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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kkyyyy看片印法币。待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收拾这个被双方搅和得异常混乱的金融体系时，出现了重大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共产党这边的边币却非常坚挺。史家通常认为，国民党最后败走台湾，金融体系崩溃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原因。

结语

对于军统和中统这样的特务组织，殊难评价其功绩。既因为秘密战线的斗争极具复杂性：间谍，特别是双重间谍，很容易引起怀疑，甚至是引起己方阵营的怀疑。直到今天，众多史料还矛盾重重，有些史料认为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也因为这两个组织一直在做着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一边与自己的同胞作对，一边与国共两党以及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做殊死的搏斗。譬如逮捕川岛芳子的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昨天还在抗日的前线含辛茹苦，刚刚胜利就被军统的自己人以“谋反、投敌、贪污”等罪名秘密处决。譬如曹锟的长孙女婿、刺杀汉奸张敬尧的军统著名杀手白世维，之前还是抗日的英雄，到解放战争的时候又猛抓共产党。譬如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昨天还在为国家民族制裁败类，隔天就被捕了，并落水当了汉奸，成为同事的制裁对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能说，那个时代太特殊了，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是一种牺牲，忍辱负重更是一种牺牲，因为这个过程更加残酷，更加痛苦。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国家、为理想、为信仰而放弃爱情家庭、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斗士。也许他们的名字少有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最后，简单交代一下那些曾在本书中出现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的结局。抗战胜利前，徐恩曾因走私军火，被“撤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一世风流的戴笠在征服了最后一个女人——上海滩影后胡蝶之后，带着一堆谜题，于1946年3月一个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日子，在南京岱山机毁人亡。戴机撞戴（岱）山，雨农（戴笠的字）死雨中。76号的丁默邨于抗战胜利两年后被执行死刑。特高课这边，土肥原作为甲级战犯被第一个处以绞刑，川岛芳子也被判处死刑。杀出个黎明第九章铁血远征军，杀出个黎明

猎杀1941

随着中日两国在各条战线均进入僵持阶段，时间也悄然来到了1940年年底。1940年9月，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是为轴心国。1941年6月，德国全力进攻苏联。“二战”之初，被德军“闪电战”（充分利用飞机和坦克的速度优势，集中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击破的国家名单有长长的一串：波兰、荷兰、比利时、法国……这给希特勒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觉：闪电战可以包打一切。所以希特勒对付苏联的战术还是闪电战。可希特勒并没有意识到：再高明的战法，也有它的弱点。闪电战的弱点就是它过于注重速度和成功率，一旦不能快速“劈”死对手，就会错过稍纵即逝的机会，陷入拉锯战。一旦进入拉锯战，汽油、弹药、衣服和食物等补给跟不上的“闪电”部队，就成了深入敌阵的孤军。那些被闪电战击破的国家与苏联相比，从国土上来说，都缺少战略纵深，从武器装备来看，都缺少空中优势。苏联的这两个特点，都能克制德国的闪电战。战争的进程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开战之初的一个多月里，苏联红军死伤无数，西部国门大开，德国人长驱直入，直抵十月革命的发祥地——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城下。此刻，德国人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结果等待他们的却是无比痛苦且漫长的鏖战！此前，德国人只用一个多月就拿下苏联国土数百万平方公里，毙伤苏联军队数百万。但对付列宁格勒这样一座小小的城池，他们居然花了近九百天，自己死伤五十多万，造成对方军民死伤近两百万，最终还是未能拿下。在誓死捍卫祖国和家乡，一波接一波冒死冲锋的苏联人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闪电部队”被冻结在了西伯利亚的寒流中。当然，如果把时间定格在进军列宁格勒之前，德军是天下无敌的，谁也不看好被揍得落花流水的苏联红军还能翻盘。德国的成功刺激到了日本，日本人嚷着“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口号，在这一年中向中国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局部进攻。中日双方各有胜败——如“土木系”二号人物罗卓英指挥的“上高会战”的大胜、何应钦指挥的“中条山战役”的惨败。总体说来，日本赢多输少，但赢得并不轻松。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光明即将到来。中日战争打到1941年年底的时候，除了主帅用兵、将士用命外，中国的另一大作战优势也开始发挥作用。这个优势就是人多。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一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几场大仗下来，中日双方都紧急招兵以继续作战。中国的新兵虽然和以前一样缺乏训练，但日本的新兵较之以往通过了层层选拔、得到了足够训练且身经百战的老兵差距更大。所以，中国的人口优势终于转化成了胜势。除了人口劣势之外，日本本国贫乏的资源也使其无力支持长期消耗战。而且由于大规模的敌后游击战的存在，日本人“以战养战”也成妄想。尤其是在德、意、日结盟后，美、英公开地支持中国，对日本实施经济封锁，使日本的战争资源迅速走向枯竭。到了1941年下半年，日本的石油储备已经捉襟见肘，似乎只有从中国撤兵一途了。但是，日本人想出了破解当前困难局面的办法——彻底疯狂。彻底疯狂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不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到，只管听天由命，放手一搏。日本人决定做三件事：第一，彻底摧毁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力量，打破其对日海上封锁。第二，占领东南亚，以获取那里富庶的战争资源。第三，进入缅甸，摧毁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掐死中国。于是时间定格在1941年12月7日，强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几小时内就被日军彻底摧毁，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也就是12月8日，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此时的蒋介石一定难抑喜悦之情，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开始，十年的孤军奋战终于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日本自掘坟墓，把顶级强国美国拖下水，日本人疯得实在是太及时了！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对以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宣战。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对立面——同盟国，与美、苏、英站到了一起。几天后，日本的盟友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宣战。稍提一句，德国、意大利之前已经对欧洲各国都宣过战了。这场震惊世界的大群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上演。

北上还是南下

按照正常逻辑，鉴于苏联国力不如美国，那么日本北上与德国合作，先搞垮苏联再谈其他似乎更加合理，可为何日本人选择南下？其实，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日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最终日本还是选择南下，不外乎这么几个原因。原因一，兵力不足，风险太大。别看苏联和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互不侵犯协定，其实这都是表面功夫。就像德国和苏联也签了互不侵犯协定，还不是照打不误。所以苏联根本信不过日本，仍在远东屯兵近百万。如此看来，日本若想攻打苏联，按照苏联人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军队派少了根本就是白搭。可军队又不能凭空冒出来，那么打苏联的军队从何而来？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先简单了解一下1942年前后日军扩编之后的兵力分布，情况大概如此：本土驻军（数目不详，大概少于四十万）、海军（约三十五万）、驻守东北一带的关东军（约八十万）、与国军在关内正面战场对战的“中国派遣军”（约一百万）、驻守朝鲜、台湾的日军（约十万）。如果与苏联开战的话，关东军肯定跑不掉。当然了，这也正是关东军所期待的。但关东军主力北上，整个东北将处于真空状态。战争进展顺利的话，一切好说，若一旦受阻甚至失利，试问凭借关东军在东北留下的那点残兵，如何抵挡得住百万苏军南下占领东北？既然如此，日本势必派兵填补关东军留下的真空地带，保护东北这块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可是从哪里派兵？唯有拆东墙补西墙。可能关内的“中国派遣军”，本土的驻军，甚至朝鲜和台湾的驻军，都要抽调去东北驻防。但问题是，中日现在已形成相持局面，日军连发动大规模战役都已是力不从心，如果再将关内日军抽调去东北，又拿什么来防备中国军队的骚扰和反击？难道要放弃这几年来已经占领的中国土地？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当时中国未定的情况下，贸然北上，只会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结局。因此，从兵力上说，与其勉力北上，还不如趁苏联和德军无暇他顾之时，抽调一部分“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精锐，配合海军南下开辟另一个战场。退一步讲，即使日本配合德国出兵北上，由于苏联西南部的工业区已落入德国之手，所以日本人若想消灭苏联和捞好处兼顾，就得瞄准苏联内迁的工业区如西伯利亚工业区乃至乌拉尔工业区。可问题是，那里靠近苏联国土的腹心，距日本本土甚至是中苏边境都极为遥远，以日本的战略储备状况——极缺石油，军队能不能打到那里还是个问题。不得不说，日本人没在东北发现大庆油田实乃万幸，否则日军以战养战，其破坏力是亚洲人民难以承受的。综合看来，北上对日本来说风险太大。原因二，国策。日本是个岛国，跟英国一样，非常重视海洋防卫。日本由此确立了“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国策，决定将主要力量向太平洋扩张。但是，南下也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必须面对美国。日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先干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缩减到最小，然后趁美军无力插手亚洲的这段时间，打通东南亚通道，迫降国民政府。等美国实力恢复到能够进行干涉的时候，日本已经掌控了大局，消化了足够多的利益和足够大的地盘，具备了和美国对抗的实力。想法虽好，但实现起来有些问题。因为日本人找错了对手，一个是被打倒无数次，却永远不会趴在地上的中国，一个是被打成重伤，却依然能够战斗的美国。选择这样的对手，只能说是日本的悲剧。

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

没有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掣肘，日军随即挥兵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去也！为快速实现这个目标，日本同时向多个国家发动了攻击。关于日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的经历，历史书上的记载，大致是地名、沦陷时间、死伤——日军杀死杀伤对手的人数。其实，泰国、马来半岛、菲律宾、关岛、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印度群岛等地的英美殖民军也做了抵抗，只可惜他们抵抗的时间，几乎就是被日军那一冲的瞬间——一冲就垮。这一点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战场表现到了极致。七万五千美国菲律宾联军放下武器，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仓皇而逃。一千余日军伤亡换来驻新加坡英军八万余人举起白旗。实际上，英美殖民军的实力不是很差，只是腐败得太重，懦弱了太久，血性全无，冲一下便轰然倒塌。日本迅速将东南亚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罗织到了自己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中，石油、天然气、煤和粮食等紧缺战略物资得到了及时的补充。紧接着，日军进入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准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切断滇缅公路，进而通过缅甸进攻云南，拿下云南进攻重庆。缅甸是一个孱弱的国家，光靠自己，绝无可能扛住日本的侵袭！而它的宗主国英国，此时正被德国按在欧洲和北非狂扁，根本无暇他顾。即使有暇，英国人最先要保住的，也是其在亚洲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印度。其他类似缅甸的这种小殖民地，只能由其自生自灭了。至于同盟国中最强大的美国，在失去了太平洋舰队之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它想在短期内恢复曾经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英国都无力发兵援救，缅甸该怎么办？前面说过，中国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已经只剩下西南的桂越、滇缅两条公路。而此时法国人已经投降了，日本作为轴心国，作为胜利的一方，顺其自然地接收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桂越这条国际通道也就被日本堵住了。因此，中国的对外通道只剩下滇缅公路。一旦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的持久抗战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决定命运的时刻，靠别人远不如靠自己来得稳妥。所以中国决定自己组织远征军开赴缅甸，保卫自己的生命线。蒋介石大出血，一口气准备了三个军，他自己的棺材本第五军也在其中。远征军组织完毕，随时准备兵发缅甸。发兵前，蒋介石也曾征询英国人意见：WhatcanIdoforyou？英国人回复：No，Thanks.娘希匹，英国人自己不出力，居然还不让我中国出力？从表面上看，当时的英国人有四条强大的理由说No。理由一，英国人自己还没有想好守不守缅甸。理由二，在缅甸还有不少英军，应该跟日军有得一拼。理由三，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希望第三国军队进入其殖民地，万一中国人赖在那里不走了怎么办？理由四，实在瞧不上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百年前，他们在鸦片战争中随便派两艘军舰就能把清军给灭了。这坏印象便一直留存了下来。可惜，英国远非百年前的日不落帝国，实力早被雨打风吹去，剩下的也就是表面风光和所谓的绅士风度了。在缅甸的数万英军，面对欧洲人口中的“三流军队”——日军的疯狂进攻，败得毫无绅士风度，一路狂窜。直到日本人一路追到了缅甸首都仰光，英国人这才知道着急，急呼中国远征军入境协防。可是为时已晚，日军已经深入缅甸，缅甸主要城市都已沦陷。英国人的自私和自负，令中国远征军错过了大好时机。尽管如此，远征军还是决心马上出兵。

远征军入缅

与此同时，同盟国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越南、印度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此外，同盟国还空降了两个大牌领导。一个是美国人史迪威中将，出任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优点很多。他在中国工作过一段时间，是个“中国通”。他毕业于西点军校，学历不错，只是缺乏作战经验，但做事认真、性格坚强，是一名很有职业精神的军人。他还有一个好靠山——马歇尔，马歇尔时任美军陆军总参谋长，既是总统罗斯福的军师，也是拯救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伴随这些优点的，是他的一个大弱点——性格缺陷，此人极其强势，凡事喜欢自己说了算，别人甚至是领导反对也没用。所以他跟领导的关系很差劲，从他给众领导取的外号就可见一斑——蒋介石是“花生米”（意为笨蛋、没用的小人物），罗斯福是“老软脚蟹”。此人来到“中缅印战区”上班后，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自居，自认使命是“监督”中国抗战，行事十分高调。其带兵打仗的本事另说。其实，让美国人派一个参谋长过来是蒋介石的主意。蒋介石的本意是弄一个听话的“传声筒”过来，方便找美国人弄些免费的战略物资和低息贷款，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请回了一尊牛气冲天的菩萨。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山大中将，出任战区英军总司令。此人曾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沉着冷静地带领英军安全回到英国，也算是个人物。中国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但卫立煌因故未到，无法入缅。蒋委员长后来才发现人事安排失当，改派陈诚的忠实小弟罗卓英前去代理，副司令则是昆仑关一战成名的杜聿明。大家也看出来了：领导全是大牌，关系错综复杂——杜聿明要听罗卓英的指挥，罗卓英听中将史迪威的指挥，中将史迪威与中将亚历山大不知道谁听谁指挥，特级上将（蒋介石自封）蒋介石则在重庆遥控指挥。尽管指挥体系一片混乱，那也只能打了，毕竟中国抗战的生命港口——仰光已经悬于一线。1942年3月初，远征军匆忙入缅。这

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战场，但如此窝囊地逃跑，让他们觉得颜面尽失。事实上，连日来士兵们的不满情绪，有一个人始终看在眼里，而正是这个人最终利用了士兵们不满的情绪，在幕后导演了马嵬驿兵变。在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之前，我们先来看事情的走向。当士兵们不断发着牢骚，甚至即将出现哗变的时候，并没有人主动出来安抚。相反有一个人却此时站出来，进一步煽动禁军士兵那狂躁的情绪。这个人就是曾经率领禁军跟随李隆基出生入死，发动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陈玄礼。自从葛福顺因为王毛仲事件倒台后，陈玄礼便成为禁军中唯一具有崇高声望的人。和葛福顺不同的是，陈玄礼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生活纯朴节俭，为人笃厚诚实，深得禁军将士的拥戴，而且颇受李隆基的信任。陈玄礼的性格以及为人注定让他不可能和杨国忠沆瀣一气。很长时间以来他对杨国忠的专横跋扈、擅弄威权深恶痛绝，尤其当安禄山打着“清除杨国忠”的旗号发动叛乱时，陈玄礼的心中甚至本能地产生出一丝复仇的快感。在他看来，大唐帝国陷入今天这种混乱的局面，完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今日天下分崩离析，国家动荡，都是奸臣杨国忠祸乱朝纲造成的，他的所作所为朝野震怒，大家说如果不杀杨国忠以谢天下，能够平息四海之内的怨恨吗？”禁军将士在群情激奋而欲有所作为时，陈玄礼站出来对众人高声说出了上述话语。“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人群中有人跟着高声喊道。“必杀杨国忠以谢天下！我们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如果成功了，我们死也甘心！”此时，禁军将士终于找到了可以发泄怨恨的对象，跟随着那洪亮的声音，所有人全都跟着高声喊道。“既然将士们决心已下，现在就跟我冲出去诛杀杨国忠。”陈玄礼不失时机地说道。当陈玄礼煽动禁军将士情绪的时候，杨国忠正在李隆基下榻的驿站之外接待吐蕃的使者。由于山高路远加上此时李唐皇族实在拿不出什么像样的食品来招待吐蕃使者，很多人正在围着杨国忠七嘴八舌诉苦。就在杨国忠和吐蕃使者耐心解释的时候，陈玄礼带着禁军士兵从驿站中忽然冲出。对于忽然而至的禁军士兵，杨国忠很是诧异，但还没等他开口，陈玄礼敏锐地意识到，杨国忠和吐蕃使者在一起，这是一个可以发挥的题目。“杨国忠和胡虏意图谋反，赶快杀死他！”陈玄礼一边用手点指杨国忠，一边命令跟在身旁的禁军士兵。“嗖……”就在陈玄礼刚刚说完后，一直冷箭从人群中射出，直冲杨国忠而去，只是准头稍差，射中了杨国忠坐骑的马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杨国忠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他瞬间明白了禁军发生了哗变，所以他二话没说立刻跨上坐骑准备向马嵬驿的西门逃去。但就在杨国忠刚刚跨上坐骑，意图鞭打坐骑的时候，禁军士兵已经蜂拥而至，没等杨国忠反应过来，数十把长刀同时砍向他的身体。在一片怒骂声中，杨国忠从坐骑上跌落下来，陈尸血泊之中。等到陈玄礼将众人分开时，杨国忠已经全身血肉模糊，人们早已看不清他的本来模样。陈玄礼虽然分开了围在杨国忠尸体旁的禁军士兵，但此刻士兵们并没有因为杨国忠被杀而平息愤怒的情绪，他们又迅速包围李隆基所在的馆驿，将杨国忠之子、时任户部侍郎的杨宣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一并杀死。这些士兵们认为，凡是杨国忠的亲戚，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必须将他们置于死地。直到现在为止，和杨国忠有亲属关系的只剩下了杨玉环。而由于杨玉环时刻在李隆基身边，所以士兵们一时间大有冲进皇帝陛下所在的房间，解决掉杨玉环的架势。然而陈玄礼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他明白士兵们一旦惊扰了圣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拦下了众人。“杨国忠虽然该死，但大家绝不能惊了圣驾。现在陛下还不知道生出了变故，大家暂且等候在在这里，容我进去和陛下详细说明。”陈玄礼凭借着在禁军的崇高威望，暂时遏制住了事态的继续升级。看到禁军士兵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快步走向李隆基所在的房间，然后请求面见。禁军士兵突生哗变杀死杨国忠，李隆基虽然并不知道事情的整个过程，但外边喊声震天，人声鼎沸，他还是意识到了外边可能出现了变故，所以陈玄礼面见他的时候，没等陈玄礼开口，便主动问道：“外边是不是有人作乱啊？”“陛下！杨国忠不断辱骂禁军将士，大家实在忍无可忍，一时冲动将杨国忠杀死。臣等知道时，已经来不及解救了。”陈玄礼在奏报的时候，显然将责任推给了杨国忠。出乎陈玄礼意料的是，李隆基听到杨国忠被杀死的消息后，并没有显得过于激动，他长叹一声，然后自言自语说道：“杨国忠有今天的下场，看来是老天爷为他安排好的啊！唉……”当陈玄礼听到皇帝陛下说这句话时，他已经清楚地知道皇帝陛下是不会追究这件事了。“陛下圣明！”“很多天来大家跟着我风尘仆仆，长途跋涉，现在朕要出去亲自慰劳他们。”在陈玄礼和高力士等人的搀扶下，李隆基拄着拐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房间，看到手持刀枪的禁军士兵立在他的面前。和往常相反的是，士兵们见到皇帝陛下，并没有立即下跪。目前这种特殊局势下，李隆基知道不能过多在意这些礼数，所以他没有责备士兵们无礼，反而开口好言抚慰这些人。“众位禁军将士们辛苦了，连日来跟随朕受了不少苦，朕甚感愧疚。今日之事朕已经知道是杨国忠咎由自取，所以诸位不必将此事挂在心上，就此退下歇息吧。”李隆基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笑意。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身为九五之尊，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实属不易。然而士兵们似乎并不买账。此时没有一个人就此退去，他们全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向李隆基施压。李隆基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本能地将目光转向了站在身旁的陈玄礼。现场的聚焦点也就随之转到了陈玄礼那里。“陛下！杨国忠谋反，以目前士兵们的情绪来看，杨家的人似乎不宜再留，尤其是……杨贵妃，希望陛下能够割恩正法！”陈玄礼终于还是说出了这些话，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杀杨玉环，事情将无法收场。李隆基惊呆了！自从杨玉环来到自己的身边后，十七年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虽然两个人最初结合时，动机都不是那么单纯，但这么多年来早已经磨合成两心相知的亲情关系，尤其对于李隆基来讲，杨玉环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现在士兵们居然要夺走他心爱女人的生命，李隆基当然是不答应的。“杀！杀！杀！”李隆基出神儿的一刹那，他的耳中便灌进了士兵们那如雷般的怒吼。“陛下！赶快做决定吧，如果迟疑不决恐再生祸端啊！”陈玄礼催促道。李隆基！你此刻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落魄失意的你丢掉了半壁河山，如丧家之犬疲于奔命，虽名为皇帝，但如此危局之下生杀大权丧失殆尽，所以你只有认命。面对眼前这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的禁军士兵，李隆基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爱莫能助，他更明白了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努力保持着镇定，但他的心已经在滴血。片刻后，他忽然怒目圆睁，然后拄着拐杖，用尽平生的所有力气高声喊道：“朕当自处之！”说完这句话后，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舍，回身之时已是泪流满面。忽然，一个尖亮的声音从李隆基的房舍里传出来，然后李隆基便看到了一个满脸泪水的女人向他冲过来。“不！陛下！臣妾不愿意死，臣妾还要侍奉陛下，还望陛下保护臣妾啊！”是她，杨玉环！此前她听到了外面的所有对话，当李隆基向禁军士兵妥协的时候，这个百媚丛生的女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她发疯似的跑出房舍，扑通跪在李隆基的面前，用一种歇斯底里的哭腔向李隆基哀求。“陛下！今日众怒难犯，安危只在片刻，望陛下速决！”说话的人是时任京兆司录参军的韦谔。他担心李隆基下不了决心，故而立即上前跪倒进言。“贵妃长居深宫，她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呢？”李隆基依旧不甘心地说道。显然，透过李隆基的话语来看，他今天想力保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时间，韦谔被问得无话可说，只是跪在地上不起来，试图用肢体语言向李隆基施压，局面貌似陷入了僵持状态。站在一旁的高力士看出了李隆基似乎有些执迷不悟，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继续劝说李隆基。“陛下！贵妃娘娘虽然无罪，但众将士已经杀了杨国忠，而贵妃娘娘在陛下左右，众将士岂能觉得安稳。希望陛下能够认真考虑，陛下现在应该明白只有将士们觉得安稳了，陛下也就安稳的道理。”其实，促使李隆基最终下定决心赐死杨玉环的，正是这高力士的最后一句话。李隆基早已是泪流满面，他此刻知道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如果说今天的局面是杨国忠造成的，毋宁说罪魁祸首是他。“爱妃啊！朕不能再保护你了，你走好吧！”李隆基一边抚摸着杨玉环的脸蛋，一边哽咽地对他这个心爱的女人说道。这时的杨玉环也终于知道了如此危局之下，高高在上的皇帝亦不能保护自己。于是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擦干脸上的泪痕，平静地说道：“臣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恨，只希望能够在临死之前礼佛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杨玉环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努力地勉强挤出笑容。李隆基痛苦地点点头，然后他转身吩咐高力士：“力士啊！这件事情交给你办吧！朕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不要用刀剑。”“请陛下放心，无论如何老奴也不能用刀剑损坏娘娘玉体。”“嗯，嗯……”李隆基努力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再流淌下来，最后他挥挥手转身走进了自己了房舍。“陛下！臣妾走了，愿陛下洪福齐天！”走进房舍的李隆基，耳边依稀听到杨玉环的声音。……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四日，杨玉环被高力士用帛带缢杀于马嵬驿佛堂前，年仅三十八岁。千百年来，人们对杨国忠的死有余辜拍手称快，但对杨玉环的死却充满了怜惜之情。而原因正是在于，杨玉环虽然是李隆基最宠爱的女人，但她并没有祸乱朝纲，说她是红颜祸水似乎有些偏颇。女人美丽不是错，错的是这种美丽在主观意识上被当成一种通向成功的资本。当杨玉环开启和老公公李隆基这段不伦之恋时，她的命运也就不在自己的掌控之内了。恐怕连杨玉环自己也不会意识到，无论是什么投资，从来都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坦白地讲，杨玉环虽然智算警颖，但她却是个没有政治城府的人。她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政治谋略，甚至没有太平公主那样的政治欲望，她只是一个爱好唱歌跳舞、爱好享乐、虚荣心极强的女子，试图通过荣登后位来达到世间女人最高的生活享受。如果能够始终和李瑁生活在一起，她本来可以过一种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始终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从最初暴露欲望到最后横死马嵬驿，杨玉环的一生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她本来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却因为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最后被裹挟在政治的漩涡中，让暗流吞没。幕后之人马嵬驿兵变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桩偶然事件，禁军将士因为连日的饥饿疲劳导致怨声载道，陈玄礼利用这种不满的情绪，因势利导地继续煽动情绪，最终导致禁军兵变，杨国忠被杀，杨玉环被赐死。但整个事件又显得过于突然，甚至陈玄礼的身份让人感到他是否有能力，有魄力在没有任何人的支持下，贸然煽动禁军士兵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兵变的发生。要知道陈玄礼虽然在禁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而且对杨国忠极为不满，但假设无人支持他的话，他应该清楚发动兵变，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最关键的是，马嵬驿兵变整个过程自始至终我们都没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这个人就是太子李亨。马嵬驿整个地方并不大，当时李亨应该是在李隆基身边的，兵变的整个规模堪称壮观，要说李亨不知道这件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但为什么身为太子的李亨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呢？即使是兵变结束后，他也没有立即前来为自己的父亲压惊，还是李隆基派专人前去请他来的，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让人生疑。通过很多史书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兵变和李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治通鉴》记载：丙申，至马嵬驿，将士饥疲，皆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官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翌日，次马嵬驿，军士不得食，流行不逊，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后改名李辅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礼等禁军围行宫，尽诛杨氏。《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上述的三条记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太子李亨都是知道即将要发生兵变的。前边我们曾详细介绍过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如何排挤打击太子李亨的，可以说从李亨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起，一直到马嵬驿兵变之前，十八年来他一直都在如履薄冰中度过，生怕哪一天会被杨国忠栽赃陷害，然后被糊涂的老爸无情地废掉，最重要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未得咸鱼翻身的机会。走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爆发不满的情绪，对于李亨来讲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与契机，而对于陈玄礼来讲更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投机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杨国忠。当时老迈的李隆基早已经雄风不在，这一点所有人心知肚明，显然未来这个帝国是太子李亨的。对于陈玄礼来讲，如果得到了太子的支持，发动兵变的结果肯定会为自己带来政治利益，那就是未来他将成为太子党，因为他让李亨真正实现了咸鱼翻身，而李亨也可以就此摆脱十八年来委曲求全的日子。就此看来，马嵬驿兵变虽然不一定是李亨幕后一手导演的，但他一定是支持陈玄礼的，因为李亨清楚地知道对觊觎东宫者一味地采取被动的守势绝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在于寻找有利时机，付诸武力解决。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最初阶段，李隆基曾经有意让太子李亨监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李隆基当时已经是身心俱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李亨能力的认可。但李隆基的这个想法很快被杨国忠所否定，杨国忠甚至让杨玉环口含土块向李隆基施压，最终迫使李隆基放弃让李亨监国的想法。这件事其实是李亨与杨国忠矛盾的焦点所在，杨氏作梗，粉碎了李亨监国的幻想，也就是从那时起，李亨对以杨国忠为首的杨家，心中已经动了杀机。李亨不是冒险主义者，如果草率行事，未必能够得到朝臣的支持，而且身在戒备森严的皇城内贸然发难，也很难稳操胜券。所以当时的李亨只能等待，直到这次来到马嵬驿，李亨终于等来了机会。他当然不能错过，但他的身份又决定了他必须要学会规避责任，以借刀杀人的方式实现心中那不可告人的目的。说这次兵变是一场正义之举也好，或是一次实现个人政治目的的事件也罢，无论如何，对于太子李亨和陈玄礼等人来讲，他们都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政敌的清除意味着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事实上或许就连李亨当时也没有想到马嵬驿兵变的成功，不仅仅是让他顺利清除了杨国忠，摆脱了十八年来胆战心惊的生活，这场兵变更是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此后不久，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分道扬镳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的第二天，惊魂未定的李隆基勉强压抑住心中的悲痛与愤怒，决定率众继续西行。但就在他刚刚下令启程的时候，禁军将士再一次公开发难。当时禁军将士在听到继续前往蜀中的消息后，绝大多数人又重新聚集在驿站门口，齐声呼喊：“国忠谋反被诛，他的根基都在蜀中，无论如何不能去蜀中。”我们有理由相信，禁军士兵的这种态度依然有太子李亨背后的支持。不过从发动兵变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只要进了蜀中，这些人基本上将是有去无回。既然大多数人不同意前往蜀中，那接下来何去何从就

，这个25岁的小伙子在之后的数十日水上逃难中成为了孙中山的贴身侍卫，他叫做叶剑英。叶剑英，广东人，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师弟。他出身武术世家，父亲是武秀才。受家庭的影响，叶剑英从小就好武，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曾与日本教官比拼剑道。别看他此刻还不为人知，之后大家便会发现，在中国近代百年历史几乎每一次重大的转折点上都有此公的身影。还好孙中山逃得快，没过多久，总统府就挨了三炮，这就是“炮轰总统府事件”，也称“六·一六事变”。粤军就此一分为二。许崇智第二军的大部、第一军第一师的大部支持孙中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师，它就是三年后的那支战斗力超强、建功最大的北伐“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班底。至于粤军余下的大部分人马，大多跟着陈炯明一路黑到底。孙先生运气真是不错，若是晚走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再联想到孙中山先生革命几十年，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人出手相助，不得不感叹一声：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是需要一点点好运气的，这似乎是天命。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命令李烈钧和许崇智率北伐军回师讨贼。18日，又发了一封电报：事紧急，盼速来。这是发给蒋介石的。蒋介石是讲义气的人，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没多感叹陈炯明这厮果然反了，也不守孝了，只是把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安排给了兄弟张静江，自己独自南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风暴的中心。蒋介石一登上“永丰”舰，就被委以全权，指挥海军对战陈炯明，表现十分出色。在孙中山落难之际，蒋介石捐弃前嫌前来“救驾”，尽心竭力地随侍左右，怎能不让孙中山感动？孙中山遂将蒋介石引为心腹。经此一役，蒋介石昂首进入国民党军界的最高领导层。后来蒋介石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把自己如何得到孙中山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的故事，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技巧描写了一番。虽然书中重点突出了蒋介石本人忠诚英勇的表现和革命叛徒们阴险无耻的嘴脸，略显主观，但也不失为一部精彩的叙事性史料。蒋介石火线“救驾”之际，李烈钧和许崇智的营救行动也开始了。北伐军奉命回师攻粤，但一入广东，就有相当多的广东籍军官倒在了陈炯明的糖衣炮弹攻击之下，纷纷倒戈。加上广西桂系的沈鸿英在吴佩孚的利诱下，也带着军队落井下石。北伐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两部撤退，李烈钧一部退向广西，许崇智一部退到福建。在“永丰”舰上熬了五十多天后，孙中山连续收到坏消息：海军中的不少将领没能经受住大浪淘沙的风雨磨砺，晚节不保，英雄变狗熊，倒在了陈炯明的金钱攻势下。孙中山眼见无法扳倒陈炯明，只得率蒋介石等人借道香港，于8月初回到了皖系卢永祥势力范围内的上海。又失败了。孙中山已经算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失败了。第九章孙文寻枪，国民党起

苏俄送枪

孙中山，近代史上最著名的革命领袖，革命三十余年，屡败屡战。基本就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一千次，但只要他有勇气第一千零一次站在敌人面前，他就不算失败。很显然，孙中山就是这个敢于再次站在敌人面前的勇士，而且他越败越勇，每当再次站起时，都会变得更加强大，让他的敌人更加敬畏。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的打击很大。在他看来，利用军阀打军阀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回到上海后，尽管孙中山很疲惫，但他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思考。革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其实他心里早有答案：找一个可靠的、强有力的外国援助。所以他现在所思考的问题是：哪一个国家能给予可靠、强有力的帮助，且能切实做到？他认为是苏俄。在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中山曾向不同的大国求助。其实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派出几个探路者，希望能与苏俄进行合作，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他、引导他，可苏俄没有答允孙中山。这很正常，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而合作往往是在双方地位或实力相近的条件下进行。就好比现在你给李嘉诚写一封信，说你要与他进行商业合作，请他先赞助你一些钱，他不告你讹诈就不错了。直至1921年12月，刚参加完中共“一大”的马林受共产国际委托，才与正在筹备北伐的孙中山见了一面，做了一些正式交流。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从马林口中，孙中山才对共产主义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才知道中国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也向马林谈到了自己的阶级成分问题，他说我生在贫农家庭，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人，能理解共产主义。马林很满意这个答案，当然，孙中山的热诚款待与谦和也给马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马林回去后，在递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的头头们大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为资产阶级吆喝的意思。在报告结尾，他下了如此的结论：我们应该力挺国民党，至于目前力量弱小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尽管马林通过共产国际做了很多努力，但孙中山已经等不及马林的回音，他关心的是如何快速搭上苏俄这条线，如果能争取到苏俄的援助，应该是一条不错的出路。这时候，有人建议孙中山可以主动联系一个人，此人叫越飞，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是1922年8月12日抵达北京的，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与中国建交。苏俄这种新生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被世界孤立的状态。而莫斯科的解决办法就是“送大礼”外交，说白了就是到处寻找同情苏俄的大力人士，找到后即以好处为诱饵，劝他们成为苏俄之友。越飞也给中华民国带来了好处——承诺放弃俄国在华特权、租界和剩下的“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赔款），但这点好处相对于中苏两国在外蒙古的领土之争完全不够看。北洋政府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前后数次破坏俄国分裂外蒙古的图谋。但可惜的是，俄国、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分裂外蒙古之心不死，发誓要把阴招进行到底。于是，苏俄红军于1921年7月在外蒙古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尽管如此，越飞在北京还是先后联系了两个人，毕竟人都来中国了，差旅费也花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越飞先是联系上了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和唐绍仪脾性相投，翁婿二人脾气都很强硬。顾维钧对越飞说：你们先从外蒙古撤退红军，咱们再谈建交的事情。越飞当然不会答应顾维钧，于是他转而联系吴佩孚，吴佩孚直接拒绝了越飞的提议。毕竟苏俄与西方为敌，而直系已经有了英、美两大赞助商，为了一张看不见的饼失去已有的支票可不值得。就在越飞失望的时候，孙中山的使者上门来了。使者肩负的任务并非说服越飞同意双方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毕竟国民党现在连块根据地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苏俄合作？使者最现实的任务是邀请越飞派遣代表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交流。这个要求当然没有问题，苏俄使者在8月25日抵达上海。没想到苏俄使者到达后不久，老熟人马林也来了。孙中山视之如甘霖，亲命蒋介石招待，并很快会晤苏俄使者及马林等人。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谈到了若干重要细节。苏俄一方传授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拥有两大法宝。第一大法宝是坚定的群众支持。他们用广大劳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对方乐于接受的道理，发动了最广大的底层群众。第二大法宝是忠实的军队支撑。只有用“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军队，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这样的军队才会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革命其实就是建立属于党的武装，就是发动群众，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这番话就如一道撕裂黝黑苍穹的闪电，既让孙中山为之目眩神迷，也彻底惊醒了他！孙中山顿悟了。国民党走的是精英路线，很少去接触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心声自然很难反映到自己这里来，那自己怎么去赢得百姓的支持呢？反袁的“二次革命”不就被老百姓误以为是武装叛乱吗？而且自己一直都没有重视对军队进行革命主义教育和爱党思想改造，以致自己没有一支忠诚的革命军队，被迫利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彼此间是纯粹的利益驱动，哪里谈得上半分忠诚，焉能不败！孙中山意识到，自己现在必须以苏俄为师，建立属于党的武装，暴力夺取政权，这才是可行之路。可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外力的援助是很难完成的。可他更明白，尽管他很需要苏俄的帮助，但是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说明国民党的价值，苏俄是不会跟没有利用价值的势力合作的，即便是能合作，对方也会提出十分苛刻的合作条件。因此，孙中山在跟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商量过后，决定走一步险棋——赶走陈炯明，拿下广东，然后邀请越飞南下洽谈正式合作。击败陈炯明孙中山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过要想在不损害自己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拿到苏俄援助，就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险！冒险并不是孙中山的喜好，而是他的天性，就好像他血管里流着的血一样。但孙中山手中可用的队伍就只有那两支被陈炯明打残后正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这如何能够打败陈炯明？孙中山想了想，还是只能走老路子，收买军阀做雇佣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孙中山调查后发现，从广西、云南一带收买军队比较现实，一是其地理位置离广东比较近，二是这两个地方有一些小军阀已经快混不下去了，收买的代价比较小。于是孙中山派出使者去联络这些潜在的客户，幸运的是，很快就传回了好消息。以刘震寰、杨希闵为代表的不少桂系军阀、滇系军阀愿意接受收买，他们愿意组成滇桂联军讨伐陈炯明。这支联军大约三万五千人，装备甚差，训练也很差，好在陈炯明麾下那支流失了太多英才的粤军也称不上精锐，再加上在广西、福建休整的北伐军，对付陈炯明应该差不多了。万事俱备。1922年10月中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司令，蒋中正为总参谋长，刘震寰为西路讨贼军司令，两路夹击陈炯明。讨伐革命的叛徒陈炯明！出发！东路讨贼军是背水一战，只许胜不许败，而西路讨贼军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战斗意志非常旺盛。而陈炯明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怎么也没有想到孙中山居然敢打回来：就那么一堆残兵败将，居然敢冒犯自己的虎威？孙中山有心算无心，打了陈炯明一个措手不及，东、西两路讨贼军顺利挺进粤境。三个月后，历经苦战的讨贼军终于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粤军中的一些墙头草见势不妙，迅速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陈炯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宣布认输，辞掉所有的职位，带领残兵败将退守老家惠州一带。躲到一边休养生息的陈炯明先生显然并未输得心服口服，但孙中山也没有不依不饶痛杀落水狗的打算，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孙中山拜师在把陈炯明赶回老家做宅男之后，广东在名义上回到了孙中山手中。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孙中山真正能掌握的广东只有广州周边地区，大概占广东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除贼未尽，陈炯明还在喘气；二是雇佣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各有私心，在广东割地为王，孙中山根本指挥不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因为孙中山总算拥有了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更可喜的是，虽然越飞同志工作态度十分端正，也很努力，但是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谈成建交条约，于是失望的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有了接洽。双方就合作一事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在明确大方向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小细节。总而言之，孙中山表示愿意以苏俄为师，苏俄也觉得孙中山条件还行，可以接受，值得投资。这样的话，双方便可以合作了。1922年12月30日，以苏俄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简称苏联。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一方的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里承诺：苏联不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引用于中国，苏联准备并愿意放弃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无意令外蒙古独立于中国之外，苏联会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促进中国统一……还有，苏联的援助是很靠谱的。虽然话说得很漂亮，但几乎没有一个承诺得到兑现，除了一件事情——苏联在宣言中承诺的人、财、枪三大援助后来确实基本到位。其中，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后的具体物质援助大概如下：军火支持：步枪约五万支，子弹约五千万发，机枪约一千挺，还有少量重炮、飞机和坦克。财政支持：约一千万卢布。可惜的是，作为中苏合作牵线人的越飞同志在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年底，受党内斗争的牵连自杀，放弃了生命。不过，中苏合作的历史上始终会留下他重重的一笔。“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宣言签订完毕后，孙中山长出一口气：以后自己再也不是孤家寡人，终于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一个月后，孙中山第三次回到广州主政。局面依然很困难。孙中山对广东根据地的控制并不牢靠，不仅因为杨希闵、刘震寰和陈炯明等军阀四处搞武装割据，也因为他手中没有钱，更因为这时他已56岁，疾病缠身，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两年后他就将死于癌症。不过孙中山还是在广东组织了一个政府，名字变了，从“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他也没有再任大总统，而是任陆海军大元帅。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看来孙中山是真心地栽培蒋介石。此外，孙中山放弃了“护法”口号。简单说来就是，孙中山摆出了一副在短时间内不会与北京政府为敌的姿态。从他的这些举动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创造条件先练好内功才是硬道理，只有包含政治、经济和军事在内的综合实力上来了，北伐才有取胜机会。不过他也仅仅是从名义上放弃对抗，实际上广东政府还是一个割据一方的政权。孙中山的办公所在地自然是在广州。广州是一座富饶的城市，市长正是孙中山31岁的儿子孙科。广州市还有一支质量过得去的警察队伍，其头头（广州市公安局长）是孙中山的老乡兼老部下吴铁城。市政府财政是军费的主要来源。因为孙中山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税。只能向部分地区收税的原因前面说过：孙中山真正掌握的只有广州周边地区。但是，要养活广东政府和军队，光靠这些钱远远不够！于是，孙中山从列强手里把广东盐税给“挪”了过来。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税应由北京政府征收，以偿还列强赔款，但孙中山管不了那么多。他是一名医生，知道自己所剩时日不多，他必须利用好每一分每一秒，趁着苏联撑腰的大好局势，巩固胜利的果实。当然，有利害关系的英、法诸列强提出了抗议，不过也没能阻止这种“挪用行为”。“精虫总统”南边的局势渐渐明朗，但北边风云又起。“过渡总统”黎元洪干不下去了。再次出山的黎总统只干了不到一年，就已跟曹锟、吴佩孚冲突无数，处处被直系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导能力，出尽了洋相。山穷水尽的黎元洪终于心灰意冷，在留下一封“宣告自动辞职”的电报后隐居天津，绝口不谈国事，静度晚年。黎元洪辞职，最高兴的人肯定是曹锟曹三爷，因为他可以放心地实施攀登总统宝座计划了。这位仁兄相信只要舍得付出就会有收获，付出越多收获越大。于是他不惜血本，不顾心痛，明码标价收买选票——五千大洋一张选票，终以近千万的投资砸出了第三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虽说曹三爷靠明刮暗贪，积攒了不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的逻辑结果。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君子之德风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中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人生意义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李鸿章说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kkkkyyyy看片古风水格局中便有这个逆五行局，那是一种源自先天八卦阴阳变化的衍格局。天地为阴阳两仪，四象神兽分属木、火、金、水，而具中位的人则属土。照理水性的穷奇是会受到土的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寻常的人类总是和穷奇格格不入互搏互杀，但如果穷奇吸取了人的精气，就等同于水吸取了土的精华。五行原理中曾有相克也相生的说法，五行中的任意一行在相克的另一行面前，自身会有一种遇强愈强的反应，倘若穷奇集合了水性与土性的精华，遵循这种“阴极阳盛，阳极而阴盛”的道理，就会在体内形成循环不断的能量，其运作原理如同现代科学中的核聚变一样。“不错，正是逆五行局。”少昊之子不失时机地说道，“穷奇不耻天下君子，却也被天下君子所不耻，循环其道岂不快哉？”“‘五行阴阳相克相生，逆转为忤自伤其身。’逆五行局导致的结果你应该比我更清楚。”面对这个疯狂的家伙我有些难以置信，“若是让穷奇吸取如此大量的精气，阴阳五行循环的力量足以让它失去控制，那么你也会受到牵连而受损甚至消失！”眼前的景象倏然消失，我依然身处在别墅之中，少昊之子以一种几乎脸贴脸的姿势凝视着我的眼睛，在他那深邃的眼中竟似燃烧起了一团幽幽的阴火。“穷奇会变成如何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他的齿间迸出一种怨毒的声音，与先前的浑厚嗓音大相径庭，“消失便消失！五千多年，我受够了外界发生的一切！世人都在做些什么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事情？！即便有那么几个看得过眼的人，不还是都被所谓的首领除掉或逼死了吗？”“难道你想效法以前的那些疯子搞什么灭世重生？！”一阵气血翻涌，我的身体无故地凭空扭曲，浑身的骨骼已在咯咯作响，他终于下手了。“灭世重生？也许是的，姑且按你的说法来定论吧。”少昊之子脸上泛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本不想杀死你这么有趣的人，五千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和我交谈了那么久的人，但留着你只怕会坏了我的大局。”言语间身上的力量渐渐加重了，浑身的剧痛让我感到将要被捏碎的恐惧。可笑，我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少昊之子同样怀着私心做着自以为正义的事情，而最终我们都将死在这种心理上！“哈哈哈哈……”痛苦中我放声狂笑，笑声中充满了嘲讽和悲伤，这世界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规律！狂笑中身边突地黄光大盛，一种奇异的黄色光体在我周围蔓延开来，那股几乎要将身体捏碎的力量竟渐渐消失了。当脚踏上平稳的地面时，原本装饰的木质地板上已满是厚实的黄土。“轩辕息壤？！”少昊之子惊讶地扬了扬眉，似乎发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一定是彭候附身的那块黄色精元在刚才的力量下被激发了，这东西似乎可以控制土的聚集，会不会和驭金的能力一样？意念闪动中，又是一片黄色光体凭空涌现向着墙壁蔓延，在黄土的覆盖下四壁早已辨别不出原本的样貌。“原来如此，难怪会有这种感觉……”少昊之子兀自言语着，仔细端详了片刻，“刚才几乎被我杀死却还大声狂笑，究竟是什么让你如此的发笑？”“何必问我？你不是能知道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吗？”难道他也借着问话来拖延时间吗？“这些黄土掩住了你的想法，使我无法窥觑。”少昊之子倒也坦白，土克水，身为精魄的他也会受到穷奇水性的影响而受制于土。“知道与否并不重要，与其拖延时间不如来个了断！”意念随着言语波动着，整栋别墅浑然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土窑，如果土壁可以阻住少昊之子的力量，那么时间的凝结便会被打破，而预先布下的风雷阵就可以生效。黄土在少昊之子的身边筑起了一个半球型的壁垒，完全将他封在其中，壁垒结成的瞬间，整个屋内似乎有了些许的变化，时间继续流动了！“噗噗”闷响连连传来，封闭的壁垒上竟出现了无数的裂缝，难道黄土的力量不足以封住他吗？继续催动下，壁垒上的黄土逐渐加厚，那些裂缝无力地消失了。暗舒一口气，脑中盘算着如何迅速发动风雷阵，厚实的壁垒却毫无征兆第从中突地碎裂开来！少昊之子的身影再度出现在面前，在他的周围浮现着一片幽蓝的光芒，光芒中离奇地生长着数十支柳条，无风自动地在那里轻轻挥摆着。十九、破环“幽潭泛波癸水生，烟柳随风乙木落。”柳枝轻摆中，少昊之子缓缓吟唱，双目精光毕现，“驭金操土固然不俗，但若要钳制住我恐怕还差些火候。”一线希望却在轻描淡写间被化解，面对这个深不可测的敌人，难道真的束手无策吗？脑中混乱的思维无法整理出任何的头绪。“现在可以告诉我，刚才那一刻你为何发笑了吧？”少昊之子继续道，占尽上风之下却追问起无关紧要的问题来。“我笑你自以为是，看不起伪君子，却做着比伪君子更不如的事情。”既然无力对抗，我索性全然不顾了。“这话倒是有趣，历来世人只会唾骂我为小人，却没人说过我是伪君子。”少昊之子饶有兴致地说道，“如果你能自圆其说，或许我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颛顼逼死共工是一桩上古冤案，你将真相公诸天下无可厚非。舜帝自顾王权安稳杀了你和穷奇，那是他私欲作祟。穷奇只是一只怨气化成的虚兽，无思想和辨别能力，单凭对颛顼的残存意识四处吃人。”直视着他的双眼，我毫无畏惧地说道，“可你是一个有意识有思想的精魂，不去找舜帝报仇，而却在这里驱使穷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普通人。是非不分，恩怨不明，还天下皆醉我独醒地惺惺作态，你不是伪君子是什么？！”“那些都是该死之人！纵使千刀万剐也难抵其行之万一！”少昊之子闻言狂怒，双目蓝光大盛，“不错，我是斗不过舜帝，无法为自己报仇！但扫灭那些伪君子，也是为天下不再出现像我和穷奇那样的怨者！”“哈哈哈哈……”怒极反笑，我不无嘲讽地说道，“你看不惯王权独尊，却在那里自诩正义地左右天下人的生杀大权，你和那些你所憎恨的人有什么区别？！你只不过是找了一个足以麻痹自己的理由罢了！你比那些伪君子更加令人不齿！”“那你这些时日奔波冒险与我为敌的目的又是什么？为天下正义？流芳百世？”少昊之子身边的柳条倏然狂舞起来，屋内半数黄土早已消失殆尽，“你不也是为了一己私欲？不也是为了保全妻子朋友的性命吗？”“没错，我的确是为了妻子和朋友的性命安危，相比之下我并不是很在乎其余人的生死。”我一付豁出去的架势，“但我还是要救天下人，没有天下人，我们即便活着也无法继续安定地生存下去。”“私心如此之重，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少昊之子狂怒间迫近了面前，短短几句话的功夫黄土的束缚已完全失效，“原本以为你会有如何有趣的高见，却也不过是那些君子之流的虚伪言辞罢了。”“虚伪？哈哈，何来虚伪？我敢说敢当，做了就不给自己找借口。”也许之后等待我的便是死亡，也许更糟，但此刻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我从未想当君子，也不齿于去做小人，更不以申冤救助为由去利用那可怜的穷奇，让它永世生活在痛苦之中！”“利用……永世痛苦……”激烈的话语下，少昊之子的神色一下黯淡了，原本逼人的气势荡然无存，身旁的蓝光与柳条渐渐地消失，整个身形跌坐在了地上，口中无力地喃喃道，“我没有利用穷奇，只如它所愿地让它去除尽恶人……”同穷奇相比，眼前的这个精魂至少可以讲理，也许这便是我唯一的胜算所在：“穷奇本不想吃人，只是误把那些人当作颛顼，每每懊悔之时便弃尸而去。它一直重复着怨恨和痛苦，并在这些的伴随之下永生不死。你一再地让它去吃人杀戮，这不是生不如死吗？！”“而我也一直在这种生不如死的境遇下支撑着，找着理由让自己感觉存在。”少昊之子脸上满是落寞悲怆，口中像似自语般地说道，“就算天下恶人除尽，人世毁灭重生，又能如何？”“如果你觉得我是巧言辩驳，在这里周旋时间，现在便可以杀了我。”我坦然地坐下望着他，心中不由一阵悲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放过自己，放过穷奇。”少昊之子奇怪地打量了我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良久，长叹一声，胸前聚起一团奇异的七色光球，整个人形渐渐地隐入了光球之中。光球闪动着在眼前飘忽，在我身边绕行几圈后怦然击向我的头部。没有任何的过渡和征兆，周围的一切立刻凭空消失在黑暗之中。一阵奇异的感觉传来，我已置身于天空，低头可俯瞰广阔的地面。“你可看见那可怜的穷奇正伏在苍茫大地之上？它并未沉睡，这许多年以来，它一直静静地注视着这肮脏的人世间。”少昊之子的话音自脑中响起，刚才那光球变化应该是将自己附在了我的身上，让我从他的视角去观察一切。“它一定很痛苦。”我静静地说道。眼中所见的是城市的全部，但此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巨兽正蜷伏在那里，身躯若有若无地在整座城市间闪动。那便是穷奇，它似乎十分安静地伏在那里，只有头部不时地左顾右盼着。但仔细看去，那猛虎般的头颅上竟似人一般地呈现着痛苦的表情。每隔一段时间，它便忿忿地抬起头，张开大口作猛吸状，大片的光点自城市各处飘出，聚入口中。在穷奇吞吸间，我甚至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愤怨遍布周围，而在这之后便又弥漫起沉沉的痛苦。“想来你说的的确有理……”观察时少昊之子并没有多话，直到此时才传来他幽幽的话语，“穷奇原本只是愤怨，但自从禁锢渐脱，我设局吸魂之后，它便处于现在的这个状态了。总觉得它的痛苦是源自世人，却不曾想过那是心中的纠葛。”“共工本是为民造福的神，只因死后心中积怨才使得穷奇如此凶恶丑陋。穷奇身上也沿袭了他的爱民之心，怨怒杀人知错而悔恨，周而复始之下岂有不痛苦的道理？”望着穷奇的表情，感受着那交织的愤怨与痛苦，一阵酸涩涌上心头。“纵视数千年，唾骂追杀穷奇者无数，为其心伤酸楚者却唯有你一人。”少昊之子的声音不无感叹，“枉我自诩为其知音，而今看来不及你之万一，也罢……”眼前景象变幻，一沉之下视角换作仰望，穷奇庞大的身躯悬浮在头顶不远处，这一变竟已是令我自地下探视了。看着隐现得有些虚无的穷奇，一处光亮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奇异的光环，半数聚集着被它吸入的光点，而另一半则是一种蓝色的光晕。两者互相扭挤碰撞，在交替作用的力量下，巧妙地形成了一团旋转的态势。“己土癸水五行冲撞，却又化作阴阳两仪相辅相承，这便是穷奇不灭的根源所在。”这话语仿佛在点拨着什么，逆五行局与穷奇的微妙联系被一语道破，这简单古朴的上古风水局会不会是用最简单的办法就可以破解？“说来简单，穷奇不灭的原因在于它吃人时吸入了人的土性，与体内的水性互搏故而生生不息。”少昊之子继续道，“你原本效法舜帝的做法固然可以令水性大增反噬穷奇，但却只能使得它去吸噬更多人的精气。”“你是在教我……”硬生生地打住话头，我意识到将要脱口而出的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显然是在讲述灭除穷奇的方法。“丁火勃旺癸水分神，己土兴盛元胎必焚。”清晰的语声深深地印入了脑中，眼前回复到了别墅屋内，少昊之子的身影淡淡地在空中飘动着，“还有三日穷奇便可聚精气而成形变化，它的冤苦与你所在乎的人命都要看你的造化了。”“那你……”这又是一句废话，少昊之子的精魂已是淡化得近乎飘渺，他应该已作出了选择。“拂袖忘忧吾去兮，世事皆已矣。”轻声的吟唱如梦如幻地传来，手中一沉，竟是那把硕长的铜锥，“流连世间数千年而苦闷至今，得你提醒也该是我休息的时候了。这铜锥今后会对你有用，愿自珍重……”身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已丝毫无法感觉到他的存在，少昊之子静静地自世间离去。没有胜者的喜悦，也没有死而复生的庆幸，唯有一股浓浓的惆怅萦绕在了我的心头。如果不是那柄铜锥在手中沉沉地提醒，或许真会将发生的一切当作南柯一梦。站立许久，我终于自方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亦凡，怎么没有按计划通知我？”晖儿在电话中满是焦急的声音叩打着我的心弦，“那边解决了？你有没有受伤？”“没事，已经结束了～～”我轻声答道，平静的生活会伴随着穷奇的解脱接踵而至，三天时间虽不多，却是充满了希望，“回来再细说吧，我这就出发。”将别墅内部稍事修整后，我收拾起一箱的东西走回车子。皎洁的月光下，手中的铜锥泛着微光，这来自上古的器物真能如少昊之子所言吗？忽地脑中闪过一个灰影，此刻会是什么东西滞留在这里？！我缓缓地转过身，心下早已做好了应付突变的准备，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刻板的中年男子。那男子衣着朴素，灰色夹克，浆洗得干净却很老旧的水磨牛仔裤，一双登山靴满是灰土。方正的国字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紧盯着我手中的铜锥，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中流露出几分诧异。“呃，我是这别墅的……”我下意识地解释起来，深夜搬东西，手拿利器，这很难不让人误解我是从事某些特殊职业的。“看来是我低估了你，听风这一派也倒没有断根。”柔和的语声很难与他的外表联系起来，但他的话语则确实地表露着他的某种身份。“听意思你似乎知道我的能力，这时候出现应该不会只是想告诉我这些吧？”老话说的“来者不善”应该就是指这种不速之客，但他想干什么？“没那闲功夫，我就是想得到这把铜锥而已。”中年男子冷冷道，声音却依旧柔和，那感觉令我有些忽冷忽热的错觉，“不过，真的没想到你能灭了少昊的精魂，把舜帝铜锥据为己有。”“你是……”中年男子的身上所散放出的感觉令我有些熟悉，脑中一阵搜索间忽地激起了某处的记忆，“那只夫诸的主人？！”“嗯，夫诸是我豢养的神兽之一。”中年人走近一步，面无表情地伸出右手，“我叫莫炎，饲虚一派的传人。”饲虚？顾名思义就是饲养虚灵了。他口中说到我是听风一派，那么他应该就是专门饲养虚灵的一派，难道我们之间有什么渊源故交吗？脑中思考着我握了一下他的手，触摸之处竟然柔如无骨，那手仿佛胶质一般。“你先别疑神疑鬼，听风、饲虚同为一脉，如果想对你下手的话我也不会等到今天。”莫炎的话语中露出了一丝友好，脸上还是那样毫无表情，“既然你拿到了舜帝铜锥，也不必浪费时间了，这城市下面藏着的穷奇必须尽快解决，这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先前的土、金两只虚灵也是你收服的吧？”虽然不是太确定莫炎的用意，但至少他不是敌对的，联想起之前的事情，也的确是他在暗中帮忙，“有你的帮助，应该可以很快将穷奇解脱。”“不过，你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莫炎点头默认了我的问话，“作为之前的回报也好，当成同门的求助也行，随便你怎么权衡。”“什么事情？礼尚往来，能力所及的我可以帮你。”莫炎的要求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口吻，但我的确欠他一个人情，而且还是一个很大的人情。“我就当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先解决穷奇。”这人古怪的厉害，先前逼人的语气现在竟转作了轻描淡写。“现在说不行吗？”我有些奇怪，难道他要求的事情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抑或是……“反正不会让你伤天害理、自寻短见，到时再说也不迟，先回你家去商量一下对付穷奇的事情。”莫炎挥手打断了我，自顾转身坐进了车内，见我还在发愣便探头道，“上车出发，别傻站在那里发愣。”车子在公路上飞驰，身边坐着这位神秘的莫炎，我就这么莫名地把一个奇怪的突来者带回了家中。在一段介绍和描述后，家里的三人大致了解了今晚发生的一切，也好奇地偷偷打量起这个莫炎来。“莫……莫先生。”林岳轻咳了一下，找了个心中比较合适的称谓，“那个夫诸是你养的？”“嗯，没错。”莫炎干脆地答道，挥手间那只夫诸便奇迹般地出现在林岳的身边，“它可还记得你上次说的话，小心别被它踢到。”林岳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乖乖地躲

基摩人，希腊人亦迥异于蒙古人。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孔子不能出生在印度，释迦牟尼不能出生在耶路撒冷，耶稣亦不能出生在中国，此有地理和历史的双重限制。中国古时，常把天、地、人三位合在一起讲，这是有一番极大的现实真理在内的。故研究历史，同时要懂得地理。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处于共通的天之下，但必经由个别的地，而后再能回复到共通的天，此为人类历史演变一共同的大进程。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义，并亦一贯保持此趋向。欧洲历史则不然。他们的个别性胜过了共通性。换言之，他们的地域限制，显示出其在历史上之特别重要性。如希腊、罗马史，都显示出有一种地域区分。现代英、法、德、意诸国，亦现实其乃由地域区分而演出。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自始到今，只是一个中国。若我们另用历史区域这一名词，则整个中国总在此区域之内。所包容之地理分别，纵是依然存在，可是因其上面有一历史区域之共同性，超越了此地理区域之各别性，而包盖涵容了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区别之重要性遂不易见。中国历史是包容着广大地域，不分裂的。讲到历史时期，西洋史是断续的。如希腊史断了，接上的是罗马史。中国历史则不然，我们决不能说春秋史断了，接上来有战国史。战国史断了，接上来有秦汉史。中国历史只是涵气内转，一贯直下。故中国历史区域大，时间长，因而其一切变动都隐藏在历史内部，看不出，分别不易。中国的历史地理，好如一大舞台，一批批演员此进彼出，所演的是一本本的戏。但老的此舞台上，外表看似单纯，而实际则甚复杂。西方历史则一反于是。时时改变舞台，不仅演员变，甚至舞台亦变。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即在其地理上，千头万绪，一见便知其不单纯。其实中国的历史区域所包容的地理区域之复杂性，决不单纯于西方，而且更远为复杂。一部中国史，几等于全部欧洲史。读西方史，其各地区之相互斗争与彼此起落，颇易见。读中国史，其各地区之相互融和与彼此配合，其事却不易见。故如不明了中国地理之复杂性，便不可能深切了解此一中国历史区域之单纯性之表现之伟大意义与价值之所在。故学习中国历史，更应先熟谙中国地理。姑从最浅显处说，如治春秋史，若我们不知道晋国在哪里，楚国在哪里，齐国、鲁国在哪里，秦国、吴国又各在哪里，试问我们如何能了解得春秋史。又如读自秦以下的历史，东汉和西汉不同，宋和唐不同，明又和宋不同，这里面有很大的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国防形势不同，经济命脉不同，种种有关地理状况之不同之极大差异在内。因此我们若不明白各时代的地理情况，便不易明白到各时代的历史事实。再进一步就东西双方历史大趋势言，西洋历史是转动的，自小地面转向大地面，自低地转向到高地，自温暖地区转向到寒冷地区。一部欧洲史从希腊开始，转向到罗马意大利半岛，又转向到西班牙、葡萄牙，再转向到荷、比、英、法诸国，再转向到德意志，直至今又转向到苏俄，其在地理区域上之论转动态，大致如此。中国历史趋势，不好说是转动的，只好说是展拓的。中国史是最先从某一狭小地区，展扩到广大地区去。由是而再从广大地区推拓到较狭小的地区，从高燥地带推拓到低湿地带，从寒冷地区推拓到温暖地区的。此一不断推拓的过程，即自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长江流域，再推拓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其大势是如此。此为在中西双方历史区域中，所包涵之地理背景之一个绝大区别。更主要的，乃在其动的形态上。我们若能自此着眼来研究中西历史，似乎更可对中西双方历史所表现的不同趋势与不同精神，了如指掌。若我们把握到此一大概念，再向里深入，便可有许多更深邃更重大的发现。而主要则在研究历史同时能注意到它的地理背景。讲到一个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不断推拓，只有美国与中国有相似处。美国自十三州开始，由北向南，自东向西，地面继续开辟，而仍只在此同一历史区域之内。这与古罗马以及近代英、法诸帝国主义之向外征服绝不同。一是凭其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若使美国没有近百年来之西部发展，美国文化当不能有今天的情形。也正如中国古代北方若没有向南方长江流域扩展，也不能有秦、汉以后之成就一般。若论往日之大英帝国，曾有一时期，见称国旗所插处永不见日落。但疆土推拓，即与文化进展无关。英国人仍只是此英国人，就其文化精神言，则仍限在英伦三岛。正如东方往昔之蒙古帝国，铁骑所至，蹂躏欧、亚，但与蒙古民族之原先文化殊无补益。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了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美国之西部推拓，只不过百余年历史，自然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伟大，乃在不断推扩之下，而仍保留着各地区的分别性。长江流域不同于黄河流域，甚至广东不同于广西，福建又不同于广东。中国民族乃是在众多复杂的各地居民之上，有一相同的历史大传统。上天生人，本是相同的，但人的历史却为地理区域所划分了。只有中国，能由分别性汇归到共通性，又在共通性下，保留着分别性。天、地、人三位一体，能在文化历史上表现出此项奇迹来的，则只有中国了。二以前学者研究历史地理，多先注意看两部书，一是《禹贡》，一是《汉书·地理志》。两书相比，后者似更重要。不论《禹贡》是战国人伪撰，在《禹贡》书中，亦只注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汉书·地理志》则开始注意到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因于各地区气候、生产、交通种种条件不同，而影响到人生文化方面者，其事极深微。要之，各地居民，相互间性格有不同，风俗习尚有不同，心理状态与精神活动都可有不同。《汉书·地理志》根据《诗经》十五国风，来叙述推论当时各地区之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此一体统与特点之提示，大值我们注意。惟春秋时代十五国风所咏，大部还是在中国北部黄河流域。我们若细分之，也可说，诗中《雅》《颂》部分，是代表着古代中国之西方。十五国风，则代表着当时之东方。但后来中国疆域不断扩大，由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而中国乃有南北之分。如战国时，庄子、老子都是淮河流域人，楚辞产生在汉水流域，然在古人已都目为是南方了。当时人，对南北地域人物思想不同，生活态度与精神动向不同，已早有注意。我们也可说，道家思想与楚辞文学，已是中国古代文化中，随后加进的新产物了。但后来中国疆土开拓，愈推愈南，到三国时代，北方有魏，南方有蜀与吴。此后经五胡之乱，大批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而有南北朝之对立。到此时，中国又正式扩大了南方一片新的历史疆域。在中国文化中，又加进了很多新的成分，引起了很多新的变动与新的配合。到唐代，南北又融合为一。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提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南宋以下，中国历史疆域愈往南推拓，极南部的珠江流域亦变成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部分。此时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的中部，淮南已成为北方，所谓南方便让给珠江流域了。在古代，五岭以南，虽已早属于中国之版图，但也可说尚未加入中国文化的大统。唐代广东人在政府中任高职的，只张九龄一人，他是曲江人，还是在广东的较北部。至于闽人考进士的，要到韩昌黎时代才有。但佛教禅宗六祖慧能，竟可说他在中国创立了新宗教，其对后来影响之大，甚少人能比。慧能亦是粤人，惟大致说来，唐以前广东著名人物究不多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人物中是最伟大的，后来惟南宋朱子，其影响之大差堪相随，而朱子实为一闽人。故在唐以后，中国南方出了两大伟人，即慧能与朱子。南方地区对中国文化上之贡献，可谓已超越了北、中两部。直至近代，南方影响更大了。如太平天国起于粤，平定洪、杨者多属湘人。民国开创，孙中山、黄克强以至蔡松坡，都生在湘粤。近十年来，大陆的毛泽东，也是湘人。撇开其成败是非功罪于不论，可谓南方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实自现代开始。大致来说，古代中国是北方人的，长江以南地区正式露头角占地位要自唐宋始，珠江流域出生历史人物则为更后之事。三上面当然是一种极粗略的叙述。古代北方，后来已被称为中原了。所以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拓，应列为研究中国历史主要一项目。若我们亦如研究西洋史般来研究中国历史，把此历代区域中之地理背景，一一加以分别，逐地逐区，隔开来看。其人物性格，其社会风尚，其经济荣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发现出无限复杂，无限变动，并可有无穷妙义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但更重要乃在中国如何能将此不同地域之不同的人文背景，不同社会，不同性格、嗜好、心理倾向与精神向往等多方面之人群，汇通和合，冶之一炉，使其同成为中国人，熔铸成一个中国文化，展演出一部中国历史来。此事以往在中国，似乎不成一问题。但我们现在面对着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但中国何以能至于大一统，能将不同地区，不同性格，不同风习之人群，共同陶冶在同一文化系统之下，共同来创造此一历史传统？中国之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因此，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中国历史看似单纯而实复杂，其单纯在外面的形式，而内里精神则实是复杂。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我要问诸位，未来世界人类前途究该永远分裂抑宜融和相通？如果答案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用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正因世界上惟有中国人无地域偏见，无民族偏见，而能高揭一文化大理想来融通各地域，调和各人群。尤其是中国儒家能力持此一理想，并亦有以往历史可为作证。如西方各自分开，各求发展，总会有毛病。如中国，统诸异，求一同，愈统会便愈复杂，愈融和便愈变化。若非细参中国历史，诸位或许不易接受此说法。今天的西方人，讲历史人类文化前途，似乎均带有一种悲观气氛。其实西方人自有历史哲学以来，便是带有悲观气氛的。此话如何说起？如西方历史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最后命运当掌握在日耳曼民族手中。此一观念，便已是悲观的。难道上帝特为日耳曼人来创造此世界的吗？讨论人类文化前途，自应高瞻远瞩，不应专着眼在日耳曼一地域与日耳曼一民族。此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亦属悲观论调。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兴起，全世界无产阶级必然有一天会联合起来打倒目前的资本主义。至少此项观念对西方来说是悲观的。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他本人对西欧文化本无切身痛痒，故由他说来，好像不觉是悲观。犹如黑格尔是日耳曼人，他为自己民族自豪自吹，他看世界人类文化命定地要转落在日耳曼人手里，在他意想中亦不觉是悲观。但由对方看来，则实际是一种悲观。今天的苏维埃，把自己置身于西欧之外，他们崇奉马克思，认为人类前途则必然在他们手里，他们觉得是一种兴奋，不感到是悲观，也正如黑格尔给予日耳曼民族以一种兴奋，而不觉其悲观一样。从前人不察此理，认为西方悲观历史哲学，自德人斯宾格勒始。其实当推溯到黑格尔。故我说西方人讲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当前英国文化史学者汤恩比的文化观，亦是悲观的。他以生物学上的刺激与反应说，来阐释人类文化的发展。其实就近代西方文化言，他们的富强力，早足以征服世界，宰割世界。在他们外面，并不能有何力量来刺激他们。他们之病象，乃由他们内部生出，而非外界所给予。汤恩比并未能深切看出人类文化以前与以后之真问题、真症结之所在，故他列举世界人类文化，乃至分成七八十种之多。可知汤恩比讲人类文化，依然限于地域分隔，不能调和融通来看。若尽依此地域与民族之分割看法，则只在英伦三岛，也可有爱尔兰起来自闹独立。宜乎世界各地文化，永远不能超出生、老、病、死之轮回悲剧了。更可笑的，是汤恩比将人类文化分成西方与东方两部，而将今天的苏俄硬派到东方来。其实共产党鼻祖马克思，原籍在德国，其血统则出犹太。逃亡伦敦，从事著作，他个人纯系在西方环境中培养而成。他的历史哲学，也全根据西方历史作证。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不能算是东方文化中的出品。四上帝创世，先造地，后造人。复杂多异的人，生于复杂多异之地面上。耶稣曾说过：“上帝的事归上帝管，恺撒的事归恺撒管。”但不幸恺撒是一罗马人，先是地域性把他限了，他又如何能管理全部地面上的人呢？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有的中国人也信了斯宾格勒之说，有的认为中国文化到战国以后就停止了，或竟是熄灭了。有的认为唐以后中国文化是停止了，熄灭了。但我并不如此想。即论西方文化，也并没有死去。自希腊、罗马以迄今日，直到苏维埃，均是欧洲文化在演变。若限于地域观念，则感到希腊、罗马文化都死了。中国文化之到今仍能存在，只用历史上的地理分析，也可用来作说明。中国历史上每经一次大乱，必有大批人士，由其原地址流亡迁徙到新的区域去。一个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一个社会上一长久，便会因种种关系而呆滞停顿下来，不再能前进。但正如植物一样，如果施行接枝移植，便又会重生新枝，再见发荣。一粒种子，播到新的疆土，遇到新的养料，便会产生新的生命。西汉末年，长安已残破。东汉末，洛阳又成一片荒墟。五胡之乱，一部分中国人迁往辽东，一部分迁往西凉。待到北朝兴起，此两支人再汇合起来，茁长了新生命。其大部分迁往长江以南的，则成立东晋与南朝。此下南北朝再经汇合，即有唐代新盛运兴起。此种文化新生，乃因新地域得来。譬如佛教传来中国，也得到了它的新生命。佛教在南方，遇到一不识字的慧能，即创立了禅宗，成为佛教后起一大生命。又如儒家，本在中原北方，到宋代新儒家便大部是南方人。中国文化永远在大地面上，因于不断的播迁，反而生发了文化新生。如能照此路线深入作研究，亦可阐述出中国文化所以能绵亘四五千年而长见其不衰不老之一个理由来。讲到此处，我不禁想到今天海外各地遍布中国流亡人士的足迹。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将来此大批流亡人士，必然有一天会回到祖国，在中国历史上必然会有一番新配合与新开展，这是根据以往历史而可推想其可能的。斯宾格勒的历史悲观论，只因为他们限于一地域，限于一民族，把来各自独立分开算，岂能说齐国亡了，鲁国亡了，吴国亡了，越国亡了，他们各国间的文化也就中断不见了？若西欧人也能如中国般，早就融凝成一个大国家，早就陶铸为一个大民族，他们的文化，岂不也会和中国般长生不老吗？故就中国以往历史事实言，中国的文化新生，与其一番新力量，大体均系在新地面新疆土上产生。故我谓中国文化之发展，乃系随于新地域之转进而扩大。诸位不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徴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徴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为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碟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轹。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

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要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蘅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去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立宪欲速不达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共和大势所趋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就不干了。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

舟访谈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当事人，访谈中与刘先生互相提醒，互作补充，令我受益匪浅。而乐先生，又是我的老师兼同事郭松义先生的夫人孙爱成女士为我联系到的。在此特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又，郭松义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专家，20多年前还参与编辑过由刘永成、赫治清先生整理的与同仁堂有关的档案史料(参见《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载《清史资料》第一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158—177页，按该辑录只收了相关史料的一部分，后面一部分未刊登)，随我访问刘汝舟先生时，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家在经营买卖等方面的内容，这从下面他的插话中亦可见到。注297(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104页。注298这里说的四大银行，就是当年所谓的北四行。注299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四恒号皆设于东四牌楼左右，恒和号在牌楼北路西(今改为警察派出所)。恒兴号居其北，隆福寺胡同东口，恒利号在路东，恒源号在牌楼东路北。”注300据文献记载，四恒并未遭挤兑：“庚子五六月间，市面惶恐，金融不周，曾颁内帑八十万两接济，四恒号赖以稍安，乱后终亦无济于事。”官府为四恒发放帑银之事在《清实录》中亦有记载，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九日：“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地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将此谕令知之。”亦见《清实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二日。注301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记察存耆说，秦老胡同增家在1908年时有投资的当铺三四十个，称为“官当铺”，精确数字和投资无法得知。该文中称：“被八国联军抢后还有三个，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的直接经营者也是汉人。”再据刘汝舟撰《刘氏家族兴衰史》(参见下文)称，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正是刘老的父亲刘禹臣开设的，索氏所谓汉人，指的就是刘家无疑。该文提到，这个当铺论地势不在大街上，看似不起眼，但它的当户却非比一般，“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很少见到的奇珍异宝珠翠首饰等贵重之物。这些奇珍异宝都是出自地安门附近住着的那些满清贵族的府门里。”又按，调查报告中引索存耆：“八国联军时大批房子被毁坏(详细间数无法统计)，两个珠宝玉器柜同时被抢走，但今天十口人仍靠卖旧底和房租，每月700—1300元的生活，”可知在20世纪50年代，增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北京一般市民。注302小恭王，即恭亲王奕訢的嫡长孙、多罗贝勒溥伟(1880—1936)。他于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辛亥革命时曾与肃亲王善耆等一同组织“宗社党”图谋复辟，失败后避居青岛。1936年死于长春。从他的年龄与经历看，不可能与刘汝舟等人在一块儿玩，这里说的如果是毓纪明，那也是小恭王而不是恭王的最后一个儿子。注303这里说那桐家是增崇的下属当然不正确，参见奎垣口述。注304这里是刘老没听懂我的问话。我说的“北京政变”是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驱赶出宫一事。注305金莉珊也就是张莉珊，即张寿蓉，参见前文张寿蓉口述。注306满汉通婚的禁令被正式废除是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见《清德宗实录》卷492，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乙卯皇太后懿旨。民国元年四月(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又颁布《为通饬示谕豁除汉满蒙回藏互通婚姻禁令》，标志着汉族与满族以及其他各民族通婚的界限从此被彻底打破。关于清代满汉通婚问题，可详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第七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07奉先殿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廷东侧，为皇室祭祀祖先的家庙。注308福祥胡同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东不压桥胡同，南邻地安门东大街，北与蓑衣胡同相通，属交道口街道办事处管辖。因胡同内有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是武姓太监为英宗祝寿舍宅而修。雍正二年(1724年)平定青海后，锡呼图克图使节来朝，购此寺为驻京行馆，改为喇嘛庙，更名宏仁寺。清朝属镶黄旗，宣统时称福祥寺，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去“寺”字称福祥胡同。注309据《北京市满族社会历史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1959年稿)，元顺当和修木厂(售寿材，小量木材加工)是王享年家开的，王的曾祖曾做过内务府“协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钱，开“元顺堂”饭庄，民国初歇业。又在天津开元顺当铺，七七事变以后停业。元顺木厂1950年歇业。这个王家，应该就是刘汝舟所谓的“金王”了。注310所谓“仓赵家”无考，但不属于“八个铁帽子王”是肯定的。注311参见liangliang20090404的博客中有“忆外公岳效鹏”一文，提到拙作《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的这段访谈，说乐曙青的插话:“岳小鹏是岳乾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这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应该是我没有认真核对之故。该博文更正说：“外公岳毓泰(字效鹏)生于1898年，是盐业银行经理岳潜斋的长子，下面有五个弟弟，两个妹妹。”(2012年4月28日)岳小鹏应为岳效鹏，岳乾斋应为岳潜斋，他有六个儿子，而不是只有岳效鹏一个。兹据此更正。又，该博文的作者是岳毓泰之女岳维珍的女儿，岳维珍嫁给了那桐的孙子、张寿崇的四弟张寿崙，在本书张寿蓉和张寿椿的口述中都有提到。注312刘老反复提到他的嫁给庆王后人的二侄女，其实出嫁时间是民国三十九年，那就应该是1950年亦即北京解放以后了。到这个年代还与庆王家结亲是很有意味的。注313这里的乐家指同仁堂乐家。按，什锦花园位于东城区西部。东西走向，东端曲折，东起东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东街，因明朝成国公适景园故址而得名。胡同内新门牌21号(原10号院)为蒙古王府，详见本书蒙古王公的相关口述；现43号是民国时宏仁堂老药铺旧址。19号院(原9号)建于清末，曾是戴笠之宅，今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注314二大妈即同仁堂大房乐西园的第一个妻子。注315夏山楼主，即韩慎先(1897—1962)，字德寿，北京人，久居天津，其祖父韩麟阁曾为清吏部官吏。韩慎先曾自开古玩店，后与陈彦衡学戏，对谭派唱腔颇有研究。曾于长城公司、高亭公司灌制唱片多种，拿手戏为“三子”(《法场换子》《桑园寄子》《辕门斩子》)。余叔岩曾从其学《南阳关》唱腔，并传韩氏《战太平》唱腔。韩慎先还是新中国早期书画鉴定权威之一，与张珩、启功、谢稚柳等同为首批书画鉴定小组成员，任职天津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吴小如先生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一书的《综说之综说》一文中说道，作为谭鑫培的第一代传人，而对于辛亥革命以后的京剧演员影响最大的应推陈彦衡……而在票友中则以韩慎先(别署夏山楼主)和程君谋最能继承衣钵。由于韩、程都见过谭鑫培本人演出，再加上陈的传授、点拨，成就皆斐然可观。韩初在北京，后久居天津，成为陈彦衡这一体系的北方代表人物。但韩老一生只钻研唱工，不但不能登台演出，就连念白也不大讲究。所以王庾生先生曾以惋惜的口吻说：“慎先的条件这么好，可惜只是半个老生。”盖指其不能粉墨登场。注316荣剑尘(1881—1958)，单弦八角鼓演员，荣派单弦创始人。北京人，祖姓瓜尔佳氏。祖居北京西郊健锐营，幼年曾在健锐营的功房习武，在私塾攻满文。其间常去离家不远的八角鼓票房听排练，后向八角鼓名票庆厚庵、高俊山求教，学唱岔曲、单弦牌子曲、联珠快书和拆唱八角鼓，兼学三弦、琵琶。成为健锐营一带八角鼓票友中的后起之秀。他的远房族兄、西城八角鼓名票德润田在艺术上给了他许多帮助，并为他伴奏。经德润田介绍，他拜识了八角鼓票界巨擘、联珠快书名家奎松斋，受到奎的教诲。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荣剑尘拜在西城明永顺门下，成为明永顺开立单弦牌子曲门户的第一个弟子，从此正式作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单弦牌子曲演唱达到鼎盛期。除京津外，他还曾在宁、汉、沈等地演出。30年代，他曾灌制有《杜十娘》《沉香床》《摩登遗恨》等三张唱片。所创造的荣派唱腔的特点是悠扬圆润，韵味醇厚。1952年参加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顾问，其间还曾先后在中央实验歌剧团、总政文工团、南京前线文工团、中国京剧院、艺术师范学院讲学任教。他演唱的岔曲曲谱经杨大钧记录整理，编为《荣剑尘岔曲集》内部印行。他还整理演唱单弦牌子曲的经验写成《曲坛献艺六十年》一文，收入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单弦艺术经验谈》一书。注317这里指的是毛泽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作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批示将当时的文化部骂为“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该批示于1966年在《红旗》杂志第9期为重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加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针》中首次公开。注318五老胡同位于原崇文区西北部。北起东茶食胡同，南至珠市口东大街。明代称卢老儿胡同，北京人口顺，叫着叫着，就叫成了五老胡同。五老胡同长不足480米，清代时为南、北五老胡同。中间被东西走向的茶食胡同分隔开，北段叫北五老胡同，南段叫南五老胡同，长290米，宽4米。五老胡同曾住过盐商查氏，经营珠市口东大街路南的恩成公盐柜。恩成公盐柜当时垄断全城官盐。注319“乾、嘉间海内富室，推宛平祝氏、查氏、盛氏，怀柔郝氏。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祝米商也，郝起农田，余皆业鹾典。”(邓之诚：《古董琐记卷三“富室”》，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93页)并见石继昌《春明旧事》:“海内盐商南北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53页。注320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99页。注321(清)祁韵士撰，(清)张穆改定，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9页。注322此规定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台。注323参见冯其利：《寻访京城清王府》，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注324参见拙著：《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注325毕奥南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的研究员，专攻蒙古史和边疆史，对于自元以来蒙古族在北京的历史有浓厚兴趣并做了多年研究。这几篇对京城蒙古王公后裔的访谈，都是我与他合作的成果，通过这几次合作，我受益匪浅。其中这些王公及其后裔的相关史料，有一部分也得自于他的提供。注326包家成员具体情况如下：父多尔吉(1904—1988)；母马静懿(1899—1963)；长子包儒(去解放区后改名方华，1923—2002)；次子幼年夭折；三子包义(1929—)；女包平(1931—)；四子包安(1932—)。注327达尔罕，科尔沁左翼中旗的扎萨克亲王。这里几次提到的是第十二世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尔康，光绪十年(1884年)袭亲王。他于民国初年与张作霖结为盟兄弟，此后张作霖又将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他的继妻朱博儒也是张作霖介绍给他的。因为不愿为日本人效力，1931年来到北京，初居于安定门内红罗厂达尔罕王府，后迁居于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1948年冬赴中国台湾台北，1949年移居中国香港九龙，1951年逝世。注328达赉贝子，字竹湘。民国四年(1915年)晋升贝子。和敬公主府此后便称达贝子府。注329“普遍晋升”指的是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民政部颁布《加进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扎萨克王公封爵》的命令，由此蒙古王公上层普遍受到加封。10月11日袁世凯对“效忠民国”的各旗王公封号均晋升一级。注330那彦图(1867—1938)，蒙古赛音诺颜部人。清初功臣策棱亲王嫡裔，世代常住北京。1874年袭扎萨克亲王，历任清廷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八旗都统。注331贡桑诺尔布(1871—1931)，字乐亭，蒙古族，卓索图盟喀喇沁旗人。世袭扎萨克罗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1911年曾联合蒙古王公酝酿“内蒙古独立运动”，未果。注332怡亲王允祥为康熙帝第十三子。此后传到道光朝，承袭亲王爵的是载垣，载垣在道咸时期两次受顾命，后在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中与郑亲王端华等一起被夺爵赐自尽，参见本书前面端华后人毓旗的口述。载垣死后，同治三年(1864年)又以宁郡王府的镇国公载敦承袭怡亲王，此爵到光绪朝时由载敦之孙毓麒承袭，俗称“小怡王”，包平之母当是这支怡王家的格格。怡王府最初在金鱼胡同、校尉胡同之间，后来在京城又几次迁址。注333关于父亲去东北的事，包平在《对〈达赉贝子和他的儿子多尔吉〉中部分事实的澄清》(下简称“澄清”)一文中述其始末如下：“关于去东北的事我曾听父亲说过，因为父亲年幼丧母，在家里感觉不到温暖，经济又不独立，母亲还受继母的气，一天夜里，负气出走，由父亲的奶母老苏妈安排人偷偷打开府的后门出去的。由于是夜里，又是不辞而别，只带着包儒，并无其他人跟随……据说第二天东窗事发，祖父就将老苏妈辞退，并牵连了一些人。过了一段时间，祖父去东北将包儒接回北京。”注334对于刘梦梅与包家的关系，包平在“澄清”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详细说明：“我家的经济情况是，祖父去世以前，由继祖母控制。父亲去东北以后，祖父的财产大量流失，例如，房产改为刘姓，继祖母为自己购买大量珠宝首饰。据父亲讲，在从铁狮子胡同迁往汪家胡同时，祖父本来就不管事，再加上身体不好，父亲又不在家，不少财产流到继祖母手里，后来她的生活一直很好。”“祖父去世后，经过交涉，刘梦梅拿出了所谓祖父在京的遗产，分为四股，即刘梦梅一股，我姑姑一股，父亲两股(包括长孙)。分家后，继祖母单过，姑姑出嫁将自己的一股带走。至于每股多少，父亲未讲过，但数目不小。”注335“土地奉上”，即“蒙旗土地奉上政策”，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在今长春市召开由18名蒙古王公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劝导各盟、旗王公、旗长、知名人士把原属各盟旗放垦土地的所有权、收租、征税、津贴以及渔利权等一律奉交伪满洲国所有，名为“土地奉上”，包平这里讲的父母去长春参加的就是这个座谈会。这个政策废除了王公的领地权，使蒙旗土地由王公所有变为伪满洲国所有，为进一步加强日伪统治拆除了一大障碍。与此同时，东蒙古地区的王公制度也以“特权奉上”的名义被废除。从此蒙旗收取垦荒汉人地租一事被废止，此举断绝了包家的经济来源，对包家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注336牛排子胡同在东城区朝内大街北的弓弦胡同内，该处原有完颜氏著名的半亩园，今已不存。注337关于包平的父母结婚过程，“澄清”一文称：“母亲马静懿比父亲大五岁，从未上过学。据父亲说，外祖父很有文才，父亲曾在荣宝斋见过外祖父的遗墨……未结亲之前，两家并不相识，也无来往。父亲由祖父和继祖母代为相亲，因母亲长得漂亮而相中……总之，父亲的婚姻是由祖父、

集的地方放炮，这些炮击使后金军将士受到巨大伤亡，正在后面督战的努尔哈赤也受了重伤，不得不下令迅速撤退。袁崇焕听到敌人退兵的消息，就带兵乘胜追杀，一直追赶了三十里，又杀死了不少后金军，才得胜回城。努尔哈赤一生戎马驰骋四十四年，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可谓历史上的常胜统帅。但他占领广宁后，年事已高，体力衰弱，深居简出，怠于理政。他对宁远守将袁崇焕没有仔细研究，对宁远守城炮械也没有侦知实情，他只看到明朝经略易人等因素，未全面分析彼己，便贸然进攻。结果以矛制炮、以短击长、以劳攻逸、以动图静，吞下了骄师必败的苦果。宁远之败，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遭遇到的最重大的挫折。此后，他郁郁寡欢，陷入苦闷。八月十一日，在沈阳东四十里的叆鸡堡忧愤而死。【点评】《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上的偶然，还是历史上的必然？瑕不掩瑜。清太祖努尔哈赤虽然在晚年有过一次失误，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他把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需要加以指明，把女真人对明朝专制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的不满情绪加以集中，并担负起满足这些社会需要发起者的责任。在将上述的各种社会需要和愿望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他能够刚毅沉着、豁达机智、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组成坚强稳定的领导群体。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四面树敌，更没有四面出击，而是佯顺明朝、结好朝鲜、笼络蒙古、用兵海西。对海西女真各部又采取远交近攻、联大灭小、先弱后强、各个吞并的策略，进而形势坐大，黄袍称朕，挥师西进，迁都沈阳。他通过建立八旗和创制满文，以物质和精神两条纽带去组织、协调、聚集、激发女真的社会活力，实现历史赋予女真各部统一与社会改革的任务，并为大清帝国的建立奠下了基石。第二章大清奠基工程的完成者皇太极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在努尔哈赤死后登上汗位，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皇太极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有四颗耀眼的明星：一颗是清太宗皇太极，一颗是明崇祯帝朱由检，一颗是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再一颗是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这四个人，各代表自己民族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参与了那场空前惨烈而又可歌可泣的政治角逐。最后的结局是：林丹汗败死青海打草滩，时年四十三岁；崇祯帝自缢煤山，时年三十四岁；李自成只在北京紫禁城做了一天皇帝，最后败死九宫山，时年四十岁。林丹汗、崇祯帝、李自成的基业，最后都归了皇太极和他的子孙们。皇太极成为这场空前政治角逐的最大赢家，并非偶然，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显然都要比对手技高一筹。一、自古英雄多磨难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三十四岁，生母那拉氏十八岁。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贝勒扬佳努的爱女，名孟古，称孟古格格。孟古格格十四岁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九岁撒手人寰，十二岁时皇太极便失去母爱。皇太极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郁致死。她从结婚到患病、去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孟古的堂兄布斋贝勒，因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死于非命。努尔哈赤命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送还。从此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时，要求见生母一面，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遭到叶赫贝勒的拒绝，孟古抱憾九泉。皇太极少年丧母，又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说是孤苦伶仃。而他的家庭，却是一个大家族。他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亲兄弟的子侄多达一百四五十人，他的七位同父异母的兄长由五位福晋所生，这五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唯有其生母是叶赫部，并且叶赫又同建州结下了血海深仇，这种家庭环境，对皇太极少年时代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皇太极的外公为女真族著名领袖，生母孟古格格是一位聪明灵秀的姑娘，受遗传的影响，皇太极聪明过人。而其他兄弟的外公，除多尔衮的外公以外，都名不见经传，这个背景给皇太极增强了政治上的信心。其次，少年丧母，使他在生活中遇到许多的艰难困苦，这磨炼了他独立的性格和顽强的意志。再次，没有母亲爱护，没有同母兄弟姐妹，格外势孤力单的状况又养成了他慎言少语的性格，锻炼了他沟通与协调的能力。最后，皇太极因舅父与建州有世仇，长期冤冤相报，使他在家族中处于不利地位，促使他长于心计。所有这些，都为皇太极后来的宏图大业打下了深深的基础。二、精心谋划，继承汗位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帝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由此，努尔哈赤死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已非常惨烈。当时的形势是：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这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岁均列第四，此外，多尔衮、多铎的权势也很大。但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囚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势力较弱。同时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这就使他名声很差，只可任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四人中，只有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也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因此，皇太极虽胸怀大志，胸藏玄机，有帝王之才，但同其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机关。据传，努尔哈赤的小福晋德因泽曾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多尔衮和多铎的生母大福晋乌拉那拉阿巴亥两次送佳肴给大贝勒，大贝勒接受并吃了，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却接受了没有吃，大福晋还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听后派人调查属实。他不愿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但是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人说小福晋德因泽的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借大福晋同大贝勒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完成了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无力争夺汗位，又削弱了大福晋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这还不够，为了彻底消去多尔衮兄弟争夺汗位的力量，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又和几个贝勒说：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大福晋自缢而死。大福晋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便不再有力量与皇太极争夺大位了。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在了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商议，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托萨哈霖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也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集在朝堂上。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了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了共识。皇太极经过长期的精心谋划，终于在三十五岁时登上汗位。皇太极初登汗位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后来，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大贝勒代善，南面独坐，稳固了权力。三、八大文治武功皇太极时代，有人概括了他的文治武功，主要有八大项。1.革除弊政，调剂满汉努尔哈赤晚年，特别是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实行了一些错误政策。比如，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杀戮诸生，遭到了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把猪毒死出售，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皇太极继位后，对努尔哈赤的失误之策适时地做出了调整。对汉族民众，他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强调满、蒙、汉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五味，“调剂贵得其宜”。他制定的新汉民政策是：汉人壮丁，分屯别居，汉族降人，编为民户，善待逃人，放宽惩治。于是汉民皆大欢喜，不再有逃跑的人。对汉族官员，努尔哈赤原先的政策是汉官从属于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不能耕，官员病死后，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废除了这些政策，优礼汉官，以此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分配马匹，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范文程便是一个著名例子。皇太极每当议事，总问：“范章京知道吗？”遇到奏事不当的地方，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量呢？”当大家说“范章京也这么说”时，皇太极就认可了。有一次，范文程在皇宫里进食，看着满桌佳肴美食，想起了老父亲，停下筷子不吃饭。皇太极明白他的心思，马上派人把这桌酒席快马送到了范文程家里。后来，范文程做到了内秘书院大学士，这是清朝汉人任相的开始。对汉族知识分子，皇太极认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当时，大明朝有人才却不能用，所以走向衰败。皇太极感到，谁占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并发挥其聪明才智，谁就能战胜对手。努尔哈赤对明朝知识分子屠杀过多，对所谓通明者“尽行处死”，其中幸存下来的约有三百人，都沦为了八旗包衣下的奴仆。皇太极下令对这些为奴的知识分子进行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这是后金科举考试的开端，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都被解除奴隶身份，获得自由，得到奖赏。后来皇太极又举行了一次考试，取中了二百二十八人，从中录取举人，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极大，使皇太极“仁声远播”。2.族名满洲，建号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影响千古、史册永存的事。一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了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二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这样皇太极就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了十二帝十三朝现象。皇太极为什么要改国号为“大清”呢？有一个传说：努尔哈赤早年逃难时骑着一匹大青马，慌急赶路，马被累死。努尔哈赤难过地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不必深究。皇太极改国号，称皇帝，意在表明自己不仅是满洲的大汗，而且是蒙古人、汉人以及所有人的大汗，表明了他准备统一天下的雄心。3.完善君主专制体制随着后金社会的发展，皇太极改革并完善了政权机制。一是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又挟制大贝勒代善，废除大汗同三大贝勒并坐制，改为皇太极“南面独坐”，强化了君主政权；二是巩固和完善了八旗制度，逐步设立了八旗汉军，以管理汉军及其眷属的军、政、民等事宜，并扩编了八旗蒙古，加强了对蒙古的统辖；三是创设了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门处理民族事务；四是仿效明朝的制度，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形成了所谓“三院六部二衙门”的政府架构，基本完善了君主制政府的组织体制。4.造红衣炮，创建炮兵皇太极在经过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北京之战三次重大失败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最新式武器红衣大炮。天聪五年（1631）正月，后金仿制的第一批红衣大炮在沈阳造成，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从此，满洲终于有了自己制造的红衣大炮，这是八旗兵器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也是八旗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于是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军”，就是以火炮等火器装备的重型新兵种一炮兵。这样，明军的红衣大炮清军也拥有了，而清军的强大骑兵明军没有，皇太极在开拓疆域的武功中更是如虎添翼。5.向东出兵，两征朝鲜天聪六年（1632）正月，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占领平壤，而后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于是皇太极以此为借口，在十二月第二次对朝鲜用兵，他亲自统率清军，直指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保（zǒng）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保请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举行授降仪式，确立了大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一是改变了朝鲜依附明朝而不从清朝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进攻明朝的东顾之忧。6.向北用兵，征抚索伦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他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奇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于是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附（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在其逃路上，最后将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7.向西用兵，三征蒙古明清时期，我国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位于明朝和后金之间，并同明朝定有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明朝廷每年给林丹汗大量“岁赏”，使其同后金对抗。努尔哈赤时漠南蒙古东边诸部多归服后金，但察哈尔部成为漠南蒙古诸部对抗努尔哈赤父子的坚强堡垒。皇太极即位后，向西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落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落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在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一万一千余人，后乘胜追击到兴安岭才收兵。四年以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星夜逃遁。皇太极遂回军，在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人、牲畜十佘万只，随后，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逃到青海打草滩，最后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统军第三次征讨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据说这颗玉玺，从汉朝传到元朝，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之后，玉玺失落，两百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而用蹄子不停地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得到了这颗宝玺。后来宝玺就到了林丹汗手中，皇太极得到这“一统万年之瑞”的玉玺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弟公子黔牟为君，卫惠公仓皇出逃到齐国。至于宣姜，尽管作为一位母亲她很不幸（两个儿子一死一逃），作为一颗政治棋子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卫惠公即位的那一年，宣姜的父亲齐僖公以强硬的态度干涉了卫国的内政，他命令急子的另一个同胞弟弟公子顽与宣姜通奸。据《左传》记载，“齐人命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昭伯就是公子顽。从辈分上讲，宣姜是公子顽的母亲，公子顽不愿意“烝”宣姜，齐国人就强迫他！这道匪夷所思的命令体现了血缘政治的荒唐与无赖。齐僖公深知卫国人怀念急子而憎恶卫惠公，担心卫惠公势单力薄，地位不稳。因此他未雨绸缪，要公子顽与宣姜通奸，目的是要他们生出既有齐国血统、又有宣姜血统的后代——齐国可以通过这些后代来加强对卫国的控制，同时这些后代在感情上也能被卫国人民接受。公子顽开始对这一任务强烈反对，但是在齐国人的威逼之下，不得已与宣姜睡了。没想到，徐娘半老的宣姜仍然魅力无穷，公子顽很快就乐不思蜀，两个人翻云覆雨，如胶似漆，前后竟然生了五个儿女，大大超出了齐僖公的任务指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儿女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连接齐国与卫国的桥梁，在齐桓公年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表。【细节决定成败：一颗甜瓜引发的血案】公元前695年冬天，也就是郑昭公复辟的第三年冬天，郑国的首都新郑再次发生政变，大夫高渠弥蓄养死士，刺杀了郑昭公，并立郑昭公的弟弟公子亹（wěi）为君。高渠弥是郑庄公时代的猛将，随着郑庄公东征西讨，立下过汗马功劳。因其战功赫赫，郑庄公曾经考虑提拔高渠弥为上卿，但是因为世子忽（也即是后来的郑昭公）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渠弥由此对世子忽怀恨在心。郑昭公二度为君后，高渠弥又怀疑郑昭公终归有一日会对自己下手，怨恨加上恐惧，使得他铤而走险，发动了政变。公子亹因高渠弥而上台，自然对其感恩戴德，封高渠弥为上卿，与四朝元老（现在应该称为五朝元老）祭仲共同执掌朝政。自郑庄公去世后，新郑的主人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今天世子忽，明天公子突，后天又是世子忽，大后天则变成了公子亹，城里的百姓看着这几兄弟走马灯似的轮番粉墨登场，对于举办即位大典之类的盛事已经没有任何新鲜感了。但是，这一次仍然没有剧终。公子亹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一年，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公元前694年，齐襄公亲自率领大军从临淄出发，来到郑、卫边境上一个名叫首止的地方，对郑国形成窥探之势。齐襄公此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久前鲁桓公在齐国被杀，这事虽然最终嫁祸给了公子彭生，但是国内外舆论仍准确地将矛头指向了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很不好受。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同时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形象，齐襄公决定做一两件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拿郑国的公子亹和高渠弥开刀，替郑昭公找回公道。凭心而论，齐襄公这个切入点找得不错。一方面，高渠弥弑君乃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讨伐高渠弥就是拨乱反正，替天行道。另一方面，郑昭公还在当世子的时候，曾经领兵替齐国打败北戎，有恩于齐国，齐襄公的父亲齐僖公也一直对郑昭公青睐有加，数度想将女儿嫁给他，可以说，郑昭公是齐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老朋友被人杀害，齐襄公不能坐视不管。可笑的是，公子亹和高渠弥竟浑然不知齐襄公屯兵首止的真实意图，当齐襄公派人邀请他们前来会盟的时候，这两个人欣然赴会，还以为从此攀上了一棵大树，可以高枕无忧了，结果一到齐营就被抓起来。公子亹被齐国的武士乱刀砍死，而高渠弥被处车裂之刑——所谓车裂之刑，就是五牛分尸，受刑者死状极其惨烈。齐襄公给高渠弥下这么重的药，自然是为了昭告天下，他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公子亹此行，本来也想带上祭仲同去，但祭仲已经是一只众所周知的老狐狸，怎么会看不穿齐襄公的把戏？他借口患病，坚决不去首止，因而躲过一劫。公子亹和高渠弥死后，他又出来主持大局，从陈国迎立了郑昭公的另一个弟弟公子仪为君。真可谓铁打的祭仲，流水的国君，这样算起来，他已经是郑国的六朝元老了。真不明白，郑国上上下下怎么就能容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迎立国君当把戏呢？郑国的老百姓再一次打起精神，欢天喜地地庆贺了新君的即位。齐襄公重塑形象的第二件大事，是帮助卫惠公复国。前面说过，卫国人于公元前696年发动政变，立公子黔牟为君，将宣姜的儿子卫惠公（公子朔）赶到齐国。卫惠公在齐国一住七年。齐襄公即位之后，本来对卫惠公也不感冒，长期将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现在为了扬威于诸侯，齐襄公决定尽舅舅的一份力量，将这个外甥送回去。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发动诸侯讨伐卫国。参加讨伐的有齐、鲁、宋、陈、蔡等多国部队。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争，齐襄公甚至将文姜带到军中，一路玩乐，迤逦而行。联军于这一年夏天举兵，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进入卫国边境。出人意料的是，自从濡葛之战后就断绝了征伐之念的周王室，这次竟然麻起胆子，派了一位叫子突的下级官员，带领一小支王室部队前往卫国，对黔牟进行支援。这种支援充其量只能算作声援，然而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联军春季进入卫国，初夏就结束了战事，卫惠公顺利地重登君位。由于王室的干涉，这次复辟没有给卫国带来太多的腥风血雨。卫惠公大手一挥，仅仅杀了当年政变的主谋公子职和公子泄，同谋的大夫宁跪被流放到秦国，而做了七年国君的黔牟被子突带回雒邑，在王室的庇护之下安度余生。《左传》这么评论这件事，认为公子职和公子泄当年发动政变，立黔牟为君，行为过于草率鲁莽。凡立君而且能够稳固其政权的，必先考虑其本末，然后采取适当的方式立其为君。如果其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被立，或者立后不能安定国家的，不予以考虑。这是废话。齐襄公帮助自己的外甥重登君位，当然也不能亏待自己，他顺手从卫国带走了大批宝器。这些宝器，多半是周朝初年周成王赏赐给卫国的第一任国君卫康叔的，至此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不只价值连城，更象征着卫侯受命于周天子管理一方领土的权力。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外甥——文姜的儿子鲁庄公，齐襄公更是照顾有加，将这批宝器分了一部分，派人专程送到鲁国去。不过，鲁国人并不领情，在史书上酸溜溜地记载说：“文姜请之也。”说是文姜吹了枕边风才给的。有了这次分赃，又有文姜从中调和，齐襄公与鲁庄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公元前686年，舅甥两个联合起来讨伐倒霉的郕国。郕国再一次放弃抵抗，向齐襄公请求投降。齐襄公单独接受了投降，而将鲁庄公撇在一边。这种“吃独食”的行为有违利益均沾的国际合作准则，鲁庄公的弟弟庆父很不服气，一时间恶向胆边生，向鲁庄公建议说，我们最好趁这个时候偷袭齐军，齐军没有防备，必定大获全胜。鲁庄公吓得连忙捂住庆父的嘴，小心翼翼把他拉到角落里，批评说：“人家投降齐国而不投降鲁国，是我们的德行不够，齐军有什么罪呢？《夏上说，要下苦功培养德行，德行具备之后，别人自然会降服。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服人，我们现在这水平还是老老实实回去修行，等待时机吧！”悄然领兵回国。对于鲁庄公的行为，后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注重反思自己行为操行，遇到任何问题，总是从自身出发找原因，严厉批评自己，很少责难别人。在那充满怨恨的杀伐之世，能够不为血气所驱使，不轻易挑起与大国的战争，是明君应有的风范。我只能说，他的脾气真好。就在齐襄公踌躇满志，准备依仗武力号令中原，重振大国雄风的时候，公元前686年冬天，一场宫廷政变击碎了他的春秋大梦。和那个年代诸多盛极一时的人物一样，他那看似强大的国家政权和战争机器，其实都建立在一种极度脆弱的平衡之上。一旦这种平衡在某个方面被打破，很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失去平衡，轰然坍塌。只不过，齐襄公的倒台比别人更富有戏剧性，起因只是一个甜瓜。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公元前687年七月，甜瓜成熟的季节，齐襄公派大夫管至父、连称前往葵丘戍边。镇守边疆是一份很辛苦的工作，按照当时的通例，士兵戍边满一年就要轮换，如果超过一年还没有人前来换岗，可以擅自离岗，不作逃兵处理。当时齐襄公也是这样安排管、连二人，说：“及瓜而代。”意思是明年瓜熟的时候，寡人派其他人去葵丘轮换二位，不必担心。有了齐襄公这句话，连称和管至父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带着士兵前往葵丘去了。边疆的生活着实单调，不止人烟稀少，还单调乏味，远不如城里的丰富多彩，两个人在那的生活百无聊赖，业余时间也就是钓钓鱼，打打牌，喝喝酒；实在郁闷不过，便光着膀子站在旷野里喊几嗓子，听听远处的回音；憋不住了就跑到附近村里抓几个姑娘，有时其乐也融融，有时其乐也泄泄……总之，一年时间晃晃悠悠也就过去了。某个炎热的夏日，两个人摆了张席子，坐在大树下纳凉，士兵端了一盘新鲜的甜瓜给他们解暑。吃着吃着，连称突然说：“瓜熟了啊。”管至父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脸络腮上还挂着甜瓜汁，也恍然大悟道：“瓜熟了啊。”可是瓜熟了很多天，也不见齐襄公派人来接管工作。看来齐襄公把这两个人的事给忘了。这也难怪，他成天想着东征西讨，干涉他国的内政，还要抽时间和文姜约会，不在戎车上，就在文姜的绣榻上，不在文姜的绣榻上，就是在去文姜绣榻的路上，哪里还记得起葵丘有那么两个人在傻乎乎地等着他派人去轮岗啊。没过多久，葵丘的边疆部队派专人不远千里给国君送来一个熟透了的甜瓜。齐襄公吃了两口，觉得味道很不错，点着果盘责备使者说，这么好吃的瓜，应该多送两车来，怎么只有一个？使者说：“这个……嗯……啊，那个连称大夫和管至父大夫说，嗯……这个瓜，您知道的，就那什么……”齐襄公把瓜往盆里一扔，瞪了他一眼，使者吓得打了一个寒噤，头垂得更低了：“他们说，瓜又熟了，您该找人去代他们了。”齐襄公又好气又好笑，抄起一块甜瓜，咬了一口：“那么点破事，犯得着兜这么大一圈子吗？你回去告诉他们，下次瓜熟的时候再说。”使者这回没敢多说：“是。”一溜烟跑了。这时候齐襄公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而无信已经给自己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使者回到葵丘，将齐襄公的话对连称和管至父一说，这两个人当场便跳起来，也顾不得有旁人在场，吹胡子瞪眼，摔杯子摔碗，发了一晚上牢骚。发完牢骚，他们端起酒杯，瞪着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眨巴眨巴就作了一个大胆而草率的决定：杀掉昏君，以泄心头之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告诉我们，几件毫不相干的事如果在同一时空相遇，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极其巨大的，以至于人们禁不住以为这些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公元前686年，当连称与管至父阴谋作乱的时候，一个叫公孙无知的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使得他们眼前一亮，暗自感叹：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了造反而生的。公孙无知是齐国的公室子弟，他的父亲夷仲年是齐僖公的同胞弟弟。齐僖公在世的时候，对公孙无知这个亲侄子宠爱有加，允许他穿着打扮如同嫡子。在那个年代，嫡子的地位远远高于庶子，嫡子不只享有继承权，在平时的穿着打扮、出行仪仗甚至膳食待遇上也区别于庶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封建等级制度的权威性，培养庶子对嫡子的服从意识，以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对于齐僖公来说，公孙无知连庶子都不是，却让他穿上嫡子的衣服，享受了嫡子的待遇，对他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齐襄公还在当大子的时候，对公孙无知享受与自己同等的政治待遇就很有意见，等到他即位为君，立刻抓住公孙无知越级穿衣服这件事做文章，在众人面前将他好好数落了一番，降低了他的政治待遇。齐襄公这么做，当然是简单粗暴了点，但是并没有做错。只不过公孙无知也是骄傲惯了的人，当众挨了一顿批之后，颜面尽失，自然就对齐襄公产生了不满，进而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连称和管至父想杀齐襄公，但他们不能解决杀死齐襄公之后的问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具备合法性的新政权；公孙无知想取齐襄公而代之，但他现在无权无势，手里无兵，只能依靠别人。这三个人凑到一起，上面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他们很快达成一致，分好了工：连、管二人负责杀人，公孙无知负责以公室子弟的身份，建立新的政权。一个女人在这桩阴谋中起到了间谍的作用。她是连称的堂妹、齐襄公的小妾，在史料上没有记载其名字和称谓，我们姑且称她为连妃罢，虽然也许并不准确。和公孙无知一样，连妃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人，只不过她不得志的场所不在朝堂，而在后宫。连妃为什么不得志？岂止她不得志，几乎后宫所有女人都不得志。前些年周天子郑重其事地将女儿王姬嫁给齐襄公做老婆，第二年也就郁郁而终了。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从鲁国回来的文姜，她以酥风媚骨带给齐襄公无限美好的偷情感觉，成为了齐国后宫佳丽共同的噩梦。为了争取连妃入伙，公孙无知牺牲了自己的色相。他许诺，如果事成之后当上国君，就立她为夫人。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连妃不用掰手指头都算得出国君夫人与小妾之间的差距，她立马答应了公孙无知的要求，同意当他的同伙，为他们提供齐襄公的情报。齐襄公并未意识到危险临近。这一年十二月，他带领群臣和宫内人员前往姑棼（fén）赏雪，并计划在贝丘举行狩猎活动。这一消息通过后宫被传到公孙无知那里，他与连称、管至父三人决定动手。说来也是冤冤相报，齐襄公在贝丘打猎，冷不丁冒出一头野猪来，挡在他的车前。齐襄公命贴身小厮孟阳射杀它，孟阳拉开长弓，瞪大眼睛一看，大惊失色：“这哪里是猪，分明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又惊又怒，骂道：“彭生哪敢见我？”抢过弓来搭箭便射。没想到，那野猪如人站立，不住哀啼，把齐襄公吓得魂飞魄散，从车上滚下来，不但崴了脚，还丢了鞋，十分狼狈。回到姑棼的行宫，齐襄公方才发现自己有一只鞋不见了，叫了徒人费（徒人即寺人，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太监）来问。徒人费说：“鞋子大概被野猪给叼去了吧。”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齐襄公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正好拿徒人费来撒气，亲自操起皮鞭，将徒人费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徒人费好不容易一拐一拐地出了宫门，没走几步，就遇到一群黑衣武士。他想叫，还没叫出声，被对方拿刀柄一撞，就倒了。“昏君呢？”问话的人是连称。“在，在寝宫睡觉……”“把他杀了。”连称简短地吩咐，便带着人就往里冲。徒人费一把抓住他的衣角：“千万不要杀我，留我的小命，我可以进去做内应。”他把衣服褪下来，让连称看他背上的伤口。没错，新鲜的，还流着血。连称信了他，让他先潜回行宫当内应。这一举动虽然没有影响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但从战术上讲，显然是犯了个低级错误，错就错在连称低估了徒人费的奴性。徒人费跌跌撞撞跑回寝宫，上气不接下气地把外面遇到的事讲给齐襄公听。齐襄公吓得脸色煞白，不知道如何是好。倒是徒人费有主见，将齐襄公藏在帷幕之后，又要孟阳穿上齐襄公的服装，躺在齐襄公的床上当他的替身。徒人费自己则装作向连称通风报信，再一次出宫，企图趁连称不注意将其刺杀。当然，徒人费没有成功。连称等人杀死徒人费，又在宫门之内杀死了护卫石之纷如，径直闯进齐襄公的寝宫，将孟阳砍死在床上。孟阳的死到底没能挽救齐襄公。刺客们都是老手，将孟阳砍死之后，拿灯一照，年少无须，发现那不是要杀的人，遂四处搜索，忽然发现帷幕之下露出一只鞋，便知齐襄公藏在幕后。拉出来一看，齐襄公脚上只穿着一

，或者越来越累。“你现在想回小房间吗？”我问。卡伦点点头。“你何不挥挥手、说再见，让他们知道你很快会再回来？”我可以从卡伦的表情看出来，她正在执行我的指示。“你可以关上门，把门锁好，回到小房间好好放松。”卡伦松懈下来。我给她一点时间调整。“我从5倒数到1，然后你就会回到这间办公室，跟我在一起。5……4……3……2……1。”卡伦缓缓睁开眼睛，仿佛她已睡了好几个小时。她看起来困扰而烦乱，眯起眼睛适应屋里的灯光。另外，她似乎也有点尴尬。我对她微笑。“怎么了？”她害羞问道。“你记得什么？”我问。“我不确定。我记得我在看一样东西，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我想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说，“你不但看得见你体内的其他人格，还能描述给我听。大体上，他们似乎都挺友善的。”大家都很自制，霍尔顿也成功控制住“坏脾气”，为此我真的很高兴，也大大松了口气。卡伦虚弱地微笑。整个催眠过程不过才15分钟，但感觉似乎过了很久。“我想我们有个不错的开始，”我说。几分钟后，卡伦起身走向大门，神情仍略显茫然。我重重靠上椅背，跟她一样茫然。[1]英文书名为：DiagnosisandTreatmentofMultiplePersonalityDisorder。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1989年出版。——译者[2]亦称追思弥撒，安魂弥撒，因举行仪式时神父穿黑衣，故名黑弥撒。——译者[3]指美国政府于1965年设立的两种医疗保险计划之一，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以及医生账单和其他健康照顾账单的补充保险。——译者第二部分身第10章自我介绍再见面时，我们又试了一次催眠；但这次进行得并不顺利。卡伦一直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无法自在放松。她频频皱眉，连眉心都挤出纹路。她无法深入催眠状态，但或许是我太急躁了。她说克莱尔有话想告诉我，但她却不出来。我想可能是我太紧张，连带感染到她。我一再试图让她安心，告诉她克莱尔什么时候想出来都行，如果她太害怕，往后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出来跟我说话。几分钟后，我决定终止催眠。我必须确定我能给卡伦一个安全、平静、值得信赖的环境，使她顺利体验催眠状态。我发誓下次一定要做得更好。又到了诊疗时间。这次卡伦晚到10分钟，泪汪汪地进门。她快步冲向椅子，一副不太认得这是什么地方的模样，并且告诉我她一度找不到诊所在哪儿。她的情绪相当激动，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我提议，假如我们可以跟她体内的其他人对话，说不定能找出问题所在。她同意，也很高兴能暂时脱离目前的痛苦。我一如往常引导她放松，要她深深进入自己的内在。一旦她彻底沉浸于催眠状态中，脸上的表情即刻开始迅速变换，同时也有好几个不同的声音轮流发言。“好痛！”“他死，我们就得死！”“其他人出生了！”“唯有你死，疼痛才会消失！”“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她这辈子都希望他死掉，所以她才必须先杀死自己。”卡伦正在跟自己对话，又或者是她的分身们一起跑出来对我说话。她时而尖叫，时而咕哝，有时像警告，有时又像在预告未来。这一切令我毛骨悚然。我告诉卡伦（她仍处于催眠状态）或任何可能听见我说话的人：她不需要死。我坦白对他们说，她不需要跟随父亲走上死亡之路；就算没有她父亲，她照样可以活下去。她将因此获得自由，不需要害怕。她没有响应，但我看得出来她渐渐放松，当我引导她脱离催眠状态，先前的激动情绪已不再出现。我不知道刚开始到我办公室的是哪一个她。我想继续催眠治疗，但陆续发生的事件打乱我的安排。卡伦的父亲在一周后过世了。也许和父亲过世有关，卡伦开始写信给我。虽然我说是卡伦，但我怀疑这其实是团体合作的成果。第一封信以圆润的草写字体写就，日期是1994年5月14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爸葬礼那天，我很晚才起床，感觉有些迷惘。无论睡着与否，我都在遗失时间。我们之中有些人总是静不下来，焦躁不安。在教堂时，我觉得头晕，没办法专心进行弥撒。之后，我开车前往墓园，但于追思过程中再度遗失时间。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轮流忙进忙出，评论、关照各种状况；我冷眼旁观，看着这一切在我眼前发生。追思弥撒持续约15分钟，但这也是我听“他们”说的。卡伦博：“Szeretlek！”（匈牙利语，意为“我爱你”）克莱尔（对霍尔顿说）：“你确定他在里面吗？这会不会又是他的伎俩之一？那里面一定很黑。你确定我们不会受伤？我还是很害怕。”霍尔顿：“他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他死了，不会回来了。记得贝尔医生说的吗？‘世界上没有鬼。’”“坏脾气”：“我希望他在地狱里腐烂！我们去把棺材打开来看看，确定他在里面。”西德尼：“我可以拿那个十字架吗？有圣水保护他吗？”卡伦1：“我知道他还是会伤害我。他不曾说过一句抱歉。他怎么能不道歉？也许天主不曾要他做任何事。说不定错的人是我。”桑迪：“好难过。我好难过好难过好难过。我觉得好沮丧。他一直很爱我。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朱莉：“我还是很痛。我感觉不到我的腿，我无法呼吸。我想死。”卡伦2：“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如果我们愿意尝试，我们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凯瑟琳：“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死去，很难过。他还没向自己和其他人认错，他完完全全被否定了。我想不到有谁真的爱他，而我也不会想念他。我还有好多琐事要处理。时间紧迫，得走了。我得去登讣文。”卡伦3：“为何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们为什么要哭？他们不觉得解脱了吗？这里只有不到20个人。根本没有人在乎。”这封信似乎概略呈现卡伦——或者说全部的她——对父亲过世的情绪反应。我注意到卡伦身上的人格不仅能独立运作，卡伦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的观点也和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都相当令我着迷。两天后，卡伦寄了一张谢卡给我，感谢我在她父丧期间的支持。她在谢卡最后写道：“虽然我感觉终于卸下千斤重担，但我同时也觉得好害怕。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请你千万不要放弃我。”※※※※除了那个“到诊所接受咨询”的卡伦，还有其他人格也在向我求救。根据邮戳，她在前面那封信的两天前曾写了另一封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迈尔斯说不可以跟你说话，因为你会伤害我们，他说你会笑我。我想跟你说我的事。我出生在1967年10月29日，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有人伤害卡伦。卡伦在那天就死了，然后我出生。莎拉也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因为天主说，假如你想上天堂，就要先做这件事。你可以阻止那个男人吗？克莱尔迈尔斯？谁是迈尔斯？显然克莱尔还陷在往日被男人伤害的记忆里，认为他们随时都会跑出来伤害她。※※※※卡伦父丧后，她身上又陆续浮现几个独立人格，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症状：疹子发了又退、退了又发，全身无力，腿部肿胀疼痛（显然是朱莉的毛病），但只持续数分钟，还有持续发作的头痛。医生为她安排核磁共振显像检查，想找出原因。桑迪说她“脑袋肿起来了”。卡伦的部分人格——尤其是朱莉和桑迪——与她的父母特别亲近，因此父丧再加上母亲远赴匈牙利度假令她们伤心欲绝，心力交瘁。她们渴望再次经历痛苦与羞辱，借此重建与双亲的联系。因此，卡伦表示她会故意激怒丈夫，逼他吼她打她。她说一直有人告诉她，受苦是应该的，唯有通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才能维持与父母的亲密关系。现在他们都不在了——父亲亡故，母亲在匈牙利，因此部分的卡伦试图承受更大的痛苦，希望象征性地与父母重聚。6月14日，我又收到一封信。这次是凯瑟琳写的，笔迹跟之前的信都不一样。女性字迹，大写字母第一笔都会出现一个小圈圈（卡伦不曾这么写过），“r”的写法也比较老式。最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凯瑟琳，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我负责照料所有孩童，维持卡伦正常运作也是我的职责。我不是没有痛苦，但我尽可能好好应付。我的人生道路上出现许多我并不明白的阻碍，但这些问题并非不公平的意外，这是我的选择。我生于卡伦1岁那年。卡伦17岁时，是我促使卡伦离家、离开父母的。1977年，我接管她的秘书工作。我们这个系统有好几个小孩：7岁的克莱尔，迈尔斯8岁，西德尼5岁，卡伦博2岁，朱莉13岁，还有卡伦1。霍尔顿和我把这些孩子管得好好的。他们每个人都曾受过严重伤害。我想尽我所知向你解释他们存在的理由。克莱尔（7岁）虽然她已7岁，但她的年纪永远不会改变。她诞生于卡伦领受圣餐那一天。那天，她父亲一边祷告，一边拿十字架凌辱她，同时还为她浇圣水，驱除她体内的魔鬼。卡伦无法应付这种痛苦，因此创造出克莱尔。克莱尔需要温暖，需要爱。迈尔斯（8岁）迈尔斯无法相信任何人，但是贝尔医生，他渐渐对你产生好感。迈尔斯乃是为承受愤怒而生。他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存在。迈尔斯出现在1967年，一出生就是6岁；1969，也就是他8岁那年，当虐待事件开始时，他就停止长大了。迈尔斯是男生，他讨厌生在女性身体里。若被他逮到机会，他可能会伤害你；万一你先伤害他，那他就更有可能伤害你了。西德尼（5岁）西德尼需要别人注意他，因此他以偷窃博得大家开心。为了保护卡伦不受伤害，他撒谎。西德尼也会耍诡计骗人。他喜欢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找乐子。西德尼诞生于1962年，当时卡伦3岁。她父亲吓她，害她拉大便在裤子上，于是她父亲逼她吞下自己的大便。西德尼是为了替卡伦抵挡父亲虐待而出现的，但他总摆出一副不曾为她做过任何事的模样。卡伦博（2岁）生于1960年，出生时已两岁。卡伦博不懂英文，只会匈牙利语。她的头和腿经常痛得厉害。卡伦进行血管瘤切除手术期间，卡伦博听见双亲想放弃她，送给别人领养。从那时候起，她便替卡伦承受痛苦——卡伦假装听不懂英文，卡伦博因而诞生。卡伦的父亲掐她，用胶带捆住她的手脚并封住她的嘴，想置她于死地的时候，都是卡伦博承受了这些痛苦。手术后，卡伦博也被她父亲往墙上甩。卡伦博很丑，脸上有瘤，没有人爱她，而且大家都喜欢取笑她。没有人愿意拥抱她。朱莉（13岁）朱莉一出生就是13岁，当时是1970年，她父亲把她借给朋友玩性游戏。那年卡伦11岁。朱莉很怕男人，怕黑，一看见血就恶心想吐。朱莉有气喘病，没办法好好呼吸；另外，她也不能走路。朱莉为消除卡伦的记忆而存在。她非常非常痛苦。朱莉快要死了。卡伦1（10岁）1969年，卡伦10岁时，卡伦1出现了。卡伦1非常敏感，也很害羞。她希望永远都不要长大，永远都这么瘦小不起眼。她经常剧烈头痛。她很孤单，觉得没有人喜欢她——也包括你，贝尔医生。她用纱布紧紧缠住卡伦的胸部，导致刚发育的胸部痛得不得了。她极度害怕噪音，也常常受到惊吓。她瞧不起父亲和祖父，她祖父常戴小丑面具吓卡伦，虐待卡伦。卡伦1痛恨小丑和圆点花样。我希望这些信息多少能帮助你治疗卡伦。不过，虽然我完全理解，也信任你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但我认为卡伦可能还没准备好。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好好谈一谈。尽管我能听见卡伦听见的一切，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也不知道我会采取哪些行动。你诚挚的凯瑟琳这一次，我听从凯瑟琳的建议，并未拿信给卡伦看。卡伦对信上所写的，对他们的保护行动一无所知，我无法确定她何时才有能力承受这一切。这个迈尔斯令我不知所措，他好像有点危险，无法预测。另外几名人格——特别是朱莉和卡伦博——似乎是某种痛苦承受体，若能多了解他们一点，不知会发现什么？我对卡伦的了解又更进一步，但也更吓人。※※※※1994年7月，卡伦表示她可能在一天中经历多次人格分离。也许她一向如此，只是她现在比较能意识到自己的人格转换了。由于卡伦大多时候都处于人格转换的混乱状态，她越来越没办法掌握自己，集中意识。7月底最后一次治疗时，卡伦无法控制地哭个不停，于是我只好结束谈话。她头痛，心里也痛，最近的经历令她沮丧且精疲力竭。凯瑟琳的信寄到两天后，我又收到另一封信。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这么晚才写信给你，但我最近一直很忙，抽不出空来写信。你也知道，咱们这里头有太多问题要处理，我希望这些问题都能在你的帮助下顺利解决。卡伦实在太需要帮助了。感谢天主，有你在外面助我们一臂之力。她已无力胜任药店的工作，我也决定不再出手帮她。现在是迈尔斯和西德尼在顶着，但他们根本做不来。迈尔斯完全不会安排工作，西德尼一天到晚偷东西。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现在我要说发生在里面的事。最近迈尔斯很活跃，他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想尽办法抹煞你对卡伦的治疗成果。但迈尔斯逐渐明白自己赢不过你，并且第一次好好冷静下来。我相信他开始喜欢你了。请你继续努力。我和霍尔顿会尽可能掌握每个人的活动和任务，但是真的很困难。你诚挚的凯瑟琳有凯瑟琳这样的盟友在卡伦体内跟我配合，真好，而且迈尔斯也喜欢我。以前他挺难弄的，能跟他改善关系，降低卡伦自残的可能性，这点非常重要。我开始收到其他分身的来信。通信对我帮助很大。他们多半会把信直接寄给我，偶尔也请卡伦转交（卡伦不会拆开来看）。如果卡伦在车钥匙旁发现其他分身写的信，她会带来给我。这次克莱尔的信有些心神不宁，却也解释了卡伦前次何以仓皇结束咨询。亲爱的贝尔医生：很抱歉，上次我哭着跑出你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我要付钱才能跟你说话。我好难过。我觉得你不想跟我说话了。现在我好想死。克莱尔两天后，另一封来自卡伦家、以铅笔写就、字迹紧密规矩的信寄到了。我必须承认，我总是不安又兴奋地等待每封信到来。这封信上写道：亲爱的贝尔医生：我的名字叫迈尔斯，8岁，黑头发、蓝眼睛。我很坏，任何你想得到的最恶劣的话我都说得出来。我很冷酷，个性阴沉。除非我们聊到跟邪教有关的事，否则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大多时候都是其他人代替我发言，主要是霍尔顿和西德尼。霍尔顿说，我说的话一般人很难接受，所以我得闭上嘴巴，别人才会喜欢我。我一直很痛苦。他们说我很坏，把我归类为坏人。他们说，假如我敢告诉别人，他们会回来杀死我和我爱的人。我代替卡伦参加那些邪教仪式，这样卡伦就不会痛苦了。我除了我自己，另外还有两个独立的部分：爱丽丝帮我分隔邪教与非邪教的生活，卡尔则负责应付日常状况。现在我累了。迈尔斯我找出以前卡伦描述她身上11个人格的信来研究。现在又多了迈尔斯、爱丽丝和卡尔，一共是14个。我怀疑卡伦的分裂人格不止这些，但究竟有多少？最近这一阵子，卡伦体内的人格开始逐一浮现，而书信似乎是他们与我沟通的最佳桥梁。照这样看来，大家都想帮我——甚至包括迈尔斯。依照“标准精神治疗技术”（不给病人指示或施与压力，也不触碰病人）进行治疗最主要的好处是，我得以在“大家”观察我如何治疗卡伦的状况下，和每一个独立人格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数日后，我收到两封信（装在同一只信封里）：一封来自凯瑟琳，一封来自霍尔顿。他们俩继续为我上课，尽力协助我了解卡伦的内在世界——也就是他俩所在的世界。我渐渐分得出两人的字迹了。凯瑟琳在信中写道：最亲爱的贝尔医生：希望你已收到我寄给你的整套资料，也希望这些资料多少能派上用场。如我之前向你承诺过的，我想再详细解释这里面的其他人。朱莉安15岁，她是咱们这个大家庭里最甜美可爱的一个。她精力充沛，迫

们在一起谈过你们都有什么感觉吗？煮茶治痔疮，互相偷偷地给盐舔、给铜锈吃吗？我怀比莉·狄利亚的时候特别想吃小苏打。你怀我的时候也一样吗？别的有孩子的年长妇女，比如已经有四个孩子的阿伦的老婆萨莉，给你出过主意吗？爱丽丝·普立安呢——她丈夫当时还不是牧师，但他已经听到了召唤，决定做牧师了，因此他们在还算年轻时应该有些慈悲心，有些圣洁的感情。他们是不是当即就欢迎你，还是等到大炉灶被重新安装好，或在下一年潮流回来时给你洗了礼，以便他们能够与你直接交谈，与你面面对视呢？“在那次锡安山祈祷野餐活动中爸爸对你讲过什么？就是为驻扎在田纳西基地的有色人种士兵举行的那次。你们俩是怎么弄明白对方所说的话的？他讲路易斯安那话，你说田纳西话。音乐完全不同，声音来自身体的不同部分。准是像听两个不同的作曲家记在乐谱上的抒情曲。但当你们做爱时，他一定说了我爱你而你听懂了，这也是真的，因为我看到过从那时起他眼中的绝望神色—不管他想出了什么投资生意。”帕特停下笔，揉着中指上的茧子。由于握笔太紧，她的肩和肘都疼了。她听得见穿过房门、走道对面她父亲的鼾声。像以往一样，她希望他能做个高兴的梦——能够缓解白天不快的梦，能够补足他不快乐的日子的愉快的梦。除去娶了她母亲，她想不出他还破坏了什么规矩，使他得巴结那些不尊重他的人。他有一次曾向她描述从军队回来时黑文的那副样子。他说，他坐在他父亲的门廊上咳嗽，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他在为我们哭泣了。他父亲福尔顿·贝斯特和他母亲奥利夫都在屋里悲伤之极地读着他给G.I.比尔基金会填好的申请书。他想接受高等教育，好进医学院，可他又是父母唯一幸存的孩子，别的全都死于流行性感冒了。他父母无法忍受去设想他再次离家外出，或者待在除去心性各方面全都会永久衰灭的镇子里。他正在前前后后地看着主街水泥路面上的裂缝时，爱斯·弗拉德和哈珀·朱里朝他走来，说是有个计划。迪克和斯图亚特·摩根有个计划。听完计划是怎么回事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在战争中怀上他孩子的长着淡褐色眼睛和淡棕色头发的姑娘写了一封信。多亏他没跟他们说起我们。不然的话，他们会像后来劝阻米努斯那样不让他结婚。说不定他知道他们会反对，所以只是捎信给我们。“亲爱的狄利亚，快来吧。马上来。这是汇款单。我会有不少麻烦，让我无法心安。你们全都到来之前，我会是个疯汉……”我们到达时，他们的下巴大概都气掉了，不过除去斯图亚特，没人直接说什么。他们根本用不着说什么。奥利夫上了床。福尔顿不停地哼哼唧唧，还一个劲儿揉着膝盖。唯独斯图亚特有胆子大声说出口：“他把我们撇下的破烂捡回来了。”多薇嘘住了他。索恩也是。费尔里·杜波列斯则骂着他：“上帝不喜欢丑陋的方式。当心他也会不认可你所爱的呢。”这番话多薇一定想过很多，直到一九六四年那番咒骂变成现实。可惜她们都是些女人，她们的话是很容易被那些勇敢的好男人在上天堂的路上忽略的。他们也去了那里，最终心满意足地看着那破烂被埋葬了。反正是大多数吧。也有一些还留存着，用一种他们长辈永远达不到的智慧教育他们的子孙。帕特舔着牙，把贝斯特的资料放到一边。她挑了一个笔记本，既没做标记又没写引言，继续写下去。“她不肯听我的话。一个字也不听。她在丹比的一家诊所工作——我想是当清洁工吧，但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护士，因为她必须穿制服。我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她说她在一个好人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屋子，但我不信。反正不是全信。普尔家的一个男孩——也许是他们两个——去看了她。我知道这个，是因为那家最小的女孩狄娜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哥哥指给她看了一座用圣诞老人和许多圣诞灯缀满前廊的房子。嗯，那肯定是鲁比之外的一处地方。她在说谎，而我宁可让蛇咬，也不愿意有个撒谎的孩子。我不想过分伤害她。我不知道我伤害过她。我只想制止那张撒谎的嘴，别告诉我她什么都没干。我看见他们了。三个孩子全在大炉灶的背后，她就在中间。再有就是我，在附近洗床单。”帕特放下笔，不写了，并且用一只手捂住眼睛，把她眼见的和她怕见的隔开。床单和那事又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在不该有血的地方有了血，或者在该有血的地方没有血呢？那是一年多以前，她觉得一切都在她的记忆中被淡忘了。在一九七三年的十月间发生了打架的事件。事后，比莉·狄利亚跑掉了，在女修道院里待了两周零一天。她在上午课间回来了，当时帕特正在教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她没待一会儿就要走。母女俩说了些愤恨的丑话，可谁都不敢离对方太近，以免像以前那样由动口而动手。她和普尔家的一个男孩走了便一去不回，直到今年年初才说及她的工作，写下她的地址。从那时起，帕特见过她两次：一次在三月份，另一次在阿涅特的婚礼上，那天她既是伴娘又是女傧相，因为阿涅特没有别人可找了，而且别的姑娘也不想得到和比莉·狄利亚一起走过通道的荣幸。或者只是帕特这么想。她只出席了婚礼，没去招待会，但她在大炉灶处看到了那些从女修道院来的姑娘，目睹了全过程，什么也没漏过她的眼睛。她看到了她们。她看到了普尔家的那些男孩，也看到了比莉·狄利亚坐下来和其中一个姑娘像老朋友似的聊天。她看到了普立安牧师、斯图亚特·摩根和那几个姑娘争论着。等她们开车走了之后，她还看到了比莉·狄利亚把她的花束扔进安娜的垃圾桶里并走开了，阿波罗和布鲁德·普尔紧随其后。比莉·狄利亚第二天就开着她自己的车走了，没和她提一句婚礼、招待会、女修道院姑娘的事或别的什么。帕特竭力想记起，那熨斗是怎么到了她手里的，又是什么话使得她抓着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通用公司生产的叫作“皇室悠闲”的电熨斗，跑上楼去，砰地打到了她女儿的头上。她这个最重温情的母亲，只差几英寸就把女儿杀死了。她这个人宠爱孩子，不仅要保护他们不彼此伤害，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些背后中伤她女儿的太心狠的家长们的伤害。她这个人曾经要求自己要理智，要态度温和，要有判断力和自尊心，这次却从楼梯上摔下来，磕得周身青肿，只得停了两天的课。她上过学，也自修过，心里很清楚人人都知道那个长着浅色皮肤、没有姓氏的女人的杂种女儿不仅可爱，而且十分有用，价值不可估量。她在努力弄清自己怎么会抄起熨斗的过程中，才明白过来，还早在比莉·狄利亚是婴儿的时候，她就多少把她当成一种责任了。她基本上不可能成为帕特丽莎·卡托那样的淑女了。是因为当街脱掉短裤那件事吗？比莉·狄利亚当时才三岁嘛。帕特深知，她女儿若是个八层石头，他们也不会抓住那件事来对付她。他们也就是看到什么是什么——无非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做了件傻事。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是不是还有别的情况？但这个沉寂的夜晚，她要考虑的问题在于，她是保护了比莉·狄利亚还是牺牲了她。她是不是还在继续牺牲她呢？她手中提着电熨斗跑上楼梯去揍的，是活在八层石头心目中的小姑娘，而不是她女儿。帕特舔了舔下嘴唇，尝到了咸味，不知那泪水到底是为谁而流。内森·杜波列斯，鲁比公认最老的男性，对听众表示了欢迎。他跟堂弟摩斯争论了一番每年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一事，然后说西蒙·加里牧师是个更恰当的人选。但他最终还是被镇上的人说服了，因为加里牧师讲话太长，何况又不属于鲁比初创家庭，他搬来这里不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与朝鲜战争有关。内森高大结实，和蔼可亲，连斯图亚特·摩根都佩服他。他娶了埃尔德·摩根的女儿摩丝为妻。由于他们的孩子都死了，他特别爱惜别人的孩子：主持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野餐，精心指导节目排练的时候兜里揣着咳嗽糖和提神丸来救急。此刻，还带着刚跨下来的马的气味，他爬上讲台，环视着听众。他清了清喉咙，却大吃一惊：原先准备好要说的话全都想不起来了，而脱口说出的似乎适合别的场合。“我五岁的时候，”他说，“我们离开了路易斯安那；我六十五岁的时候，跳进了卡车，离开黑文来到这个新地方。我知道，要是摩丝还健在或是我们的四个孩子有一个还活着，我就不会那么做的。你们都认识我的孩子们，他们——一个不剩地——在一九二二年被龙卷风夺走了。我和摩丝在一块陌生人的小麦地里找到了他们。但我从来没后悔来到这儿。从来没有。这片土地上的蜜比我知道的任何地方的都甜。我在一些地方砍过甘蔗，地里土的味道就像甘蔗，这种土还真不少。不，我从来没后悔过一分钟。但现在我心里有伤心事，也许在我主诞生的这个季节，我会弄明白那是什么。我嗓子眼里的干渴，眼睛里存着的泪水。我知道我见识的岁月超过了上帝通常应允一个人的年限，可这种嗓子眼里的干渴是新鲜的。眼里的泪水也是。我把这情况想了一遍，我能想出来的只有我不久前做过的一个梦。”在倒数第二排，娄恩·杜波列斯挨着理查德·米斯纳坐着，米斯纳的另一边是安娜。她前倾着身子瞥了一眼安娜，想看明白她是不是也走了神。安娜莞尔一笑，但没有转头看她，于是她便靠回去，忍受着老内森又一个支离破碎的梦境。内森用手指捋着头，闭着眼，仿佛想把细节理顺。“在豆畦里向我走来的是个印第安人。沙伊安人，我相信。豆蔓嫩绿。开满了豆花。他看着豆畦，摇起头，满脸难过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糟透了，水不好；还说水多的是，可惜是臭的。我说，瞧瞧这儿，瞧瞧所有这些花，依我看就像是头等的庄稼。他说，最高的棉株不一定结最好的棉桃；再说，那些花颜色不对头，是红的。我看了一眼，确信花在变粉，然后变红。就像血滴。有点让我害怕。但我回头看时，他已经走了。花瓣又成白色的了。我琢磨着那景象就像今晚我们在这儿打算再讲一遍的故事。那表现了我们庄稼的力量，要是我们明白的话；但也可能伤了我们，要是我们不明白的话。而且会让我们沾上血污。愿上帝降福给纯净和圣洁，愿什么都不能拆散我们大家、都不能把我们从降福的主那里带离。阿门。”内森离开讲台后，在一片如果不是感激也是善意的唧咕声中，理查德·米斯纳趁机对安娜耳语了一些话，便离开了座位。他希望缓解一下刚涌起的幽闭恐惧症，自从他和三十八个人一起被关进阿拉巴马的小地牢以来还没出现过这种症状呢。当年他本人甚是狼狈，又是出汗又是恶心，那模样把他的狱友都吓坏了。那是一次无情的教训：不管他冒着什么样的风险，多么急切地期待着危险的对抗，一间拥挤不堪的地牢还是能够在十多岁的少年面前毫无怜悯心地羞辱他。此刻，在这间坐得满满的校舍里感受到窒息的围攻，他就来到了帕特·贝斯特的身边，站在过道里，从门洞看着里面的演出和观众。在她身后，沿墙摆着的一张长桌子上堆放着糕点和混合甜饮料。“你好，牧师。”帕特没有回头看他，只是调整了一下站位，给他在门洞里腾出地方。“晚上好，帕特。”他边说边用手帕擦着脖子上的汗水，“在这外边感觉好一些。”“我也是。从这儿可以看清一切，而不必抻着脖子从两顶帽子中间去窥视。”他们从观众的头上看过去，这时，用高级棉布做的大幕——洗得干干净净且仔细熨过——抖动起来。一群穿着白色长袍的儿童从两页拉开的大幕之间鱼贯而出，他们一本正经的面孔和光亮无瑕的头发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面，只是偶尔齐膝的袜子滑落到脚踝或蝴蝶领结歪到右边，造成了点小破坏。他们向凯特·戈莱特利看了一眼，一齐吸了口气之后，便开始唱起：“噢，神圣之夜，明星闪烁……”唱到第二段时，理查德·米斯纳向帕特凑过去问：“我问你一件事没关系吧？”“没关系。说吧。”她以为他要请她捐助，因为他在筹钱的问题上一直有困难（就他希望的数量而言）。他想集资支援在诺曼被捕的四名少年的法律辩护，那几个十多岁的孩子被控犯有私藏毒品、拒捕、纵火、扰乱治安、煽动等一系列罪行，这些指控可能超出法律范畴而达到针对说“不”或想这么说的黑孩子的地步。理查德·米斯纳告诉过他的教众，他们在监狱里关了快两年了。在传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了。审判日就要确定，而需要付给律师的服务费虽然已有着落，但还要再努把力。到目前为止，理查德只收到了妇女们的捐助。妇女们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少年的母亲的痛苦，而不是她们儿子处境的不公。然而，男人们，如弗利特伍德、普立安、萨金特·波森和摩根兄弟，都始终坚决拒绝。显然，理查德没有足够审慎地阐明他的请求。他应该设立一个浪子儿孙基金，而不应仅限于政治目的。那样的话，他站在卡尔瓦里山教堂门外继续请求时，也就不会从那些一辈子摆弄枪支的男人嘴里听到“我不赞成暴力”或者“不守法的小黑鬼拿着枪又没有家教，理应关进监狱”。这话当然是斯图亚特说的。不论理查德如何一再解释他们没有枪，他们的游行也并不违法，那些男人的钱袋依然不肯打开。帕特已经想好，要是牧师直接请求，她就倾力捐助。想到他需要她的慷慨，她还是很高兴，因此当听到理查德·米斯纳脑子里想的满不是那么回事时，她不禁有些厌烦了。“我正在设法摆平普尔家的事态，而且我想，如果你不介意，我也要和比莉·狄利亚好好谈谈。今天晚上她来了吗？”帕特手托着臂肘，转过脸来看着他。“没法帮你，牧师。”“你肯定？”“我敢肯定，不管那儿发生了什么事，都同比莉·狄利亚无关。何况，她已经不住在这儿了，搬到丹比去了。”她本想就此对他不客气地闭口，但提到她女儿与普尔家那些男孩的关系，她就控制不住了。“她的名字被提到了一两次。可是威斯顿·普尔不肯再跟我继续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把那个家拆散了。”“他们不喜欢打听，牧师。这是有关鲁比的事。”“我明白，但像这样的事总会不胫而走，涉及的就不只是一家人了。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事情很清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就组织一个代表团来处理，使人们不致彼此反目。这都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也是解决问题的成员之一呢。”“我知道。”“这个居民区曾经像蜡一样紧密。”“仍然是这样。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不过平时他们就各顾各的了。”“你不会指的是‘我们’吧？‘我们各顾各的’？”“如果我是这个意思，你会不会要我解释一些事情？”“帕特，求你了。不要曲解我的话。我不过是想起来，《圣经》班的年轻人在谈起他们的家长时，总是说‘他们’。”“《圣经》班？更像战争班。从我听到的来看，有种军事性质。”“军事性质，也许吧。不是军队性质。”“不是黑豹党（美国的一个黑人激进组织，始创于1966年。）的幼苗吧？”“你是这么想的吗？”“我不知道该怎么想。”“好吧，我来告诉你吧。与这里大多数乡亲不同的是，我们读报、读各色各样的书。我们坚持下来了。不错，我们讨论过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是防御。”“他们懂得其中的区别吗？”他用不着当即作答了，因为掌声和欢呼声已经响起，而且一直延续到儿童唱诗班的最后一个人消失在幕布后面。有人关掉了天花板上的灯。黑暗中全是轻轻的咳嗽声。大幕通过润滑充分的滑轮徐徐拉开。在侧灯的照明中，四个戴毡帽、穿着极肥大西装的身形站在桌边，点着特大张的钞票，身后拖着巨大的黑影。每张面孔都遮着黄白相间的面具，上面画着闪亮的眼睛和咆哮的大嘴，红得像是刚刚割破的伤口。那张桌子的前脸上贴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小旅店”。他们在招牌上方不停地数着钱，弄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时，衣装破烂的神圣家族排成一行走了上来，缓缓地迈着两步一并的台步走向他们。七

kkkkyyyy看片，大喜过望，感到自己的统治终于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就这样，为敌二十余年的察哈尔举部投降，广阔的漠南蒙古归于清朝。8.向南用兵，五入中原皇太极向明朝用兵，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陷落济南，反映了他的胆识、气魄、谋略的雄奇。其中以用反间计除袁崇焕最为后人称道。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惨败，不久忧郁而死。皇太极亲临战场，目睹了八旗战史上这场最惨痛的失败，发誓要为父汗报仇，于是发动了宁锦之战。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在宁远、锦州又战败。这使他认识到：袁崇焕是他经山海关进入中原的“拦路虎”。不久，皇太极想到一计：绕道山海关，攻打北京，调动袁崇焕“勤王”，实施“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天聪三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这时袁崇焕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急忙点起九千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保卫北京。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兵无粮，马无草，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北京转危为安。这时皇太极便用《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信使曹操中反间计的手法，设计陷害袁崇焕。第二天，皇太极告诫诸军不要进攻，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之以秘计。明朝有个太监杨某，被后金军俘虏后关在金营里，于是太监杨某听见两个看守他的金兵在外面小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撤兵，完全是皇上的主意。”另一个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前一个又接着说：“刚才我看见皇上一个人骑着马向明营的方向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向皇上走来，看见皇上，跟皇上说了很久才离去。袁经略和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太监杨某假装睡在旁边窃听。第二天，后金兵又故意不慎让杨某逃跑了，杨某回到崇祯帝身边，便把这事告诉了崇祯，崇祯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太监杨某的报告，信以为真，十分震怒，马上命令袁崇焕进宫。袁崇焕到了宫里，崇祯帝立刻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了死囚大牢。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凌迟处死。据《明季北略》记载：袁崇焕受刑时，人们咬牙切齿，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下酒喝，喝一口，骂一声。这个记载，未必可靠，但说明当时北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看到当时的记载才真相大白。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皇太极用反间计使崇祯帝“自毁长城”，《明史·袁崇焕传》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皇太极心机之深，谋略之高，手段之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样一代英杰，本来应该能够创立更大的功业，但是，皇太极却在五十二岁的盛年（1643）突然辞世，他去世的当天，还在举行政务活动。也许天不假年，使他无缘坐在紫禁城的宝座上，实现其终生为之奋斗的定鼎燕京的梦想。【点评】爱新觉罗·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二十岁带兵打仗，三十五岁登基，在位十七年，五十二岁去世，是清朝继努尔哈赤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皇太极的死，标志着大清皇朝一个朝代的结束，也标志着大清皇朝奠基工程的完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整整六十年的奋争，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第三章清军入关统一中原清朝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六十年的努力奋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富强。而南面的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趋于没落。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的时机已经成熟。一、多尔衮铁踏山海关多尔衮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生于1612年。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才十五岁，皇太极即位后，封多尔衮为贝勒，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天聪二年（1628），多尔衮随同皇太极进军蒙古察哈尔部，因作战英勇，被皇太极封为墨尔根岱青，意为聪明王。天聪九年（1635）二月，皇太极封多尔衮为元帅，进攻察哈尔部林丹汗之子额哲。多尔衮不费一兵一卒，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向清朝的归服问题，再立奇功，在满洲贵族中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崇德元年（1636）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论功封兄弟子侄，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成为六大亲王之一，名列代善和济尔哈郎之后，其政治地位节节上升。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在沈阳暴逝，宗室中很多人倾向于支持多尔衮争夺皇位，多尔衮为了谋求清廷内部的统一顾全大局，采取折中方案，立皇太极的第三子、年仅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即位，年号顺治，意为“顺利治国，统一华夏”之意，自己和济尔哈郎共同摄政，负责实际政务。多尔衮在宣誓辅政之后，就一步一步地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首席摄政王”。而年幼的顺治帝根本不能主事，因此，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实际上是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完成的。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以及入关后的统一大业，是与范文程的襄助分不开的，范文程祖籍沈阳，其祖父官至明朝兵部尚书。崇德初年，皇太极任命范文程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职二等甲喇章京，参与机密。范文程虽系汉人，但头脑清醒，有大略，深得清朝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当多尔衮即将率师伐明之际，范文程向他提出了以下统一中原的方略：（1）明朝腹背受敌，进军关内的时机不能错过。（2）中原地区应一举平定。（3）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4）进攻内地时，应注意军纪。（5）据守关内据点，稳扎稳打。范文程的这些建议，对当时执政的多尔衮影响极大，事实上多尔衮入关后的行动，均依照范文程的奏书拟议，未作大的修改。一切准备妥当，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多尔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由沈阳出发了。二、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元1644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兵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胜利会师，驻守城外的三大明军精锐全部投降，北京城一举攻破，崇侦帝缢死煤山。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一面出榜安民，一面严惩明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他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的财物，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统统处以重刑。有个明朝的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带人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进行追赃。这时，有人告诉李自成，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可以解除大顺政权的一个极大威胁。李自成觉得有道理，于是叫吴襄给他儿子吴三桂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处在犹豫之中，向起义军投降吧，从心底是不愿意的；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对手。同时，北京城里还有他的家属和财产，也舍不得丢掉不管。由此，他决定带兵到北京看看情况再议。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很近了，碰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听说他父亲吴襄已经被起义军抓了起来，家产被抄，心里恨得咬牙切齿，后又听说他最宠爱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起义军首领刘宗敏所占，怒气冲天，立刻下令军队全部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要为君父报仇。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得什么民族气节了，连忙写了求援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真是正中下怀，立即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向山海关进发。清军来到山海关下，吴三桂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心中另有图谋，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附近。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阵势，一眼望不到边。多尔衮从山海关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齐整，料想不容易对付，于是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战斗开始了，李自成披挂整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左右两翼进行合围包抄，把吴三桂的部队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逃，总也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英勇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霎时间，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多尔衮看准这个时机，命令埋伏的几万清兵一齐出动，向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了这么多敌人，心里一慌，阵势也就乱了。一时间，万马奔腾，飞箭如雨，农民军战败溃逃，混乱中，马匹自相践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尸体遍地，血流成河。直到风定下来，李自成才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入关，想下令军队稳住阵势，指挥抵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乘势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和清军则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退回到北京，兵力已大大削弱，而实力强大的清兵，已成锐不可当之势。李自成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多尔衮于是带领清兵顺利地进了北京城，吴三桂因打击农民起义军有功，被封为平西王。1644年十月，多尔衮以皇太极遗言“若得北京，当即迁都，以图进取”和范文程稳扎稳打的战略，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了清朝的首都，从此开始在关内建立了它的统治。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抵挡不住，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时年三十九岁。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带领队伍继续抗清。到1647年，清军长驱直入，进入四川，张献忠在川北西充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身亡。就这样，明末两支主要的农民起义军都先后失败了。三、史可法血战扬州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到明朝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慌忙立了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南明，朱由崧称为弘光帝。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不思进取的昏庸皇帝。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无能，操纵了南明政权，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调集兵力抵抗清兵，只过着荒淫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但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主动要求到前方去抗击清兵。在史可法抗清时，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些骄横跋扈的人。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势力，放纵士兵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他到了扬州，那些将领不得不听他的指挥，他坐镇扬州指挥，做了督师。大家都称呼他史督师，史可法做了督师之后，以身作则，跟士兵同甘共苦，受到将士们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没多久，清军在豫亲王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史可法指挥将士顽强抵抗，打了一些胜仗。然而，此时南明政权内部起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起兵南京。马士英于是以弘光帝的名义要史可法带兵去南京保护他。史可法明知清军压境，不能离开，但为了平息内争，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刚过长江，传来左良玉已兵败的消息，史可法又急忙挥师江北，而这时清兵已逼近扬州。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率兵集中到扬州守卫。但过了几天，没有一个将领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现在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一到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向史可法劝降，他一连派了五个人，都被史可法严词拒绝，说：“城在人在，城亡人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了起来，扬州城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害怕了。第二天就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带着部分人马投降了清军。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就更弱了。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起来，勉励他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分派了守城的任务。他分析了一下形势，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于是亲自带兵防守西门。将士们见史可法坚定沉着，还亲自出战，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要和督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军没日没夜地轮番疯狂地攻城。扬州军民在史可法领导下奋勇作战，把清兵猛烈的进攻一次次打退，多铎见一时不能取胜，便命令军队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领炮手专向城墙的西北角轰击。呼啸的炮弹一颗颗在扬州城的西门口落下来，城墙渐渐塌陷，终于被轰开了一个大缺口。军民奋力堵缺口，大批清军蜂拥了进来。史可法见扬州大势已去，便拔出佩刀往脖子上抹。随从将领赶紧抱住史可法，又夺了他手里的刀，部将们连拉带劝地把史可法保护出来，准备从小东门逃走。这时来了一队清兵，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官服，就喝问道：“你是谁？”史可法怕连累伤害别人，就高声道：“我就是史督师，你们快杀我吧！”就这样，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捕遇害，年仅四十四岁。史可法遇害后，扬州人民继续坚持巷战，同清兵顽强拼杀，他们受史可法精神的鼓舞，无一人投降，给了清军以沉重打击。多铎因攻城的清军伤亡很大，心里十分恼恨，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兵士屠杀扬州百姓，连续杀了十天，几十万扬州百姓死于屠刀之下，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扬州十日”。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寻找史可法的遗体。最后只找到史可法穿过的袍子，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现在还保存完好的史可法“衣冠冢”。史可法是南明政府抗清的中心人物，史可法一死，南明弘光政权很快就灭亡了。四、民族英雄郑成功弘光政权被消灭后，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斗争还在继续。1645年6月，由明朝的遗臣黄道州、郑芝龙另立了朱聿键为皇帝，并在福州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隆武帝。黄道州虽然真心抗清，但无奈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只想保存实力，不肯真正出兵抗清。后来清军进攻福建时，郑芝龙受清朝高官厚禄的引诱就投降了。这样，隆武政权也就灭亡了。郑芝龙虽然没有气节，但他的儿子郑成功却和他相反，几次拒绝清军的引诱，决心抗清，并和他父亲断了交。郑芝龙降清时，郑成功才二十二岁，是个青年将领。郑成功苦苦劝阻他父亲降清无效，便气愤地单独跑到南澳岛，招募了几千人马，举起了抗清大旗。郑成功兵力逐渐发展强大起来，在厦门建立了一支水师。公元1647年，桂王永历政权建立，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被封为威远侯。从此，郑成功与西南的抗清将领李定固往来呼应，成为南方抗清斗争的两大支柱。郑成功在抗清斗争中十分注意根据地的建设，他改厦门（明代称为中左所）为思明州，设立六官分理庶政，并将全部军队分为七十一镇。在郑成功起兵抗清的十几年中，曾先后九次南征、三次北伐。其兵锋所指，清军闻风丧胆。1659年，为配合西南的抗清斗争，郑成功再次北战，他跟抗清将领张煌言联合起来，乘海船率领水军十七万人开进长江，分水、陆两路进攻南京，一直打到南京城下，但清军用假投降的手段欺骗了他。郑成功中了清军的计，最后打

正匍匐爬向她，好像要将她从耶稣身边拉走；然而这一幅的感觉没那么逼真，恶魔与她的距离也较远。我认为这是进步。今年圣诞节，卡伦送我一个镇纸。镇纸上刻了斯威夫特[4]的一句话：“洞察力是体察无形的艺术。”[1]地狱烈火（HellorBust）：美国一部电影名。——译者[2]CivilWar，此处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译者[3]霍尔顿的英文为“Holdon”，英文“holdon”有支持之意。——译者[4]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格列佛游记》的作者。——译者第三部人格融合第26章霍尔顿今天是1998年1月7日，寒冬再度笼罩这座城市。我可以听见风呼呼吹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暖气系统开到了最大，试图抵挡湖边冰冷已极的温度，一缕白烟从大楼屋顶袅袅升起。卡伦带来霍尔顿的四封信——她承认自己故意拖延，不想带来——日期从11月24日至12月4日。“昨晚我发现我真的很气这个人格，”她抱怨道，“或许是嫉妒吧，我不知道，只是自从詹森融入后，我以为他会多帮我一点；然而，当我发现他完全不帮忙，我气死了，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他头上。”她担心我和霍尔顿之间有某种特别秘而不宣的私人情谊，其程度远远超过她跟我的关系。虽然她承认她对霍尔顿所知有限，但她知道他是促使众人格团结一致的核心人物。信件内容主要着墨于融合之后的最新发展。霍尔顿表示，早期融合的人格已彼此混合，卡伦无法分辨某些记忆，感觉和想法原本属于哪个人格，现在它们全都是她的了。12月底，约有一半的人格已完全混合。霍尔顿告诉我，他认为人格融合将会是个冗长并持续进行的过程。在最后一封信中，霍尔顿以备忘录方式简要写下自传，准备自己的融合。1997年12月4日收信人：贝尔医生寄信人：霍尔顿回复：我的故事我，霍尔顿，于1961年2月8日诞生于卡伦这个漂亮娃娃体内；当时，卡伦刚满20个月。我、凯瑟琳与卡伦博一起加入并开启这个迫切需要的复杂生存系统。卡伦的父亲只要一靠近她，她立刻哇哇大哭，她亟需一个能保护她的父亲形象，因此，她在心中创造了我。我成为保护大家的人。尽管卡伦相信我会长大，年纪也与她相仿，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出生时已2岁，成长的速度也比她快。卡伦5岁时，我已20岁；卡伦12岁，我30；她开始找你治疗时年届29，但我却已34岁。从那时开始到现在，我只长了2岁——也就是现在的36岁。我的岁数依内在系统的需要、变化而时有增长，这个系统没有任何时间表规定我们必须如何变老，或是需不需要变老。我是卡伦生命中的男性部分。卡伦5岁以前，我们（我）已开始学习认字。我们不放过任何能读懂的文章、书籍；由于我们总是埋首书中，卡伦的父母经常因此咆哮，责骂我们。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看书的人是我，霍尔顿。随着年纪增长，我的学习速度益发迅速，但我无力改变加诸我们身上的难以忍受的虐待行为。我是她梦想中的父亲，但我只活在她心中。当她开始接受你的治疗，我才得以将注意力转而专注于她的内心世界。我要求自己必须确实了解每一个人格的细节琐事，好监控他们的行为；只可惜，我无法干预他们“在外”的行为。为此我开辟了一间会议室（内在系统聊天室），这也是我最骄傲的成就之一。这个聚会是唯一一个全员到齐的场合，也是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工作的时刻。会议都在晚上举行，凡有意愿参加者皆可自由参加。假如“大人”有要事讨论，我们会先请孩子们离开。会议期间，我会追踪、了解整体的工作状况，视情况做些必要的更改和调整。这份工作令我感到骄傲。我已尽一切所能，让大家平安活到现在，来到融合的这一刻。现在我只需要完成这最后一步，然后我们就能合而为一，展开新人生。我的工作已经完成。我准备好了。“以前都是等他们准备好才进行融合，”我对卡伦说，“但这一次，我们会等你准备好了再与霍尔顿融合。”卡伦微笑，耸了耸肩。“我越来越习惯没有援助的生活了，”她再度微笑，但笑中掺杂着嘲讽、认命与懊恼。“援助，这个词挺有意思，”我说，“他们确实是你的援助，他们帮助你生存。但是，你再也不需要他们的援助了。”“有一天，我不小心摔跤，伤了肩膀，但我无法像以前一样令疼痛消失；于是我大喊‘你可以出来一下吗？’但没人理我。”卡伦一直在变，一点一滴、慢慢改变。当她看着我，眼里再也看不到愧疚的歉意，骨子里也感受不到失败与挫折。她的声音有了更多情绪起伏，她也越来越注意自己的外表和装扮；她画了眼影，也添购了新衣服。她进步好快。她说，现在她做决定的速度也变快了。对于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她不再犹豫不决；她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决定。但她丈夫不喜欢她果决明快的新特质。“因为你开始维护自己，替自己辩护？”“我越来越固执了，”她说，“而且常常因此跟他吵架。我甚至还会故意说俏皮话。这些个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霍尔顿说的‘混合后的人格’吧，”我推测，“不过听起来像是迈尔斯会做的事。”“说不定哟。有一次我竟然叫我丈夫‘闭上你的大嘴巴！’”“最近你还想起了什么事？”卡伦转向窗外，下巴搁在手背上，眼神有些恍惚。“感觉就像看电影一样，”她说。看得出来，电影此刻正在她心中上演。“所有的记忆都好熟悉，但现在它们变得更栩栩如生，事无巨细——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场景……这些都是多年前发生的事，但记忆却如此鲜明。我想起高中时，我每天有7堂课，但是6点要去教代数。有一次，我的某个人格跑出来取代我，开溜去打保龄球；等我回过神来，我完全不记得我在教什么。又有一回，我参加速读测验，拿了全班最高分，但后来这个人格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后因为我完全跟不上，这门课只拿到D。在我的高中时代，这些事情可说是家常便饭，每个人格对不同课程的喜好决定谁该在哪一堂课出来。我想，老师们一定被我弄糊涂了。”“但你自己应该也被搞糊涂了吧？”我说。“你的社交生活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吗？”“嗯，到现在还是如此。我去某家商店，店里的人似乎全都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半个人。假装进入状况真的很难。我得附和他们，让他们说出足够的信息，直到我能凑出原貌为止。等我获得全部的记忆之后，希望我再也不会碰上这种状况了。但无论如何，我越来越有进步了。我弟弟总说他为我做了好多事，并坚持我一定不记得了；但我真的记得，而且我还能清楚地说出来——他是在骗我，逼我接受他的观点。”卡伦稍事休息，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最近，我想起你以前频繁地跟其他人格说话。我慢慢想起每一次治疗的细节，但我不会老想着他们，结果他们也不再突然出现在我心上了。”“我跟每个人格都有点交情，”我说，“我引导他们每一个人度过融合程序。”“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们的一两件琐事，比方说克莱尔喜欢帮我女儿梳头发……但孩子们确实有点困惑，因为这些人格不再出现了。孩子们也抱怨我好久没有认真做一顿饭给他们吃——这是凯瑟琳的工作，或者也没带他们去好玩的地方——这是卡伦2负责的。至少我不需要重看十次自己的人生电影才能想起全部细节！”卡伦和我同时笑了出来，但我俩也同时沉浸在复杂的思绪中——哀悼她失去的人格，以及那曾经混乱的生活。“我不想忘记想起来的每一件事，”她继续说道，“我好想写下来，但我办不到，因为记忆不断涌现，好像关不起来的水龙头。”但卡伦确实记录了一部分。她把写好的几页回忆录交给我，而且还用家庭生活照做了两本小册子；其中一本是她的婚礼记录，另一本则描述她童年住过的房间——许多虐待事件都是在这些房间里发生的。她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写下关于卧室的回忆。她说，她并不想花力气应付这些记忆造成的冲击，但记忆自有主张，持续不断地冲进她的脑海。每一间卧室都承载了一辈子的伤痛。※※※※“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霍尔顿。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很紧张。万一最后这个人格融合得不顺利，我怕整套程序必须从头再来一遍。“我快好了，”霍尔顿说，“融合之前，你还有任何问题想问我吗？我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真的？那我得试着想出一两个问题来。”老天，这可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还有些空隙没补上……“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是谁？”我问。“桑迪是第一个来见你的人。这是凯瑟琳的主意。桑迪是最佳代表。她深受剖腹产的疼痛所苦，但后来却渐渐开始失约，不来就诊。凯瑟琳开车载她赴约，她却不肯出来。后来代替她出来的人也不肯说话。你跟其中之一说话，却把另一个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们生你的气。当时迈尔斯曾经从护士台打电话给你，然后医生就来了。住院期间，大多是安和朱莉安负责社交场合，凯瑟琳整理病房；没有一个护士发现。”我想，我应该可以请他解释过去十年的操作方式，但这只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好奇心，对治疗卡伦毫无帮助；因此我决定不要增加霍尔顿的负担。不过倒是有几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他的答案。“为什么是房子？”我问。霍尔顿微微扬起头，看着我。“你们为什么把内在世界放进一栋房子里？”“噢！”我的问题似乎平凡得令他惊讶。“每个人格都需要自己的空间，而每个空间必须以墙壁隔开，他们才能保有个人隐私。我们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屋里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都与会议室相连。当你开始找我们说话，屋子的架构也越来越精细、越来越进化；我们甚至为你盖了一间房——卡伦的安全小窝，好让我们无须离开屋子就能跟你说话。安全小窝有6道锁，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干扰，安心与你交谈。”“了解了。但为何是6道锁？”我问。“迈尔斯和西德尼坚持要双重、3重或4重锁，克莱尔想要自己的锁，所以最后决定用6道。”“聚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在卡伦20岁，即将结婚前开始的。当时她的生活作息完全失去正常，我们只好趁她入睡，失去意识之际，设法调整步伐；待隔日醒来，她会知道自己前一天去过哪里，做了哪些事。这个模式操作得很顺利，直到莎拉诞生才变了样。”“发生什么事了？”“内在系统开始瓦解。原本应该是卡伦2负责分娩；然而，当她被绑住，感觉到剖腹的疼痛时，她慌了，独自跑进内心躲起来。我们的系统就是在这时候出问题的。每个人格对止痛剂的反应都不一样，忧郁、沮丧来得很快，然后逐渐蔓延，变得越来越严重。”“你就是在这时候来找我的。”“对，之前还经历一连串迂回繁复的转换过程。”“我想我可以坐在这儿，一个问题接着一个继续问下去，”我说，“不过，再让我满足一个问题就好：新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嗯，这问题不太好解释，我得想一想该怎么说。”霍尔顿倒向椅背，想了一会儿。“当卡伦遭遇一个全新的状况，但所有现存人格皆无力应付的时候，新人格就诞生了。每个人格都有自己的角色和目的。”“但他们是‘怎么’出来的？”我问得更深入、更具体一点。我希望我能想象这个过程。“嗯，诞生的过程是……”霍尔顿谨慎斟酌字句，“卡伦这种迫切的需要会促使我们聚合诞生，需要逐渐增强为渴望，渴望再转而形成新人格。卡伦渴望父亲，于是我诞生了；卡伦想成为纯真、人见人爱的完美小女孩儿，因此克莱尔转化成型；她父亲说，领受圣餐那天，神将卡伦交给他以执行‘神的旨意’——这是他的说法，事实上就是虐待。西德尼之所以诞生，是因为卡伦想成为父亲想要的小男孩——毫不愧疚地帮他偷东西；但卡伦办不到，于是有了西德尼。”“每个人都是因为希望、渴望而存在。”我试着去了解、想象这段过程。“是为了‘需要’，”霍尔顿强调。“以前卡伦一沮丧就开始制造新人格，但是被我和凯瑟琳制止了。后来卡伦逐渐了解，并非每个人都会转换或听见脑子里的声音。她不敢告诉别人，她怕别人以为她有精神分裂症，把她关起来。”“我懂了。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可惜今天时间到了。”“卡伦似乎再过不久就准备融合了。既然如此，我会弄个录音带给你，再多告诉你一些。等你拿到录音带就表示我也准备好了。”※※※※2月底，卡伦泪汪汪地走进来，满脸倦容。她抱怨每天都过得好辛苦，一天之中根本没时间“放假”。她一直都在这里。必须亲自完成每一件事的压力好大，以前她只要一走了之就好。她希望她能用6个月前的那种方式过日子。“但那时你根本没办法睡，”我提醒她。“对……”她疲倦地望着我。她说，现在她颇有意愿与霍尔顿融合，她需要他的能力……“我会把录音带放在信箱里。”卡伦进入催眠状态后，霍尔顿交代。“卡伦很好奇，她偷听了一些。她不喜欢我的声音。我的声音当然是男性的声音；卡伦也认为应该是这样没错，但那却是如假包换——她自己的声音，只是比较低沉。我想她大概很失望吧。她期望太高了。”我试着回想这些人格的声音，每个人确实都不一样；既然他们都是卡伦的一部分，声音应该也只是卡伦的变声版。“有任何新状况吗？”我问。“卡尔已经混合得差不多，所以她现在比较能忍受疼痛了。她也获得卡尔应付困境的部分能力。”“我期待你的录音带，”我说。※※※※卡伦继续与已融合的人格混合交融。对于自己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她并非每次都能马上决定，偶尔还是会乱成一团。她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般漫长，脑中持续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她也很少再遗失时间了。尽管偶尔发生，但她一定会注意到。她常看时钟，尝试追踪自己遗失了多少时间。现在霍尔顿只会短暂出来一下子，处理几件事。他已关闭卡伦的心灵之屋，包括那间安全小窝；他在前院那株中空的大树里另外帮她准备了落脚处。遗失时间时，她就待在这里。霍尔顿说，那个地方非常干净又舒适。※※※※卡伦已连着3次忘记把霍尔顿留给我的录音带带来了。时间是1998年3月底，我觉得她在抗拒让自己接近完全融合的最后一步。她说她在家的时候都记得要带来，但一出门就忘记了。事出必有因，我想。这是无意识的忘性，起因是她害怕放掉自己的最后一个分身。她承认自己担心霍尔顿会在录音带里毁谤她，说她坏话，然后她突然转移话题，告诉我她丈夫一直在贬低她、奚落她。她说他威胁她，表示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有多差劲之类的，还有治疗她根本就是浪费我的时间。“我在想，我好像把我丈夫说得太差劲……有点过头了，”她说。“你这话的意思是？”我大吃一惊。难道她夸大丈夫的虐待行为吗？“就是——”卡伦似乎很难过，“他忍受我好多年了。我会突然跑出去几个小时，但他根本不知道我去哪里；等我回到家，我又没办法实话实说。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情况逼疯吧。我跑出来，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我正在赴某人的约会；然后我得赶快装病好溜回家。我丈夫从没搞清楚过。他不会调查我的行踪，不会偷看我的信，也不曾翻过我的皮包。其实我的包里什么都有——每个分身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他只是忍受我的怪异，然后对我生气。”“你们不曾好好谈过吗？”“我们……我不曾跟他谈过。我没办法。不管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用我的话来反击我、羞辱我。谁能想象已经拥有丈夫和孩子的人却必须假装知道自己的夫妻生活？我确实已想起我们的性生活，但我仍然不记得当时的感觉，我还没得到那部分的记忆。谁能怪他呢？”“他的困惑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我说，想起她曾给我看她的伤痕。“但处理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打你绝不是他应该做的选择。”我想，卡伦对自

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

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若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若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西边是生，也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浮尸。红军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只剩下约三万人。毛泽东伫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颂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从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林彪，在撤出阵地时亦泪流满面。一般的部队减员三分之一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百分之六十，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十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和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多言了。过草地之后的红军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七千余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和林彪是黄埔四期同学，徐海东则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便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浓厚。有这些好条件，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约七千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此结束。引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首诗作为本章结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杀出个黎明第一章张学良雪中送炭

经营大西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若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把戏：一箭双雕，借刀杀人。即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行文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没有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得风生水起，可惜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好在军队实力仍在。张国焘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八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办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有大巴山，东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经济环境不错，自古就有“天府”之称，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同，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四川不同于云贵，其局势要复杂得多，本地的“山大王”们实力也强悍得多。四川一省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李家钰等近十路数得上号的军阀，人马近五十万，实力不容小视。本节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陌生的军阀名字，大家也不用觉得头晕。大家只需知道，民国时期稍微有些名气的军阀，大都出自两个套路：新军和战争——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四川的这几位军阀老兄，大都是有文化内涵的科班人士——多数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和保定军校，可他们真正信奉的只有丛林法则，理想、道德、感情都必须让位于养军搞割据。为了养军，他们疯狂地透支民力，有些人加在老百姓头上的税都预收到了一百年以后。这几个将四川视为私有地盘的军阀，这几位嘴上经常挂着“川人治川”的老兄，之所以对自己的家乡人如此残忍，无非是因为想在四川称王称霸。既然如此，他们岂能任由蒋介石出兵入川成为自己的“太上皇”？想当初，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胡宗南尾随其后，一路穷追至陕南。之后，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胡宗南本想跟着进去，没想到四川的军阀老兄们放进了红军，就是不放中央军，即便后来这几位老兄被徐向前等人揍得死去活来，却也忍痛不松口。胡宗南就此被堵在陕南，两眼盯着红军发光，就是进不去，徒唤奈何。胡宗南这一待就是近三年，直到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奉命进攻经历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为止。从此，浙江人胡宗南便几乎一直盘踞在西北，从一个外来户一步一步地成为所谓的“西北王”。现在，面对蒋介石派兵入川的要求，刘湘等人做出了与当年类似的选择：不用中央军帮忙，四川的红军我们自己“剿”，云南贵州的红军我们出兵帮忙“剿”。说起来好笑，刘湘的兵力用来对付红四方面军都捉襟见肘，更何况还要对付险中求生的红一方面军，以及时常到四川“串门”（以湘鄂川黔为革命根据地）的贺龙和其创立的红二方面军，以一己之力对付红军的全部主力部队（即红一、二、四三大方面军），刘湘和他的小弟们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在和红军的交战中，刘湘败多胜少，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亲自跑到南京找蒋介石和汪精卫要钱要军火，就是不要中央军。面对油盐不进的刘湘，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的办法是先礼后兵，待占尽大义名分后，有机会就动手。所以刘湘要钱蒋介石给钱，要枪蒋介石给枪，要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位子蒋介石给位子，表现得很够意思。蒋介石干了这么多，只提了一个条件：派遣一个非军事团队“参谋团”——由其头号谋士杨永泰、高级参谋贺国光、蓝衣社的“别动队”头头康泽等人组成，进驻重庆，指导川军抵抗红军。“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再说也不是派兵入川，刘湘哪有理由拒绝？参谋团抵达重庆后，主要是帮刘湘重构四川省政府和开办各种花样的训练班以“指导川军抵抗红军”，顺带搞些小动作。总体来说，双方相安无事。1935年1月底，一部分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南部，蒋介石苦等的那个抄家伙动手的时机到了。3月，蒋介石亲至重庆，表面理由是入川“剿匪”，对付正从贵州、云南向四川涌入的红军，实际上是入主四川和“剿匪”并举。从此，蒋介石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中央势力就此强势渗入四川。以刘湘为首的这帮四川军阀，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但他们也没办法，毕竟拳头大就是硬道理——跟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奔赴四川的中央军，可不是来四川阿坝州的九寨沟风景区观光旅游的！红军在前，中央军压境，这帮人只得把不满放到心底，留着精力和资源慢慢来搞破坏。在领导的眼皮底下，大家都全身心地发扬细致认真、吃苦耐劳的精神，积极干事业。尤其是杨永泰、贺国光和康泽，兢兢业业地干起了削藩和经营抗战西南后方的大业。杨永泰忙着建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忙着鉴别并指派亲国民政府的督察专员，顺道以权谋私，把自己人——政学系的人马塞进公署。贺国光利用自己和刘湘、杨森等人的同学关系，尽心尽力地搞人际关系，解决冲突，应酬，耐心地观察众军阀的心理活动，分析寻找对方的破绽，逮住机会就挖墙脚。康泽忙着四处搞政治工作，用蓝衣社的思想给人洗脑。军队政府，无所不至。尤其是在蒋介石开办的“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中大显身手，抓住机会对前来参加轮训，学习如何抵抗红军的川军军官进行分化、软化、拉拢。这三位老兄干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应钦也过来凑热闹了。何应钦到重庆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迫使川军缩减地盘，裁撤兵员，实现川军国家化。不到一年，蒋介石便将四川纳入了掌控之中。由此，以“僻处西陲”的重庆为核心的大西南，一跃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杨永泰等人发力渗透四川的同时，中央军的薛岳也不甘落后，在刘湘等军阀的配合下，对红军展开了“围剿”。薛岳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薛岳凭借战功，在北伐末期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之后，本可以继续上升的他，却在“四·一二”清党中站“错”了队。他违背蒋介石不得进入租界得罪帝国主义的命令，率军进入上海法租界宣示主权不说，还同当地的工人群众搞联欢晚会共庆胜利，和上海的共产党武装建立了和谐的关系。蒋介石岂能容忍薛岳的亲共行为，一怒之下，炒了薛岳的鱿鱼，提拔军事才能差薛岳一截的胡宗南掌管了第一师。此后，薛岳跟随好哥们儿张发奎联共反共，投汪反蒋，把自己折腾成了光杆司令，直到第五次“围剿”，才被爱才的蒋介石起用。重新出发的薛岳，表现得十分生猛。就是这位仁兄打进瑞金，逼得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败走湘江，艰难地转战了二万五千里。话说回来，薛岳走的路也不比红军少太多。他率部跟在中央红军的屁股后面，从江西一路追至大西南，转战数省，行程高达两万余里。红一方面军进入四川后，薛岳也跟到了四川，一路穷追猛打，要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还真是很难甩脱这个跟屁虫。所以毛泽东在好不容易甩掉这个尾巴之后，曾得意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红一方面军离开了四川，红四方面军却没一起离去。其实，在飞夺泸定桥前后，红四、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阿坝州一带会师了。只是当时的中央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左右。表面上看起来，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的实力差距很大，所以对于中共中央给出的职务——红军总政委，本就不喜居于人下的张国焘自然不可能满意。于是，张国焘拒绝北上，在四川立了一个“中央”，另起炉灶。蒋介石拿已经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没办法，但对付张国焘还是可以的。1935年11月底，百丈镇。薛岳麾下的中央军与刘湘领头的川军紧密合作，经过十八昼夜的苦战，将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击败。接下来，薛岳率领大军向被逼退于大山深处、缺吃少穿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持续性的猛攻，将对方逼入了绝境。红四方面军大幅减员，短短三个月内，就从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接连的失败让张国焘的威信大大下降。此后，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林彪堂兄）以及徐向前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大概此时同时，早与中央断了联系的贺龙得到了大部队已到陕北的消息，于是率红二方面军来投。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在会宁会师，大家相见甚欢。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张学良雪中送炭

就在红二、四方面军转战千里的时候，不再有敌人进攻的陕北红军过得也不好。因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饥寒交迫。一切都是因为陕北根据地太穷困，比红军预想的还要穷困，面积小、人口少不说，土地贫瘠且无工业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吃大户”那一套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都无能为力。本来徐海东、刘志丹带少量红军在此出没，生活都异常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来了，补给压力陡增。冬天到了，不光没的吃，还没的穿，连取暖用的柴火都没有。日子很难过，从1935年12月底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可以看出来，至少中央认为留在陕北是找不出办法的，必须行动，出去找点补给，解决生存问题。当时有三种方案：一是向东，过黄河去山西；一是向西北，去宁夏、甘肃；还有一种是去陕南。林彪就倾向于去陕南，而毛泽东坚持向东去山西。毛泽东的理由很充分：一来山西省相对富裕，又多山，适合中央和红军生存；二来晋绥军作战能力弱；三来阎锡山与蒋介石有矛盾，山西省属于自治区，没有国军驻防。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山西打土豪、分田地，找点补给吧。于是红军在去了山西一趟之后，终于解了燃眉之急。后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粮饷又成了问题，吃饭问题更加严峻，这该如何是好？去山西肯定不行了，这次阎锡山已经亡羊补牢，加强了戒备。最后众人商量出来的办法是：打通一条苏联与根据地之间的通道，争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于是，中共中央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各抽一部分人，组成了两万多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渡黄河，目的地正是宁夏、甘肃，直奔边境。这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奋战了五个月，由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最后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地回到了河东。至于留在陕北的红军，只有彭德怀比较忙碌，在陕西甘肃一带与存心和红军过不去的胡宗南打得不可开交，而徐海东、刘志丹和林彪等人则相对比较“闲”，因为他们的对手——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并没有在红军生存十分艰难的时刻落井下石，只是围而不攻，让陕北红军过了一段没有硝烟的太平日子。奇怪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何要这么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1935年10月，张学良赴西北上班，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他遭遇了三次惨败，失去了两个师外加一个团。两个师的师长战死，但那个团的团长高福源却选择了投降，随即加入共产党。正是这个高福源，日后成为张学良“联共”的桥梁。东北军打了败仗不说，内部也不稳，正在闹情绪。失去东北的东北军，属于无后方作战，军人的家眷大都跟随东北军流动。因此，几乎每死一个军人，就会有一个家庭失却凭依，流离失所。要知道，东北军的老底子可是军阀部队，之所以能把大家拢在一块，靠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老一辈小一辈的交情，也就是传说中“父老兄弟”。而张学良为了“剿共”，连年损兵折将，其面临的内部压力之大、其心情之糟糕可想而知。更让东北军不能接受的是，跟红军拼完命还没有工资和补助可拿。这跟当时的政策很有关系——死伤士兵的抚恤金由原籍地发放，也就是说，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造成的伤亡得回东北找日本人发放抚恤金，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更凄凉的是，张学良请求蒋介

队人马赶回时明军才扭转被动局面，击退清军，明军也损失惨重。明军本打算奇袭清军军营，为什么自己的老窝却险些被人端了呢？原来皇太极见洪承畴还没打就退兵十里，料定其中有诈，于是就做了布置，发生了前文的一幕。皇太极估计明军遭此惨败，势必撤退，于是派兵在杏山、塔山埋伏，自己亲率大军严阵以待。天一黑，探马来报，明军撤退，皇太极当即率军进攻撤退的明军，洪承畴、邱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率军迎战。那王朴、唐通、白广恩、马科、杨国柱、吴三桂哪去了呢？原来他们因粮绝，奉命退回宁远，他们在途中来到杏山，与清军遭遇。明军因刚吃了败仗，心里有阴影，都吓得腿打哆嗦，勉强与清军交战，王朴在激战中率军翻过山头逃入杏山城。剩下士兵见清军刀削剑剁，凶悍异常，不由得心惊胆战，争先逃走，当即旗子也倒了，队伍也乱了，不复成列。此时忽听山腰里鼓声如雷，杀出一支人马，打着明军大旗，将领们还以为是宁远救兵，谁知到了面前，这支人马不杀清军，只杀明军，弄得明军脑子更乱了，霎时间七零八落，大部被歼，残部逃入杏山城。清军也不追赶，随即退走。八月二十四日，逃入杏山的吴三桂、王朴率残部向宁远进发，遭到清军伏击，败退至高桥，皇太极早已设伏于高桥，吴三桂、王朴所部一到，多铎就率军杀出，吴三桂英勇血战，方和王朴一起杀出重围，两人仅以身免，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事后，吴三桂因英勇而没被追究责任，王朴则因为之前的畏葸不前而被崇祯斩杀。在洪承畴各部被击溃的同时，逃到塔山附近的明军，前有大海，后有追兵，他们视死如归，张开臂膀，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密如飞蝗的清军箭矢，只要还没倒下，就这样凛然矗立，仿佛一组铁铸浸血的雕像，最终全军覆没……（“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如乘潮雁鹜，与波上下”。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卷上）明军损失惨重，仅松山激战就战死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损失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此时洪承畴的局面也更加不妙，他与清军混战许久，清军越聚越多，他于是率军向西退走，但西面清军甚多，无法杀出，于是他退入松山城，清军随即包围松山城。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二十九日起，洪承畴开始困守松山，松山地形中凹，恰如盆地，松山城就在盆底，此时的洪承畴在皇太极眼里也正如这地形一样，已成瓮中之鳖。一天后，从塔山回来的清军报捷，说明军全被赶进海里淹死，皇太极大喜，说：“洪承畴插翅难逃，现在咱们劝降吧。”范文程说：“招降洪承畴还没那么容易，咱们应先给他的部下写劝降书，射入城内，扰乱他的军心。”皇太极按他的计策行事，因射入的信被洪承畴的亲信看见，因此无人敢降。此后洪承畴仍然苦苦支撑，九月洪承畴、曹变蛟率军突围，但突围失败。十二月，洪承畴亲率六千军队于夜晚冲击清军大营，被皇太极斩杀四百人，突围又失败。再往后洪承畴“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又未敢成队而出”（《东华录》卷三），最终城内粮尽，杀马为食，马吃光了，城内的骑兵都成了步兵，人相食。直到1642年二月的一天，皇太极觉得时候差不多了，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李永芳说：“城内副将夏承德是我的老朋友，我给他写封信，射入城中，劝他投降，但此事需秘密进行。”皇太极说：“这可怎么办呢？”范文程说：“臣料松山已粮尽，想突围，现在咱们放开包围圈一面，他必然突围，我派伏兵堵截，他定然回城，趁此机会，派我军间谍混入城内，便可把信交给夏承德，秘密行事。”被皇太极采纳。当夜松山西面的清军撤去，果然曹变蛟开城突围，被清军打回，清军间谍趁机混入城，见到了夏承德，他同意做内应。第二天黄昏，夏承德与清军里应外合，清军攻城，王廷臣、曹变蛟战死，邱民仰自刎而死。洪承畴也拔剑要自刎，突然又想我还是留全尸，上吊吧，刚要上吊，就被人抱住，捆起来，抱住他的人是夏承德，捆他的人是李永芳。这一天是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清军破城后将近两万明军士卒全部被杀死，但城内小男孩和所有女人共三千一百一十三人免死，清军缴获甲胄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件，各种火器三千二百七十三件。松山沦陷后，皇太极将松山城夷为平地，以防止明军再收复后拒城坚守，而后集中力量打锦州城，锦州城已经被围两年，城内人相食，且祖大寿得知援军已经全军覆没，困守无益，最终于崇祯十五年三月八日投降，皇太极接纳了祖大寿的投降，而后把锦州城男女老少杀得一个不留。祖大寿投降后，他麾下的汉族士兵都投降了，只有几千蒙古族士兵誓死不投降，清军于是设宴招待这些人，并让他们在进入宴会前把弓箭和刀剑放在外面。蒙古人实在，不知有诈，就进去了，进去后被“驱出平野，以铁骑蹂之”，蒙古人骁勇善战，赤手空拳跟满清八旗兵对打，还从八旗兵手中夺取刀剑来反击，虽然全军覆没，但是也给满人带来很大杀伤，“如此忠勇，华人所罕。”“老祖（祖大寿）之受困锦州也，虽未歼贼，足可以溃围一战，安坐观望，任其事去？顾以四世元戎，忝厥祖，负皇恩，甘心降虏，终至隳节，纵归黄泉，其不愧于蒙兵乎？”（朝鲜李渲《松溪集》卷六《燕途纪行》）得知祖大寿投降的消息后，皇太极命人立刻将祖大寿送到盛京。当祖大寿跪倒在崇政殿时，皇太极亲自将他扶起，“你上次背叛朕是为了你的主子，为了你的妻子儿女和宗族。朕曾经对大臣们说过，祖大寿一定不能死，如果以后再次投降，朕也决不会杀他。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只要以后能够尽心尽力地辅佐朕就可以了。”祖大寿被授予汉军正黄旗总兵的职位，1665年祖大寿病死。朝鲜人对祖大寿的评价可谓最为精当：（祖大寿）以孤军抗大敌，累次大捷。清兵每出，万不千还。其战壮矣。内官用事，天子不知士马饥困，仍遂被围。今观外围之形势，坑堑三重，周回百里，飞鸟也难越，然犹数年支撑，粮尽遂屈。其守亦坚矣。既能战又能守，而何独不能死耶？尔非明朝老将乎？（《燕行录全集》卷十八）皇太极攻陷锦州后，派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对塔山发起进攻，朝鲜谢恩行副使、右参赞申濡的《燕行录》中《塔山堡歌》的序言记载了大明塔山保卫战，连日苦战，七千塔山守军被打得还剩一千多人，守将佟汉邦召集城内军民说：“我军士卒死伤殆尽，粮食匮乏，大家都知道我们撑不了一两天了，我必须自刎方才能尽忠，你们可以拿我的首级来投降，我不忍心看你们这一千多人像鱼肉一样城破后被清军宰割。”大明塔山最后的忠勇将士听闻此言，一起放声大哭，没有一个愿意投降的。最后大家商议使诈术来坑清军，跟清军鱼死网破。塔山守军与清军约定，清军入城受降，而城内则到处埋好地雷。第二天开城门，清军进入，“人马阗入盈城，而炮火迅发，呼吸之顷，焱举烬灭，一城荡然，蔑遗纤芥云”。清军入城受降的所有人都被炸死了，守军最终与清军同归于尽。顺治八年，朝鲜麟坪大君李渲出使北京，途经塔山时面对战后废墟赋诗《塔山所怀古》：“万古惊心此地事，满城屠戮一无余。男儿一死何须恨，凛凛英名竹帛书。”七千英烈殉国的塔山保卫战就说到这，塔山沦陷后，辽西走廊宁远以北仅剩杏山还在明军手中，皇太极对杏山发起进攻，四月二十一日，杏山明军投降，至此，历时将近两年的松锦大战结束。松锦大战，可谓继萨尔浒之战后又一个明亡清兴转折点，谈迁《国榷》说：“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乾隆说：“我太宗大破明师十三万，擒洪承畴，式廓皇图，永定帝业。”嘉庆皇帝《望松杏即事》：“兵集十三万，亲征统八旗。粮空营谩守，胆怯力难支。退遁奔无暇，追到扫克期。书勋阐谟烈，嗣服仰丰碑。”“忆昔王师压锦城，十三万众集明兵。文皇二白风云疾，胜国千年草木惊。承德承畴皆背主，山松山杏尽连营。追惟创业诚非易，仰见神谟速且精。”松锦大战就说到这，咱们说说洪承畴。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俘，随后押上囚车被送往沈阳，在囚车上他赋诗道：“万里愁云压槛车，封疆处处付长嘘。王师已丧孤臣在，国土难全血泪余。浊雾苍茫就死地，慈颜凄惨倚村闾。千年若化辽东鹤，飞越燕山恋帝居。”可见此时洪承畴是决心殉国的，并无投降之意。四天后他被押到沈阳，开始软禁，他于是绝食。《蕉窗雨话》（清佚名著）绘声绘色地写了洪承畴投降的一幕。绝食三天后，皇太极得知洪承畴好色，每日派十多个美女陪伴，也没效果。当夜，皇太极的庄妃（未来的孝庄）得知洪承畴好色后，对皇太极说：“臣妾愿以身去招降洪承畴。”皇太极：“朕贵为国君，怎能戴绿帽子？”庄妃：“主上息怒，臣妾全是为了国家。”皇太极：“好吧，你好自为之，别让后人耻笑。”庄妃来到洪承畴被囚之地，问：“这是洪经略吗？”她的声音清脆，好似九转黄莺，呼出的空气如兰花般清香，洪承畴不觉睁开了眼睛。庄妃问：“先生要殉节吗？”洪承畴很惊诧，“你是何人？怎么知道我？有何事？”庄妃：“我不是吃人的，别害怕，先生矢志殉国，最可怕的不过一死，害怕什么？”说罢她嫣然一笑，媚态撩人。洪承畴：“我不怕死，你能陪我待会吗？”（上钩了）庄妃：“妾是带着菩萨心肠来拯救先生脱离苦海的。”洪承畴：“你要劝降吗？我心如磐石，不可逆转，请不必多言。”庄妃：“先生别轻视我，我虽是女子，但颇知大义，先生如果殉国，则忠贯日月，义薄云天，凡血性之人无不敬爱先生，我岂忍夺先生之志？”洪承畴：“即使这样，你来也一定是要干些什么。”庄妃：“先生绝食不是决意求死吗？然而绝食没有七八天死不了，在将死未死之时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晕目眩，其痛苦百倍于死。妾心慈善，怎能忍心看先生受这种苦？所以妾煎了一壶毒药汤给先生，先生所求是死，绝食而死与服毒而死一样。先生如果怕死就算了，如果不怕死，请喝完这壶毒药。”洪承畴拿来壶喝了几口，庄妃说：“先生就是这样也死不了，先生的禄寿未尽。”洪承畴急忙问：“你说什么？我意已决，不死不休！”随后将壶中毒药一饮而尽。庄妃笑着说：“壮哉先生，竟能视死如归，我不胜钦佩。然而妾还有一言，离家万里，身丧异国，逝者已矣。您此时与深闺少妇在一起，秋月春风，此情此景，情何以堪？如先生这般多情的人难道不能做点什么吗？”洪承畴泪如泉涌，说：“事到临头，怎能重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殉国在先生自己看来是忠贞不贰，无愧臣节，由我观之，都不值识者一笑。”洪承畴：“你的话什么意思？难道降将反而被称为识时务的俊杰吗？”庄妃：“先生是明朝柱石，国家栋梁，栋梁都断了，国家托付给谁？为先生打算，应该忍辱一时，逐渐图谋恢复，才不辜负明朝重托。不这样做，白白学匹夫匹妇那样在河边上吊，对国家有何益？尽管道理如此，但人各有志，先生既已服毒，还是少安毋躁吧。”随后庄妃又说：“先生对家人有遗言吗？你我二人既然相遇，青鸟之职是后死者的责任，有什么对家人说的话就告诉我吧。”洪承畴哭得更伤心了，庄妃用手帕给洪承畴擦眼泪，还说：“先生别悲伤。”庄妃身上的脂粉香气袭人，洪承畴心动了，他摸着庄妃的胳膊，觉得皮肤滑如凝脂，柔若无骨，此时洪承畴几乎忘了自己是阶下囚。到第二天早晨洪承畴也没死，因为其实毒药是人参汤，第二天，洪承畴和庄妃一起去见皇太极，洪承畴投降了。这就是民间所说孝庄劝降洪承畴的故事，但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一看就是小说家之言，且孝庄是蒙古人，会蒙古语，也会满语，但根本不懂汉语，无法与洪承畴交谈，难道他们二人见面还要带翻译不成？再者，皇太极之阴狠，绝不会牺牲自己的女人来招降一个汉官，因此，此说纯属虚构。那么洪承畴究竟是如何降清的呢？《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皇太极命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范文程至，洪承畴大骂他，范文程强压怒火，不提招降之事，与他谈古论今，同时悄悄地察言观色。谈话之间，梁上落下来尘土，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把灰尘擦掉了。范文程不动声色，告辞出来，回奏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洪承畴对自己的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他的生命呢？”皇太极接受了范文程的意见，对洪承畴倍加关照，恩遇礼厚。这天皇太极亲自来见洪承畴，皇太极问寒问暖，见洪承畴衣服单薄，当即脱下自己身上貂裘，披在洪承畴的身上，问：“先生冷吗？”洪承畴看了看皇太极，说：“真是命世之主呀！”当即叩头请降，随即剃发易服，归顺清国。皇太极大喜，对洪承畴厚加赏赐，众将不悦，纷纷说：“陛下为何对洪承畴这么好？”皇太极：“我们栉风沐雨几十年，最后为的是什么？”众将异口同声：“进取中原！”皇太极笑着说：“我们这些人入中原就像瞎子走路一样，我今获一向导，安得不乐！”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二。《啸亭杂录》的记载与此相同。《甲申朝事小纪》记载，洪承畴不愿投降，皇太极为显示大度，将洪承畴释放，洪承畴在马上要进入山海关的时候，遇到了自己家仆，看见家仆白衣素服，于是忙问谁死了，他的家仆看见洪承畴，便以为自己是活见鬼了。于是两人一聊才知道，在北京的崇祯以为洪承畴战死了，在京城祭奠洪承畴，派洪承畴的家仆出来寻觅洪承畴的遗骸。家仆说：“现在如果您回去的话，您统率的军队全军覆没，镇守的城池也都沦陷，纵然是君恩宽大，满朝文武，岂能容纳您？只要回去就有不测之祸！”洪承畴于是调转马头，彻底投降了清朝。这是洪承畴降清的说法之三。《甲申朝事小纪》的记载显然不对，历史真相是：崇祯得到的消息是洪承畴已经殉国，于是便为他写了祭文，亲自为他举行葬礼。“在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贼寇肆虐的时候，是洪爱卿扫荡秦蜀，万里驱驰，天下皆知洪上将军之辛劳，三载奋力剿贼，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三秦大地重见尧天舜日之时。北面虏骑入犯，烽火遍燃于幽燕。畿辅重地被胡虏铁蹄践踏，京师戒严。朕不得已诏卿勤王，爱卿星夜兼程北来。平台召见，咨以方略。任命爱卿为蓟辽督师，倚为干城。海内板荡，君臣共休戚之感；关外糜烂，朝野乏战守之策。卿受命援锦，亲临战阵，未能告捷，壮烈殉国，遂成国殇。呜呼痛哉！”“自卿在松山被围，半年以来，孤城远悬，忠眸难望一兵之援；空腹坚守，赤心惟争千秋之节。慷慨誓师，将士闻之而气壮；擂鼓督战，夷狄对之而胆寒。大臣如此勇决，自古罕有。爱卿可以与唐朝安史之乱时守睢阳的张巡相比肩。无奈城内弹尽粮绝，士兵只得掘地三尺挖出老鼠来充饥，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最终叛将献城，终至一朝瓦解。然爱卿犹督兵巷战，狂呼杀敌，身骑弱马中箭后，步战杀敌；手刃数虏，血满袍袖；两度负伤，仆而再起；正欲自刎，群虏涌至，遂致被执。当此时也，战鼓齐唁，星月无光，长空云暗，旷野风悲，盖忠贞格于上苍，天地为之愁惨而陨泣！”“闻卿被俘之后，矢志不屈，蓬头垢面，骂不绝口。被囚车押解北去途中，时时回首南望，放声痛哭。一至沈阳，便即绝食。虏酋百般招诱，无动卿心。佳肴罗列于几上，卿置若罔闻，毫不动心而静坐；艳姬侍立于榻前，卿大义凛然，背对艳女而怒斥。古人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卿兼而有之矣。又闻卿绝食数日，气息奄奄之时，奋身坐起，南向而跪，连呼‘陛下！陛下！’气噎泪流，欲语无声，终倒地而死，死不瞑目。君子成仁，有如是耶？呜呼痛哉！”“年余以来，迭陷名城，连丧元臣，上天降罚，罪在朕躬。卿之志节功业，已付史馆

“做个好人吧。只消看着我好了。我已经十七天没合眼了。”“去床上行吗？”“做个好人吧。做个好人吧。没人看着，我就不想睡。”“在地上？”可是她已经睡着了。呼吸像个孩子。吉姬站起身，四下张望着厨房，慢慢地吞咽着蛋糕。至少此时此刻这儿没有死人。灵柩车的响声变低了，然后便滑走了。这座贪官豪宅的每一英寸道出的都是恐惧而不是成就。房子的外形活生生像个弹头，曲线在北端聚成一点，那里原先安排的是客厅和餐室。那个贪官大概相信他的追踪者会从北边来，因为一层客厅和餐室的所有窗户都排列得很紧凑，如同瞭望孔。南端的两个房间带有他的设计痕迹：一个超大的厨房和一间供他做富人游戏的房间。从两间屋子都看不到什么室外的景色，但宅邸的两个进口有一个开在厨房。一条游廊从北端绕过弹头的尖端，沿着外墙一直延伸，经主要入口，直抵弹头平直的底部——南端的开放部分。除去几间卧室之外，人们在宅子里看不到日出，也没有观赏日落的最佳点。因此，光线总是会误导人。那人准是预计在他的堡垒里会有很多聚众狂欢的时间：八间卧室，两大间浴室，一间和整个底层面积相同的地下贮藏室。他想让他的客人们尽情享乐，连住多日也不想离开。他在款待客人方面下的功夫和他本人一样既无才智又无情趣——主要靠饮食、纵欲和玩闹。经过两年遮遮掩掩的修建，在他正如自己所担心的那样被北方的警官逮捕之前，总算召集了一次骄奢淫逸的聚会。在出席他这次空前绝后的聚会的客人中间，就有一个是后来参与逮捕他的行动的执法官。当这座豪宅以出售的方式捐赠给教会时，四位任教习的修女住了进来，她们一丝不苟地取消了反映他兴致的明显装置，却无法掩盖他的恐惧心理。那封闭式的易守难攻的“后部”，那突出的用来瞭望的“尖端”，那由什么妖魔雕像（那个妖魔造型被修女们当即搬走了）残存的爪子护卫的入口门洞。一扇快要散架的厨房门是留下的唯一容易坏损的遗存。吉姬把有限的食物尽量填满肚子之后，便在宅邸中溜达，此时，那醉酒的女人仍然躺在地板上沉睡。吉姬立刻看出了那些改动：餐室变成了教室；客厅变成了祈祷室；游戏室变成了办公室——还有台球和球棍，但没有了球台。随后她发现了修女们尚未完成的变更痕迹。从过道天花板垂下的枝状大烛台都是裸女造型，缠在藤上的发卷原本是贴到脸上的，已经被除去了。前厅里一层层的绘画中剥落出给可爱小婴儿喂奶的画面。乳头状的门把手。堆在壁橱里的印刷画中，穿着旧时衣服的流浪汉们半裸着，一边喝酒，一边互相逗闹。地下室楼梯下有几尊裸体雕像，其中的一两尊是维纳斯。她甚至还找到了从水池和龙头上拆下来的黄铜制男性生殖器造型，这些东西被扔到了一个盛木屑的箱子里。看来，修女们尽管对那些金属件的露骨很反感，但对其材料还是珍惜的。吉姬摆弄着那些物件，按照设计，转动睾丸便会从阴茎中流出水来。她吸了最后一口大麻烟卷，便把烟头放在游戏室里一个雪花石膏制的阴道里。她想象着，男人们大概挺高兴在这种样式的烟灰缸里掸雪茄，或许把雪茄放在上面，不用看也知道，那燃着的烟头产生的烟灰会慢慢形成一个精巧的形状。她避开那些卧室，因为不知道哪一间是那个死人的，但是当她使用其中一个卫生间时，却看到如厕的行为总会在某一面镜子中映现出来。这些牢固地嵌进墙砖的镜子，大多已被涂上了油漆。低下头去验看撑着浴缸的美人鱼形的支脚，她注意到由地砖围着的一块厚木板上装着把手。她能够伸手够到并且抬起那把手，却推不动厚木板。她突然又感到饥饿难忍，便返回厨房吃东西，并且照那女人要求的去做：做个好人，看着她睡觉——因为那女人如同一个古代因药力产生幻觉的人那样生怕独自醒来。她吃完了通心粉、一些火腿和另一块蛋糕，这时地板上睡着的那女人动了动，坐起了身子。她用双手捧着脸待了一会儿，然后才揉起眼睛来。“感觉好些了吗？”吉姬问她。她从围裙口袋里取出了墨镜，戴上。“没有。不过总算歇了一会儿。”“唉，那就是好些了。”那女人站起来。“我想是吧。谢谢你——谢谢你待在这儿。”“没什么。宿醉是挺难受的。我叫吉姬。谁死了？”“一个爱的人。”那女人说，“我有两个，她是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噢，对不起，”吉姬说，“他把她运到哪儿去？就是灵柩车里的那个人。”“远着哪。到一个为她命名的湖那儿去。棒极了。是她要这样的。”“这儿还住着谁？这么些吃的东西不是你做的吧，嗯？”那女人在一个深平底锅中放上水，摇摇头。“你现在打算做什么？”“吉姬吉姬吉姬吉姬吉姬。这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妈给你起的什么名字？”“她吗？她给我起了她自己的名字。”(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那是……”“格蕾丝。”“格蕾丝。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吗？”没有。根本没有。若是曾经有一天早晨，仁慈和好运逃之夭夭，优雅（格蕾丝原文为Grace,意为“优雅”。）本身可能还得保持。然而优雅又从何而来，来得有多快呢？在察觉到和随之跟过去之间的那个神圣的空间，优雅到底能不能够溜过去呢？是那个把胸部像浅盘里两个烤蛋糕一样献上的沮丧女人，把那男孩眼中的兴奋劲全部吸引过去了。吉姬看着他想尽量不去凝视，然而一次次都失败了。他说他名叫K.D.，说话时一个劲儿欣赏她的脸蛋和胸口衣服的开口处。对方这种劲头是她所期待的，此时在心中浮现并激起快乐——通常都是如此。但她想起一小时之前醒来时看到的那幅画，当即就了无情绪了。吉姬不愿睡在刚刚死过人的二楼，便在由游戏室改装成的办公室里挑了一张皮沙发。由于没有窗户，又指望不上不再有的电灯光，这间屋子倒有利于长时间地沉睡。她一上午都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午后，可屋里仍然昏暗，比她入睡时也亮不了多少。在她前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蚀刻版画，前一天她在宅子里四处巡视时竟然没有看到。此刻，借着从过道里透进来的微弱光亮，那幅画隐隐约约地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个女人。跪在地上。满脸颓丧的表情，一双眼睛透出乞求的神色，伸出的双臂捧着一只浅盘，那是她奉给一位爵爷的贡品。吉姬踮着脚尖走过去，凑近细看那个面孔上似乎写着“我放弃了”的女人是何许人。在镀金画框的一个小嵌板上镌着“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字样。吉姬笑了——铜制的男性生殖器在箱子里，奶头样的布丁却暴露在盘子里——其实没什么可笑的。因此，当她前一天在镇上见到的那个小伙子把汽车停在厨房门附近并按响喇叭时，她对他的兴趣已经到了厌烦的边缘了。她站在门洞里，边吃涂了果酱的面包，边听他说话，并看着他眼中的斗争。他的笑容很可爱，嗓音也很动人。“我在这一带开着车子到处找你。听说你在这儿。我想你或许还没走。”“谁告诉你的？”“一个朋友。呃，是一个朋友的朋友。”“你指的是那个开灵柩车的人？”“噢，唔。说你改了主意，不去火车站了。”“这地方消息传得倒挺快的，尽管别的事都慢慢腾腾。”“我们可以随便走走。想乘车兜兜风吗？你想多快就能多快。”吉姬舔掉拇指和食指上的果酱。她向左边的菜圃看过去，觉得瞅见了远处有金属闪烁，或许是一面镜子的反光，又像是州警的墨镜。“给我一分钟，”她说，“我要换件衣服。”在游戏室里，她穿上了一条黄色的裙子，上身是一件深红色的衬衣。然后她查了一下她的占星表，把她的东西（和几件纪念品）塞进背包，上车后把包扔到后座上。“嗨，”K.D.说，“我们只是兜一小圈。”“好吧，”她答道，“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还会改变主意。”他们在蓝天下行驶了一英里又一英里。吉姬乘火车或长途汽车时并没有好好观赏过风景。在她看来，外面没什么风景可言。不过坐在英帕拉车里高速行驶，更像是乘DC-10飞机巡航，除去天空再无其他——不可忽视的、专门定制的、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天空。也说不上空无一物，而是充满了呼吸，而且所有的眼神都意味深长。“这裙子是我见过最短的。”他又绽出了那可爱的笑容。“迷你的，”吉姬说，“在现实世界里，叫作迷你裙。”“穿这种裙子，是不是招人盯着你？”“盯着。开着车追好几英里。造成撞车事故。说话犯傻。”“你一定喜欢这样。想想也是，穿这种短裙的目的就是如此嘛。”“你介绍你的衣服，我会介绍我的。比如说，你在哪儿买的那条裤子？”“有什么不对劲的吗？”“没有。听着，你要是想抬杠，就把我拉回去。”“不。不，我不想抬杠，我只想……兜风。”“是吗？开多快？”“告诉过你了，尽我所能。”“开多久？”“你想多久就多久。”“多远？”“一路。”米基说，沙漠中那对情侣挺狂热。他说，你从任何角度看去，他们都背衬着天，动啊，动啊。吉姬想，骗子，不是这片天。这里的天比什么都大，包括一个用托盘盛着她乳房的妇女。玛维斯把车驶进靠近厨房的车道时，刹车踩得太猛，她的包从座位上滑落到了仪表盘下面。坐在园中红椅上的人是全裸的。她看不到那人被帽子遮住的脸，不过知道没戴墨镜。她离开刚刚一个月，后面的三个星期都等不及要回来了。她自忖，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是母亲。是康妮。在刹车的吱吱声中，阳光中的人动也不动。只是在她关上凯迪拉克的车门时，那人才坐直身子，把帽子向后一推。玛维斯叫着“康妮！康妮？”，匆匆跑向园子边缘。“你到底是谁？康妮在哪儿？”那赤裸的女孩打了个哈欠，捋了下刘海。“玛维斯？”她问。玛维斯知道人家认识她，至少还跟她说了话，心里松了口气，便压低声音说：“你这副模样在这外面干吗？康妮到哪儿去了？”“什么模样？她在屋里。”“你没穿衣服！”“是啊。那又怎样？你想抽烟吗？”“她们知道吗？”玛维斯的目光瞥向房子。“女士，”吉姬说，“你是在看以前从没见过或你没有的东西呢，还是你是个穿衣癖或什么？”“你来啦。”康妮朝玛维斯大张着手臂走下台阶，“我想念你。”她们拥抱着，玛维斯听到了那女人抵着自己胸口的心跳。“她是谁，康妮？她的衣服呢？”“噢，那是小格蕾丝。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来的。”“去世了？什么时候？”“到今天已经七天了。七天。”“可我带来了东西。全都在车里呢。”“没用了。反正对她是没用了。我的心都碎了，如今你回来了，我有些想做饭了。”“你们一直没吃东西？”玛维斯向吉姬冷冷地扫了一眼。“吃过一点。葬礼食品。不过现在我要做些新鲜饭菜了。”“东西有的是，”吉姬说，“我们简直碰都没碰——”“你把衣服穿上！”“你亲亲我的屁股！”“去穿吧，格蕾丝，”康妮说，“去，像个好姑娘的样子。你穿上衣服，我们照样喜欢你。”“她听说过日光浴吗？”“现在快去。”吉姬走时，轮换着两颊让玛维斯亲吻，十分夸张。“她是从什么石头底下爬出来的？”玛维斯问道。“嘘，”康妮说，“你很快就会喜欢上她的。”玛维斯心想，没门儿。根本没门儿。母亲走了，但康妮还好。我在这儿快三年了，这栋房子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不是她。她们除去没有互相打耳光，什么都做了，最后连耳光也打了。而推迟这一不可避免事情发生的是被遗弃的爱，以及一个穿着过于紧身的衣服的少女敲纱门。“你们得帮帮我，”她说，“非帮不可。我被人强奸了，何况现在都快到八月份了。”只有一部分话是真的。西尼卡有什么东西在玻璃窗上抓抚。又是一声。多薇转过身来俯卧着，每次听到那声响都不肯向窗外看。那不是他。他从不在夜间回来。她故意让脑子去想日常琐事。明天做什么晚饭呢？摘园子里的豌豆没什么意思。用罐头装的就可以了。斯图亚特的嘴里没有一颗味蕾能够分辨出差别来。他的腮帮子里填了二十年的“蓝孩”，先是让他的口味狭窄到只喜欢吃辛辣的，后来干脆一味只吃胡椒了。他们结婚时，多薇就确信自己的烹调手艺满足不了丈夫，人们都知道他比他的双胞胎兄弟迪克挑剔多了。哥俩打仗回来之后，就想吃南方的家乡饭，三年的渴望提高了他们的期望值，夸大了猪油使饼干变得比雪还白的可能性和玉米粥中酸涩的奶酪所起的作用。他们退伍回家之后，迪克嘬着猪骨髓，或嘎吱嘎吱地咬碎鸡骨头，心满意足地哼着，可是斯图亚特却记得一切都不一样。难道丁香料不该浸到肉里面，而不只是蘸在外面吗？至于炸鸡块——不该放点儿维达利亚或西班牙洋葱吗？出嫁那天，多薇面朝花卉图案墙纸、背对窗户站着，这样她姐姐索恩就会看得更清楚些。多薇提着她衬裙的褶边，索恩则拽着缝口。衣裙轻微摆动，使得她的腿后直发痒，但她坚持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无论在黑文还是全世界都没有长筒丝袜，但结婚时光着腿显然是对上帝和仪式的大不敬。“我估计他在餐桌边不会满意的。”多薇对她姐姐说。“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他总是夸奖我的烹饪手艺，但随后就建议下次该怎么改进。”“别动，多薇。”“迪克不这么对你吧，嗯？”“不这样。他的挑剔在别处。不过，我要是你，就不担心。只要他在床上满意，饭菜就算不了什么了。”接着她们哈哈大笑起来，索恩不得不把缝口重新弄一遍。如今，一九四九年时隐现的难处已经被烟草解决了。她用的是园中新鲜的豌豆还是罐头装的豌豆已经没有关系了。女修道院的胡椒辣得像地狱之火，成了她做菜不可缺少的调料。种植豌豆的麻烦也就不存在了。在罐头装的豌豆中加一茶匙白糖和一块黄油就挺不错的，因为他在菜上撒的紫黑色胡椒把清淡的口味一扫而光了。晚熟的南瓜就是一例。这些天的夜里，每当多薇·摩根想到她丈夫，想起的几乎总是和他失去的东西相关。他的口味是她惦记的诸多事情中的一件。与他（以及所有鲁比人）的看法相反，斯图亚特获得的越多，损失的也就越明显。斯图亚特于一九五八年以最高价出售牛群，而在全州教堂文书的竞选中失败，原因是他公开蔑视在俄克拉荷马城中药房里静坐示威的学生。他甚至还写了一封充满憎恨的信给那些组织学生的妇女。他的立场并未使她吃惊，因为早在十年前他就叫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1908－1993），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法官，此前曾任总检察长。）为“具有煽动性的黑人”，为的是后者在诺曼处理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种族隔离投诉一事。一九六二年，牧场上钻天然气井达一万英尺，他的腰包由此填满，他们的土地却缩小成一个玩具牧场，而他也损失了作为美景的树木。他过早地谢顶，味蕾也不那么灵敏了。小损失终于造成大难：一九六四年他四十岁的时候，仙女的诅咒成真，夫妻俩获知他们都不会有孩子了。如今，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用他的话说，他已经在马斯科吉的房地产交易中“发财”了，多薇也不必奇怪他现在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损失，因为他已经在有关大炉灶灶口上所写词句的争斗上输给了米斯纳牧师一场。多薇心想，一场争论部分由一些小人物的谈论推动：每家屋门后面调皮或惹麻烦的年轻人。阿涅特从学校回家后不肯下床。哈珀·朱里家的男孩米努斯自越南回来后每个周末都喝得醉醺醺。罗杰的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不见踪影。杰夫的妻子斯维蒂为没人开的玩笑笑了又笑。K.D.和住在女修道院的那姑娘一起厮混。更不消说其余一些人的顶嘴、板脸和公然挑衅了——他们想把大炉灶命名为“如此这般的地方”，并已经确定上面原先的词句是什么，惹得斯图亚特和迪克勃然大怒。多薇曾经和她姐姐（也是妯娌）谈过这事，也和梅布尔·弗利特伍德、安娜·弗拉德

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良渚文化玉琮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辈夏鼐先生就正式提出了，对于江南这一块以黑陶为代表的文化可以单独命名，他把这个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这四个字叫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以前，中华大地上是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一统的局面，所以在这里面忽然又出现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良渚文化黑陶高柄盖圈足罐王鲁湘：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考古学类型，在学术界已经被提出来了。牟永抗：到了七十年代碳14技术被引进以后，良渚文化的年代才被比较准确地肯定下来。钱山漾15下层的测定年代距今4700多年，而邱城下面的红陶层则距今6700多年。王鲁湘：良渚的时代成倍地往前提前了。牟永抗：是啊，这样整个学术界对良渚地区史前文化的认识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1977年10月底，在南京召开的长江流域新石器考古学会议上，我们提交了一篇论文，把太湖流域的考古文化定为三个阶段，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这种划分被苏秉琦16先生的区系类型理论加以概括，成为我们中华大地上六个文化区块里边的重要一支。王鲁湘：这六个区块都有哪些？牟永抗：第一个是以晋陕豫边界地区为中心的地区；第二个是山东及其邻省一部分地区；第三个是湖北及其邻近地区；第四个是长江下游地区；第五个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第六个是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关长江下游地区，苏先生的表述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王鲁湘：这种区分我们把它叫做“满天星斗”，“满天星斗”学说对于“中原一元论”学说来讲，的确起到了挑战的作用。牟永抗：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在苏先生区系类型说的影响下，我们江苏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围绕这个中心共同奋斗，才创立了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南岸的考古学文化。打破了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中心论的良渚文化，注定要不断地给人带来惊喜，在1974年，中国玉器出现的上限也被它用强有力的事实打破了。牟永抗：1973年5月，以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为主体的考古队在苏州草鞋山的发掘取得了突破——这个地区经常见到的玉器竟然是良渚文化的产物。玉器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墓葬里边（198号墓里），跟陶器共存。这第一个发现还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也没有被公布。到了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张陵山4号墓又见到了这个东西。张陵山4号墓并不是正式的考古发掘，当时农民在这里挖到玉器，江苏省的同行去那里调查，发现玉器的人告诉他们挖到玉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再次进行发掘，结果发现有陶器。这就验证了1973年草鞋山的那个发现。这些发掘结果在1977年的会议上一公布，马上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赞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二、反山发掘1977年10月，南京召开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江苏同行公布的考古成果引来了众多关注，良渚文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然而，对于牟永抗来说，同行取得的成果却让他感到深深的惋惜。因为早在1963年，他就在一次发掘中发现过良渚玉器，只是由于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疑惑中的他选择了沉默。而到了此时，传统观念的枷锁已经被事实打破，一片广阔的前景摆在了他的面前：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良渚地区也一定有更加令人兴奋的古代遗存。终于，在1986年，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发现震惊了全世界。王鲁湘：著名的反山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迄今为止最精美、级别最高的玉器，那么当时这个遗址是怎么发现的呢？牟永抗：1971年，我们做调查的时候路过这里，不经意地发现这里的土壁上有红烧土屑，这肯定是人为烧过的。遗址上面有处人家，我们就在他家吃饭。老乡在烧饭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地方为什么有红烧土屑，老乡说是因为1958年炼钢。后来他又说，1958年炼钢是在公路边上，这里没有炼钢。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里面有红烧土屑？于是我们就开始注意这个反山了。到了198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考古队踌躇满志，在良渚地区展开了一次全面的搜索和探挖，早就引起考古队注意的反山，终于开始了正式发掘。牟永抗：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地是在杭州地区，可是到了50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一些重要发掘比如寺墩的发掘是在江苏，福泉山的发掘是在上海。因此在反山发掘的前一年，我们决定在这个地区找几个土堆好好挖一挖，结果挖一个地方空一个地方，就是没有重要发现。最后就剩下这个反山了，这是当年发掘反山的一个动机。当时有个工厂的围墙要穿过这个遗址，我们就以抢救性发掘为借口对反山进行挖掘。可是开始挖掘以后，一号是汉墓，二号是汉墓，一直挖了十一个汉墓。王鲁湘：那不是越挖心里越凉了吗？牟永抗：不过就在挖第十二号墓的时候，有队员挖出来一块土，土的反面有两个小玉粒，还有一片漆器，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墓了。考古队员陈越南在继续挖的时候碰到了玉琮的转角，这就可以证明挖到的是个玉琮了。这时已经挖了一公尺深，另一个队员王明达马上跳了下去，同时喊道：“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反山发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们把整批人员都调到这里，当时发掘的时候，下面的东西很多。反山墓地玉琮王鲁湘：好像没有落地的地方，只能趴在上面。牟永抗：这还不行，得想个什么办法。于是我们就在坑的四个角，打四个茅竹桩，挂绳子下去，再放上板吊着。王鲁湘：人就趴在上边，像吊床一样。刘斌17：对，边清理边往后退。整个墓的清理大概花了四天时间，我们就整天呆在里边，几乎是动都不动的。三、瑶山发掘1986年反山良渚墓葬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让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同时也使当地的民间传世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王鲁湘：瑶山这个地方发掘的时候是哪一年呢？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哪个遗址呢？牟永抗：1987年5月5号我们正式到现场进行了发掘。早在这之前，即1986年我们在反山发掘出了良渚文化的玉器，当地的人知道这种玉器非常有价值，于是，他们就利用五一放假的时间煽动群众到这上面来盗墓。王鲁湘：他们先下手了，有人报告给你们吗？牟永抗：我们放假休息，没人值班。我们三号才上班，四号赶到遗址区。而当我们上来的时候，有些农民还在盗。王鲁湘：有没有被他们挖走东西？牟永抗：当然挖走东西了，挖得千疮百孔。但是我们和警察来了以后，乡长到现场做工作，所以当时老百姓就交回来六个玉琮。刘斌：当时判了13个人，根据收缴文物的多少量刑，最重的一个人好像判了12年。王鲁湘：判得还挺重的。刘斌：这样一来这一地区的不正之风就被压住了，所以这个打击还是很重要的。王鲁湘：瑶山从沙盘看是一个小土包，这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堆积形成的？牟永抗：整个小土包是自然形成的，它的下面是石灰岩，瑶山遗址就建在山上。不过遗址的形态不是山上的原始形态，是人为地在山顶上制造了一个平面。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个山顶在1958年是一个林场，林场种的都是桃树。当时的种植规格是每种一棵桃树，要挖一米深、一米见方的坑。我们发掘时，当年桃园那些坑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的顶面并不是当年的顶面，当年顶面比现在还要高。像3号墓就明显很浅，按照现在的深度，棺材放下去就要露出来，所以它少了至少一公尺以上。王鲁湘：也就是说山顶有一米多地表层消失了，于是良渚文化的很多信息也随之失去了。瑶山祭坛遗址牟永抗：瑶山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祭坛。它的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在近中部的位置挖出了一条南北长约7.7米，东西宽约6米左右的回字形沟槽，沟槽宽约1.7-2.1米，深约0.65-0.85米，沟槽中用山下纯净的灰色黏土填满，与山上原来的红黄色土壤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平面上形成了内外不同的三重色土。王鲁湘：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人选择这个地方做祭坛还是很有道理的。按风水讲，那条山是来龙，前面的苕溪等于是去脉，前面有几个小山包是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穴。中国人选择葬地的这种风水观，在四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牟永抗：所以葬礼是构成当时礼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鲁湘：您是最早参与发掘良渚文化的考古工作者之一，而且主持了几个重要遗址的发掘。集您这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您认为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对它内涵的认识，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性意义？牟永抗：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十年动乱以前，我们基本上都泡在野外，以收集东西为主，把四面八方的材料填充到脑子里。十年动乱以后，我恰好得了脊髓炎，下肢瘫痪，不会走路了，于是脑子开始想一些问题，觉得原来的方法不对，太偏重于物质层面。考古学发现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这都是物的表现，可是我们要复原的是人类社会。我开始感觉到，物质层面背后的观念形态应该值得重视，所以在上个世纪末以前，我以“玉器时代”为主题来概括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把玉器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很深的爱玉情节，也是因为玉器在文明起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四、良渚美玉1986年，在施昕更发现良渚遗址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浙江省的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著名的反山墓地，11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玉器1200多件。第二年，瑶山祭坛遗址又出土玉器700余件。两次发现的玉器，不仅总数超过了以往的总和，品种、纹饰也多有新的发现，人们对良渚玉器的认识于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4000多年以前，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石器时代，如此众多硬度极高的玉器，是被什么人用什么工具雕刻、打磨而成的呢？王鲁湘：良渚玉器特别是反山和瑶山这些高级玉器的出现，的确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四、五千年以前的人怎么能造出这样精美的东西？牟永抗：玉器的硬度非常高，当时在没有高速度、高压力机械的条件下，古人凭借什么才能做到这么精美？只能凭两方面：一是毅力，一是全身心的投入。这是通过十个手指、完全手工的劳动才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人估计，如果把一块五公分到十公分这么大面积的玉料一分为二，单是一个人用纱、用绳把它切割的话，要一年的时间。特别是这个徒手阴线刻，在三公分到两公分的方寸之内，把神人兽面的头像整个包含进去，现在即使戴了老花眼镜或放大镜看都很难做到的。王鲁湘：这相当于四千多年以前的微雕了。牟永抗：所以对那时的人来说，这种材料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比它物质层面的价值更大。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们在文明进化的模式上有个玉器时代，玉器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标记。比如这两件标本，就非常有意思。王鲁湘：好像是半个琮。牟永抗：对，这是个片切割的标本。它是带弧形的，两头深，中间鼓起来的槽沟正是一个片锯来回往返切割的痕迹。这是一个非常难得遇到的标本。王鲁湘：这另外一件是钻孔标本。它好像是从两头钻的，因为没有对得十分地准，所以在中间形成了一个台阶，在圆壁上留下了很多的旋纹。良渚文化玉琮钻孔标本牟永抗：是的，钻孔也是当时良渚制玉工具的一个重要标本。为什么在中间留个台，而且两边的深度大体差不多？在加工的时候是钻头旋转，还是两边仅仅加压，钻头不转，加工对象转？王鲁湘：就是工具两头夹着一个钻管，不断地往里头加砂加水，然后两边施压，但是转动的是这个琮本身，所以才能够同时在正中间相接。牟永抗：我们可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制造生产用的石器的话，啪啦一下把一个石头打开就可以了，但如果把这条缝锯下来，要花很多时间，投入很多劳动量。这有力地证明了当时的人类对这两类原料的估价不一样。王鲁湘：人们在玉石上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本比较多，在那些普通石头上花的比较少。牟永抗：因为人们通过石制工具所获取的是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通过这些

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生命中的缺憾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另一种爱法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由。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湉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雠。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也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雠。再度训政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

回淮安，又在浦西安居下来。虽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价却在不断提高。向他索字求画者络绎不绝。像著名的16世纪苏州画家唐寅（字子畏）一样，他乐意靠他的艺术作品生活，“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他现在有钱买下“隰西草堂”以南的一些地产了，并在那里建了一座花园，称为南村，以纪念隐居诗人陶渊明。在浦西的画室与花园，万寿祺在自己周围聚集起了从江南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战乱中逃生的那些友人。著名的浙江书法家胡彦元加入了这个团体，他们经常举办诗会，和不上诗者为众人买酒食。万寿祺后期诗文的内容就以旧友为中心：拜访以前的老师的叙述，祭扫已故复明分子陵墓的故事，以及在水边吟诗作画的描写等。万寿祺的画人人欲得，但颇不易得。19世纪书法家何绍基在他一幅画的题记（1852年）中写道：寿道人画不恒见，大抵皆焦墨减笔，若有意若无意。其隰西草堂屡屡为友人画之，不知风景何似，想萧澹如其画境也。余昔在京师，见道人所画《秋江送别图》，乃亭林载米泛舟来草堂话别，道人作图送之。万寿祺为顾炎武画的这幅著名的卷轴，如题记所述，作于1651年顾炎武访万寿祺期间。1651年顾炎武39岁，那年夏天他去金陵（南京）拜谒孝陵。明朝遗民拜谒明陵乃司空见惯，但对顾炎武来说，这只是他六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陵墓中的一次，此外他还曾四次拜谒在北方的崇祯皇帝的思陵。他之着迷于明朝的开国与末代皇帝的陵墓与亡魂，大概与他母亲为明朝尽忠自缢有点关系。她给他的信这样断然责成：“无仕二姓”。这当然会让顾炎武对自己轻易躲过许多密友与亲戚都未能幸免的大屠杀而感到内疚。1647年他写道：念二年以来，诸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自然，在这些年里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1650年，顾炎武又写道：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穷水陆，仇仇在门户。于是，到1651年，他可能已急于寻找一个和他一样的幸存者，能将自己的经历与记忆向其一吐为快。9月28日，顾炎武去淮安拜访万寿祺，两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当时，人们常常用一幅画来换取一首诗。因此，顾炎武报答万寿祺为他画的宝贵卷轴的礼物，就是一首长诗，诗的主题是赞美松江抵抗结束后万寿祺的生活。它以中国文人常用的半隐半明的语言写成。顾炎武在诗中仅仅作为一个相似的背井离乡的旅行伴侣出现。这首诗是顾炎武对万寿祺曾积极参预松江起义做出的明证。顾炎武对此极表欣赏。而万寿祺此人，在顾炎武看来，正是明朝复辟的现实希望所在。赠万举人寿祺白龙化为鱼，一入豫且网，愕眙不敢杀，纵之遂长往。万子当代才，深情特高爽，时危见系维，忠义性无枉。翻然一辞去，割发变容像，卜筑清江西，赋诗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驰轮鞅。何人诇北方，处士才无两。回首见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一来登金陵，九州大如掌。还车息淮东，浩歌闭书幌。尚念吴市卒，空中吊魍魉。南方不可讬，吾亦久飘荡。崎岖千里间，旷然得心赏。会待淮水平，清秋发吴榜。顾炎武的诗蓄意影射。白龙是神话中天帝的爱畜，变作一条鱼下凡而去。在那个神话中，捕鱼人豫且用箭刺中了龙的眼睛，因为他不知道它是神物。龙于是恢复它原先高贵的形体飞回到天帝那儿，哭着要求惩罚豫且。但天帝不答应，说白龙本来就不该变成那种如此低下的形象。但在顾炎武对这则神话的引用中，豫且就好比满族征服者。他们俘获了白龙——高贵的万寿祺，认出了他的身份，“愕眙不敢杀”这样一个神圣的生灵。而万寿祺本人就像神龙一般，恢复了其神圣的形象，逍遥邀游。万寿祺以其化身“何人诇北方”，这一句说的是唐代英雄权皋。晚唐“中兴”期间，权皋到北方为宣宗皇帝（847—859年在位）执行一项重要的使命，又从北方返回来照料他患病的母亲。顾炎武也许正是以此（他本人便为此理由而未积极从事复明活动）来看待万寿祺对家室的恋眷。不过，虽然这首诗明确承认了万寿祺因此就从其积极参预的复明事业中引退了，但在后面两行里，顾炎武也暗示说，他可能是在等待时机。因为，“回首见彭城”，彭城是古时徐州一带的地名，是公元前209年起兵反秦的楚霸王项羽的活动中心。顾炎武似乎是说，克敌制胜须待时日，不过淮水最终是会平静的，“更有云气无，山川但块莽”。从顾炎武赠万寿祺诗的观点看来，清朝的占领不合正统，是毫无疑问的。万寿祺本人据说落下书房的帘子作诗以纪念“吴市卒”，这与后汉梅福拒事篡位者王莽的故事有关。据说梅福上天成仙了，万寿祺“南方不可讬”，像一个精灵哀悼中国被玷污的山峦，也应该成仙。像顾炎武一样，万寿祺也会在他极无定形的倏忽即逝的生活中，发现他们最终向往的自由。顾炎武诗的最后两行含糊其辞地谈到，一旦淮水平静就为万寿祺送来一只船。顾炎武是在邀请万寿祺参加他的旅行，还是在暗示吴市抵抗者将东山再起，当这时刻到来时要请万寿祺共事？清人对中国的征服远未完成。还有一个尚需10余年时间才能最终平定的南明政权，其后，不管是否可信，还会有其他反清复明分子。不过清人对江南的占领是巩固的。然而，顾炎武为何又认真地暗示说吴市会东山再起？令人疑惑。当然，顾炎武和万寿祺也许认为满清王朝必定昙花一现。它与元朝以及秦朝的相似之处，比比皆是。顾炎武早先曾以尖锐的对比手法，写到据说是于1638年在苏州承天寺一口井里发现的那本著名的《心史》。这本重见天日的南宋史书为画家郑思肖所著，它预言元朝的统治只能持续100年，或者还不到100年，后来果真如此。顾炎武强调这个预言，因此不言而喻，清人也会有同样下场。而且，纵使清朝确能统治一时，中国的文化也会继续繁荣，也会同样在这种蛮族统治的间歇期中生存下来。但是证明清朝必然昙花一现，与继续号召复明全然不是一码事。在这种意义上说，纯粹的引喻，隐约其辞，以吴人的抱负为背景所做的关于精神发展的暧昧不明的陈述，顾炎武赠给万寿祺的诗中所有这些晦涩之处，可能都反映了顾炎武本人心中的一个信念，即尽管对清人的抵抗可能时有发生，真正恢复明朝的希望已几乎不复存在了。实际上，在这段旅行期间的某一天中，他曾对那些对明朝的灭亡追思不已的士人这样写道：“计士悲疵国，遗民想霸图。登临多感慨，莫笑一穷儒。”对于一个在1670年因写反清短文而锒铛入狱的人，人们不会加以嘲笑。但人们至少可以想到，顾炎武本人的不恒其居，四处游历，反映出他渴望逃避一个令人窒息的认识：明朝实际已不复存在了。尤其在第二次广东起义于1651年失败后，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著名抒情诗人阎尔梅停止漫游生涯而定居下来，并接受了巡抚赵福星的保护。赵福星派人来到阎尔梅暂住的大河卫，恭恭敬敬地邀请他做自己的客人。阎尔梅把头发打成一个结，放在大红顶带下面，带上所有行李乘车去了巡抚的客馆。他为找到一个定居之所而宽慰地流下了热泪，并总结了自己的今昔：下榻授餐，犹昔日也。嗟乎！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者几人乎！对顾炎武“久飘荡”的呼唤，万寿祺也未加留意。万寿祺在1652年的确去过昆山，但他的目的，是邀请顾炎武的密友归庄与他一起到淮阴，当他儿子的塾师。或许他已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羸弱，于是想把儿子的教育一事落实下来，因为当他与归庄返回“隰西草堂”后没几天，就得了脾痛症。病情发展极快，几周之后画家已奄奄一息了。到农历五月初三，他便离开了人间，时年50岁。他最后的一幅画没来得及完成，但仍挣扎着写下了最后几行词句，并又一次勾起了那些渐已消失的动乱辛酸年月的回忆。《病中风雨》一词绝大部分失传，不过还留下了几行：梦千重，家万里，流落天涯，日月秋光起，今是何年浑不记，墙角多情，犹挂崇祯历。

“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

衮死后的几周内已经开始独立地维护自己的权威。例如，1月17日，顺治就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争取谭泰和武拜的支持，坚决认为尽管自己年幼，却打算亲理政事。他下令从今以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要直接向他上奏，由他过问军国要务。自然，当时议政王大臣会议主要地仍是一个司法性的会议和贵族的政坛，而不是皇帝的行政臂膀。福临不久就认识到君主统治需要有一个内廷官僚机构来实施。因此，2月8日，即他开始“亲政”的一周后，他就把在紫禁城内的内三院搬到更靠近内宫之处。顺治皇帝很快又认识到，可以用朝廷典礼来抑制八旗之主对济尔哈朗的个人感情，使之成为提高自己处理政事之权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651年2月20日，为顺治生母昭圣皇太后上徽号，下诏普天同庆。对皇帝来说，这一喜庆之时，就是他遍施恩赦之机。顺治减免赋税，恩赐礼物，大赦天下，并复原被多尔衮降秩夺职的贵族，例如尼堪、博洛的爵位。到1651年2月24日，皇帝和济尔哈朗已集结了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武拜和他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兄弟苏拜和博尔辉。刚刚复爵的尼堪和博洛证实武拜和正白旗旗主造言构衅，密谋作乱。武拜兄弟因此被削爵夺官，籍没家产。但仍有一些在多尔衮得势时与其同流合污的朝廷要员任职如故；而且，多尔衮仍领有朝廷追赠的谥号。那些朝廷要员，例如刚林、祁充格、甚至谭泰等人，是代表着那种祖制的满洲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本来都是在利用他们来自立为摄政的。于是顺治皇帝开始怂恿臣下弹劾死去的多尔衮。这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任多尔衮的那些亲信；同时他还有一个长远的目的，那就是树立皇帝对诸亲王谋臣的绝对权威。1651年3月6日，苏克萨哈、索尼和其他人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作证，说多尔衮匿藏黄袍、大东珠、僭越犯上。还说他曾与何洛会密谋，当多尔衮死时在永平另立京都。六天以后，3月12日，清廷诏布天下，贬责多尔衮，结果京城百姓，包括不知道议政王大臣会议活动的许多汉官在内，第一次得知摄政王多尔衮被控告犯有挟制皇上、拘陷威逼诸亲王之罪。据《实录》所述，3月12日对多尔衮的公开贬责虽然是由年轻的皇帝诏布，但却是通过宣读权位至重的满洲亲王济尔哈朗、博洛、尼堪以及内大臣的上疏来表达的。他们对多尔衮的弹章从1643年皇太极驾崩时举行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说起。他们解释说，因为福临那时太小，所以建立由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人共同摄政的体制是必要的。逮后睿王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又将太宗文皇帝昔年恩养诸王大臣官兵人等，为我皇上捐躯竭力，攻城破敌，剿灭贼寇之功，全归于己。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众王指出：多尔衮的这些僭越之举，都显示了他的悖逆之心。他的其他罪行也源之于此。他任意糜费府库之财，积累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他将陈泰、刚林等族人及所属牛录人丁尽皆收入自己的旗下；他使豪格不得善终，又纳其妃——所有这些显见其有悖逆之心，以致众人惧威吞声，不敢出言。因而，正是在他死后，在3月6日议政王大臣会议时，他的属下才决意站出来，揭露多尔衮曾私制帝服，“曾向何洛会、武拜、苏拜、罗什、博尔辉秘议，欲带伊两旗移驻永平府”，永平府将成为他的新都。现在，众所周知，顺治皇帝宣布了这些罪恶，判何洛会死罪，剥夺了多尔衮及其亲属的显贵的爵位。在1651年3月12日将多尔衮的罪状诏布天下之后，顺治皇帝继续镇压多尔衮的亲信，这得到了济尔哈朗及其追随者以及吏部满洲尚书谭泰的支持。谭泰本来是前摄政王的有力支持者，现在转而拥护年轻的皇帝。贵族们升官晋爵：济尔哈朗之子济度和勒度得封郡王，豪格之子富寿袭爵，尼堪与博洛复封亲王，1651年3月25日，谭泰封公，作为对他背叛以前的同伙以及多尔衮的奖赏。在他们的帮助下，顺治以与多尔衮密谋篡改《太祖实录》，以期夸大多尔衮的武功为名，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审问大学士祁充格、刚林、范文程和宁完我。4月7日，济尔哈朗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赦免了范文程和宁完我这两个年高德劭的汉族归附者。但是，两名满洲大学士则受到严惩，祁充格和刚林被处死，刚林死后还遭灭族。五天以后，诏罢由多尔衮规定的、令满达海、博洛和尼堪管部事之制。同时，上三旗被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指派满洲将领统帅各部。

吏治改革

当顺治皇帝和济尔哈朗一起动员起一部分满洲贵族对付那些曾经是多尔衮死党的贵族之时，顺治本人又开始了一项认真的工作，旨在整饬吏治，他声称吏治的腐败在多尔衮摄政后期就已存在。顺治的这一努力一方面确实以较为正规的行政体制，甚至以明制，代替了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权宜之制；另一方面，它又使得顺治显示出极具儒家气质的改革派君主的姿态，这反过来吸引了满汉官员对他的支持，他们认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它能否在民众眼中维持住它的仁德形象。皇帝本人在1651年3月27日一道长篇敕谕中，向吏部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敕谕表示了他对所报告的官吏贪污腐化现象的忧虑，那些报告提醒顺治，除非进行改革，否则朝廷很可能失去人心。想到实际上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的高级官员可能会将责任转嫁给下属，这些低级官员将因此受劾被罚，皇帝特别忧心忡忡。顺治命令吏部调查这一可能性并严格条例，他还将几个部的尚书互换职位，特别将谢启光从户部调任刑部尚书。次日，顺治斥责户部滥征商税、使商旅裹足不前的作法。皇帝敕责的结果，是在5月29日又下诏令，罢免不胜任的吏部官员。在接下去的几天里，顺治皇帝审阅了所有大臣的人事档案。1651年4月7日，他向吏部宣布检查结果。至少对他来说，那些官员是令人失望的。皇帝既已亲政，就要求手下官员洗心革面，“克己奉公”。但他们仍然作弊如故，“未能洗涤肺肠”，“遂致挂欠漕粮三百余万石”。例如谢启光在户部任职七年中，从未彻底核算账籍。税粮账目中存在着巨大赤字，总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谢启光还屡屡不顾关税原有定额，滥派差役，加倍索求，任意徇私，从而威胁了商人的生计。由于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谢启光被朝廷罢职，永不叙用。接着，清廷还罢免了其他一些官员，包括内院的人员，但是在4月7日被罢免的、官秩最高的那位，不是别人，正是多尔衮的忠实伙伴、大学士冯铨。顺治皇帝复审了1645年吴达弹劾冯铨的奏章，虽然他对那些指责并不肯定，但却由此推断冯铨“殊失大臣之体”，是一个追求私利的溜须拍马的家伙，他在重要问题上始终回避表态，以便稳保官职。敕书说冯铨“七年以来，毫无建白”，并补充说：“毫无争执！”除了趋炎附势外，冯铨还被谴责结党营私，特别是与李若琳“朋比为奸”。这种结党的目的没有详细说明，但这种指责就已严重得足以导致朝廷罢免这两人了。据正史载，“（冯）铨既罢，代以陈名夏”。事实上，罢黜冯铨的诏书就是陈名夏替顺治皇帝起草的。对陈名夏这一行为，冯铨绝不会忘记。因为实际上，陈名夏取代了冯铨。在罢黜冯铨当天，顺治下诏授陈名夏为弘文院大学士。几天后，1651年4月10日，顺治还任命大学士洪承畴管都察院，为左副都御史，又任命了另一南方名士陈之遴为礼部尚书。这样，作为一个区域性团体，这三人取代了北方大臣冯铨、李若琳和谢启光。此时，南方人士以及顺治皇帝本人都显然将自己视为改革者的一员，他们将纠正官僚政治中的一些弊病，这些弊病是由他们的前任在多尔衮松松垮垮的统治期间种下祸根的。多尔衮摄政的最初二三年经历了清朝第一次制度改革的高潮。现在，1652—1655年就要经历第二次改革高潮。改革措施几乎又全部是由六部的明朝旧臣提出的，顺治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的才干，同意他们提出的改良机构的建议。当时付诸实施的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彻底检修帝国水利系统。关于黄河水利以及对大运河与淮河堤防系统的管理，在顺治初年是由工部负责的。在明朝，运河区例如徐州这样的州郡，其官吏确由工部指派，每三年左右为一任。然而，对运河区管理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并不在工部手中。自1450年以来，明朝政府就委任了一名帝国运河专员，兼运河区总督，这个运河区包括长江以北七个主要都府（徐州、淮安、扬州等等）。16世纪后半叶起，倭寇开始践踏长江流域，并沿江北和山东沿海到处烧杀，运河专员还同时兼提督军务，负责这一地区的海防。因此，总起来说，运河专员权职甚重，他与工部几乎平起平坐，工部委派在这一地区的挂名官员实际上要向他汇报。事实上，除负责东北地区防务的帅臣外，这是明朝外官中最有权势的职位。所以，明廷除授这一重要职位的官员任期都很短，平均一任只有两年，决非偶然。随着清政府将注意力转向水利和漕粮问题——这当然是关系到清统治安全的最关键领域之一，于是就决定扩大负责这方面行政事务的官员的职权，让其独立于六部之外，完全与工部及中央有关水利的各官衙分开。这一改组在王永吉指导下进行，他是最有能力的一个贰臣。王永吉是这样一批官员的很好的典范：他们在明朝晚期以专长于财政、刑法和灾荒赈济而声名卓著，到了清朝，他们找到了良机来推行自己早先曾受到挫折的改革措施。王永吉系江南人氏，1625年进士及第，曾任明朝地方的督邮，在知杭州期间最负盛名。当时他主持了一个庞大的工程：修建一道高大的海塘，同时还修建常平仓赈济灾荒。降清以后，经顺天巡抚宋权推荐，授大理寺卿，1647年，擢工部右侍郎，1651年，改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任上，王永吉首先致力于检查各卫所屯地。不过不久他就转而负责改革黄河与大运河管理的计划。清廷因此组建了一个特别机构来经管两河事务。这个新机构既不隶属于工部，也不隶属于户部，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它的长官为河道总督，河道总督统兵2000人，另有船工、丁夫等人。河道总督衙门驻济宁（山东），有属员29人。此外，还在黄河、大运河沿岸置管河道官员30人。到了下个世纪，河道总督衙门的置立就会被证明是清朝在行政方面的一个成功之举了。有明一朝，中央的工部与地方上实际管理徭役（或至少掌握着役钱）的官员之间的联系已极为薄弱。结果是水利的管理从总体上看已近乎全面崩溃。清廷从前朝继承而来的水利系统本身一片混乱。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每三年就有两次以上的河道大决口，造成严重水灾。新政府不去徒劳地试图重建地方官与京城的联系，而是英明地决定创设一个中间组织，它越过中央有关部门，建立起自己管理地方水利的机构，这些机构的管河道长官能够与州县官员进行直接联络。于是，在河道总督的主持下，这个机构有能力协调庞大的水利系统，它对京城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它也唤起了水文学家们的热情。早在明朝的时候，这些人就曾呼吁中央政府支持地方，但却一直未能鼓起明廷的劲头来。尤其是在康熙初年，清廷开始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1686年修冲鹤运河，1688年疏浚黄河口，1699年加固江苏高家堰一段重要的堤坝。这样，在明末严重失修的黄河下流重新疏通了。此后60年内，黄河没有发生过一次大水灾，这对河北平原和淮阴地区的百姓造福无穷。另一组重要的建议是关于政府税收制度的。如上所述，清政府继承了一套完全过时的赋役簿籍，其中40％以上的田主已经下落不明。在明朝绝大多数时间里，登录在赋役簿籍上的土地数量平均约为7亿亩。到1645年，这个数字降到仅仅4.05亿亩。1648年，清政府决定通过恢复里甲旧制，来努力使赋役簿籍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这与清政府另一项关于仿效前明建立世袭职业户籍（兵、匠、民），分别承担赋役义务的政策正好相合。尽管明朝世居其业的各类人户早已互相混杂，而且一条鞭法通过赋役合并和田赋征银的条规，消除了赋役之别，清政府还是决定命令全国各州县道以明朝旧籍为准，重编赋役册。这些簿册由里长汇总，上报本县，再由县官上报巡抚和总督，这样层层上报，直至户部。于是，就如控制地方的里甲制最终应归总于兵部一样，与其相应的赋役簿册在理论上也得一直上报到户部。这种利用里甲制来使赋役簿册反映最新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尝试没有成功。1649年6月3日，内三院得一上谕，它焦虑地谈到，一方面有大量土地完全没有编入地方赋役簿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流民濒于饿死的惨境。皇帝因此下诏户部和都察院，令其通知地方官员务必努力将未入籍的“流民”登录到赋役簿中。这样，一旦认定了哪些是有主荒地，另外的无主荒地就能够分配给其余的“难民”了，这是此前正式颁布的土地开垦制的一部分。最后，通过鼓励这种流民的定居垦荒，清政府就不仅仅能开垦出荒地来耕种，而且还可以将地产再次列入政府的赋役簿册，不过这是后话了。18世纪中叶，虽然有记载说被开垦地达7.1亿亩，但是在1662年，官府赋役簿册中所列耕地仅5.5亿亩。很清楚，想要提高官府税收的效率，暂时还必须想一些别的办法。1651年8月1日，刑科给事中、著名御史魏象枢就如何改进政府预算程序，提出了几项建议。魏象枢注意到，中央政府对各行省官员所征集的财赋数额并未做精确的统计，而对地方经费开支，也没有详细的清单。因此他呼吁由各省布政使对征集的钱物，以及对每一项主要的行政经费开支，每年做一完整的统计。这些财政统计报告应编入黄册，呈送总督，并由总督上奏中央审核。黄册一到朝廷，就应彻底核查，编成清册，以便确定中央政府的收支，以及例如盐利这样的额外税入。次年，即1652年，这一新制付诸实施。尽管此制并不意味着赋役簿籍问题的解决，但稍后，它确实使清政府得以发现哪儿将出现最严重的财政短缺，因此，就可以及时地予以弥补。除了建议改善财政统计程序外，魏象枢作为一个御史，还以他的正直无畏而闻名。他对官场腐败的抨击，其中一部分就是针对都察院本身的。据当时的奏章反映，受命出访的御史常常将自己的公事开支摊到地方官府头上，接受其他官员的帮助，为自己的起居开销索取过多的补助，并且随意接受贿赂。顺治皇帝对这些奏章尤感震惊，从这些奏章看来，似乎他自己的“言官”并不值得信任。1651年5月5日，他在一道诏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某些忧虑。因此，尽管他自己已于1651年5月22日离京去热河围猎，随后由陈名夏、洪承畴及陈之遴召集的讨论改革都察院制度的会议，无疑是经他敕准的。

清洗都察院

洪承畴特别关心都察院吏治腐败的情况，因为他现在是都察院长官之一。所以可能是他首先提议的，三个新上任的汉人长官在北京火神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来评价目前在都察院供职的官员的功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结果是，几天以后由洪承畴突然宣布在对都察院进行大规模清洗。现任御史11人“外转”，2人迁官，同时，22名新委任的御史准备就职。显然，洪承畴和另外两个大臣希望通过这种秘密谋划的突如其来的清洗活动，使得被罢免的御史长时间内不知所措，无力反击。但是，有一名被“外转”的御史马上起来抵制。此人就是张煊。他在明代末年河南道御史任上就以论劾廉正而建立了名声，现在他一听到自己外转的消息，就写了最后一份弹章。他弹劾的对象是那最易招致物议的三位

，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政治智慧的表现。与伊藤博文等变法者比起来，康有为等人幼稚得像孩子一样。任何自上而下的变法，在新势力没有绝对实力消灭旧势力的时候，一定不要鲁莽急进，而是应该稳健渐进，避免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康有为的做法则恰好相反，他想一刀灭掉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一次性革除几千年的积弊，结果导致害怕失去权力的慈禧太后突然翻脸，整个局面翻盘。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袁世凯成了这场政变中的大输家。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组织错误，站队很模糊，一点都不旗帜鲜明！在康有为、梁启超的生花妙笔下，他成了卖友求荣、出卖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慈禧的眼中，他是光绪、康有为信任的对象，是未落网的维新派分子，所以慈禧要以两边讨好的投机分子罪名惩治袁世凯。危急关头，荣禄出现了。平时受了袁世凯不少糖衣炮弹的荣禄替袁世凯求情。荣禄的面子，慈禧那是要给的。收钱真办事，荣禄是个好同志，要不然袁世凯不死也得脱层皮。第十章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神功护体的义和团

“戊戌政变”，袁世凯惊险无比地保住了自己的小命和官位。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场自发的群众政治运动的适时出现给了袁世凯新的政治生命。继二十多年前的“天津教案”之后，山东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些老百姓与传教士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大多数传教士也就留在了大城市，但仍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勇敢传教士历尽千难万险深入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义。只可惜他们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正比的，他们的努力几乎没有结果。搞成这样的原因跟前面“天津教案”的原因差不多。百姓与传教士关系越来越紧张，还有一个根本的原因——思想冲突。基督教义中的“无父无君”和“众生平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三纲五常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在今天看来，显然前者比后者先进，但那个时候的国人可不会这么认为。譬如基督教提升妇女地位的努力就极大地触怒了某些根本不把妇女当人看的中国男人。在湖北荆州，有一个满洲妇女诵读《圣经》时让她老公发现了，老公就真的一刀把老婆送上西天去见上帝了！……随着老百姓和传教士的冲突愈演愈烈，习惯性的摩擦也就进化成了根深蒂固的仇恨，并最终酿成全面的流血对抗。到了1897年的时候，山东的一些农民朋友最先发难，开始自发组团跟洋人对着干。没想到，这让白莲教、大刀会等江湖秘密组织发现了趁势而起的机会。这些江湖大哥、绿林好汉可比农民朋友们聪明得多，知道拳头、锄头干不过握有先进武器的洋人，不可蛮干，要巧干。于是，大哥们决定使用掩耳盗铃式的恐怖“神功”。他们特意研发出“铁布衫”和“金钟罩”等秘密武功，据他们自己宣扬，只要自己念动咒语，身上就像裹上了一层钢甲，刀枪不入。除此之外，大哥们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政治口号：“扶清灭洋”。在大哥们的带领下，“灭洋”队伍迅速扩大，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工人、流氓无赖、官军、富绅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找到了“组织”，几十万人马画神符、喝神水、练神功，装神弄鬼，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杀洋人、灭洋教风暴，非常拉风！非常血腥！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洋人都要杀，所有沾着洋字的都要去除。凡是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以及跟西方事物沾边的中国人，如戴西洋眼镜的人、穿西装的人、会说英语的人、留过学的人，统统地都被做掉了。举个例子，有一个知县因为用了美国制造的铅笔，不仅自己丢了小命，还连累了家人——男的直接杀，女的先奸后杀，一个都没有放过。至于外国大使馆更是他们工作的重心所在！这些人认为大使馆是洋人的巢穴，只要能把使馆摧毁，洋人就会彻底地被斩草除根。此外，跟西洋有关的一切东西，如洋楼、铁路、电线、电灯、钟表、火车也都被焚烧和破坏。在这场运动中，上千外国传教士以及不可计数的中国平民百姓和官员死亡！这个饱含愚昧、落后色彩的政治军事宗教组织，史称“义和团”或“义和拳”。义和团最初的动机是单纯的，他们是淳朴的中国农民，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感情，自觉地对抗外国人和做外国人奴才的中国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没有知识，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所敬奉的神灵全是《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上的角色。如果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后来发生在中国身上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是，他们的爱国热情落到了愚昧的大小野心家手里，于是他们变成了可怜可恨、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排外的狂热暴徒。当然，义和团的行为有人憎，也有人爱。在那些愚昧的顽固保守派看来，义和团的做法值得兴奋、值得期待！一来他们觉得义和团的做法算是向洋人报仇，让中国人扬眉吐气；二来不懂科技的他们可能真的相信世上存在“刀枪不入神功”，于是公开支持义和团，还把团民称作“义民”。而在那些洋人看来，义和团自然是十恶不赦。洋人被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列强也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慈禧镇压义和团。一边是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早请示晚汇报的打工仔，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洋大爷。慈禧太后进退维谷，非常纠结。她能出什么招呢？她环顾左右，这才发现曾国藩、李鸿章、奕訢这些头脑清醒的能臣早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在身边，她身边尽是些唯唯诺诺的庸臣。这时，她才发现自己也老了，已不能再像三十年前那样准确地判断形势，自己是多么需要一个能干的朋友啊！慈禧万不得已之下，只能使出绝招——以静制动，等等看再说。正是老佛爷这种走着瞧的心态，助长了“义民”们的“革命气焰”，事件越闹越大、越闹越凶。我袁世凯来了义和团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山东省。毕竟义和团的非著名领袖朱红灯就是山东人，山东正是义和团的起源地和根据地。义和团在山东那么疯狂，洋人自然没少被杀，尤其是德国人被杀得最多！1898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这一年，德皇威廉二世得知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义和团做掉的消息后，立刻点派远东舰队杀气腾腾地直奔山东半岛，保护侨民。德国人一来，二话没说便把胶州湾一带占住，随后又强迫朝廷把胶州湾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山东也就成为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此时开始，德国人就把山东当成了自己家，使出吃奶的力气实干、硬干、快干，给新家实现现代化。德国人先是把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了一个新兴的样板城市——青岛，并将其作为自己在远东的基地。不过德国人的干活态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如今的青岛城市地下水管网络居然是一百年前德国人霸占青岛时建造的，而且到今天依然完好，非常好用！德国人研制出来的青岛啤酒也很美味，中国人一直喝到今天。德国人接下来修了一条胶济铁路，修好了之后，他们不仅拿走整条铁路的赢利，还要铁路的路权，甚至连铁路沿线的治安、管理人员都控制在他们手里。也就是说：中国人想用这条铁路还得德国人同意，还得交钱，否则门都没有！德国人与山东百姓争利，冲突不断，整个局面犹如一团乱麻。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简直要活不下去了！这时的山东急需一个能摆平义和团与德国人的能吏。1897年到1899年的短短三年间，山东巡抚这个位置已经有四位大佬轮流坐庄，却没有一个人能摆平义和团和德国人。美国大使康格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直接跑到总理衙门说：山东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我们在山东有很多生意要做，急需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请你们派一个能干的人过来，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以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嘛！这不就是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吗？康格干吗要帮袁世凯？鉴于袁世凯有过行贿的前科，很有可能是康格拿了袁世凯的好处费。慈禧向袁世凯的老上司荣禄征求意见。荣禄说：这小子虽然属于鹰派，但又不会蛮干，是个软硬兼施的主儿，派他去正合适！于是，慈禧也就给了康格一个顺水人情，派袁世凯出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1899年深冬，新科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带着自己培训的新军，带着三个能干的属下——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带着慈禧“保护义民”的命令来到了山东。论天时，现在的大清特别需要他这种有为的壮年官吏站出来挽救国势。论地利，他作为一省之长，山高皇帝远，自己的地盘自己说了算。论人和，他手底下有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有枪杆子就会有人脉。现在，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能挡住他前进的脚步！我袁世凯来了，看我的吧！山东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袁世凯很不错。在经过实地调查和苦苦思索后，他批判地吸收前几任同僚的失败经验，并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理论联系实际，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两套独特武器。在这两种武器的辅助下，他只用两年就摆平了山东省的内忧外患。他发明的第一套武器，叫“明抚暗剿”，是一种欺骗式的攻防兼备的战斗系统。实际上，这个战斗系统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因为慈禧让他保护“义民”，而他却在剿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居然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啊！但是，袁世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袁世凯不会也不能忘记当年在朝鲜的那一幕幕，现在的义和团何尝不是当年朝鲜的东学党？袁世凯清楚：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没有纲领、良莠并蓄的激进民间组织只会坏事，当年的东学党既然能让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现在的义和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历史证明了袁世凯的先见之明，义和团不仅无功，简直就是压垮清朝这匹瘦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事不堪回首。袁世凯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这正是他要坚决进剿义和团的主要原因。不过袁世凯也不是蛮干的人，他懂技巧、懂“阳奉阴违”、懂“识时务者为俊杰”、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知道如何在强硬与妥协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是这方面的大师。所以，他利用朝廷上层对义和团定义的模糊性，大玩文字游戏。袁世凯公开声明：山东省各级官员必须要“遵旨保护义民”，因为“义民”都是“守法安分”的普通人，是良民。光看他的公开声明，肯定以为他会好好保护义和团。但只要你认真分析袁世凯的这些文字，就能读出深层含义——不滋事、不杀人放火的“义民”的安全我肯定保护，但那些“杀人放火、传播邪教”的“义民”的安全，我就没法保证了，官兵们该杀就杀、该逮就逮。文字游戏玩玩可以，但具体工作还得干。在这一点上，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位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忠实执行袁世凯的铁腕政策，对杀人放火的“义民”宁杀错不放过，山东的动荡很快被平息下来。搞定义和团，任务只算完成了一半。袁世凯接着出手摆平德国人。对付德国人与对付义和团是不同的，绝不能只靠动用武力，即便动武也未必能赢，最好是用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袁世凯对这一点早已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武器——“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第一斧，一切按法律办事。没有写进法律的，马上谈判，写进法律。第二斧，辞退愚昧保守的官员，选拔懂得外交的官员，组织这些官员学习法律，保证遇到案件时，可以根据法律与德国人交涉。第三斧，安排专员常驻德国租界，未雨绸缪，主动保护洋人，尽量减少德国人生事的借口，譬如为洋人办理进入内地的护照。第四斧，亮剑。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当列强提出非分的要求时，袁世凯就不再让步了，手中握有一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部队，他多少还是有些底气的。这个“袁氏四板斧无漏洞防御系统”的效果还真不错，至少令德国人十分满意。在德国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个思想进步、开明的中国官僚，了解西方，对于西方的制度和做法没有敌意，是一个比较好沟通的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清楚清国的弱点，不像其他清国官员自我封闭与狂妄自大，非常好合作。这样优秀的中国官僚去哪里找？打着灯笼都找不到。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德国人很是给袁世凯面子，在义和团之变乃至于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东基本上没有出事，中外关系还算是相当的“友好”。既搞定了义和团，又摆平了中外摩擦，山东人民也过上了安稳的小日子，袁世凯的巡抚终于当稳，前面的“代理”二字被去掉了。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山东幸福了，其他地方悲剧了。义和团在山东待不下去，那就只能另谋出路。当时的“义民”仇视一切洋人的东西，自然也就不会坐什么火车、轮船，他们要挪窝，也就只能徒步或是“驴行”。交通手段不给力，那也就走不远。能去哪儿？河北！河北就是义和团挪窝的首选之地！结果到了1900年，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成员已经发展到上百万之多。河北距北京实在是太近了，连慈禧都对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如雷贯耳！慈禧本来就不是什么特别开明的人物，加上也被列强欺负惨了，屡次被逼赔款、割让领土求和，慈禧心里也憋着一股气，想给列强点颜色看看，所以喊着“扶清灭洋”的百万拳民算是让慈禧看到了反攻倒算列强的希望。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她学会了谨慎，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义和团，得派几个臣子去探听一番虚实之后再做打算！于是，慈禧派出了守旧党巨头刚毅、部长级的北京市市长（尚书知顺天府）赵舒翘前往调查。让慈禧没想到的是，此次调查的结果在这两个哥们儿离开北京之前就已写好，然后两人拿着慈禧的调查经费公费旅游了一圈。归来后两人报告太后说：义和团都是爱国的忠义之士，确确实实不畏惧任何枪炮。慈禧确实老了，她居然相信刚毅这种义和团的粉丝能做出公正的调查！接下来，慈禧命义和团开进北京，亲自接见他们的领袖（大师兄）曹福田，此时朱红灯已在山东被杀死了。曹福田在用他的无敌护体神功表演完“大刀不入”的绝技后，自信满满地向慈禧太后保证：俺的法术可以把天下洋人统统地杀光。慈禧看完、听完之后，深感满意。不知道慈禧是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脑，还是真老糊涂了。你虽然不懂科学，但是应该了解刀不入体是可能的，但枪不入体是不可能的！至少老佛爷你可以做个试验，让曹福田念咒后，用枪射击一下他的屁股试试，看看曹先生的臀部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子弹的冲击！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慈禧很聪明，她看完义和团的表演后，发现了猫腻，但她没说破。因为她认为功夫虽然是假的，但民心是真的，她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反洋，通过“群众的力量”和洋人讨价还价。就在慈禧研究如何使用曹福田等人的时候，列强已经不打算给她时间了，列强等不及慈禧来镇压义和团，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先是派兵进京进驻外国使馆，后又集结舰队于进入京津的门户大沽口，要求慈禧交出大沽炮台。事态危急，列强欺人太甚！慈禧该怎么办？一不做，二不休，跟列强拼了吧！1900年6月21日，清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下了一份惊天地泣鬼神的诏书，向世界上所有跟清国有外交关系的列强宣战。这里得强调一下，该诏书并未指明宣战的具体国家，而是用了一个带有藐视的代称“彼等”。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改写，中国的慈禧太后成为历史上唯一单挑全世界的人，还是一个女人！真是羞煞多少男儿啊！世界各国最初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等到证实真有这种怪事时，无不吓了一跳。无知的疯狂之后必然是粉身碎骨，患了失心疯的慈禧将中华民族带向了一场浩劫……一时间乱象毕露，国无宁日，事情发生在庚子年，史称“庚子事变”。胆大包天的盛宣怀就在大乱将起之时，一个人挽救了清朝的命运，或者说延长了清朝十年的国运，他就是当时担任清朝电报局一把手（督办）的盛宣怀。时间是1900年6月末。盛夏，天气有些热，慈禧心里也有点乱。列强要出兵的消息让慈禧

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了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监制的康熙学习几何学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六至二十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数尺、圆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依照西洋绘图仪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6）御制简平、地平合璧仪。它是集简平仪、地平仪、罗盘、象限仪、矩度为一体的多功能测量仪器，携带方便，具有适合野外作业的特点。它分六层，由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自白晋、孔诚以后，又陆续有不少西方科学家来到清宫。他们的最大成绩，是促使康熙创建了被他们称为“中国科学院”的蒙养斋算学馆，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象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康熙又命人译成满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西方科学家还使康熙实施了中国地理大测绘这一伟大创举。这里，人们不禁会问，既然三百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经传到中国，为什么18世纪后中国科学又大大落后于西方了呢？看看当时在康熙宫廷供职的巴多明留下的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巴多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七月，从巴黎来到中国并进入宫廷，他在参与中国地理大测绘的同时，把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也一一记录下来寄回法国，收入《耶稣传教士书简集》。比如在谈到清朝的天文机构——钦天监时，他说：“他们观察天象的条件简陋。在钦天监工作一生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当上钦天监的高级职位，如果监正本人很富有，又爱好科学，他就自己花工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对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观察或对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马上会在钦天监中成为众矢之的。众人顽固地一致要求维持原状，他们会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扣罚一两年的俸禄，这不是做了劳而无功反而自己饿死的事吗？毫无疑问，这是钦天监阻碍人们使用望远镜去发现视线达不到的东西和使用摆锤精确计算时间的原因。”在这种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就是皇帝个人这一因素也每况愈下，康熙朝以后，皇帝们对科学一个比一个缺乏兴趣，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已经使中国人的科学思维停留在朴素状态，凝固化了，这就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无法快速发展的原因。三、康熙皇帝成功之谜康熙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大清帝国建成了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经济最富有、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的大帝国。那时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达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总面积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本人成为秦始皇以来少有的好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什么能取得上述巨大成功呢？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生好学不倦过人的功业，必须要有过人的思想；而过人的思想，必须要有过人的学习。一生好学不倦是康熙开创大业的秘密之一。康熙八岁丧父，十岁又丧母，两年之间，父母双亡，无疑是人生幼年最大的不幸，然而人生常是这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既使人痛苦，也使人奋进，幼年的不幸，激励了康熙奋发学习、自立自强的精神。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孝庄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向汉族师傅学习儒家文化。康熙的勇武和奋进，受到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营养；他后来的开放与求新，则是受了西方文化的熏染。可以说，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先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具有当时最髙的文化素质，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好学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他继位后，更是勤奋学习，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他喜爱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劲头，更是令人动容，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以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地早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问题。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查看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康熙就是这样勤奋学习，善于学习，活学活用，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位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学精神的学习型皇帝。2.对臣民仁爱宽宥康熙继承了儒家为政“仁爱”的理念，并在施政过程中加以实践，他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正是他一生为人、行政的显著特点。康熙屡次申令停止圈占土地，又免除钱粮达五百四十五次之多，银一亿五千万两，他赈灾、设义仓，关心民众疾苦。有一次康熙到塞外视察，发现一个人僵卧在路旁，他亲自询问，知道这个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起不来了。康熙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给他盘缠，送他回家。康熙仁政的又一个特点是实行宽刑政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国秋决（处死刑）的犯人尚不足四十人。康熙仁政的第三个措施是惩办贪官，表彰清官。清官是康熙帝的一面旗帜，当时最著名的清官于成龙，有个绰号叫“于青菜”，就是因为他虽贵为封疆大吏，却常年不吃肉，只吃青菜。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今斋石）人，先任广西罗城县知县，当时已经四十五岁，罗城县位于万山之中，历经战乱，没有城郭，遍地荒草，县衙是茅屋三间，居民仅有六百家。于成龙到任后，鼓励耕种，设养济院，宽免徭役，兴建学宫，县境大治，史书说他“居罗七年，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于成龙升任合州知州，前往赴任时，百姓倾城出动，痛哭号泣相送，有一位瞎子，不肯离去，于成龙问他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想您路上盘缠不够，我会算卦，可以沿途赚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于成龙很感动，就把他留下来。后来途中钱果然花光了，于成龙多亏瞎子赚些算命钱才补充路费到了合州。在合州，有政绩，又迁黄风。黄风社会治安很乱，他装成乞丐，深入罪犯巢穴，日夜杂处，探明实情，一举端掉贼窝。后来又升为福建布政使。当时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军中有掠良民子女为奴的现象，于成龙集资赎出被掠妇女放还。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勤奉俭约，每天就是粗米、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人于是称他为“于青菜”。他死后，将军、都统、官吏、友人到他家中一看，家里只有竹筐里粗糙纺织品制作的一身袍子和床头几罐食盐、豆豉而已。为追悼于成龙，市民罢市，聚哭致哀。百姓家挂他的画像祭祀。康熙曾说：“朕博采舆评，咸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3.勤慎理政康熙处理军国大政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勤”，二是“慎”。康熙一生勤政。他认为“勤政实为君之大本，怠荒实亡国之病源”。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万历帝和天启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万历二十几年不上朝，导致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员，大学士病请假，内阁大门白天紧闭，尚书虚悬，无人理事，中枢机构瘫痪。天启帝也一样，整天不理朝政，却迷恋上了木工活，刀凿斧锯，玩得津津有味。这样没有责任感的皇帝执政，国家如何不衰败？康熙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勤政理事，每天都要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即听政，最初主要在乾清门听政，后来听政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中南海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避暑山庄澹泊殿等。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六部九卿等官员，会议都有记录，听政的时间，一般在早上八点左右，所以又称“早朝”。康熙从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之外，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康熙理政不仅“勤”，而且“慎”。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总要反复调查，慎重决策，下面以治河为例。康熙四十五年（1706）治河，康熙在御门听政时，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经过调查、辩论、验证等，从正月初十开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整整进行了一年，才做出决策，真可谓慎之又慎，请看他治河决策的全过程：第一，重视治河。康熙亲政后将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书写在宫中柱子上，以日日提醒。第二，寻根溯源。比如治理永定河，他巡视北京通州河堤，随驾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十四子等，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学用仪盘，亲自检测仪器，记录测量。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治河大成。第四，御前辩论。每一治河方案，都要在御前辩论，即让不同意见的双方各申己见，互相驳难。第五，集思广益。争论的双方各有各的理由，没有达成共识时，康熙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书写己见，上报朝廷。第六，会议裁决。康熙听了各方面的意见，便在九卿会议上裁决。第七，实践验证。方案定了之后，在执行过程中，康熙还要数次派人去视察河工，检验朝廷辩论意见孰对孰错。第八，改正错误。若发现方案错了，便马上进行改正。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康熙是一位治政十分严谨的明君。4.严格教育子孙康熙对子孙的教育特别认真，也特别严格。康熙对皇子的教育，第一为成龙，第二为襄（助）政，第三为领兵，第四为务学，第五为书画。由此，康熙帝为皇子皇孙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据《养吉斋丛录》记载：“我朝家法，皇子、皇孙六岁，即就外傅读书。”学习时间，“刻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迟退者，至未正二刻，或至申刻”。休假日，“惟元旦免直入，除夕饭前一日巳刻，准散直”。即是说，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学生的假日可谓多矣。康熙亲自为皇子们选定师傅，皇子老师中的汉人老师，都是一代名儒，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满人师傅称谙达，内谙达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外谙达教授弓箭骑射技艺。康熙对子孙的教育，除了上学，还包括言传身教，让子孙参加祭祀、打猎、巡幸、出征等。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帝患病，便命皇太子代理政事，康熙帝病愈后，又命皇太子协助处理一般政务和旗务，对其他皇子常委以重任，既对其加强锻炼，又对其进行考察。康熙对各皇子还注重因材施教。法国科学家白晋写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说，康熙亲自给皇三子胤祉讲解几何学，并培养其科学才能。后又让胤祉等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历知识。后来胤祉成为康熙朝的一位杰出学者，主持纂修了《律历渊源》、《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教育子孙，是他为君之道中的重要内容。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都很杰出，康熙的皇子中，没有不学无术的庸人，也没有胡作非为的纨绔。他们都有一定素养，一技之长。【点评】康熙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的一个孩子，按常理坐享其成就够了。但是，胸怀大志的少年天子，好学不倦，勤于国事，革旧图新，重整山河，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好局面，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历史将永远仰望这位英明的圣主、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第六章承上启下的改革型皇帝雍正康熙帝驾崩后，四十五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就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然而有趣的是，自从雍正继位，到现在近三百年间，史学界乃至民间对胤禛得位是否正当的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议论和争论，似乎成了一个永远的疑案。一、雍正继位之谜关于雍正的继位，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1.遗诏继位说持此说者提出了三种根据：（1）雍正受到父皇康熙的信任，曾派他到天坛代行祭天大典，说明康熙临终前有意让雍亲王继承皇位。（2）有康熙遗诏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康熙病重，召皇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等七位阿哥和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说：“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有《康熙遗诏》为证。《康熙遗诏》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诏上写道：“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2.改诏篡位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1）胤禛虽在康熙眼中印象不错，让他代为天坛祭天，但不能证明康熙有意、有遗诏让他继位。（2）康熙在临终当天的遗诏是假的，因为这么重要的决定，既然将继位大事告诉七位阿哥和隆科多，为什么不向当事人——继位者胤禛宣谕？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宣遗诏之事是无中生有，是雍正继位后编造的。（3）《清圣袓仁皇帝实录》又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皇四子胤禛曾三次闻召到康熙床边问安，但这三次召见，康熙都没告诉他继承皇位，这岂不是怪事？于是有的学者认为，这反倒证明康熙并没有遗诏向七位皇子宣布由胤禛继位这件事。（4）康熙崩逝之后，为什么由隆科多一个人单独向胤禛宣布皇四子继位的遗诏？而宣布康熙遗诏时王公大臣和其他兄弟都不在场？这也使有的学者认为，康熙遗诏是假的。（5）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后，京城九门关闭六天，诸王非传令不得进人大内，这又使人产生“雍正政变”的疑问。（6）《康熙遗诏》自然在康熙去世前已经定稿并经康熙审定，按理应在康熙十三日死后立即当众宣布，为什么十六日才公布？显然这段记载有伪造的嫌疑。（7）经过清史专家研究，《康熙遗诏》是参照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谕诏加以修改而成的。（8）雍正继位后杀年羹尧、隆科多以及对诸多兄弟或杀害、或监禁，似有“杀人灭口”之嫌。在上述改诏继位诸说中，主要是篡位说，认为雍正篡夺了他的同胞皇十四弟允禵的位。其理由是：（1）康熙意中的继位者是十四子允禵，派他做抚远大将军，就是让他立军功，掌军权，树威信，以备接班。（2）康熙刚死，就传出雍正党人将康熙遗诏“传位十四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说是康熙临终前发了一道诏谕，叫远在西宁的抚远大将军、十四子允禵紧急回京继位，却被步军统领隆科多捏在手里不发，改作“传位于四子”。此传闻，不是史实，因为，如果康熙帝真有“传位于四子”的遗诏，那么：其一，当时繁体字的“于”写作“於”，“十”字很难改成“於”字。其二，当时作为称呼的规范是“皇某子”，“于”与“四”之间隔了一个“皇”字，根本无法改。其三，满文为清朝的国书，如此重要的遗诏应同时以满、汉两种文字

奔赴由侯方岩防守的玉台。不过已经太晚了。4月18日归德已被多铎攻陷。在随后的几天里，有更多的在拜尹图、韩岱和尼堪指挥下的满蒙军队汇集到这个城市，为渡淮而集结力量。1645年4月30日，这支因淮阳军阀最近投降而更为壮大的大军，开始沿黄河南岸移动，然后南下直奔淮水，到5月8日，固山额真阿山指挥的蒙古骑兵夺取了横过泗州淮北的桥梁。与此同时，在豪格的支援下，准塔的军队占领了洪泽湖东面的黄河南岸，并且迅速向淮安挺进。

进攻扬州

史可法仍然希望南明的防卫可以守住淮安，刘泽清部已从抗击左良玉的战斗中撤回来了，正驻守在那里。刘准备在淮安外10里远的黄河、淮水和清水交结处扎营，并集结了4万部队和1000只战船。准塔的部队开离徐州，水陆并进，沿江而下，在与淮安的南明主力接触之前，轻而易举地击溃了由刘泽清的一个部将指挥的先头部队。在淮安，准塔把他的部队分成两部，小部分军队被派遣渡过清水，从刘泽清防线的侧后翼进攻，而同时主力部队从正面进攻。这两支部队成功地在刘泽清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把正在准备入城的部队与淮安城分割开来。混乱之中，刘泽清和他的一些家丁（侍从）想乘船逃走。当他往船上装运家财时，他自己的部下却开始四散逃命了。于是刘泽清偷偷溜回了淮安城，借以藏身。但他很快就被抓获，送到了准塔面前。准塔接受了他的投降，并封他为三等子爵。这个城的百姓也归顺了新的清统治者。不久，准塔又上报说，巡逻队已经平定了附近地区，而且凤阳和庐州地区也已投降。当准塔驻军淮安的时候，多铎的主力对扬州发动了进攻。在史可法调军进入阵地之前，盱眙已经陷落；现在他已从白洋河退了回来，把他的3万部队撤到扬州防线。他们的到来，成为加在扬州上百万或更多的老百姓身上的巨大负担。尽管史可法向他的部队训了话，告诫他们各当其责，不累百姓，但是他们人实在太多了，不仅占用普通老百姓的住房，而且抢劫食物、奸淫妇女（尽管百姓已把城中妓女送给了他们的长官）。不过，他们也不得不忍受来自城内的拥挤——来自像瓜洲等地的难民，他们被高杰部队的散兵游勇搅得人心惶惶——希望躲过这场灾难。事实上，史可法甚至想在扬州狭窄的城墙内集结更多的士兵，并且还“急檄防河诸镇兵赴援”。这很少有人响应。刘泽清已经投降了准塔。很快，运河地区的两个指挥官李栖风和张天禄也步其后尘，而他们本是应该守卫扬州前沿阵地的。响应史可法号召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义肝侠胆、决意抵抗的庄子固。他12岁时就杀过人。作为老资格的勇士，他高举“赤心报国”的大旗，在归德—徐州地区招募自己的军队。当得知史可法的处境后，庄子固率领他的队伍以最快速度及时奔赴扬州，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最后决战。但是他的队伍只有700人，能发挥的作用就像史可法的卫队一样，却并不是真正有实力的守军。然而，尽管像庄子固这样的战士明确表达了对史可法和南明事业的忠诚，但毕竟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最终史可法不得不依靠刘肇基指挥的防守部队，再加上他自己带来的部队，其士兵总数有近4万人。在所有扬州当地官吏的帮助下，史可法在余下的极短时间里开始夜以继日地布置城防工事，特别是在城墙建造木制炮台。但是，时间转瞬即逝。5月12日，多铎的先锋部队——由韩岱、阿济格、尼堪和杜尔德指挥——在扬州北部20里长的战线上安营扎寨，并且开始抢夺船只，没收老百姓逃跑的工具。没过几天，到5月23日，成千上万的清军开到了扬州城下。前明将领李遇春举着豫王（即多铎）的帅旗来到城下，叫喊要史可法出来答话。史可法一出来就痛斥他的变节行为，这个叛徒却大声反问道：“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无益也！”

史可法与多尔衮

要求史可法考虑与新的清王朝合作的建议，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以前的建议不太露骨，其措辞也显得很委婉巧妙。最为明确的呼吁来自多尔衮，他在去年秋天，即1644年10月，让一个叫唐起龙的军官把一封信交给了史可法。这封信表明多尔衮最后下决心征服南方——是清人宣传攻势的一份杰作。它打着“正义”的旗号，这原是当满人第一次听到崇祯皇帝遇难和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时，范文程向多尔衮建议的。不过草拟这封由多尔衮签字的信件的是一个南方变节者：前复社成员、诗人李雯。因而，较之范文程主要强调满人誓报明帝死难之仇的捉刀之作，这封呼吁信更能巧妙地打动史可法敏感的神经。李雯的信件强调多尔衮本人知道史可法的名望：予向在沈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马。及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见，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致衷绪，未审何时得达？这封信后面的要点是，明主在南京继位有违《春秋》大义——它禁止在弑君者受到惩罚之前登基继位。李雯接着指出，正当清王准备发动讨伐李自成的战斗时，这种行为造成了多么大的问题：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此殊为不可。再者，汝等知否，汝乃为“弱主”卖命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确实，这是在1644年秋天，清之所有宣传里反复申述的中心思想。但其独具匠心之处又在于，李雯写给史可法的这封用心良苦的信，并不赞成阎尔梅一类人所提倡的那种极端原则。在援引了为清朝效力的吴三桂和受到尊敬的其他明朝官员的例子以后，多尔衮的信补充说道：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有深惟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很有可能，史可法在自己的营帐中对那些激进分子们也讲过这一类话语。政治才能和历史智慧要求这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能仅仅追求那种使个人留芳千古的诱惑，以及对原则信仰怀有私心的献身；相反，为百姓服务和对国家负责，要求他在道德操守与灵活权变之选择上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然而因为这些充满忠告的建议是由另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已经降清的人提出来的，因此，史可法自己的腰板挺了起来。在答复多尔衮的信中（这封信可能是李雯的文友侯方域起草的），史可法耐心地驳斥其提到的关于皇统和分裂的谬说的每一个论点，建议以同盟者的身份与清相处，并且请求他们的合作以反对农民起义。实际上，在这封信中，史可法甚至通过左懋第的和谈使者答应与满人谈判，把他们当作与中国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但是当谈到接受满人做他的新统治者以及背叛明朝时，史可法抛弃了他可能有过的其他想法，在那篇后世学童都熟知的文章中，他义正辞严地说：可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应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者，实为社稷之故也。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1644—1645年冬初，史可法的这个措辞强硬和带有挑战意味的回答，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表明了史可法对自己拒绝投降的立场有深刻的理解——换言之，这是一种生死选择，而不仅仅是无关痛痒的个人内省。然而，从那以后，史可法发动反攻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和史可法最初接到多尔衮信件的时候相比，满人已经更像是天下的争夺者了。现在敌人已经兵临城下，史可法的努力显然已经失败了，他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且更为矛盾的是，如果现在改变他的主意的话，将会加重他的失败。选择“政治家”式的权变方法将会使人们嘲笑他以前的正义情感，会加强他失败时的绝望无助。对史可法来说，在他尚可以与满军将领平等地会谈时，与敌人缔结和约还算容易一些。然而到了现在，动摇意味着不幸。毫不犹豫地接受命运已是唯一的选择。正像孔子所说的那样，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同于阎尔梅速战速决的主张，史可法看来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持久的策略。不过就个人而言，当这种结局日渐临近的时候，他为自己的失败承受了剧烈的感情痛苦。为保卫扬州，他采取了完全的防御性战略。他已不能冲锋陷阵，与敌人面对面厮杀了，而只能留在城内，坐以待毙。他写信给家人说：恭候太太、杨太太、夫人万安。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太太苦恼，须托四太爷、太爷、三哥、大家照管炤儿，好歹随他罢了。书至此，肝肠寸断矣。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六日）法寄。正是在这种绝望的情绪中，史可法几乎默默地准备着他的死亡。随后他写道，他的失败可能会损害他的名节：“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负国之臣不可言忠。”而与此同时，置生死于度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他曾引用孔丘弟子曾子的话私下对他的幕僚应延吉说：“死而后已，不亦远乎？”那天，史可法站在扬州城防工事上，在众人面前俯视着满军使节李遇春，他对这个叛徒义愤填膺的回答表明他外在的锋芒多于内在的淡泊。李遇春质问史可法，为什么要为一个并不信任他的皇帝卖命，随后，又用更为同情的口吻劝道：“何如遨游二帝以成名乎？”无疑，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劝诱；即自愿地接受新皇帝，那么你就会有机会参与创建一个属于你的帝国了。但是，史可法却被这种要他放弃个人正义感的露骨请求激怒了，他拉弓搭箭，一箭就射倒了李遇春。从那以后，每当那些乡民带着多尔衮有礼貌地请求史可法投降的信件来到扬州时，不是信使被杀掉，就是信件被一烧了之。史可法已经迅速地变成那个艰难时期的英雄人物。就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言，我们在《桃花扇》中那个戏剧人物身上就可看到其雏形：“从来降将无伸膝之日，逃兵无回颈之时。”他将与扬州共存亡。用其作者的话来说：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扬州十日屠

史可法的“深更泪”并没有能保住扬州。满人对于以后发生的事情的记载显然是很坦率的：十八日（1645年5月13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喻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1645年5月20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就时间而言，从5月13日开始的、到5月20日以攻破扬州城而告终的这场攻城战，无疑是短暂的。一般说来，在战斗中大炮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并不绝对具有决定性。这种武器和中原地区的炮手们曾使清军初期战斗取得很大成功，因此清军就了解了这种葡萄牙重炮的重要性。的确，当多铎的先头部队驻扎在扬州北的斑竹园时，实际上是在等待后面的炮队。史可法本人也非常知道这种现代化大炮的重要性。正是他在1643年建议，南京军械库的陈旧、笨拙的“神器”应该换成更为轻便的“三眼枪”（即三筒枪）。因而，在南京政权建立的头几个月里，史可法尽了极大的努力改装他的炮队。徐光启的学生陈于阶替他制造这种新的葡萄牙重炮。陈曾经在一个改变了他宗教信仰的天主教堂的铸坊学过这种技术。这样，在1645年5月20日开始的攻城战斗中，史可法由于沿石墙架在木制平台上的外国重炮而掌握了最初的主动权。一旦多铎的士兵进入这些重炮的射程之内，那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杀死杀伤。但是多铎不慌不忙地指挥自己的炮队向城墙西北角射击，随后清步兵一涌而上，通过大炮的火力网，一直冲到城墙根底下。在那里，史可法又掌握了瞬间的主动，因为他的弓箭手们直射城下的那些进攻者。很明显，此时多铎已经命令他的士兵不惜代价夺取西北角了。每当一名清兵倒在箭下，另一个便补了上来。很快，尸体越堆越高，一些清兵甚至不需要梯子就能爬上城墙。随着清兵越上越多，守城者便开始恐慌起来。城墙防御工事沿线的守兵们争着跳上木制炮台，以爬上最近的房顶，然后逃跑。在很多地方，过重的炮台坍陷了，那些守城士兵如果没有被压死，也在随后的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接着，这种恐慌在城里也蔓延开来。不管是因为叛徒的鼓动还是因为一些谣言（有人说，守军以为满军是黄得功将军派来的一些增援部队），主要城门很快被城内的人们丢弃不管了。随着清军的涌入，南明的士兵丢弃了他们的头盔和长矛，狼狈不堪地逃向南门，企图从那个方向逃走。另外一些人，知道这座城市已经被全部包围了，干脆就不抱有任何希望。曾经以日记记载了随后发生的灾难的王秀楚还记得：“突有一骑自南而北，撤韁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就在守城的士兵丢盔卸甲，急忙在城中民房里寻找藏身之地时，史可法离开他在城北门的炮台，骑马穿过内城，直奔南门，他希望从那儿出去，然后从侧翼进攻满人。但为时太晚了，清军已经到达了城南门。史可法这时认识到，他已经失去了扬州，抵抗可能已是毫无意义的了。一两天前，史可法曾面问庄子固，如果扬州城陷落，他是不是准备为主尽忠。庄子固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会的。此刻，史可法真的请求庄把他自己杀死，但是庄子固不忍这样做。于是史可法猛然拔出自己的佩剑自刎。但是，他没有受到致命伤，只是倒在庄子固的怀里血流不止。史可法大声呼叫其养子助他速死，但是史得（德）威犹豫再三未能下手。结果从城北门逃来的败兵把他们席卷而去，后面有满人紧追不舍。混战之中，庄子固被杀死了，史可法被一个认出了他的清军将领捉住。史可法请求把他带到他们的指挥官那里去。史可法很快就被带到豫王多铎那里。日记作者王秀楚几天以后这样描写豫王说：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骑马而来。身穿精美之锁甲护胸，坐骑华饰，多人随从，虽为满人，其体貌甚伟俊，下巴突出，前额宽大，其随员中有多名扬州人。是为满人总督和皇帝之叔父豫王。这份材料没有告诉我们，多铎在20日审问史可法时什么打扮，但是有一点是容易想象的，即在身材魁梧、衣着华丽的满族王侯和粗壮、面色阴晦、仍然穿着带有血迹衣服的中原将军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据温睿临关于他们见面的记载，豫王很友好地召见了史可法，说：“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史可法回答道：“我此来只求一死耳。”多铎问道：“君不见洪承畴乎？降则富贵。”史可法答道：“彼受先帝厚恩而不死，其不忠于尔国明矣。我岂肯效其所为？”于是多铎命令宜尔顿将军“劝说”史可法屈服，但是三天过去了，史可法仍然拒绝投降，于是下令杀害他。在《清世祖实录》的简短记载中，说道：“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清世祖实录》给人一种有计划地处死这批人的印象，实际上是骗人的。大部分史可法的部属，如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天主教徒、炮队专家陈于阶，或是死于街上的战斗或是自杀。史可法的全部19名私人幕僚都遇难了。但是由于随后日子里发生的暴行（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他们的死难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5月20日的城防崩溃后，扬州城居民只有听天由命了。尽管当时大雨倾盆，但是一些居民忙着烧香，准备着入侵者的到来，同时大量地隐藏他们的金银财宝。他们只是做了这些谨慎的准备，但是全然无力抵抗那些已接管这座城市的满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汉人。王秀楚写道：“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那些叛徒领着清兵在这座商业城市中从一个富户进入另一个富

！”纯子表面像在夸赞村井麻子，但其话语中却似乎含有轻微的侮蔑之意。不过，伸夫对纯子如此了解村井麻子感到十分惊讶。即使说到此前与村井麻子约会，也只是在放学回家路上交谈过几次而已。虽然在圣诞节前给村井麻子送过礼物，但那也只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可是，纯子怎么会知道村井麻子的情况呢？难道是在教室里从村井麻子偶尔说出三言两语的态度上推测出来的吗？天才少女的直觉果然比常人更敏锐吗？不过，无论直觉怎样敏锐，能够有这种感觉，或许就是因为她对他两人的关系很感兴趣。如此看来，纯子果然是真心关注自己吗？想到这里，伸夫浑身开始冒汗，这个以前从远处观望的女人突然有了几分亲近感。仅仅想到她在关注自己，伸夫就产生了腾云驾雾般魂不守舍的感觉。但是，不知纯子是否觉察到伸夫激荡的心情，她依然十分平淡地款款前行，不久便推开了米蕾特的厚玻璃门。在一瞬之间，眼前的雪景就变成了飘溢着温馨的咖啡味和香烟味的咖啡馆。从中间往里面还有空包座，在他们朝里走的过程中，几个男人向纯子举手或点头。而且，在纯子坐下之后，还有两个男人过来说“上次那个很好嘛”“下一幅插画要抓紧点儿哦”。看样子他们都在报社或出版社工作。伸夫看到纯子跟他们对等交谈，再次对她的交际之广感到惊讶。“咖啡要哪种啊？”“要哪种……”“有摩卡啦蓝山等各种品牌，普通的可以吗？”“好……”在纯子的面前，而且是在咖啡馆里，伸夫就像是个幼童。他只能随声附和，同时发现自己几乎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高中生。“你常来这儿吗？”“是啊……每天至少来一次吧。”看样子，纯子所栖居的世界与伸夫他们截然不同。没过多久，咖啡端上来了，而伸夫却不知道该怎么喝。纯子先放入砂糖，再放入少量牛奶并搅拌几下。伸夫看过之后如法操作，然后喝了一口。咖啡竟是一种既甜又苦的奇妙味道。这种东西怎么会好喝呢？真不知道那些喝得有滋有味的人是怎么想的。“打扰一下，可以吗？”像是看准了时机，另一个男人走过来搭话，可能是要协商晚上聚会的事情。此番交谈结束之后，又有个梳着大背头貌似画家的男人过来，说了两三句话把纯子逗笑。然后，又有个貌似报社职员的男人过来。他们都只跟纯子交谈，完全无视伸夫的存在。看样子，纯子是在这里跟他们边聊天边谈工作，并收集各方信息。过了半个小时，伸夫喝完咖啡正百无聊赖，纯子开口发问。“回去吧？”“好……”伸夫还在琢磨收费的事情，而纯子已迅速拿起账单朝收款台走去。两人来到外边，只见雪下得更大了，人们都把脸颊埋在大衣领中。“谢谢你请我喝咖啡。”伸夫郑重其事地俯首致谢，纯子满面笑容地点了点头。“不必啦！我是大款嘛！”纯子的绘画作品好像已经相当畅销，并且在为报纸和杂志画插图。虽然难以想象她的画作价值几何，但伸夫他们肯定无法与之相比。“那就在这儿告辞吧？”两人从米蕾特向北走到一个路口，纯子就停下了脚步。“难得的星期六还把你拉着到处跑，请原谅！”“哪里……”虽说是拉着到处跑，但跟着引人注目的纯子倒是特别拉风，还第一次进咖啡馆喝了咖啡，伸夫已相当满足。“还想跟我见面吗？”“真的吗？”“这个，你过后看看吧！”纯子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信封，“我写了一首诗，是为你哦！”纯子递来信封，伸夫像接过炸弹般小心翼翼。“好啦，再见！”纯子只说了这些就翩然转身，朝两人刚才喝过咖啡的米蕾特原路返回。伸夫等红大衣消失在雪中人群之间后，向前走了五十多米，来到一小片空地拆开了信封。信封里装着与昨天同样的稿纸，打开后看到同样圆润的笔体写着如下内容：我知道你怨恨我我明白你厌恶我可是在怨恨中隐含着温存在厌恶中隐含着挚爱想必你已发现有怨恨有厌恶远远胜过无动于衷纯子大片雪花落在稿纸上，伸夫一边留意不让融雪弄湿稿纸一边重读纯子的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纯子看透了自己的心思？可是，这并不像表示愤怒或憎恨的文字。虽然真意不明，但似乎多少隐含着某种好感。七在认识时任纯子之后，伸夫感到自己好像突然成了大人。虽说如此，这并非等于了解了纯子的一切，只不过是偶然应邀去咖啡馆里喝了咖啡、简短地谈论学校和家里的事情而已。两人本来就是同班同学，所以记住姓名和长相纯属理所当然。不过，这回却增加了单独会面的条件。以前同班同学中尚未有人与纯子单独约会。本来纯子比较早熟，感觉她好像在跟画家和记者之类的中年男子交往，却没有一个关系较近的高中生。男生们虽然都对纯子心怀好奇和景慕，也只不过是把她作为远离自己的存在隔空遥望而已。伸夫就是跟这样的女性一起走在大街上。而且，主动发出邀约的是纯子。伸夫自己并没有这种愿望，是对方主动向他搭话的。而且，两人一起去的是咖啡馆，伸夫在那里第一次喝了咖啡，并了解到那里是各种身份成年人聚集的场所。不仅如此，纯子还在分别时把自己写的诗交给了伸夫，虽然内容尚未完全搞清楚，但她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已确切无疑。对于伸夫来说，与纯子度过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整个过程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体验。他似乎借此窥见了从未想象过的世界。若能做到，伸夫很想把此事告诉别人。如果告诉同学“我跟纯子一起去咖啡馆啦”，他们肯定会惊讶不已、羡慕不已。跟纯子约会之后，伸夫感兴趣的对象完全为之改变。这并非是指每天的生活为之改变，他每天早晨还是两点一线、上学回家，晚上有作业就做，没有作业就读书听广播。虽然在表面上生活节奏似乎一如既往，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却总有纯子的身影。虽然在跟同学交谈和专注于体育活动时也会暂时忘记，但在其他时间里却总是挂念着纯子。她今天会不会来学校上课？如果来的话会不会认真听课？她那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早退。她什么时候还会发出约会的邀请？她不再去旅行写生了吗？伸夫的想象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虽然只约会过一次，可自己却如此思绪万千——伸夫感到匪夷所思。以前总是轻蔑地想“时任纯子那种人……”，那或许都是自己徒然虚张声势而已。不过虽说如此，跟纯子约会确实充满了刺激。第一次约会就突然被带进咖啡馆令伸夫深感意外，但后来她也约他去了不曾预料到的地方。第二次约会先是在伸夫从未进过的商厦画廊里碰头，然后一起去了钟塔后面的荞面屋。对于以前在外面只吃过拉面的伸夫来说，纯子为他点的蘸汁凉荞面真是稀罕风味。伸夫等她先开始吃，然后才学着她的样子做，但纯子皱着眉头小声提示：“伸夫，别把太多面条放在蘸汁里呀！”从第二次约会开始，纯子就直呼其名了。同班女生直呼其名这是第一次。不过，因为是纯子，所以伸夫心里并未产生什么反感。非但如此，伸夫觉得这是双方关系亲密的证据，反倒因此而十分高兴。实际上，由于约会时总是以纯子为主导，所以被她直呼其名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NO、BU、O……”纯子在呼唤伸夫时，最后一个音节“O”总是向上挑起，比母亲的呼唤听着温馨，还有几分发嗲的感觉。伸夫按照纯子的提示，夹起一小撮面条放在蘸汁里。“阿姨，来碗面汤！”把面汤倒在剩下的蘸汁里喝掉，也是伸夫此时才听说的常识。当时还特别稀罕的巧克力和冰淇淋，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咖啡馆里初次品尝到。不过，最具刺激性的还是跟纯子一起喝的酒和抽的烟。伸夫以前不曾知晓，据说纯子从高一时就开始抽烟了。伸夫初次看到她抽烟是在第三次约会的时候。依然是在那家画家们聚集的咖啡馆里，纯子在跟中年男友们交谈时，从大衣袋里掏出了香烟。红色包装盒正面印着“光”字，符合外表华贵的纯子的风格。纯子从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夹在指间，正在跟她交谈的男子十分自然地凑上打火机。从这个情景来看，周围的男性对还是高中生的她抽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样感。实际上她抽烟的架势已算得上登堂入室。那么浓烈的烟团，伸夫只是看看都感到会呛着，而她却能精彩地吞云吐雾。伸夫看得入迷，纯子就把香烟递了过来。“抽一支试试？”“不……”伸夫慌忙摇头，纯子莞尔一笑。“是啊！你是优秀生嘛！”“倒也不是……”如果被辅导委员老师看到自己在这种场所抽烟，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处分。“不会的啦！乌鸦哪能进这里来呀？”由于多数辅导委员老师都穿着暗色西装，而且会带来令人厌恶的消息，所以学生们称其为“乌鸦”。“这里的人都会保护我们哦！”确实如此，咖啡馆里聚集的顾客多数都戴着贝雷帽留着长发，颇具艺术家范儿，看样子会抵制乌鸦们的管制。而且，即使被乌鸦们发现了，但由于纯子是艺术家们的伙伴，或许会得到宽容。“你不抽吗？”纯子再次询问，伸夫就叼上了一支。可是，他刚抽了一口就呛得咳嗽起来。“很快就能习惯啦！”纯子看到伸夫呛得难受，反而露出开心的样子。与抽烟相同，初尝威士忌也是在跟纯子一起去的酒吧。那里也与咖啡馆相同，貌似与纯子熟悉的艺术家顾客很多。这家酒吧只有一张L形吧台，店主是个叫“阿泽”的中年男子。“你喝加冰威士忌吗？”听纯子这样问，伸夫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也还是点了点头。以前只是在过年时跟父亲喝过屠苏酒，那也只是四五盅而已。父亲说声“差不多行了”，他就顺从地放下酒盅，而且他自己也没想多喝。端上来的威士忌酒加了碳酸感觉就像汽水，但喝下去却相当有劲。“我一般都是喝两杯，喜欢浑身稍稍发热的感觉。”纯子似乎已经完全习以为常，把玻璃杯中的冰块晃得叮当作响。“再来一杯怎么样？”伸夫就顺从地追加了一杯。因为连同龄女孩都满不在乎，所以伸夫羞于自甘落后，于是他振奋精神端起了酒杯。三杯威士忌酒下肚之后，伸夫去厕所时就感到腿脚有些发软。“你可要挺住哦！”伸夫一边鼓励自己一边对自己酒量太小感到气恼。平心而论，纯子在所有的方面都比较早熟。看样子，无论是去咖啡馆还是荞面屋乃至酒吧，对于纯子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虽然班里也有不良少年和软派的团伙，可他们也未必能像纯子这样豪放，即使抽烟喝酒也是在厕所或公园的角落里，提心吊胆显得有些猥琐。与他们相比，纯子的姿态却落落大方毫不露怯，毫不忌避周围的目光，悠然自得地与周围气氛和谐相融。那或许是自诩艺术家的信念使然，但换个角度来看又像是破罐破摔的感觉。哪里还像个高中生——虽然招人颦蹙侧目，但纯子的态度就像是在享受作恶，像是在挑衅那些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然而奇妙的是，老师和周围的成年人都对纯子十分宽容，明明知道她每夜抽烟喝酒却无人指手画脚。那孩子特殊——纯子的身边已经营造出这种氛围，于是她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待遇乐在其中。虽说如此，纯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伸夫感到不可思议。即便伸夫说“我来付钱”并想拿起账单，可纯子却微笑着说“不用啦，我是大款”。听纯子这样一说，伸夫就像着了魔似的哑然无语了。看样子，纯子确实靠自己的画作和插图获得了不少收入。“我在这里都是记账，你就别操心了。”在喝威士忌酒的酒吧里，听到此话的伸夫既惊讶又激动：上高中的女孩可以在酒吧里记账，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伸夫望着纯子的侧脸，再次惊叹于她的神通广大。总而言之，只要跟纯子在一起，完全没必要担心钱的问题。此事乍看似乎令人感激，但伸夫心里却不是个滋味。身为大男人却让女人付钱——伸夫无法从这种负疚感中解脱出来。在跟纯子接近一个月之后，伸夫决定就在学校的图书部活动室里跟她会面。所幸的是，图书室就在由连廊相接的副楼里，一层是阅览室，二层分为书库和课外活动室。从男女同校开始，伸夫就分属于图书部。但由于高年级前辈从寒假结束后开始专注于高考复习，所以伸夫实际上相当于图书部的负责人。虽然图书室里有位年轻的女馆员，但图书部成员都把称呼“阿姨”的“阿”字去掉直接叫“姨”。在午休和放学之后，成员们总是集中在活动室里，围着“姨”聊天说笑度过欢乐时光。他们就这样从五点一直待到将近六点，有时还会待到勤杂工进来把炉火清理掉。不管怎么说，二楼的图书部活动室里有种密室般的氛围，是成员们绝佳的聚集场所。伸夫知道，那个房间在勤杂工清理炉火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去了。“我们六点钟去那儿见面吧！到了那个时间就没事儿啦！”因为伸夫保管着活动室的钥匙，所以两人进去后只需把门反锁就没问题了。“大家都回家后就不会有人去了。”虽然咖啡馆和酒吧倒也不错，但周围总有纯子的朋友。说起来是约会，但实际上那些男人常来打扰，伸夫实在难以平心静气。此外还得花不少钱，而且说不定哪天就会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当然，即使钻在图书部活动室里，也未必能够保证不被老师发现。虽说这里是副楼，但因为还是在校内，所以值班老师当然会来巡查。不过，他们都几乎只是巡查到楼门口，确认上锁之后就会离开。因为有楼门和活动室这双重门锁，所以只要待在室内不出声就不必担心被发现。而且，即使万一被发现就说是在整理图书，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成立。“这里离你家近，很快就能到吧？”所幸从纯子家到学校用不了两三分钟。因为距离很近，她在冬天有时不穿大衣就直接跑进学校里来。“虽然没有炉火有点儿冷，但多少还会有些余温。”可能是因为爱冒险的纯子觉得好玩，所以她立即点头同意了。约会那天，成员们照例在“姨”的下班时刻五点钟全都撤了。伸夫也暂时跟大家一起放学离校，但走到半路又原路返回，并在勤杂工室要了楼门钥匙前往活动室。一月的下午五点多天色已暗，炉火也已被清理，室内寂静无声。伸夫望着大雪已停的窗外等候，只听门声轻响，纯子出现了。“没事儿吧？”纯子点了点头，随即像猫一般溜进室内。伸夫见状把一层的楼门和活动室门都上了锁。“已经不会有人来啦！”“果然挺冷啊！”“那你穿上这个吧！”伸夫想把自己的大衣披在纯子身上，纯子摇了摇头从大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来喝这个吧！”那是小瓶装的威士忌酒。伸夫从格架上拿来玻璃杯，纯子就把威士忌倒上。“干杯！”两人对视一下喝了一口酒，伸夫立刻就被呛住了。“兑点儿水就好啦！”伸夫按照纯子说的给自己的酒杯里加了水，给纯子的酒杯里也加上水。“真安静啊！”“简直不像学校，是吧？”“我可以抽烟吗？”“当然，没问题呀！”纯子叼上一支“光”牌香烟并擦着了火柴，黑暗中瞬间浮现出她白色的脸庞旋即消失，只有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因为亮灯就会被发现里边有人哦！”“这样就挺好呀！”白雪反光和窗外附近的街灯微微映出纯子的脸庞。“以后就在这儿见面吧？”“是啊！”纯子点点头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把面孔正对伸夫。“伸夫，吻我吧！”伸夫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虽然就在眼前听到，却仿佛刮向远方的风声。“伸夫……”听到再次呼唤，伸夫坐正了姿态。“可以吗？”纯子没有答话，坐在原处不动。在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野中，可以看到纯子闭着眼睛微微翘起下巴。仿佛受到那片白色的吸引，伸夫来到纯子面前。简直难以想象，纯子的脸庞就在眼前。伸夫以前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的面孔，尽管没有开灯，但轮廓姣美的鼻梁、柔润的嘴唇乃至脖颈下面都历历在目。可是，伸夫还在迟疑。真的可以就这样接吻吗？这会不会是纯子式的游戏呢？如果真的凑过去，她会不会立刻躲开呢？若是放过了眼前的机会，恐怕永远都不能接吻了。既然是男人就应该大胆向前——伸夫就像听到魔咒般闭住了眼睛。这样看不到纯子的脸庞，伸夫就稍稍放大了胆量，随即把嘴唇慢慢地凑近了纯子。不过，尽管对方没有抗拒，可接吻却意外困难。伸夫的嘴唇先碰了一下kkkkyyyy看片

资料，这条气势磅礴的中轴线，应该是全世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唯一的一条。晋宏逵：7.5公里长的一条中轴线，整个紫禁城又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黄金段落，在这个黄金段落中突出的也是这条中轴线。在一个城市当中，有这么高度的统一，同时又把都城的建设和自己的统治核心非常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王鲁湘：圈中套圈，再套圈，循环往复。晋宏逵：紫禁城外面有一圈皇城，皇城里边全都是为紫禁城服务的衙属机构，以及太监们办公生活的区域，外人是进不来的。王鲁湘：我们现在说的皇城根，就是当时皇城的城墙。晋宏逵：南侧集中安排的是六部衙门，五军都督府，还有一些总管，相当于外交部门。皇城的左右两侧，左祖右社，这样皇帝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非常方便，而且联系非常紧密。里边的这些坛庙，都是统一的布局，南边是天，北边是地，东边是日，西边是月。所以我想故宫的第一个价值，应该是和北京布局的统一。王鲁湘：北京市的整个平面布局，就是当时中国人宇宙观的平面化表现。太和殿内景晋宏逵：紫禁城的命名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天上的星空分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是帝王的所居，而紫禁城就是紫微垣在地上的投影。紫禁城内部，采取中国传统的院落式布局，而且布局得十分巧妙，很有秩序。不管咱们说它有千间房也好，一万间房也好，八千房也好，这些房总要按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换句话说，你找门牌总要有门牌号吧。它是怎么安排的呢？它的前朝部分特别疏朗，你看前三殿建筑，是整个北京市最雄伟的建筑，甚至于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大的建筑，明代的太和殿比现在的还要大，至少用材料用的很多。王鲁湘：明代的叫皇极殿。晋宏逵：明代皇极殿是九间啊，现在的太和殿是11间，因为找不到那么大的木头了，所以整个体积缩小了。王鲁湘：在明清两朝的500多年里，紫禁城的屋脊是不是北京最高的屋脊？晋宏逵：紫禁城不是。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最高大的，但它不是最高的。王鲁湘：那些城门楼子会高过它吗？晋宏逵：城门楼子没有高过它。景山五亭建成后是最高的，白塔寺的塔也可能比它高，但它应该是最高大的了。它的北边就是东西六宫，皇帝自己家庭的所在地。那些房子千门万户，却是按一定顺序排列的，有人用众星捧月来比喻后庭与前朝的关系。再具体地从建筑空间艺术角度来看，当时由前门进城，前门之后是大明门，大明门之后是天安门，大明门天安门之间有千步廊，是很低矮很平缓的，但是拉的距离很长。到天安门前头，这个千步廊变成了丁字形，道路突然横宽了，凸显出天安门的高大，然后再到端门，又过了一个关才看见午门，午门又恰恰是一个凸字形的布局，人走在里面肯定感觉渺小，更凸现天子宫殿的伟大。王鲁湘：几年前我来故宫的时候，沿着这条中轴线走了一遍，体验当年外官进京见皇帝的那种心理感觉。我感觉故宫就是一个平面压缩的金字塔，从永定门进来以后就到了金字塔底下，然后一直往里头走，每过一道门等于上一个大的台阶。等到了太和殿的时候，实际上是到金字塔的顶端了，人走了这么远的路，腿也开始累了，膝盖也开始软了，到了太和殿门前的时候，感到不跪也得跪下了。晋宏逵：但是在整个明清，能够有幸看到太和殿的没几个人。一般的官员是没有资格进到太和门的，只有相当级别的人才能进，进也只能进到太和殿的丹墀上，进屋不太可能。由此而看，故宫具有很高明的空间布局艺术。另外，从规划布局上看，故宫的设计有条不紊，它要表现封建的社会秩序，等级制度和皇权至上，所以萧何那会儿就讲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王鲁湘：刘邦很生气地问他，你怎么这么浪费啊，建这么大的宫殿干什么？晋宏逵：人家萧何就说了：“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就是说，只有我们最高最大，后代人都没法超过。这个思想一直延续下来了，成为宫殿建筑的一个主调。王鲁湘：而且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条中轴线一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树木，特别是太和殿前面这么大一个广场，一棵树木也没有。这也是要表现一种皇权至上的概念，因为一旦有了树木，就有了一种很自由的感觉，那种很威严、很秩序的感觉就没有了。晋宏逵：前朝的部分都是很规整的线条，很直的。王鲁湘：到了后寝，到他自己家里头的时候，花木复苏，御花园各种庭院里面各种各样的树木就有了，这体现的是一个亲切的人的尺度。晋宏逵：另外，他调动很多建筑艺术的手法突出皇权的主题。比如说屋顶都是黄的，屋身全是红的，台阶全是灰的或者白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就意味着单调啊，所以他在屋顶和屋身之间加了彩花，而且是以青绿色为主。你再去看紫禁城的很多细部，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同样是琉璃瓦，有黄色有绿色，而琉璃瓦屋脊上的兽，它的数目要表现等级制度，表现级别，最高级的建筑数目最多，最低级的建筑数目最少，它那些影壁、琉璃门上面的花纹又都非常活泼。故宫绿色琉璃瓦残片故宫黄色琉璃瓦残片王鲁湘：而且为了突出紫禁城这一片，北京城其他地方都不能用黄色琉璃瓦。所以当时要是从上空俯瞰的话，整个北京城就是一个灰调子，在灰调子的核心部分是一个金光灿烂的紫禁城。晋宏逵：你这个描述非常准确。整个北京城是在封建制度下的高度统一。高度统一作为封建制度应该被否定，但在建筑艺术上应该被肯定。王鲁湘：这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在古代，黄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用的最明亮的色彩。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故宫的墙面是朱红，屋面是金黄，两个都是暖色调。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这个和五行有关，墙面的红色是火，屋面的黄色是土，火生土。晋宏逵：这个我倒没考虑过，我只能说这个现象，大概从金代就形成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喜好，秦始皇喜好的是黑，唐代的墙大概是青白色的，到金代以后，就是红墙，白台阶，黄瓦，至于根据什么确定的，这我还真没有研究过。王鲁湘：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皇城的建筑上还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法则。晋宏逵：金朝中都的建设是学习了宋代汴梁城的设计，宋代也有他的来源。总之，我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个事，但我觉得，皇家建筑肯定有它的传承，也肯定有它的讲究。王鲁湘：这里面都包含着几个核心的文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中，中国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有了中的概念，这也就等于有了关于核心的概念，紫禁城中轴线加上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框就是一个中字，天下之中在这个地方。然后是三大殿从天上看像一个土字，土居天下之中73，这又是一个中的概念。今天我们看沙盘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前朝与后寝正好是“负阴抱阳”，阴阳交泰74了，所以乾清宫和坤宁宫中间过渡性的一个宫，就叫交泰殿。很多年以前，我仔细数过紫禁城城墙上的几个主要建筑的屋脊，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是360个。晋宏逵：这个我还没数过。王鲁湘：360是个天数，一周天75。四个角楼，每个角楼是28个，象征天上的28宿。我觉得，里头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平面的形状，都有中国文化的意蕴在中间。晋宏逵：现在问题就是，文献当中对这些东西很少有记载，所以只能作为推测。如果我们的推测和事实相符的话，这种推测也能自成一说了。王鲁湘：反正从中国文化中间能找到一个说法。作为天子的居所，紫禁城除了表现森严神圣的皇权和等级，自然也是皇帝一家的宅院。所以，与前朝的威严刚毅相对，内庭的一切布置和设计，都是为这个大家族的衣食住行服务的。晋宏逵：他调动这么多技术，有突出的主题，有突出的轴线，有严谨的规划，还有这么优美的室内和室外建筑设计，最后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圆满地实现这个建筑的各种功能。皇帝的礼仪活动场所是三大殿；他日常办公的地方有乾清宫，后面有养心殿；后妃住的地方有东西六宫；太后们住的地方有西边的慈宁宫；皇子们住的地方有南三所和东西五所；太子受教育的地方有文华殿。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这些人的心理，这些人的宗教活动、精神寄托怎么解决呢？所以宫内又有很多的道教宫观，也有一些佛教的寺院。王鲁湘：包括喇嘛教的。坤宁宫内景晋宏逵：故宫博物院里头现在还有48处宗教活动场所。很珍贵的地方在于，它们从来没有被扰动过，一些佛像上还拴着当时地方进贡来的一些条幅，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进贡，给谁谁谁的，贡的是什么佛，这太珍贵了。王鲁湘：清朝皇室又是满族，他们原始萨满教的东西也都有，比如在坤宁宫里头。晋宏逵：萨满教都在坤宁宫，佛教和道教有延续明代的，也有他们自己新建的。王鲁湘：明清两代中国第一家庭的世俗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包括文艺生活，都可以在这个紫禁城里头解决了。晋宏逵：统统得到满足。故宫里还有皇家出版社，也就是修书处。纪晓岚这些著名的文人都在里面上过班、编过书，这也是紫禁城一个很大的成就。王鲁湘：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紫禁城绝不能单独理解成中国的最高行政中枢，它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庭各种各样生活的所在，还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大的文化工程，也是在这个里头完成的。晋宏逵：对。我们现在扯的这个话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紫禁城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去考虑它，怎么认识它的问题。四、故宫的价值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第二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今天，人们来到这里，透过这些气势恢宏的建筑，看到的不仅是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心脏，也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故宫代表中国进入了首批《世界遗产名录》，它的文化价值无可辩驳地得到了举世公认。晋宏逵：故宫是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突出性、普遍性和世界性。也就是说，世界如果缺了它，文化就是不圆满的。紫禁城的文化价值是世界性的，那它到底包括哪些东西呢？一个是从实物角度看，它有宫殿建筑。它的宫殿建筑不单单是咱们说的600年历史，而是两千年，为什么？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历代王朝就在不断地进行皇宫建设，但留存到今天且唯一完整的皇宫建筑，就是故宫，所以它自身有600年历史，但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它每一个地方都是传统的。王鲁湘：您说的这个两千年，从秦始皇开始，可能还说短了。比如说景山，我过去一直不知道故宫后面这个山为什么叫景山，因为景山也可以理解为影山，影山可以作为屏风这种东西来理解。但看了偃师的商城遗址我才明白，商城遗址后面那个山就叫景山，可见其来源有多远。晋宏逵：所以它的传统，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文献有记载，有一些文献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地下流传的。但是作为一种传统，延续时间应该有几千年了。另一种实物，就是故宫所藏的150万件文物，这些文物从分类来讲是可移动文物，但这些可移动文物和其他可移动文物不一样，它不是到哪都可以摆的。因为它代表了中国皇家长期收藏的最后成果，它的东西看起来是清代的收藏，但是文献上说得很清楚，它照盘接受了明代的东西，明代这些东西是从元来的，元代是直接从南方拉过来的，所以它的东西是皇家收藏的直接延续，150万件文物的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王鲁湘：说到这一点我就想，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但是只有三个地方叫博物院，一个是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南京的故宫博物院。这三个地方之所以称院，不称馆，是因为院的级别好像比馆高一点，而它们之所以能够有资格称为院，恰恰是因为里头的收藏都是皇家收藏。故宫博物院晋宏逵：这得说说故宫文物的流失过程和辗转过程，它和抗日战争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和政府对于保护这笔中华民族的最珍贵遗产做了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二战期间各国都在转移自己的文物，怕毁于战火，但故宫的转移延续了很长时间，辗转的路程大概是历史上最长的，这是欧洲各国没法比的。当时转移的故宫文物有13000多箱，还有当时的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这些地方的文物6000多箱，加一块将近两万箱文物，都运到四川，分三个地方保存。王鲁湘：四川贵州。晋宏逵：贵州的最后也回到了四川乐山一带保存。过了抗日战争之后，从四川又回到当时的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到战局不利，就在正在北还的文物中选了一批运到了台湾，这批东西有档案，有图书，也有所谓的古物。当时的分布是这样的：古物馆，档案馆和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都是以清宫旧藏为核心的。王鲁湘：还有没运走的也回京了。晋宏逵：北京故宫的文物还有建国以来收购的，还有一些考古发现的新东西，还有一批是大家不太重视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关于文物价值的概念局限在清宫旧藏和艺术品上，但我们现在是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认识这些东西的。王鲁湘：那么凡是清宫使用的现在也是文物了。晋宏逵：对啊。很多帝后不是书画家，他们画的东西艺术性很差，但是它反应了帝后的心路历程，那也是文物啊。这批东西，台湾应该是没有的，都留在北京了。把这些东西算在一起，再加上武英殿的那些书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有150万件。南京博物院呢，它的藏品不是以故宫文物为核心的。王鲁湘：它藏有一部分故宫南迁留下的东西。晋宏逵：那不是它的主要藏品，另外，现在有十几家博物馆都叫博物院了。王鲁湘：从收藏主体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我们故宫这一边是切不断关系的。晋宏逵：从藏品角度看，它们是一个整体；从哲学角度看，它们是一个系统；从文化内容看，它们同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王鲁湘：我觉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事情。刚才说到故宫的价值，说到它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延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故宫，整个东方文明，不管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一个重要的载体就没有了。晋宏逵：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它在文化上到底有哪些价值？它代表了一种被中断的文明形式，它比较完整、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制度。我们在里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在书本上看不到的；可以体会很多东西，这也是在文献记载上找不到的。王鲁湘：正因为如此，故宫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全体中国人的心。故宫发生的任何事情，马上会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故宫的维修，自然也会引起全体中国人的高度关注。五、故宫大修2004年6月4日，紫禁城全面修缮工程正式拉开帷幕，这是自1911年辛亥革命近百年来，紫禁城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总投资20亿元，历时19年的故宫大修，将被分为三个阶段：从2002年10月武英殿试点工程开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整个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对公众开放。到2020年紫禁城建城600

还是真理？以后世的眼光看，崇祯至少用错了三个人，很巧，都是文臣。一崇祯用错的第一个人，就是孙承宗。孙承宗，字稚绳，河北高阳人，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老师，天启年间官至大学士。对于这个人，清朝人编的《明史》里有一句至高无上的评价：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意思是说，明王朝如果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保卫现有的国土，是完全可以的。观孙承宗的履历，这句话毫不过分。孙承宗在参加科举前，一直在做游学教师，特别是常年在边境给边将家做家教，边关形势早已尽察。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4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谁料一鸣惊人，竟考取了榜眼，之后官运亨通，先做明光宗朱常洛的老师，又做明熹宗朱由校的老师，可谓是“两代帝师”。尤其难得的是，一生沉迷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唯独对孙承宗格外尊重，自始至终称他为先生。朱由校登基后，作为东林党的一员，孙承宗入阁拜相，官居内阁大学士。这时候的辽东战局，已经糜烂触底，熊廷弼下狱了，辽东几乎全境沦陷，明朝之后连着换了几个辽东经略，不是去了临阵脱逃，就是被打得丢盔卸甲，后来兵部侍郎王在晋甚至建议明军全面退守山海关，加强山海关防御。孙承宗经过实地勘察后，否决了王在晋的荒唐建议，主动要求督师蓟辽。到任蓟辽后，孙承宗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战略，趁努尔哈赤松懈时，先在宁远筑城屯垦，然后推进到锦州，经过3年稳扎稳打，终于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建成了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关宁防线。这条由宁远、锦州、山海关三地为核心的防御体系，成功阻滞了后金军南下。与此同时，孙承宗大胆卓拔了袁崇焕，打造出一支堪与女真八旗抗衡的强军——关宁铁骑。东林党覆灭后，孙承宗也遭株连，被迫退休归乡。他走后，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后金，击败努尔哈赤，令努尔哈赤含恨而死。皇太极即位后，又在宁锦会战中击败皇太极。这场胜利让躲在深宫里做木匠活的天启皇帝也兴奋不已，下诏书表彰道：“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随着魏忠贤专权日重，同属东林党的袁崇焕也遭排挤去职。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为蒙冤的东林党人平反，大批当年遭迫害的东林党纷纷得到启用。在担负防御辽东重任的蓟辽督师一职上，崇祯舍孙承宗不用，反而启用了孙承宗的爱将袁崇焕。之所以“老姜不敌新葱”，恐怕还因孙承宗是天启帝老师的缘故，年轻的崇祯担心不好驾驭。和孙承宗相比，袁崇焕的最大欠缺就是战略眼光，他就任后，先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接着杀掉驻守皮岛多年，牵制后金军的大将毛文龙，令朝野上下哗然。还没等袁崇焕去“平辽”，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却绕开关宁防线，取道蒙古入寇河北，杀气腾腾地来平大明了。北京周边军队明军哪里是八旗铁骑的对手，被打了个溃不成军。率军回援的袁崇焕虽然在北京城下重创皇太极，但最终落了个被崇祯下狱处死的结局，直到今天，袁崇焕是不是汉奸的话题，依然被人津津乐道。袁崇焕下狱后，崇祯根本顾不上想他是不是汉奸，因为后金军虽然暂撤，但北京北面的遵化、栾城、永平、迁安四城却被皇太极占据，北京城依然岌岌可危。危急之下，孙承宗被崇祯拉来救火了，崇祯命他回任兵部尚书，负责京城防务。此时的局面，万分糟糕，因袁崇焕下狱，本来救援北京的辽东军哗变，竟跑回辽东去了。周边明军虽然有20多万，却慑于八旗军的兵威不敢进攻。孙承宗沉着应对，先劝服辽东军众将，再缜密制定作战计划。次年二月，孙承宗发动反击，仅用4天时间就收复沦陷四城，重创留守后金军近万人，将后金军彻底赶出了长城。这场力挽狂澜的胜利，史称遵永大捷。遵永大捷使孙承宗在时隔6年以后，再次得到了经略辽东的机会。而雄心勃勃的他，也希望完成天启年间（公元1621年-1627年）未完成的事业。遵永大捷后两个月，孙承宗向崇祯打报告，要求在锦州以东的大凌河铸城。大凌河，是辽东战略要地，一旦明军在这里站住脚，就可以威逼后金都城沈阳。如果成功的话，即使不能迅速平定后金，至少不会再发生崇祯二年后金绕过关宁防线破关南下的事。但后金不是傻瓜，孙承宗派祖大寿铸城，刚修了一半，后金军就打来了。战端突起，孙承宗急忙组织援军，但未曾想，他遭到了当年熊廷弼同样的命运——经抚不和。此时辽东的留守部队，大多掌握在辽东巡抚邱禾嘉手里，对修造大凌河一事，邱禾嘉本来就反对，开战了更来了一个“非暴力不合作”，孙承宗要兵，他阳奉阴违，本来应该立刻派出的援军，他竟然一拖就是数月。无奈之下孙承宗只好四处调兵，直到第二年初才终于凑齐一支4万人的援军。而在大凌河外围，8万后金军已经严阵以待。以寡击众下，明军终于不支，4万援军全军覆没，而驻守大凌河的祖大寿，用“假投降”的方式放弃了大凌河。大凌河之战，成为戎马一生的孙承宗唯一的败仗，却是最致命的败仗。大凌河败后，明朝言官炸了锅，本来对此败负有主要责任的邱禾嘉，把战败的罪过全算给了孙承宗。众议汹汹下，孙承宗黯然去职。纵观大凌河之战全过程，并非孙承宗无能，实在是他已没有天启朝初年的施展环境。此战过后，内地农民军战乱四起，明朝干脆撤了蓟辽督师一职，在关宁防线消极防御。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军攻破孙承宗的家乡高阳，孙承宗率全家人上城抵抗，被俘后壮烈捐躯，其举家6个儿子和12个孙子全部殉难。忠烈如此，崇祯却只是下令“复官职，允祭葬”，连个谥号都不给。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得到崇祯完全的信任。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的破关南下，以及袁崇焕“被汉奸”的结局，对崇祯皇帝本人的打击是巨大的。不仅仅因为他一直倾心相信的袁崇焕最终让他失望，也不仅仅因为明军在大多数时间里丢盔卸甲，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惨状，更因为在整个战役中，外围赶来救援的明军，竟大多不敢主动向皇太极发起进攻。身为大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此情此景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有这么一个人，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春天般的温暖：一个不到30岁的大名府知府，竟然在当地招募了1万多民团，千里迢迢到京城来勤王，比起诸路军队的畏首畏尾，他多次主动请战，积极性相当高。当然，由于不久后关宁铁骑在北京城外击退皇太极，敌人全线退兵，这支积极性很高的民团最终没派上用场。但老实人不吃亏，崇祯因此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记住了他的慷慨忠义——卢象升。卢象升，又一个最终被崇祯用错的人。卢象升，字建斗，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中进士。之后先做户部主事，又做大名知府，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崇祯二年那场兵灾前，他的日子过得很普通，当然也间或有些不普通的事。比如东林党众正盈朝时，大家都忙着巴结东林党，他偏不巴结。后来魏忠贤当权了，大家又忙着巴结阉党，他还不巴结。别人都忙着拍马逢迎混日子，他忙着埋头干活；别人闲着的时候喜欢看书下棋听戏，他闲着的时候喜欢骑马射箭练武；别人读的书，最多是四书五经，他偏爱读兵书，最喜欢的一本，多年来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然后就是崇祯二年，他彻底不普通了一把，后金军来了，别人要么缩头要么逃命，他招了1万人，雄赳赳气昂昂要上战场。从这以后，不普通的卢象升，就走上了一条不普通的人生路。先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升了官，提拔成负责练兵的昌平、大名、邢台三地练兵的参政。巧合的是，这三个地区，恰是当年戚继光蓟州招兵的地方。卢象升捧着戚继光的书，有样学样地摸索着干，外带自己一点发明创造。经3年努力，到了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真个练出了一支精锐来。这时明朝西北农民起义已经大起，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没完没了地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折腾。卢象升临危受命，先率军开赴山西，在山西冷水村大破农民军数万人。此战异常凶险，卢象升先率军破敌，将农民军逼至山崖，对方用冷箭射伤卢象升额头，卢象升不惧，抹着满脸血提刀带头冲锋，终把这股农民军击溃。此战得胜后，卢象升有了一个绰号“卢阎王”。这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被命名为“天雄军”。天雄军之所以战斗力强，与卢象升对戚继光军事思想的研读不无关系，但他同样也有自己的发明。天雄军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且相互之间多有亲属关系，凝聚力极强。与此同时，天雄军的中级军官，许多都是由富有战斗经验的文官担任，这些人无匪气有血气，打起仗反而更勇猛，纪律性更强。当然如此凝聚力，也得益于卢象升本人的“干部带头作用”，每次打仗，他都是冲在最前面，另外军队有军规：冲锋时，军官要冲在士兵前面，军官落在士兵后面的，战后定斩不饶，真个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崇祯六年起，卢象升率领他的天雄军，先战湖北旬阳六县，率孤军深入山谷绝地，九战九捷，消灭农民军马回回部数万人，继而又在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官升“五省总理”，节制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并被赐尚方宝剑。6个月后，卢象升在洛阳大破李自成，并一路追杀到滁州，与30万农民军血战，经一天一夜战斗，再次打垮李自成，迫使李自成逃往陕西。短短3年间，卢象升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如此擎天柱石，自然是哪里有裂缝往哪里顶。内战的裂缝刚刚顶住，外战又来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一月，清军（此时后金已经改国号为清）大举进攻宣府、大同地区，这两地自隆庆年间和蒙古封贡互市以来，已经“六十年不识兵革”，自然不是八旗军的对手。当地守将不敢接战，只是龟缩堡垒消极防守，清军撤退时，甚至在沿途树上写下“百官莫送”几个字，以示羞辱。二月，明王朝把正在与农民军血战的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之后两年，卢象升在当地整顿军队，修筑边防工事，“宣大兵威大震”。他更将一直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天雄军”带来，在当地吸纳精壮，扩军备战，到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时，已有了2万人规模。他深信，这支彼时中原战场最精锐的军队，将是他匡扶天下的利器。这段时间，崇祯对卢象升保持了推心置腹的信任，期间朝中不断有言官弹劾他，有人说他“杀良冒功”，也有人说他在宣大“滥用民力”，崇祯皆充耳不闻。特别是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卢象升的好友户部尚书侯旬（即戏剧家侯方域的父亲）获罪，刑部尚书郑三俊意图从宽发落，被大怒的崇祯连带陪绑，眼看两人性命不保，远在宣大的卢象升主动为二人说情，崇祯随即应允，将两人开释。这时期的崇祯，对卢象升是信任备至的，然而到了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八月，卢象升遭遇了崇祯最大的信任危机。这年八月，清军再次集结8万大军，由多尔衮率领经蒙古草原绕道南下，进攻北京外围。九月二十二日，清军破密云，杀蓟辽总督吴阿衡，兵下通州，眼见北京城危在旦夕。卢象升火速驰援，临危受命被崇祯委任“总督天下兵”，赐尚方宝剑。比起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率1万民团救援京城的情况，彼时卢象升，手握宣大精骑、关宁铁骑等诸路劲旅，旌旗招展，与清军八旗相持。深知责任重大的卢象升决定主动出击，九月三十日，卢象升进军保定，决定先打保定清军。是日深夜，卢象升发起夜袭，派3000精锐奇袭，战前下死命令“刀必见血，马必喘汗，人必带伤，违者斩”。战事爆发后，卢象升身先士卒，明军奋勇冲杀，清军反应不及，一度溃却。当卢象升欲主动出击时，却惊讶地发现，他的后续部队竟突然消失了。原来崇祯派来的监军太监高起潜竟擅自撤退，把率先冲阵的卢象升给“晒”了。还好明军死战，终从清营突围而出，但是伤亡过半。经此一战，保定清军稍却。可兵部尚书杨嗣昌却大肆渲染，指责卢象升擅自出战，以至大败。次日卢象升被崇祯下诏申斥，满腔杀敌之心，连遭冷水。高起潜给卢象升捣乱，是因为人品问题。高起潜此人性情贪婪，是崇祯信任的“御马监总管”，出外监军时常大肆索贿，如洪承畴、邱禾嘉等人皆大笔贿赂，唯独卢象升不买账，自然结了梁子。杨嗣昌整卢象升，是因为“路线问题”，彼时明朝内忧外患，杨嗣昌坚信“攘外必先安内”，主张与清军媾和，卢象升坚决反对，在驰援京城面见崇祯时，就曾以“臣只知带兵打仗”一句，讽刺杨嗣昌的求和政策，二人因此结怨。而崇祯本人也在战和之间犹豫不定。卷进这个漩涡，卢象升自然处处掣肘。保定之战后，崇祯求和之心大起，杨嗣昌又添油加醋，说卢象升“坏事”，为不让卢象升给议和大事捣乱，崇祯一面命卢象升进兵巨鹿，一面将卢象升本部兵马尽数拆分。十一月，卢象升进抵巨鹿抗敌，身为“总督天下兵马”的他，手里竟然只剩下1万兵马，他的精锐天雄军大部以及原本应由他指挥的关宁铁骑，皆被高起潜扣着。巨鹿地处要冲，是清军必争之地，见卢象升兵少，清军起初存轻视之心，多次发动进攻，都被卢象升奋力打退，整整一个月，清军竟数度攻巨鹿不克。这时杨嗣昌又添乱，将卢象升的士兵又调出5000归高起潜，十二月，多尔衮集中8万主力围攻巨鹿，开战之前，卢象升抱定必死之心，召集当地乡民哭泣说：“我等死在旦夕，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为免当地百姓生灵涂炭，决定主动进攻，向清军主力发起“自杀式攻击”。百姓无不感动，纷纷捐出家中仅有口粮。十二月十五日，卢象升率部在蒿水桥与清军接站，8万清军将卢象升部重重包围，战斗从中午打到深夜，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清军终于全歼了卢象升部5000兵马，卢象升本人在格杀了20多名清军后，率仅有20余人冲向清军军阵，乱箭之中壮烈殉国。可恨的是，卢象升血战时，高起潜率领的数万精兵与他相隔50里，却见死不救。卢象升殉国后，杨嗣昌还在拼命整他的“黑材料”，甚至逼迫巨鹿知府诬陷卢象升“畏敌怯战”，卢象升尸首被杨嗣昌扣押50天不上报。卢象升死后，崇祯竟然两年多不给抚恤，直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才给予追谥，可谓刻薄之极。崇祯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卢象升坚决主战，不合他的心思。一棵擎天柱石，虽是被清军杀死，不如说是被崇祯坑死。卢象升的死，对明王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在明末农民起义时期，卢象升是对农民军胜率最高的将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皆一度被他打得奄奄一息，他亲手打造的天雄军，即使在对阵满洲八旗时也毫不逊色。人品上，卢象升属于绝对苦行僧式的人物，为官清廉，作战身先士卒，公平处事，凡事起带头作用，比如部队缺粮，他就带头断粮，部队打仗，他就带头冲锋。其人格魅力，就连许多嚣张跋扈的兵匪也格外敬服，比如关宁铁骑的悍将祖宽，镇压农民起义初期，是个出了名的贪婪横暴的角色，洪承畴、杨嗣昌皆不能节制他，他唯独对卢象升服服帖帖。如此人物，竟无法在崇祯手下施展拳脚，晚清名臣左宗棠西征时，读到卢象升传，不禁感叹道：“如此际遇，诚为天下志士恨。”三孙承宗和卢象升的悲剧，证明了崇祯拙劣的用人水平，但即使崇祯十一年两人双双殉难后，崇祯依然有再造社稷的机会。因为在明朝灭亡后，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这里的“传庭”，就是彼时和卢象升齐名的另一杰出人物：孙传庭。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但偶尔也会在性冲动的驱使下转向女孩的重要部位，于是惨遭大人责骂。不管怎么说，看到那个部位平展就想探摸是否有什么，看到孔洞状就想用手指探摸究竟，这应该说是自然的本能吧。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伸夫虽然没有玩过医生看病游戏，但因为急欲知晓那里有什么，所以只要有机会他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但是，很多男孩并没有尝试的机会，只是日益确信前面非常重要。此时的着眼点已不在后面的臀部，问题是前面的裆部。那里对于男女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部位，好像不能轻易让别人看见。上小学一年级时就会产生这种程度的认识。不过，遗憾的是那个部位的具体形态无从想象。有时小伙伴会用左手握成筒状，然后用右手食指做插入状，或以拇指从中指和无名指之间穿出，同时嘴里喊“色鬼”，由此便可想象到女孩那里有个深洞，前面突起一个小东西。然而，这也离具体的形态相差甚远。不过，其具体形态另当别论，女性的前面似乎散发着某种感官物质却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将其喻为电波未免夸张，而说成热波又过于具体，或许应该称之为包括这一切的性感气息。伸夫初次意识到那种气息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黑沼老师白白的皮肤，黑黑大大的眼睛，在所有的女老师中最漂亮。伸夫还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因为你的老师很漂亮……”。伸夫最喜欢黑沼老师身穿白罩衫和藏蓝色大喇叭裙的姿态，此时老师显得最柔美清秀。有一次，好像是在做体操或是课间休息时，同学们以黑沼老师为中心围成一圈闭住眼睛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预备——开始！”大家都开始跑动，可伸夫却不知何故起跑迟缓。就在他慌忙起身的瞬间，一片薄软翩然飘落头顶，将他严严实实地罩在黑暗之中。这是在黑沼老师的大喇叭裙里。过了片刻伸夫才明白过来——由于老师猛然站起转动上身使裙摆飘动，自己就被罩在里面了。当黑沼老师发现有个学生进了裙子里大吃一惊，慌忙拉起裙摆救出伸夫并嘟囔说“啊，吓我一跳”。周围孩子们一时被这瞬间的奇景惊呆，可当伸夫从黑沼老师裙摆里钻出时又哈哈大笑起来。伸夫低着脑袋不知如何是好，黑沼老师轻轻抚摸他的头顶。“对不起哦！”伸夫还是说不出话来，黑沼老师帮他整理一下衣领并转向同学们。“好啦！今天就到这儿吧！”伸夫跟着同学们走向教室，心里想都怪自己动作太慢，害得大家游戏中断，感觉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不过，自己进到老师裙子里，原以为会受到老师责骂，可老师的态度却意外温和。伸夫对此迷惑不解，旁边的同学突然发话。“色鬼！”伸夫瞪着那个同学反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你不是进老师裙子里了吗？”伸夫确实进到老师裙子里了，但他并不愿意那样做。“不是的，不是啦……”伸夫拼命地辩解，不过他在那个瞬间确实嗅到某种气息。后来他也想不明白那是什么气息，反正是柔柔甜甜有点儿酸的感觉。“闭嘴……”不管那些家伙怎样说三道四，知道老师裙子里面味道的也只有自己。伸夫忽然有些得意起来，目送黑沼老师裙摆翩翩的背影在秋风中远去。三说到男孩性意识最为安定的时期，或许就是从幼年到小学毕业的十年之间。在这个时期，男孩既不会寻求性行为也没有性的烦恼，在性方面毫无欲望，属于性欲的空白期。当然，如果只从性行为来讲，老年期也大都与性无缘，因此未必不能看作性欲的空白期。但是，老年人在这个时期即使没有性行为，也不等于性心理已经消失。倒不如说精神与肉体相反，往往发生亢进现象。因此，这也可以看作异常复杂而烦恼多多的时期。但无论怎样看，都不同于小学时代的性无垢状态。即便以伸夫自身的体验来对照，他在小学时代从未被特殊的“性的感兴”所困扰。如果勉强举例的话，也就是前面所说进到女教师裙子里那件事。而且那也并非伸夫主动所为，纯属突然降临的灾难。总而言之，直到小学毕业之前伸夫尚未萌发性意识，因此不会被性烦恼所困扰，一贯保持纯真无邪的心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对自己的性器官毫不关心。当清晨憋尿醒来发现阴茎勃起胀大时，他就会惊慌失措。不过，他当时还没有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以及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当然对这种现象本身也不会感到羞耻。从这个时期开始玩“看谁尿得高”，也与这种不知羞耻的心理有关。就是大家站成一排朝板墙上方撒尿，看谁尿得高。小伙伴们一齐使劲向高处滋尿，尿液划出抛物线朝上喷起。偶尔刮来一阵风，尿液就会被斜向吹散。“嘿呀！”滋得最高的小伙伴发出的不知是欢呼还是嘲笑，还挺起胸脯像在说“怎么样”。如果说这只是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玩乐倒也罢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男性以阴茎粗大为傲的单纯心理此时已经萌生。伸夫在这种比赛中仅仅一度称王，不知为何，那次他非常强势，比小伙伴们滋得高很多。不过，那次胜利在接下来的瞬间就被大人的呵斥声抹掉了。这且不说，总之通过这种游戏，他进一步领会了将男性那个物件称为“阳物”的说法。确实如此，在太阳下威武雄起的那个就是“阳物”。而且，从来不玩这种游戏的女孩也会切实感到自己与男孩性别不同。在她们体内好像潜藏着某种与男孩不同的部分，由于不会轻易暴露而被称为“阴物”。这种比喻恰如其分。幼年期的阴茎确实堪称阳性，它有时像是得意洋洋，有时颇显滑稽。布鲁塞尔皇宫前有个“撒尿男孩”雕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种形象。不过，男孩的阳物并非总是那么阳光、那么高傲。伸夫上小学二年级时曾在樱树下小便，正巧周围有很多毛毛虫，于是他用尿液惩罚了其中的一只。毛毛虫受到尿液突袭左右扭动挣扎，终于像是抵挡不住而蜷缩起来。伸夫获胜后洋洋得意地收回阳物，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第二天早起一看，阴茎头部红肿起来，摸上去还有些疼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伸夫有些害怕就想问问母亲，可又羞于启齿，只好自己思索。这会不会是对自己昨天尿撒毛毛虫的惩罚？以前曾听小伙伴说“把尿撒在毛毛虫身上小鸡鸡就会肿起来哦”，可伸夫认为那是胡说八道而嗤之以鼻，甚至心想不妨冒险一次，觉得如果真肿起来倒也挺有趣。然而，小伙伴的预言变成现实，小鸡鸡果然肿起来了。“哎，真的肿起来了，怎么办？”伸夫很担心，于是去找小伙伴询问。那个小伙伴露出“瞧，活该”的表情冷淡地说“就那么忍着吧”。“不用上药吗？”“我那次没上药自己就好了嘛！”伸夫听了便稍稍放心，既然他好了，那么自己过几天也会好。“不过，为什么向毛毛虫撒尿就会肿起来呢？”“毛毛虫会放出毒气来嘛！”伸夫对小伙伴的解释似懂非懂，却也感到在那华丽的毛斗篷下似乎藏有各种武器。总而言之，“尿撒毛毛虫鸡鸡就会肿”根本不是迷信，而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伸夫自己已经有所体验，小伙伴们也有几个中招，所以不会有错。而且，还有人尿撒蚯蚓阴茎红肿了呢。不管怎样，在地下蠢动的小动物似乎都具备了狙击阳物的秘密武器。伸夫后来向当了泌尿科医师的朋友井川君咨询。“真的肿了呀！”伸夫问得十分认真，可井川君却微微一笑不予应答。“泌尿科没有那样的小孩来看病吗？”“小孩即使有肿胀也是去小儿科看，可能是其他感染症吧。”“不对，因为就在第二天肿起来了，所以肯定是毛毛虫在作祟。”“那你就再试一次吧！”话虽这样说，可现如今一个大男人再去找毛毛虫撒尿实在太不像话。而且，自己现在已是成年人，也许尿了也不会肿。大概毛毛虫的毒气只对小孩有效。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解决，就连泌尿科的医师也没作出明确解答。然而，伸夫的阴茎确实是肿了。伸夫想起这件事时总感到不可思议，同时对自己遥远幼年期的阴茎惋惜不已。那时的阴茎既单纯又羸弱，甚至不堪毛毛虫一击。虽然只过两天就痊愈了，但此前肿胀的阴茎使伸夫深感毛毛虫可怕，同时在心里发誓再不搞那种恶作剧了。或许那次阴茎肿胀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满不在乎地当众小便的幼年期转向知耻而避人眼目的少年期。而且，那条披着黑色毛斗篷的毛毛虫从地面向伸夫的阴茎发射毒素也许就是为了告诫他——你已经不是搞这种恶作剧的年龄啦！四小学时代没有性的困扰日夜安稳，但与此相比，初中时代或许堪称激烈动荡的年月。那种状态恰似渗入地下的雨水骤然被卷入峡谷激流。特别是伸夫，情窦初开的时期与日本战败突然自由开放的时期重合，与其他时期的少年相比，其冲击力之大可想而知。伸夫刚上初中的一九四六年，日本好不容易从废墟中爬起，食物当然不用说，就连衣服和住房都没有。街上到处是流浪汉，人们东奔西走寻找黑市商品，所有的人都为生存而拼尽全力，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不过，即使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对于性的关注仍以与对食物同样强烈的执着在少年之间萌生。某位生理学家将食欲和性欲列为人类的基本欲望，将这种最原初的本能欲望命名为“第一本能”。此外，对于女性则在食欲和性欲之上增加了“母爱”，达到了三种。确实如此，战后人们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时切身体会到了强烈的第一本能。例如，为了得到食物，人们甚至舍弃尊严、礼节和信义，理智和教养在饥饿面前几乎毫无意义。而且就在那样的泥潭当中，人们仍然执着地追求淫猥的东西。由于饥饿会导致死亡，所以食欲当然是首要欲望。但只要稍稍加以满足，接着便会争先恐后地涌向性的快乐。而另一方面，母亲们为了让饥饿的孩子吃饱而背负长达身高的口袋外出采购，只要有一口剩饭都会不顾体面用纸包好带回家中。食欲、性欲和母爱正是人类的三大欲望。而在战后，也是满足这些欲望的生活方式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这三大欲望相比，父爱和兄弟爱之类则要降低一级。而说到友情就更低了，就连名誉的欲望和统治的欲望在食欲面前都会变得模糊不清。在民间的所有生活当中，只有第一本能闪闪发光，像理性、友爱和信义等精神层面的生活尚被排斥在混沌的彼方。属于第一本能的肉体欲求不知羞耻地公然露面，人们的行为反而因此动力充沛活力四射，诸事明快浅显易懂。伸夫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进入初中。这里是札幌最具传统的学校，当时只有男生。“质实刚健”的校训用粗壮遒劲的字体写在匾额上挂在运动场正面。当然不必特意强调，在当时物质匮乏的生活中人们不得不质朴坚忍。运动场和走廊等处裂缝的玻璃窗尚未来得及更换，一到冬天风雪乘隙而入，窗台上常有一两寸厚的积雪。门框也因变形而难以关严，地板多处朽烂成洞，旁边标有“危险，请勿通过”的警示。而且，由于走廊里的灯泡几乎全都灯丝烧断，到了傍晚连对面有同学走来都看不清楚。在这种状态下，不仅是校舍，连学生装都不问喜欢与否只能质朴坚忍了。日本刚刚战败，高年级中还有从陆军幼年学校和少年兵复学的学生。他们当然戴着战斗帽，穿着军靴，甚至有人穿着土黄色军服来上学。除此之外，还有人买到了占领军投放的军装，所以学校里呈现出日美两军混杂的景象。普通初中生就穿着上下两件的黑色学生装，但几乎都有破洞补丁。其中还有人穿着兄长替换下来的上衣，看上去就像穿着短大衣。夏季大家都光脚穿木屐，冬季则是斗篷加长筒胶鞋的装束。就连长筒胶鞋都属于配给物资，所以很难分摊到。当胶鞋有了破洞又碰上融雪季节时，袜子常常会湿得拧出水来。有人便会扔掉冰冷的胶鞋，在冬季也穿着高齿木屐。但走上几步木齿之间就会填满积雪，所以不得不频频停步磕掉雪块。当然，在冰天雪地中满不在乎地光脚穿木屐行走，站在路边咚咚作响地磕雪，这种硬汉做派也算是一种时髦，有人还会为此自鸣得意。从家到学校的距离有三公里多，由于规定超过四公里才能乘电车上学，因此伸夫无论炎夏还是寒冬都只能步行。于是他的脚就变成了扁平足，如今仍未见好转。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伸夫的心愿就是得到一双军靴。他在上初三时终于通过某个门路实现了心愿，高兴得用红色毛刷把皮靴擦得锃光瓦亮。身上穿的尚且如此，嘴里吃的就更没法说了。当时学校尚未实行供餐制，大家都带盒饭上学。其中有人带着褐色的麦饭，有人带的是红薯饭，还有人只带着四五个土豆充饥。偶尔有人带来白米盒饭，大家就会喊着“噢！‘银舍利’！”并围拢过来，反倒让盒饭的主人尴尬不已。副食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盒饭里装着马哈鱼或腌鳕鱼子，而有的人只放了腌梅干或腌萝卜，还有人在米饭上放些纳豆带来。到了冬季盒饭就会很快冷透，于是放在教室暖炉的周围。有时随着温度升高，从铝制饭盒里跑出的异味在教室里弥漫开来，大家就捏着鼻子闹哄哄地查找问题盒饭。那时当然没有如今常吃的火腿和奶酪，就连肉类都很少见到，偶尔吃一回铁板烧也大都是马肉，由于太硬吃下去也很难消化。不过，马肉倒是挺耐饿，这是个意外的优点。最棒的美味还是煎蛋卷，要是一不留神带到学校，恐怕转眼之间就会被周围同学一扫而光。总而言之，初中时代大家总是处于饥饿感当中，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当场就会吃光，根本不会考虑保留。岂止如此，到了第三节课就已经有人把盒饭当“早饭”（提前的午饭）吃掉了。当时只要有能吃的东西就都往肚子里填，如今想起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像茵陈啦款冬等野菜自不必说，人们还会把海宝面[1]和麦麸与荞面搅拌起来做饭吃。麦麸就是把麦粒磨粉后剩下的表皮，所以营养价值为零，如今连老鼠都不吃，但当时只要能充饥就已足够。伸夫的母亲发挥第一本能，大病初愈就去农家帮工以求买些大米。有时清晨就要去车站排队买票，然后背着口袋下乡买粮。母亲正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但即便如此，每天的晚饭也都是面疙瘩汤菜粥。因此，每当母亲呼唤在外玩耍的伸夫“吃饭啦”的时候，伸夫就会反唇相讥说“就是菜粥呗”。近年有部日本优秀电影作品名叫《何日再相会》，因其中主演冈田英次与恋人久我美子隔着窗玻璃接吻的场面而名噪一时。在影片中，久我美子为至爱恋人从家里拿了个苹果跑出来，而如今的年轻人看了或许会疑惑不解——那种东西为什么如此重要？恐怕对女性的心态也难以准确把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的艰难困苦如今已无从想象，唯一的拯救或许就是由于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对贫穷不太在意。而且，由于生存目的明确，都是为了吃饱穿暖，因此可以说活得更加单纯。即使生活在贫困当中，性的欲望依然实实在在地觉醒和膨胀。这正是第一本能。从小学进初中，伸夫切实感到自己的性意识世界在迅猛扩展。此前只是从个人的小窥孔朦胧地眺望云遮雾罩的远方，而现在前方视野豁然开朗，云雾也渐渐散去。其最初的机缘就是学校的厕所。由木板隔成的空间里罗列着煽情的词语，而且不像辞典那样假装正经，都是既猥亵又具体的记述。例如在蹲坑正面的立板上画着阴茎图形，前面还有覆盖着体毛的裂口，旁边用潦草字迹写着“想插入”。伸夫蹲在坑上独自琢磨。原来如此！女人那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要把男人的东西插进去。伸夫通过想象渐渐明白过来，突然感到自己加入了大人的世界。不过，虽说女人那东西就像板墙上画的轮廓，但还是没有更加具体的形象。看轮廓确实像个孔洞，但其本身是软还是硬？具体有多大？怎样才能插进去？像自己现在这样的够用吗？还是再大些才行？当自己想插时女人会允许吗？那时女人会是什么感觉？伸夫越琢磨问题越多。不管怎么说，大人们似乎拥有小孩们搞不懂的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虽然看似遥不可及，可一旦产生了好奇心，立刻就像着火了似的难以遏止。伸夫虽然已经解手完毕，但为了进一步探寻知识，他又来到别的隔间。每个隔间里都画有男女图形，还写着“我想干”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又凭什么独独挑中了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是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了呢？这与吕不韦的经商策略有关，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是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是否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括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听说有一个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异人立刻接见了吕不韦。看来，异人虽潦倒但并不颓废，能在逆境中寻求突破。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第一句话就对异人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异人听了吕不韦第一句话，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吧，然后再光大我的门庭（且有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吾门待子门而大）。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豪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一些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您认为该怎么办呢”（为之奈何），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于是，吕不韦向异人精辟地分析了秦国国君与王储的现状。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他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异人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后，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这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卞”。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了皇帝。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得，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停止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的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扑火。析危机洞吓阳泉君保地位游说华阳姊异人情商极高，值得长线投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知道变通。异人是他的本名，但是，经过吕不韦的指导，异人明白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立即改换楚地服装，因为华阳夫人是楚人，喜欢楚服。当华阳夫人看到异人穿着楚服拜见自己时，非常高兴，亲自为异人更名为子楚（异人楚服而见华阳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当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异人楚服拜见华阳夫人一事，《史记》没有记载，仅载于《资治通鉴》。此事是吕不韦所教，还是异人自己所为？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异人第一次拜见华阳夫人之时，连这点细节都考虑到了，只能说明异人确属“可造之材”。华阳夫人尽管一介女流，也是经过宫廷角逐、百里挑一的宠妃啊！她能轻轻松松地就接受这个明显居心叵测的儿子吗？异人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母亲，兴冲冲地认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后妈，那生母夏姬怎么办？所以，每个故事后面都有很多未知的情节，因大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记载都只是文明的碎片，文献没有记载的部分我们只能依靠猜测与推断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异人真行！他能够结识吕不韦，是一种寄缘；能够重用吕不韦，还有能耐搞定两个老妈，是他的本领。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谁呢？是吕不韦。吕不韦说异人“行”，对异人来说非常关键，足以改变异人一生的命运。因为，吕不韦既有独到。的政治眼光，又有从政的经济实力。吕不韦拿出家产的一半——五百金供异人消费，进行自我包装，广交赵国政要及各国质子使节，形成了他在赵国及秦国都举足轻重的形象，又广纳门客，使自己的贤名传到秦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西行求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一游说他俩，立异人为嫡嗣（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嫡嗣），这是对异人进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包装。在异人能否被立为“嫡嗣”的问题上，谁起的作用最关键？是华阳夫人。因为她最得安国君的宠爱，她的话对安国君最有影响力，所以，吕不韦首先选中从此进行突破。华阳夫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无子。吕不韦选择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吕不韦先送重礼给华阳夫人，并对华阳夫人说：异人非常有才，广交天下诸侯，而且，他把夫人看得像天一样重要，常常思念夫人和太子。华阳夫人听吕不韦这么一讲，非常高兴（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然后，吕不韦找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进行攻关。《战国策》记载了吕不韦对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攻关。吕不韦对阳泉君说：因为你姐姐华阳夫人，你现在是既富且贵，家中珠宝，厩中骏马，房中美女多得数不胜数（君之府藏珍珠宝玉，君之骏马盈外厩，美女充后庭），现在连太子的财富都不如你。但是，秦王年迈，一旦有不测，太子即位，你想想后果如何，可以说你现在的形势如同累卵，危机四伏。阳泉君一听，立即吓出一身冷汗，因为，吕不韦讲的恰恰点中了阳泉君的死穴。吕不韦点出阳泉君的死穴之后，又给阳泉君开了一剂良药：公子异人，是一贤才，被弃在赵国做人质。如果主后华阳夫人现在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岂不是双赢？阳泉君经吕不韦一番点拨，马上找到姐姐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阳泉君的话立即照单全收。吕不韦在搞定了华阳夫人的弟弟之后，又开始摆平华阳夫人的姐姐。他对华阳夫人的姐姐说：“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如果现在不趁自己宠爱未消之时推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嫡嗣，等到色衰爱弛之时，想立一个忠于自己的嫡嗣还有可能吗？异人在兄弟中排行居中，没有可能立为嫡嗣，他的母亲又得不到安国君的宠爱；如果此时夫人能够拉他一把，立他为嫡嗣，他能不感激你吗？你岂不是也有了自己的嫡嗣？安国君百年之后，你有自己的养子为王，所以终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说一句话而可得万世之利”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说的是功名利禄、生存危机；游说华阳夫人的姐姐，说的是天长地久、稳定地位。同样是游说，对男人、对女人，吕不韦从不同角度去讲，直取要害，效果都极为明显！这说明什么？说明吕不韦“他人之心，余忖度之”，完全具备从政的能力！结果，华阳夫人的弟弟、姐姐都被吕不韦的精确分析所击倒，都认同了吕不韦的见解。吕不韦以动之温情、财货、恫吓等不同方式，一一拿下了华阳夫人、阳泉君、华阳夫人的姐姐，完成了第二步。华阳夫人权衡再三，确信吕不韦之言非常有道理。于是，她选准一个时机，趁太子空闲时，不慌不忙却又很郑重地对安国君说：“子楚在赵国，非常贤能，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交口称誉。”而且，华阳夫人还使出了杀手锏——“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哭泣，边哭边说：我非常荣幸地得到太子宠幸，但是，我也非常不幸地始终未能生育。我希望立子楚为嫡嗣，让我晚年有个依靠（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官，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面对这般哭诉，安国君自然要想法设法满足“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华阳夫人的要求。他不但答应了华阳夫人的请求，而且，“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嗣”。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约为据，郑重确立了异人的嫡嗣地位！接着安国君与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了丰厚的财物，因为此时的华阳夫人已经把异人看做自己的一道护身符了。华阳夫人并始积极自救，想方设法在安国君面前力挺异人。吕不韦深深懂得，光：自己说异人“行”是不行的，必须说异人“行”的人说异人“行”才行！在安国君面说异人“行”的人只有华阳夫人。只要华阳夫人说异人“行”，异人就一定能：“行”！吕不韦和华阳夫人联手推出了异人，才使异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样，异人登上历史舞台之时，也是吕不韦登上了历史舞台之时！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因为吕不韦举荐有功，不但重赏了异人，而且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吕不韦“吾门待子门而大”的预言得以实现。吕不韦的投资开始了良性循环。安国继主位子楚立太子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秦军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想杀子楚以报复秦国。子楚（异人）的人生面临严重危机。子楚与吕不韦商议，拿出金六百斤（这是极大的数字）送给守门的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顺利向国，来到安国君身旁。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儿女，其中就有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因为异人的妻子儿女躲了起来，才最终逃过了一劫。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秦昭襄主故去，太子安国君被立为秦国国君，他就是孝文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子楚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个时候，赵国也将异人的夫人和儿子嬴政送回秦国。但是，安国君做太子的时间太长了，继位时年事已高，秦昭襄王一故去，他马上继位，此年仍然称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安国君在守丧。第二年（前250），孝文王（安国君）正式改年为孝文王元年，但是，仅仅过了三天，这位年事已高的老太子、新国君就一命呜呼！子楚终于继位为新国君，史称庄襄王。在异人的一生之中，父亲安国君意外地被立为太子，是第一次奇缘；结识吕不韦是第二次奇缘；结识并获得华阳夫人的支持，是第三次奇缘。这三次奇缘，把子楚推上了国君的宝座。继位之后，庄襄王子楚尊华阳后为华阳太后，华阳夫人当年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庄襄王子楚又尊自己的亲生母亲为夏太后。你看，无论他是公子异人，还是改名太子子楚，甚至继位的庄襄王，都能处理好两个老妈的问题，就证明了自己是“可居”的“奇货”，是吕不韦正确的一笔投资项目。庄襄王元年（前249），按照原先的约定，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吕不韦终于从后台走上了前台，成为炙手可热的秦国丞相。但是，仅仅过了三年（前247），庄襄王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所以，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要想让人生有些光彩，必须要具备四个“行”：第一，自己要“行”。异人身处逆境，寻求突破；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果断决定成功后与吕不韦共享天下，极大地调动了吕不韦的积极性。他还高度重视华阳夫人的重要性，积极配合吕不韦，取得了华阳夫人的喜爱，获得最重要的一票。这一切说明，异人自己真“行”。第二、要有人说你“行”。吕不韦第一个发现了异人，他认为异人具备当国君的基本条件。第一个说异人“行”的是吕不韦。吕不韦上岸经商，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确立异人的嫡嗣地位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大获成功。第三，说你“行”的人得“行”。在确立安国君嫡嗣的问题上，华阳夫人和异人的父亲安国君都认同了异人，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太子的宠妃，他们是确立太子嫡嗣最重要的两个决策人。这么关键的两个人都说异人“行”，异人当然就成了安国君的嫡嗣了。第四，你的身体得“行”。异人唯独没有取得这“人生四行”中的最后一“行”。即位仅三年，便撒手人寰。即使如此，异人占了“人生四行”中的三个“行”，终于当上了秦国国君，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发出了耀眼之光，只是这光芒太短暂了。即便这样，比起比他先立为太子的哥哥还要强些，因为他哥哥根本就没有等到那一天。可见，“人生四行”，缺一不可！尤其是最后一个“行”，更是“人生四行”中最为关键的一“行”！因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生命不存在了，其他“三行”岂不完全落空了吗？庄襄王子楚怀着满腹的遗憾走了，但是，他的“儿子”嬴政还在，成为新一代的秦国国君。然而，有关嬴政的身世争议极大，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争议是：嬴政是子楚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史记·秦始皇本纪》没有记载秦始皇的父亲问题，但是，《史记·吕不韦列传》明确记载，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从汉到魏晋南北朝，再至隋唐宋元，史学家们都认可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但是，从明清开始，不断有学者怀疑这一问题，近现代更是争论不休，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第10章生父之谜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合力运作下，异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秦庄。襄王。然而三年以后，这位庄襄王便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十三岁的儿子嬴政。当少年嬴政登上秦国政治舞台时，关于他的质疑也接踵而至，这个异人在赵国邯郸做质子时出生的孩子，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这不仅成为秦国史上的难解之谜，也成为史学界的一桩公案，更成为两千多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如何破解这个谜团？在中国历史上，显贵者的身世大都记载得非常清晰，尤其是帝王的身世从来都是史家不曾忽略的重点，然而对于秦始皇，却是一个例外。《史记》对秦始皇的生父记载前后不一，颇有矛盾之处。由此，千古一帝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成为聚讼不已的焦点。但是，总括起来，不外乎两种看法。不韦钓奇献爱妾赵姬有身嫁异人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嗣之后，与身为师傅的吕不韦关系日渐密切。有一天，在吕不韦的家中举行一场盛大的家宴。虽然，这只是吕不韦与异人两个人的盛宴，但是，大富商的家宴仍然十分有排场。酒酣耳热之后，家宴中

；我俩似乎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一天真的来临了。“我的感觉好复杂，”卡伦说，“感觉很好，但也很糟。我知道我真的不再需要接受治疗……可是，你已经像我的家人一样了。”“感觉像失去一个朋友吗？”我问。“不对，不是朋友，真的。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单向的，为此我总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为了让治疗能持续下去，治疗关系必须有所限制。我知道这很令人失望，可是这样的关系却能带领我们来到这一刻；有幸见到你成为今天的模样，我觉得很开心。”“谢谢你，”卡伦微微脸红。“我不曾越过我们之间的界线。我一直都能理解你的想法，也能感觉到你容许我依赖你的程度。然而，在我心里，我真的很惊讶我们能撑过来。见到你，贝尔医生，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慰藉。”卡伦眼眶微润，“每次你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你，我都把这句话当作安全毯——它让我安心，支持我继续走下去，撑过每个礼拜、每一年。有好几次，你的话都把我从自杀边缘拉回来。”“我也很高兴能这样照顾你，关心你。”我觉得好像应该再多说点什么，但我有太多感觉是言语无法形容的。“我能写电子邮件给你吗？假如我有事想告诉你。”“当然可以。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打电话给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行。我觉得我们俩都很难轻易放手。”“贝尔医生，你是我真正的父亲。我不曾有过父亲，直到我遇见你。”“我觉得我好像帮着抚养你长大。对迈尔斯、克莱尔、西德尼还有其他人来说，我确实像个爸爸。”我们静静坐了一会儿。我想起前晚做了一场梦，梦见卡伦。我该告诉她吗？我想告诉她，况且眼前已没有时间衡量应该或不应该，于是我决定直接说了。“昨晚我梦到你。”卡伦从沉思中醒来，抬头对我微笑。“我梦见今天早上我有别的约会，时间正巧是我跟你约好的诊疗时间；于是我立刻取消我自己的约会，好遵守这个更重要的约定，跟你的约定。我想我一直都是这样——把自己放在一边，尽力照顾你。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常纳闷你是如何办到的——你从来不让我失望。我不曾有过这么美好、这么棒的人际关系。”“你会好好的吧？等你离开这儿以后。”“我的朋友，简，已经准备好咖啡、比萨和面纸等着我了。我的朋友完全不觉得我不正常，他们都很支持我。认识你之后，我知道要怎么选朋友了。”我们并肩走向门口。我猜卡伦是否会在离别时拥抱我；我帮她开门，站在门口。卡伦转身朝向门，回过头迅速瞥了我一眼，然后从我面前走过，越过门槛。“怎么，不抱一下啊？”我说。她转过身，神情惊讶。“现在可以啦？”她近乎斥责地说。“嗯。”卡伦走向我，我们伸手拥住彼此。我可以感觉她紧紧地、牢牢地抱住我——我也一样。很久之后，我放开她；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尽是深深的爱与感谢。[1]原文Abandonhopeallyewhoenterhere，中文为余光中先生译文。——译者卡伦的话每当我想起这些年来接受贝尔医生治疗，和他一起努力治疗我的时光，总不禁热泪盈眶。我一再重读这本书，他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最重要的是：经过这趟旅程，我终于得以重生。没有他，我绝不可能走到这一步。《17个分身》精确描述了我的经历和我曾受过的折磨；而贝尔医生对“分身”的描写，完完全全就是我记忆中他们的样子。我的分身们比我还早开始信任他。我常常发现自己孤单、焦虑地坐在贝尔医生的候诊室，想不透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我只能接受我已经到了的事实。然而，当贝尔医生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在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有人愿意不厌其烦、不带批评地听我说话。这18年来，我从他身上学到信任、尊重、尊严、正直、重承诺、信心、同情，还有爱。事实上，《17个分身》也是一则爱的故事。我这一生受了这么多、这么严重的伤害，我不知道如何爱自己，也没有爱人的能力。身为女人和母亲，这一点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无论真实也好，幻想也罢，贝尔医生耐心、宽容、无条件的关怀让我有了被接受的感觉，还有，被爱的感觉。借由这本书，我想告诉读者：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着你们的孩子，还有你们每天接触到的人。请注意孩子是否有些疏离，感觉心不在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鼓起勇气问个清楚，要求他们回答。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身为经常遭受恐惧胁迫的孩子，我常常顺应他们的需求，不知不觉保护了虐待我的人。为了生存，我只好表现顺从。希望我的遭遇——知道自己受虐却求助无门——再也不会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我祈祷所有的孩子都不会像我一样，受恐惧威胁而隐瞒真相。卡伦·奥弗希尔作者的话治疗卡伦初期——在我逐渐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而是“很多人”时——我猜我可能即将目睹一出了不起的人性剧集。当收到克莱尔的信，也确定困扰卡伦的问题的本质之后，我开始逐次整理详细的诊疗记录。虽然不确定该怎么使用，或用不用得上这些笔记，我至少该尽力为卡伦留下详尽确实的诊疗记录。在诊断与思索如何让她再度完整的过程中，我翻阅超过20本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的专业书籍，数百篇文章及参考摘要。自始至终，我尽可能支持她，不去影响她可能透露的信息。前后18年的治疗期间，我总计写了622页病程记录，收集44份画作、49件手工艺品（来自17个人格的礼物或与他们相关的对象）、12盒录音带和两盒录像带。另外，我还收到卡伦的275封电子邮件、60张贺卡，还有5000页左右的日记与信件。本书是上述资料的精华版，而其中各篇章皆是根据卡伦的治疗记录写成的。对我来说，撰写本书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决定舍弃哪些材料，不把它们放进书里。卡伦完成多重人格障碍的治疗后，我认为她应该有能力做知情同意的决定，因此我征询她的意愿，问她是否愿意将她的故事公之于世。卡伦立刻响应我的想法。她希望借由分享她的个人遭遇，让世人更了解受虐儿童的痛苦，以及注意儿童受虐的情况。若有任何受虐儿童能因本书得救，脱离痛苦童年，卡伦认为她的分享就值得了。撰写《17个分身》的6年岁月中，卡伦是我最重要、最珍贵的助手。她事无巨细逐一检查我描述事件的精确度，并且提供超过80页的勘误、批注或详细资料，尽可能真实还原她曾与我分享的故事。为了保护卡伦及书中所有人物的隐私，我全部使用假名，相关人物的特征性格及部分地名也一并改写。至于少数几个卡伦并未涉及或出现的场景，则是根据卡伦经年累月的印象写成的。举例来说，卡伦父亲在工厂威胁哈里就范的场景经常反复出现在卡伦的记忆中，显然是他想强调自己拥有驾驭他人、胁迫他人顺应其意的能力。为了控制篇幅，卡伦的手稿已酌量删节，多年诊疗过程亦浓缩摘要，但无论是卡伦的个人经历或精神治疗记录皆无加油添醋或窜改之情节。由于各方的协助与指导，我们才能将这几年来的艰苦历程化为您手中的这本书。我的出版经纪人卡罗勒·比德尼克独具慧眼，她一看就知道卡伦的故事绝非泛泛之作，这是她的天赋；她更进一步发挥专业能力，安排本书出版与销售。詹尼·迈耶与惠特尼·李则是卡罗勒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们携手将《17个分身》成功介绍给更多读者大众。里克·霍根是一流的专业编辑，他细心整理我的文稿，引领众人走过如迷宫般繁复的出版程序。而通过朱利安·帕维亚的协助，我知道如何在不影响主题完整的前提下，将故事叙述得更加动人心弦。此外，李民律师及出版社公关彭尼·西蒙也对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我要谢谢洛里·安德鲁，他让我明白何谓作家的自觉。我也要向马克·罗辛及卡洛琳·平卡斯致意，感谢他们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编辑方面的协助。我在西北大学参加非虚构小说进修硕士课程期间，感谢布里安·布尔德瑞与苏珊·哈里斯给予我最杰出的专业协助，并持续鼓励我。最后，我一定要谢谢卡伦。没有她的勇气与协助，我绝不可能完成这本书。我们的旅程仍在进行中，过去因治疗建立的关系已转为更亲密、互敬互重的友谊。卡伦和我共度的时光已彻底改变我俩的人生。这份荣耀——治疗的成果和本书的诞生——是我俩共同的成就。理查德·贝尔医生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1.清廷皇族：7位。2.汉族：6位。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1917年，后来改成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我们再来看看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不是“假立宪”：“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60年（1928-1988）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数十名婴儿死亡了。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Fontanier）。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

措中逐步地完善着，比如从太湖、灵壁运来的石头摆在了艮岳的四周；石旁植有蟠木瘿藤老树异花，随山势曲折蜿蜒，凿石成路，从山脚直到峰顶，号为朝天磴；主峰外小山都是堆土垒石而成，峰凌如削，飘然有出尘云鹤之姿，名为飞来峰。植梅最多处名梅岭，种丹杏最多处叫杏岫；增土垒石，中间留隙穴栽黄杨的山坡叫黄杨岭；于山崖险处种丁香，称为丁香嶂；以红石砌山其下种椒兰，名为椒崖；在山之尾部增土成坡，植柏树万株，枝干柔密，搓之不断，树叶结成幢盖、鸾鹤、蛟龙之样，命名为龙柏坡。沿艮岳西行，栽竹成林，林外用清一色的紫色石堆积成山，山北放置一蓄水柜，山顶凿挖深池，每当赵佶前来游玩，命水工在山巅放水，形成瀑布，命名为紫石壁，又名瀑布屏。凡此种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仍然不够。景物虽美，都是死物，必须要有灵禽瑞兽点缀，才能变成人间仙境。于是，找来一位驯兽名人叫薛翁，这老儿每天用大量珍贵饲料和艮岳中的禽鸟走兽套近乎，一个多月以后，鸟儿们熟了，他一叫就来，赶都不走。这时，可以请赵佶来观赏了。当赵佶来时，一声清啸万羽腾空，环绕在皇帝车驾周围，仿佛万鸟朝凤。从此，这里叫做来仪所。这时，又有能人巧匠把众多的油绢做成绢囊，加水润湿，挂在山崖之间。这样，每天早晨的晨露纤云都浸入其中，附于绢囊之上。当赵佶再来，一齐把绢囊打开，顿时雾气氤氲朦胧生花，十步之外山崖隐现，百步之内不辨从人，在若隐若现之间登艮岳，仿佛进入仙界，非复人间之境也。如此享乐，尚人间否？尚有憾乎？答曰有，至此境地仍然是外部享受，身外之趣而已，作为顶级的欣赏家，终极的艺术追求者，赵佶怎么会满足呢？有道是艺术的终极是宗教，他开始转而追求心灵方寸间的神秘了。第八章神仙大卖场有一首诗把人类的追求层次从低到高地排列了一遍，从无例外，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坠入其中，无从逃避。它很著名，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得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转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洞宾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做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以这首诗为准，赵佶在短短不到十年之间，就跃升到了最后一步的关口上。他想要成仙，想要超凡，想要脱离低级趣味了。那么，只能从宗教入手，可是宗教太多了，时光长河流淌到宋朝时，出现在东亚大陆上的宗教各式各样，连传说中的波斯拜火教都查有实据。选哪个呢？自然是道教，赵佶的曾曾祖父真宗赵恒信的是什么，曾经怎样信过，有这种光辉先例，赵佶还用从头思考吗？何况，他本人亲眼目睹过道士的神奇。那是位道士中的领袖，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大人在哲宗时期进京大显神通，为当时的皇后孟氏取出了误吞入喉的绣花针。这是很尖端的外科手术嘛。另一件事就非常惊人了，据说有一天刘宗师默默无言，一动不动，皇帝派人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当他终于起身，到赵佶面前后，赵佶问他：“搞什么，这么久才来？”刘宗师说：“刚才上天散步去了，本来很快就回来，可是正看到南天门外放春榜，榜上是明年开科考中的贵人名单。俺多看了一会儿，所以来迟了。”赵佶问：“你记住了吗？”“记住了。”“好，写下来，藏进这只小盒子里，明年放榜见分晓。”第二年春榜发放，金殿唱名，前两位是蔡、柯棐。打开刘宗师的小盒子，发现里边有张纸，上边写着“二草二木”。全都没话说了，完全正确。由此，刘宗师的地位确立，道教的灵验无可置疑。接下来，赵佶也变得灵异了。他先是做了一个梦，梦中扶摇九天，登上了一处仙宫。里边的神仙告诉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该神仙做道士打扮。赵佶把这个梦郑重地告诉了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心领神会，向下边层层通知。可是效果不大好，没多少人震惊。事后想来，很可能是因为没有旁观者，他自己做了个梦，再单独向大臣们宣扬，可信度不高。另一个原因也可能是规模太小了，经过真宗造神运动的宋朝人免疫力太高，导致无动于衷。怎么办呢？聪明的赵佶想了想，什么都没再说，也没再做什么，直到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的十一月，某天按惯例他要盛装出行，去圜丘祭天。当天仪卫盛大，臣子俱全，赵佶乘玉辂出南薰门，奔圜丘。刚刚出城，赵佶忽然遥指前方，问身边一个年轻人：“蔡爱卿，你看玉律园之东若有楼台重重，是何处也？”蔡，是著名的小蔡。蔡京的长子蔡攸。蔡京有很多儿子，蔡攸是很特别的，他并不是走老爹的门路才搭上了皇帝，在赵佶还是皇子时，他就博得了未来皇帝的好感。当年赵佶出宫，经常会遇到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青年。那青年见到他之后会立即下马，拱手立在一边。久而久之，赵佶问这是何人，左右回答说这是蔡承旨的公子。蔡攸之名，就在此刻进入赵佶的心里，算是半个贫贱之交。这时，小蔡心领神会，回答说：“臣看见了，云间的确有楼台隐隐数重，仔细再看，它们都离地有数十丈高。”“是吗？爱卿你视力很好，还看到了什么，有人物吗？”“有，有道教的童子举着幡幢节盖，保持队形在云间行走出没，臣能看见他们的眉目神情，历历如在眼前。”四周大臣侍卫们听了，齐声高呼万岁，神仙真的下凡了，只是我们太蠢，只有皇帝和蔡攸有仙缘，所以才看见。于是，赵佶在这里修建了道观，取名“迎真”，并作《天真降灵示现记》。从这时起，宋朝再一次刮起了全国性的道教复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道教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成为中国正朔朝代里唯一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赵佶就是那个合一体。首先他是皇帝，可他宣称除了神宗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爹。该爹是玉皇大帝，简称上帝。他是上帝的元子，即长子。在天上的官儿叫神霄帝君，因为爱中原这片土地，在天上往下看时，发现茫茫大地上全是光头，即佛教信徒，心里实在有气，才主动要求降生下来，拯救黎民百姓。在他的嘴里，佛教叫“金狄之教”。金，五行中西方属金，这是方向感，指向了天竺古印度；狄，夷狄外族，带有鄙视性，源于中央华美之族的优越感。堂堂中华贵嗣，怎能剃光了头，向异族的神灵膜拜？简直是数典忘祖！于是，赵佶以教主加皇帝的合一体身份，给道教信徒加持了若干光环。先是要学习，赵佶要求全国人民尽一切努力挖掘道教知识遗产，谁能上缴孤本、珍品的道教典籍，立即升官发财。典籍由官方指定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最后合成一部万寿道藏。据传说，《九阴真经》就是这次抢救典籍运动中的副产品……接着还是要学习。宋朝的州学、太学等各级学府从此多加了一门科目，大经，或者小经。学子们任选一经，仔细钻研，学好了有奖。大经，指《黄帝内经》《道德经》；小经指《庄子》《列子》。学习中，道士们发达了。他们有了身份，从低到高分二十六阶，品级和朝中士大夫官阶相等。有阶即有权，他们见到官员时，可以不必施礼，不必俯首。这就不只是分庭抗礼了，简直是出乎其上。有权即有钱。道士们在全国各地大修神霄宫，宫观使不再由官员们兼职，都由教中兄弟们担任，于是宫观职的丰厚工资都成了自留田。最后是一项终极特权。无论谁犯了什么罪，除了反宋反赵反人类，只要加入道教，立即恢复名誉，重新做人。在这个过程里，和尚们倒足了大霉。先是名字改了，和尚叫德士，佛叫金仙，菩萨叫仙人，罗汉叫无漏，金刚叫力士，僧伽叫修善。接着住的地方没了。各地要盖神霄宫，官方的说法是由各地的道观改修，可在实际操作时，有二十六阶官身在手的道士们笑嘻嘻地拦住了装修工程队。何必奢侈浪费呢，屋子还是原来的屋子，再怎么修能搞出什么花样？你们到四周转转，实地测量一下，找到最大的那座佛寺，把里边的和尚赶走，在那儿改建神霄宫……再有就是原来的衣服穿不得了。赵佶说过，他在天上时就看着地上密密麻麻的光头来气，连带着袈裟、法冠、锡杖等东西也不顺眼。这些都要改。改成半道士模样。头上要戴星冠，但不许有日月星辰图案，只是一顶乌沉沉的帽子。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用根带子勒在脖子上。可帽子下边就没法处理了。正牌的星冠下边是冠巾，配着道士们飘逸的长发，显得潇洒漂亮。可和尚是光头啊，这怎么搞？和尚们有办法，他们戴上了假发。在假发上梳成发髻别上簪子，离远了看非常和谐，没一点破绽。以上种种，只是常规设施，在民间、官场的层面上实施。怎么说呢，一句话，都是给凡人们定的规矩。人之上有神，在凡间之上的境界里，才是赵佶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当年的法令公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挟阴阳卜祝及诡怪诞妄之术，得先生处士之名，官视正郎，恩数越于道流。”也就是说，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官员要高，比普通的道士要高。高到什么程度，以最高的那个人在京城的遭遇为例说明。说到神仙、特异功能，现代社会应该不陌生。中华大地上曾经雨前蚂蚁一样涌现出了无数的特异人士，他们能隔空发功给人治病，可以聚众开会引发气场，全体与会人员一起又哭又笑且歌且舞，更可以透过近百米的河水看见河床上的一只罐头瓶子。如此等等，让人大开眼界，觉得身为人类真是荣耀，的确是万物之灵。但翻看宋史之后，你就会发现，时隔近千年，各项神奇功能不仅没有发展，居然还倒退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灵异的时代。根据记载，只有先秦、始皇、汉武等几个极特殊的时代才能超过它。但精确计算的话，上面这些还各有不足。与宋朝相比，先秦时代各种传说、诸般神奇的确更炫目，但史料不精确，基本上没有证据；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寻找仙方，派人渡海，看着很壮举，但境界实在太低。长生，本就是仙法中最低等、最初步的层次。秦始皇找仙方，被方士嘲笑，气得大开杀戒；渡海找蓬莱岛，结果人员一去不复还，搞出了个疑似徐福传人的日本国……至于汉武，他在这方面是微缩版的始皇，嬴政大哥干过的他都干了一遍，在他身后西汉还能再挺几代人，算是相当不简单了。之后连唐朝都算上，统统没有宋朝的神仙风光。在赵佶的时代里，各路货色应有尽有，说哪一种，都有代表人物。预言类，有前面说过的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曾经预言第二年春榜的前两名名字。这很帅，但很儿科，灵异界人士都能说点明天、后天、大后天的事，其中跨度最远、预言最准的一个，叫张虚白。张虚白掌管太一宫，官太虚大夫、金门羽客。他的宫里由赵佶亲自下令增设宏道、真学、会宾、隐真四堂。又造庵堂、小轩，名字都由赵佶亲笔题写。是什么让赵佶这样看重他呢，因为他经常喝酒。张虚白是典型的酒后吐真言的人，每当喝醉，他都会突然卧倒，躺在赵佶的大腿上，喃喃自语，说一些云山雾罩的话。这些话，在某些天之后都会应验。更有甚者，某一时刻他一高兴，会直接说在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极其罕见了，要知道就连大名鼎鼎的《推背图》《烧饼歌》或者外国灵异界杰出人士诺查丹玛斯的《诸世纪》也都是用图片、用诗歌等暗语晦涩地暗示一下将来而已。谁也不能准确地说，哪一天发生什么事，并且百分之一百准确。但张虚白做到了。他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是多年以后，辽国崩溃的消息传进开封，金国人宣称抓住了辽国皇帝耶律延禧。这时赵佶问张虚白：“这事儿真假，你怎么看？”张虚白当时正巧喝醉了，他躺在赵佶的大腿上，缓缓地说：“天祚帝在海上筑宫室等待陛下，已经很久了。”这句话让周围的大臣集体出汗，耶律延禧是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而赵佶当时刚刚获得宋朝历代皇帝最高成就奖，达到的高度连开国之君赵匡胤都比不了。(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张虚白居然把这样的皇帝预言成第二个耶律延禧，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简直是恶毒的诅咒！换谁都得把这妖人踢出去，不砍头也毒打一顿，去去晦气。可赵佶只是一笑，他拍拍张虚白的后背，说：“张胡，你又醉了。”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张虚白的预言是否正确。在唐朝时，有过一段神仙佳话，唐明皇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非常想念，找来方士去寻找，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到杨贵妃的踪迹。这位方士很神勇，他不仅在海外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来了一些当年李、杨两人的私密话语，让当事人无法怀疑。很牛吧，宋朝也有，而且更上层楼。濮州（今山东鄄城县西南临濮集）人王老志，本是个地方小官，后来弃官学道，神仙得不得了。在山东老家时有人找他麻烦，结果突然间脚下陷了一个深坑。坑底里露出了斗大的鳞甲，吓得前来找麻烦的人掉头就跑。跑出五里后，头顶上雷霆剧震雨雹俱下。他能随时操纵人间祸福了。王老志进京之后，刚巧赶上赵佶的爱妃刘氏病死了，赵佶悲伤之余请他进宫，询问刘贵妃在另一个世界里的情况。王老志说，刘贵妃是天上的紫虚元君，现在已经魂归道山，重修正果，但通过他，赵佶能和刘贵妃对话。赵佶将信将疑。另一位贵妃乔氏问，自己曾和刘氏很好，现在刘氏还想她吗？王老志没说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里写的居然是一年前乔、刘两人和赵佶在一起时说的私房话！豫章洪州（今江西南昌市）人王仔昔是个全能型神仙，号称无所不能。据记载，赵佶时代某年非常罕见地干旱了。这不是乱讲，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天气也一样的特异。中华大地上，风调雨顺了好多年，全国出产丰富，五谷丰登。这次罕见的干旱让赵佶不爽，决定派重量级选手一次搞定，在灾祸的苗头初发时就摁死它。于是，王仔昔出场，为了隆重气氛，赵佶御赐了一张黄纸，以便王神仙画符。那一天万众瞩目，王神仙提起朱砂笔来，笔走龙蛇在黄纸上画了一道小符，却没按正常程序当场烧掉，和上天的神仙沟通。他突然转过了头，向旁边送纸来的御使说：“把符拿走，放水里煮开了洗。”“啊？”御使蒙了，神仙在说什么，这是祈雨好吧，又不是熬汤喝！他拒不接受，说：“皇上要你祈雨，你这么搞全拧了！”王神仙却大怒，厉声喝道：“少废话，马上拿去！”于是，御使只好持去。符送到了赵佶的面前，徽宗陛下在迷茫中突然灵光一闪，进而冷汗直流。他一边派人把符扔进水里烧开，一边叫来了一个爱妃。该爱妃正害红眼病，看着跟兔子似的，多少御医都治不好。等符水烧开之后，洗了一会儿，居然立即痊愈。什么是神仙，这才是神仙。能体谅领导辛苦，为领导着想的，才是真正有用的神仙！王仔昔改善了赵佶的生活，这很可贵，但终究不算太难能。因为治病救人、未卜先知，都是神仙的初段本领，下面出场的这位才是神仙里的上层人物。修道者以虚御实，万事皆空，逐渐修炼下去，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这是中华道教的普及型纲领，在这之上，每个时代总有些修道界里的个别人物搞特殊。他们信奉的是“修而优则反”。这实在是没办法，就像手里抓着一大麻袋的金元宝，要是不花出去，实在让人心痒痒。这些金元宝，就是世俗凡间的人心。修道达到一定层次，总会有大量的信徒。信徒，是最忠实的追随者，就算在无神论成为主流的现代，都不断有人被蛊惑，何况是封建时代？于是，教徒多了，难免不造反。如汉朝的张角，清朝的洪秀全。这类人物在赵佶

三个男人用一个女人，她们受得了。他们又笑起来，问这里有多少女人的那个盲人下达命令说，你们吃完饭就去找我们，随后又补充了一句，要是你们明天还想吃饭，想让你们的男人们吃你们奶的话。这些话他们在每个宿舍都说，但现在说起来仍然像发明了这句话的时候那样开心。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连连跺脚，用粗粗的棍子在地上敲打着，其中一个突然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闹月经，我们可不想要，留着下次再去，没有一个闹月经的，医生的妻子从容地说；那好，你们准备准备吧，不要耽搁时间，我们等着呢。说完，三个人转身走了。宿舍里一片寂静。过了一分钟，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说，我再也不能吃了，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东西，但我咽不下去；我也一样，吃不下去，失眠的女人说；我也吃不下去，那个不知是何人的女人说；我已经吃完了，酒店女佣说；我也吃完了，诊所女接待员说；我要吐在头一个靠近我的人的脸上，戴墨镜的姑娘说。所有女人都站起来，虽然浑身颤抖，但没有一个动摇。这时，医生的妻子说，我在前面走。第一个失明者拉起毯子，捂住脑袋，仿佛这对他这个失明的人还有什么用处似的。医生把妻子拉到身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飞快地吻了吻她的前额，他还能做什么呢，至于其他男人，他们对任何一个即将离去的女人都没有做丈夫的权利和义务去那样做，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们说，心甘情愿忍受的耻辱是双重的耻辱。戴墨镜的姑娘站在医生的妻子后面，之后依次是酒店女佣，诊所女接待员，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不知为何人的女人，最后是失眠的女人，这些女人排成一支怪诞可笑的队伍，臭气熏天，衣衫褴褛，面目肮脏，看到她们，禽兽也不可能有强烈的性欲，也不可能模糊诸感官中最灵敏的嗅觉，甚至有神学家说，当然不是原话，要在地狱勉强活下去，需克服的最大困难是那里的气味。在医生的妻子带领下，这些女人各自把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开始慢慢地往前走。她们都赤着脚，因为不想在即将经受的折磨和痛苦中丢掉鞋子。到了天井，医生的妻子朝门口走去，大概是想知道世界还在不在。酒店女佣感到一阵冷风吹来，大吃一惊，我们不能出去，外边有士兵；失眠的女人说，那样更好，不到一分钟我们就会死去，我们所有人本来早就该死了；我们，诊所女接待员问道；我们，不，这里所有的女人，至少我们将拥有失明的最佳理由，自从被送到这里来以后，她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医生的妻子说，走吧，只有必定要死的人才会死，死神选中谁并不事先通知。她们穿过通往左侧的那扇门，钻进一个个长长的走廊，之前两个宿舍的女人们如果愿意会告诉她们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但那些女人都像挨了打的牲畜一样蜷缩在床上，男人们不敢碰她们一下，甚至不敢走近，否则她们立刻会大喊大叫起来。到了最后一道走廊，医生的妻子看见最里边像往常一样有个盲人站岗，他大概听到了拖拖拉拉的脚步声，报告说，她们已经来了，她们已经来了。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有四个盲人赶紧把堵住门口的床挪开，快，姑娘们，进来，进来吧，我们都像公马一样等急了，把你们那玩意儿装得满满的，其中一个人说。盲人们把她们团团围住，伸出手想摸她们，但立即又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原来是他们的首领，就是有手枪的那个盲人，他大喊了一声，我先挑，这你们已经知道。所有那些男人的眼睛都在焦急地寻找女人们，有几个偷偷伸出贪婪的手，如果摸到了其中一个，就知道朝什么地方看了。女人们站在两排床中间的过道里，像列队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盲人首领拿着手枪走过来，动作轻快敏捷，仿佛他那两只眼睛能看见。他把闲着的那只手放在第一个，即失眠的女人身上，摸摸前面，摸摸后面，摸摸臀部，摸摸乳房，摸摸两腿中间。失眠的女人大声喊叫起来，首领把她推开，婊子，你不行。接着摸下一个，就是不知是何人的瞎眼女人，现在他已经把手枪塞进裤子口袋里，用双手摸，嘿，这女人还算不错；他马上又摸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然后是诊所女接待员，然后是酒店女佣，这一次大声欢呼起来，小伙子们，这些娘儿们都挺好啊。几个盲人一边大声号叫，一边跺脚，快干吧，我们等不及了；安静，有手枪的人说，让我先把其他的女人看一遍；摸到戴墨镜的姑娘时他吹了声口哨，哎呀，我们的好运气来了，这么好的牲畜我们这里还没有见过呢。这时他已兴奋不已，摸到医生的妻子时又吹了声口哨，这个是个成熟的女人，不过看样子也很有滋味。他把最后这两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几乎是滴着口水说，这两个我留下，用完以后交给你们。说完他把她们拉到宿舍最里边，那里简直像足够供应一团人的食物贮藏室，堆放着无数食物。女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喊叫，殴打声，打耳光的声音和命令声响成一片，住口，你们这帮婊子，全都一样，非号叫一通不可；使劲，她马上就安静下来；你们等着瞧吧，轮到我的时候她们就要求饶了；你快干呀，我一分钟也忍不住了。失眠的女人被一个胖子压在身下，拼命地号着，其他四个女人被男人们团团围住，他们已经把裤子脱下来，互相推搡着，活像一群鬣狗在争夺一个骨架。医生的妻子被拽到床边，她站在那里，用痉挛的双手紧紧拉着铁床的床头，看着有手枪的盲人揪起戴墨镜的姑娘的裙子撕开，手握着阴茎对准姑娘的阴户，用力往里扎，她听见几声吼叫，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戴墨镜的姑娘一声不吭，只是把头往一边歪着，眼睛盯着另一个女人的方向，张开嘴就吐了，有手枪的家伙并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呕吐出的污秽气味只有与空气里其他东西的气味不同时人们才能发现，最后，那家伙抖作一团，像头猪似的喘着粗气猛地用了三次力，仿佛在打进三根桩子一样。现在他干完了。戴墨镜的姑娘静静地哭着，有手枪的盲人抽出还滴着液体的阴茎，伸出胳膊去拉医生的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不要忌妒，我马上就照顾你，然后又提高声音说，喂，小伙子们，可以来取这个了，不过你们要好好对待她，说不定我还要她呢。半打盲人从两排床中间的夹道连滚带爬地涌过来，抓住戴墨镜的姑娘，几乎是把她拖走的，我先要，我是头一个，他们一齐喊着。有手枪的盲人坐在床上，软绵绵的阴茎搭在床垫边，裤子堆在脚踝。你给我跪下，跪在我两腿中间，他说。医生的妻子跪下了。给我嘬，他说；不，她说；要么你给我嘬，要么我揍你，你还带不走食物，他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东西咬下来吗，她问；你可以试一试，我两只手都在你的脖子上，没等你给我咬出血来我就把你掐死了，他回答，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了；我认出你的脸来了；你是瞎子，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是看不见；那为什么你说认出我的脸来了；因为这样的声音只能有这样的脸；给我嘬，少废话；不；你要么给我嘬，要么你的宿舍连一个面包渣都得不到，你去告诉他们，他们吃不到东西是因为你拒绝给我嘬，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那里出了什么事。医生的妻子弯下腰，用右手两个手指的指尖捏住男人黏糊糊的阴茎，抬高一点，左手去扶地面时却碰到了他的裤子，感到了手枪那坚硬冰冷的金属；我可以杀了他，她想；不，裤子堆在了脚踝，不可能抽出口袋里的手枪，现在杀不死他，她想。她头往前一伸，张开嘴，闭上眼，免得看见，开始嘬起来。盲人歹徒们放女人们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失眠的女人不得不由女伴们抬出去，而她们自己也几乎走不动了。一连几个小时，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凌辱，一次又一次的作践，凡是能对一个女人做的他们都做了，不过总算给她留下了一条命。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用食物给你们付费，告诉你们那些不中用的男人，让他们来取食，告别的时候，有手枪的盲人嘲弄说。随后他又卑鄙地补充了一句，姑娘们，再见，回去准备下一场吧。其他盲人们也都异口同声，大致重复了首领的话，再见，一些人说娘儿们，一些人说婊子们，但从他们缺乏自信的声音里可以发现他们都累得有气无力了。女人们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话也不说，跌跌撞撞地往前挪，只想拉住前边那个人的手，而不是像来的时候那样扶着前边那个人的肩膀，可以肯定，她们当中谁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手拉着手呢，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该问，有些动作，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释，有时甚至费尽心机也解释不清。她们穿过天井以后，医生的妻子朝外面望了望，士兵们还在那里，另外还停着一辆小卡车，大概是向各检疫隔离地点分发食物的汽车。就在这个时候，失眠的女人两条腿瘫到了地上，确切地说像是两条腿突然被砍断了，心脏也瘫了，它刚刚开始收缩但还没有来得及收缩完就停止了跳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睡不着觉了，现在让她睡吧，我们不要吵醒她。她死了，医生的妻子说，声音毫无生气，一个活人嘴里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像死人一样。她把死者抱起来，死者的身体像是突然散了架，两腿间血迹斑斑，腹部青一块紫一块，可怜的乳房露在外面，一个肩膀上还有被疯狂地咬出的牙印。这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写照，她想。是所有这些女人的身体的写照，在她所受的屈辱和我们的痛苦之间只有一点区别，那就是我们暂且还活着。我们把她抬到哪里去呢，戴墨镜的姑娘问；先抬到宿舍去，以后再掩埋，医生的妻子说。男人们都在门口等着，只有第一个失明者发现女人们来了又用毯子把脑袋蒙起来，斜眼小男孩还在睡觉。医生的妻子无须一张一张地数床便毫不犹豫地把失眠的女人放到原来的床上。其他人可能感到奇怪，但她并不在意，因为这里所有人都知道她最熟悉宿舍的各个角落。她死了，她重复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问道；但妻子没有回答。医生的问话包含的可能只是表面的意义，即她怎么死的，但也可能是，他们怎样对待你们了，而无论对前者或者后者都不该回答。她死了，就这么简单，至于怎么死的，这无关紧要，只有笨蛋才问怎么死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被人们遗忘，只留下两个字，死了。我们已经不是从这里出去时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要说的话我们已经不能说了，至于她们，她们无名无姓，仍然存在，仅此而已。你们去取食物吧，医生的妻子说。偶然，厄运，幸运，命运，或者其他确切表达这个意思的名称，都充满了名副其实的嘲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偏偏选中其中两个女人的丈夫代表本宿舍去拿食物，而谁也不曾想到，刚刚有人为这些食物付了账。本可以由其他男人去，比如单身汉们，他们与此事无涉，无须保护夫妻的体面，但却偏偏选中了这两个人，可以肯定，现在他们不会愿意不顾羞耻地伸出手向强奸了他们妻子的歹徒们乞食。第一个失明者说话了，每个字都透着坚定不移的决心，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不去；我去，医生说；我和你一起去，戴黑眼罩的老人说；食物不会多，但也够重的；运自己吃的面包，我还有力气；最重的往往是别人的面包；我没有权利抱怨，承受别人的面包的重量就算为我的食物付费吧。让我们来想象一下，不是想象这番对话，对话到此为止了，而是想象对话的人们，他们面对面地站着，好像能看到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可能，只要他们每个人在记忆中竭力搜索，白光闪闪的世界里就能冒出说这些话的那张嘴，以此为中心渐渐辐射，两个人的脸庞会渐渐显现，其中一个是位老汉，另一个年岁小一些，既然能这样看到对方，就不应当称其为盲人。他们走了，就像第一个失明者满怀义愤振振有词说的那样，去取蒙受羞辱的酬劳。医生的妻子对其他女人说，你们留在这里，我马上回来。她知道她想去干什么，但不知道能不能办到。她想找一个桶，或者能代替桶的其他东西，装满水，即便是浑水臭水，把失眠的女人洗干净，洗净她身上自己的血迹和别人的污迹，把她干干净净地交还给大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精神病院里，既然灵魂的纯洁已无暇顾及，也许肉体的干净还有点意义。一些盲人躺在食堂的长桌上。一个污水池上面的水龙头没有关好，流下一股细线一样的水流。医生的妻子环顾四周，看有没有桶或者其他容器，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一个盲人好像发现有人，感到奇怪，问了一声，谁在那里。她没有回答，知道不会受到善待，谁也不会说，你想找水吗，如果是为了给一个死去的女人洗澡，拿吧，需要多少就拿多少吧。地上胡乱放着些塑料袋，是用来盛食物的，有的还挺大。她想，大概都是破的，后来又想，两三个一起用，一个个套起来，水就流不走多少了。她立即开始行动。盲人们从桌上下来，七嘴八舌地问，谁在那里，听到流水声他们更加惊慌，朝那个方向走去。医生的妻子走过去，把一张桌子改变方向，又推了推，使他们无法靠近，然后回去继续用塑料袋接水，水流得太慢，她急得用力拧水龙头的开关，水像是挣脱了压力，猛地喷出来，把她淋成了落汤鸡。盲人们吓得赶紧后退，以为水管破裂，直到流出的水淹没了他们的脚，他们更觉得刚才想得对，他们不会想到有陌生人进来放水，而那女人也明白，水太多太重，会拿不动。她在袋口打了个结，背起袋子，竭尽全力往外跑。医生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带着食物走进宿舍，他们没有看见，也不可能看见，七个女人都赤条条的，失眠的女人躺在床上，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干净过，另一个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为女伴们洗澡，最后又给自己洗。12第四天，歹徒们又出现了。他们是来叫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去服淫役的，但在第一个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问这里的女人们经过那一夜放荡的侵犯以后是不是已经恢复过来，先生们，那一夜过得不错呀，其中一个人舔着嘴唇大声说；另一个也说，这七个女人顶十四个，当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不顶用，但是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几乎察觉不出来，你们这帮家伙要是真正的男人算是运气不错；最好他们没有足够的男子汉气魄，那样女人们就更愿意去了。宿舍最里边的医生的妻子说，我们已经不够七个人了；有人逃走了吗，那伙人当中一个笑着问；没有逃走，死了；活见鬼，这样的话下次你们必须多干活了；损失不大，她不大顶用，医生的妻子说。来传达命令的盲人们糊涂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觉得刚才听到的话有点放肆，其中一个甚至认为，原来这些女人都是骚货，太不尊重死去的女人，竟然用这种语言说她，只因为她乳房太小，臀部不够丰满。医生的妻子看了看他们，见他们站在门口，一个个像玩具人似的摇晃着身体，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她才好。她认出了他们，她被这三个人蹂躏过。最后，他们当中一个人用棍子敲敲地面说，我们走吧。一边敲击一边嚷嚷，闪开，闪开，我们来了。他们渐渐走远了，一阵寂静之后，传来模模糊糊的嘈杂声，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正在接受晚饭后前去报到的命令。又响起棍子敲击地面的声音，闪开，闪开，三个盲人的身影经过，又消失了。医生的妻子刚刚在给斜眼小男孩讲故事，这时她抬起胳膊，把剪刀从钉子上拿下来，没有发出一点响动。她对小男孩说，以后我接着给你讲这个冒险故事。宿舍里没有任何人问她为什么以那么轻蔑的口气提到失眠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她脱下鞋子，走到丈夫身边说，我不会耽搁，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走到门口，在那里停下来等着。十分钟后，第二个宿舍的女人们出来了，一共十五个。有人在啼哭。她们没有排成一队，而是分成几伙，用绳子相互连接在一起，看样子是把毯子撕开做成的绳子。她们刚刚走过，医生的妻子便跟了上去。她们当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人在后面跟着。这些女人知道什么事在等待着她们，遭受凌辱对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实

，王船山的学说被人所发现，然后被重视的呢？朱汉民：这当然和曾国藩有关系。他一直印行王船山的书，然后又到处宣扬王船山的学说。整个湘军的儒将都读王船山的书。曾国藩能够很巧妙地把理学和经世致用结合起来，而这个传统，应该也是从湖湘学术传统一脉传承下来的。朱汉民：湘军这些头目有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不是靠军功当上军队的指挥者，只是一些普通的儒生。而且，这批儒生中的大多数正好又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当时恰好是欧阳厚均这样一批儒生主持岳麓书院，他们在学院强调“有体有用”：一方面要有体，就是要明白儒家的道德、义理，对儒家价值观念要有一种信仰；另一方面又讲用，就是要治国平天下、经世致用。王鲁湘：岳麓书院的学风和湖湘学派关于儒家的理念，变成了湘军的军魂，因此，湘军其实是一支儒军。在湖湘文化中，爱国主义情操非常突出，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屈原和贾谊。以岳麓书院为大本营的湖湘学派人士直接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且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便开始发扬光大。在此期间，岳麓山下更是人才辈出，如理财大师陶澍、启蒙思想家魏源、军事家左宗棠、学者兼政治家曾国藩、外交家郭嵩焘、反袁护国运动领袖蔡锷、维新运动领袖唐才常、沈荩，教育家杨昌济等等。随着向现代化转型的湖南新政的实施，这个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先进人才的古老学府开始改制，1903年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则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一直沿用至今。书院改为学堂以后，更有大批爱国志士，如唐才常、黄兴、陈天华以及邓中夏、蔡和森等来此求学。王鲁湘：这些人物都和岳麓书院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么？朱汉民：他们都是在岳麓书院改制成湖南大学期间涌现出来的，而他们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批重要历史人物，像梁启超、谭嗣同、唐才长，他们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像熊希龄、蔡鄂、陈天华，他们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批革命志士。再往下，就是一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像何叔衡、蔡和森、邓中夏、李达等。王鲁湘：李达和何叔衡都是中共一大的代表，蔡和森是最早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朱汉民：对。此外，油画里还有一些现代教育家、科学家，像胡庶华、周小舟，他们是湖南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五、毛泽东与岳麓书院从岳麓书院走出的这一大批有识之士，无可非议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不仅如此，千年学府还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对中国命运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也曾来岳麓山游学，以后又数次在此寓居。王鲁湘：马继高先生撰过一幅对联，上联是“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观四海潮流、千秋讲院”，下联是“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所谓“毛蔡风神”，毛显然是毛泽东，蔡就是蔡和森，对不对？朱汉民：对。王鲁湘：那么毛、蔡这两个人和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呢？朱汉民：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他的老师杨昌济是湖南高等师范的教授，青年毛泽东就到岳麓书院来住了三次，在这里读书、学习，和蔡和森交往，一起讨论学问等。王鲁湘：毛泽东当时肯定在这里留住过。当时到蔡和森家的时候，肯定是经常找蔡和森在这里游玩或者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他词里所写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回忆的大概就是这段生活。朱汉民：对，“看万山红遍”，说的就是岳麓山。王鲁湘：秋天的岳麓山。朱汉民：他们住在爱晚亭，在那露宿，还在这里搞了个农村调查。王鲁湘：可以说，毛泽东对岳麓书院的印象非常深。朱汉民：对。王鲁湘：他后来办抗日军政大学，办中共党校的时候，脑子里浮现的那个蓝本，其实都是岳麓书院吧。比如在延安的时候，中共的一个思想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就是当年他和蔡和森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在岳麓书院里看到的。岳麓书院这块“实事求是”的匾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呢？实事求是匾朱汉民：是1917年，这里改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时候。当时的校长叫宾步程，他就把“实事求是”作为当时的校训。“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古代的治学格言，东汉的时候就有了。在清代的时候，讲究“实事求是之学”、“实学”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岳麓书院本身就有“实学”的这种传统，源远流长，而且曾国藩还专门解释过“实事求是”，说“实事求是”就是“格物致知”——就是要研究实事，从实事中间来求得天理。王鲁湘：后面那个“是”就是天理。后来毛泽东又把这作了新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第一个“事”看成是我们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把后面的这个“是”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后得到的那个真理。朱汉民：对。王鲁湘：他用这四个字，在延安开展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思想运动。朱汉民：所以，岳麓书院的办学传统和思想，确实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王鲁湘：后来他又把它变成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现在去任何一个党校，进门的时候，一定能看到“实事求是”四个字。朱汉民：对。王鲁湘：“实事求是”两边的对联好像是“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两个嵌头正好是“工业”二字。朱汉民：对，这是当时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的校名。六、千年书院，薪火不绝教育为立国之本的认识，现在终于古今一同了，但在当初，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取舍，人们是经过了一些摇摆和犹豫的。虽然，把“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等做法放在历史的进程中看，有其时代的需要、局限和无奈，但是因分寸无法恰当把握，确曾伤及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例如，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典范岳麓书院所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精神，经世致用的教育目的，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等等，就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社会和教育界所忽视了。学校办得像学店，知识待价而沽，学生疲于为做官、发财、谋生而读书，以至于忘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朱汉民：光绪28年、29年，整个书院都变成了学堂。大概才过了20多年，就有人开始批评这个现象，批评者包括胡适、青年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那些新儒学的大师熊十力、梁漱溟、钱穆等。他们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式学校有它的弊端：只管教书，不管育人，把学校变成一个贩卖知识的场所。学生到学校来是买知识，老师在学校是卖知识，师生关系变成了买卖关系。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怀念古代的书院。古代的书院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就是它很注重品德培育。书院不仅是传递知识的场所，更是冶炼人格、培养人格的地方。这是符合儒家的传统理念的。儒家认为，培养人是最根本的教育目的，而不是传递知识。岳麓书院作为历史遗产，其有形的遗产如房屋、建筑、碑刻、匾额等文物系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但它更重要的内在文化遗产，如办学宗旨、人文精神、学术传统等，我们要怎样来继承、弘扬呢？如何把岳麓书院在历史上所形成的这样一套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纳入到现代大学的体制里，使之继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当前和以后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钓鱼城传奇公元1279年，在厓山海战中，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投海自尽，南宋亡，忽必烈正式君临天下。此时，在中国西南边陲重庆山区里还有一个不过1.9平方公里的小城，城里的宋朝子民竟然还在坚持守抗蒙军的进攻。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弹丸小城抗击蒙军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姑且不说这场在世界军事史中最长的拉锯战是何等艰苦卓绝，只说当得知南宋大势已去后，守城的南宋军民的心情该是何等的纠结？是继续誓死守城，还是弃城投降？如果投降，这三十多年的防守岂不是成了一场徒劳？如果誓死不屈，那么整个山城中的十几万百姓势必将成为山城的陪葬品！没错，这个纠结在历史拐点的小城就是——重庆合川钓鱼古城！而这里所发生的抗蒙战事，也是一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不朽传奇！一、铁城肇建13世纪初，强大而充满野心的草原民族蒙古族迅速崛起，他们打败金国，成为南宋王朝的头号劲敌。1236年，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四川地区成为双方角逐的一个主战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位于重庆山城北边的合川钓鱼城，因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被赋予了抗击蒙军的重要使命。合川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的汇合口，整个山城就屹立在离江面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之上。人们推测，钓鱼城分内城、外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由石条垒成，一看便是依恃天险、易守难攻的堡垒。依据文献记载，钓鱼城建成之后，当时合川地区的五个县城全部搬到山上躲避蒙军的侵袭。钓鱼城石刻城名王鲁湘：有没有文献详细记载当年建钓鱼城的时候有多少居民？刘智63：17万。王鲁湘：真正的军人有多少呢？刘智：军人大概就4000多，整个四川四路战区的军队加起来还不足五万。王鲁湘：这么多的人住在山上，这个天池的水完全靠天降雨吧，它不是泉水吧？刘智：不是泉水，是天降水，但它有好几十口自然的水井。王鲁湘：水井里的水是泉水？刘智：这几十口井都是宋井，用的是地下泉水。整个城的水源来自三个渠道，一个是天降水，就是天池；还有一个是掘出的水井；另外，它还控制了很大一段江面，所以可以在江边取水。护国寺里面有好多宋代的井，传说在井里放一只鸭子，可以到嘉陵江去捞，因为它们是通着的，井水一年四季都不干枯。王鲁湘：这个山上到处都有井，井水很清澈啊！袁东山64：水可以用于运输，还可以饮用，对人类太重要了。这个城的优势就是不缺水，而当山洪暴发或江水泛滥的时候，它又不怕水，因为它在山上。守城的这批人全部是南宋当地的居民，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性，所以在战争过程中蒙古人很吃亏。他们虽然有很强的骑兵和进攻力，但是没法用。钓鱼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抗击蒙古军队，其实绝不是简单地凭借自身的地理优势。事实上，钓鱼城只是重庆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它所依托的是四川地区的“网状军防体系”。钓鱼城战图1236年，阳平关之战全面爆发，四川地区几近沦陷。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史兼重庆知府余玠受到朝廷重用，他试图力挽狂澜，此时，一个大胆而充满谋略的设想应运而生。他谋划要依托四川、重庆地区有利的山势、江河条件，建立一套山城防御体系，让蒙古军队的铁骑在此顿足！袁东山：当时，四川实际上是依托6条江，就是曲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绵江和长江，以及几十个小方山，把整个川陕战区的政府、军队全部集中到这些山上，以方山为点，以江为线，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了一个整体联动的巨大战区，这个战区的核心或指挥中心就是重庆。帅府遗址2010年，重庆市进行旧城改造，偶然地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发现了一处古建筑遗址，它保留在地表上的部分还有10多米高，这个高台建筑就像天安门城楼的楼基一样，是夯土包砖。这上万块的包砖上都刻有“淳佑乙巳东窑城砖”、“西窑城砖”等字样。淳佑乙巳就是1245年，正是余玠指挥抗元战争最关键的时期。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发现，这儿就是余玠的帅府遗址。王鲁湘：整个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就在这个地方？袁东山：对，就在渝中区濒临解放碑的旁边。王鲁湘：解放碑附近就是重庆市的一个原点或历史建筑起点，它被你们在无意中找到了。袁东山：这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馈赠。当年余玠从毫无屏障的成都迁到了有江山之险的重庆，并将这里作为军事机要中心。在紧要关头，他招贤纳才，迅速摸清了当地的地理情况，创建了合理的山城防御体系。孙华65：这个防御体系的建立，第一步是定重庆为中心。定了重庆以后，余玠采纳了当时播州土司66的两个谋士冉璞、冉琎的意见。这两个谋士长期在四川活动。王鲁湘：对四川的情况很清楚。孙华：钓鱼城上面有庙，这个庙唐代就有了，在宋代的时候，贵州的田氏土司修过，所以，作为播州土司的谋士，冉璞、冉琎他们对这个庙的情况很熟悉，对钓鱼城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非常了解。余玠上任以后，他要找人拿出光复四川四路的策略，于是筑了招贤馆，让有本事的人自动来报名，拿出他们的办法。这个时候，冉璞、冉琎去见余玠，在地上画了整个四川的地形图，然后提出了建立山城防御体系的策略，而这个策略的核心就在钓鱼城，所以要把钓鱼城建设成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这个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包括云顶平、白帝城等二十多个山城，其中钓鱼城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在未来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不可限量的作用。二、固若金汤钓鱼城磨盘遗址余玠所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曾一度挫败蒙军，局部扭转了南宋军队节节退败的战局。但是，蒙古人统一世界的野心和训练有素的军事实力，令宋军只有一时的招架之力。很快，蒙军铁骑逾越四川凭借天险而建的军事防御系统！二十多个山城几乎全部弃城，只有钓鱼城的城门紧紧关闭，让骁勇善战的蒙军难以接近！王鲁湘：远远地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磨盘，这应该是个磨盘吧？上头应该还有一个大碾？袁东山：对。有一个大的石滚作为碾，它是用牲口拉着来碾粮食的。王鲁湘：用驴子？袁东山：应该是牛，一种黄牛，那里没有驴子。王鲁湘：这里无论作为衙署所在地，还是兵营所在地、老百姓所在地，总要吃粮食。所以从磨盘的规模来看，这里应该是个作坊，可能直接隶属于军营的后勤系统。袁东山：这不会是老百姓自己家里的，家里的不会有这么大。钓鱼城城楼遗址事实上，建造钓鱼城时，余玠不光只是考虑到了山城的军事功能，他还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坚不可摧的城墙围合成一个安全的军事、生活空间。城内设施齐全：有县衙门、兵工作坊、经济贸易中心，甚至还有佛教寺庙等建筑。王鲁湘：我这次在钓鱼城参观以后，改变了一个观念。我原以为这种山城防御体系只是一个一个的堡垒，顶多也就是个山寨，像土匪或土司的堡垒一样。结果到钓鱼城一看，它真是个城，上头什么都是全的。孙华：两宋之际的军事家陈规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将领在总结北宋和金朝的寿阳之战时说“城小而易守”，这个话是错的。城一小，尽管用比较少的军队就能进行防守，但城小了以后，调动军队也相对受到了束缚。另外，城小了以后，敌人更容易多面夹攻。王鲁湘：围成一个铁桶一样。孙华：对，很容易失去做机动反应的空间。所以综合看来，钓鱼城这个小城能抗击元军那么久，是非常不容易的。汩汩嘉陵江环绕钓鱼城，为这个小小的山城平添了无尽的秀美。如今走在城中，似乎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争。但是，来此凭吊的游客，可在城内看到一些冷兵器时代的抛石机——这是宋兵抵抗蒙军的重要武器。

他赐予的魔术般的生命，确实，他们比其他活着的人活得更诡异。然而在我看来，在他的晚年，他的玩具箱翻倒过来坏掉了。他的小说脱离了他立足的现实地基，渐渐在虚构的空间里扎了根，他老婆也渐渐看出玩具箱里的老婆已经不再是自己了。庄吉自己应该也明白。他老婆的生命其实不过是他赋予玩具箱中的那个她的魔力，魔力消失的时候，她的生命也就终结了。于是只要他一死，她老婆也就会去找男人，也就会去当小妾，也就会成为妓女。他的“鬼眼”应该早把这点事看透了。然而他总觉得自己的老婆不一样，自己的老婆是不一样的，只有他懂得她这个女人的灵魂。他受这种荒谬的理想论所束缚，而把关键的现实根源给忘光了——如果他死了，他老婆或者会去当小妾，或者会去当妓女。庄吉呀，如今你老婆已经变成这样了。我不是要侮辱你，也不是要侮辱你老婆。人世万事皆如此。你怎么就忘了呢？你的文学，你的梦，你的玩具箱，都是冷眼直面这些现实，在现实中扎根、生长、起步的呀。现实总是如此冷酷无情，但从这其中，也能繁育出梦想，做出玩具箱。我望着你老婆那凄惨模样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说：“庄吉呀，你看看呀，你为什么忘了看清这现实呢？所以你才死得这么没有价值，傻子。所以你老婆才会沦落到这么凄惨的地步。你输了，输给你老婆这悲惨的样子。你明明有那么一双锐利的鬼眼，这是怎么搞的呀！”你死得实在是毫无价值，想到这里，我就郁闷得不能自已。[1]封手是棋类比赛中的一种规则，指当比赛超过一天时，前一天对局结束的时候，轮到的一方要将想要下的棋步写在纸上，等到第二天棋局继续时才公布封手的棋步。[2]袢缠是日本平民在江户时期穿的一种服装，主要为手工艺者等劳动人民穿着，是一种工作服，上面印有商号或家徽的袢缠就是印字袢缠。——译者注[3]牧野信一的小说名称。——译者注[4]四斗约等于72升。——译者注[5]平安时代中期有一个叫小野道风的书法家，他在成名前曾经想过要放弃书法，但因为一只不断努力终于捉到小虫的青蛙而学会了不要轻言放弃的道理，从此成了有名的书法家。——译者注[6]拉曼确是西班牙地名，这里有许多风车。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自封为堂·吉诃德·德·拉曼确，在此地大战风车。——译者注[7]堂吉诃德幻想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是邻村的村姑。——译者注[8]日本有句话叫“白痴不到死都治不好”，也就是老板娘认为庄吉蠢得无药可救了。——译者注[9]执行官的旧称。执行官是法院的员工，负责强制执行判决结果，送达诉讼文件等工作。[10]江户的雅称，东京的通称。——译者注[11]或称斯多亚、斯多阿学派，是塞浦路斯岛人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思想学派，主张宿命论和禁欲主义。——译者注[12]老伯威是一种混合威士忌。——译者注学习记这是发生在大地震[1]三年后的故事。当时近来极其繁盛的公寓热潮开始兴起，青年儿女们也开始着魔于一本叫《资本论》[2]的魔法书。生活的形式跟内容都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型期。“近代”或者说“今天”，正要开始。有一所叫涅槃大学的学校，任何人都能不经考试入学，这所大学的印度哲学系里进了一名叫栗栖按吉的学生，他的外表极其没有存在感，就像烟雾一样朦胧不清。因为他总是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神色非常沉着，所以看上去像是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总体来说，这种“时常在思考问题”的表情在当时是最不流行的。因为当时的聪明人都不会露出这副表情。请恕我失礼，人类在“最小的屋子”（据说就连丰臣秀吉都没有把那间屋子建得多么大）里，会由于某种魔法般的力量而受一种惊人的心理状态所支配，不得不沉浸在冥想之中，在这段无边无际的时间里，有时候就算聪明人也会无计可施，露出这副表情。不过只有这屋子不可能同时容纳两个人，所以说实在的，把这副装模作样的表情不知羞耻地暴露在他人面前，实在是丢脸到极致了。因此要是如今还有人无论如何都想看“时常在思考问题”的人，那只能去精神病院看了。换句话说，那里铁栅栏的另一边都是一些想得太多的人，他们这种深谋远虑的性质和容貌得到了承认，接受着幸福的保护。不过，偶尔也会有机缘巧合的时候，因此人们看到栗栖按吉这一脸深谋远虑的表情，就会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也就是说，他们认定按吉这副面孔应该属于监狱铁栅栏的那一头。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张脸是“主义人士[3]的脸”。偏偏这男人有些地方还不够成熟，也就是说，种种人类都早在几万年前就从大猩猩、黑猩猩等生物进化成了人类，然而仿佛只有这位的祖先，在两三百年前才终于从刚果的热带雨林里逐渐现身似的。诸位也知道，大猩猩、狮子以及蟾蜍等生物，都有着一副深谋远虑的面孔，这副面孔很危险。将他放到了动物园的铁栅栏外侧散养，偏偏又让他在涅槃大学的印度哲学系历尽百般思虑之苦，令他进退维谷，逼得他最后只能突然扔出炸弹，举起手枪一通乱射，这样一来大家就都是这副面孔的敌人了。因为印度哲学系普遍都是和尚家里的子弟[4]，生性稳健善良，所以对这怪物入学一事感到相当害怕，悲叹当时哪怕会有些神经衰弱，也应该去有入学考试的学校。一旦栗栖按吉向他们搭了句话，就害怕得脸色大变，旁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不过幸好，正如各位读者所知，蟾蜍跟大猩猩是基本不会跟人搭话的。没人知道，这个叫栗栖按吉的男人至今为止都在哪儿干过些什么。笔者也查了许多资料，用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当时他二十一岁，这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听说紧挨着大菩萨岭的奥多摩山里有一间棚屋，这是往年一个叫伴某的梦想家盖的，他想把奥多摩的高原当成牧场，让牛群从山顶一直蔓延到谷底，所以才盖了这间小屋。然而哪有什么牛呀，干净利落，一头也没有。于是二十岁的栗栖按吉就把这间棚屋租了下来，呼吸山间的雾气，采食树木的新芽，手拿弓箭射杀飞鼠做成火锅。他醒悟到人类一个月光凭五日元也能活得很开心。据传言说，装模作样在深山里散步读书的人就是这个男人。这间小屋没有灯，所以天一黑就只能赶紧睡觉。于是，这男人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一睁眼正上方的房梁上每晚都缠着一条蛇，而一到白天蛇就消失了，由此看来，那地方肯定是蛇的睡床。要是蛇因为缠得不够紧，或是做噩梦等原因突然脚，不，肚子下一滑掉下来……哎哟，那真是惨不忍睹。这男人在黑暗的房间角落里一脸认真地懊恼，证明他还没有开悟。几天以后，他伴着风从山里消失了。之后他出现在了涅槃大学，在那之前没有人见过他。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有十三名学生。除了栗栖按吉这个另类，其他人都是正宗的小和尚。和尚的孩子上了大学，首先要做什么呢？首先要把头发留起来，在头上抹一大堆发蜡，想着：浑蛋，怎么会有帽子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栗栖按吉突然剃了一个光溜溜的和尚头来上学了。这已经算是热爱革命了。十二名同学流下了悲愤的泪水。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过眼了。栗栖按吉戴着一顶跟小学一年级学生一样大的帽子，帽子里面塞了三天份叠好的报纸。按吉进了教室没多久，就把大帽子摘了，因为没有手绢，就从口袋里拿出擦鼻涕纸，擦他那光溜溜的和尚头。当然，栗栖按吉会剃和尚头并不是因为热爱革命。他有他自己不得不剃的理由。当时已经是初夏了，一天早上按吉突然想到，要是没有这一头长发，肯定会很凉爽。加上他当时有点神经衰弱，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的，怎么也不清爽。比起大猩猩和狮子，人类头脑确实要优秀一些，然而从未有人听说过大猩猩或狮子去理发店的，因此头发是该剃短的，不，是该剃光的。这样一来，脑子肯定就会好使一些。而理发店的老板发愁了，剃刀要是剃钝了，就得磨上三天，于是他这么说道：“我说客人，我可能会伤到您的头哦。因为脑袋这东西是凹凸不平的，就跟南瓜似的，嘿嘿嘿。”“我会尽量忍忍。”按吉冷静地回答。头有头盖骨。剃光头又不是拿锤子砸脑袋，不用担心会伤到脑子。按吉一脸了然于胸的表情。朋友轩的老板把头侧到一边倒吸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这个死呆子，你给我等着！我就如你所愿，送你脑袋十来个口子，让你带着回家！然后栗栖按吉发现了件奇怪的事，他因而慌了神。他发现没有了头发，脑袋反倒更热了——谁会信这种鬼话呀。平常只是出汗，剃了光头以后，汗就从头上奔涌而下，流进眼睛里，淌到鼻孔里，滴到嘴里，积在耳朵里，毫不客气地流入前胸跟后背。整个脑袋就跟水瓶没两样。人体最容易出汗的地方是哪里？是头！毛发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为了挡汗！啊，不管是医学博士还是生理学者，都不可能博学到这个份儿上，因为他们有头发。不行，我不能再纠结于栗栖按吉的想法了，要不连我都会被视为蠢货了，我得赶紧往下讲。要说什么老师没有意义，那就要数学生比自己还博学的老师和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的老师了。这里的学生两耳之间形成了一条通风的洞穴，老师的话跟风一样，左耳进右耳出。然而老师并不在意，因为老师是说话就有工资拿，而不是教课才有工资拿。在学习欲望这么淡泊的班级里，要是有一个认真听讲的学生，那会如何呢？其实说来可怜，悲惨得简直让人痛心。这学生在双耳中间的风洞里立了一堵墙，拼命挣扎想要把老师的话给拦下来。然而不知为何，他完全不解其意。一眼看上去，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个脑袋笨到无药可救的人。首先，这家伙为何要来上学呢？这太……不，这简直了。相较于物质上的贫困，没什么比这种精神上的贫困来得更残忍、更悲惨了。于是老师沮丧到几欲落泪，忍不住想喷出一些话来：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啊，学校的精神是什么呀，再堂堂正正一点呀，别搞得自己这么悲惨呀，要有崇高的精神呀。也就是说，栗栖按吉就是这独一无二的悲惨学生。当然，老师渐渐明白了，这种男人也是有那么一样功用的。在涅槃大学印度哲学系这个地方，有时候老师会故意晚来教室三十分钟，但还是看不到一个学生的影子。也就是说，和尚的孩子们不担心就业，对世袭的职业也没有热情和兴趣。老师是按课时领工资的，在空无一人的教室待上四五十分钟，打盹儿，哼歌，染上风寒。于是一个类似教务科科长的人就把班长叫过来，满怀同情而欲言又止地说什么我理解你们的立场，可是……然后又给他们下了命令，说不如大家抽签来决定谁上哪堂课吧。就是说，每门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学生抱着慷慨赴死的觉悟出席。不，换句话讲，这是你们学生的义务呀。而栗栖按吉的班级正好不用担心这个。这帮和尚的孩子布施了按吉，说“老子那就不上喽”，让按吉替他们上课，这样的课有两门，分别是梵语和巴利语。不过按吉却对这两门课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非常积极地去上课。我一查之下才知道，据说他一天有七八个小时在反复翻看语法书和词典。梵语老师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新学期的第一天就面带微笑，温柔地环视了这些新生一周——唯独那一天这群人和按吉一同出席，他说梵语这东西，就算研究许多年，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四五年前有位同学非常热衷于学习梵语，至今还来找我问问题，问我这里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这位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学梵语。然而梵语到查词典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要查的单词怎么也不从词典里露脸。虽说是梵语学者，大家都喜欢说自己学得不到位。所以我不会强迫大家学习梵语。”老师非常亲切诚恳，费尽了口舌。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来上梵语课的人，不是傻瓜就是不知礼仪的无赖。然而这位老师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到了第二学期还有一个学生来上课，这位老师也绝没有生气，一直在温柔而面带微笑地讲课，不过还是有几分害怕——因为这个男人会用一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表情提出问题，只要这男人一抬起头，张口想说点什么，老师就会吓一大跳，赶紧看向别处。梵语和巴利语都是晦涩透顶的语言。据说法语动词有九十几种变形，而与梵语相比，这点变形连早饭前填肚子的茶泡饭都算不上。多年之后栗栖按吉开始学习法语了，才有这种体会。哪怕呆如按吉，在被梵语折磨过一番后也变得很了不得。法语才九十几种变形而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简单得不得了。就算不想往脑子里记也会自然而然地记住。因此栗栖按吉对那些想学习法语的人这么说：“你、你你，学、学一年梵语以后再跟法语玩儿吧。那玩意儿不过是早饭前的茶泡饭而已。哎，喂，你。”梵语的名词和形容词都是随心所欲变形的，不规则到像是每个词都以自我为中心。因此查不了词典。按吉不知道从哪儿用什么方法弄来一本英国出版、价格高达六十五日元的梵语词典，因为日本没有出版梵语词典。把这词典放大腿上翻个十分钟，膝关节就会嘎吱作响，肩膀就会僵硬，气也喘不匀实。按吉把这词典往大腿上一放就是五个小时。头晕眼花，跟做体育运动似的。虽然要查的单词一个都没查到，整个身体却累得很畅快，感觉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觉这比记单词什么的要强得多，更像是来了一场实质性的学习，有种肉体跟这词典融为了一体般的无比非凡的感受。按吉的桌子上放着他辛苦弄来的一本叫《王瑜伽》的梵文书，以及这本书的英译本。他当时已经盯着第一页看了半年，还没有看到第五行。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所以偶尔会安慰按吉几句。这位老师当时笑眯眯地说：“再过不久，你就能看懂原文书了吧。”“我还得再加把劲儿。”然而对按吉而言，翻个六七个小时的词典，终于查到那么一个单词就要高唱凯歌了。他自己明白再加两把、七把劲儿也看不懂原文书。看到按吉一脸无法释然的表情，老师又加了几句暖心话。“不不，梵语学到这儿就很好了。”老师笑眯眯地说道，“大家都一样。就算学个五年十年，还是有查不到的词。”按吉听了这话，心里更没底了。这样按吉更难释然一笑了。老师看到学生脸色越来越难看，就更加温柔地安慰他道：“梵语还算轻松的。”老师笑眯眯地说道，“说到藏语，我已经跟山口惠海老师学了足足五年了，每个单词都是不规则变形，现在我还不怎么会查字典呢，我不还是在帝大[5]讲课嘛。讲藏语可费劲了。”老师在帝大担任藏语讲师。因为老师一直都是笑眯眯的，按吉虽然还是振作不起来，心里却舒坦了许多。因为老师就算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词典，也还在帝国大学讲课。藏语和梵语这种东西，或许就算查不了词典，不会念，到头来也能看明白吧。于是栗栖按吉在字典都还查不明白的时候，就感觉自己能读懂原文书了。☆☆☆那时，栗栖按吉跟一个不可思议的学者有了交集。这位学者是位语言学家，毕业于格鲁共和国拉丁大学，据说精通亚洲二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名字也非常雄伟，叫鞍马六藏，身高不足五尺，非常像个敏捷的学者。鞍马老师在追分[6]占领了两间屋子，跟几千卷书籍在一起窝着。每天天一亮，他基本就要用脱脂棉蘸上酒精，小心翼翼地擦拭书籍了。因为最近鞍马老师身上出现了梦游症的症状，老师夜里会无意识地走动，冲着他最宝贝的书架撒尿，尿完继续睡觉。于是老师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大吃一惊，用酒精擦书。梦游症先不说，自己居然冲着贵重的书籍撒尿，这真是令他悲痛万分。总之半夜不为尿意所扰就行了，所以老师一到下午就不再喝茶，还在房间四个角落里放了尿壶，然而他还是在无意识间下意识地对书本撒尿，拦都拦不住。他下决心吃生马肉和海狗肉，最后都决定生吃赤蛙了，可因为心里还是无比抵触，两种相反的意愿在一个身体里掀起

kkkkyyyy看片位一体、相辅相成的。这种世袭的次数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除非改朝换代或者拥有这个爵位、官职的家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但是，世卿世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世卿世禄制度严重阻碍了优秀人才进入高官阶层。在世卿世禄的制度之下，贵族享有世代任职高官的特权，不少优秀人才无法脱颖而出，一直沉沦下僚。一个没有社会精英不断补充进来的政权，一个没有新鲜血液的政权，必然不可能是高效的政权。数代世袭的领导者遂大多泯为平庸无能之辈，而一旦精明强干的卿士出现，则国君的权威有可能被消解。世卿世禄的结果是，产生了一批尾大不掉的卿士，他们把持朝政，瓜分国君的权力，成为不少诸侯国分裂的根源，比如晋国的六卿，相互吞并为韩、赵、魏三卿，最终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一个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三个小国。强大而统一的晋国挡住了秦国的东扩之路，而代之而起的三晋，由于相互之间的争夺，相互之间的消耗，谁都没有能力阻挡秦国的东扩之路。如果秦国不施行商鞅变法，也可能出现尾大不掉的世袭卿士，最终将秦国瓜分为若干个小国，那么，秦国的东扩只能是一种梦想。幸运的是，商鞅变法催生了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大员一直到各级地方官员，都不可能成为拥有权力瓜分秦国的卿士。3.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官僚制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它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利益受到直接损失的世袭贵族会竭力反抗，二是究竟是否有一套合理的可以代替世卿世禄的配套制度，这也正是商鞅改革的关键所在。商鞅采用了当时最能调动全国人才积极性的军功爵制代替世卿世禄制。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共十八级（也有学者称二十级），从最低的功士到第十八级的大庶长（第十九级是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个“率”怎么计算呢？就是以敌人的首级为标准，获取了敌人的首级就可以得到上一级的爵位。军功爵制具有双重效力。一方面，“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所谓“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贵族若没有军功就不能成为宗室成员；另一方面，平民有了功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爵位。这样，既限制了宗室贵戚的势力，又为社会下层的人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可行通道。由于军功爵制向所有的人敞开了一条晋升大道，人人都可以通过获得军功爵而进入官僚阶层，所以，它得到了大多数非贵族阶层人群的坚决拥护。由于有了军功爵制，在政治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别贵贱（明尊卑爵秩等级）；在经济上，按照爵位的高低分配财富（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即使是贵族，也只能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的建立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有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对于出身下层社会的人来说，军功。爵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通向权力与富贵的道路；但对于旧贵族来说，军功爵制限制了他们仅凭血统就可以享受特权的待遇。因此，商鞅施行的军功爵制受到秦国旧贵族激烈的、不遗余力的反抗。但是，从总体上说，军功爵制激发了整个秦国社会潜在的巨大活力。4.连坐制商鞅变法是一场波及面相当广泛的社会变革，它不仅削弱了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同时也大大强化了对全国百姓的监管。具体措施是连坐法，即全体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一家犯法，十家连坐（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告发奸人，告奸者和杀敌者赏爵相等。如果不告奸人，则以腰斩处死（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反之，掩护奸人的人和战场上投敌的人受到一样的处罚（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连坐制是以什伍株连的恐怖手段恫吓全国百姓，将全国百姓都编织在同一个政治密网之中，便于施行中央集权。商鞍变法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乡邑大治”。这是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出现的整个社会井然有序的面貌。第二，经济制度。商鞅变法首先是从富国开始的，也就是从经济制度的变革切入的。商较怎么样让秦国富起来呢？封建社会的经济在于农业，所以商鞅首先从土地改革入手。唐人杜佑《通典》（卷一）对商鞅变法的土地制度有一段经典的评述：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商鞅认为，韩、赵、魏三国（三晋）人多地少；秦国和他们相反，是人少地多，所以，秦国的土地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以利诱之。商鞅认为，用利益引导韩、赵、魏三国的人到秦国来，给他们土地、住宅，而且免去他们三代人服兵役的劳役，使他们专心务农。原来秦国的农民，让他们当兵。当兵可以杀敌获得军功，比起种田来说利益大得多。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打破井田制，使国家富强起来。井田制是商周时代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一是土地为国家公有，二是把方圆九百亩的土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区，中间一区（百亩）为公田，其余八区（八百亩）为私田，分授给八家农户。公田首先由八家农户集体种植收获全归国家，每家农户再种植自己的百亩土地。西周时期实行这种制度，是因为生产力低，生产工具不发达，农户也没有更多的力量来耕种更多的土地。到了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井田制限制了每户农民的土地数量，他们不能多种地多打粮食，因此，也就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这种土地制度是和领主制度相配合的。商鞅变法，首先是改一百步一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大大扩大了每户农民的受田面积。秦国“为田开鞅陌封疆，而赋税平”。“阡陌”是井田的界线，“开阡陌封疆”，就是彻底改变原来的井田制；“赋税平”，就是减税，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地种得好，帛产得多，还可以受奖赏（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务农、精耕勤织而获得粮食、布帛丰产的，可免除本人的徭役或赋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强制分家。商鞅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男子的必须分家，如果不分家，强行增加一倍的赋税（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样，父子、兄弟就必须分家。同时，国家按户征收军赋。分了家，必然增加纳税的户数；纳税的户数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必然大量增加。这样一来，国家有了更多的土地，农民减少了赋税，耕种成绩斐然者还可以得到奖赏，同时，纳税的户数大大增加。所以，秦国“数年之间国富”。其次，商鞅规定，主民、客民分业，重奖杀敌，用以强兵。国家富了，怎么强兵呢？一是主民、客民分业，走军队专业化道路。秦国的农民是主民，韩、赵、魏三国来的农民是客民。客民种地，反正秦国地广人稀；主民从军，从军杀敌，只要带回来一颗首级，就可以得到更高一级的爵位。有了爵位，就可以享受各种特权。这比起客民种地，显然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让主民当兵为秦国作战，也比客民当兵更为可靠。二是重奖杀敌。据唐人《史记集解》引《汉书》日：“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军功爵制。这种制度非常有刺激性，对作战的士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激励。走专业化道路，又有配套激励机制的秦国军队，很快便被六国之人视为“虎狼之师”。通过商鞅变法，秦国军人在战场上看见敌人如同饿虎捕食，务求杀敌斩首，晋升爵位。人性的另一面被商鞅变法的政策充分调动起来了，一秦军的战斗力空前高涨。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怎么能不和虎狼一样凶狠？所以，秦军迅速成为当时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徙木树信严惩贵戚国富兵强路不拾遗商鞅变法的内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还包括军事制度。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项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攻击与力所能及的阻挠。事实上，商鞅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之前就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立志图强的秦孝公也有些犹豫，按照秦国的惯例，国君一时决断不了的事情，允许在朝廷上争论。商鞅与坚决反对变法的两个代表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这也是商鞍为变法扫清障碍的一次理论斗争。商鞍高举两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商鞍的意见得到了急切希望变法图强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他被任命为左庶长（第十级军功爵）；开始推行变法。在变法推行和实施过程中，商鞍紧紧把握了四条原则，从而使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一是徙木树信。商鞅变法是要以法治国。虽然从本质上讲，商鞅所处的战国后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以法治国”，但是，商鞅要变法就必须令行禁止，否则，“令而无信”比“言而无信”更为可怕。为了树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创造了一个“立木为信”的神话。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变法令拟定之后，特意在都城市场的南门立了一个三丈高的大木头，下令说：谁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门，赏十金。赏金这么重，做起来又易如反掌，因此，谁都不信，所以没有一个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码：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五十金。这下子，整个市场沸腾了，谁信啊？最后，有一个人，愣是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诺言，赏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为信”的故事立即传遍全国。通过这件事，商鞅为新法的执行树立了最基层的广泛的信誉，这一点非常重要。二是惩贵戚。下层百姓不敢轻犯王法，只有贵戚敢于冒犯王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这样的大难题：太子犯法了。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后即位的秦惠文君。太子犯了法，应该怎么办？商鞅着实犯了难。但是，商鞅要变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这档事儿。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变通的方法处理了这一大难题：“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商鞅把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公孙贾两个人处罚了一通。受到处罚的公子虔四年以后，“复犯约，劓（yì，义，是一种割掉鼻子的刑法）之”。公子虔第二次犯法，连鼻子都没有保住。身为太子之傅，连鼻子都被切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吗？更难堪的是太子。自己犯法也得受罚，虽然处罚没有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别人代为受过，太子的难受甭提了。那叫罚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终导致“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贵戚多怨望者”。商较的强硬态度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的强烈反对。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门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诬告商较谋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商鞅得知这一消息后匆匆逃离秦国的一幕。但是，商鞅逃离秦国后，奔往魏国，因为商鞅曾经打败过魏国名将公子卬，魏国记恨商鞅，不准他入境，还将商鞅武装押解回秦。所以，无处可逃的商鞅最后惨遭了车裂的酷刑。商鞅变法的第三条是先经济后政治。从经济变革入手，然后再进行政治变革。经济是基础，经济变革成功了，就为牵涉众多人事的政治改革准备了基础、树立了典范。第四是法典化。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条是变革措施法典化，商鞅变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为政令。这样做最重要的结果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不大可能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废止，出现“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局面。事实也正是如此，秦孝公去世以后，原先坚决抵制变法的太子继位，并没有废除商鞅变法的措施。商鞅变法抓住了以上四个重要方面，取得了让人惊讶的效果。变法使秦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秦国很快就称霸诸侯。商鞅率领秦军，夺取了魏国的重镇安邑；周天子承认秦国的霸主地位（天子致伯），天下“诸侯毕贺”。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军大败魏国军队，俘虏魏国主将公子印，因此，“封之于商十五邑，号商君”。所以，自此之后，当时人们都习惯称商鞅为商君。魏国安邑被攻占之后，被迫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国国君从此与大梁结缘，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确实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变法适应了战国后期的现实诉求，使秦国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没有秦孝公何来商鞅变法，真正使秦国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继秦襄公、秦穆公之后，在秦国崛起的历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国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岁英年早逝。他的儿子秦惠文君继位之后，立即车裂了商鞅。商鞅虽死，但他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创立的富国强兵的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这个现实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变。所以，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富强的秦国，但是，秦国的富强已经引起了其他六国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国崛起的大道上继续作出贡献吗？第7章合纵连横秦惠文君从秦孝公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迅速崛起的秦国，同时也是一个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秦国。此时天下形势出现了战国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秦国一国独大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六国之中任何一国都没有能力一再与秦国单独抗衡。面对这种新的局面，六国只有采取能够适应新形势的生存策略才能继续存在下去，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也只有调整应对策略才能持续保持崛起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的一生都与六国的生存策略、秦国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正是这两个人，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当时的天下大局。那么，这两个人是谁呢？锥刺股苏秦发愤说六国合纵抗秦这两个人中，第一个叫苏秦，东周洛阳人。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曾经外出游历多年，却一事无成，狼狈不堪的他回到家中时，家人都嘲笑他：人家都知道干活挣钱，你把挣钱的技艺全都抛弃了，到处游荡，还学什么演讲（事口舌），靠舌头能挣钱吗？落到今天这个下场，真是活该！苏秦听了之后，非常惭愧。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拿出自己的藏书，自言自语地说：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却不能用所学谋取荣华富贵，读了还有什么用？但他并未气馁，挑选了一本名为《阴符》的书，认真研读了一年。一年后，悟出了许多揣摩人心理的诀窍。他兴奋地想，现在终于大功告成了，我可以用这一套去说服当今的那些国君了！《战国策·秦策》的记载比《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更具传奇色彩：苏秦当年游说秦惠文王失败后，钱也花完了，人也憔悴了，“形容枯稿，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纤，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此时的苏秦回家，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做饭，父母不搭理他，狼狈不堪。整个家庭成员对苏秦的集体无语与一致的冷落和漠视，强烈地刺激了苏秦。苏秦决心发愤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中国古代“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中“锥刺股”的典故就是从苏秦这儿流传下来的。这段记载与《史记·苏秦列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描述也更生动形象，但两种文献都记载了苏秦在不得志的时候，连至亲都看不起他，这些磨难与刺激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更加执著地为仕途而奋斗。《战国策·秦策》记载，苏秦成功游说了燕王、赵王，带着高车驷马和众多随从前往楚国去的时候，途经自己的家乡，父母听说苏秦回来了，马上清理房子，打扫道路（清宫除道），而且出城三十里迎接（郊迎三十里）。苏秦的妻子不敢正眼看今日成功的丈夫，认真倾听，生

朝义进入范阳城。面对李抱忠的阻拦，史朝义当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向在城门外向站在城头上的李抱忠解释自己为什么回来的原因，并用君臣大义责备李抱忠，但李抱忠的一句话，让史朝义顿时从头上凉到脚下。“上天不佑大燕，大唐又要中兴了，现在我们既然已经归顺了大唐，怎么可以再助纣为虐呢？希望您尽早找到谋求自全的办法，而且田承嗣肯定已经背叛了您，不然的话唐军也不可能追您到这里。赶快走吧！不留了！”言罢，李抱忠转身走下城楼。“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史朝义在城下已经完全不能顾忌自己的身份，竟然一边说着一边失声痛哭起来。“将军难道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吃饭，将军即使不让我们进城，难道不能招待我们一顿饭吗？”说到最后，史朝义已经没有“皇帝”的威严，完全像是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即将走下城楼的李抱忠听到史朝义的喊声后，他发出了一丝怜悯之心，派人把食物装进框里，然后用绳索从城头上送到外边。这一刻，是史朝义一生中最为屈辱的时刻，当那些食物从城头上系下来的时候，史朝义一把抢过食物使劲地往嘴里塞，连日来的逃命生活，已经让史朝义顾不上食物的味道，只要能填饱肚子，对于他来讲就是最大的幸福。当时跟随史朝义一起逃命的范阳人不在少数，他们看到史朝义的这副狼狈相后，知道大势已去，所以全都利用这个机会四散而逃，而史朝义也没有过多地阻拦，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在此前一直跟着自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希望，可是现在自己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们去吧。就这样，在很多人接连离开之后，史朝义的身边只剩下几百名胡兵，在饱餐李抱忠“赏赐”的食物后，他和这些胡兵们继续向北逃窜。在路过广阳（今北京密云）的时候，史朝义看到城门紧闭，他没有再请求进城，而是下定决心跑出国门，北入奚和契丹部落。但是在到达一个叫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为过于疲劳，他暂时停下了脚步，而让他想不到的是，他这一停竟是永久。事实上，在史朝义刚刚逃离范阳地界后，唐军恰好追击史朝义进入范阳地界。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没有想到史朝义会这么快就逃离自己的地盘，为此他深刻追究了李抱忠拦截不利的责任，而且派兵向北急速追击史朝义。在李怀仙看来，如果能拿到史朝义这条大鱼，自己将是再造大唐中兴的功臣。最终，经过五昼夜的追击，终于在温泉栅追上了史朝义。当李怀仙的人马追上史朝义的时候，这个“逃亡皇帝”正在一片树林外休息，在看到一片旌旗招展时，他立即意识到追赶自己的人已经距离自己不远了，慌乱之中史朝义向着丛林中跑去，当他到了密林深处，他忽然发现一件倒霉的事——李怀仙的人马已经将这片树林彻底包围。李怀仙的人马并没有追着史朝义进入树林，因为他们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这是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树林，只要把守住几条出口，史朝义就算是插上翅膀也难逃出。终于，连日的惊恐和疲劳让史朝义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距离他在范阳城下的那顿饱餐，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天，这五天他已经是食不果腹，看着依然跟在身边的那几百名胡兵，史朝义不禁号啕大哭起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史朝义用拳头猛力的槌打头部，然后他痛苦地跪在地上。“圣上！不如出去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许还会有条生路。”一名胡兵提醒着说道。“我死不足惜，可是今天竟然让你们陪着我死，唉！”在场的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史朝义从地上站起来，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环顾在场的这几百名胡兵，片刻之后，他解下了腰带，然后径直走到一颗树下，将腰带挂在上面，并打了个死结。“圣上！万万不可啊！”“走开！不要管我，如果你们还认我这个圣上，就走远点！”史朝义歇斯底里地喊道。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史朝义已经彻底绝望，或许终结生命对于他而言，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解脱。所以，没有人再去阻拦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史朝义嘴里始终重复这句话，直到他将脖子伸进他亲手打的那个死结套中。……广德元年（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史朝义在温泉栅的密林中自缢身亡，这也意味着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在史朝义身亡之后，那几百名胡兵走出林外向唐军投降，李怀仙命人割下史朝义的首级送往京城长安。正月三十日，史朝义的首级终于摆在了李豫面前，那一刻李豫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八年来，山河动荡，流民失所！八年来，很多人献出了生命，更有很多人没有亲眼看到叛乱的平定，而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但今天，胜利真的到来时，所有人都心潮澎湃，很多人载歌载舞、鼓掌相庆。这其中，也包括远在长安城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当这个人听到史朝义自缢身亡，安史之乱被彻底平定时，他赤着双脚从屋子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然后跪在地上，眼含热泪地双手托天大声高喊“苍天开眼”。然后，他又径直跑回屋内，提起笔来记录下那一刻他兴奋的心情，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人就是我们前边多次提到的，千百年来被人们冠以“诗圣”头衔的杜甫。千古诗圣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人，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有一千四百余首诗被保留到今天，其精湛的诗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影响深远，备受推崇，其诗被称为“诗史”，他被世人尊为“诗圣”，与另一位盛唐大诗人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大唐的黄金时代开元盛世中度过的，沐浴在盛世荣光中的杜甫和李白具有同样的想法，那就是当上宰相，然后“致君尧舜”。事实上，杜甫和李白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浪迹天涯、经历坎坷、不受重用等，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生前名声已经响遍大江南北，而杜甫生前则是默默无闻，甚至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时间内，杜甫依然不为世人所重视。不可否认，杜甫是个伟大的诗人，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尤其是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写了很多揭露安史叛军暴行以及同情无辜百姓的诗歌，但杜甫同样具有致命的弱点，而在我看来，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杜甫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性格褊狭浮躁，没什么气量，凭着恩情放纵不羁（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旷达不拘礼俗，又不自我约束检点，喜欢谈论天下大事，调子虽高却不切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杜甫实际上并不像他在很多诗歌中所写的那样，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华，可以协助皇帝再造淳朴的民风，说得通俗点，杜甫不具备“宰相肚子能撑船”的气量，他的可控世界只是宣纸上的妙笔生花。透过他一生的经历来看，在很多关键时刻，杜甫的性格是制约他发挥政治才能的最关键因素，以致一生落寞不得志，只有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是在漫游生活中度过，只在二十四岁那年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一次他并没有将考试放在眼里，算是小试牛刀，所以没能考上。虽然他的志向是登科致仕，但在年轻的杜甫看来，以他的才能只要稍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肯定会一举中第，所以此后的很多年里，他并不急于参加考试，他要走遍名山大川，扩宽视野，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厚度。那时他的足迹踏遍了江南锦绣之地和燕赵雄浑的山川，甚至为未能飘洋过海到日本而遗憾。在漫游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杜甫裘马轻肥，呼鹰逐兽，快意非常，进取心十足，并自信满满，坚信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价值。这一点，从他的那首《望岳》便可以看出：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首诗，杜甫借着登上泰山最高顶的雅兴，表达了自己敢于攀登人生顶峰的伟大抱负和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和年轻时漫游生活的经历，使得四十岁之前的杜甫对这个世界永远抱有一种希望之情，尤其是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的途中结识了李白和高适，三位诗人由于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同登高怀远、郊游狩猎、访道寻幽，让杜甫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以至于很多年后当他深陷困境时，时常回想起那段惬意非常的时光，不禁怅然慨叹世间境遇多变。那一年的秋天，杜甫和李白、高适三个人由于各自的目标不同，终于分道扬镳，李白前往任城探亲，高适则南游楚地，而杜甫则前往兖州（今山东兖州）看望父亲。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漫游生活，转年他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准备参加当年朝廷的科举考试。那一年，杜甫三十八岁。当时已近不惑之年的杜甫参加科举考试，其心态已经和二十四岁那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年龄的原因，杜甫对这次考试很是看重，为此他经过了认真的准备，应该说在考试之前，杜甫对自己的才能还是很有信心的，但考试结束后，朝廷却只发布了一道榜文，上边写着：无一人及第。毫无疑问，这道榜文意味着拥有绝对自信的杜甫再次落选。这件事情让杜甫百思不得其解，甚至当时在京城长安也引起了极大的非议，因为即使杜甫落选，总应该还有其他人中举，但朝廷这道“无一人及第”的榜文实在让人不明白朝廷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然而朝廷的这道榜文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它的发布是一个朝廷顶级大佬操控的结果。这个人的名字叫李林甫。当时独揽相权的李林甫知道李隆基爱惜人才，所以为了取悦李隆基，让李隆基的虚荣心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他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也就是所有人全都不录取，让皇帝陛下知道天下所有的人才全都已经被朝廷录用，天下没有一个人才被埋没。李林甫的这种做法不仅满足了李隆基的虚荣心，更让他得到了更加丰厚的政治利益。但对于杜甫而言，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将此次考试看成自己唯一成功的机会，可是最终却惨败而归，这让杜甫顿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之情。更何况前边我们说过，杜甫不是那种气量宏大的人，一次失败不要紧，只要坚定信念，还可以重头再来，而杜甫恰恰缺少这种韧劲儿，经过这次失败后，他犹如斗败的公鸡一样，再也没能缓过神来，而自此之后他再也没能鼓起勇气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这次失败不仅让杜甫的心灵承受了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的生活陷入到了拮据之中。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寄居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生活的拮据让杜甫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不经意间杜甫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悄然发生变化，也就是在长安的这五年辛酸生活，也让他的诗风开始转变，由锐意奋进和过分自信，逐渐变成叹息忧虑和无限悲凉。在长安的五年的时间里，杜甫虽然生活艰辛，但他依然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虽然他知道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然而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命运在杜甫穷困潦倒之际，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天宝十年（751年）正月，李隆基带领文武大臣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的大典，并对外发布诏书，希望天下人能够广进赞颂本次祭祀的名篇佳句，确实优秀者可以入仕做官。诏书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杜甫的极大兴趣。在杜甫看来，这的确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写诗是自己的拿手绝活，如果被皇帝看中，可以省去参加科举考试的麻烦，直接得到皇帝陛下的重用。于是杜甫挥毫泼墨，情真意切地写了三篇《大礼赋》，投进了延恩匦。延恩匦是武则天时代建立的一种制度，天下人不分等级都可以通过撰写赋颂和治国方略，然后投进延恩匦的方式以求仕进，朝廷会定期搜集延恩匦内的文章，让皇帝陛下过目，只要被皇帝看中的，那这个人从此可能就会飞黄腾达。当时杜甫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去投延恩匦的，但这次投匦居然得到了李隆基的重视。在看完杜甫的三篇礼赋后，李隆基当即决定召杜甫进宫，让他在集贤院待制，然后让宰相班子成员对杜甫进行命题考试。如果杜甫能够通过这次考试，那他真的有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实现他那掩藏胸中已久的宰相梦想，但遗憾的是这次考试结束后，杜甫就进入了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最终也没有等来朝廷的相关任命。史书上没有记载杜甫这次考试的详细过程，我们也并不知道究竟考的什么题目，但录取朝廷公务人员的考试，一般情况下都会考些治国方略以及国家某个领域实际问题的应对问题，有些类似于现在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科目，可以肯定的是，杜甫的答卷，朝廷一定是不满意的，联系《新唐书?杜甫传》的“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的记载，可以断定杜甫同志的申论考试不及格。而这次考试不再是李林甫一人的幕后操控，而是宰相班子所有人都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也只能说明杜甫同志实在不具备做公务员的能力，至少其思想和观点与时局不符。杜甫再次入仕的愿望就这样落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变得更加颓废，曾经还能够上街卖药自食其力，还有过向富人推荐自己的主动性，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自我，只能靠朋友的接济去度过每一天。这样颓废的生活，杜甫一共过了将近四年，虽然生活拮据，虽然内心苦闷，但在长安总还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在友人的极力推荐下，杜甫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官职，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杜甫终于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生涯。潼关失守后，李隆基带着诸多皇亲国戚仓皇逃往蜀中，长安城中的老百姓因为担心叛军攻陷长安后会大肆屠杀，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向外流亡，在这庞大的流亡人群中也包括杜甫，他带着家人出长安后由奉先赶往白水，又由白水向陕北逃亡到达鄜州（今陕西延安）。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李亨在灵武称帝，杜甫得知这个消息，将家人安置好后，准备穿过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但不幸半路被叛军俘获，被押解至长安。由此开始了他在叛军铁蹄下九个月的屈辱生活。这九个月中，杜甫亲眼目睹了叛军在长安城内的种种暴行，以及百姓们在国破后的种种惨象，这不禁让他生出悲天悯人之心，并用自己的笔进行了忠实的记录，例如《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名篇就是这一时期的创作的。不过，千百年来，这一时期最能打动人心的，最能表现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的，当属那首沉郁悲壮、恸慨千古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当时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凄凉。杜甫眼见山河依旧而国破家亡，春回大地却满城荒凉，在此身历逆境、思家情切之际，不禁触景伤情，发出深重的忧伤和无限的感慨。也就是在写完这首诗后，杜甫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摆脱叛军的魔爪，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再次穿越叛军的封锁线，前往灵武投奔李亨。在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下，至德二年（757年）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终于逃至凤翔李亨的行在。据史料记载，当杜甫到达凤翔时，说他是丐帮的

尔，后来证实就是他，因为他是来缴还贷款的最后一笔款项的。迪克想着让普尔先等一会儿，自己驱车去追斯维蒂，但他还是关掉了汽车引擎。他的职员和秘书朱利要到十点才上班。一座庄重的好镇子的银行是不该有不按时开门的情况的。安娜·弗拉德说：“瞧，看看他吧。”她眼瞅着迪克的轿车围着大炉灶转了一圈，然后又慢慢地驶过她的店铺。“他干吗要这样徘徊呢？”理查德·米斯纳从柴灶上抬头望去。“他只是在察看，”说着他便转身回去添柴火，“他有权利嘛，是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他的镇子，你说呢？是他和斯图亚特的吧？”“我不这么看。他们可以表现得像是拥有这座镇子，但并不是这样。”米斯纳喜欢把柴火码得密而有序，现在他正这样做着。“是啊，他们建了这座镇子，对吧？”“你跟谁谈过？”安娜离开窗户，走到后面通往她住处的楼梯口，在那儿往楼梯井下倒掉了一盘肉渣和麦片。那只猫出于母性变得紧张起来，用警告的目光紧盯着她。“十五家共建了这座镇子。十五家，不是两家。其中一家是我父亲，另一家是我叔叔——”“你明白我的意思。”米斯纳打断了她的话。安娜看向暗处，想看清盒子里放的垃圾。“我不明白。”“钱，”米斯纳说，“摩根家有钱。我琢磨着应该说他们资助了这座镇子——倒不是建了它。”那只猫被人盯着时是不吃东西的，所以安娜白了它一眼，便转过身来面对着米斯纳。“你在这一点上又错了。大家凑的钱。开银行就是凑钱的路子。各家买下银行的股份，你知道吗，而不是只把钱存进去。有钱是随时都可以花光的。用买股的办法，他们的钱倒能存下来。”米斯纳点点头，擦净了手。他不想再争什么。安娜拒绝理解投资和合营的区别，就像她拒不相信柴灶比起她小小的电热器能供暖更多一样。“摩根家的人脑瓜儿灵，如此而已，”她说，“从早在黑文时他们父亲开银行开始。我的爷爷埃布尔·弗拉德就是他的合伙人。大家都叫他老爹，可他的真名叫——”“我知道，我知道。列克特。列克特·摩根，也叫老爹。是撒迦利亚·摩根的儿子，撒迦利亚在教徒中被叫作老爷爷。”随后他引用了鲁比居民爱背的一句歌谣，“‘列克特的银行失败了，但他却没有。’”“这倒是真的。银行在四十年代初被迫关门，但并没有倒闭。我是说他们还有足够的钱，所以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没法老老实实地说那不管用。人们在这儿发了家。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靠贷款发的家，安娜。那不是一码事。”“是吗？”“要是没有了贷款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没有。是我们欠银行的，不是银行欠我们的。”“噢，安娜。你没弄通，是吧？你不明白。”她欣赏他的长相，即使在他驳倒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依旧欣赏。以斯图亚特为例吧，他好像看不起人，可正是他教会了她蝎子怕人的那一课。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安娜才四岁，坐在她父亲店铺的新门廊上——当时人人都在建造着什么，而一群男人，包括斯图亚特在内，正在帮助爱斯·弗拉德做货架。他们都在屋里，中午吃完快餐后正在休息，这时安娜逗弄着台阶上的蚂蚁：在它们前进的道路上摆上障碍物，看着它们爬过叶子的边缘，仿佛那座全新的绿山是它们行程中难以避免的一段路。突然间一只蝎子在她的赤脚边冒出来，她吓得瞪大眼睛跑进了店里。男人们停止了谈话，琢磨着这小孩怎么会跑进来。斯图亚特把她抱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招惹你了，漂亮的小姑娘”，让她不再害怕。安娜紧紧搂着他，这时他解释说，蝎子翘起尾巴是因为它也怕她，和她怕它是一样的。在底特律的时候，她看到娃娃脸的警察摆弄枪支，就想起了蝎子的硬尾巴。有一次，她问过斯图亚特当双胞胎兄弟是一种什么感觉。“不好说，”他回答道，“因为我从来不是一胞胎。不过我猜可能感觉上更完整吧。”“就像你从来不感到孤独吗？”安娜问。“嗯，是吧。是那样吧。不过更像是……优越感吧。”爱斯去世后，她回到了鲁比，打算卖掉店铺、住房、汽车和一切，然后回底特律去，这时米斯纳开着那辆破旧的福特车独自进了镇子。他是卡尔瓦里山的新牧师。安娜在木柜台上抱着双臂。“我拥有这家店铺。我爸死了——这儿成了我的。不出租。不抵押。只交税和镇上的管理费。我买进，我卖出，毛利是我的。”“你算走运呢。农场怎么样呢？假如庄稼歉收了，就算是连续两年吧。桑兹老太太或内森·杜波列斯就得提走他们的股份吗？凭股份贷款吗？把股份卖给银行吗？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我当然知道，他们失去股份的话，银行是没有获利的。所以就得给他们钱去买种子、肥料，诸如此类。”“你的意思是借给他们钱？”“你让我头疼了。你待过的地方可能是这样。鲁比可不一样。”“但愿如此吧。”“事实如此。酿成任何问题的肯定不是钱。”“好吧，那又是什么呢？”“难以预料，可我不喜欢迪克察看大炉灶时的脸色。他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里都要察看，更像是追踪而不是察看。他们不过是些孩子嘛。”“画的那个拳头吓着了许多人。”“为什么？只是一幅画嘛！你们把这想成有人烧了一座十字架！”她心烦地动手擦拭东西——罐子，盒子的前脸儿，放苏打汽水的冰箱。“他应该找家长谈谈，而不该追踪那些孩子，就像他是司法官似的。孩子们需要的比这儿有的要多。”米斯纳再赞同不过了。自从马丁·路德·金遇害以来，新的法规得到认可，法律也介入了，但大多是点缀：雕像，街道名称，演讲。就像什么值钱的东西被当掉了，当票却不见了。这正是迪斯特里、罗伊、小摩斯和其他年轻人所追寻的。也许画拳头的那个人也在追寻它。无论如何，要是他们找不到那张当票，就可能冲进当铺。问题在于，是谁最先当掉的和为什么要当掉。“你告诉我这就是你离开的原因——无事可做——可你一直没说你为什么回来。”安娜不想解释这一切，就在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上加以发挥。“是啊，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我能在北方做点事情，一些实实在在的不会让我伤心的事情。可是就这些了，我不知道—谈话，四处奔波。我的脑子都乱了。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出去—哪怕没什么结果。”“嗯，我很高兴没有结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抚摸着她的手。安娜也摸着他的手。“我在担心——”她说，“比莉·狄利亚。我们得出点主意，理查德。不能只限于歌咏比赛、《圣经》课、给大棵蔬菜系缎带，还有婴儿洗礼……”“她怎么了？”“走掉了。至少我这样想。没人见到她。”“她妈怎么说呢？”安娜耸了耸肩。“跟帕特难以交谈。凯特问她比莉·狄利亚的事——在唱诗班的练习课上没见到她。知道她做什么去了吗？她对凯特的问题答非所问。”安娜模仿着帕特·贝斯特轻描淡写的声音，“‘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她和凯特可是也很亲近的。”“你觉得她在惹祸吗？她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了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我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和罗杰谈谈嘛。他该知道的。他是她的外祖父。”“你去问他吧。不该我去。”“嘿，罗杰到底是怎么了？我到这里有三年了，差不多吧，可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对他冷冰冰的。是因为他的殡仪馆生意吗？”“大概是吧。还有，嗯，他‘有所准备’，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他自己的老婆。”“噢。”“这是让人有想法的事，对吧？”“对。”他们沉默了片刻，想着这件事。随后安娜绕过柜台，站到窗前。“你知道吗，你预测天气准极了。这是我第三次不信你的话，结果证明是我错了。”米斯纳站到了她身边。只是摸了摸玻璃窗，他们就能觉察到温度已经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七八度了。“去把火点着吧。”她笑着说。她的错误如果证明她所尊崇的这个男人是正确的，她还是很高兴。教会中有些妇女很反感他对她显而易见的兴趣——只对她而不对别人。而帕特·贝斯特却老练地掩饰着自己对他的兴趣。但安娜认为其中另有深意，不会仅仅限于她们为这个英俊、聪慧的男人和她们各自女儿或侄女可能安排的计划。她确定无疑地认为，那种反感大多因为她那不顺直的头发。老天，她从底特律回来时被迫进行的那些谈话啊。奇怪的、愚蠢的、侵犯式的探询。她觉得她们仿佛在讨论她的阴毛、腋毛。即使她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她们要评论的仍然只是她的头发。这个话题比米努斯从弗吉尼亚带回来的妓女招来了更多的热情，引来了更多的意见，招致了更多的气愤。她最终可能会把头发再拉直——那不是一种永久性的变更或声明——如果不是头发让她在被诸多别的事情搅得昏头昏脑的日子里清醒了许多。她当即分辨出了谁是朋友，谁不是朋友；辨别出了教养好的和教养差的，有威胁的和受到威胁的种种人。对她的新发型，多薇·摩根喜欢；帕特·贝斯特憎恨；迪克和斯图亚特摇着头；凯特·戈莱特利喜爱，还帮她固定发型；普立安牧师为此作了整整一场布道；K.D.嘲笑了一番；多数年轻人，除去阿涅特，则大加赞赏。如同盖革计数器一般，她的头发注了册，她相信，其特征便是平静或极度喧闹，能导致严重的混乱。柴火燃着后气味奇妙，吸引了那只母猫。它在炉后弓起了身体，不过目光仍然保持着对食肉者——人类或别的动物——的警觉。“我来煮点咖啡吧。”安娜说着，瞥了一眼圣救世主教堂上方的云朵，“天可能要阴了。”爱斯·弗拉德的信念属于那种坚定不移的类型，因此他建店的时候强调耐久。砂岩为料。比一些教堂还要坚实。楼上是家居的四个房间，楼下是一间宽敞的仓库、一间小卧室和一个高达十五英尺的售货区，售货区里塞满了架子、箱子、盒子和抽屉。窗户是普通住宅式的——他不愿意或不需要显摆；没有纯属浪费的能“向里看”的大玻璃窗。对他来说，是要让人们到里面看他都有些什么。他的货品不多，但备货很充足。在他去世之前，他见到了他的店铺从鲁比的必需品供应点变成了一桩由对某些货品的热衷来支撑的买卖，尽管他们因他货品的价格迟疑不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着卡车到丹比去买更便宜（和更好）的东西。安娜改变了这一切。如今的爱斯杂货店虽然在存货的规模上有所欠缺，但品种的多样化和风格化却取得了进展。在冷天她免费供应咖啡，热天则白送冰茶。她在店外摆上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为老人和从农场驱车赶来并想稍事歇息的人提供服务。由于这年月成年人不怎么光顾与她店铺为邻的大炉灶——除非有特殊事件——她迎合了喜欢聚在那里的年轻人的口味。她把自制的馅饼和糖果与在丹比选来的货品共同出售。她备有三种苏打汽水而不是一种。有时候她还卖女修道院种的“黑如八层石”胡椒。她照她父亲的做法把猪头肉冻和本地产的黄油及腌肉一起存在冰箱里。但罐头食品、干青豆、咖啡、白糖、糖浆、苏打粉、面粉、食盐、番茄酱、纸制品，凡是人们不愿在家中自制的东西，则占据了爱斯·弗拉德用来放布匹、工作鞋、工具、煤油的位置。如今，萨金特食品和种子店出售鞋、工具、煤油，而哈珀药房经销针线、常备药、处方药、卫生纸巾、文具和烟草。只是“蓝孩”除外。斯图亚特一直靠爱斯进这种牌子，而且不想改变他的习惯。在安娜的手里，爱斯杂货店以多品种、舒适性和灵活性而兴旺。因为她让米努斯每逢周六在后室中理发，偶尔还卖玫瑰。因为她在楼下有个清爽的卫生间，随意一用的人觉得离开之前总该当个顾客。农妇们从教堂出来后要进店买点薄荷糖，男人们要买几袋葡萄干。他们无一例外地还要从货架上再挑点小物件。理查德点燃了炉火，这让他感到一种满足，脸上便露出笑靥。但她不可能给一个牧师当妻子。绝不可能。她能吗？是啊，他并没有要求她做妻子——那就在炉子散发的温暖中，看着他的后颈，与那些不露面的猫待在一起，自得其乐吧。不久，一辆客货两用轿车开过来，停在离店门很近的地方，米斯纳和安娜两人都能从车中婴儿的蓝眼睛看出他发烧了。那位母亲抱着孩子，让孩子靠着她的肩头，同时用手理着他的黄发。开车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一身城里人打扮，他下车推开了安娜的店门。“你们好啊。”他笑容满面地说。“好着哪，你呢？”“我似乎迷路了。一直在找西一八号路，都找了一个多小时了。”他看着米斯纳，抱歉地笑了笑，因为他打破了男人从来不问路的规矩，“太太让我停车，说是她找到了。”“要沿着你来的路再回去一段，”米斯纳说着，看了一眼那块阿肯色州的车牌，“不过我能告诉你怎么找到那里。”“感激不尽，感激不尽。”那个男人说道，“这一带没有医生吧，有吗？”“这个地区没有。你得到丹比去找。”“孩子怎么了？”安娜问道。“有点呕吐，还发烧。我们准备得相当充分，可是谁会为了这样一小段熟路装上阿司匹林或咳嗽药呢？总是没法想那么周全，是吧？天哪。”“你们的小孩咳嗽？我不认为你需要咳嗽药。”安娜瞥了一眼窗外，“叫你太太进来，躲躲外边的寒气吧。”“药房会有阿司匹林的。”米斯纳说。“我没看见药房。在哪里？”“你已经错过了，不过那儿看着不像药房——倒像是普通住家。”“那我怎么才能找到呢？这里的民居似乎没有门牌。”“告诉我你们想要的所有东西，我去给你们弄来。然后让你太太带着孩子进屋来。”米斯纳伸手去拿他的外衣。“只要些阿司匹林和咳嗽药。感激不尽。我去叫我太太。”门一敞开，一股风吹进来，晃得咖啡杯直响。那人回到汽车里。米斯纳开着他那辆破福特走了。安娜想到要烤些肉桂面包，南瓜面包在这季节有点过时。要是她有只熟透的香蕉就好了——那婴儿看着像便秘。把香蕉捣碎，再掺些苹果酱就成了。那男人摇着头回来了。“我不熄火就成了。她说她可以待在车里。”安娜点点头。“你们还要走远路吗？”“拉博克。呃，咖啡热吗？”“热的。你要什么样的？”“不加奶，只加糖。”他刚喝了两口，两用车的喇叭就响了起来。“狗屎。请原谅。”他说。他再次回来时，买下了甘草、花生酱、饼干和三瓶皇冠饮料，拿出去给了他太太，随后又返回来喝完他的咖啡。他不言不语地啜饮着，安娜捅了捅炉火。“你最好在西一八号路加满油。暴风雪就要来了。”他哈哈笑了。“暴风雪？在得克萨斯州的拉博克会有暴风雪？”“你还没到得克萨斯呢。”安娜说。他朝窗户望去，看到两个身影走来。米斯纳用肩部顶开门，斯图亚特紧随其后。“你可以走了。”米斯纳说，递过去药瓶。那人接过药瓶，奔出去上车。米斯纳跟在后面给他指路。“这都是谁啊？”斯图亚特问道。“不过是些迷路的人。”安娜递给他一听三十二盎司装的蓝孩。“迷路的老乡还是迷路的白人？”“噢，斯图亚特，算了。”“差别很大，安娜姑娘。很大。对吧，牧师？”米斯纳刚刚迈进门。“他们和大家一样迷了路。”安娜说。“天生就迷路。占有了世界，照旧迷路。对吧，牧师？”“你自相矛盾了。”安娜笑着说。“上帝只拥有一个民族，斯图亚特。你明知道这个。”米斯纳搓着两手，随后又向手上呵气。“牧师，”斯图亚特说，“我听你说过，事情出于无知，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你说什么事情基于无知。”米斯纳微笑着正要回答，那男人又进了门，给了米斯纳药钱。“暴风雪就要来了。”斯图亚特看着那人单薄的衣服和鞋子，“你大概是想开车去什么地方。一八号路上有加油站。我要是你，就不会再往远处去了。”“我会找准的。”那人合上钱包，“我会在一八号路上加油的，不过我们今天就会穿过州界。谢谢你们。你们都帮了大忙，感激不尽。”“他们从来不听人劝说。”斯图亚特看着两用车开远了，说道。他本人在一九五八就在这儿赶上了所有的牲口都冻僵的事，他从星期三起就抽水，钉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