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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

                      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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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士威部队。七月二十五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了护运船任务,从牙山起锚返航,当两舰驶至半岛海面时,与日本海军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相遇,日舰不宣而战,向“济远”、“广乙”两舰突然开炮,妄图乘其不备,将“济远”、“广乙”击沉,从而燃起了战火。因为这年是甲午年,史称这次中日战争为“甲午战争”。清军“济远”、“广乙”两舰丝毫没有防备,被打个措手不及,仓皇应战,损失惨重。清政府对日军的挑衅,忍无可忍,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同一天,日本也向清政府宣战。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的黄海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舰队投入战斗的有十只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十二只,北洋战舰吨位小,而日本舰队是以“吉野”为首的铁甲快速战舰。海战开始时,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十只战船以“人”字队形向日军联合舰队发起攻击,刘步蟾指挥“定远”舰首当其冲,冲杀在前,将日本联合舰队拦腰截断,使日军联合舰队首尾不能相应,一下子就打乱了日舰的阵形。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重创日军“比叡”、“赤诚”、“西京丸”等舰,并击毙赤诚舰长日本海军少佐坂三八太郎。日本联合舰队不久从惊慌中镇定下来,依仗舰坚舰多火力强,转而对北洋舰队南北夹击,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舰被日本“吉野”、“高千穗”、“秋津州”、“浪速”四舰包围,情势十分危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此情景,激励“致远”全舰官兵说:“我们从军卫国,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只有拼死作战,决不能贪生怕死,有辱我军声威。”这时,“致远”舰也已经受伤,舰上烟火弥漫,他把令旗一挥,下令开足马力冲向前去,把旗舰掩在舰后,向日舰连发数弹,逼使日舰稍稍后退,使旗舰“定远”得以脱围。北洋舰队其他战舰见此情景,很受鼓舞,士气大振,只见黄海海面炮声震天,烟火弥漫,双方打得异常激烈,敌舰“松岛”号中弹起火,死伤百余人,“西京丸”号几乎被击沉。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致远”舰在激战中由于首当其冲,目标最大,所以遭受的打击也最为惨重,这时舰身已开始倾斜,眼看就要沉没大海,弹药也快打光了,邓世昌仍然镇定从容,拼死作战。日军铁甲舰“吉野”肆无忌惮地冲杀过来,连续用重型大炮向“致远”发炮,妄图一举把“致远”击沉,邓世昌见状,气愤已极,命令舵手开足马力,对准“吉野”冲过去,他对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说:“倭舰依仗吉野舰大甲坚火力强,才这样凶狂,如果撞沉它,我军就能集中起力量来了!”于是,邓世昌亲自掌舵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直冲日舰而来。日舰“吉野”指挥见状大惊失色,一面命令施放鱼雷,一面准备掉转船头逃跑,正当“致远”舰快要接近“吉野”的时候,不幸被鱼雷击中,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等全舰将士壮烈牺牲。下午三点多,北洋舰队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二舰中弹起火沉没,“经远”舰失去了保护。此时日舰主攻的清军左翼“济远”舰和“广甲”舰仓皇逃窜,日舰掉头迅速将“经远”舰团团包围,把它逼出阵外,“经远”在号称“帝国精锐”的日本先锋队“吉野”等四舰的围攻下,中弹多处,管带林永升指挥全舰不断发炮攻击。正当激战正酣之际,林永升猛然发现一敌舰中弹受伤,于是下令对准这只受伤的敌舰开足马力追击,想一鼓作气将其击沉,日舰依仗铁甲坚固,集中火力以排炮猛攻“经远”舰,突然一颗炮弹在林永升面前炸开,林永升不幸中弹身亡,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随后也相继被炮弹击中身亡。“经远”舰最后在烈焰中沉没,全舰将士无一生还。下午五时多,“靖远”舰在叶祖圭的指挥下,修复好漏洞。他见旗舰“定远”桅褛被毁,全队失去指挥便主动代替旗舰,从旁升起队旗,率领剩余船舰向日舰猛打猛冲。在“靖远”舰的带领下,北洋舰队声势大振,一齐向日本联合舰队攻击,日舰这时也损失惨重,见势不妙,掉转船头向西南方向逃遁。黄海海战,日舰先撤离战场,北洋舰队不久也返航旅顺,双方各有损失,中国舰队“致远”、“经远”、“超勇”被击沉,“扬威”、“广甲”自毁,另有六艘受创,死伤将士千余人,但主力尚存。日舰“旗帜”、“松岛”及“赤诚”、“吉野”、“比叡”、“西京丸”六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六百多人。看到这种情况,软弱的李鸿章借口“保船制敌”,命丁汝昌率舰队躲进威海港,结果坐以待毙。不久,日本开始向旅顺口进攻。在甲午海战中,日本的海军实际上也遭受了重创,已无力从旅顺口正向进攻,同时旅顺口沿岸布满了清军从德国购进的新式大炮,狡猾的日军于是采取了用舰船运送陆军到花园口从背后抄袭的策略。而此时,北洋水师舰队因李鸿章的命令,不再参加任何战事,陆上也没有陆军防御,由此,日军不伤一兵一卒,很轻松地就登上了花园口,并直扑金州。在金州、旅顺、大连还驻有很多清军,但这些清军,一看到日军到来,马上就逃跑了。两个月以后,日军用同样的方法向威海卫发起了进攻。用军舰运送两万多日军从威海卫东的成山角登陆,没怎么遇到抵抗,就占领了威海两岸的所有炮台,并且封锁了港口东西出口,北洋舰队此时完全成了瓮中之鳖。这时威海港外的刘公岛还在清军手中,如果在陆军配合下,港内的水师完全可以突围出去,但水师中很多洋人顾问都主张投降。担任水师副提督的英国人马格鲁和军事顾问美国人浩威尔还勾结少数水师将领,鼓噪士兵哗变,以迫使丁汝昌投降。丁汝昌不愿背个不忠的罪名,结果在绝望中被迫自杀了。丁汝昌死后,在洋人的指使下,很快由浩威尔起草了一份投降书,送到日营。1895年二月,日军正式接管了北洋海军十一艘兵舰、刘公岛的全部炮台以及威海卫的全部军械,物资均完好无损地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日军占领了威海后,又马上渡过鸭绿江分几路向辽阳进军,日军在进占辽阳时,除清军将领夏士成、依克唐阿率部下和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在凤城坚决抵抗外,其余清军皆望风而逃,结果日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攻占了海城等地,并直逼辽阳、沈阳两城。辽西也受到极大的威胁。慈禧太后看到辽东半岛及辽西的大片土地这么快就被日军占了去,生怕日军打进山海关,直逼北京,赶紧起用已经被罢免了十年的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大事,用他和洋人的关系,请英、俄公使出面调停,向日本求和。此时的英、俄都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急于让日本停战,当美国出面稍一反对,英国立即罢手不再管这件事。其实美国反对英国出面调停,也是出于他自身利益的考虑,其目的是想让别国都不再插手这件事,由他一家独自出面调解日本停战问题,以便从中获取更大利益。恭亲王奕也看出只有美国和日本关系好,就呼吁美国出面调停。于是,美国公使开始在中日之间进行联络活动,日本此时刚占领了旅顺口、威海卫,也无力再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张,有人从中过个话,巴不得顺坡下驴,答应求和的要求。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必须由恭亲王奕或李鸿章充任全权代表,并以割地赔款为“议和”条件才能开议,否则不必派代表去日本谈判。于是慈禧太后又马上开复李鸿章的一切处分,任命他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1895年三月十四日,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等,由天津乘船去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在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伊藤博文一开始就摆出战胜者的骄傲姿态,肆意勒索,并派军攻占澎湖列岛。李鸿章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和减轻勒索,被伊藤博文拒绝。二十四日,李鸿章在谈判后回寓所途中,被日本暴徒刺伤。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担心列强借口干涉,宣布除台湾、澎湖列岛地区外,其他战地立即停战。四月一日,中日双方代表重开谈判,日本提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三亿两等苛刻的条件,清政府批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竭力申说”,尽量争取减少割地赔款。四月十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伊藤博文只准李鸿章说“允,不允”两句,并以战争再起和进攻北京相威胁。四月十七日,李鸿章终于和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③赔偿军费二亿两白银。④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本可沿内河驶人以上各口岸。⑤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只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条约中还规定,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马关条约》是日本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拒绝和约、迁都再战的呼声震动了整个京城,并在全国掀起了反割地、反投降的斗争。清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因《马关条约》丧权过重而不满,他们有的请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由于《马关条约》在国民中的极坏影响,同年,李鸿章卸下直隶总督的职务,进入内阁办事,但被规定“不得与闻朝政”。次年奉命出使俄国,订立《中俄密约》。不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到江南去参与“东南互保”,不久调充议和全权大臣,兼署直隶。在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批示下,李鸿章经过一番沟通与幹旋后,于1901年九月九日与列强签订了赔款数额令人触目惊心的《辛丑条约》。参与《辛丑条约》的列强就是八个出兵的国家,他们分别是:德、法、日、俄、美、英、意、奥。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赔款,赔款数额之巨,创清朝有史以来最高,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这些赔款虽然要四十年还清,但是要计利息的,所以本息加起来共计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的赔款,总数额超过十亿两。这些外国列强怕清政府还不上,就让以海关关税和盐税担保。此外,列强还要清政府严厉治办义和团首领及义和团运动中与洋人作对的各级官员。在北京东交民巷划出一片使馆区,并允许列强从国外派军队保护自己的使馆;拆除大沽口到北京铁路的全部炮台,并且在天津二十里以内不许驻扎中国军队,外国则有权在各处驻军。在《辛丑条约》中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但这些条款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大部分主权,这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两个月,李鸿章,这个在洋人面前得了软骨病,和一系列卖国行径联系在一起的晚清重臣,终于病死,谥号文忠,著作辑为《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想以洋务运动来兴国图强,崇洋媚外,物极必反,结果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便将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换来的仅仅是一系列卖国条约。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三、一代名将左宗棠在多事之秋的晚清,出现了很多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果从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看,他们是屠杀农民的刽子手,但他们无疑又是有贡献于民族的功臣,左宗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左宗棠,生于1812年,湖南湘阴人,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青年时代就立下宏图大志,一生精忠报国。左宗棠在科举上并不如意,仅仅中过举人,但他才华横溢,从小就很注意研究兵法和中国及世界的历史、地理,他曾在自己的住处写下了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地,心忧天下;读破万卷书,神交古人。他在湖南一带名望很大,林则徐、曾国藩等当时名流都对他颇为赏识。有一次,已经身为封疆大吏的林则徐路过长沙时,特意约见左宗棠,两人畅谈彻夜。事后,林则徐对左右人说,左宗棠是一个旷世奇才,必为朝廷所重用。左宗棠在仕途上曾得到过林则徐、曾国藩等人的竭力推荐。太平天国时期,他曾在湖南巡抚幕任师爷。虽不足朝廷官员,却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被称为“晚清诸葛亮”。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省城长沙才没有被太平军攻破。后来他终于得到清廷的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镇压了浙江、福建境内的太平军。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始洋务兴国之举,该厂由炼钢厂、船厂和学堂三部分组成,但工厂尚未建成,左宗棠便调往西北镇压农民起义去了。1855年,云南回民首领杜文秀在大理县起兵反清。1856年,陕西回民首领任五在渭南县起兵反清。同年,甘肃回民首领马仕龙在金积堡(今金积县)起兵反清。面对日益壮大的回民大起义,清政府派荆州将军多隆阿前去镇压,但多隆阿屡战屡败,后来在战役中殒命。于是清政府又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回民起义。1868年,陕西反清军首领董福祥投降,七年之久的陕西回变宣告结束。平定陕西后,左宗棠挥师西征,进入甘肃,攻击马仕龙部。甘肃从东到西两千四百里,战线颇长,马仕龙的力量也不算小。在左宗棠的指挥下,1870年,清军攻陷金积堡。1873年,攻陷伯碾(今乐都)、肃州(今甘肃西酒泉),从而平定了陕甘回民起义。在这一时期,新疆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回变。1864年,陕西回变首领之一妥明,流窜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将索焕章与妥明一个鼻孔出气,伺机造反。都统平瑞向迪化征收捐税时,奇台县税务官马金、马八乘机敲诈勒索,从而引起大多数汉人与回民的愤怒,导致抗缴请愿事件。马金、马八为掩护自己的罪行,干脆倒打一耙,说什么“汉人要灭回民”,号召回民起来反汉杀清,于是奇台发生了流血冲突,索焕章乘乱杀了平瑞,并拥戴妥明称“王”,宣布独立,开始了分裂民族的叛乱。1865年,另一位从陕西流窜到新疆的回变首领之一金相印,在喀什噶尔(今新疆疏勒)发动当地回民举行暴动,并将清政府官员赶走。位于天山西麓、中亚细亚的浩罕王国,派遣其大将阿古柏前去支援金相印。为增加号召力,他还带领维吾尔族领袖大和卓木、布土尔客率其安集延兵团一道助金反清。他们联合大军进入中国领土,布士尔克在喀什噶尔称“王”。1867年,阿古柏搞了一场政变,登上宝座,一脚将布土尔客踢到麦加。阿古柏上台后,自称“毕调勒特可汗”,宣布建立“喀什噶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北伐迪化,妥明被逼逃之夭夭,并于途中殒命。于是,除伊犁为当时俄国占领外,阿古柏统一了新疆全境。阿古柏的汗国疆域约百多万平方公里,他为了巩固地位,立即同英、俄及土耳其回教国加强联系。面对这一局面,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因无力平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谁也不敢碰这一棘手问题。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向朝廷上书,提出收复新疆。他在奏折中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宁,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分割。”左宗棠还说:“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如果朝廷同意我的意见,我愿意带兵出征,拼杀疆场,收复伊犁和整个新疆。”这一敏感的爆炸性问题一经提出,就在紫禁城形成了两派交锋。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称,中国外患来自海外洋人,国防重点应放在与列强的对峙上。至于新疆那里,不如册封阿古柏为国王,使其像朝鲜、越南一样成为藩国算了。一句话,海防

                      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

                      赋税制度改革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据《贰臣传》载: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在专制制度的历史中,专制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专制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孙承泽接着撰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建筑的部帙巨大的学术著作,以及另外一些著名的艺术作品。《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4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9—670页。当时,曾重建了水利管理制度的兵部尚书王永吉也被免职,罢大学士。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与陈名夏有什么来往,而是因在兵部一桩被认定的受贿事件被皇帝谴责而愤愤不平,故降品五级,补总督仓场。他以自己特殊的才力,又重新建立了粮仓制度,命令全国各省巡抚将其辖区内所有粮仓储量编集成册。此后,每年修订两次,上报户部。这样,王永吉就为康熙年间出色的赈济制度奠定了基础。1679年,诏令官吏庶民捐献粮食,仓库储粮大增。1655年,王永吉复加大学士,除吏部尚书。1659年卒。《贰臣传》第五卷;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46页。关于仓场制度,见陆廉敬:《清代的社仓》,第43—46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七十七卷,第8—9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9页。顺治皇帝认为,朝廷御史对陈名夏的罪行是知道的,或是应该知道,因此他们有负皇恩。次年,他对各省按察使也失去了信任。有位吏员上书控告按察使顾仁受贿,控告书是在这位吏员自杀身死后才收到的。吕元驄:《清初(1644—1660)的御史、摄政王与皇帝》,第93页。?《世祖实录》第八十二卷,第13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51年吴三桂进兵四川时,张献忠的三个义子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率残部到了云贵。起初,孙可望遣使永历朝廷,求封亲王,永历君臣以其非明宗室,未予同意。然而到了1651年,南明皇帝受到进攻南宁清军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到贵阳寻求孙可望的庇护。这位以前的反贼于是尽杀永历朝中反对自己的大臣,自封为王。1652—1656年间,永历皇帝在孙可望的控制下,在贵州西南的安隆建立了朝廷,而实际上是个阶下囚。亮父:《岭南历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自己就不会厌倦并永远珍惜。刚才从眼前走掉的老板太太比高田阿姨更漂亮,而且特别文静。她在老板反驳后一声不吭地离开,向伸夫他们点头示意时脸上还浮着薄薄的泪水。“阿姨,如果可以的话,我来帮你吧!”伸夫克制住冲动欲言又止,眼睛望着门外已经开始下雪的黄昏暮色。伸夫在打工一周之后发现,这家商店表面是滑雪用品店,可暗地里却在倒卖黑市商品。那天也是一直在下雪,到了午后,老板把盖着草席的两个木桶搬到后门,叫伸夫他们送到四条仲通街的“白银庄”和七丁目富田家的二楼。虽然货物似乎与滑雪用品没什么关系,但既然老板已经发话就得照办。伸夫和樱田君冒雪把木桶装到雪橇上,老板又在上面盖了破布和草席,看起来就像是搬运家具之类。“老板干的事好奇怪呀!”“这样咱俩不就成送货的了吗?”两人边发牢骚边向仲通街的白银庄走去。这是一座木结构二层公寓楼,微暗的楼门口有一条走廊直通里边。他们按照老板的指示敲响了第二个房门,只听里面有个女人问“谁呀”。“我们是山崎店的。”站在前面的樱田君回答。过了片刻,里面有人开了门。从里面出来一个把烫发搞得蓬乱不堪的小个子女人。她可能刚才还在睡觉,只在衬裙上面披了件大衣并用手把前襟合上,可下面却光着脚。“送来啦?先放在这儿吧!”女人用一只脚把窄小脱鞋台上的长靴拨到旁边腾出空间,伸夫他们就把盖着草席的木桶放下。女人说声“辛苦了”,并递来一包画着骆驼的“骆驼牌”香烟。伸夫他们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你们还不能抽烟吧?”女人冷得不停地踏着步笑了笑,随即说声“那就送给别人也行啊”就关上了房门。离开白银庄来到小巷,两人几乎同时嘟囔了一声。“真够刺激呀!”那女人像是刚从被窝里出来,未施粉黛的面孔、从大衣领间露出的酥胸、从衣摆下露出的雪白光脚,伸夫都是初次见识。他现在只能用“真够刺激”这句话来表达心情。“哎,你看到里边了吗?”“没有啊!”伸夫刚才有些害怕,所以放下木桶就赶快退到了门外。可樱田君眼尖,好像已经窥见屋内的情景。“床上躺着个男人呢!”“怎么会呢?”“没错儿!那儿不是有双男人的鞋子吗?”如此说来,门口确实摆着一双带防滑钉的结实皮鞋。“那女的,是个伴伴呀!”因为她递来了一包香烟,所以伸夫也能由此推测到她在跟美国兵交往。“她刚才跟男人干那事儿了!”“真的吗?”“我还看见隔扇门里边铺着被褥呢!”刚才看到那个女人雪白的胸脯和双脚,想必是在里屋跟美国兵交颈缠绵。在街上看到的美国兵全都体毛浓重,胳膊上也长着闪亮的白毛,就是那又粗又大的家伙插入了女人的下体。想到这里,伸夫恍若真的闻到男女交欢的气息,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我明白啦!那个老板在搞黑市买卖。”樱田君拉着雪橇边走边说,“你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吗?”“该不会是酒吧?要不就是酱油?”酒类自不必说,眼下连酱油和味噌酱都因配给制而供货不足,所以即使是一桶酱油也值不少钱呢。“那家伙表面装出滑雪用品店的样子,其实是个黑市商啊!”看来樱田君的推测准确无误。如果不是在暗地里搞黑市买卖的话,滑雪用品卖不出去老板根本不可能那么悠闲自在。“原来是怕大人送货被抓会很麻烦,所以才叫咱俩去嘛!”“所以才会盖上这种破布伪装起来。”伸夫对老板这种做法深感愤怒。大家都在配给制下艰难度日,可老板却只顾自己倒卖黑市商品赚钱发财。而且,他还有可能跟隔壁杂货店串通,倒卖本应供给普通市民的物资吃回扣。“真够黑的呀!”七丁目那个送货点也是女人单身居住的公寓。这个女人整齐地穿着毛衣和裙子出来,但右手还夹着没抽完的香烟,一看便知是在从事与夜生活有关的行当。伸夫两人放下了木桶,对方给他俩每人十块钱辛苦费。虽然当时觉得如果拿钱就等于同案犯,但他们还是默默地收下了。因为钱是对方主动给的,所以收下也算不了什么。反正大家或多或少都在搞黑市交易,于是他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事实上当时搞黑市交易是公开的秘密,在狸小路边甚至明目张胆地形成了黑市场。还听人说,有位法官从来不买黑市商品,只靠配给的物资苦撑居然导致营养失调最终死亡。有人对此表示同情,还有人轻蔑地说他不得要领。尽管规模有大有小,但一般家庭生活也有相当的部分是依靠黑市。商店老板虽然有些恶劣,但换而言之,似乎也可以说他精明能干。现在就算伸夫他们指责老板搞黑市交易,老板也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因此而使整个日本好起来。正是由于经历过为了生存必须先找食物这种最低水平的生活,伸夫他们虽然还是少年,但想法却十分现实。多亏老板搞黑市生意,我们才能既不至于太忙又多挣些钱。实际上,最近做日工被称作“两个四”,即两百四十块,所以作为初中生能拿到两百多块已经相当高工资了。再加上老板常常在傍晚自己饿了时还会给伸夫他们也叫个外卖,虽然还轻易吃不到白米饭,但荷包蛋荞面条和拉面,也是在来这家店打工后才吃到的。而且,最令伸夫高兴的是,在这里可以跟自己最喜爱的滑雪板朝夕相处。虽说实际上是在做黑市生意,但店里还是摆放了最新型的滑雪板,还有固定器和边刃等器具。望着这些滑雪用具,哪怕只是摸一下伸夫也会心满意足。不过,最吸引伸夫的还是通过在山崎店打工窥见了前所未知的大人世界。虽说不愿帮助黑市商,但他对窥探单身女人房间和刚起床女人的姿容却饶有兴趣。哪怕只跟她们说上两三句话,都会深深感到自己变成了大人。实际上,他只要看到露出衬裙肩带的女人就能嗅出性事气息,看到午后懒洋洋地起床的女人就能想象到她与男人缠绵的情景。这些都比通过黄书中的文章和照片进行想象更加生动而富于刺激性。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干那种事情,伸夫来到屋外之后还会抬头望望那个房间。以前他沉湎于自慰时都是看着黄书挑起性兴奋,而现在则是在大脑中描绘出白天所见到的女人们达到高潮。自慰的导火索渐渐从照片转到了在现实中见到的女人们身上。在想象着那个女人享受了自慰的快感之后,过了几天又去那个女人家送货。这次不是木桶而是沉重的木箱,里面装着流动的物体,估计是大米。伸夫在把木箱交给对方时忽然想起自慰时的情景,于是不敢正视女人的脸。要是她对自己说“小子,进屋坐会儿吧”该怎么办?伸夫自以为是地想到这里就赶快关上了房门。可是,当他来到外边之后,却又因对方没跟自己搭话而感到失望,心里后悔不该那么着急出来。不过,挑起伸夫对性的好奇心并非只限于去女人公寓的时候。老板一边叉开腿烘烤裆胯一边跟顾客交谈,其谈话内容也会使伸夫他们深受刺激。“昨晚怎么样?”“真不错啊!那娘们儿,长那个样子,可那个地方还挺浓密。”“你又去‘三轮’了吧?”“可她声音太大了,周围都能听见呀!”“只要是看样子老实,一般都挺能闹腾哦!”两个男人露出下流的笑容,对视的眼中露出色眯眯的神情。伸夫一边在滑雪板上安装金属件一边若无其事地偷听。“那个地方浓密”说的是阴毛吗?既然老板知道这些,那就是说他连女人私处都看见了吗?还是说他只是用手指摸了一下就知道了呢?毫无经验的伸夫只能根据他们的交谈进行想象。但是,说到“声音太大”,伸夫就无从想象了。那或许是说在性交高潮时女人会发出喊声。但这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发声,是因为男人那个物件太大而惨叫吗?让又瘦又小的女人发出那种声音,这个男人是不是相当粗暴呢?伸夫悄悄抬眼瞪着与老板面对面烤火的男人。这家伙真不是个好东西!但是,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伸夫的目光。“又进了一部好片子哦!这次是洋毛子,拍的效果也挺好。”“在我房间里也可以啦!只要跟木村说一声,他马上就会带机器过来。”“人数不要再增加了吧?”不知从何时起,两人凑在一起窃窃私语。或许他们害怕声音太大被两个少年听见会坏事。不过,伸夫即使听到那种事情也不会到处传,而且他根本无从猜测刚才说的是什么内容。从“洋毛子”等说法倒能推测出是关于女人的事情,却不清楚哪里跟机器有联系。突然响起一声口哨,老板朝外边扬起手来。伸夫也慌忙抬起头,只见玻璃外边有个穿藏蓝色大衣的女人在笑。“美女,进来坐坐呀!”两个男人打招呼,那女人却笑着从视野中消失了。“装什么正经呀!”老板嘟囔了一句,那个男顾客不失时机地发问。“那个,怎么样?”老板像是掩饰难为情,含糊其词地回答。“还行吧……”然后,他就阴阳怪气地笑个不停。老板是不是跟那个女人有一腿?伸夫再次把刚才窗外那个女人的面孔与正在烘烤裆胯的老板的面孔重叠起来。无论怎么看,那女人跟这两个男人的形象都很不相配。他感觉那女人稍显张狂,与年轻却已经像中年般微胖的老板太不搭调。不过,既然老板说“还行吧”,看来两人确实有过那种关系。伸夫想到这里,脑海里浮现出只见过一次面的老板太太。与刚才看到的女人相比,还是老板太太好得多。可老板为什么会跟那种女人好了呢?伸夫越来越搞不懂大男人们了。不管怎么说,大男人这东西好像相当爱奢侈。他们本来已经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却还要染指别的女人,而且说人家坏话。那句“还行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说长相呢,还是在说身段呢,还是另有所指呢?“哎、哎,高村君!”突然听到呼唤,伸夫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被老板发现,顿时红了脸。“把那副板也装上边刃吧!”原来老板说的是滑雪板。伸夫没精打采地应了声,老板就站起身来。“我出去一趟,要是有个叫村山的来了,就把里边那个木桶交给他。”老板和男顾客依然把双手插在夹克衫口袋里,出了店门消失在黄昏中冰雪覆盖的街道。目送他们离去之后,伸夫和樱田君迫不及待似的停下手来。“哎,歇会儿吧!”两人在火炉旁也像老板烘烤裆胯那样叉开腿坐下。“那两人去哪儿了?”樱田君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用火钳在火炉里挑来挑去。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伸夫脑海中又浮现出刚才那个女人的面孔。“‘还行’吗?”伸夫在心中嘀咕道。他对自己从大白天就开始琢磨女人感到困惑不已,同时也觉得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十三初中第三年的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伸夫觉得自己似乎成长了一截。与其说是身体成长,莫如说是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向成年人迈进了一步。其原因无疑在于寒假出去打工。虽然仅仅二十天时间,但在别人手下干活挣钱,培养了自己也能独立生存的信心。除此之外,在商店里听到老板跟他朋友们交谈,在配送黑市物资时窥见伴伴女郎和夜间工作女性的生活一端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如此!大男人们就是在干这种事情啊!”“他们对这种事情感兴趣啊!”虽说这些似乎都与伸夫以前感兴趣的事情相当不同,但仔细想来却基本上没什么差异。伸夫他们都希望比其他伙伴们长得更强壮,棒球和滑雪的技术更高,学习成绩更优秀,而大男人们却似乎都在力求接近财富和美女。虽然在内容上大男人与少年多少有些不同,但在按照个人欲望行动这一点上则基本相通。或莫如说,只是因为大人们追求的是金钱美女这些世俗东西,所以显得更加低级趣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重新审视大人们的行为,以前那些雾里看花般的模糊现象忽然清晰起来。例如街坊松崎夫妻也是其中之一。松崎叔叔一米七五的高个子,在道厅附近某水产公司工作,刚三十岁就当上了科长。一到星期天就能看到他身穿夹克衫跟街坊的孩子们玩投棒球,样子比真正的棒球运动员还帅。可是,松崎阿姨却又矮又胖,长相也令人不敢恭维。不过,听母亲他们讲,松崎阿姨家庭条件优越,虽然有些任性,但待人诚恳坦率。实际上,伸夫在路上碰到松崎阿姨时,她都会爽朗地打招呼说“你好”。不过,她说话带着鼻音有些嗲声嗲气,倒让伸夫不好意思抬起头来。仅从外表来看,虽然松崎叔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和睦,经常看到两人在节假日一起外出。不过,据说这对夫妻有时会大吵大闹,松崎阿姨曾一度歇斯底里发作,把花瓶和茶碗等全都摔碎,还跑到伸夫家来借呢!闹到这个地步想必难以收拾,可母亲却意外漫不经心地说声“松崎太太,别太浪费东西哦”就把茶碗借给她了。其他阿姨们在茶余饭后也会谈论松崎夫妻吵架的事情,却都说得津津有味,没有丝毫紧张的感觉。母亲为什么那样漫不经心呢?伸夫觉得,松崎家的叔叔阿姨老是争争吵吵,总有一天会分手。可大人们却都没有真心为他们担忧的样子。上次母亲说到过高田夫妻,虽然他们并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可母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不过,在寒假结束时,松崎阿姨再度歇斯底里发作后跑到伸夫家来。这回伸夫才忽然想到:夫妻俩虽然吵吵闹闹,但也许出乎意料是一种相互撒娇邀宠的方式。这是因为,前一天松崎阿姨还哭着骂松崎叔叔,可到第二天见到时她就快活地打招呼问好了。虽说如此,他们都已经是大人了怎么还说吵就吵说好就好呢?伸夫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半年之后的六月底,松崎夫妻搬家了。据说松崎叔叔在公司又升了职,并在北区新开发的地段盖了新房,他们就从先前的租住房搬走了。“在好公司里上班的人就是不一样呀!”母亲既像是羡慕又像是讥讽地叹息道。常常跟叔叔玩投棒球的伸夫虽然感到失落,但还是爽快地跟街坊伙伴们一起帮着搬东西。松崎阿姨送给伸夫他们当时还很少见的豆馅糯米团,下午就坐着卡车离去了。松崎家的房子变得空空荡荡,连榻榻米都没了,被丢弃的破旧茶柜和断腿餐桌就堆在空房子旁边。伸夫他们漫不经心地在里面翻腾,忽然看到装橘子的纸箱里好像有杂志。因为最上面的杂志封皮印着女人面部的照片,所以伸夫出于好奇翻到下面。原来,纸箱里从上到下装的都是色情杂志。由于天色还很亮,而且旁边还有其他伙伴,所以伸夫慌忙从纸箱上挪开了视线。他感到看见了不该看的东西,悄悄地把纸箱放回原处就离开了现场。第二天放学回家后,伸夫立即去松崎家的空房子察看,昨天那个装橘子的纸箱可能已被收废品的搬走,连其他旧家具都不见了。伸夫懊悔不迭,同时心中充满了厌恶的情绪。仪表堂堂的叔叔和嗲声问好的阿姨总是一起看那种杂志吗?想到这里,伸夫感到以前像雾里看花般的东西突然变得鲜明起来。那两人虽然经常吵架,但听说关系还不错。母亲貌似倾听跑上门来的阿姨发牢骚,但似乎并未十分用心。阿姨都快哭出来了,可母亲的态度却像是在说“又开始撒娇了”。“原来如此……”伸夫点了点头,心中的厌恶情绪更加强烈了。不管怎么讲,叔叔阿姨都那么大了,居然还要看满满一纸箱黄书,实在不可宽恕。不,这不是宽恕不宽恕的问题,而是感觉上的问题。“大人真可恶啊!”想到这里,伸夫又觉得已经开始明白其中奥秘的自己也有几分可恶了。伸夫一旦对某种事物有所了悟,就会对其相关的各种事物进行连锁式思考,以前毫无感觉的事物现在突然开始有了反应——伸夫常常对自己的敏锐感到困惑不已。例如,当时由于燃料不足,家里人都得去澡堂洗澡。虽然所幸澡堂只有二百米远,但说实在话伸夫不太喜欢洗澡,往往是在母亲催促下每周只去两三次。母亲和姐姐每次去都会悠然自得地泡一小时以上,可他却没有那种爱好。而且,他在澡堂里碰到同学就会紧张。自己的那个部位长到这么大,阴毛长了这么多,而那小子怎么样呢?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吗?会不会发育迟缓呢?他虽然尽量避免去看,可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投向对方那个部位,并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与自己作比较。就像女孩从初中到高中时都会显现女性特征一样,男孩的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他们虽然对自己的变化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

                        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

                        “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

                        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

                        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

                        下旬,何应钦以黄埔军校在校学生为军留守广东,以半个第一军为主力,挥师杀进福建。面对战力强悍的第一军,周荫人连战连败,几无招架之力,其麾下望风而降者比比皆是,两个月就丢光了整个福建。随后,何应钦的兵锋直指浙江、上海。依靠何应钦与其麾下第一军的表现,蒋总司令总算找回了一些面子。到此为止,孙传芳这位五省联军总司令已经名存实亡。接下来,北伐军各部都要求补充兵力损失、扩军。蒋介石本就对嫡系第一军之外的其他各军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只得一一应允。首先是早有反心的唐生智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随着第八军的扩充,其他各军也自行扩编,其中第四军扩编为第四和十一军,军长分别是张发奎和陈铭枢。蒋介石自是不甘落后,他也把第一军扩编为以前的两倍规模。军队扩编,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基本克复。就在这种应该乘胜追击的时刻,北伐军却全线停止进攻,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出问题了。蒋记王朝第六章国民党分家

                        汪精卫又回来了

                        权力,堪称悠悠五千年天下第一的绝世武尊。无坚不摧,战无不胜。所以几千年来,人们似乎在重复着同一种游戏——权力与利益的游戏。人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游戏的最终获胜者。但他们不知道,在权力的游戏中,绝不会有永远的胜者。随着北伐的捷报频传,蒋介石在民间、在党内的威望也不断地攀升。但是与此同时,蒋介石独断专行的行事风格也引起了国民党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怀念汪精卫在位时的民主作风,急切地希望汪精卫尽快回国,以限制蒋介石越来越高的声望,分散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于是“拥护汪主席复职”的呼声日渐高涨,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等人竟然成立了“迎汪行动委员会”。蒋介石当然不愿意汪精卫回来分权,只好暂停北伐,从北伐前线赶回来做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试图努力挽救自己在党内的形象。但是努力无效。因为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左右两派、苏联顾问、共产党都支持汪精卫复职,蒋介石孤掌难鸣。所以蒋介石也只好站出来,欢迎身在法国的汪精卫回国主政。汪精卫对于自己因为“中山舰事件”灰溜溜下台一事,也一直心有不甘,有此台阶自然乐意。于是在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踏上归程。汪精卫回国时转道苏联,斯大林接见了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并希望他能协调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的关系。不过蒋介石和苏联顾问之间嫌隙已生,斯大林同志的亡羊补牢还有用吗?其实,斯大林并没有完全指望汪精卫,他之前已经走了一步棋,一步可以制衡蒋介石的棋。1926年9月16日,从苏联考察归来的冯玉祥,在三国名人吕布的老家内蒙古五原发表宣言,先是肯定了苏联革命的万丈高潮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伟大,接下来略表自己伟大的爱国情怀与献身革命的决心,最后他决定率国民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出师北伐!冯玉祥再次跳槽的背后,当然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是苏联指示李大钊具体操作了此事。冯玉祥的跳槽对汪精卫来说,当然是一件难得的好事,不说多了一支革命的力量,但至少是多了一支可以制衡蒋介石的力量。当前局势于己于国都有利,未来可期!就在汪精卫意气风发之际,国内的形势却已渐渐不妙,又到了考验他汪精卫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失控

                        北伐军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和苏联的大力帮助是分不开的,但这些帮助不是无偿的,他们的条件是允许共产党在北伐所到地区发动工农运动和进行反帝宣传。可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所占的地区越来越多,一些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苏联“城市暴动”政策的鼓动下,无产阶级似乎一下子觉醒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他们组织工人纠察队,组织工会,和资本家斗争,翻身做主人。表面上看起来有声有色,风风火火,工会人数高达数十万,纠察队也有好几万人,但是这一支组织并不严密的力量不久就失控了。以武汉一地为例,从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起,接下来的短短三个月中,罢工已达一百五十余起,平均每天一点六次。罢工的起因也简单:为了提高待遇。譬如工人们要求起码把工资涨到八十大洋,而当时一块大洋在武汉可以买二十斤大米,如果按购买力折算的话,八十大洋相当于21世纪的三千多人民币。其他诸如不能有加班、年假必须超过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不知凡几(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如果资本家不答应,工人纠察队就会出动,逮人、私设牢狱、没收店铺,给你来个一条龙服务。再加上战争本身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企业被迫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两湖地区日渐陷入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农民那边就更热闹,失控得更厉害。两百万农会会员“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描述农会运动的情况:的确,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广大国民党人、军队士兵的不满,甚至包括发动者共产党在内,都觉得闹得太过分。总体来说,工农运动失控了,组织不严密,打击面太广,程度也过激,得罪了很多人。在当时,控制基层组织的是广大士绅,而现在工农运动“革”的就是这些士绅的“命”。所谓“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士绅的代名词“土豪劣绅”就是在这一时期得来的。麻烦的是,现在的革命主力——那些社会精英,大部分家庭出身都是士绅——既包括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尤其是前者。也就是说革命都革到自己人头上了,以至于当时北伐部队中的官兵们总有后顾之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是否健在。我们可以看到,国共两党虽然在根本主张上存有分歧,但在北伐之前尚可相互包容,而此时已是水火难容。

                        迁都

                        在国共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同时,一件事的发生使得矛盾提前爆发了。这件事就是迁都。因为广州地理位置不佳,远离革命中心,因此在北伐军攻克武汉之后,广州国民政府就有了迁都之意,但迁到哪里去呢?这是一个问题。此时,“钦差大臣”——苏联顾问鲍罗廷给出了他的答案:武汉。鲍罗廷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不放心。自从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暴露了他打压共产党、分裂国共、搞一党专制的意图后,鲍罗廷就对蒋介石很是戒备:此人危险,他的这种搞法就是将共产党纳入他和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干革命,完全背离了“联共”的道路。在北伐的过程中,蒋介石的一些做法,让鲍罗廷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随着蒋介石通过北伐对各地军、财、政的掌控力的提升,蒋介石打压共产党的态度也日趋明显,他不仅命令共产党人按照他和国民党的规则来办事,甚至派遣忠实的马仔——陈果夫、陈立夫二人联合地方军阀直接将共产党人排挤出一些重要的地方权力机关,表现得十分霸道。因此,鲍罗廷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制约蒋介石。思来想去,鲍罗廷认为把首都迁到武汉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一来武汉的地理位置和工业实力不错。二来两湖的工农运动形势喜人,可以牵制蒋介石和他的北伐军。三来武汉有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唐生智撑场面,唐生智手握四个军,拥有近六万人马,看起来似乎有实力制衡蒋介石。所以一旦武汉成为首都,就可以利用武汉的制衡力量顺利地削弱蒋介石的党政实权,并顺理成章地要求蒋介石将北伐指挥部从南昌迁到武汉,在军事决策上对他进行牵制。蒋介石当然知道迁都武汉对他意味着什么,因此他采用如下方式进行了反抗:在谭延闿等近六十名国民政府要员从广州北上武汉的途中,将他们邀请到南昌“做客”,把南昌打造成事实上的“首都”。以“北伐指挥部需要离前线更近”此类的理由拒绝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这种反抗方式看起来着实有些简单粗暴,但这正是蒋介石的特色,也契合他的性格。简单粗暴型的反抗,往往效果糟糕。果然,此举不仅令越来越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也让“倒蒋迎汪”的潮流越来越汹涌。一片谴责声中,蒋介石最终只得同意迁都武汉。虽说同意迁都武汉,但蒋介石既没有同意交权,也没有同意将北伐指挥部搬迁到武汉,因为他已下定决心展开反击,他要采取更加简单暴力的办法来改善当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他的办法就是发动新的军事攻势,拿下南京、上海、杭州三大城市,控制江苏、浙江、上海这三处富饶之地,只要手中有实力,武汉就拿自己没办法!

                        武汉出台两项限蒋决议

                        蒋介石攻势逼人,北伐军威震全国,与北伐军尚未直接交手的张作霖也深感威胁。就在张作霖惴惴不安的时候,孙传芳找上门来了。江西之战孙传芳损失惨重,麾下精锐损失殆尽。他考虑再三,感到无力独自阻止北伐军的进攻,于是在1926年12月中旬独自登上北上的列车,拜会张作霖。两个昔日的仇敌在强大的对手面前,痛快地想清楚了什么叫做唇亡齿寒,于是利落地化干戈为玉帛。孙传芳放下身段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拜张作霖为干爹。干爹自然不是白当的,总得有些表示。于是张大帅以东北军为主,干儿子的直系残军为辅,成立了“安国军”,并派遣一路军队南下,助“安国军”副司令孙传芳守御江浙。蒋介石可不会等他们准备好了再打,他趁奉系援兵未至,于1927年2月发起浙江战役。再度迎战孙传芳,上次吃过亏的蒋介石给对方精心准备了一道完美的大餐:何应钦率军由福建攻向浙江,白崇禧率另一路由江西出发进攻浙江。两面夹击浙江。这道大餐有两处亮点。亮点一,重兵攻击浙江,以优势兵力拿下孙传芳的核心地盘。亮点二,调虎离山,迫使孙传芳从江苏向浙江调兵救援,等江苏兵力空虚时,北伐军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京、安徽发起进攻。合理的计划,坚决的执行,战事很顺利。一个月后的3月19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又过了两天,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得以顺利进驻上海。再过三天,北伐军占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全部落入北伐军之手,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干掉孙传芳,这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武装分子。只要此人还有一口气在,就不能掉以轻心。就在蒋介石一路凯歌高奏的同时,国民党内部传来了不利于他的消息。国民党从其前身同盟会起,就因为党内派系众多,催生出了一个内讧的“业余爱好”,吵来吵去,没完没了。3月10日,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人主导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七天后胜利闭幕,主要成果是两项决议。其一,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基本都由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员出任。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已由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亲共产党的左派全权把持。其二,罢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定还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这两项决议全部都是针对蒋介石的。与会者一致认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竟然拒绝将北伐总指挥部迁至武汉,这绝对是即将叛变革命的苗头!应该收其权,只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消除蒋介石独裁的可能性。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自然是气得骂出了娘希匹:我率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你们却在背后暗算我!他当即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向这些北伐的骨干表示他绝不接受上述决议。他认为决议根本不能代表国民党,在苏联的强力压制下,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赤化”。共产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那个强大的苏联。苏联是利用给予国民政府的援助,通过共产党来谋得对中国政府的控制权。蒋介石本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人物,同时还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强势领导者,他当然不会屈服于苏联给予他的压力,更不可能接受削权的现实,遂下定决心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翻脸,另立中央,分庭抗礼。他为此干了三件事情。第一,鉴于目前自己势孤力单的客观现实,他找来大哥张静江,委托对方帮自己联络一些党内元老,建立统一战线,为他日出来单干做准备。张静江对蒋介石很够意思,立即出马,找来了不少元老级别的人物,如蔡元培、吴稚晖等。第二,拜托大哥张静江找江浙一带的富豪们,尤其是找蒋介石自己的宁波老乡和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虞洽卿想想办法,搞些钱花。没钱是造不了反的。当然了,让大哥张静江多出点血也是必须的。第三,由他亲自出马,联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种国民党内军权在手、政治地位目前不高却企盼提升的少壮派,让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对付共产党。虽然有了造反的心思,但北伐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两个星期后,即3月23日,北伐军攻陷南京,蒋介石将北伐总指挥部也迁至南京。进入南京的第二天,即3月24日,程潜麾下的一部分士兵有组织地发动了一起争对美、英、日等国的排外事件——如打劫使馆、教堂等,引起长江之上的美、英军舰炮击南京军民报复,史称“南京事件”(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更严重的是,美、英等国摆出了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居然向上海等地派兵万余(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起事件引发的外国军事干涉击中了蒋介石的软肋。作为一个不想失去权力,还想继续北伐直至胜利的人,蒋介石却面临着即将失去苏联援助,并遭受其他列强武力干涉的糟糕局面。个人前途堪忧,北伐前途也堪忧!蒋介石虽未公开将“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所为,但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法则“一切疑点归于共产党及其背后的苏联”,推断“南京事件”是“奸党”所为(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目的是制造他和美英等国的矛盾,逼迫他站到帝国主义的对面。因此在“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宣布通缉“祸首”——第二、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李富春和林伯渠。“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赶紧跑去上海向列强保证,事件不会扩大,不会以武力收回租界。这种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的做法,让蒋介石没少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批评,很没面子。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以及这起“南京事件”促使蒋介石动了杀心:清党。但蒋介石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毕竟支持武汉政府而反对他的力量可不小。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他,近一半的国军大佬反对他,如一直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唐生智、同情共产党的张发奎都发表了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武汉,连摇摆不定的朱培德和程潜也表示支持武汉。

                        “四·一二政变”

                        蒋介石为清党犹豫不决的时候,汪精卫终于从莫斯科回到了故土。就在前辈“政治精英”康有为在青岛病逝的第二天,也就是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汪精卫在党内有不少拥护者,有些威望。因此,蒋介石决定在上海跟汪精卫碰个头,开会商议一下。如果能把汪精卫争取过来最好,万一谈不成再动武不迟。经过两轮会谈,蒋介石与汪精卫达成如下协议:其一,蒋介石表示坚决拥护汪精卫复职;其二,由汪精卫在4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会上讨论决定苏联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三,通告武汉中央,在汪精卫复职之前,武汉发出的命令无效;其四,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

                        踞北方的朱棣为争皇位,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明王朝开始了长达3年的内战。重回甘肃,手握重兵的宋晟在这场大战中大可作壁上观。然而噩耗再次袭来,担任朱棣“府军右卫指挥使”的,正是宋晟的长子宋暄,靖难之役的灵璧之战中,宋暄在率军登城时阵亡。然而宋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从甘肃西边传来的消息显示,当中原大地打得如火如荼时,一团更大的战争阴云,正向明王朝袭来。这团阴云的名字,叫帖木儿。帖木儿这个名字,对中国人而言也许格外陌生,但在国外,却赫赫有名,西方历史学家说他是“成吉思汗以后最伟大的征服者”。此人原是中亚地区西察合台汗国的驸马,在明王朝成立后第二年,他杀死西察合台汗国国王,自立为帝,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称帝后的帖木儿一面对明王朝采取恭顺态度,遣使通好,另一面则在中亚地区进行扩张,相继吞并了波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击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甚至远在欧洲的西班牙国王都尊称他为“义父”,自信心膨胀的帖木儿,把下一个进攻的对象,定为明王朝。宋晟回任甘肃后,西域地区就不断有帖木儿帝国的消息传来,对此宋晟极为重视,他一面广泛搜集情报,一面加强防备,在哈密地区设立卫所,作为抵挡帖木儿帝国入侵的缓冲地带。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七月,朱棣攻入南京,推翻了在位的建文帝,次年改元永乐。宋晟随即向朱棣上报了有关帖木儿帝国的动向,并向朱棣保证“敌之虚实,吾已尽知,若敢来犯,必痛击也”。朱棣随即向甘肃地区增兵,并命宋晟节制各路军队,至此明军已经在西北地区做好了精心的准备。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四月,结束了对土耳其征战的帖木儿召开“蒙古人大会”,宣布要“反明复元”,率20万大军悍然发动了东侵,却不料在行至哈萨克斯坦阿雷河流域时意外病逝,一场大战就此消解。帖木儿去世16年后,曾跟随帖木儿南征北战的名将盖耶速丁作为使节出使明王朝,在沿路参观了甘肃地区明军城防后,他在回忆录里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大帝(帖木儿)病死于征途,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这让他保全了一世战无不胜的美名。”经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的朱棣,虽然在猜忌臣子方面不亚于朱元璋,但对于镇守西北的宋晟,却始终是毫无保留的信任。朱棣登基后,宋晟手握西北重兵,权倾天下,也曾有御史弹劾宋晟“自专”,朱棣回答道“任人不专制不能成功”,让宋晟在西北放手行事,并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加封宋晟为“西宁侯”。宋晟也很会做人,此后镇守西北,大小事情无巨细皆上奏,更多次请求入朝“汇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早请示晚汇报”。朱棣的谋士,有“靖难第一谋士”之称的姚广孝也对宋晟赞不绝口,赞叹道“今西北烽火渐熄,百姓安居,此晟之功也”。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征战一生的宋晟,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于凉州任上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朱棣大为悲痛,追封宋晟为“郧国公”。而在西北当地,甘肃、哈密,西域多地部落皆自发为宋晟举哀,就连国子监的甘肃籍士子们,也自发为其举丧。在他离去的身后,元亡后一度中断的丝绸之路,此时又是一派欣欣向荣之景,原本荒凉的陕甘大地,已是胡商云集、贸易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他亲手打造的“甘凉精骑”,更是一支不朽的手臂,终明一世,佑护中国西北诸省。第五章明王朝的『高考分区划线』说到朱元璋的统治,有一个名词不容回避——残暴。残暴的方式,就是屡兴大案。历史学界,很早就有“洪武四大案”之说。所谓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恒案、蓝玉案、胡惟庸案,简单的名词后面,是千万颗人头落地。四大案中,“空印案”和“郭恒案”都是贪污腐败案,前者因官员使用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激起朱元璋震怒,前后株连数万人。后者因户部侍郎郭恒贪污官粮,再次兴起大狱,株连上万官员。“蓝玉案”和“胡惟庸案”都是谋反案,受牵连的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前后十余年,屠戮上万人。桩桩案件,皆是血雨腥风。但要论对后世的影响力,“四大案”中不论哪一桩,都有限得很。“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无数,朱元璋的本意是为他的后人“接班”扫清障碍,谁知事与愿违,反导致即位的建文帝无将可用,“靖难之役”中败给了朱棣。至于“空印案”和“郭恒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整顿吏治,扫清腐败,然而即使在当时,面对贪官屡杀屡不绝的情况,朱元璋本人也曾感到绝望,发出“朝杀而暮犯”的悲叹。而后明王朝吏治腐败,贪污横行,或许更是朱元璋生前想不到的。然而却有这样一桩案子,论株连人数和规模,皆无法与“四大案”相比,但案件产生的影响,却远比四大案深远,不但终明一世,甚至波及今日。这就是发生在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的“南北榜案”。一南北榜案,又称刘三吾舞弊案,与四大案“公说公有理”的争议不同,这桩案子,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冤案。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正笼罩在“蓝玉案”血雨腥风中的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这个蓝玉案株连甚众,无数官员落马的非常时期,此次科举的结果,也无疑将对朝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相当于教育厅厅长),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今天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举的期望。然而刘三吾不会想到,他的一世英明乃至身家性命,都会因为这次科举而葬送,一切,都源于一个谁都不曾想到的“低概率事件”。洪武三十年二月,会试开始,经一月考核,选出贡士51名,又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然而仅仅6天过后,明朝礼部的大门就差点被告状的砸破,大批落榜考生跑到明朝礼部鸣冤告状,南京街头上,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子上访告状,短短几日里,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片喧嚣。“科场舞弊”,成了南京百姓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喊冤的原因,很简单,也很奇特。当年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的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的,种种说法,皆是有鼻子有眼,直让主考们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消息传来,明王朝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朱元璋的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鬼。朱元璋本人自然恼怒,穷人出身的他,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事件发生仅几天,三月初十,朱元璋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是做到了公平公正。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刘三吾等人的阅卷公平公正,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自然不干,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然而震怒下的朱元璋,却做出了一个更加极端的决定。是年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51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该事件以后,明王朝的科举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式。这个制度不但此后沿用于整个明清两朝,与今天高考中的“分区划线”,也有异曲同工之意。朱元璋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举大案,但案件背后的谜团,依然值得深究。二深究南北榜案,第一个疑团是:为什么经过两次复查,中榜的依然清一色是南方人,究竟是舞弊,还是“巧合”?解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象——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个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就已开始,到南宋时期则进一步扩大。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文化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其少,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王朝政府中的地位也极低。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异族统治后,无论经济还是文化,早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中榜的汉人,也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彼时中国文化界最富盛名的人物,更是来自于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也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朱元璋的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同样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才俊。明朝以前,中国南北方文化教育的先天差距是巨大的,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相反则继续拉大。先说教育体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早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确立了,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江南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北伐元朝之后,无论从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非无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为教育大省。但朱元璋厉行文化专制,明朝早期,北方士子对新政权多持怀观望态度。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因此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此境况,明朝早期北方教育远落后于南方,似是情有可原。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种考试方式本身就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今人说八股文,多以为是明王朝首创,其实八股文取士,开始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当时王安石革新科举制度,提出以“经义之学”取士,但对文体无特殊要求,这是八股文的开始。随着时间推移,对八股文的要求越发细化,其风格特点也日益明朗。明朝科举的实际制定者,正是“浙东四子”中的刘基和宋濂,其考试规范、考试范围、考试要求,更适合江南学子。每次开科,南方学子自然“驾轻就熟”。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比如洪武三年的科举乡试,南方的录取名额是350人,北方仅有250人。“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6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有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强北弱”的大格局,明王朝上下其实早已心知肚明。然而饶是如此,为什么到了洪武三十年,会发生“清一色南方人”这样的低概率事件呢?而早已“心知肚明”的朱元璋,为什么会做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科举考试,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考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低概率事件”的发生,以及朱元璋的激烈反应,都与一件政治事件有关——蓝玉案。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许多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考之前,明朝礼部的奏报上就曾说:“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清洗之后,“威”已施过,选择合适的机会“施恩”,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在“南北榜”事件中,既然朝廷上下对这种现象心知肚明,却依旧引起轩然大波,使各路朝臣议论纷纷,在案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各考官的冤案。除却上面所说的政治目的,还有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中国科举制度的“南北矛盾”。说到这个矛盾,还要追溯到宋朝。中国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南北方考生之间的名额之争,其实由来已久。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位30年里,南方学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在官场中也多受压制。“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三随着洪武三十年“南北榜”糊涂案的落幕,明王朝“南北分榜”的考试制度也就此确立下来,在其后的时日里,它不断被修正,到明朝中期,终变成了“南榜”“北榜”“中榜”(安徽以及西南诸省)的划分方式。录取比例也固定在南榜55%、北榜百分之35%、中榜10%。万历时期更进一步,在科举中增开了“商籍”,解除了朱元璋时期对商人子弟应试的种种限制。清朝建立后,也沿用了这个分榜制度。客观上讲,明朝的“分榜”制度,积极作用确实不少,比如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科举制度)等等。而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

                        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剑推到背后去。这样、剑柄向下,剑锋向上,秦王就可以从下部朝上向前抽剑,便会有足够的空间让秦王顺利地拔出长剑。一旦秦王拔出长剑,手持短小匕首的荆轲就完全处于劣势了一。因此,荆轲尚未接近秦王,秦王的长剑就砍伤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一下子瘫倒在地。受伤的荆轲孤注一掷,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结果没有击中,只击中了他旁边的柱子。又怒又惊的秦王上前连刺荆轲八剑。荆轲此时知道大势已去,倚着柱子,放声大笑;用最能侮辱人的方式,叉开双腿(由于古代中国衣服的形制,又开双腿,即意味着“走光”,对对方是最大的侮辱),大骂秦王(柯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今天之所以让你小子保全小命,完全是因为我想劫持个活人,逼你立个契约,以回报太子。”(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秦王左右的人此时也一拥而上,杀死了已经身受重伤的荆轲。第2章有心为报怀权略可在於期与地图每读至此,我都不禁在想:如果秦舞阳能够上来帮助荆轲会怎么样呢?如果陪同荆轲前来的不是秦舞阳而是荆轲最知己的那位朋友又会怎么样呢?如果荆轲的剑术再精到一些呢?如果荆轲投掷匕首的技艺像小李飞刀一样呢?如果秦王的动作再慢零点几秒呢?如果荆轲的动作再快零点几秒呢?如果秦王的衣袖扯不掉呢?如果御医夏无且想不起来用药囊砸荆轲呢?如果我猜想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出现了,历史将会怎样呢?按照《史记》的这段记载,荆轲与秦舞阳应该是同时上殿,既然捧着督亢地图的是秦舞阳,因此,负责展开地图的也应当是秦舞阳,而且秦舞阳有十三岁就杀人的英勇历史,照此推断,担当刺杀任务的应当是秦舞阳。但是,秦舞阳一进秦廷就在关键时刻突然掉链子,让秦王嬴政多了个心眼,只准荆轲奉图上殿,秦舞阳不能上殿。虽然荆轲替秦舞阳作了解释,但是,秦舞阳在关键时刻的意外表现还是让整个计划大打折扣,功亏一篑。为什么呢?第一,秦舞阳因为形迹可疑不能上殿,这使得千斤重担只能由荆轲一人承担了。如果两人能一块行动,成功的几率肯定远远高于一人行动的几率。第二,从整个行动来看,秦舞阳负责持凶劫持秦王,荆轲的任务只是忽悠秦王。现在秦舞阳根本上不了殿,忽悠秦王与劫持秦王的双重任务必须由荆轲一人来完成,这就叫“双肩挑”,二人分工协作,尚无把握一定能成功,何况现在是由荆轲一人来完成呢?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荆轲表面上非常豪放不羁,曾在集市上与人一会儿高歌,一会儿大哭,好像很粗枝大叶,其实他做事十分精细。在刺杀秦王一事上,他重点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才能靠近秦王,二是助手。所以,他向太子丹索要樊於期的人头与督亢地图,因为樊於期的人头是一张进入秦宫的通行证,督亢地图则是燕国投降的标志。荆轲还考虑了助手。他在太子丹为他准备好匕首和助手秦舞阳之后,还迟迟不出发。那么他在等什么?等朋友!这位朋友史书无载,但是;这位朋友一定是荆轲非常信任的,一定是比秦舞阳更为可靠的杀手!荆轲对自己的剑术当然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化境的剑术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出向题,所以,他坚持要等自己亲自挑选的朋友;但是,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路远失期。太子丹又一再催逼,甚至于怀疑荆轲不敢去了,这才激怒了荆轲。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歌之中,在素衣白马的目送卞,他匆匆带着秦舞阳头也不回地上路了。荆轲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到太子丹为自己装配的帮手秦舞阳外强中干,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真是百密一疏啊。荆轲被当场杀死了,但是,秦王嬴政看着殿上荆轲的横尸,呆坐了很久很久没有出声,心中的惊吓伴随着他,后怕缠绕着他(秦王不怡者良久)。这场虚惊可能使秦王嬴政第一次领教了什么是死亡,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只脚踏进鬼门关。事后,秦主论功行赏,御医夏无且理所当然地被赏了黄金二百镒。秦王当着所有朝臣的面说:“无且爱我,才会想起来用药囊砸荆轲。”(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后来,夏无且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好友公孙季公与董生,他俩又详细地给司马谈讲述,这件事就被写进峪史记·刺客列传》(根据刺秦时间和司马迁存世时间推测,《史记·刺客列传》应为其父司马谈所写)。于是、“荆轲刺秦王”成了中国历史上万人注目、千年流传的历史故事。直至今日,各种影视、文学作品还在不断演绎着这段历史。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荆轲刺秦王这件事呢?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千古伟业。嬴政灭六国统一中国,遭遇到六国反秦势力的顽强抵抗、原因非常简单,嬴政灭六国虽然客观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潮流,主观上却是他想当天下的霸主。因此,他成为六国的公敌。既成天下的公敌,想杀他的岂止是一个荆轲、荆轲只是当时众多想行刺秦王嬴政且最终几乎得逞的一人,荆轲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的反秦力量。秦始皇一生遇刺多次,荆轲刺秦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在荆轲刺杀秦王后不到十年,嬴政又经历了至少两次暗杀。一次可以视为荆轲刺秦王的后续。荆轲死后,秦王嬴政追杀荆轲余党时,荆轲密友高渐离逃亡。一后来,高渐离在为人打工时,对其所服务的这家主人的一位客人的击筑水平多次进行点评,点评之事传到了主人那里,于是主人让高渐离击筑。高渐离高超绝伦的击筑技艺让倾听的受众无一不刮目相看。于是,高渐离重新击筑,再次走人公众的视野,声名大噪。此时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中国,秦始皇嬴政也非常喜欢流行音乐,听说了此人的高超技艺,便下诏召见高渐离。嬴政不但喜欢击瓮叩缶、弹筝搏髀等本土音乐,更喜欢郑、卫之地的异国之音。一个人的偏执与爱好有时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的,有时甚至是生命的代价。高渐离入宫后不久就被秦始皇身边的人认出。秦始皇酷爱高渐离的技艺,舍不得杀他(可见掌握一门技术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便熏瞎了他的双眼,让他为自己继续演奏。日子慢慢过去,高渐离逐渐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一日,他用藏铅的筑掷向秦始皇,企图砸死他。高渐离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行刺的,自然命中率很低,没有成功(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皇帝,不中)。这一次秦始皇杀了高渐离,从此不敢再接近六国之人。但是,即使秦始皇不接近六国之人,仍然免不了被刺。后来成为刘邦手下重要谋士的张良在韩国被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变卖家产,收买刺客,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也未能成功。由此可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曾经遭遇不止一次的行刺。因为,灭掉六国、统一中国是秦始皇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一项千秋伟业,故其遭到六国的顽强抵抗也是必然的。其中,荆轲刺秦王是第一次,也是最著名的一次刺杀秦王行动。如果秦始皇不统一六国,让战国纷争的局面继续下去,对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失去了一次历史发展机遇。第3章易水年年流不尽荆卿代代名不消从古至今,对荆轲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作《史记二刺客列传》,荆轲始终被视为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看看历代咏叹荆轲的诗篇就可明白。“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陶渊明),“易水悲歌歇,秦庭侠骨香”(白云上人英),这些诗句都高度赞颂了荆轲的侠义精神。荆轲曾经漫游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游戏,发生争执。鲁句践发怒,大声呵斥他,荆轲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嘿而逃去),之后不再见面。荆轲刺杀秦王的消息后来传至鲁句践那里,鲁句践深感后悔。这件小事,说明荆轲不好冲动,而是一个办事沉着冷静的人。荆轲不是一个愤青,也不是殉国志士,是一位侠义英雄,所以,他刺秦王绝非一时冲动。因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评价较多地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第二种观点:愚蠢之人,匹夫一个。这一观点最先提出者是汉人扬雄,发挥其观点者是司马光:“荆轲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扬雄认为荆坷不能算是一个义士,以君子的眼光来看,不过是个强盗罢了(荆轲,君子盗诸)。司马光进一步认为,荆轲就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的豢养之恩(“豢养”二字让人黯然神伤),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就能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起来,明摆着就是一个傻瓜。朱熹也认为荆轲只不过是一介匹夫,其勇、其事何足挂齿,不值一谈(柯匹夫之勇,其事不足道)。所以,荆轲之举绝不是“义”士,而是一位愚蠢之辈。第三种观点:雇佣者。这是今人提出的。荆轲刺秦王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只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以命相还,充当了职业雇佣杀手。第四种观点:反动派。中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秦始皇是第一位统一中国的皇帝,因此,秦始皇的作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名副其实的时势英雄。因此荆轲刺秦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荆轲刺秦王是自不量力的蛙臂当车。他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盛名,这是荆轲的幸运。荆轲是最幸运的刺客,但并不是最伟大的刺客。因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荆轲是反动派。刺客以为杀掉某个人就可以改变历史走向或改变两个集团军力量的对比,这是不可能的。刺杀最多能做到的是延缓六国的覆灭,但绝不可能改变历史走向。元人郝经《咏荆轲》诗说:“纵使杀一秦,宁无一秦生。”讲得非常有道理。因为,即使荆轲刺杀了秦王嬴政,秦国还会推举出一位新的继位者,新国君凭借秦国的优势照样可以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这一派认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不可取。这个信条的唯一标准就是有恩于己或信任自己,但是,这种牺牲是否值得,是否是正义之举,刺客们对此都缺乏理性分析。所以,荆轲代表了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死硬派的垂死挣扎。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在解读荆轲这位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不提当代两部电影:张艺谋的《英雄》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两位著名导演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演绎了两千多年前荆轲刺秦王的事件。张艺谋的《英雄》套用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框架,但是,其中的刺客连名字都不叫荆轲。残剑、飞雪、如月三人曾联合起来刺杀秦王,但以失败身亡而告终。最后只有无名获得了秦王的信任,得以打入秦宫内部。无名怎样获得秦王的信任呢?无名练就了“十步一杀”的独门武功,这种武功可以在十步之内迅速置对方于死地。无名杀死了著名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获得了接近嬴政十步的机会。但就在无名接近秦王决定下手时,却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发现,自己试图刺杀的秦王嬴政其实也是一位“英雄”;因为,嬴政要统一天下,给百姓带来和平。在《英雄》中,张艺谋借残剑之口说,我们不能再刺秦王了,因为刺了秦王,天下会更乱,受苦的还是百姓。不如让秦王顺利地灭了六国,天下从此就太平了,人民也就安居乐业了。所以,在《英雄》这部电影中,英雄必须是和平的代言人。只有追求和平的人,只有为和平而战而死的人,才能算得上英雄。无名为赵人安宁想刺杀秦王,是英雄;残剑为“天下”太平不杀秦王,也是英雄。他们的行为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和平。长空舍身保无名,是英雄,残剑不杀秦王,使其取“天下”之大义,是英雄;秦王临危不惧、“刺客”当前识英雄,是英雄;无名不计个人恩怨、不计赵国一国的得失,着眼整个天下的太平,留得英雄秦王,性命,成就天下大同伟业,自己却背负“刺客”骂名,走完万箭穿心的生命旅途,是天大的无名英雄。这种解读是当代艺术家对“英雄”的一种诠释。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较之张艺谋的《英雄》更贴近《史记》中的荆轲。陈凯歌认为,荆轲在那样一个历史潮流中去刺秦王,不是出于一个概念、一种简单的民族大义,或者只是为燕国、只为太子丹本人,他是自发、自觉地去刺秦王的民族英雄。陈凯歌给荆轲的定位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荆轲以杀人为职业,他经历了职业杀人者良知觉醒的过程。荆轲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用寻求生路的方式去证明。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荆轲与秦王嬴政呢?首先,我们应当承认,中国历史上对荆轲的赞扬是出于对一种对抗暴力的侠义精神的赞扬。侠为名节,为尊严,为知己者死。“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侠客一诺千金,不负知己。自古艰难唯一死,而荆轲却从容赴死,悲壮苍凉,感动千载。在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中,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承认秦王统一中国顺应了历史潮流就简单地否定荆轲的行为。如果这样简单化地看问题,屈原为了楚国不被秦国吞并,多次抗争,直至沉江殉国,不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如果这样看,屈原岂不也成了反动派?秦国要统一天下,楚国也要统一天下,齐国也可以统一天下,主观上要统一天下的并非只有一个秦国,我们不能因为最终是秦国统一了天下,就把所有曾经想统一天下的各国反秦志士都说成是反动派。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大英雄”的观念:秦王嬴政统一夭下,是时势英雄;荆轲刺秦王,是侠义英雄;屈原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终生,自沉泪罗,是悲情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荆轲因刺秦王而死,是侠义英雄,被荆轲在大殿上追杀得绕柱而逃的嬴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开创统一帝国的鼎鼎大名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留下的谜团最多:第一,秦始皇的生父是吕不韦还是子楚?第二,秦始皇到底长得什么样?第三,秦始皇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真如司马迁《史记》所写的那样吗?所以,这位千古一帝是一位让人说不尽的皇帝,他既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创者。因此,要说清楚这位皇帝,必须先说清楚这个时代,说清楚秦国的崛起之路。因为,秦王嬴政毕竟是站在秦国先君的肩膀上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的。那么,秦国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崛起的呢?第4章襄公立国秦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肇始,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正是这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然而,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家族为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六百年。秦始皇的丰功伟’业自然要浓笔重抹,他的先辈们的不懈奋斗亦不能小觑。秦始皇的祖上并非显赫家世,但因一技之长得到了周孝王的任用,业务精湛,深得周王赏识,被封为卿大夫,遂有食邑,从此踏出了从政的第一步。但是,多年以后,秦始皇的祖上并没有继续实现太大的作为。随着周室的衰微,尤其是到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周幽王时代,秦始皇家族抓住了历史机遇逐渐兴起,被封为诸侯,在形式上获得了与东方诸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虽然当时秦始皇家族并没有太多的土地,但是却获碍了周王“尊王攘夷”、攻伐西戎大片土地的正义号令。面对强天、善战的西戎,到秦穆公时,秦始皇家族才最终称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而这完全得力于一个人的援助。那么,一秦始皇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抓住了怎样的历史机遇?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帮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复续赢氏祀非子获食邑据历史记载,在秦始皇继位之前,秦国的先君有三十五位,秦始皇是第三十六位。从有确切时间记载的秦庄公开始到秦始皇嬴政继位的时间将近六百年,而这六百年恰恰是中国的西周、东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11世纪的

                        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想象、误判与抓狂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文人不足以谋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后宫不是这样的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皇后——贤惠还是恶毒?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满是阴谋的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其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

                        她并不是没有头脑,在看到李辅国渐渐露出专权乱政的面目后,她的内心开始对这个心机深沉的家奴有所忌惮,尤其在李辅国直接控制皇帝诏书机要后,诏书全部经过他来起草下发(制敕皆从之出)时,张皇后更加受制于李辅国,以致最终两个人形同水火。在李亨身体健康尚能驾驭一切时,张皇后和李辅国的矛盾暂时处于蛰伏状态,可是李亨病情日笃,双方开始剑拔弩张,尤其是在李亨生命的最后一年,即上元二年(761年),双方终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事实上,在李辅国向李豫倾斜的同时,张皇后也意识到李豫对于自己的重要性,所以李豫也就从先前双方的共同敌人摇身一变成了双方各自争取的对象,双方都想联手李豫,吃掉对方。对于张皇后而言,她明白在这场斗争中,自己是优势与劣势并存,优势是在李亨病重之际,她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利用李豫对李辅国的憎恨,向李豫进言除掉李辅国,而劣势则是,自己未来在李豫那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政治价值。但无论如何,张皇后也必须要放手一搏,因此在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张皇后急匆匆地召李豫进宫,向其陈述当前的局势。“李辅国长期出入禁中,统率禁军,诏书敕令都是由他来发布,而且又擅自威逼太上皇迁至西苑冷宫,其罪罄竹难书,但皇帝陛下病体沉重无暇顾及,李辅国现在所忌惮是你我二人,我预感随着皇上的病情加重,李辅国很可能会伙同其死党阴谋作乱,所以想请太子设法除掉他,免生祸患。”张皇后这番话虽然讲得很有道理,但却不合时宜。原因就在于先前她也是和李豫形同水火的,曾经的敌对方现在忽然要化干戈为玉帛,这种没有任何铺垫就亮出自己底牌的做法,无论是谁内心都会有所防备。在李豫看来,张皇后所说的话过于功利,虽然表面听起来是深明大义,但聪明的李豫已经看出张皇后的私心,她是切身感受到来自李辅国的压力,然后借自己的手除掉这个狗奴才。可是对于李豫而言,除掉李辅国并不困难,但接下来他要面对不可预知、错综复杂的形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豫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禁军还在李辅国的掌控之中。所以,面对张皇后的拉拢,李豫拒绝了。“父皇现在病体沉重,此事万万不可,若骤然诛杀李辅国,恐怕父皇受不了如此惊吓,这件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殿下应该明白……”“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吧。”李豫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如果说他对张皇后的拉拢感到厌烦,倒不如说他是没有把握扳倒李辅国的。李豫的无情离去,让张皇后瞬间感到一种挫败感,但她不是一个就此认命的人,在奴才反水、太子不给力的境遇下,张皇后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试图放手一搏。望着李豫离去的背影,张皇后的眼中露出一丝杀机,她的嘴角在不停地抖动,似乎要急于让李豫瞬间灰飞烟灭。李豫!并不是只有你才是我的依靠,身为储君的你应该明白,我选择你是因为我要将政治风险降到最低,你的拒绝却让我无从选择,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和李辅国都是我必须除掉的敌人!李豫走后,张皇后将目标锁定在了越王李系身上。目标转移意味着目的改换,联合越王李系这是张皇后现在唯一的选择,只是这个选择是一条不归之路,前方纵有万丈深渊,张皇后也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越王李系是李亨的次子,生母是宫人孙氏,李豫被立为太子后,由于身份的转换,不能再在一线从事平叛指挥工作,九大节度使围攻邺郡失败后,李亨任命李系为天下兵马元帅,但只是遥领各军,具体的一线事务还是由李光弼来负责,史思明二次攻陷洛阳后,李系曾经请兵收复洛阳,但李亨没有同意。从李系的履历来看,还算是有些才干,所以在张皇后拉拢李豫失败后便找到了李系。她的意图是利用李系先诛杀太子李豫,然后再诛杀李辅国,最后拥立李系为帝,自己就会安然无恙。对于李系而言,这是个极大诱惑,况且他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只是由于身份并非嫡出,无奈与帝座无缘,这么多年其野心始终处于封闭状态,现在有人让他的野心重新释放出来,这让李系有些蠢蠢欲动。“事成之后,当奉您为太后!”当李系听完张皇后的全部想法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也知道这是一条很有可能置自己于死地的道路,但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李系更有诱惑。事实上,张皇后和李系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计划反而将太子李豫和宦官李辅国的政治利益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先发制人坦白地讲,同时诛杀未来的皇帝以及朝廷第一大佬李辅国,这基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要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成功。经过仔细的筹划,张皇后和李系决定采取突袭方式。不过和唐朝历次宫廷政变稍有不同的是,张皇后和李系这次动用的资源却不尽相同。张皇后和李系密谋计划哄骗太子李豫进宫,然后发动突袭置李豫于死地。他们明白要完成这个任务手中可利用的资源并不多,事实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好的资源便是禁军,但现在李辅国执掌禁军,这条路等于被封死。所以,张皇后和李系必须退而求其次,正所谓朱砂没有黄土为贵,精兵动用不得,混混打手凑在一起也勉强有战斗力。选来选去,他们同时将目光锁定在了宦官身上,这是他们较为信任的一股势力,同时也是唯一可供自己选择的人群。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六日清晨,这一天天空布满阴霾,乌云低沉得似乎要将人压在地上,大唐皇宫内院在阴霾的天空下透露出一种诡异的氛围,仿佛暗含着一股激流,会随时爆发。拂晓时,李系命令其死党、时任内谒者监的段恒俊专门挑选两百名有勇力的宦官,然后前往长生殿集合,李系开始了一番煽动。李系命令随侍的宦官将长生殿的大门紧紧地锁闭,大殿之内顿时寂静下来,所有人全都不知道李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全都紧张地注视着李系。“各位真的愿意只当宫里的奴才,不愿意做功臣吗?”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李系忽然高声问道。他的喊声犹如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大殿的寂静,那些宦官瞬间打了一个激灵,然后继续紧张地看着李系,没有人出声回应他。“我再问一遍,大家真的一辈子愿意当被人看不起的奴才吗?”李系从座位上突然站起来,再次提高声调加重语气地问道。“当然不愿意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这些身体残废的人还能做功臣不成?”随着李系的二次发问后,人群中一个尖亮的声音瞬间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了这个宦官身上。当众人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他时,这个宦官本能地意识到,他可能说错了话,所以赶紧将嘴巴捂住,可是众人的眼神已经让他无法在掩盖,片刻之后李系走到了他的面前。李系仔细打量着这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年纪的小宦官,然后微笑着问他:“如果我今天给你做功臣的机会呢?”“做,做功臣?”小宦官有些不解。“哈哈哈!实话告诉你们,我知道大家都不愿做被人瞧不起的下人,今天发给你们武器和铠甲,就是为了给你们做功臣的机会。”李系在大笑过后,忽然转过身来对着所有人高声说道。此刻这些平常在深宫里没有见过世面的宦官,开始意识到今天李系将他们召来,肯定是有大事情,但李系没揭晓答案前,谁都不敢说破。“太子未来做了皇帝后,可能要将你们其中的很多人放逐出宫!但张皇后和本王不忍心啊!”李系终于说出了他今天最想说的话,在他看来,经过前边的一番铺垫,自己已经成功挑动起了宦官们对太子李豫的憎恨。果然,在李系说完后,大殿内顿时开始人声嘈杂,宦官们在底下开始议论以来。李系并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继续说道:“本王今天就是要和张皇后一同除掉太子,等本王做了皇帝,你们不再是被人瞧不起的奴才,而是变成了功臣,你们愿意吗?”“愿意!”这时还是那个先前斗胆出声的小宦官率先喊道。“愿意!”“愿意!”“我们愿意做越王的功臣!”宦官们开始接二连三地高声喊道,大殿内顿时人声鼎沸。“嘘!小声点!既然你们都愿意,接下来就要听我的安排!”……李系在长生殿内做出部署,他命令这些宦官在殿内按照指定地点藏好,等到自己将太子李豫带到这里后,自己以击掌为号,然后大家一拥而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死李豫。部署完一切后,李系得意地离开了长生殿,在半路上他仔细回想自己的一切部署,他始终认为自己的计划无懈可击,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前往张皇后那里,让他利用皇帝的名义召太子李豫前往长生殿。事实证明,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且李系也实在高估了段恒俊精心挑选的那些宦官的素质,李系万万不会想到,他在长生殿为宦官们部署任务的时候,一个没被段恒俊挑选上的宦官程元振,已经将李系聚纳宦官之事报告给了李辅国。坦白地讲,如果段恒俊挑选上了程元振,或许整个事件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古往今来很多事情就是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程元振因为身材矮小没被段恒俊挑选上,虽然他当时不知道李系究竟要干什么,但出于一种报复心理,他还是向李辅国作了汇报。精明的李辅国立即意识到李系可能要有所行动,而且可能是于己不利。当时李辅国还没意识到整个事件背后的指使人会是张皇后,他更没想到对方的目标不仅仅限于自己,而是要逮住李豫这条大鱼,所以在得到程元振的汇报后,他只是下令让程元振继续监视李系等人的动向,然后自己则调动禁军在皇宫内外不断巡视。当时李亨由于病重,所以宫内的各方势力可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任意行动,张皇后和李系可以挑选宦官,李辅国同样也可以调动禁军,而李豫因为还没有真正地继承大统,所以无法行使皇帝的权力,这就造成了一种权力真空状态,敌对势力的双方就看谁的能力更高、更强。从掌握的资源来看,李辅国胜出一筹,不仅因为皇家禁军在他的掌控之中,更是因为他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不过,一直到张皇后用皇帝李亨的名义召见李豫前往长生殿议事的时候,李辅国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陛下如果召见什么人,我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才对,为什么这次会这么突然呢?”这是李辅国知道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很长时间以来,李辅国这个李亨最为信任的家奴,一切诏令全都经过他来下发,虽然后来他受到了冷淡,但他在内廷依然眼线众多,皇帝陛下的动向他很快会在第一时间掌握,但这次他事先没得到任何皇帝陛下要召太子进宫的消息,所以李辅国开始疑虑丛生。联系先前程元振带回来的李系等人的动向,李辅国意识到很可能是张皇后和李系已经联手,李豫前往长生殿一定是凶多吉少。虽然这种预测未必准确,但为了李豫的安全,更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李辅国决定坚决不能让李豫到达长生殿。于是李辅国紧急调动禁军,由程元振带领在前往长生殿的凌霄门布置人马,专门等待李豫的到来。就在程元振刚刚到达凌霄门后,他便看到太子李豫等一行人马奔着凌霄门而来。坦白地讲,李豫在接到父皇召见的命令后,并没有过多地怀疑,因为李亨病重已经许久,随时都有召他入宫的可能,而张皇后也正是成功利用了这个机会,才有可能骗李豫进宫。如果没有李辅国这只拦路虎,张皇后已经接近于成功。“殿下这是往哪里去?”当李豫一行人靠近凌霄门的时候,程元振立即从禁军中闪出身来问道。在看到这么多禁军士兵挡在这里的时候,李豫的表情显出一丝慌张,他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如此多的禁军,而且程元振的问话颇为强势,这让李豫有些不知所措。李豫本能地打马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开口问道:“为何众多禁军将士在此门外聚众?”“殿下可是要往长生殿?”“是啊!怎么了?”李豫不解地问道。“越王李系擅自在长生殿聚纳宦官,殿下如果前往,恐有不测,还请殿下原路返回为好。”程元振力劝李豫。刹那间,李豫皱紧了眉头,他不相信程元振所说的一切,在他看来,程元振一定在搞什么阴谋诡计。“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一定是父皇病情加重,所以才召我进宫的。”“殿下今天绝对不能从这里过去!”程元振见李豫不相信,他立即跪在李豫面前说道。“就算是有危险,父皇病重,我也必须要去!”言罢,李豫拨转马头准备绕过程元振,直奔长生殿而去。程元振看到李豫丝毫没有回退的意思,他立即站起身来,一把拽住李豫坐骑的缰绳,然后高声喊道:“殿下!江山社稷事大,今日奴才绝不能让殿下入宫!”“你要造反吗……”“来人!护送殿下前往飞龙厩,保护好殿下的安全,平定乱党后,再让太子进宫探视陛下!”“你们……”没等李豫说完,诸多禁军士兵已经前后将李豫团团围住,然后他们强行将李豫以及随从人员拥往飞龙厩。“你们胆敢强行……”终于,李豫的声音渐行渐远,程元振在看到成功稳住了李豫后,便立即带领剩下的禁军士兵向李辅国复命。“太子殿下已经无忧,接下来我们要对乱党痛下杀手!”当李辅国知道程元振顺利完成任务后,他对这些忠于他的人下了必杀令,随即李辅国决定今夜就展开大肆围剿。……程元振在凌霄门阻挡李豫的时候,越王李系正在长生殿等待李豫的到来,在此之前张皇后已经将召李豫进宫的消息通报给了李系,让他做好准备,李豫到来后,万万不可手下留情。但是直到入夜时分,李系也没能等到李豫的到来,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系不禁疑虑丛生,按说从东宫到长生殿的距离并不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太子李豫还是没到。焦急之下的李系准备派人到张皇后那里核实一下消息的准确性,此时他万万想不到,就在此半个时辰之前,李辅国和程元振已经率领禁军将长生殿周围三里的地方团团围住。“冲进去!活捉李系!记住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可以一个不留!”李辅国命令禁军士兵。得到命令后,程元振带领大队禁军直冲长生殿,当他们破门而入时,那些藏在隐蔽处的宦官,一下子全都乱作一团,他们万没料到等来的不是李豫,而是杀气腾腾的禁军。随即,杀声四起,鲜血四溅!李系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而他之所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因为他那身皇族长袍显得格外扎眼,所有人全都知道这个穿着黄色长袍的就是越王李系。转眼间,段恒俊亲手挑选的那些看似有勇力的宦官,已经被禁军砍杀殆尽,几个靠近门口的宦官,试图逃出大殿,也被守在门外的程元振砍倒在地。在整个过程中,李系自始至终都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周围的事情和自己无关一样,或许他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纵有万般本领,亦无挽回的余地。所以禁军士兵捆绑他的时候,李系没有丝毫的反抗,他的眼神中透露出疑惑迷离,完全失去了不久前鼓动宦官们的劲头。李辅国的整个行动前后不到半个时辰,除李系之外,还逮捕了段恒俊以及负责内务省事务的李系同党朱光辉和通风报信的诸多宦官。当然,直到现在为止,李辅国的任务仅仅完成了一半,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张皇后此刻还在寝宫之内。“赶快去张皇后那里,不要让她反应过来!”霎时间,李辅国紧皱眉头,他近乎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再次下达命令,因为他意识到张皇后和李系不同,如果她跑到李亨那里,事情将会难办很多。最后的遗憾事实上当李辅国在长生殿大开杀戒之时,张皇后已经得到了消息。虽然这个女人在风平浪静之时尽显嚣张跋扈,但当危机来袭时,她不禁惊慌失措,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并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她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魄力,作为一个女人,她下意识地想到了自己的丈夫。无论是刚强或柔弱的女人,当她身陷险境时,本能地会渴望得到保护,而自己的丈夫则是她最先想到的人,所以张皇后在渡过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她急急忙忙地跑进李亨的寝室。而此时的李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限将至,躺在床上紧闭双目,气若游丝。十天前,太上皇李隆基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要大宴群臣了,朕想用这些玉器,可是怕人说三道四,说太豪奢。”蔡京笑了,他理解。中国是玉的故乡,自古以来礼器、明器、国之重器如皇帝之玺,都以玉制成,哪一位皇帝身边不是玉器成堆。现在赵佶贵为天子,本身是追求完美的人,在刚刚登基大宴群臣的头几次宴会上,不使用玉器怎么像样?蔡京提了件往事。说当年他出使辽国,辽国皇帝宴请他时,特意拿出了一只玉碗,说是五代时后晋石敬瑭的旧物,不知现在南朝还有吗?言外之意,辽国在炫富,在鄙视宋朝。说来这也是事实,宋朝虽然为有史以来最富有帝国,但是帝王的生活一直节俭。不仅是生前,以仁宗为例,他连螃蟹都舍不得吃;死后更是节俭得惊人。宋代皇帝的陵墓是正朔朝代里最朴素的,秦有始皇陵,庞大震惊天下;汉有武帝茂陵,也是巨大的群落;唐朝李治、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挖山为穴,以唐朝当时举国财富的一半陪葬;明有十三陵,以正朔朝代最微薄国力营造出系统的墓群;清朝更上层楼,康熙、乾隆等人都是从即位之初就开始修坟,一修几十年,落葬时墓穴富如国库。辽国一点不差,源于习俗,他们的墓都修在深山老林里。高官贵人死后身着金镂玉衣,其式样比汉人的更精致,陪葬以丰富著称,每一代的摸金校尉都知道,挖到辽墓等于挖到了金矿。宋帝陵是最寒酸的了,第一修建时间短,每一座都是在皇帝死后才修,最多不过两年就落葬。第二陪葬最薄,只有皇帝用金器,其余的后妃,哪怕到了高滔滔的等级,也只是镀金。所以,赵佶面对玉器时很头痛,既流口水,又怕烫手,不知怎么搞才好。蔡京举的例子有些打动他,辽国用得,难道他用不得?思前想后,还真是用不得。他想起了老爸神宗,当年只是要造一座小台,就被言官们轮番问候了一个多月,那罪受的,就算挺过去,造好了到台上去玩,都没了兴致。那怎么办呢?蔡京有办法,用辽国刺激不成,那么用中华文明的起始源头,最大的经典来证明怎样?他一共说了八个字,让赵佶如梦初醒。《易经》云:“丰、亨、豫、大。”《周礼》云:“唯王不会。”会,发“快”音。意思是说,皇帝的花费根本不用计算,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要达到“丰、亨、豫、大”等富贵繁华的效果才算好。赵佶悟了,他明白皇帝要怎么当了。古人诚不我欺啊,原来早有这样的前辈。是的,一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何那么多人争着当皇帝,为何争得头破血流,只因为享受难得,无边无际不必计算的享受!从这时起,赵佶开始了他的幸福生活。以天下养一人,糜全国乐一夫,怎一个快乐了得。回首前尘,这似乎可以命名为几只玉碗引发的悲剧,悲剧之大,要以整个神州的沦丧为代价!以上只是崇宁三年春天前后发生的事儿里的一件,另一件在当时很不起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河南汤阴县,一家农舍里传出了孩子的啼哭声,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传说这孩子的哭声响起时,一只硕大的鸟从天而降,巨大的羽翼遮天蔽日,在农舍上空盘旋飞舞。那是鹰,那是雕,是传说中的金翅大鹏鸟。那家农夫,姓岳。帝国崩溃、延续的种子都在这时种下。引发崩溃的一方是赵佶、蔡京、童贯等人,延续的种子以这位刚刚出生的岳姓孩子为分界,也已经存在这世上了。从这时起,我们要随时留意他们的成长,以最近的距离观察一群挽救一个时代的人,都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的出身,怎样长大,怎样壮盛,怎样凋零……或者怎样堕落。这个刚刚降生的岳姓孩子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其他的人早已长大。年纪最大的一个姓张,他出生在公元1086年,这时十七岁。西北成纪人(今甘肃天水)。这是一个名将之乡,名将之乡,有时也等同于贫困之乡。天水地理偏僻,物产贫瘠,张姓少年只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的成长之路可想而知。必将艰难困苦。一般来说这是好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只要熬过这一关,心灵的坚韧程度,操守的坚贞程度,都将牢不可破。可是熬不过去呢,或者说,在熬的过程中让他的心灵受损呢?那就不好说了。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酷烈的西北阳光下,张姓少年默默地低着头,走向了自己的命运。他走进了军营,当了一名弓箭手。没人留意他的名字,偌大的军营,他只是其中一根矮得不能再矮的野草,他的前途?如果一切正常,一切平常,永远都是个兵蛋子。他叫张俊,字伯英。第二大的孩子姓韩,张俊是因为卑微而无人留意,这位韩姓少年却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没人敢不认识他。他生于公元1089年,老家在西北的延安(今陕西延安市),也是个平民子弟,这时只有十四岁,却是当地的风云人物了。因为他实在浑蛋。韩姓少年每天快活无比,没家没业,父母双亡,一人吃饱,天地开阔。当然,在他吃饱的过程里,延安当地的老百姓实在是郁闷透了。韩少年天生神力,据传说十岁出头之后,延安当地的成年汉子们就都噩梦了。十岁的孩子,能打得他们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要知道,那可是民风强悍的大西北,往往民间的爷们儿比军队里的大兵都不差。如果单单是暴力还好说,韩姓少年貌似粗鲁,其实精明得让人头晕,这就让人没法活了。不说想骗他,就连拿他开心都很凶险。在他十四岁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当地人传为笑柄,又都深深地忌惮,面对他时更加小心。那次的事本来应该名留青史,当事的两位主角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尤其是那位预言家,简直是活神仙一样啊,因为算得准啊。可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实在是太意外了,让那位预言家没脸留下姓名。那日,有人走近韩少年,说——君当大贵,位列三公。三公,是司徒、司马、司空。自古以来的朝中顶级三大佬。这样祝福的话谁不爱听,况且以后韩少年真的名留青史,成为国之柱臣,一点都没乱讲。可是韩少年一听之后突然暴怒,把那人当街撂倒,一顿暴打,打得遍体鳞伤。……丫的敢当面骂我!俺是谁,边远山区一个街头混混,居然三公,我打到你阿公都不认识你!这就是韩少年的风格,他拳头威猛,想搞谁都能让对方头破血流,就算以后面对的是超强民族的超强将领也一样。并且他非常精明且冷静,什么阿谀、奉承、骗局、陷阱,基本上什么歪门邪道都瞒不过他,在以后的生命里,军界、政界两不误,既办了正事,还没倒霉。公元1103年的春天里,韩少年仍然快乐逍遥着,还要再过四年,他才会突然猛醒,厌倦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日子,跑去军营里当大兵。他姓韩,名世忠,字良臣。第三大的孩子姓刘,他也出生在公元1089年,从资料上没法比较他和韩姓少年谁大谁小,但出于种种原因,包括他的人品问题,从古至今,从来没人把他排在韩少年之上。刘少年是所有国之少年中唯一一个出身名将之家的将门之后,他父亲名叫刘延庆,官衔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保信军节度使。这意味着从小到大,刘少年接触到的都是职业军人,让他以成为职业军人为目标接受训练。这样的出身,系统的学习,他本应该是众少年中最神勇最智慧最职业的一位军人,对国家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才对。可奇妙的是,教育型的人才永远比不了自我觉醒的人才。因为自我觉醒,自我完善的,叫天才。他叫刘光世,字平叔,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人。上面三人加上岳姓孩子,是三十年之后神州板荡中原沦丧时汉民族最后的屏幕,他们是最强的英雄,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足以压倒世间其他豪杰。但是一对亲生兄弟除外。这是两位姓吴的少年,他们远远地站在国家西南边疆的丘陵高地之间,护卫着蜀川大地。这是最致命的地段。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如想统一天下,混成帝王,必须先把长江上游的蜀川征服。如秦朝,得蜀川之后国力大增,再顺流而下,长江沿途地段势如破竹,迎刃而解。三国时,晋先破西蜀再灭东吴,就是这个套路。如果不这么做,就得在长江两岸列阵,强攻硬打,只要稍有闪失,就会像曹操、刘备一样把几十万人马扔在水里。蜀川如此重要,吴姓少年的担子之重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前面四位将军发挥的余地,更没有汉民族得到喘息,重新立国的机会。他们是闪耀在西南边疆的双子星座,一生战无不胜,是二十七年以后,全国精锐都在异族铁骑面前丧失斗志时,与异族最先接战,战而胜之的人。在公元1103年的春夏之交,吴姓少年中的哥哥十岁了,还在老家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生活,不久后移成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这里距离蜀川大地太远了,他登上最高的山峰也看不到那里,正如他看不到自己后来的命运。他叫吴阶,字晋卿;弟弟叫吴璘,字子挺。综上所述的六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北方人,除了岳姓孩子之外,其余的五个甚至全都是西北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都是帝国西北军团的战士。荣耀的西北军,劳累的西北军,苦难的西北军。奇妙的是,他们的领导却是一个蜀川人。这个蜀川人的岁数很小,只比最小的岳姓孩子大六岁,生于公元1097年,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是大有来头的,唐朝著名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是他的祖先。在公元1103年的春天时,他只有六岁,却已经是个孤儿。他和别的孩子截然不同,终日沉默寡言,门外的春光,小朋友的打闹都离他很远,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专心地读书。他要成名,走最正统的路,做最大的官。这是他的理想。不久之后,他会从蜀川出发,沿着当年苏轼走过的路,向京城进发。他会成为国立大学的学生。在那时,他自己都不会知道,以荣耀的文官为目标,发奋努力的自己,会在后半生和大兵们搅在一起,争着抢着做最大的头领,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他叫张浚,字德远。公元1103年的春天就这样过去了,每个人都奔向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个无比宽阔的舞台上,主旋律仍然是赵佶。他的生活决定一切。在这一年的春天里,赵佶兴奋、雀跃,他的愿望一步步地实现了,最初的一步最重要,是后面的根基,所以务必要做好。盖新房。原来的皇宫虽然好,但不是他的风格。他住的房子不仅要豪华,更要功能齐全。不仅要功能齐全,更要寓意深刻。比如最开始修的两座宫殿,景灵宫、元符殿。景灵宫有传承意味,从真宗开始就有景灵宫,刘娥时代烧毁了,这时他来重建。元符,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伟大的哥哥哲宗的最后一个年号,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新宫殿,代表着他沿着兄长光辉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决心。这两座宫殿迅速建成,在公元1103年竣工了。第二年,他有了新的创意。远古时大禹治水功在万世,创立夏朝时集神州之金铸造了九鼎,成为皇权的象征。可惜那都是好几万年前的事了,九鼎被抢来抢去烧来烧去早不知哪儿去了,历代的皇帝们对此都摇头,把它当传说一代代地往下传。赵佶不这样,轮到他当皇帝,要做经典中的经典,达到无缺程度的完美。他翻阅古籍重铸九鼎,铸成之后,在太一宫的南面新建九座宫殿来安放它们。这九座宫殿各有城垣,上有巡视的短墙,名叫睥睨。各睥睨颜色不一,与殿中之鼎相呼应,比喻神州各处大地。在九殿之外又筑一条长垣,墙里边总称为“九成宫”。修完了这些,赵佶喜悦之余悄悄地问了一下蔡京:“俺的首相,手边的钱还有吗?”蔡京很轻松,“陛下,方今泉币所积盈五千万,足以广乐。”君臣相视一笑,好,我们继续修。继续修,关系就理不顺了。有人很不高兴,前面的工程你蔡京包了,下面的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了?宫里的太监们有意见。作为同党,童贯时刻都保持了尊严,他可不是隐藏在幕后当无名大佬的人,那种类型的大佬另有其人,他比不了。他要的是实权、风头两不误。具体到眼前,修宫殿这种好差使绝对不能被挤到外围。他联合起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四个大太监提出了一个方案,刚一出炉,立即让赵佶眼露精光,让蔡京心底发凉。不愧是一直在皇宫内部工作的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宋朝皇宫的缺陷,按这个方案进行,立即改天换地,宋朝的皇宫将提升一倍的魅力。开封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瑰丽、最富庶、最商业的都城,可宋朝的皇宫在赵佶之前的规模是历代正朔朝代里最小的。周长只有五里,折今二千三百米。这够干什么的,哪怕再雕梁画栋,也实在太局促了嘛。所以,要扩。却不说是扩,而是补充。补充的建筑也很符合太监的身份,只是一座大食堂。这座食堂名叫延福宫,是皇帝专门用来和大臣们聚餐的,建在大内北边的拱辰门外。名头很大,规模很小,想想皇帝皇后住的地方周长只有二千三百米,就知道它能是啥样了。五位大太监提出的方案是,推倒皇城的北面城墙,推倒原延福宫,以原来大内的整体面积为准,建一座宫殿群。这座宫殿群划分成五个区域,由五个大太监各包一区。这五位老兄一个个熟门熟路地跑到封桩库、内库、国库等各大藏钱的地方,什么叫不计工本啊,有多少钱就给咱家拿多少出来,这时候重要的不是钱,而是竞争机制,无论如何不能被比下去。这番折腾建成的延福宫是什么样子呢,列出些原始数据吧。新宫东至景龙门,西抵天波门,亭台楼阁宫殿水榭,中国古代所有的建筑形式一应俱全。殿,有穆清、成平、会宁、睿谟、凝和、昆王、群玉七座。阁,分东西两群。东边蕙馥、报琼、蟠桃、春锦、叠琼、芬芳、丽玉、寒香、拂云、偃盖、翠葆、铅英、云锦、兰薰、摘金十五阁;西边繁英、雪香、披芳、铅华、琼华、方绮、绛萼、稼华、绿漪、瑶碧、清音、秋香、丛玉、扶玉、绛云十五阁。在这之外叠石成山,另建两座超级大阁,高十一丈,广十二丈。如此高阁怎可不临水?阁下挖池注水,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这些都盖好之后,赵佶进来走了走,边走边摇头。景致虽好,过于雕琢,都是人工气象……烦啊,这群没艺术细胞的东西,没文化太可怕。面对皇帝的新要求,童贯等太监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不管他们有多大的胆量,这种任务实在是他们搞不定的。童贯很不情愿地看向了蔡京,仍然只有这个人,才能满足陛下的才情欲求。装修一座宫殿群,和画一幅画是一样的,胸中之沟壑,眼界之高凛,缺一不可。这一点,蔡京已经用两次实际行动证明过了,一次是在杭州为赵佶作画、选古董,另一次是前面建景灵宫的时候。历代修宫殿无非镶金嵌银,或者雕砖画瓦,都是人为艺术。蔡京独出心裁,他从江南的苏、湖两州运来了四千六百块太湖石。太湖石以千姿百态灵动天成著称,把它们巧妙地嵌入宫殿之中,立即在一片堂皇、中正、死板之中跳出了鲜活的气息。赵佶一下子入迷了,他一生没出过开封城,只读过万卷书没行过百里路,哪见过这些大自然的杰作?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他命令在江南设置专门部门,给他搜罗这些不值钱的石头。石头,从此伴随了他的前半生。这时,延福宫建成,赵佶非常期待,蔡京还能再带给他什么惊喜。某一天,蔡京很清爽地进了宫,几乎是啥也没带,如果说有,只有两三个奴仆抬着一张竹床,上面盖着黄色帛帕。盖着黄色帛帕的东西,很显然是贡给皇帝的。这种敏感时刻,童贯等大太监怎么会放过呢,一个个都跑了过来,近距离观摩蔡京要搞什么把戏。在他们看来,这张竹床很小很轻,注定抬不了重东西,里边的玩意儿绝对贵重不到哪儿去。猜对了,黄帕揭开,下边一片青翠,居然只是三两株小黄杨树。查一下字典,黄杨属黄杨科、黄杨属,是木本植物里的常绿灌木类。一般用在庭院栽培上,或者用来做绿色篱笆墙。有那么一点点的观赏性,毕竟它不开花不结果,实在是不入大雅之堂。童贯等太监泄气了,赵佶的眼睛却精光闪现……他天天都在大雅之堂里混日子,都快雅吐了,现在稀罕的就是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我肯定得去啊。”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就像冲冷水澡。”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我不是什么亲爱的。”“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不。”“为什么不?”“我不喜欢。”“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今天,大牌医生与其手下新人。我正陪莫迪坐着,听到没铺地毯的水泥台阶上传来一阵好似羊群出动的声音,叽叽喳喳,咔嗒咔嗒。嗡嗡的说话声,听得最清楚的,是他浑厚的大嗓门。莫迪的门敞开着。羊群在门口站定。大牌医生是老年病专家,还是个世界级的专家,这是人家告诉我的。他开始滔滔不绝。这是胃癌,他们读过记录了,他们看过幻灯片了。典型症状是……下面几句话我听不懂。好,女士们先生们,请……于是一大群人冒了出来,一起挤进门来。莫迪坐着,稍稍勾着点腰,垂着头,是醒着的,瞪着床单。她看起来不舒服。跟着医生们一起来的护士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来莫迪不对劲,走上前来说:“福勒太太,亲爱的,靠着坐,嗯,靠着……”但是她知道莫迪是怎么一遍一遍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的,知道我是怎么一遍又一遍地扶她起来的,也知道莫迪平日就像现在这样坐着,一次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我们把戏做足:让莫迪靠着枕头,她一言不发,一大帮医生围观。莫迪紧闭着眼睛。大牌医生犹豫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给她做检查,好让学生学到点东西,但是他最终决定还是不做了:但愿是人性让他做了这个决定的吧。他们后退几步,站到门外。大牌医生解释说,莫迪现在处于昏迷状态,会在睡梦中悄悄走掉。这让我大为震惊。护士也吃了一惊,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恼怒地叹了口气。因为莫迪多数时间是清醒的,努力克制着疼痛。她吃药后会沉沉地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又挣扎着醒过来。四周静悄悄的,一片肃然,大牌医生正在说,福勒太太是一个极其独立、富有自尊的人,她从来不想用药,而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必须小心监控——如此如此,等等等等——但是很幸运,她现在陷入昏迷,不会再醒过来了。护士很恼火。她训练有素,不允许自己与我有眼神交流,但是我们彼此都充分理解。因为,当然了,做监控的是护士们,关注着病人们的需求、情绪的变化,医生不过偶尔露个面,吩咐吩咐。我坐在这儿观察、倾听时,发现给人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护士和医生之间那条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知道实际情况的是护士们,对医嘱护士们会调整、改善,常常还干脆无视。发号施令的人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如此之神奇的系统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医生们离开去了主病房,喧哗声渐渐远去。莫迪低声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护士抱歉地朝我笑笑。我起身,扶她起来,让她以原来的姿势坐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姿势倒让她更舒服。“我去关门,就关一分钟。”护士悄悄地说,意思是,医生就不会知

                        战定胜负。即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要随军指挥得当,战局还不至于太糟糕。季梁对楚国人的习俗很了解,建议随侯:“楚国人以左为尊,楚王必定在其左军,其左军必定是精锐部队。请您避其锋芒,率主力进攻其右军。楚右军力量单薄,必定溃败,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攻其左军,应该可以获得胜利。”季梁这一套避实就虚的战术,与当年濡葛之战中郑军打败王军是同一个道理,应该说是一条好计。但是,少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用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腔调说:“你这是什么话,咱们难道还怕楚国人不成?这一仗,我们就是要避虚就实,轰轰烈烈地和楚国人大战一场,打得他们不敢再跑到汉东来撒野!”他非但不同意季梁的战术,还执意要将主力部署在楚国的左军对面,与其硬碰硬。随侯被少师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给震动了,于是坚决地站在少师这边,不愿意再听季梁的大小道理了。两军在速杞发生遭遇战。不出季梁所料,长年未经战阵的随军根本不是楚军的对手,面对楚国左军的随军部队更是被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战争结果:随侯逃逸,连戎车都被楚国人抢走;少师被俘,死于楚军阵中;楚军获得了完全胜利。随侯跑得快,态度转变得更快,连夜派人到楚营认错求和。楚武王很想趁势把随国给灭了,斗伯比又站了出来(打,他谏;杀,他也谏,春秋时期的领导还真不好当),劝谏道:“老天借我们之手替他们除了少师这个祸害,随国一时还亡不了。”楚武王想着打仗的初衷就是杀鸡儆猴,既然随国打算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听从斗伯比的建议,与随国结盟而还。所谓结盟,其实也就是将随国变为其附庸。楚、随结盟为楚国称霸汉水流域打下了基础。自此之后,楚武王发动了一系列攻势,逐渐将汉水流域的各个小诸侯国纳入自己的掌控。公元前701年,也就是郑庄公去世的那年,楚军将领屈瑕率军前往汉东,以武力胁迫贰、轸两个小国家与楚国结盟。公元前700年,楚武王亲自率领大军讨伐绞国,绞国人闭城不出,楚军的攻势一度受阻。屈瑕几经波折找到了对方的弱点,对楚武王说:“绞国面积狭小,国人心浮气躁,不善谋略。请派樵夫到其城外砍柴,引诱其出城进攻。”楚武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绞国人果然派兵出击,第一天便俘获了三十多名楚国人。第二天一早,尝到甜头的绞军再次争相出城,将楚国的樵夫赶到山中,结果中了楚军的埋伏,被打得大败。楚武王趁机派人向绞君施压,迫使其与楚国签订了城下之盟,成为了楚国的附庸。公元前699年,屈瑕又率军讨伐彭水之滨的罗国。斗伯比代表楚王送军出征,回来的路上跟自己的车夫说:“屈瑕此行必败,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已经飘飘然浮在空中了,还怎么能平心静气领军作战呢?”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夜跑去对楚武王说,屈瑕带的兵不够,一定要赶快派援军。楚武王对此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回到宫里,还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夫人邓曼听。邓曼一听就着急了,对楚武王说:“您误会斗伯比大夫的意思了。他并不是说屈瑕带的人马不够,而是在告诉您,作为一国之君应该以诚信安抚小民,以身作则教育各级官员,以严格的律令制约带兵打仗的将领。屈瑕这些年来连续打胜仗,自信心膨胀,很容易独断专行,犯轻敌的错误。您必须亲自对其进行训诫,好好约束他的行为,才能防止这种错误的发生。您还真以为大夫不知道部队已经全部开出去,在跟您说疯话呐?”楚武王吓了一跳,暗自骂斗伯比:“你这厮有话就直说嘛,还跟老子打什么哑谜哟?”连忙派人前去追赶屈瑕大军,但是没追上。果如邓曼所言,屈瑕刚愎自用,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甚至给部下发布了一道命令:“提意见者受刑!”部队开到鄢水,也不防备敌人突袭,乱哄哄地过了河。罗国军队和当地的南蛮部族武装两面夹击,大败楚军。屈瑕自觉无脸见人,一个人跑到山里面自缢了。逃回来的楚军将领自囚于治父,等待楚武王发落。楚武王哀叹:“这全是我的过错啊。”将他们全部赦免了。作为一位领导,在出现重大失误时敢于承担责任,不推三阻四,也不嫁祸于人,就是一位好领导。楚武王统治楚国的时期,楚国在汉水流域不断发展壮大,虽未染指中原,却不断欺凌南方小国,成为地方一霸。然而,屈瑕讨伐罗国的失败,给楚武王很大打击,从此退而整修内政,富国强兵,十年未曾对邻国动武,江汉诸国得以安生十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楚武王的统治之下,楚国虽然崛起,力量却仍然有限,一次军事失败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元气。公元前690年,周王室将随侯召到雒邑,调查楚子熊通自立为王这件事,认为随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不客气地进行了严厉批评。凭心而论,随侯这顿板子挨得一点也不值,周王室如果管得了熊通,大可以自己去管,何必怪罪于他这个小国诸侯?退一万步说,随国好歹还跟楚国打过一仗,周王室却连一个谴责的使者都不敢派往楚国,这不是欺软怕硬么?那边,楚武王得知随侯去雒邑朝觐天子,认为这是没有将他这个楚王放在眼里,一怒之下,再一次举兵讨伐随国。随侯这回两面不是人。十年磨一剑,楚武王此举的目的不仅仅是消灭随国,也许更有一举并吞汉东诸国的意思。一时之间,江汉流域各国战战兢兢,生怕祝融的火把烧到自己头上。出征前夕,楚武王突然对夫人邓曼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突然觉得心里摇摇晃晃。”邓曼听了,半晌没说话。夫妻两个相对无言,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许久,邓曼才眼泪汪汪地说:“大王的天命已尽,水杯注满水,则容易晃出来,乃是天理使然。这是楚国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在召唤您啊!如果此去战争顺利,部队全师而还,您就算逝世于军中,也是国家的福分了。”大军出征,邓曼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本来是不应该。楚武王低头沉吟了片刻,道:“既是天命使然,我避之何益?”有学者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在邓曼这句话里已经得到了体现。而我很佩服这个女人,刚强、温柔、多情、重义、理智集于一身;也很佩服楚武王,对于一个男人而言,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楚军按原定计划出发攻打随国,路程未行一半,楚武王突然发病,死在一棵樠(máng)树下。这一年,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一年。他的死讯被隐瞒起来,楚军在令尹斗祁、司马屈重的带领之下继续前进,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加快行军速度,直奔随国城下。随国人被楚国人这种势不可挡的气势压倒了,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主动向楚国人求和,再一次与楚国结成盟国。司马屈重以楚王代表的身份会晤了随侯,不但没让随侯看出楚武王已死的半点迹象,还装模作样地与随侯约定,来年两国君主再在汉水之滨举行会谈。做完这些,楚国大军开始胜利班师回国,当全部人马都渡过汉水之后,斗祁等人才对外发布了楚武王去世的消息。如此国君,如此王后,如此众将,如此士卒国家想不强大都难。【坏事的背后总有一个女老爸亲,还是老公亲?一个女人如果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一时回答不上来。这就好比热恋中的女孩子时常也会问男朋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落水,你先救谁?”男孩子恐怕也只好搔头挠耳,不知怎么回答才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叫雍姬的郑国女人。雍姬从夫姓,她的丈夫叫雍纠,是郑国的大夫。雍姬的老爸叫祭仲,祭仲是郑庄公、郑昭公、郑厉公三朝老臣,在郑国的地位可以用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说起来,雍姬的丈夫雍纠也是有来历的人。公元前701年,宋国的权臣雍氏绑架祭仲,逼他立公子突为君,顺便把这位叫做雍纠的子弟塞给了祭仲做女婿,目的是为了在郑国内部安插自己人,好监视公子突君臣的行为。按照这种关系,雍纠很有可能也就是郑厉公的舅舅或是表兄弟之类的亲戚。郑厉公是靠了祭仲的支持才得以上台的。但是如果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我们不难看出,郑厉公和祭仲之间并没有多少感情纠葛,只不过是拴在同一条绳子上的两个蚂蚱,不得已而合作罢了。等到政权稳固,宋庄公这个幕后操纵者也不能再威胁他们的时候,两个人的矛盾很快便暴露出来。《左传》这样记载:“祭仲专。”专就是专权,就是横行霸道,就是飞扬跋扈,就是目无主君,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祭仲为什么这么蛮横呢?第一,他是郑厉公政变上台的执行导演,如果不是他将郑厉公偷偷地从宋国带回新郑,这场政变就不可能发生,郑厉公也就不成其为郑厉公,鬼才知道他公子突在宋国的哪个犄角旮旯里颐养天年呢。换句话说,没祭仲就没有郑厉公的今天。第二,祭仲是三朝老臣,为郑国服务多年,他不但具有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且具有丰富的人脉资源,朝中的大臣不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世侄,或者是他的亲戚,总之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句话说,他的群众基础很牢靠。第三,郑厉公打仗是一把好手,搞政治斗争却是门外汉。而祭仲呢?他是深得郑庄公真传的权术高手,善于揣摩人的心思,极少感情用事,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对主君保持忠诚,什么时候该抛弃自己的主子。换句话说,他能够与时俱进,不拘泥于忠君报国的条条框框。祭仲自然有其蛮横的理由,郑厉公却也不是等闲之辈,更不是甘受人挤捏的软柿子。自从登上君位的第一天,他无日不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除去祭仲?攻城掠地常用的招数——里应外合,他首先想到了祭仲的家里人:雍纠。雍纠是一个身份很特殊的人:首先,他是宋国人,到郑国的时间也不长,政治背景相对简单;其次,他是郑厉公娘家的亲戚,与郑厉公有血缘关系;最后,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祭仲的女婿,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祭仲。站在雍纠的立场,郑厉公与祭仲,一个是表亲,一个是岳父,究竟谁更亲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是,雍纠之所以娶祭仲的女儿,不是因为爱情,也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宋庄公强行摊派给祭仲的。这是一桩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姑爷的任务是监视泰山,两个人之间又怎么会有好感呢?因此,在郑厉公与祭仲的君臣之争中,雍纠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郑厉公这边。公元前697年春天,郑厉公和雍纠商定,借举行郊祀的机会,由雍纠在路上设宴招待祭仲,并趁机刺杀。所谓郊祀,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祈祷仪式。每逢春季惊蛰前后,国君要带领众臣前往城郊举行祭祀众神的活动,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称为郊祀。在郊祀的途中,女婿请岳父喝杯小酒,想必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吧。计是好计,但我实在搞不明白,雍纠为什么一根筋会把这事透露给自己的老婆。而他老婆雍姬得到这个消息,第一个念头也不是告诉老爸,而是急哄哄跑到老妈那里,问了前面说的那个问题:“妈你说,老爸亲,还是老公亲?”按她的想法,如果老妈说“老公亲”,她就捂住嘴巴,不再往下说了。老太太撇撇嘴:“那还用说,当然是老爸亲。”“为什么啊?”老太太说了一句足以雷倒众生的话:“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这句话不难理解:人尽可夫,老爸只有一个。话说得倒也在理,只是“人尽夫也”四个字,让人看了忍不住喷饭。雍姬恍然大悟,连忙将老公的阴谋告诉了老妈。老太太吃了一惊,暗自庆幸自己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没有说错话。第二天早上,郑国大夫周氏家的池塘里,发现了一具浮尸,打捞上来后,虽然血肉模糊,但还是有人指认出那是大夫雍纠的尸体。周氏连忙跑到宫里向郑厉公报告。郑厉公亲自驾着马车到周家的池塘边看了一下,一言不发,将雍纠的尸体抱上车,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绝尘而去。事情败露,走为上计,他绝不拖泥带水。“谋及妇人,宜其死也。”这是他对雍纠的评价,意思是这么重要的事居然让一个妇人知道了,死得活该。然而他还是带走了雍纠的尸体,找了个地方埋葬起来。雍纠既然为他而亡,他就不会抛弃雍纠,哪怕只是一具尸体。单凭这一点,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的舞台。公元前697年六月,郑国的前任国君郑昭公又回到了新郑,重新成为郑国的主人。当然,这一切还是出于祭仲的安排。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郑昭公再回来的时候,祭仲已经来回折腾着做了四朝君主的臣工。无论年龄还是精力,他都明显地老了。我们不知道郑昭公有没有发出“前度刘郎今又来”之类的感慨,但我可以肯定,他看着面前这个眼神依旧锐利、身材依旧瘦削、态度依旧谦卑的祭仲,不免百感交集。四年前,就是这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把自己扶上国君的宝座,屁股还没坐热,又被他赶下台来;四年后,他又派人将自己从卫国接回来,再一次送到了国君的位置上。取舍予夺,仿佛都在这老头的股掌之上。他没有对祭仲说太多,只是拍拍他的肩膀,淡淡地说了一句:“辛苦了。”祭仲将头低下去,眼角流下一滴浑浊的泪珠。谁辛苦?郑昭公辛苦,还是祭仲辛苦?也许生活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大家都很辛苦。毫无疑问,郑昭公和他的弟弟郑厉公一样,都不是善于玩弄权谋的人。他很单纯,甚至单纯到固执的地步,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两次拒绝齐僖公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好意。他似乎总弄不明白,既然生于公卿之家,婚姻就是政治,与爱情和个人气节是没多少关系的。如果那时候娶了齐国的公主,想必不会有这四年的流亡生涯吧?宋国人就算是想动他,也要考虑一下后果,齐僖公这个岳父老子可不是好得罪的。那样的话,不只是自己免受颠沛之苦,郑国也不会陷于混乱,父亲郑庄公的威名也不会受到损害……总之,一切都会不同。不过,如果他知道那位从齐国抱得美人归的鲁桓公是一个什么下场,也许能冲淡这种后悔。公元前706年,鲁桓公迎娶文姜的第三年,他们的爱情结出了果实——这一年九月,他们的儿子诞生了。因为出生的日期与鲁桓公相同,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同。以“周礼尽在鲁矣”而著称的鲁国人用盛大的排场迎接了这位大子的诞生:鲁桓公斋戒沐浴,以大牢(牛、羊、猪三牲)之礼献祭于列祖列宗;由国家级占卜师郑重其事地卜卦,选择吉利有福气的下层贵族人士来服侍婴儿,又挑选德才兼备、美貌的下层贵族的妻子来给他喂奶;鲁桓公、文姜和血统纯正的高级贵族公室妇女一起为他举行命名礼。大子同诞生的时候,正是齐、鲁、郑三国同盟的鼎盛时期,但是三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对等,简单地说:郑庄公是这个同盟的“轴”,也就是核心人物;齐僖公是这个同盟的“辐”,也就是支撑同盟运转的实力派;鲁隐公本来在同盟中地位不低,但是鲁桓公上台后,三国诸侯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了:齐僖公和郑庄公仍然亲密无间,鲁桓公这位后来者却始终没有被摆到平等对话的位置上。这也难怪,前两者在历史上有“僖庄小霸”之称,鲁隐公之所以能够与这两位平起平坐,主要是因为他正直厚道,为人忠憨,受到他们的尊重。而鲁桓公既不正直,也不厚道,用了阴谋诡计杀死鲁隐公才上台,本来就做贼心虚,在两位小霸面前就显得愈发渺小,更何况齐僖公还是他的岳父,从辈分上来讲,已然矮了两位大爷一辈。对于齐僖公这位岳父,鲁桓公的态度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06年冬天,纪武公来到曲阜朝觐鲁桓公,一方面庆贺大子同的诞生,另一方面是觉察到齐国有进攻纪国的迹象,想请鲁桓公出面,在齐僖公面前说说好话,放弃进攻纪国的念头。纪国是山东的姜姓小国,与鲁国有姻亲关系。纪武公心想,鲁国是齐国的盟国,鲁桓公又是齐僖公的女婿,找鲁桓公帮忙准错不了。但是没想到,鲁桓公听说要他到齐僖公面前斡旋,就开始捻着胡须支吾其词了,又是天气不佳又是道儿不好走又是老婆粘得紧啊…

                        依赖于稻米的输入。如万历时期的一份地方志所言:县不产米,仰食四方,夏麦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载米而来者,舳舻相衔也。中人之家,朝炊夕爨,负米而入者,项背相望也。倘令金鼓一震,矢石交加,城门十日不启,饥人号呼,得不自乱乎?由于苏州陷入了当时的经济危机,许多私人房屋或是空了出来,或是被卖掉;上海地区——它常常被称为小苏州——也出现了可怕的饥荒景象。1641年一个上海的学者写道,这个地区的百姓易子而食,或是挖尸蒸吃。自从棉布商人绝迹以后,松江的百姓只能坐以待毙。

                        农奴暴动

                        在1643年到1644年之间的秋冬时分,由于在湖广和江西的张献忠部队切断了向长江下游的稻米航运,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接踵而来的春季和夏季又遭到干旱的蹂躏,松江地区的所有水井都干涸了。当崇祯皇帝遇难和北京被李自成攻陷的消息传到长江下游地区时,米价几乎上涨了四倍。神父安东尼奥·古维(AntonioGouvea)在他给大主教的年信中讲述了随后在上海附近地区发生的事情:这个城市的农民全是或几乎全是那些致仕官僚和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们的农奴,他们耕种其土地以获得一份粮食。在城里和乡下有千万这样的人。现在他们知道,皇帝没有了。由于南京当时还没有人称帝,他们便组成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自己的奴契。因为中央政府已经陷落,他们也解放了。在乡下,他们拿起兵器冲向地主,杀死主人,抢劫财产,肆意侮辱,无所不为。没有任何士兵来弹压他们,因为城市里的长官已经结束了他的使命,而新的官员还没有到来。在农村举行起义后,他们又派人对那些官吏和文人们说,他们应该立即给他们废奴为良的证明,否则,他们就会在7月18日那一天破城而入,毫不留情地杀尽一切。尽管在城里有几千人和最有权势的致仕官僚,但是没有人挺身出来进行防守,他们只是简单地等待进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到了预定的那一天,起义者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市,捣毁大户的房屋,砸烂大门,蜂涌而入,鞭打脚踢,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些斥责或劝说他们的人也受到鞭打和侮辱,在他们中间有我们保罗·克劳(即徐光启)的记忆力非凡的二儿子。上海的农奴起义,是长江下游地区众多暴动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在长江下游,富户的家仆和佃农们联合起来,进攻他们主人的房院,要求归还他们的奴契佃约,并且抢夺粮食。明王朝的陷落,似乎预示着社会秩序的变动——或者至少是生活的暂时更新,一个新的开始,因而也是一个清扫社会的时机。就像1645年在黟县(安徽)的农奴起义中宋乞的追随者们说的那样:“君主已变,主人当变仆人;主仆当兄弟相称。”从进攻富人宅院索回“卖身文约”开始,农奴的起义联合了“佃兵”一道用暴力打击乡绅权贵。当乡绅逃进了城镇时,农村的贫苦百姓就去焚烧富人的园舍,打开了他们的仓库。在这个时期,许多佃农逃离了土地,加入了那些活跃在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啸聚而成的军队。因为江南东部的起义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当地的乡绅转向南明政权请求帮助,镇压暴动。因为新的政府很快在南京建立起来,因此那些忠君的官僚们眼下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在一起。苏松地区的军事将领在一个叫做南翔的地方镇压了20股或者更多的起义军。兵备道祁彪佳要求村长们严格执行“保甲”制度,同时撤换了那些软弱无能的当地官员,加强当地的保卫措施,在1644年到1645年间的冬季,难得的安宁又降临到这个地区,佃农和农奴停止了骚动。但是就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麻子顾三领导的海盗人数增加了,当地的土匪变得更为猖獗,因而乡绅们加强了他们的卫兵。然而,乡绅们的“看门狗”又反过来咬他们的主人。太仓地区一个姓名不详的乡绅描述了沿海城镇沙溪流氓“乡兵”的情况:吾镇即有乡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啮之,必见骨。这些“乡兵”确实有点正规军的样子。但是大多数真正的士兵属于乡村劳动力中最贫穷的阶层,再加上城镇的茶叶店员们。乌龙会并没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但这个无法无天的军事团伙的几个头目是乡绅最害怕的那种人。其头目之一俞伯祥,是一个世代依附于王氏家族的农奴。另一个首领陈孟调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家仆,他与几个家人都加入了这个组织,起因则是与另一个家族的婚姻纠纷。对于江南安分守己的百姓来说,这是些很难令人放心的组织。当南明军队崩溃的消息传来时,太仓的农奴再次造反,乌龙会的领导人俞伯祥宣布说,他将要废除世袭为奴的制度,农奴应该只让自愿投靠的人去做。随着抢劫和暴力行为的蔓延,随着太仓东部乡民聚众千人掠杀主人,这种混乱甚至也波及到了一些城市。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6月7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铳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寝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这次进攻原来是一场虚惊。但是两天以后,数百强徒真的进攻了沙溪,杀死不少富裕人家,这使此地乡绅和亚麻富商相信,任何秩序都要强于这种社会混乱。当清朝官员来到这里索取州县人口和赋税籍簿时,这些账簿便被交了出来,而且新的地方长官受到了欢迎。在由于与李自成合作而被南明政府定为逆罪的前都御史时敏的帮助下,沙溪的富户人家得以平定乌龙会,逮捕并绞死了它的几个领导人。

                        合作恢复秩序

                        在无锡和苏州地区,“与人为善”的城市头面人物与清政府之间的类似合作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无锡,东林党的一位创始人的侄子顾杲,曾因为阮大铖的命令而被逮捕,刚刚从南京监禁中跑了回来,尽管他想招募乡兵抵抗清人,但是城市的长老和乡绅们已经先走了一步,收集了所有的赋税和人口账簿,交给在常州新掌权的清朝当局。当顾杲沿途招募合作者时,他们告诉周围那些不知真情的乡军头目说,他是一个强盗。农民当即杀死了这位著名的文人。尽管他们很快就知道他们杀死的是怎样一个英烈之士,并为此而后悔,但是,这时这座城市已经处于清政府的严厉统治之下了。在苏州,一个叫做张悌的下层地主确实组织了一支复明的“叛党”,但是当有传闻说太湖的匪寇要攻城时,富有的城镇乡绅领袖和乡兵头目叶茂华便把这座城市交给了新王朝的代表,并且因为“倡言百姓归顺”而受到了官方的褒奖。受理叶茂华投降事务的清朝官吏是钱谦益的朋友黄家鼒,当他入城时,受到了所有“大姓”的烧香欢迎。就像清朝的其他招抚大员一样,黄家鼒的任务是解决当地乡绅投降问题,并且作为交换,允许他们对这个地区维持控制,并允诺对此地提供新朝满汉军队的保护而不是进攻。这是1645年7月2日在嘉兴以南的地区发生的事情。当时恰好是多铎的军队通过嘉兴直奔杭州之时。尽管军队将领自杀了,但是地方官却交出了他的账簿,城中长者们领着居民在城门和城墙上写上“顺民”两个巨大的汉字。在都会周围的大多数地区都效法了这一做法。尽管和平受降的政策是由多铎在南京批准的,但是在他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之后,这个政策就留给了他的侄子勒克德浑(1652年封为顺承王)来执行。努尔哈赤的曾孙勒克德浑在1645年的夏季受命去南京。他的主要幕僚不是别人,正是前明的“英雄”洪承畴——他拥有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等荣衔。自从崇祯皇帝因为洪承畴对北京政权的贡献而为他举行葬礼以后,洪承畴就被认为已经光荣战死在北方前线了。他在南京的再次出现,引起了公众百姓的巨大震动。人们对洪承畴的态度,常常使洪承畴怀着最为羞愧耻辱的心情,回忆起他没有为他的君主殉节,一点也不配得到那些公开表示忠于明君的高尚文人们的尊敬。摆脱他的耻辱而又能够有效地用“招抚”手法完成他平定江南使命的一个办法,就是广泛吸收前明官吏加入清政府。洪承畴到南京以后,不断推荐那些前明官僚担任清政府的官员,并向朝廷解释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就不能够平定这个地区。任使为惧,窃思各省事繁,职才短力弱,欲以一人之身,每日历办大小诸务,恐致迟缓错误。职受命之时,内院臣冯铨、刚林等常催职将中国军官旗鼓官堪随用者,俱题请备用……职即先行,沿途及南中有人,皆可举用。像钱谦益一样,洪承畴相信,由前明官僚担任中央和本地政府官员将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地区的行政控制,防止军事事变的发生。不过,尽管洪承畴和钱谦益做了极大努力,士大夫们并没有全都响应这种呼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合作立场取决于士绅们的社会利益。可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却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响应这种对法律和秩序的冠冕堂皇的呼吁——即使是用钱谦益的话来说,投降新王朝并巩固它的统治,对平民百姓更有好处。在士大夫当中,有一些人感到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有义务,这些人常来自被视为最高层的绅士阶层——也就是那种造就了都市官僚的士绅家庭。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在士大夫阶层中属于精华部分,具有负责维护古代崇高道德与文化准则的贵族意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国家的“领土”。他们的父亲和叔父们可能参加过早期东林党运动,而自己可能是某个与复社有联系的文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是国家的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甚至达到过威胁政治稳定的程度。当个人名节与政治妥协相矛盾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极端分子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随后,清政府以一种避免冲突的巧妙方式,向那些站在公共秩序和政府法纪一边的乡绅中的社会保守势力发出了呼吁。这些乡绅受到了逢迎,但也不是露骨的诱惑。如果这种逢迎过于粗俗的话,这些社会上层名流就会被迫拒绝合作,以避免公众的指责。逐渐地,江南的士绅家族找到了一些办法,既可以与清政府官员合作,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社会利益,又可以满足清政府控制那个地区丰富的经济资源的要求。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康熙皇帝在位而这种妥协已成为可能之前,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也就是1645年,新的统治者是过于粗暴了。比如,在嘉定,清政府的地方官张维熙粗鲁地命令当地的乡绅来与之相商,他们就拒绝了。而在松江,那些已经同意合作的人被要求向新的地方长官推荐一些“人物”,但是这位地方长官生硬地命令被推荐的那些“领士”到当地衙门参拜,否则即被视为叛党。著名作家、松江的几社成员之一夏允彝在此后简短地写道:“譬有贞妇,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勿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夏允彝本人实际上选择了道德上的清白,而不是政治上的同流合污。因此,从清人占领江南的最初几天开始,就有一些优秀的年轻士大夫强烈地反对与清人合作。他们所以要挺身而出,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时常可以上溯到为东林英雄进行的辩护。然而,就像我们在苏州和太仓看到的情况一样,当地的城市领袖们往往很快地同意归顺,把他们的赋税簿册交给了钱谦益的部下,或是投降了清朝的军队将领。而且一旦当地富有斗争激情的人想采取行动反对合作时,他们——像张岱——便受到了抵制,或是被他们的城市领袖杀死。然而,清廷政策的一个戏剧性变化,使情势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

                        剃发令

                        最初,在占领南京时,清统治者采取了在北方已经确定了的政策,即命令只有军人才必须遵从满人的风俗,剃去他们的头发。这份在1645年6月19日豫王多铎发布的法令写道:剃头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但是,对于那些以主动剃发为耻的南方儒士来说,这个让步很快就取消了,因为就在这个时期,有两个“无耻”官僚建议清廷改变它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由于北京的那些想借满族排外主义扩大一己私利的汉人归顺者提出的这个诌媚的建议,多尔衮在1645年7月决定改变他停止剃发的命令。于是在清人统治之处,所有汉人都接到命令:士兵和市民们必须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把他们的头发按照满人的辫式编扎起来。根据满人的看法,“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不仅能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忠诚考验。从此,就像我们在前线战斗中看到的一样,归顺者们的合作,就要用部落的辫子发式来做为标志了。“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这样,当清中央政府在1645年7月21日正式宣布普遍赦免江南前明军队的政策时,它所说的是,只要这些官兵悔过自新,并且用剃发来表明他们的归顺,才能够得到“宽恕”。亦差官赍诏招徕抚慰,若遵制剃发,幡然来归,许与新顺将帅一体优叙。不过,在汉人官员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明朝人让头发长得很长,精心梳理,并且戴冠帽。长发和对长发的小心保护成为文人官僚形象与风度的一部分。剃发确实被看成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一种对文明的亵渎。而且对一个文人来说,剃发是儒者尊严的堕落。这部分是因为它有悖于孟子关于受之父母的发肤不可毁伤的主张。剃发近乎于阉割——几乎是一个名节扫地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顾杲的朋友、著名儒师杨廷枢,在阮大铖清洗政府时,从南京逃到了洞庭,当他因为怀疑涉嫌1647年松江起义而遭逮捕时,审判官讲得很清楚,如果他剃发的话,他就可以不因政治罪行而受到指控,并且会享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杨廷枢断然拒绝了。他说:“杀头事小,剃发事大”。当然,杨廷枢因此就义了。剃发命令不仅冒犯了儒士——或者说是那些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们记得女真金朝也曾把同样的暴虐行为强加在汉人头上——而且也激怒了一般老百姓,他们视失去头发如同遭到阉割。当这个新的政策宣布时,一些煽动宣传告诉那些农民说,如果他们剃发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老婆,这样就激怒了那些农民百姓。几个世纪以后,农民已经将梳辫子和剪去额发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装束。但是在1645年当这个政策推广到全中国时,它代表一种对汉族英雄气概的背叛,而且尤其是对长江下游的农民百姓的一种侮辱。就是说,剃发令对于“领士”之下的百姓,类似于以参拜地方长官衙门来公开表明归顺的要求对待文人。远离都市的农民容易接受新的统治者。但是,在这些“夷狄”命令之下改变汉人习俗,却是一种耻辱,因此他们许多人发誓拒绝接受。这样,统治者使满汉融为一体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国中部和南部的社会上下层阶级在反对外来者上融为一体。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冲突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这一次文化贵族和下层江南老百姓站到了一起反对清廷,甚至反对那些愿意接受清廷和平合作要求的耆老、商人和致仕官僚们。在几天或几星期前,一些乡村和城市本已顺从地投降了,然而现在它们的百姓再次起来反对新的政府。

                        地方抵抗运动

                        在许多城市里,当地与清朝合作的人接管了政权,并且在清朝官员的帮助下进行着统治,但是这些城市的领导人发现,在他们服从

                        进西苑后,李隆基因为内心十分抑郁而身染重病,皇帝李亨也因为怏怏不乐而卧病在床时,当时身为太子的李豫的地位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李豫并没有顾忌很多,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李豫不顾李辅国的嚣张跋扈,不分白天黑夜地往来于两宫之内,悉心侍奉太上皇和父皇。对于李隆基而言,李豫算是尽了孝道,平稳将太上皇送到了人生终点,这个李隆基最为宠爱的嫡皇孙终于没有辜负于他。但对于父皇李亨来讲,李豫直到他临去世的那天,内心依然充满无限的遗憾,只因为自己的父皇在李辅国发动的兵变中惊恐过世,而自己却因为李辅国的强行软禁,不能在父皇身边陪他最后一程。值得一提的是,在李豫派杀手除掉李辅国后,他将杀手带回来的李辅国的一只手臂送至埋葬父皇李亨的泰陵进行祭奠,这既是一种发泄,也是一种告慰。坦白地讲,李豫的一生有诸多遗憾,他贵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却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父皇李亨看到安史叛乱的彻底平定。生母吴太后英年早逝,让李豫过早失去了母爱,虽然他一直生活在李隆基设置的百孙院中,生活似乎并不孤单,但谁都明白无论是谁也代替不了母亲。所以成年之后的李豫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仁慈,如极度忍受三大宦官和权臣元载的嚣张跋扈,以及姑息河朔三镇的做法,表面看起来实在与他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颇为不符,但在我看来除了某些客观因素之外,不能不与他过早失去母爱,进而形成了一种柔弱的性格有关。从这一点来看,李豫很像他的先祖唐高宗李治。除了对待父母留有诸多遗憾之外,事实上李豫的情感之路走得也是颇为不顺。对情感道路上的遗憾,李豫除了埋藏在内心之外,他还付诸实际行动想要去弥补,他的做法和李唐诸多先帝相比,颇有些感性色彩,甚至可以说不能用理智去控制。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中,没有哪个会把自己的皇后遗失,李豫是唯一的一个,当然这不能怪他。皇后沈氏出身江南太湖流域名门,祖辈世代为官,父亲沈易直曾官至秘书监。沈氏温婉贤良,在开元二十二年被选入东宫,被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赐给了广平王府,就这样沈氏来到了李豫身边,不久后成为了广平王妃。李豫和沈氏十分恩爱,一起走过了十六年的岁月,这十六年里两个人相濡以沫,在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支持,两个人本以为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李隆基带领众人仓皇逃离长安时,除自己的嫔妃、皇子、皇孙及公主之外,其余人全都因来不及召集而丢弃在长安,这其中也包括沈氏。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沈氏被迫做了俘虏,送进东都洛阳掖庭宫为奴,后来李豫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后收复洛阳后,重新找到沈氏,当再见面时想起沈氏经历的种种苦难,李豫不禁伤感万分,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让沈氏受委屈。李豫将沈氏安置在洛阳宫中,身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他此刻还不能和沈氏尽叙相思之情,他必须要时刻以平叛为己任,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只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奋力拼杀疆场之际,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虽然李豫很快重新收复洛阳,但沈氏却不知去向。当时李豫派人四处寻找,但每次传回来的消息都是没有结果。随着一批批人的空手而还,李豫开始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他努力地不想让脑海中涌现出那股不祥的想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沈氏可能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每当想起沈氏在乱军之中,渴求回到自己丈夫身边的场景时,李豫总会伤心绝望地大哭起来,对于大唐帝国而言,李豫尽到了责任,但对于妻子而言,李豫显然觉得有愧于她。只是,这种愧疚是一辈子再也无法弥补的!虽然遍寻沈氏无着,但既然没有找到尸体,李豫的心中总还抱有一线希望,当了皇帝后李豫派人继续到全国各地寻找沈氏,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李豫也从没放弃努力,只希望上天能够给他带来奇迹,让沈氏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外出寻找沈氏的特使为李豫带回一个消息,说寿州崇善寺有一个尼姑叫广澄,自己登门前来说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李豫听到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即让人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广澄召进宫来。李豫本以为自己的努力真的换来上天的回报,而且当他见到“沈氏”后,也确实发现这个尼姑广澄和沈氏容貌相似,只是因为很多年过去了,显得过于苍老。兴奋之下的李豫本以为真的找到了沈氏,就在他准备迎回“沈氏”时,这个尼姑广澄终于露馅,在面对太子李适时,她居然不认识。经过审查核实,这个自称为沈氏的尼姑广澄原来是太子李适年幼时住在大明宫少阳院中的一个乳母,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长大成人,她是不可能认出李适的。气急败坏的李豫一怒之下,下令将这个冒牌货鞭杀于午门之外。直到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他依然对生母沈氏存活在世上抱有一线希望,他执意派人继续在全国范围寻找,等来的却是和当年父皇李豫一样的结果——冒牌货不断。最逼真的一次,李适居然已经完成了认母仪式,结果高力士的养子高承悦从外地赶到京城上奏说这个“沈太后”的真实身份是高力士的养女。李适得到消息后,派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前去查验,结果证实确实“沈太后”的真实身份确实是高力士的养女,只是年龄相仿,相貌十分相似,而且手指和沈氏一样都有刀伤。不过李适的处理方法和李豫不同,他下令免罪放还这个冒牌货,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宁受百欺,欲以后求得一真!”自此之后,世上再无关于沈氏的消息,李适只好追谥沈氏为睿真皇太后,奉祭服葬于埋葬李豫的元陵。……久寻沈氏未果,李豫最终被迫接受了现实,大历三年(768年)二月册封后宫的独孤氏为贵妃。值得一提的是,后宫之中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这说明李豫虽然钟爱独孤氏,但在内心深处谁也不能取代沈氏的位置,甚至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也没有册立皇后。或许是因为他恪守太子之母应为皇后的惯例,从而想把皇后的位子留给沈氏。但在我看来,一个男人只有对深深扎根于自己加心中的女人,他才会做出如此举动,何况李豫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可以有诸多选择,但最终没能迈出那一步,这足以说明沈氏已经深深烙印在李豫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也会自难忘。独孤氏的出现让李豫的生活逐渐恢复了生机,而且独孤氏和沈氏一样,都是温婉贤良的女子,其家族为三朝外戚,独孤氏以姿色绝美而被选入宫中,受到李豫的宠爱。独孤氏为李豫生下了韩王李洄和华阳公主,尤其是华阳公主因为聪明过人,善于随着李豫的喜憎而应对,受到李豫的特别钟爱,但大历九年(775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夭亡,李豫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李豫怎么也不会想到,华阳公主的病逝为独孤氏带来的是致命的打击。独孤氏仅仅在为李豫带来七年的美好时光后既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大历十年(775年)十月,独孤氏因为思念华阳公主过度而身染重病,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来不及和她的夫君说上一句话便撒手西去。刚刚走出沈氏阴影没几年光景的李豫,几乎承受不了这连续发生的不幸而遭到沉重的打击,在一阵近乎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中,李豫下令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以便天天探视。自此之后,李豫几乎每天都到内殿看望独孤氏,每次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静静地躺在那里,犹如熟睡一般,李豫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唤醒她,但很快现实告诉他,这个自己心爱的女人早已经和他人鬼殊途。李豫将独孤氏的遗体安放在内殿中长达三年的时间,一直不忍下葬,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才在朝臣的一致请求下,安葬独孤氏于庄陵(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下葬的那天空中飘起了小雨,似乎是被李豫的痴情而感动得落泪,在一片哀怨的氛围中,李豫目送爱妻的棺椁逐渐埋入黄土之中,虽已经过去三年的时间,但那一刻李豫还是犹如被撕裂了心肺一样而失声痛哭。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纳兰性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在我看来,李豫虽然不知道千百年后纳兰性德会写出如此凄美的爱情挽词,但这首词确实最能反映李豫当时那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李豫一生情路波折,沈氏的不知所终,独孤氏的突然离世和华阳公主的夭亡,都让他悲痛至极,甚至完全超出了他精神所能承受的极限。在安葬独孤氏的一年后,李豫陷入了漫长的忧郁之中而一病不起。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李豫在精神极度虚弱之中病逝于紫宸殿,走完了他五十四年的人生之路。因为情路波折,李豫始终在精神重压之下生活,同时也形成了他复杂的心态。千百年来很多人诟病他的政治策略,但是当你明白他的政治策略是反复平衡他那复杂心态后而作出的决定时,你就会理解这个仁慈的皇帝原来有许多不被人理解的苦衷。复杂的心态李豫所处的时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而言,都是剧烈动荡变化的时代。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李豫是帝国百孙院中的佼佼者,接受了优越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唐玄宗李隆基最钟爱的嫡皇孙。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筹部署安排平叛工作,完成李唐皇族交给他的使命,进而在李辅国发动的政变中被拥戴为帝。当上皇帝后他在动乱之后努力寻求大治,改革漕运和税制是他治国中的亮点,而再造李唐一统河山、稳坐皇位是他不懈的追求。前边我们详细介绍了李豫的作为,很长时间以来他都给人一种性格谦和、心胸开阔、宽而善断、喜怒不形于色的感觉。但李豫一生中让人诟病最多的,却是他对河朔三镇的姑息,因为从整个唐朝的宏观历史来看,大唐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分崩离析,河朔三镇的危害是源头之一。尽管李豫姑息河朔三镇有其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李豫作为一国之主,他本心是不可能更不愿意对危害李唐皇权的个人或势力进行姑息的。李豫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本身源于一种复杂的局势,当然还有他那复杂的心态。可以说,对河朔三镇的纵容中既有形势所迫,也有其性格使然。从形势上来看,历经八年安史之乱,大唐帝国已经元气大伤,失去内重外轻的军事态势,兵力布局被打乱,西北边防空虚,如需要彻底根治安史旧部的残余势力,仅仅依靠帝国自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借助回纥等西北胡族的兵力,但在平叛的过程中,回纥部族虽然作战勇猛,但他们同样表现出了野蛮的习性,不仅在长安大肆烧杀抢掠,而且损毁宫殿,胡作非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帝国的利益,这一点李豫深有感触,所以从李豫内心来讲,随着叛乱的渐趋平定,是不想再继续引狼入室的。不借助回纥等部族的兵力,就无法采用武力手段彻底剿灭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但要知道人家虽然名曰残余势力,但手中的兵马和武器并不残缺,所以摆在李豫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招降收编。但李豫清楚地知道,他准备招降收编的这些人可不是那些市井无赖,随便发个告示,把对方哄进京城,然后给个官做就万事大吉的。招降这些人的前提首先必须是不能损害对方原有的利益,在那些安史旧部看来,他们最担心被损害的利益,就是失去已经占领的地盘和军队,如果李豫处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再起战乱,所以李豫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已经形成的格局不变。而且当时摆在李豫面前的还有吐蕃这只老虎,在安史叛乱刚刚平定时,吐蕃人便挥师前来,最终迫使李豫放弃长安逃往陕郡。当时连战略眼光独到的郭子仪也上疏李豫,认为吐蕃、党项部落虽然属于蛮夷,但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且民风彪悍拥兵甚重,对于他们的入寇,绝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要想长期做好防御准备,首先内部必须要安定,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李豫之所以姑息安史叛军,顾忌吐蕃这个外敌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针对上述这些现实处境,李豫为当时深处动荡的大唐帝国制订了一个战略计划,那就是在根除安史叛军残余势力尚感力量不足之时,暂时姑息安史旧部,并对仆固怀恩和河朔的骄兵强将暂时实行两个方面的妥协以求平稳。在李豫看来,只要保持住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对外专心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部族,进而稳住帝国的整个局面,然后再励精图治,待到帝国恢复元气后,再一点点地根除安史旧部的隐患。其实,当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供李豫选择,一边是一触即发的战乱,一边是使用隐忍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未来却有更大的空间去清除隐患,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第二条路径。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河朔三镇会形成,为什么仆固怀恩会叛乱那么久而不倒,为什么吐蕃人在撤出长安后,李豫没有继续组织反击,其实这一切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相信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豫的内心一定是苦闷的,因为这与他内心的期望实在相去甚远,但面对依然深陷困境的国家,李豫又能怎样呢?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隐忍,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妥协,但李豫始终没有丢掉恢复太平盛世的理想,只是历史在他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河朔三镇居然成为了大唐帝国后期祸患的一个源头,我想李豫如果在天有灵,定不会瞑目。或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局限性!从性格角度而言,李豫虽然具备仁慈之心,但很多时候也表现出左右摇摆的态度,如从重儒遵道到独崇佛教,最后又重新归于儒家实行仁政,就可以看出李豫在某些时候对自己所走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坚定。在李豫之前,李唐皇族崇信道教,这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虽然也有少数人(如武则天)信仰佛教,但基本上都是佛道二教并重,并没有偏向哪一方面。但到了李豫这里,情况出现了另一种变化。在大历二年(767年)之前,李豫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特别喜好儒道,专习《礼》《易》,崇尚仁孝。可是从大历二年开始,随着元载、王缙等人逐渐被重用,李豫的行为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元载进入宰相班子后,李豫忽然间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元载和王缙都是佛教的狂热信奉者,在鱼朝恩被清除之前,元载一直都是李豫的宠臣,所以李豫对佛教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与元载的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但由于性格偏软的原因,从元载被重用的那一天起,李豫就对佛教陷入了一种非正常对待的状态,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进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出现由于佞佛过度,朝臣争相效仿,以至于政事懈怠,朝纲开始出现些许紊乱。然而事实上,元载的影响力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出现在李豫本人这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元载的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原因会让李豫的宗教信仰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呢?纵观李豫先前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形势,可以说李豫的转变有其必然性。安史之乱平定后,李豫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下来,随即对有功者加官进爵,归降者姑息宽容,入援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进行赏赐,李豫本以为可以就此尽享太平盛世。但朝廷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三大宦官相继为祸,仆固怀恩那样的强将武夫又割据犯上,边疆强敌吐蕃又不断进犯,甚至连京城长安也差点送给人家,这一切都让刚刚放松神经的李豫瞬间又紧张起来。这种巨大的形势反差,让李豫产生了极度困惑,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乱刚刚平息,转瞬之间又刀兵四起。当时恰好元载、王缙逐渐得宠,而他们皆信奉佛教,所言因果报应之说和敬佛消灾,让当时焦头烂额的李豫似乎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久而久之元载和王缙在李豫的面前的言行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李豫看来信奉佛教可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并且可以弥补儒、道二家的不足,所以他在几次诏令一再

                        物博,人口众多,本来足可与秦、齐抗衡,无奈楚怀王昏庸无能,丧师辱国,将大好河山丢失了一大片,只能屈居第三。赵国在三晋中地域最广,又得代地的良马之利,位居第四。魏国在战国前期一度称霸天下,长达百余年之久。然而自魏惠王中晚期以来,国势每况愈下,逐渐沦为二流强国,反被秦、赵等国超越,排名第五。韩国地域狭小,东有齐,西有秦,南有楚,北有赵、魏,一直是仰人鼻息,在夹缝中求生存,排名第六。燕国地处北方,国力历来不强,加上当年子之之乱,差点被齐国所灭,后虽复国,但是元气大伤,在战国七雄中排名最后。现在要说的,是关于赵国的事。胡服骑射,赵军崛起赵武灵王继承君位,是在公元前326年,也就是秦国在龙门举行腊祭的那年。当时他才不到二十岁,上台后先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虚心向父亲赵肃侯留下来的重臣肥义问政,并且增加肥义的俸禄。第二件事,国内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给养老金。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秦国已经强大,秦惠王任用张仪为相,施展连横手段,不断蚕食中原各国的土地,三晋首当其冲。赵武灵王知道,单靠赵国的力量,是无法与秦国抗衡的。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的入侵。出于这种目的,他参加了公元前323年公孙衍组织的五国相王,赵国成为三晋中最后一个称王的国家。公元前318年,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赵武灵王积极参与。但是,由于合纵各国各怀心思,最后真正讨伐秦国的,只有三晋的部队。秦国派樗里疾出关迎击,将三晋联军打得大败,齐国又趁火打劫,致使赵国遭受巨大损失。赵武灵王一怒之下,宣称:“有名无实的大王,我不当!”于是去掉王号,令臣民称自己为君。此举大有与合纵运动划清界限之意。确实,自此之后,合纵与连横之间的数次交锋,赵国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即便如此,秦国仍然没有放过赵国。公元前313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俘虏赵将赵庄。这一战史称“赵庄之战”,秦军斩首甚多,后来苏代说:“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足见赵国损失之惨重。赵国的威胁不只来自于秦国和齐国。赵国东北与东胡相邻,北面与匈奴相接,西北和林胡和楼烦接壤,这些都是游牧的少数民族,它们骁勇善战,来去如风,经常袭击赵国的边境地区,烧毁房屋,掳掠百姓,给赵国造成很大的困扰。更有一个中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几乎是“嵌”在赵国腹地,成为赵国的国中之国,让赵武灵王吃不香,睡不好。究竟怎样才能让赵国强大起来?公元前307年正月,赵武灵王召见肥义商议天下大事,谈了整整五天五夜。然后赵武灵王亲自率兵讨伐中山,一直打到房子(地名)。接着他又巡视代地,北至无穷(地名),西至黄河,游览了一圈之后才回到邯郸。他将所有大臣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将赵国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他在会上说:“过去我们的先王顺应潮流,向南扩张势力,又沿着漳河、滏水修筑长城,攻取郭狼和蔺邑,在荏地打败林胡,但是未竟全功。现在我们北有燕,东有齐,西有林胡、楼烦和秦国,南有魏、韩,中有中山,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随时可能灭亡,大家说怎么办?依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向胡人学习骑射之术。但是,咱们中原人穿的宽袍大袖很累赘,我想先从服装着手,让赵国人从此改穿简短的胡服。”此言一出,群臣哗然。自古以来,中原民族有一种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比周围的少数民族高一等级。这种高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技术上,更体现在文化上。简单地说,中原人认为自己是有教养的,而所谓的“四夷”是没有教养的。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君”,意思是夷狄就算有人管,也不如华夏没人管,那是因为人的素质相差太远。中原人之所以有教养,是因为有先王和圣贤的礼乐教化,知道礼义廉耻。四夷则享受不到这种教育,所以又称为化外之民。说到学习,从来都是四夷向中原学习,没有听过中原向四夷学习的。让中原人穿胡人的衣服,简直就像让清朝人剪辫子、穿洋服一样,完全不可理喻。当时就有人在堂下嘀咕:“我们才不向胡人学习呢!太没面子了,天下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列祖列宗会怎么看我们?”“骑射便也罢了,还要穿胡服,这不是全盘胡化么?那样做,符合我们赵国的国情么?”“我们决不走胡服骑射的邪路!”朝堂上像是炸开了锅。肥义站在赵武灵王旁边,大声说道:“请大家安静,听主公训示。”好不容易才让群臣平静下来。这也是赵武灵王意料之中的事。他对群臣说:“我知道你们难以接受,但我要告诉你们,身为国家的大臣,失意的时候要表现出良好的品德,而掌权的时候就要做对君主、对百姓有益的事,这才是臣子的职分!如今赵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要想突破重围,必须要有非常之举。自古以来,创造盖世功业的人,必然会受到世俗的指责;凡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遭到愚妄之人嘲笑。我现在要用胡服骑射来训练全国的百姓,培养他们的尚武精神,建立一支无敌于天下的骑兵,肯定也会遭到国人的反对。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改变主意,因为只有这样,赵国才有出路,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立足和生存。”散会之后,赵武灵王将肥义留下来,说:“您看这事怎么办?大臣们都说不通,还怎么在全国推行?”肥义说:“您既然下定决心,就不用管人家怎么说了。但是如果能够先说服您的叔叔公子成,事情就好办多了。”公子成是赵肃侯的胞弟,在赵国王室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能够做通公子成的工作,就基本上能消除王室中反对的声音。赵武灵王先是派了大夫王绁(xiè)去公子成府上转达他的意思——“我明天就要穿着胡服去上朝,也想看到叔父您穿着胡服。在家中应听宗主的话,在朝中要听君主的话,这是先王定下的规矩。叔父如果不穿,恐怕天下人会议论纷纷,看咱们赵国的笑话。改穿胡服不是为了生活舒适养尊处优,而是为了培养国人的尚武精神,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请叔父一定要支持我。”公子成很惶恐地说:“我长期卧病,没能入朝向国君请安,十分失礼。国君要穿胡服的事,我已有所耳闻。现在国君既然派您专门来向我说起,我便斗胆说一句——中原本是四夷奉为楷模的地方,您却要背离中原的习俗,去穿四夷的奇装异服,这不是搞反了么?”王绁见话不投机,不敢多说,回去向赵武灵王禀报。赵武灵王说:“叔父有病,我应该去看看他。”赵武灵王亲自来到公子成府上,这时已经是深夜。叔侄俩寒暄一阵之后,屏退众人,作了一番长谈。赵武灵王说:“所谓衣服和礼仪,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而设计。断发文身,裸露胳膊,是吴越一带人民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当地气候潮湿,湖泊众多,这样穿着便于干活。如果要那里的人也像咱们一样穿着宽大的袍子,不但行动不方便,同时还会觉得别扭。”公子成说:“您说得对,赵国这个地方,就不能像吴越一样,所以咱们的老祖宗设计衣服,是根据本地的特点而设计的,您现在为什么要改呢?”赵武灵王说:“人的思想变了,国家的政策就得调整;客观形势变化了,礼仪也应该随着变化。中原各国都讲礼义,但是各个地方的风俗教化还是有很大区别,并不是完全按照先王最初确定的原则来定的。同样是礼仪,秦国和三晋不同,赵国和魏国也不同。所以圣贤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可以大胆变革,采用新的方法,不必拘泥于什么先王之道。”赵灵王的意思很简单,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矩,你别以为坚持穿传统服装就是没有背叛老祖宗,其实早就背叛了!公子成听了,呆若木鸡,不知怎么反驳。赵武灵王又说道:“越是思想闭塞,越多古怪的规矩;越是歪门邪道的人,越喜欢强词夺理,夸夸其谈。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不妄加否认,这才是公正宽容的态度。我知道,叔父所讲的是坚持习俗,而我讲的是驾驭习俗。赵国夹在秦国与齐国之间,战略地位很不利,又有东胡、林胡和楼烦不断侵扰,必须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才能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势。”公子成显然已经被说动了,但还是嘴硬:“我怕您这样做,会招来天下议论,给简主、襄主身上抹黑啊!”简主就是赵简子,也就是赵鞅;襄主则是赵襄子,也就是赵无恤。三家分晋以来,赵国一直将赵鞅、赵无恤父子尊为国家的创始人。赵武灵王见公子成搬出简主、襄主来压他,不觉微微一笑,道:“当年,简主选择襄主为继承人,就是因为襄主目光长远,能够吞并戎地,消灭代国,赶跑东胡,为赵氏开疆辟土。我现在要做的事,也就是要继承襄主的遗志,为赵国驱除胡虏,巩固边防,怎么是给祖宗抹黑呢?叔父就算不记得这么远的事,赵庄之战咱们遭受的惨败,总还是记得吧!”听到赵庄之战,公子成便浑身发抖,意绪难平。他没有再反驳赵武灵王,而是拜伏在地上,心悦诚服地说道:“老臣愚钝,不了解您的远大志向,竟然说三道四,实在是罪过。”第二天一早,公子成和肥义都穿着胡服上朝,满朝文武见了,知道这件事已经势在必行,没有人再敢提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于是下令全国都改穿胡服,招募骑马射箭之士扩充骑兵。这一年,秦国的甘茂刚刚攻下宜阳。传位次子,埋下隐患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再度讨伐中山。赵军骑兵部队攻至宁葭(今河北省石家庄),西略胡地到榆中(今陕西省榆林,在秦国上郡以北),林胡王归顺赵国。赵武灵王命代相赵固兼管榆中地区,并将林胡骑兵编入赵军。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第三次讨伐中山。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军实力强横。赵武灵王派周袑(shào)统领右军,许钧统领左军,赵章统领中军,他本人亲自挂帅。同时命将军牛翦统率车骑之众,赵希统率林胡和代郡的骑兵。赵军向北攻至恒山,向南攻至封龙(今河北省石家庄西南),中山王被迫割让四座城池求和。赵武灵王答应了中山王的请求,转而麾兵西进,于第二年征服了榆中以北的貉人部落,在那里设置九原郡和云中郡。公元前303年,赵国又攻中山,北至燕国,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第五次进攻中山。公元前299年五月,正当楚怀王应邀出访秦国被拘的时候,赵武灵王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将君位传给次子赵何(即赵惠文王),由肥义出任相国,辅佐赵惠文王听政。而他本人从此号称“主父”,带领军队向西北开拓疆土,还打算从云中、九原一带向南直接袭击秦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西出代郡,讨伐楼烦。楼烦王割地求和,赵国从此将楼烦部落纳入势力范围,并将楼烦骑兵也编入赵军。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经过十年的攻略,终于彻底消灭中山,为赵国摘除了这个心腹大患。至此,赵国北方地区皆已平定,由邯郸至代郡的道路畅通无阻。赵国兵强马壮,威势直逼秦、齐二国。也就在这一年,赵武灵王心满意足地回到邯郸,奖赏有功之臣,大赦囚徒,连续举办了五天的宴会来庆祝。在这次宴会上,赵武灵王宣布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驻守代郡,并命田不礼为安阳相,负责辅佐赵章。关于赵章,有必要说明一下。赵武灵王一生娶过两位正妻。公元前321年,他娶了韩宣王的女儿,尊为夫人。赵章就是这个女人的儿子,一度被立为太子。可是到了公元前310年,赵武灵王又娶了大夫吴广的女儿娃嬴,十分宠爱,立其为王后,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惠后”。后来惠后生了赵何(赵惠文王)。赵武灵王便废除了赵章的太子之位,改立赵何为嗣君。可想而知,赵章对于赵惠文王,是很不服气的。即便被封为安阳君,也不能减轻他心中的愤恨和不满。大夫李兑,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当时就对相国肥义说:“公子章(即赵章)为人强悍骄横,而且党羽众多,是个有野心的人。田不礼为人刻薄残忍,自视甚高。这两个人搞到一起,不出乱子才怪!”肥义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是主父的长子,又曾经被立为太子,现在主父封他为安阳君,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能有什么意见?”李兑说:“您怎么能够没意见?您是相国,要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啊!再说,如果发生什么事情,矛头必然指向您,您将是第一个受害者。仁者爱惜万物,而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您不能做到仁和智,何不假称有病,把政务交给公子成处理?”肥义说:“那怎么行!主父把大王托付给我,我接受了使命,就要负责到底,怎么能够因为有危险就不干呢?”肥义是这个态度,李兑也不能再劝了,说道:“那好,您多保重吧!我能够见到您也没几年了。”李兑说完,抹着眼泪走了。后来他又去找公子成,多次提到要防备田不礼的事。话虽如此,肥义却多留了一个心眼,交代亲信高信:“公子章和田不礼的情况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内心却十分险恶。特别是田不礼这个人,又贪婪又有野心,如果有朝一日他假传主父之令,突然发难夺权,我是不会奇怪的。坏人出入不可不防,从今天开始,你要替我盯紧一点,假如主父有事要召见大王,你一定要先告诉我,让我把情况摸清楚,确定没有问题了,才能让大王前往。”宫廷内外的这些尔虞我诈,赵武灵王一概不知。他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赵国逐渐强大后,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路线来获得最大利益。据《战国策》记载,当时赵国的大臣中有两种意见。富丁认为,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赵国应该与齐国联合,趁机削弱秦国。楼缓则认为,齐国现在通过孟尝君合纵韩、魏,势力十分强大,已经对赵国构成威胁,因此赵国应该联合秦、楚,共同对付齐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争执不下。赵武灵王说,你们别争了,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再作决定。不久之后,一个赵国使团来到咸阳。使者进宫面见秦昭王,递交国书,传达了赵惠文王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好意。这位使者身材高大,髯须飘逸,说起话来派头十足,而且条理清晰,很有说服力。秦昭王不禁暗暗称奇,问了他一些关于赵国的情况,他的回答总是很到位——三言两语便让秦昭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但是又不会让他有过于深入的了解。主客之间谈了一个上午。使者告辞后,秦昭王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便召集曾经出使过赵国的外交官,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赵国有这么一个人物。秦昭王的意思,天下英雄,不论国籍,只要是对秦国有用的,都应该网罗到秦国来。眼下这位赵国使者,虽然只见过一面,却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如果愿意留在秦国,就是让他做个相国也没问题。可是,大伙听秦昭王的描述,都摇着头说,没见过,真没见过这么个人。后来有个家伙蹙着眉头想了半天,恍然道:“大王所说的这个人,莫非就是赵主父?”秦昭王大吃一惊,赶紧派人到宾馆再去打探,发现赵国使团还在,使者却已经不见了。逼问之下,使团成员才告诉秦国人,那使者确实就是赵主父,他从宫中出来,立刻骑上骏马飞奔回赵国,这个时辰,估计已经出函谷关了。赵武灵王回到邯郸,便将大臣们召集起来说,我跑了一趟秦国,主要了解了两件事:第一,秦国地形险阻,易守难攻;第二,秦王气度不凡,虽然有太后制约,仍然是一代英主。有这两点,赵国暂时不能与秦国为敌。赵武灵王当场决定,赵国现在的外交政策是与秦国搞好关系,一心一意向北发展,谋求更大的战略空间。于是派楼缓出使秦国,以加强两国联系。楼缓后来深得秦昭王信任,一度出任秦国的相国。北狄易灭,政变难防关于惠后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据《史记》记载,当年赵国的先祖赵鞅,曾经有一次发急病,五天五夜不省人事。家臣们都慌了神,请

                        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海,去了浅草的某家饭馆喝酒。和尚喝般若汤[23]这事儿,大家在落语[24]跟小笑话里都常有耳闻。不过那说的都是酒肉和尚,他们连寺里的经书也不怎么了解。这位在人们眼中身为候补管长的高僧就截然不同了,他不会把自己喝成八先生、熊先生那样,给人拿来当落语里的笑柄。这位前辈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首先就是他那副慈颜,那是世上少有的慈颜中的慈颜。他总是面带浅浅的微笑,就像暖春的轻风,悠然自得。嗓音也是柔柔的,就算喝醉也很少大声嚷嚷。他潇洒地调笑女服务生,灌龙海和按吉喝酒,却不会主动去灌自己。于是这位候补管长带着两个小沙弥走进了茶馆[25]的大门。这位候补管长可怜这两个小沙弥——他们没醉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女人,醉了以后谈论得越发热烈了,从头到尾都在谈论女人,开不了悟,真是极其可悲,因此也就萌生了恻隐之心。高僧打算教授他们具体该如何享受女色,如何把握享受女色的度。来了几名艺伎。大家都跟候补管长有着多年交情,众人聊演戏、聊旅行、聊恋人,除了佛经以外什么都聊了。到了深夜,一群人一起在一间茶室里睡得横七竖八。天亮了,大家洗了洗脸,换上和服,候补管长帮女人系好和服带子,动作之熟练让两位小沙弥目瞪口呆。龙海和按吉并不是不感谢候补管长的一番好意。这确实是一番纯粹的好意。他尽量把这两个愚昧的小沙弥引向开悟,而且还故意采用召伎这种最容易被误解的方式来引导后辈,真是一番苦心。然而两人却无法释然。不知怎的,两人心头总笼罩着一层吹不散的阴云。“我心里怎么就是过不去呢?”按吉问龙海。“何止过不去!简直臭不可闻!”龙海气得浑身直哆嗦。两个人彻底颓丧消沉,在街上失落地游荡了一阵子。两人首先能想到的是:既然都能做到那个份儿上,为什么不干脆堂堂正正跟女人一起睡觉呢?然而问题绝不在这里。按吉认为,和尚即便堂堂正正跟女人睡了觉,也绝不可能就因此朝气蓬勃。这种散不去的奇妙毒气不光是跟不跟女人睡觉的问题,而来源于更根本的东西。和尚们只把女人当成发泄性欲的对象。他们会守身如玉,只是在守自己的性欲而已。然而,俗人是会迷恋女人的。为女人不惜付出生命,做尽一切愚蠢之事,舍弃名誉,舍弃情义,执迷不悟。在高僧所认知的女性里,并没有这种让人爱得发狂的女性。按吉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道理。谁对谁错已经没有讨论价值了。他深刻体会到:只要还有沉迷之心,就只能沉迷到底,无可救药。他意识到这点以后,再看那些没有慈眉善目、没有散发阵阵毒气的人,就发觉这些人很脆弱——他们似乎下一秒就要为女人痴狂,抛弃情义丢掉性命。有那么一天,按吉在学校大门前捡到了一张传单。从那一天起,到报名截止日期为止,按吉都在认真地思考。他渐渐想去朝圣了。按吉想,干脆下定决心,成为横跨沙漠的一分子吧。他觉得只有到了那里,他才能体会到生命的存在。他莫名感觉到一种近乎乡愁的、强烈的冲动。报名截止当天,他下定决心去了丸之内大厦。接着他来到了公开课的会场入口。他又犹豫了,在门前来回走了三趟。然而,他最后还是没有进去。他就转身下了楼梯。因为他在来丸之内大厦的路上,在电车里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美得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他的心强烈地悸动了。于是,他觉得想去阿拉伯的那些念头都假得不能再假了。他一边下着丸之内大厦的楼梯,一边为自己有生以来头一次做了件真实的事情而感到亢奋。他边走边对自己说:“今后,我也得一直这么做下去。”自那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开悟。龙海在正要偷渡去巴黎之前迷上了个女人,于是从此行踪不明,生死不知。[1]指关东大地震,又称关东大震灾。是一场在1923年(大正12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上午11时58分,发生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地震灾害,里氏规模高达7.9,又称东京大地震。——译者注[2]卡尔·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译者注[3]这里说的“主义人士”是“二战”前期和“二战”中期的日本左翼思想分子。[4]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的。——译者注[5]现在的东京大学,原称日本帝国大学,简称“帝大”。——译者注[6]旧地名,今北海道西南部和安平町北部。——译者注[7]越南语旧时的称呼。——译者注[8]日本传统表演剧目。——译者注[9]能乐剧目《翁》里开头的唱词,语意不详。——译者注[10]指平贺源内,江户中期的人物,多才多艺,身兼诗人、发明家、医生等多职。——译者注[11]今大阪府堺市。——译者注[12]原文写出来是“洒落臭い”,其日语发音和“社乐斋”一词相同。——译者注[13]佛教用语,本意是指慈悲的誓愿。现一般多指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成的悲壮的心愿。——译者注[1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犹太人。——译者注[15]日本宗教团体的最高指导者之职(首长)。——译者注[16]原本是佛教对高僧长老的敬称,在日本也引申为对天主教枢机的敬称,意义等同于殿下或阁下等对世俗人物的敬称。——译者注[17]原作为《DieWelsseSklauin》,德国作家ElisabethSch?yen著。描写了惨遭国际人口贩卖组织捕获的退役海军少佐之女春满子的故事。——译者注[18]为了打破有些人的执迷,不少禅师或用棒,或用喝,或者“棒喝交驰”,作为一种特殊的施教方式。“棒”始于德山宣鉴。僧来参问,“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后用于形容高僧严厉教导和警示修行者。——译者注[19]是日本集体住宅的一种形式,一般为一层(也有两层),各个房间并排挨在一起,共享墙壁,走廊相通,共用厕所等设施。类似于我国当年的筒子楼。——译者注[20]南画,日本绘画因受中国“南北宗论”影响而称“文人画”为“南画”,并形成宗派。——译者注[21]1钱等于十分之一日元。——译者注[22]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译者注[23]和尚称呼酒的隐语。——译者注[24]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类似于中国的单口相声。——译者注[25]这里的茶馆指“待合茶屋”,过去曾是召妓女和艺伎的地方。——译者注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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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村子出了一个陆军大佐和一个海军大佐。陆军大佐小野在南方战死,海军大佐佐田在战争结束后回了村子。我就是那个海军大佐。我并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才当上了村长。碰巧上任村长病死了,又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大家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了。大家说,只要去村公所,坐在村长位子上就行。然而在我印象中,我舅舅当村长的时候,如果有事村公所打杂的就会来接,若非如此,他就会成天在家里下围棋。我把这段回忆讲给了我的助理羽生,跟他说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就不妨试试。他回答说:“您也知道,这仗打完了以后世道完全变样了,哪怕在咱这种小山村,也有像城里那样喜欢到处讲理的人,虽说挺麻烦的,还是烦请您做到每天按时上班。您可以不用顾忌任何人,在村公所下一整天围棋。”“不,我对围棋什么的都没有兴趣。搞搞园艺,整整田地这点乐趣就够我忙的了。所以啊,我一旦确定每天要来上班,这对我来说就不算什么苦事儿了,况且这应该也有益于身体健康。”我就这么轻率地接下了这份差事。村里的小学因为去年起了一场怪火,全都烧没了。幸好新建没多久的初中还没烧干净,就暂时在初中和寺院实施轮流上课,目前好歹还搭了个木板房当校舍,之后就该动工盖真正的校舍了。然而,资金方面却搞不定,没人想当村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可是,没有村长这事儿也没法搞,所以助理和村公所的委员们找到我,说新建学校和资金的问题全都他们自己弄,不用我操心,所以麻烦我来当村长。就算我什么都不做,我的头衔也会自然而然发挥作用,事务也都由助理代办。换句话说就是名义上的村长。原来如此,世上这种村长应该不少吧。我也就大笑着当了村长。从我刚上任起,小学的事儿就很成问题。等我实地考察后,才渐渐发现这件事运作起来要比操纵军舰困难得多。在南方战死的陆军大佐小野的女儿原先一直在这所小学当老师,这位女士在村里风评相当差。不过她父亲是她父亲,她是她,尤其他父亲跟我都是军人,我也就没见外。想着谈一谈多半就能相互理解,私底下还很期待与她见面。有一天,她往村公所打了个电话,说有话想当面跟我谈,让我来学校一趟。羽生助理有事出去了,我也找不到其他合适商量这事的人,正好又该下班了,我就决定去学校看看。冬日傍晚,刮着凛冽的寒风。校工把我领到办公室,有位女性肩披外套,正蹲在火盆边取暖,这人就是她。她看到我,轻轻点头致意。“太无聊了,我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我今天值班。又没有别的事可干,烟也抽完了,就捡烟屁股抽,初中办公室的火盆我也翻了个遍,想敲竹杠也没有人可敲,正想着会不会来个笨蛋给我敲,突然就给你打了个电话。村长,您好吗?村公所有意思吗?”“你捡烟屁股抽?”“对,用旱烟袋抽。”“哈哈,你平常就把旱烟袋挂在腰间呗?”“怎么会,我是从男老师的抽屉里找到的。你有烟吗?”我并不讨厌她。原来如此,她跟大家说的一样,没什么礼貌,但是位很直率、很有意思的女性。我从怀里拿出了香烟递给她,她笑着接过去,非常高兴地说:“不出所料,真好骗。可能是我坑他们太多回了,只有其他村子里的人才会给我烟抽。”“你这么喜欢抽烟吗?”“废话。要不还能干些什么?”“看书吧,身为教育者也需要读书。”“小学老师有武力就够了,另外就是要有以物易物的概念吧。付出就该有回报,虽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不过我总觉得这村子里的东西我基本都可以拿吧。难道烟这玩意还要钱买吗?都跟不要钱似的。”“你拿钱买什么呢?”“我那点儿钱哪够买东西。来,你看看,这就是二十五岁未婚女性穿的衣服!胸口,胳膊,连裙子上都是补丁。胸口和胳膊还是小孩拿小刀割的。我也想穿尼龙袜子,你看,这袜子,比残兵败将的袜子还要寒碜。”“没那么惨,这袜子在这村子里算华丽的了。换条灯笼裤,不穿裙子就用不着袜子了。絣织的衣服开个线,打个补丁倒不显眼,不过你这身衣服穿起来,却跟蝾螈开膛破肚了似的。”“真会说话,这村子里的男人比东京报纸还会耍嘴皮子,尤其是在挑女人毛病的时候。好像这村子里的男人这辈子的事业就是打倒女人似的。”我跟小野真理子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如此。没过多久,值班的男老师来学校了,我也就准备告辞,可那个男老师一看见我,就跟看见宿敌似的冲到我面前,逼问我说:“我们今年就要靠这临时盖的木板房过冬了吗?窗玻璃基本都碎了,您是没看见吗?教室地板也都没铺。等积了雪,教室里就该满是泥泞了。您是要让孩子们在这种地方学习吗?!”他打开门,给我看了看教室内部。我没回答他就走了。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在这村子里生活,所以跟他人的话题自然也很有限。但没有想到临时校舍连地板都没铺,也不知道窗玻璃大部分都碎了。那男老师对我这个长辈说这种话虽说是有些出格,不过这番质问也没什么错。我打算第二天跟羽生助理谈谈这件事,看看怎么应急处理一下。然而第二天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助理早就在那等着我了。“您昨天去了小学是吧。您跟那女老师做了什么,跟那位堕胎老师?”他怒气冲冲地逼问我。我不知个中缘由,就回道:“这村子不准村长跟女老师说话是吧?”“您还给那人香烟了是吧,一根香烟?”“我看她没烟抽,就给了她一根。”“她一直都没烟抽呀。要不您就一直给她?身为村长,给那个堕胎老师香烟。”“堕胎老师是什么?”“就是堕过胎的老师啊。村里人都这么叫她,没人叫她的名字,连小孩背地里都这么叫她。只要给她根烟抽,她可能就会陪你上床,是比妓女还不如的浪货。因为那人在这村子里当老师,所以小学就是伏魔殿[1]。”“伏魔殿?指的是宫殿吗?魔王是谁呢?”“区区一个原海军大佐的话,连魔王都当不上啊。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干什么都成不了气候。”再没有比他这几句更能侮辱我的话了。没错,我是个连战场都上不了的海军大佐。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我被编入了预备军。在这种缺人缺到随便拉个人就上的关键时刻被编入预备军,不就意味着上面认为我非常无能吗?!要是晋升到少将才当的预备军,心里还能好受一些,然而我并没有,因此我茫然自失,也因为这份奇耻大辱动过自杀的念头。之后,我调整心态,在一个叫作海军水路部的地方当了一个小雇员,既然是雇员,预备大佐这个名号也就派不上用场了。我一面挨着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中尉少尉的骂,一面告诉自己这是在修身养性。忍着忍着,终于熬到了战争结束。身为军人,在遭遇未曾有过的大战之时却被免去官职,不许参加大战——多么可笑!这段历史连子孙都不能告诉,只能拿来自嘲。羽生甩出了几句我最害怕的话,于是我很奇怪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仇人,多少也会留点情面,能面对面说出这种话,肯定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我却完全没有头绪。“我不知道我去了一趟小学,就能让你这么不高兴。你是不是有把给妇女香烟的男人想成恶人的怪癖?”“嗯,算有吧。跟村长被本村的招牌骚货叫出去拿烟给她抽差不多怪的怪癖。”“话说,小学的临时校舍好像没铺地板呀,玻璃大部分也都碎了,能不能想想办法呢?”“您还好意思提这个?”他脸色大变。一时间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又下了什么决心似的,从书架上翻出了几本书。“您先看看这个吧。那临时盖的木板房就已经让我呕心沥血了。如果要是没有我,就连那木板房都没得盖。哪儿有钱呀?没有钱,那木板房是怎么盖起来的呀?”他嚷嚷着,又来来回回从书架上取了好些书。没过多久,我的桌子上就堆起了一座书山。“您先看看村里的经费吧。看看到底有多少收入,有多少支出。然后是新建小学的额外收入,您看看到底有多少支出?盖木板房又需要多少,还有大概一半没付清。您再看看我把村里的经费都用在哪儿了,您查查我的差旅费。自我上任以来这七年,我都没有要过出差补助。我自己出钱,我跟那些卖解毒药的住一样的旅馆,到处求人,总算才盖成了那样的木板房。您跟我提这个,不觉得自己厚颜无耻,不觉得害臊吗?您什么心血都没付出过,还好意思说这种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那我就如您所说,拜读这些文件以后再谈我个人的看法,不过你太激动了,你把我说的话都给听岔了。咱们都冷静点,好好谈谈,齐心协力为村子办事。”我安慰了助理羽生,之后花了一星期翻看那些旧文件。他说得没错。这村子非但不景气,而且村里的财政简直都空空如也了。因此他无欲无求、尽忠职守的作风堪称伟大。他东奔西走一向是自己掏腰包。他会这么愤怒,多半是因为自己这份努力不为人知吧。这么看来,他会生气也不是没有道理。我很羞愧自己对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为我的无知向他道了歉。但我又重申了一遍:“我知道预算不够,不过,能不能勒紧腰带给学校铺上地板呢?”我话音刚落,他的眼神就突然又凶恶了几分。“这样呀,那您自个儿来吧,村长。别客气,咱就弄到您满意为止,村长。”当时我第一次体会到在被人叫作村长时的那种不寒而栗的屈辱。羽生说道:“不过嘛,反过来一想,不铺地板就不用担心着火了。干脆把教室铺上地板

                        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

                        多尔衮专权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当时,礼部宣布: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南北之争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

                        弹劾冯铨事件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大法。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

                        知氏的实力最为强大。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实力最强的知氏最终却被其他三家瓜分,且这三家最终瓜分了晋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国是如何从晋国分离出来的?它又是如何成为一个独立的诸侯国的呢?韩国的存在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来说又会有些什么影响呢?强知伯欲壑难填韩赵魏三家分晋晋献公一支是由小宗而执掌君位的。为了防止大宗诸公子的反夺权,晋献公大开杀戒,屠杀公族,晋国的公族势力急速衰减;又由于献公宠爱骊姬,骊姬阴狠狡诈,欲立其子为太子,由此造成三世内乱,死的死,亡的亡,晋国小宗的势力也衰落了。公族势力的衰退,给异姓卿族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六家大夫开始把持晋国大权,这六家大夫是韩氏、魏氏、赵氏、范氏、知氏、中行氏,他们各自有直己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中行氏被灭,就只剩下了四家卿族。当晋国的卿族只剩下知、韩、赵、魏四家之时,知氏宗主知伯的实力最为强大。知伯在收拾了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卿族之后,没过几年,便派人向韩氏宗主韩康子公开索要土地。土地是人口、财富的保证,谁愿意平白无故地把土地给人家,这简直就是要割自己的肉。韩康子了解知伯的为人,知道他不是个好惹的主,范氏、中行氏两个卿族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说不定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被知伯所灭的卿族。但是,韩康子也不愿束手就范,给了知伯第一次,第二次再来要怎么办。经过一番踌躇,他决定拒绝知伯的要求。韩康子的家臣段规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他听了韩康子的决定,立即劝韩康子说:知伯这个人,既贪婪又凶狠。你如果不能满足他,他肯定会对韩氏动粗,你还是给他吧。你要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宜,尝到了甜头,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对魏、赵两家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们两家会不会答应就难说了。如果他们不答应,知伯肯定不会罢休,就会对这两个卿族动手。这样,咱们老韩家就可以免于刀兵之灾了。同时,咱们还可以坐山观虎斗,该出手时再出手。韩康子一听,好啊,就这样办。于是,韩康子痛痛快快地给了知伯一个万户大邑。知伯一看,这么轻松地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高兴得要疯了。马上如法炮制,派人向魏国要地。知伯这人其实一点都不傻。韩、赵、魏三个卿族之中,赵氏最强,韩氏最弱。吃柿子专挑软的捏,所以,他第一个选中的就是韩氏。结果非常顺利,轻轻松松拿到一个万户大邑。韩氏之后,卿族中较弱的是魏氏,所以,知伯的第二口咬向了魏氏。魏氏老大魏宣子接到知伯索要土地的要求之后,像韩家老大韩康子一样,也不愿给,给地就是从自己身上割肉喂狼。毕竟土地是每家卿族的安身立命之本,一家卿族如果失去了土地,那他就啥也不是了,只能是平民、老百姓,这谁愿意啊?所以,魏宣子的第一反应也是不给,坚决不给。但是,魏宣子的家臣赵葭也像韩康子的家臣段规一样,非常有政治头脑。他劝魏宣子说,知伯向韩氏要地,韩氏给他了。如果向魏氏要地魏氏不给,那么魏氏肯定要得罪知伯。一旦得罪了知伯,他肯定会对咱老魏家动手。那样,咱不成了知伯的眼中钉了?咱就要吃大亏了。要依我,给他,别让他盯着咱老魏家寻事。魏宣子一听,有道理啊。于是,也像韩康子一样,也拿出了一个万户大邑,奉送给知伯。知伯一看,魏宣子也给咱一个万户大邑,这就更高兴了。兴致勃勃的知伯立即派人向赵家老大赵襄子传话,指名道姓地要地。知伯这次跟赵氏要地和先前对老韩家、老魏家不同,先前是只要地不指名。但是,韩氏、魏氏的俯首帖耳让知伯开始飘飘然了。这次跟赵氏要地已经不是简单地要地,而是要赵氏指哪儿给哪儿。赵家老大赵襄子也不是盏省油的灯,立即断然拒绝了知伯的要求。知氏在这碰了一鼻子灰。而对于赵氏来讲,拒绝知伯就意味着挑起战事,以赵氏一族之力能对付势力强大的知氏吗?遭到拒绝的知伯立即把韩康子、魏宣子两个卿族老大请到家里,商量出兵攻打赵襄子之事。赵襄子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把他的家臣张孟谈(《史记》中作张孟同,是司马迁避其父司马谈的讳而改)请来,商量这件事。赵襄子告诉张孟谈说,知伯这个人表面上待你很亲,实际上是个非常阴的人。他已经找韩、魏两家要过地了,现在又到咱家来要地。但是,我没有给他。这样,他一定会对我们赵氏卿族动武,我想问你,哪个地方最适合咱们老赵家长期坚守。张孟谈毫不犹豫地说,晋阳(今山西太原)。赵襄子说,好,就这样定了。于是,赵襄子立即派了一位将军先到晋阳,自己随后到。到了晋阳,赵襄子视察了城墙、仓库,然后对张孟谈说,晋阳城墙坚固,粮仓充实,唯一缺的是箭,怎么办?张孟谈说,当年修晋阳城的时候,宫殿的墙都是用芦苇荆棘做成的,根根都有一丈多长,完全可以用来制造箭杆。赵襄子一试,果然非常合适。赵襄子这下子高兴了,但是,转念一想,我们铜少,怎么制作箭头呢?张孟谈说,我听说当年造晋阳城的时候,房间柱子最下边的基柱都是用铜浇铸成的,可以用来做箭头,这是用不完的箭头材料。赵襄子一听,连声说好。于是,赵襄子下令全城备战。知伯率领知氏、韩氏、魏氏三家军队攻打晋阳,打了三个月,也没能拿下晋阳城。知伯没有办法,只好把军队排开,团团围住晋阳,想以此困死赵襄子。晋阳城外,有一条河静静流过,这就是晋水(今天的汾河)。晋阳,就是因为在晋水北面而得名。攻不下晋阳城的知伯看到流淌而过的晋水,突发奇想,决定引晋水淹晋阳城。说动就动,滔滔的晋水在人工引导下,汹涌澎湃地冲向了晋阳城。晋水不断上涨,距城头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就可以漫过城墙了。魏宣子驾车,韩康子担任警卫,知伯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察看被水淹没的晋阳城。知伯喜出望外地说,我原来真不知道大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今天我才明白:汾水可以淹没安邑,绛水可以淹没平阳(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然而,得意忘形的知伯在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韩康子和魏宣子一听,心中都一哆嗦。因为安邑是魏氏卿族的都邑,平阳是韩氏卿族的都邑。眼看着赵襄子今日被晋水淹没的惨状,韩氏卿族的老大和魏氏卿族的老大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兔死狐悲之感。于是,魏宣子在车上用肘捣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在车上用脚踩了一下魏宣子,两人都会意地使了个眼色。知伯的一番大话,让韩氏、魏氏想到了自己以后的命运,如果知伯得逞,那么赵氏的今天就是韩氏、魏氏的明天。知伯整整围了晋阳三年,城中大水遍地,人们只好像古人一样住在树上,锅也要吊起来才能烧饭。粮食将要吃完了,士兵们个个座骨嶙峋,赵襄子坚持不下去了,去找张孟谈商量解决办法。张孟谈其实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对心急如焚的赵襄子说,让我去见见韩、魏两家的大当家吧。赵襄子还能说什么?只能说一个字:好。张孟谈溜出了城,找到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对他俩说,唇亡齿寒,这个道理我不用讲了。赵家马上就完了,但是,我觉得赵家亡了之后,你们两家就要步赵家的后尘了。韩康子、魏宣子说,这个道理我俩都懂,知伯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们最怕的是计划还没有实施,知伯知道了这件事,我们俩就全完了。张孟谈说,计划出自你们两位之口,入我之一人之耳,不会有第四个人知道。于是,韩康子、魏宣子立即和张孟谈私下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张孟谈和韩康子、魏宣子达成协议之后,迅速返回晋阳城中,将达成的协议向赵襄子做了详细汇报,赵襄子激动得连连向张孟谈拜谢。张孟谈为战事到知伯的军营中,在知伯的军营大门遇见了知果。知果看了看张孟谈,立即入营见知伯说,韩氏、魏氏两家恐怕马上会有大变。知伯说,怎么会呢?知果说,我在军营门口遇见了张孟谈,他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中间定有原因。我看十有八九,是张孟谈说动了韩、魏两家,共同反对我们。知伯说,不会吧?我和他们两家的当家约定好了,攻下赵家,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不可能出现变故啊。你千万别这样说。知果出了知伯的营门,又遇见韩康子和魏宣子,他马上人营对知伯说,韩、魏两家的当家脸色也不对,他们一定要背叛你,不如赶快杀了他们两个。知伯还是不相信,我们三家兵围晋阳都三年了,现在早晚之间就会攻破晋阳,并且分享三年战争的成果,他们不可能有二心。知果说,如果你不杀他俩,就一定要让他们感到非常亲近(不杀则亲之)。知伯不解地问知果:什么叫亲近他们?知果说,魏宣子的家臣赵葭、韩康子的家臣段规,都是能说动他们两个卿族大当家的的重臣(是皆能移其君之计)。你赶快和他们俩搞个约定,一旦攻下晋阳,给他们俩每人封一个万户人口的县。这样,韩康子、魏宣子两位大当家就不会改变主意了,你就能达到灭赵的目的了。知伯一听就烦了,破了赵国已经是三家平分了,如果这两个家臣每人再封一个万户之县,我们得的也太少了,这绝对不行。知果看见知伯不采纳自己的意见,知道知伯大祸临头,立即将他们这个小宗族改为辅姓,脱离知氏家族,从此再不见知伯。张孟谈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入见赵襄子说,我在营门遇见知果,看来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知果见了知伯之后,立即更改为辅姓,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我们商谈的事了。今天傍晚如果不攻击知伯,就会丧失时机。赵襄子立即派张孟谈再见韩、魏两位卿族的首脑,约定当夜动手。当天晚上,知伯守护晋水大堤的士兵被杀死,滔滔的晋水改道,不再冲向晋阳城而是冲向知伯的大营。知伯的军营因为大水突然到来而乱作一团,韩氏、魏氏两支军队从左右两翼杀过来,赵襄子带领他的士兵打开城门一直冲到知伯的军营之前。知伯的军队大败,知伯本人也被赵襄子活捉处死。知伯的土地被韩、赵、魏三家所分,整个知氏家族全被灭,只有知果一支,因为改姓辅,才躲过了这场劫难。这一年是公元前453年。从此晋国的大政由韩、赵、魏三家绝对控制。二十年后晋幽公继位时,因为害怕韩、赵、魏三家,反而要去拜见三家之长。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剩余土地,只把绛(今山西冀城)与曲沃(今山西曲沃)两地留给晋幽公。从此,韩、赵、魏称为三晋。五十年后(晋烈公十九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周天子封为诸侯。强大统一的晋国从此在政治地图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韩、赵、魏三国。韩氏卿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知伯不智亡宗族三家智斗分晋土赵、韩、魏三家灭了知氏以后,晋国的政权就由这三卿来掌管,晋国国君已经名存实亡了。一到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迫使当时也早已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威烈王赐赵、韩、魏为诸侯,也就是正式册封赵、韩、魏为独立诸侯国,这时,晋国正式一分为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从此以后晋国国号被废,晋国历史终结,晋国彻底灭亡了,历史就此改写。有学者认为,晋国曾是那么强大,它有着辉煌的历史和过去,曾是春秋时期最为强大的诸侯国之一,如果晋国不灭亡,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它。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晋国已经分成了韩、赵、魏三国。当人们重新审视韩、赵、魏三国时,又想起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知伯,以他的实力完全有可能吞并其他三家,但历史没有选择他,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说,三家分晋的最大失败者是知伯,而韩康子,则是最大的胜利者之一。知伯和韩、赵、魏三家相比力量最强,为什么最终却成了失败者?韩康子力量最弱,为什么最终成为胜利者?第一,知伯狂妄自大。韩、赵、魏、知四家之中,知氏力量最强,赵略次之,韩、魏两家的力量最弱,客观上的强大导致了知伯的狂妄自大。知伯的狂妄自大是一以贯之的。一次,知伯宴请魏氏宗主魏宣子(魏驹)、韩氏宗主韩康子(韩虔)。酒宴上,知伯突然戏弄韩康子,还侮辱韩康子的家臣(大夫之臣)段规。中国古代卿大夫的封地叫“家”,所以,卿大夫的臣子称家臣。知伯的家臣知果提醒知伯,你要为今天的无礼付出代价,所以,你要早做准备。知伯说,难都是由我发动的,我不发难,谁敢发难(知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知果说,不对,“主不备,难必至矣”。你这一次宴会得罪了两个人,一个是韩康子,一个是段规,这叫“一宴而耻人之君相”。你要再不准备,恐怕不会有好果子吃。晋阳之战中,知果两次提醒知伯警惕韩、魏两家,第一次是知果看见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趾高气扬,第二次是知果看见韩氏、魏氏两个卿族的大当家的脸色不对,立即劝知伯,但是,知伯听不进去。第二次知果还劝知伯收买韩氏、魏氏卿族的家臣,因为这两个家臣对这两家大家长的影响力非常大。如果能安抚住两个家臣,就可以保证韩、魏两个卿族不叛变。这又是一个好建议,但是,知伯还是不屑一顾。知伯为什么如此狂妄自大?因为知伯不相信韩、魏两个卿族会背叛他,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知伯为什么不相信韩、魏两家会背叛他?韩、魏一向非常听话,从来不违抗知伯,这是其一。赵国城破在即,韩氏、魏氏马上就可以和知氏共分赵氏土地,享受三年作战的成果了,这是其二。知伯总以为韩、魏听话,他不知道韩、魏是迫于无奈才献出土地来的、韩、魏两位大当家的心中充满了对知伯的怨恨。赵氏的灭亡让韩、魏深感兔死狐悲,充满恐怖。因为知氏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赵氏,同样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韩氏、魏氏。《国语·晋语九》记载:当年知宣子要立知瑶(知伯)为继承人的时候,知果就出面反对,认为知瑶不如知宵。知宣子认为知宵太狠。知果说,知宵只是狠在脸上,知瑶是狠在心中;面狠不会危及国家,心狠却会危及国家。知瑶的优点非常明显:胡须漂亮,身材魁伟,善于驾车,能言善辩,性格坚毅,等等。缺点只有一条:没有仁爱。知瑶用他的优长和别人比,肯定比他人强,但是,仅仅一条不仁爱就足以毁掉一切。如果立了知瑶,知氏肯定会不得善终。但是,知宣子听不进去知果的意见,仍然将家族交到知瑶的手上,埋下日后知氏亡族的种子。第二,韩魏智斗得法。韩康子自知力量不如知氏,所以,一开始就不和知氏公开对抗,而是服从知氏,造成知氏强大的假象。韩康子的做派是忍让,同时也是纵容。忍让让知伯更加狂妄,纵容使知伯更加骄横。知伯的灭亡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韩康子保全力量、最后一击造成的。如果韩康子一开始就和知伯较上了劲,不给知伯土地,韩康子必然要和知伯开战。这样,凭借韩康子的力量,绝对不是知伯的对手,最终失败的绝对是他。魏宣子的力量也不如知伯,他在韩康子的启示卞也采取了忍让的做法。韩、魏两家的忍让促使知伯更加疯狂,更加骄横,最终导致全族被灭。知伯是引火烧身,韩康子是将火引向他人。最终韩、赵、魏三家中力量最强的赵氏挑起了与知伯一决雌雄的晋阳之战,结果是最后时刻,三家联合灭掉知氏。第三,赵襄子智勇双全。晋阳之战能持续三年,赵襄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赵襄子集一个卿族的力量对付以知伯为首的三个卿族的力量,坚持了三年,的确不易。首先是根据地选择准确。赵襄子得知三个卿族的联兵将要攻打自己时,首先做的就是选好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在选择晋阳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向他推荐另外两座城池,一是长子,二是邯郸。长子城墙完整坚固,邯郸仓储充足,但是,赵襄子全部加以拒绝。为什么呢?赵襄子认为长子的城墙确实坚固,但是,它是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上修建的(民罢力以完之),这种城防再坚固也不适合作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因为赵氏在这里失去了民心。邯郸城仓储确实充足,但是,赵襄子认为这

                        领五万人马讨伐赵国。部队尚未出境,齐威王和魏惠王都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五万人马投到赵国,几无胜算,而战端已开,岂有不全力以赴之理?于是只好增派大军支援。战争的结果,田朌俘虏赵将韩举,获赵国两城;公孙衍也打败了赵将赵护。对于屡战屡败的魏国来说,这一战无疑大大提高了士气,也提升了公孙衍在魏国的地位。这一战还带来另外一个意料之中的后果——赵武灵王震怒,将苏秦找来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顿。这就是你的合纵同盟吗?魏国和韩国早就背叛盟约投靠了秦国,齐国和魏国还反咬咱们一口,这同盟究竟起到了什么狗屁作用?苏秦无言以对。不久之后,他就离开赵国去了燕国。苏秦这一走,合纵同盟就算彻底解散了。苏秦的离去,并没有使张仪产生一种大获全胜的感觉。事实上,苏秦的合纵,除了外表华丽,声势浩大,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合纵各国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各怀心思,仿佛就是为了满足一下苏秦的官瘾似的,来了,去了,没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真正对秦国构成威胁的是公孙衍。张仪敏锐地意识到,公孙衍联齐攻赵,并非武人贪图功名那么简单,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对苏秦合纵的否定,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建立新的合纵,也就是惠施当年提出的“联合齐、楚,共抗强秦”。一个明显的信号就是,魏惠王派太子魏嗣入质于齐,公子魏高入质于楚。魏、齐、楚三国如果形成合纵,将比苏秦的六国合纵更具实际意义。魏国很有可能借势而起,摆脱秦国的控制。这是秦惠王和张仪不愿意看到的。为了将新的合纵扼杀在摇篮中,公元前324年,张仪亲率大军出函谷关,再度攻取魏国的陕地(今河南省陕县),同时在上郡修筑城塞,以巩固上郡的防守。公元前323年,张仪和齐相田婴、楚尹昭阳在齧(niè)桑(今江苏省沛县)相会,强调要加强三国之间的联系,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就在这一年,公孙衍发起了“五国相王”。魏、赵、韩、燕、中山五国元首齐聚一堂,互相称王。五国相王被视为公孙衍合纵抗秦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齐、楚两国没有参加,这就等于主角没到场,全是配角在唱戏。齐威王不参加的理由很简单:中山国那么小,竟然也敢称王,妄想跟寡人平坐平起,没门!楚怀王(公元前328年楚威王去世,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则提出,寡人本来就是王,不需要尔等承认!不过,要寡人参加,为尔等脸上添光也可以,请魏王废了魏嗣的太子之位,改立魏高为太子。魏高入质于楚,与楚国人关系密切。楚怀王此请,用意昭然若揭。魏惠王当然不会答应。楚怀王大怒,派令尹昭阳发兵攻魏,大败魏军于襄陵,一举夺得八座城池。昭阳意犹未尽,又想移兵东向,去讨伐齐国。齐威王倒并不怕跟楚国打仗,只是觉得这仗打得未免冤枉,于是派了一个名叫陈轸的人去见昭阳。陈轸先是祝贺昭阳攻魏取得胜利,然后问道:“按照楚国的军法,破军斩将,最高应该封什么官,赐什么爵?”昭阳说:“封上柱国,赐执珪(guī)之爵。”楚国的官爵体系不同于中原,上柱国乃武将的最高等级,执珪则是爵位的最高等级。陈轸又问:“还有比这更尊贵的官爵吗?”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便给昭阳讲了一个故事。楚国有个大户人家,祭祀祖先之后,把一壶酒赏给几个下人。这些人商量道,一壶酒几个人喝,根本不过瘾,不如各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成,酒就归谁。有一个人画得特别快,画好之后,左手拿壶,右手继续在地上画,说:“我再给这蛇添上脚。”还没添完,另一个人画完了,夺过他的酒壶,说:“蛇本来没有脚,你添上就不是蛇了。”陈轸说:“您现在身为楚国令尹,位极人臣,带领大军进攻魏国,打得魏军落花流水,连夺八城,又要移师进攻齐国。齐王对此十分害怕。您立下这么大的战功,又获得这样大的威名,已经足够了。再打,楚王也不可能给您再封一个令尹。您战无不胜,却不懂得适可而止,就像那个画蛇添足的人一样,只怕到时候身败名裂,适得其反。”昭阳听了以后,认为陈轸说得很对,于是撤军回国。成语“画蛇添足”的典故,即出于此。第八章张仪的连横大计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是魏惠王第四次称王。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的称王史,便会发现,每一次称王,他和魏国的地位都在下降。第一次逢泽之会,他自封为王,魏国尚有强盛之名;第二次徐州相王,是马陵之战后他主动向齐威王摇尾乞怜;第三次秦惠王称王,他和韩宣王跑去替秦惠王驾车,换回秦惠王的承认;第四次五国相王,为合纵抗秦造声势,齐国和楚国都不参加,楚国还派兵攻占了魏国八座城池。魏国已经江河日下,颓势难转了。这一年,魏惠王七十七岁,执政四十七年。折腾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于是“卑礼厚币”,广招天下贤士。招来干什么?谈人生,谈政治,谈哲学。重赏之下,必有名士。招贤令一出,诸子百家沸腾。稷下学宫的一批风云人物,包括邹衍、淳于髡、孟轲等人,先后来到了大梁。淳于髡的基本情况在第五章介绍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时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据《史记》记载,魏惠王两次单独接见淳于髡,想听听他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两次他都一言不发。魏惠王很纳闷,责备引见的那个人说:“你向我推荐淳于髡,说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他。可是他见了我两次,我都一无所获。难道是我不配跟他说话吗?”那人回去问淳于髡。淳于髡说:“我的确没跟他说话。第一次我见他,他正想着跑马;第二次我见他,他正想着音乐,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人又将淳于髡的话转告魏惠王。魏惠王大吃一惊道:“太神了!头一次他来见我之前,有人送我一匹好马,还没来得及试骑;第二次他来见我,正好有人送我一名歌女,还没来得及听她唱歌,他就来了。那时我虽然支开旁人接见他,心里却还想着其他事,没想到竟然被他看出来了。”后来淳于髡第三次见到魏惠王,两个人谈了三天三夜,丝毫不觉得疲倦。魏惠王想请淳于髡留在魏国当官,却被淳于髡婉言谢绝了。邹衍则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五德始终”说闻名于世,即用金、木、土、水、火五行相克相生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所谓五行相克相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邹衍认为,夏是木德,商是金德,周是火德。金克木,所以商朝取代夏朝;火克金,所以周朝取代商朝。以此类推,可知周朝之后获得天下的,必定是水德。事实上,后来秦朝就认为自己是水德。汉朝建立以后,一度认为秦朝不足为道,无德,自己才是水德。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又认为秦朝也算是一个朝代,又将水德让给了秦朝,将汉朝定性为土德。这一理论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在当时及此后的两千多年却十分流行,被视为新王朝建立的合法性依据。据《史记》记载,邹衍到魏国的时候,魏惠王亲自到郊外相迎,奉为上宾。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谈话,却没有记载。可以肯定的是,邹衍的阴阳学对于解决魏国的实际问题,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至于孟轲,想必大多数人都不陌生。因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在很多时候就被称为孔孟之道,而《三字经》的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正是出自孟轲。孟子的性善论孟轲是邹国人,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徒孙,但是在儒家社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孔丘,被称为“亚圣”,比圣人就差那么一丁点。记录他言行的《孟子》则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与《论语》《大学》《中庸》齐名。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关于孟轲的母亲的。孟轲从小失去父亲,由母亲一手拉扯大。小时候他们家住在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小孩学着人家跪拜号哭的样子,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他母亲一看不对头,赶紧搬家,住到了集市。集市里都是生意人,孟轲很快学会了讨价还价,和小朋友们玩起了做生意的游戏。商人在那个年代地位是很低的。孟轲的母亲不想他长大后成为商人,于是又搬了家,住到了屠宰场旁边。结果孟轲扎起头巾,拿着木刀,跟邻居家小孩比划着杀猪宰羊。他母亲又不干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学宫附近。每个月的初一,地方官员都到学宫来行礼祭祀,互相问候。孟轲从此走上了正道,将那一套繁文缛礼学得炉火纯青。他母亲这才满意地说:“我儿子就应该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于是不再搬家。这就是所谓的“孟母三迁”的故事。现代人谈及这个故事,一方面承认其择邻而居的合理性,一方面也会批判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偏见。我比较佩服的是,这老太太在两千多年前便认识到了学区房的价值,当真是有先见之明!孟轲最重要的学术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性本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无须争论的事实。当然,无须争论的事实有时候也会遇到反驳者。这个时候,他便举例说明:假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快掉到井里了,肯定会产生惊恐和同情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将他拉住。这种心理,不是出于功利,完全是出自人的本性,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或者叫“恻隐之心”。恻隐之外,还有羞耻、辞让、是非之心,合称“四端”,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不是本性不良,而是因为舍弃了本性。因此,人生的修养很简单,就是要把本性找回来。换句话说,不要迷失自我。据《史记》记载,魏惠王听说孟轲是当代大儒,态度十分恭敬,见面便很谦虚地问道:寡人无才无德,打仗总是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内空虚,实在是愧对祖先社稷;先生您不远千里,屈尊来到魏国,将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利益?”孟轲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您都总是想着利益,您的卿大夫也会想着利益,你的平民百姓也会想着利益。这样上上下下都只顾利益,国家就危险了。作为国君,您只要想着仁义就可以了,说什么利益啊!”魏惠王听了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第二次见面的时候,魏惠王又问孟轲:“寡人对于百姓,其实还算蛮不错的。河内有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河东,用河东的粮食赈济灾民。河东有饥荒也是采取这样的措施。别的国家的国君,恐怕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吧!可是别国的百姓不见减少,魏国的百姓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孟轲说:“大王喜欢战争,就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东风吹,战鼓擂,双方的兵器刚一接触,有的士兵就脱掉盔甲,转身逃跑。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有的跑了五十步就停下了。那些跑了五十步的笑跑了一百步的是胆小鬼,您觉得可以吗?”魏惠王说:“五十步也是逃,凭什么嘲笑一百步呢?”(后人将“五十步笑百步”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孟轲于是拱拱手说:“恭喜您,答对了。您既然懂得这个道理,就不应该奢望魏国的百姓比别国多。”孟轲告诉魏惠王,一个国家,如果兵役徭役没有多到妨害农业生产,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人们不用细密的渔网到池塘湖泊去捕捞,鱼鳖就会捞不光;如果按照季节入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尽。有吃不完的粮食、捞不光的鱼鳖、砍不尽的树木,老百姓也就没什么不满意的了,这就是所谓“王道”的开端。这其实也是孟轲的性善论在政治学上的体现——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手段或高超的技巧,只要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律去治国,就能够让百姓感到满意。孟轲接着说,分给每家每户五亩宅基地,屋前屋后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穿上丝绸了。鼓励大伙儿饲养家禽家畜,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都有百亩耕地,官府别有事没事去找麻烦,就不会有人挨饿了。做好这些事,再认真办好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教育老百姓,也就不会出现老人流离失所的现象了。简而言之,让百姓们安居乐业,别折腾,便是王道乐土。说到这里,孟轲话锋一转:“可现在的魏国呢,富贵人家的猪狗吃到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约束;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开仓放粮。当权者还说,这不是我的罪过,而是由于天灾导致年成不好!您听听,这样的说法,和那些拿刀杀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刀杀的’,有什么区别?我实话告诉您,河东闹饥荒,河内闹饥荒,都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作为一国之君,您什么时候学会不推卸责任,天下的百姓就会扶老携幼投奔魏国了!”孟轲的意思很明白,身为国家领导,就是要担当责任。出现问题了,首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东拉西扯,一会儿说天灾,一会儿说恶邻逼债。更不要把灾难当作成绩,一个劲往自己脸上贴金。魏惠王还不错,被孟轲戳中了软肋也不生气,反倒是很高兴地说:“请您不吝赐教。”孟轲于是问道:“用棍子和用刀子杀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没有。”孟轲又问:“那么,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手段害死人,有什么区别吗?”魏惠王说:“也没有,都是杀人。”“那么,恕我直言。您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好马,百姓却面有菜色,郊野随处可见饿死的人。您这是带着野兽在吃人啊!野兽互相残杀,人尚且感到厌恶,而您身为民之父母,手握生杀大权,还要做那些吃人的事,难道就不觉得内疚吗?人是这世上最宝贵之物,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因为俑的形象酷似真人,所以用来殉葬都觉得是极大的罪恶。您怎么能够让百姓活活地饿死呢?”后人认为,孟轲这段话,包含了强烈的人本主义思想。魏惠王听了,沉默了良久,不敢回应,只能转移话题,说:“想当年,魏国是天下最强的国家。可现在呢,东败于齐国,太子被俘;西边丧失河西之地七百余里,割让给了秦国;南边又被楚国侵略,失掉八座城池。我为此感到十分羞耻,希望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您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孟轲却不上他的当,继续紧扣主题:“即便是方圆百里的国家,也可以推行王道。您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减少赋税,减轻刑罚,加强农业生产,提倡尊老爱幼,那么,即便是拿着木棒,也能跟全副武装的秦、楚军队相抗衡。施仁政者无敌于天下,请您不要再犹豫。”经过多次交谈后,魏惠王对孟轲越发尊重了。与邹衍的阴阳学相比,孟轲的理论简单易懂,很接地气;与淳于髡的诙谐幽默相比,孟轲更善于用简单的比喻说明大问题,而且举一反三,发人深省。有一天,魏惠王请孟轲到梁囿游玩——梁囿在大梁西北城郊,是供历代魏君游乐的王家园林。魏惠王看着林中的麋鹿和天空飞过的鸿雁,突然问道:“古代的贤君,也喜欢这些吧?”孟轲说:“喜欢,但是不会把这些娱乐看得很重要。而昏君即使修建了这些园子,也从中得不到乐趣。”“为什么这样说?”“当年周文王要修园子,老百姓都踊跃参与,而且将修好的楼台称为灵台,池塘称为灵沼,很高兴看到那里养着麋鹿鱼鳖。为什么?因为周文王总是与民同乐,大伙都希望他高兴。而夏桀呢,虽然把自己比作太阳,老百姓却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即便有这些亭台楼阁,他能够享受吗?”在孟轲的政治哲学中,“同乐”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对于这个纷纷乱乱的世界,他总是保持着一种超然的乐观态度,撑起了先秦儒家理想主义的一翼。他在魏国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离开了,具体原因不详。但是据本人推测,孟轲的离去,也许与魏国政局的变化有关。因为公元前322年,张仪来到了魏国。张仪相魏张仪到魏国,不是来探亲,不是来旅游,也不是来出访,而是来当官的。《史记》说得明白:“(张仪)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为了秦国的利益,张仪辞去相国的职务,被秦惠王派到魏国去当相国,想让魏国先依附秦国,成为天下诸侯效仿的榜样。

                        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是这个样子的: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就这样,张罗了短短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1924年11月5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浃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大清宣统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5.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人世间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

                        三国联军却创下了历史奇迹。依靠邯郸军民的殊死抵抗和魏、楚救赵之兵,邯郸之围得以解除,赵国暂时免掉了亡国之灾。但是,秦国会甘心这次失败吗?虞卿力辩拒割地秦军邯郸无所得秦兵当然不甘心邯郸之战的失败,所以在解邯郸之围时,要求赵国割六县议和。赵国因此而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给不给秦国六个县。赵国正卿虞卿坚决主张不割六县。虞卿认为,秦国清楚地意识到邯郸之战是打不下去的,而不是因为喜欢赵王而罢兵(赵孝成王也认为秦国攻赵竭尽全力,是“倦而归”)。所以,秦国以强兵都得不到的六县我们却要拱手相送,这岂不是帮助秦国打自己吗?但是,赵国有一个深受赵孝成王宠爱的赵郝却力主割六县给秦国。理由是什么呢?一是若不割六县给秦,秦明年必来攻赵;二是秦不攻韩、魏而攻赵,说明赵国对秦国不如韩、魏对秦友好,所以,割六县给秦国可以表示赵国的好意。虞卿认为这是谬论!第一,毫无意义。割六县给秦并不能阻止秦国再次对赵国进攻,所以,割六县城给秦国毫无作用。第二,这是自杀!若秦兵凭武力都拿不到手的土地我们都得白送给秦国,秦兵再来,我们还得割让秦兵夺不到手的土地,这是壮大秦国而削弱赵国。赵国的土地是有限的,秦国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样的割法早晚会有一天落到无地可割的境地,那赵国不就彻底完蛋了吗(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此时,原在赵国任职后到秦国任职的楼缓回国,赵孝成王向他征求意见。楼缓绕了一个大圈子,先说自己不好表态,最终还是劝赵孝成王割地给秦。楼缓也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一是虞卿不了解秦国,二是赵国被秦所困会给其他国家瓜分赵国提供机会。虞卿听说楼缓的言论后,立即拜见赵孝成王,据理反驳说:楼缓是为秦国当说客。赵国即使能拿出六座县城也不能给秦国,我们可给齐国,齐、秦之间水火不容,齐国如果得到了赵国白送的六县之地,一定会全力帮助赵国。这样,我们虽然给了齐国六个县的土地,却还可以从秦国那里得到补偿。我们只要放出这个口风,秦国议和的使者就会主动到赵国来(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虞卿苦口婆心,据理力争,总算说服了赵孝成王。赵孝成王派虞卿到齐国去,虞卿还没有回来,秦国议和的使者已经到达赵国了。楼缓知道后,立即逃出赵国。求救援同仇敌忾围邯郸秦军落败在邯郸之战中,刚刚受过重创的赵国最终打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秦军,为什么赵国最后竟能打败秦军呢?一是哀兵必胜。赵国在长平之战后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但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连平原君都散家财以助国难。这便是所谓的“哀兵必胜”。二是秦军混乱。秦军这次攻打邯郸非常混乱、开始时打算用白起为主将伐赵,但是,白起有病,不能成行,只好派王陵担任将领,攻打邯郸。由于赵国军民的殊死抵抗,王陵的攻打很不顺利。此时,白起的病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准备派白起代替王陵。可是白起死活不干,秦昭襄王只好另派他人率部攻赵,扛了两个月,还是没攻下来。三是合纵成功。邯郸之战赵国所以能够成功,与联合魏、楚共同抗秦密不可分。秦国攻打邯郸,是想一举灭赵。如果秦国灭赵得手,魏、楚两国将成为下一个羔羊,加上信陵君窃取兵符,毛遂逼迫楚王,最终形成草国联合抗秦的合纵态势。邯郸之战以秦军大败而告终。赵孝成王虽然靠合纵成功保住了邯郸,但是,赵孝成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赵国日渐衰弱的趋势,仅仅是延迟了赵国的亡国时间。这样,本在秦昭襄王时期就可以完成的灭亡赵国的重任留给了秦王嬴政。嬴政将怎样灭亡赵国完成统一天下的重任呢?第22章赵国之亡赵国是秦国统一六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秦国多次不遗余力地对赵国进行军事打击,规模最大的就是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长平之战赵国损失了四十多万大军;邯郸之战,赵国军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最终使赵国的都城邯郸得以保存。但是,两场大战使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秦灭赵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奉秦王嬴政之命又一次进攻赵国都城邯郸,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俘虏了赵国最后一位国君赵迁。赵王迁的太子嘉逃到代地称王,七年之后(前222)也被秦军所俘,赵国彻底灭亡。赵王迁是导致赵国亡国的第四位国君,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国君呢?导致赵国最终灭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掌实权嬴政伐赵斩李牧赵迁亡国公元前235年,赵王迁继位。赵王迁继位之时,已经是秦王政十二年,嬴政已经掌握秦国大权四年了。赵王迁二年(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处理完吕不韦事件的秦王嬴政立即派兵大举攻赵,赵迁派兵迎战。结果,主将被杀,赵军士兵损失十万。这次赵军被杀的人数仅次于长平之战,而且距长平之战也仅仅二十七年,因此,赵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兵员再次遭到毁灭性的屠杀。赵王迁三年,嬴政再次派遣大军从上党郡翻越太行山,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在危急关头,赵王迁从北部边疆调回李牧为大将,抵抗秦军,李牧统领赵军大败秦军。秦将桓齮(yǐ,以)因为战败,畏罪逃到燕国(一说桓齮就是樊於期,嬴政非常恼恨樊於期,所以荆轲才拿他的人头做见面礼),李牧因功被封武安君。三年后,秦军进攻番吾,李牧再次击败秦军。秦国东扩灭赵的进程又一次受挫,这是因为赵国尚有一支精锐之师,尚有大将李牧。李牧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够在赵国即将亡国的危难时刻屡屡重创秦军?李牧原是赵国北部边境的良将,长期驻守代郡、雁门郡,防备匈奴。李牧守边有三招:一是稿赏士卒。李牧非常关心士卒生死,每天宰杀几头牛搞赏士兵,对将士们非常厚道。二是精心防守。平时让士兵学习骑射,派人非常小心谨慎地看守烽火台,还派了很多侦察员侦察敌情。三是死不出战,这是一条铁律。一旦遇到匈奴入侵,要赶快退入营垒防守,胆敢迎战者,斩首(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次入侵,李牧部队都谨慎地点燃烽火,立即退入营垒,绝不出战。一连好几年,他的防地、人员、物资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匈奴人把李牧这种守边策略视为胆怯的表现,赵国官兵也认为主将胆怯。赵王因此多次斥责李牧,李牧依然如故,我行我素。赵王发怒,把他召回,另派他人领兵,李牧什么也没说,回家休息。此后一年多,匈奴每次入侵,继任的主官都出兵迎战。但是,屡屡失手,损失极多,伤亡惨重,导致边境地区不能种田,也无法畜牧。赵王别无他法,只好请李牧再次出山。李牧闭门不出,坚决称病推脱。赵王一再强迫李牧任职,李牧说:大王一定要用我,我还是老三招,请大王恩准。赵王立即答应了李牧的要求。李牧重返边境,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匈奴几年来又一无所获,但他们也一直认为李牧胆小怯战。虽然边地官兵每天都能得到李牧的赏赐,但就是无用武之地,都想和匈奴痛痛快快打一仗。李牧看到和匈奴决战的时机成熟了,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策略,痛击匈奴。第一步,精选优质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勇士五万人,神射手十万人。全军一律投入备战。第二步,示弱。匈奴小股人马入侵,李牧就佯装战败,有意把几千人扔给匈奴。匈奴单于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有利可图,就率领大批人马入侵李牧防区。第三步,打大仗。李牧正面迎战,同时,从左右两翼包抄敌军,结果大败匈奴,一仗歼敌十多万人(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最后只有单于逃走了,几个小的部落也投降了。这一仗匈奴吃了个大亏,此后十多年,匈奴人不敢接近赵国边境。李牧不但能够防守边疆,而且也擅长攻坚。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进攻燕国,李牧一举攻占燕国两个县。赵王迁七年(前229),秦国派大将王翦进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军。因为李牧善战,秦军虽有名将王剪,灭赵之战相持达一年多仍无进展。秦国深知李牧善战,很难对付,如果不除掉李牧,灭赵非常困难:王翦便向赵王的宠臣郭开行贿,让他施反间计。郭开收了秦国送来的重金,便不断散布流言蜚语,在赵王面前说李牧的坏话,造谣说李牧、司马尚要谋反。赵王迁听说之后,便派人接替李牧,李牧不受命。赵王乘李牧不备,秘密逮捕了李牧,将他处死,还撤了司马尚的军职(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三个月之后,王翦猛攻赵国,大败赵军,杀死赵将,俘虏了赵王迁。最后只有赵王迁的太子赵嘉逃到代地,自称代王,持续了七年之久。公元前222年,秦军攻取代地,俘虏了赵王嘉。昏庸信谗斩将败兵主次不明割地求和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28年灭亡,历经了一百七十余年,它曾在今天的河北、山西等交界之地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赵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后世传诵颇广的故事,如“窃符救赵”、“完璧归赵”、“毛遂自荐”等,赵国为战国时代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赵国除了灿烂的文化,还有一点是后人最为称颂的,就是赵国军民的积极抗战,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唯独赵国是最能打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国家。但是历史没有选择赵国,这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还存在哪些因素呢?赵国灭亡有四大因素:用人失误、政治腐败、主次不分、疆域锐减。先说用人失误。赵国人才济济,远非他国可比。但是,赵国的国君从赵孝成王开始,重用的人多是公族贵戚。比如说长平之战,这是决定赵国生死存亡的大决战,然而,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之前,赵孝成王找谁谋划?一个是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的舅父),一个是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之弟),全是公族贵戚。廉颇等一批名将,蔺相如等一批名臣,全不在决策人之列。赵豹主张不要上党郡,赵胜主张接收上党郡。虽然两人主张不同,但是,他俩都没有意识到接受上党郡将引发秦、赵两国之间的一场生死大决战。这两位参与决策的人都没有把大决战这一点给赵孝成王讲清楚:赵孝成王既想要地,又无充分思想准备要打硬战、恶战,最终一败涂地,元气大伤。赵迁继位之时赵国已处于亡国前夜了,但是,赵迁还是听信谗言,杀了支撑赵国半壁江山的名将李牧。这是自毁长城啊!三个月之后,赵王迁被俘。虽然李牧就算不被杀,是否能支撑赵国这盘残局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杀了名将李牧,赵国一定灭亡。因为,李牧至少还能让赵国坚持下去,不至于三月亡国。赵王迁死到临头还冤杀名将,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最后也满怀愤慨地写道:“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第二,政治腐败。赵国政治腐败成风。我们看看郭开这个人即可知赵国的政治腐败到何种程度。郭开是赵国大臣,囿于文献的缺失,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郭开曾担任的职务,但是,郭开对赵国最后的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国时期有“四大名将”之说,秦、赵两国各占两位。赵国的两位名将是廉颇和季牧。李牧死于郭开之口,原因是郭开受秦重金贿赂,诬陷李牧。廉颇也毁于郭开之口,但并非受秦反间之计一事。赵孝成主错误地撤廉颇而用赵括,使赵国损失了四十五万精兵。长卑之战以后,赵孝成王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廉颇的重要,让廉颇再次领兵,廉颇不负王命,屡屡为赵立下战功。赵孝成王死后,继任的赵悼襄争王又不信任廉颇了,派乐乘代替廉颇为将。廉颇不服气,一怒之下,打跑了乐乘,这样,廉颇在赵国就待不下去了、逃到魏都天梁(今河南开封)。廉颇到魏国后,魏王长期不信任他,廉颇自己也很想回赵国再次带兵。赵悼襄王此时也感到用乐乘代替廉颇做得有些过分,想重新起用廉颇,但又不知道廉颇近来的身体状况如何。于是,赵悼襄王派使者丢魏国着望廉颇。郭开作为赵国重臣,率先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对出一使魏国的赵使行贿,让他设法阻止廉颇回国。使者在魏国见到了廉颇,看到廉颇饭量很大,还能披甲上马,身体极好。但是,这位使者由于收了郭开的重礼,回来对赵王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是饭量很大,不过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他去了多次厕所。赵王听了使者的话,认为廉颇真的老了,使不再考虑起用廉颇(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郭开是赵国重臣,自然知道廉颇对赵国非常重要。但是,他嫉贤妒能,不容廉颇,不惜以重金贿赂赵国使者,毁掉了赵国一员虎将。后来,楚国听说廉颇闲居在魏国,便派人暗中将廉颇接到楚国。廉颇虽然在楚国当了将军,但是,并没有立过什么战功;还总是念念叨叨地说,我喜欢用赵兵。最终廉颇客死楚国。廉颇是赵国名将,屡立战功。长平之战为秦反间计所害,长平之战后,廉颇又率兵对付趁火打劫的燕国,大败燕军。就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屡立战功的名将,在赵国竟然待不下去。除了秦国反间之外,赵王身边的重臣也进谗言陷害他。郭开之口胜过秦人雄兵,三寸之舌胜过百万秦军,廉颇没有死在秦军刀下,却毁于郭开口中。赵国的政坛黑暗到了这种程度,除了亡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在赵国的历史上,不乏大将、名将,可惜的是,这些名将的结局都非常惨,李牧被杀,廉颇最后客死他乡,政治的腐败加快了赵国灭亡的脚步。唐朝末年的周昙曾有诗云:“秦袭邯郸岁月深,何人沾赠郭开金。廉颇还国李牧在,安得赵王为尔擒?”虽然,廉颇回国、李牧不死最终不一定会阻止赵国的灭亡,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迟秦军东扩的速度。第三,主次不分。赵国不仅面临着秦国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还不断遭受北面燕国的骚扰。燕国是一弱国,实力远远比不上赵国。但是,在赵国的亡国过程中,燕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燕、赵两国本来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赵国为燕国阻挡了秦军的进攻,仅此而言,燕国应当帮助赵国,抵挡秦军,但事实并非如此。邯郸之战尚未结束,赵国的武垣令傅豹等人率领该地原燕国百姓叛逃到了燕国,为赵、燕两国关系埋下了矛盾的种子。赵孝成王十年(前256),秦派兵进攻赵国,攻占赵国二十多个县,杀死九万赵军。赵派乐乘等率兵进攻秦信梁军,打败秦军。此时的燕国非但不帮赵国抗秦,反而趁秦、赵大战之机,攻占了赵国昌城(今河北冀州),这进一步激化了燕、赵矛盾。赵孝成王十五年(前251),燕王派丞相栗腹出使赵国,送了五百金的重礼给赵王。但是,这个栗腹一回到燕国,马上向燕王报告,赵国的壮年人都死在长平了,未成年人还没有长大,可以趁此机会讨伐赵国。燕王召见重臣乐间,询问他的看法。乐问回答,赵国是一个四面都需要应敌的国家,因此,这种国家的应战能力超强,不能打。燕王又问,以众伐寡,用二打一的办法攻打也不行吗?乐间肯定地回答,不行。燕王赌气地说,那我用五倍的兵力去伐赵,行不行?乐间还是坚定地回答,肯定不行。燕王一听,勃然大怒。大臣们一看燕王震怒,便齐声附和燕王(王召昌国君乐间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面对失去理智的燕王,乐间不再说话。于是,燕王派出两路大军、两千辆战车。一路以栗腹为帅,进攻鄗(今河北高邑);一路由卿秦为将,攻打代(今河北蔚县)。赵国兵分两路、一路由廉颇率领

                        11月12日电综合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日,美国新任众议长约翰逊提交了一份临时融资计划,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政府停摆,该法案中并未包含向乌克兰或以色列提供资金的内容。据报道,与在特定时期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的普通持续决议(CR)不同,约翰逊宣布的这项计划分为两步,将为政府的某些部门提供资金直到1月19日,其余部门则延期至2月2日。路透社称,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计划中不包括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等补充资金。报道称,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该提案“只是一份会带来更多混乱和停摆的处方”,称“众议院共和党人在用一项遭到两党成员抨击的不严肃提议浪费宝贵的时间”。据此前报道,美国前任众议长麦卡锡主导国会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有效期为45天,为联邦政府提供支持其运转至11月17日的资金。这意味着,距离美国政府可能发生的停摆还有不到一周时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称,“国会已经没有犯错的余地了”。NBC援引消息人士称,预计众议院将留给议员72小时阅读法案文本,最早将于14日对该计划投票。大连11月12日电(记者杨毅)针对近日“知名网络博主在大连遭遇‘鬼秤’”一事,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2日发布相关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近日,某知名网络博主先后到大连的多个市场探访,称其在个别商户处遭遇“鬼秤”,并联系相关部门进行处理。该系列视频发出后,引发诸多网友关注和讨论。本月9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4起案情通报,沙河口区福之源生鲜超市等3家店面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目前已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严厉查处。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涉嫌在经营中使用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进行检定,已将该秤送至国内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将根据检测和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2日,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发布案情通报,中山区寻味来餐饮店在经营中使用的电子计价秤经无锡市计量测试院检测,检定结论为不合格。通报称,该商户涉嫌在经营中故意使用破坏准确度计量器具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第九项的规定,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依法严厉查处。据报道,该飞机是10日晚间在进行训练作业时坠毁的,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军方称“没有发现敌对活动的迹象”,强调这起事故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或以黎边境发生的冲突无关。该司令部也没有透露坠落的飞机型号、是否有人员伤亡以及机组人员状况,“出于对受影响家庭的尊重,我们目前不会透露有关涉事人员的进一步信息。”美联社称,目前尚不清楚这架飞机的具体归属,美国空军近期向该地区增派了多个中队,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地中海东部执行任务。吴杰是一名“90后”文物修复师,机缘巧合下学习了文物保护专业,从大学毕业至今,在新疆博物馆已经修了10年文物。曾经的他是一个急性子,是一个浇花都能浇枯萎的人。但如今,吴杰可以日复一日坐在操作台前,从事一天仅完成一毫米修复的极细致工作,他却依然乐在其中。在吴杰眼中,修复文物可以与文物对话,与古人一起穿越过去。从锁子甲中可以看到战火的洗礼,感受到战士身披锁子甲英勇战斗的痕迹。吴杰认为,修复文物的原则是修旧如旧,他们要做的不是让文物更精美,而是首先要保护它,用科学的手段延续它的寿命。吴杰希望投入自己的“青春时光”从事修复文物的“千年时光”,让文物无声地证明他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洛杉矶11月11日电(记者张朔)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主办的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来自美国40余州和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的海外少林弟子、少林功夫传习者与爱好者济济一堂、以武会友。这是继2013年“北美少林文化节”之后,少林寺时隔十年再度在美举办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王太钰等各界人士出席考功大会开幕式。释永信在致辞时表示,少林功夫是享誉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禅宗祖庭和少林功夫传承圣地,中国嵩山少林寺和六大洲少林联合会共同发起组织2023-2024世界六大洲少林功夫考功大赛。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体现少林功夫健身、明心、和谐的价值,增进全世界少林功夫习练者、爱好者的彼此理解、友谊与合作,共同传承好少林功夫。王太钰在致辞时说,释永信方丈亲率武僧团到北美出席少林功夫考功大会,体现了少林寺对海外弟子的关爱和重视。他表示,希望海外少林功夫传习者积极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各族裔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为深化中美人民友谊做出贡献。2023北美洲少林功夫考功大会11日至12日在洛杉矶举行,包括首届“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世界和平祈福法会、少林功夫段品制晋段培训认证、少林功夫公演等。当地时间11日上午开幕的“北美洲少林考功大赛”是重头戏。记者在大赛现场采访美国少林寺文化中心释延续时了解到,约500人参加本届大赛,最小的参赛者年仅6岁,还有一些参赛者已年逾花甲。他们按年龄分组,在少林拳术、长兵器械和短兵器械等项目上一争高低。大赛选出的“功夫之星”将同少林寺武僧一道参加“不朽少林”公演。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14岁华裔少年张锴,当天身着绣有“少林”字样的中式练功服参赛。“我出生在美国,学习少林功夫快9年了。”他说:“我很喜欢少林功夫,也喜欢中国文化,希望今天能拿到奖牌!”11月12日电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气温偏低;甘肃、新疆北部等地有雨雪天气,关注对交通运输、农牧业等的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关注雾或霾天气对交通出行、人体健康等的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明显降温过程12日至13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江淮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及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日平均气温累计降温4~8℃,其中,广西南部、青藏高原中东部等地降温8~10℃、局地10~12℃;最低气温出现在13日至14日早晨,最低气温0℃线位于黄淮南部至江淮北部一线,江汉、江淮南部、江南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等地最低气温将降至2~4℃。12日08时至13日08时,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盆地、青海东部和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大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13日08时至14日08时,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北部和西部、青海西部、福建东南部沿海地区、台湾岛等地将有5~6级、阵风7~8级的大风;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和中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将有7~8级、阵风9级的大风,其中台湾海峡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阵风10级。中央气象台11月12日06时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作为我国居民肉篮子的主要部分,猪肉价格一直备受关注。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11月7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0.49元/公斤,比9月7日的22.35元/公斤下跌8.3%。“猪肉供给充裕,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对记者说。自9月份第1周以来,全国生猪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3元/公斤,跌幅达9.5%;全国猪肉价格连续8周下跌,累计下跌1.66元/公斤,跌幅达6.1%。10月份第4周,全国猪肉平均价格25.60元/公斤,比前一周下跌1.2%,同比下跌38.5%。全国仔猪平均价格自8月份第5周以来连续9周下跌,累计下跌7.51元/公斤,跌幅达22.7%。10月第4周,全国仔猪平均价格25.63元/公斤,同比下跌45.4%,跌幅进一步扩大,已经跌至2021年同期水平。“11月3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是18.25元/公斤,比上月同期19.65元/公斤下降7.12%,比去年同期的32.0元/公斤下跌42.97%,月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大幅下跌。”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猪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朱增勇认为,由于猪肉供给充裕,国庆后猪肉消费需求短期下降。国庆节后,生猪出栏量增加,母猪淘汰力度加大,消费回落。部分地区仔猪价格明显低于生产成本,带动10月份母猪淘汰加大,淘汰母猪价格明显下跌。从供给来看,三季度生猪出栏量和猪肉产量分别同比增加4.7%和4.8%。1月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屠宰量24247万头,同比增长15.0%。其中,9月份屠宰量2775万头,环比增长4.9%,同比增长31.6%。1月至9月,全国累计进口冷鲜冻猪肉127.38万吨,同比增长4.4%,加之国内冻品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给充裕。生猪价格9月初即开始下跌,国庆节后跌幅加大,除了生猪出栏季节性增长外,北方一些地区养殖户避险情绪提升,短时增加生猪出栏量也有影响。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例,上周,日均上市量为1902.14头,比10月初的日均1088.86头大幅增加74.69%,比去年同期日均1361.86头增长39.67%。猪肉价格下跌,那生猪养殖行业如今是什么状况?“猪价持续下跌,生猪养殖由9月份微幅盈利转为微幅亏损。”朱增勇说。近期虽然饲用玉米价格和育肥猪配合饲料价格持续下跌,降低了养殖成本,但生猪价格跌幅更大,自10月中上旬开始,全国生猪养殖已转入微幅亏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10月份,猪粮比价为4.46∶1,比上月下降0.13个点,生猪养殖头均亏损约10.42元。好消息是,龙头企业的养殖成本正显著降低。比如,牧原集团8月份优秀区域生猪养殖成本已经控制在14元/公斤以下,今年第三季度全集团平均成本已降低到14.5元/公斤,从饲料、育种、健康管理、养殖、屠宰5个环节进行测算,每头猪都有600元的成本挖潜空间。牧原股份总裁助理袁合宾表示,今年年底成本要控制在14.5元/公斤,明年有望将全年平均成本控制在14元/公斤以内。11月8日,国内生猪期货2401主力合约以15710点报收,如果以此价格计,在全行业亏损的时节,牧原集团生猪养殖利润依然不错。未来猪价走势如何?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供给充裕,不太看好明年上半年行情。朱增勇预计元旦前猪价将季节性上涨,但明年上半年猪价存在下跌风险。从供给端看,生猪出栏将逐渐进入高峰期,生猪出栏活重增加,加上冻猪肉库存仍然较高,猪肉供应充裕。从需求端看,冬季腌腊等活动将带动消费需求增长,猪肉消费进入旺季,带动供需关系改善。随着避险情绪逐渐稳定,生猪出栏节奏将会回归常态,元旦前猪价将以季节性上涨为主。由于猪肉供应充裕的特征没有改变,猪价上涨空间不大。9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4240万头,比4100万头正常保有量高出3.4%。同时,母猪生产效率也在提升,一头母猪比上年多提供约0.5头肥猪,下半年仔猪供给量增长,预示明年上半年生猪出栏量仍然较高,猪价仍然可能有下跌风险。但随着下半年产能调减,特别是四季度消费旺季到来,猪价将会逐渐回升,但缺乏大幅上涨的基础。“目前,生猪养殖大势是产能过于充足,猪价反弹难持久。按照目前能繁母猪的存栏量推算,猪价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实质性的反转。压栏硬扛不是办法,顺时出栏才是首选。适度压缩产能应尽快提到养殖场的议事日程上来。”刘通说。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郁静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伴随玉米大豆及中稻收获进入尾声、南方晚稻收获加速推进,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达96.2%,基本实现丰收到手。今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克服局部地区洪涝干旱等灾害影响,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种植面积增加,产能基础不断夯实。今年秋粮面积连续第四年增加,预计达13.1亿亩,比上年增加700多万亩。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大豆面积连续2年稳定在1.5亿亩以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比去年增加500万亩左右。大面积单产提升落地见效。今年我国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综合施策,重点推广玉米大豆增密、精准肥水调控和中后期“一喷多促”关键措施。初步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73%。目前,各地秋冬种正有序推进。截至11月10日,全国冬小麦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其中,西北地区播种基本结束,黄淮海地区九成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地区过七成半,西南地区过六成。全国冬油菜完成意向播种面积过九成半,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播种基本结束,西南地区过九成。各地积极推广良种良法,持续提高播种质量。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社会公共安全博览会(以下简称“CPSE安博会”)和全球数字城市产业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在6万平方米的数字城市产业展区中,随处可见AI摄像头和AI综合数据分析图,而行业大模型在展会上也出现得更多了。记者采访了解到,AI大模型如今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安防行业则成为AI的“第一着陆点”,丰富的感知设备和数据维度,让这一领域更加成为AI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的试验田。而中国企业在智能安防领域的“领跑式发展”,也为安防产品“出海”奠定基础,在AI技术的加持下,安防行业又迎来了一轮革新,将成为民众更好的“隐形守护者”。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冯秋瑜数字孪生、视觉分析:智慧安防营造安全、舒适社区记者在现场采访发现,大到天地传感,小到社区“最后一公里”,在新技术的助力下,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正在加速向“智慧城市”转变,计算机视觉(CV)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应用领域,在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门禁卡、防盗报警等智慧安防领域率先实现了商业化。“相比于传统的社区管理模式,‘智慧社区’更加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核心,为居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社区环境,让孩子茁壮成长,让老人尽享天伦。”英特尔中国区物联网及渠道数据中心事业部总经理郭威告诉记者,之前的摄像头只是“看得见”,而智能视频分析系统可以“看得懂”。据了解,智能视觉分析通过对采集社区中的人、车、公共设施等管理对象的视觉数据进行智慧化的数据洞察,实现“入侵”“攀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违停”“乱丢垃圾”“高空抛物”“水域入侵”“占道堆物”等方面的识别需求,在事件发生后,系统能够在3秒内通过AI应用对图像进行识别并判断该事件是否违规,并在5分钟内处置完成,从而营造更智能、安全、舒适的社区和公共环境。“地面沉陷、暴雨成灾、交通拥堵等是城市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利用时空大数据建设好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可以推动城市升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向记者介绍了

                        过来在地上抹了把卤汁,细细闻了闻,“这东西是夜里的妖魔哈,月牙子到山边,黑曼陀罗的香气会让人睡瞌睡,打雷都不得醒唷。”昨晚模糊的记忆结合莫炎老田的推断,那搬头尸在害死岩虎之后,还曾将目标锁定在我身上,无意间却触发了驭金的自然反应,便匆忙夺回短剑并布下疑局企图一石二鸟。奇怪的搬头尸不但懂得用黑曼陀罗的药性使人昏迷,还有着匹敌人类的智慧,而身体里的这把古怪短剑显然对它十分重要,这一切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这短剑是啥地方来的?”老田发现我手中的短剑,眼睛亮了一下,“搬头尸身上的?”我点头默认,将短剑递了过去,老田眯缝着眼睛端详着。出于好奇,其余人也在一旁围看了起来。短剑是一字形剑格,剑柄铸成古滇常用的战鼓形,及刃近格处装饰着浮雕。剑柄上雕着一个头顶倒立战鼓的人像,一对环眼怒睁着,阔张的大口间露出两排利齿,两耳佩带着硕大的耳环,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老田在手中翻弄了几下短剑,小心地捏住剑柄处的战鼓形装饰,微微用力一拔,一把细窄的刺刃应声而出。莫炎见状一愣,向老田讨过刺刃,端详了片刻又放在鼻尖闻了闻,眼中竟闪过一丝讶异。这古怪的短剑居然是罕见的双套刃,大学时曾看过冷兵器的介绍资料,少数民族的武器习惯多数都以奇门见长,但这种暗藏刺刃的做法却很少有过记载。猎户出身的老田熟悉云南传统冷兵器倒也不是什么稀奇事,莫炎应该多少也知道些此间的渊源,他眼中的讶异勾起我莫大的好奇,手下不由自主地去拿那把刺刃。“小心你的手。”莫炎冷冷的说道,“这东西一向是有毒的。”“什么?”“你说啥?”我和老田几乎同时脱口而出,老田的语气似乎有些过分惊讶了,他知道短剑的机关,却怎么不知道刺刃的蹊跷?“你说啥?莫炎兄弟,刀上是啥毒哈?”老田继续追问。“主味黑乌头,次味黑曼陀罗。”莫炎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老田。“上山莫遇搬头尸,打仗最怕割头剑。”老田忽然感慨地叹道,“老汉活了六十多咯,今天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你懂刑天猎首剑,就该知道这刀有毒。”莫炎的言语中有些质疑。“不是老汉不知道哈,实在是不敢相信这就是那割头剑。”老田脸上一片担忧。“我也不敢相信。”莫炎的语气缓和了一些,“没人相信那个传说。”两人一唱一和的对话简直就是在演出悬疑剧,余下的三人在一边早已听得不知东南西北,尤其是没有满足好奇心的我,在被莫炎制止后对那奇怪的短剑更是心痒难耐。“两位能不能抽空给我们这些异乡人解释一下?”我按捺不住了,“搬头尸、刑天猎首剑、没人信的传说,这些到底是什么?”“讲故事还是让老田来吧。”莫炎耸了耸肩膀,把地上的袋子归拢到了一边。老田闻言笑了笑,示意大家在一边坐下,手中拿起短剑和刺刃,一段古老而又诡异的传说揭示开来……古滇时期,兵种大致分为骑兵、步兵和弓箭手,战场上配合得当兵马骁勇,算得上是百战百胜。但在一些棘手的战役中,除了这些常规兵种外有时会出现一支神秘的队伍。这支队伍共有七十二人,很少公开露面,一直单独行动。他们所戴的头盔是用树干雕成的,外蒙象皮,只露出两只眼睛。作战时手持古怪的短剑,专门割取敌人的头颅,并将这些头颅风干,用炭火烘培缩小后悬挂在腰间作为饰品。队伍只受命于滇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和姓名,据说是上古刑天一族的后裔,因此被称作“刑天营”。虽称作后裔,但与忠厚勇猛的刑天不同,狡诈狠毒不择手段,身手如猿猴般敏捷,十分擅长在丛林中突袭作战。古滇国的兵力、文化、物产都具备相当的实力,可滇王的统治疆土却并不大,面积与毗邻的夜郎国相比只算是边陲的小国而已。滇王似乎没有什么野心,对国土扩张也没有多大兴趣。但他十分看重滇国内部的统治,对来犯和内部侵扰的民族势力一向是斩草除根。游弋在古滇国境内的昆明族擅长马术和游击作战,这个古老游牧民族向来是滇王的心腹大患,多次围剿作战都是无功而返。盛怒之下滇王发出格杀令,指派刑天营围剿昆明族。一个大雨瓢泼的日子,昆明族的营地遭到古滇骑兵突袭,双方激烈交战一阵后战场渐渐移向附近的树林。战斗正酣,古滇骑兵突然露出败象,纷纷逃入树林,昆明族人一阵狂喜,乘胜追击地随后跟了进去。大雨使得地面泥泞非常,树木和雨水的影响令视野变得十分的模糊,马匹不断滑倒,昆明族人隐隐觉得有些不对。正当他们想要退出树林,却惊恐的发现队伍中不少人的头颅已不知去向,马匹上端坐着的全是无头的尸体!有几个胆小的立刻策马向树林外逃去,可还没跑出多远,便被树上跳下的几个怪人割去了头颅。原来这是刑天营头目设下的圈套,先前的古滇骑兵只是引诱昆明族人进入树林,擅长丛林战的刑天营则埋伏着暗中将其歼灭。昆明族首领很快明白了一切,于是将剩余的人聚集在一起,挑选了几个勇敢的族人四处跑动,引诱刑天营现身,队中的弓箭手则伺机射杀。雨水、鲜血混作一片,地上满是尸体残肢,树林里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厮杀。在昆明族人的奋力厮杀下,刑天营死伤殆尽,最后一个营众被活捉,但昆明族也只剩下了首领、他的兄弟和一名族人。正在他们审问这名营众的时候,刑天营头目悄然出现在身后,杀死了那名族人,并挟持了昆明族首领。首领的兄弟来不及救助兄长,便挟持那名营众与刑天营头目交换人质。双方各不信任,都不肯先放人质,最终只好约定一齐交换。就在双方准备交换的时候,昆明族的首领却突然按住架在脖子上的短剑割颈自尽,首领的兄弟又惊又怒,当下杀死营众扑了上去。经过一番苦战,以一条手臂为代价,他终于刺死了刑天营头目。在查看尸体的时候,发现在兄长的肋下有一个血洞,原来昆明族首领被刑天营头目用短剑上的刺刃暗中刺穿了的肺部,自杀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兄弟陷入绝境。悲痛之下他骑马返回营地,却看见古滇骑兵正在大肆屠杀剩余的老弱妇孺,孤身重伤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昆明族惨遭屠灭。无比的怨毒染红了他的眼睛,只身返回树林后他割下了所有刑天营营众的头颅,并全部敲碎。随后剖开自己的胸膛,用鲜血布下了昆明族古老神秘的诅咒。古滇骑兵在屠灭昆明族人之后,全队返回接应刑天营。走进树林却只看到昆明族战士的尸体,正在狐疑之际,一群无头的尸体从四面蹿了出来,用双手生生搬去骑兵们的头颅,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余下的骑兵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回城内。滇王闻讯立刻派出大祭巫率队前往查看,大祭巫在探明缘由后确定,那些顶着他人头颅的无头尸全是刑天营营众,是被人下了诅咒。但大祭巫无法破除这怨毒十足的诅咒,拼尽性命之下消灭了大部分无头尸,余下几具则受创四散逃走。……“照说当事人都死光了,那这个传说又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惨烈的传说虽然惊人,但我却心存疑问。“所以没人相信这个传说。”莫炎答道,“今天之前我也不信。”“是咯,有人说树林里的昆明族有人活下来哦;也有人说是大祭巫作法的时候看到了经过哈。”老田叹道,“不过,这一直都是传说咯,不是这把短剑,老汉也不敢相信撒。”“刑天营专用的刑天猎首剑。”莫炎将刺刃插入剑柄,“刀上的毒会使人麻痹流血不止。”“换作我也会自杀的。”S喃喃地拿过莫炎手中的短剑,似乎还沉浸在传说的氛围中。肺部被刺破,体内流血不止,完全丧失战斗能力,半小时内窒息而死,死时痛苦不堪。这样的境遇之下也许自杀是最好的解脱方法。不过,似乎这个传说并不仅仅是惨烈那么简单。“逃走的无头尸有几具?”看来晖儿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你们好像很怕这个传说。”“莫要问,也莫要讲咯。”老田一副害怕的样子,“烧了搬头尸,各走各的路咯。”“嘿嘿~~”一阵阴森的笑声在屋内响起,众人听得浑身一颤。虽说屋外阳光明媚,但在传说那诡异的氛围下,突然出现这样的笑声,实在让人不寒而慄。循着笑声,我和莫炎的眼光一同指向了放置岩虎尸体的袋子。莫炎迟疑了一下,上前解开袋口,岩虎的头颅咕噜一声滚落在了地上。“嘿嘿~~”头颅滚了两下,竟阴笑着开口道:“自杀吧,别想了,死比活着好。”我下意识地挡在晖儿和S的身前,身边人影一闪,莫炎已并排站立过来。老田的铜炮子猎枪早已举了起来,但却不住地颤抖着。“刑天猎首,无人生还。”头颅继续阴声道,“快自杀吧,免得我动手。”“就凭你这个死人头?”S冲头颅大声道,“你有手能动吗?大言不惭!”没想到S会冒出这么一句,原本紧张的众人都有些忍俊不禁。头颅似乎被激怒了,脸部涨满血红:“不是首领吩咐,你们早该死绝了!”首领吩咐?心里一闪,难道这就是那个传说中令莫炎和老田害怕的部分?“还有一句废话可以说。”莫炎冷冷道,“在我抽掉你的鬼丝蚕之前。”头颅一愣,双眼难以置信地望着莫炎,一时间失去了方才那嚣张的气焰。“说出首领同伙的位置,我可以考虑放你。”莫炎继续道,张开的十指上飙升出三寸多长的条状灵火。老田活见鬼似的看着莫炎,又望望我们,嘴唇哆嗦了两下,身子开始向墙边靠去。“你……你会法术?”头颅畏惧地看着灵火,眼珠不住转动着。莫炎并不回答,脚下迈步逼近,十指的灵火像灵蛇似的摆动了起来。“别抽我的宝蚕……”头颅声嘶力竭地叫道,“我说……我说……”停下脚步,莫炎冷冷地望着它,手中的灵火却没有收回:“在哪里。”头颅泄气地叹了一下,看着我们道:“你保证守信,我只说给你一个人听。”“这家伙在耍花样!”我隐隐看到它的颈部有几丝血红的东西在伸缩蠕动。喊声未落,那头颅猛一张口,几道血色细丝飞速喷出,直射莫炎的面部,那方向似乎是冲着口鼻而去的。莫炎身形一矮躲过,抬手抓住细丝,上前用脚踩住了头颅,灵火沿着细丝钻入头颅,双手并用不住地抽卷着。嘶喊中头颅脸上暴起根根紫黑的血管,眼珠和肌肉迅速干瘪了下去。莫炎一振臂膀,细丝应声扯断,手中灵火呼地将一卷细丝烧尽。“喀嚓”,干枯的头颅四下裂开,碎块间一条黑色的蚕虫不住地扭动翻滚,不一会便渐渐僵直了。“越人鬼丝……”晖儿惊讶地问道,“难道那时大祭巫做了什么?你们害怕的……”“大祭巫消灭了好多无头尸咯,法术用尽,后来只能用神虫术。可哪知道神虫居然被无头尸收掉,白白地丢了性命咯。”老田颤巍地说道,“老汉人老眼花,没看出来几位都是高人哈。”“老田,别害怕,我们不是高人,当然也不是坏人。”S对老田安抚道,“我们只是懂点法术,来这里是为了办些事情。”S倒也机灵,原本复杂的事情在她几句话之下倒也解释的简单明了。莫炎友好的拍了拍老田的肩膀,转身用灵火处理起尸体和鬼丝蚕来。“搬头尸里都有鬼丝蚕?”我靠近莫炎问道,“你担心的就是这个?”“是的。”莫炎手下不停,口中答道,“它们身上的鬼丝蚕不太好对付。”“好在只出现了一具搬头尸,你也不必太担心。”我安慰地笑了笑,“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就是。”莫炎回头看着我,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除非杀了我,否则走不掉。”“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干嘛要杀你?和离开这里关系吗?”“鬼丝蚕彼此间有感应。”莫炎看了看自己的手,“它刚才是想留下讯号。”“你手上有鬼丝蚕残留的信息,那些搬头尸就会一直追着我们?”我心中一凛,“灵火去除不掉?”莫炎点了点头,伸出右手,手掌上有几丝痕迹隐约地闪着红光,我知道在一般人眼里是看不到的,这便是鬼丝蚕留下的某种讯息。“还有多少搬头尸?”既然抛下莫炎绝不可能,那我就必须知道对方的实力。“传说中逃走的搬头尸有六具。”莫炎沉思道,“我没把握同时对付五只鬼丝蚕。”“S不是用枪解决过两只吗?”我突然想起阴墓中的滇王,“只要打碎它们的头,就可以消灭。”莫炎看了下S,叹道:“公孙杀的是有头尸。”似是而非的回答弄得我不知所以,一时间已无从问起。看着我一脸不解的样子,莫炎起身拍了我一下:“对无头尸来说鬼丝蚕就是它们的脑子。”十、苦聪蛛衣一种挥拳的冲动在心里冒了出来,如果不是衡量了一下格斗方面我和莫炎的强弱,也许此刻莫炎的鼻梁已经歪在了一边。一连串的对话下来,原本的疑问没有解决,反而却增加了更多的谜团,这就是询问莫炎的结果。“以后谁要是不懂‘惜字如金’这句成语,最好让他和你聊上几句。”我讥讽地说道,“而且那人还能同时领会什么叫‘越描越黑’。”莫炎被我说得一愣,似乎没有明白我话中的含义,直到瞥见一旁S忍俊不禁的样子,他才有些醒悟地看了我一眼,回答居然没有超过六个字:“你有理解障碍。”他这话一出口,S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原本满腹怒气的我一时被弄得哭笑不得。“莫炎说话的风格就是这样,我们也都该习惯了。”晖儿忍着笑解围道。“按这个风格下去,有事都说不清,等我理解话里的意思估计早就没命了。”我没好气地说道。“刚才听你们对话的意思,搬头尸还有五具,而且其中一具是当年的刑天营首领。”晖儿眨了眨眼道,“莫炎被鬼丝蚕做了记号,那些搬头尸会尾随而来,他却没把握同时对付。”莫炎点头默认,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下,转又注视着继续说话的晖儿。“鬼丝蚕本来寄生在人脑中,吞食宿主思想复制施术者思想的媒介体。”晖儿的语速缓慢了下来,“而对于没有大脑的搬头尸来说,鬼丝蚕则变成了它们的大脑。”“找不到大脑的鬼丝蚕会被宿主体内信息同化。”莫炎破天荒地词句慷慨起来,“施术者的思想会消失,鬼丝蚕继承了搬头尸的思维。”“难怪那个大祭巫失算了。”S做恍然状道,“那搬头尸盗割人头就是为了喂养鬼丝蚕?”“没有大脑的情况下是这样。”莫炎继续话多道,“按鬼丝蚕的习性,七天就需要一定的养分。”三人的对话严丝合缝,逻辑竟比我俩之前的对话清晰数倍,我对自己理解能力的自信开始动摇了。“正常情况下,鬼丝蚕可以通过消灭宿主大脑的方法解决。”我忍不住加入了讨论,“搬头尸是个特例,所以只有按照刚才的方法才能消灭?”莫炎的脸上掠过一丝诧异:“你还有药可救啊。”屋内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这次连莫炎也不禁露出了笑意。“不好意思咯,老汉打搅一下哈。”许久没有出声的老田凑上前来,“几位都会法术,这搬头尸就靠你们降服咯,没啥事情老汉先走咯。”话一说完,他便急急向门外走去,人影晃动中,莫炎却挡住了去路。“刚才是你开的枪。”莫炎的声音冷了下来,“搬头尸的信息不会漏掉这一点。”“啊?!”老田脚下一软,险些坐在了地上,“那咋办?老汉不晓得会这样啊。”莫炎的作法虽然有些生硬,但的确是为老田着想,如果现在放他单独出去,一旦被剩余的搬头尸撞上,只怕是会死得十分难看。“老田,反正大家都是顺路,不如你就跟着我们。”S爽快地说道,“等解决了搬头尸,你自然就安全了。”这口气虽然有点大,不过也是目前唯一的方法。况且附近的地形老田比我们熟悉,多一个老猎户做向导对事情的进展确实帮助不小。“先洗洗手吧,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商量。”晖儿端来一盆水,我们这才注意到收拾残局时,大家的双手都已污秽不堪了。双手浸入水中,粘腻肮脏顿时被清凉柔和的感觉所取代。我在盆里搓动着手掌,尽力享受着这种舒适。眼前忽然闪过几个黑影,我的大脑像被电击了一下。悉窣的耳语声、快速散去的身影、浓重的花香,不断交织重叠的残破画面有如老旧的电影片断一般掠过。“哗……哐当!”我诧异地收回双手,用力过猛之下水盆被打翻在地,污水溅了大家一身。“这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急切地向晖儿问道,一旁正要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婆沉着脸继续道,“但他儿子禹却成功了,为什么?因为禹用了疏导的法子!”脸上不由一阵发烧,心头对耿婆不由产生一种敬畏感,正如在学校时对师长的那种感觉。“这么下去别说查清真相,连这俩丫头的命都得赔上!”耿婆挥手示意道,“你俩撤了柱子和垂柳,放那只绿衣水魕走。”“放了它?!”林岳吃惊道,“那不是害人吗?”“害人?人害它还差不多!知道绿衣水魕的怨气怎么来的吗?!”耿婆白了林岳一眼。从风水格局的形成来看,所谓的水煞凶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这往往是世人人为破坏引起的格局变化。原来绿衣水魕本是生存在地下水脉中的虚灵,悠闲自在与世无争,但由于人为造成的这些水煞凶局将它困在了那里。自由自在的它被禁锢之后便产生了可怕的怨恨,加上水煞凶局原本产生的煞气,绿衣水魕就成为了记载上的阴狠虚灵。金属细柱和五缕垂柳去除时,一片轻盈的绿影飘然遁入地下,我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音,那是人们常常在欢快愉悦时才会发出的声音。也许世间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凶恶的东西……狴犴的身影露出了地面,口中衔着一块黄色的物体。那是一块残破的夯土块,上面的纹刻的印记有些类似浩土印,但却不尽相同。“这一路倒是不寂寞。”耿婆冷笑了一声,“正好给你们练练兵。”……河南省巩义市,宋陵。这座宏伟的皇家陵墓位于嵩山北麓与洛河间的丘陵和平地上,总面积约为三十平方公里。从风水堪舆的角度来看,宋陵地处郑州、洛阳之间,陇海铁路穿境而过,开洛高速贯穿东西,南有嵩山,北有黄河,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确不愧为“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风水宝地。北宋有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所虏囚死漠北外,另外七个皇帝以及被追尊为宣祖的赵弘殷(赵匡胤之父)均葬于此,世称“七帝八陵”。赵普便葬在了这片北宋皇室专用的葬地上,不仅是他,这里还埋葬着曹彬、蔡齐、寇准、包拯、狄青、杨六郎等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功臣名勋。有趣的是这位三任三免的北宋宰相生平最讨厌的便是读书,唯一读了次《论语》,却没耐性看完,因此史书上曾有“智谋多,读书少,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一九五六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保护古迹名单的通知》,其中包括巩县宋陵。一九六三年,省人民政府又公布宋陵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九六八年,在各陵园附近的村子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一九七九年以后,国家多次拨款,对各陵墓的石刻进行扶正、粘结和维修,并树立文物保护标志,划定保护范围,一些重点范围内的土地由国家征购,设立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干部。因此,宋陵目前在国内是保护得相当完好的皇家陵墓之一。在如此重视保护的环境下,我们自然不能像盗墓贼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挖赵老先生的坟头。而且,这位讨厌读书的奇门遁甲大家除了编撰国史之外,压根就没留下什么传世著作。从刘基的例子来看,陈子浩他们前往宋陵的目的应该和这位赵老先生有关,同为筑壤旁系的他,也许遗留了什么秘密。刘基、赵普,两人均是擅长奇门遁甲,且辅佐着一代开国帝王。而赵普更是经历了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这对亲兄弟的两代王朝,建国混乱的北宋王朝给我们的线索查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太祖暴毙、行贿受贿……”林岳一头扎进面前的书堆,“这个老赵啥事儿都插一腿,也不嫌累!”“噓,轻点!”我低声恨道,“你小子嫌不够扎眼是不是?!”“靠,接下来的东西你查!”林岳敲着涨大的脑袋道,“我出门散散心去。”“对不起,两位是在查找北宋宰相赵普的生平资料吗?”文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呃~~是啊,我老婆考研,搞了这么个论文课题。”林岳机灵地信口胡诌起来。眼前是一位气质斯文的瘦小男子,圈纹层叠的镜片似乎显示着主人的博览群书。“呵呵,图书馆里不便说话,请两位移步。”那男子客气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脚下轻盈地走向图书馆外。也许是因为他斯文儒雅的气质,我俩不由跟了上去。……图书馆边,一间茶室内。“先自我介绍一下。”那男子礼貌地伸出手道,“我叫钱复,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研究员。”“我叫岳林,这是我哥们儿范亦。”林岳胡诌的功夫越来越强了。握手寒暄后,钱复便兴致勃勃地向我俩介绍起来。说来也巧,这个钱复一直负责研究北宋皇家史志,而宰相赵普也正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以前我也曾接触过一些像他这样搞研究的人,有时往往只是因为一个志趣相投的话题,便会引得他们滔滔不绝,完全不论与你是否熟识。这也许是研究领域的一个通病。不过,我喜欢这个通病,尤其是现在。……“所以,无论是‘陈桥兵变’还是‘杯酒释兵权’,赵普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钱复啜了一口茶继续道,“历史上也有人评价,说赵普灵活地将奇门遁甲的生息变化原理引入了国家统治。”“呵呵,还有这种说法?”我心中一动,脸上却佯装惊讶道,“这和奇门遁甲有什么关系?”“奇门遁甲在民间的谣传甚多,一说传自轩辕黄帝,一说衍生于周易八卦。”钱复扶了扶眼镜,“当然,目前还无从可考,但它内含的生息变化原理却颇有道理。”“那和赵普有什么联系呢?”我客套地深入话题,心中对他这种按部就班的介绍方式稍嫌反感。“你们二位是否听说过‘斧声烛影’之谜?”钱复有些神秘道。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离奇暴毙,传位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之间发生的一段历史迷案。根据记载,公元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晚赵匡胤身体状况良好,酒后稍感不适,便躺下休息。赵光义见状,立刻屏退宫娥宦官,声称自己来照料哥哥。不久,守候在外的宫娥宦官远远看见两人说了些什么,烛影摇晃中,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即听到金斧戳地之声,屋内传来赵匡胤凄厉的声音:“好为之,好为之。”黎明时,赵光义忽然急切召唤,吩咐将皇子全部找来,并称赵匡胤已经逝世。天亮后,赵光义在灵柩前即位,改元太平兴国。赵匡胤没有遵照传统习俗传位于其子,这本就是个疑问,加上当时没有第三人在场,因此一直以来都有赵光义弑兄登基的说法,但却无法考证。“曾有人说烛影晃动是赵光义在躲闪,而金斧戳地就是赵匡胤在追砍。”我试探道,“争端的原因似乎是赵光义调戏赵匡胤宠爱的花蕊夫人。”“那是戏说,宫廷里的金斧是种连裁纸刀都不如的装饰品,赵匡胤又怎么会拿来砍人呢?”钱复摇头道,“不过,照史志上的诸多记载分析,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赵普和这把斧子上。”钱复研究宋史及赵普的相关资料已有十余年,研究中他发现了三处疑点:五十岁的赵匡胤死前身患数种疾病;赵普在被免职时曾有目的地四处游历;斧声烛影疑案中的金斧并非王室常用的那种。“赵普有套别出心裁的理论。他认为,人体是一个按奇门遁甲有序排列的特殊风水格局。”钱复用手蘸着茶水在桌上比划着,“这个人体风水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和运势,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帮赵匡胤改变‘人体风水’。”钱复在桌上画的是一个斧头的构形,和一般的斧头不同,它的斧背呈浑圆突起,看着很像平时常用的敲穴锤。史书曾有赵匡胤曾戏弄赵普的记载“太祖召普,以斧击颈,墨染其面,命普三日不得盥之”,而赵普罢相时走访的则是一些依照奇门遁甲来钻研中医学的隐居医师,加上这把形似敲穴锤的斧子,钱复大胆地推测了“斧声烛影”的真相。那时的赵匡胤身患数种疾病,背部长有恶疽,健康方面并不如外界宣扬的那么好。赵普深信,如果能改变赵匡胤的“人体风水”,这一切便会迎刃而解。于是他四处寻访,并找到了自认为正确的方法。作为当朝皇上最信赖的兄弟,赵光义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此事。事发当晚,赵匡胤有意装作不适,赵光义借机将左右屏退,两人秘密开始进行这项由赵普亲手策划的“人体风水”改造工程。而那把外形奇特的金斧则是用来敲击穴位,梳络筋脉的工具。可能是赵普的方法本身存在缺陷,也或许是赵光义在操作中出了什么纰漏,赵匡胤非但没有长命百岁,反因背上的恶疽迸裂而暴毙。这位北宋的开国皇帝就此撒手人寰。“记载中写道,收殓赵匡胤尸体的太医宦官宣称其‘系金疮迸裂’而死,也就是这个原因了。”钱复叹道,“可惜啊,现代社会奇门遁甲已经无人问津,中医又废除了奇门遁甲理论,没人会相信我的论断了。”……告别遗憾不已的钱复,我和林岳驱车返回落脚的旅店。不管真假,至少我们此行不是空手而返。路上,林岳一直在纸上画着什么,浓重的剑眉习惯地拧作了四条。“老凡,那书呆子的话你信吗?”沉静半晌,他抬头问道。车子在一家冷清的小旅店前停下。“从引经据典和逻辑梳理上来看,钱复的推测不是没有道理。”我思索道,“但所谓人体风水的说法却让人难以置信。”“我信。”林岳翻过手中的纸张道,“那斧子的形状我见过。”纸上画着一把奇异的斧子,和钱复在桌上粗描的形状十分相似,但却更为细致了些。“金玉药斧,开络通穴。”林岳的脸色凝重了起来……六、囊倮之城“从中医角度,金玉药斧配合人体穴道经络最多也只是治病。”耿婆踢踏着脚下的布鞋在屋内来回走动着,“这法子是从奇门遁甲衍生出来的,但绝没有那个书呆子想的那么神奇。”“您老别急啊,金玉药斧是名医俞跗的看家发明,这里面也不定有啥奥秘呢。”林岳小心道。“俞跗只是黄帝时期的神医,奇门遁甲是黄帝的安邦之术,怎么可能让他涉足?!”耿婆摇头道。“上古的历史本就没有太多人知道。”我思索道,“或许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捕风捉影!别太迷信赵普的名气了,搞什么人体风水?”耿婆瞪着我俩道,“望形理气整地改局,你找个人折腾折腾,看他是长寿还是早死?!”神医俞跗、金玉药斧、奇门遁甲,这些固然神奇,但耿婆的话却十分在理。我和林岳过于在意赵普的声望,而忽略了事物的合理性。或许赵匡胤也是如此。“可能有人会对此深信不疑。”一直沉思的晖儿轻声道,“这会不会就是陈子浩他们来这里的目的?”“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点头道,“只不过他现在是完不成任务了。”“别忘了饲虚一派的那对臭师徒。”耿婆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没准这会就在附近。”耿婆的话确实提醒了我,陈子浩一行人出事这么多天,莫曹肯定不会不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清楚出事的缘由,但可以肯定莫曹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找下去。”我坚定道。……“这老头真帅!”林岳冲晖儿挤眼道。镜子里是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男子,脸上的皱纹显得有些沧桑,花白的须发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阅历。很难想象,这就是我现在的模样。为了便于活动调查,林岳调制了一些古怪的药剂,又弄来了一些像胶质似的东西,一顿涂抹之后,我便成了现在这个模样。当然,晖儿、S包括林岳本人也做了些改变,无外乎是头发、肤色和眉眼间的一些处理。如此一来,我们这个五人“旅游团”的平均年龄一下高了不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出门旅游的退休人员。林岳查探消息的能力让我十分惊讶,查阅资料时的窘境此刻已是荡然皆无。在他走街串巷姑婆叔伯地一通打听后,很快便找到金玉药斧的传人。这小子的职业真是医生吗?……“夸张~~精神病院?!”S瞪大了眼睛道,“怎么折腾到那种地方去了?!”“谁知道,听他们邻居说的。”林岳一脸无奈道,“虽然我是医生,可那种地方我也不想去。”金玉药斧,据说是传自上古的一种医疗器具,斧身为铜制,淬炼时加入数种金石药物,斧刃圆钝略带不平,斧背为玉制,打磨为光滑的尖圆形。使用时斧刃常以刮、磨、磕、砍、顿的方式,疏通推动人体筋脉循环;斧背则以敲、打、点、揉、钻的方式,活络趋进人体的穴位。在使用中,病人体表会涂抹特制的药膏,与药斧自身的药性、筋络手法相结合,对很多疾病的治疗和防御相当有效。林岳找到的传人叫马哲明,四十出头,是一家中药店的经营者。在这个西医盛行的时代,小型中药店铺的生意不免清淡了些,马哲明苦撑不下,最终只得关门大吉。不久前马哲明的老婆突然与他离婚,人近中年的他也许承受不了事业婚姻的双重失败,在老婆带走孩子的第二天便疯了。“我去吧,疯子看上去的确有些古怪可怕。”我慢声道,“但至少不像正常人那么狡诈。”“亦凡,我陪你一起去。”晖儿轻声道。……城郊,十里坡,马哲明所在的精神病院。与其说这里是一所精神病院,倒不如称之为监狱,当沉重的大门在身后关闭时,我突然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这辈子我应该不会被关进这里的,现在除外。林岳和S一路小声嘀咕,望着围栏内那些行尸走肉般的病人,身子不禁微微颤抖。晖儿扶着步履蹒跚的耿婆,两眼垂视,眼不见为净的做法也许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许给病人递东西,不许和病人肢体接触。”满脸横肉的男护理恶声道。这是一间单独病房,坚实的门上开了一个不大的窗口,用铁栏禁锢着。从窗口看去,房间内空空如也,马哲明并不在里面。“哲明啊,大姨来看你咯。”耿婆操着地道的河南口音叫道,声音带着哭腔,这老太太的演技绝对不比莫炎差。“嘎”地一声怪叫,一张扭曲的面孔出现在小窗里,那面孔是倒着的,难道马哲明被倒吊在屋里吗?屋外的众人虽然都有心理准备,但依旧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景象吓了一跳。“蓬”地一声,面孔突然消失,再度出现在窗口时已是正向。看样子,马哲明是摔了下来,但在这种满是防撞隔层的房间里,他又是怎么爬上去的呢?男护理不屑地哼了一声,走到走廊一头的窗口,点起一支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哲明啊,有人来看过你没有?”耿婆继续哭腔道,那声音低了很多。“呵……呵……”马哲明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口水哗地涌了出来。“他的犬齿……”晖儿低声道,“好像比正常人长了很多。”马哲明的犬齿的确有些奇怪,虽然不像电影中的吸血鬼那么夸张,但与常人相比却有些怪异。“呵……呵……”马哲明继续笑着,声音渐渐飘忽了起来。古怪的笑声在走廊中逐渐弥漫,相邻病房的病人像受到传染一般也开始发笑,那声音与马哲明如出一辙。“不对劲,我们快走。”耿婆脸色一凛,低声道。病人集体发飙,照理一旁的男护理应该出面干涉,但当我望向走廊窗口时,他却不见了。“靠,我说怎么老觉得不对劲呢。”林岳抱怨着加快了步伐,“多半就是个套!”说话间,众人已奔至楼下,身后的楼道间传来一阵凌乱的声响,就像是一群动物在迅速奔跑。“这些人……”S的声音冻结在喉间。方才进门时所看到的围栏全部倒在了地下,围栏中的病人围在了楼前,脸上带着与马哲明相同的微笑。在他们咧开的口中,那异于常人的犬齿仿佛正闪着寒光。“丫头们站中间,王亦凡、林岳,你俩左右看着!”耿婆沉声道,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根玉制的小槌。“这些……是僵尸吗?”S颤声道,贴身保镖般的狴犴被留在了旅店内,手无寸铁的她不免有些害怕。“囊倮!比僵尸还麻烦的东西……”耿婆弯腰蹲下,手中的玉槌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囊倮,是一种人为造成的怪物,确切的说,是由于某些不良术士的诡异试验而产生的失败品。当初老田在世时,我俩交流的资料中就曾有囊倮的记载,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囊倮可以分作药倮、丹倮。它们之间各有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破坏力,人类的力量、速度和感官潜能在这些东西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只不过,它们已没了自己的思想,那些无良术士找出了控制它们的方法,并将之作为自己的作恶工具。不是耿婆喝破,我还没有想到这些病人已经变成了这种怪物,这个精神病院居然是个巨大的囊倮窟。迅速涌来的

                        浪人兼特工,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打探情报。青木宣纯老朽之后,接班的是之前提过的坂西利八郎,此人创立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骗得一愣一愣的,被卖了还帮忙数钱。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程度加深,黑龙会、“坂西公馆”这种半江湖半官方的组织就不太够用了,日本人只好另想办法。于是,一个全新的组织粉墨登场,它叫特别高级任务课(科),一说是特别高级警察课(科)。总之,一般简称特高课(科),为了行文方便,就称之为特高课。特高课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一切都为日本侵华服务。特高课最初在东北建立,它的头目——“阴鸷猥琐男”土肥原贤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土肥原比他的师父坂西利八郎和祖师青木宣纯更加心细、胆大、阴狠、不要脸。土肥原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到位,特高课的确切成立时间至今没有人知道。但它应该在1913年之后才成立,因为1913年土肥原贤二才来到中国。虽然土肥原一肚子坏水,但他确实是一个不错的特工。他由日本的国情——妓女多和中国的国情——鸦片流行出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开展业务的好办法——在妓院搞谍报。妓院三教九流会聚,各种消息四通八达,十分便于情报收集。于是,土肥原在沈阳和哈尔滨等地的妓院里插入了许多特高课的间谍。这些间谍在依靠出卖色相刺探情报的同时,还经营着一项副业——贩卖鸦片,既为特高课解决了经费问题,也让那些有利用价值的家伙染上烟瘾,便于控制。一箭三雕!土肥原不愧是暗黑小能手。在土肥原的率领下,特高课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一切都有条不紊,快速高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自治”等重大侵华事件,大都跟土肥原和他手下的王牌间谍川岛芳子等人有关。日本国内的高层看见土肥原这小子把特高课搞得风生水起,就动了把特高课做大的心思。于是,各层级的日军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都多了一个叫特高课的部门。由此,咱们在看抗日或谍战相关的影视剧时,老能看见日军宪兵队等机构里那个邪恶的特高课。交代完了特高课,再来看看另一个受日本人控制的特务机构。

                        76号

                        76号,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简称,它的学名叫“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字中的“中央”指的是汪精卫的伪中央,76号是这个机构的所在地。与76号相比,“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学名太难记了,所以无人知晓。76号的靠山是日本人,但干活的都是中国人。76号的一把手是丁默邨,二把手是李士群。这两人除了“只干坏事,不干好事”这一大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共产党的叛徒。丁默邨早年直属中共湖南党团组织领导,国共合作时期加入国民党,后来就一直留了下来,成为中统特工。因为业务能力不错,后来干到了“调查统计局”邮检处处长。这个丁默邨,有一个大弱点——拜金,尤其钟爱贪污腐败。1938年4月,张国焘逃出延安投奔国民政府,负责接待张国焘的正是曾经的“同志”丁默邨。结果丁默邨居然把政府拨给他用来招待张国焘的费用给贪污了,钱少了,对张国焘的招待工作自然做不到位。香的没吃到,辣的没喝到,张国焘十分不满意。张国焘心情爽不爽,丁默邨根本不在意。但他不知道,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这道目光的主人,是戴笠。丁默邨这次得罪的张国焘,在共产党内地位比较特殊,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因此戴笠打了一个如意算盘:如果能以得罪丁默邨的代价,换得张国焘对军统的忠心投靠,是一笔不错的生意。于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丁默邨一顿黑状,说丁默邨贪污招待费,虐待投诚人士。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1938年夏天还未到,丁默邨便被停职,张国焘顺利加入军统。李士群跟丁默邨的经历十分相似。李士群原是中共党员,中共中央特科特工,兼周恩来的警卫员。1932年被中统逮捕,他没有“打死我也不说”的勇气,没几天就变节投降,加入中统。不过,这个李士群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物。这家伙在中统那里并未将与自己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全盘供出,而是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了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对中共隐瞒了自己变节的事实。也就是说,中统认为李士群是自己人,中共也不敢百分百地确定他已经叛变。由此,李士群成为双重间谍。当时,李士群的公开身份是上海《社会新闻》杂志的资深编辑,他的领导正是社长丁默邨。1937年年末,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奉中统徐恩曾之命,在上海潜伏下来。到了1938年,中国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城市基本全数陷落。李士群彻底对抗战失去了信心,在他看来,中国即将灭亡,自己没有必要跟中国一起“牺牲”。于是,这小子再度叛变,主动投靠了特高课的老大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当时急于控制上海,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做特务远比日本人有优势。于是,土肥原出钱出枪出设备,指令李士群尽快建立汉奸特务组织。76号就这么成立了。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便策反了老上级丁默邨。由此,二人在76号干得风生水起。但土肥原对这两个家伙并不十分放心,于是他给76号安排了一支日本宪兵队,职责自然是监视76号里的大大小小的汉奸特务。除了土肥原,日本军部也对76号不放心,所以日本人在上海专门建立了一个特务机关:梅机关,负责监视76号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

                        特效润滑剂——周佛海

                        李士群和丁默邨两人都出身中共,后又都效力中统,可以说对中国特务组织的运作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在他俩的策划和安排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军统尤为凄惨。当时沦陷区的锄奸任务大都由军统来完成,仅在1939年秋季的两个月间,军统就干掉了四十余名大小汉奸。于是,76号在李士群的率领下激烈反击。一时间,大量军统基层组织被破坏,大批军统特务被捕,甚至军统王牌杀手(时任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星炳都被李士群成功拿下。一时间,上海滩风声鹤唳。戴笠急了,告诉周佛海:你去跟李士群说,意思一下就行了,别太过分了!戴笠和周佛海很熟吗?他为什么要对周佛海说这番话?周佛海之前跟汪精卫一起跑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本以为自己这边的政府一打开局面,那边蒋介石的政府就活不下去了,自己这边正好接管全国政权。但他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打完“武汉会战”之后就基本打不动了,而蒋介石政权似乎一时半会儿倒不了。正好此时戴笠派军统特工过来策反,周佛海乐得脚踩两只船,从此成为骑墙派。一方面替伪政权做事,一方面为军统服务。在周佛海的运作下,军统和76号暂时休战:只要你别惹我,我就不惹你。接下来的故事则有些过于无间道了,中统、军统、76号、特高课全部有份。

                        “色戒”

                        在张爱玲的短篇作品中,有一个叫《色·戒》的无间道故事。故事内容大约如下:美丽性感、气质柔美的抗日女志士王佳芝,或许是感动于对方愿意为她一掷千金的慷慨,又或许是出于情欲,爱上了一个自己曾立誓杀之而后快、阴险冷酷、苍老猥琐、变态无耻的汉奸易先生,甚至不惜为保护汉奸而葬送了自己和同志们年轻的生命。当然,如果《色·戒》没有被李安拍成情色片,估计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不会太多。张爱玲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写情爱、伤感、彷徨、小资那是信手拈来,但这种阴森恐怖的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怎么会被她知道,从而写出这么“真实”的故事?秘密就在她的老公身上。张爱玲有一个叫胡兰成的汉奸老公,此人当时正在汪精卫政府任职。张爱玲从胡兰成的嘴里听到了一些捕风捉影的片段,然后结合她和胡兰成的情感经历,创造出了一段“爱恨纠结”的故事。虽说情节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但主角还是靠谱的。故事中抗日女志士的原型是郑苹如,被色诱的汉奸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郑苹如的父亲郑钺,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母亲木村花子则夫唱妇随,随郑钺来华参加革命活动。也就是说,郑苹如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中日混血。当时中国有一份叫《良友》的画报,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大约类似《时代周刊》之于世界。而郑苹如曾经是《良友》的封面女郎,其姿色不用多说,自然是当时的一流美女。1937年,受家族和时局的双重影响,19岁的郑苹如出于爱国热情而被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地区负责人陈宝骅引入中统,担任中统上海区的情报员。在中统的刻意安排下,演技出众的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与中统预定的猎物丁默邨“不期而遇”,于婉转低回、顾盼娇吟间,已将丁默邨迷住。火候已到,郑苹如邀请丁默邨到家中一叙。因为中统计划在郑家附近动手。面对超级美女含情脉脉的邀请,尤其是到家中一叙这么旖旎诱惑的邀请,恐怕以一般男人的意志力,还真是无法拒绝。按理说,老色鬼丁默邨更没有理由拒绝。可他还是在轿车就要到达郑苹如家时,突然改变主意,掉头而归。老特务就是老特务,虽好渔色,但更重视自己的小命。第一次不成功,只能继续努力。此时,郑苹如的顶头上司,从陈宝骅换成了张瑞京。张瑞京命令郑苹如想办法将丁默邨引到上海一家皮货店——西伯利亚皮货店,他已在那里安排好了杀手。可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后,张瑞京因叛徒出卖,被李士群抓了。李士群出身中统,和张瑞京本是旧识。熟人相见,张瑞京倒也爽快,未等用刑就全招了。出人意料的是,不知道李士群出于什么居心,竟然未将此事张扬出去。他不仅把张瑞京保护起来,而且还派出狙击手来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附近埋伏。1939年12月21日下午,丁默邨被郑苹如拉进西伯利亚皮货店。郑苹如装作走到一旁挑选皮衣,和丁默邨拉开了距离。狙杀丁默邨的最好时机出现了!可就在这一刹那,凭借混特务多年的直觉,丁默邨好像预感到了什么,突然以“闪电侠”博尔特奥运百米夺冠的气势狂奔而出。他的车就停在路边,没有熄火,司机时刻准备接应,车门当然是敞开的。丁默邨三蹿两跳就已冲进车里,高喊开车。枪声响起的同时,车已经飞驰而出。机会转瞬即逝,中统和李士群派来的杀手都空手而归。丁默邨脱险后,擦掉一头冷汗细细一想,自己光顾西伯利亚皮货店是出自郑苹如的建议,可杀手竟然就埋伏在了那里,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郑苹如和杀手是一伙的。接下来,郑苹如顺理成章地被捕。日本人本来想用郑苹如的性命要挟其父郑钺出任伪政府的职务,但正直的郑钺一口回绝。在刑场上,郑苹如对刽子手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帮帮忙,打得准一点,别把我弄得一塌糊涂。在女儿牺牲后,郑钺一病不起,于1941年年初抱恨而终。郑钺死后三年,郑苹如的亲弟弟郑海澄在重庆保卫战中驾机与日寇搏击于长空,壮烈牺牲。又过了半年,郑苹如的未婚夫、空军上校大队长王汉勋牺牲。真是满门忠烈!

                        超级墙头草

                        李士群是怎么回事,居然要刺杀丁默邨?在76号,李士群属于创业元老,而丁默邨属于新进员工。但在日本人的安排下,老资格的李士群居然只能屈居于丁默邨之下,出任二把手,这让李士群很不服气。因此,李士群开始拉帮结伙,处心积虑,下定决心搞垮丁默邨。因此,李士群跟中统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譬如这次保护张瑞京而刺杀丁默邨。同时,李士群在周佛海卓有成效的运作之下,跟戴笠的军统玩起了暧昧,譬如掩护军统上海站站长余祥琴逃生。要命的是,李士群还一直和中共在上海的特务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李士群身边工作的关露就是中共联络员。红色特工关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位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与张爱玲。有首歌大家肯定非常熟悉:“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关露就是这首歌的词作者。李士群身为76号的人,却跟中统、军统、中共暧昧不断,难道他和周佛海一样,也是骑墙派?事实证明,这一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1943年9月,李士群横死于阿米巴菌中毒,便佐证了这一推测。李士群身体本来好好的,可就在发病前两天他赴了个宴会,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课科长冈村适三做东。李士群吃完饭后,不久就有了中毒迹象。李士群死于非命后,汪精卫厚葬了他,却并未追查他的死因。这种低调的处理方式,似乎有力地证明了冈村毒死李士群的说法。不过,这件事依然留下了诸多不解之谜。是日本人兔死狗烹吗?显然不是,此时的国民政府还很坚挺。那就是中统或军统锄奸?也不像,按照军统或中统的习惯,除掉一个像李士群这样的超级汉奸,一定会大张旗鼓地宣布对此事负责以杀鸡儆猴,顺便鼓舞抗日士气。但此事发生后,没人宣布负责。难道李士群是暴露身份的中共潜伏特工?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日本人应该不会使用暗杀手段,而应该明正典刑,严刑拷打,从李士群身上挖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果李士群是被抗日势力指派潜伏的话,那他的死就是牺牲,指派他的人应该为其记功并嘉奖才对。可即便抗战胜利之后,中统、军统、中共还是全无动静,正好说明此人确实是汉奸。既然如此,答案似乎只剩下一个:李士群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潜伏间谍,但他是骑墙派,四面讨好,日本人不需要这种不忠心的走狗,但李士群的特务势力很大,即便是日本人也有所顾忌,因此特高课只能选择暗杀。

                        假钞大混战

                        之前提过,军统对日的秘密战线上,有一件重要的工作是金融作战。说是金融作战,其实就是印假钞。日本人印假钞,国民政府也印,然后再由双方的特工们想方设法在对方的控制区花掉,在解决自己资金不足的同时,还可以打击对方的经济,一箭双雕。从1938年年底开始,日本人开始在沦陷区用新发的伪币替代原来的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同时,大鬼子山本宪藏开始带领手下的小鬼子们印制假法币。日本人印假钞和今天的黑社会印假钞不一样,他们印假钞时,让全日本最好的技术人员全程参与设计制作。而且,日本人用的设备和原材料都缴获自国民政府印钞厂。也就是说,日本人印出来的“假钞”根本就是真的。截至1945年小日本投降,共印了四十多亿元,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要知道,1937年,中国的法币总量还不到十五亿。山本宪藏为了印制假钞,没日没夜地干活。他本来是打算宁可拖垮身体,也不给事业留遗憾的。可到了最后,身体是拖垮了,但遗憾也留下了。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在领土与人口日益紧缩、收入停滞的状况下,为了应付抗日战争的庞大战费支出,居然在国统区总共发行了近五千亿法币。他呕心沥血印的这点钱,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山本宪藏彻底服了: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来而不往非礼也。国民政府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不就是印假钞吗,我们也会。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对口机构“对敌经济作战室”,从美国购买一流的纸张和印制设备,再从美英两国聘请一流的技术专家,同时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在重庆歌乐山建立合资伪钞工厂,比照着戴笠从周佛海那里搞到的日伪银行的纸币印钞版,夜以继日地印伪币。伪币从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沦陷区,导致沦陷区物价飞涨,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共产党控制的边区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共产党控制区不使用法币,而是自己发行钞票,俗称“边币”,再加上共产党控制区的经济总量有限,费那么多功夫也不值得,日本人只好放弃“边币”全力

                        秦王嬴政会将死亡之剑再指向哪个国家呢?第25章楚国之亡秦王嬴政在攻下韩、赵、魏、燕四个中原国家之后,就把进攻的矛头对准了南方大国楚国。楚国地域辽阔,历史长达八百年,秦王嬴政对于这个国家垂涎已久。可是楚国实力非常强大,尤其是距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一百多年前,楚国的疆域北涉黄河,东到江浙,西控巴蜀,南制闽粤,是当时战国七雄中领土最大的国家,军亭力量也是雄极一时。楚国兵强马壮,横扫中原,也显露出了争雄之势。到了秦王嬴政时期,楚国实力依然不可小视,尤其是,楚国还有一个著名的将领,西楚霸王项羽的祖父项燕。楚国有大将项燕的护卫,秦国也一时奈何不了它。可是当秦王嬴政派出大将王翦进攻楚国后,秦楚对峙的局势立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用了三年时间,强大的楚国就被秦军攻陷。那么秦国最终是依靠何种谋略把楚国消灭的呢?楚国灭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秦国养精蓄锐王翦灭亡荆楚楚王负刍四年(前224),秦王嬴政派遣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攻楚。临行之前,王剪在灞上对秦王嬴政说:请大王多多赏赐我良田美池。秦王说:将军你尽管出发,你还担心日后会贫困吗?王翦对曰:我是大王的将军,建立奇功也不得封侯,我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啊。嬴政大笑。大军到了边关以后,王翦又派使者请求赏赐良田有五次之多,有人对王翦说:将军是不是太贪得无厌了?王翦却回答说:你有所不知,秦王粗暴且对人不信任,现在把全国军队委托给我,如果我不多多请求田宅,替子孙经营产业,秦王就会因此而怀疑我(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王翦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还颇有政治头脑。王翦率领大军进人陈邑、平舆一带之后,即停止前进,构筑壁垒开始坚守。楚国调集大军,全力抵抗。两军相逢,楚军主动出击,多次挑战,秦军就是不应战。王翦让士卒洗沐休息,天天稿赏士卒,自己和士兵同吃同饮,但是就是不打仗。过了一段时间,王翦问:士兵们在干什么?左右的人告诉他,士兵投石块玩游戏,看谁投得远。王翦听了之后心中暗喜。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相持了一年左右,创造了秦王嬴政发动统一战争以来的一个奇迹——来而不打。一年多想打而打不成的楚军开始向东移动(乃引而东),王翦一看,机会来了,立即派出精兵追击正在调动的楚军。结果,楚军大败。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攻入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获了楚王负刍。楚王负刍被俘之后,楚将项燕东山再起,在淮南拥立昌文君为楚王,继续抗秦(此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该篇说是昌平君,非昌文君。杨宽《战国史》考订昌平君系昌文君之误。《史记》的《楚世家》、《王翦列传》、《六国年表》等均说项燕兵败被杀)。秦将王翦、蒙武在淮南大败楚军,昌文君战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秦在楚地设立九江郡、长沙郡。公元前222年,王翦平定了江南地,降服越君,建立了会稽郡。灭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疲敌制胜的典型战例。秦国大将王翦采取了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楚军求胜心切,但与秦军总是交不上锋,最终斗志逐渐消失殆尽。这场秦楚之战成为秦国消灭楚国的转折点。然而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早实行变法图强的国家之一,它甚至比秦国的商鞅变法还要早。战国时代有两句流传极广的话,“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战国策·秦策》)”,意思是说,连横成功则秦国称帝,合纵成功则楚国称王。可见,楚国曾经是战国时代和秦国一样强大的诸侯国。那么幅员辽阔、实力强大的楚国为什么会在短短三年内就被秦王嬴政给消灭了呢?我认为,楚国之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改革不力,二是政治腐败,三是不明大势。吴起变法威服诸侯悼王下世宗室作乱战国初年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谁?魏国。魏国为什么强大?因为魏国的创始者魏文侯重用李悝施行变法。战国时期的变法,其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的一次全面改革,是各国实力的一次重新整合。这个时代,谁变法早,变法彻底,谁就能迅速强大。魏文侯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年,对变法的认识大大早于其他诸侯国,所以,魏国变法最早,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真正的变法是在楚悼王(前401-前381)时期,此时,魏国名将兼政治家吴起因受魏武侯的猜忌来到楚国。吴起到楚之后、先是担任了一年的边地郡守,后来楚悼王知道他才能出众,任命他为令尹(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施行变法。吴起的变法早于秦孝公变法二十年左右,因此,在战国七雄之中也算早的。吴起变法的内容主要有四点:第一,废除世卿世禄。世卿世禄是宗法制的衍生物。由于政权可以世袭,所以,爵位、俸禄也可以世代承袭。这种体制是政治、经济共同体,既有政治上世袭的爵位,又有经济上世袭的俸禄。这种世卿世禄制度对贵族、功臣是一种奖励,但是,它也严重地阻碍了后世有才有功者的封赏,而贵族功臣者的后世子孙,无论有无才能,有无功劳,都可以享受丰厚的爵禄。那么,后世有功者怎么办?这种世卿世禄制度的最大弊端是无法调动人才为国效力的积极性。若是人才缺少为国建功的积极性,国家肯定无法强大起来。所以,吴起首先从废除世卿世禄制入手,“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所谓“均爵平禄”,就是剥夺那些前辈有功而后世无功者的爵禄;“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将无功者的爵禄拿过来奖给今天的立功者。具体怎么执行呢?吴起的办法是:“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前代封君的后世子孙,只要到了三代,就可以没收他们原有的爵禄。当然,到了三代又立新功者肯定是例外。这样一来,世卿世禄制实质上被废除了。收回来的爵禄怎么办?“以抚养战斗之士”,就是奖励那些在战斗中立功的将士。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楚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第二,整顿吏治。吏治是国家大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吴起变法非常重视吏治的整顿。在这一方面,吴起做了两项工作:首先是减少大臣、封君。吴起认为,楚国的问题是“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这里的“封君”是指接受封邑的贵族。“大臣”、“封君”的权力太重,“上逼主而下虐民”,对国君是威胁,对百姓是灾难。这种情况不改变,楚国就不可能强大。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像修理树枝一样进行一番裁抑。其次是废除冗官。官员队伍中确有“无能”、“无用”之辈,吴起的办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把那些无能、无用的官员淘汰出官场。同时,国家通过裁汰冗官,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第三,奖励耕战。富民强国的根本问题有两点,一是耕,二是战。“耕”是重视发展农业,“战”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两点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吴起的做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这样,农民和士兵都得到了实惠。第四,广辟土地。楚国土地广袤,加上它对一些小国不断采取兼并灭国的策略,所以,楚国闲置的土地特别多。吴起看到这种现象,便劝楚悼王派“贵人”去“实广虚之地”,即派贵族去垦荒开发。这当然是件苦差事,所以,被派去的贵族都叫苦不迭(皆甚苦之)。吴起在魏国只是一位大将,但是,他完全具备一位政治家的基本素质,并且,他目睹了魏国的李悝变法,所以,在得到楚悼王的大力支持后,吴起在楚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吴起变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非常明显。当时人蔡泽评价吴起变法的成果是:“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史记·吴起列传》论及吴起变法的结果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吴起变法却没有像秦国的商鞅变法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原因是什么呢?一是楚悼王下世,二是楚国反对派势力强大。吴起帮助楚悼王变法之时已是楚悼王的晚年,不像年轻的秦孝公一继位就重用商鞅变法、所以,楚悼王、秦孝公两位君主对吴起、商鞅两位改革家支持的力度差别很大。这个差别完全取决于君王的生命长度。楚悼王一死,就在灵堂之上,“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这些宗室大臣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吴起变法的过程中受到严重损害,所以,楚悼王一死,他们公然在灵堂上攻杀吴起。吴起一看,大事不妙,立即跑到楚悼王的遗体旁,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叛乱的宗室大臣趁机用箭射杀吴起。由于吴起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这些箭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楚悼王死后,太子继位。他让令尹把射杀吴起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因此案而被牵连的七十多家统统被杀掉(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未废除商鞅制定的新法;但是,楚悼王死后,吴起的新法虽然还有一些影响,但是,大部分内容被废除。此后,楚国再也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变法。因此,楚国变法在吴起死后基本废止,而秦国却因商鞅变法而迅速崛起。楚国的灭亡有多种原因,但是,自身国力的衰弱是最根本的原因。相国廿五遭灭门养士三千竞豪玭一个国家的兴衰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纵观历史,政治腐败可以说是很多国家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很早就变法图强的楚国,也难以逃脱政洽腐败这个顽疾的困扰。尤其是在楚国末期,被冠以“战国四公子”之称的春申君(黄歇)成为楚国腐败的焦点,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楚国内政的腐败。楚国的政治腐败主要表现在用人上。楚国的早期,公族长期受楚王庇护;之后,屈、昭、景三大姓在楚国政坛上举足轻重;晚期,春申君又受楚王重用。这种用人制度的缺陷是非公族或者非三大姓的杰出人才很难脱颖而出。春申君是楚顷襄王的弟弟,他和平原君、孟尝君、信陵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春申君曾陪伴楚太子到秦国做人质。秦国一直扣压太子,不让他回国,后来,楚顷襄王病重,太子想回国,一旦楚顷襄王病故便即位,但是,秦国仍然不放楚太子。楚顷襄王的太子和秦国相国范雎的私交甚好,于是,春申君拜见范雎说,楚王病危,秦应当早点让太子回国,这样,一旦楚王有何不测,太子就可以即位。如果太子被立为楚王,一定会感谢相国放其回国的恩德。太子回国与留秦是两重天:太子回国即是楚王,留在秦国不过是一介布衣。如果太子不能回国,楚王病故之后一定会再立他人,再立的太子会尊奉秦国吗?请相国考虑考虑怎样做对秦国更有利。范雎于是向秦昭襄王进言,放太子回国。秦昭襄王认为,先派太子的随从回国看一下楚王的病情,再决定是否放他回国。春申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太子说,如果太子不能如期回国,一旦大王过世,一定会另立他人。太子不如和楚国使者一起逃离秦国,我留下来善后。于是,楚太子换了衣服,随着楚国使者逃出秦国,春申君留守在秦国,以太子有病为由,阻挡前来的秦国官员。一直到太子起程多天之后,春申君估计秦国已经追不上了,才去见秦昭襄王。春申君对秦昭襄王说,太子已归国,我黄歇欺骗大王当死。秦昭襄王一听春申君的话,勃然大怒,立即想杀死春申君。范雎一看秦昭襄王怒不可遏,便劝秦昭襄王说,黄歇作为臣子,能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太子,太子继位之后一定会重用他,不如放黄歇回国,让他执行亲秦国政策。秦昭襄王仔细想了想,此言有理,便忍住了愤怒,放春申君回国。春申君回国不久,楚顷襄王病故,太子被立为楚王,他就是历史上的楚考烈王。考烈王即位之后,立即任命春申君当了相国。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为此事伤透了脑筋,多方寻求能生育的女人进奉给楚考烈王,但是,仍然无效。此时有一位叫李园的人,想把自己漂亮的妹妹送给楚王,但是,他听说楚考烈王不能生育,担心自己的妹妹入宫后会因为无子失宠,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先投在春申君门下当舍人,不久告假,有意误期不返。回来之后,他专门为此事去拜见春申君,春申君问他为何误期,他说,我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齐王派使者来求婚,因此,才耽搁了几夭。春申君听后,便问,出嫁了吗?李园回答,没有。春申君又问,我可以见见你妹妹吗?李园一听,正中下怀,便爽快地回答,可以。于是,李园领着她漂亮的小妹拜见了春申君,春申君一见李园的小妹,非常喜欢,李园趁机把自己的小妹许给了春申君。等到李园的小妹跟随春申君怀孕之后,她对春申君说,楚王信任先生,超过自己的兄弟。如今您在楚国当了二十多年的相国,但是,大王却无子。假如大王百年之后,只能再立其他兄弟。如果楚王的其他兄弟被立,新楚王也一定会重用他所喜欢的人,您的尊位怎么能够长久?现在我已经怀上了您的孩子,而且和您相处的时间不长,很多外人不知内情,不如趁此机会把我献给楚王。大王非常信任您,如果您进献我,大王一定会接纳。假如将来生个儿子,那么您的儿子就会继承君位。这样,楚国就是您的了,您还会担心您的前程吗?春申君认为李园的小妹讲得非常有道理(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于是,他把李园的小妹安置在宾馆,立即向楚王推荐。楚王召见李园的小妹,见是位楚楚动人的女子,立即笑纳了。后来,李园的小妹生了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楚考烈王便立李园小妹所生之子为太子,立李园的小妹为王后,重用李园。李园眼看着自己的小妹一天天发达起来,担心春申君会泄露自己小妹先怀孕后入宫的丑闻,于是私下里养了一批亡命之徒,想找个机会除掉春申君。春申君是贵族后裔,他为使自己进一步得宠,才在李园和他妹妹的蛊惑下,把李园的妹妹献给了楚考烈王,这可以说是春申君一生中最大的败笔。这一事件不仅造成了楚国政权的更迭,也为春申君一家带来了满门抄斩的厄运。而这场改变楚国命运的灾难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春申君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呢?春申君做了二十五年楚国的相国,楚考烈主病危,春申君的一位门客朱英对春申’君说,这个世界上有意想不到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祸。您现在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事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会没有意料不到的人呢(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问他,什么叫意想不到的福?朱英回答,您任楚相二十多年,名为相国,实为楚王。现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辅佐幼主,代他掌握国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样,等君王长大成人再把大权交给他;否则,就干脆自己去当楚国的国君。这就是所说的意想不到的福。春审君又问,什么叫不期而至的祸?朱英回答,李园不执掌国政,却是国君的舅父,他不管军事,却豢养了不少亡命之徒。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夺权,并且要杀您灭口。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期而至的祸。春申君又问,什么叫意料不到的人?朱英回答,您把我安排在楚王的卫队里,楚王一下世,李园必定抢先入宫,我替您杀掉李园。我就是那个不期而至的人。春申君听完之后说,您不要说了,李园是个软弱的人,我对他很好,他怎么会这样做!朱英知道自己的话不被采用,担心祸患殃及自身,立即逃走。之后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园果然抢先入宫,并在宫门埋伏下刺客。春申君进入宫门,李园豢养的刺客立即杀了春申君,并派人把春申君全家满门抄斩。李园妹妹的儿子被立为楚王,这就是楚幽王

                        下去了。巴托罗缪,以他那种虚张声势和亲近热乎的方式,拐弯抹角地向那个不情愿的女人挑明了,房子是他的,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随时将她撵出去,另外,她的大儿子在他手下工作,将来要想升迁,还得依靠他的恩惠。这一切都用一种友善的,半开玩笑的方式传递了过去,使马基雅维里看了以后仰慕不已。这个人,看上去是个老粗,其实一点也不傻。塞拉菲娜家境贫穷,不能得罪巴托罗缪。于是她带着强笑,说她愿意破例帮巴托罗缪和他的朋友们一次。住宿是这么安排的:马基雅维里将有一个单间,也可以使用客厅。皮埃罗和他的儿子路易吉睡一个卧室的上下铺。两个仆人睡在阁楼上,她会在那里放置两个铺位。那个女人要的价有些高,巴托罗缪也指出了这一点。马基雅维里觉得代表国家出使,脸面还是更重要一些,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他明白,要拉拢某个人,没有比让这个人占你一点小便宜更好的办法了。当然窗户上没有玻璃,但是上面有百叶窗和油纸,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打开,以便光线和新鲜空气透进来。厨房里有个壁炉,客厅可以用火盆取暖。塞拉菲娜同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马基雅维里住,自己则和她的女儿住到楼下的一间较小的房间里去。[1]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2]原文有误,皮埃罗的姓氏应和本书开头的一致。第九章办完了这件事巴托罗缪就离开了他们。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又去了金狮饭店吃晚饭。当他们快吃完饭的时候,两个仆人带着马匹和行李从斯卡佩里亚过来了。马基雅维里让皮埃罗带他们去修道院,顺便将放在那里的鞍囊带过来。“把那匹细亚麻布给巴托罗缪大人送去,让女仆直接交给两位夫人。她不是一个丑陋的仆妇,也许值得你跟她交谈两句。办完这事儿后就回到塞拉菲娜的屋子,在那里等着我”。他停顿了一小会儿。“她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女人,明白无误是个长舌妇。过去和她在厨房里坐一会儿。有人给她做伴她一定高兴。让她给你聊一聊她的孩子,你也可以向她谈一谈你的母亲。然后尽你所能,尽量多了解一些巴托罗缪的情况和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岳母的情况。塞拉菲娜受巴托罗缪的恩惠太重,估计会因此对他心怀不满;你长着一副诚实,坦率的面容,而且还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你能够获取她的信任,她会对你倾吐她所了解的一切。对你来说,学习如何通过友善的话语和美妙的谈吐引导一个人向你倾诉心中的仇恨,是一种很好的实践。”“可是,尼科洛大人,你何以如此肯定,她憎恨他?”“我一点都不肯定。也许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多嘴多舌的女人。实际情况是,她贫穷,他富有,她必须仰仗他的施舍,这种沉重的人情债是很难让人承受的。请相信我,原谅你的敌人对你的冒犯比原谅你的朋友给你带来的恩惠更容易一些。”他尖酸地微笑着,然后就走开了。他和佛罗伦萨派驻伊莫拉的使节有个约会,约会的内容是会见一位名叫贾科莫·费里奈利的人。此人是被美第奇流放到这里的。此人由于是一个聪明的会计,所以现在正在公爵手下办事。这个人虽然效力于公爵,但却急着要返回佛罗伦萨,以便将他被没收的财产重新拿回来。所以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和佛罗伦萨方面合作。他证实了巴托罗缪今天早上告诉马基雅维里的情况。公爵的新的臣民们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政府是严厉的,但是非常称职。那些在各自的土皇帝的暴政下呻吟的人们享受到了一个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免于压迫的自由。通过每户人家出一个壮丁参军的义务兵役制,公爵打造了一支比那些用募兵制组织起来的军队更为可靠的部队。法国和加斯孔部队随时都有可能接到法国国王的命令而开拨;瑞士部队只要某个政治势力给出的条件足够优惠,随时准备倒戈;日耳曼部队则是走到哪里,抢掠到哪里,是人民群众谈虎色变的灾星。公爵的士兵对于公爵向他们发放的红黄两色军装十分自豪,他们军饷给得很多,训练充分,装备精良,而且公爵非常成功地在他们中间唤起和培养了高度的忠诚感。“那些将领,维泰洛佐和渥西尼那边有什么消息?”马基雅维里问道。“关于这些人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宫里面气氛如何?”“你可以说平安无事。”费里奈利回答道。“公爵是个行事隐秘的人,一般深居简出。秘书们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引起人们焦虑的迹象。而阿加皮托大人,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幽默和轻松。”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他有些困惑了。各种迹象明确地显示,某种情况正在酝酿和发酵之中。这个会计尽管十分愿意透露情况,却完全不得要领。马基雅维里最后不得不认定,和往昔相比较,这个会计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一些。他回到了寓所,皮埃罗正在等着他。“你把亚麻布送过去了吗?”他问道。“是的。巴托罗缪大人当时正在宫里面。女仆让我在楼下等着,然后她把布料拿给楼上的女士们,当她下来的时候,她告诉我女士们想当面感谢我为她们送来布料。所以我就上了楼。”“这么说,你并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和那个女仆交上朋友。”“当时没有这个机会。”“你可以捏她一把,或者至少告诉她她长得漂亮。这种机会总归是有的。”“女士们对我很客气。她们拿出了水果,蛋糕和酒来招待我。她们问了我很多关于您的问题。”“她们问了些什么问题?”“她们想知道您结婚多长时间了,娶的太太是谁,以及玛丽埃塔夫人长得什么样。”“后来你和塞拉菲娜说过话吗?”“您对她的估计完全正确,大人。如果不是您回来了,她这会儿应该还在跟我说话呢。我当时想,她大概是没法停下来。”“给我说说看。”当皮埃罗说完之后,马基雅维里给了他一个亲切的笑容。“你干得非常不错。我就知道我错不了。我知道你的年轻会吸引一个老妇人,而且你单纯天真的外貌会使她更容易地向你吐露真言。”皮埃罗确实掌握了不少情况。巴托罗缪很受公爵的宠信。他是城里头一批归顺公爵的人士之一。他是一个诚实,善良,慷慨和虔诚的人。当下的这段婚姻是他的第三次婚姻。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秉承父母之命而缔结的,婚后八年妻子就死于伤寒。经过了一段体面的间隔他又结了婚,但是十一年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去世了。两位妻子都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并且两个人都没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他当了三年的鳏夫,然后很快地娶了奥莱莉娅。她来自亚得里亚海边一个叫西尼加利亚的港口城市,她的父亲是一艘近海货轮的船东和船长,这艘货轮主要是向达尔马提亚沿岸各城市运送货物。在一次风暴中他和他的货轮一起被汹涌的大海所吞噬,于是他的寡妇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之中,只能靠为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她有三个女儿,另外有一个儿子不幸在风暴中和父亲一起被淹死了。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事故发生后,巴托罗缪因为这个机缘注意到奥莱莉娅,当时她才只有十六岁。他为她处女般的美貌所打动,但是她的出身和身家都无法和他那样有身份的人匹配。然而,虽然年轻,她的身上有一种成熟的美,预示着她将会很能生儿育女。这一点对巴托罗缪来说是件重要的事,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一个儿子是他更想要的东西了。在他头两次婚姻期间,他也一直和一些社会地位较低下,但像奥莱莉娅这样年轻貌美的姑娘保持着关系,但是这些不经常的男女关系也没能给他带来子嗣。卡特琳娜夫人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两个在襁褓中即夭折了)的事实显示出她的家庭生殖力旺盛,而且,通过谨慎的调查,他了解到奥莱莉娅的两个姐姐每人都生了三到四个孩子。事实上,她们是按着一年生一胎的规律在生养着孩子,这对于一个年轻健康的女性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巴托罗缪是小心谨慎的。他已经娶过了两个无法生育的女人,他实在是不想再娶第三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了。于是他通过一个中介,向卡特琳娜提议,他可以把她和她女儿安置在伊莫拉郊外的一座别墅中,并定时赠予一笔丰厚的生活费,而且承诺,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一定会认养下来。他甚至允许让那个中介暗示,如果生下来的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考虑娶奥莱莉娅为正室。但是,卡特琳娜夫人,或是因为基督教的训诫,或是因为她从人世间获得的一些基本智慧,愤怒地拒绝了这一建议。她那过世的丈夫,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海岸运输货船的船东,却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的两个女儿,虽说并没有嫁给富裕的人家,却也是体体面面地嫁出去的。她宁可将自己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做修女,也不会同意让她为一个富人所包养。巴托罗缪看遍了伊莫拉城中当龄待嫁的姑娘,没有一个像奥莱莉娅那样吸引他,也没有一个看上去比奥莱莉娅更有可能给他生个大胖儿子。他是一个生意人,也是一个理智的人。他明白,如果你非常想要一件东西,但是你出的价钱又没有办法将那件东西买下来,那就只有一个办法来获得那件东西,也就是照卖方的价格付钱。他非常客气地提出了求婚,女方很快就同意了。巴托罗缪不仅是个商人,而且是个精明的商人。奥莱莉娅比他年轻将近二十岁,他想她身边应该有个人看着她一点儿。于是他邀请卡特琳娜夫人过来和他本人以及他的新娘一起住。塞拉菲娜窃笑着说:“那个老蠢货信任她。但是你看看她那样子,她根本就不是那种会忠实于自己丈夫的女人。当她丈夫在航海时,她根本就不守妇道。”“她很明显不喜欢卡特琳娜夫人。”马基雅维里说道。“我在想为什么。也许她本人就想嫁给巴托罗缪,并让巴托罗缪做她孩子的继父。或许是出于嫉妒。究竟是什么原因无关紧要,但知道这一点总是好的。”婚姻是幸福的,巴托罗缪非常喜欢他年轻的妻子。他给她买了许多精美的衣物和首饰。她本分尽职,温顺而有礼,具备一个贤妻所应有的一切。然而尽管结婚三年,她一次也没能怀孕,而且也看不出有怀孕的可能性。这件事成了巴托罗缪生活中的一个大缺憾。如今他有了一个贵族的头衔,他就更想有个儿子了。“塞拉菲娜夫人有没有暗示,这位美貌的奥莱莉娅也有可能对她的老丈夫不忠?”马基雅维里笑着问道。“没有。她除了参加弥撒之外很少外出。每次出门也都是由她的母亲或女仆陪着。据塞拉菲娜女士说,奥莱莉娅对宗教十分虔诚。她会把对丈夫不忠一事看成是死罪一桩。”马基雅维里沉思着。“当你向女士们聊起我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巧提起玛丽埃塔夫人已经怀孕?”男孩子一下子脸涨红了。“我以为她们了解这件事没有什么害处。”“完全没有关系。我一点都不介意她们了解这件事。”马基雅维里意味深长地笑了。但是他微笑的含义皮埃罗却并不了解。我们已经说过,马基雅维里娶玛丽埃塔并不是因为爱情。他很尊重她,他非常喜爱她那些良好的品质,对她的忠贞不渝,马基雅维里也非常赞许。她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这一点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收入不多的人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她从来不会浪费一分钱。她也会成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且会是一位优秀的母亲。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对他的妻子满怀宠爱和感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应该为她守身如玉。奥莱莉娅的美貌把他的魂都摄走了。而且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打动了他,更重要的是,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这样迅速而又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感官。他那强烈的欲望使他的肚子都开始作疼了。“我就是死也得把那个女人搞到手。”他对自己说道。他非常懂得女人,所以他无法如愿满足他的欲望的时候并不是太经常。他对自己的外貌不抱幻想,他清楚地知道别的男人要比他英俊许多,而且许多人也比他更有钱和社会地位。但是他对自己的魅力却是十分有信心。他可以逗女人们开心,他知道如何恭维她们,他有一种本事,可以使女人非常容易地接纳他。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女人们有着强烈的征服的欲望,女人都能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就让她们兴奋起来了。“当一个女人身体里面每一根神经都告诉她,你想要她的时候,她是无法抵抗的。除非此时她正深爱着另外一个男人。”他有一次这么对比亚乔说。要让奥莱莉娅去爱她的肥胖的丈夫,一个年纪比她大出那么多的老男人,估计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她之所以听从她母亲的安排接受这桩婚事,纯粹是因为这是一桩好买卖。但是巴托罗缪应该清楚,城里面有年轻人,公爵宫廷豢养的一些放荡的小伙子,一定看上了奥莱莉娅的美貌,所以巴托罗缪肯定在这个方面提高了警惕。那个男仆的神色诡谲多疑,他是一个有着突出浓眉的,脸色阴沉的家伙,长着一只硕大而骨感的鼻子和一张残忍的嘴。他很有可能就是安插在家里用来监视他的女主人的。此外还有女主人的母亲,塞拉菲娜说她年纪轻轻的时候曾经风流快活过,这很有可能是真的。这女人长着一双久经情场的女人所特有的大胆而流连顾盼的眼睛。虽说如果她的女儿找个把情人她也不会生气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个女人总归还是需要小心对付的。马基雅维里断定巴托罗缪是个要面子的人。世上没有什么比一个非常要面子,但是又发现被人愚弄了的人更具有复仇心理的了。马基雅维里现在要进行的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这并没有使他觉得不安。他对自己颇有信心,而且这件事的难度也使事情本身变得更加有趣。很明显他必须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使他有安全感,另外,也许也有必要和卡特琳娜建立良好的关系。让皮埃罗到塞拉菲娜那里去打听情况证明是个好的主意,这番侦察让他对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掌握。但是他仍然必须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他那足智多谋的头脑中也许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计划。他知道在目前情况下绞尽脑汁是无济于事的。他必须等待一个灵感。“让我们去吃晚饭吧。”他对皮埃罗说。他们步行去了金狮饭店,吃完之后就返回了寓所。塞拉菲娜已经把孩子们安顿上了床,这会儿正在厨房里补着一双袜子。马基雅维里把皮埃罗打发去了楼上他和塞拉菲娜儿子共用的那间房间,然后礼貌地问塞拉菲娜他是否可以在厨房里烤一小会儿火,一边坐了下来。他已经感觉到卡特琳娜会很快过来问塞拉菲娜有关他的情况,所以他希望塞拉菲娜能尽可能地为他说些好话。他如果愿意讨人喜欢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他现在就开始这么做了。他向她叙述了他出使法国宫廷的往事,部分是因为他知道这会引起她的兴趣,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显示他自己的重要性。他谈到了国王和他那位作为大臣的红衣主教,他叙述人物的方式让人们以为他跟国王和大臣们是随便和亲密的朋友。他也谈到了那些豪放的贵妇人的声名狼藉的,但是引人入胜的故事。然后他就转换了话题。他向她说起了玛丽埃塔,谈到把怀了孕的她留在佛罗伦萨对他来说是多么地为难,谈到了他是如何急切地想回到佛罗伦萨和他那快乐的小家庭。要让塞拉菲娜怀疑马基雅维里不是他显示出来的那样一个忠诚善良的丈夫,一个普通然而老实的男人,塞拉菲娜还得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才行。他带着同情和兴趣听她诉说着她丈夫的疾病和死亡,她所经历过的过去的好时光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去闯江湖的艰辛。很明显她把他看成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杰出的和善良的人。当他告诉她他身体孱弱,带有折磨人的胃病,而金狮饭店的食物让他十分不适应时,塞拉菲娜很自然地提议说,如果他不介意屈尊与她和她的孩子一起用餐的话,她会非常乐意为他和皮埃罗提供伙食。这正中马基雅维里下怀。因为这样他不仅可以省一些钱,而且也可以更加方便一些。当他向她告别时,他给她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印象。他上了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着烛光,读了一段李维的著作,直到睡意袭来。第十章第二天马基雅维里躺在床上迟迟未起。他读了但丁的长诗《炼狱》中的一个诗篇。虽然他对于这部高贵的诗歌早已烂熟于心,但是当他再次诵读之时,他

                        ,始终以一个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在和平时从来不参与政治。可童贯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有着三分理想、一分良心的人。这挺难得的,很多时候让人热血沸腾,甚至于感觉到温暖。可是关键还剩下了六分别的,那是什么呢,答案是私利。这导致了他可以为宋朝的军事出力,在平定河湟时抗旨不遵,能为全军充当先锋,冲在最前方。也让他充满了个人私欲,像这时提出进攻西夏,抛开宋朝军队是否需要休整不说,还得看西夏国内的局势怎样。毕竟梁太后集团覆灭了,夏崇宗那娃对宋朝很恭敬,国内也渐渐恢复团结。这是开战的好时机吗?童贯不管,他需要更大的胜利,把他推向历代太监都没有达到过的权力顶峰。至于蔡京,他也变了。从最初时只为了在党争中存活下来,能平安地享受人生,到平安久了静极思动。说到底,他和所有的上位者犯了同一个毛病——屁股决定大脑。坐的位置不同了,想法就统统变了。在没有惨痛的教训发生时,只知道不断地折腾。第一步,蔡京命令王厚招降仁多保忠。理由很充分,王厚一年内扫平河湟,耀兵西夏,正是威名鼎盛不可一世的时候。仁多保忠是西夏贵族将军,地位首屈一指。毕竟他的老爹是当年西夏第一战将,攻破永乐城,造成宋朝三十万人死亡的仁多零丁。嗯,当然了,仁多零丁被宋军很干脆地砍掉了脑袋,说起来保忠先生和宋朝还真是仇深似海……但意义重大,如果能成功招降,把他拉到宋朝一边,影响无比深远。接到命令的王厚很郁闷,他很想让蔡首相能到边疆实地考察一番,把实际情况了解一下。仁多保忠是很有名,目前的职位也挺高,是卓罗右厢监军,主管前线指挥,如果真能拉过来,很可能顺手把边疆上的大批物资人员都带过来。但实际情况有出入,仁多零丁是梁氏集团里的人,永乐城大胜之后,他的军功让梁氏集团如日中天,把西夏皇族压得死死的。请问李元昊的子孙对仁多家啥感情?现在掌权的是西夏小皇帝夏崇宗,给仁多零丁的儿子一个军职就不错了,就算他有军功、有声望、有能力,也绝对没实权。招降他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王厚写了好多封信把情况如实上报,结果惹得蔡京大怒。汝只是个前线的丘八将军,只管干活儿出力当炮灰就是了,谁让你管战略部署国际形势的?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看你爸爸王韶是当年新党同仁,早把你再次撤职回国查办了。你以为打个胜仗很牛吗?!王厚无奈,只好派亲弟弟出面,潜入西夏和仁多保忠接触。还别说,仁多保忠真的受够了西夏的窝囊气,一口答应投降。可是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被西夏的巡逻兵抓住了。事情露馅了,王厚再次写信给蔡京,说从此之后西夏再也不会给仁多保忠兵权,招降他何用,不过一个匹夫而已。蔡京回信:汝才是匹夫,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的意义。这不是军功,这是政绩!几经折腾,仁多保忠终于招降成功。消息传来,全开封沸腾了,蔡京、童贯特意写奏章向徽宗报喜,说这是当年永乐城死敌仁多零丁的儿子,招降成功,价值极大,西夏全境震恐,导致军心散乱。我方应当一鼓作气加强操作,在各处边疆实行招降瓦解政策,把西夏的军队搞垮,之后大举发兵像对付河湟吐蕃一样,最多两年时间扫平党项。多么宏伟的计划,赵佶听得热血沸腾,爱卿们真是太敬业太爱国了,朕批准执行。并且另加一个卖点,谁招降了一个敌人,等同于阵前斩获一个首级。边疆各地的守军们一听,顿时两眼放光,还有这好事?他们举起了大笔的银子、官职向西夏人叫卖,只要过来,就是宋朝的合法臣民了,再不用只靠青盐、牲口过日子。这招儿很见效,一时间真的有很多西夏军人叛逃。但是后遗症同样可怕,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就算夏崇宗再懦弱,再想亲近宋朝,也无法忍受。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底线。西夏军队出动,在延州、渭州、庆州、镇戎军等地展开报复,最大的行动发生在河湟地区。西夏人勾结了原巴金岭城主多罗巴,反攻鄯州。这太突然了,熙河军仓促应战,被击败了,西征前军大将高永年战死。消息传进开封,赵佶大怒。他一边集结全体西军讨伐西夏,一方面追究责任,到底是哪儿出了错,让吐蕃人反咬一口?宋朝全国动员起来了,每一次与西夏开战,都是集全国之力支援西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会让后方元气大伤。一时间人心很动荡。蔡京、童贯很开心,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前面说过,招降仁多保忠不是军功而是政绩,从那时开始,到西夏人被激怒,都是他们为自己铺设的青云路。想升官发财,巩固地位,得到更隆重的宠信,那就得用更重大的功勋去换。功勋哪里来,用西北边疆上的人头换!只要开战,帝国的钱财、军事、物资、信符等命脉都会下放,都会掌握到他们的手里,到时他们会成为宋朝本质上的最高主宰。可是局势迅速失控了,原因是西夏人的胆子。他们四下里骚扰似的报复了几下之后,突然间心里没底,向辽国人求援,办法用到了最高规格。夏崇宗向辽国皇室求婚,耶律延禧很痛快,把妹妹成安公主嫁给了他。有这层关系后,辽国开始向宋朝施压。他们在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的四月里,派出使者向宋朝警告,那是我妹夫,你们抢了什么还什么,别等着辽国发兵,你们后悔莫及。蔡京、童贯慌了,倒不是怕辽国,他们是没料到西夏这么容易就了,原计划是党项人再火暴两天,他们就好派兵了,现在辽国人突然插了进来,让他们措手不及。这的确是他们失算,身在局中,他们没有看清党项人的真面目。事实上自从李元昊死了之后,西夏皇族就被宋朝人打怕了,这么多年以来,一直跟宋朝叫板的是梁氏集团,是夏籍华人,至于西夏的皇帝们,从两岔开始,到夏崇宗,都是议和派、亲宋派。怎么办呢,辽国人……面对这个问题,童贯转身走开,他忙着到西北练兵去,政治上的事由蔡京操心。蔡京不负众望,他想了想,叫来了一个人。这人名叫林摅,前边提过,这是他的心腹级亲信。他有个非常大胆的计划,大到了宋朝一百五十年间无数朝臣,就连韩琦那样的鹰派大佬,都不敢去想,连富弼那样坚刚不屈的人,也不敢去做。同年五月,朝廷派林摅回访辽国。一路之上,林摅的谱儿大得吓死人,他不像是宋朝人,而是像刚刚穿越到宋朝的汉朝人,而且是汉武帝时期派到草原部落出使的那些牛人们。比如绝不低头永远骄傲的苏武,更比如抬着金马进大宛国求取汗血马的使者。汉廷是天穹之下最强的政权,汉人是所有种族中至高无上的存在。林摅就是这么做的,在路上随时挑刺,稍不满意立即呵斥,进了辽国皇宫,见着耶律延禧之后,姿态不仅没放低,反而更加高涨。林摅质问耶律延禧,你是怎么管理妹夫的?你妹夫这样那样的不对,那样这样的讨厌,你都不知道吗?还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帮妹夫搅浑水?你唯一应该做的,是加强对劣等种族党项人的管理,少对宋朝指手画脚,你要明白宋朝的邦交礼仪是全世界的典范,你只有学习的份儿,永远没有插嘴的资格!耶律延禧气傻了,当天他没下令把林摅拖出去砍了,因为当砍不砍是他的特色;也没有当场回骂,和林摅展开互吼,再怎么说他也是皇帝,丢不起那个人。林摅大摇大摆地走出辽国皇宫,心里一边痛快着一边发抖。他真是出了大风头了,之前无数的大使,连富弼、范仲淹、王安石、蔡京等等超一流大佬都算上,加一起也没他今天这样爽。可他实在是怕啊,不仅是对辽国这个野蛮种族怕,更是对蔡京怕。蔡首相要他尽一切可能挑衅辽国,不要怕事儿大,一定要让辽国暴怒,这样仗才打得起来。本着这个原则,后面的事情失控了。林摅回国时,辽国人一边按规矩派专人护送,一边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希望宋朝归还徽宗即位以来抢来的和加盖的边境堡垒。这是扎在西夏心头的一根刺,从神宗后期以来,宋朝盖了无数的堡垒逐步向西夏腹地推进,一点点地蚕食着西夏的国土。前面所说的横山、天都山等地,就是这样占过来的。可想而知,它们在宋朝的地位也同样重要。辽国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并不是一定要宋朝去做。这是个惯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政治有时跟街边买菜一样,大家可以随意谈价格,漫天要价可以,就地还钱也成。所以,他们很放松,不觉得有什么危险。下一瞬间他们惊呆了,林摅的反应之强烈从所未见,连富弼当年拒绝宗真时都没他神勇。林同志居然抛开了外交词语,使用了非常民间的语言。到底说了什么,史书里没记载,不能乱讲,但是后果是震撼的,辽国人气疯了,即时起断绝一切服务,包括食物。唯一还提供的是饮用水,只是打开水壶,发现里边有人体排泄物……回国的路还很长,林摅一行人挨了整整三天的饿,差点没渴死,终于踏上了宋朝的土地。他挣扎着回到京城,很开心地报告恩相蔡京,任务完成了。可是,恩相面无表情,若有所思,并没有被他的热情点燃。林摅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奴才,他的第一反应是自己错了。一定是他搞砸了什么事,蔡恩相会在下一个瞬间暴怒,让他长途旅行,到海南岛领一份永久性居留证。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怎么会不满足呢?!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因为它们太平常了。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永定河、卢沟桥。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顺治这样精明的君主去表彰殉难的明臣,而不必冒什么风险,因为这样的表彰会使那些归降者更感羞愧,但皇帝接着决定表彰1644年部分死节之士的公开理由并不在此。当时,表彰起义军占领北京期间死去的官吏、孝子、节士、贞妇的活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风气,已有一段时间了。热心于此的人们中最突出的官员要数浙江的藏书家曹溶了,他曾任顺天学政。曹溶也曾拥护过多尔衮摄政前期的许多改革。自1644年以来,他成了明朝历史学家的某种保护人。他的一个幕僚是嘉兴名儒朱彝尊,此人后来作为历史学家和金石学家而驰名天下。1653—1656年间谈迁在撰写他的明史名著《国榷》时,经曹溶同意得以读到他丰富的私人藏书。1646年,曹溶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因上疏荐举了几名明朝进士而受到黜责,因此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提议表彰殉节明臣,对他来说大概都是不合适的。1652年,曹溶复职,除户部侍郎。也许是觉察到皇帝也有相应的想法,他便与王崇简和另外三位官员联名上表,乞请表彰在大顺政权的动乱期间殉难的范景文、倪元璐和另外50人。8月9日,皇帝命礼部集议“褒录幽忠旷典”,这样就给其他前明官员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而,从这次集议中所产生的最深刻、最有影响的奏章并非出自在明朝赢得功名的那些人,倒是出自清朝杰出的士大夫魏裔介之手。他是1646年科举及第的。魏裔介的奏疏对顺治皇帝诏令褒录明末殉难之臣,大加称颂,认为这一诏令极合时宜。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混乱之后,天下复归升平,而除不法、克弊政的最好方法之一,莫过于褒录“报国”的“烈士”以励臣节了。魏裔介从实际政治环境出发,来概括他们的气节。他首先以无比夸饰的语言,将他们的自我牺牲描绘成一种至高的义务,这使他们得以与日月争光。褒录这样的报国之士,必然会使人回想起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忠臣,以及同样是在大乱之后一统天下的其他圣主。魏裔介大胆地接下去说,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就是这样一位皇帝,他甚至对尽忠的敌臣余阙(1302—1357)尽节而死表示赞赏。余阙守卫被围困的安庆城达四年之久后被杀,但明太祖仍为他建祠赐谥。因而明太祖得以用余阙的尽节之举来维持风化,振励纲常,“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轨范也”。国朝既已“奄有方夏”,魏裔介就强调明代开国皇帝与顺治皇帝之间的相似之处,大胆地提倡学习明制。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了古代的圣贤。明太祖谥封余阙难道不正是类似于周武王褒嘉比干之举吗?比干是被残忍的末代商王纣杀死的。当周灭商、一统天下之后,新天子周武王封比干墓。所以,要是清朝现在也这样褒录那些在明朝灭亡、李自成义军占领北京期间的殉难之臣,那么,他们所遗留的一切都应予以适当的追述,并在精神上予以嘉褒,永荐于俎豆。顺治皇帝接到魏裔介的奏章后,便下旨褒录北京的殉难者。共列举了20个人的名字,为首的是范景文、倪元璐和李邦华。皇帝后来又下旨为他们修建祠庙,赐地70亩以供祭扫。顺治对死节之士的褒彰,不啻为一些士大夫确定了新的行为标准,虽然这显然使像陈名夏一类曾事明、顺二主的归降者感到狼狈。皇帝的这一姿态与将谭泰罪状诏布天下、替张煊昭雪之举相结合,自然鼓励了像魏裔介这样的御史继续论奏吏治腐败的现象,即使事涉那些最有势力的满洲官员,也毫不畏惧。皇帝对这些论奏的反应,是在1652年12月27日召集六部诸臣到五凤楼,对他们说:有人说六部咸通贿赂,他知道诸大臣未必至此,但部属的贪污却是由于他们姑息所致。无论是“旧臣”还是“新拔”,都应“体国厚恩”而竭尽忠心。所以,他们有责任务必使这些腐败行为杜绝于后。顺便提一下,这些腐败行径并非明朝旧臣所为,相反却与满洲贵族密切相关。

                        索贿者与吏治腐败

                        此后不久,皇帝又召内三院官员集议。他告诉大学士们,他听到传闻说有个叫李三的人除了他自己居住的房子以外,还在京城附近修造或得到了许多房屋。“何也?”他问道。洪承畴回答说:“其房屋分照六部,或某人至某部有事,即入某部房内,毋敢搀越。”顺治为洪承畴这一直言不讳的揭露深感震惊。允许李三这样的“细民”对六部事务有这种影响,“是天使之败也!”皇帝立刻命济尔哈朗赶紧对李三作全面调查。李三的真名叫李应试,他的公开职业是马贩子。1653年1月23日,济尔哈朗调查结束,作了一份全面的报告,递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根据济尔哈朗的调查,李三是北京的元凶巨盗,专一交结官府,役使衙蠹,北京南城铺行都向他交纳常例,各有定价。他又暗操生杀,死者之家不敢申诉。他所豢养的强盗都是亲信潘文学招徕的。潘文学也是个马贩,他一面以马匹接济远近盗贼,一面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李三以其巨富大量行贿。作为北京的一个马贩大驵,他能向满洲贵族提供最好的牲畜。于是,那些感到远离权势“肺腑”的汉官认为,凭借李三这一途径,他们就能接近诸王贝勒。李三被捕时,捕快们搜到了很多缙绅名札,牵连到九位官员,除一人外,品位都不高。例外的那一位即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但李运长的地位,也远不如其他传闻中的常为李三宴席座上客的那些官员那么重要。例如,据说年迈的宁完我就是李三的座上客之一。这并不是十分难以置信的。宁完我嗜赌成癖,1635年,他在大凌河与一位被俘汉将赌博被人发现,被贬官10年。但自满清迁都北京后,宁完我就官复原职了。他在清朝是一名德高望重的汉人归降者(努尔哈赤时就已归降),以致两年前涉嫌刚林案时都得以释而不问。于是,当李三一案摆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时,品位较高的旗人和满洲贵族们都未被公开列为李三的朋友和保护者。事实上提出处死李三的,就是那位据说同样受到牵连的陈之遴,这好像是为了杀人灭口,以免他说出更多人的名字。于是这位索贿者及其同党立刻被杀了。一起被杀的还有御史李运长,他由此成为其他许多未被列出姓名者的替罪羊。顺治皇帝对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满意。他对自己的“耳目”没有单独向他报告有这种大规模的舞弊行为尤为恼火。在审判后的次日,他下谕所有言官,令他们解释为什么对这种“党恶”竟然默无一言,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意掩饰吗?难道就没有其他大臣仍然未被举发吗?皇帝怀疑到了大学士陈之遴的头上。陈之遴提出立即处死李三,引起了人们对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的猜疑。济尔哈朗也怀疑陈之遴,并开始对他做进一步调查。1653年3月14日,陈之遴终于供认自己与李三有一些牵连。济尔哈朗要严惩陈之遴,但皇帝对此交代表示满意,遂命令给陈之遴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于是,顺治免除了陈之遴的大学士之职,调任户部尚书。

                        考课与朋党

                        李三一案就这样导致了陈之遴从内三院被贬黜,而陈名夏则因此取代了他在内三院的位置,正如早先冯铨被罢免时陈之遴取代冯铨一样。不过,陈名夏本人也并不就与李三案毫无瓜葛。在鞫讯中,陈名夏力主赦宥李三,单是此举便使顺治觉得他有某种嫌疑。因而,皇帝在授陈名夏为大学士时,特别谕戒他必须抵制朝中非法的朋党之风:“满汉一体,毋互结党与!”这句话表明皇帝深信:不偏不倚地按正规行政程序来对待一切臣僚,而不管他们是满洲还是汉人,将使政府公正如一,从而消除产生朋党的根源。在李三案中,汉人臣僚寻求受宠的满洲贵族的支持,朋党的起因即在于此。所以,顺治一面谕诫陈名夏不要形成朋党,那会破坏臣僚的团结一致,不论满汉,他们在臣僚队伍中都应以单独的个体而非派系分子来行使职权;一面还进一步采取步骤,消除政府中的歧视现象。皇帝抱怨只准满洲尚书条奏政事的情况,要求从此以后汉人尚书也应条奏。此外,他还下令对汉官的处罚应与满人臣僚一视同仁——此前满洲臣僚受罚准与折赎,而不会被革职。不过,这又给皇帝造成了新的困难。随着顺治倾向于更为固定的、正规的官员人事管理制度,他的汉人臣僚感到这是恢复晚明官员考课制度的一个好机会。这一制度既取代了君主对臣僚的个人看法,也毋须议政王大臣会议对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行政程序,每年由六科对各部曹臣僚进行磨勘考察。这反过来意味着以牺牲皇权为代价,加强了言官的势力,而他们大多是汉人。这一制度是由吏科都给事中魏象枢于1653年2月2日向顺治提出的。这位给事中曾在两年前建议改革财政制度。魏象枢是陈名夏的密友。陈名夏还记得,当年这种考课制度受到了控制吏科的东林党人和复社领袖们极大的关注。所以,魏象枢建议恢复明朝的“大计”之制以考察官员,并应当严格遵行下列分工:由抚按负责册报,部院负责考察,科道负责纠举。陈名夏当然是赞同的。顺治皇帝批准了这个要求,这主要是因为皇帝认为当时的问题是克服过去吏治的弊端。正如皇帝相信消除满汉之别会削弱产生朋党的一个重要根源那样,他也假定严格坚持“大计”制度会使人主更加周知下情,改善科道监督的质量。然而,由于批准了魏象枢关于实行完全明制意义上的官员考课制度的要求,皇帝就在无意之中促使一些汉官认为这个政权开始完全汉化了。1653年3月8日,皇帝收到了由詹事府少詹监事李呈祥所上的一份特别奏疏。李呈祥是山东人,明朝进士。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议,今后在政府各部衙门中裁去满官,专用汉官。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额思黑、宁完我和陈名夏一听说这一令人惊骇的奏疏,便一起入朝去见皇帝。大学士们感到惊慌,坚决认为这份奏疏“大不合理”。皇帝龙颜大怒,说:“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并气愤地补充道:“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尔。”李呈祥立即被革职,送交刑部治罪,刑部议其死罪。皇帝有点怜悯他,改判李呈祥流放沈阳,但从此他将不会忘记在他的汉人臣僚中有那么一些人仍然认为满人没有能力统治一个文职政府。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顺治此时转而求助于一名汉官的原因。这名汉官曾屡屡称颂满人的统治,虽然这是为了拍马谄媚。1653年4月25日,皇帝将冯铨召还,他说不能因过去的错误而把人看死,应该让冯铨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已经“自新”。冯铨立即介入了关于官员考评的讨论,顺治正在与他的两名最重要的汉族大学士洪承畴与陈名夏对它进行探讨。当时皇帝和他的大学士们正在检查殿试的结果。部分是出于想要赢得汉人更多的支持,皇帝为会试和殿试定的录取额很高,每次平均约为380人。他还在范文程的坚持下,于1651—1652年首次录取满洲官员的子弟们入国子监就学,他们当中在1652年和1655年进士及第的超过106人。额外赐予这些人进士及第的一个原因,是要抵销南人在殿试中日益增长的优势。1646年,在373名及第的人中,进士一甲中无南人,二甲只有5%、三甲只有1%的及第者为南人。相反,在1647年到1652年这段时间里,89%的一甲进士是南人,而平均65%的二甲进士和54%的三甲进士也均为南人。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出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支配一甲进士的情形。1647至1652年间,殿试中名列前三名者有2/3,不是来自江南,就是来自浙江。虽然大家都同意,一般说来南人比北人更擅长于八股文考试,但许多人还是认为在取士中有陈名夏势力的影响。据说陈名夏在评判时总有偏袒,明显地偏向他自己的门生和在政治上依附他的人,而压抑受其他大学士支持者,不过后者的文才也常常略逊一筹。当时正在京城生活的谈迁记下了陈名夏偏袒不公的故事,并尖锐地说到,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陈名夏花钱1500贯在北京造了一所房子,显然是暗示这笔钱可能来自某位词臣的应选人。顺治也许是因为听到了一些这类传闻,便在任命冯铨的那个傍晚召集了一个会议,以便他们两人与洪承畴和陈名夏一起检查翰林官之贤正与否。当顺治示意他打算亲试每位翰林官的文才时,冯铨突然插话,这段话后来很有名。他说:或有优于文而不能办事,行已弗臧者;或有短于文而优于办事,操守清廉者。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他因此劝告皇帝不要仅仅以“文”择官,而且还要以“行”择官。同时,他提出对于南方臣僚将文才标准视为至要这一点不必过于敏感,因为他们毕竟是帝国最博学善辩的文士,唯文是取增加了他们的入仕机缘。所以,猜想顺治不顾冯铨声名狼藉让他官复原职,部分原因是由于众所周知的他接受了满人的统治,但另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体现了调整臣僚中南方集团与北方集团之间平衡的一种手段,是颇有根据的。就在那天傍晚,在冯铨讲了上面的那几句话之后,顺治果真任命他为弘文院大学士。顺治力图通过召回更多的公开倾向满人的归降者如冯铨之流,以抵消那些迫切要求全盘恢复明制的汉官的影响,因此也加深了汉族文人中地区间的矛盾。虽说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来判断谁是南人,比如拥护明朝用人制度之类(魏象枢毕竟是山西人),但陈名夏荐引了诸多南人旧友之举,使得在选用和考察官吏的问题上,好像确乎存在着明显的南北分歧。制度化和坚持合理程序,包括日常司法程序,逐渐变成前明士大夫派系的标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江南,被习惯地认为是陈名夏的同盟。这一事态发展在皇帝看来并不是过于令人心烦的,只要它不严重妨碍他与满洲贵族的关系就行。他继续致力于消除满汉之别,以避免形成派系,那会进一步分裂朝廷。但是,如果发生了这么一种情况,汉族文官立场一致,或多或少地拧成一股力量来捍卫某些规章制度,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有损于满人和汉军旗人的利益,那该怎么办呢?在冯铨重新被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后仅仅10天,就出现了这样一例司法案件。根据当时的标准看,就其罪行本身的性质而言不过是一般的事件而已。然而,此案对北京高级汉官的命运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任珍案

                        1653年5月5日,顺治命九卿科道会议集议讨论一个法律案子,此案已由刑部准备好了满汉书面材料。此案涉及的是汉军旗人任珍,他曾在孟乔芳指挥下在平定陕西的军事行动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任珍与噶达浑一起出击蒙古鄂尔多斯部,在现在的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的贺兰山打了好几仗。就在这场战役后,任珍在西安擅杀“其家属淫乱”者多人。被杀的还有几个小孩。虽然任珍也许认为自己处死那几个人按边境地区的习惯说一点也没有越轨之处,但在汉族司法官看来他却是一个杀人犯。所以,为了保密,任珍向刑部和兵部的几位官员行贿,以求遮掩此案。但是,他行贿的消息泄漏了出去,任珍受到责罚,降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对这个处罚谁都不满意。事后得知此案的汉人认为,这样等于对任珍完全不做追究。而对出于忠义杀了几百甚至也许是几千名朝廷的敌人的任珍说来,这则是不公正的羞辱。更糟糕的是,两个月后他家的一名婢女控告他对仆从还犯有罪行,使他愈加丢脸。任珍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好几次被人偷听到有不轨之言。因此,顺治将此案交由刑部审讯。刑部审讯后,结论是任珍确有叛逆之辞,而因这一罪行——并非最初的杀人罪——他应被处死,他的家产则应被没收。皇帝对这一结论并不满意。显然,顺治认为处死像任珍这样的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危险,会激起类似姜瓖起义那样的大规模兵变。于是他颁下两道上谕,要求九卿科道会议在实际上充当上诉的上级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在仔细考虑了问题之后,满汉官员一致维持刑部

                        厨房里擦洗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生活奢华的九十多岁老太太照样咳嗽,身体虚弱。现在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我下班后,七八点钟的样子到她那儿,捎去前一晚她说需要的东西。多半她会漏掉几样,我就再出门去那家印度商店。他,那个大个子印度人,这样的天气让他很受罪,他一脸苍白,准确地说是浅灰——他总是问问她的情况,摇摇脑袋,让我带点小东西给她:一点甜点或是一点饼干。我把这些给莫迪的时候,她样子好凶,火大得很:她很骄傲,但是她也很感动。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她就煮茶。她六点就吃过晚餐了,吃蛋糕、果酱和饼干。她说她懒得好好烧饭。她不要我花时间给她烧饭,因为“这会占用我们的时间”。她说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很看重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不知为什么,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心有戒备且感到歉疚,好像让那些糟糕的事情发生的人是我。我们坐在那儿,坐在那浑浊难闻的空气里——不过我基本总能忽略它,注意不到屋里的气味,就像我拒绝注意到那些脏兮兮的茶杯一样。而她……给我解闷。我以前没意识到其实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讲讲我那些小故事,你喜欢这样,不是吗?是的,我知道你喜欢。”我当然喜欢。我告诉她我都干些什么,不需做太多解释。我若是参加了为某个重要人物摆的接风宴,或是去了鸡尾酒会,或者诸如此类的场合,讲给她听时她都能如临其境。她经历过奢华讲究的场合,而且还有她父亲呢:“有的时候,听你讲着,我会想起来他以前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刚去了罗马诺大酒店或是皇家咖啡屋或是音乐厅,还会告诉我们那帮大人物们都吃什么喝什么。”不过我不喜欢让她想起父亲,因为她垂着头坐在那儿,低垂着眼睛,痛苦地揪裙子。我喜欢她生气勃勃、蓝汪汪的眼睛闪闪发亮,满是笑意的时候;我喜欢看她那样子,因为那时我会忘掉那个满脸皱纹的丑老太婆,很容易就看到她的本质,朝气。这些晚上,她穿一件矢车菊蓝的棉布衫,上面有白色的点点:这是一条围裙,用她年轻时的一条裙子改的。我说我非常喜欢它,于是她拆了袖子,扯下后背:一条围裙。那些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黑色厚衣服她又捡了回来。我发现它们用报纸卷着,放在前厅。发臭。不过她没穿它们。厅里有一张她的照片,年轻的时候,还没结婚,小小的瓜子脸,双眼露出好斗的神情,一头有光泽的头发,照片上是灰色的。她收藏着一缕自己白头之前的头发,鲜艳的亮黄色。我们分坐在黑火炉两边,炉上摆着一个茶壶,火舌舔着壶底,有时蹿到边上来,壶上还套着个脏兮兮的灰色保暖套,原本是……我干吗讲到脏就没完没了?我们的茶杯放在自己椅子扶手上,两人之间还有把椅子,上面摆一碟饼干。那只猫要么蹲在附近清洁皮毛,要么在长沙发上打盹。温馨,啊,没错。外面,冷雨;楼上,爱尔兰人一家在吵架,地板上没有地毯,孩子们的脚步声乒乒乓乓,那冰箱隆隆作响,惊天动地。她和我谈起她生命中所有的快乐时光。她说她现在很开心,因为我(而这么一小点事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让我难以接受,让我很生气),因此她喜欢回忆美好的时光。幸福之事“我的德国小伙儿,要不是当时犯傻我就该嫁的那个,我们以前经常一起过周末。我们花一便士,乘公共汽车坐到我们现在坐着的这个地方,或者再往前一站。绿地,小溪,大树。我们坐在小桥的边上看流水,或者找一片没有乌鸦骚扰的绿地,坐下来吃东西。我们吃什么?我会从大肉块上切几片冷肉下来,那会儿妈妈还在世,所以我可以想要多少就切多少,然后把肉用两片面包一夹。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食物,因为他父母是面包师傅。你知道吗?那会儿的面包师傅十之七八是德国人。嗯,他的父母勉强能读书写字,但是他真真是脑瓜聪明,是个学者。后来他很有出息,越发显得我蠢,要是嫁了他,我就有自己的房子和花园了。但是我没嫁给他,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了,我父亲不会喜欢外国人,但是我最终嫁的那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做的选择他都不会赞同,所以那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我不愿再想这事,我年轻的时候花了够多的时间思考了。等我弄明白男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哦,真蠢。你瞧,我那会儿不懂。汉斯人真好,是个真正的绅士,待我像女王一样。他会轻轻地、温柔地把我从阶梯上抱下来,我们在地上铺一小块白布,摆上从面包房里拿来的漂亮白面包卷和蛋糕。我那会儿会说,不,我得吃我带的,你吃你带的。最后,我带的总是都喂了鸟。“我回想那些日子,那些星期天。现在谁会相信呢?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街,会有潺潺流水,鸟语花香……小溪到哪里去了?你在想。我知道,我现在读得懂你的表情了。唉,的确是该纳闷,那些水都到哪里去了。它在这条街半数房子的地基之下,就在那里。他们造这些房子,铲掉绿地的时候,我常常独自过来,看着那些建筑工人。自己一个人来。那时我的德国小伙儿已经走了,因为我不肯嫁给他。工人们做什么都是敷衍了事,他们现在还是这样;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本应好好把水引到沟渠管道里,但是他们懒得做。有的时候,如今也这样,我走在街上,还会在一栋房前驻足,心里想,没错,如果你们的地下室返潮的话,那是因为以前那些溪流里的水。有一栋房子,七十七号,它不断换房主,没有一个房主能待下去,因为它盖在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工人把地基砖头直接打在泥里,任水自流。在再往下去一点的地方,他们倒是开了一条真正的水渠引水,和现在这条主街平行,但是那些支流,那些我们以前经常坐在溪畔,把脚伸入其中的小水流,只能自寻出路。那些周日结束后,薄暮降临的时候,哦,那一切多么美好,他会说,我能搂着你的腰吗?我则会说,不行,我不喜欢——真是蠢。然后他会说,那至少挽着我的胳膊吧。于是我们就互相挽着,穿过绿地去坐公交车,在夜幕中回到家里。因为父亲的缘故,他从来没进过屋。他会吻我的手,然后会说,莫迪,你是一朵花,一朵小花。”幸福之事莫迪在一家女帽店做学徒工,断断续续在他们那儿干了好些年。学徒工生涯十分艰苦。她和姑妈住,姑妈没什么钱,能供她早饭晚餐,但此外就无能为力了,于是莫迪要么不吃中餐,要么上班时大半的路得走着去。那作坊在马里波恩大街附近。她常盘算是车费还是鞋子更花钱。她说她可以向一个表亲讨人家不穿的旧鞋,那人从来不用把鞋子穿到磨破才扔;或者去一家集市找二手皮靴。但是去上班的话,她得衣冠楚楚,这是她最大的麻烦。姑妈没钱给莫迪买衣服。她的老板娘给过她一条裙子、一件衬衫。“是这样的,她器重我。我们得打扮体面,因为主顾们会到作坊里来。哦,不要觉得她这么做是出于好心,她才没好心呢。她只是不想丢了我这个好帮工。好几年以后我才有钱给自己买了一件不错的棕色布衣,还有鞋子。买了新衣裳的那天,哦,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天。为了那件衣服,我省吃俭用攒了很久。买来的第一个周日我就把它穿上了,这样就能给劳里看了。这是谁给你的?他说,他就是这种人。他拽着我的胳膊,扯得我生疼。是谁,告诉我?反正不是你,我说,把自己的胳膊猛收回来,这一下袖子下面裂开了。口子不大,但衣服毁了。是的,人嘛,本性难移,做什么都改不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还不明白这一点。很快我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样的:我省吃俭用攒钱买的一件新衣服,上身的第一天他就把它撕坏了。不过不要紧,我把它补好了,看不出痕迹。我走进工作间,孔雀似的到处炫耀,姑娘们都拍着手,唱起《一点心爱小物,对你大有好处》。“这事发生在我升职前不久,很快我又买了另一件衣服,蓝色的薄软绸,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那件衣服,再也没有哪件衣服更让我欢喜的了。“哦,我们在作坊里多快活。学徒和帽工,加起来一共十五人。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边,背后的架子上摆着一盒盒花边、装饰,而面前的支架上摆着我们正在做的有檐帽和无檐帽。我们经常唱歌,嬉笑胡闹。有的时候我乐得有点过头,她就会进来说,是谁在吵吵嚷嚷的?是莫迪!规矩是,工作时要保持安静。但是我必须唱歌,我太开心了,而没一会儿我们就都唱起歌来,你知道,她不想失去我。“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是怎么知道自己对她很重要的?如果我讲过,那我还要再讲一遍,因为我喜欢回想这事。你看,他以前常去巴黎,在店里看新一季的帽子,有的时候还能进巴黎帽店的作坊看,因为他认识能让他进去瞥一眼的人。他知道如何记得对我们有用的有檐或者无檐帽的样式。他以前把这些全记在脑子里,然后溜出去,飞快画下来。他其实不会画画,但是能把关键的东西画出来,帽子的形状是怎样的,缎带是怎样扎的。然后他会回来说,你如此如此做,看到了,是这个形状,那个颜色的,用天鹅绒或者缎子,你尽量吧。嗨,我就好像能看到那草草几笔画后面的实物,从那开始做起,把帽子做出来,然后问他,诺罗夫斯基先生,这是不是有点样子呢?他就把帽子拿起来,盯着看,然后说,呀,还行嘛,莫迪。那话让我挺高兴。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会走进工作室,站在我背后看我工作,只看我,不看别人,我刚做好一顶帽子他就伸手一把抄走,知道吗,他太贪婪了,根本不掩饰。看到这些,我知道我做的东西和他在巴黎看到的很接近了。其他姑娘们也都知道,我们就会互相使个眼色。她看到我们这样,就说,够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使眼色的。这老板娘,她挺聪明,但是她只在自己的工作这一件事上聪明,她的工作就是让作坊赚钱。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方面聪明绝顶,但在另一方面却笨得够呛。她以为我们不知道她想要掩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明摆着的。是这样的,我有一份天赋,它就在我的手指尖上,还有我的想象之中,而这对于他们来说价值不菲,因为当主顾们到店里来的时候,他们总是先展示我的活计,他开价最高的也是我做的帽子。“我以前会在我们的展销室外面站着,那几个门面就在邦德街边上,我站在外面看橱窗里的帽子,当然啦,橱窗里只摆两三顶,不像廉价帽店里的橱窗,总是塞满了帽子。橱窗里摆的总是我做的帽子。我一做好,它们就被抢走。“没错,我能从你表情里看出你想说什么,你想得没错。他们没有因此多付我钱。我的薪水是作坊里最高的,但是那从来就高不到哪里去,从来不足以让我不必再为未来操心费神。没错,你又猜对了,不要觉得我没考虑过要跳槽,或者打算开口说,请按我的价值付我工资,不然我就走人。我最终没那样做,只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喜欢那份工作了,那一切都喜欢,材料的颜色和触感,还有共事的姑娘们,那会儿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那么久,我们互相了解,知道彼此的烦心事,还有……唉,当然了,其实还有其他原因。一方面,我也有错。他想要我去巴黎。哦,不是的,如果他还有别的心思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他说,我老婆也去,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都清楚明白。他想要的,是他溜进作坊的时候我能跟着,亲眼看看那些帽子。他越想越起劲:他想象我回到伦敦,复制那些有檐帽和无檐帽,我敢说他希望我能做出几百顶,而不只是他脑子记得下来的那几顶。他还说他会付我一个好价钱的。唉,我了解他那个人,他们那一对,知道付给我的钱不会多到哪里去,但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小一笔了。但是我没法答应,我拒绝了。“加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一共有两次有人邀请我同去法国,一次是皮维特夫人,一次是那一对……一个是真正有教养的女士,然后是两个守财奴,好人和坏人。“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劳里。要是我去了巴黎,那他可就要没完没了了,就算是有一队的卫兵跟着去保卫我,他也会拿我撒气。原本的情况就已经够糟的了,我们还没结婚,我的胳膊上就有瘀伤,他总是:那个人是谁?谁看了你?那块手帕谁给你的?——我以前会省吃俭用,攒钱买有真正蕾丝边的亚麻手绢,我可喜欢它们了,我热爱漂亮的东西。不过他始终不知道我那会儿是有机会去巴黎的。要是我当初真去了,也许我就留在那儿了,说不定还会嫁一个法国佬呢。有的时候我回过头看看,看到我的生命中有过这些机会,通往什么美好的前景,谁知道呢?但是我从来没抓住它们,我总是对别人主动给我的东西说不,不。“但是那段时间我十分快乐,我想除了和约翰尼外,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比汉斯还有我们的星期天还要好。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我们那帮姑娘,围坐在那些可爱的帽子周围,哦,那些帽子真是太漂亮了,我们唱歌,嬉笑打闹,讲故事,而她总是在附近,莫迪这莫迪那的,她会说,带头惹事的总是你。但我是她最好的员工,她也知道。尽管她很想撵我走,可大家都知道,因为有他保我,她也只好容忍我,不是吗?而我根本不在乎。我照样唱我的,我会唱——什么?我能不能给你唱一首我的歌?好的,我唱……”于是莫迪坐在那儿,唱歌舞剧里的老歌,有几首我听都没听说过。她现在唱起来老跑调,总唱破音,但是从她的笑声里你能听出她曾经的歌喉。幸福之事“我一定是新婚夜怀上的。一日不差,正好九个月。得知以后,劳里开心极了。你相信吗,我傻成那样,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悄悄去看医生,说我生病了,我要死了,我难受,我感觉这个感觉那个。我躺下来,他摸了我的肚子,然后在自己的桌边坐下来,哈哈大笑。哦,那是友好的笑声,没让我感觉不好,但是我的确自觉很傻。他说,福勒太太,你没有想过你这是怀孕了吗?什么?我说。你要生宝宝了,他说。骗谁呢,我说,不可能啦——在此之前,我根本想都没想过这个可能。“后来我告诉劳里,他高兴得哭了。当时我们在客厅里。我们住在现在这条街下面那条街上的一栋房子里。他把那房间刷得漂亮极了,他是个好工匠,这点没人怀疑。他把房间刷成明亮可爱的米色,天花板上的环状花饰刷了蓝色和金色,壁脚板和挂镜线漆成蓝色。他还买了一个小五斗橱,也上了蓝色的漆,还不断地买小外套、小帽子——哦,尺码太大了,劳里离开我两三年后,约翰尼穿起来才算合身。不过我很幸福,那几个月我觉得自己是个女王。他待我好像对待一块水晶或者一只新茶杯。他不断给我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那会儿我特别想吃泡菜啊巧克力啊生姜啊,而这些东西价钱都不便宜。“后来宝宝出生了,我的约翰尼。你再也猜不到,自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对我恶语相向,再无一句好话。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像个小孩儿似的?他忌妒,忌妒一个婴儿!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会打趣他,然后他就会打我。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我经常坐在他给我做的哺乳椅里,给宝宝喂奶,抬头看着粉刷漂亮的天花板,心想,我好饿,好饿,约翰尼是个胃口很大的婴儿,吸了又吸。我会说,劳里,去买点羊肉给我炖个汤吧,买点熏肉吧,我们和布丁一起吃。他则会回答,我上哪儿找钱去?他有工作的。唉,至于我弄明白我的未来会是怎样之后而感受的痛苦,我就不拿来烦你了,因为我喜欢的就是回想我那时像个女王一样坐在那漂亮的房间里,坐在我漂亮的椅子上,抱着约翰尼,心里想劳里习惯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会多么幸福。”一个月之后我从来没有这么拼命工作过!要是我记日记只记个大概,也许以后……乔伊丝勉强坚持着,但是她的心不在这里。所有的采访、聚会、四处奔波、工作午餐、会议都由我负责。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不让她露面。她靠内心

                        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呃,你想要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他说什么了?”“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湛蓝炎热美好的一天我对菲丽丝说:“你守老营。”然后我冲出办公室,叫工作见鬼去吧。我去找莫迪,她慢吞吞、慢吞吞地过来开门,还没好气,我对她说:“我要带你去公园里好好乐一乐。”她瞪着我,怒火万丈。“哦,别这样,”我对她说,“哦,亲爱的莫迪,别这样,拜托了,别让自己发火啊,来吧。”“但是我怎么去?”她说,“看看我!”然后她盯着我脑袋后面的蓝天。天是那么蓝、那么可爱,她说:“但是……但是……但是……”突然,她露出了笑容。她穿上了她那件蟑螂黑的厚外套,戴上夏天用的黑草帽,我们出门去玫瑰园饭店。我给她找了一张偏僻的桌子,身边有玫瑰丛。我装了满满一盘奶油蛋糕,然后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她吃了又吃,慢吞吞地吃得精光,那吃法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就要把它们都塞肚里去!——然后她坐在那儿,她只是坐在那儿,看着,看着。她脸上有微笑,很开心。哦,小可爱,小可爱,她一直喃喃自语,对着麻雀、玫瑰花,还有附近婴儿车里的一个宝宝。看得出来,她胸中有一种强烈,甚至是狂暴的喜悦,让她不能自已,这个炎热、鲜艳、明媚的世界就像是一份华丽的礼物。因为她久已忘却了这一切,成天圈在她那阴森可怕的地下室里,在那沉闷街道那边。我担心她穿着那个黑色的厚壳子,受不住这一切,天很热,周围也很吵。但是她不想走,一直在那儿坐到打烊。我送她回家的时候,她出神地自个儿唱着歌。我把她带到门口,她说:“不用了,你走吧,走吧,我想在这儿坐着,回想这一切。哦,有多么美好的东西可以回想。”我看到她坐在灿烂的阳光下时,最强烈的感觉是:她的肤色多么黄。明亮的蓝眼睛镶在一张看上去像涂了黄颜料的脸上。三天之后又是一个灿烂的下午。我去了莫迪家,说:“和我去公园吧。”她没好气地说:“不了,不了,你去吧,我不行。”“哎呀,来嘛,”我说,“你知道你到了那儿会喜欢的。”她站在那儿,握着门把手不放,苦恼、愤怒、衣冠不整。然后她说:“不,哦,恐怖,恐怖,恐怖。”然后她甩上门,把我撂在外面。我火冒三丈。我开车来她这儿的时候,一直在回想她坐在玫瑰园里,欣喜地喃喃自语的样子。我回到办公室,怒气冲冲。一直工作到很晚。没有去莫迪家。当我在热水中翻滚,使自己焕然一新时,又感到愧疚:不断看到她站在那里,支撑住自己,听到她的低语,恐怖,恐怖……一周过去了,天气又阴冷起来。夏天结束了?莫迪看上去可能真的病了?……我对老人知道得太少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很正常吧!我总留出时间来想她的事,但我实在是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的探望不再有固定时间,我冲到她家,对她说,对不起,莫迪,我要做的活儿太多了。昨天晚上我去得迟,坐在她的椅子上就睡着了。今天早上我给杂志社打电话说我身体不舒服。工作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我只生过两次病,从来没有请过假。菲丽丝说:“没事儿。我来守老营。”莫迪的一天醒来时,她被压在黑乎乎一团沉重、令人窒息的重物之下,无法呼吸,动弹不得。他们把我活埋了,她想着,挣扎着。那重物挪了位置。啊,是猫,是我漂亮的小可爱,她想,使劲推了推。重物又挪了一下,她听到一身闷响,是猫掉到了地板上。小家伙?她问道,她不确定,房间里这么暗,她的四肢这么僵硬。她听到猫在房里四处走动,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温暖……窝在被子里……哦,哦,她说出声来,我得去上厕所,不然又要尿在床上了。惊慌!我是不是已经尿在床上了?她伸手在床上四处摸着。她喃喃道,糟糕,糟糕,糟糕,糟糕,心里想着几天前她才尿了一次床,折腾了多大一通才把床上的东西弄干,费了多大劲。但是她的手好像消失了,她根本感觉不到手的存在。她不断把左手握成拳头,又展开,好确认她是有手的,然后等着右手出现刺痛感。这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把半僵的右手从被子下拖出来,用左手按摩唤醒它。她还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尿床。她几乎要重新倒进黑乎乎的床里,重新陷入黑乎乎的沉睡,但是她的肠子在蠕动,她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哦,不,不,不,她呜咽着,坐在黑暗之中。不,糟糕,她觉得自己大概是拉在床上了。终于,做了好大努力,费了好大的劲,她爬下床,站在床边,在床上摸来摸去,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她不确定。她小心地转过身,试图找到电灯开关。她床边是有一个手电筒的,但是电池不够了,她是想叫简娜买新电池的,但是忘了。她想,简娜自己当然该记得看看的啊,她知道那手电对我有多重要!她找到了开关,房里有了亮光……她紧张地检查床,是干的。但是她得去厕所。她最多只在便桶里撒尿。她一定得去外头的厕所去。但是她的肠子里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在推着挤着,她连忙坐上便桶,正是时候。她坐在那儿,摇晃着身子,哀号着。糟糕,糟糕,她现在得去倒痰盂了,她感觉无比沮丧,心情坏透了。她在那儿坐了很久,没有力气站起来。她甚至还打了个盹儿。她的屁股麻了。她费力地站起来,找纸。没有手纸,因为她平常不在这里用手纸的。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终于,她踉跄地走到壁橱前,她的屁股湿透了,恶心得很,她找到一件旧衬裙,扯下来一小块,用它擦,然后拿盖子盖住那臭气——更糟的是,尽管她允许自己胆战心惊地朝里面瞥了一眼,她的大脑却拒绝承认自己的大便不对劲。糟糕,她嘟囔,这指的是如今她肠子里排出来的东西。然后她打开窗帘。外面天已经亮了。但如今是夏天,现在搞不好还是半夜呢。想到要是重新上床,到时候再爬起来要费的那个劲,她就受不了。她的小钟背对着她,她不想穿过房间到它正面去。她裹上一条旧披肩,蜷成一团坐在炉边的椅子上,炉中只有死灰。鸟儿还没出动,她想着:黎明的合唱是已经过去了呢,还是我该等着它开始?她回想孩提时代,夏天的时候,和姐妹们躺在那位老妇人的木屋里,被鸟儿嘹亮而嘈杂的黎明合唱吵醒,然后又睡了过去,心中想着接下来火热美好的一天,无穷无尽的一天,整天都是玩耍、欢乐,以及丰富的美食。于是莫迪又慢慢沉入梦乡,醒过来,又睡过去,再醒过来几个小时,每次醒过来的时候都记着动一动手,免得它们又变得过分僵硬。终于,猫绕着她的腿蹭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时,她彻底醒了过来。她的腿也僵硬,她试了试双手。右手又不见了。她用左手抚摸猫,漂亮、漂亮、漂亮的小家伙。她不断弯曲、伸开右手的手指,直到自己又完整了为止。早晨……哦,早晨的各种麻烦,要面对接下来的一天……每一项任务都那么沉重……她坐在那里,想,我得喂猫,我得……我得……终于,她拖着身子起来,焦虑不安,因为她的肠子又威胁着要闹事了。她一路扶着门把手、椅子背,挪到了厨房里。厨房里有半罐猫粮。她试图把它倒进盘子里,但是倒不出来。这意味着她得拿勺子。远处,水池里,是她的勺子和叉子,她好几天没洗碗了。她用食指把猫粮抠出来,皱着脸——是不是馊了?盘子离地面还有一小段距离的时候,她就撒了手,因为弯腰让她感到眩晕。猫闻了闻就走开了,轻轻地喵了一声。莫迪看到桌子底下有好几个盘子,都是空的、干的。猫儿需要牛奶,她需要水。莫迪慢吞吞地,慢吞吞地挪到水池边,从里面拽出一个脏盘子,没有力气洗,放水冲了冲。她找到半瓶牛奶。坏了没?她闻了闻。没有。她想方设法把盘子放到了地板上,扶着桌子,差点跌倒。猫把牛奶舔了个精光,莫迪知道她饿了。桌底下不仅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盘子,还有一堆猫屎。这提醒了莫迪,她得放猫出去。她挣扎着到了门边,开门放猫,然后背对着门站着,思考。莫迪和自己的虚弱以及可怕的疲惫感做斗争,以智取胜,将军制订作战计划也用不着这等聪明才智。她已经在后门了:离厕所只有五步之遥;如果她现在去的话,就省了以后的一趟……莫迪挪进厕所,解了手,在那里想起房里还有一个又脏又臭的便桶,想方设法沿着走道回到房间,想方设法把那罐儿从圆外壳里取出来,好歹端着便桶挪回厕所。倒的时候泼出来了一点,看着,闻着,她的理智必须承认是有什么很不对劲。但是她想,只要她(指的是简娜)看不到我拉的是什么,就没人知道了。他们别想把我弄走……等这些事处理完,她感觉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不过她知道现在时间还早,因为楼上的混蛋爱尔兰人还没开始闹腾。她十分需要喝杯茶,她所有的力气都耗在猫身上了。她站在厨房桌边,手扶着桌子,心里琢磨着如何把恢复精力用的热茶端到隔壁房间去。但是热茶会让你拉肚子,不了,还是喝冷牛奶吧。她把冷牛奶倒进玻璃杯里。牛奶这就用完了。她需要:牛奶、手纸、猫粮、火柴、茶叶,大概还有不少其他东西,如果她能想起来的话。也许简娜马上就要来了,然后……她板着脸盯着猫屎,在她看来那儿真低,离她真远,脑子里斟酌着需不需要弯腰,心里想,简娜会……她端着牛奶挪到隔壁房间。坐下来。但是她现在发冷,是夏天也不管用。她坐在自己那把旧椅子上,坐在冷冰冰的炉边,觉得身上的热气在一点点地外泄。她得生起火来。她要不要把电暖炉插上?但是那东西太耗电了。她的养老金不过刚好够应付生活必需而已。最后,她还是挣扎着爬起来,插上插头。开了电暖炉,房里染上一抹温暖的红色,她的腿好像慢慢松弛下来,恢复了正常。她坐在那儿,啜着牛奶,念叨着,糟糕,糟糕,糟糕。然后她又慢慢沉入那个梦中,简娜把她带回自己家照顾。她对这个梦有强烈的占有欲,对它骄纵宠爱,只要一个人坐着,就会把它拿出来,往里面再添些什么,不过她知道这梦是不会实现的。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什么不可能?简娜就这样飞进了她的生活,这原本也是不可能的,谁会想得到呢?她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笑话、鲜花、蛋糕还有别的东西,她还讲自己办公室里的故事,但说不定是她编的,毕竟,如果简娜想要添油加醋,自己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哪能分辨得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另一件不可能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她被带去一套漂亮温暖的公寓里,在那里受人照抚,事事有人料理……或者简娜会来这里住。隔壁还有一间房呢……这是莫迪真正想要的。她不想离开这里。找到自己的地方,抓住不松手:每次莫迪动心——就像现在——憧憬离开这儿去和简娜住的时候,她就向自己不断重复这话。不,不,她嘟哝,得她到这里来。于是她坐在那儿,有时睡意蒙眬,想着简娜住在这儿照顾自己的情形,她半夜醒来,孤身一人,害怕自己已经被埋在坟里的时候,她可以大喊,听到简娜的回应。但是没多久,她的肚子又让她不得不起身。尽管她倒了痰盂,但是没涮它,现在那东西对她来说恶心得很。于是她出门去厕所,顺便放猫进来,猫就等在门口,进门就向盛着馊猫粮的盘子走去,还是嫌弃它,然后耐心地陪莫迪回到房间。莫迪既然已经起身了,就打算把火生起来。这事情花了她一个多小时,她费劲地移动着,慢吞吞地沿着走廊去取煤,再慢吞吞地挪回来,把炉里的灰扒出来,点火。她朝炉火吹气,小口小口的,气很浅,因为她会发晕,把炉子生上花了好长时间。然后她又坐下来,很渴望能喝上一杯茶,但是自己拒绝了自己,因为比起别的,她最怕的是她的膀胱、肚子闹事。她想,送餐的就快来了……可其实才十一点。也许他们今天会早点来?她肚子饿了,饿得很,她都无法分辨她是饿得肚子疼,还是可能又得上厕所了。在那个活泼的送餐姑娘乒乒乓乓地开门关门(她有钥匙)进来,喊着,你好,福勒太太,你还好吗之前——在此之前,她一定得再出去上一次厕所。时间还早。才十二点半。莫迪一把抓过桌上的两个小锡纸盒子,看都不看一眼里面有什么,就把它们都吃了。她感觉好多了。她想,哦,如果简娜现在就到,如果她说,和我去公园吧,我不会对她叫唤,埋怨她,我很乐意去。但是她看看窗外,正在下雨。好一个夏天,她嘟囔。猫在桌上,嗅着空盒子。莫迪为自己的贪婪而难过,她知道猫饿了,她应该分一点给她的。她出门去了冰冷发臭的厨房,四处翻找——好极了,真开心,有一个没开盖的罐头。莫迪太高兴了,甚至当场小小地手舞足蹈了一番,握紧罐头紧紧贴在胸前。哦,小家伙,小家伙,她喊,我有东西喂你了。罐头终于打开了,不过莫迪的食指被开罐器划破了。猫把东西吃了个精光。莫迪想,她现在应该出去了,省得我等会儿还得再放她出去……但是猫不肯出去,她钻回生了火的房间,爬上莫迪的床睡觉去了。莫迪的被子还没叠。莫迪应该叠被子——她想,这事让简娜做可不好。但她没动,依旧坐在火边的椅子上,身子向前欠了欠,给炉里加上煤,然后沉沉地睡去,睡了三个小时。不过她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时间,她的钟停了,是下午五点。猫还在打盹,火已经熄了……她又把它生起来。她想吃点和喝点什么。她必须喝杯茶。她煮了一整壶,拿了饼干,在桌上摆了个小小的盛宴。喝了茶,感觉真好,她都可以忽视之后她得再去一次、两次、三次厕所这个事实。她的肚子像是个愤怒的敌人,绞着、闹着。你到底怎么了啊?她喊道,一边用手一遍一遍地揉自己那鼓鼓的小腹。你就不能让我消停会儿?她应该洗个澡……她应该……她应该……但是简娜马上要来了,简娜会……莫迪坐在那儿,等待着,但是简娜没来,于是莫迪起身,把急着要出去的猫放走,莫迪去取煤,莫迪把火弄旺,然后莫迪四处找看有没有一点白兰地,因为她突然感觉不好,她有点发抖,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躺在那里爬不起来,她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没有白兰地,什么都没有。她可以去酒品外卖店?不行,不行,她绝对没法爬上台阶。简娜还没有来,夜幕降临。这说明一定快十点了。简娜不来了……家里没有牛奶,没有茶,没有给可怜的小家伙吃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莫迪坐在怒烧的炉火边,恨恨地想着简娜,简娜不在乎,无情、残酷的坏简娜……正想着,传来敲门声,莫迪松了口气,快慰化作粗哑的一声大吼:哦,好吧,好吧,我来了。她跌跌撞撞地走过走道,和螃蟹似的横着走,去开门,生怕自己还没到门口简娜就跑了。糟糕,糟糕,她嘟囔着。开门时,她的表情恶狠狠的,满脸的指责。“哦,我的老天,莫迪,”简娜嚷着,“让我进去,我要死了。这一天真够

                        抛弃了)的简娜,和以前那个丈夫、母亲濒死时也拒绝参与一切的简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好几个小时地坐在莫迪身边,当初丈夫、母亲需要我给予的,如今我随时准备好了要给她:我对现实的直视,我对现实的参与。但莫迪想要的是——不要濒临死亡!她现在对我嘀嘀咕咕地抱怨,用的是新的说话方式,飞快地嘀咕,都来不及喘口气:“我知道这都怪谁,我知道是谁下令把我弄来的!”她不看我,因为她痛恨眼前的一切。她指的是我,她指的也是薇拉·罗杰斯。薇拉来看望她的时候,莫迪叫她不要再靠近自己。“不要你,”她对可怜的薇拉说,“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了。”然后转过了她自己的脸。我安静地坐在那里,她靠在一把矮椅子上,因此我坐的那把椅子就显得太高了。她那把大椅子,还有椅子上那些摆放得很专业的枕头,看上去像是企图吞掉小小的莫迪,而莫迪,不管被以什么姿势安置在椅子里,总是瞪着正前方。“福勒太太,您怎么样?您要点茶吗?——热牛奶?——热巧克力?来点汤?”没有哪个女王,或者阿拉伯富豪的太太,能接受到比她享受的更好的护理服务了。但是她想要的是——不要走向死亡!我坐在她身边,心里想,活了九十二岁,莫迪似乎还觉得老天对她不公!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目睹了莫迪是怎么和我道别的——“要走,是吧?”——在走廊里追上我,说,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拉住我的手臂,对着我微笑,温柔、友好、令人信赖,而同样的微笑,莫迪却觉得是羁绊,是谎言……“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她说,“他们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你会看到的,有不同的阶段。病人开始明白过来的时候,他们首先会觉得不公平。他们自怨自怜。”“不公平?生老病死叫不公平?”“通常病人可不是世上最理智的人。然后,下一个阶段,他们开始愤怒。”“没错,她那可真是愤怒呢!”“唉,”一边用她专业的眼光打量我,看有没有压力过大的迹象,一边带点迷离的神情说,“我想,对于任何人来说,要死都不是什么好事吧。”“这些阶段有没有可能交织在一起?”她哈哈大笑,不过她其实是享受能够嘲笑一下“书”:“书上说了,三个阶段。不过我同意你的话,生活中的事情才没法分那么清楚呢!”“那第三阶段呢?”“那时候他们接受现实,妥协了……”一个护士跑过来,康诺利护士,康诺利护士,于是她飞快地道了一声失陪,就飞奔着去处理什么小的——或者大的——危机了。我则回家去。不公平……愤怒……接受现实。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觉得她要死了这不公平?第二天,莫迪居然让自己浑浊、黯淡的目光落在了我脸上,没有——一般都是故意的,或者说显得像是故意的——避开,口齿清晰,语气轻蔑地说:“这是出悲剧,悲剧!”“什么是悲剧,莫迪?”她看着我——鄙视!“一出悲剧!”她大声、清楚地说,然后目光避开我,难过地轻轻喃喃,这种语气最近我听不到她用了,“我们原本都那么快乐了,你每晚来,我和你说我的故事。如今成了这样,真是悲剧……”我坐在那儿,握着莫迪的手,尽管她总是僵着手,任它从我手中滑脱一次,两次,有时三次,四次,然后才抓紧我。她转过头,眼睛始终不看我,嘴巴张着,因为那药让她没法控制自己的嘴,一个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怒火中烧的老太太,可她的手还说着我们友谊的语言。自己要死了,莫迪觉得这不公平。昨天,她又说了,轻轻地飞快地嘟哝:“悲剧,悲剧,悲剧。”我听到自己说:“莫迪,你九十二岁了。”没有用那种可以称得上是本医院“院风”的“讨喜”、迷人、关切的语气。她缓缓地转过脸来,然后蓝眼睛里腾起怒火。盛怒。我在想的是,莫迪体内到底是谁,或者什么,让她觉得自己本该不朽,硬被冤判了?我觉得那具蜡黄的小骨架里有好几个莫迪,死亡的速度不同,而其中一个根本不准备死!另外一个护士问过我:“你是不是信教?”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这是因为我的态度、举止、行为整个属于那种不会因为垂死、死亡而乱了心绪的人,而不属于那种会受这些影响的人——我看着其他访客,那些亲友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哪些人是后者。她的意思是,我看你是相信死后有来世的!轻轻地擤擤鼻子,这是含蓄地表示对思想落后的人嗤之以鼻。我说:“不,我不信教。”没有理会她真正的问题。又一次,我沉思默想,若是有来世——妈妈,弗雷迪,莫迪都有一个来世——我怎么看,或者说我可能怎么看。我今天是这种想法,明天又是另一种。十年里“笃信”一种想法,下一个十年又是另一种。又过了一个星期。大概晚上九十点的样子,我准备离开,莫迪的手就会握紧我的手,身子凑过来,居然如此有力。她说,带我回你家,带我离开这里!她的目光,过去的两三个小时里一直在躲避我,现在突然直直地瞪着我,这目光是愤怒的要求。我怎么能带你回家,莫迪?你知道我不能,每天晚上我都这样说,听上去不安,而且歉疚。让自己卷入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人的生活,意味着你要背负巨大的歉疚感。他们需要的是那么多,你能给的是那么少。每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都在想,也许我可以带莫迪回家?可以在起居室里给她摆一张床。我可以早晚请护理员……吉尔也可以帮忙。这实在太蠢了,但是她的需要逼着我考虑这个。可这根本不是她想要的,她想要的是我,她的朋友,简娜,来照顾她,早晚照顾,随时都在,不要技术娴熟、面带微笑的护士。这根本不可能。可是,每天晚上,我都在想怎么能够安排一下。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她想知道。我没法照顾你,我说。我做莫迪的朋友都做到这个分上了,而且好几个月来都一直会去看望伊莉莎和安妮,为什么这个安排就会更荒唐?在别人,比方说乔伊丝看来,我做前两件事,就已经不仅仅是行为乖戾了。从别人的角度来看,或者就从我在丈夫和母亲去世前的角度来看,我的行为好像有些强迫症意味,甚至是不健康的。(当然了,这种看法没有考虑我的疯狂也许给这些不幸的老太太们的生活增加了点什么。)但是为什么呢?我这样的人,富足,中产阶级,拥有才干,尽管没有必要,还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于是这就意味着我大脑不正常,怎么会是这个道理?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件事的,有的时候又是那样:先觉得疯了的是我,然后又觉得疯了的是我们这个社会。但是我的确担起了这个责任,我是伊莉莎和安妮的朋友,而且我是莫迪的朋友(我觉得不只是朋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我做了,它就有道理。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做了某件事,那么它就不荒唐,至少对于你而言是这样。我对乔伊丝说:“你那‘给建议’——天晓得那是什么意思——与我同需要友谊的人做朋友,这两者有什么不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希望她回答:“不同就在于我是拿钱办事!”但是一旦说出来,就挑明了它是荒谬可笑的。“乔伊丝,你是说,不赚钱的事,就谁都不该做?”“哎呀,好吧好吧,如果你非要讲逻辑的话。但是我只知道,你做这事,实在有点神经质。”“这问题我不和你理论。”于是我们隔着大洋进行辩论,但多半时候总感觉两人之间只不过隔了半英里,我们的声音在彼此的耳朵里是那么清晰。要我把莫迪带回家,她去世前的数周或者数月甚至数年都让她住在这儿,这很荒唐,因为我做不到。昨天,她欠过身子,好像十分惋惜地宣布:“你这个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今天下午她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家,为什么不能?”“莫迪,你知道你不能!你没法再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啊,我一直照顾得很好。”她惊讶地说。莫迪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姐姐家,她在那里投入那么多时间,加起来都有好几年了,她爱那一家人,为那一家人服务。她应该躺在那里的床上,她的亲戚们应该围在她身边,端着热粥、热牛奶,递水递药。记忆里冒出了《战争与和平》里的一段,像是捉弄我一样。是老伯爵夫人的故事,她正在经历第二童年。大家得允许她哭一哭,笑一笑,睡一睡,吵一吵架……在那家里,有许多的仆役、随从、食客、家人,因此一个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或者斜倚在床上的老太太,很容易就被接受了。我想不出在我认识的家庭里,有哪一个能够接收莫迪,我们的工作已经够辛苦,责任已经够重的了。我们的生活几经削减,只剩我们努力塞进去的那一点点,我们都不过在勉强对付,一点都不能再多。我坐在那里握着莫迪的手时心里在想,她应该处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里,那样的家庭就像一张有弹性的橡胶网,可以拉拉撑撑,接纳下她。当然了,这想法荒唐得很。一样荒唐的想法,是她应该有理智的父母,爱她,却不溺爱她,她的母亲不该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去世,而她按理说这长长的一辈子里都该幸福、健康、富足、睿智。我说她,说一个濒临死亡的老太太,理应有什么,这是在禁绝艰难、困苦、不公、疼痛——简言之,是在否认人类真正的生存状况。带我去你家吧,简娜,带我去你家。我不能啊,莫迪,你自己也知道的!现在我得赶紧回家了,已经迟了,值夜班的已经来了。明天见啦,莫迪。今天我去参加了那个婚礼。一如寻常婚礼,一大群谁也没听说过的亲戚,还有业界多年来只曾耳闻从未谋面的人物(对菲丽丝而言)。菲丽丝的家庭和我的差不多。但是——出乎意料!查尔斯居然是个外国人,有一个从巴黎来的优雅至极的母亲,还有两个父亲,亲生父亲和继父,两个都世故、诙谐、迷人。菲丽丝看上去美极了,真是给我们以及我们的杂志增光。我玩得很开心。两周。莫迪身上的疼痛越来越厉害了。她吃的止痛剂的剂量经过精心调整,一天吃三次,但是他们用专业、谨慎、带笑容的眼睛监察着她,温柔地问她问题,然后根据他们所见到的,她所说的,逐渐增大剂量。晚上六点我走进病房,药瓶就放在她床边的桌上。他们知道对于她来说,吃那东西就是溃败,是最糟糕的——是末日。所以他们不逼她也不哄她吃。“慢慢来,”他们说,“需要的时候再吃。”莫迪坐在那儿,我能感觉到她瘦骨嶙峋的手越握越紧。她用力转过头去看她的敌人,瓶子,还有瓶里的药。然后她逼着自己移开视线。没过一会儿,她的目光又转了回去。我能听到她喘着气挣扎,胃里的疼痛烧灼着。我学会了不要立即说:“莫迪,要不要吃药?”而当我这么问时,她会匆匆地、心不在焉地点头,好像她正在思考什么更重要的事。我把瓶子送到她嘴边,她的嘴唇急切地噘出来,好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不受她控制。那嘴唇包住瓶口,好把那能让感觉变麻木的东西吸进体内。“他们把我的意识拿走了,他们让我思维迟钝。”她悄悄对我说,哀怨、忧伤、愤怒。至少她没有说:“你吧……”过去的两个晚上,都有一个值夜班的护士随意地走进来,微笑着环视屋内,检阅她的王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她从一张病床走到另一张,眼睛扫视过每一张苍老的病容——这间病房里都是老太太——那么若无其事,但那么干练高效。她在莫迪床边站了一会儿:“福勒太太,今晚感觉怎么样?萨默斯太太,晚上好。”然后她又对莫迪说,“如果觉得需要什么能让你入睡的东西,按一按铃就行。”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痛得厉害的话……”而两个晚上,我起身要走的时候,莫迪都拽住我的裙子,悄声说:“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不要忘了——我要喝点热牛奶什么的。”我去值班室,翻译这句话:“我觉得福勒太太得再用一点止痛剂。”“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去。”他们的确马上就去了。我匆匆地回家,钻进我的浴缸,那是我的药,能让我失去知觉,但一路上我完全可以听到莫迪在想什么:当初我没有东西喂约翰尼,所以他被人从我身边偷走了,在我需要这样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要是给了我……一个月。哦,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太累了。我绝对累垮了。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好让你累的?你以前有时候一天去莫迪家两次,帮她买东西,给她打扫卫生,替她洗衣服,还要帮她洗澡,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根本不算什么。走进那干净可爱的新病房,看见那些面带笑容的温柔护士,又有人照料莫迪,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握住她的手,这简直就是去野餐。当然了,还要做一件事:她冲着你眼冒火光,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或者“这是个悲剧,是个悲剧!”的时候,得忍着不作反应,她现在还是喜欢说这种话。事实上,现在这种状况让我招架不住,而且看起来没完没了。我知道按护士们的估计,她如今的状况应该更糟:你能看出来她们在想什么,通常是因为她们希望你看出来!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只需要一个表情就知晓一切,这种无声的交流,除了医院没有别的地方用得更频繁的了。他们把我叫去值班室,告诉我说有可能要把莫迪转到街那头的老医院去,老年人都安排在那里。这个消息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它会让莫迪大吃一惊的,还因为,说白了,我希望她死去。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又不能允许自己这样想。她不想死,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如果谁想死,那么希望他死就是正当的,但是他们若是没做好准备,那是万万不该这样想的。我一直在观察莫迪有没有进入“第三阶段”的迹象。莫迪看起来和以前一样愤怒。也许其实只有两个阶段,“这不公平!”应该算愤怒;然后是接受现实。哦,拜托,让莫迪接受现实吧,而且是让她赶紧接受吧!看着这个耄耋老妇死去时,觉得好像是她的什么东西被谁偷走一样,这实在是糟糕。如果她觉得她的生命是被偷走的——被她母亲的早逝偷走,被虐待她的父亲偷走,被那个穿毛皮、戴羽毛的情妇偷走,被她可恶的姐姐偷走——要我说,倒也很说得过去,但是,这要到哪里才算完?关键是,有什么她依然觉得她原该拥有,但是被强拿走了?还有什么她觉得现在她该拥有,而正被人拿走?要是我能让她和我好好谈一谈就好了。但我们是坐在那干净明亮的大房间里,就在医院的顶楼,环绕我们的是蓝天和新鲜空气,鸟儿飞过,鸽子在外面咕咕地叫,房里还有另外三个人,护士进进出出,还有探病的人以及医生……经常在这儿值班的那个医生人很好,她喜欢他——我看得出来,不过若是他以为她恨自己,倒也不能怪他。可那个大牌医生一周要带着一帮跟班来一两次,于是我晚上到的时候,莫迪还在生气,不只是生气,简直是怒火万丈,七窍生烟。“他今天又来了。”她说,蜡黄的小脸抽搐着,嘴唇颤抖。“怎么样?”我问,其实我当然知道怎么样了。“他们站在门口,他,还有那帮男孩女孩。他们是医生?看起来都是小孩子。他们里面还有黑的。”莫迪是个严谨的人,状态正常的时候,如果要批评的对象是一个黑人,她总记得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是现在她把这个忘掉了,只知道他们不同,是异己。她现在矛盾得很,十分纠结,因为有两个护士也是黑人,而她很喜欢她们。但她们依然是黑人,这是她生气的一个焦点。她特别喜欢她们抱她起床,把她安置在椅子上的手法,不会弄疼她;我能看到她的脸变得柔和,不过只是一闪而过,瞬间就收起来了——但她是黑人,而且她的存在、她的身影都提醒着莫迪,她住院、待在这里,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在这家医院里,她自己一个决定都不能做。“呃,”我说,“总得有训练有素的黑人医生和黑人护士啊,而这是家教学医院。”“为什么我要做小白鼠?他们又没征得我的许可。而且他们年龄那么小,那种小孩子哪能知道什么?那个臭屁大老爷,他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站在我身边,一直在和他们说我的事。哦,他们当我是傻瓜!然后他们都围过来,低下头来看我……”她

                        命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源休为中书侍郎兼首席宰相,彭偃为中书舍人。没有来得及逃出长安的李唐皇室成员,纷纷表示抗议,却遭到了大肆诛杀。据史料记载,在几天之内被朱泚杀掉的李唐皇室的王子、王孙多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初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朱泚在源休的建议下,开始向奉天进攻。此时身在奉天的李适身边仅有不到万余人保护,当得知朱泚叛变准备进攻奉天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到河北向攻打田悦的唐军告急。结果马燧率领人马回救奉天,由此开始了奉天保卫战。十月十日,朱泚留下李忠臣守卫长安后,亲自率领大军向奉天进军。邠宁镇留守韩游环和庆州刺史论惟明得知奉天危急,急忙各自带领三千人马援救奉天,走到礼泉(今陕西礼泉)时,正好与朱泚的大军不期而遇。论惟明本想和叛军交战,但却被韩游环阻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韩游环迅速带领人马绕过朱泚的大军,急速进入奉天城,但即使是这样,由于目标太过明显,在韩游环和论惟明刚刚进入奉天后,朱泚率大军已经到了奉天城下。叛军将奉天城围得水泄不通,韩游环见固守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率军主动出击,在东门城外与叛军展开激战。但朱泚的人马声势浩大,韩游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有招架之功,无奈之下被迫退回城中。朱泚趁机向东城门发起冲击,唐军在城墙之上抵挡着叛军的攻城,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虽然唐军接连打退叛军的几次攻城,但叛军丝毫没有退缩的迹象,守城将领浑瑊见死守不是办法,于是利用城内几辆装有干草的大车,命令士兵们推车塞住城门,然后点燃干草,顿时城门之下烈火熊熊,趁着这个机会浑瑊带领士兵趁着火势直冲朱泚的中军大营,叛军万没想到唐军会直冲过来,顿时阵脚大乱,被迫后撤30里安营扎寨。唐军虽然勉强打退了叛军的进攻,但并没有解除叛军对奉天的包围之势。而且守卫奉天的唐军兵力远不及朱泚人多势众,如果就这样守下去,奉天城沦陷是早晚的事情。迫于奉天城形势危急,李适急令距离奉天较近的灵武镇留后杜希全带领人马入援。杜希全即将到达时,李适召集朝臣商议杜希全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才能避过朱泚的大军进入奉天城内。当时浑瑊认为奉天城西北的漠谷道险谷峡,叛军容易在那里埋伏,不如从乾陵北面绕过,行军到奉天城东北扎营,这样可以与城内遥相呼应。但卢杞却认为,从乾陵边上通过,会惊扰陵寝,现在奉天危急,杜希全究竟是个什么想法,谁也拿不准,所以一定要谨慎。生性本就多疑的李适最终还是采纳了卢杞的建议,让杜希全从漠谷行军。但事实证明,朱泚早已经在通往奉天的各个要道埋下伏兵,其中就包括漠谷。十一月三日,杜希全带领1万人马经过漠谷时,遭到了朱泚人马的伏击。叛军用弓弩巨石在山上向峡谷内的杜希全的人马进攻,杜希全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到榷州(今陕西彬县)驻扎,第一波援救奉天的人马就这样在李适和卢杞君臣二人的猜忌之下,被朱泚轻而易举地打败。奉天城从十月初被围到十一月初为止,一个月的时间城中粮食已经基本耗尽,李适派人出城打探敌军的情况,得到的消息是朱泚完全没有退却的意思,这期间叛军也曾几次攻城,但均被唐军打退,后来朱泚干脆来个围而不打,目的就是想困死李适。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十一月八日李怀光领兵5万从河北启程赶赴奉天援救,渡过黄河后在朱泚身后的蒲津城驻扎。与此同时,身在河北助战的神策军将领李晟也带领人马赶来援救。由于叛军将奉天通往关东的道路封死,所以李晟只能翻越太行山的飞狐关(在今山西涞源县),昼夜兼程经代州(今山西代县)雁门关南下,从河中府西渡黄河进入关中,进驻长安以北的东渭桥,在朱泚的西侧形成威胁。两天后神策军兵马使尚可孤领兵三千从武关(今陕西商南县)成功偷袭朱泚在要道埋伏的守军后,进占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趁着朱泚围攻奉天之际,领兵从潼关收复长安东侧的华州(今陕西华阴县),成功扼制住了朱泚大军东去的要道,朱泚多次派兵攻打骆元光,却因为分兵太少的缘故未能得手。从战略角度来看,潼关和华州的成功坚守,对于阻断朱泚与身在河北、河南战场的田悦、王武俊等人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由于各路援军的援救,唐军在战略上渐渐对朱泚形成合围之势。朱泚十分清楚奉天城对于每一路人马的关键意义,如果奉天陷落李适被俘,则意味着唐军无论有多少路援救人马也是白搭。所以他不顾留守长安的李忠臣的一再求援,决定集中全力攻陷奉天,为了攻陷奉天朱泚将可以利用上的攻城利器全部用上,但由于李适曾经对奉天城加固,使得朱泚一连五次的进攻均被打退。十一月十四日,朱泚改变策略,由先前的集中攻打一门,改为分兵攻打各门,其中着重攻打南门。韩游环知道朱泚是想分掉奉天城的兵力,于是率领人马在城东北部严密布防。转天叛军利用云梯开始向城墙逼近,朱泚为了防止出现首次攻城时遭遇的火攻,提前让士兵用浸湿的毯子覆盖在云梯上,并悬挂水囊防止城上投下火种,叛军人多势众,爬上云梯开始登城,守城将士拼命向下射箭和投掷火炬,但因为朱泚事先做了准备,所以对云梯基本没有损伤,与此同时叛军在奉天城各门均采用此种方法攻城,本就兵力极少的守城唐军不得已与登上城头的叛军展开肉搏战。身在行宫之内的李适隐约可以听见厮杀声,这位缺少历练的皇帝担心城将陷落,不禁痛哭起来。虽然守城的士兵一次次大量砍杀已经登上城头的叛军,但由于连日作战伤亡极大,看起来奉天城似乎危在旦夕。就在这危急存亡关头,李适得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进驻蒲津的李怀光正在向奉天急速赶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李怀光的到来让李适看到了一丝希望,于是他发布诏书鼓舞奉天军民坚守城池,告诉他们李怀光带领人马即将前来援救,在这样的一种鼓舞下,奉天城始终在坚守,终于在五天后迎来了李怀光的人马。李怀光率军从蒲津关直指长安北面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沿着关中平原北面向西突进,十一月二十日,进抵奉天以东的醴泉(今陕西礼泉),由于其行军速度极快,完全超出了朱泚的预料,所以其在要道埋伏的人马被李怀光成功偷袭,进而形成李怀光与奉天城对叛军的夹击之势。直到现在为止,叛军围攻奉天城一连四十余天也已经呈现出疲态,所以在得知李怀光前来援救后,朱泚担心受到前后夹击,所以不得已下令撤回长安。值得一提的是,朱泚撤走的时候,奉天城内已经是弹尽粮绝,如果李怀光再晚到两天,奉天城定会陷落。李适被困奉天是他平生最危险的关头,由于他在对待河北、河南藩镇的决策上浮躁冒进,从而犯下了一个又一个战略错误,使自己几乎陷于绝境,更让大唐帝国自安史之乱以来第二次险遭覆没。奉天城解围后,很多朝臣纷纷上表向李适祝贺,但汴滑行营兵马使贾隐林却上疏李适,提出了不同意见:“陛下性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虽朱泚败亡,忧患还在前头。”事实证明,贾隐林的眼光十分独到,他所说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变为现实。第十二章动乱余波避难山南李怀光从河北迅速率兵入援解救了奉天之围,使得李适转危为安,这让李适十分高兴。但李怀光生性鲁莽,在从河北向关中进军的途中,经常对手下人说,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神策军使白志贞都是奸佞之徒,现在天下大乱都是这帮人造成的,等到解了奉天之围面见天子时,一定请求诛杀他们。这些话很快传到了宰相卢杞等人的耳朵里,由于李怀光手握重兵,所以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很惧怕李怀光。奉天解围之后李怀光认为自己立下大功,皇帝李适一定会用最高礼仪接见自己。而李适的本意也是如此,但卢杞等人却担心李怀光见到李适后,会真的请求皇帝陛下诛杀自己,所以卢杞、赵赞一起面见李适,开始为李怀光挖坑。“李怀光解了奉天之围,确实立下了大功,现在朱泚士气低落,如果能让李怀光一鼓作气收复长安,则可以一举平定叛乱。但现在要是让李怀光觐见陛下,他在奉天停留时间过长,等到朱泚做好了防守长安的准备,再想收复恐怕就不容易了啊!”李适刚刚摆脱奉天之围的尴尬处境,生性急躁的他无时无刻不惦记长安的情况,听到卢杞等人的建议后,李适认为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过多思考,就下诏告诉李怀光不必觐见,迅速领兵进驻长安西面的西渭桥,和神策军将领李晟共同收复长安。李怀光收到皇帝陛下的诏书后,彻底愤怒了!作为郭子仪的老部下,李怀光在李适即位后逐渐冷落郭子仪的情况下,心中始终存有心结。虽然李适并没有用“站队”的概念来看待李怀光,依然重用他,但性格直率的李怀光依然为老领导郭子仪打抱不平,认为郭子仪受到冷落是因为卢杞、赵赞等人向皇帝进谗言的结果,他始终想为郭子仪报仇,所以才说出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的话语。现在皇帝陛下居然都不和自己见上一面,这让李怀光十分恼怒,而且感到前途黯淡,于是在简单整顿兵马后,李怀光离开了奉天,在长安西郊咸阳屯兵不动。进驻长安西郊后,李怀光迟迟没有收复长安的意思,他向李适上疏陈述卢杞等人的卑劣行径,希望李适能够警醒。诸多朝臣也纷纷上疏,认为现在国家动荡卢杞等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李怀光和诸多朝臣的努力下,十二月二十九日,李适不得已下诏贬卢杞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司马,白志贞为恩州(今广东恩平)司马,赵赞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司马。按说李适已经做出了姿态,但李怀光在咸阳足足屯兵两个月,丝毫没有向长安进军的迹象。这两个月的时间使得朱泚在长安重新稳定住阵脚,将国号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看到朱泚逐渐强大,让逼迫皇帝的李怀光内心十分不安,在他看来,目前皇帝还需要自己平叛,所以自己有充分的利用价值。如果朱泚一旦败亡,自己定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开始有了叛唐之心,秘密地与朱泚开始联系。李适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动兵,多次派使者前去督促,但李怀光总是找理由推三阻四,让李适十分不满。为了防止出现变故,李适让神策军将领李晟带领人马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统辖。但李晟察觉出李怀光有异心,上疏请求李适让自己移军长安西渭桥驻扎,却并没有得到李适的批准。不过李适这次吸取了一些先前的经验教训,并没有立即动怒,而是让翰林学士陆贽去咸阳宣慰李怀光。名为宣慰,实为窥探。应该说陆贽很好地完成了李适交给的任务,回来后为李适提出了一个对后来战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建议。陆贽在宣慰李怀光的同时,他看到了李怀光虽然按兵不动,但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每次部下提出迅速进兵长安的建议时,都会遭到李怀光的痛斥,而且对于李晟的到来,李怀光显得十分轻视。陆贽认为现在皇帝李适已经对李怀光十分容忍,但李怀光的所作所为对李适实乃大不敬,如果现在不采取措施节制他,一味姑息求安,恐怕最后变故难测。现在李晟请求移兵,李适应该赶快同意,否则李晟的人马定会被李怀光兼并。陆贽的建议得到了李适的批准,于是李晟得以从咸阳撤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李晟的人马挽救了再一次深陷困境的李适。李适对于李怀光的态度可谓是十分矛盾,他意图前往咸阳督军各镇收复长安,却被李怀光认为是效仿汉高祖游云梦。所谓汉高祖游云梦是指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上报韩信谋反,结果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巡游云梦泽大会诸侯,等到韩信前来拜见的时候,一举擒获韩信。李怀光认为李适前来咸阳恐怕也怀有当年刘邦的想法,所以加紧了叛唐的准备,在给李适的各种奏疏中言辞颇为不逊。李怀光的态度让身在奉天的李适大为惶恐,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决定前往咸阳的想法让李怀光忧虑。在李适看来,李怀光越来越不敬的态度,恐怕是他怀疑有人在自己面前进谗言,为了打消李怀光这种顾虑,李适在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二十三日,特地下诏升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他免死铁券。李适本以为外贬卢杞等人和升迁李怀光的官职,会让安抚住李怀光,但事实却是当使者到李怀光那里宣读诏书和赐给铁券时,李怀光愤怒地将铁券扔在地上,然后说了句彻底与朝廷决裂的话:“皇上难道怀疑我吗?人臣造反赐给铁券,怀光没有造反,今天却赐铁券给我,这是要我造反啊!”使者连夜回到奉天将李怀光的态度告诉李适,李适听后大为惊讶,他本来指望自己一连串的忍耐,会换来李怀光的悔过,但却事与愿违。现在的局势是朱泚在长安仅有自保的可能,但李怀光如果回师反攻奉天,那将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李适产生了离开奉天的想法。当时韩游环在奉天掌兵,韩游环是李怀光的老部下,所以李怀光派使者和韩游环联络,想让他在奉天叛变,充当自己的内应。一直对唐廷忠心耿耿的韩游环上报李适,并建议李适名义上继续提升李怀光的官职,但罢去其兵权,让各军将领不再受他的调度,这样即使李怀光发动叛乱,危害也会减轻,但对这个建议,李适始终摇摆不定。李怀光动员韩游环造反,可是迟迟等不到这个老部下的行动。于是在二月二十六日他又准备派遣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让他在奉天城中充当内应。可是赵升鸾也将李怀光的计划报告给了奉天城中的浑瑊,鉴于李怀光距离奉天实在太近,浑瑊建议李适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梁州即是今天的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南坡和大巴山之间,当时与关中地区的交通以栈道相连,可谓是险阻异常,而且距离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其实是不想去梁州的,但在朱泚和李怀光的双重压力下,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较好的退路,所以他只能委曲求全地前往梁州避难。离开奉天城的那一天,当走到渭水河准备南渡的时候,李适遥望京城长安的方向,不住的对身边的大臣哽咽地说道:朕之此行,莫同永嘉之势,言罢李适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谁都明白李适是在比喻自己未来可能会像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偏安一隅,其实朝臣们心中对今后何去何从,以及平定叛乱重回长安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个问题犹如沉重的石头压在李适及其诸多朝臣的心上。李适在前往梁州的路上一度想效仿先辈李隆基避难成都。如果不是神策军将领李晟极力劝阻,恐怕当时大唐帝国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收复长安李适在李怀光的威胁下前往山南避难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留在长安的诸多唐朝官员顿感唐室复兴无望,纷纷出来投靠朱泚,可以说朱泚在长安已经将自己的“国家”经营得有模有样。反观李怀光这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威逼皇帝李适避难山南之后,他的许多部下认为李怀光实属大逆不道,所以纷纷背叛了他,其势力日益弱小。先前朱泚看到李怀光实力强劲还颇为忌惮,等到李怀光犹如秋天的蚂蚱时,朱泚于是用皇帝的身份给李怀光下诏,将他当作自己的臣子。面对朱泚的欺辱,李怀光十分愤怒,但苦于实力无法与之相抗,于是烧掉军营向东进发,抢掠关中东部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等十二个县,最后撤到黄河东岸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驻扎。李怀光和朱泚反目,对李适是个好消息,但当时很多军队不是按兵不动坐观其变,就是跟随李适一同前往山南,能留在关中坚持抗敌的只有神策军将领李晟。李适在前往山南的路上时,让李晟的部将向其传达口头诏命,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希望李晟能够跟随自己前往山南护驾。但李晟接到口谕后,却哭拜在地说道:“长安是京城,是大唐的根基所在,如果都跟随陛下去避难,那谁来收复长安呢?”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收复长安迎回皇帝。我们不能否认李晟的决心,也不能否认李晟的兵马之强壮,但其四周皆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

                        里,去看法国电影难免会被打上软派的烙印。虽说在战败的同时自由意识已被唤醒,但周围很多人受战时观念的影响头脑依旧保守。“进电影院时可不要太显眼哦!”老师苦笑着说道。虽然倒也说不上是趁机而入,但当时伸夫确实常去看电影。即使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仍会浮现《舞会的名册》《会议在跳舞》《贝贝·勒·默果》《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煤气灯下》《法国外籍军团》《车灯》《北方旅馆》等电影的著名画面。而《胡萝卜须》《偷自行车的人》《第三人》《终站》《生死恋》以及号称第一部苏联电影《石头花》等,则是后来上映的电影作品。那些电影伸夫未必都能理解,但说实在话,《舞会的名册》令人烦躁郁闷,《贝贝·勒·默果》和《法国外籍军团》则阴郁不堪难以接受。不过,他对那些作品所共同具有的、对于人生的倦怠氛围似乎有所了悟。“或许将来自己也会那样生活。”在伸夫的心中,期待与不安相互交错。这些电影作品中最令伸夫感动的就是《情妇玛侬》。不过,比起故事情节和与主人公的共鸣,其最后一幕的美感更夺人心魄。男主人公屡屡犯事遭到追捕,最后与女主人公逃进了沙漠。女人精疲力竭倒在酷热的太阳下,男人拼尽最后力气站起想继续逃跑却扶不起女人,百般无奈之下扛起女人的双脚迈步前行。荒凉的沙漠上既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女人被头朝下拖着走,长发在沙地上画出曲线。不久之后,男人也耗尽体力倒在了沙漠上。男人放弃了继续逃跑的念头,用双手捧起沙土盖在女人身上,然后以自己的身体将其遮盖起来。两人必死无疑,秃鹫就在他们的上空静静地盘旋。这幅凄美的画面紧紧地抓住了伸夫的心。他还不能完全明白,也许男女爱到极致就会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虽然恐怖,但爱情也许真的具有那种魔力,能使人坦然地走向地狱。看完电影之后,女人被拖在沙地上的裸露上身和长发依然烙印在伸夫脑海中。女演员塞希尔·奥布赫豪爽奔放,虽然闭着眼睛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十分娴静,那张脸庞也牢牢地刻在了伸夫的眼底。还有一个令伸夫印象深刻的就是《魂断蓝桥》中的画面。这部电影以伦敦的滑铁卢桥为舞台,一对男女相遇相恋,不久后却因战争别离。当男子在战后回到约定见面的蓝桥时,女子已经彻底地变为娼妇。男主人公由罗伯特·泰勒主演,女主人公由费雯·丽主演。被战争撕裂的、充满了甜美而哀切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共鸣。据说,后来在日本热映的《请问芳名》就是以这部电影为底本拍摄的。在现实当中,由佐田启二主演的春树和由岸惠子主演的真知子曾约定在东京的数寄屋桥重逢。那时的伸夫当然没有恋人,也不曾恋慕某个特定的女子。他虽然对街坊家那个名叫弓子的女孩心怀好意,但离所谓恋爱的感情还很遥远。不过,男女相爱、甜言蜜语、相互追求这些概念他是明白的。大人们从表面看去让人以为他们只会埋头工作,但其实他们对爱情和性都十分关心,这些在生活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些事情长大再看纯属当然,但以少年的角度来仰视却会引起新鲜的惊疑。原来如此!成年男女就是这样相互交流接近并相爱、又是如此相约重逢的吗?因战争而天各一方的恋人就是这样怀着悲伤相互寻觅的吗?而且卖春这种事情竟会给曾经笃信对方的男子带来如此打击、给恋人双方造成如此创伤吗?无论截取剧中的哪一幕,都是伸夫从未体验过的事情,所以他未必能够每件事都感同身受,而只是不时地点头感叹“原来如此啊……”“是那样啊……”“哦……”。虽然基本上都是出于好奇心,但他在看电影时强烈地预感到自己有朝一日也会这样坠入情网。虽然尚未体验过,但总有一天自己身上也会发生与此相似的故事,自己或许也会像电影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寻觅美女。伸夫沉醉在电影画面所营造出的浪漫氛围之中,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未来。如此看来,伸夫对艺术的某种感性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孕育出来的。不知艺术为何物、人生为何物,来到户外就跟同学们玩棒球直到饥肠辘辘,冬天就只知道滑雪——伸夫只不过是这样一个少年而已。可是,一旦走进昏暗的电影院,他就会像屏住呼吸般地盯着银幕看几个小时。那里基本上没有少年式的热血沸腾,也没有心惊肉跳的冒险和豪华的场面。男女相爱、争吵、分手,某豪侠只因一念之差赌命于无聊荒唐之物,某老处女感慨地倾诉人生悲喜,某落寞者寄身于倦怠的深渊。尽管这些人大致与少年无缘,但伸夫看到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就对即将横在自己面前的未来心怀几分恐惧和憧憬。对于刚上高中的少年来说,这种刺激未免过于强烈,但青春却不惧任何强烈刺激,全都能够吸收。某种刺激唤起另一种好奇心,而另一种好奇心则开始寻求更加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游戏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看电影就是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同时也是教导人生、感受艺术的媒体。不过,伸夫从电影中并非仅仅感受到人生和艺术。实际上,他在后来才意识到那种感受是通过观影孕育出来,而当时只不过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想去看看而已。那些艰深的理论是在后来才领悟到,而当时只是出于更现实的原因走进了电影院。例如在影片首映时特别想看而心神不定,可他却没有勇气独自前往。在二度徘徊之后,终于约朋友一起去看了《某夜的接吻》。这部电影的片名本身也具有刺激性,而且因为其中有吻戏才成为了热门话题。这事如今听起来也许会被付之一笑——就为这个呀!但在当时,“接吻”这个字眼本身就已经充满刺激,更何况是天下第一美男美女在银幕上嘴对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脱衣舞,在刚刚露出阴毛扭动的瞬间,只因为被指责低俗下流,脱衣舞娘就拿起画框把裆胯挡住,真是叫人笑不出来。在那种时代,刚刚开始对性产生兴趣的少年只因能直接看到接吻的画面就想去看电影,这种心理也不足为怪。当时,初中生看电影原则上要有监护人陪伴,但伸夫的父母根本无暇同去。而且即使有空陪伴,他跟父母一起看电影也会心神不定。伸夫无可奈何,于是将监护人的含义进行扩大解释,常常跟大四岁的姐姐同去看电影。可是,姐姐也并非什么时候都能去,而且爱好未必相同,更何况是《某夜的接吻》这类电影,更不可能一起去看了。伸夫用夹克衫替换了黑色的立领学生服,朋友也穿上衬衫和毛衣,两人一起前往电影院。此时天色已暗估计不会太显眼,但不凑巧的是,电影院位于闹市中行人最多的拱廊街一角。那里虽然没有如今这种华丽的霓虹灯,但在亮如白昼的照明下,门口悬挂着画有男女接吻场景的巨大广告牌。伸夫他们来到门口却没有勇气马上进去,过门不入地走过一个街区对视一下再原路返回。虽说规定要有监护人陪伴,但那只是原则而已,实际上跟同学朋友一起观看也不成问题。虽然街道上还有担任辅导委员的老师巡视,不过即使被他们发现,也顶多说声“哎,不能一个人去看哦”而已。还有个笑话说,学生在看电影时被前排人的脑袋挡住,于是叫那人低一点,结果那个人就是辅导委员老师。伸夫还没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过,可以说没有前科。但是,对于这部影片,辅导委员老师恐怕会重点巡视。不过,伸夫在作出决断时就已拿定主意,如果被发现的话到时候再说,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姓名等着挨批评。朋友也是同样的决心,两人都相信只要能看电影,即使被辅导委员老师发现也值了。因此,他们刚才过门不入并非害怕辅导委员老师,而是被眼前广告牌上男女公然接吻的画面震慑住,自己先感到十分难为情,于是就从门前走了过去。“准备好了吧?直接进去哦!”两人对视一下,这次才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售票口走去。只要说声“两张学生票”并把钱递进去就没有退路了,在此之前还需鼓足勇气。可是,女售票员却故意慢条斯理地数钱,撕下两张票后又开始数零钱。能不能快点儿——伸夫有些生气,但又不能说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那女人的手。这种急不可耐的心情就跟买黄书等待阿婆包书时相同。两人终于拿到门票进了电影院,他们再次回头观望。刚才进门时会不会被谁看见?有没有辅导委员老师跟踪?不过,两人身后只有一个打短工模样的男子,没有别人尾随。本以为这里的观众都应该是多少喝了酒、穿戴不那么讲究的男人,可进来一看却发现,穿西装系领带的工薪族出乎意料的多,还有不少女观众。“咱们完全没必要提心吊胆嘛……”伸夫觉得自己过度谨慎有些吃亏,但作为未成年人的负疚感却难以抹去。他低着头向前走,从买站票的人们肩头上方望着银幕。虽然广告词说的是“国产影片中首次接吻镜头”,可剧中男女的对白却拖拖拉拉没完没了,迟迟不见接吻镜头出现。但尽管如此,场内没有一声咳嗽,呈现出异样的安静。过了半个小时,男子和女子正面相对,眼看着越来越近,在接下来的瞬间,两人的嘴唇贴在一起。观众中似乎有人发出叹息声,但也只是一瞬间画面就已转换。镜头从上半身摇向脚下,女子穿着高跟鞋的双脚慢慢翘起,可以看出是在向上探身。“原来如此啊……”伸夫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男女站着接吻时,个子矮的女子要翘起脚跟呢!”伸夫打算明天去学校后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继续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做那种事情吗?当天夜里,伸夫想象着尚未看到的未来,并在大脑中描绘出跟弓子接吻的场面完成了自慰行为。[1]日本战后粮食匮乏时期以海带、淀粉、鱼粉制作的代用面条。[2]日本镰仓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古典军事文学名著。“源”指源氏家族,“平”指平氏家族。[3]平清盛,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和公卿,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势力,建立平氏政权。[4]源赖朝是当时的武将和政治家,源义经是源赖朝的异母兄弟。静御前是当时的歌舞“白拍子”的女艺人。[5]日本札幌市的中心娱乐区。[6]经常泡妞的好色男子。[7]对因改制激增的“快餐式”综合大学的揶揄说法。[8]日本的战国时代(16世纪中期),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在12年中进行过5次大会战。[9]“前头”和“十两”都是相扑选手排位的名称。[10]相扑比赛记录胜负的方式。每场胜者涂白圈,负者涂黑圈。男子一上高二那年的春天,对于伸夫来说是个难忘的、极具冲击力的春天。不仅是伸夫,对于当时的全体高中生来说无疑也都相同。从这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全国公立高中同时施行了男女同校。以前男生都以“质实刚健”为校训,以敝衣破帽装腔作势,在冬天里也以赤足穿木屐的硬汉做派为荣,可现在学校里突然来了身穿水手服的女生。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再加上粗野的男生不够珍惜,校舍已变得破烂不堪,地板下陷,有些窗户甚至没有了玻璃。此外,女厕所的绝对数量也很不够。就是这样一切都与女生无缘的纯男生圣地,女生将要进来同校学习了。男女同校将市内两所男子高中和两所女子高中合并起来,再根据所在区域重新分割,要求同一地域的男高中生和女高中生上同一所学校。因此,每所高中的男生与女生人数几乎相同,或即使不同也是男生稍多。不过,由于按照东西南北划分为四个地域,校名也就变成了东高、西高等,就像麻将牌上的标记般乏味。所幸伸夫家就位于原高中所属区域内,因此他得以继续留在母校。但是,校名却从原先的第一高校改成了南高校。而其他此前从东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东高中,从北区来上学的男生都要去北高中,大家就这样即将四散分离。三月底,伸夫的学校在新学期开始之前举行了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所在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年)创立、具有五十五年传统的第一初中和第一高中到此终结,今后就要改为男女同校的南高中了。而且,曾在一起学习的同学们也将各奔东西。平时就爱打打闹闹的高中生,到了这个时候也都感伤不已。校长说“希望同学们在分别之后仍然秉持曾在本校学习过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忘‘一中之魂’,将来在召开同窗会时要精神饱满地相聚”。在唱起《萤之光》时,还有人用拳头擦眼角。伸夫也渐渐难过起来,默默地低下头来没有张口唱歌。不过,这与其说是对与同学们分别心怀伤感,莫如说是对具有传统的母校即将消失感到失落。为什么要取消这所北海道年代最久、传统最老的中学呢?为什么要让动不动就叽叽喳喳的女生进来呢?同学们虽然在表面装出硬汉或软派的样子,但心中却在为身居道内最有名的中学感到骄傲。可是,如果施行了男女同校,一高就会变成按区域分割的、毫无特色的学校,大家也会从此前的高中精英变成普通高中生。不满和愤怒在伸夫心中翻腾。不过,在不满情绪中也含有对男女同校的期待和好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施行男女同校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女孩进来呢?教室的一半被女孩占据,课堂会变成什么样呢?女孩的学习成绩能好多少呢?伸夫尝试想象自己旁边坐着身穿水手服女生的情景,却没有浮现出具体的形象。不管怎么说,跟女人坐在一起上课学习太脱离现实,而且教室里会变得女人气浓重,哪里还能学得进去呢?还有一个令伸夫心情郁闷的是,新学期开始后,国语课的山中老师就要转到东高中去了。虽然另有几位老师也要调动,但跟山中老师离别是最痛苦的事情。“你们多好呀!能跟山中老师在一起。”伸夫向转到东高的同学一说,那个男生立刻回嘴。“还是你好啦!可以继续留在这里。听说东高连男厕所都没有哦!”东高以前确实是市立女子高中。“不过,现在正抓紧改建吧?”“改建也来不及呀!连小便都得进女厕所呢!”“女厕所我倒是还没进去过呢!”大家虽然都心有不安,但确实对男女同校也怀抱梦想。告别仪式后的第二天,山中老师向大家讲述了辞别的话语,最后还开起玩笑来。“你们下个月就要跟女孩儿们一起学习了,言谈举止要绅士,可别做出发情小狗样的事儿来哦!”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也苦笑着加上一句:“相信你们很快就会习惯,要好好用功,别让女孩儿们笑话。”确实如此。跟女孩们一起上课,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传看黄书、吃“早饭”了。今后就总会有女孩在身边了——在喜不自禁的同时想到麻烦事也会越来越多,伸夫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男女同校第一天,伸夫的印象是“女孩如潮水般汹涌而至”。他早上照常来到学校附近,只见路上满是身穿藏蓝色外套的女生。伸夫一时以为那都是附近女子学校的学生,可那些藏蓝色学生装却跟伸夫继续前往同一方向,并走进了同一座学生专用便门。伸夫驻足片刻,观望那汹涌的潮水。既然是男女同校,男女生人数就应该相同。可是,眼前从街道到校门满是女生,令人产生变成女子学校的错觉。楼门口的换鞋间也被女生占满,尖利的说话声此起彼伏,男生们都畏缩在角落里。伸夫在地台边脱下室外用鞋,换上校内专用的趿拉板去了运动场,这里也是遍地女生。“来势凶猛啊……”伸夫嘟囔了一句,同行来到学校的松本君也愣愣地望着女子军团。“看样子我和你要分开啦!”看了贴在运动场墙上的新班级名单,两人再次对视一下。“你要多保重哦!”发展到这一步也都怪女人们开进了学校——伸夫克制住没说出来,到了教室一看,这里也满眼都是女孩。虽说到集合时刻还有一点点时间,但也已经迫在眼前了。可奇怪的是,教室里分成了两个阵营,女生聚集在靠近走廊这边,男生聚集在教室最里边,相互没有对话,远远地窥探着对方。“哎,什么情况?”伸夫向原先就是同班同学的北田君询问,可北田君望着女生那边也只是歪了歪脑袋。这完全就是一场革命。在三年前引进了六三三学制,号称教育制度大改革。但对于伸夫来说,这次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远远大于上次。上次虽说是改

                        女人——慈禧。一、叶赫那拉氏慈禧慈禧出生于满洲镶蓝旗一个官宦世家。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留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相当于现在部里的一个司局长,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因没能按时退赔其父吉郎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屡有升迁,最大职位做到安徽省的一个五品道员。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小名叫兰儿。惠征是官场中的老手,经常走南闯北,往来各地,兰儿跟着父亲,从小就学会了随机应变的本领。兰儿的父亲惠征病死于安徽安庆任上。随后兰儿随母亲返回北京老家。兰儿十八岁的时候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族,始终不能接近皇帝。叶赫族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就是仅剩一女子,也要颠覆满洲。”故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但兰儿长得确实迷人,不仅能歌善舞,而且通晓各地音律,特别是江南民曲。有一天,兰儿看到咸丰帝在圆明园的花丛竹林中散步,便故意躲在树林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歌声把咸丰帝吸引住了,他循着歌声的方向慢慢地走到了兰儿身边,发现兰儿长得很标致,就看上了她,封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很会猜测皇帝的心思,甜言蜜语,得到了咸丰帝的宠爱,又被封为懿嫔,过了不久,那拉氏就生了皇子载淳。咸丰帝虽然嫔妃很多,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这回得了儿子,非常高兴,马上把那拉氏封为懿妃,过了些日子又封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因为咸丰帝经常生病,不能料理国事,有时就让那拉氏代笔批阅。从此,那拉氏能和皇帝议论国事,谁也不敢得罪她。皇后钮祜禄氏因为没有生儿子,凡事都让懿贵妃三分,其他嫔妃就更不在话下了。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这时,咸丰帝因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急又气,不久就病死了。机遇、胆识和手腕,使她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二、辛酉政变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八个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芮、匡源、杜翰、焦祐瀛,其中以肃顺为首。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其他成员还有淳亲王奕宗、醇郡王奕譞、钟亲王奕惠,以及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主要是慈禧。这三股势力都想执掌朝政大权,彼此争斗着,哪股势力能够同帝后相结合,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从咸丰承德断气之时,三股权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先拥立载淳继位为皇帝,改年号为“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当然,叶赫那拉氏并不满足,她的目的是要掌握朝政大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肃顺等人早就受到咸丰帝的信任,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们对那拉氏也早有戒心,不让她干涉朝政。这样,那拉氏就把八大臣恨上了。她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也对八大臣对自己的限制不满,听了那拉氏的话,就说:“可咱们手中没有实权,不掌握军队,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那时刚三十岁,本来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咸丰时,被免去了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等要职,成了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但当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外逃到了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却让恭亲王奕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当奕听到咸丰死时任命的赞襄政务大臣名单中也没有自己的名字时,更是旧怨新恨,汇聚在一起。想往承德奔丧又遭拒绝,奕正在家里发牢骚的时候,侍从们递上了那拉氏的密信,奕拆开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认为夺取大权的时机来了,他紧张地进行了一番准备,就快马加鞭地到承德奔丧去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奕说:“六王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奕说:“本王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肃顺等人这才知道恭亲王是接到太后懿旨而来,毕竟他是咸丰帝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人伦之道是不能不讲的,于是无话可说了。奕第一日哭灵,第二日便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又竭力阻挠,但奕又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做小叔的劝慰一下,也不可以吗?平常百姓还有个婚丧嫁娶,难道皇上的家事你们也要管吗?”正说话间,一御前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只好躲过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城作部署。不久,醇郡王奕譞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请太后权理朝政的奏折。于是,两宫太后就着御史董元醇的奏折召见八大臣。肃顺反对说:“大清朝从来没有太后听政的先例,而且先皇有遗诏,太后不能擅自更改。”那拉氏说:“你们连太后的话都不听吗?”肃顺大声说:“我们是奉命协助皇上,不能听太后的命令。”接着,双方争吵起来,那拉氏连哭带嚷,八大臣也高声议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抱着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八大臣从那拉氏那里出来,立刻发出指令,驳回了让太后听政的建议,并规定大臣的奏折上,只能写皇上,不准写“皇太后”字样。那拉氏知道,没有兵权就不可能掌权。她便和奕一起,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百官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么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从小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这时,恭亲王奕早就做好了政变的准备。他对那拉氏说:“万事齐备,只等太后降旨了。”果然,就在当天,朝廷上下掀起了一片要求太后垂帘听政的声浪。掌握兵权的胜保说:“事到如今,非皇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权柄不可。否则,没有办法安定人心,维持政体。”文武官员们看到生死大权都已操在奕、胜保等人手里,谁也不敢出面反对,王公大臣照例到皇宫去给小皇帝请安。那拉氏突然拿出早已写好的以小皇帝名义发布的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人逮捕。载垣、端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事先安排好的侍卫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把他们按倒,押送监禁了。那拉氏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路上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已经晚了,他刚刚睡下,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门,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政变成功了,由于这一年是旧历辛酉年,所以叫“辛酉政变”。在向王公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行会上,那拉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肃顺等人如何不遵法度,怎样欺侮她和小皇帝,说得活灵活现。她还说:“先皇根本没有让这些人赞襄政务,这是肃顺等人私自搞的鬼把戏,那先皇的遗诏是假的。”小皇帝载淳也按照那拉氏预先教好的话说:“这些人忘恩负义,应该杀头。”最后,恭亲王奕被任命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那拉氏和奕等商议,决定把他们最恨的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杀,其他五人分别充军或者革职。接着,那拉氏和奕安排载淳登上皇帝的宝座,废除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同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三、辛酉政变获胜的原因和影响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重大的冲突,它胜利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顾命大臣对慈禧和奕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帝后虽是孤儿寡母,却掌握着“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但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而两宫太后与奕却有可由大臣拟旨加盖这两枚印章即能生效的有利条件。其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咸丰帝的灵柩同行,从而提前返回争取了时间,同时利用七月十七日咸丰死到咸丰灵柩运往皇宫,其间七十四天的充分时间,进行政变准备。再次,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人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把全部历史责任都推到当时主政的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从而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和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恭亲王奕的权谋智慧,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同时,恭亲王奕成了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既由皇族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就出现二元:议政王奕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皇太后与奕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洲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时期,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主政,又遇上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上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政局如同处于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于是开始了同治新政。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在此时进行。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然而,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差太远,没有使中国走出困境,基本上只是为中国的未来播下了一些种子,却没有收获;而同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一下子使日本成为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这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可能是单一的。中国强大的儒家专制文化传统、几位中兴大臣之间的内耗、国民的素质低下等等都是。在所有阻碍中国复兴的原因中,经过“辛酉政变”登上清朝权力巅峰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的个人因素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远见、胆识、机智、谋略和手腕”,但是,她在综合素质上仅仅只能算是一个“小市民”,一点也不具有雄才大略,她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贪权的、充满心机的女人,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一辈子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根本上应该用来干什么。为了稳住自己的大权,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的几大朝臣势均力敌,相互内耗,而这却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慈禧将皇权紧紧抓在个人手中,达到了清朝权体制的顶峰。她为了永远垂帘听政,同治死后,又立了一个六岁的儿童做皇帝,当光绪快要成人亲政时,她为了独掌朝纲,先毒死慈安皇太后,进而又免去奕议政王和军机大臣的职务,使奕重新成为一个闲散的亲王。光绪从太和殿亲政大典时起,就被慈禧掌控在手里,或被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权杖,或被看作御座上的玩偶。她表面上退居颐和园颐养天年,即规定每隔一日,光绪必须亲自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遇有重大事情,更得随时请旨,名为皇帝,实为傀儡。戊戌变法被她镇压后,光绪被囚禁起来,慈禧又重新出面训政,她到老死也不让光绪掌权,竟有意把光绪毒死。她把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贪恋政权到变态的地步。也不教育皇子读书的要领,她常在重华宫漱芳斋办事、看戏、传膳,没有协同治国的文化谋略,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也培养成了废物。她独裁中国四十八年,使中国失掉了一次次变革图强的机会。慈禧是这样一个贪恋皇权、善于玩弄权术,而实际上没有一点政治远见和经国大略的女人。由这样的女人统治中国近五十年,是我之民族的悲哀。【点评】辛酉政变是慈禧权力的顶峰。她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纯粹是一种偶然,根本不是那种时势造英雄、应运而生的英雄豪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竟主宰了中国命运近五十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进程,这里面,历史的偶然性又转化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其戏剧性和悲剧性令人感慨回味不尽。第十七章晚清中兴四大臣在晚清中国专制王朝走向没落的时期,崛起四位中兴大臣,他们凭借才能剿灭农民起义,开启洋务运动,企图力挽中华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纲常名教的覆灭。一、湘军头子曾国藩曾国藩,生于1811年,原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五岁开始在家塾随父亲读书,后在长沙府应试中举,名列第七。1834年,毕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年底进北京参加会试,一连两次均落第。1838年,再进北京参加会试,终于中第三十八名进士,然后入翰林院,成为主和派重要人物,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并被穆彰阿改名国藩。1840年,曾国藩以庶常馆散馆授检讨而步入仕途。在以后的十多年中,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从韩愈、周敦颐、朱熹到陆象山、王阳明的思想,他都一一探究过,成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位道学家”。这一时期,他虽不曾飞黄腾达,也还一帆风顺,只十几年工夫就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来后,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披袍挂甲,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大柱石。1853年,他接到督办团练的上谕,赴长沙就职。到职后曾国藩以罗泽南等人的“湘勇”为基本力量,成立一个大团,镇压湖南境内各地的农民暴动。他采取乱世重典的方针,杀人如草芥,被时人称为“曾剃头”。他在督办团练、镇压起义的同时,开始实行他早在1851年就萌生的计划,即训练一支有别于满清绿营军队和地方团练的新式武装,这就是湘军。鉴于当时官军的腐败无能,他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方法:首先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对招募士兵,他主张要在山区和偏僻地区招募,认为“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对招募军官,则主要招聘绅士、文士充任,并有具体标准: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怕死,三要不计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其次他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仿效明代戚家军的办法,以营为单位,下设四哨,每哨又辖四队,层层管辖,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便于布防;在治军方面,他又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营制”、“营规”,并把封建的纲常名教编写成通俗的民歌,对士兵进行教育,控制军队的灵魂。湘

                        其资产总额多达40万两。崇祯帝剥夺了他的资产和爵位,李国瑞遂因惊悸而死。不仅孝定太后一病不起,其他皇族成员也纷纷病倒了,连皇上的占卜问卦也因此而不灵验了。崇祯皇帝大为恐慌,马上封李国瑞17岁的儿子为侯,全部归还所夺资产,并转而归罪于薛国观。不久,内阁首辅之职又出现了空缺。这正是复社及其同志盼望已久的机会。复古派寄希望于正在幕后待机而动的周延儒。他虽然已被革职,但仍然颇受皇上宠信。他同复社私下达成了协议,后者答应支持他,交换条件是要求他剥夺宦官和厂、卫的特权,并任命复社骨干出任要职。复古派的目的或许是“正直”的,但其帮助周延儒恢复权力的手段,却不够光明磊落。他们用6万两白银买通了宦官曹化淳,由他向皇上推荐周延儒。1641年10月15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皇上对他说:“以天下听先生。”

                        周延儒的荣与衰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庇护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统治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权力却越来越少了。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公款而充军边地。后来,周延儒又打算让冯铨督饷,只是因为“小东林”的激烈反对,才不得不改变了主意。但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敬重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宗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官职,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压制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但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弟子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长江白浪拥,像奔赴杯底。姬轰饮巨叵罗,觞政明肃。一时在坐诸妓,皆颓唐溃逸。姬最温谨,是日豪情逸致,则余仅见。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在北京,人们正纷纷传说:首辅周延儒让工匠在其宅第门前修建了一座珠宝店,令董廷献居中主事,专门向求官者和欲买通官府的商人收受贿赂。崇祯皇帝十分欣赏周延儒揣测皇上心思的高妙技巧——无论皇上表达意愿的方式多么微妙,他都能准确地理解——但招权纳贿的指控,还是使崇祯不再宠信周延儒了。他开始将朝纲不振归咎于大臣,周延儒则首当其冲。在1642年的新年朝会上,皇上对在场的周延儒等大臣们说道:“古来圣帝明王,皆崇师道。卿等即朕师也。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调和在卿等。”不过,周延儒最后垮台,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在1634年以后的八年中,崇祯皇帝对朝中大臣越来越不信任了,因而越来越多地依赖内廷宦官为他出谋划策。1640年,崇祯皇帝曾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宦官的权力,但仍然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并相当信任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耳目。1642年,周延儒为了履行对复古派的许诺,剥夺了宦官机构东厂的权力。于是,宦官头子将周延儒视为大敌,开始挑动皇上对他进行打击,不久他便失去了皇上的信任。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皇帝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密令杨嗣昌的门徒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皇帝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密件,经塘报传抄于外。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逮捕弃市。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围攻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皇帝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皇帝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反攻。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皇帝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这年冬天,清兵在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率领下再次南下。赵光汴是负责边防的两位明军将领之一,他守御蓟州,指挥不利。1643年1月5日,京师东北的这一重要门户陷落了。赵光汴因玩忽职守被革了职,等待进一步的惩处。这时,周延儒派人对他说,若以白银5000两相赠,便可让他官复原职。赵光汴遂上下打点,共用去白银2.5万两,几乎倾家荡产,终于得以免受惩罚,并且官复原职。与此同时,大学士吴甡奉旨前去抵御清军。周延儒想抢头功,得知范志完已在通州切断了清兵的退路,遂于1643年5月21日,坚决要求出镇通州。然而,周延儒到了通州后,“不敢出战,每日与幕客饮酒,伪驰疏报捷”。他甚至凭空虚构了一场大败阿巴泰的战役,并于6月25日亲自返京,为范志完等将领请赏。崇祯皇帝听了他关于明军将士如何勇猛杀敌的栩栩如生的描述,喜出望外,立即为他加官进爵。然而,纸里包不住火。从1642年11月27日到1643年1月27日,清军在短短60天内,便突破了长城,穿过北直隶,一直深入到山东和苏北,共计掠走了黄金1.2万两,白银220万两。直到这场浩劫临近尾声之时,崇祯帝才渐渐看破了其大臣的谎言和武将的怯懦。7月1日,大学士吴甡被劾贪生怕死,按兵不动。赵光汴、范志完被夺去官爵,下狱处死。7月10日,周延儒也因谎报军情被革职查办了。一些大臣以周延儒年高位重为理由,欲为其求情,却反使皇上的态度更加坚决了:正因为他已位极人臣,所以才不可饶恕。崇祯皇帝拒绝宽赦周延儒,下令将他处死,但念其为朝廷效力多年,遂允许他在狱中自杀,而免受了绞刑的痛苦。周延儒之死,可能会暂时平息崇祯皇帝对御敌无术的怒气,却难以补偿广大百姓所遭受的巨大灾难。清军撤离后,叛乱又接连发生。来自山东临清的报告说,当地人民3/10死于饥荒,3/10死于疾疫,其余4/10则被迫为盗,以劫掠为生。而临清以南的东昌一带,所有村镇都化为一片废墟。据明廷兵部的报告,至1643年春,只有一座济宁城孤零零地矗立在方圆数千里的荒草废墟之中。李雯也在京师写道:不寐听春雨,萧萧满凤城。参差添玉漏,的历乱金钲。罢祷宜加膳,忧时为洗兵。圣恩知广大,早晚答苍生。诗人所得到的唯一安慰,来自季节的变迁。它能给人们以某种希望:春天将从碎石瓦砾之下破土而出,为大地带来新的生命;初夏的雨露将滋润干裂的土地,并稍稍缓解人们绝望的心情。然而,在西方和北方,明朝的敌人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自然界的由春入夏却更为相像。
                        第三章满族势力的扩张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胄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二十,“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六”努尔哈赤死于1626年9月30日。临终前他没有指定汗位继承人。相反,他的遗训是警告诸王,即八贝勒,永远不要让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成为独裁者。“继我而为国主者”,他说,“毋令恃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主,恐恃力自恣,获罪于天也。”或许努尔哈赤感到,像他那种独裁野心,若不加约束,最终会危及他所开创的事业;或许他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达到与他同样的历史地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总之,他要求八王实行集体统治。“若集会而见尔等八王任置之国主时”,他指出,“不得一二人集会,要众人会齐后入见,共议国政,处理国事。”努尔哈赤死时,共有四大贝勒,都是这位金汗的子侄。论年龄,代善最长,其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其中年龄最小的皇太极,统领着满洲八旗中的两旗,因而实力最强。但他的优势只是相对的,他要登上汗位,必须得到另外三位贝勒的认可。最初,换取三位贝勒的认可,似乎要以实际上瓦解努尔哈赤所开创和发展的全部事业为代价。皇太极后来回顾这次危机说:彼时,我等正为太祖服丧,镶蓝旗贝勒阿敏遣傅尔丹谓我曰:“我已同众贝勒议。我等欲推尔为君,然尔既登汗位,须容我出境谋生。”……吾若许其出境,则两红旗、两白旗、正蓝旗亦可越境出外谋生。如此国将不国,我为谁君?吾若从其请,则国家分崩矣。最后,年长的贝勒代善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在其儿子的帮助下,代善提议由皇太极继承汗位,比皇太极年轻的宗族成员,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作为回报,皇太极当众向其三位兄长下拜;在正式场合,则四人同座。于是,一种集体统治格局果真形成了。不过,这是一种令人不安因而难以持久的政治安排。努尔哈赤第三子莽古尔泰,认为应由他而不是其弟来继承汗位。而皇太极则因集体统治对他的约束感到烦恼,正在另寻良策,以使自己真正凌驾于其诸兄之上。

                        汉族合作者

                        皇太极在辽东汉人中找到了一种依靠力量。他宣称以往三年对辽东汉人的屠杀,是违背治国之道的行为,并将之归咎于其父努尔哈赤,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还指出,在他即位前汉人的地位多么低下,而他即位后便采取措施改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他这一努力表现在许多方面。减轻了关于汉人逃亡的法令,采用了汉族社会的法律形式。同时,“拖克索”制度被废除,大量汉族奴隶不再由满族官吏直接管理,而分屯别居,由汉官统辖,从而使满汉两族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由于当时白银不足,皇太极仍以农奴作为庄丁来支付满、蒙、汉官吏的俸禄,但各官府所得到的农奴的数量明显减少了。此外,被收为“民户”的汉人都生活在军屯区中,由汉官统领,满洲旗人不得进入这些地区。皇太极还开科取士,从俘奴中选拔官吏,并比其父更深地依赖于汉族合作者的帮助和指点。作为回报,这些汉族合作者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将大权集中于皇太极手中的改革建议。1629年,金汗的“书房”或“文馆”,增加了许多满洲巴克什。不久,又有80余名汉族秀才加入了文馆,掌管记注起居和处理外交信函。与此同时,皇太极又接受了汉官所谓“一城即一邦,乃祸乱之源”的劝告,设法削弱各贝勒在各旗中的权力。在此之前,战利品皆先在各贝勒之间平均瓜分,然后由他们分赐给本旗将士。而此时,皇太极规定,要先将全部战利品的30%送进汗的府库,再由八家之主分享其余的70%。赐旗人钱物酒宴之费,则由汗亲自支付,不再由贝勒以旗主身份分别支付。此外,这些合作者还主张增设谙班(满语,意为大臣),分遣各旗,使之分割贝勒之权,并同贝勒一起参加诸王大臣议事。这一建议正好符合皇太极的需要,遂被采纳。由于被剥夺了向本部旗人施与赏赐的封建权力,并被迫与汗指派的官员分享统治各旗的权威,那些大贝勒对出此主意的汉人必然比以往更加厌恶。阿敏——1627年率军征伐朝鲜时就已经有过反抗举动——最有可能反对皇太极将汉人视为后金国中独立和平等的成员的新政策。不久,发泄不满的机会来了。1629年11月,皇太极决定向明朝内地,即关内的中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他令阿敏为摄政,留守沈阳,自己则率八旗军突破喜峰口,一直打到北京城下。金兵对北京的进攻虽被祖大寿击退,但他们仍攻破并占领了关内四座重要城镇:滦州、迁安、遵化和永平。皇太极对四城军民采取安抚政策,令金兵严守军纪,并盛情接纳明朝降官,其中包括当地行政官员、卫所军官和三名高级将领: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副将孟乔芳及其部众,立即被邀至山海关附近皇太极的营垒之中。皇太极极力表现得平易近人,以便同明朝皇帝的深居简出形成鲜明对比。他设宴汗帐,款待明朝降官,以金杯赐孟乔芳酒,并说道:“联不似尔明主,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吐衷曲,同饮食也。”于是孟副将便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就这样借占领四城之机,表达其渴望招纳汉人、欢迎明朝降官的心曲。1630年4月,皇太极返回沈阳,阿敏奉命至前线督师,于5月初抵达永平。不久,总兵祖大寿率明军反攻,阿敏丢了滦州。军中大臣劝他守住其余三城,保护城中百姓。他非但不从,反向几年来因皇太极不断扩大其权力而日益活跃的汉人大发怒气。6月,阿敏下令对迁安、永平实行屠城,只留少数妇女。在这场野蛮屠杀之后,他将所有家畜、财物及幸存的妇女掠作战利品,抛下几座空城遁身而去。明军很快消灭了少数留守的金兵,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这些残破的城镇。皇太极得知阿敏屠城后为之大怒。1630年7月,阿敏回到了沈阳,皇太极拒绝对这场屠杀承担任何责任(他与此暴行毫无干系),宣布阿敏为国贼,将其逮捕。诸贝勒大臣讯问阿敏后,议请诛之。皇太极命从宽处罚,遂将他幽禁起来。10年后,阿敏死于幽禁之所。将阿敏逮捕治罪,大大强化了皇太极的实力和权威。如今,不仅主要对手已被消灭,而且阿敏的镶蓝旗也落入了皇太极的亲信堂弟济尔哈朗手中。这样,皇太极不仅直接控制着八旗中的两旗,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另一旗的行动。同时,阿敏的行为更增强了皇太极继续安抚汉人以赢得其支持的决心。当时他认为,阿敏的野蛮行径是对汉人缺乏了解的结果,因

                        他安一个欺君之罪,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狐偃做这番表演,是正话反说,给重耳打预防针:过去的事就过了,以后可不许借题发挥!自古伴君如伴虎,狐偃这样小心谨慎,完全不是多余。重耳当时很激动,接过玉璧来直接扔到黄河里,说:“我如果不与舅舅同心同德,有如此璧!”这里说明一下,狐偃与重耳的母亲大戎狐姬是本家,重耳尊称其为舅舅,并不代表狐偃就是他的亲舅舅。秦军渡过黄河之后,连取令狐、桑泉、臼衰三城。晋怀公派兵在庐柳迎击秦军。然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重耳了。秦穆公派大夫公子絷(zhí)前往晋军大营,对晋军将领说:“贵国公子重耳在我军中,请让路。”晋军闻言立刻拔营起寨,退到了郇(xún)城。在郇城,秦、晋两军将领和狐偃举行了三方会晤。几天之后,重耳带着自己的随从人员进入晋军大营,接管了晋军。紧接着,重耳挥军东进,以和平进军的方式,占领了曲沃,进入绛都,并在武宫(祭祀晋武公的大庙)举行了隆重的即位仪式,成为了晋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回顾晋文公的流亡与回国之路,前面一段艰辛险阻,长达二十年之久;真正进入晋国之后,却势如破竹,仅仅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大功告成。打败晋惠公父子的并不是晋文公,而是他们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让我们也赠给晋惠公父子吧。前面曾经提到,当初晋献公将女儿嫁到秦国去,叫人算过一卦,卦辞预示着赢姓的秦国要打败姬姓的晋国,如果发生战争,晋国将在自己的地盘上失败。而且,做侄子的将跟随他的姑姑,六年之后才能逃回国内,并且抛弃自己的家庭,再过一年死于高梁。晋怀公,也就是大子圉在秦国做了六年人质之后,抛弃怀嬴逃回晋国,最后被晋文公派人杀死在高梁。晋文公上台之后,采取一系列宽厚的政策,迅速稳定国内政局。然而,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总觉得晋文公会找机会迫害他们,于是密谋,想纵火焚烧公宫(天子的宫殿称王宫,诸侯的宫殿称公宫),刺杀晋文公。吕甥、郤芮都是智商极高的人,但是和晋惠公在一起混久了,难免习惯了他的思维方式,将自己的刻薄推及到别人身上,以为天下人都和自己一样刻薄。吕甥、郤芮找到寺人披,要他执行这一阴谋。在他们看来,寺人披曾经两次受命追杀晋文公,与晋文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是最佳人选。但他们没想到,寺人披这边接受任务,那边就跑到宫里去告密了。一开始寺人披也没说明来意,晋文公也不愿意他,只派人对寺人披说:“当年先父派你到蒲城来杀我,命你第二天到达,你第一天就到,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夷吾又派你到翟国来刺杀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你第二天晚上就到了。虽然是奉命行事,你也未免太积极了。当年你在蒲城砍断我的衣摆,那衣服我还留着做纪念呢。现在我不找你麻烦就算了,你快走吧!”寺人披说:“我以为,您既然能够回国为君,必定懂得为君之道;如果不懂,马上又会有大难临头。自古以来,君命如山。为君主铲除心腹大患,就应当全力以赴。当年您在蒲城、翟国,我就是把您当做蒲人、翟人来对待,并非针对您个人有什么意见。您现在当上国君了,难道以为身边就没有类似的蒲人、翟人了吗?齐桓公被管仲射了一箭,仍然任命管仲为相,您如果不向他学习,我又何必死皮赖脸地要见您呢?到时候,会有很多人离您而去,不在乎多我一个。”晋文公听了很惭愧,于是命寺人披觐见。晋文公上台的第二个月,公宫果然发生大火。吕甥、郤芮带着政变的部队包围公宫,却没有找到晋文公的尸骨。后来得到消息说,晋文公早就偷偷地跑到秦国,此时正和秦穆公在王城饮酒作乐呢。晋文公知道吕甥、郤芮要叛乱,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反而跑到秦国去“避难”,自有其深思熟虑:第一,晋文公回国不久,国内必定藏有受晋惠公父子之恩而对其不满的死硬分子。对于这些人,最好的办法是引蛇出洞,诱使他们冒出头来,然后一棒子打死。这样,既可以斩草除根,又可免于非议,与当年郑庄公诱使共叔段叛乱是同一条计策。第二,他希望继续借助秦国的力量来稳定国内局势。吕甥、郤芮找不到晋文公,已经慌了神,得知他在秦国后,马上带人到黄河边,想等他回来的时候进行伏击。这两个人的下场,据《左传》记载,是“秦伯诱而杀之”。晋文公再一次在秦国人的护送下回到了绛都。这一次,他不但把怀嬴这个宝贝给带回来了,还带回了秦穆公赠送的三千名秦国壮士。这些人将负责公宫的守卫和绛都的治安,如同梵蒂冈的瑞士卫队一般忠心耿耿,而且不会被收买。这件事之后,晋文公正式确立怀嬴为第一夫人。不久,翟国也派人将季隗送到晋国,但是请求将季隗所生的两个儿子伯倏和叔刘留在外婆家抚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是翟国人要将伯倏和叔刘留下,而是晋文公指使翟国人这样要求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出现继承权争端。前面说过,晋文公在翟国的时候娶了季隗,而将季隗的姐姐叔隗嫁给了赵衰做老婆,叔隗生了赵盾。晋文公回国之后,又将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并且为赵衰生了原同、屏括、楼婴三个儿子。赵姬高风亮节,她主动要求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接回晋国来团聚。赵衰哪里敢啊?一再表示推辞。赵姬很严肃地说:“您得到了国君的女儿就喜新忘旧,这样的品德如何服众?我不想您被人唾骂,必须把他们接回来!”叔隗和赵盾被接到晋国后,赵姬又以赵盾有才为由,强烈要求将赵盾立为嫡子,将来继承家业,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居赵盾之下;同时要求赵衰立叔隗为夫人,自己甘居其下。在那个年代,公卿的妻妾和子弟为了争夺继承权,往往打得头破血流,像赵姬这样舍己让人的,还真不多见。我只能给她两个字的评价:聪明!当年晋文公等人自翟国出来,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携款潜逃,导致他们差点饿死在卫国的郊野。后来头须又将所携款项全部用于迎接重耳回国的事业(由此可见,晋文公尚在流亡途中,晋国就有地下党在活动,密谋迎接他回国),也算是将功抵罪。晋文公当上国君之后,头须又来宫室求见。晋文公借口自己在洗头发,避而不见。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洗头的时候,俯首躬身,心在上头在下,位置颠倒,难免说出反常的话,也难怪我见不到主公。但是请你转告主公,身为国君而记恨一介匹夫,恐怕会使得大家都不敢亲近他。”晋文公听到这话,立刻派人把头须叫回来,接见了他。与晋惠公父子的斤斤计较相比,晋文公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国内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晋文公开始赏赐跟随他流亡的众人,按照功勋大小,有的赐以封地,有的赐以官爵。当年狐偃、赵衰等人不惜血本买的这只潜力股,现在终于涨停了。跟着晋文公流亡的人中,有一位做饭的壶叔。他也跑去找晋文公,抱怨说:“您都赏了三批人了,还没轮到我,是不是把我这老头子给忘了啊?”晋文公咂吧着嘴说:“哪里敢忘啊?我现在还惦记着你在路上给我煮的野菜汤,那味道叫一个美!只不过,我赏赐群臣是有等级的。用仁德教育我,不让我犯政治错误的,受上赏;用实际行动支持我,帮助我回国的,受中赏;在战场上拼死效力,立下汗马功劳的,受下赏。你是为我个人的生活服务的,我很感谢你照顾我,等这三种人赏赐过后,就轮到你了,别着急啊!”晋文公这话被传出去,晋国上下无不受到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晋文公赏过上、中、下三种人,也赏过了壶叔这种后勤人员,独独忘了在树林中给他献过肉羹的介子推。介子推自己也不以为意,对母亲说:“先君献公有九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主公在世了。惠公、怀公刻薄寡恩,没有人愿意亲近他们,因此遭到国内外的遗弃。老天不抛弃晋国,必定会派人主持大局,所以主公回国,也是天意。而跟着主公流亡的这些人,竟然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不是很搞笑吗?拿人家的财物,尚且叫做偷盗,何况贪天之功为己有?做臣子的以自己的罪行为义举,当国君的还赏赐他们的罪行,上下一起自欺欺人,我很难和他们相处!”虽然后世对介子推的评价历来很高,我对他这番话却很不以为然。晋文公回国自然是天命所赐,但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甚至是督促他,他八成还睡在齐姜的绣榻之上,做着他那恍恍惚惚的春秋大梦呢,怎么有可能坐在绛都南面称君?介子推的老母亲挑着簸箕里的米虫,劝他:“那你多少也向主公说一下,求得一些赏赐,否则就算死了也不会被记得。”介子推态度很坚决:“明知不对,我怎可以学他们争名夺利?君子总不能食言而肥吧。”“那你好歹提醒主公一下嘛!”介子推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米灰,说:“没这个必要,我还是归隐田园吧。”于是母子俩收拾了家当,悄然离去,不知所终。晋文公得到这个消息,沉吟了半晌,对赵衰说:“寡人确实是忘记了介子推,对不住他。”赵衰面色凝重,欲言又止:“有件事情,不知该不该讲?”晋文公点点头。“当年在卫国,介子推献给您一碗肉羹,您知道是什么肉吗?”晋文公咽了口口水,摇摇头。“那是……他从自己大腿上切下来的一块肉。”晋文公一下子站起来,失魂落魄般看着天空,一言不发,眼泪却不住地往下掉。后来他派人去寻找介子推,一直没找到,只好将绵上(地名)虚封给介子推,说:“这是为了记录我的过失,表彰善良的人。”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晋文公打听到介子推隐居的地方,亲自跑到去他,结果介子推得到消息,带着母亲逃到山里去了。晋文公想,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母亲出来。于是,命令放火烧山,结果火一下蔓延数十里,连烧三日不熄,但介子推没有出来。火熄之后,大家进山察看,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相抱在一起,被烧死在深山之中。这事传出来,人人尊敬和怀念介子推,以后便在他被烧死的这天纪念他。这天就在每年四月清明节的前一天,因为介子推是被火烧死的,大家在这天都不忍心生火做饭,宁愿吃冷食,所以这天又被叫做“寒食节”。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但是早就植根于中国人的感情与文化中。我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并无正史和野史之分,所谓“故事纯属虚构,唯有感情真实”,不是吗?【驱虎赶狼,玩的就是心跳】公元前636年,也就是晋文公即位的那一年冬天,王城雒邑发生了一件大事,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再一次勾结少数民族进攻雒邑,周襄王逃亡到了郑国。《春秋》这样记载这件事:“冬,天王出居于郑。”天王即天子,这里之所以用“出居”而不用“出奔”,是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逃到哪都不能算是逃,而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是前往某地居住。王子带上一次勾结戎人进攻雒邑是在公元前649年,事情败露后,周襄王震怒,王子带逃到齐国寻求庇护,在齐国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公元前638年,天子消了气,这才接受大夫富辰的建议,将王子带召回了雒邑。周襄王眷念兄弟之情原谅王子带,王子带却一直没放弃争夺王位的念头。但他这一次勾结狄人进攻雒邑,周襄王本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事情的起因与郑文公有关。公元前640年,郑国的附庸滑国背叛郑国而亲近卫国。郑文公派兵讨伐滑国,滑国人表面上认罪投降,等郑军一撤,马上又投入卫国人的怀抱。郑文公是出了名的墙头草,没想到滑国人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气恼不已,第二次派兵征讨滑国。滑国向卫国求助,卫国则向周王室求助。因此,受周襄王的委托,周朝大夫伯服、游孙伯来到了新郑,请求郑文公与卫、滑两家坐下来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周襄王显然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影响力。郑文公见到两位大夫,先是毫不客气地给他们算了一笔旧账,说当年郑厉公和虢公帮助上任天子周惠王夺回王位,在庆功宴会上,周惠王赏给虢公酒爵,而只赏给郑厉公铜镜,厚此薄彼,完全没搞清楚谁的功劳最大。接着又埋怨了一通现任天子周襄王,说他也不先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一味帮着卫国和滑国说好话,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能够用和稀泥的方式解决吗?发完这通牢骚,郑文公仍然不解恨,干脆把两位大夫强行留下来,软禁在新郑城内。不难看出,自从抱住了楚成王的大腿,郑文公说话办事,气也粗了,腰杆子也硬了,耍起无赖来,颇有乃祖郑庄公的遗风。周襄王本来只是想当个和事佬,没想到郑文公不但不给面子,还把他这个好心劝架的人打了一巴掌。王室虽然衰落,但把他派去的大夫给扣押起来,也未免太无礼了。天子越想越生气,决定叫人好好修理一下郑文公。他对大夫富辰说了自己的想法。富辰长长地倒吸了一口气,问道:“您打算请哪位诸侯出兵?”周襄王掰着手指头说:“齐、宋、鲁、陈、蔡都是郑国的邻国,我想给这几位诸侯都写信,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怕只怕他们谁也不敢出头揽这个活儿。您想想看,前年宋襄公讨伐郑国,被楚国人打得差点全军覆没,宋襄公本人也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当今天下诸侯,畏楚如畏虎,而郑伯又狐假虎威,还有谁愿意惹这个麻烦?”周襄王沉默了半晌,报复出气的念头不断,脑子转到抽筋说:“你说的也是实话,那我不找诸侯出面,找狄人出面总可以吧?”“狄人倒是不怕楚国人,可是臣以为不妥。身为天子,首先要以德服人,其次要充分利用亲族之间的感情巩固统治,还要将这种亲情推广开来,与异姓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自我周朝建立以来,姬姓诸国就是王室的坚固堡垒,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姬姓诸国就算相互之间有矛盾,也要一起抵御外族的侵略。您因为小事就要抛弃对郑国的亲情,人们会怎么看呢?况且郑国与王室同为周厉王的后代,又为周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还曾帮助您的父亲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在姬姓诸国中,与咱们王室的关系最为亲近。而狄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是我们应该紧密团结起来防范的对象。您现在反倒想利用狄人的力量来对付郑国,到底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富辰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没有注意劝说的艺术。周襄王正在气头上,你还一味说郑国的好话,完全不批评郑文公扣押天子使臣的非礼行为,自己打又不敢打,打也打不过,请别人来打,你还要上纲上线,将一顶顶责任大帽子全部扣到周襄王头上,周襄王能接受么?周襄王当然不能接受,他派大夫颓叔和桃子前往狄人居住的地方,请狄人出兵攻打郑国。狄人历来对中原虎视眈眈,总想着冲进来烧杀劫掠,现在周天子主动引狼入室,又何乐而不为呢?公元前640年夏天,狄人大举入侵郑国,攻占郑国的陪都栎城,给了郑文公一个沉重的打击。周襄王很感激狄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作为报答,他派颓叔和桃子为迎亲使臣,娶了狄人首领的女儿隗氏为妻,还打算立其为王后。这一计划又遭到富辰的反对:“现在狄人自恃有功于王室,必定贪得无厌,而您还推波助澜,居然要立隗氏为后。您难道不知道,妇人最难对付,您对她过于亲近,她就会胡思乱想;您对她疏远,她就会有怨言。用这种方式报答狄人,必有后患。”周襄王老早就厌烦了这些手下的嘱咐和劝告,干什么都畏首畏尾,毫无身为天子的豪气,他上次尝到甜头,这回坚持立隗氏为后。在那个年代,找老婆就是找岳父,就是找靠山。他也许认为,将隗氏立为王后,狄人从此就成了自己的靠山,甚至可以借助狄人的力量发动“礼乐征伐”了吧。不幸被富辰言中,隗氏当上王后没两年,就送给周襄王一顶绿帽子——和从齐国流亡回来的王子带发生了奸情。发生这种事情,周襄王当然不能忍受,但他没有处罚王子带,仅仅处罚了隗氏,废除了隗氏的王后之位,并将她赶到温城去住。狄人对此非常不满。当时派去迎娶隗氏的颓叔和桃子也很不

                        人有严重的智商和情商问题:短视、浑球、无知无畏。大本营显然也对这两个家伙有深刻的认识。他们明白,给这两个家伙讲信仰、讲国家、讲民族、讲和平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只相信实力,只有当你的拳头比他更硬时,他才会听你的,因此大本营主张坚决平叛。但杨希闵、刘震寰这两个无知无畏的家伙,根本没把大本营放眼里,不耍阴招,一切造反行动都是公开进行。两人在派兵拿下广东最好的兵工厂——石井兵工厂之后,就把军队开进了广州,还放言挑衅:请代帅(胡汉民)先攻打我们三天,然后我们再回手!对于这两个脸上写满了“你们快来打我吧”字样的家伙,广东大本营自然不会客气。1925年6月7日,代理大元帅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希闵、刘震寰罪状,正式派兵讨伐。战斗也在这一天打响。滇桂联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远不如他们老板表现出来的狂妄自信心。五天后,四万滇桂联军被“平乱总指挥”蒋介石率领的以党军为主力的平乱军击败,或溃或降,杨希闵、刘震寰逃亡香港。广东的革命山河一片鲜红,拉开了建立国民政府的序幕。蒋记王朝第二章刺杀廖仲恺

                        汪精卫主席

                        1925年5月中旬,代理大元帅胡汉民见到了从北京善后归来的汪精卫,宣言誓守孙中山遗嘱,与恶势力斗争到底。6月底,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原来的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导人。7月初,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压倒优势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孙中山以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当然,这也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结果。论资历,国民党内已无出其右者;论忠贞,几十年来孙中山身边的朋友战友走了一拨又一拨,又有几人能如汪精卫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论献身精神,曾“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也不缺乏。汪精卫上台后,没有弄什么新思想、新主义,还是高举孙中山的伟大旗帜,不走样地“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三大政策,坚持“挥师北伐、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另外两名元老也是重任在肩。胡汉民兼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常委之一、中央军事委员会八名委员之一、外交部部长三职于一身。廖仲恺的重要性则只高不低,同样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身兼极其重要的财政部部长。表面上看起来,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紧密团结在以汪精卫主席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周围,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继续走革命统一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国民党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改进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同时,也看到了自己与国民党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坚定了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长而久之,围绕着苏联顾问、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以及对革命的领导权,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廖仲恺、邓演达为代表的赞成和积极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左派,与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不能容忍国民党内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的右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两派人,两条路。路线冲突决定了左派和右派注定有一派要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中立派又没有孙中山的威望,表现得过于优柔寡断,无法制衡两派趋于白热化的斗争。无法制衡的权力斗争演变到后来,必然会异常残酷,也许唯有鲜血才能解脱这些沉溺于权力斗争中的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19日上午九点,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前,子弹的火花迸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党军党代表、农民部部长、工人部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中四弹,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身亡。这绝对是一起严重的暗杀暴行。汪精卫大怒,遂与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统归管理军政事务及警权,戒严广州,彻查此案。在党内级别不够、政治地位不高的蒋介石为何能加入特别委员会?答案很简单,因为蒋介石是当时最适合的侦破工作负责人人选。本来应该承担侦破重任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不放心。而蒋介石当时属于中间偏左派,且手握最忠心于国民政府的党军,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比较放心。此外,蒋介石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同一般,这能保证他以顽强的斗志与饱满的热情投身侦破工作。过去一年多来,蒋介石与廖仲恺在黄埔合作建校建军,其中的艰难蒋介石心中非常清楚。当初建校之时,廖仲恺数次忍辱负重,从杨希闵、刘震寰手中讨得些许款项,甚至变卖家中财物,将一笔笔经费交到蒋介石手中。平定商团、建立校军、建立党军,表面上看是他蒋介石在领导,可廖仲恺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在背后为他挡了多少明枪暗箭,又有谁能数得清。蒋介石能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廖仲恺用肩膀扛起来的……应该说汪主席的用人水平不错,因为他选中的破案负责人蒋介石的工作效率很高,真相很快浮出了水面。这是一起仇杀案,种种证据都指向了两个国民党元老。背后主谋——以胡汉民弟弟胡毅生、邹鲁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右派就是否坚持三大政策的争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廖仲恺在汪精卫和共产党的支持下,处处都占了上风。由此,胡毅生因为觉得哥哥让人骑在头上欺负心生不爽而萌生了杀掉廖仲恺的念头,当然也可能是受到了胡汉民的暗示甚至是指示,总之,胡毅生找到了邹鲁等右派骨干,合伙密谋杀掉廖仲恺。凶手——粤军许崇智手下的旅长朱卓文等人收买的歹徒。如果说廖仲恺与胡汉民有思想路线之争的话,那朱卓文与廖仲恺就有利益之争。国民党改组之后,朱卓文混得一天不如一天。孙中山在世时还念着他往日的功劳,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长做做。当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发现这小子基本不做好事只干坏事——利用职务之便破坏经济秩序(贩卖烟土、逃税漏税),乱搞男女关系,窝藏不法分子保护黑恶势力,于是顶住朱卓文的老大许崇智的压力,硬是把朱卓文的县长职务给撤了,家产也给充了公。所以朱卓文是官也没了,钱也没了,女人也没了,生活档次大大降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朱卓文决定报复断他财路的廖仲恺。这就是他被胡毅生选为合作伙伴的真正原因。这一查,居然跟胡汉民、许崇智脱不了干系!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唯一和汪精卫资历相当的人物,而许崇智虽说资历不及胡汉民,但也是地位显赫——同样是中央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是广东省政府主席。虽然证明这二人直接与案的证据不足,但他们也难逃嫌疑。面对汹涌而来的质疑,胡汉民选择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卸去职务,去苏联考察。而许崇智选择了肤浅的自我批评——轻飘飘的一句“自己治军不严”,令党内党外人士都大为不满。更大的问题是,许崇智的私生活很是糜烂——吃喝嫖赌毒俱全,根本不配称为革命军人和党员干部。汪精卫趁机算总账,将他免职。许崇智从此离开广州闲居上海,远离军界……暗杀是阴谋者罪恶的嗜血,暗杀也是热血者狂热的献身。可无论是阴谋者还是热血者,最终都没有从暗杀中得到好处,这无疑是历史的讽刺。

                        蒋介石上位

                        “刺廖案”所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看来是没法估量的,但通过之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认为:这场阴谋至少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这是因为,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相继离去,产生的权力空白必须由这两个人来填补。第一个人,自然就是大家熟悉的蒋介石。蒋介石虽然在“炮轰总统府”那会儿就已经深得孙中山信任,当前是军队的最高领导班子——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但自从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对军人掌权非常警惕,所以一直不让蒋介石插手党务和政务。除了黄埔军校党部外,蒋介石基本不能干预校外党务,其党内地位至多相当于一个候补委员,党内职务甚至低于同期的毛泽东,根本不能与上述党政要员相提并论。然而这一次,蒋介石水涨船高,先是成为广州卫戍司令,全盘接收与自己因为地盘和“钱途”而嫌隙渐生的大哥许崇智的军权,后又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权力中枢——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监,跻身国民党权力中心,成为国民党中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但蒋介石的上位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廖仲恺是广州政局中的关键人物,他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也压制了蒋介石,如果廖仲恺还活着,蒋介石就不可能超越廖仲恺,担任政治军事的一把手。如此一来,蒋介石将来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廖仲恺是润滑剂,也是缓冲区,有他在的话,后来的中山舰、“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就很可能不会发生。当然了,在历史的词典中,假如、如果这些词汇是没有市场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第二个幸运上位的人——宋庆龄的弟弟、孙中山的小舅子宋子文。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算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廖仲恺的地位。宋子文也算是个重要人物,这里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宋子文,19世纪的90后,时年29岁。他的教育背景非常出彩:他既是史称“东方哈佛”的美国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士,又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的工作经历也很出彩:由于从本科开始就接受全英文教学,他的英语水平远超今天那些操着半吊子英语在外企职场磕巴的人,非常厉害,因此他从事的工作大都跟英语和大学专业有关。他在纽约花旗银行实习过,也在当时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大的重工业公司——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当过秘书,还当过姐夫孙中山的英文秘书,他当前的职务是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董事兼行长。就其个人素质和能力而言,他肯定是那个年代最为出色的金融人才之一,但他有一些致命的臭毛病:傲慢,刚愎自用,没有耐心,在官场上人际关系恶劣,这些毛病令他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吃饱了亏。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参照西方的经济理念,为中国打造一套统一的现代经济制度。但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想法有些水土不服。因为当时的中国执政者们大都急功近利,他们需要的是那种有求必应而且不问用处的自动取款机式的理财好手,而不是宋子文这种或许眼光更远也更有能力但不听话的财政专家。就这一点而言,宋子文不如他一直看不上眼的同行——山西佬姐夫孔祥熙。尽管孔祥熙喜欢搞贪污,官品远低于宋子文,但他有一个宋子文没有的优点:听话。所以后来取得独裁地位的蒋介石欣赏孔祥熙的程度远胜于宋子文。宋子文不仅不受蒋介石待见,还常常因为太有主见、敢于反抗而挨对方的揍,主要表现为被打耳光,很是凄惨。当然了,这是未来的事,双方暂时还是可以合作的。两位后起之秀瞬间上位。只能令人感叹人生际遇变幻无常。处于政治旋涡之中的人,身份转换之迅速,往往令人难以置信。“刺廖案”发生之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坚定地站在了汪主席一边,汪蒋之间也因这次合作而进入了蜜月期。汪精卫上台后坚决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俨然代替廖仲恺成为了左派领袖。蒋介石则成了新的中间势力。而失去胡汉民的右派们看广州已无法立足,竟然跑到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开了个“西山会议”。会议决定: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停止广东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在此事中负责挑头的林森、张继等人后来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汪精卫和蒋介石自然不会理会“西山会议”的决定,但他们没有想到,右派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争对他们的阴谋即将展开。“西山会议”一事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严重分裂,其影响极为恶劣,导致国民党内部矛盾公开化,并且愈演愈烈。就凭这些人的分裂行为——用郭德纲的话说——被拉出去枪毙半小时也不算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凡事做好预防和提前得知重要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自此,共产党广东区委在党内开展了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建立传奇的“中央特科”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国民革命军

                        就在廖仲恺被刺杀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将之前的“讨贼军”、“建国军”和“党军”名目取消,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简称“国军”。“国民革命军”的名字是蒋介石抓掉不少头发才想出来的。电视剧里面的“国军”就是这么来的,国军这个称呼也一直持续到国民党退出大陆。现在,国军即将接受第二次东征和北伐的考验,在铁与血中走出来的它还要在即将爆发的抗战中用血肉之躯铸就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描述一下它的编制。初期的国军依照苏联体制,在军、师两级设党代表及政治部。第一军:主力仍然是黄埔军校师生。军长蒋介石(后为何应钦接替),党代表原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期生“黄埔三杰”中的贺衷寒、蒋先云已做到了团级干部。第二军:由谭延闿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汪精卫。第三军:由朱培德麾下的滇军改编而成。军长朱培德,他在云南讲武堂读书时,与朱德并称“两朱”,其政治素养和军事能力都过得去。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改编而成。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第五军:由“福军”改编而来。军长李福林,本为悍匪,是澳门香港地区黑社会的元老级人物。此人文化水准很低,大家可以通过歇后语“李福林看报纸——倒转来”感受一下此人的人文风貌。他在逃亡南洋的过程中结识了孙中山,摇身一变成为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军事干部,此后他拉起了一支以江湖悍匪为核心的队伍——“福军”。第六军:由程潜麾下的湘军改编而成。军长程潜。第七军:主力就是新桂系的全部家底,此军从1925年10月开始分批入粤助战,次年3月正式被改编。军长李宗仁,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七个军,共八万人左右。各军的军事素质相差很大,战斗力也参差不齐。虽然说不好哪个军战斗力最差,但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第一、四、七军战斗力最强。第一军的中基层骨干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他们是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青年,他们接受的是来自苏联的先进军事教育,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标签叫“黄埔系”。第一军的高层军官,则大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简单来说,第一军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来自两所中国当时最优秀的军校,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第一军的战斗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的军官差不多都是按照“四校”模式培养出来的。所谓“四校”,其实就是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慈禧模仿日本军事教育体系,弄出来的一个培养高级军官的固定套路:先上军事小学,再进军事中学,然后考入保定军官军校(相当于大学),最后去北京的陆军大学深造(相当于研究生)。能从四校毕业的学生不算多,所以这帮毕业生几乎不用为就业问题发愁。不过第四军和第七军的情况也稍有区别,首先是第四军军官中的保定军校优秀毕业生数量远超诸友军,睥睨全中国,然后是第四军军官的籍贯几乎都是广东,而第七军的军官大都是广西人。换句话说,除去指挥官的谋略天赋、练兵水准、领导艺术等因素,第四、七两军的战斗力主要是靠同学和乡土关系聚合出来的。由此可见,在咱们中国,跟同

                        舰队一路东进,先是占领基隆,后又封锁台湾。好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猛将刘铭传很坚强,能打仗,带领台湾军民在沪尾(今台北淡水)小挫法军,之后便困守待援。此后,慈禧把左宗棠和成军不久、实战经验不足的南洋水师派过来救援,可惜法国舰队横亘台湾海峡,实力更高一筹,战斗伊始,南洋水师舰队便被击沉两艘,自毁一艘,南洋水师士气大丧,从此一蹶不振。左宗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堪堪守住沿海防线,无力支援台湾。所以,法国人又攻占了要塞澎湖,台湾即将陷落!而陆路战场上,原本法军从越南北部一路打进广西,势如破竹。可就在法国人攻占澎湖的同时,张之洞同志立了一个大功——用人有方。张之洞起用的前线总指挥冯子材头脑灵活、指挥得当,而且先锋大将——李鸿章麾下的淮军悍将王孝祺正确领会、贯彻、执行了领导冯子材的战略意图,再加上以此二位为首的三万余清军将士群策群力,将约两千孤军深入的法军先锋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包了饺子,经过数天激战,以约五倍伤亡的代价毙伤法军约三百人。有史料认为法军只有一千人左右,其伤亡人数更是不到一百,但伤亡无论是三百人还是一百人,这都是法军在跟清军的对阵中遭受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伤亡。法军遭此严重伤亡,士气大跌,冯子材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收复广西。消息传到法国本土后,法国总理被迫辞职。法军无心恋战,退回越南。冯子材此役为政府雪中送炭,史称“镇南关大捷”。(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虽然清军在陆路的胜利给了法国人巨大的压力,但并没有给台湾解围。在选择要台湾还是要越南的问题上,朝廷当然是选择台湾。就在这种我们没有胜但也没有败的情况下,一向奉行“内需变法、外需和戎”、“求和忍辱只是手段,报仇雪耻才是目标”的李鸿章先生受慈禧所命,于1885年6月9日和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条约内容大概如下: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法国早已在事实上占领了越南,越南也承认了法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且失去越南这一有名无实的属国,没有什么坏处,毕竟清朝“赏”给越南的东西要比越南贡给清朝的东西价值大得多,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这条减轻了清朝老百姓的包袱。二、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减少中越边界关税。这是贸易方面的条约,似乎对双方都有利。三、日后中国西南地区修铁路的活,优先承包给法国人。当时詹天佑还在福建水师当水兵,还没开始修铁路,因而清朝自己还没有能挑大梁的铁路工程师。四、法军撤出台湾、澎湖。看不出这条对中国有何损害。总体看来,《中法新约》应该不算什么丧权辱国的条约。条约签订两天后,6月11日,老天还给清政府颁发了一个安慰奖——法军舰队司令孤拔死了。死因一说是得了瘟疫,一说是战斗中受伤伤口感染。然而,负责与法国人签约的李二就惨了,尽管他一转身就去忙建设北洋水师的事以便将来反攻倒算列强,但他还是挨骂了。爱国的官员四处串联,义愤填膺:我们好不容易获得“镇南关大捷”,本应该趁这个好势头打进越南与法国人决一死战,可你李鸿章倒好,居然跟法国人求和,放弃此等收复越南的良机!你小子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总之,恨不能用卖国贼这顶大帽子把李二这小子给压死。很多人以为,对外妥协一定是投降卖国,有汉奸嫌疑。像李鸿章,就背了这么多年的骂名。只要主张强硬抵抗的,那一定是热血爱国,即使失败了,也是悲情英雄,值得称颂。但事实上,世上很多事就坏在那些唱高调的人手里,因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的脾气远胜知识,浮躁远胜经验。他们只会空读兵书,缺乏实践经验,更谈不上严谨的思维和准确的判断。他们的思想依然在天朝中国的朝贡体系和西方列强的世界体系之间挣扎,当清国仍是世界老大,依然沉浸在天朝中国的迷梦里不能自拔。下面有请张佩纶先生为我们现身说法。当时的主战派张佩纶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平日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最爱国。慈禧被他特别能吹的一张嘴忽悠住了(或许慈禧是故意的),于是派他做中法之战的钦差大臣。马江海战前,张佩纶来到了福建前线,可这位清军总指挥没干什么正经事,光顾着把他在书上读过的兵法拿到战场上演练:比如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用没有安装火炮的民用商船载水兵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水兵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战争一结束,“名为爱国,实为误国”的张佩纶就被革职充军东北,劳改去也。张佩纶在劳改农场里反省自己的时候,另一名主战派左宗棠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正的名将不是在一个地方打一辈子胜仗,而是一辈子到哪儿都能打胜仗。左宗棠就是真正的名将——在江淮打太平军,在陕甘打回民军,在新疆打俄国人。虽然在生命的最后旅程中,他并没有打赢法国人,可他也没有败。但左宗棠不这么想,对他来说,不赢就是输。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湖南人左宗棠郁郁而终,这个狂傲的书生竟然以这样一种不甘的方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瞧不起李鸿章的左宗棠永远地走了,那个曾经同样瞧不起李鸿章的张佩纶在几年之后却活着回来了。这位仁兄在劳改期间,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决心重新规划人生。因此一回来就做了李鸿章的幕僚,还娶了李鸿章的大龄剩女李菊耦,从此过上了不同的生活。“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张佩纶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孙女——“女文青鼻祖”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大汉奸胡兰成恋爱了。……人性的善恶,远比你我的想象来得复杂。究竟谁才是无私的爱国者,嘴巴说了不算,唯有时间可以证明!唐绍仪未虑胜,先虑败。中法之战还未结束的时候,慈禧就做好了应变准备,她要把能够作战的军队以及能够带兵的老将都抓到手中。驻朝统帅吴长庆因此被召回国另委重任。吴长庆在离职前,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做了具体分配。第一项是军务,他将军队交给三个人负责——袁世凯、自己的老部下吴兆有和张光前。当然,吴长庆不能一个人回去,他带走了近一半的兵马,以及很好用的秘书长张謇。第二项是税务,暂交袁世凯管理。第三项是对外事务,也由袁世凯负责。袁世凯在军力、税务、外交上独占鳌头,自然在朝鲜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最强。虽然吴长庆的离去对袁世凯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袁世凯初领如此重任,难免心中发憷。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给他派来一位助手,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唐绍仪。唐绍仪,字少川,广东人。他是容闳挑选的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美七年,19岁归国,哥伦比亚大学肄业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大部分留美学生未等毕业便被强行召回国)。唐绍仪回国后,先是被李鸿章送到天津的洋务学堂回炉再造,之后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就职,熟悉业务。后来,英语好又懂得税务的唐绍仪便被李鸿章派往朝鲜协办税务。唐绍仪确实是一名很理想的助手,能力强,学历高,也很有职业道德,袁世凯很欣赏他。正是在朝鲜上班期间的共事,袁世凯与唐绍仪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通过跟唐绍仪的交往,袁世凯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唐绍仪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唐绍仪推荐给他的一些政经读物——《孟德斯鸠法意》、《欧洲新政史》、《万国国力比较》等。正是从这里开始,袁世凯推开了一扇属于自己的窗,一扇开阔视野的窗。透过这扇窗,他看到了西方民主宪政的魅力,并深深为之折服。袁世凯在心中默默地发誓:终有一天,我一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这一天不会太远!一人敌一国朝鲜虽然表面上平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独吞朝鲜的努力,可是鉴于自身实力不够,也不敢公然地出兵占领朝鲜,所以剩下的办法就只有扶植傀儡。日本忽悠了一些朝鲜富二代、官二代组成“绅士游览团”前往日本考察。在日本,他们见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崭新景象,叹为观止,但同时也为朝鲜国内贫穷落后、死气沉沉的景象而深深自卑。日本人当然不会好心到请这些人免费出国观光旅游,他们是为了做一笔大大的“风险投资”。这些人回国后,由日本人出钱出枪、帮助培养军官掌控朝鲜军队,逐渐结成“开化党”。1884年年底,“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政变,一夜之间,亲日派大权在握,意图脱离清朝自立。而且,俄、英、美这三个国家的驻朝使节态度也对清朝不利:他们都巴不得朝鲜脱离清朝独立,独立之后才方便他们捞好处。因此,他们先后公开表示:支持政变,支持朝鲜人民追求自由和文明。驻朝清军大营里,因为政变一事吵得热火朝天。袁世凯拍案而起,强硬地告诉与会众人:现在情势已经恶化至此,我们应该趁日本没有增军朝鲜,果断出兵镇压,要不然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但是有两个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吴兆有,一个是张光前。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轻率出兵容易落人口实,被列强误会是在挑起外交争端,应该先请示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后再做打算!而且兵力也不够,咱们就一千来人,对方也有一千多人。袁世凯不同意:远水哪里解得了近渴,等请得朝廷的意见,大势去矣!你们不用担心因此获罪,到时候领导怪罪下来,我会一力承担,不会牵连你们!袁世凯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是个二愣子,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把握,他手里有三个好条件:一是手中的军队素质较高;二是由他训练的那部分朝鲜新军跟他比较熟,可以争取过来;三是他跟朝鲜高层的关系比较好。统一了内部意见的袁世凯,带着清军,带着拉拢过来的朝鲜新军,向“开化党”掌控的朝鲜军队和“开化党”背后的数百日本鬼子发起了猛烈进攻!两个小时后,袁世凯摆平了一切。袁世凯是赢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由于袁世凯的果断出兵镇压,日本这些年的风险投资打了水漂,日本人岂能放过袁世凯。于是,日本恶人先告状,对慈禧说:袁世凯这小子不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起国际争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违背了包括朝鲜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你们得赔偿一切损失。还有,赶紧把袁世凯给撤了!袁世凯这么一个小人物,事先不给领导打报告就把事情给办了,日本人当然是一告一个准。清朝不少大员都要办他:这小子害得日本人找上门来,惹一堆麻烦,必须撤职查办,以儆效尤!还好有李鸿章给他擦屁股,顶住压力保住了他,只让他养了一段时间病假就官复原职。袁世凯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此事引起的争端还没有解决。国际问题既要讲力量,也要讲态度。但这时的大清帝国因中法争端尚未解决,也不打算和日本再生纠葛,免得多线开战。而日本这边虽然对朝鲜是处心积虑已久,且在这次事件中死了几百日本军人,但其实也不想打仗,毕竟他们这时候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搞改革开放——尤其是政治改革(后面细讲),并未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于是,都不想打仗的双方决定用谈判解决问题,谈来谈去,最后签订了一个对清朝来说有点失败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朝廷的不给力,丝毫不能掩盖袁世凯的英明。袁世凯可不只是会练兵打仗,搞外交也是有一套的。袁世凯为了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与朝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还建了不少租界,保护中国商人在朝鲜的利益。除了驾驭朝鲜、对付日本,袁世凯还得提防俄、美、英三国。尤其是俄国,不停地怂恿朝鲜向他们借款开矿修路什么的。什么意思呢?他们缺钱花。朝鲜要借款就需要抵押,朝鲜拿什么做抵押?唯有关税,而这个时候朝鲜的关税是由清朝管理的,实际上就是列强想从清朝手中分钱。袁世凯态度很强硬。对付流氓,就要用流氓的方法。首先他用“朝鲜外交无自主权”的合法理由,将朝鲜国内支持借款的官员全部逮捕,并送往中国监狱羁押。然后按照外交惯例照会列强使馆,声明大清帝国是朝鲜的宗主国,你不得干涉。袁世凯的表现彪悍而潇洒!当然,袁世凯同志也不是只知道蛮干,他也知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懂得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袁世凯挑灯夜战,四处查阅资料,咬文嚼字,经过数夜的艰苦创作,名作《朝鲜大局论》横空出世。他在此文中向朝鲜王宫内的一切重要人士详细地阐述了朝鲜“依中国”的六大好处和“背中国”的四大害处。不管此文效果如何,在清朝国力日薄西山的时候,袁世凯靠着自己的强势和外交手腕竭力维护着清国在朝鲜的“上国”地位。李鸿章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因此每次列强向清朝政府打袁世凯的小报告时,李鸿章都站出来力保袁世凯。而且,在对手下的干部们进行考核时,李鸿章几乎次次都给袁世凯优等,还写下过“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这样优秀的工作成绩,不可能不升官!1885年,朝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大概就是军政经济一把抓,实打实的一把手。仅仅用了四年,袁世凯便从芝麻小官一跃成为26岁的三品大员、副部级高官,就升官速度而言,相当于坐火箭。此时,他未来的对手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获得做官的资格而苦苦挣扎。但无上荣光的背后,是袁世凯费尽心机、耗尽脑筋,周旋于诸列强之间的身影。不过,也正是由于在朝鲜的这一段经历,令袁世凯熟练掌握了两样强大的武器:东方深奥的权谋手段和西方先进的民主宪政思想。袁世凯因此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成长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袁世凯。这对他的对手而言,是一个不幸的消息。第七章为了超级生日Party而输掉的“甲午之战”

                        慈禧的超级生日Party

                        袁世凯身材短小,体态臃肿,还是个粗脖子,“高富帅”的三个指标一下子就不及格了两个。可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使臣,又是朝鲜说一不二的人物,还是有人对他攀权附贵的。对于别人的好意,袁世凯一般都来者不拒,所以他在朝鲜前后纳了三房美妾。虽有鲜花、香车、美人,但清朝国力衰弱,以袁世凯的本事,周旋于列强之间也是非常痛苦的。春去秋来,岁月如流,袁世凯就这样一路痛并快乐着地走到了1894年。1894年,朝鲜又出大事了,东学党起义了!东学党是一个激进的民间组织,它的立意是对抗西方,所以自号“东学”,其情形极似后来在中国发生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时期的朝鲜,国王昏聩,闵妃弄权,官吏贪污,盗匪猖獗,民穷财尽,路无行人。一片亡国之象!在这种情形下,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属正常。要说东学党起义也算是个大事,但如果和由此事引发的后续事件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根据两国与朝鲜之间的协议,中日同时出兵平乱。清军这边是李鸿章的部下叶志超和聂士成率领的两支陆军,清军开到朝鲜牙山后,便按照上次的协议“以后出兵朝鲜须互相通知”通知日本:大清帝国出兵也。还没等到日本的回复,清军就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东学党那群手无寸铁的乌合之众,在得知中日两国出兵的消息后,自己主动散伙了!白来了,既然没事了,那就准备回家吧。清军是打算撤了,但日本人不这么想,日本军队开到朝鲜后,一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于是,袁世凯找到日本人:既然叛乱已平,按照协议,两国应该马上撤兵!日本人回复袁世凯:现在局势还不明朗,为了保护我国国民的利益,暂时不能

                        去之后被人谋害。为了确保国民对他没有二心,卫成公派大夫宁俞为代表,与卫国国民的代表在宛濮举行会议。说起这位宁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人物。孔夫子就曾经说过,“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位“其愚不可及”的宁武子就是宁俞,因其死后谥为“武”,故得名。在孔夫子看来,宁俞是个聪明人,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他表现得很睿智;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他就装疯卖傻,明哲保身。他的睿智别人或许学得到,他那装傻的本领却是无出其右,连孔夫子本人都自叹不如。但是,从宁俞在宛濮之会上的表现来看,倒不是那种“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的政治滑头,而是一个极具煽动力的演讲家,比之那些巧舌如簧的古希腊、古罗马政客也毫不逊色。且让我们来听听他对卫国国民的演讲:“上天降罪于卫国,致使君臣不和,在投靠晋国还是投靠楚国的大问题上产生分歧,所以才有今天的忧患。现在上天开启了我们心中的良知,让我们抛弃政治纷争,重新团结在一起。试问,如果没有留守在国内的人,谁来保卫社稷;如果没有在外奔波的人,谁来看护牛马?让我们同心同德,请求上天坚定我们的信心,不再降祸于卫国。自今而后,在外奔波的人不要居功自傲,在内居守的人也不要担心秋后算账。如果违背誓言,互相攻击,请神明和祖宗明察秋毫,降罪于他!”据《左传》记载,宛濮之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对卫成公的心理隔阂,真心实意地等着卫成公回来。但是卫成公的心病还是没有解决,这块心病就是叔武。某一天早上,叔武正在宫中洗头,门外突然有人大声喊道:“卫侯回国啦!”咦,不是说好三天后才回来的吗?叔武虽然有点惊奇,但是急于见到兄长的心情使得他来不及细想,提着湿淋淋的头发就跑出公宫:“在哪里,在哪里?来人啊,快准备迎接国君。”远远地,一乘马车疾驰而来,马车上确实是卫成公的旗号,车上的人却不是卫成公,而是他的贴身护卫公子颛犬和华仲。看到叔武跪在宫门口,公子颛犬也不搭话,弓弦响处,一支利箭准确地钉在了叔武的咽喉上。“哥哥,你……”叔武嘴里咕噜了一句,鲜血涌出,颓然倒地。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奉命看护国家,又主动邀请卫成公回国,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没有人看得明白。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没过多久,卫成公赶到了,一看到叔武的尸体,他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连问:“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有人指了指公子颛犬。一群卫士蜂拥而上,不容分说,将公子颛犬当场斩首示众。我只能说,卫成公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表演帝”。元咺听到这个消息,既不哭也不闹,收拾两件衣服,逃到了晋国。见到晋文公,元咺将一捆厚厚的竹简递上。这捆竹简,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状纸或者起诉书。他跑到晋国来,就是要打一场官司,告卫侯谋杀叔武。大夫跑到别的国家去告自己的国君,有史以来估计也是头一遭。晋文公收到这捆起诉书后,批了几个字:“择日开庭。”于是一个月后,这场官司在晋国绛都开庭审理了。根据《左传》记载,这次庭审还搞得挺像那么回事。到场的有原告元咺、被告卫成公,还有被告的助手宁俞、被告的替身鍼(zhēn)庄子(原告与被告身份不对等,因此要用替身)和辩护律师士荣(卫国的刑法官)。审判员由晋国的法官担任。庭审的过程没有任何记载,只记录了结果是卫成公败诉。法庭当场宣判:一、士荣死刑;二、鍼庄子刖刑;三、宁俞忠义可嘉,免于起诉;四、卫成公囚禁之刑,服刑地点在王城雒邑,宁俞负责给他送饭洗衣服;五、元咺即日回卫国,奉卫成公的弟弟公子适为君。卫成公在雒邑囚禁了一年多,晋文公想斩草除根,命令医生给卫成公看病开药,并在药里面下毒。宁俞觉察到不对劲,以重金买通医生,减少了药里的毒量,卫成公才得以保住性命。公元前630年,鲁僖公出面为卫成公求情,分别赠送给天子和晋文公白玉十双。天子受了这笔厚礼,也向晋文公求情。于是,这一年秋天,卫成公被释放回国。经历了诸多磨难的卫成公不改其狡诈的本性。回国之前,他派人秘密会见了卫国的大夫周颛和冶廑,许诺说:“如果你们帮助我复位,我将提拔你们为卿。”周颛和冶廑如约杀了元咺、公子适和公子适的同母弟弟公子仪,迎立卫成公再度为君。然而,就在两人穿上卿的衣服,来到大庙里准备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颛走在前面,刚跨进大庙的门槛,就萎然倒地,无疾而终。冶廑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把衣服脱下来,表示不要求当卿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元咺的鬼魂在报复周颛。《左传》对于元咺,没有过多评价,然而叙述周颛和冶廑杀公子适的事情,用的是这样一句:“周、冶杀元咺及子适、子仪。”请注意,用的是“杀”子适,而非“弑”子适,这说明左丘明对于公子适政权的合法性,是持保留态度的。元咺跑到晋国去告状,将自己的国君告倒,而且在晋国的帮助下扶持公子适为君,在左丘明看来,绝对不是为臣之道,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将国内矛盾交到国际上去解决,也未必值得肯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公元前632年,晋文公是在一系列光彩夺目的事件中度过的。继城濮之战、践土之盟后,这年冬天他又在温地发动诸侯会盟,讨论如何处理对践土之盟心存不服的国家。参加这次会盟的有晋、齐、秦、鲁、宋、蔡、郑、陈、莒、邾等国的元首或授权代表。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在晋文公的热情邀请下,周襄王也亲自从雒邑跑到温地来一试身手,使本次大会增辉不少。虽然孔老二对此颇有微词,说什么“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但从天子当时的境况来看,晋文公这么看得起他,他是断无理由将自己吊起来卖的。作为温地会盟的成果,这一年冬天,晋文公率领诸侯发动了对许国的进攻,讨伐其不服之罪。至于许国到底怎么“不服”了,《春秋》《左传》皆无记载,很有可能是许国没有派人前来参加践土之盟吧。伐许途中,晋文公生了一场重病。曹共公的侍臣侯儒花钱买通了晋国的大臣筮(shì)史,要他对晋文公说:“请放曹国一马。当年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帮助邢、卫这样的异姓诸侯复国;今天您召集诸侯会盟,却要消灭同姓的诸侯。曹国的先祖叔振铎,是周文王之子,我晋国的先祖唐叔,是周武王的后代,本是同根同种,应该多加照顾。“您号令诸侯而灭兄弟之国,非礼也;您曾私下答应曹伯与卫侯复国,现在恢复了卫国而忘记了曹国,是言而无信;卫、曹两国同罪,而处罚不一,是赏罚不公。非礼、无信、不公,这三顶大帽子盖在您头上,您好受吗?”晋文公是个讲道理的人,生病的时候尤其通情达理,他命人把曹共公给释放了,并且让曹共公将功赎罪,跟随诸侯们一起讨伐许国。从许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扩编军队,在三军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军。这样一来,晋国的武装力量达到了六军,已经是王室军队的编制。为了避免别的诸侯说闲话,晋文公对外宣称,扩充军队是为了对付狄人部落。而且,新建的三军也不称之为军,而称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主将,屠击为右行主将,先蔑为左行主将。公元前631年夏天,王室卿士王子虎、鲁国国君鲁僖公、晋国上军元帅狐偃、宋国司马公固、齐国大夫归父、陈国大夫辕涛涂、秦穆公的儿子公子慭(yìn)等人在翟泉会晤,重温践土之盟,顺便商量讨伐郑国的事。城濮之战后,郑文公及时倒向了晋文公,并且主持了践土的献俘仪式。时隔一年,晋国又发动诸侯讨伐郑国,理由是晋文公当年流亡列国之时,在郑国受到了“非礼”的对待,一直咽不下这口气。加上这次郑国不派人参加翟泉之会,正好又给了晋文公一个口实,因而临时动议讨伐郑国。谁说秋后不算账?老账新账一起算。翟泉之会受到了左丘明的猛烈抨击,主要是与会人员的级别不对等。各诸侯国来的都是卿大夫这个层次的代表,鲁国却由国君亲自到场,实在是用力过猛。公元前630年春天,晋国对郑国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据《左传》记载,这次进攻的目的是为了“观其可攻与否”。以晋国的军事实力,进攻郑国当然是小菜一碟。所谓“观其可攻与否”,估计还是旁敲侧击,想看看楚国的反应。在确信楚成王不会横加干涉后,同年九月,晋文公和秦穆公联合起兵讨伐郑国,对外公开宣称的理由有二:一、郑伯曾经无礼于晋侯;二、郑国至今仍与楚国眉来眼去,藕断丝连。晋国的军队驻扎在函陵,秦国的军队驻扎在汜(sì)南,对郑国形成夹击之势。晋文公这次伐郑,不仅有军事上的准备,还有政治上的准备。据《史记》记载,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以罪早死”。郑文公一怒之下,将其他侍妾生的儿子也全部赶出国去。其中有一位公子兰逃到了晋国,受到晋文公的优待。晋、秦两国大军进入郑国之后,晋文公命令公子兰在晋国东部边界待命,打算等军事行动一结束,就派公子兰进入郑国接管政权。郑文公派了一个叫烛之武的老头,趁着夜色跑到秦军大营,对秦穆公说:“秦、晋两国大军包围郑国,郑国是难免要灭亡啦。如果郑国的灭亡能够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您就尽管放手干吧!但我想劝您一句,就算您消灭了郑国,对秦国也没任何好处,因为秦国和郑国之间还隔着一个晋国,好处都让晋国给得了。晋国因此增加了土地,对秦国而言,意味着相对减少了土地,不划算。如果您放郑国一马,郑国愿意成为秦国来往中原的东道主,为秦国提供方便,这样对秦国也没有任何坏处。再说,当年您有大恩于晋惠公,他许诺给您河外五城,结果这家伙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令人加固城墙防御您,晋国人的贪得无厌,您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他们今天往东向郑国索取土地,明天就会往西扩张,到那时,他们不打秦国的主意,还能打谁的主意呢?请您三思而后行。”在现代语言中,“东道主”是主人家的意思。但这个词最初的意义,“东”是指具体的方位。郑国在秦国的东边,因此自称东道主。而诸如“北道主”、“南道主”之类的称谓,在后世的史书中都曾出现。烛之武的话打动了秦穆公。他认真回想了一下这些年秦国与晋国之间发生的事情,觉得烛之武所言不虚。秦国一直在努力帮助晋国,晋国对秦国的帮助也总是欣然笑纳,却从来不想如何报答秦国,甚至恩将仇报。眼下这位晋文公,从上台到称霸,都受到了秦国的大力支持,至今也未曾有任何回报的表示,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于是,秦、郑两国签订了一个秘密盟约。三天之后,晋国人惊奇地发现,秦国人已经撤军了。不仅如此,秦穆公还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员将领,带着一支部队驻扎在新郑的北门,宣布为郑国戍守城门。这就意味着,晋国如果继续攻打郑国,就要与秦国人为敌了。晋军众将对秦国人的公然背叛感到愤怒。狐偃等人建议晋文公无视秦国人的存在,按原定计划进入新郑,如果秦国人要阻挠,就连秦国人一起打。还好,晋文公不像晋惠公那样没心没肺,他暗自衡量了一下利弊,对大伙说:“没有秦国的帮助,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得到人家的鼎力相助却拔刀相向,是为不仁;因为小事而失去一个强大的盟国,是为不智;两国本来和平相处,却又发生战乱,不是用武之道。罢了罢了,既然老天不想灭亡郑国,我们也不必强求,回去吧。”话虽这么说,晋文公却不甘心空手而归,他派人与郑文公谈判,要求将公子兰送回郑国当大子。郑国大夫石甲父对郑文公说:“现在诸位夫人之子都已经死了,其余的公子中,数公子兰最为贤能,您不如答应晋国的要求,好让他们快点退兵。”郑文公听从了建议,派石甲父、侯宣多到晋国迎接公子兰回国。晋国与郑国遂签订了和平协议。从郑国回来之后,晋国再一次改革军队编制,撤销新建的三行,改为上、下新军,任命赵衰为新上军统帅,胥婴为新下军统帅。按《左传》的说法,这样做还是为了防御狄人的进攻。狄人真的有这么麻烦吗?回答是肯定的。公元前630年春天,就在晋文公试探性进攻郑国的时候,狄人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对齐国的进攻。在齐桓公年代,狄人还只敢欺负一下卫国、邢国这样的二三流国家。齐桓公一死,连齐国都成为狄人侵略的对象。纵观中原,还真只有晋国令狄人有所忌惮了。公元前629年,狄人又一次大举入侵卫国,迫使卫成公将国都迁到帝丘。为此,卫国还举行了卜筮活动,得到的结果是,卫国还有三百年的国运。但从《史记》的记载看,卫国自此仍经历了十九代君主,历时四百二十年,直到秦始皇年代才彻底灭国。因此,这次卜筮的结果极为不准。帝丘原来是夏朝第一任君主启的孙子相的居所。卫成公搬到帝丘,梦到先祖卫康叔对他说:“你给我的祭祀很丰厚,可是都被相夺走了。”卫成公于是命令祭祀相,好让他不抢自己祖先的祭祀。宁俞认为不可:“不是我们的祖先,就算祭祀,他们也享受不了。连杞、鄫(zēng)这些夏朝的后裔都不祭祀相了,我们更没有义务承担对相的祭祀。”孔夫子则一针见血地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也就是说,不是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他,是谄媚之举。也许是风水轮流转,不久之后,狄人部落发生内乱,卫国趁机发动反攻,双方于公元前628年握手言和。这一年春天,楚国大夫斗章与晋国大夫阳处父举行了会谈,双方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夏天,在新郑城头摇摆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墙头草郑文公去世了,晋国扶持的公子兰顺利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郑穆公,晋、郑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而到了冬天,晋文公也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回顾晋文公的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是他那段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涯。他自四十三岁那年出奔国外,直到六十二岁才回国,十九年间,先后居住或经过翟国、卫国、齐国、曹国、郑国、楚国、秦国,或被奉为上宾,或遭冷眼歧视,可谓尝尽人间冷暖,也练就了他宠辱不惊的沉稳性格。值得一提的是,流亡的日子虽然艰辛,他却过得很潇洒,不乏佳人相伴,先是在翟国娶了季隗,接着在齐国娶了齐姜,跑到秦国又娶了怀嬴等五个老婆,这些女人,或以其温柔贤淑抚慰其心灵,或以其特殊地位成为他的政治后援,为他的流亡生涯平添许多春色。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手下那几十号兄弟,不但对他忠心耿耿,不离不弃,而且在他最困难、最软弱的时候及时帮助他走出困境,告别平庸,目标坚定地杀回晋国,成就大事,可谓良师益友。而晋文公上台之后,除了报答大伙的恩情,更大胆重用这批非公族的贤能之士,一改国政由公族把持的传统,将军国大事交给异姓管理。正是依靠这些异姓贤人,晋国得以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崛起,并且打败天下第一强的楚国,成为天下的霸主。唯一的遗憾是,晋文公大器太晚成了,称霸才短短数年,便寿终正寝。但晋国的霸业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迅速消失,从后世的历史来看,晋国的霸业始于晋文公,继于他的儿子晋襄公,在晋成公、晋灵公年代一度衰落,到晋景公、晋厉公、晋平公年代又重新雄起。自城濮之战后的近百年,晋国一直是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当然,这是后话,晋国的兴衰在以后的故事中还将讲到。晋文公死后,其灵柩被送往曲沃,将在曲沃举行葬礼。然而,就在灵柩被运出绛都城门的时候,里面突然发出一阵牛响。据《左传》的记载,是“有声如牛”,至于是如牛吼还是牛蹄声,无从考证。卜偃连忙命令队伍停下来,大伙一起拜倒,折腾了半晌,卜偃说:“主公有令,将有西方军队经过我国,如果攻击他们,必定获胜!”所谓西方军队,当然是

                        国产超碰人人做人人爽av领导出头,既尽本分又献忠心,实在是为自己的工作表现加分的不二法门。黎总统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物——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丁佛言)。丁秘书虽然不是太监,却比太监更着急。见总统如此受辱,丁秘书便联合敌人的敌人——跟徐树铮不对付的内务总长孙洪伊,正式向国会提出划分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这一提议踩痛了段总理的尾巴。反了你们,居然想削弱我的权力,敢给我段祺瑞下绊子,我先把你们给免了!于是段总理把丁世峄、孙洪伊的罢免令送到了黎元洪面前,意思是让他签字。黎总统好歹是一名军人,保护自己的人自是义不容辞,于是强硬回复段总理:“这么做不好吧!这个字我不能签。”段总理可不是善茬,见黎元洪不上道,便公然撕破了脸:“要不罢免那两个人,要不我辞职!”尴尬时刻,和事佬徐世昌、王士珍出现了。在此二人的建议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免去丁世峄、孙洪伊和徐树铮的职务。这之后,事情才告一段落,其实还是黎总统吃亏。不过通过此事,我们看到了制度的好处。段祺瑞是兵强马壮,但只要他不明着推翻共和政体,那就得按照程序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话说袁大头死后,日本人就搭上了貌似最强大的段祺瑞,他们想把段祺瑞扶植成自己在中国的代言人,而段祺瑞也急于寻找一个强援,于是干柴烈火,你情我愿,双方立即结合了。段祺瑞和日本人凑在一起后要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德宣战。日本起初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但后来事情出现了变化。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中国参战,因为中国可以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去解放他们的劳动力,以此解决两国兵源不足的问题。英、法的面子,当时的日本还是要卖的。但更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利益交换,已经在背地里与四大协约国(英、俄、法、意)达成了共识:一战结束后,一旦废除中德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就由日本来继承这个条约里的内容。再加上袁世凯在《民四条约》中也同意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参战与否不会影响日本把好处吃到嘴里。由此,日本改变了主意,同意中国参战,顺便踩着德国人的脑袋和段祺瑞的肩膀捞些其他的好处。而段总理也曾以秘书给领导代笔写报告时的严谨态度细心琢磨过参战对己对国有啥好处,经过反复思考,他认为协约国一方获胜已成定局,此时中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减少一部分《辛丑条约》赔款,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打了败仗,中国作为战胜国,自然可以借机终止赔款。二是可以借此讨好日本,借些钱花花。于国,应付政府财政危机;于己,搞军备竞赛提升武力值以统一中国。因此,段总理决定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向德国宣战。而黎总统自从上次略输一筹之后,也打定主意给自己找一个强援。放眼天下,能跟段祺瑞唱对台戏的唯有一人,此人就是现在北洋系统的二号人物、副总统(国会不久前补选的)、江苏督军兼直系掌门——冯国璋。黎总统联系上了冯国璋,开门见山地表示了他对冯掌门的仰慕之情和对段总理的不满。冯国璋对黎元洪的示好非常开心:虽说被国会选作了副总统,但自己不能放弃地盘去北京就职。而段祺瑞又太强势,自己若想不被段祺瑞欺负,就得中央有人照应自己。现在黎总统送货上门服务,自己有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冯副总统迅速回应黎总统——高度赞扬完两人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就表明了愿与对方穿一条裤子的严正立场。此二人首先就“向德国宣战”一事达成了共识。冯国璋的后台老板之一是美国。在中国对德宣战的问题上,美国态度暧昧,时而支持,时而反对。这倒不是美国人脑子有问题,而是因为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而获取利益的条件是随时机变化的。不过此时正逢美日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若由日本领导段祺瑞政府参战,不利于美国争夺山东半岛尤其是青岛的主导权,因此美国此时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既然如此,黎总统也只能反对宣战。这下矛盾就来了,黎总统反对宣战,而段总理要宣战。两人谁也不愿相让,最后只好将“对德宣战”案提交国会表决。段总理为了让提案顺利通过,又打起了军人干政的主意。在他的指示下,由徐树铮同志出面策划,皖系门下以及不敢不卖段祺瑞面子的十几位督军(如阎锡山先生)迅速赶赴北京,组成“督军团”,公开威胁国会:如若反对宣战,后果自负。来完硬的,段总理决定亲自出马,来些软的。现在,段总理正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耐心地向国会解释对德宣战一事:第一,德国现已转攻为守,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又不用咱们出兵去真打,比画比画做做样子,就有可能拿到那么多好处,不做就是傻子。第二,否认舆论所说的他与日本之间存在秘密外交。应该说段总理的政治眼光不错,对一个欺负我们多年的流氓落井下石,也算天经地义。可惜他的一番表演全白费了,首先国会议员们对督军们的嚣张霸道很不满意,再加上黎总统在国会议员当中的影响力,这个提案表决没过半数。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一条毁灭性的新闻给了段总理致命的打击。《京报》披露:中日正在秘密议定价值不菲的军事借款,段祺瑞在国会所做关于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承诺完全是一个谎言!虽说这一新闻于己不利,但段祺瑞也没有专业的宣传部门对媒体进行新闻封锁、舆论导向,甚至加以封杀,所以一时间舆论哗然。好啊,你段祺瑞嘴里冠冕堂皇地说打德国是为了争回本属于我们的利益,原来是受日本人指使!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软弱可欺的黎总统突然挺直了腰杆,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一向争强好胜的段总理居然被人狠狠地鱼肉了一番,他是绝不会心服的,当即放下狠话:黎元洪这么干是违法的,我不承认这个免职令!随后,他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北京,说是去天津度假,其实是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看黎元洪的好戏。现任皖系掌门段祺瑞先生发飙之后,皖系门下的各省督军纷纷公开响应老大,指责黎总统是个“奸人”,要誓师北伐。老骗子张勋一直被段总理和徐树铮随意捏来捏去的软柿子黎总统,这次为何有了豹子胆,居然敢免去段祺瑞的职务?原来,黎元洪意外地得到了一位实力派人物的支持。这位实力派就是“督军团”的名誉团长——大名鼎鼎的“辫帅”张勋。大家不要以为督军团是段祺瑞先生的创造性发明,其实专利权属于张勋先生。话说在北洋系老大哥袁世凯挂了之后,张勋站出来搞了好几次拉帮结派的“徐州会议”,参会人士都是手握枪杆子的实力派,几乎都是各省督军,这就是“督军团”的由来。张勋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抱团,更准确地说,是为他策划的一项“伟大”事业寻找合作伙伴。可是效果令他很失望,不但没人看好他的这份事业,反倒为别人做了嫁衣裳——“督军团”被段祺瑞先生拿着当枪使了。好在张勋吃苦耐劳有韧劲,懂得“上帝不相信眼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服输精神,他决定为成功冒一次险。于是,把戏开始上演。张大帅明确向黎总统表示:段祺瑞胆敢卖国,我头一个不答应!黎总统放心,我时刻准备着奉命率兵入京,维护首都治安。黎总统得此许诺,顿时信心大增,觉得可以凭此与段总理斗法,于是便出现了上面的精彩一幕。然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张勋在给黎大总统灌迷魂汤的同时,也在对段祺瑞表忠心:“老段啊,黎元洪太不上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兄弟我来帮你收拾他,我不怕背这个恶名!”也许是段祺瑞相信了张勋这个“督军团”名誉团长的鬼话,也许是段祺瑞想看看张勋这个老骗子想玩什么把戏。总之,他决定放任辫子军入京。皇帝又诈尸了段祺瑞离开北京后,北京局势似乎更加动荡不安。各国使节纷纷表示忧虑,黎总统如坐针毡,无奈之下,急调张勋入京。或许是被欺负了太久,黎总统终于失去了一名成熟政客的稳重,冲动地向张勋求救,拿对方当救命的稻草,以至于没有好好思考清楚:人家张勋为什么要支持你?张勋此番可真没有安什么好心。这个老小子是坚定的保皇派,对共和是一百个看不上,觉得只要有皇帝就是好的,所以他连辫子都没剪,不光他没剪,他还不许手下剪,于是在民国初年就有了这么一支特殊的辫子军。张勋的政治立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可他为什么要掺和这次政治斗争?这一切都要从1916年9月27日讲起,在那一天,张勋会见了一个特殊的人。此人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流浪了近十五年的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之后一直打着支援文化建设的幌子,暗地里图谋拥护溥仪复辟。十多年过去后,康有为的思想硬是一点都没有得到解放,连徒弟梁启超都思想转弯支持共和了,他还是那么保守,誓将保皇事业进行到底。同是保皇党的张勋与康有为接上头了,能有什么好事?也就是说,他们最早在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制订好了拥护溥仪复辟的计划,之后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这一计划。1917年7月1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有说六千也有说三千的)穿过皖系的地盘,长驱直入北京,复辟闹剧正式上演。当时还是11岁孩子的溥仪成为共和之后皇帝第二次诈尸案的主角,不过一个玩得稀里糊涂的孩子懂什么?所有的事情还得靠他最大的两座靠山——康有为与张勋来解决。进京之后,康有为与张勋便开始幸福地忙碌各自的事业。康有为加班加点,忙着摆平社会舆论——主要是跟学生打嘴仗。当年的保皇派梁启超再次坚定地站在了共和的立场上,站在了老师的对立面,他起草了一篇檄文,和康有为展开了精彩的骂战。在康有为跟学生互喷口水的同时,张勋也忙碌非凡。他解散国会、遣散议员,忙得不亦乐乎。当然,总统也是不能要的,于是张勋对黎元洪说:“你自己主动辞职吧!我让皇上给你封一个一等公,你就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里没你的事。”黎元洪已然知道被张勋给耍了,既然已经铸下大错,当亡羊补牢,又怎么可能答应张勋主动辞职?他知道此时抱怨无益,跑路为上,遂抱着总统印信跑去日本使馆避难。搞出复辟闹剧的张康二人,见识着实有些短,因为他们看不见“势”——只有站在大势一边,顺势而为的人才能成功。而现在,民主共和乃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逆历史潮流搞专制主义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远比他们强大的北洋大哥大袁世凯便是反面典型。因此别看黎元洪、段祺瑞之前闹得水火不容,但张勋一复辟,两人马上结成统一战线。黎元洪仍然以总统身份致电段祺瑞,恢复其总理职务,请他组织“讨逆军”讨伐张勋。躲在一边看够了好戏的段祺瑞,也不再砸黎元洪的场子,欣然领命。尽管段祺瑞和黎元洪如此积极,可第一个义不容辞地举起反复辟义旗的人,却是孙中山先生。7月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联系好了军队,甚至把在法国浪漫的汪精卫都叫了回来,打算组成讨逆军,收拾张勋去。但是,孙中山的军队刚出发,便收到了张勋已被段祺瑞搞定的消息。孙中山很郁闷:护国战争没赶上,反复辟又没自己的戏,世界怎么变化得这么快?这主要因为张勋太不争气,太不禁打,倒台的速度比袁世凯快了七倍,根本没给孙先生机会。7月4日,也就是溥仪重新登基的第三天,段祺瑞就在天津组成了讨逆军。讨逆军不到一天就开到了北京。战斗过程不值一提。张勋十个营,还没打就被策反了六个,剩下的四个营在讨逆军吴佩孚部、冯玉祥部的攻击之下迅速崩溃。战斗还未结束,张勋、康有为就已经逃得没影儿了。人心向背,千古功罪!这场战争规模小,时间短,参与人数少,实在没什么可说。但有一件事必须要提,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校长秦国镛主动向段祺瑞请战,独自驾驶飞机向紫禁城投了三颗小炸弹,这算是中国空军的首演。张勋的复辟大计只坚持了十二天,就彻底失败。好在张作霖替儿女亲家张勋说情,众人也就给了他一个面子,饶张勋不死,令其在天津度过残生。至于皇帝溥仪,自然是又退位了,重新回到了紫禁城这个大笼子里。而康有为先生,既没有张勋的人脉,又没有溥仪的血统,只好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生涯。“打倒张勋”让段祺瑞一手搞定,他十分得意,在功劳簿上又给自己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三造共和”,“二造”是逼袁世凯退位,“一造”是逼清帝退位。西原借款7月14日,段祺瑞风光回京,重掌大权,对德宣战。中国要参战,要加入协约国,总得有些表示。于是段总理说:“我们前期以工代兵,提供劳动力给友军保障军需后勤当炮灰。至于后期军队参战的事,走一步看一步吧。”由此,中国前后输送约二十余万劳工赴欧助战,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终以数万条生命为代价,为祖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段总理对德宣战后不久,就收到了一个令他心情畅快异常的好消息:日本内阁决定今后以段祺瑞为唯一援助对象,供给借款及兵器,拒绝支援孙中山代表的南方。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完全说明不了“好消息”的珍贵程度,还是用数据来说话吧。光日本借款的金额,就非常了不得。日本人在大概一年的时间里借给段祺瑞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含超过四千万日元的军事借款)。那时候日元还没有贬值成今天这样,按照当时的汇率:1.1日元=1美元来计算,日本人大概借给段祺瑞一点三亿美元。大家心里应该清楚,以当时的购买力,这笔巨款究竟可以做多少事情。这个借款就是著名的“西原借款”,以日方经手人的名字西原龟三命名,中方这边的经手人是从外交次长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刚卸任驻日大使的陆宗舆以及新任驻日大使章宗祥。贷款自然不是白来的。作为交换,段总理在日本人的暗示下,指示上述三位先生:虱子多了不怕痒,日本早晚都会得到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我们不妨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再给他们一些好处,多弄些贷款来花,记得多砍价!中国要砍价,日本就得还价,双方讨价还价(谈判)的结果就是:一、原本驻军胶济铁路沿线的日军,除一小部分留在济南,其他全部调集到青岛。二、胶济铁路沿线的治安交由中国巡警负责,但中国巡警必须聘请日本人做警官。待胶济铁路归属权确认后,改由中日无限期合办。三、中方以多处重要矿产的开采权作为向日方借款的抵押。对于第一条,日本人担心中方不肯同意,遂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们只是暂时驻军青岛,只要“一战”一结束,就会撤军。段祺瑞、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一看,日本人提供的借款条件挺优惠,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的条件,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口说无凭,这些内容全部都以白纸黑字的“换文”(合同)明确规定了下来,就跟现在买房抵押借贷时跟银行签的那些合同差不多,明确告诉你别想不认账,否则有的是办法收拾你。章宗祥先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是十分愉快地在换文上写下一行漂亮的大字: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上列之建议,欣然同意。但他不会想到,在马上就要到来的“五四运动”中,这一行字差点要了他的小命。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看上去是好事,实际上不是,比如这件事。段祺瑞这些人想不到,日本人之所以提供这些看似优惠的条件,是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以退为进的阴谋。尽管之前日本击败德国后在事实上控制了青岛和胶济铁路,但毕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而你现在“欣然同意”日军从胶济铁路撤回济南和青岛,岂不就是说,日本占领青岛和驻军济南得到了中国的正式认可吗?可段祺瑞先生压根没空关心这个,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武力统一中国”的伟大理想上。新领导班子的蜜月期段祺瑞回来了,有一个人却要离开了,他就是黎元洪。黎元洪在躲到日本使馆的那些天里,彻底想明白了:一个没兵没地盘的总统,干事业是没指望的,受欺负却是一定

                        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世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现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我的答案是——没有。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

                        镶白旗、镶黄旗、镶蓝旗。八旗每个旗是七千五百人人,共六万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为上三旗,归努尔哈赤直接统率,剩下五个旗由亲王率领。皇太极时将蒙古人和归附自己的汉奸部队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八旗(1949年划分民族成分时,汉八旗也被划分在满族人里了)。此时健在的李成梁是努尔哈赤称帝的唯一顾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90岁的李成梁去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八旗贝勒尊奉努尔哈赤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大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定都赫图阿拉(辽宁抚顺市新宾)。这一年,努尔哈赤五十八岁。第二章“七大恨”真相称帝后的努尔哈赤半刻都没有停歇,《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经常夜不能寐:在枕上默思诸贤良忠勇之臣,孰已跻身青云,孰尚辱在泥涂,孰四十无子而无力纳妾,孰壮年丧偶而无力续娶,更念国中家资殷实者有几,而穷饿垂绝之人,何其众多,故每寝兴即以妻妾牛马衣食赐人。想来也是,正因为努尔哈赤天天睡不着觉,他才能两次躲过夜间刺客的暗杀。我晚上也时常睡不着觉,原因就是写这部书,考虑怎样把最真实的清朝历史展现给大家。努尔哈赤称帝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仅限于女真群众),也开始走群众路线,他下令将自己的宫殿门外种两棵树,百姓有想说的话,就写下来挂在树上,然后由卫兵送到自己手中,自己再看,以便自己时时刻刻了解民情。1583年开始,三十多年的战争努尔哈赤每战必胜,从来没有一次失败,然而他丝毫不敢懈怠,努尔哈赤说:“自古以来身为君主,没有丰衣足食而突然败亡的,如果有,难道不是因为奢侈吗?朕认为人的祸患,不是外来,而是来自自己,所以朕小心翼翼,不敢稍有放纵。王公大臣们应该恪尽职守,方为尽分内之事,若玩忽职守,不知勤奋,只知贪人钱财,吃人粮食,徇私包庇,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就是害朕的大盗,祸朕的厉鬼,朕必奉天命而杀之。有元首才能有股肱,如果没厨子,朕岂不是要亲自烹调?如果没有仆役,朕岂不是要亲自奔走?朕治理国家靠的是群臣辅佐。尔等身受国恩,如果还不知足,仍然贪赃枉法,是获罪于天呀!向来我国征发,所有俘获,虽不是都释放,当杀者杀之,当罪者罪之,然而对无罪之人,也未尝妄加诛戮。”——那么努尔哈赤对无罪之人,真的“未尝妄加诛戮”吗?后面的历史将见分晓。努尔哈赤从不放纵自己,几乎不喝酒(清朝皇帝大多不喜欢喝酒),他曾说:自来未闻饮酒之人于饮中得何物,于饮中增何益。饮酒者与人争斗,以刀伤人,反自害其身者有之,或坠马伤其手足折其颈项而死,或纵酒成疾而死,或扑于道路而失衣帽,或得罪于父母兄弟,或恃酒力而碎坏器皿,消乏其家业者有之。无量者饮之丧身,有德者饮之败德。(《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爱好,他好下棋,有精湛的围棋棋艺,方寸之间演绎着战场的格杀。他还能歌善舞,朝鲜人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里说,努尔哈赤在接待自己的宴席上曾亲自弹琵琶,耸动身子跳舞。努尔哈赤实在太强大了,一刻未敢懈怠的他在称帝后对剩下的女真各部继续蚕食,收抚了野人女真,至此除叶赫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从姥爷王杲被明朝凌迟处死开始,在自己心中埋藏了四十三年的向大明王朝翻脸、为父祖报仇雪恨的梦想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针对如何对待明朝时,努尔哈赤说:“要砍粗壮的大树是不可能一次砍倒的,可以先修去它的枝干,再一斧一斧地砍它的主干,等主干变细时才能把它推倒。”“南京、北京、开封不是一个人的地盘,应该让女真和汉人轮流居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对女真内部的新年献词中说:“我意已决,今年必征讨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公然向明朝宣战。七大恨的内容有许多版本,现在大家熟知的是乾隆年间篡改后的《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版本,译成白话如下:(一)我的爷爷、父亲没有损害明朝的一草一木,明朝却无端起衅边陲,把他们害死了。(二)明朝虽然挑事,我还想修好,我与明朝立碑,满汉人等不许越过疆界到对方地盘去,敢有越界的就诛杀,有看见越界者而不杀的,那么就将放纵越界者的人治罪,而明军违背盟誓,越界帮助叶赫打我。(三)明朝在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越过边界,抢掠我们,我们按照此前的盟誓将越界者诛杀,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杀,我派使臣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与明朝交涉,可明朝却把他们十人全在边境杀了。(四)明朝越过边境派兵帮助叶赫,使得叶赫把许配给我的女人嫁给了蒙古。(五)柴河、三岔、抚安历代都是我们的地盘,这些田地里的谷子都应该是我们的,但明朝却不让我们收获,把我们女真人从此三地赶出去。(六)叶赫有大罪,获罪于天,明朝却偏袒他,派使臣骂我们,肆行凌辱。(七)当初哈达帮助叶赫部两次来侵略我部,我击败了哈达,俘虏了他们一批人,明朝胁迫我们归还哈达部众。列国之相征伐,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战死者复生,被俘者逃还?苍天让明朝皇帝为大国之君,那就是天下共主,为什么唯独跟我国结怨?现在明朝帮助遭天谴的叶赫部,违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因为努尔哈赤的原始版七大恨没有流传下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接近原貌的是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咱们比较一下看看两个版本的差距,这个版本译成白话内容如下:(一)我的祖宗向明朝进贡,忠顺已久,明朝忽于万历年间对我的爷爷和父亲无罪加诛。(二)癸巳年(1593年)南关(哈达)、北关(叶赫)、乌拉和蒙古的几个部落,共九部进攻我们(古勒山之战),明朝因为与自己不相关,于是袖手坐视,还好,我们靠皇天的庇护,击败各部,还乘胜反攻,攻破南关,而明朝却责备我们擅自讨伐,我们很听话,退兵了,后来北关攻南关(1599年叶赫部攻掠哈达部),大肆掳掠,可这时明朝却不管了,我国与北关都是外番,为什么待遇截然不同,明朝这样做怎样怀服各族?(三)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恐怕因为我爷爷和我爸被明朝杀害,明朝怀疑我有背叛之心,因此我和辽阳副将吴希汉,宰马牛,祭天地,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女真人私入境内者杀”。可是后来汉人出境外,来到我们的地盘挖人参,因为人参这些山泽之利是我们生存的根本,所以我们向明朝上级屡次禀告,但明朝置若罔闻,于是我们不得已遵循此前立碑盟誓的内容,杀了所有来到我们地盘的汉人。虽然我们是杀汉人了,但我们的做法是在遵守盟誓,不是有意要欺瞒背叛明朝。此时正赶上辽东新巡抚上任,按例我们应该派人祝贺,于是我们就派纲古里、方吉纳等十人来道贺,但明朝上级却把我们去祝贺的人扣押了,说让我们拿这十个人给因越境被杀的汉人偿命。欺压如此,情何以堪?(四)北关(叶赫)与建州是同种,两家发生矛盾,明朝可以公事公办,为何给北关兵马、火器,让他们来打我们?真让我们伤心。(五)北关老女东哥是早年就跟我定亲的,后来他们不愿把这个女人嫁给我了,但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明朝却帮助北关把这个女人改嫁给蒙古人。像这样的耻辱,谁能甘心忍受?(六)我部二百年来一直在这居住,可是明朝听信北关(叶赫)的谣言,发兵逼我们后退三十里,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七)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并不曾稍有图谋不轨,可是明朝却派一个叫萧伯芝的人来对我们大作威福,用秽言恶语百般欺辱我们。两相对比,大家看出来点门道没有?第一条没变化,《太祖武皇帝实录》版的第五条就是乾隆版的第四条,其他就差远了。第三条明明是明朝要努尔哈赤拿十个人偿命,到乾隆版就直接成了明朝杀了十个人。天聪年间所修《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版本是承认历史上其祖先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一直是从属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所以有如下言辞:“我忠于大明,心如金石”,“我国素来对明朝恭顺”。而到了乾隆年间的版本,此类言辞全部被删除,清朝将后金政权及其祖上完全描绘成与明朝中国并列的另一个国家,其与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抹杀了女真祖上二百年间臣属明朝的事实。而乾隆新版七大恨真是如疯了一样,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说白了都是恨叶赫,难怪日后叶赫那拉手中把清国给废了,也是天道好还。七大恨中这四条内容实质是完全重复,完全是意思拆来分去,变换字眼,清政权在篡改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愚昧疯狂心理,也足令人喷饭。乾隆版七大恨完全是假的,没有辩论价值,那么《太祖武皇帝实录》版呢,努尔哈赤说的都是真的吗?努尔哈赤的七大恨究竟有理还是没理,咱们一条一条看,还历史本来面目。第一条,努尔哈赤的爷爷、爸爸被杀,的确是真的。这一条有理。第二条,这条说的是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女真,实力越发强大,海西女真各部为了遏制其崛起势头,先下手为强,对努尔哈赤发起进攻。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要土地,努尔哈赤不给后,叶赫部出兵,最后叶赫部联军战败,所以这一仗努尔哈赤占理。至于明朝责备努尔哈赤擅自讨伐,就是血口喷人了,前文已述,李成梁只是让努尔哈赤不要再打了,并无责备他擅自讨伐之意。而明朝后来对于哈达部和叶赫部的混战不插手也是事实,这点努尔哈赤就有些无理取闹了,明朝政府很忙,对于两个部落间的事,只要不闹得太大,大体上按惯例是不插手的,此前插手努尔哈赤与叶赫部的纠纷只是李成梁因自己与努尔哈赤私人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已。总之,这一条中,论古勒山之战,努尔哈赤占理,但从本条整个内容来看,努尔哈赤没理。第三条,努尔哈赤和辽阳副将吴希汉所谓的“立碑界铭誓曰‘汉人私出境外者杀;满人私入境内者杀’”,这只是一个地方副将与努尔哈赤的盟誓,从来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努尔哈赤本身就是大明正式在编的二品武官,大明的国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私人领地,还来个不得越界?普通汉人挖人参都被杀死,还有王法吗?此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与明朝中央政府的关系,其实就是吉林省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在吉林省与辽宁边界设界碑,说辽宁人越过界碑进入吉林的杀,吉林人越过界碑进入辽宁的杀,这不很可笑吗?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没理。第四条,这一条指的是明朝1615年在努尔哈赤因为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要派兵攻打叶赫时援助给叶赫部的兵马与火器。这一条努尔哈赤算是占一半理,因为明朝在这次的确偏向叶赫部了,而之所以说努尔哈赤只占一半理,是因为明朝此前李成梁在的时候,兵马、火器没少给努尔哈赤。只许给你武器,不许给别人武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总之,这一条努尔哈赤占一半理。第五条,这条说的跟第四条其实是一件事,都是1615年明朝帮助叶赫部把东哥嫁给蒙古人的事。这一条“犹不敢把此女轻许他人”这句话绝对是瞎扯,前面已详述,东哥在拒绝嫁给努尔哈赤后,先后被许配给哈达部、辉发部、乌拉部和蒙古共5个人。东哥的问题的确是一本烂账,但明朝帮助叶赫部不把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也的确不是完全客观公正的。总之,这一条姑且算努尔哈赤占理。第六条,这一条其实就是乾隆版七大恨的第五条,本条真相前文已经叙述,柴河、三岔、抚安什么历代都是你们的地盘,这些土地历代都是哈达部的地盘,明朝通过叶赫部得知真相后令努尔哈赤退兵,完全是正义之举,至于什么“将我们的房屋烧毁,粮食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则纯属努尔哈赤虚构,在史书中无据,发布七大恨时距离本条事件的发生时间1599年已经二十年了,努尔哈赤觉得大明朝很忙,可能早已忘记此事,便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番。总之,这条努尔哈赤没理。第七条,历史没有其他旁证,存疑。这样逐一分析,这七大恨只有两条努尔哈赤占理,一条占一半理,三条没理,一条存疑,这才是努尔哈赤七大恨的真相。第三章萨尔浒,逆袭之战发布七大恨后,努尔哈赤进军抚顺。明王朝此时虽然已经腐朽,但对努尔哈赤来说仍是庞然大物,他有些不敢下口,担心被明朝这头狮子吞掉。进军抚顺是努尔哈赤用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与明朝正面交锋。多年为臣,一旦为寇,又令他胆怯,数年来他一直明着俯首称臣,暗里伺机窥探,此时征战在即,他却犹豫起来,他感到没有把握。大军出发之日下雨了,这雨加重了努尔哈赤的心理负担,他说:“阴雨之日不便前进,可退兵。”这种不可思议的命令完全不像出自努尔哈赤之口,他是个从未对流血有恐惧的战争强人,生就一副钢筋铁骨,然而这次他的确心虚了。当然努尔哈赤在心虚中不会想到,他起兵与明朝分庭抗礼,正式宣布未来的清朝成为独立政权的地方——抚顺,竟在三百三十二年后成为他的第十代孙溥仪作为战犯被关押的地方,清朝兴起的地方就是清朝末代皇帝被关押的地方,历史惊人的巧合,清朝以抚顺始,以抚顺终。清朝是个巧合很多的王朝,除此之外,清朝总共有两个摄政王,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载沣,多尔衮时顺治入关,载沣时溥仪退位,清朝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清朝入关时是一个叫洪承畴的福建人带路,溥仪1931年出关去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时是一个叫郑孝胥的福建人带路,清朝可谓以福建人始,以福建人终。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努尔哈赤纠结之时,其子代善说:“我军既已进入明朝境内,马上退回,是要与明朝重修旧好吗?我大军既已征讨明朝,岂能退回?何况下雨又有何妨?正好可以麻痹敌人呀!”代善的话打动了努尔哈赤,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七大恨已经发出去,就已经把自己的退路断了,自己与明朝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了,于是努尔哈赤开始行动了,他向遏制后金的两支犄角——抚顺和清河举刀砍去。努尔哈赤率军来到距抚顺二十里之地,范仲淹的后代范文程来投奔他,并献计以书信劝降抚顺守军,被努尔哈赤采纳。劝降书写道:“明朝发兵疆外,帮助叶赫部与我打斗,我现在兴师而来。你不过抚顺一游击之将,纵敢与我战,必不能胜。听闻你平素以才智自称,应该识时务。我国现正广揽人才,如果你投降,定当与我国一等大臣并列,结为婚姻,多加恩养。如你不降,最后一定身中万箭而死,死又何益?如果你降,我大兵绝不入城惊扰。如果不降,我军入城后,男女老弱一个不剩!千万别以为朕(已经以皇帝自居)是虚喝高声吓唬你!”抚顺守将李永芳在看见劝降书后,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派女真人假扮商人混进城内。当夜皇太极率五千精兵抵达抚顺城下,吹起了胡笳,凄厉的胡笳声在城内外回荡。这是向城内女真人发出的暗号。突然城内烧起了熊熊大火,皇太极率军架云梯攻城,里应外合,李永芳当即投降。李永芳是明朝第一个投降后金的将领,其父给他起名时本想让他永远流芳百世,不曾想他却成为遗臭万年之人。抚顺失陷后,广宁总兵张承荫率军来收复抚顺。努尔哈赤问李永芳:“张承荫这人怎么样呀?”“是员勇将。”“既是勇将,想必不会投降,不如先发制人。”于是派兵迎敌,张承荫所部也是不弱,两军从中午打到傍晚。忽然一阵大风从西北吹来猛扑明军,明军支撑不住,随后风越刮越大,把明军的旗子卷走了。后金军顺风如泰山压卵般扑向明军,张承荫忙率兵撤退。忽然侧面闪出一将,大呼:“多铎在此,敌将还不快下马投降?”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个儿子,原来努尔哈赤见无法取胜便让多铎从侧翼迂回。张承荫腹背受敌,无心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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