》记载杨炎在当上宰相后,给李适上过一份奏疏。大体内容是指出目前国家财政窘困的状况,以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的弊端和危害,应该说这篇奏疏引起了李适的极大关注,最终在李适的支持和杨炎的一系列具体操作下,两税法终于实行开来。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李适宣布大赦天下,并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从这一刻起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即告废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杨炎的主持和精心策划下,两税法分为六大部分: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方政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住地的户籍,依据丁壮和财产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为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每年六月缴纳完毕,秋税限十一月交纳完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除,依然有效。五、两税依据户等纳钱,依据田亩纳米粟。其中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采取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的州县依据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从上述六大项的规定来看,两税法首先扩大了纳税范围,在唐朝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担负国家赋税的,这些人统称为“不课户”,如果仅按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来看,在全国的不课户为365万户,课户为535万户,不缴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40%,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其次是逃亡的课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李适曾经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逃亡当地的客户总共达到一百三十多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这一百三十多万逃亡的客户在实行两税法前,都被官吏、贵族所占有,国家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均得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扩大纳税范围之外,两税法的纳税标准也改为按照财产的多少来收取。以前的租庸调制征收赋税的标准是以人丁为本,如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个基础上规定每一个丁男每年缴纳的租庸调数量。而事实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朝初年各地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中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成年男子收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担负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吏、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严重,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依旧需要担负租庸调,等到了无法负担时就只能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缺陷,而两税法却弥补了这个缺陷。两税法按照资产田亩计税,将官吏、商人、地主、贵族、农民按照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也就是将人丁税改为财产税,这样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那个时代土地对农民人身的束缚,从法律上确认了逃亡户和原来的实居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值得一提的是,两税法征税虽然以钱为计算单位,但当时在不可能完全以货币形式上交税款的情况下,多数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正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赔绫绢”。但是无论怎样,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从李适一朝开始一直到唐朝灭亡,国家财政预算新体制否认确立,也就是确定了中央、藩镇和各州三级构成的国家财政预算模式,“划分收支,定额收支”的财政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其实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和藩镇地方割据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所谓划分收支,是指在财政收入方面,将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酒税、茶税等)和地方共享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了中央和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在支出方面,引用元稹的话来讲叫作“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不仅确定了两税留州额和使用额,也限定了藩镇、各州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政府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如果单纯从经济领域来看,起到了巩固唐朝中央政府权威、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两税法实行以后,从结果上来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唐书?杨炎传》中记载: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从这条记载来看,两税法的实行改变了先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上不知下的局面,朝廷获得了更多的分配平衡权。《唐会要?盐铁总叙》记载,两税法实行的第一年,唐朝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到两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两税法的实行不仅解决了大唐帝国先前的财政问题,同时也让宰相杨炎在朝廷中大放异彩,杨炎的才能被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一致称颂,但很多人只看到了杨炎发挥才能的一个方面,而很少有人能够看清杨炎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两税法的实行掩盖了杨炎自身的很多缺点,这其中对杨炎最致命的就是:他虽然身居宰相之位,也具备宰相之才,但却无宰相的气度。谗杀刘晏杨炎,凤翔关中人,从外表来看须眉飘逸,颇有风度。父亲杨播曾经登进士第,但因为个性使然最终隐居不仕。杨炎年少时得其家学渊源,再加上自己才思敏捷、文采出众,所以在家乡一带小有名气,被誉为小杨山人。成年后被河西节度使吕崇贲聘为书记官,从此开始踏上仕途。后来天下兵马副元帅李光弼也想聘请他为判官,被杨炎谢绝。朝廷想拜他为起居舍人,也被他婉言拒绝。虽然错过了两次绝佳的晋升机会,但杨炎不为官位所动的气节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好名声。代宗皇帝李豫强令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杨炎不得不进入中枢机构任职。由于杨炎文采绝佳,不久后李豫任命他为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不过杨炎虽然进入了中央机构任职,但官职都没有什么实权,但他那出众的文采得到了时任宰相元载的赏识。前边我们虽然说了很多元载嚣张跋扈的事例,但元载的心中始终埋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趁自己位居宰相之位的时候,找到一个才能出众、文采颇佳的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元载发现杨炎是个很合适的人选。不久后,元载向李豫建议提拔杨炎为吏部侍郎,要知道吏部是掌管人事的部门,元载提拔杨炎做吏部的二把手,可见他对杨炎的器重程度。元载向李豫推荐杨炎的时候,正是他走红的时候,李豫对元载的话言听计从,所以杨炎顺利当上了吏部侍郎,而杨炎对元载也确实是投桃报李,成为他的一名心腹,唯元载马首是瞻。不过杨炎虽然是元载的心腹,但元载身为宰相,却不是杨炎的顶头上司,当时吏部的一把手吏部尚书是理财专家刘晏。刘晏作为理财专家,立志协助皇帝陛下精心治国,对元载嚣张跋扈及中饱私囊的做法很是看不惯,所以元载和刘晏矛盾颇深,这就使得身为元载一党的杨炎不可能和他的顶头上司刘晏和睦相处。据史料记载,李豫清除元载这件事,刘晏暗中为李豫出过不少主意,如果说元载的倒台有刘晏一份功劳也并不为过。但随着元载的倒台,杨炎等一批同党跟着一起倒霉,要不是当时皇舅吴凑上疏谏阻,杨炎说不定早已经身首异处。据此看来,杨炎被贬为道州司马的时候,一定是带着对刘晏的怨恨启程前往道州的,只是他不会想到,有生之年他还能回到朝廷之内,并一跃成为刘晏的领导对其展开报复行为。之前我们说杨炎缺乏宰相的气度,事实上通过他当上宰相后的很多事例,可以看出杨炎的性格中有一种唯我独尊的霸气,而且骨子里不能容人。例如,元载当政时曾经请求修复原州城,直至元载倒台后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杨炎上台后上疏奏请李适采用元载先前的策划,重拾修建原州城的计划,而且他还计划同时发派两京、关内的壮丁疏通丰州的陵阳渠,以便兴办屯田事务。李适接到奏疏后,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最终他决定派个心腹宦官,前往丰州征求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段秀实认为目前边防比较空虚,不宜兴办屯田,如果大规模调集士兵去开垦耕作,容易招致敌人入侵。段秀实作为当地的军政长官,应该说最了解当地的情况,所以李适最终没有同意杨炎的请求。当杨炎知道是段秀实坏了自己的好事时,不禁勃然大怒。愤怒之下杨炎动用宰相的权力,将段秀实由泾原节度使调任为司农卿,虽然品级没变,但泾原节度使是地方实权官职,显然段秀实是明升暗降。而他的泾原节度使职位则由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任。按说这件事情身为宰相的杨炎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认真思考段秀实的话是不是有利于国家利益再行处理,但缺乏气度的他完全无法冷静客观地看待事物,段秀实最终成为他的牺牲品。段秀实和杨炎在此之前并无过节,杨炎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杨炎对待刘晏会是什么态度。从才能角度来看,杨炎和刘晏有其共通之处,在经济领域各有所长。俗话说得好:同行是冤家,相信两个人在内心深处彼此也是相互敬佩并嫉妒着,尤其是杨炎和刘晏分属不同的阵营,所以从根本上来看,两个人是不能共容的。但不能共容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致对方于死地,通过史料我们没有看到刘晏对杨炎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杨炎从当上宰相后,却对刘晏展开了不将对方置于死地绝不罢休的报复行动。在杨炎看来,这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死去的元载。事实上刘晏这个人十分勤勉努力,凡事不论缓急必定当天解决,绝不会搁置到第二天去解决,算是雷厉风行一派。很多混日子的朝臣对刘晏的这种工作作风颇有微词,皇帝越是对刘晏褒奖有加,很多人就越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打刘晏小报告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些人说的都是无关痛痒的事情,如撤销转运使的编制,造谣说刘晏曾经暗中上疏李豫册立独孤氏为皇后等。这些事情根本打动不了皇帝,更何况刘晏对帝国的财政改革有着莫大的功劳,皇帝是不可能轻易动刘晏的。但到了杨炎当上宰相后,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杨炎刚刚进入宰相班子没多久,便展开了对刘晏的报复,和先前诋毁刘晏的那些人相比,杨炎的策略明显技高一筹。杨炎明白仅仅依靠上疏弹劾这种伎俩,皇帝陛下早已经视觉疲劳,想打动皇帝,必须要让皇帝感觉到自己的情真意切。于是,杨炎利用李适召见宰相班子议事的机会,开始了自己的计划。“陛下恐怕还不知道吧!刘晏与大臣黎干、刘忠冀共谋反叛,臣身为宰相而不能讨伐他们,真是罪该万死。”杨炎在议事即将结束时,忽然流着泪对李适说道。杨炎的话让李适颇感意外,他并没有立刻接着杨炎的话往下说,而是仔细思考杨炎所说话中的含义。那个时候另一位宰相成员崔佑还没有去世,在听到杨炎的话后,他立即站出来打圆场:“陛下!这件事情究竟真相如何,谁也没法拿出确切的证据,何况先前陛下已经大赦天下,不能因为流言蜚语而妄加追究啊!”杨炎因为是自己推荐进入宰相班子的,所以崔佑甫在杨炎面前丝毫不避讳。但不论李适还是崔佑甫事实上都不会想到杨炎状告刘晏谋反,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隐藏在杨炎心中的其实另有所想。“崔相说得也很有道理,这件事情臣也反复思考过,的确没有真凭实据。不过尚书省是推行政令的最高机构,最近设置诸使,很大程度上分夺了尚书省的权力,依臣看来一切大权应该复归于尚书省才是,最近很多大臣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杨炎的语调和刚才状告刘晏谋反时的痛哭流涕相比,显得平静了很多,最后他将问题抛给了崔佑甫:“不知道崔相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杨炎这次对刘晏的报复,使用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状告刘晏谋反虽然是主动进攻,但这其实是佯攻,杨炎十分明白以皇帝李适的智商绝对不会相信刘晏会谋反的,而为人耿直的崔佑甫必定会站出来为刘晏开脱,只要形成这种局面,杨炎接下来可以实施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在崔佑甫说完后,他立即主动选择退而求其次,向皇帝陛下陈述尚书省权力分散的问题,而且他最终将问题抛给崔佑甫,也是早已经算计好这位亲手提拔自己的宰相,是不可能在否定自己一次之后,再一次否定自己。除了面子原因之外,当时崔佑辅是首席宰相,尚书省权力分散这是事实,崔佑甫比杨炎更希望权力集中一些。“这一点杨炎说得没错!”崔佑甫沉吟了片刻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看法。直到这一刻,杨炎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他明白自己这次报复刘晏的行动宣告成功。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三
嫁满族,嫌旗门儿规矩多,应酬多,受不了。旗人又嫌汉人贫。注233位于北京昌平区流村镇白羊沟的庆王奕劻家庭墓地(定宜庄摄于2008年)
二、我见过那场面张寿椿口述时间:2003年2月13日地点:北京市西外大街榆树馆东里某居民楼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张寿椿与张寿崇的曾祖父是兄弟,或者说那桐与张寿椿的祖父那盛是堂兄弟,虽然仍在五服之内,但在平常人家,关系应该是较为疏远了,但那家毕竟不同。从张女士的讲述可知,这个旧式大家族直至今日,即使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特有的交往方式也仍然在延续,包括互相拜年、互祝生日等活动,也包括这个家庭的子女与旧日豪门之间维持至今的婚姻,尽管这种婚姻中已不再含有政治利害的因素。张寿椿女士在我采访之前做了认真的准备,所以她为我讲述的各种婚姻关系,都比较详细和准确。张女士也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有的与那桐家有关,也有的无关。可将其作为东城一个普通旗人官僚的家庭来看。1.我见过那场面
定:咱们就从您祖上的事说起好吗?张寿椿(以下简称张):先从我们这支儿,我大爷爷的父亲是溥安,我爷爷的父亲是文安,我四爷爷的父亲是铭安,这都是哥们儿,哥们儿谁是亲的谁不是亲的我就不太清楚了。文安是我曾祖父,他的两个儿子,那昌、那盛。大祖父那昌,字子言,我爷爷那盛,字茂如。这里(指《那桐日记》)都写着呢,茂如弟怎样怎样,子言兄如何如何,注234这大概是按大小排的。我大爷爷那昌的官不小,在江苏做官,原来我们家挂的大爷爷像,还有牌位。我大爷爷没后,我爷爷娶了5位夫人,是娶一位死一位,娶一位死一位,没有妾。我父亲叫绍铨,字仲衡,是第三位祖母生的。我父亲下边有两个儿子,寿康和寿广,寿康是我哥哥,他的生母姓邵,邵家现在无后了。寿广是我弟弟。我母亲是续弦,我哥哥3岁时我母亲过来的。我哥哥1995年故去了,他也没后。我和寿崇三哥是五服边儿。寿崇三哥的父亲叫绍曾,我叫大爷。金鱼胡同那家,他们家族是我们叶赫那拉最阔的一家,最富有的,只要满族人一提金鱼胡同那家,就是他们,半截胡同房子都是他们的。我从小,我母亲就带着我去,办整生日,办满月,婚丧嫁娶吧,那会儿讲究带姑娘,哪家都带姑娘,我们家就带我去。过年拜年啊,请安磕头啊,我就知道我该干什么。比如初六我去拜年,初六才许堂客拜年啊,我一叫门,第一道门喊,说是西城的还是哪儿的,大小姐来了,我当时准得带一老妈子,赵妈,出去什么的都带那赵妈,赵妈、张妈,好几个妈吧,老妈子,就跟着我;等到第二道门又报一下,谁谁谁来了;一道一道地报,到第三道门,先迎过来的是那老妈子,小张妈吧,给我大大(即大妈、大娘)梳头的,单有给她梳头的,这我才能进去。进去先到那大祠堂,特大的祠堂,金鱼胡同啊,在一个大长院里,是五间大北房还是多少,去磕头拜祖,完了再上那个相当于客厅吧,都摆的是硬木家具,见这大大,她就叫张妈去影壁后头给我拿红包去,给侄女给一红包,多少钱我都忘了。去的时间不会太长,一般情况下不吃饭,真有事才吃饭。婚丧嫁娶这些事才吃饭。娶媳妇呀,办满月呀,他们都在福寿堂办喜事。只要一办事,就吃鸭翅果席,有鱼翅,不是挺贵的东西嘛,鸭子是做什么我不知道,果席有炸核桃,有山楂糕,小孩也挺盼吃好吃的,我就愿意去他们家,我们家人也愿意带我。定:您还记得见过什么大场面吗?张:就是我大太太,那桐的第二个夫人注235故去时候,办丧事的时候。我这大大特别能干,我三哥也说他母亲特别能干,我大爷死得早,这大大当家,那么多房儿媳妇,大姑子、小姑子就八个嘛,还有那么多的姑婆,都得维持。那时候我才四五岁、五六岁,都有点印象了,我父亲给他们写的那字,大红罩,铺开了挺大的,有人拿着。停灵21天呢,当家子的侄子啦,孙女啦,孙子啦,全都发孝服啊,都穿孝,都跪灵。左一个放焰口,右一个这个那个,讲究极了,我都跟着。我那些姐姐们都比我大不多呀,她们从正厅走到停灵的屋子去,再到另外的餐厅去吃饭,有一段要走路,经过院子冷点儿,她们就都披着小斗篷,要不就揣着小暖水袋,这就是她们的场面。定:想起当年盛况真是……张:那没法说。真没法说。我结婚以后和他们来往就少多了。“文化大革命”,寿崇三哥他们受那么大的冲击,很晚很晚我们才知道,后来我三嫂就脑血栓了,然后得了后遗症。我三嫂小圆脸,白白的,长得挺漂亮的,他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搬到史家胡同后我去过几次,她推四个轮子的车出来,还能说话呢,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植物人了,这过程我就不太清楚了。后来把他们整个大院分成好几户,给了多少(补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三哥说,现在那家花园就剩一个角落,在西堂子胡同有那么一点点,不像样了。他们家从金鱼胡同搬到西堂子胡同,又再到史家胡同。在史家胡同的时候用那大铁炉子,我三哥得自己捅弄火啊。他们能熬到现在真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他对政府,对这那没有什么怨言,也许出于谨慎,不那么太说。他等于是参加统战工作的咱们满族的一个代表,民委副主任,东城政协副主席,还是市政协常委。他后来挑这家呀,整个家庭都是他挑着。我和我三哥走得近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1989年开始十几年哪,我们每年老有聚会,我也挺能张罗这事的,跟表姐妹呀,跟我四嫂呀拢着,现在四嫂也半身不遂了,二哥又在天津。这聚会怎么办呀,就只能跟我大侄女注237去瞧瞧这个瞧瞧那个,现在我大侄女也故去了。旧日金鱼胡同注236今日金鱼胡同(定宜庄摄于2008年)2.满洲贵族的姻缘
张:先说我三哥寿崇这一支。三哥有8个姑姑。第一位夫人生了4个女儿,另外还生了1个儿子,就是我大爷绍曾。第二位夫人也生了4个女儿。这第二位夫人跟我曾祖母是一个娘家,亲姑侄女。我三姑姑,那桐夫人的第三个女儿,给了钟寿民家。五姑、六姑给了庆王爷的两个儿子,姐儿俩嫁哥儿俩了。七姑那时候老穿男式的服装,我看着有点像男的一样,我大太太故去的时候她在家里管账,一人住西房。她结婚晚,嫁给铁良家。她就一个女儿,姓穆,是同仁医院的护士,去年(即2002年)刚退休的,55岁。我这大爷绍曾(即那桐之子)4个儿子,崑、嵩、崇、崙,他们不是哥儿四个么,都是山字头的。4个儿媳妇,每房都一大堆孩子。寿崑大哥一直住在天津,他的夫人金婉玲,是蒙古族的,生了6个女儿1个儿子。我二哥张寿嵩,在天津呢,我的第一位二嫂是豆腐池注238杨家的,是什么杨我就不清楚了,也是满族人。我的二嫂长得清秀极了。寿嵩跟我哥哥一边儿大。我们家族属马的有四五个人呢,现在就这位二哥一人活着了。那桐的八女儿,我叫八姑。八姑就嫁到豆腐池杨家。所以八姑是二嫂子的婶儿,这是侄女,她们俩没血缘关系,但是亲做亲。我这二嫂结婚12年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张之澍,在天津呢。张之澍娶的媳妇是二嫂的亲内侄女,也是豆腐池杨家的。八姑、二嫂、二嫂的儿媳妇,也就是她的内侄女儿,这三人没有太多的血缘关系,反正亲做亲吧,都得门当户对,那时候。三哥寿崇的夫人,我从年轻就知道,她是世中堂的孙女。世中堂的后代,嫁给那中堂的孙子。然后是四哥寿崙。我四嫂叫岳维珍,不是乐家,是岳家,好像不是旗人,家里也挺有钱的,银行那类的。岳家有一段还搬到金鱼胡同东边住着。她给那桐那么大家族做孙子媳妇,真能上能下。四哥“文化大革命”时不幸去世,我四嫂一人带起4个女儿,我就认为她很坚强。四嫂住的是西堂子胡同21号,三哥他们住的是3号,四嫂单在这边住,四合院,房子是勾连搭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那些年吧,她从家里找出一点儿,就卖点儿,那都是名牌的,乾隆的,康熙的,明朝的,就是现在没什么东西,也还有点儿,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她人很热情,现在半身不遂了。寿崇有三个姐姐。我这大姐给袁世凯的第十三子还是多少子做媳妇,没有后代。二姐是嫁给秦老胡同增家,但是他们家是姓察,不知道是老姓还是后来的姓。我那二姐夫注239是留日的,二姐没了以后他还在日本住了一段。二姐夫我常见,每次家里有大事他准去,三哥办整生日,三姐办整生日,四嫂办整生日,他都去了,就是三哥故去没让他去。他今年八十五六了。他们也认识我,我二姐的女儿和我最小的妹妹,在女十二中的时候,她们俩是一班同学。寿崇三姐张寿蓉,她的婚姻就涉及满族姻缘了。咱们就从庆王爷这儿说起吧。慈禧时代的庆亲王奕劻,是乾隆的后代,可能是十七子吧,我不敢说啊。注240实际这庆亲王在清朝的时候,一直是我大爷爷那桐的上级。他的长子叫载振,弟弟叫载伦。载振一共4个儿子,长子叫溥钟,次子叫溥锐,三子早逝了,还有一个四的在天津呢。溥钟的夫人就是我五姑注241,是三姐的婆婆、那桐第二位夫人的第一个女儿。溥钟的长子是静轩(又名毓定),就是我三姐夫,寿蓉三姐的爱人,前几年故去了。所以,如果还是清朝,没有变成民国的话,我五姑、三姐他们一直下来,都是长子长房,到现在庆亲王的衔应该还是他们的。这里边怎么做亲呢?一个是载振的长子溥钟。载振的长媳是我五姑,我五姑的长子就是静轩,静轩娶了我三姐,这是一代姑做婆。静轩的长子是金恒绪,跟我三姐一块儿住的是恒绪的长子,叫金朝。金恒绪娶的是我大哥张寿崑的女儿,她就是金朝的妈妈张宛玲。寿崑大哥不是有6个女儿、一个儿子嘛,四女儿就嫁给金恒绪了,这是又一代姑做婆。还有呢,金静轩的妹妹金瑾如,也就是我五姑的闺女,我三姐的小姑子,就嫁给了钟寿民,就是爱新觉罗·寿民,他写字特别好,署名都是爱新觉罗·寿民,他怎么姓钟我没问。钟寿民的母亲是张寿崇他母亲的妹妹,孟公府的三姑娘,张寿崇他母亲行四,三姑奶奶、四姑奶奶。所以五姑的女儿嫁的是她舅妈姐姐的儿子。金瑾如前年办的七十岁生日。她的大女儿叫钟蔷,老二钟薇,老三钟勇,最小的女儿叫钟倩,71届的。钟倩给了我四哥张寿崙的儿子张之沅做媳妇。张寿崙和金瑾如他们俩不是亲表兄妹么,金瑾如是张寿崙的五姑的女儿对不对?这是三姐做的媒,寿崙是三姐的弟弟,瑾如是三姐的小姑子,给他们俩的一儿一女成亲了。寿崙的小女儿叫张炎。钟薇是老初二的,到山西插队去了,回来没结婚,一说媒,就给说上了。四哥的儿子娶了表妹的女儿,四哥的女儿嫁给表妹的儿子,他们两家等于换亲了。定:我想问一个问题,过去那时候门当户对,现在换了时代了,怎么还讲究门当户对?还是有别的原因?张:可能就是互相那么一说吧,亲做亲了,等于是姑姑给做媒了。除了他们就都是自由恋爱了,就都跟汉人结婚了。再下一代就更不行了。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祖母,是那桐夫人的亲姑姑,那桐的第二个夫人,老姓姓邓,我父亲告诉我,那桐大爷爷下朝了以后,先拜姑丈母娘,就是我的姑祖母。定:为什么呢?张:不知道。我跟我三哥他们相貌有点像吧,其中这一支比较近,亲姑姑侄女,这不是又一项亲做亲么。这层关系他们家好多人都不知道,三哥当然是知道了,别的姐妹都不见得知道。她们(指张寿椿的曾祖母与那桐夫人)是一个娘家,而且我这曾祖母的内侄孙,就是我父亲的表哥,他三个表哥,一个叫松大,一个叫柏二,二爷呀,松大爷,柏二大爷,齐三大爷,和我父亲最好的是齐三大爷。这齐三大爷会中医,常上我们家去,他们就住什锦花园。哎哟,这儿还一门亲戚呢,我三嫂(寿崇三哥的夫人)的内侄女,刚才说过他们是世中堂(世续)的后代,这人叫金乃华,曾经在我们学校做过代课教师。她妈是我齐三大爷的女儿,行七,是大排行。张寿椿2007年中秋到二姐夫奎垣家做客(定宜庄摄)张的丈夫插话:我就不爱听她家的事,乱七八糟我都听不懂。我是汉族,家里也没那么多关系。3.母亲父亲培养我们上学
(1)我们家境比他们差一大块定:您说说您自己。您小的时候家境是跟他们差不多呀还是?张:我们家境比他们差多了,差一大块,当然也还比较有钱,我成长过程中也没那么多的事。我爷爷在故宫里御膳房,原来是九品官,后来给慈禧办五十大寿有功,提升了七品还是多少品,我说不太清楚,这是听我三哥说的,我父亲没跟我学这个,我也没问。当时穿的衣服跟我大爷爷是一样的,我们家原来那相片我看见过,我爷爷长的轮廓,都跟大爷爷特别像,圆乎乎的脸。定:他们也沾您大爷爷(指那桐)的光吧?张:那就说不上来了,也许吧,那亲做亲他能不沾光么?当然我祖父官小。我父亲说的,我出生时候我们家有70多间大房子,后来是怎么一个情况下,我爷爷不行了眼睛瞎了,活到70多岁时,家里收入就少了,大房子不知怎么就卖了就。我们家住过好几个地儿,我是在哪儿生的,跟我说过都给忘了,反正是东北城,那时候凡是家里稍微高点的,皇亲国戚吧,都住东城。我祖父娶了5位夫人,到第三位娘家姓曹,就是我亲祖母,生的我父亲,不久又没了。第四位夫人姓王,干嘛的不知道,然后第四位又死了。第五位夫人我小时候朦胧有点印象,姓汪,到现在我跟她的娘家侄女还有来往。这祖母生了一个女儿,11岁死了。合着娶了5位夫人才留下我父亲一个。我也没叔叔也没大爷。然后我父亲结婚,我这第一位母亲娘家姓邵,邵家本身绝后了,娘家没人,娶到我家不知道是肺痨还是肺病,我哥不到3岁,她死了。我母亲是续弦,那时候二十一,我父亲是二十七,他比她大6岁。我父亲在故宫当过笔帖式,他字写得不错。民国以后在北京市卫生局工作,做科员,日本时候他有事儿没事儿我就忘了。我们家那会儿住骑河楼,有13间房吧,前面有个铺面房,后边是13间房。铺面房子开个粮店,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好像是租,让掌柜的给管,说我们算房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他不给什么钱,别的也不给什么东西,就是每月他给送粮食。反正那时候经济来源不太多,家里有些东西就陆续卖。日本统治时候把我们家在骑河楼的房子占了,我们就自己在外边租房住。定:房子怎么就让日本人给占了?张:我也不知道怎么占的,反正占了,后来日本人还赔偿了我们好多东西,有榻榻米什么的。我父亲也没多大能耐,满族人他没能耐,没这种能力。后来搬到方家胡同公益巷,再后来搬到大经厂。注242差不多都是独院,日本投降以后又搬回骑河楼来。我父亲是76岁去世的。(2)母亲家是汉军旗张:我母亲叫蒋坤图,我舅舅叫蒋丰图。听我母亲说,他们是汉军旗人,姓蒋,原籍可能最早不是北京的,浙江诸暨还是哪儿。为什么是汉军旗?就是本来
承受的。长不大的妻子。他终于死了,一切都结束了,我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待他多糟。他的姐姐有时会过来,他们大概聊过吧。她待我如同他待我一样。很温和。可怜的简娜,不可以指望太多。他去世以后我就没有见过她了,他家的人一个都没再见过。终于滚蛋了,谢天谢地。我是说,他们是这样看我的。我倒不介意和弗雷迪的姐姐聊起他,因为我对他没什么了解,没什么真正的了解。不过想重新认识他,那会儿为时已晚。他去世后,我发现自己十分想念他,我很想知道在他很少提起过的那些年月里他是怎么过的。比方说参军打仗。五年。从十九岁到二十四岁。那几年对于我来说是美好的时光。1949年我十九岁,开始忘掉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业起步。不过我们又很亲密。我们的房事很是欢畅淋漓。也许别的方面不行,但在这个方面我们和谐得很。但是我们没法交流。不对,是不交流。不对,是他没法和我交流,因为每当他尝试的时候,我就会逃避。我觉得事实是,他是个严肃内敛的人。正是我如今求之不得的那种人。十年以来,我一直要什么有什么;他死后,我想云雨之欢想得发狂,那会儿我到处滥交,我不愿想到底有多少人,或者是哪些人。有一次办公室聚会,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和在场的半数男人都上过床。这吓了我一大跳。我其实一直痛恨那样的性爱,一顿好饭后有点醉醺醺的,我还有事情急着去办,那种情况下的性事。不是他们的错。乔姬姐姐来看我,说是轮到我照看妈妈了,那些事情也就随之结束了。我当时又自怜自惜起来。现在我倒觉得,她的确早该开口了!丈夫、四个孩子、一栋小房子——而自从爸爸去世以后,妈妈一直住她那儿,八年了。我没有孩子,而且我和弗雷迪都工作,所以不缺钱。但他们从来没提过妈妈该来和我们住。或者说,我反正是记不得有过这种提议。不过我也不是那种会照顾孤寡老母的人。妈妈以前说,我花在脸上和衣服上的钱都能养活一家人了。的确。我也没法违心说对此我很后悔。现在有时想想,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就是早上走进办公室,知道自己看起来不错。大家都留意观察我穿了什么衣服,怎么穿这些衣服的。我每天都对这一刻翘首以盼:我打开门,穿过打字室,姑娘们羡慕的笑容。然后穿过一间间行政办公室,那儿的姑娘们羡慕欣赏,希望也能有我这样的品位。嗯,就算我别的没有,品位的确是有的。以前我经常一周买三四件新衣,只穿一两次,然后就扔一边堆着。我姐姐把它们拿去做好事,所以倒也没有浪费。当然,这都是在乔伊丝接手了我,教会我如何真正地打扮——风格,而不仅仅是时尚——之前。妈妈来和我住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寡妇了。一开始倒也不太糟糕。她身体不是太好,不过她会自娱自乐。我要是看上了哪个男人,也没法带他回家了,不过我暗自挺高兴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我的老母亲在家呢,可怜的简娜!来我这儿一年后,她生病了。我对自己说,听好了,这次你不能装作没这么一回事了。我陪她去医院。他们告诉她,她得了癌症。他们讲了好久,告诉她会发生什么。他们和蔼可亲,通情达理。以前医生没法和我谈我的丈夫怎么了,但是他们可以直接和妈妈谈她怎么了。因为她是那样的人。生平第一次,我想要和她一样。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她让我难为情,她的穿着,她的发型。以前我和她一起外出的时候,我会想,不会有人相信我是她的女儿,过度古板、讲究体面的她与我,我们是两个世界。我坐在她身边,听她和医生说起即将来临的死亡,那样优雅,那样庄重,我感觉糟透了。但是那时我吓得六神无主,因为吉姆叔叔死于癌症,现在是她——父母两家都有病史。我想: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了?那时我的感觉是,这不公平。妈妈临死前那些日子,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像弗雷迪那会儿我压根就不想弄清楚。但我还是没做到,问题就在于此。我那会儿时时刻刻觉得难受和恐慌。她很快就垮了下去。垮了下去——就是这样。我痛恨身体的痛苦。那会儿出门上班前我会去看她。她穿着睡衣在厨房里慢条斯理地做些琐碎事情。她的面色蜡黄,泛着不健康的光亮,皮包骨头。不过至少我没说:你是不是感觉好些了,那太好了!我陪她坐下来,喝咖啡。我说,要不要我去药店——她有那么多的药丸、药片、药剂要吃。她会说,嗯,买点这个那个。但我没法亲吻她。唉,我们这家人不是喜欢身体接触的那一类!我根本记不得好好地拥抱过姐姐。面颊上轻吻一下,就差不多了。我想要抱住妈妈,也许再轻轻地摇摇她。到了最后,她那么勇敢,病得那么厉害,我觉得我应该伸开胳膊好好抱着她。但是我没法碰她,没法好好碰她,没法温柔体贴地碰她。那味道……他们尽可以说这不会传染,但他们知道什么?根本不知道多少。以前她常常那样坦诚地直视我,但我根本没法直面她的眼睛。倒不是她的眼神里对我有什么索求,而是我深以我的情绪为耻,为自己感到惊慌。不,不像当初对待弗雷迪那样,我不冷酷无情。但是对于她来说,一定感觉不到什么——我的意思是,感觉我算不上什么。每天早晨几分钟而已,然后便赶着去办公室。我一般回家都迟,和同事,一般是乔伊丝,吃过饭才回来,那会儿妈妈已经上床了。她还没入睡,要是睡着就好了!我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她经常疼得死去活来。我总把她的药准备好。她喜欢这样,我看得出来。这算是一种鼓劲支持吧。我们稍稍聊聊。后来乔姬姐姐开始每周来两三个下午,来陪她。我没法一直陪她,我要上班,而她的孩子都上学了。我走进房间,会看见她俩坐在一起。我常常嫉妒得难受,她们这样亲密,母与女。等妈妈住院以后,我和乔姬轮流去探病。那时乔姬得从牛津来伦敦。我没法去得更频繁。每隔一天,在医院里待两三个小时。我痛恨那每一秒钟。我想不出来讲些什么。但乔姬和妈妈总是时时刻刻有话可聊。都聊的是些什么呀!——我那时听着,完全难以置信。她们会聊乔姬的邻居,乔姬邻居的孩子,她们的丈夫,她们朋友的朋友。她俩聊得一刻也不停。她俩对这些话题是如此投入,真是有趣。妈妈去世了我很欣慰,当然了。乔姬也很欣慰。不过我知道乔姬这么说与我这么说是大不一样的。她有资格这么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月,乔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陪着她。那个时候,我终于学会不过于反感肉体层面的东西,妈妈几乎已是一具盖着蜡黄皮肤的骷髅。但她的眼睛还和原来一样。她痛得很。她没假装不痛。她抓住乔姬的手。关键是,乔姬的手是合适的手。然后我们的公寓里只剩我孤身一人。那些男人里有的来过一两次。不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怪他们,我怎么能?那会儿我已逐渐明白我变了。我懒得烦。如何!倒不是我不需要性事了。有的时候我想得发狂。但这里头有些乏味、重复的东西。而且那屋子里到处是弗雷迪。我能看见自己变成一座弗雷迪的纪念碑,不得不铭记他。那有什么用?我决定卖掉这套房子,寻一处自己的地方。我仔细考虑了很久,好几个月。就连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思想方法。在杂志社工作,我的思想方法不同,迅捷果断,就像一直处在一股水柱的顶端。这些都是我如今的拿手好戏。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给了我这份工作。说来好笑,那会儿我可没料到会这样。其他人都知道他们要给我副主编的职位,我自己不知道。原因之一,我沉浸于我的自我形象中,拘泥于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和表现。我的形象一开始是无忧无虑、风趣滑稽、衣着怪诞的简娜,聪明伶俐,永远得力的女秘书。然后,经乔伊丝一番指点后,奢侈、完美、聪慧、可靠,办公室里的老资格,背后有一个潇洒时髦的丈夫——弗雷迪听到这形容肯定认不出自己来。然后,突然地(好像是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中年妇女。机敏精明,大气端庄。这让人难以接受。现在依然困难。一个大气端庄、在杂志界有一份好工作的中年寡妇。与此同时,我一直在考虑我应该如何生活。在我和弗雷迪的套房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小团绒絮或者一根羽毛,随风飘荡。下班回家以后,我好像指望能在那里找到秤砣或锚之类的东西,但那东西根本不存在。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单薄、多么不独立。发现自己不独立,这很叫人痛苦。当然,不是指经济上不独立,而是作为一个人不独立。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我没打算再婚。我无法想象自己再婚。但是我又对自己说,你必须结婚,必须,趁着还不迟。而就连现在,我有时也还这么想,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糟糕了。但当我认真考虑时,我就知道我不应该结婚。说来说去,反正也没人向我求过婚!我卖掉了原来的房子,买了现在这套。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起居,一间书房。很大的豪华公寓区。不过我很少在这儿,而在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种思考方式……其实算不上是思考,只是把事情放在脑子里,让它们自行归拢整理。如果你真能这么做,慢慢地,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比方说,你的想法会与你原以为该是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事我需要思考,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比方说乔伊丝。我们的那间办公室,顶楼,可以看阳光普照,风雨变幻。她坐在她的长桌后,我坐在我的长桌后,两张桌子面对面。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了好几年了,保证杂志运转。然后这一边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机器、绘图板、照片。另一边是一张小桌子,秘书们进来做记录,或者有人进来谈话时,就坐那儿。想到这一点我就很高兴,因为这一切是如此恰当、合适,和这儿做的事正相配。但是我必须思考,思考……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什么不大对劲。我搬进新屋后,很快就发现我的生活全在办公室里。我在家里根本没有生活。家。好一个词!那不过是我为去办公室做准备的地方,或者是下班后休息的地方。我在思考的事情之一,是如果我丢了工作的话,我就不剩下什么了。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姑娘们一路奋斗,向上爬。我发现自己会看着其中某一个,比方说菲丽丝,心里琢磨,嗯,她是块好料子,会遣词造句,能采访任何人,可以胜任编辑工作,她的大脑好似剪刀,她从不惊慌失措。她知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我这话是指什么?指很多很多东西。一切。她急于求成,毫无耐心,而你得知道怎么顺其自然。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我让弗雷迪失望了,让妈妈失望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如果再发生什么,发生什么需要我面对的事情,比方说疾病或死亡,如果我需要对自己说,“现在,你得像个成人,别再像个小姑娘似的了”——我做不到。这不取决于你有没有意志,这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要学些别的本事。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广告,“你想和一位老人交朋友吗?”一张可爱老太太的照片,一个可亲可爱的老太太。大家最喜爱的奶奶。哈!我打了电话,去看望她们。斯诺小姐,慈善家。我和她一起去拜访了约克太太。我们三人一起,在肯辛顿的一座小公寓里喝了茶。整个过程我觉得假惺惺的,糟糕极了。我觉得斯诺小姐显得有点屈尊纡贵而不自知。约克太太是一个身材庞然、动作迟缓的病人,面色苍白,脸庞浮肿,像个面团,小眼睛里满是牢骚。我看得出来她不喜欢斯诺小姐。我坐在那儿,心想,我他妈到底在这儿做什么?这对约克太太能有什么好处?我难道要每个星期天都来看她一次,带蛋糕给她,问她风湿有没有好些?斯诺小姐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在人行道上道别的时候,她对我很敷衍。嗯,好,要是你觉得自己想做这事的话,到时候给我打电话,萨默斯太太。然后她钻进她的MiniCopper,开走了。失败。嗨,不足为奇,她是这么想的。他们得找别人陪约克太太。不过这次我没有自觉无用。约克太太只是不适合我罢了。那时我会看着照片里那可亲可爱的老太太,想着糟糕的约克太太,心生几分讥嘲。与此同时,在我对面的楼上,有个彭妮太太。她七十岁了,孤身一人,十分渴望我能与她结交。这我心知肚明,但我不想去。她也知道。她会全面介入我的生活。想到我得听她使唤,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心慌得很。可是那天我在药店里,这事就发生了。我看到了一个老巫婆。我瞪着这老东西,心里想着,巫婆。这是因为我整个一天都扑在一篇专题上:《过去和现在的女性形象模式》。文章没有具体说过去是什么时候,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吧,优雅的妇人,一大帮孩子的母亲,羸弱的老处女姑妈,新女性,传教士的妻子,诸如此类。我有四十多张照片可以选用。那其中就有一张巫婆,不过我没选她。可她现在就在这里,站在我身边,在一家药店里。一个弯腰驼背的小个子女人,鼻子几乎能碰到下巴,穿着灰扑扑、厚厚实实的黑衣服,头上是顶无檐软帽样的东西。她看见我在瞪她,就塞给我一张药方,说:“这是什么?帮我买一下。”灰色的粗眉毛下,是凶巴巴的蓝眼睛,但是那双眼睛里却有些无比亲切的东西。莫名其妙地,从那一刻起我就很喜欢她。我接过纸,知道我接过的不止那张纸,而是更多。“好。”我说,“但是为什么呢?难道他对你态度不好?”开玩笑呢,而她立刻有了回应,使劲地摇着苍老的脑袋。“不好,哎呀,他没用,我就没听懂过他在说什么。”他是年轻的药剂师,站着,手撑在柜台上,等着接单,面带微笑。他和她很熟悉,我看得出来。“这张方子上开的是镇静剂。”我说。她说:“这我知道。”我把方子靠在我的手袋上,她伸出手指戳着纸头紧贴手袋的地方,“但不是阿司匹林,是吧?”我回答:“这东西叫安定。”“我就知道。那不是止痛剂,那是麻醉剂。”他大笑。“没那么糟糕啦。”他说。我说:“这药我也一直在吃的。”她说:“我告诉医生,阿司匹林——我要的是阿司匹林。但是他们是些笨蛋,那帮医生。”气势汹汹、声音颤颤的,又有些快乐活泼。我们三人,站在那里,放声大笑,但她又很生气。“那你要我给你拿点阿司匹林吗,福勒太太?”“是啊,是啊。我才不要麻醉人的东西呢。”她从一个又大又破的包包深处掏出钱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他把阿司匹林递给她,接过她的钱,然后又接过我的钱——我买了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一大堆:这些东西我都存货不足了。她站在边上看着,现在我知道她那时脸上的表情是她特有的,拼命思索的样子,真正地想要理解。想要领会一切。我放慢脚步,合上她的步子,和她一起走出店门。我们站在人行道上,她没有看我,但是能感受到她在请求。我走在她身边。慢吞吞地走路真难。那时我才知道,原来之前我走路都是在飞。她迈出一步,停下来,打量打量路,然后再跨另一步。我想到自己天天都在这路上来去匆匆,可从没见过福勒太太,但她就住在我附近,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她住的房子有一面破破烂烂的矮墙,豁了口的台阶。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因为她不准备开口邀请我。她小心地走下老旧的台阶,站在一扇门前,门已关不太拢,一块粗糙的木板拦腰钉在上面。这扇门连一只下定决心要进去的猫都拦不住,不过她还是摸来摸去地找钥匙,好不容易找到以后,又眯着眼睛找锁孔,然后把门打开了。我跟着她进了门,屋里的气味让我心里不舒服,胃里也不舒服。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什锦花园——北洋军阀吴佩孚住过的明成国公适景园旧址(定宜庄摄于2006年)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
在许多问题(包括东北战略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1626年宁远大捷后,辽东经略袁崇焕向天启皇帝保证,五年内收复明朝全部失地。然而,此时明朝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即努尔哈赤1621年占领辽阳后,当地汉人纷纷逃往鸭绿江西岸,寻求军阀毛文龙的保护,从而使毛文龙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毛文龙是杭州籍军人,曾为王化贞部将。1621年,他一度攻占了鸭绿江畔的镇江,在明军连连惨败的这一年,这也算是辉煌战绩了。尽管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很快又夺回了镇江,毛文龙仍然以功升任副将,镇守朝鲜边境的铁山——位于鸭绿江东一个半岛之上,距海仅几公里。辽阳陷落后,明军的残兵败将纷纷投入毛文龙帐下。1624年,他又在朝鲜军队协助下,深入长白山,袭击了后金的老巢,从而在朝廷中赢得了有力支持。尽管镇守登州的山东经略表示反对,毛文龙还是得到了朝廷拨给的军饷,甚至还于1625年得到了天启皇帝御赐的礼品。1627年2月,后金出兵朝鲜,攻破了毛文龙的铁山营寨,迫使其退入鸭绿江口附近的一个海岛。该岛名为皮岛,原是岩石裸露、荒凉不毛之地,此后却成了山东——辽东贸易线上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并且是辽东将领及所属雇佣兵投奔毛文龙旗下的一条“门径”。毛文龙多次以皮岛为基地袭击大陆的金军,但朝中大臣对此评价不一。温体仁赞同毛文龙的作法,其他大臣,包括袁崇焕,则将其视为无谓的冒险,并指出毛文龙占据皮岛将耗尽朝廷有限的军饷。此外,毛文龙又逐渐表现出欲独霸一方的企图。他一面同后金暗中勾结,一面吸收、利用登、莱二州的财货,并拉拢那里的将领。1627年后,当袁崇焕着手整顿东北防务之时,毛文龙之所为明显损害和危及了他的边帅统一指挥权,从而为皇太极及其后金政权离间前线明军将帅提供了机会。1629年夏,袁崇焕为了重申自己的权威,也为了直接同后金谈判,决定对毛文龙采取行动。他先同自己在朝中的保护人钱龙锡交换了意见,然后宣布要亲往辽阳前线视察。抵达宁远后,他又率领一支由水兵和步卒组成的小分队,包括一队甲士,渡海前往毛文龙的双岛营寨。7月24日,袁崇焕到达双岛,向毛文龙手下部分将士发放了10万两饷银和一些黄金。然后,他以检阅将士为名,令甲士在毛文龙帐外四面围住,将毛文龙和其部众隔开。袁崇焕先向毛文龙的部将慷慨陈词,使其感泣顿首;既而语气一变,突然转向毛文龙,诘责他滥用军饷,专制一方。袁崇焕一一列举了毛文龙所犯下的12项斩罪,并且声称已在皇上面前对毛文龙提出了弹劾。毛文龙一时魂飞魄散,无言以对。袁崇焕遂又转向毛文龙的部将,大胆提出自己情愿以身试剑,令其或杀毛文龙,或杀袁崇焕。毛文龙的部将们顿时不知所措,趁此机会,袁崇焕立即命令手下一员将领把毛文龙斩于帐前。毛文龙死后,袁崇焕便将其军队分为四协,令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统领其中的一协,而将全军收归自己麾下。毛文龙之死使皮岛陷入了混乱,袁崇焕只得将毛文龙手下的许多海盗遣散,任其劫掠为生;此事还使袁崇焕极易受到朝中流传的这样一种谣言的攻击,即毛文龙对袁崇焕与后金私下谈判之事有所了解。不久,当袁崇焕正向朝廷解释诛杀毛文龙的理由时,战事又起。1629年11月,皇太极出兵围攻宁远,并借道蒙古土默特和喀喇泌部,由喜峰口入关。金军的这次行动极为迅速,袁崇焕措手不及,急忙调总兵祖大寿率军2万自山海关入援京师。祖大寿赶到北京城下,奋力拼杀,终于将金军击退。尽管打了胜仗,但金军此次入关毕竟使明朝大为丢脸,因此袁崇焕还是没能逃脱罪责。崇祯皇帝以部将不和、玩忽职守、致使东线明军混乱无力,诏责袁崇焕。于是,关于袁崇焕与后金暗中勾结的谣言便流传开来了。甚至有人说,他为了强调自己是朝中不可缺少的人物,便故意引狼入室,邀请金兵前来攻打京师。1630年1月13日,袁崇焕被因越权与后金议和,被劾通敌,定为死罪。结果,袁崇焕被磔于市,家人也遭到了株连,或被杀,或没为奴婢,或充军流放。其后台钱龙锡、成基命,也因此被牵连入狱。辽东战事的失利,很容易被温体仁之流用作扩大一己势力的机会。结果,许多大臣莫名其妙地变得目光短浅了。虽有人在真诚、积极地寻求北边问题的解决办法,但也有人将每次辽东战事危机仅仅看作党争磨盘下的谷米。例如,1630年后,温体仁和周延儒共同执政,而名义上,周延儒的地位又在温体仁之上。于是,温体仁为了独揽朝纲,决意排挤周延儒。他巧妙地利用了原毛文龙手下的海盗袭扰登州的机会,攻击周延儒软弱无能。稍后,当宦官王昆指责周延儒受贿之时,温体仁竟无一句辩护之辞。皇上怕引起朝廷内讧,只得抛弃了这位宠臣。1633年7月25日,周延儒被迫辞职,温体仁遂独揽了内阁大权。复社成员密切注视着温体仁的崛起。随着他的权势一天天扩大,张溥逐渐意识到,必须在朝廷以外寻求更多的支持。于是,他辞官离京,返回江南去主持1632年在苏州虎丘召开的复社第三届年会。当时,许多复社成员希望得到周延儒的庇护,因为他是吴伟业父亲的挚友。但第二年周延儒辞职后,这一希望便破灭了。1634年,复社又为争取任命郑三俊为吏部尚书而四出游说,但最后皇上却将这一职位给了温体仁推荐的南京吏部尚书谢升,将其从南京召回,1634年10月22日拜为北京的吏部尚书。然而就在这一年,温体仁也因西部地区发生叛乱而有所失宠。皇上又令礼部考官文震孟入阁办事。文震孟是宋朝爱国将领文天祥和明代画家文征明的后代,也是复社的好友。那年会试选定头名状元前,他曾私下征求过张溥的意见。此人是个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入阁后立即着手策划,再给温体仁一次沉重打击。争取外朝大臣的支持毫无问题,九个月来,已不断有人疏劾温体仁收受贿赂,败坏吏治。困难在于,必须在阁臣当中找到既受崇祯帝信任又支持弹劾温体仁的第三派人物。正如钱谦益事件所表明的那样,除非皇上能被一个完全中立的人说服,从而相信问题是真实的,否则他会将众人齐声弹劾看作群臣非法串通的证据。文震孟选中了嘉善名士钱士升。因为此人入阁后,完全置身于党争之外,而对东林党人及其宗旨又颇有赞同之意。于是,文震孟入阁仅四个月,便在皇上面前公然指责温体仁与谢升串通一气,操纵选举,既而转向钱士升,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钱士升却一言不发,拒绝证实文震孟的指控。结果,皇上以煽动党争为罪名,将文震孟革职。然而,此事并未结束。文震孟被革职后,原东林党领袖郑曼公开批评朝廷清洗敢于直言的大臣。在崇祯皇帝看来,这正是党争猖獗的又一证明。于是他决定杀一儆百,令锦衣卫将郑曼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至死。郑曼的同窗理学家黄道周为此辞官还乡,以示抗议。钱士升把文震孟对温体仁的攻击,看作与己无关的政治争吵,因而不愿支持文震孟。但当此事发展为保护南方士大夫经济利益的问题时,他便主动充当了积极角色。文震孟事件过去六个月后,武生李进奏陈朝廷,建议向江南富户加征赋税,以供对内平定李自成和张献忠、对外抵御后金之用。1636年5月7日,朝廷大臣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钱士升终于说服了崇祯帝,使之相信向江南加税势必在这一仍保持着安定的地区激起叛乱,并使朝廷失去江南士人的拥戴。李进的建议被否决了,此项搜刮落到了山东、河南富户的头上。结果,北方地主替南方士绅承受了这一额外的经济负担。在1637年3月钱谦益及复社领袖张溥、张采被劾事件中,负担过重的北方地主对生活奢侈的南方士绅的忌恨,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幕后操纵者是温体仁。他决意破坏钱谦益等人刚正清廉的政治声誉,以削弱他们在朝中的势力,遂暗中怂恿苏州士人张汉儒、陆文声,疏劾钱谦益为官不廉,家臣在常熟依权仗势,横行乡里;又指控二张贪污腐败,并图谋削弱朝廷对江南的控制,“以复社乱天下”。这些指控或许触到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温体仁有一次也超越了他向来恪守的谨慎界线。当时,他得知钱谦益拜访了宦官曹化淳,因担心于己不利,便一面装作漠不关心,一面警告皇上:钱、曹二人正在暗中勾结。1637年6月16日,崇祯皇帝命令钱谦益辞职,同时又暗遣心腹宦官向他透露,背后捣鬼者就是首辅温体仁。曹化淳闻讯后立即做出了反应,揭露温体仁一直在破坏钱谦益的声誉,并暗中指使张汉儒等人带头奏劾。皇上闻知此事后大吃一惊,既而又大发雷霆:这位经常向他告发朝中阴谋的大臣,眼下却在筹划自己的阴谋。于是,张汉儒被打入死牢,温体仁则被迫辞职。1637年8月1日,温体仁在作了近10年宠臣之后,灰溜溜地致仕还乡了,并且直到第二年命归黄泉之时,也未能挽回皇上对他的信任。
复古派与边防策略之争
温体仁被罢免,为复古派重整旗鼓提供了一次机会。早在温体仁垮台之前,南方就出现了创建文社的新高潮。1636年,徐州诗人万寿祺在南京创立了一个新的文社,成员有原南社的沈寿民、几社的李雯,以及正欲跻身科举的陈名夏、方以智等少年士子。自从复社摆脱了人们的怀疑和攻击之后,此类活动更加活跃,复社成员又继续操纵科举。1637年中举的进士共301人,其中37人为复社成员。陈子龙就是这一年中举的,而主考官则是初次读到其文章的黄道周。这些文社的大部分活动,都以南京为中心。当时,大批南方乡绅正纷纷举家逃入南京避难。在那厚重坚固、令人心安的城墙背后,生活一切如常,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会来打扰这些特权者的享乐。诗人冒襄——与方以智、侯方域、陈贞惠并称江南“四公子”——描述了1642年中秋节,他冒险穿过盗匪出没之地到达南京后,与妓妾重聚欢宴之情景。秦淮中秋月,四方同社诸友……置酒桃叶水阁。时在坐为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皆与姬为至戚,美其属余,咸来相庆。是日新演燕子笺,曲尽情艳。至霍华离合处,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时才子佳人,楼台烟水,新声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异游仙,枕上梦幻也。冒襄与其爱妾董小宛,是1639年赴南京乡试时初次相遇的。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有才艺的名妓之一。她七岁起便随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烹饪和诗词书法,又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冒襄到南京后,方以智想把他这位潇洒的朋友介绍给董小宛。而董小宛因厌倦妓女生活,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已同母亲一道离开秦淮回苏州去了。冒襄立即赶去会她,但不久便与之分手了,并一度迷上了另一绝色美人陈圆圆。这位苏州名妓陈圆圆最后被军阀吴三桂霸占,而在这之前,她曾是冒襄之妾。后来,冒襄离开了南京和苏州,回到家乡如皋。其原因之一,是他不断受到许多文人的纠缠,要他加入他们的文社。当时,各文社正为招纳社员而激烈竞争;而某人声望之高低,也直接取决于其文社影响之大小。阮大铖便是众多谋求声望者中的一个。此人原是个阔绰的安徽剧作家,1629年因阿附魏忠贤被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怀宁响马横行而逃至南京。到了南京后,他一面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能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筹建自己的文社,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人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得到慷慨盛情的款待。阮大铖的成功使复社大为震惊,尤其感到不能容忍的是东林被难诸孤。陈贞惠便是其中之一。陈贞惠之父陈于廷,是位刚直不阿的东林党人,1624年被革职。陈贞惠本人则是明季“四公子”之一,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江南享有盛誉。陈贞惠还与金坛周氏关系密切。其子陈维嵋娶了周镳之女为妻。周镳则是复社骨干周钟的异母兄弟,也是江南著名的才子,1627年中举。1628年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并着手清洗阉党之时,他又考中了进士,入礼部供职。周镳有两位叔伯被当作阉宦同党列入逆案。也许正是由于对此家丑深感耻辱,他才不惜丢弃乌纱,以换取天下盛名。一次,他公然出言不逊,讥刺崇祯皇帝任人唯亲。崇祯皇帝为之大怒,将其革职为民。于是,周镳立刻博得了耿直、忠诚的美誉。当其亲家陈贞惠着手联合东林诸孤及其他士大夫反对阮大铖时,周镳便充当了领袖的角色。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所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这份写于1638年的《公揭》,对阮大铖进行了猛烈抨击,揭露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操纵官府,寻花问柳。1639年,当《公揭》呈至皇上面前时,上面已有140人的签名,其中包括黄宗羲、吴应箕、杨廷枢(1626年苏州暴动的领袖)等名士,而以顾杲(东林书院创始人顾宪成之侄)居首。阮大铖的阴私被揭穿后,大感丢脸,欲买下所有南京《公揭》,却未成功,遂满怀怨恨地逃离南京,到别处藏身去了。“小东林”在北京的势力远不如在南京,因此在朝廷中,皇上选定的下一任内阁首辅仍是个中间派,即温体仁的门徒薛国观。此人同温体仁一样,也极力想让崇祯皇帝相信,朝臣们提出的所有挽救内外危局的建议,都是党争的手段,而非真正的救国大计。其实,1636年为镇压李自成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曾经提出过一项明智的主张。杨嗣昌未加入任何文社,也不是复社控制下的翰林院的官员。但温体仁被革职后,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认为朝廷无力同时应付两场战争。1638年6月18日,他以彗星的出现等神秘的天文现象为由,力劝皇上立即同清朝议和,同意割让领土和恢复边市贸易,以便集中兵力镇压内地的起义。杨嗣昌立刻被复古派打上了绥靖的印记。这些自命的“正人君子”对袁崇焕收复失地的主张仍然恋恋不舍,齐声斥责杨嗣昌违背朝廷既定的收复北土的方针。一时反对议和的呼声甚嚣尘上,致使皇上根本不敢采纳杨嗣昌的主张。复古派之好斗,显然不合时宜。1638年最后几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这年冬季,他们洗劫了济南、天津等许多城镇。在1639年3月清军撤回关外之前,驻守安徽六安的明将史可法,准备率众北上,入京勤王。行前,他给夫人写信说:北边破了五七十州县,不知杀了多少人。昨山东济南满城官员家属都杀绝了,真是可怜。看到此处,可见凡事有命。奇怪的是——虽然这不是无法解释——徐州画家万寿祺及其同仁好友竟如此健忘,于当年夏天便聚集北京编撰诗集。清军撤出关外才三个月,他们就又在京城无忧无虑地聚会狂欢了。四方之良,皆来会于京师,东海姜垓,润州钱邦范,新安程邃,彭城万寿祺,各以事至,良夜高集,望舒南流,举觞赋诗。李雯当时也在北京。其父李逢申刚从前线回来,因此他对清军入关的危险当有更多了解。然而,他似乎也对此漠不关心,只一味抱怨朝臣的官僚主义,倾诉对南国家乡的怀恋之情。在给江南的好友宋征舆的一首诗中,李雯写到:京室非我宅,燕云非我乡。冠盖非我俦,趋谒非我长。良朋隔远道,夙昔梦仪光。芙蓉发清池,玄蝉鸣路傍。在野之士对朝廷面临的威胁视若无睹,而必须对国家安全负责的朝中大臣却肩负着同时进行两场战争这一无法完成的任务。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再次加派赋税,以筹集更多军饷。首辅薛国观表示反对,但崇祯皇帝认为,除暂时加税之外,已别无良策了。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薛国观的意见,是从朝廷预算中砍掉不必要的支出,特别是闲职俸禄和贵戚资产等最为明显的浪费。崇祯皇帝迫于战事危急,不得不令皇室贵戚献资助饷。首当其冲的是孝定太后兄孙李国瑞,
鞅变法的成绩。“打败韩国算什么啊?有本事找魏国去练练。”朝中甚至有这种风言风语。秦孝公何尝不想打败魏国?做梦都想。当初他招贤纳士,力主变法,不就是为了从魏国手里收复河西失地吗?然而,无论是他还是卫鞅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魏国的实力仍然远在秦国之上。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就贸然进攻,只怕费力不讨好。《孙子兵法》第四篇第六条记载:“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镒与铢皆为计量单位,一镒为二十四两,一铢为二十四分之一两,二者相差576倍。孙武的意思,只有实力对比完全对我方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够主动进攻。而且攻势一旦发动,就要像从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一样,飞流直下,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卫鞅在静静地等待,等待一个能够让秦国人痛痛快快打一场大仗的机会。这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间,魏国的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位名叫庞涓的青年将领脱颖而出,带领魏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势头之劲,远远超过老将公叔痤,堪比当年的吴起。魏国无疑变得更加强大了。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夺取了富丘及漆地(均在今河南省长垣)。自魏武侯时代开始,卫国就一直依附于魏国,借以抗衡对其虎视眈眈的赵国。这一次,卫国也不例外地向大梁派出了求援使者。魏惠王迅速作出反应,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进攻赵国,而且命令鲁、宋、卫等仆从国出兵相助。单从八万这个数目看,魏惠王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救援卫国,而是为了消灭赵国才派出如此庞大的军队的。庞涓本来就善于用兵,手下有了八万精锐之士,更是遇佛杀佛,逢神杀神,没过多久就打到邯郸城下。就在这个时候,卫鞅突然出手了。数万名秦军在他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河西重镇元里(今陕西省澄城),歼灭守军七千人,并顺势攻占少梁。捷报传到栎阳,举国欢腾。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公元前352年,卫鞅升任大良造。在他本人设计的爵位等级中,大良造是十六级的大官,相当于楚国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也可以说是国君的副手。他马不停蹄,再度出击,率军突入河东地区,一举攻克魏国旧都安邑。与此同时,秦国的变法继续朝着广度和深度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命卫鞅仿照鲁、卫两国都城的样式,营建新都咸阳。公元前349年,秦国迁都咸阳,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变法命令,其中最著名的有四条。第一条,废井田,开阡陌。这里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周朝封建旧制,百步为亩,亩的界线即阡陌;百亩为顷,顷的界线叫做封疆。所谓井田制,是将九顷土地按照“井”字形平均划分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周边八块为私田。私田由八家各自耕种,公田由八家共种。井田制在春秋时期其实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地租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者收取一定的粮食或租金。但是在秦国,直到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实施“初租禾”,也就是地租制。卫鞅变法后,秦国农业发展很快,很多荒地被开垦出来,他决心彻底摧毁井田制,确认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以促进小农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地租收入。废井田,开阡陌,即将原来的农田边界统统破除,改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一亩,重新建立边界,再分给农民去耕种。国家以法令的形式,确定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并且允许自由买卖。换而言之,分田分地了。可想而知,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卫鞅是何等感激!第二条,推行县制。卫鞅将秦国境内的乡邑、村庄整合为四十一个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人口满万户之县,设置县令;不满万户,设置县长。县令、县长之下,还设有县丞(管理民政)和县尉(掌管军务)。这一改革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在当时却意义重大。卫鞅本人曾得意地说,各县都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则人人必须遵从,奸官不敢耍花样,接替的官吏也不敢变更制度,因犯错误而被废黜的官吏也不敢狡辩。一句话,原来的人治,变成了现在的法治。第三条,统一度量衡。卫鞅变法前,秦国各地的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减少信息误差,卫鞅对长度、面积、体积等,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第四条,征收人头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也就是按户按人口数量征收军赋。卫鞅规定,男子成年之后,要向官府登记,缴纳户赋。这项改革的出发点,据说是针对地主来的。卫鞅认为,地主不事劳作,单凭地租就可以过着优裕的生活,家里还养着众多吃闲饭的人,对发展农业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按人头征收赋税,加重那些闲人的负担,迫使他们也从事劳动。事实上,地主对于那点人头税,并不在乎。倒是农民又被加重了负担,比原来更加辛苦。真正得利的还是国家。《史记》记载,卫鞅升任大良造之后,秦国国力强盛,兵精粮足,大有取代魏国称霸天下之势。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天子致伯”,即当时的天子周显王派使者赐予秦孝公“伯”的称号。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诸侯毕贺”。秦国终于走出山坳,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了。第五章孙膑与庞涓斗法上一章写到,魏惠王派庞涓带领八万大军围攻邯郸,结果被卫鞅钻了空子,连失少梁和安邑两城。关于这件事,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卫鞅确实是钻了空子——如果庞涓和魏军主力还在国内,卫鞅未必敢与之正面交锋。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卫鞅的专长是政治,若以兵法而论,他在当世最多排到第十名。而庞涓的兵法至少可以排到当世第三。在双方部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第十兵法家无论如何是打不过第三兵法家的。现在问题来了。庞涓围攻邯郸是公元前354年的事,也就是这一年,卫鞅率军侵犯河西,攻克少梁。而安邑陷落,已经是两年之后的公元前352年。这两年间,庞涓难道一直在邯郸城下,不能回师来救魏国吗?要知道,安邑是魏国旧都,它的失陷对于魏国来说,不仅仅是战争的失利,更是对士气的严重打击,就算是攻克邯郸也未必能补偿。答案是,当世第三兵法家庞涓流年不利,在攻打邯郸的过程中被当世第二兵法家横插一杠,打得落花流水。庞涓本人也成为俘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商鞅抓着这个机会,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将安邑纳入囊中。鬼谷子的锦囊妙计当世第二兵法家名叫孙膑,是庞涓的同门师弟。说起这两个人的事,当然免不了要说到他们的老师——当世第一兵法家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诩,因为隐居在鬼谷(关于鬼谷在哪,是一本糊涂账,有人说在河南登封,有人说在鹤壁,有人说在山东,还有人说在河北,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所以号称鬼谷子。战国乱世,百家争鸣。儒家以政治见长,道家以修身为本,法家以改革图强,兵家以奇谋制胜,墨家以博爱济世,阴阳家通晓天文地理,纵横家往来各国搬弄是非……但是这位鬼谷子,很难将他归于哪一家,因为他似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据冯梦龙介绍,鬼谷子“通天彻地,有几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数术之学,掐指一算,便知天机,能通晓过去,能预测未来,这是阴阳家的勾当。二是兵法,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鬼神莫测,这是兵家的本事。三是辩术,博闻强记,明理审势,一张嘴吃遍天下,胜过十万雄兵,这是纵横家的饭碗。四是养生术,修真养性,吸天地之精,采日月之华,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这是道家的妙处。鬼谷子一生只收了四位门徒。前期是庞涓和孙膑,主要研习兵法;后期是张仪和苏秦,学的是纵横之术。庞涓和孙膑同时学艺。若论年龄,庞涓年长于孙膑,算是师兄;若论学业,却是孙膑略胜庞涓一筹,更得鬼谷子真传。这倒不是因为庞涓不努力,事实上,庞涓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但是有三个因素决定了他比不上孙膑:第一,庞涓天赋不如孙膑;第二,孙膑乃孙武的嫡系子孙,家学渊源,底子本来也比庞涓扎实;第三,庞涓过于急功近利。一个人心浮气躁的时候,在学业上总是很难达到巅峰的。后来庞涓觉得自己的本领也学得差不多了,便下山回到魏国,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孙膑则继续留在师门深造。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外交上威逼利诱,军事上频频出击,国势日益强盛。庞涓凭借着在鬼谷学到的本领,屡立战功,迅速成长为魏军的主要将领。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凤凰男,庞涓应该感到满足了。然而,在庞涓的内心深处,始终记挂着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孙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每一个在战场上获得显赫声名的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防范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者。庞涓对自己的兵法极其自信,但是他知道,如果这世上还有人能够打败自己,那就只有师傅鬼谷子和师弟孙膑。鬼谷子隐居深山,不问世事,这个威胁可以排除。但是孙膑就不同了。孙膑是齐国人,又是孙武的后代,他如果出山,最有可能为齐国所用,无论是对魏国还是对庞涓,都是一个劲敌。为了防患于未然,庞涓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孙膑,邀请他到大梁来与自己共事。他想,只要将孙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为别国所用,也就不存在威胁了吧!因此,他的这封信写得十分诚恳,许诺孙膑如果到魏国来,将由他直接推荐给魏惠王,委以重任。如果有可能的话,“弟为大将,兄甘为副,联手纵横天下,安定乱世,岂不快哉!”孙膑收到庞涓的信,完全被字里行间展现出来的同窗之情打动了。更何况,大丈夫生逢乱世,谁不想干一番事业,快慰平生呢?他很兴奋地将信拿给师傅鬼谷子看,请求下山前往大梁。“既然是庞涓如此热诚相邀,你便去吧!”鬼谷子看完那封信,漫不经心地说道。对这种冷淡的态度,孙膑多少感觉有点吃惊。他拜倒在师傅面前,说:“如果您认为弟子学艺不精,不堪担当大任,弟子这就给师兄回一封信,推辞了便是。”“哪里,”鬼谷子叹了一口气道,“你在我门下苦读这么多年,早该去世间一试身手,否则学问再多,也不过是空谈。只不过你在山中多年,不知世途凶险,此去是福是祸,连我也不敢猜度。这样吧,我送你一个逢凶化吉的锦囊,你把它收藏好,非到万分危急关头,切不可拆开。”孙膑就这样揣着师傅给的锦囊来到了大梁。兄弟俩见面之后,庞涓的热情接待,很快将孙膑心里那一丁点疑惑打消了。第二天,孙膑就被庞涓带到朝上,见到了魏惠王。“这是我的师弟孙膑,乃兵圣孙武子之后,才能胜于我十倍,请主上任命他为上将军,我甘愿为副。”庞涓这样介绍道。魏惠王听了,心里泛了一个嘀咕。庞涓的本事,他是见过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胜过庞涓十倍,那肯定是夸大其辞。眼前这位孙膑,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究竟有多大本事,却是看不出。再说了,孙膑是齐国人,庞涓是魏国人,即便孙膑真有本事,相比之下,那也还是庞涓比较可靠。想到这一层,魏惠王便对庞涓说:“孙先生初来乍到,尚未立功,如果马上任命为上将军,恐怕众人不服。寡人之意,请孙先生先担任客卿,就在庞将军帐下用事,待立了功劳,再委以重任不迟。”所谓客卿,不是什么具体的官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地位不低,然而没有实权。庞涓显然不满意这个结果,孙膑却拉了拉他的袖子,主动跪下去,向魏惠王谢了恩。他知道,庞涓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力;而魏惠王封他为客卿,也是给了庞涓极大的面子,否则的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齐国人,未立寸功,凭什么在魏国的朝廷里担任客卿呢?客卿虽然是客,但好歹也是个卿,自大夫以下的官员见到他,都得老老实实作个揖,肃然而立呐!“没关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从朝中出来,孙膑拍着庞涓的肩膀,反倒是安慰起庞涓来了。他没留意到,庞涓听到这句话,眼中快速闪过一丝凶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孙膑跟着庞涓出入朝廷,渐渐熟悉了魏国的情况。自魏文侯兴起以来,魏国就一直是中原强国。魏武侯时期,虽然国势有所衰落,但是基础从未动摇,三河地方仍是天下粮仓,魏国的武卒仍然能征善战。魏惠王上台后,对内励精图治,对外积极进取,迅速扭转颓势,重振先祖雄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这一切,当然与庞涓的努力分不开。孙膑望着庞涓那张因为久经战阵而铺满风霜的脸,总是充满着崇敬之情。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庞涓一样,指挥千军万马,为魏国开疆辟土,锻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国家。在魏惠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孙膑尽情发挥自己在鬼谷学到的知识,提出了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建议。“这位孙武的后人,果然不同寻常。”魏惠王心里暗想。然而纸上谈兵和实战是两码事,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让他带领一支军队,到战场上一试身手吧!当魏惠王将这个想法告诉庞涓,庞涓很振奋地说:“他不会让您失望的!”可是,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一封截获的密信被送到魏惠王的案几上,孙膑的命运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信是写往齐国的,落款人是孙膑。信的内容,是报告魏国的军事部署,以及对朝中的一些大臣的评价。如果齐国人得到这封信,毫无疑问,将对魏国大大不利。这封信被设计得很巧妙,妙就妙在它在暴露了孙膑是齐国派来的间谍之余,却将庞涓对魏国的忠心写得明明白白。换而言之,孙膑叛国,庞涓是毫不知情的。案子从一开始便被办成了铁案。人证物证俱全,作案的动机也很明确——孙膑本来就是齐国人,为齐国当间谍,那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按照魏国的法律,孙膑本来应该被判处死刑。但是庞涓拼命说情,终于说服魏惠王法外开恩,仅仅判处孙膑刖刑加黥刑。当然,说“仅仅”也许太轻描淡抹。黥刑便也罢了,不过是在脸上烙个戳,疼一疼也就过了,还可以扮酷说是文身。刖刑则极其残忍,乃是将犯人双足齐齐砍断,从此变成废人一个。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刖刑不是砍去双足,而是挖去膝盖骨,使得犯人看似完好,实则小腿以下已经无用。本书对此不予探讨,姑从前说。据冯梦龙推测,庞涓之所以留孙膑一条命,主要还是想将孙膑圈养在府中,好让他给自己讲解鬼谷子注解过的《孙子兵法》。但是孙膑很快便发现,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全是庞涓一手策划的阴谋。将《孙子兵法》讲完之日,便是庞涓卸磨杀驴之时。情急之下,孙膑打开了师傅授予他的锦囊。里面只有一块丝绸,上面写着“装疯”两个字。孙膑看着这两个字,不觉悲从中来,涕泪交流。这一天傍晚时分,当仆人将饭菜端到他面前,他吃了两口,突然口吐白沫,满嘴胡言乱语,将几个碗全打翻在地。庞涓闻讯赶到时,他正在满地打滚,一下子号啕大哭,一下子乐不可支,一下子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如此疯癫了数天。庞涓当然也不是傻瓜,他知道,孙膑是不是真疯,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还得用科学的方法检验。办法很简单,将他拖到猪圈中,让他与群猪为伍,看他的反应。不用说,孙膑与猪同槽而食,甚至抓起一把猪粪就往嘴里塞,很快就和猪们混得如胶似漆。庞涓“啧啧”地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种嘲弄的笑容,心满意足地走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把孙膑当一回事,手下人也渐渐放松了对孙膑的看管。再后来,孙膑被赶出了庞府,流落到街头,靠人家施舍为生。唉,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公元前355年,魏惠王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大梁的梁囿大街。他也许没有留意到,孙膑蓬头垢面地斜躺在路边,嘴里塞着半只刚刚乞讨到的馒头,正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秋日的阳光暖洋洋地打在孙膑身上,让他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惬意。魏惠王、齐威王的斗宝比赛魏惠王此行,是为了出访齐国,与齐威王会晤。齐国自田和被立为诸侯,又传了数代,于公元前357年传到了齐威王(田因齐)手上。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田午,并非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是位注重学术
贿受贿,就和今天一些不良警察为了抓收入就以上路查案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一样。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打仗,只知道吃饭挣钱的军队当然是没有斗志的,没有斗志的军队当然打不了胜仗。所以英法联军长驱直入,所以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成了杨秀清、李秀成二位先生登上人生巅峰的垫脚石。第二个问题是满汉之别。终清一朝,满汉之别是横亘于清王朝统治者心中的一道无法坦然面对的伤痛。一起来看看清朝入关之后做的几件大事:一、杀人和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狱,敢用文字怀恋汉人王朝影射清朝的人,不管出自故意还是无意,统统杀掉。三、历朝历代以来,对老百姓盘剥较轻的赋税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技术手段上看,这三件事情也就是大棒加甜枣;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三件事情透露出来的清朝统治者的心态就是自卑。没法不自卑。大家再看一组数字对比就更明白了,满洲八旗满打满算也就一百万人口,可汉族有多少人呢?明末时的不精确统计表明,在一亿五千万左右。咱们把零头去掉:一亿对一百万,这是何等的差距。因此,清朝统治层是很自卑的,也正是这种强烈的自卑心理的驱动,才催生了一个著名的潜规则:压制汉族,不让汉人握有兵政实权。但他们错了,真的错了,错到因此而覆亡。他们不明白,要想统治汉族占主体的中国,就必须融入整个汉族中。当你不能战胜它,就该融入它。如果你把它当做你的敌人,那么你潜在的敌人终将成为你的敌人。虽说慈禧也不明白这一点,但慈禧作为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的实际掌舵者,她有责任把岌岌可危的大清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个世界上,敢将活马当做死马医的人并不多,但年轻时候的慈禧正是其中之一。她对自己说:我可以选择放弃,但绝不放弃选择!我弱小时都能把“八大臣”扳倒,难道大权在握后还怕使用汉人吗?!慈禧决定乾纲独断,按照自己的办法拯救大清江山,她要破格重用能干的汉人。她的麻烦很快就来了。满人亲贵们手拉手,及时地跳了出来:你起用汉人,这不是要断送祖宗两百多年的江山吗?!断断不可!慈禧从心里鄙视这些保守而愚蠢的家伙,她的回答冷漠而坚定:不用他们,可以啊,那就请你们上前线收拾烂摊子吧!语出,一片寂静……两个汉人前面说到慈禧要重用汉人,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汉人的个人简历。姓名:曾国藩性格:典型的“湖南骡子”——谨慎执拗,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事情多少匹马都拉不回生存理念: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地位: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头羊,“同治中兴”头号功臣曾国藩,湖南湘乡人,1811年出生,属羊。此人28岁中进士,40岁任吏部侍郎(人事部副部长)。史书上说,曾国藩的外形很像一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衣着土气、行动拘执、谨慎内敛。无独有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曾国藩,都会觉得他像个呆子。这些人明显是被曾国藩的外表所迷惑了。曾国藩这个人左看右看都傻乎乎的,但在他糊涂的外表下,却有着无穷尽的智慧和打不倒的坚韧。后来,有无数人都认为曾国藩是一个完人,包括蒋介石等都将之视为偶像,这不仅仅因为他有了不起的本事,更因为他会做人、会处世,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当然,这都是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他还没有日后的地位。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逝世回家丁忧。曾国藩丁忧的日子并不平静,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家乡:清军节节败退,太平军已杀入湖南。清军战斗力不行,最高领导咸丰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使用“拿来主义”,借鉴爷爷嘉庆用团练对付白莲教的成功经验,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把那些退休、请假、养病,甚至死了爹妈在家戴孝的大员统统叫回来,让他们自己召集民众组成民团,边学边干。曾国藩正是其中一员,43岁的他受命围剿太平天国。团练大臣并不是一个常设职位,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职务,没有编制、没有级别、没有工资,换而言之也就是“民兵司令”。团练大臣的手下由自己招募,有能力的可以招收数十万,没能力的几百上千也勉强过得去。咸丰很失望,因为团练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中节节败退,但咸丰还没有绝望,因为曾国藩给了他一线希望。虽说曾国藩在太平军的西征战场上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的对阵中也经常讨不了好,但因为工作态度端正,韧劲十足,在众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曾国藩居然能够偶尔打个胜仗,所以曾国藩的官位越坐越高,咸丰死的时候他已是两江总督。等熬到慈禧上位时,曾国藩又中了一个大奖:安庆大捷,拿下了太平军的西线屏障安庆。就在此时,曾国藩收到了慈禧的旨意:我知道你的本事,我也很清楚你对帝国的忠心,像你这么既有本事又忠心的人才真的是不多了,我要将帝国的“剿匪”事宜交由你全权负责。我命你为钦差大臣,总领江南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政,地方大小文武官员皆受你节制,全权负责“剿匪”。这一决定无疑是把江南半壁江山托付给了曾国藩。授予汉人如此重要实权,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就连引清入关的那位平西王吴三桂,军政实权亦不过云贵两省而已。由此可见,慈禧之所以能成为慈禧,那还是因为她有很多过人之处的。慈禧的懿旨让曾国藩一时之间幸福得懵了。不过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几秒钟之后就从巨大的幸福之中清醒过来,复旨道:臣必倾力而为!曾国藩带着这番承诺沉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有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虽然曾国藩的得力手下胡林翼在这一年离他而去,病死于战场,但幸好此时他手下还有几个好帮手,譬如擅长杀人纵火屠城的九弟曾国荃,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自视甚高到有些看不起他的左宗棠,当然最得力的还是他的得意弟子——1823年出生的李鸿章,啰唆一句,李鸿章也属羊。曾国藩就是慈禧重用的第一个汉人。第二个汉人则是一个叫做袁甲三的汉人,他当时的职位名称很长——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兼粮食部长兼八省军区司令,是官居一品的大员。鉴于袁甲三的级别已经如此之高,所以慈禧对他的使用算是继续重用。袁甲三与曾国藩一样,同为咸丰时期的老臣。难得的是,两人还是同学关系,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而且两人都擅长“剿匪”业务,他们唯一的区别是业务范围不大一样,曾国藩专门对付太平天国,而袁甲三则专心对付捻军。因此,袁甲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慈禧全权剿灭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成功秘诀在曾国藩踏上新的征途之前,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解释一下,曾国藩一介文人,凭什么跟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等猛人掰手腕?因为曾国藩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部队,这是他能够获胜的秘诀。曾国藩是一个明白人,他明白死抱着团练不放只有死路一条。要想赢,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军队模式。因为太平军绝非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而且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有自己的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无人不饱”。这样的军队是可怕的!要想抗衡太平军,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所以自己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这个难题没有难倒曾国藩,他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训练有素?好办。办法就在明朝抗倭大将——戚家军的领袖戚继光身上。戚继光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率领的戚家军在面对倭寇时战无不胜,更在于他的无私。戚继光将自己创立的那套历经时间考验的练兵打仗的方法与心得都总结出来,编撰成书,留予后人。在明朝战神戚继光逝世三百年后,他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等光辉著作成了湘军的必备军事教材。坚定信仰?好办,你洪秀全不是反孔孟吗,不是仇视成功的读书人吗?我曾国藩就反其道而行之,捍卫孔孟传统,收天下士子之心!你洪秀全以宗教成军,我即以儒生士大夫为将成军。士兵从哪里来呢?这个也好办,自己在湖南亲戚朋友、子弟门生多,让他们各自回家乡招兵,而且只准招那种老实巴交的乡农,乡农不仅听话心眼少,而且大家一个村出来的,有吃一起吃,有架一起打,玩命自然也是大家一块上,团队精神相当不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最要命的问题来了,去哪里弄钱养活军队?找人借钱不是长久之道,这个问题可把曾国藩给难住了。这时,好朋友胡林翼给他出了个金点子:我有一个双赢的办法,收税。虽然我们没有权力收商税,但那个满人湖广总督有,所以我们可以跟那个满人合作。只要他答应帮我们征税养活军队,那我们则保证在打完胜仗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把他的名字放在功劳簿的最前面。多征点税又不会让他少根毛,对他来说政绩最重要,他一定会跟我们合作!胡林翼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湖广总督虽没有拍着胸脯给曾国藩打包票,却默许:只要你把首功让给我,你就放心地收税吧,有我在,必定平安无事!万事齐全。一支令史书铭记的军队终于诞生了。因为士兵和将领大都来自湖南,所以曾国藩的这支战力强悍的私军被称为湘军。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也不是没有失败过,最初的时候他失败过多次,还败得很惨。在江西九江,湘军水师先后两次被石达开打得近乎全军覆没,曾国藩也两次跳水自杀,幸好小弟们给力,奋勇相救,才没让他成功自杀。在安徽三河,湘军精锐主力李续宾部被陈玉成和李秀成联手杀得全军覆没,曾国藩哀恸得好几天吃不下饭。在写战报时,曾国藩犯了难,要照实写,自己吃败仗得军法从事,要虚报战况,被上边知道后自己是欺君,还得掉脑袋,于是他写“臣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把“屡战屡败”这四个字倒过来写,朝廷反而夸他坚持作战,下令嘉奖他。虽然曾国藩失败了一次又一次,但他从未头脑发热,急不可耐,犯下低级错误,从而将自己的命门暴露在敌人手中。恰好相反,曾国藩不断地学习和总结着经验教训,对自己在修身、为政、用人、治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些心得体会写进了他给家人的书信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后人把他的这些家书整理成了《曾文正公家书》,供世人拜读。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渐渐地摸清了太平军的进攻套路和方法,至于湘军这支刚成军不久的部队,也得到了难得的实战经验。在铁与血的淬炼中,曾国藩和湘军都变得像冰一样冷静、像竹一样坚韧。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太平军往往会望而却步,经常性地陷入气馁中,无法产生胜利的自信,这就是曾国藩获得胜利的原因。湘军是一个好榜样,这之后的近一百年,从湖南走出来的部队,总是特别彪悍、特别坚韧。他的徒弟他的团除开创立湘军,曾国藩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完人或宗师,是因为他的境界和气量确实比其他人高一个档次,堪称大家,大巧不工,形似王道。譬如部下左宗棠,老是自认为学识、带兵打仗的本事都比曾国藩强,因此一直牛皮哄哄的,态度傲慢,不怎么听话。但曾国藩不以为意,宽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还尽力提携他,让他独掌一军(楚军),终于收服了左宗棠这颗骄傲的心。曾国藩的处世方式告诉我们:宽容从来就不是软弱。曾国藩接到慈禧的旨意后,师出有名的他决定大举反攻太平军,他做了两件事情来支撑他的这个决定:一是开始科技强军。在见识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之后,曾国藩决定打造一支用先进武器武装起来的铁血军队。于是,曾国藩借刚刚取得的“安庆大捷”的好势头创建了安庆军械所,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没多久,各种各样的子弹、火药、枪炮,甚至包括蒸汽机舰船,都陆陆续续地武装到湘军各部队。二是开始新的战略布局。哪怕是反攻,曾国藩的计划也是集中优势兵力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清理如江苏和浙江等外围战场,断其财源,阻其外援,稳固推进,最后湘军主力从西往东,沿江而下,围攻南京。这个战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执行起来有一个问题:地位极其重要的江苏战场缺乏一个靠谱的人去指挥。思来想去,曾国藩决定派遣能力出众的弟子李鸿章去上海开展工作,拖住李秀成的主力,配合大本营作战,以便将来湘军对南京发起总攻。李鸿章走之前被曾国藩召去见面,曾国藩对李鸿章说:你这一去,从此我就失去了一个得力助手!李鸿章谦虚地回答:老师这儿人才济济,胜过我的有很多。曾国藩磨磨叽叽半天后,终于说出此次召见李鸿章的本意:徒儿,现在湘军人手不够,你这一去我可没有富余的兵给你,这次我让你去做统帅、做江苏巡抚,官职不小,权力颇大,只是手下无人,所以兵将的事就只能由你自己解决了。闹了半天,李鸿章原来是个光杆司令。不过李鸿章也不是吃素的,这么高难度的任务没有难倒他。出身名门望族的李鸿章利用家族的关系招来许多安徽老家的世交弟兄。“刘麻子”刘铭传也慕名而来。就这样,李鸿章两个月就招到了近七千人,这就是淮军的初始班底。不过淮军的军官大都来自安徽的乡间,这些农村汉子缺乏现代军事知识,后来甲午战争的失利与这不无关系。淮军成形后,曾国藩的总攻时机也到了。他用冷静而温和的口吻下达了足足等待了十年的决战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攻江苏,浙江巡抚左宗棠攻浙江,曾国荃攻南京!一声令下,万军齐发,万众瞩目的江南战场决战开始!李秀成,这一次,你的末日一定到了!湘军大营中的曾国藩,其内心世界远不像他的外表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太平军总司令李秀成的日子确实很难过,因为太平天国人才凋零。太平天国之所以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秘密就在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上。洪秀全出于屡试不第对科举的愤恨,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搞“文化恐怖”活动。按照“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专业人员具体抓”的工作原则,洪教主不仅成立了“删书衙”亲自抓删改四书五经的工作,还安排心腹带着小弟们焚烧古书,禁绝儒家文化。一系列动作下来,有文化的人几乎都不愿意参加太平军,极少数参加者也没有好下场。因此,太平军的骨干力量就是起义之初的那些矿工和农民,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牺牲,太平军的战斗力大大下降。雪上加霜的是,超级猛将英王陈玉成庐州战事不利,突围中死于背叛,时年26岁。陈玉成宛若一朵樱花,在劲风中怒放却又迅速凋谢。出卖他的人叫苗沛霖。此人在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个平台之间来回投靠,他的字典里没有敌、我、友,只有反复无常,只有利益,是近代史上最无原则性的军阀之一。以后还会讲到一个叫石犮三的人,其无耻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故事主线,苗沛霖的事迹就不多说了。陈玉成轰然倒下,李秀成更是独木难支。所以决战开始后,李秀成在南京、上海、浙江三地来回奔波,疲于奔命,每打完一仗,都累得半死不活。此消彼长,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南京危殆!太平天国江河日下,其势已非人力可以挽回!真正的赢家1863年12月,李秀成向洪秀全进“让城别走”之策,意思是说咱们困守南京肯定是死路一条,还不如放弃南京换个有利的地方打游击以图再起呢!人最先衰老的从来不是容貌,而是那份不顾一切的闯劲!年近五十的洪秀全早已失去当初的创业勇气,果断地拒绝了李秀成:怕什么!我们就据城一战,我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像铁桶一般!1864年6月,死也舍不得离开南京的洪教主“升天”,死因一说为病死,一说为自杀。同月,洪秀全16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是为幼天王。7月下旬,曾国荃攻陷南京,纵火,屠城。火光映天,血水横流!不时传出被烧死和杀死的太平军士兵、普通老百姓的惨叫声,这是惨无人道的人间炼狱!无力回天了!城外不远处,李秀
的躯体,贯穿至未来。──三岛由纪夫凡日本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的成名作《白痴》等多篇代表小说,以追求生命的救赎和人心的回复为主题,笔触生动而流畅,极具感动性和可读性。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明台白痴那房子里曾经同住着人、猪、狗、鸡,还有鸭。各自的住处和吃食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有一栋十分歪斜,好似仓库的小房,楼下住着房东夫妻,阁楼则租给了一对母女,女儿怀了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伊泽租的屋子是一间跟主屋分开的小屋,据说房东害了肺病的儿子曾在这里住过,这屋子给害了肺病的猪住也不为过,不过壁橱、厕所、柜子还是有的。房东夫妻是开裁缝店的,两人既是镇里的裁缝师傅(所以让害了肺病的儿子住在别的小屋),又是镇议会的议员。租户的女儿原本是镇议会的办事员,据说原先睡在镇议会事务所,除了镇议会的会长和做裁缝的房东以外,跟所有干事(十几人)都不偏不倚地睡过,也就在那期间珠胎暗结。于是镇议会的干事们一起凑钱,打算在阁楼里把孩子处理掉。然而万物皆有用处,干事里有一人是开豆腐店的,女人怀了孕缩在阁楼里以后,只有这个男人还过去找她,最后女人就被默认成这个男人的小妾了。其他干事知道了这件事,立马就不凑钱了,认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应该让开豆腐店的来负担每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七八个人也都不愿意掏钱(每人五日元),有开蔬菜店的、开钟表店的、地主以及开其他店的,女人至今还气得跺脚。这个女人长着一张大嘴和两个大眼珠子,却骨瘦如柴。她嫌弃鸭子,只愿意给鸡喂点残羹剩饭,然而鸭子会从一旁抢食吃,所以她每天都怒气冲冲追着鸭子跑。她前面挺着大肚子,后面撅着大屁股,那奇妙的姿态跑起来活像一只鸭子。裁缝师说,小巷的出口是一家香烟店,里头住着一个足有五十五岁,涂着白粉的老女人。据说她把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情夫赶了出来,正苦恼是找个中年和尚还是找个中年店主来补缺,因此只要年轻男人去后门买香烟,她都会卖给他们一些(然而是黑市价格),所以您(指伊泽)也可以从后门买买看。不巧伊泽工作单位那边有补助,不用麻烦那个老女人就解决了。斜对面派米处的后面住着一个寡妇,手里有点小钱,有两个孩子,一兄(工人)一妹,这对亲兄妹却有着夫妇之实。寡妇觉得这样最终更省钱一些,也就默认了,然而这期间哥哥却有了别的女人。于是寡妇就不得不把妹妹嫁出去,寡妇给妹妹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这个亲戚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妹妹就吃了老鼠药。妹妹吃完老鼠药,来了裁缝店(伊泽租的屋子)学习,随后开始难受发作,结果就这么死掉了。当时镇里的医生给开了张心脏麻痹的诊断书,这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哎?是哪个医生能给开这么管用的诊断书啊?”伊泽惊奇地问道。裁缝店家却一脸震惊,反问道:“什么?医生不都这么干吗?”这附近林立着一栋栋廉价公寓,其中有一部分屋子里住着小妾和妓女。这些女人没有孩子,又有一个共性——会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此管理员也就很喜欢她们,也就从没在私生活混乱、德行败坏等方面找过她们的碴儿。公寓起码有一半都是军需工厂的宿舍,里面还住着一群女子挺身队,里面有某某部门谁谁的情人,科长阁下的战时夫人(就是说真正的夫人还在逃难呢),重要人物的二奶,怀着孕带薪休假的挺身队队员。其中还有“每人五百日元”[1]的小妾,这小妾自己建了一栋房子住着,深受众人羡慕。据说还有做着杀人营生的满洲浪人,其妹是裁缝店的学徒,浪人隔壁住着一位按摩师,按摩师隔壁住着得了裁缝师银次[2]真传的行家,再往里住着一位海军少尉,这位少尉每天吃鱼、喝咖啡、吃罐头、喝酒。这一带往下挖一尺就能冒出水来,想建防空壕也建不了,只有这位少尉用水泥造了一个比自己家还气派的防空壕。另外,伊泽上班路上有一家百货商店(木制二层小楼),一楼因为战争进不到货而歇业了,二楼则终日开着赌场,赌场的负责人占领了几处国民酒场[3],终日烂醉如泥,瞪着排队的民众们。伊泽这个男人,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报社记者,接着又成了文化电影[4]的演员,只是个见习工,并没有单独出演过电影。活到二十七岁这个年纪,理应对人生的阴暗面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一些政治家、军人、实业家、艺人的内幕,然而伊泽却没想到,这条被郊区的小工厂和公寓包围的商业街竟会是这样一种生活状况。伊泽问了问裁缝师,说是不是因为一直战争才搞得大家人心惶惶。裁缝师却用哲学家般的神态一脸平静地回答道:“没有,这个呀,这一带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啦。”然而,这里面最大的人物还要数伊泽的邻居。这邻居是个疯子。这疯子相当有钱,却特地把房子建在小巷尽头,可想而知,这也是出于疯子的考虑,好避开那些他极度厌恶的小偷和闲杂人等。要说为何,因为摸到小巷尽头,进了院门,看了一圈都找不到供人出入的门口,只能看见嵌了窗格的窗户,这房子的玄关在房子的背面,跟院门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也就是说,不围着房子绕一圈是走不到的。这样一来,无端闯入的闲杂人等就会断了念想,还能趁闯入者寻找玄关的时候摸清该人身份,起到预警和牵制的作用,因为邻居不喜欢浮世间的诸般俗物。这房子是二层小楼,房间相当多,就连无所不知的裁缝师也不大清楚这房子的内部结构。疯子三十岁上下,有个老妈,有个二十五六岁的老婆。有人说这一家子里面只有当妈的还属于正常人,但这当妈的却有相当严重的癔症,是镇上唯一一个对配给物资不服而光脚闯入镇议会的女中豪杰。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某个幸福美满的年头,疯子动了念,置办了一身白衣就踏上四国遍路[5]的旅途了。当时疯子在四国的某个地方跟白痴女人意气相投,就把女人当作遍路的纪念品娶回了家。疯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好男儿,白痴老婆也有着正经家庭的正经小姐该有的优雅品行,细细的双眼透着阴郁,面容如能乐面具般美艳,又宛如瓜子脸的古典人偶。两人并排站着,远远望去,看起来就是俊男美女,还是极有文化教养的一对璧人。疯子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时常挂着一副读破万卷诗书的忧伤面容。某一天这条小巷有场防空演习,正是太太们积极活跃的时候,这男人没穿袴服,身着便装出来参观,边参观边哈哈大笑,不久又忽然换了一身防空服装,从一人手中抢走了水桶,同时发出了“耶”“呀”“嚯嚯”等好几种奇妙的叫声,架起椅子爬上了围墙,站在屋顶上发号施令,紧接着开始了一场演讲(训话)。伊泽到了这时才发现这男人是个疯子。虽然之前这位邻居时不时就会翻墙闯进裁缝家的猪圈,把剩饭桶里的剩饭全都倒出来,顺便拿石头扔人家家养的鸭子,前一秒还一脸若无其事地喂着鸡,下一秒就突然把鸡踢飞。伊泽还以为他大有来头,因此一直安静地跟他互相行以默礼。不过,疯子和正常人是有所不同的。要说哪里不同,那就是疯子本质上比正常人更加谨言慎行。虽然疯子想笑的时候会哈哈大笑,想演讲的时候会演讲,会向家鸭扔石头,会花两个小时来戳猪的脸跟屁股,不过他们本质上非常害怕别人的眼光,一直在私生活的主要部分慎之又慎,费尽心思地要跟他人断绝关系。从院门进来绕一圈才能找到玄关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的私生活基本没什么动静,也很少跟别人说一堆没用的废话,多是思想层面的活动。小巷的一侧是座公寓,一年到头都洋溢着流水声和太太们低俗的声音,这些声音像是压在伊泽的小屋上。这座公寓里还住了一对妓女姐妹。姐姐接客的晚上,妹妹就不停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妹妹接客的晚上,姐姐就在深夜的走廊里来回走动。只有疯子想笑就哈哈大笑,所以别人都一直当他是异类。白痴老婆特别安静老实。总是战战兢兢地在嘴里嘟囔些什么,说的是什么也听不太清,就算能听清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她想表达什么意思。做饭也是,连米都不会煮,如果硬叫她做,应该还是能做的,不过要是因为她犯错而冲她发火,她就会战战兢兢地犯下更多错误,就算去拿配给品,她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只会呆站着,都是由其他街坊邻居来帮忙。大家都说疯子的老婆,是个白痴也很正常嘛,不能要求她太多。而疯子老妈就大大的不愿意了,怒道:“一个女人连饭都不会煮!”平时还是一位有节制有修养的老太太,不管不顾地就大犯癔症,疯起来其凶猛程度不亚于疯子,三个疯子里,就数老太太吼叫起来最吵闹,最病态。白痴女人怯生生的,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经常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连人的脚步声都会把她吓一跳,伊泽嗨地跟她打声招呼,她反而会愣在原地不动。白痴女人偶尔会来猪圈。疯子向来都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光明正大地闯进这里,向家鸭扔石头,来回戳猪的脸,然而白痴女人却总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逃到猪圈的阴暗处屏息藏身。换句话说,这里是她的避难所。这种时候,邻居家里多半就要响起老太太鸟叫般的喊声了——“治代!治代!”每当这时候,白痴的身体都会僵直或是抽搐,来来回回像虫豸一样挣扎许久后才不得不开始行动。报社记者和文化电影的演员之流都是贱业中的贱业。他们只了解时代的潮流,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不落后于时间的脚步,自我追求、个性、独创性这类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则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日常对话中充斥着自我、人类、个性、独创等词汇,而极少谈到公司职员、官吏、学校的教师。然而这些只存在于口头上,他们是那种会散尽家财讨女人欢心,说出“宿醉的痛苦才是人类的烦恼”这种话的滑稽之人。啊!感谢红太阳,感谢兵士们[6],我眼眶不由得一热,咚当咚当的轰炸声,忘我地趴在地上,砰砰砰的机枪声,他们绝大多数都痴迷着那些没有思想高度,甚至没有一行能给人实际感受的虚构文章,自以为把这些文章拍成电影就是在体现战争了。也有人在军部检阅时说写不出来,然而会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心里想到了其他具有真实性的文章,文章自身的真实性和实际感受跟检阅没有关系。总之,这帮人不管在什么时代都只是一群没有内容、空虚的人。他们顺着时代的潮流从右到左今朝有酒今朝醉,拿通俗小说里的表现手法当榜样,以为这就是表现时代的手法了。事实上,时代只不过是浅薄愚劣之物。这场颠覆日本两千年历史的战争和失败,跟人类的真实性究竟又有什么关系呢。整个国家的命运全系在最为稀薄的自省意志和暴民的妄行上。只要在部长和总经理面前提起什么个性、独创,他们就会背过脸去,言外之意仿佛在说蠢货。感谢兵士们,啊!感谢红太阳,我眼眶不由得一热,OK,报社记者就是这么点玩意儿,事实上,时代就是这么点玩意儿。师团长阁下训话足足花了三分钟,有必要写长一些吗?需要把职工们每天早上像祈祷似的唱了又唱的古怪歌曲一五一十地写清楚吗?当他们问部长这些问题时,部长就会唰地把脸扭过去,啧啧舌,又突然转过头来,把高级香烟噗嗤一下按灭在烟灰缸里,瞪着他们吼道:“喂!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要什么美?艺术是无力的!只有新闻才是真实的!”演员拉拢演员,策划部门员工拉拢策划部门员工,拉帮结派,创造出一个跟德川时代的侠客一样的情谊世界,用热情世故来处理才能,创造了一套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的排序制度,然后根据这一制度来维护各自的平庸,把艺术的个性和天才引发的争霸视为罪恶,自以为这是违反劳动工会规定的,还根据相互扶持的精神完善出了一套用于救济才能匮乏的组织体系。在内是才能匮乏的救济组织,在外却是酒精的获得组织,这伙人占领了国民酒场,每人灌下三四瓶啤酒就酩酊大醉,然后就开始谈论艺术。他们的帽子、长发、领带、上衣都是艺术家,但他们的灵魂和本质却比公司职员还公司职员。伊泽相信艺术的独创性,放弃不了个性的特殊性,不仅无法在人情世故制度中得以安歇,还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憎恨该制度的平庸性和低俗卑劣的灵魂。他是这伙人中的局外人,就算向他们打了招呼,他们也不会回应他,甚至还有人会瞪他。他鼓起勇气闯进总经理办公室。“战争跟艺术性匮乏在理论上有必然性吗?还是说这是军部的意思?光拍现实的话只要有相机和两三根手指就绰绰有余了。要根据怎样的角度来对其予以裁决,将其构成艺术——我们艺术家正是为了这一特别的使命而存在……”话才说到一半,总经理就扭开了脸,非常不高兴地吐了口烟,用一脸“你为什么不辞职,难道怕被拉去当兵”的表情开始苦笑,随后又换了一种表情,仿佛在说:“你只要照着公司的计划卖力做好普通工作,能靠这份工作拿到月薪就够了,别想些多余的事儿。”他一句话也没回伊泽,做了个“滚回去”的动作。这不是贱业中的贱业又是什么呢?有时候伊泽甚至想,干脆咬咬牙去当兵算了,如果能从思想的苦楚中解脱,那么子弹和饥饿简直就像太平乐一样美好。就在伊泽的公司策划《守住拉包尔!》和《飞向拉包尔!》并制作剧本的期间,美军已经越过了拉包尔,登陆塞班了。《塞班决战!》的策划会议还没结束,塞班就失守了,美国飞机已经开始从塞班飞到人们的头顶上了。于是他们制作出了《如何扑灭燃烧弹》《天空冲撞》《土豆的种法》《一架都不能放回去》《省电和飞机》,真是不可思议的热情。一部部植入了无尽乏味的奇妙电影陆续出炉,胶片不够,能动用的相机越来越少,艺术家们的热情呈现出极度狂躁的状态,《神风敢死队》《本土决战》《唉!樱花散落了》,他们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了身似的,诗情翻涌。一部部如白纸般无聊透顶的电影得以诞生,明天东京就要成为废墟了。伊泽的热情死了。早上睁开眼,一想到今天又要去公司就犯困,正迷迷糊糊呢,预警警报响了,坐起身,缠上绑腿,抽出一根烟,点着火。心里想着:唉,辞职的话,这烟也没得抽了。有一天晚上,已是深夜,伊泽好不容易赶上了末班电车,因为私人铁路已经停运了,他就走了好长一段夜路才回到了家。打开灯,惊奇地发现自己从不收拾的床铺不见了。从来没有人在他出门后给他打扫过屋子,也没有人进过他的屋子,因此他很是诧异,打开壁橱一看,发现白痴女人在叠放整齐的被褥旁藏着。女人用不安的双眼观察着伊泽的脸色,把脸埋进了被褥间。她看伊泽没有生气,于是安下心来,与伊泽亲近了许多,镇定得令人吃惊。女人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什么,问她在念叨什么,她又说得极为模糊简要,语言也组织得断断续续,嘴里净说一些跟伊泽毫不相干的事和一些自己介怀的事,伊泽没问就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多半是女人挨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就逃到了这里,考虑到尽量不要吓到白痴女人,伊泽就没多问,只问女人什么时候从哪儿进来的。女人咕咕哝哝说了一堆令人费解的话,最后卷起一只袖子,摸着手臂上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块擦伤),说什么我很痛,现在还在痛,刚才也很痛,诸如此类的话,因为女人把时间分得很细,所以伊泽好歹弄清楚了她是入夜以后才从窗户进来的。女人又表示自己光脚在外面四处走,脚上沾了泥土,进来以后把房间踩脏了,对不起呀——这意思当然也是伊泽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死胡同以后,才从女人的自言自语中总结判断出来的,就连这句“对不起呀”也没法肯定是在道哪门子歉。伊泽不好大半夜把邻居敲醒,还一个惊惧至极的女人给他们,话虽如此,要是留女人住一宿,天亮了再把女人还回去,不知又会产生怎样的误会。因为对方是个疯子,所以伊泽连后果都没法想象。管他呢!伊泽心里不知怎的竟涌出了一股子勇气,虽说这股勇气的实质只不过是伊泽对白痴生活方面的感情麻木所抱有的好奇心、刺激,以及魅力诱发的产物。伊泽告诉
农民军驻扎下来后,他曾到牛金星的官衙拜望。作为明朝的最后一科状元,却去拜访起义军的大臣,这本身就是极有意义的一种公开表态。过去周钟曾傲然拒绝了那些想借重其名望的权贵的礼物,但现在周钟断定又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刻,而促进新王朝的建立正是他的使命。周钟承认农民军首领李自成的残忍,然而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大顺政权将有幸得到一位开国之君。他曾对朋友说,太祖龙兴之际正是如此!这一历史的对比并不完全是牵强附会的。周钟一定是真诚地相信,有这样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登上宝座,其他地区定会望风降附。据说他曾说过,“江南不难平也”。牛金星对周钟在复社中的领袖角色早有深刻印象,对他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位支持者,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正是对周钟的任命,使4月29日的召见由一场责难奚落转变为一次人事安排活动。虽然4月26日大顺政权宣布:希望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27日的早朝,届时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官员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会受到惩罚。27日黎明之前就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3000名,他们被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些似乎应对明朝灭亡负主要责任的官员还遭到宦官的辱骂。李自成始终没有出来接见这些官员,他们被打发走了,并被告知29日(即两天以后)再来报到。29日那天,这群士大夫连同被刘宗敏和其他大顺将领抓获的一些明朝官员一起,没吃没喝地等了好几个时辰。直到黄昏,李自成才走出大内,听河南籍的顾君恩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然后牛金星还要占用相当的时间详细列举其罪行。这次召见的气氛与方式同聆听审判没有两样,直到顾君恩点到周钟的名字,这种情景才发生了变化。顾君恩下揖,云:“主上饥渴求贤,当破格擢用。语牛金星曰:“此名士也。”自成曰:“名士如何?”牛曰:“善为文字。”自成曰:“何不作见危授命题?”李自成恰如其分地引用《论语》来挖苦周钟,以表现自己的儒学知识,但随后他就同意录用周钟做大顺的官员。此后,每喊到一个名字,牛金星就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几千人中只有92人被选出来作官,并被移交吏政府授职。剩余的士大夫被交付大顺将领们惩治,在刀剑逼迫下返回紫禁城外的营地。为大顺效劳的官员并不全是在4月29日入宫朝见时被录用的。后来有些人为了逃避刘宗敏或李过等大顺将领的拷打,也参加了大顺政权。还有一些人似乎是出于偶然,在最后时刻被举荐为官。以这种方式得官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他和周钟一样,是南方人,也因曾为叛贼效劳而在后来遭人谴责,这位复社成员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400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除任翰林学士外,他一直任兵科给事中,直至明朝垮台。1644年4月13日,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企图自缢,但被家人解下救活(他的妻子是北京人)。他听到牛金星下令明朝官员入宫的消息后,就准备隐藏起来。但牛金星同时又令原各部书吏和差役举报隐匿不出的官员,所以陈名夏因没有参加4月27日的召见,事后被大顺军抓获并送到刑政府论罪。幸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过去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主动加入新政权。陈名夏起初表示拒绝,甚至企图逃跑,但最后终于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牛金星欣然应允,很快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位,不过翰林院现已改名宏文馆。通过对陈名夏的这项任命,牛金星使其翰林阵容达到令人惊异的完备。如今,1643年殿试的前三名已经全部成为大顺的官员。牛金星的宏文馆中甚至网罗了史可程,大顺政权要求他致书其堂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劝其投降李自成。同时,大顺政权还直接从明朝政府中接收了许多中层官吏。其中保留原职的,有吏部郎中三人,户部主事二人,礼部主事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御史七人,以及翰林院的全部编修。六科给事中虽有调任,但也全都被留用了。
合作者中的儒生士大夫
除了出于恐惶和投机之外,合作者中也有人是出于儒学的信念。那些真正相信天命已经转移的人们——其中有些人是被自己的占星术说服的——感到有责任为李自成效力,以便教化这位义军领袖,使其逐渐成为符合儒家理想的德义之君。不过,为使李自成相信他的确可能像其他受命于天的君主一样成为一位贤明之君,这些儒士使用了大量溢美之词,简直无异于谄媚。例如翰林学士梁兆阳(1628年进士),在文华殿的一次临时召见中,称这位义军领袖为“陛下”,并且在痛斥已故崇祯帝“刚愎自用”之后,这样盛赞其新主:陛下救民水火,自秦入晋,历境抵都,兵不血刃,百姓皆箪食壶浆以迎,真神而不杀,直可比隆唐虞,汤武不足道也。今适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知遇恩哉?梁兆阳所谓的“知遇恩”,由于他的这番献媚而得以实现了:李自成将其擢为编修,后来又委任他为兵部官员。状元周钟也并不比这种谄媚更高明,他在“劝进表”中写道:独夫授首,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当然,即便如此,周钟仍可以为他的谀词辩解,说这是为了劝谏李自成放弃草寇之行,实行儒家式君主的德政,从而负起统治天下的重任。这道“劝进表”只是周钟精心安排的劝进活动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使“闯王”相信,他的合法登基将得到万民的拥戴。劝进之法是大臣出面劝说以及百官联名上表。劝进先后共有七次:第一次是在4月29日,即李自成进京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在5月16日,即李自成率军东征吴三桂的前两天。李自成虽未阻拦这些劝进,但也没有依之而行——当他决定登基时,已为时太晚,对他的事业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或许是因为,尽管牛金星和周钟力主以正统方式登基,但李自成仍不相信自己已有资格受命于天。他本来就曾派杜勋去同崇祯帝谈判,希望朝廷能封他为王。后来,当他的部下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尸体并带其前往观看时,李自成似乎受到极大震动,他对着尸首说道:“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为此,李自成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在接见明朝太子时——这种场合对双方都是严峻的——李自成询问太子朱家何以丧失天下,太子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欣然说:“汝也明白。”李自成还告诉太子,他不会杀他,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帝之死感到遗憾,而这些明朝官员就成了替罪羊,他们还是大顺政权将尽力消除的道德堕落、吏治腐败现象的象征。李自成确实意识到明朝大臣的腐败,但要完全按儒家提倡的上古贤君的标准去做,又十分困难。事实上,闯王确实在尽力改善他与新臣属间的关系,但这对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来说,极而言之不过是一种可笑的伪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残酷的嘲弄。有时,李自成似乎想生活得像一位贤君。他曾私下召见山东登州著名的理学家、现任礼政府尚书杨观光,问他若远离酒色,怎么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杨观光阴郁地坚持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保持“心志清明”。李自成听后很高兴,将这位道学先生擢为宫廷讲读。杨观光始终未能说服李自成放弃酒色,但他坚信儒家礼法可使这位篡位者成为明君。事实是,顽固地维护君臣等级关系中的尊严和道义的主张,已日渐激怒了李自成;而那些希望寻找机会按儒家的模式塑造这位新主的人们,却又不得不依新主意志而接受一位专制君主。例如,张家玉将书有“明翰林庶吉张先生之庐”字样的旌旗插于门外,以公开表示学者的忠义。但私下他又上书李自成,表示如果他的变节能够得到回报,则他愿为大顺王效力。君王既定鼎于天下,必以尊贤敬德为基,是不没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没人之孝者,所以有孝子。即使李自成已攻占了紫禁城——张家玉还警告说——“当此多士多方,尚在危疑惊惧之时”。在他终于被召见时,竟拒绝向李自成叩拜。然而这位昔日的盗匪并无孟子所倡导的风范,他将张家玉在殿前捆绑了三日,然后直截了当地威胁他——如若不投降就杀了他的父母。于是张家玉屈服了,同意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为其效力。张家玉为了孝敬父母而未能对明朝尽忠,这种做法对一些儒家士大夫来说,或许是可以谅解的。但在其双亲溜回山东后很久,他仍继续为李自成服务,于是便成为许多北京士大夫嘲讽的对象。另一方面,李自成也同样易于将这些降官的劝进赞美之词视为他们谋求进身的卑猥而自私的手段。正是投降了大顺政权这一行为本身,使许多明朝官员在李自成眼中变得一钱不值,正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对李自成所直言相告的:“既不能捐躯殉难,以全忠义,又不能精白一心,以事新主。”出于对变节者的义愤,李自成时常流露对这些人的鄙视和厌恶。例如,4月29日,他第一次走出文华殿,看到数千名公开表示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便对其身旁一人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此后,在其他场合,他又一再下令刑政府尚书惩治最恶劣的变节分子。这一政策导致46位明朝官员被处决。李自成的义愤,恰好与大顺政权筹集军饷的需要走到了一起。由于义军占领北京时,明王朝内外府库仅剩下黄金17万两,白银13万两。李自成的谋士建议,对明朝官员课以不同数量的罚金,并立为制度,以此来筹集一笔军饷。对臭名昭著的贪官应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全部私产。对那些拒绝效力的官员应没收其财产。而对较少劣迹的官员,则应要求他们自愿向大顺捐款。5月1日,李自成批准了这项看起来与崇祯帝的筹款方式颇为相像的政策。原则上,一品官须纳银1万两以自赎,以下各品官员则须纳银1000两。而实际上,纳银数额远远超过了这一规定。其中大学士须纳10万两,六部尚书须纳7万两。但不久,罚金与赎金便混淆起来,大将军刘宗敏得到“罪者杀之,贪鄙复赃者刑之”的命令后,便开始了恐怖行为,1000多名士大夫遭拷打后被杀死。据说大顺政权通过这些方式筹得了巨款。前大学士魏藻德在被拷打至死之前,曾交出1.3万两黄金赎身;陈演为赎身交出黄金4万两;已故皇后之父周奎死前已交出白银70万两。不久,这种劫掠开始波及到平民百姓。其部分原因是刘宗敏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如果惩戒他们,便可能发生兵变。早在4月27日,大顺士兵便开始搜查平民宅院,抢夺私财。尔后,他们又开始凌辱其房东。在街上,他们任意冲撞行人,或鞭打躲避不及者。起初他们侮辱茶楼侍女和歌女,后来竟去强抢良家女子而行非礼。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由于混乱状况不断蔓延,闯王的军师——矮子宋献策绝望地大呼:“十八子之谶,得毋为公乎?”李自成虽然很快就了解到刘宗敏私设刑堂之事,并为百姓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所震动,但他似乎无力约束部下,挽回民心——他没有正式受命、高居龙位的皇帝所具有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李自成确曾特意召见众将领并问他们:“何不助孤作好皇帝?”他们却干脆回答说:“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这样,李自成虽然自认为是在效法唐朝开国之君来接管京师的,而实际上他却同公元880年占领长安的黄巢一样,连自己的将领都控制不住。二者都因为其部将的残暴而使京城百姓离心离德其政权也被证明是非常短命的。据说宋献策时隔不久便叹息道“我主马上天子!”吴三桂
普遍的不满不等于公开的反抗,手无寸铁的居民无力反对其军事统治者。但“万姓”的愤恨却构成了要求其他军队首领进行干预的强烈呼声。当时,在淮河以北,所有明朝将领中实力最强的是吴三桂,他统领着镇守宁远、抵御清军的4万明朝正规军队。吴三桂勉强响应了崇祯帝4月10日发出的勤王令,放弃了宁远,向山海关缓缓推进,并于4月26日通过了长城东端的关口。当他的军队到达距京师不远的丰润时,吴三桂突然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于是他下令部队返回山海关,此后便在那里驻扎下来。与此同时,李自成立即采取措施争取吴三桂的支持。他让明朝降将唐通致书吴三桂,告诉他闯王如何循礼可敬;并安排以吴三桂父亲的名义送去一封信,当时吴骧以及其他在京的吴家人都已被扣为人质。这封可能出自牛金星之手的信,明确地提出了忠孝不能两全。在信中,吴骧告诉自己的儿子,把尽忠报恩视为首要责任是个错误,相反,他应该为搭救父亲而归降,这样便可以孝心赢得千古美名。此外,信中还写道,李自成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北京,而且众所周知,天命已不复为明朝所有,难以回天;吴三桂应正视战局的现实,归降大顺,以便在新政权中保住自己的官爵。军使将此信带到吴三桂营中,同时送上白银万两,黄金千两,答应为吴三桂的军队提供给养,将吴三桂由“伯”进封为“侯”。据吴三桂部将的传记所载,这一邀请被轻蔑地拒绝了。吴三桂并未像唐通那样屈膝投降,而是回信谴责其父竟不知廉耻地为李自成图谋效力,并说若行纯孝之道就应拒绝其父如上之命。最后他写道:“父既不能为忠臣,儿焉能为孝子乎?”后人的传说,为吴三桂拒绝投降李自成提供了更为浪漫的缘由。根据康熙时代的历史传奇,李自成还抓住了吴三桂的爱妾,即绝代佳人陈沅,又名陈圆圆。这位名妓曾使诗人冒襄在苏州一见倾心。一位皇室贵族也看中了陈沅,并将她抢到手带至北京。其后,她以某种方式又落入吴三桂之手,被纳为小妾。吴伟业写过一首关于陈圆圆的名曲,描述陈圆圆的娇媚以及吴三桂对她的迷恋。眼下陈圆圆在李自成手中,吴三桂听说闯王已占有了她并将其带入营中纳为小妾,这不由使他妒火中烧,以至他不仅回绝了李自成的礼物和允诺,还准备报仇雪耻。为了杀死李自成,他将求助于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甚至不惜招引清军越过长城进入中原。为一位名妓的粉面柳腰而不惜整个国家的沦丧,这是占据了后世中国人之想象力的一种说法。有关吴三桂的比较真实的描述缺乏诗意,所以不大为人所知。史学家彭孙贻从吴三桂过去的幕友那里听到了下面的说法。李自成的使节带着唐通和吴骧的书信来到吴三桂营中后,吴三桂令手下亲兵将其拿下并隐藏起来。这样,他就使其部下对北京陷落和李自成劝降之事都一无所知。几天中吴三桂反复考虑对策,最后他决定试探一下,如果他与李自成合作,自己的部将是否愿意继续跟随他。于是他召集诸位将领,对他们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何?”他重复了三次,但三次都无人应答。最后是吴三桂自己打破了沉默:“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已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众将这才了解到他们的总兵已同李自成的密使接触过了,于是他们纷纷保证将永远忠于吴三桂,无论他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将跟随他,无论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服从。现在吴三桂放心了,他的军队将坚定地支持自己,于是他下令组织人马护送他前往北
军又打上门来。孙科已经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既然如此,那我下台好了,你们谁有能耐谁上吧。孙科递交辞职报告后,汪精卫临危受命。汪精卫本来是个主战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带头骂张学良和蒋介石,并宣称若自己主政国民政府,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只不过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他到了南京才发现抗日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国库异常空虚,连中央军都发不出工资。汪精卫这才有些理解蒋介石:领导抗日确实不易。28日,汪精卫给军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下达了一项指示,让他命令驻防京(南京)沪的陈铭枢,将其麾下的第十九路军调离上海,上海将由宪兵十六团接防。理由是华北战局吃紧,需要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可是,宪兵就相当于现在的武警,其战斗力无法与正规军相比。而且华北战局吃紧,你汪精卫不从附近调兵,调远在上海的部队干什么?原来,陈铭枢的手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已决心与日本一战。三个血性汉子不想做张学良第二,他们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与《告淞沪民众书》,说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因此,汪精卫打算把十九路军调离上海。汪精卫想得很美好:我在日本人说的最后期限29日之前答应其所有要求,将部队撤走,日本人还有什么理由打我?理由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更何况日本人铁了心要打劫中国。到了28日晚十一点,日本人发出最后通告:中国方面并未准时撤出所有的军队和敌对设施!之后也不给国民政府分辩的时间,若再给时间,十九路军就有可能在剩下的一小时内全部撤出,这是日本人不愿意看到的。毕竟再找一个侵略的理由,实在是麻烦了些。28日十一点三十分,日军向十九路军一五六旅发起进攻。前面提过,十九路军的前身就是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蔡廷锴麾下的第十师。中原大战时,该师升格为十九路军,现在下辖三个师三万余人。受到日军攻击的一五六旅,人数不多,他们本来正奉命向前来接防的宪兵十六团移交防务,可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精锐的武力进犯,毫不含糊,当即予以还击。宪兵十六团只是武警部队,但也毫不畏惧,立即加入战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血战
汪精卫本来打算委曲求全糊弄过去,可日本人完全不给他面子,汪精卫只好下令十九路军反击。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对外作战多为一触即溃,等到“九·一八”更是离谱到不触即溃,因此开战之前,日本海军狂妄地叫嚣四小时占领上海。可当日本人以骄狂心态投入战斗后,才发现对手的战术水平与己相差不远,战斗意志尤有过之。其实这也不奇怪,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官蔡廷锴本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何况十九路军还拥有“铁军”的血脉,“铁军”的称号可不是捡来的,是靠一场场硬仗打出来的,名不虚传。日本人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代价。城市近战减少了日本人在武器上的优势,而在肉搏战中,中国军人甚至可以身背炸弹和火油,潜入日军阵地后拉动导火索和日军同归于尽,日本人根本就占不着便宜。交战首日,日军就伤亡八百多人,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日本人只得从国内向上海增兵,最后竟然增兵至约八万。中国军人在前方舍生忘死,国民政府这边也没白白浪费军人的热血。战争爆发后,或许是汪精卫发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领导中国人民赢取战争,又或许是想拉一个垫背的,因此召开紧急会议,邀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会议一致推举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的头衔蒋介石一挂就是十六年,“蒋委员长”从此成为人们最熟悉的对他的称呼。蒋委员长一上任,就把政府从南京迁往洛阳。他这样做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把拱卫首都南京的“近卫部队”抽出来参战。这里说的近卫部队,是指蒋介石的绝对嫡系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共计三万多人。蒋委员长将这支三万余人的精锐合编成了第五军,并将军长一职交予了主动请缨的张治中。注意,此张治中非西北军张自忠,这个张治中做过黄埔军校的总队长和教育长,是黄埔系的骨干将领。论资历,论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光鼐之下,但奇怪的是,蒋委员长居然将第五军交给蒋光鼐指挥。其实,这个看上去让人费解的安排,却是蒋介石苦心钻研的结果。因为蒋介石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国力不足,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跟日本全面开战。一旦代表国家的中央军明着参与战争,就意味着中日正式交战。所以把第五军交给血脉为粤军的蒋光鼐指挥作战,可以将这场战争解释为广东地方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样的话,战争就大不起来,就不大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事实上,张治中和他的第五军拥有军事自主权。像第五军和十九路军的分工就很明确,两军各有阵地,而第五军驻守的地方叫庙行。2月22日,庙行大战打响。对于“一·二八淞沪抗战”来说,庙行大战是为后世所公认的一场决战。庙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有利于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作战,所以日军计划从庙行实施中央突破,然后向两翼进攻,把国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日军的“中央突破”策略没错,但这个“中央”着实选错了,因为他们的对手第五军是一支足以与其匹敌的精锐。第五军的将官大都是张治中在黄埔的学生,他们几乎接受了所有自东征起的重大战事的考验,像黄埔一期的俞济时和宋希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第五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属于国内的顶级水准。第五军的装备也不错,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自“四·一二”与苏联闹翻以后,蒋介石转而跟苏联的对手德国人合作,譬如聘请德国名军官做军事顾问,向德国供应稀有金属原料换取装备。话又说回来,虽然第五军号称装备最好的中国部队,但也没有像日军那样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撑腰。在战斗中,日军竟然可以轻易地在一个小时内向庙行中国守军阵地倾泻三四千发炮弹!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秒一发炮弹,这是怎样的炮火强度!第五军炮虽有几门,但不多,更遑论其他。因此,我们的战士必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敌人的钢铁洪流!但为了国家争人格而战,为了民族求生存而战!虽千万人,吾往矣!不灭倭寇,誓不生还!面对两万余日军精锐的攻击,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率部正面对抗日军,战况极其惨烈。三天三夜的艰苦奋战后,师长俞济时腹部重伤,旅长以下将官重伤、战死者比比皆是,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但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八十七师第一六一旅旅长宋希濂率部绕道攻击日军侧背后吸引了火力,争取了时间。宋希濂的偷袭,打得日军措手不及,令八十八师绝处逢生。关键时刻,十九路军的援军也已杀到。援军到来的时机太妙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在丢下三千多具尸体后,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停战
祸不单行,日军不仅在庙行吃了亏,还在蒋委员长于仓促之中增调上海战场的另一支部队——税警总团身上吃了亏。顾名思义,大家肯定以为,以税警总团的水平也就能对付走私分子。其实大家的想法原本没错,这支部队在未归入宋子文的财政部之前,战斗力也就和城管差不多,但在宋子文手中,它却几乎发展到了与黄埔军校教导总队一个档次的水平。宋大财神在税警总团内实行高薪制,按美国陆军的训练模式来练兵,把税警总团打造成了一支近三万人的美式军团。此刻,这支美式军团也加入了第五军编制,并创造了杀死杀伤日军人数超过己方损失人数的惊人纪录。税警总团的指挥官叫王赓,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本人没什么名气,但有文武两大名人和他很有关系。王赓的老婆陆小曼的婚内情人是个大名人,此人是琼瑶的表舅,金庸的表哥,他的名字叫做徐志摩。巧合的是,不仅徐志摩的笔名“云中鹤”与金大师笔下的“四大恶人”之末的那个淫贼同名,而且在金大师的几部鸿篇巨制中,几乎每一部都有一个卑鄙无耻、薄情寡义、机关算尽却落得一场空的表哥。王赓的副手是一名耀眼的军事天才,这名天才是安徽人,毕业于与美国西点军校并称双子星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此人刚出道时在淞沪战场率部死扛日本人,几年后在缅甸战场消灭数万鬼子精锐,于异域大放光彩,被誉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名字叫做孙立人……至此,两国精锐在胶着中打了一个多月,日军数次增兵,数次更换指挥官,付出了与中国军队相近的死伤,也不过是将中国军队逼成了守势而已。可以说,淞沪抗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军表现最出色的一次战役。它告诉日本人,也告诉全世界,中国军人不全是孬种,中国军人不都是东北军,中国军人也可以战至最后一人,依然坚守阵地。日本这次出兵本是为了转移侵占东北所带来的压力,并没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这就给了中国外交运作的空间。在蒋委员长的请求之下,非常担心日本在中国一家独大的美、英、法开始强力干预这场战争。刚好,所谓的“满洲国”也在战争期间顺利成立了。于是,在这种内部没有准备好,外部有压力,战场上占不到便宜,却已经实现了发动战争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日本见好就收,送了列强一个顺水人情。1932年3月3日,日本宣布保护侨民的目的已经达到,双方停战。5月,中国与日本达成《淞沪停战协定》,日军返回战前防区(租界一带),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市,交战区(上海市内)的治安由警察和宪兵维持。客观地说,受制于当时的国情,这个协定已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汪精卫也认为自己做了件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的好事,毕竟在他当政的时候,中国军队用鲜血与勇气跟日本人打了一个平手。可他没想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西红柿和臭鸡蛋接连向他砸来。《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军队居然不能进入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海?!你汪精卫非但没有收复东北,反而又在上海卖国,你不是卖国贼谁是卖国贼?!汪精卫承受不了这样的委屈,自尊受损的他决定再次辞职出国。但汪精卫万万想不到,三年之后,即1935年11月,当他再次归国主政后,他竟然会因为三年前的《淞沪停战协定》奠定的“卖国贼”基调而遭遇一场刺杀。杀他的人是十九路军的下级军官孙凤鸣,此人刺杀汪精卫的目的倒也纯粹:杀掉卖国贼汪精卫。虽然汪精卫没有当场死在孙凤鸣的枪口下,但一颗留在其背部的子弹无法取出,此后便一直压迫着他的背部神经。数年之后,汪精卫成了“天字一号大汉奸”,这个隐患也恶化成了“骨髓肿”。骨髓肿在当时是绝症,无法治疗。有理由相信,这就是汪精卫的主要死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中国领袖之一汪精卫,在这场战争结束十余年后殒命,但日军的指挥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乘舰而来,躺棺材而去。1932年4月底,小鬼子死于中朝两国民间组织的联合刺杀,出手行刺鬼子的英雄是个朝鲜人,名叫尹奉吉,他的帮手是号称“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蒋记王朝第十三章郁闷之王蒋介石“长城抗战”
时间来到1933年,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到关内。1月11日,日本军部发表声明:热河也是我们“满洲国”的领土,你张学良最好撤走热河驻军汤玉麟部,要不然我们自己发兵来取。日本人已不满足于关外的土地,他们要入关!如果张学良此时还不奋起还击,那他就不是一个男人。幸而退无可退的他雄起了,他对全国人民说,他已忍无可忍,要奋斗求生,死守热河!可惜,等他雄起的时候,却已经失去了威信。日本人拿下东北,张学良连个抵抗的姿态都没有。政治智慧很低的张学良不明白——即使打不过日本人,抵抗的姿态还是要做的,要不然手下的小喽啰们也会说老大太窝囊了,长此以往威信就没了。果然,张学良誓死保卫热河的豪言犹在耳畔,部将汤玉麟却已经弃城而逃,张学良沦落为国人口中十足的笑柄。这时蒋介石发话了:兄弟,你不行啊,还是让何应钦来接替你处理华北事务吧!张学良只能说好。何应钦上来之后就是两手准备:一手抗战,一手谈和。用他的话讲,这叫以打促和。于是,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与日军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长城抗战”。在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中,装备最差的当属冯玉祥曾经的手下——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这支中原大战后由原西北军改编而来的军队,因为武器弹药缺乏,无奈之下只好人手一口“古之神兵利器”——砍刀,重新练起“破锋八刀”。在人类战争早已进入火器时代的时候,这支手握大刀作战的部队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另类。可他们却凭借着如此落后的武器装备,取得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战斗的胜利,毙敌八百,一时震惊天下。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经此一战,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高参和多面手萧振瀛,及重要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冯治安等名扬天下。不过,长城抗战中杀敌最多的还是在古北口一带作战的中央军,尤其是黄埔一期生关麟征统率的二十五师。从东征到北伐,从中原大战到“剿共”,关麟征一路成长,现在已是黄埔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用兵以稳、准、狠著称,长于急袭,其部队号称“千里驹”,本人被称作“关拳头”。本人厉害也就罢了,偏偏其手下的干将——黄埔精英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也都能独当一面。所以他既能在与中共名将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的对垒中胜多败少,也能在东北军王以哲部溃退的情况下,与日军第八师团血战数个昼夜不退。因为国家整体实力的原因,即便大部分中国军人表现得十分英勇,整个长城抗战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军人的血没有白流!长城抗战之后,“中日之间必有一战”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由来,而先前大部分国人都认为日本人的野心仅止于东北。张学良去西北
长城抗战更加凸显了东北军的懦弱,海内外舆论鼎沸。全国一片骂声中,张学良已如芒刺在背。这时大家又开始呼吁:请汪主席回国主政。汪精卫说:要我回去也行,张学良必须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只好找到张学良:汉卿啊,你看……蒋介石还没有说完,张学良就说:大哥你不用为难,我辞职。随即,已经骨瘦如柴,精神颓丧至极的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洲考察躲避风头,顺道在陌生的环境里完成戒毒大业,争取东山再起。之后,汪精卫回国主政,蒋介石主军,二人再次合作。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成了蜕变,从一个愤青般的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虽然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但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致认为,国内群雄割据,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无法与日本倾力一战,所以目前的中国还须隐忍,还须尽力把战争的时间往后拖,拖得越晚,越有利于中国积攒实力。在这二位眼中,积攒实力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发展经济和工业,增强战争实力;二是“剿灭”共党,以求安内而攘外,集中全部资源抗战。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出于上述考虑,和日本人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平津华北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等于默认了伪满洲国和日本占领热河的合法性,也丧失了部分华北主权。《塘沽协定》签订后,汪主席和蒋委员长没少挨骂。要说那时的民主气氛还不错,不只老百姓,陈铭枢、蔡廷锴等国军将领也公开骂他们的最高领袖。但与此同时,冯玉祥的形象却光辉高大了起来。长城抗战失败后,“千面将军”冯玉祥站了出来,成立了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跟以汉奸(伪军)为主力的日军在多伦
朝人编修的明史认为正是这期间的几次战争,耗尽了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政储备,明王朝长期陷入了财用匮乏的局面。而即使在当时,是否应当出兵作战,明王朝上下也是意见不一,是万历皇帝坚定的主战决心,才最终让战争顺利进行。那么这4场战争,究竟又有哪些影响呢?还是让我们逐次来看。一要论三大征中,哪一场战争在今天知名度最高,当属1592年开始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其实在当时,这是明王朝最不想打的一场战争。抗倭援朝战争,在朝鲜叫“壬辰卫国战争”,日本叫“文禄庆长之役”,爆发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四月。导火线是日本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遣使者至朝鲜,要求朝鲜“借道”给日本,帮助日本攻打明王朝。实际原因是,丰臣秀吉结束了日本“战国时代”,统一日本后,为稳固统治,采取了对外扩张政策,提出自己是“梦日而生”,“凡是太阳照耀到的地方,就是日本国土”,这是日本最早的“军国主义思想”。在侵朝战争爆发前,丰臣秀吉早已做好了“三步计划”,第一步灭亡朝鲜,第二步灭亡明朝,第三步占领印度支那,称霸世界。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内战,以及长期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日本上下诸侯也早头脑发热,对中国明朝的态度渐转为平视,不再以天朝上国待之。整个日本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扩张好战的狂热情绪。“借道”要求遭朝鲜拒绝后,丰臣秀吉随即翻脸,派20万大军入朝,拉开了侵朝战争的序幕。此时朝鲜,正是李氏王朝统治时期,做了明朝200多年的藩属国,承平日久,战斗力自然不靠谱。四月十四日日本出兵,五月二日日军即占领汉城,五月八日日军占领平壤,六月十一日,朝鲜国王李松逃奔鸭绿江,朝鲜8个省已经丢了7个。眼看亡国在即,与此同时,朝鲜也火速遣使者至明朝,请求明王朝出兵援助。朝鲜国王李松逃到鸭绿江后,再次向明朝万历皇帝递交国书,朝鲜的使臣也分别游说明朝各部大臣和内阁大员们,除了请求出兵外,更希望能够到辽东避难。朝鲜国王更在国书里向万历皇帝哭诉:“与其死于倭寇,不如死于父母之国。”真的把大明朝当亲娘了。对朝鲜战局,大明朝这个“亲娘”反应很迟钝,起初的时候京城甚至有传言,说是朝鲜国王和日本有勾结,企图将明军诱到朝鲜全歼,以达到侵略大明朝的目的。朝鲜七省沦陷后,明朝才派辽东鸭绿江宽甸堡副总兵佟养性率8名士兵渡江侦察敌情,佟养性回报说:“倭兵人少,可破也。”明朝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更是争吵不休。兵部尚书石星主张火速出击,消灭倭寇,都察院的言官们大都反对,万历皇帝未表态。明朝态度犹疑的最主要原因,是此时宁夏发生叛乱(即“三大征”中的宁夏之乱),明朝的战略重点也在于平叛,双线作战,自然要慎重考虑。随着宁夏之乱接近平定,万历皇帝终于下定了决心开战。他对群臣的诏书“无遗他日疆患”,可谓一眼看穿了日本人的真实目的。兵部尚书石星主动要求率兵去朝鲜,但万历深知此人志大才疏,选择了兵部侍郎宋应昌。十月明朝正式任命李如松为征东提督,与辽东经略宋应昌一起提兵入朝。在此之前,明军已经在朝鲜吃了两次败仗,先是辽东游击史儒于六月率3000部队入朝,对日军进行试探性进攻,反遭痛击。七月,辽东副总兵祖承训再率5000军队入朝,在平壤城下几乎被全歼。经过两次小规模的战斗,明朝对侵朝日军的情况依然一派模糊,甚至连日军侵朝部队的总数都没有搞清:朝鲜方面说有30万人,祖承训回报说有3万人。此时,盘踞建州的努尔哈赤也向明朝表忠心,表示愿意协助明朝作战,被明王朝婉拒。日军在早期占领朝鲜七省后,之所以不能乘胜追击,按照朝鲜历史书的说法,是因为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多次在海上重创日军,同时朝鲜当地起义军的抵抗也拖住了日军的脚步。中国方面主流的说法是,明朝委派海商沈惟敬为特使出使日本,用谈判方式迷惑了日本人,给明朝争取了集结军队的时间。从后来事情的进展看,中国方面的说法更靠谱——李如松于十二月入朝,于次年一月率4万5千大军抵达平壤城下,而平壤守将小西行长却以为明朝是来“和谈”的,差点让李如松奇袭平壤得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虽然丰臣秀吉本人头脑发热,但身为侵朝日军实际总指挥的小西行长却是明白人,他在给丰臣秀吉的战报里就建议丰臣秀吉不能急于进攻明朝,至少要等到稳定朝鲜局势再说,更断定明朝必定会重兵救援朝鲜。事实印证了他的判断,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2年)一月,明军进抵平壤城下,李如松先假借封贡的名义,企图直接奇袭平壤,但因为攻击部队过于犹豫,被小西行长识破,奇袭功败垂成。在出兵之前,明朝的作战计划就不是打持久战,而是毕其功于一役,以一场大胜彻底消灭日军。如明朝使臣葛昆对朝鲜国王所说:“天朝(明朝)之计划,在于一战定乾坤,务使倭寇片甲不留。”公元1593年一月八日,带着让倭寇“片甲不留”的目的,李如松指挥的平壤会战正式打响。李如松先命吴惟忠的戚家军攻打日军防守最严密的牡丹峰,不要求攻克,只要求拖住日军,继而三路大军齐出攻城,先以300门大小火炮轰击,再发起冲锋。日军抵抗极为顽强,虽在明军的炮火打击下伤亡惨重,却依然用火枪齐射还击。战局胶着时,戚家军将领骆尚志率所部戚家军奇袭南门,一举攻克,平壤防线就此击破。明军乘势追杀,攻克平壤城墙,日军退入内城,又和明军打起了巷战。李如松不想无谓牺牲,见日军缩入城内工事,干脆就用火攻,将城内日军烧得鬼哭狼嚎。次日,小西行长率领残部从平壤东南门出逃,谁想平壤东南门外是条大河,慌不择路的日军仓皇渡河,淹死数千人。渡河后又被早已在河边设伏的明将李宁截杀,砍死数百。至此,平壤战役结束,明军以阵亡700人的代价收复平壤,而日军的伤亡,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军事书《日本战史》里记录:日军此战共投入兵力3万多人(包括小西行长的2万守军和黑田长政的一万援军),阵亡高达2万多(受伤的还没算进去)。平壤战后,明军一路追击,先前牛气哄哄的日军却被打出了“恐明症”,几乎对明军望风而逃。在上甘岭,竟出现了3个明军士兵俘虏100多日军的闹剧。李如松火速追击,欲一举收复朝鲜王京(今首尔),然而溃败的日军并不甘心,日本大本营经过精心筹谋,制定了一个聚歼明军的计划,即将明军诱到首尔城下,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为此日军在首尔集结了6万军队,并用小股部队诱导明军南进。谁料计划赶不上变化,日本用来“诱敌”的1000多军队,在首尔北部的碧蹄馆遭遇明军前锋查大受,几下子就给打得全军覆没。日军主帅黑田长政当机立断,就在碧蹄馆设伏,就地歼灭明军。查大受的先头部队,一下子遭到数万日军包围,但明军士气高昂,用“车阵”迎战,且不断用骑兵发起反冲锋,战斗打了一天一夜,几万日军竟吃不下这支明军小部队。就在僵持不下间,不明情况的明军提督李如松率亲兵侦察前线,竟然一头撞进了碧蹄馆,和查大受一起被日军包围。“捞了彩票”的日军欣喜若狂,立刻集中兵力发起冲锋,意图“擒贼先擒王”。久经沙场的李如松毫不慌乱,出乎日军意料,劣势兵力下,李如松反而发起了反冲锋,以3000骑兵向数万日军攻击。日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一下子被冲开了口子,李如松趁机率部突围,日军紧紧围困,不断缠斗,恶战从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打到黄昏,李如松冲不出去,日军攻不上来,双方陷入僵持。此时,李如松部将杨元得悉情况,率1000骑兵从外围发起攻击,筋疲力尽的日军登时大溃,李如松趁机突围而出,一场惨烈的遭遇战就此结束。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动用兵力5000,并非大规模战斗,但战斗过程却异常艰辛,李如松在战后的奏报里称自己被“围匝数重”,可谓艰苦之至。明军伤亡过半,但日军的情况更惨,仅黑田长政上报的阵亡名单,将领就有30人,士兵数目高达8000人。这场日军苦心发动的围歼战,并未阻止明军进攻的脚步。碧蹄馆一战死里逃生让李如松明白,日军实力犹存,很难一下消灭,因此他开始用奇计,先是在二月,派数十敢死队奇袭王京城外的龙山,将侵朝日军的粮食全部被烧毁。断粮的日军无奈,在四月退出王京,同时遣使至北京,请求“和平谈判”。明朝方面,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到兵部尚书石星,都建议明军尽早结束战争,次辅张位更以永乐时期征越南一事为例,建议明军谨防陷入朝鲜战争泥潭。见日本服软,万历皇帝也表态愿意和谈,双方起初达成协议,日军撤出朝鲜,只留少量兵力驻扎朝鲜沿海,明朝军队也只留6000人驻朝,其余撤回国内。朝鲜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但丰臣秀吉不是真心和谈,只不过利用和谈做幌子借机备战。双方使者往来密切,日方也假意接受了明军的三大和平条件:册封丰臣秀吉为明朝藩属日本国王,从朝鲜撤军,放还掳掠的朝鲜官民。实际上,从公元1593年四月停战起,日本就开始了新一轮备战。公元1593年六月丰臣秀吉颁布了“从军法”,规定凡年满16岁男性都要服兵役,同时大力购买马匹,在朝鲜沿海和日本本土训练骑兵。公元1594年八月,丰臣秀吉更用重金收买葡萄牙人,得到了葡萄牙当时的主力战船“蜈蚣船”,并下令仿制演练。公元1596年九月,依照先前和日本达成的“和平协议”,明朝使者杨方亨至日本“册封”丰臣秀吉。自以为实力大增的丰臣秀吉,此时终于露出了獠牙,他先是当众羞辱明朝使者,将明朝使者驱逐出境,继而又行反间计,在朝鲜散步谣言,说朝鲜水师大将李舜臣要造反,导致李舜臣被下牢狱。公元1597年一月,丰臣秀吉再次出兵,派15万大军侵朝,朝鲜战争风云再起。不巧的是,这次日本侵朝,明朝国内又有战事,西南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明朝正在全力镇压。因此日军压境朝鲜时,驻朝明军仅有6000多人。朝鲜方面还是一如既往地不经打,日军势如破竹,再次逼近王京。碧蹄馆之战中救李如松突围的杨元死守南元,几乎全军覆没,危急关头,由解生统领的2000蓟州兵(戚继光当年在蓟州练兵的骨血)死守稷山,与2万日军血战,成功将日军打退,为明王朝稳住了战局。此时李如松已去世,明朝以兵部侍郎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总兵,杨镐为朝鲜军务经略,率4万大军入朝。明军于公元1597年十月入朝,先攻打星州不克,继而在青州设伏,重创日军毛利秀元部,此战虽未全歼敌人,但日军从此再未发动进攻,明军转守为攻。十月二十三日,明军兵分三路包围蔚山加藤清正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如果能成功攻克蔚山,就意味着日军的后路被断,侵朝日军将被分割围歼。但蔚山由日军苦心经营多年,其军队也是侵朝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明军进攻打响后,多次冲锋皆受挫,战事进行了十数日,明军寸步难行。关键时刻,游击将军陈寅率领浙江赶来的戚家军奋勇冲阵,连续攻破日军蔚山大营,明军乘胜追击,攻破日军大部分堡垒,将日军压制在蔚山最后的要塞——岛山营。眼看胜利就在眼前,未曾想指挥此战的杨镐为了让嫡系李如梅(李如松的弟弟)抢功劳,竟下令担任攻坚的戚家军撤回,由李如梅发起攻击,李如梅很不争气地被日军打退,而大好战机就这样消逝。随后明军多次抢攻皆不能奏效,又赶上大雨如注,明军火器无法轰击,战局骤然恶化。公元1598年一月,日军小西行长部率军驰援,冲破明军外围包围圈。明军总指挥杨镐竟然临阵脱逃,带头逃窜,明军登时大乱。幸亏戚家军的吴惟忠、陈寅两部坚决断后阻击,打退了日军的进攻,终让明军全身而退。蔚山之战在清朝人编的《明史》中一直被说成大败,有说法是明军损失2万多人。而根据朝鲜人的史料记载,明军损失的确切数目是3258人。日军方面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日本战史》说,战前蔚山加藤清正部有2万人,战后只剩5000人。虽然如此,但蔚山之战并未达到切断日军后路的目的,可谓功亏一篑。蔚山之战彻底把日军打醒,此战之后,日军的战略变成了龟缩堡垒,消极防御,即使总兵力远远多于明军,却不敢与明军野战。之后明军多次集中兵力,攻打日军盘踞朝鲜的蔚山、泗川、顺天三大要塞,日军严防死守,使明军一次次攻击受挫。同年十月,发动侵朝战争的丰臣秀吉去世,接替丰臣秀吉主政的日本“五大老”,此时的主要目的已变成如何让日军全身而退。潜伏在日本的明朝锦衣卫,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因此明朝蓟辽总督刑玠决定,趁日军撤退时,从海上阻截,彻底消灭日军。公元1598年十一月,日本主力部队开始全线撤退。明军采取了“围其必救”的战术,由海战名将陈璘与朝鲜水师名将李如松合兵,在露梁海设伏,截断日军主将小西行长的退路。十一月十九日,日军岛津义弘部前来援救小西行长,结果被明军包围,露梁海战打响,明军以巨舰封锁海口,用炮火猛烈打击日军。当年俞大猷创建的抗倭英雄部队“俞家军”主动担任冲锋,由邓子龙率领快船攻击日舰,双方先是炮战,继而是白刃战。朝鲜水师特有的龟船甚至采取“自杀式冲锋”,用撞击的方式撞沉日舰。日本舰队左突右冲,始终无法突破明军包围,在观音浦,明军火箭齐发,焚烧日舰,丰臣秀吉苦心创建的日本海军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至二十日天明,战斗基本结束,明军击沉焚毁日军战船450多艘,歼灭日军近2万人。被断掉退路的小西行长也遭明军围歼,其部队7000人阵亡,只有他本人带几十个亲兵夺船而逃。此战明军也付出了惨重伤亡,水师副将邓子龙和朝鲜水师主将李如松双双阵亡。至此,持续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彻底结束。战争结束后,对明朝的付出,朝鲜方面感激不尽,朝鲜国王特意在王京设立了“大报坛”,用以感恩明王朝。而此时已经十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也破天荒地接见群臣,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在北京举行盛大献俘仪式。7年朝鲜战争,花费白银近800万两,不过此战让日本元气大伤,乖乖龟缩日本岛200多年。继丰臣秀吉后统治日本的德川家康,乖乖向明朝称臣,重新给中国当小弟,即使是200多年后甲午战争开战前,日本国会依然有议员以抗倭援朝战争为由,反对向中国开战。二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了,按照一般人的猜想,参战的明朝军队应该在接受赏赐之后得到休整。但事实上,大部分参加抗倭援朝战争的将士,如指挥露梁海之战的陈璘等人,在接受完万历皇帝的接见后,立刻又被派遣参加了另一场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这场战争,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之乱”。说到播州之乱,不得不说说明王朝建国后的西南形势。明朝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部分采取土司方式统治,即册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司。这些土司们虽然是明王朝的“朝廷命官”,但其独立性极强。尤其是那些地处偏远的土司,有些人自恃“天高皇帝远”,对明王朝只保持表面的臣服,其实是独霸一方的独立王国。比如明朝播州土司杨应龙。播州,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明朝时隶属于四川省。播州地区的统治,从明初开始,就由播州杨家把持。杨家执掌播州,最早开始于宋朝。杨家祖上本是太原汉人,唐朝时随大军南征,流落到播州,在当地与苗族通婚杂居,渐成一方领袖。宋朝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宋王朝封杨氏先祖杨光荣为“播州军节度使”,正式承认了杨家对播州的统治。元朝时,忽必烈又封杨家先祖杨邦宪为“播州安抚使”。到明朝时,在播州设“播州宣慰司”,杨家继续得到册封。明王朝还给了播州优惠政策,免除播州税
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同上。?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六合、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同上书,第253页。?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同上书,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
亚洲一区李鸿章也理解这帮死脑筋:毕竟闭关锁国几百年,改革开放没几天,思想意识哪能一下子跟上改革开放的脚步。但是,理解归理解,思想工作还得做。李鸿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说服这些愚昧的同事,保证他们不瞎捣乱,只有在解决这些在你我看来不可想象的荒唐问题之后,才能开展工作。李鸿章的成绩来得太不容易了!李二先生由于主张改革而捅了无数马蜂窝,也招来无数无端攻击,他遭到破纪录的八百多次弹劾就是证据。就在这种困境下,李鸿章还坚持搞洋务运动。当然,也正是这种坚持成就了他,成就了他在晚清无敌于天下的政治资本和威名。与此同时,也成就了他的徒儿盛宣怀——盛宣怀成了“中国商父”。后来,有一个姓胡的优秀企业家不服气盛宣怀,因为他同样有过硬的本事,也同样有强硬的官方背景——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于是他决定挑战盛宣怀。但是,胡总的智力和靠山稍逊一筹,挑战失败:企业倒闭,负债累累,家破人亡,在落魄中结束了一生。这个胡总的大名叫做胡雪岩。从本质上看,盛宣怀更像一个彻底逐利的商人,而不是一个政客,他通过官商的身份牟利,挖了不少清王朝封建主义的墙脚。譬如,盛宣怀修了两千一百公里铁路,总共借了一千零六十五万英镑的贷款,吃回扣百分之五,折合白银四百四十万两。不过在贪污已成常态的晚清,盛宣怀捞钱之余还能为国为民做点实事,勉强可以算作一位好公仆。他的助手郑观应把他们一起办洋务的艰辛与心得写成了一本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关于君主立宪、开议会、办报纸、言论自由和新式学校的内容,叫《盛世危言》。后来,孙中山、毛泽东都很认真地看完了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催生出了这两名逆天级别的革命人物。孙中山读了这本书之后,写了一份叫《上李傅相书》的“改革论文”给李鸿章,没想到石沉大海。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中堂的傲慢,心想我本来是想报效朝廷的,结果你不给我机会,那我就推翻你!因此孙中山来到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创建了“兴中会”。第五章世纪口水仗
救火队员左宗棠
就在李二先生忙着搞洋务的时候,他的老战友左宗棠其实也很忙。左宗棠都忙了一些什么呢?做救火队员。大清哪里又着火了?1862年,陕西、甘肃的回民造反了。造反的理由就不说了,历史上每一次农民造反的理由都差不多——朝廷腐朽,官员残暴,人民活得水深火热,不得不反。但这一次与以往的造反行动有所区别,最后竟演变成了回族对汉族的报复仇杀。到了1866年时,虽然回民造反大军还是采用老套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基本上已经能和清军有攻有守了。就在此时,一支从清军包围圈中浴血突围的捻军余部也逃到了陕西。两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部队搞起了统一战线,弄得清军顾此失彼,手忙脚乱。就在这种情况下,1867年,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刚刚停下来歇口气的闽浙总督左宗棠,抛下手头在建的福州船政局(一家新式造船厂),受命进入甘陕灭火,围剿这两支在陕西、甘肃把事业越做越鲜活的造反部队。左宗棠在1867年到1873年的岁月里,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定这两支造反部队。好在左宗棠也不负厚望,经过他六年的努力,陕甘一带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虽然正史很少描述老左这六年之中的工作经历,但不难猜测,场面应该很血腥,属于少儿不宜。除捻军基本上被杀光之外,还有史料说,左宗棠把陕西的回民由一百七十五万人变成了十五万人(路伟东《清代陕西回族的人口变动》)。所以,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左宗棠是回族的大仇人。但不管怎么样,对慈禧母子来说,左宗棠那绝对是大大的忠臣。这不,左宗棠又多了一个头衔——协办大学士,享受副宰相的待遇。1873年,左宗棠被调回朝廷。老左虽然拥有出色的本领,是个业务上的常胜将军,但他为人处世的本事就不敢恭维了。他桀骜狂放,目空一切,他喜欢不分场合也不顾别人感受地胡乱说话,很能得罪人。经他这么折腾下来,他的身边只剩下了两种人——怕他的、恨他的。1872年,对左宗棠有大恩的曾国藩去世,谥号“文正”。左宗棠说:他曾国藩都能谥号“文正”,那我将来莫非谥号是“武邪”吗(《南亭笔记》)?这番话传出后,很多人都认为左宗棠表现得很没素质。这么看来,左宗棠在官场上就是一个马大哈。像左宗棠这么一个不甘于平淡的人,必然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果然,就在他的救火工作进入尾声时,他就成了晚清史上最大的一场口水仗的主角。至于这场口水仗是因什么而起,那就不得不引出一个关键人物,下面有请关键配角阿古柏出场。“可怜的人渣”阿古柏的发迹史阿古柏,浩罕汗国人氏,属于血统纯正的“蛮夷”,其故乡应该就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附近。这小子算是一个可怜人。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着母亲艰难度日,后来母亲改嫁给一个屠夫。不承想这个屠夫继父是一个家庭暴力狂,母子二人常常被殴打得半死不活,后来他母亲被打死了,他也被继父赶出家门。只有七八岁的阿古柏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幸好死去的父母对他不薄,把阿古柏生得比女人还漂亮,他被街头卖艺的草台班子收留了,草台班子把他量身打造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舞林高手。人怕出名猪怕壮。大约在阿古柏10岁的时候,在一次公益性质的汇报演出中,他被一名大官看中了,大官把他收作了娈童(专门用来亵玩的美貌男子),这名大官后来又把他当做礼物送给了另外一名高官。从此,阿古柏成了一名悲惨的性奴隶。阿古柏的幼年经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悲惨世界》。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臣服于命运的残忍安排了。但阿古柏偏不,他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他不认命,他要活下去。他也一直等待着逃跑的时机。在他22岁那年,浩罕汗国陷入内乱,战火烧遍全国。阿古柏趁机逃出囚笼,回到了家乡。人自由了,可是怎么生活下去呢?乱世之中,他那一身舞技基本上无用武之地。阿古柏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人,他已经有想法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屠夫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阿古柏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现在屠夫已死,妹妹只能投奔回到家乡的哥哥阿古柏。阿古柏看妹妹长得不错,所以决定用妹妹的终身幸福换一口饭吃。阿古柏把妹妹献给了家乡最大的武装首领库什做女奴。不久之后,阿古柏终于做上了库什的副官。阿古柏虽然是个人渣,但确实有本事,他骁勇善战,手段残暴凶狠,在战争中屡立战功。到他40岁时,即1860年,阿古柏凭借一颗颗人头终于成了一方诸侯。之所以在这里说了这么多阿古柏的经历,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虽然无法想象当年的阿古柏被践踏过多少次尊严,但必须知道的是,悲惨的遭遇并没有磨灭阿古柏心中的生存信念,他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成就了一番事业。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无论现实多么的残酷,请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在阿古柏45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布素鲁克。此人很有来头,其家族是新疆土著,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相当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布素鲁克的曾祖父大和卓是一个名人,曾经和弟弟小和卓两人搞了一次武装叛乱,叫“大小和卓叛乱”,可惜造反不成,反倒成就了乾隆的政绩。这么看来,大和卓算是一个衰仔。现在,布素鲁克找到了阿古柏,希望阿古柏能帮助自己完成曾祖父大和卓的“未竟大业”——分裂新疆。阿古柏感受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有布素鲁克这位伊斯兰教领袖做幌子,他武力占领新疆就算是师出有名,甚至还可以宣扬自己的行为属于维护世界和平。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1865年,阿古柏出兵新疆,到1875年的时候,他成了新疆大部的主人。为什么说是新疆大部呢?因为沙俄又干了一件不要脸的事。1871年,俄国人说:你们清国没有精力讨伐阿古柏这种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找我们俄国帮你嘛,大家都是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当然,我们俄国知道你们清国脸皮薄,不好意思开口,所以我们只好主动一些了!于是,俄国人打着替清国讨伐阿古柏的旗号,夺取了伊犁。收复新疆阿古柏在新疆捣乱,朝廷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愤怒,只是实在腾不出手去收拾这个外国流氓。到了187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捻军、回民造反已经全部都是过眼云烟,朝廷终于有空想一想新疆的事情了。不过,在如何处理阿古柏的侵略行为上,大臣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少数派,二是以李二为代表的多数派。两派之间大打口水仗。左宗棠的少数派说: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陕甘和山西。我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沙俄一直对新疆不安好心,所以我们主张现在就用武力驱逐阿古柏这个侵略者,收复新疆,将新疆打造成防守沙俄进攻的前线。根据他们的主张,这一派被称作塞防派。李二的多数派说:收复新疆不是那么的重要和紧迫,我们应该暂时把新疆放一放,集中精力搞海军建设。因为北京距海岸近,而新疆离北京远。而且列强屡次侵略清国,哪次不是靠水路运兵前来?同理,这一派也有一个称号,叫海防派。这里再啰唆两句。李二之所以主张缓期收复新疆,不是因为他看左宗棠不顺眼,而是另有原因。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而朝廷居然没有舰船可以对其进行驱逐,最后只能以白银五十万两换取日军撤离台湾了事,清国“海防空虚”情状暴露无遗。这让李二既觉得屈辱又很着急,所以他才主张优先建设海防。左宗棠不同意李二的看法。他说:走水路前来的列强大多只是跟咱们有贸易纷争,不像俄国觊觎咱们的领土那样危险。有俄国这样一个虎视眈眈的强邻,如果不保新疆的话,那么青海就危险、陕甘就危险,陕甘危险山西就危险,山西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天津就危险,天津危险,这北京不就危险了吗?李二也接着扯:不保海岸,山东就危险,山东危险直隶就危险,直隶危险京城就危险。左宗棠见李二也挺能绕,于是又说:我其实是说海防和塞防一样重要,咱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李二说:你还两手抓,小心到时候一个都抓不到。你算过收复新疆需要多少钱吗?至少数千万两白银,这么多银子现在去哪里搞。再说了,新疆土地贫瘠,不值得花这样高的代价去收复它。而且新疆的周围都是强邻,不能长期固守,长期固守又是一大笔开销。我主张缓期收复新疆并不是要放弃这片列祖列宗经过百战所得的土地,只不过是暂时保存实力,以待他日我们强大了一举收复。李二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收复新疆对当时的清政府没什么现实的帮助,没什么实际的意义,反而要花更多的钱。李二还有一个建议,说咱们可以扶持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和阿古柏在新疆各搞各的小王国,而咱们则把他们都整成附属国,让他们给朝廷进贡,替朝廷压制俄国人。左宗棠对李二的说法嗤之以鼻,反驳道:新疆物产丰富,矿产甚多。他还搬出了孔孟大义,说祖宗的土地不可丢什么的。这两个人说的话都是大义凛然,要让现在不少年轻人听见,恐怕都热血沸腾不已。随着左宗棠和李二两个大牛人吵来吵去,两个人的拥护者也逐渐加入这场大嘴仗,国骂与拳头齐飞,唾沫共口水一色。其实,这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但问题是朝廷没有足够的钱。朝廷若是支持塞防派那海防派就没钱了,反之亦然。钱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小问题,所以这一大仗一直闹到了1875年5月。慈禧看见官员们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出来吵架,不务正业,只好站出来代表中央表态,杀一杀这股歪风。慈禧下旨:左宗棠所见甚是,着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也就是说,慈禧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中央同意武力收复新疆!慈禧的表态是否意味着李鸿章的海防派输了呢?待会儿分解。1876年4月,65岁的左宗棠带着自己的棺材出兵新疆。手下说:大人,你这么做不吉利吧?左宗棠回答:大丈夫身临战阵,有进无退,死在沙场才是正道,况且我的棺材已准备好,不是比草草地用马皮裹尸(马革裹尸)强吗?一年后,左宗棠从阿古柏手里收复新疆除伊犁以外的领土,阿古柏自杀。五年后,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与俄国谈判收回伊犁。当然,曾纪泽谈判成功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决的军事斗争,抗议是不能也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的,外交谈判要以斗争为后盾,没有斗争的谈判终究不会有胜利。收复新疆,让晚清狠狠地扬眉吐气了一把!收复新疆,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收复新疆,是左宗棠这个热血男人对国家领土完整做出的巨大贡献!一般来说,用“巨大”这个有水分的量词来形容贡献的大小多少有些拍马屁的嫌疑,但收复新疆可以除外,因为左宗棠的贡献大小可以用新疆版图的大小来衡量,新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和辽宁的总和。你说他的贡献有多大?贡献大不大的,估计左宗棠这个马大哈也不会太在乎,但历史会永远铭记左宗棠的绝代功勋!当然,收复新疆的背后,是左宗棠坚定的意志和卓绝的努力,是无数无名小卒的牺牲,也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一仗打下来,有说花了八千万两白银,也有说花了四千万两。不管怎么样,这一仗打完,朝廷又借了不少外债,财政也捉襟见肘了。北洋水师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之后没几天,又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示:两次鸦片战争列强都由海路入侵,他们没事的时候随便开着军舰进入大清免费旅游观光。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央决定成立北洋水师、南洋水师,捍卫大清的海防。1875年5月30日,慈禧颁布了新的人事任命,令李鸿章、沈葆桢以北、南洋大臣的身份,从速建设北、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地位要比南洋水师重要得多,毕竟离京师和朝廷中枢更近。所以接下来重点说北洋水师的事情。慈禧还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央每年会拨款四百万两白银作为北、南洋水师的建设经费,中央没钱,你们就省着点用吧!可惜,那时的中国官场历来都有一个潜规则——层层盘剥,拨款从中央一层一层下来,每一层官员都会趁机拿一点,最终到承办人手里时还能剩下一半,就要烧高香了。因此,李鸿章和沈葆桢实际拿到手的钱远远达不到四百万两,所以李鸿章后来到处搞钱。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洋水师才打下了深深的李鸿章烙印。如此看来,慈禧对塞防派与海防派都是支持的。这估计是因为慈禧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姑且就让这两派各办各事,试试看吧。没想到慈禧这番和稀泥的行为,居然造就了新疆的收复和北洋水师的建立。这一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定造四艘军舰,开创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四年后,李鸿章向英国定造巡洋舰“扬威”、“超勇”。同年,慈禧下令成立福建水师,大清帝国从此拥有了三大海军舰队。五年后,即1880年,李鸿章向德国船厂定造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这一年,李鸿章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北洋水师输送军官。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是一个大家熟悉的人,他叫严复,是一名留学英国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的海归。他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至今都是翻译学的圣经。六年后,修建旅顺海军基地,现场总指挥是袁小四的堂叔袁保龄。李鸿章先后八次视察旅顺军事基地,并陆续在大沽、烟台、大连湾(今大连)、威海卫、胶州湾(今青岛)驻军,他要在这里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海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旅顺是他的心血和希望!十年后,海军衙门成立。十三年后,即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中国正式拥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动的情报一早报告了楚军。楚国人在莘地设下埋伏,将蔡国军队一网打尽,献舞本人也成为了楚国的俘虏。这就是调戏小姨子的下场。楚文王这个野蛮人第一次捉到姬家村里的贵人,非常开心,就要拿荆蛮之地的规矩,把献舞放到油锅里给炸了。这时有个叫鬻拳的老头跳出来说:“万万不可!”楚文王说:“有何不可?”鬻拳语重心长地说:“大王要是真想入主中原,就得好好改变山大王的作风,别动不动就煎啊煮啊炸啊,好像八辈子没吃饱似的。如果把这个人煮了,中原各国都怕了楚国,必定联合起来对付咱们,到时候就不好办了。”楚文王坚持要煮。在他看来,献舞细皮嫩肉,不拿来做菜实在太可惜了。鬻拳毛了,一手抓住楚文王的袖子,一手拔出随身的佩刀,说:“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是杀了你这小子,也好过楚国从此断绝进入中原之路!”楚文王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件事来,吓得连连点头说:“听你的,我听你的撒!”命令手下将献舞释放了。鬻拳这才放开他,又说:“我拿刀子逼迫大王,真是罪大恶极。”于是挥刀直下,砍断自己的双腿,以示惩罚。荆楚之人的行事作风,自古如此彪悍!楚文王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很后悔,任命鬻拳为“大阍(hūn)”,掌管首都的城门,并且让他家世世代代担任这一职务。楚国人很尊重鬻拳,都尊称他为“大伯”。根据《左传》的记载,鬻拳持刀谏君确有其事,但是不是为了楚文王要杀献舞一事,则很值得怀疑。再说献舞似乎也没有被释放回国,而是一直被囚禁在楚国,作为胁迫蔡国的筹码。献舞后来明白自己是被息侯给耍了,不免又恨又恼,找了个机会,故意在楚文王面前盛赞息妫的美貌。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楚文王本来也是好色之徒,不觉怦然心动。没过多久,楚文王亲自前往息国拜访息侯。息侯没有意识到危险临近,很感激楚文王替他报了仇,热情招待,宾主尽欢。第二天,楚文王也在宾馆设宴,回请息侯。息侯欣然而往,没作任何防备,被埋伏的楚国武士绑架。息侯没想到,自己为了报复一个流氓,耍了点小聪明,却引来一个强盗,不但丢了老婆,更亡了国,得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古话说得好,“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一个实力有限的诸侯,如果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就得天天防着人家来打主意。想想看,连鲁桓公这样的大国元首都被人戴了绿帽子,丢了性命,何况小小的息侯呢?息妫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楚国。三四年间,为楚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很少主动和楚王说话。楚王逼问得急了,她就恨恨地说:“一女事二夫,想死又不敢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楚王知道息妫深恨献舞,为了取悦于她,于公元前680年发兵讨伐蔡国。那个时候,献舞还在楚国被囚禁着呢。蔡国的留守政府没作太多抵抗,就与楚国签订了盟约,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左传》评价献舞,说他以恶易恶,如同引火烧身,最终导致燎原之势。其实,那位引狼入室的息侯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公元前678年,齐桓公建立“幽盟”之后,楚文王意识到自己尚未可以与齐桓公争锋,将目光转向南方,开始巩固楚国的后方防线。公元前677年,楚文王出兵讨伐申国,居住在今天鄂西川东一带的巴人派兵协助。也许是楚国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惹恼了巴人,在这次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巴人一怒之下,背叛楚国,突然袭击了楚国的那处(地名),将其占领。那处守将阎敖跳进河里,游水潜逃。楚国人对于战败的将领处罚很重。阎敖战败,且弃城而逃,罪加一等,被判以死刑。阎敖的族人对此十分不满,他们派代表与巴人密谋,约巴人伐楚,以为内应。第二年冬天,巴人果然如约而来,讨伐楚国。楚文王亲自率兵迎战,与巴人大战于津地。按照楚军的实力,在战场上面对面地打败巴人本来不是问题,但是阎敖的族人混入楚军内部进行破坏,导致楚军骚乱,因而大败。楚文王本人在战场上也中了一箭,情况非常不妙。楚文王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一直逃到郢都城下,才松了一口气。这时已经是半夜,大伙又疲又乏,都念叨着回家抱老婆洗热水澡,受伤的将士也等着接受更好的治疗。然而,黑黝黝的城门紧闭。任城下的士兵怎么叫骂,城里头就是没有任何反应。楚文王强忍着伤痛,站在戎车上大呼:“鬻拳何在?”鬻拳就是那个曾经拿刀劝谏楚王的犟老头儿,现在担任楚国城门总管,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开城。楚文王一叫,鬻拳果然就出来了,半坐在城楼上,颤颤巍巍地问:“大王,您回来啦?”“少废话,快开城门!”“不行啊,大王。听说您吃了败仗,这门我没脸开呀。”“你……”楚文王又气又急,本来想破口大骂,但是想到鬻拳的牛脾气,又强忍住了。“大王自即位以来,大小数十战,每次都是获胜而归。如今讨伐巴人这群乌合之众,居然大败而还,实在是有失颜面,无以面对家乡父老啊!要不这样,您好歹打个胜仗再回来,也挽回点面子撒。”鬻拳不紧不慢地说。“我都伤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叫随军医士好好包扎一下,打个胜仗回来啊。鬻拳我年老体衰,熬不得夜,回去睡觉了。”楚文王还想说两句,城楼上那半截人影已经不见。看那阵势,楚文王想要回到自己家里,非得再打一仗不可,要不和鬻拳的守军打,要不去找哪个小国家的晦气。当天夜里,身心俱疲的楚军露宿城外。第二天清晨,大军悄然拔营,目标锁定黄国,北上寻回自己的光荣。史料记载,楚文王强忍着伤痛指挥作战,在碏陵打败黄国军队,才敢带着得胜之师回来。没想到因为伤势过重,又操劳过度,在半路就挂掉了。和他父亲楚武王一样,他也是死在军旅之中。鬻拳操办完楚文王的葬礼,自杀殉葬,死后被埋在楚文王的墓前。生为楚国的守门官,死后继续为楚文王守门。这个看门的铁饭碗,没人敢跟他争。《左传》对鬻拳的评价很高,说他真心实意地爱自己的君主,为了劝谏君主,宁可自己接受刑罚;自己接受刑罚的同时,又不忘帮助君主积极向善。我的意见嘛,爱则爱矣,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君王,未免太生硬拧巴了。前面说到,楚文王与息妫(现在被称为文夫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做熊囏(jiān),弟弟叫做熊恽(yùn)。楚文王死后,熊囏即位为君,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堵敖”。堵敖是楚地方言,意思大概是虽然即位,但是未尽到国君的责任与义务。堵敖在位的第五年,想杀自己的弟弟熊恽,结果反被熊恽杀死。熊恽也就是历史上的楚成王。楚成王虽然登上王位,然而年纪尚轻,羽翼未丰,国家的大权很快落到了当时的令尹,也就是他的叔叔子元手上。寡妇门前是非多,楚王家里也不例外。公元前666年,子元在嫂嫂文夫人的宫殿旁边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并派人在别墅演出了极具男性荷尔蒙的“万舞”。所谓的“万舞”,大概是围着篝火,由年轻力壮的男子戴着面具、光着膀子、举着兵器来跳的一种舞蹈。在一个寡妇门前跳这种舞,好比给她喝春药。文夫人于公元前684年被楚文王虏至楚国,至今已有十八年。年轻的时候遭遇过灭国丧夫之痛,人近中年,生过两个孩子,仍然使得子元神魂颠倒,不顾廉耻地想引诱她。文夫人的诱惑力,确实非同小可!文夫人被吵得坐立不安,派侍女去见子元,说:“祖宗发明万舞,是为了激发武士们的斗志,习武备战。现在令尹不想着怎么为先君报仇,入中原一雪前耻,却在他的未亡人面前表演这种节目,不觉得很奇怪吗?”言下之意,子元你也未免太不务正业了。男人最怕什么?最怕自己喜爱的女人看不起自己。文夫人这么一说,子元的脸当场就红了,说:“妇道人家尚不忘中原之志,我这个大男人反而忘了!”于是撤走了舞蹈班子。文夫人倒是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独自失落了一阵。同年秋天,子元率领兵车六百乘讨伐郑国。一次性动员六百乘兵车,对于当时的楚国来说,差不多是倾巢而出。子元带着这么多兵车去,大有不灭郑国誓不回师之势。仅仅在一年之前,齐桓公才与鲁、宋、陈、郑等国国君在幽地举行第二次会盟,就维护中原地区稳定结成更加牢固的同盟。幽盟的火炬还没熄灭,楚国就以倾国之力讨伐郑国,子元为了在文夫人面前一显身手,当真是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了。文夫人不是说他不务正业吗?那他就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文夫人看。六百乘兵车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直抵新郑的桔柣(dié)之门。楚军稍事休整之后,由子元、斗御强、斗梧、耿之不比率领前军,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领后军,自新郑的外城门鱼贯而入,一直进到内城。这是一次奇怪的进军。新郑所有的城门都洞开,楚军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像接受检阅一般开进了郑国的首都。子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越走越觉得心里发虚。郑国军队在哪里呢?他不断地问自己。终于,他醒悟过来了,低声对身边的耿之不比说:“郑国有能人。咱们快退军!”耿之不比没有问为什么,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命令。数万名训练有素的楚军一齐向后转,用楚地方言小声议论着,迅速有序地退出了新郑城。刚刚退出新郑,探子就传来消息,齐桓公亲自率领齐国、鲁国、宋国三国大军,离新郑只有几十里的路程了,一直避而不战的郑国军队也在附近出现。很显然,这是一个圈套,姬家村的村民很想借此机会将门外的野蛮人一网打尽。子元越想越怕,现在连新郑城外也不安全了,他带着部队连夜遁逃。郑国军队一直跟踪追到桐丘,派出的探子回报,说楚军大营有鸟群集,郑军才停止追击。营中有鸟,说明楚国人跑得快,只剩下一座空营,再追上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子元以讨好文夫人为目的的战争,以虎头蛇尾而告终。不过,六百乘兵车一去一回,钱粮军备自然白白消耗掉不少,就当组织湖北人去河南旅游观光了一趟吧。伐郑无功而返,文夫人的态度又仍旧冷淡,这使得子元相当郁闷。当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好歹搏得了美人一笑,现在子元为了一个嫁了两次的中年妇女,不惜举楚国之力劳师远征,竟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教他如何解忧?从新郑回来后,子元干脆搬到王宫里去住了。他就不信,文夫人一个寡妇,能够长期忍受没有男人的日子。他在王宫一住就是两年,期间自然没有少骚扰文夫人。但是按《左传》的记载,他想要与文夫人上床的目的似乎一直没有达到。子元这样做,不只是对先君不敬,对现任君主楚成王也是大大的不尊重。公元前664年,大夫斗廉当着百官郑重建议子元搬出王宫,以正风纪。结果被子元派人抓起来,投入大牢。子元的行为终于惹了众怒。同年秋天,申公斗班在朝堂之上刺杀了子元。所谓申公,就是申县的地方长官。楚国人自称为王,每消灭一个小国,就将这个国家变为一个县,县的长官也就随之被称为公。按照周朝的礼制,公是很高级别的诸侯,地位在侯、伯之上,仅次于天子,整个中国寥寥无几。但是,楚国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光县一级的公就任命了十余个。后人评价子元,总会将他和文夫人联系在一起。文夫人还是息夫人的时候,就因其美貌而遭受蔡侯献舞的调戏,她的第一任丈夫息侯妄图借助楚国的力量陷害献舞,导致献舞长期被楚国囚禁,而蔡国也不得不听命于楚国。献舞被囚之后,回过头来报复息侯,在楚文王面前大谈息夫人的国色天香,楚文王受不住引诱,灭了息国,杀死息侯,将息夫人带回楚国,立为文夫人。楚文王既死,令尹子元掌权,同样垂涎于文夫人的美貌,多方引诱而不可得,意乱情迷,最终引起公愤,被刺而亡。女权主义者也许对此说法很是愤怒,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文夫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息侯、献舞和子元悲剧的根源,这与海伦是特洛伊战争的根源,是同一个道理。自楚文王去世以来,子元当政,楚国的政治相对混乱。子元死后,一位名叫斗谷於菟的人物被任命为楚国的新令尹。斗谷於菟,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楚地方言,谷即是乳,於菟即是虎。因此,谷於菟的意思就是乳虎。(也有说是“乳于虎”,即被老虎喂养过的意思)《左传》上说,这位乳虎先生担任了楚国的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也就是拿出自己的家财以缓国家之急。斗是楚国的大姓,以熊仪(楚武王的爷爷)为先祖。因熊仪被称为若敖,所以斗氏又被称为若敖氏。斗谷於菟的父亲就是楚武王年代的斗伯比。作为名门望族之后,斗谷於菟拿出万贯家财不是难事。但是,他拿出这笔家财来,解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难,《左传》上没有言明。我只能猜测,令尹子元这些年来关注于泡嫂嫂这件事,很少理会国家政务,再加上两年前倾国之力进攻郑国,没捞到任何好处,导致国库空虚,连公务员的工资都难以为继了。不管怎么说,斗谷於菟一上任就拿出自己的家财奉献给国家,已经体现了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具有的大公无私的品质。从楚武王年代至今,楚国这个蛮夷之国虽然经历了诸多磨难,但一直倚仗其优秀的管理团队,在发展速度上遥遥领先于中原各国,涌现了斗伯比、熊率且比、鬻熊、斗廉等一大批贤能之士。而在楚成王年代担任令尹的这位斗谷於菟,一般称作令尹子文,更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很快将感受到“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所带来的压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公元前662年,鲁国的统治者鲁庄公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了。自父亲鲁桓公在齐国遇害,他登上了鲁国国君的宝座,至今已经三十二年。凭心而论,他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国君,但也绝非昏庸之主。在他的领导下,鲁国平平安安地度过了三十二年,没有经历太多战争,百姓基本安居乐业。乱世之中,能做到这样,就算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大的叫庆父,第二个叫叔牙,最小的叫季友。弥留之际,鲁庄公将叔牙找来,问他谁来继承君位比较合适。叔牙给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回答,说:“我觉得庆父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叔牙走后,鲁庄公又把季友找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季友反问道:“这个问题难道还用问吗?我将用自己的生命侍奉般。”般,就是公子般,是鲁庄公与夫人孟任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孩。说起鲁庄公与孟任,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某一年春天,鲁庄公在宫内的高楼上眺望风景,看到邻居党氏家的女儿孟任在院子里和侍女嬉戏,十分惹人怜爱。鲁庄公一看见孟任就喜欢上了,顾不得什么礼不礼,下楼出宫,径直跑到党氏家的院子里,向孟任表达爱意。孟任对这位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又惊又怕,带着侍女躲进内院,紧闭大门,不让他进来。鲁庄公体现了一个中国绅士应有的风范,他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前,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并许诺要立孟任为夫人。如此这般折腾了老半天之后,孟任伸出一条粉嫩的胳膊来。“干啥?”“盟誓啊,我妈妈说了,你们男人都不可靠,必须要发毒誓。”鲁庄公二话不说,抽出随身配带的小刀,先在自己和孟任的手臂上各划了一个口子,然后将两个伤口紧贴在一起。血,也融于一处了。在那个保存周礼最完好的国家,国君与邻家少女之间居然发生如此浪漫的一段自由恋爱,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连左丘明老先生也被蛊惑了,写完这段故事,居然忘了加上一句:“非礼也!”鲁庄公与孟任生了公子般,还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年鲁国举行求雨的祭祀活动,在大夫梁氏家彩排,公子般的妹妹也跑去观看。有个养马的官,名叫荦(luò),在墙外看见公子般的妹妹,不知道她是公主,吊儿郎当地用污言秽语调戏她。公子般十分生气,派人把荦抓起来狠狠打了一顿。鲁庄公听到这件事,心里“咯噔”一跳,很快联想到当年宋国的南宫长万之乱。他对公子般说:“荦是
洋军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汤芗铭率海军沿长江策应。战事的进展,完全符合之前的判断,胜利的天平往一边倾斜。李烈钧的讨袁军最先溃败。起事一个月后,南昌失陷,江西战场没国民党什么事了。黄兴的第八师在北洋军的左右夹击之下,十分狼狈,只比李烈钧多撑了几天。黄兴见事无可为,便在某个夜间乘船离开南京,一走了之。黄兴一走,其他的高级将领也纷纷出逃。南京局势陷入混乱。南京再无可战之将领,似乎局势再也不可挽回。但是,就像某运动品牌的广告语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像武昌起义一样,在高级将领缺位的情况下,又是革命士兵主动站了出来。在临时领袖何海鸣的带领下,南京守军与北洋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攻城的主力是张勋的辫子军。辛亥革命中守南京的张勋输给了攻城的革命军,他这一次是拼了老命也要把场子给找回来。开始的几天,南京革命军并未明显落于下风。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太大,革命军在坚持了二十多天后终于撑不住了,南京陷落。南京城破后,张勋迅速变身为前辈曾国荃,将杀人放火屠城进行到底。辫子兵在南京洗城三天,大肆奸淫抢掠。人在做,天在看。做多了缺德事,总是要遭报应的。辫子兵在肆虐的过程中,不小心做掉了几个日本人,一不小心引发了一起国际外交事件。就因为这事,以攻陷南京之功换来江苏都督一职的张勋,在江苏都督的位置上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迫将都督拱手让给了冯国璋。这下可是把张勋气得半死。接下来,安徽、上海各地的讨袁军纷纷溃败,“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从举事到失败,两个月而已。严格说来,两个月不够精确,因为有一支队伍坚持了一年。这支队伍是一群来自河南的土匪,头头外号“白狼”。孙中山、黄兴从来就不是泥古不化的革命家,任何时候都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革命。因此二次革命伊始,他们也给白狼打了一个招呼:大家一起来杀大独裁者袁世凯。白狼还真不客气,自封“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并根据敌众我寡的特点,避实击虚、声东击西,用游击战、运动战对付政府军,袁世凯的表弟河南都督张镇芳根本招架不住。一时间,白狼的土匪军无人可挡,转战于河南、陕西、安徽、甘肃四省间,攻城杀官,声势很大。袁世凯眼看河南老乡白狼把造反项目越做越出色,于是紧急命令北洋王牌段祺瑞、警卫军统领陆建章:“你们立即出发,去把张镇芳换下来。我不管你们谁前堵谁后追,总之尽快剿灭白狼。”打擂的双方,力量不在一个层次上。半年后,也就是1914年8月,疲惫的白狼土匪军返回河南老巢时,中埋伏全军覆没。此仗打完,收获最大的当属陆建章,他一跃而为陕西省军区司令——陕西督军。提一句,陆建章的麾下有一员猛将,曾在“滦州兵谏”中作为龙套出场,此人是个大块头,也是他的内侄女婿,名叫冯玉祥。意外的结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只好重新开始他们的流亡生涯。流亡并不痛苦,但失去人心很痛苦。他们的革命行动竟然得不到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有人甚至骂他们是以反袁为借口争夺权力,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失去人心固然痛苦,但也没有为袁世凯做嫁衣裳痛苦。这场战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在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势力,而且给了北洋军源源不断地进入南方各省的宝贵机会。战争结束后,除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纳入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更严重的是,这场战争把中华民国刚具雏形的政党政治冲击得七零八落,中国的宪政之路从此一去不返,这个结论的论据如下:论据一,军人势力趁机坐大,军人政治开始形成。北洋的师长到了地方就当都督,掌控一省军政,成为半割据势力,更何况还有阎锡山、张作霖这种死抱着地盘和军队不放的土皇帝。枪杆子里出政权,接下来的三十年中,政党和士绅开始依附于入驻各地的军人,军人干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论据二,《临时约法》成了空架子。《临时约法》这个套在袁世凯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始终不敢公然违背,但“二次革命”却大大削弱了制约袁世凯的力量——国民党,使得袁世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将《临时约法》中所有针对他的制约体系一一拆除。如此看来,貌似袁世凯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他真的赢了吗?答案将在不久后揭晓。好不容易赶跑了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国民党,袁世凯开始头疼另外一个问题——地方各省与中央的矛盾。清朝解体后,地方各省自立山头。他们从自己的利益立场出发,希望地方分权,特别是地方财政(财权)独立和地方行政(人事权)独立。而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则希望中央集权,贯彻落实“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以解决地方拥兵自重的问题和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有裁军杜绝乱源,只有将地方税收收归中央财政,袁世凯才有足够的能力去收拾乱摊子,进而富国强兵。这个矛盾不太好调和。袁世凯同志与他的团队冥思苦想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副作用很大的解决办法:一步一步地集权于中央政府。确切地说,是集权于大总统之手。好了,下面就来看一看袁世凯同志如何具体操作此事。第十二章将独裁进行到底
袁世凯转正
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袁世凯几乎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举目四望,天下再无对手,但国民党尚控制国会,南方也未完全平定,所以袁世凯为了稳定政局,费尽心思搞了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也很听他话的内阁。内阁成员主要出自进步党,如内阁总理熊希龄、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交通总长周自齐(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他们都是影响力巨大的社会名流,因此这届内阁也被称为“名流内阁”。随着名流内阁开始运转,北洋势力逐渐稳固,国内也相对太平下来,袁大总统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过袁世凯也有烦心事:都折腾了一年多,还没有取得正式合法的身份,他仍是一个临时工——临时大总统。事实上,袁世凯当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本是毫无悬念的。国民党的头头们都被他以层出不穷的罪名满世界通缉,黎元洪也算听话,他基本上没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为了防备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议会阻止他当选总统,袁世凯又动起了歪脑筋。1913年10月6日,国会议员们来到选举会场,准备推选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就在议员们选得不亦乐乎的时候,选举会场外突然来了数千名貌似军警的凶恶人士,他们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前来观看选举。在“公民团”的助威声中,袁世凯终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公民团”在听到袁世凯当选后,异常兴奋,在高呼了数声“大总统万岁”后,便一溜烟地呼啸而去,想必是去指定地点领赏了。1913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民国将武昌起义当日设为国庆节),如愿以偿的袁大总统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就职典礼。软禁黎元洪这时的民国政府就像爬满猴子的大树,位置在高处的猴子往下看见的都是笑脸,位置在低处的猴子往上看见的全是屁股。爬在最高处的自然是袁世凯,其次就是副总统黎元洪。所以黎元洪这只猴子只需要看袁世凯的屁股。黎元洪手握三万精兵(武昌起义后由新军扩编而来),连续两次当选副总统,是袁世凯之下的第一人。虽然黎副总统在选择站队时大都选择袁大总统,但袁大总统仍然对其不甚放心。不受自己控制的力量,是不可能让人放心的。因此,袁大总统在转正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服一个男人——黎副总统。但这事不好办,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只有控制得了地盘才能巩固权势。因此普通的调虎离山之计是不可行的。果然,袁总统前后数次邀请把办公地点设在武汉的黎副总统前来北京办公,黎元洪就一个字“拖”,拖到不了了之。袁大总统十分生气,遂下定决心给黎元洪来一招最狠的:霸王硬上弓。袁世凯正式下令,请黎副总统来京就职,湖北都督一职由段祺瑞担任。不过这道命令暂时没有公开,打黎元洪一个措手不及才能收到奇效。段祺瑞带着袁大总统签发的密令,领着头号心腹徐树铮和强悍的军队,坐着专列来到了武汉。北洋系统里仅有的两对金牌搭档之一:段祺瑞和徐树铮,就此进入大家的视野。至于另一对搭档,不久之后也会登场。简单介绍一下徐树铮其人。徐树铮,时任段祺瑞的总参谋长,安徽人,19世纪的80后。此人7岁能诗,13岁中秀才,30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西合璧的优秀人才。他精于算计,业务能力很强,五个月之后,34岁的他就将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副部级高官(陆军部次长)。此外,他还有一个十分显著的性格特点:嚣张。大家很快就有机会从他身上领会嚣张的真正含义。话说段祺瑞到达武汉后,黎元洪给了段祺瑞很高的接待礼遇,但段祺瑞并没有因此而感动,他直接拿出袁大总统的命令给黎元洪过目,并强调说:“大总统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副总统磋商要政,副总统应在首都办公,请立即北上。”黎元洪不傻,他知道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但还是开动脑筋,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主意奋力一搏:“大总统多次邀我入京,实在是盛情难却,不过湖北革命党十分猖獗,我也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既然段总长(陆军总长)来接任,不如等我留在武昌协助你完成工作之后,我再行赴京如何?”黎元洪想争取时间另想办法,可段祺瑞也不是傻子,岂能让他如意,当即断了黎元洪的希望:“黎副总统不用担心,大总统催得急,今晚你就成行吧,专车已给你备好。”黎元洪当然不想北上,可稍一犹豫,徐树铮先生的枪已经指在了他的头上。论年龄、论资历、论职位、论军衔,黎元洪都要甩徐树铮几条街,因此,除了一个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徐树铮这个末学后进没有在黎元洪面前嚣张的资格。但不幸的是,徐树铮同志就是那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的就是嚣张,任何一个人想要得到徐树铮同志的承认和尊重,只能够靠实力。这是徐树铮第一次欺负黎元洪。此后的数年之中,他还将多次欺负黎元洪。但问题是,黎元洪也不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软蛋,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喷发。可怜的黎元洪同志还没来得及与家人道别,便被段祺瑞半推半送地弄上火车,即刻赴京去也。黎元洪到达北京时,袁大总统已给他安排好了住处——中南海瀛台,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此住处寓意生动,寄寓了袁大总统对黎副总统的殷切期望。好在黎副总统的理解能力也很出众,他没让袁大总统失望,自此在瀛台过起了吃干饭混日子的幸福生活。黎元洪自保都够呛,他在武汉的嫡系军队哪里还保得住,很快就被热心的段祺瑞先生打散整编完毕。解散国民党,废除《临时约法》要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袁世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软禁了拥兵自重的黎副总统,心愿已偿,该消停了吧。但袁世凯不这么想,他做了这么久的实习大总统,算是看明白了:孙中山给他定制的大总统基本是个空架子——立法权力掌握在国会手里,行政权力由内阁掌握。这让向来喜欢强权的袁世凯十分难受,他要改造宪法,干掉这些权力掣肘。袁世凯初期的出手还算温柔。袁大总统写了一份冠冕堂皇的咨文(建议),让手下把这份咨文带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的议员们。此时议员们正在热情洋溢地工作,加班加点,力争尽快把《临时约法》修订为正式宪法。解释一句,袁世凯提建议的行为是合法程序,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国会提出报告和建议。程序是完全合法的,只是内容有些不大合适,只见报告上写着四条建议:一、由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行政制度和法规跟国会没关系了。二、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人事权和内阁没关系了。三、大总统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对外战争和外交这样的国家大事,也全归袁世凯管了。四、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这份咨文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袁大总统要发挥超级劳模精神,把所有的职责一肩挑。议员们大吃一惊,袁大总统岂不是要搞总统专制?这与《临时约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万不能答应!敢于反抗袁大总统,还是需要些骨气的。在一旁虎视眈眈、时刻盼望着好消息的袁大总统,见等来的不是同意而是反对,顿时大为光火:“既然你们不吃软的,那就来硬的!”数天后,各省都督、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飘来,内容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指责“国会专制”,甚至还有人在电报中建议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不要搞了,把老坏事的国民党和国会也解散了吧。这些电报的内容自然都是袁大总统的心声。袁大总统以为一旦军人出马干政,国会一定就此屈服。但信仰武力至上的袁大总统没想到,世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道理:越压迫,越反抗。国会议员中有一些硬骨头——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的人,他们不畏袁世凯的压力,硬是通过了宪法草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坐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按照袁世凯一贯的处事方式,他出面的都要名正言顺,无法名正言顺的他概不出面。这一次也不例外。袁世凯和他的团队找到了一个好理由: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国民党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此事的确存在。但很明显,这是袁世凯早就拿到手的情报,为何到现在才使用?原因就两个字:时机。在策略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袁世凯在动手之前,还需要办好一道手续——内阁同意取缔国民党的命令。内阁诸人,包括总理熊希龄在内,大都出自进步党,对老唱反调的政敌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感,于是袁总统顺利地拿到取缔国民党的命令。给我拿下这帮乱党!袁大总统一声令下,早就等着立功的军警们,直奔国民党议员们的住处呼啸而去。这时,国民党掌握的军队已被打残,道义上也吃亏,活活就是砧板上待宰的肉。四百多名国民党籍议员被一网打尽,国会就此瘫痪。国会瘫痪,那附属的一切委员会,尤其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当即自行停顿,还未公布的宪法草案就此胎死腹中。取消国会1914年1月10日,袁大总统给议员们送去了一通令人心惊肉跳的新春祝词:国民党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国会瘫痪。各位也知道国家财政十分困难,既然国会开不下去了,国家自然不能白养你们这些不干活的,所以请大家暂且回家。工资虽然没有了,但路费还是有的。当然,大家也不用担心,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还是要开的,请各位回家耐心地等待好消息。归纳起来就一句话,我要解散国会,你们这些议员通通回家去吧。议员们当然不肯答应,但限于实力,只能穿街过巷,游行示威。舆论反击,杀伤力有限。闹了一阵之后,只得放弃年薪数千元的饭碗,领取几十块大洋的路费打道回府。至此,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干完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这一件“正事”后,就此寿终正寝。看到这里,可能大多数人都以为,袁世凯同志这一系列提高行政效率,借势将权力集中于一人搞独裁的做法,目的就是搞赤裸裸的专制。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你就错了。袁大总统可没有你想的那么肤浅和简单。这位兄台也知道独裁不是什么好词,他也欣赏民主,他原本也不想遗臭万年,所以面子上必须过得去,该走的形式还得走。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并不是不要国会和宪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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