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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5:28
8xse.com民起义,后金可以趁机从东面进攻,这至少能迫使明朝与后金议和,从而达成有利于后金的和约。郑克晟:《多尔衮》,第4—5页。同年,张文衡也主张:“今正取天下之时,入中原之机……明之东南,苦于徭役,必不堪一击。今明国东西不能相顾,正吾发兵中原之机……汗若乘此天赐良机,国人争劝之时,决意进取,则天必佑汗。”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6—13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387页。?张春被俘后,达海对他说,金明交兵是因为皇太极致和书六七次,而明朝政府竟无一言相报。《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九卷,第31页。?康熙皇帝后来曾引用过皇太极的这番话。史景迁:《中国皇帝》,第144页。大凌河城陷落后,一些汉官试图说服皇太极乘胜南下。1632年5月8日,宁完我上疏指出,大凌河的胜利是明朝“内患”的结果,认为进军“南朝”,围攻山海关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明为“南朝”,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后金已取得了与明朝平等的地位,今后将要与明朝争夺霸权,就像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所明确规定的那样;见苏珊·E·卡希尔:《宋代宫廷中的道教》,第24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三册“奏议”第一卷,第14页。1633年8月26日,祖可法对皇太极说,一旦攻下北京,明朝其他城市都会投降;而欲攻下北京,必须先夺取山海关。同上书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32—33页。但皇太极仍然否定了这一建议。1634年,皇太极进军中原并已打到大同城下时,仍表示他的愿望是议和。任长正:《清太祖太宗时代明清和战考》,第49页。?“其结果是改革了女真族的部落组织形式,建立了汉化的政治制度,而且,其中央集权的程度比北宋王朝还高。”陶晋生:《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7页。1635年7月4日,皇太极:下令对金、辽、宋、元的历史要特别重视。《皇清开国方略》,第373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页。随着皇太极对满洲后人可能忘却本族文化的担忧与日俱增,他对多尔衮的态度逐渐产生了矛盾。他把极大的权力交给多尔衮,但又因多尔衮主张实现更全面的汉化而对他怀有戒心。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同上书,第154—155页。?据《实录》载,5月12日,皇太极召集众官举行了更改年号(改天聪为崇德)和国号(改金为清)的仪式。皇太极——自此以后史称太宗——宣称此次改号符合天意,并强调说他已征服了朝鲜(当时其使臣在场),统一了蒙古,因而鸿名伟业,丕扬天下。《清太宗实录》第二十八卷,第17—22页。满族人相信,君主需要遵从天命来建立自己的统治。戴维·M·法夸尔:《满洲之蒙古政策的起源》,第201、204页。奥克斯南认为,“阿巴海(即皇太极)清楚地认识到,摆出一副能使中国摆脱明朝腐朽统治的架式,而非以金朝女真征服者的姿态出现,这具有宣传价值。”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5页;又见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1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8页。熙宗是第一个热衷于汉化的金朝皇帝。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的汉化研究》,第99页。?世宗的排外运动,还强调了狩猎的重要性。陶晋生:《女真的汉化》,第76—83页。?《清太宗实录》第三十二卷,第9页;又见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6—37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1—183页。?太宗日益增强的排外主义倾向,使他对力求改善汉人俘虏之地位的汉族官员,不像以往那样言听计从了。1638年,于努尔哈赤时代降金的祝世昌,对将俘获的良人妇女卖充乐户的作法提出批评。为此太宗斥祝世昌为身虽在清、心犹在明的叛徒。郑克晟:《多尔衮》,第9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3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420—42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65—170页;郑克晟:《多尔衮》,第2页。引起这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拒绝承认太宗的地位高于明朝皇帝。另一重要原因是满足经济方面的需求。此前,正白旗之鞑靼人英俄尔岱,一直负责向朝鲜征收粮草。1636年,朝鲜国王将英俄尔岱软禁起来,并停止向清朝纳贡。其后,朝鲜军队被击溃,其国王逃走,英俄尔岱又继续在朝鲜履行其职责了。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94—395页。?沈世魁死后,沈志祥继承了他的军队和总兵头衔。明廷对此颇为不满,沈志祥遂率众降清了。此后,沈志祥成了清军一员猛将,曾在山海关攻打李自成,又助孔有德攻占湖南,以战功受封公爵。《贰臣传》第七卷,第20—2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五卷,第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6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27—529页。?关于洪承畴在陕西镇压起义的概括叙述,见李光涛:《洪承畴》,第229—231页。?陈奇瑜在陕西东南将起义军包围后,接受了义军的投降,派安抚官护送他们回乡务农。但在途中,义军却杀死了安抚官,再度反叛。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5页。?《贰臣传》第三卷,第1—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58—35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0—381页。?八!零!电!子!书!w!w!w!!t!x!t!8!0!.!c!o!m1641年4月25日,兵部从一逃亡奴隶口中获悉,济尔哈朗率一支清军,携30多门“大红夷”炮,已经到达锦州东北数公里处的义州,并准备进攻锦州。分守外城的蒙古雇佣军经清军劝降而放弃了阵地,祖大寿弹压失败,只得退守内城。城中积粟足供坚持数月,但清朝之汉军及一支朝鲜援军的猛烈炮火,使守城明军伤亡惨重。这支朝鲜军是被迫而来的,战斗中又大量死于疾病。这时,明朝派职方郎张若麒赶赴洪承畴军中。洪承畴认为,清军攻势太猛,应当谨慎从事。而张若麒认为这是与清军进行决战并将其一举击溃的好机会,故一味催战。后来,张若麒因提出这一鲁莽的计划而受到弹劾。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680、3683—3686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1—233及236—237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4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这块沿海平川被流向大海的山洪隔开。1641年11月11日,朝鲜将领柳琳向其国王对这一战场做了生动的描述。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明清史料》乙编,第296、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2、236页;《清实录》,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5页;吴晗:《朝鲜李朝实录》,第3686—3687页;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9—20页。?城中一名官员设法逃出了清军的防线,去报告洪承畴及其残兵败将在松山的困境。他估计城中粮草只能维持到1642年初春,要求派兵增援。《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大同守军的估计则更为悲观,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松山人马每天要消耗粮食3000石。《明清史料》乙编,第335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明《题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240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7页。?明朝可以派出的援军有:吴三桂部兵1万人,战马5000匹;白广恩部兵5000人,战马2500匹;李辅明部兵5000人,战马500(应为700——译者)匹。此外,马科部有兵6500人,战马3400(应为2400——译者)匹;唐通部也有大约10000人的军队。但他们正镇守关隘,不能调动。《明清史料》乙编,第33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页。到1641年12月,清军已在被围各城四周“挖地为壕,壕上有桩,桩上有绳,绳上有铃,铃边有犬。”《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松山城内一部分水源被切断了,而到1641年10月18日两名士卒冲出包围时,城内只剩下三月粮草了。守城士卒每五天才能分到两碗米。《明清史料》乙编,第331、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6、239页。?《明清史料》乙编,第336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8页。?这支清朝汉军的将领是佟养性之孙、炮兵专家佟国印。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26页。?由于雪太大,清军主力返回义州躲避去了。《明清史料》乙编,第337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39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6—537页;《贰臣传》第三卷,第3—4页。沈廷杨亦由天津海运粮饷前往增援,但却拖延了数月之久。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页。?《贰臣传》第三卷,第4—5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6—7页;《贰臣传》第九卷,第4—5页;《皇清开国方略》,第537—538页。?同上书,第8页。?1643年,夏承德及其所领500庄丁、1000依附农民,被编入汉军正百旗,后被派去占领山东。《贰臣传》第九卷,第6页。?《东华录》,1642年4月29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据说,太宗在大清门内的崇政殿接见了洪承畴,问他明朝皇帝为何对手下将帅的生死如此漠不关心,竟在战争中将他们轻易抛弃。洪承畴说,这是由于崇祯皇帝周围的众多文臣提出的策略纷纭不一。太宗直截了当地驳斥道:“特今君暗臣蔽,故多枉杀。似此死战被擒,势蹙归降之辈,岂可戮彼妻子,即其身在敌国,可以财帛赎而得之,亦所当为,而况坐妻子以死流之罪乎?”洪承畴被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亲属一定遭到了明朝的诛戮。《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1—24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根据郑天挺的看法,是张存仁使洪承畴改变了主意。他曾在太宗面前自告奋勇,要求奉命为洪承畴剃发。郑天挺:《清史探微》,第52页。?《贰臣传》第三卷,第6页。关于洪承畴降清一事,有许多想象出来的描述。1644年以后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他被俘后曾绝食9天,经强行灌入参汤后才苏醒过来。但此后他仍以自己是朝廷大臣,又是南人,而拒绝背叛明朝。清人见劝降无效,便将他放掉,并派甲士护送。将入关时,他遇见一个家仆。此人告诉他,京师中人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并特别提醒他说,他如今是“所统三军俱没,地方俱失。”于是,洪承畴感到除了回去寻求清朝皇帝的保护之外,已经别无出路了。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4页。还有一些记载,或说是由于范文程的极力说服,洪承畴才放弃了绝食而死的念头;或说是皇太极让他年轻美貌的妃子蒙古科尔泌贝勒塞桑之女博尔济吉特氏去服侍洪承畴,使他恢复了健康;或说是皇太极亲至其室,解貂裘而与之服,使洪承畴大为感激,遂叩头请降了。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199—20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1页。产生这些传说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洪承畴本人的特殊性。虽然后来有许多身居高位的南方士大夫为清朝效力,但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人加入清政权及早已归附的辽东汉人集团,势必使人感到震惊。文秉:《甲乙事案》,第35页。不加深究地把洪承畴说成是乱臣贼子,总是很容易的;但人们对这一令人困惑的事件,显然渴望得到更详尽的解释。?《东华录》,1642年6月1日条。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00页。洪承畴很快就赢得了这些贝勒的信任和尊重,被他们视为清政府中最好的汉官。郑克晟:《多尔衮》,第8页。后来,洪承畴在陕西时的几员部将也在他的影响下叛明降清,其中包括总兵李本深和刘泽清。李本深率手下10.3万人归降于多铎。刘泽清在背叛南明而降清时曾写信与洪承畴联络。《明清史料》丙编,第91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55—256页。?1642年5月10日,圣旨称他“节烈弥笃”,令“速与优旌”。5月25日,兵部公布了吴三桂手下一人的报告,描述了洪承畴临死前每日面朝西南向明朝皇帝叩拜的情景。《明清史料》乙编,第398页,引自李光涛:《洪承畴》,第242页。?1644年2月27日关于洪承畴之死的一次廷议。见万言:《崇祯长编》,第81页。?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第五卷,第15页。该祠后来使明朝颇感为难,遂改奉观音了。根据一种记载,洪承畴的一个家仆,为了筹集一笔盘缠将洪承畴的妻妾及十名家仆送回福建老家,而上疏崇祯皇帝,极为详细地描述了其主人尽忠死节的经过。崇祯皇帝读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遂亲至洪承畴祠祭奠,而不顾大臣们对此报告之真实性的怀疑。皇上既然已经公开对洪承畴表示了哀悼,所有辽东籍官员便都不敢将洪承畴仍然活着的传闻上奏了。张怡:《谀闻续笔》第一卷,第20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28—229、243—244页。?谢国桢:《党社运动》,第90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5—19页。佟图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也以同样内容上疏皇太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6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0页。?但太宗并未完全放弃与明朝议和的念头。1642年10月,阿巴泰准备率军入关骚扰,太宗嘱咐他说:“若明国差人来讲和,尔等可答之云:‘我皇上命我率兵征讨,敢不奉命行事。尔国果欲讲和,可与我皇上请命’。”另一方面,太宗又对阿巴泰说:“若遇流贼兵,亦对他说:‘尔等见明无道逆行,故兴师征讨。我国与尔同意,……流贼若差人来,就带他的人来。”郑克晟:《多尔衮》,第5页。?李光涛:《洪承畴》,第24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1页。?同上书,第12页。最初,围攻锦州的清军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太宗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太宗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因罪请死,太宗便将其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1000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5月1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郑克晟:《多尔衮》,第1页。关于多尔衮原来的头衔,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2页。?《清太宗实录》第五十九卷,第12页。?同上书,第13—14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539—543页。?赵尔巽:《清史稿》“列传”第二十一卷,第20页。?虽然吴三桂的军队和声望都在1641年衡山附近的那次战役中被摧毁了,但他又在宁远重整旗鼓。到1644年,他手下已拥有4万正规军,七八万来自辽东的非正规军。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11页;又见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3页。?锦州陷落后,张存仁曾至书吴三桂,简要叙述了清军连破数城的战绩,进而指出,“明气运已衰。”由于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舅,吴三桂此时自然会考虑降清问题。《贰臣传》第二卷,第21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7页
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北人与南人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沈惟炳所荐官员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张凤翔 | 兵部侍郎 | 山东1,5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1,4 |
张忻刑 | 部尚书 | 山东1,2 |
左懋第 | 吏科给事中 | 山东 |
成勇 | 南京御史 | 山东 |
叶廷秀 | 兵部主事、尚书 | 山东 |
高有闻 | 尚宝司少卿 | 山东1 |
左懋泰 | 吏部员外郎 | 山东1 |
李化熙 | 总督 | 山东1,4 |
沈迅 | 兵科给事中 | 山东 |
毛九华 | 御史 | 山东 |
黄宗昌 | 御史 | 山东 |
郝纲 | 分守道丞 | 山东1 |
任濬 | 巡抚 | 山东4 |
杨士聪 | 谕德 | 山东 |
耿章光 | 兵部员外郎 | 山东 |
孙昌龄 | 吏部郎中 | 北直隶 |
冯杰 | 给事中 | 北直隶 |
韩四维 | 谕德 | 北直隶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王家祯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李春蓁 | 御史 | 北直隶 |
张三谟 | 大理寺卿 | 山西 |
王守履 | 工部郎中 | 山西 |
张煊 | 御史 | 山西4 |
张鹏云 | 巡抚 | 山西 |
阴润 | 吏科给事中 | 山西 |
张希夏 | 礼科给事中 | 山西 |
李化龙 | 户科给事中 | 山西 |
张第元 | 太常寺少卿 | 山西 |
陈奇瑜 | 总督 | 山西 |
练国事 | 巡抚 | 河南 |
郑二阳 | 巡抚 | 河南 |
李政修 | 副使 | 河南 |
丁启睿 | 总督 | 河南 |
丁魁楚 | 总督 | 河南 |
省份 | 人数 | 百分比 |
直隶 | 95 | 25% |
山东 | 93 | 25% |
河南 | 87 | 23% |
山西 | 81 | 22% |
陕西 | 8 | 2% |
浙江 | 4 | 1% |
江南 | 2 | 1% |
福建 | 1 | 1% |
湖广 | 1 | 1% |
辽东 | 1 | 1% |
总计 | 373 | 100% |
清除明代弊政
这些法令的口吻始终是严厉的、训斥性的。首先要打击的是明代官场吏治中的“贪蠹”之风与种种不法之举。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甚至无功者以行贿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贿而功掩,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各个衙门都要毫不留情地揭发非法行为,官员在行刑中,应遵从清朝鞭笞的习惯,而不能使用竹板。清廷的“臣工”要不纳贿,不修怨,不徇私,违者将处以重典。从今以后,各级官吏要痛革前朝腐败风气,“共砥忠廉”。其实并不奇怪,多尔衮锐意改革前朝弊政,其原因之一,倒是害怕忠明分子有朝一日光复前朝。1644年6月25日,即进京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明确地用这种可能性告诫过他的官员:今荷天祐,底定中原,宜各殚忠诚,永保富贵。有贪婪不检,自蹈罪愆者,虽有功不叙,毋得苛且一时,失子孙久远之计也。那么,新政权的当务之急,就是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以证明天命所归。一方面这意味着政权要实施公共福利措施:京城内流贼蹂躏之后,必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在另一方面,这意味着明朝的沉重赋税要有所减轻。在一些汉族合作者(包括对安定京都所在的顺天地区最感兴趣的宋权)的要求下,7月13日,多尔衮下令,凡是清军驻扎李介立:《天香阁随笔》第二卷,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7—58页。?关于榆园军起源的材料记载在乾隆年间的《曹州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19—25页。?同上书,第20页。“苫块”喻指居父母丧时睡的草荐。?同上书第十卷,第21页。?同上。?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21页。?同上。?《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阎尔梅使用的“国家”一词无疑是来自孟子的用语:“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根据对这个语辞的一般解释,“国”是指封建诸侯的国家,而“家”是指贵族士大夫的家族。这个概念恰恰是家族主义的,表明了引伸为父权,引伸为整个帝国统治者的一种家庭式等级结构。尽管指出这种国家概念和现代“国家”概念(它大略同于英语nation一词)之间存在着不同是很重要的,但阎尔梅对这个词的用法与现代用法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它表明了一种向更为普遍和一般的忠诚的缓慢进步,就像现代民族主义所表现的一样。?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0页。一般说来,以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统治者的责任兼有对其家庭的义务。后者是用“义”来定义的,阎尔梅在他的信中首先表明了这种态度,但是他随即又对史可法说,对他这样的忠臣来说,他对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的“国家”所承担的更高义务,远远重于他对自己私亲所承担的直接家族义务。?同上书,第十卷,第22页。?在经书中,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常常用“义”来形容,以表示一个人在社会中严格地按照相应礼节和地位差别行事的责任。这样,一方面,存在着一种观念,即“义”意味着与“礼”、与当时社会现实相一致;而另一方面,“义”的解释也包含了强烈的理想主义内涵,表明了孔孟在社会政治权威面前对伦理原则不变的信仰。阎尔梅在他的信中谈到,韩愈(“夫天下人之所最恶者,莫如死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便具有这种自我献身精神;朱熹(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这个名字)、王阳明也是如此。那种信仰也常常与文人的保护国家免遭侵略,为收复中原而斗争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朱熹。“在朱熹看来,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战争是一种道义的需要。反之,忘记耻辱,主张偏安,则是违反天理的。”康拉德·M·施罗考尔:《朱熹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第87页。?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3页。?同上书第十卷,第24页。?《论语·述而》。?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25页。史可法的调停才能,以及他左右为难的可悲处境——使他处于像阎尔梅这样的热衷党派活动者和皇帝之间,使得史学家温睿临对史可法非常推崇,因为温睿临敬重不事朋党的人。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64页。?同上书第八卷,第18页。?在二月份,豪格因为满家洞起义军在遭杨方兴镇压后再度起义而十分紧张。豪格的军队与杨方兴的山东士兵一道进入这个地区,猛烈进攻义军,杀“盗匪不计其数”。幸存者退进了山洞,但并没有找到永久的藏身之处。豪格手下的士兵瓜分了俘虏的财物和牲畜后,干脆用泥土和石块堵死了大约251个山洞,把那些人全部闷死了。随后,豪格的部队转而进攻南明,但豪格很快就被调往陕西,去统治那个地区。他的继任者阿巴泰,在1645年夏季继续控制了那个重要地区。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地方史讲授提纲》,第36页。关于1646和1647年以后在靠近满家洞地区的莘县的起义,见《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54—55页。?同上书,第68页。?见前引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9—7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1615年,准塔的父亲扈尔汉也是满族的一个部落大人。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62页。?同上书第十五卷,第167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0页。归德的明军总兵凌駉拒绝投降,但是多铎毕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这座城市。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2550页(第一五一卷,第24页)。我不知道李成栋投降的确切时间,在5月4日他还在与清军作战。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2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根据顾炎武的记载,刘良佐在1645年6月8日投降,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9页。?李成栋的部队很快就充当了清军进攻扬州的先锋,并进行了臭名昭著的嘉定大屠杀,镇压了那里的勤王武装。据说刘良佐有10万或者更多的部队,在1645年占领整个江南过程中,他们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正是他们在以后摧毁了江阴城。刘良佐后为汉镶黄旗成员,由于他的贡献而加入贵族行列;后来他与谭泰一道为满人去征服中国南部,并因而荣任御林军官。这些高官显职以及他在1661年担任江南巡抚证明多尔衮和顺治皇帝对他的巨大信任,以及对他在征服战争中的汗马功劳的赞赏。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24—5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113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0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8页。在得知童氏在世的消息后,刘良佐派妻子去接她。这位妇人告诉刘太太,她今年36岁;她19年前做了宫女,生了一个叫金哥的男孩,现住在一个叫宁家庄的地方。刘夫人对她的叙述深信不疑,并劝她丈夫相信童氏不是一个骗子。从这以后,童氏觉得自己就要成为皇后了,便趾高气扬起来。在她所经过的城市中,官员们皆以皇室礼遇之。如果饭菜不够好的话,她就会大发雷霆,有时还会掀翻桌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在他继承父王王位之前,他曾娶了一个姓黄的女子,她死的时候没有孩子。其次妃李氏,据说死在洛阳。童氏说,她妈妈曾卖过一些女人用的小物件给前福王即弘光皇帝父亲的宫女。她妈妈曾带她进宫,因而与福王年轻的嗣子发生了关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尽管她自己没有抚养过这个儿子,但是她希望维护继黄妃和李妃之后做他合法妻子的权利。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7—168页;刘约瑟:《史可法》,第106页。?弘光称她为“妖妇”。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同上;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8页。?几乎所有的史书都断言,童氏如她自己所说是妃子。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11页。不过有些材料说,她最后又说她的丈夫是周王世子。她误以为就要登基的是周世子。斯特鲁弗:《南明》,第24—25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1、710页。?引自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8页;又见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24—225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一些传闻说,她是绝食而死的。她还在监禁中流产了一个胎儿。计六奇:《明季南略》,第32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4页。?见《明史》,第3069页。一些人因为被怀疑与童氏有关,在史可法军营中被抓了起来;但是对她的严刑审讯并没有导致太多的冤狱。?来自贵州的越其杰在因为贪污而被流放之前,曾是同知。回到南京后,他娶了马士英的妹妹。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97页;又见《明史》,第3069页。?孔希贵、高第、王之纲都是那时投降多铎的河南地方军官的最著名事例。孔希贵曾被派往归德与金高的起义军作战。高第作了清的将军,曾受命镇压河南大顺军余部。曾在史可法手下效力的王之纲,当清军南进时正守卫着开封。他慑于敌威逃至江宁,又投降了多铎,负责平定徐州。参见《贰臣传》第六卷,第10—11、12—13页;第十卷,第25—26页。这个时期投降的河南官僚名单,见《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70页。至于陈潜夫,当南京陷落时逃走了,并跑到了绍兴投奔了鲁王,任太仆寺少卿和监军。他招募了300名战士,进入清军后方。1646年他和他的小部队被包围消灭了。他自杀而亡,时年37岁。《明史》,第311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2页(应为85页——译者)。?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15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页。根据一种传闻,为了其安全,吴三桂曾把太子安排在高梦箕的父亲高起潜家。高起潜知道,南明朝廷会加害太子,准备谋杀他。他的儿子高梦箕为此很害怕,把皇子带到苏杭地区。但是,太子还是被一些人认了出来,高梦箕因而觉得最好还是把太子在世的情况上奏,以保全自己生命。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另一种说法是,高梦箕的仆人木虎在阴历腊月(1644年12月29日至1645年1月27日)从北向南的路上认出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到了高梦箕家。高梦箕曾把他悄悄送到杭州的侄子那里,但他的侄子管不住太子的傲慢、胡闹与皇族派头,高梦箕很吃惊,于是把他带到长江岸边的金华的一个隐身处。但那里的外人又很快就知道了太子的住处,因而众人喧哗不断。高梦箕除了上报年轻太子的下落外已别无选择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当他听到这个自称皇太子的人的消息时,弘光深为感动。他谈到前皇帝为社稷而死时,哽咽不止。后来他说,如果这个太子能对所有南明官僚证明他是真的,那么就迎其入宫,并把他当作弘光自己的太子。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3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刘约瑟:《史可法传》,第123页。这个故事是由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后来告诉他的看守者、禁卫军官杨时甫的。不过根据其他传闻,这个自称太子的人告诉他的审讯者,他曾被李自成在离京后带到潼关。兵乱之中,李自成在转移途中让明太子从他手里溜掉了;随后太子被发现并被带到了吴三桂的兵营。吴三桂收留了他一段时间,但很快他担心收容明皇太子一事如被多铎发现便会引起误解。于是太子被送到一个佛寺去了,想必他又是从那里南去杭州。陆圻:《纤言》,第34—35页。徐鼒的《小腆纪传》认为,吴三桂曾要求多铎是否把太子送回北京,多铎不同意,而是命令吴三桂向西追击李自成。因此吴三桂把慈烺交给一个太监照顾,但是太子却设法跑了出去,躲入一个寺庙。见刘约瑟:《史可法》,第131页。?姚家积:《明季轶闻考补》,第109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4页。?同上书,第155页。是阮大铖建议马士英这样做的。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3—104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5页;顾芩:《金陵野钞》,第44—46页。太子的师傅刘正宗和李景濂问他曾在宫中何处读书,结果他误把端敬殿当成了文华殿。又问他是先阅读还是先听讲,他误答为先阅读。接下来又问他阅读后抄写哪篇文章,他说是《孝经》,而没有答《诗经》。又让他试着写些东西,他只写了10个大字,但没有写其他小楷。最后,他记不起来阅读和讲授后他们有多少次在一起搞清疑难,也记不起来上过多少门功课了。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又见斯特鲁弗:《南明》,第23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0—11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4—129页。?这个布告见《东华录》,但是日期几乎早了两个月:顺治元年12月15日(1645年1月12日)。引自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3页。?孟森认为,这可能是满族方面的一点差错,那个证据实际上来自崇祯的另一个妃子任氏。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5页。?据张岱说,太子曾被李自成俘虏,北京失陷时他跑掉了。后来他又被大顺军抓住,但是他的真正身份没有被认出来。他被迫为他们的战马打草,做了两个月的阶下囚,后来趁卫兵警惕放松,逃到了周奎家。张岱:《石匮藏书》,第45—46页。戴名世的《南山记》说,“太子为流贼所获,拘于刘宗敏处,李自成西逃时,人们看到他身着紫衣跟随马后。当左懋第初次北使时,他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仍活在北京。所以史可法第一个怀疑王之明的真伪,并上书揭发。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6页。?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辗转来到南京的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太子,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们在这个特殊事件面前遇到了难题。一个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满人在故意制造假象。刘约瑟认为,清朝的最大担心是老百姓仍然相信大明光复的可能。他们知道太子已经逃往了南方,除了那些真的相信这种光复可能的人,还有更多人抱有这种希望。因此,满人故意制造了一起假案,提到了公主的眼泪,但接下来又说这个人是个冒名顶替的家伙。这样就可使自己从老百姓对他们杀戮储君的谴责中解脱出来,而同时又足以使人相信,那个冒充者其实就是太子,而他现在已经死在了北京。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2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0页。?在一封与他侄子的来往信件中,高梦箕提到已把太子送到了福建。于是弘光皇帝怀疑存在着一个想在更南的地方建立另一个皇权的阴谋;并且因为高梦箕是史可法的一个代理人(为他的军工厂采买硝石),史可法似乎也与之有关。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顾炎武:《圣安本纪》,第23—24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59页。?同样,据左懋第的情报,一个皇室成员告诉他,太子有一些胎记,而且小腿上有一个黑痣。但是这个年轻人并没有这些足以表明身份的标记。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21页。?他声称的叔父高阳王昺,是在1567—1572年期间在位的穆宗的女婿。?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67页;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1435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17—18页;又见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2—133页。?魏斐德:《清人征服江南时期中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129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64页。正史的编辑者并不承认他的可信性,见《明史》,第4112页;又见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5页。关于南方太子为什么是假冒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见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5页。我接受孟森的权威观点,他认为北方的冒充者是真正的明太子,孟森:《明烈皇殉国后记》,第10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710页;又见李清:《三垣笔记》下,第3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37页。?李清:《三垣笔记》下,第23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160页,引自克劳福德:《阮
新大臣。他条列陈名夏十罪、二不法,指责他“谄事睿亲王”,因而骤迁尚书,“夤缘夺情,恤典空悬”。紊乱铨序,且“结党营私”。最后,张煊讲到了火神庙的秘密会议,控告陈名夏、洪承畴和陈之遴为谋反集团:“屏左右密议”。这最后一条论劾还附带有一个实证,说洪承畴未经事先奏明,就将母亲送回了福建祖籍,似乎是在预先将她安置到安全地带,以待某个南明阴谋小集团在北京策划政变。洪承畴确实将母亲送回了原籍,但他坚决反驳关于密谋的指控。他解释说,大臣们在火神庙会议是为了甄别诸御史。不过,此案是非曲直尚未判定。陈名夏有一个势力很大的伙伴,就是他的搭档、吏部尚书谭泰。陈名夏对谭泰的腐败行径助纣为虐。自然,如果有关陈名夏铨选不公的论劾被证实的话,谭泰也会被谴责为无能。也许就是因此缘故,谭泰亲自策马去皇帝狩猎的驻跸之所,对张煊的弹章提出质疑,并反过来指控张煊因被洪承畴免去御史,挟嫌做不实之劾。次年皇帝与朝臣坦率地谈到谭泰的这次晋见,根据皇帝本人的回忆:其时朕狩于外,一切政事暂委之和硕巽亲王满达海。王集诸王大臣逐件审实,遂将名夏、承畴羁之别所,拨兵看守,以事关重大,驰使奏闻。谭泰闻之,艴然不悦,遂萌翻案之心,及朕回京,敕诸王、贝勒、贝子、公、侯暨众大臣质审廷议,谭泰咆哮攘臂,力庇党人,务欲杀张煊以塞言路。诸王大臣惮彼凶锋,有随声附和者,亦有袒首无言者,内亦有左袒者。入奏之时,朕一见罪款甚多,不胜惊讶,谭泰挺身至朕前诳言,告词全虚,又系赦前。诬陷忠臣于死罪,应反坐。于是,不管是被说服了或是受到胁迫,议政王大臣会议接受了谭泰的意见,1651年7月15日,宣布陈名夏和洪承畴无罪。上疏弹劾也们的张煊,则被认为“心怀妒忌,诬蔑大臣”,判处死刑。
抑制贵族
尽管皇帝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对陈名夏的论劾值得重视,但在7月审讯后的日子里顺治还是继续信任并提拔了这个前明朝官员。如果说稍有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对陈名夏的评价看来变得更高了。在大学士陈泰、李率泰被罢免后,1651年9月8日陈名夏被重新任命为弘文院大学士。与此同时,皇帝继续支持的政策是,或者更加宠幸他的近臣大学士们,或者试图抑制满洲贵族的一些特权和过分的行为。例如,刑部的惯例是立即审讯在各官衙内遭到弹劾和被认为有污秽之举的官吏。这就将最终决定绝大多数中下级官员命运的权力交到了各部长手里。顺治则相反,他命令所有的弹劾章疏都要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决定某个官员是该受审还是继续留任,这样就把更多的裁判权交给了内三院。同时,顺治下诏将刑事起诉扩大到那些满洲贵族的成员,他们招徕投充,减损了汉族人口。在这个问题上皇帝所持的家长式态度是与多尔衮极为相似的:朕闻之,不胜痛恨,帝王以天下为家,岂有厚视投充、薄待编氓之理。况供我赋役者民也,国家元气赖之;投充者奴隶也,今反借主为护身之符,藐视有司,颠倒是非,弁髦国法,欺压小民,若不大加惩治,成何法纪!自今以后,上自朕之包衣牛录,下至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诸臣等,若有投充之人仍前生事害民者,本主及该管牛录果系知情,问连坐之罪。不过虽然语调与前摄政王相似,顺治的政策却严厉得多。在这类事件上顺治皇帝剥夺了占有投充者的满洲贵族的刑事豁免权,这样就把皇家权威扩展到了贵族头上,远远超过多尔衮所曾做的。事实上,他和他的谋臣是在宣布,如果皇朝要想继续赢得民心,就必须严格抑制官员和贵族的特权。像赵开心这样特别大胆的“言官”被任命为左都御史,也正表明了朝廷的这个政策。赵开心以论劾吏蠹、无所畏避而出名。在某种程度上,皇帝于1651年10月1日突然诏责谭泰,同样体现了君主对贵族特权的否定。苏拜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攻讦这位满洲一等公,说他阿附多尔衮。但顺治对这位吏部尚书的指责则主要强调了另一方面,即谭泰企图将他个人的影响扩大到政府其他各部,经常使官吏误以为谭泰的意志也就是皇上的愿望。自然,在付狱受审中,还有其他的指责。许多证人都说谭泰专横,包括对待宗室成员。不过,虽然这些指责有助于谋取宗亲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他贵族的支持,他们或者受过这个新授一等公谭泰恣意专横的当众侮辱,或者被他对多尔衮的谄媚所激怒,但皇帝对于他“部中事一切事务朦胧奏请”,以及他不断的“但知为己营私”的愤恨,才最终导致他受诛身死。随着谭泰的被处死,至少就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言,顺治看来终于成了自主的主人。尽管济尔哈朗仍然是朝中极有势力的人物,到1655年去世时他一直是贵族中的首领,但从今往后,只要顺治在世,就没有任何贵族成员或是他们的联盟能有效地向君权挑战了。随后,在1651年的最后几个月,顺治完成了从一个在极有势力的摄政者监护下的幼主到独立自主的君主的转变。1651年10月31日,宫城南门“承天门”被改为“天安门”。虽然《实录》中对这一名称的改变未做任何解释,但它看来似乎象征着从庆贺刚刚君临天下(这是多尔衮的骄傲)到颂扬天下大治(这是顺治的愿望)的转变。随着顺治在政治上日臻成熟,他将自己的童年永远地撇在了身后。9月,他娶了自己的表妹;12月13日,也许这个日子比前者更为重要,一个宫妃为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当然,日益强大的皇权不能够一概视同于福临个人的权力。毋容置疑的是,在与势力强大的贵族较量的这一时期,年轻的皇帝得到了谋臣小心谨慎的指导和帮助。毫无疑问,宦官吴良辅对于团结官吏支持皇帝,反对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和官僚中的亲多尔衮分子,在幕后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宦官支持皇权的重要意义,可以从后来于1653年7月置立臭名昭著的十三衙门推知一二。十三衙门由内侍组成,其中有些人负责起草诏令,任命官员。这样,继承权斗争的结果之一就是内朝宦官势力的复兴,它体现了明制的部分恢复。另一个反映着明制恢复的结果是,作为皇帝私人谋臣的大学士势力扩大了。因而,皇权的胜利也在君主与其儒家谋臣之间造成了新的紧张状态。了结旧账
谭泰死后,在皇帝所有的汉人谋臣中,陈名夏处境最为困难。自然,谭泰在吏部的恣意不法连累了他,但是,尽管陈名夏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在皇帝看来,谭泰的专擅还是与他有关。顺治后来这样告诉朝臣们:当朕亲政之初,(谭泰)把持六部,干预万机。藐朕幼冲而威权专擅,广纳贿赂而祸福横施。此时陈名夏亦任本部尚书。虽然如此,陈名夏好像仍然受着皇帝的宠幸。所以,当众臣于1652年2月17日得知陈泰再度被任命为大学士的消息时,一定甚感意外。第二天,即2月18日,当他们发现陈名夏将被再次付狱,就更是大吃一惊了。这一天恰逢京城地震。在审判中,朝臣们从皇帝本人处得知,秘密调查现已进行了一段时间。顺治向议政王大臣会议说明,自从去年7月听审,谭泰开脱了陈名夏而使御史张煊被处死以来,他就一直想知道在张煊的论劾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事实。于是顺治命令重议此案,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对洪承畴和陈名夏进行调查。洪承畴一得知此事,就承认他确实未先上奏便将母亲送回了原籍,应当引罪,但对火神庙集议他仍然辩解是为了甄别诸御史。陈名夏则不然,他坚持否认有任何不法之举,而在皇帝看来正是这一点最终成了他的过错。皇帝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说:独名夏厉声强辩,闪烁其词,及诘问词穷,乃哭诉投诚之功。朕始知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也。名夏罪实难逭,但朕有前旨,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若仍执名夏而罪之,是不信前旨也。今将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旧,发正黄旗汉军下,同闲散官随朝。与此同时,张煊被昭雪,仍加二级恤典,以慰忠魂,并使御史与皇帝间“言路”畅通。所以,顺治下令重议此案的本意之一,是鼓励汉人御史今后更加直言无隐。另一动机则是为最后了结由谭泰案件遗留的旧账,因为对于谭泰受诛,而陈名夏却仍逍遥法外,许多满洲贵族一定是耿耿于怀的。然而,皇帝并不想走得太远,以免许多由陈名夏荐举而出仕为官的的南人,诸如郝洛、向玉轩、宋徵璧、李人龙、王崇简、杨廷鉴和宋之盛等,与他疏远。这些杰出的文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在明朝翰林院供职)当中有几个是陈名夏的同榜进士,其他则与他为一个文学社团的成员。所有这些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在朝中的主要靠山。如果皇帝称陈名夏为“辗转矫诈之小人”的话语传到保密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忠诚就会濒临破灭,而皇帝招徕更多南人的愿望就会受到阻碍。所以,顺治决定只让议政王大臣会议外面的人知道张煊的昭雪和谭泰的罪行。又思谭泰罪恶,满洲官民皆知,而各处汉人未必尽晓。著将谭泰罪款并张煊启状详为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无偏私也。于是清廷对黜责陈名夏之事密而不宣,使他在民众中的声誉如旧。陈名夏被发遣到汉军正黄旗,这原本是一种处罚,却被像史学家谈迁这样识见平庸的局外人误解为受皇帝恩宠的一种迹象。年轻的皇帝对陈名夏政治上失宠之事加以保密的决定是明智的,它使得陈名夏在公众中维持住了人缘颇好、正在朝廷中为南方士子谋利益的名声。反过来,陈名夏也得以在努力招徕文人名士时取得了一项很大的成就:说服江南著名诗人、士人领袖吴伟业出仕清廷。吴伟业复兴文学党社的努力
推荐吴伟业到清政府任职是一件极为敏感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他曾出仕南明政府,而且许多人认为他仍怀有忠君复明之心。吴伟业在得知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认真考虑过自杀,当时他在南方的陪都任文选司郎中。但他没死,在福王手下任职如故,加秩一等。不过,他在任只两个月后,就深信马士英和阮大铖毁了收复北方的一切希望。于是,私下里认为“天下事不可为”的吴伟业,以需要照看年迈的双亲为理由,返回原籍太仓隐居,时年36岁。起初,吴伟业害怕因参加过复明运动而被捕,所以深居简出,谢绝来客,也不应邀出访。但他作为一名浪漫诗人的声望日高,使得他的隐居生活难以继续下去。他的抒情诗词传遍全中国,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薄伟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1652年,吴伟业在嘉兴开馆授徒,他的名字引起了总督马国柱的注意。马国柱此时正受朝廷之命,在江南荐举名士去京城就任高职,遂将吴伟业的名字报了上去。但诗人得知此事后,给总督写了一封长信,以身体有病为借口谢绝了这一荣誉。吴伟业的朋友和爱慕他的人们,并不因为他拒绝出仕而罢休。与陈名夏一样,他的女婿、礼部尚书陈之遴对他纠缠不休。1653年初,孙承泽再次向皇上荐举吴伟业,称他为东南最有才能的名士之一。这一次吴伟业表面不置可否,从而极明显地表明了他的意向,如果新政府任命他担任高官,他将加以接受。这想必是一个矛盾的决定,就像下面这首他当时所写的诗《新浦绿》中暗示的那样:白发禅僧到讲堂,衲衣锡杖拜先皇。半杯松叶长陵饭,一炷沈烟寝庙香。有恨山川空岁改,无情莺燕又春忙。欲知遗老伤心处,月下钟楼照万方。甲申龙去可悲哉,几度东风长绿苔。扰扰十年陵谷变,寥寥七日道场开。剖肝义士沈沧海,尝胆王孙葬劫灰。谁助老僧清夜哭,只应猿鹤与同哀。但是,恰恰就在他祭祀明朝末代皇帝、谴责失节仕清的“无情莺燕”的时候,吴伟业对正在向他喋喋不休地强调他应邀出仕的重要性的贰臣们却听之任之,不加抵制。那些人认为吴伟业跻身内三院会给东南文人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机会,以恢复他们自1644年以后所丧失的对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吴伟业想必知道,由像他自己这样的南方名士来充任内三院,充其量也只能恢复满人到来前左右明政府政治联盟的一翼。倘若江南精英想要再度支配政府,那么各地区文学党社的关系网也必须复兴。这些文学党社本身已经开始重新展露头角,这无疑是因为南人正试图再次在高级别的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1651年,就在侯方域决定参加河南省试的时候,他也正在着手创立一个叫做“雪园六师”的文学党社,这当然决非是一种巧合。仅仅这样一个党社是无关痛痒的,特别是它还声明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假使像它这样的其他文学党社都能够联合一起,成为一个立誓相从的联盟或社团,那么,近似于原来的复社的组织就可能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又一次出现。而这种联合的主要障碍,在吴伟业看来,是像陈名夏或钱谦益这样的降清者与像归庄或顾炎武这样的复明分子之间的不和。后者创立了自己的文学社——“惊隐诗社”,它吸引了许多其他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复明分子,以致它也以“逃之盟”而广为人知。于是,吴伟业希望将以上这些复明分子与他女婿(以及他自己)这样的降清者撮合到一起。1653年春天他在复社旧日聚会之地——虎丘,召集了一个所有苏州和松江最著名的文学党社都参加的聚会。包括归庄这样的重要领袖在内的好几千名文人学士参加了这次聚会,宣布了重新开始各种活动的计划,如授课、印书、聚会等等。这都是复社在1644年以前从事过的活动。由于两个原因,吴伟业重建明朝最后30年间的政治联盟的努力失败了。第一个原因是在同满清合作与否的问题上,士人中一直有意见分歧。在虎丘大会就要结束时,一位年轻人突然站出来将一封信扔到吴伟业座位前。信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同时,这位年轻士子嘲笑地唱道:“两朝天子一朝臣。”吴伟业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未发一言。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江南这些文人活动的反对。顺治虽然赞赏南方学者在文化上的造诣,但别的官员也向他提出,中国南方文人的言行特别易于标新立异。1650年,江南道御史李嵩阳上奏道:时士人风尚相沿明季余习,为文多牵缀子书,不遵传注。而且,皇帝和他的朝臣们也意识到,明朝末年的文学党社已经成为左右公众舆论、参与政治争论以及缙绅阶级影响地方政府的一种工具。所以,1652年顺治采纳几个御史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党社的敕令。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在清政府看来,1653年吴伟业在虎丘召集的聚会是非法的。实际上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直接步骤实施这一敕令,也没有任何人因非法活动而被控告或逮捕。但是,对政治倾向问题意见的不一,加之上述清政府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吴伟业模仿复社建立“十郡大社”的努力归于失败了。松江的各党社与苏州诸社相离异,彼此分立门户。这样,当吴伟业最后公开决定应清政府之邀到北京任职于内三院的时候,他是孤身北行,背后并未留下一个可资凭依的基地。他原本希望依靠这一基地建立新的政治联盟。而且,除了只身投靠及追求私利这两条外,吴伟业找不到可以更加说得响的理由为自己与清政府的合作辩解,这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招致谴责,并因而声名扫地。皇帝与殉难者
严格说来,让吴伟业这类重要的归附者声名狼藉,对于皇帝的政治利益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坚定的复明分子感到与臭名昭著的“贰臣”们誓盟结义无法忍受,那么,中国各大州府的缙绅们要结合成像过去东林党和复社运动这样强大的政治党社,就更加困难了。虽然这也许会促使像物资。跟苏美两强都通气之后,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在演说中,蒋介石承认卢沟桥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人家处心积虑地谋我益亟”,承认中国是弱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最后关头一至,唯有牺牲到底”!蒋介石知道,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战争又滋生在残弱的中华大地上,吃亏的无论如何都是华夏大地和炎黄子孙,但那又如何,虽然我们可能打不过你小日本,但我们要和你死磕,我们要和你拼命!中共也在第一时间通电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中国一方积极准备的时候,日军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华北开进。短时间内,日军在中国的总兵力就增加到了二十万人。原本指望着手下张自忠与日军和平谈判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宋哲元,也不得不放下幻想,准备迎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犯南苑,开始对北京发起总攻。南苑大血战开始!那时候还不流行“让领导先走”,二十九军的领导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都亲自上阵搏杀,尤其是号称二十九军第一猛将的赵登禹,在白刃格斗中杀死杀伤了够本的鬼子。参战的还有一千多人的学兵团。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批学生兵从未上过战场,日军扑向他们阵地时,这帮学生刚刚完成新兵训练。他们所拥有的只是青春和理想,只是奉献和牺牲。佟麟阁将学生军安排在了西南方向,因为他认为日军不可能从那个方向发起进攻。诡异的是,偏偏日军就从这里发起进攻。学生军以十条命换一条命的代价和日军血拼!鲜活的生命,顷刻逝去!滚烫的鲜血,泉涌而出!这是血与火的交融!这是灵与肉的碰撞!这是萎靡太久的激情!这是沉睡多年的血性!学生兵用英勇无畏的牺牲将日军拖住了难得的数小时,可阵地还是被人数、武器及单兵素质都远远领先的日军突破了。学生兵的阵地被突破后,二十九军的防御阵地被日军迅速切割包围,宋哲元遂命令二十九军突围。但是,突围的命令还没有到佟麟阁和赵登禹手中,就已经到了日本人手里。日军在二十九军后撤的必经之地大红门,设下了陷阱。二十九军的撤退部队就此踏上了死亡之路。大红门,这是一个让二十九军永远难忘的地方。南苑后撤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赵登禹将军牺牲于日军的机枪扫射,临终遗言: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不必悲伤。战至激烈处,佟麟阁将军也英勇阵亡……但是,对于真正的中国人,岁月绝不会泯灭他们的牺牲!后来国民政府在北京为二人举行国葬,并将北京城里的两条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七十年后的今天,北京市中心的两条大街的名字依然长存: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每每走到这里,总会让人想起那血火连天的闪亮日子!曾经赶鸭子一样赶着张学良十几万大军从关外跑到关内的日本兵,在南苑的这片阵地上,没能再现这种“辉煌”。但长城抗战中喜峰口的胜利也没有被复制,在两位指挥官相继壮烈殉国后,南苑即告失守。二十九军的英勇表现和牺牲精神,感动并激励了全国人民。其中,上海有一个叫麦新的卖保险的小职员,年仅23岁,在得知二十九军的英勇事迹之后,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一气呵成写就了一首豪迈激昂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即《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样一首热血沸腾的战歌,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不知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贱人潘毓桂
7月29日,北京沦陷。同日,国民政府下令宋哲元撤退。从7月7日算起,付出巨大牺牲与敌周旋二十二天的二十九军撤出北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留守北京,代理北京市市长,与日军交涉战后事宜。几天后,北京的大街小巷贴遍了署名张自忠的安民布告,劝告民众不要惊惶自扰,各安其业。令张自忠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因此成为民众和媒体口中的“华北特号汉奸”、“张逆自忠”。跟你地位相当的佟麟阁、赵登禹英勇抗敌直至舍生取义,你张自忠倒好,竟公然和日本人合作,还发安民布告,你不是汉奸谁是汉奸!眼睛所见未必是真相。民众和媒体还真搞错了,张自忠是忍辱负重,他不是汉奸。由此,张自忠决定用马革裹尸的壮烈来洗刷那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赋予他的耻辱之名。因为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实际上,真正的汉奸另有其人。二十九军之所以这么快就惨败,日军之所以选择从学生军阵地发起攻击,二十九军之所以中伏,都是因为出现了叛徒。一个是宋哲元的参谋周思静,一个是宋哲元的政务处处长潘毓桂。与周思静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国贼相比,潘毓桂则属于做狗汉奸的特级材料。此人书画皆佳,号称文化名人,极会享受生活,那个唱《夜来香》的李香兰(川口淑子),就是他的日本籍干女儿。据说宋哲元对他非常不错,很够朋友。只可惜在潘毓桂的字典里,是这样解释“朋友”两个字的——朋友,可以用来一起吃饭喝酒,但主要用来出卖获取利益。所以潘毓桂把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作战计划全给出卖了。因此,无论二十九军从哪里撤退,都会中伏,无论佟麟阁把学生兵安排在哪个位置,日军都会从学生兵的阵地发起进攻。战斗结束后,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学生的名字——因为他们根本什么也没有留下,而潘毓桂却靠着中华民族的鲜血染红了自家顶戴——出任北京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潘毓桂于抗战胜利后被军统诱捕,这小子后来在军事法庭上泰然自若,侃侃而谈。他说:国民政府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而日本文明开化,所以华北与日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之所以出卖二十九军,就是为了帮助人民更快地迎来和平,为了让祖国更好地和平发展,加快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所以他非但不是卖国,反而是爱国!对于这种下贱程度超越了人类极限的狗汉奸,国民政府和后来的共和国也只好请他把牢饭一直吃到下地狱为止。杀出个黎明第四章持久战,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持久作战VS“三月亡华”
看到这里,有心人一定会奇怪:蒋委员长让宋哲元抗战,却一兵一卒都没增派,任由孤军奋战的二十九军最终败北。蒋委员长想干什么?难道他想借日本人之手干掉非嫡系的二十九军?当然不是,蒋委员长正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给日本人下套挖坑。二十九军奋起抗击倭寇的时候,蒋委员长决定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并于8月初从全国各地向上海调兵。1932年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驻军,上海市内只许驻扎中国警察部队。而蒋介石突然派精锐之师进入上海,显然是单方面撕毁了这个屈辱的协定。这是一件很出人意料却相当振奋人心的举动,因为中国军队在过去几十年中,面对日军时几乎没有主动出击过。为什么蒋委员长不挥兵华北抗击日本,却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第二战场?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而选择跟敌人硬拼?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后来解释说:当时我国东北华北已落入敌手,但是这对于以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上的影响的。可以暂时忍耐,用这段时间扩军备战。但是如果让日军由北向南一路打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了东南沿海,就会三面被敌军围歼,且背对大海没有退路,仗也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构想就是要让日军的主战线从由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用空间换取时间,粉碎日军三月灭华的野心。所以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另辟了一个战场。蒋纬国所说基本都是实情,但有一点没有深入提。这套“以空间换时间,持久作战”的对日战略构想,其实属于国人的共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爸爸所起到的作用,是坚决地将这一纸上谈兵且十分冒险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在这里,必须得为大家介绍一个对这一战略构想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之前讲袁世凯的时候,提过此人,他就是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话说袁世凯后来搞七搞八,放着很有前途的总统不做,偏要做君主立宪制下的皇帝,蒋百里也就辞职不干了。这之后,蒋百里便不时地在自己的学生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手下担任顾问之类的工作。当他的这些学生都被他的另一名学生蒋介石打败后,他也成了和其同宗且同乡的蒋同学的新顾问。蒋百里一生从未亲自带兵征伐,但他那些纸上谈兵的战略构想却有很大的合理性。一般我们把这种具有卓越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叫作天才。在《蒋百里全集》中,收录了蒋天才对中国如何才能战胜小日本的诸多建议,诸如“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势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准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出于对“持久作战”的高度认可,蒋委员长决定利用小日本的死穴“国土狭小、物产不丰、兵源不足,无力支持对我进行持久攻击”,跟对方耗下去。怎么耗呢?具体办法如下:一、持久抗战,将战争时间拖下去,耗死小日本。二、全面抗战,将烽烟燃遍全国,变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增强战争实力,用空间换时间。三、纵深防御作战,调动敌人从东向西打,西部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地势复杂,足以消耗掉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优势。三管齐下,不愁耗不死小日本!简单说来,只要不让小日本速战速决,我们就别怕一时、一地的失败,坚决打下去!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一败、再败、继续败都是可以接受的,通过局部的失败,将时间拖过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直到将日本的战争资源耗尽,换得战略的成功!后来,白崇禧(一说为陈诚)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十二字方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可惜蒋百里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1938年,50岁的蒋百里病逝。他生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负也罢,就是不要和日本讲和!在中国实践“持久作战”构想的时候,日本国内发出了完全相反的声音——三个月解决支那事变。准确地说,这句话是日本陆军的头头——陆军参谋总长载仁(日本皇族亲王)、陆军大臣杉山元其中一人说的。顺便一提,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裕仁一共提拔了二十三位皇族亲王担任“皇军”高级将领,如元帅、大将和参谋长等,彻底掌控了军事决策权。但令人奇怪的是,直至今天,居然还有人认为“二战”中的裕仁只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而已,难道这仅仅是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利用裕仁稳定日本局势的目的,从而未起诉这个无耻之徒的战争罪行所造成的吗?言归正传。日军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的对华作战,无非是两条进攻方向——自华北起由北向南,自长江始由东向西。鉴于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撑日军同时在两个方向与中国军队全力作战,因此日本最经济可靠的办法是吸引国军主力北上华北与其决战,依靠驻扎于东北、华北的陆军精锐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利用华北平原开阔平坦的地理环境,发挥其机械化程度高、运动能力突出的优势,一战消灭国军有生力量,然后一路南下,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对中国实施大包围从而赢得战争。也就是说,日本更倾向于从北向南打。与其让日本掌握主动,不如让其陷入被动。因此,蒋介石选择将日寇的重兵吸引到上海,然后再向内陆转移,把日军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变成由东向西,拉开战略纵深空间。而且,从后勤补给来看,将战场放在上海,对中国来说也是利大于弊。国军的主力与补给,多数来自长江以南地区。上海一带是鱼米之乡,粮食供应不成问题,以长江为运输动脉的水网航道密布,运输难度远小于在华北作战。当然,蒋介石选择上海作为战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地区充实着各国的利益,在这里开战,可以充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有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援助。“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中日两军在上海因为“虹桥机场事件”展开交锋,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蒋介石向世人宣布中国全面抗战开始。请注意,不是对日宣战。其实蒋介石选择战而不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宣战,则其他国家为了表明不偏袒就得保持中立,那样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药品等就将无处购买。战场上的日本人很快就感觉到了不同。中日之前有数的几次交手,中国军队几乎都是防守反击,但这次不同,中国军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狂攻,前仆后继,不畏牺牲,决不后退!这是因为,国民政府投入了一切能够投入的精锐部队,力争趁鬼子立足未稳予敌以重创。陆军有张治中麾下的黄埔系中央军——刚刚整训完毕的四个德械师、教导总队,陈诚的土木系中央军——十八军,刚从陕北撤下来的胡宗南黄埔系第一军,以及税警总团等。看看这一大串将星的名字(排名不分先后):张治中、陈诚、宋希濂、夏楚中、罗卓英、黄维、胡琏、薛岳、王耀武、孙立人、俞济时、王敬久、孙元良、胡宗南、杜聿明、张灵甫……刚组建的中国空军也冒险出动,不光轰炸日军地面目标,世界一流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还多次与强势的日本空军进行空中格斗,取得了难得的胜绩,掩护了地面部队。这些胜绩和一个叫陈纳德的人有关,他的故事后面再讲。甚至连在日本航母舰队面前实力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也全部出动。反正国家就这么一点家底,全用上了。在决心与勇气占优、人数也占优的国军的进攻之下,自视甚高、武器装备全面占优的日军,在开战一个月后依然只能采取守势。但是,国军也无法彻底攻破日军防线。这倒不是国军表现不够好,而是对手太强大。一来日军的防御工事修得很不错,全为钢筋混凝土筑造,以国军缺乏重武器的火力配置,着实难以破开日军的乌龟壳。要知道,即便国军装备最好的德械师,按照欧洲和日军的标准也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离日军师团平均配备近百门重炮的标准相差太远。二来国军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差日军太多。海陆空三军从未合练过,基本上就是各打各的,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动,战斗力自然发挥不出来。三来日军的单兵素质非常高。别看倭寇矮小,“二战”时的日本兵平均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但倭寇的营养跟得上,身体壮实,受过严苛正规的射击、拼刺训练,所以日军有一流的战斗技巧——枪法精准、擅长刺刀格斗。倭寇的文化素质也不错,当时日本小学教育的普及率近百分之百,所以日军有很高的战术素养——完美执行命令的能力。一起来看看日军的对手对其的直接评价吧。英国人给日军的评价:装备B级,战术水平A级,单兵射击技术A级。李宗仁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稍后还会奉上林彪的评价。与营养良好,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国军不仅营养不良(吃不饱),体力和耐力差,而且九成以上士兵是文盲,曾亲历战争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用“状似白痴”来形容其文盲程度,所以不论是对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战术的理解和配合,中日两国的士兵均不可能在一了令人耻辱的命令剃去头发后,却失去了对农村的控制权。在乌龙会已经停止了活动的太仓地区,当地商人和乡绅剃去头发的样子最初让人感到好笑,随后就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城中之人虽已剃发,乡下百姓依旧未剃。留发之人并不入城,剃发之人并不下乡。剃发之人若被乡人看见,就可能被杀。城乡互不往来。那些大多数人迫于乡官的命令而剃去头发的村庄,与那些村民发式依旧的村庄发生了冲突。随后,混乱波及整个乡村,乌龙会重新活动起来,一个叫王湛的生员率领一支民军反抗太仓,进攻了这座城市。在嘉兴地区以外的秀水都会,清朝当局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任命当地一个叫胡之臣的卖药商人做县官。胡医生剃去自己的头发,以为人表率,鼓励其他人也去剃发,但是他只使得自己在地方乡绅领袖面前更加一钱不值了。这些人本来就因为他平庸的社会背景而看不起他。同时,在已归降的村庄中他也遭到农民的嘲笑和痛恨。这种抵制在当地军官陈梧的官署里也发生了,他对那些会聚于此的人们说:“尔等若剃发,则不能保妻”。在与屠象美为首的当地乡绅结成联盟以后,陈梧和他的人在当地科场盟誓,杀死了胡县官。乡兵们随后被从各家中召集到一起。秀水宣布自己是一个新的府会。但是当地的部队进攻嘉兴时,那里的城市居民杀死了城内明朝的忠君之士,并且闭门自卫。混乱迅速遍及这个省的各个乡村。陈梧没有能够占领嘉兴,但他一直占据着秀水这个复明分子的大本营。这种反叛在昆山也发生了,这个城市以其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当黄家鼒攻占苏州附近地区时,昆山知县的主簿阎茂才率领一个乡老和生员组成的代表团向黄家鼒贡献礼物,表示这个城镇的投降。作为回报,阎茂才被任命为县令。不过,他无法统治那些团结一致的乡绅。在南京的南明政权时期,昆山一直由擅长骑射的河南人杨永言管辖。知县杨永言和军官王佐才一起训练了一支忠君复明的军队,并在勤王运动中吸收了当地的一些绅士,包括著名的诗人归庄和他的朋友顾炎武。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本地弟子颇多的学者朱集璜。当这个城镇投降时,这些忠君之士无所作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缺少公众的支持。但是当剃发令宣布县令阎茂才剃去了他的头发之后,归庄便轻而易举地把民众召集起来了。他带领民众反对知县,并且在1645年8月6日杀死了他。南京陷落后在华亭遁入佛门的杨永言,此时也从隐居中走了出来,和王佐才一起组织了一场浩大的抵制运动。与此同时,在苏州地区前明兵备副使杨文驄处死了两个主要的叛徒叶茂华和黄家鼒,并且陈尸于城中闹市。当得知杨文驄在苏州杀死了安抚使黄家鼒的消息时,许多地方官吏弃职而逃。在嘉定、昆山、太仓、常熟和吴江,当地的官署都空无一人。当起义遍及苏—松—太地区时,多铎回到了江南,命令其部队和许多像李成栋这样的降军去镇压这些“建号阻兵”的忠君之士。8月4日,清军到达嘉兴,并且插身于陈梧军队和屠象美领导下的农村盟军之间。在一连串严重的失败之后,屠象美的农民军溃归乡里。当多铎的军队使用大炮轰击秀水的城墙时,陈梧也弃城而逃。抵抗力量在其他大多数地区也相当软弱无力。在太仓,王湛弱小的武装力量很快就被清军打散了。在昆山,那里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抵抗力量,但是清军一到,这支复明力量也只坚持了三天。到8月25日,清军用大屠杀洗劫了这座城市。归庄扮装成一个和尚溜走,得以死里逃生;这以后他改名“祚明”。顾炎武也跑掉了,但是他的两个弟弟死在大屠杀中,母亲也在几天前因绝食而亡。她给他留下了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一些史料表明,昆山陷落那天,大约有4万多人死难。在一些著名的事例中,忠君之士的军事要塞仍然在坚决地抵抗清军强大的进攻。其中的一个地方就是上海与南京之间的美丽水乡江阴。它抵抗清军达80天之久。陷落的时候,有7万多人死于清军将领下令进行的血腥屠杀之中。另外一支复明起义队伍集中在江南中部的嘉定县城。
嘉定的崩溃
和这个地区的其他县城一样,当清朝的知县在7月17日接管这座县城时,嘉定城最初接受了他的统治。不过这个县官的统治非常短命,因为当地的军事运动很快被忠君之士吴志葵发动起来,并把清朝官员逐出城外。随后,吴志葵率军暂去,并且嘱咐嘉定百姓准备保卫这座县城,同时等待苏州起义的消息。他的离开只是给其他的军事投机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努力谋求地方权力,此时便为了控制这座城市而互相残杀。有一个团伙是由一些乡绅和衙门胥吏领导的,一个叫须明征的国子监生全面控制着它。须明征被说成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1645年6月8日,他和他的60名随从组成的卫队伍攻占了县府,并且直接宣布他为当地的军事首领;但是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他的部队一直在与那些拒绝承认他的权力的其他军事力量进行战斗。而且,像侯峒曾、黄淳耀这样重要的乡绅领袖认为,须明征是在搞暴乱。另外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是一支叫做“王军”的地主武装,它经过一个出身富室、名叫许龙的武秀才的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几年前被用来镇压佃户和农奴起义。现在,许龙支持那些主张政治和社会秩序是不可分的人。他宣称,社会秩序的混乱,从政治上来说会毁掉复明大业。与这种保安武装相对的,是嘉定附近农村处处大量组织起来以抵制剃发的其他武装团伙和自卫力量。一份带有敌意的材料记载道:“其时,虽五户之墟亦号曰‘乡兵’。”这些武装团伙经常在嘉定附近的佛庙前集会,选举一个领导人,然而去找嘉定地区的乡绅首领,要求食物和给养。他们常常失去控制,转而攻击当地乡绅,并且杀死他们。通常,“乡兵”之间还经常为控制那些税收关卡而发生纠纷。以往的仇恨现在也开始一并算老账,失败者被扔去喂狗。嘉定的农村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1645年7月29日,编入多铎麾下的李成栋部队5000余人挺进嘉定。在新泾一带奸淫烧杀之后,7月30日李成栋的主力部队到达了嘉定城东门。以后几天里,李将军移兵40公里外的吴淞河口,占领了那里陈旧的明军要塞,并接受了那里士兵的投降及军事物资。然后大约有3000多人投入了攻城战斗,但没有立即攻克嘉定,因为干旱已经使得河道干涸,运送火炮这样的重武器变得十分困难。嘉定城里,8月8日后,在黄淳耀的领导下,抵抗力量重新用土石加固了城墙,并且派了一个密使前往在苏州与松江一带活动的复明分子吴志葵那里,请求立即给予增援。但城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抵抗的计划。老百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预感到最终的失败,建议说,如果不投降的话,也不要顽强抵抗;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坚持战斗到死。这两部分之间的争执,使人们对“内应”格外警惕;当传说须明征正在秘密地与清军联系时,他惨遭私刑,被剖腹挖心,然后肢解,其残躯被分别挂在城里的四大城门上,以儆效尤。8月16日,盼望已久的吴志葵的援军终于赶到了。但是仅一天的功夫,这支由蔡乔率领的装备极差的300人队伍就被李成栋的部队拦截击溃了。嘉定城的老百姓现在意识到,他们只有完全依靠自己了。当然,也有一些来自城外的农村武装的支持。乡兵用设置路障和栅栏的办法,确实阻止了李成栋军队的通行。不过虽然乡兵经常能消灭一些小股的清兵,而且李成栋的兄弟也在一次伏击中被杀死,但乡兵的大部分精力却是用于筹集粮饷之上了。8月20日,李成栋下决心使自己摆脱这种困境,他率领全部人马进攻城北的娄塘桥,大部分乡兵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上万的农民被杀死了。三天以后,李成栋准备了重炮和登城云梯。8月24日黎明时分,他的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在上午七点到九点左右,他们占领了主要城门。李成栋下令进行屠杀。当其部队进城时,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那些不肯交出钱财、珠宝或衣物的人当场就被杀死。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涌进城里,“蛮子献宝”的喊声接连不断。贮藏财宝的地方立即被洗劫一空,但是这种贪欲并没有得到满足。越来越多的人被杀死。随着行人的减少,士兵们开始使用大棒到屋里去翻腾,搜出那些藏起来的人们。就像扬州的情况一样,妇女们惨遭强奸,如果她们反抗的话,就把她们双手钉在床板上,然后再进行轮奸。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慷慨就义。黄淳耀躲进一座寺庙,在墙上写下一段悲壮之辞,上吊自缢了。侯峒曾和他的儿子、仆人一起投水而死。大屠杀持续了一天,直到尸体堵塞了河流。大约有2万多人遇害。尽管已经承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嘉定城的劫难仍在继续。在李成栋大屠杀后的三四天,那些逃跑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又重新集结起来。他在9月12日和他自己的2000多名士兵一起领导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当一个地方官受命来管辖这座城市时,朱瑛当众谴责他的剃发之举。然后在闹市将他斩首。在城外,被打散的部队把他们发现的那些剃了发的人当场处死。这些队伍主要活动在葛隆镇以外的地方,由两位军事行家王宪和刘敖领导。葛隆镇坐落在嘉定城外的大道上,为了防止本镇再遭进攻,葛隆镇民兵与来自外冈的乡兵立誓结盟。尽管他们无疑夸大了战绩(一个豆腐商宣称他杀死了一个将军),但是葛隆、外冈的军队打了一次埋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分队,确实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李成栋被激怒了,在9月13日派遣了一支大军进入葛隆和外冈,屠杀了所有的居民。这两个城镇被夷为平地。9月16日,当李成栋进军松江进攻吴志葵时,嘉定又推翻了由李成栋任命的新县令浦嶂。浦嶂和他的兄弟浦峤是谋生和打仗好手。他们指挥着1000多人的骑兵团,捕杀过农奴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俞伯祥。李成栋曾利用他们平定过太仓老家。现在他让他们到嘉定去干。浦峤快马加鞭,轻而易举地穿过嘉定城简陋的防线,在这座残破的城市中心的衙门里宣布就职。他的统治方式生硬而且暴虐。由于他家乡离此不远,又说相近的方言,他一方面努力搜捕那些仍然留着长发者并把他们处死,以向清政府表明他的可靠;另一方面,可能正是出于地方观念的嫉妒心理,他和他的部属(也是来自太仓娄东)利用各种机会抢劫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强取财货妇女,然后将之用船运回40里外的家乡。衙役天天都去附近的村子里索取赋税,村民们四处藏身,或是用稻草芦苇遮住身体,或是潜入附近的运河中。据说,在“二屠”之后,嘉定富人和穷人间已无区别。当复明分子的余部在10月5日进攻嘉定但被打败以后,又有了“三屠”,它实际上是与以前李成栋残暴的进攻和后来浦嶂的洗劫交织在一起的。“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太湖义军
回过头来看,嘉定起义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冒险,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过在当时,联合正在兴起的太湖附近和靠近上海的松江(华亭)的抵抗运动,得到明海上力量的增援,看来确实有其可能。产生在那个“古称泽国、外海内湖”的地区的抵抗者有三种不同来源:沼泽地区的盗匪、乡绅领导的民兵和前明官兵。据当时的一份日记说:迨剃发令下,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吴江进士吴易据扰长白荡,诸生陆世钥聚众千余,屯澄河东,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而披猖于道。又有太湖盗赤脚张三,从而和之。在这些抵抗运动组织中,最重要的兵源是太湖地区的盗匪。他们在像毛二、沈潘、柏相甫和名之为“扒平大王”这样的土匪头子的领导下,主要来自沼泽地区技艺高超的湖上渔民。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轻舟改装成可以进攻政府哨所的兵船。明朝灭亡之前,他们以绑架乡绅富室成员索取赎金而臭名远扬。他们常常威胁要把人质活埋,或是用烙铁挖眼,以此来恐吓那些高门贵族,使他们付出成千上万两白银以换取人质。在另外的场合,他们则直接在富裕地主的房子前耀武扬威,索取“军粮”。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在夜里回来,放火烧屋。就像社会各地的土匪一样,在这个由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而闻名的地区,他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支持。他们在“打粮”的口号下进行活动,常常分配一些食物和钱财给村子里最穷的人家,随后倍受欺榨的农民便参加到他们中来以求得到保护。在南京陷落时,最有名的太湖领导人是赤脚张三和他的妻子,他们俩是著名的作战行家。这对夫妇死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的业绩还在太湖那些穷苦的渔民中传颂。太湖抵抗运动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严格说来大大不同于赤脚张三和他的太湖盗匪。这是指吴江地区的乡绅,特别是陆世钥和吴易。前者用自己的钱招募和装备了一支2000人的队伍,在太湖东段保卫他的家乡,抵抗水盗。后者是吴江人,早先在南京政权中供职。实际上,吴易(1643年的进士)是一名复社成员,他参加过史可法在扬州的幕府,后来被派回江南地区筹措军需,因而当史可法的总部在江北被摧毁时,他得以死里逃生。陆世钥的部队主要是来自东山(吴江西部太湖的一个岛)的渔民。可能是受到陆世钥的鼓舞,吴易一听到消息说总部设在苏州的清军准备接管吴江时,他就开始联络当地乡绅中的朋友。在网罗了当地举人孙兆奎和秀才吴旦之后,精通兵法、水性过人的吴易在几天里集合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在长白荡的太湖边上建立了一座军营。这支武装因为以白巾缠头而渐以“白头军”闻名。它吸收了赤脚张三的一些土匪,人数增到3000。当第三种力量——李某领导下的前明军队——在太湖北部福山起兵时,正是这支乡绅领导的民兵和江湖土匪的联军以所谓“乡兵”的旗号起而响应。这三支军队汇集在一起,结成联盟,进攻盘踞在苏州的清军,并且从那些为清人效劳的县官手中收复了吴江。占领吴江本身,对清朝的苏州守将土国宝来说,并没有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太湖的起义与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联系在一起了,那就是由松江地方乡绅策划的进一步进攻苏州、切断南京与多铎南下部队联系的计划。因而,占领吴江是一个庞大战略的组成部份,这个战略计划在南京政权崩溃以后建立第二道防线。这道新的南明防线将依赖于四个不同的复明分子的军事据点:在浙江海边的鲁王朝廷;福建的隆武皇帝政权;江西赣州的“忠诚社”和湖南的“十三家”。因为占据了浙江北部和江南南部的沿海防线,当来自江西东北部的复明部队从鄱阳湖顺江而下时,松江的复明分子就有可能收复长江下游地区。第一次松江起义
松江乡绅抵抗力量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陈子龙。在南京政权建立最初几个月里,他是地方自卫和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也是对地区背景的重要作用深信不疑的人,尤其为其家乡吴地的文化繁荣而自豪。他指出了苏州、长洲和松江地区的社会声誉,这些地区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占江南的3/4(在明朝最后50年中江南地区涌现的城市官僚比其他各省都多),而且,除此之外,他也注意到更多的因素。他还强调了江南部族古老传统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部族有自己独特的宗统,开发了这块土地,他们根据自封的权力把吴地写成“国”。在那些个异族入侵时期,许多王朝南迁于此;在其他时期,这里也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此时,他和几社友人们,包括夏允彝在内,开始与乡绅和前明官吏联系,企图发动一场反抗入侵清军的自己竟然遭到了苏联顾问团的集体反对。为首的反对者叫季山嘉。加伦因为有更重要的任务被调回国之后,斯大林派来接替他的钦差大臣季山嘉同志就来到了广州。季山嘉给出的反对理由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实力不行,再度北伐的时机不成熟,你们应该海运军队北上,与冯玉祥会合后从北边进攻北京政府。但这绝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真正的理由隐藏在解密的历史资料和有效证据中。事情的真相是:斯大林认为蒋介石发动一统中国的北伐会强烈刺激到直系和奉系背后的英、日等国,会给被欧美孤立的苏联惹出麻烦,让苏联强敌环饲的外部环境更加糟糕(在中国北方要容忍日本,革命工作不能过左;在南方不能刺激英国……拟议中的北伐在目前时刻是不容许的——马连儒《北伐问题争论的演变与争夺领导权斗争的实质》)。因此,斯大林的妙策是在中国扶持一些力量牵制英、日等国,给对方使些绊子——如掀翻亲英、美、日的北洋政府,但不要把对方逼成狗急跳墙。受苏联和斯大林的影响,汪精卫的立场也出现了动摇,常常夹在季山嘉和蒋介石中间打酱油。此外,相对熟悉蒋介石性格和中国国情的另外一个苏联顾问鲍罗廷,因为倾向北伐的态度以及自身的背景不够硬,被季山嘉在上级面前打了小报告,被迫离开广州,回国述职去了。相对了解中国国情的加伦、鲍罗廷先后离开中国,这对广东国民政府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致命的是,季山嘉可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这位仁兄还采取了积极行动: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之中挖墙脚,试图把王懋功第二师拉出去,以削弱蒋介石,但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抗——扣押王懋功,任命刘峙为第二师师长。跟季山嘉撕破了脸,跟苏联顾问关系的不和谐,令蒋介石神经紧绷,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令蒋介石窥见了一个解脱困境的机会,并铤而走险,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便是“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记王朝第四章神秘的中山舰
“中山舰事件”
广州城里看上去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底下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稍不留意就会粉身碎骨。1926年的3月下旬,广州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先一起来看一段公认的事实:3月19日凌晨,中山舰——当年“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突然驶离军港,开入黄埔。当日下午,中山舰驶离黄埔,开回军港。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先来听一听各方不同的声音。一、《中国共产党党史》是这么描述“中山舰事件”的: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浦后,蒋介石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风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蒋介石,等等。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二、蒋介石的自辩。资料来自蒋介石日记。2月27日:“季之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3月10日:“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来,精神虽受打击而心志益加坚强。”3月18日:“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共产党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3月19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由日记得知,蒋介石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受共产党陷害,被迫还击”的形象,但上述日记值得信赖吗?根据大量当事人如章臣桐等的日记和回忆,目前解密的国、共、苏三方党史,以及众多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可以大致还原“中山舰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下文所引史料来源太过庞杂,出处就不一一列出。铺垫
3月初,斯大林派出的高规格代表团在考察过冯玉祥之后,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广州,团长是苏联的实力派人物布勃诺夫。奇怪的是,在苏联考察团抵达广州后的这些日子里,广州的局势变得更加诡异。街头不时有人散发反蒋传单,流言四起。如“蒋介石与季山嘉翻脸,苏联判定蒋介石是反革命分子,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往莫斯科受审”、“蒋介石要发动叛乱驱逐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团”等流言不一而足。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3月10日,黄埔一期生、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之龙升任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军衔也晋升为海军中将,28岁的他成为军衔最高的黄埔同学,也超越周恩来成为在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人。李之龙能爬上局长的位子,必须得感谢一个人。此人就是海军军官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他做了两件事来“帮助”李之龙。第一件:欧阳格向他堂兄、原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欧阳琳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你的手下利用军舰勾结不法分子走私,从中收取保护费的事暴露了,上头要查你!随后,欧阳琳不辞而别,逃往香港。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此“内部消息”纯属子虚乌有,换句话说,欧阳格是在忽悠他堂兄。欧格阳的诡异行动并不止于此,他还制造了一起事件:挑拨中山舰上的士兵闹事。随后李之龙以海军局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率宪兵处理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任命李之龙暂代海军局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按某些历史专家的说法,欧阳格是一个官迷,他搞这些事是为了赶走堂兄欧阳琳,由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便宜了李之龙。但是如果把后面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理由似乎不够充分。辞职未遂
李之龙春风得意之际,蒋校长的神经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虽然到处都是关于他的流言,但他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辞职。于是,蒋介石找到汪精卫,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赴苏联休养。这已不是蒋介石第一次要求辞职,他们每次见面,蒋介石都要打季山嘉的小报告,要求汪精卫把搞事的季山嘉弄回苏联,甚至屡次以辞职相要挟。但由于他这招玩得太过频繁,效果越来越差不说,还引起了汪精卫的逆反心理。于是,这一次汪精卫很有些生气,没给蒋介石留面子:目前北伐时机不到,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方面都不赞成,你不应该因此闹意气之争!在汪精卫看来,蒋介石撂挑子的行为,就是不顾中苏合作的大局,就是不把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放在眼中。看到汪精卫竟然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季山嘉的一边,蒋介石顿觉汪精卫“受谗已深”,为自己在党内党外四面楚歌的境遇纠结郁闷不已(无法自解),于是任性的脾气发作,坚决要求赴苏联休养。汪精卫经过仔细考虑,觉得蒋介石的离开也许可以缓和蒋介石与季山嘉的矛盾,有益于革命局面的稳定,于是便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当然不想去苏联,但他想不到汪精卫不识相,居然没有继续挽留反而一口允诺,下不来台的他只能继续试探汪精卫:可否由汪夫人陈璧君和曾仲鸣(汪精卫的秘书)陪同出国。可是,结果令蒋介石再次失望。大概是陈璧君也乐得去苏联开开眼界,在夫君耳旁吹了枕边风,汪精卫再次答允了蒋介石的请求。最搞笑的是,按捺不住喜悦心情的陈璧君迅速做完了出境旅游的准备工作,还天天打电话询问蒋介石何时动身。说到这里,就得强调一下蒋介石身上的一个特质:多疑。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因此,陈璧君催得越紧,蒋介石就愈发认为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是真的要拿下自己。蒋介石对汪精卫的猜疑,在两人之间埋下了一个大大的炸药包,而且拉好了引线,只等那个点火的人。很快,点火的人就到了。奇怪的调舰令
1926年3月18日下午,黄埔军校司令部值班室接到求援电话:一商船在黄埔江外海面遇劫,急需军事保护。但是,黄埔军校无舰可派,当前有能力派遣军舰的地方只有海军局。于是,黄埔军校必须向海军局求援,这个求援的任务交由业务对口的军校驻省(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来完成。当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因公外出,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接待了欧阳钟。欧阳钟告诉对方:刚才接到军校邓教育长的电话,奉蒋校长口谕,要贵局派得力军舰两艘,连夜开赴黄埔等候蒋校长调遣。请大家记住欧阳钟和他的这番说辞。邹毅是一个公事公办的人,既不打官腔推诿拖延,也不官官相护开后门,他按照规定干了两件事:第一件,让欧阳钟开一个调函,白纸黑字,免得将来对方不认账,欧阳钟照办。第二件,给欧阳钟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自己去找李之龙。于是,欧阳钟来到李之龙家,当时只有李之龙老婆在家,欧阳钟在留下邹毅的信函之后离去。18日夜,回家的李之龙看见了邹毅的信:李局长:军校办事处欧阳钟主任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邓演达)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中决定一舰。因为自由舰正在维修,李之龙便命令自己的亲信——代理舰长章臣桐率中山舰即刻开往黄埔。19日早上6时许,江雾弥漫,章臣桐率中山舰抵达黄埔军校,随后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但奇怪的是,邓演达对此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绝对没有请派军舰。有问题吧?欧阳钟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明确表示自己接到了邓演达的电话啊?可是作为亲苏亲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实无撒谎谋害李之龙的必要,难道这个欧阳钟有问题?要搞清楚欧阳钟有没有问题,还得关注事件的后续发展。高潮
19日上午,蒋介石接到了几个电话。没有人能想到,这几个电话居然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头三根稻草来自汪精卫,他在电话里除了和蒋介石谈工作,还三次问及对方今日是否去黄埔,心情不佳的蒋介石给出的答复是不去。最后一根稻草来自李之龙,由于苏联考察团提出参观中山舰,于是李之龙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这才知道中山舰去了黄埔(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蒋介石一面同意调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中山舰去了黄埔?没有我的命令就去了黄埔,这是怎么回事?去不告诉我,回来却又要向我请示,这是为什么?他感到前些日子那种隐约的担忧在逐渐变成现实,再联想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蒋介石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很快就有了日记上的结论——“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想象的或者他所期待的事情的发展,应该如下——中山舰到黄埔,季山嘉在黄埔将他绑架上中山舰,然后送上去苏联的船;在他刚刚和汪精卫确定下来今天不去黄埔后,对方以为阴谋败露,共产党员李之龙便以苏联考察团参观军舰为借口,故意向他请示调回中山舰,消灭证据(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按照蒋介石的日记,接下来的剧情应该是:他打算躲到自己的地盘汕头躲躲风头,不过就在逃往汕头的途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心武力“平叛”。至于这一心理转变如何发生,他自己解释为“我何为示人以弱”。但不得不说,这个解释颇为牵强。这是因为,共产党一方都对当前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而实力更强的蒋介石不可能对当前波诡云谲的形势背后的阴谋没有起码的认识。3月19日,周恩来向布勃诺夫转告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可惜布勃诺夫没有采信。因此,根据之后发生的事实以及蒋介石对苏联、共产党一贯的不信任心态,更大的可能是蒋介石决定“顺水推舟”,借机动手,从而消除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力,分裂国共合作,夺取对党、政、军的领导权。蒋介石抱着浑水摸鱼的决心,拉开了“中山舰事件”的序幕。20日凌晨,蒋介石召来亲信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陈立夫等人,商量好了行动计划。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公认的事实”。这大概就是比较完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全过程了吧。深入剖析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确定四点:第一,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也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苏联顾问季山嘉无关,更与共产党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蒋介石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的命令。第三,事件爆发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意图,以及蒋介石多疑、容易走极端的性格。第四,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是解开迷局的关键。由于那个年代通信手段不够发达,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网络聊天工具,所以经过层层转达(大概5人),欧阳钟才接到向海军局求援的任务。因此不少学者都认为欧阳钟之所以说调舰的命令出自邓演达和蒋介石,是因为层层转达导致的信息失真,是误会,是巧合。但这一说法在一个又一个的“巧合”面前似乎站不住脚。首先,“中山舰事件”中的三个关键人物关系非常亲密,是一家子。欧阳琳和欧阳格是堂兄弟,欧阳钟是欧阳格的侄子。其次,3月18日上午,欧阳格给李之龙写了一封信,仔细询问了中山舰的情况:中山舰目下维护如何?可否具备立即执行任务之能力?李之龙出于礼貌,照实回复对方:目下中山舰业已修理完毕,状况良好。如此看来,李之龙的警惕性很有问题,不懂得“保持高度警惕是避免侵害的前提”的道理。欧阳格头一天知道了中山舰可以执行任务,第二天中山舰就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难道这也可以解释为巧合?打探中山舰的情况,绝不是因为欧阳格闲得没事干,关心国家资产的健康状况,而是因为这是一个阴谋。国民党右派搞了一个“西山会议”后,发现没有什么市场,无人响应,于是暗中杀回广州,把广州的水搅浑,便于浑水摸鱼,借机生事。实际上,广州的右派势力很强,这或许是“西山会议派”敢于杀回来的信心所在。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孙科、广州市政府常委伍朝枢(老爹是孙中山的忠实战友兼外交专家伍廷芳)、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都是右派,也都是“西山会议”的支持者。而且国民党右派狂热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也在广州,欧阳格正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右派是积极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因此他们一直在处心积虑地让国共分裂。经过周密计划、仔细调研,他们决定拿蒋介石做文章,借刀杀人。因为蒋介石手握军权、政治地位高,且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分歧,有实力、有意愿对付汪精卫、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于是右派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步地将蒋介石引入彀中。第一步,发传单,造流言。散布汪精卫、共产党、苏联要对付蒋介石的谣言,扩大蒋介石与对方的嫌隙。第二步,借机设局。造成共产党、苏联顾问有联合汪精卫胁迫蒋介石出洋的假象,引诱蒋介石动武。为此,他们精心走了两步棋。先是把共产党人李之龙捧上海军局代局长的职位,让共产党人承担军舰出动的责任,后又安排了右派间谍欧阳钟故意混淆李之龙正常派遣军舰出援一事,造成共产党派出军舰到黄埔的“事实”。尾
”。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8xse.com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陈名夏 | 给事中 | 江苏 |
党崇雅 | 侍郎 | 陕西 |
梁清标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卫周祚 | 郎中 | 山西 |
戴名说 | 给事中 | 北直隶 |
刘昌 | 给事中 | 河南 |
柳寅东 | 御史 | 四川 |
陈之龙 | 分守道丞 | 江西 |
张若琪 | 侍郎 | 山东 |
方大猷 | 分守道丞 | 浙江 |
高尔俨 | 翰林学士 | 北直隶 |
张忻 | 刑部尚书 | 山东 |
张端 | 翰林学士 | 山东 |
张缙彦 | 兵部尚书 | 河南 |
刘余祐 | 兵部侍郎 | 北直隶 |
龚鼎孳 | 给事中 | 安徽 |
孙承泽 | 给事中 | 北直隶 |
薛所蕴 | 国子监司业 | 河南 |
傅景星 | 御史 | 河南 |
李元鼎 | 太常寺少卿 | 江西 |
熊文举 | 吏部郎中 | 江西 |
叶初春 | 工部侍郎 | 江西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王正志 | 户部侍郎 | 北直隶 |
徐一范 | 吏部郎中 | 江苏 |
王宏祚 | 户部郎中 | 云南 |
卫周允 | 御史 | 山西 |
曹溶 | 御史 | 浙江 |
胡世安 | 少詹事 | 四川 |
吴惟华 | 主事 | 北直隶 |
李若琳 | 翰林学士 | 山东 |
王鳌永1 | 户部侍郎 | 山东 |
金之俊1 | 兵部侍郎 | 江苏 |
沈惟炳1 | 吏部侍郎 | 河北 |
冯铨2 | 大学士 | 北直隶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李化熙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宋权 | 顺天巡抚 | 河南 |
任濬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张煊 | 御史 | 山西 |
李鉴 | 宣化巡抚 | 四川 |
谢升 | 吏部尚书 | 山东 |
田维嘉 | 吏部尚书 | 北直隶 |
黄图安 | 分守道丞 | 山东 |
房可壮 | 副都御史 | 山东 |
刘汉儒 | 四川巡抚 | 北直隶 |
苗胙土 | 郧阳巡抚 | 山西 |
陈之遴 | 编修 | 浙江 |
刘正宗 | 翰林学士 | 山东 |
谢启光 | 兵部侍郎 | 山东 |
孙之獬 | 翰林学士 | 山东 |
李鲁生 | 国子监司业 | 山东 |
魏琯 | 御史 | 山东 |
潘士良 | 刑部侍郎 | 山东 |
霍达 | 江苏巡抚 | 陕西 |
吴伟业 | 少詹事 | 江苏 |
姓名 | 明官职 | 省籍 |
周亮工 | 御史 | 河南(南京居民) |
刘应宾 | 吏部郎中 | 山东 |
张凤翔3 | 工部尚书 | 山东 |
钱谦益 | 礼部尚书 | 江苏 |
山东的投降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甚至连新官上任的几把火都没能烧起来。第一把火,日军为配合他投敌而发动的“枣宜会战”没有达到目的。这也就忍了,毕竟日本人打了几年也没能拿蒋介石怎么样。但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另一把火也烧失败了。投日后的汪精卫,非但没有改变自己一贯坚定的反共立场,反而下定决心利用自己与日本人的“共同防共”政策,彻底消灭心头大敌——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共产党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八路军、抗日游击队和民兵。但汪精卫万万没想到,在他配合日本人发起的各种扫荡根据地的战斗中,他手下的伪军不但未能消灭对方,反倒成了对方练手的沙包,促成了共产党的日益壮大。下面就来说一说敌后战场的事。自从一一五师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后,本书就再也没有讲过共产党八路军的相关消息,他们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其实,他们哪儿也没去,还在山西。东北沦陷了,华北沦陷了,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了,国军才好不容易止住了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步伐。战场形势变化了,国军的对策自然也得跟着变化,因此国军随即变更了战斗系列,情况大致如此——三分之一用于正面战场,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三分之一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国民政府把大量实力不足以与日军正面抗衡的杂牌部队安排在了沦陷区(敌占区),坚持敌后游击战,拖住日军,消耗日军,破坏其战争能力。比如孙殿英就在敌后战场,在台儿庄大捷中立下战功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和那个杂牌中的杂牌庞炳勋部,也被安排到了敌后战场。在蒋介石眼里,八路军肯定也算是杂牌军了,所以八路军被派到了华北战场。但蒋介石显然太小瞧八路军了。坚持独立自主抗日的八路军,那可是游击战的绝顶高手,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我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运用得炉火纯青,水平远超国军游击部队的平均水平。八路军依靠出众的游击战术,在敌后战场杀伪军,打鬼子,破坏伪政府政权,如鱼得水。八路军扎根于群众中间的抗日行为和战略战术,让广大沦陷区人民重新认识了八路军这一抗日队伍。而八路军始终坚持的群众路线、官兵平等,还有良好的军纪,也使得他们颇受老百姓拥戴,再加上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政治宣传工作,八路军的招兵扩军变得比较容易。不到三年,中共领导下的部队从三万发展到了几十万。当然了,八路军并非一直在打游击,八路军也有实力做到正面战场决胜。“枣宜会战”结束后不久,中共这边就打了一场漂亮仗——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八路军动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在晋察冀广阔的地带上进行了历时近四个月之久的大规模战斗。对于日本人来说,百团大战来得太突然了。别看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马,但平时化整为零藏兵于民,不显山不露水。日本人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后方会突然出现几十万中国军队大搞破坏,扒铁路、炸桥梁、毁公路、围攻炮楼和据点,一刻不消停。所以,日军不得不暂停正面战场的攻势,回过头来稳固后方。鉴于教科书、电视和电影已经把百团大战讲得很详细了,这里就一笔带过,大家只要知道百团大战消灭了不少日伪军,令正面战场上疲于奔命的国军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也就可以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时刻,彭老总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有力支援了正面战场。可是,百团大战在使八路军的知名度大规模提高的同时,也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带来了两个副作用。其一,八路军得到了日军的格外重视。针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黄埔军校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百团大战发动者之一的左权因此牺牲,八路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再次化整为零,向山区撤退。其二,让蒋介石起了猜忌之心:本来只给了你三个师十二个团的编制,你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个团,没经过我允许,你就自由扩编,这算怎么回事?蒋介石心里的这个小九九引发了一个大事件——我们熟知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大家还记得吗?红军长征时项英、陈毅被留了下来,率军打掩护。后来,这支部队竟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神奇地坚持下来,并发展到了一万多人。抗战爆发后,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广州起义失败后退党的叶挺为军长。但项英才是这支部队的实际掌控者,任政委兼副军长,陈毅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员。差不多就在百团大战打响的同时,陈毅率麾下新四军向长江北岸(江苏北部)进军,目的是使长江南岸的新四军与黄河北岸的八路军接上关系,更好地向东(华中地区)发展。陈毅的这次转移,让国民政府的江苏省省主席韩德勤很不高兴。韩德勤麾下的国军和新四军同属敌后游击部队,但是由于在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双方已经“摩擦”过若干次了。韩德勤输多胜少,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而现在新四军居然打算在自己身边长期发展,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韩德勤一咬牙,也不顾什么抗日统一战线,调集了一万五千多人,与陈毅部五千余人在江苏黄桥打了一仗。战斗结果很丢韩主席的人。他的手下从一万五缩水到四千。早知这样,还不如不打!不过此时才来后悔,悔之晚矣。黄桥之战是1940年10月6日结束的,也许是黄桥之战的结果让蒋介石很没面子,又或许是出于其他的原因,蒋介石在19日才做出反应。他让何应钦和白崇禧给八路军、新四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没有相关命令,你们怎么能擅自扩军?而且作战编制应和作战任务相一致,既然你现在有五十万人了(指八路军有一百个团),那你就得多干点事情。为了顾全抗战大局,我把河北一带与你们发生过冲突的国军调离了,现在请你们也把黄河以南的部队迅速集结于河北,这样既可避免摩擦,也能让你们集中力量对付华北的日军……当日,毛泽东给予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项英部)调到长江以北。蒋介石一看,毛泽东只同意把军队调到长江以北,这可不行!于是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必须开到黄河以北作战,不过我可以多给你们一个月时间,1941年1月30日以前必须完成移防!中共中央表示同意。于是,新四军项英部北渡长江一事便提上了日程,国共双方也商量好了移防路线。但是,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突然偏离了预定的轨道。以下是两个公认的事实:一、新四军正式北上时,与前来换防的国军四十师发生了摩擦。二、1941年1月6日,新四军正式北上的第二天,行至茂林一带时,被顾祝同的部下上官云相率八万余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围攻。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在苦撑七天七夜之后,仅有一千余官兵成功突围。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其他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或阵亡,或自杀,或被叛徒杀害。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共产党方面说:这是国军有预谋的伏击,蒋介石下令新四军北上绝对是一个阴谋!蒋介石则替自己辩解说:新四军非但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移防,还率先攻击前来接收新四军防务的国军。既然新四军没有按照规定的路线北进,我有什么办法事先派兵埋伏?共产党方面驳斥他:如果不是你预谋伏击,怎么一下子就冒出了八万人?蒋介石自有理由:你新四军是在我国民党的防区行走,我从我的防区就近调集区区八万人有何困难?……项英为何不按照规定路线行进?众多史料的观点大相径庭,殊不可考。但不能否认的是,蒋介石肯定有心趁机消灭这支国民政府根本指挥不动的新四军,打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要不然为何非得消灭新四军不可?难道不能换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至少以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把新四军“护送”到黄河以北。“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以“叛军”罪名,取消了新四军番号。中共当然不会理他那一套,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国共斗得不亦乐乎之际,汪精卫伪政府的伪军们也来接收地方了。国民党、共产党、汪精卫上演三国演义,小日本看了肯定一边偷笑一边摇头。话又说回来,即使中国人一边对敌,一边与自己人一拳来一拳去的,日本也无法趁火打劫,借机获胜,可见它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杀出个黎明第八章军统,特高课,76号军统
讲过了明刀明枪的战斗,现在来关注一下另一处激烈的抗日战场。这处战场俗称“隐蔽战线”。“隐蔽战线”的主角们,大家都熟悉,就是在那些很火的谍战剧中被塑造成毫无人性,酷爱迫害进步势力的恐怖组织——国民党特务,也就是前文穿插介绍过的中统和军统。虽然中统、军统同属特务机构,偶尔会有业务上的交集,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业务范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统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党务这一块,如监控己方的忠诚度,打击反对党派,尤其是共产党……如果要打一个比方的话,中统类似美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主要负责对内的工作。军统则不一样,主要负责对外的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前面讲过了军统的机构传承史,但没讲军统的壮大史。这是因为,军统主要是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民族需要一支强大的特工队伍,在敌前敌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以配合正面战场制胜。有鉴于此,蒋介石给戴笠的军统频出优惠政策,大开绿灯。蒋委员长早期给戴笠开的绿灯之一,是任命戴笠为浙江警官学校(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那时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浙警”当年可是中国少有的几所专业警校之一。戴笠从“浙警”招纳了不少人才,像将级特务中的毛万里(毛人凤的弟弟)、文强(毛泽东的表弟)、姜毅英(军统中唯一的女将军)和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浙警”也算是军统的摇篮之一。要说蒋委员长为戴笠所开的那颗最大的绿灯,一定是让其负责组织康泽之外的另一支“别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淞沪会战期间,蒋委员长命令戴笠赶赴上海组织“别动队”,负责在淞沪战场牵制、袭击日军,配合正规军作战。戴笠靠着自己的本事、蒋委员长的尚方宝剑和好朋友杜月笙的帮衬,还有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情,很快就搞定了一支人数高达万余的“别动队”。虽说别动队的成员是什么人都有,既有知识青年,也有失业工人、市民,甚至还有帮会中人、“地痞流氓”,完全可用“鱼龙混杂”来形容,但别动队的近一千五百名干部还算靠谱,大多来自黄埔军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和军统自身,甚至还有从抗战前线抽调的老兵。“别动队”一组建完毕,就立即投入了惨烈的淞沪会战。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据军统中将特务文强后来回忆,别动队后来只剩下两千余人。但就这两千多人,居然成了军统的“火种”。1939年,打剩下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即样板戏《沙家浜》中胡传魁、刁德一所属的队伍——忠义救国军。显然,忠义救国军并非《沙家浜》的台词所说,是一支“汉奸部队”。当然了,由于“忠义救国军”也曾在敌后的江苏一代打游击,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确实不少。忠义救国军,这个抗日的准军事组织,巅峰时期人员编制高达五万,是军统的主要力量。为了提高军统的战斗力,戴笠满世界高薪聘请一流的特工教官,开设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从射击、爆破、下毒、电讯、反侦测诸多方面,对以“忠义救国军”为主体的特工进行全方位培训。如余乐醒就是教官中的佼佼者。此人的背景很不简单,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和机械专业,他曾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并列的负责人,他曾去苏联接受情报组织“契卡”的特训,他曾在黄埔军校当教官,他曾是叶挺独立团的党支书,他还参加过南昌起义。但是,所有的辉煌都在南昌起义后戛然而止。南昌起义后,对革命前途失望的他脱离了共产党,随后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负责人,职务相当于如今的训练总监。《潜伏》中余则成的“母校”青浦技术训练班,就是此人负责的。连他的小舅子、大特务沈醉也是被他引入军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戴笠也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他觉得国内的特工技术和装备不够高精尖,特地引入了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特工人才。至于引入美国技术和设备的方式,就是与美国合作成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当然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在技术和装备过硬的同时,思想作风也必须过硬。但怎么才能保证技术、政治两手都要硬呢?戴笠有办法,一个他当年混江湖时接触过的办法,一个很俗很老套却很有效的办法——制定好规矩,并让军统成员宣誓遵守,否则严惩不贷。成员正式加入军统时,必须得宣誓。军统成员对着领袖蒋介石的艺术照宣誓的过程,这里就不细说了,此处只谈戴笠为军统定制的两个十分关键的规矩。规矩一:以终身贡献团体……如有泄露秘密及违反纪律之处,愿受最严厉制裁。也就是说,军统是终身制,一旦加入军统,你生是军统的人,死是军统的鬼。戴笠的这一招太狠了,一入军统就得干一辈子,想不忠心都不行!想半道退出?没门,既然承诺了“愿受最严厉制裁”,那中统就有的是办法对付你。再者,愿意加入军统的人,大都是奔着救国救民来的,有很纯粹的精神追求,誓言是发自内心的,根本不像如今的宣誓大都沦为了作秀。规矩二:抗战期间,不准结婚。这一条看似不通情理,实际上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结了婚,自然就多了一份(老婆)甚至是两份(如果有了孩子)牵挂,一旦被捕,出问题的几率要比单身人士高得多。像《红岩》中著名的共产党叛徒甫志高,他老婆被国民党特务一抓,意志就垮了。严格说起来,电视剧《潜伏》的情节有一处瑕疵:余则成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左蓝搞对象,还声称要结婚,后来更是有了“老婆”王翠平。这要放在现实的军统,余则成早就挨处分了,不仅会丢掉饭碗,还有可能吃牢饭,何谈潜伏。戴笠不仅训练特务有办法,管理能力也不赖。抗战期间,在戴笠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军统的绝大部分特务都深入敌后,在危机四伏的秘密战线与敌人殊死搏斗——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暗杀,策反,搜集情报,发动金融战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手段之中,暗杀显然是最有效的震慑手段。1939年2月,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刺杀。1940年8月,军统王牌杀手陈恭澍亲自指挥,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大汉奸张啸林,被军统外围人员林怀部击毙。1940年10月,南京伪政府的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军统外围人员朱升源乱刀砍死于梦中。陈箓、张啸林和傅筱庵的保镖有几十人之多,戒备森严,又都在敌占区的大本营,可还是被干掉了。这对于那些意欲做汉奸的人,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做汉奸躲不过军统的子弹,不做汉奸大不了躲不过日本人的子弹。左右就是一个死,还不如不做汉奸,混个好声名。这么一来,汉奸就少了许多。军统的设置是以“站”为单位的。比如,军统北京站、军统南京站等。因为一部电视剧《潜伏》,军统天津站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熟悉的军统代名词。据军统元老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至少有一万八千人英勇殉国,大都为各站的特工人员。军统的损失为何如此之大?因为他们的对手是两个强大的特务组织——特高课(科)和76号。特高课(科)
在特高课(科)成立之前,一直在中国鼓捣情报的是日本黑龙会,以青木宣纯为首的”。商路开辟也大有收获,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签署通商协议,并严拒其“在台设教”,既争取最大利益,又维护主权。这位在父亲生前将其气得七窍生烟的“逆子”,一点一滴,实现着父亲兴复台湾的遗愿。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六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覆灭的原因,其实早在清康熙十一年就种下了,是年三藩作乱,郑经乘机出兵,攻占潮州、漳州、泉州等地,并与耿精忠相约“与事互助,无事勿扰”,一时间震撼清廷,形势大好。这次出师,身为股肱重臣的陈永华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早在耿精忠遣使至台湾,约定共同进军的时候,陈永华就力陈:“三藩不可信,更难成事,而今清廷议台湾,尚在犹疑间,而我以小事大,正可行韬光养晦之计。若出师,正坚其决心,后患恐无穷也。”纵览事后的局面,他看得精。其实就在清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清军联合荷兰舰队攻陷金门,拔去郑氏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后,“弃台”论就一直甚嚣尘上。在明珠、康亲王杰书等一干执掌国家大政的清朝权贵眼里海洋是没有价值的,筹备跨海攻台,更非精于骑射的八旗军的强项,一心用兵,只能提高汉八旗水师的价值,抬高他们身后的汉官们的身份,这是他们更不能容忍的。而同时,组建水师的巨大花费,更让他们心疼不已。所以多年以来,多数清廷权贵对此都极力抵制,甚至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后,许多满族大臣依然频繁上书,坚称“荒岛无益,徒縻钱粮,不如弃之”。康熙本人,在攻台还是弃台的问题上,长久以来也犹豫不定。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够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促使清廷放弃攻台的动议,并非是不可能的。但是郑经在公元1674年的悍然出师,在震撼了清廷,宣示了台湾水师的强大战力后,也同样坚定了清廷攻台的决心。同年七月,康熙即下诏,命素来力主复台,先前被解除兵部职务的大学士黄锡衮重新“署理兵部事”。此后,黄大学士的两个妹夫——施琅、姚启圣,一武一文相继得到重用,这两个人,就是后来郑氏家族命运的“终结者”。大清的对台政策,从此不再摇摆犹豫,沿着“平台”的轨道隆隆开进。转向的原因很简单:郑经用事实告诉清廷,台湾始终是清廷的威胁,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在郑经的一生里,这大抵算是唯一一次对陈永华未能言听计从,后果却是无可挽救的。可这些郑经是看不到的,也没有时间看到。东进福建失败后,公元1680年郑经返归台湾,从此意志消沉,整日不理国事,沉溺于声色犬马中,次年正月十八日病逝。陈永华也没有看到,郑经东征时,留长子郑克臧监国,陈永华辅政,其间与民休息,深得民望,却遭到以冯锡范、刘国轩为首的派系的嫉恨,屡次散步谣言说陈永华欲废主自立。洞察形势的陈永华明智的辞去职务,退休归养,于公元1680年三月病逝。郑经悲痛万分,亲往吊祭,赐谥号文正。郑经死后,原来的“继承人”郑克臧孤掌难鸣,遭冯锡范一派诛杀,郑经小儿子郑克爽即位。海峡对岸的北京城,却弹冠相庆。康熙重臣李光地兴高采烈地向康熙道贺说:陈复甫(陈永华)殒命,台湾指日可待也。指日可待的日子来了,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经多年精心筹备后,原台湾郑氏家族叛将施琅,率水师2万人跨海东征,武装攻台。台湾这边,幼主郑克爽才13岁,辅政大臣冯锡范无远谋,自然乱作一团。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与郑氏集团刘国轩部在澎湖会战,重创刘国轩。败报传来,全台上下一片慌乱,其间有人提出可迁徙至菲律宾等地,谋求东山再起。却被冯锡范力止,最终在冯锡范、刘国轩等人的主持下,在清军接受了“三不伤”(不伤宗室,不伤官兵,不伤官民)的允诺后,全岛归降。13岁的“幼主”郑克爽被封为“海澄公”,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一条胡同,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病逝于北京。后半生家道中落,虽是“公爵”,却无俸禄,其子也屡遭陷害,多遭发配流放。时至今日,这一门郑氏族裔早已不可考。而当时同被遣送至京城的,还有被郑氏集团恩养多年的明宗室成员,被清廷安排世代守护明十三陵,直到清亡。不知一心志在光复河山的郑成功若泉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可他该怪谁呢?怪冯锡范和刘国轩吗?在这里多说他们几句。先说冯锡范,《鹿鼎记》小说以及影视作品里,他是纵横江湖的武林高手,心机奸诈的大反派。历史上真实的他,却到不了这个高度。有武功不假,郑经留守福建时,他多次浴血冲杀,解救郑经于危难中,清军公元1664年攻陷厦门、金门时,郑氏宗族多人争相归附清廷,唯独冯锡范与陈永华忠心耿耿,与郑经共度难关。于郑经而言,他是个“疾风知劲草”般的忠臣。公元1674年郑经东征,冯锡范以侍卫身份随行,耿精忠的部将刘应麟归降,郑经犹豫不决,冯锡范力主接纳,因此导致了耿精忠与郑经反目,为后来的大败埋下伏笔。郑氏集团参军颜望忠力主征讨菲律宾,开辟新地盘,也被他坚决阻止,后来证明,这些都是错的。与陈永华的矛盾,以及后来辅佐郑克爽篡杀“继承人”郑克臧,其实也是政治派系问题。纵观其一生,这是一个有小聪明,无大智慧,对主子忠心耿耿的小人。而另一个“投降派”刘国轩,历史上的评价还不错,虽与陈永华不和,但确有军事才能。郑成功东征台湾时,他是水师先锋,郑成功病逝后,他参与黄昭叛乱,拥立郑袭,事败后被郑经宽恕,此后他知恩图报,屡立战功,尤其是在基隆会战里重创荷兰舰队,堪称“民族英雄”。郑经趁三藩之乱再次东征时,他率军所向披靡,连克海澄、南安、安西、永春,逼得清军守将穆黑林上吊自杀,因功被封为“武平伯”。耿精忠兵败后,清军反攻福建,是他在南平寨留守阻击,方才保得郑经全身而退。长久以来,他是清军最难对付的对手。后来台湾郑氏家族投降,他被封为顺清侯,驻守天津,任上为官清廉,兴农安民,康熙三十一年病逝于任上,赐太子太保,观其一生,算是能臣。一个“有忠心却无大才”的小人,一个“百战百胜”的能臣,看似尚可,可惜他们都不是陈永华这般拥有卓越眼光的大才。但将台湾败亡的罪过尽数推诿到二人身上,也有失公平。因为施琅兵临台湾岛的时候,以台湾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战而胜之的。面对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时期的中国大陆,领土、资源、人口处于严重劣势的台湾,从来都是无法硬碰硬的,只要清朝政府战争机器全面开动,集中力量复台,台湾就将无任何胜算,即使能够击退施琅的进攻,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所谓台湾最好的选择,早如陈永华当年所说“以小事大,行韬光养晦之计”,但被郑经轻易地否决了,这个带给台湾二十年繁荣的“明主”,在一念之间,将台湾推进了终结的死胡同,成败,尽在这守成之君。今日台南延平郡王祠有一对联:夫死妇亦死,君亡乃明亡。影射的恰是郑经长子,在政变中被杀害的郑克臧,尽管郑克臧当国,依然无法战胜清军,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远征菲律宾。毕竟提倡此议的颜祖望等人都是他监国时的重臣,若如此的话,历史,或许又是另一种假设了。七该怎样评价台湾郑氏王朝?什么样的话最准确?或许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社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沿着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道路行进的时候,孤悬海外的大明朝台湾郑氏家族,无意之间,打开了一条新路,坚定地走了22年,迎来了初步的繁荣,却又被重新拉回到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怀抱里。一个全新的窗口,在迎来些许明亮的光芒后,悄然关闭。然后是无奈的结束,平静的沦陷,沉默的消失,遮掩了22年孤悬海外,壮心不改的岁月,留下了大明王朝300年最后一曲余音。引台湾延平郡王郑经的诗作《悲中原未复》一段,作为对这个政权所有的歪曲,以及对于他走过的所有道路的注解。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第二十四章南明的灭亡之路一明朝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文武官员大多投降,崇祯帝煤山上吊,天子守边关,君王死社稷。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四月十三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万大军,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先追杀李自成,再南下进攻南明政权,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后人皆把1644年看做历史的拐点,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而事实上,崇祯自尽后,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甚至统一天下。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地错失。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公元1644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督师史可法,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史可法大为兴奋,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吴将军(吴三桂)忠义,欲效忠武也。”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做是郭子仪借回鹘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借掳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包括史可法、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其实在占领北京后,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到:“占中原不足持久,不如尽早北归。”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皆主张抢掠后北撤。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在几度犹豫之后,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并有免税待遇。有了“既得利益”,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陕西以东的土地。在当时,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公元1644年五月,福王朱由菘在南京登基,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从军事力量看,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即使不能收复中原,划江自保绝无问题。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清朝统一全国,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朱由菘登基前,围绕着谁继承帝业,各方势力相互冲突,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路王朱常芳,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福王朱由菘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弘光。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东林党以礼部尚
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地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金庸《袁崇焕评传》虽然大多用的是清朝篡改的历史资料,从而对袁崇焕过于溢美,写得不够客观,但他在该书的结尾对于袁崇焕的悲剧的最后总结却是发人深省的,金庸说: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民主,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中国古代,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杀人如草不闻声,一将功成万骨枯!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和平的权力交接,有的只是不断变换的流氓打天下,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志演义》开篇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是《三国志演义》里的一句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只有把天下真正由天下人当家做主,而不是被人“为民做主”,只有实现了民本位,而不是专制帝国的“民为本”,这一切悲剧才能彻底不再重演!第十五章一个川妹子的传奇明朝辽东局势可以力挽狂澜者:熊廷弼,被魏忠贤陷害斩首后传首九边;毛文龙,被袁崇焕杀了;孙承宗,由于过于劳累,身体越来越差,经常便血,不能骑马,难以大用了。除此三人外,最可用的就是袁崇焕了,结果被崇祯一千五百刀剁了。辽东局势已经糜烂。就在己巳之变的前一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最终导致明王朝的终结者李自成、张献忠造反,如果说同时面对两线作战,本已虚弱的明王朝很捉襟见肘的话,那么贵州的奢安之乱更是让明朝三线作战了。还好,一位美女军事家横空出世,她在平定奢安之乱中立下大功,最终使得明朝由三线作战变为两线作战,她就是前面己巳之变中进京勤王的中国最美女军事家秦良玉。秦良玉,字贞素,1574年出生,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她文武双全,善骑射,通诗文,且长得很漂亮(仪度娴雅)。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蓝缎平金绣蟒袍测定,其身高186cm左右。秦良玉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尤其爱她,认为虽是女孩子,也应学习武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四川一带经常战乱,如果不会武艺,就只能“徒为寇鱼肉”。1599年播州(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发动叛乱,史称播州之乱,这是秦良玉军事生涯的开始,在平叛战争中,秦良玉初露锋芒,“连破金筑七塞,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乘被太监邱乘云诬陷,冤死狱中,对于秦良玉这样的世袭土司,朝廷的规定是如果父亲死了,儿子继任,如果儿子年幼,就让妻子来继任。少数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只能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不能让女人担任政治职务。1621年沈辽之战,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四川土司永宁(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西南、辖境相当今叙永、筠连、古蔺等县地)宣抚使奢崇明和儿子奢寅上奏,自请调马步兵两万援辽,明熹宗一看,正愁东北没有精兵呢,少数民族骁勇善战,能为朕分忧再好不过。但明熹宗没想到的是,奢崇明的军队不是平乱的,而是造反的。奢崇明派遣部下樊龙、张彤在从自己的地盘出来后,并不是沿途跟当地交涉行军,而是直接走到哪杀到哪,九月十七日他派兵进攻重庆,很快占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建国号“大梁”。连战连胜后,奢崇明、奢寅父子率军数万分道向成都进发,先后攻陷富顺、内江、资阳、简州(四川简阳)、新都、龙泉(四川成都东南附近),十月十八日,包围成都。此时成都守军只有两千人,布政使朱燮元指挥成都保卫战。奢崇明父子的叛军用皮革作掩护蒙在战车上向前推进,朱燮元下令开炮,战车被明军火炮击毁。于是叛军手拿干柴填满护城河,建起土垒,形状类似竹屋,叛军躲在土垒下,一方面躲避城上的滚木礌石,一方面在此用弓弩向城上射箭。朱燮元在城上用竹子做成帘子的形状,以抵挡叛军箭镞,到了夜晚,朱燮元派勇士缒城而出,火烧用干柴做成的土垒,将土垒下的叛军全部烧死。第二天,叛军四面架起望楼,与城墙一边高,通过望楼攻城,朱燮元依然是火攻,派人出城放火,将望楼烧毁。就这样,叛军占不到丝毫便宜,相持数日后,又来了几千叛军援兵,他们推着一个状如大船的东西,高一丈多,长约五百尺,里面有好几层,最上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披头散发,手拿宝剑。这种武器载数百人,士兵拿着弓弩和有毒的箭镞,前面用牛牵引,后面有人推着。城上守军见状,大为恐慌,朱燮元说:“大家别怕,这是吕公车,我有办法破它。”之所以这种武器叫吕公车,是因为其最早原型是由吕尚,也就是姜子牙所造。周文王讨伐商纣王死党崇侯虎的时候,周文王姬昌初战不利,大臣毕公高说:“我看这城外树木很多,不如砍下建造高车,把整根的粗大木头放在车上,等到半夜时候,悄悄地把车推到城边,每车用二十名壮士推动木头,去撞击城墙,不管它多么坚固,也一定会撞倒。”周公姬旦说:“如果敌军在城上把矢石抛下,我车上壮士不是要受伤么?我有一个办法,索性把车造得极高,高到超过他的城墙,可以临城俯视他们。车上壮士,各执戈矛弓箭,到了城边,并力和城上守军交战。他们保卫自己还来不及,怎么有工夫去抛矢石?”姜子牙说:“车上还可以再设两个搭钩,等到车到城边,便用搭钩钩住城堞,车上壮士就可以跳上城去。”于是周文王把这三个人的建议综合一下,建造了这种新式攻城武器,由于这三个人里姜子牙(吕尚)最有名,所以这类武器被后世称作吕公车。朱燮元一眼识破叛军这种武器属于吕公车的范畴,在战场上,对于一种大家没见过的新式武器,如果没有人能站出来貌似很懂地说出关于这种武器的情况,那么士兵很容易被吓得不知所措,而只要主帅一下子把这种大家没见过的武器讲出门道,顿时就会稳定军心。士兵们跟着朱燮元这样靠谱的统帅自然会备感踏实,有这样一种安全感,再大的敌人也能战胜。面对吕公车,朱燮元下令运来一批大木头,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套巨索,转索就能运动杆,通过这种类似抛石器的武器,发射千斤巨石,打出两个巨石后,吕公车就被砸坏了,而后朱燮元下令用巨石砸前面牵引吕公车的牛,牛被砸得疼痛不已,掉头就要跑。朱燮元一声令下,明军从城中杀出,最终大破城外叛军。可是,毕竟城内守军只有两千,越战越少,而城外叛军有两万,朱燮元派兵突围,请求美女军事家秦良玉和贵州巡抚发兵。此时奢崇明与朱燮元都在争取秦良玉,足见秦良玉的作用。秦良玉对奢崇明派来的人说:“你没听说过我们秦家世代忠良吗?我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都在剿灭奴贼(努尔哈赤)的战斗中殉国了,只有我弟弟秦民屏从辽东归来,现在他的战创已经痊愈,我们姐弟当效死报国!”说罢拔剑砍死了奢崇明派来的人。秦良玉派兵四千进驻南坪关(今四川南川西南),扼重庆叛军归路,又分兵守忠州(今重庆忠县),秦良玉自统精兵六千自重庆沿江西上。贵州巡抚李标也派兵救援朱燮元。十月至十二月,秦良玉和李标共消灭叛军一万余,先后收复遵义等地。吴炽昌《客窗闲话》中记载了秦良玉与叛军作战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敌人来了,秦良玉率军千人,每人拿一张可一发十矢的弩,她率这些弩兵射退了敌军,随后乘胜进军,接连收复三百里土地。她在此建立大寨居中,派亲兵在周围建立小寨,拱卫大寨。她将人民中强壮的挑出来进行军事训练,在达到人和后,她在地利上下功夫,在寨外挖掘壕沟,壕沟里放有毒的蒺藜,上面铺上不结实的板子来隐蔽。在壕沟周围设置机关,一旦敌人踩上,机关就发射有毒的箭镞。在寨边的屋子里,她把老花镜和近视镜摞在一起,装在筒中,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望远镜,本来寨就在高处,再如此设置,两眼5.2的能看清百里外的人马,这就是观察哨。然后为了让情报传递快,她用长绳把寨边的观察哨里悬挂的铃铛与寨内连接,在观察哨的士兵把观察到的情况写下来后,一摇铃就有人听见声音,从而过来取情报,这个观察哨被秦良玉称作“天观”。怎么样,这个女人不寻常吧?——更绝的还在后头!秦良玉懂物理,根据固体传声最快的原理,她在地上放陶器,让人用耳朵伏在上面听,这样的话几十里外的人喊马嘶都能听见。听见后报信的方法与观察哨一样,这个东西被秦良玉称作“地听”。除此之外她还派大量间谍打入奢崇明内部,以获取情报。防御做得差不多了,该准备进攻了,秦良玉苦练精兵,她发明了一种先进的阵法——连翔阵。这种阵法是每名士兵拿一个喷筒,把用毒药煮过的细沙晾干后放入筒中。每支拿喷筒的队伍都有弓弩手护卫。交战时先把喷筒中的有毒的沙子往敌人眼睛里洒,敌人眼睛疼得睁不开后弩兵用箭射死敌人。此外秦良玉还对营寨做了其他设计,做的什么设计呢?一会儿仗一打起来您就明白了。秦良玉在军队、地利、情报、阵法都准备得差不多了时,敌人才来进攻。不知奢崇明是怎么搞的,也许他是一直害怕秦良玉吧,居然在秦良玉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派兵发起进攻。奢崇明估计秦良玉在这一带设了机关,于是让叛军驱赶着牛羊驼马在前,土车在中,叛军在最后。走到壕沟时,动物们踩在板子上后掉进壕沟被蒺藜扎死,有的动物踩上了机关,于是中箭而死。叛军将动物的尸体和土车用来填平壕沟,随后踩着被填平的壕沟冲入寨内。此时秦良玉率军撤退,并留下大量粮食,叛军争抢粮食。不久营寨地震,顷刻间寨塌了,粮食中的火箭、火球射出来,叛军死了几千,争着往外冲,此时秦良玉在寨外的兵将叛军堵截后全歼。这是十月至十二月期间秦良玉最大的一场胜利。在中国古代,女人受着三从四德的约束,在外面独当一面的人很少,像秦良玉这样的传奇女军事家就唯此一人了。张怀渭《题秦太保良玉传》:红妆玉貌秦将军,团花袍蹙金麒麟;横戈革檄东南征,三十万众箭飞蚊。奢酋播州昆冈楚,白杆所到山岳分;燕山十月雪风颠,披裘徒念征夫寒。速寄冬衣千五百,天家不费司农钱;九重诗到字龙虎,平台拜赠天颜欢。归来万马求蚕丛,夺得汝才大纛舞;归巫之山贼所营,下瞰我军如建瓴。本兵不恤全蜀倾,巡抚巡按安足云;将军扫境怒目嗔,帐下女儿皆铁甲;纵横风雨矗三峡,扼十三隘谁力争;一腔血洒蚊龙匣,鼎湖弓剑散人间。回首恩波四十年,金瓯破碎石柱存;江天北望空涕涟,当时杖剑皆如此;那有幺麽不可止;呜呼,巾帼中有奇男子。秋瑾:其一:古今争传女状头,谁说红颜不封侯。马家妇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其二: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其三: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娥媚。吾骄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用美国作家米勒的话来形容秦良玉的事迹再恰当不过,“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秦良玉的事就说到这。另一边,朱燮元在秦良玉连战连胜之时,也继续着此前的胜利。他诱使包围成都的叛军头目罗干象反正,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干象为内应,又遣部将设伏诈降,诱奢崇明至城下,再败其军,成都解围。历时将近四个月的成都保卫战胜利结束。朱燮元乘胜出城追击,先后收复资阳、内江、简州、泸州等四十余州县,明熹宗升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就在成都刚刚解围的时候,贵州水西(辖鸭池河以西地区)宣慰土同知安邦彦发动叛乱,自称罗甸大王,很快率军杀到贵阳城下,叛军包围贵阳,相持数日,贵阳城中粮绝,于是吃糠麸,糠麸吃完了,吃草,草吃完了,吃战死的将士的肉,死人吃完了,就杀活人,甚至吃亲生骨肉,连贵阳知县周思稷都自杀了,以自己的肉来作为军粮。贵阳总兵张彦芳公开组织杀人,人肉四斤值银一两。贵阳被围一年后,新任贵阳巡抚王三善才为贵阳城解围。一年下来,贵阳四十万百姓仅剩两万多人。之所以贵阳一直没有被解围,是因为秦良玉率军去收复重庆了,朱燮元率军去收复四川的失地了,自然没人管贵州了。天启二年五月二十八日,秦良玉所部收复重庆。至1623年叛乱被平定,奢崇明父子俱受伤而逃,投奔安邦彦。明熹宗令废奢崇明父子原先管辖的永宁宣抚司,设道府治理其地。在奢崇明父子被平定之后,还来不及对此二贼首斩草除根,朱燮元就要投入对安邦彦的围剿战争。由于战争涉及四川、贵州多支军队,指挥不灵,叛军屡战屡胜,解了贵阳之围的王三善被叛军斩杀,安邦彦所部发展到十万人。1628年新继位的崇祯任命在平叛中一直表现突出的朱燮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军务,并任贵州巡抚,一切大权交给他。1629年朱燮元在永宁之战歼灭叛军主力,安邦彦、奢崇明被杀(此前1626年奢寅已经被部下杀死)。至此奢安之乱(奢崇明、安邦彦之乱)被彻底平定。奢安之乱叛军共被斩首两万八千人,被俘一万两千六百人,明军阵亡两千六百八十八人。奢安之乱是压垮明朝的第一根稻草,奢安之乱时的明朝还要与后金作战,两线作战力不从心,刚平定奢安之乱,就发生了全国性的饥荒,李自成、张献忠相继崛起,最终敲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第十六章蝴蝶效应:婚外情导致明朝灭亡?就在奢安之乱被彻底平定的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河南、山东、山西遭受了千年不遇的水灾、旱灾、蝗灾。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赤毒的太阳更像个超级大火炉,烧烤着这早已经不起煎熬的大地,使得万物都要窒息。太阳把地上的每一滴水都毫不留情地吸干了,干涸无水的河床,令人窒息的空气,数以万计的难民,在烈日下忍受着煎熬。“水啊,水啊!”到处有人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一个个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大地上,布满瘦弱干瘪的尸体,他们或蜷缩,或俯卧,或仰躺,但脸上都是不甘心的神情。他们有的被晒死,有的被饿死,有的饿得不行直接自杀。死去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了,活着的人眼睁睁看着亲人死去,苍蝇爬满腐烂的尸体,密密麻麻,叫人恶心。尸体发出恶臭,热气往上升
的状态下回到家。对精神科医生而言,处理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判断谁该住院,谁能以电话访问配合频繁约诊进行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每一位精神科医生都遇到过病人自杀身亡的情况,这种事并非百分之百可预防的。我曾有三名病人自杀,每一次都令我沮丧到几乎一蹶不振。在我内心深处,我期望能用我的能力让每个人永远平安,但现实偶尔会插手搅局,导致我在超出我能控制的状况下失去某些病人。我没有合伙人,因此除非度假(但我一定会找同行代班),否则我一向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待命,响应病人需求。一旦电话铃或呼叫器响起,我总会不自觉地担心是不是谁出了什么事。假如病人只是打来联络事情或寻求支持,我会很开心,至少他们还活着。1990年最初几个月,我经常接到卡伦的求救电话(有时一星期两到三次),都是寻求帮助,不让自己做出傻事。我担心她随时会自杀。※※※※1990年2月,卡伦告诉我额头那道疤是怎么来的。19个月大时,她接受前额的动脉瘤或血管瘤(一种良性瘤,构造多为纠结的血管)切除手术。她说,这道疤使她在小朋友之间变得很醒目,其他人常因此取笑她,喊她科学怪人。她父亲无力处理她的健康问题,又怪她花了这么大笔医药费;他曾对她大吼:要不是你和你的医院账单,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她是他失败破产的最佳代罪羔羊。卡伦住院进行手术期间,她父亲从院里偷了些绷带出来(后来他用这些绷带将她绑在家里的床上)。如果她哭,他会把她绑起来,揍她,让她有哭的理由!卡伦说她偶尔会完全不说话,意即她拒绝说话。10岁时,她差点让大家以为她聋了。为此她又住院好几个礼拜;后来她说,她只是“不听”了。在成长过程中,她天天希望父母亲赶快死掉。但她说她爸也希望她死掉。有一回,她感染了肺炎,病得很重,但她父亲拒绝带她就医,所以最后是她母亲和她叔叔带她去的。她说,到医院时她已没了呼吸;假如再拖久一点,她早就死了。卡伦透露得越多,她所承受的痛苦也就越令我难以置信——但我确实怀疑她说话的真实性。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残酷的精神虐待也令我极为震惊。我很难得知这些儿时记忆究竟有多准确,但她确实以极具说服力、清晰又痛苦的真实情感唤起这些记忆。她说,这样的疗程令她精疲力竭。※※※※在往后的几次治疗中,我感觉自己仿佛坐了趟云霄飞车。卡伦拋出一大堆令我头昏眼花的生理症状和恐怖回忆,但她却不像过去那么沮丧,甚至稍微开朗了些。“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我帮我的洋娃娃做衣服,”她不带特殊情绪地描述,“我问我爸可不可以拿他的一条红色旧领带,帮娃娃做裙子。他说好,但我得先用正确的方式打领带。打在我自己身上。等我打好,转身面向他,他立刻抓住领带把我拎起来,害我差点窒息。他一直大笑,说我不该相信任何人。”卡伦平铺直叙地诉说这段故事,但却愁眉苦脸的,仿佛这些回忆是极大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最后她补上一句,“不知怎么着,我跟每个男人的关系最后几乎都以受伤收场。”这回我心中一震。治疗师必须不时倾听,从病人与自己的关系去揣想病人的弦外之音。尽管乍看之下似乎较以医生为中心,不过在医患关系中,病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其潜在意义——此乃铁一般的真理。最近,卡伦透露少部分不堪回首的过去,这是她在精神治疗中首次出现实质进步。然而,她刚才说了她跟每个男人的关系,似乎也在暗示我也会像她生命中的其他男人一样,虐待她,伤害她。一方面,她认为我能让她敞开心胸,吐露受虐的往事;但另一方面,她却深信我会像其他男人一样,重重甩她一巴掌,背叛她。这是治疗工作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么继续往更深处挖掘,要么就会谈崩。我即将首次有机会切入正题,对卡伦说几句重话,让她明白她对人的不信任感有多深;即使面对像我这样可能值得信赖的人,她也很难跨越这道障碍。虽然我常跟卡伦说话,但大多是为了探究、支持或诱导她说话,没有一句足以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因为我学会了如何当个更好的倾听者,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卡伦最需要的就是听众。“卡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我觉得你在害怕,害怕你一旦跟我越来越接近,我就会像你认识的所有男人那样伤害你。你想要更亲近,但你害怕亲近。”卡伦看着我,缓缓点头;她眼眶红了,脸庞发热。她听见我说的话了,但她需要时间消化思考,相信我也许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我说中她的心事,她会比较有安全感,觉得被理解,进而朝下一个阶段迈进。当天稍晚,她写信给我。亲爱的贝尔医生:今天离开你的办公室以后,我不断回想我们的对话。我要你知道,我真的很开心我正在接受治疗。我有好多话想告诉你,需要告诉你,但每次一走进你的办公室,我就开始犹豫,困惑。你一直对我很有耐心,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觉得我好像在浪费你的时间。如果我能真正打开心扉,把心事统统告诉你,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有办法处理吗?万一不行怎么办?我觉得我仿佛坐在一列停不下来的云霄飞车上。但我知道你可以帮助我助我自己一臂之力。卡伦她似乎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处境。她正坐在云霄飞车上,笔直坠入万丈深渊;虽然我也在同一列车上,但我察觉自己仅能轻轻划过问题表面,无法触及她心中最深的秘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心里很担忧。她这个星期心情好,下星期又跌落谷底;她想好好处理自己的问题,但云霄飞车一会儿急升,一会儿俯冲,我们俩有能力应付吗?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其目的只是为了等待,目睹真相自动呈现。在卡伦的云霄飞车上,我感觉自己被蒙住双眼,看不见前方的景象。我发现,如果你放手让病人主导,他们对自己的故事都有一套无意识但精准的叙述方式,一次揭开一层纱。实习期间,我得到最棒的忠告是:治疗师的职责只是尽可能倾听、了解病人,如此而已。不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不是逼他们改变,更非与他们分享自己。了解病人才是我的工作。一旦我对病人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就能与病人分享他们的心得。这种洞察力可以让治疗师保持耐心,免除不少麻烦。我想多了解卡伦潜意识的感受,以及她目前还没有勇气吐露的秘密。因此我告诉她,把梦境记录下来或许能有帮助。经过谨慎解析,梦境多半能精确指出病人目前存于潜意识的矛盾,与现阶段某些症状的源头。卡伦照我的指示做了。于是下一次见面时,她带着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走进我的办公室。我从一栋高楼疾速坠落。停不下来,无法控制。我越来越接近地面。我看见底下的车子和人群,我不想以这种方式死去。是谁把我推出窗外?还是我自己跳下来的?我似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掉下来的。我想我应该在闹市区,从某办公大楼掉下来。我试图控制自己,但我做不到。就在我即将撞上地面的那一刻,我吓醒了。我的心跳得飞快,汗流浃背。我很慌乱。我得抓着床稳住自己,因为我还在坠落。在治疗过程中所做的“梦”,一般认为由过去的片段、现在的片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和医疗片段(医患关系)这三个元素组成。医患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这让治疗师有机会植入改变的契机;而过去与现在的片段则与医疗片段相互辉映。对于卡伦,目前我打算把重心放在这个部分。“我想,这个梦反映了你对疗程频率增加以及跟我越来越熟识的恐慌与焦虑,”我说,“你从办公大楼掉下来,感觉像我这栋楼,这是因为你对我越来越敞开心胸,觉得自己渐渐失控了。”这是云霄飞车的另一种象征。下一则梦境显示她的恐惧又加深了。我在手术室,即将接受手术。好几个医生联手把我绑在手术台上,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每个医生都戴着面具,我看不见他们的脸。他们在笑。医生先在我的肚子上划下一刀,痛得像在受烙刑。他们还在笑,笑里带着羞辱。然后医生看看我的脚,说:“她用不着这东西。”然后就把脚剁了,往肩头后一扔。接着他剜下我的心脏,“你没有心,没有感觉。”他继续大笑。我快死了,每个人都想拿走一部分的我。我试着逃跑,但我无法挣脱束缚。没有人帮我。我吓醒,余悸犹存。每次听到病人的梦里出现“医生”,我总会不自觉地竖耳倾听。就某种程度而言,病人梦里的医生通常代表我。这也是一种了解病人对我的真正感受的方法。“我想,这次的梦透露更多你对我的惧怕,”我说,“你担心万一接受治疗,让我‘划开’你的心房,你只会更受伤,更无助。”卡伦剖腹产的手术过程与这则梦境相似,随之而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等我再见到卡伦,她又交给我一些琐碎的记忆片段。她说,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到现在还记得这些。开始治疗前,我先读了几页。我躺在黑暗的房间里。躺在台子上。我怕黑。有好多手在摸我,全身上下到处乱摸。我在哭。求求你不要碰我!那些手还是继续摸。我听见笑声,男人的笑声。求你放过我!我爸逼我坐下来,跟他一起看色情片。他要我学会取悦男人的正确方法。他说他在教我。我在祖父家的前廊上。我玩芭比娃娃。我8岁,或者再小一点。祖父叫我进房间去。他摸我。我没有反应。他威胁我,要扔掉我的芭比娃娃。我听不见他说话。我不在那里。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抚弄我,然后开始______。我注意到最后一则末端的空白。我不知道空白代表什么意义,但我决定让她暂时留白。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些全是真的吗?我很谨慎,不曾要求卡伦告诉我这些事,或者暗示她是否有过此类遭遇;然而,这段回忆竟以如此写实且事无巨细的方式呈现出来,反倒令我信服。我认为其可信度极高。然而,就治疗的实际层面来看,真正发生过什么事——这些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其实并不重要。这些都是存在于卡伦内心的影像。对卡伦来说,这些影像,还有影像带来的感受都是真的。儿时记忆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扭曲、重组、替代和修改。尽管我没有理由怀疑卡伦,也知道儿童性侵害案件时有耳闻,但是跟一个曾经历这种磨难的人面对面坐在一起,仍令我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断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我只需要了解卡伦的想法和感受就行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样就够了。[1]美国实习医生一般住院实习期满后的高级实习期。——译者[2]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系美国人查尔斯·埃姆斯设计。——译者第一部苟且偷生第3章遗失时间1990年7月,卡伦首次深入描述自己“遗失时间”的经验。她说,上次过年时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她发现自己出现在赌场内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有时手上的钱变多,有时变少;最后她丈夫和朋友终于找到她,而她的皮包里竟然有2500美金——刚开始她身上只有25美金!所以她必须找借口解释她去了哪里,还有她为什么没躺在床上——因为稍早她曾表示自己头痛,想在房间里休息。卡伦曾告诉我她很健忘,或者她常想不起来发生过的事;以前她也曾提到自己会无法交代某段时间的记忆,我注意到了,但当时我认为她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问题。那天她首次提到她有“遗失时间”的毛病:仿佛她“不在现场”,时间断断续续的。接下来几个星期,卡伦告诉我越来越多这些片段的细节:“有一天,我出门去杂货店买东西,后来却在购物中心‘醒来’。”她对自己的疯狂行径既困惑又愧疚,“我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决定不去杂货店,跑去卡森城购物中心帮我儿子买帽子。我不太记得买东西的经过,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儿去的。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好几次。”她稍作停顿。“又有一天,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互助会结束之后,我去吃晚餐,但我完全不记得晚餐的任何细节,只记得回过神已是隔天早上。我在自己床上醒来,头痛得要命。”显然,卡伦有分离症——意即她的意识在某段时间是分离的。部分的她处于现实,部分的她脱离现实。其实我已怀疑好一阵子了,但我还不知道她究竟属于哪一种分离症。她曾告诉我,她害怕专注、局限于单一问题,因此我决定让她主导,由她决定何时告诉我这些片段。我不想操之过急,唯恐自己无法分辨她是否只是为了讨好我而捏造她的故事。再次见面时,她说她和丈夫起了争执。她把女儿留在外婆家过夜,但她丈夫为此大发雷霆。她一拳挥向丈夫的脸,但她却没有动手的感觉。他回敬她好几拳,导致她最后被送进医院;但她也不记得进医院的事。她丈夫全身都是淤青。她说她遗失时间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天,她接到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他俩是上周五晚上认识的,但她不记得见过此人。她去看电影,却记不起部分情节。她说,其实她也不太记得6岁到10岁之间的事。天主教学校的修女曾说她中邪了,还在她头上洒圣水。卡伦描述的分离状态似乎跟着她大半辈子了,状况时好时坏。她问我她何以遗失时间,我说这可能是她应付痛苦的一种方式。当然,我有我自己的怀疑,但现在我真的无法给她更好的答案。1990年8月,卡伦开始经常性地遗失时间,或者现在她比较愿意告诉我了。星期四晚上,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把小刀。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跑到那里去的。周五晚上,她大约遗失4到5个小时的时间。以下是她写给我的字条:现在是凌晨2点,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到这儿来的。我不知道我在哪一座城市。这里没有房子,看起来很荒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找人帮忙?还是继续往前开,直到看见熟悉的景物?我不能打电话给我先生。他不会明白的。我独自一个人,我好怕。现在我在加油站,那里有位小姐。待会儿我去问她。那位小姐很帮忙。她告诉我这里是蒂莱公园,现在我知道我人在哪儿了。我们会平安到家的。她用“我们”,这个词颇值得玩味。她明明独自一人,却说“我们会平安到家”。她说她突然“醒来”,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她是在食品店采购时发作的。她在晚上8点半离家,清晨2点“醒来”;车上没有买来的东西,皮包却少了15美金。当她发现自己其实离家不远,她觉得欣慰又庆幸。现在,卡伦告诉我的事例已足供我判断,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我想知道她是否真的是多重人格障碍患者(MPD),个人认为“多重人格”比较能贴切描述这种状况。大部分的精神科医生一辈子没见过一个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尽管有不少“一头热”的治疗师暗示某些人可能有多重人格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意图表示自己曾治疗过这类病例),但我想真正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应该极为罕见。知道卡伦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倒还简单,难的是我该如何告诉她?我的脑袋一片混乱。我还没准备好面对她,告诉她真相,她的反应让我害怕。她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我不想给她另一个寻死的理由,逼她走上绝路。我想等她更进入治疗状况,再告诉她这种可能性。此时此刻,我要把重心放在加强彼此信任关系和处理她的经常性危机这两件事情上。※※※※卡伦常告诉我,她会因为自己很“坏”而迫切想惩罚自己。她表示,她最近一次伤害自己约莫是在3个月前。她无法忍受亲生父亲曾经侵犯她、伤害她的事实。她甚至认为这辈子再也不想被男人碰了。她说,她曾经想切掉自己的阴部。我观察她叙述时的神情,我认为她太冷静了。一个人认真时多半会异常的冷静,因此,切掉部分身体的这个念头着实令我害怕。我必须弱化她自残的念头。我说:“最近你开始告诉我过去曾遭受的虐待,所以熟悉的痛苦渐渐离你而去,这导致你迫切地想找东西代替它。”我试着告诉她,她之所以自残说不定真有道理可寻。两天后,1
的疑问此刻早已雪亮一片,偌大的一个火炉型阵法变成了土性,这一点小小的改动竟无意间破解了精妙的风水布局。土性入侵,火生土相,土生金相,原本克制金性虚灵的火阵成了培养它的温床!十四、飞花思考S的话语,不由得令我如坐针毡。阵形的变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凶猛的金性虚灵一定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但为什么却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呢?难道是那位神秘高人早已将之收伏了吗?“奇怪的事情总是那么多。”为了掩饰先前拍马未遂的尴尬,林岳岔开了话题,“深秋一过枫叶应该都掉的差不多了吧?”“可能是山势阻住了冷空气的关系,这里的温度是比外围高些。”我随口答道。“哈哈,你们两个伪自然家。”S在一旁取笑道,“这里的树都不是枫树,我同学说过以前这里的树都是绿叶,最近才发现变红的,有人估计是因为地下的矿藏造成的。”见我俩一脸茫然的样子,S又道:“不信跟我来,去后面看看。”跟着S翻过山坡,眼前的红色树林在坡道的凹陷处显出了一根明显的红绿分界线,原来这里生长的是绿色常青乔木。无奈的笑了笑,转头返回来路,这种自然现象却也神奇,但此刻更让我关注是那只金性虚灵的去向。回头无意的抬眼间,红色树林尽收眼底,怎么是这样的布局!我紧走几步,环视四周,又一路返回绿色树林的边界。“也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在一番探视后,我斜倚在一棵树边,重重地舒了一口气。“老凡,又有新发现?”林岳机灵地凑了过来,“这树林子有啥玄妙不成?”“嗯,这树林是被人动过手脚了。树林的边界在山坡上是圆形,直直地延伸到了这里,和那些绿色的树林交界的地方呈一条直线。”我望着山坡上晃动的红叶缓声道,“头圆身直,木星之象,顶生红叶呈火相。木克土生火,火又克金,这个燧木取火阵正好克制了金性虚灵。”“玄妙吗?唔,听你说的也还算可以吧。”林岳咧嘴道,“那就是说咱们不用费劲了?”“嗯,看情况这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也省了我们不少事……”话未说完,S的叫声从一侧传来,两人循声望去,只见她扶着树干揉摸右脚,似乎是扭到了脚踝。“这丫头还真毛躁。”我摇头走了过去,幸亏身边有个林岳,虽然这个医生基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职业。就在抬脚间,鞋底似乎踏上了了一根尖锐的物体,我不及收脚,下意识间脚底聚起了一块金属片,隔在了那物体的上方。低头细看,草丛中露出一根尖锐的刺状物,阳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那光芒中含着一抹蓝色。循迹往四周望去,草丛中竟三五为数地星散遍布着这种金属刺!脑中闪过一阵不祥的感觉,我正要提醒林岳小心的时候,几片紫色的花瓣自眼前飘落。满山的树木都不曾开有如此淡雅的花朵,那这飞花又是从何而来?鼻间忽然传来一股宛若幽兰的花香,柔和得令人如沐温泉般舒适,周身遍布着一种说不出的酥软轻松,强烈的睡意不容抗拒地将我的意识封闭了起来。恍惚间,一声轻微的叹息传来,一片大震随即而至,身体仿佛飘入一层松软的云雾之中。……嗯,刚才发生了什么?我还在山坡上?意识恢复的一刹那,似乎只有大脑在做着反应,躯体完全不听指挥地瘫软着。眼睛,睁不开啊!四周没有风的拂动,这是哪里?我……我怎么了?歌声,还有音乐声,不对,好像是有人在击打什么乐器,金属的……“……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豪迈激壮的歌声竟将这首原本悲怆的古词演绎出了一种踌躇满志的雄心,好一首《满江红》!身体在这一刻尽数恢复,我睁开双眼翻身坐起,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周围。这是个不大的空间,笼罩在一层灰色的雾霭中,身下是松软的土地,微微的亮光自头顶的某处照射下来,在地上投下了星点的光斑。循着歌声望去,在我身边的不远处,一个背影盘膝而坐,左手拿着一件长形的东西,右手则有节奏地在上面敲打着,发出金石般的声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歌声嘎然而止,浑厚的声音响起,“世事苍茫,变幻无常,岳武穆若是存活于现世,就不会愚忠到底引来杀身之祸,你说呢?”这仿佛感叹般的话语显然是对我说的,虽然有些惊讶,却不由自主地回道:“如果是按现在多数人的道德标准去做,应该是这样。”“哦?多数人?”那声音继续问道,“那你是属于多数人呢还是所谓的少数人?”“像多数人一样的活着,遵循着少数人坚持的标准。”略带嘲弄意味的话语激起了内心的好胜心,我站起身朗声道。“哈哈……”那声音大笑不止,笑声在四周激荡着竟有些震耳的感觉,“这么说来,你自诩为君子咯?”“抱歉,我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了,我笑了笑,淡然答道,“因为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那声音似乎一愣,半晌没有言语,盘膝而坐的背影渐渐站起,转身向我走来。在星点的亮光下,一个清瘦却彪悍的青年人站在了面前,那张秀气得带着一丝阴冷的脸凑近着,细长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狐疑。良久,自他的口中重重地吐出了三个字:“你很好。”一时间我有些啼笑皆非,先前的问答和现在的评价活脱脱地是一个古龙版的武侠场景,面前这青年人究竟是谁?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不用想,也不必想。”那青年狡黠地笑了,修长的身体轻微地抽动着,“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来得安乐,虽然会不明就里,但至少没那么累。”眼前这个青年说话间似乎总有着禅机般的寓意,但浑身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邪,尤其是当他靠近的时候,我的身体仿佛被一层阴冷的寒流包裹着,冰冷且窒息。那青年说完竟又自顾走到一边盘膝坐下,我发现他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根硕长的金属锥,锥体上遍布着花纹,材质似乎是黄铜的。而他的穿着打扮却无法辨识,除去面部和那一头长发外,全身都被一种奇异的朦胧包围着。“我并没有兴趣去打探和追问你。”这个古怪的青年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如果可以的话,我这就离开此地,因为还要去找两个朋友。”“你随时可以离开。”青年看了我一眼,摇头道,“既然你不是小人也不是君子,那我没道理硬留下你。”正想询问出口,耳畔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呼唤声,是晖儿的声音!和林岳出发前我嘱咐晖儿将停在市美术馆的车开到冶金仓库附近,看来是她找到了这里。“少时不畏狂放之,昊苍灭族逐逆子……”身后歌声再度响起,但却距离甚远,回头间竟发现整个空间扭曲不堪地消失在黑暗中,一片突如其来的光芒顿时笼罩了我。……“亦凡!”呼唤声很近,就在身前不远处。我费力地在光芒中适应着视线,晖儿那惊喜的面容跃入眼中。这里是……医院?!四周的白色和那股消毒水的气味再度证实了判断,躺在病床上浑身酸软脱力的我,此刻正被晖儿、林岳和S围着。“你们……我怎么会在医院?”脑中前后混乱的感觉已完全抑制了思考。“那天赶到冶金仓库,到处都是乱石和泥土,问了旁边的工人才知道是仓库崩塌了。”晖儿的眼睛里布着血丝,看上去没睡好的样子,“我急得到处找人,混乱中又没人认识,后来看到你们三个被人抬出来,我还以为……”晖儿的声音有些哽咽,伸手抚着她的肩头,一股歉意油然而生,我只顾着自己在外不知所谓地“替天行道”,却忽略了给晖儿带来的压力和担忧。“晖儿一直守着你,怎么劝都不回去。”S在一旁道,看她脚上的绷带,我忽然想起了草丛中的金属尖刺,那一抹蓝色分明是含有砷化物的迹象。“你也够能睡的,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正要出声询问S的脚伤,林岳在一旁突然开口了,“害我们一堆人守着你,担心加着急的。”“什么?我在这里昏迷了一天一夜?!”我一时惊讶不已,那年青人难道是梦境?“你那个超炫的能力差点害死你!”林岳走去关了房门,一脸严肃的说道,“本来你身上没有什么伤,只是晕了过去,但生命迹象却一直很微弱。主治医生想给你输液注射,但是针头一碰到你的皮肤就全部弯曲,根本扎不进去。”“呵呵,估计是驭金的能力在我昏迷时产生的下意识保护。”我苦笑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没有料到,“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闻到一股花香就昏睡过去了。”“你也是闻到了花香?是不是还看到了一些紫色的花瓣?”S兴奋地接道,“我和小林子也是在这之后昏睡过去的。”“我们处的位置正好是坍塌的边缘位置,没有被卷进泥石堆里。”林岳摸着脸上的纱布,一脸后怕道,“听说发现我们的时候,三个人都是卡在塌陷边缘的树干上。”“九死一生。”我听着心中也不禁微微发凉,看来我们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医生带着护士走了进来,身旁的三人立即让开。在一番检查和探视后,那医生惊讶的看了看我:“你年纪不大,功夫练的倒是很深。看来医学上的确是无法对你们这些气功修炼者作出合理的解释,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啊。”一席莫名的话语把我打入了云雾之中,看着林岳在后面杀鸡抹脖地做着手势,我只能含笑点头地作谦虚默认状。“肯定是你小子在那里编排什么乱七八糟的谎!”送走医生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抓过林岳,恶声道,“什么气功修炼者、功夫高深的?!”“大哥,不这么吹你叫我怎么替你圆场啊?”林岳苦这脸道,“你那会儿一付刀枪不入的架势,是人看到都会犯晕,我不给你编个硬气功的谎,恐怕这会你早躺进实验室了。”“是啊,亦凡,你别怪林岳,不是他机灵的话,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晖儿轻声劝道。“得,算我错怪你了。”想来也对,我借台阶放开了林岳,忽然想起S的伤势,“S脚上的伤怎么样了?当时记得你好像是被什么刺伤了。”“嗯,是被山上的金属残片扎伤的。”S晃了晃扎着绷带的脚,满不在乎地说道,“一点皮外伤,医生检查后打了破伤风针,这两天都好的差不多了。”看S鲜活精神的样子,估计是没什么问题,也许是我多虑了,金属尖刺或许是无毒的。可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草丛中?而那些紫色的花瓣又是从何而来呢?“刚才主治医生检查下来没什么问题,我去帮你办个出院手续。”林岳冲S挤了挤眼,两人做贼似的立即开溜。“老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两人的举动加上晖儿在一旁欲言又止的神情,看来在这段时间应该发生了一些事情。“嗯,亦凡,你先答应我别生气。”晖儿担忧地看着我说道。“呵呵,我不生气,你说吧。”“昨天你们公司的副总来电话,说你……被辞退了。”“辞退?!理由是什么?”似乎无法用言语形容此刻的心情,辞退,也就是被除名,以我的能力及表现不应该会遭受如此的待遇。“说你短期内连续病假,对公司员工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公司开会决定辞退……”晖儿的声音低了下去。“呵呵,也好,也好,辞退了也好。”我怒极反笑,“使用价值是一个员工的存在价值,短期内我失去了使用价值,那就是多余了。”“亦凡,别这样……”晖儿轻轻地握住我的胳膊,“还有一件事,罗志云也来过电话,想聘请你去祥麟集团就职。”“哦?”罗志云此举应该是对上次彭候事件的报答,知恩图报在这个社会却也难能可贵。……回到家中,一种阔别已久的感觉萌然而生,连日来一直忙碌着工作和虚灵事件,已很长时间没有和晖儿在一起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了,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一个补偿机会。晚上,晖儿烧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那些菜式都是我爱吃的。看着狼吞虎咽的我,晖儿的脸上满是欣慰。像往常熟悉的那样,饭后晖儿在书房放上了两杯热果汁,两人各自在电脑上浏览了起来。“滴滴滴”,一阵呼叫声响起,原来是了然在通讯软件上呼叫。“上次你说的风水格局搞得怎么样了?有没有败的很惨啊?”了然的话语依旧严苛。“呵呵,经过和你的探讨,我得益不少,这次侥幸全数摆平了。”看似客套,但这却是我的由衷之言,如果不是了然之前的资料和指点,恐怕我和林岳早就丧命在四象北斗二十八宿阵中了。“哦,也算孺子可教了。你手头有什么比较玄妙的风水格局可以拿出来切磋一下,最近我比较空,闲得发慌。”了然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有时我甚至会假想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嗯,前些日子看到两个风水局,布的很是精妙……”我简要地把冶金仓库的布局和那些红叶树木的布局描述了一下。“不求甚解!这叫什么精妙?!扯淡!”了然似乎很是恼火,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脾气和说话方式,但也不免有些摸不着头脑。“斗煞聚火,它的关键在于形!你觉得斗内入土则破,火生土相,土生金相?无稽之谈!!!照你的理解,火本就生土相,那斗内加不加土不都一样生金吗?!土生金,为金之脉本,固而实之,加了土就更能稳固局内的金!”了然连珠炮似第打了一串文字过来。“是,我忽略了五行相生即相克的阴脉原理。”了然的话的确有理,五行中相生的也可以相克,而相克的也可以相生,就像两仪的阴阳鱼,阴极则阳盛,阳极则阴盛。“还有那个故作聪明的家伙,布个什么燧木取火的格局,木克土,弄得固金不稳,木生火相,引得斗火外泄。这搞得金固不住,火聚不了,简直是乱弹琴!”了然继续发着火,不过似乎他的脾气比往日要好了很多,换作以往,他早就下线走人了。“看来这风水五行变换的奥妙我还是没有参透,今后很多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治教才是。”我生怕了然会下线,打上了一句奉承话。“别来这么些俗套的东西,我问你,燧木取火局的周围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没有?”了然突然问起问题来。“有,角金物遍布。”我如实答道。“金气外泄,角金护主。嗯,看来还是有人用活局解了围。不过那块地方应该受不了三局并入的,估计是毁了吧?”单从风水五行的安排变化便可以得知结果,我越来越佩服了然这方面的造诣了。“是的,落陷之势,尽毁。”“嗯,看来你所遇到的五个局都没什么危害了,也算你狗屎运。”了然的结语并不中听,但却让我很是欣慰,毕竟这些天来的危险和忙碌终得尘埃落定。就在我放下心中的石头,想和了然解解我那个奇异的梦时,屏幕上又蹦出了一派话语,那内容几乎令我当场崩溃:“你所说的五个风水局,东木绕柔,南火星点,西金角斗,北水育含,中土低掘。嘿嘿,如此形态生动的布局,恐怕你接下来就要对付一个五局联形的大局咯。”十五、月眼造化弄人,了然此刻便让我深深体会到了这句古语的寓意。虽然潜意识下并不相信之前的事件就此可以了结,但惯有的人类惰性使得我安然于息事宁人的心态中。了然的话则正中痛处,一并揪出了我心中沉埋的疑问。“您的意思是,这五个风水局原本就是一个大局的组成部分,而在这五个小局破尽之时也就是整个大局的开启之日?”沉默半晌,我小心地发去一个询问。“从单体而言是以五行相克的原理去克制每个方位的风水。但这个布局定五行,安四方,守其根本,五个局之间又是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在彼此呼应着。如果不是有个更大的局在这之下的话,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了然反问式的语句完全解释了答案。“那照您看来,这大局又是如何的呢?”急切之下我只究根源了。“又忘记是哪本劳什子书上说过的了:‘纵观堪舆玄妙,当推月眼之术。’能看清楚就看清楚,看不清楚就糊涂着过吧,至少不累。不过,我累,走人了。”了然下线了。看着灰暗下去的头像,我一时有些呆愣,他的言语之间竟如当日梦境中青年人的口吻,知道又如何?浑浑噩噩的固然沉沦,但总比清楚明了的时候要来得轻松,我也许不该如此执著。“……不耻于做小人,更不屑于做君子。”突然发笑,这是我说的,没错,即便现在考虑的是关乎整座城市安危的大局,但相较之下我更关心的是晖儿和我的朋友们,行若君子,而实似小人。“无所谓
无止境的关爱。虽然马丁的母亲朱迪思总是尽可能在他父亲看不到的时候发挥母爱,但朱迪思是个软弱、教育程度不高的女人,对丈夫言听计从,所以她很难成功安抚马丁的感受。马丁小时候顽皮又固执,喜欢吵闹,隔三差五就得下最后通牒才管得住他。进了高中,这些特质使他变成撒谎不眨眼(也没有罪恶感),油腔滑调,胡说八道的人。他曾试图诱哄不少女孩跟他约会。然而,若他要求上床却被对方拒绝,他会暴怒相向、虐待对方,然后甩掉她。卡伦的姑姑告诉她,若马丁的约会对象想分手,他会用力抓扯对方的手臂直到淤青,但事后又是道歉又是保证(当然是信口开河),恳求她再给他一次机会,试图和好。他会设法装出很在乎、很伤心的模样,直到下一次沮丧来临,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朝鲜战争期间,马丁受召入伍,被派往匈牙利。有一天,他在街上看见卡特里娜和她的姊妹。当时她16岁。虽然她不会说英语,而他也不会说匈牙利话,他仍找机会约她,希望得到她家人的认同。他请求卡特里娜的父亲把她嫁给他,一等他退伍便立刻接她到美国。卡特里娜初抵芝加哥时是个未经人事的17岁少女,不懂英语。直到她能嫁给马丁之前,她一直与老马丁、朱迪思同住。老马丁意欲染指卡特里娜,多次强迫她屈从。马丁父子经常为此爆发严重争吵。老马丁扬言,要是他们不如他的意,他就要把两人赶到街上去。卡伦不知她祖父最后是否成功得手。卡伦的母亲告诉她,有天晚上,家人差她上楼叫马丁吃饭。马丁把她摔在床上,强暴她。她哭着说想回匈牙利,但马丁不让她走。他哀求她原谅,送她礼物,如此循环往复。卡伦说,她祖父曾教父亲如何指使、控制妻子,而马丁照单全收,言听计从——强暴、殴打,样样都来。卡特里娜和马丁结婚后,马丁持续强占她的身体,因此卡特里娜没多久就怀了卡伦。祖母曾告诉卡伦,马丁在卡特里娜怀孕期间仍继续强暴她,甚至她才刚生下孩子,从医院返家,马丁也不放过她。因此10个月之后,卡伦的弟弟(跟着父亲叫马丁)也出世了。童年期间,卡伦和两个弟弟不时听见父亲凌辱母亲。马丁总是不顾自己的身份,跟各式各样的女人打情骂俏,搞了一堆婚外情。他曾因性骚扰遭公司开除。在他眼里,女人全是发泄性欲的对象。※※※※卡伦拿了一盒录有她父母对话的录音带给我。这是她母亲在等候审判期间偷偷录的,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卡特里娜在可听见两人对话的地方架好录音设备,录下这盒带子。我和卡伦推测,她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丈夫猥亵孙女无关——甚至想把卡伦受虐的事也推得一干二净。卡伦听过一部分,但已令她恶心想吐。她说,她一辈子都在听这种话。她再也不想听见半个字了。当天晚上,我结束工作,准备回家前,我放了录音带来听。录音一开始即是进行中的对话:父:过来躺着。母:不要。我不要躺下来。父:就躺几分钟嘛,好不好?我又没叫你干我,而且干我也没错啊。但我也没叫你干我啊。母:闭嘴!不要跟我讲这么下流的话。我一辈子都在听你说下流话。父:你也许是累了,可是你有哪次不依?怎么这会儿叫你这样突然变成了天大的罪恶……母:噢!闭嘴啦!父:你还亲它咧。母:没有!我哪有每次都做!你这下流胚……父:这么做又没有错!母:问题在你说话的方式!太粗俗了!父:可是,你他妈的老公我——快、死、了,而且我要去坐牢了!母:如果你要死,也该是时候了!我刚好可以找回我自己!父:你应该说,“我老公要死了,所以我绝不能丢下他的那个不管。”而且你该好好疼它,因为我就快死了。你难道不能多关心我一点吗?母:不能!因为我要走了!父:好吧,可是你又不是现在马上要走。你可以躺在我旁边,陪我说话呀。我不想对着你的背说话。不要这么冷嘛!而且,假如我叫你干我,舔我亲我那个,哟,这也没什么不对啊。好嘛,来亲亲它嘛,几分钟就好……难道你连几秒都不愿意?为什么?它长得又不丑。母:你想说的就是这些?父:哎,不是啦,可是小娜……母:怎么会有人受得了!父:(语气温柔)你说话好过分哦。母:(大吼)你才过分!父:小娜,嘘,你可以好好跟我说吗?母:好好说话?你还虐待我呀!父:哪有!不不不,老天,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母:我他妈的胡说八道?父:你不要脸,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讲话很不客气,你不尊重我,就因为我没钱,因为我是穷光蛋!母:(大吼)因为我再也受不了你了!你满嘴……父:才不是,不是这样。母:满脑子……父:小娜……母:……就只有性!父:你他妈的搞你自己吧!你去啊,继续当个蠢婊子啊!不过小娜,你会很痛苦。伤害我,你也不会好过,因为我们是彼此的一部分。你尽管去啊,好好玩啊,反正你连碰都不碰我,我甚至不期待你还会干我什么的。母:噢,你这条下三烂的狗!父:我到底哪里肮脏、哪里有问题了!我在跟我太太说话!我又不是跟陌生人说话!快过来,过来陪我。听马丁如何诱哄卡特里娜尽“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妻子义务,若她拒绝就骂她蠢婊子,我感觉既恶心却又强烈地被他们的对话吸引。马丁威胁利诱,卡特里娜脾气暴躁;她越是抗拒,他纠缠得越紧。父:(再次轻声细语)想做爱并不肮脏嘛,没关系啦。做一下又没关系。让我碰碰你的腿中间……你没反应,小娜,你怎么都没反应啊。别这样嘛!当个好老婆,让我碰碰你、亲亲你的身体嘛……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丑陋、这么肮脏、这么下流……来嘛!把衣服脱掉,舒服一点。穿这么多衣服哪会舒服呀……不要因为我要你碰我就觉得自己很贱。不要因为我要你跟我做爱就觉得自己很廉价。不要这样想。你要打从心里为自己做。母: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这两个人的对话令我惊骇莫名地僵坐在椅子上——如此锲而不舍专注于性需求的父亲和假装愤怒的(我认为她是装的)母亲。她知道正在录音,丈夫被判刑后,她亡羊补牢地想证明丈夫的性沉迷,以及自己是受害者。这些不堪入耳的对话,卡伦不仅听了一辈子,她同时也是受这些言语骚扰的对象。第一部苟且偷生第7章坚定承诺2月底见面时,卡伦的态度比往常更勉强,更被动。我等她开口,但她局促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最后好不容易才说,“我有几个问题……有几件事……想问你。”“什么事?”我问。卡伦把手伸进皮包,拿出一张纸。“我把它写下来了,”她边说边把纸条递给我。我看着它,大声念出来:1.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2.你的父母亲是什么样子?3.你有兄弟姊妹吗?4.你是哪里人?5.你被虐待过吗?6.你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7.你有过自杀的念头吗?8.你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9.你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10.学校教你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11.被爱是什么感觉?12.你能接受安乐死吗?这些问题很有趣。我能了解卡伦为何想知道这些:每一位病人都会对医生的私生活感到好奇。我的双亲跟卡伦的父母差不多岁数,他们于40年代晚期结婚,1950年生下我姊姊,我在1952年报到,我弟弟则生于1957年。我父亲的屋顶工程公司破产后,他在橱柜公司担任推销员,经常出差。由于他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身边也不乏女伴,因此我父母在我8岁那年离婚了。接下来3年,我母亲非常辛苦,抚养3个小孩的压力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我父亲每周需支付50美金的赡养费,但支票总是很晚才寄到,并且经常是空头支票,总被拒付退回)。我15岁(念6年级)时,我母亲白天在一家小型工厂当秘书,晚上在大型百货公司的外套部门工作。在我家,断电是家常便饭,我还记得自己常翻遍她的皮包和大衣口袋找零钱,看看能不能凑到足够的数儿买面包,做三明治带去上学。离婚后的3年间,我母亲渐渐有高血压、胃溃疡、甲状腺功能异常等问题,全都是压力造成的。我小时候很活泼,精力旺盛,参加考试进了专收有天资的儿童的课后辅导班;班上有12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来自同学区但不同学校。对比于白天冗长乏味的课程,下午的课后辅导有如快乐的缓刑时光。辅导班的特殊课程多是独立作业,我们各自寻找有兴趣的题目,然后在上课时提出报告。我的表现令母亲十分骄傲——除了我以外,她的人生几乎毫无成就可言;也因为如此,我全心全意忠于我的母亲。升上7年级的夏天,母亲再婚。尽管我们3个小孩与继父的关系并不亲密,但我们搬家,生活逐渐步上轨道,家里的经济危机也解除了。三四年之后,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开始出问题,但我的课业表现依旧十分亮眼,也一直让母亲感到骄傲。自中学、高中、大学甚至医学院期间,我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想象出了我心目中的男人形象,也成为自己日后仿效的对象。我离家上大学时,我的弟弟正在高中学习的压力下挣扎。他对我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我们每年会去宾夕法尼亚州探望父亲一两次,但他渴望更稳固的父子关系——我也曾尝试着付出,但父亲终究是无可替代的。升大二那年,他搬去与父亲同住,适应得很好,也很快乐。但某天晚上,考上驾照才6个月的他开车撞上电线杆,当场死亡。我母亲不曾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一开始就反对我弟弟搬去跟父亲住。之后几年,我甜美、可爱却脆弱的母亲逐渐沉迷于杯中物,一整队的看护也救不了她。当然,我什么都没告诉卡伦。若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提出这些疑问,我多半会技巧性地转移话题。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显示卡伦已将注意力转向我,并且非常投入治疗,但也象征她试图主导我们的关系,将其转变为能让她直接获得满足、类似友谊的关系。然而,直接满足病人需要基本上都会破坏治疗效果。诚如真实的人际相处,若你满足她,她会停止沟通与探索,转而将注意力放在获得满足上。精神科医生处理这种状况的技巧是:满足病人“问”的动机,同时避免泄露过多个人信息。“卡伦,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些问题,”我开口,“不过,在回答之前,我想先稍微聊聊你提问的理由。这些问题你已思考了好一阵子吗?”“嗯,有一段时间了,”卡伦说。看得出来,她对自己莽撞提问的举动有些不好意思。她看看我,但我回望她,静静等待。“我一直在想这些事,”她继续说,“我想知道你离开办公室之后的生活。我想知道你家的状况,你为什么当医生……”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假如这些问题已经在你心里思考好一阵子了,你为什么觉得‘现在’问很重要?”守株待兔的时候到了:无论卡伦回答什么——即使看似不相关——都是我要的答案。此刻我最重要的任务是闭嘴。若病人沉默不语,医生最糟糕的反应就是提供选项或换问题,协助病人脱困。至于刚刚那个问题何以如此重要?理由是我认为卡伦心里真正的答案应该是:因为我开始非常认真想投入治疗,我必须确定你是最适合陪伴我经历这场恐怖之旅的人选。我相当好奇卡伦会如何发掘自己的答案。“我刚好想到,”她试探性地问,“万一这要花很多时间呢?”她望着我,寻求保证。“你是指,我会不会一直陪着你?”我问。“对,你会……即使……”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即使……?”“唔,我不知道,即使……”她很挣扎,但我不能介入,拉她一把。“即使你不喜欢我说的话,”她终于说出来了。“你怕你说的话可能会伤害我,导致我拋下你不管?”“对,”她轻轻地说。这声“对”显示她可能想告诉我某个可怕的秘密。有了这句坦白,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帮她一点忙。“你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谈话。在这里,我们不做事,只说话。我们讨论。讨论很安全,所以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伤到我;但行动就可能造成伤害。你可以跟我聊‘想死’的念头,没关系。但是万一你做任何跟‘想死’有关的事,那就不好了。”卡伦听进我的话,缓缓点头。“你的问题很有趣,”我说,仔细浏览一遍。“有些问题很普通,像是生日、兄弟姊妹一类的,但这个——‘我被虐待过吗?’我猜,你可能好奇我是否有过类似经验,所以我才能倾听、了解你告诉我的发生在你身上的遭遇。”我想,这些提问可能跟卡伦的恐惧有关。她担心她说的话会逼走我。“无论你渴望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曾经如何受到伤害,”我继续说,“我都有兴趣,也愿意听你说。”卡伦看着我,再次缓缓点头。我继续下一个问题,“‘我有心理治疗的经验吗?’有。我曾连续9年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的医生是个很棒的人,教我许多东西,他在我受训的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教授。”卡伦双眼大睁。我之所以告诉她这项信息,原因有二:第一,让她了解“接受治疗”也是我受训的项目之一;第二,让她明白我很习惯长期、密集的治疗——她或许凭直觉知道自己有此需要。“咱们再往下看吧,”我说,“‘我有疾病方面的问题吗?’没有,就我所知没有。”这是另一个和“我是否会拋下她不管”有关的问题,她的意思其实是“我会活得够久吗?”我再度低头研究那张纸条。“‘为何选择当精神科医生?’因为精神病学是我在成为医生的过程中觉得最有趣的一门科目。能够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进而帮助他,没有任何事比这个更令我感兴趣了。”这是真的,是我的肺腑之言。但我这么说也是在暗示卡伦,让她知道我何以如此专注治疗她的心理问题。“‘学校教我们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是真的吗?’”我看看卡伦,我知道这个问题对她非常重要。对她而言,知道我是否有兴趣了解她还不够,她想知道我能不能关心她。我该怎么回答?“不是,‘不能跟病人有感情牵扯’并不是真的,”我说,“不产生感情是不可能的。”卡伦稍微放松了些。“但我所受的训练教导我必须尝试了解这些感情,避免它们过度妨碍、干扰我为病人所做的最好的选择。”我看看剩下的问题,“其他这几个问题也很重要,但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件最重要的事:这些问题象征你已经越来越投入我们一起进行的工作,关系也越来越深。你投注的精力、感情越多,你越需要知道我会一直陪着你,想要帮助你。”卡伦眼看别处,咬住下唇。“我还有一个问题,”她说。“嗯?”她戏剧性地停顿几秒。“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她注视我好一会儿,然后靠回椅背。她被观察够了,我想,现在她要好整以暇等待我的响应。我考虑了一秒钟,衡量该如何回答她。我不想吓着她。“在我看来,你显然深受沮丧困扰,”我开始铺陈,“导火线应该是你生莎拉时的疼痛,但主因还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伤害你、让你感到痛苦的亲属关系。”这部分还算容易,毕竟我们几乎天天公开讨论、诊断抑郁症。“另外,你也受‘人格障碍’所苦,”我继续解释,“也就是说,你的整体人格结构受到损害——比方说,承受压力时就会遗失时间。这可能肇因于早期和父母的痛苦关系,若再向前延伸,或许也和你祖父有关。”这样解释很模糊,我自己也知道,但我决定用“这就是我目前所知”的口吻告诉她。究竟受到哪种伤害,我略去不谈,因为我并不全然清楚她到底受到何种伤害,至少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她似乎接受了我的说法。为何我不直截了当告诉卡伦她罹患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呢?因为我是胆小鬼。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但我害怕她的反应会很糟:也许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逼她走上绝路。我很确信,等她自己准备好,她会敏感地察觉到事实真相。下次会面时,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特地把头发扎起来了——3年多来,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她如此打扮;这也许是件小事,意义却很重大。她变活泼了,还说她在她家附近的药店担任夜间收银员。她希望多少争取一
成深情地凝望了身旁这匹曾经陪伴自己转战千里的忠实伙伴最后一眼,果决地将马缰交给自己拼死救出的洪天贵福:幼主,赶紧走吧,有多远走多远!听着渐渐远去的马蹄声,李秀成问自己:我走不远也走不快,在前方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几天后,曾国藩在囚牢里面见到了力竭被俘的伤痕累累的李秀成。曾国藩没有出言讽刺这位多年的对手、这位令数万湘军丧命的敌人,只是劝他“下海”,投降吧。曾国藩其实也就是按照成王败寇的老套路走一下形式主义,根本没有对自己这么低劣的诱供技术抱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但李秀成的回应却让他很吃惊。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李秀成戴着脚镣写下了一份后世称之为《李秀成自述》的手稿,并将其交给了曾国藩。因为手稿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吹捧曾氏兄弟并希望他们收降自己部众甚至为敌人清朝着想的字句,所以很多人据此认为李秀成投降清朝了。谬矣,大谬!一个一等王爵、位高权重的太平军总司令,还需要靠投降博取金钱富贵吗?一个在天京陷落死战突围后将自己的宝马让给幼主的忠臣,一个双手浸染满洲贵族、八旗子弟鲜血的将军,还会天真地认为朝廷可以容他活命吗?一个深刻反思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重臣,难道还不能据实且不过分地评论几句自己的领袖人物吗?一个败给了值得自己尊敬的对手的军人,难道不能给对手几句褒扬吗?一个负责的领导者,还不能放低姿态为跟随自己厮杀多年的部下求一条生路吗?一个心有不甘而又力难回天的能者,一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指出帝国主义才是首要敌人(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自述》)的人,难道没有资格考虑一下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去往何处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李秀成都是不可能投降的,最多只能责其态度不够大义凛然。现在想来,李秀成之所以写下这份令他尴尬的手稿,无非是想让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李秀成料想到自己身陷敌手,恐难苟命,与其闭口缄默身死,被清史唾为碌碌反贼,与草寇为群,不如借机将自身十余年投身天国的经历自述下来,算是对自己一生波澜壮阔的事业的得失总结。一个坦然面对人生得失的人是不可能怕死的。写完手稿一天后,李秀成微笑着迎来了自己最终的结局。死而足愿,欢乐归阴!1864年8月,李秀成被曾国藩就地处死,时年42岁。10月底,洪天贵福被俘,随后被处死。至此,称霸南方十四年的太平天国正式灭亡。虽说太平天国灭亡的剧情很俗套,但这场农民起义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清朝虽然没亡,但也被狠狠地扒掉了一层皮,这场战争消耗掉了清朝太多太多的力量,使得后来的那些真正有能力推翻一个朝代的英雄们有更多的机会跟这个朝廷掰掰手腕。这场绵延十多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紫禁城里的慈禧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真的赢了吗?她是胜利者没错,却绝不是最大的获益者。最终的赢家是趁势而起掌握兵政实权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人大臣集团。前面说过清朝的国策就是压制汉臣,所以汉臣若想走正常的流程掌权,除非清朝满人高层集体精神病。曾国藩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得在某些重要关头创造出杰出的成就,机会与能力缺一不可。太平天国都灭亡了,那北面的捻军也就撑不了多久了。第三章非主流少年袁世凯
穷山恶水出“彪民”
前面已经说过,北面负责对付捻军的人叫做袁甲三。袁甲三的家族本是河南项城县一个普通的耕读世家,不过区区几十年,却摇身一变而为河南一带的高门大阀。要知道,项城绝对是一个穷地方。穷山恶水,民风彪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袁氏究竟怎么发家的呢?考科举发家: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解释一下,“父子进士”,指的是袁甲三与其长子袁保恒中了进士;“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甲三的侄子袁保庆分别考中了举人;“四贵人”则是说这几个人后来官位都很高。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五关斩六将、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是稀罕。而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相当彪悍。尤其难得的是,袁甲三是曾国藩的师兄,袁保恒是李鸿章的高参,彼此还颇有交情。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指点江山几十年的超级大臣?都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何况是这么出色的朋友!袁甲三当年考科举的时候结识了曾国藩,兄弟俩一起刻苦学习八股文、一起勤工俭学,最后双双考取进士,友谊非常牢靠。两个人在京城工作的时候,都爬到了较高的官位。袁甲三凭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官居兵科给事中一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厅级干部。而曾国藩就更厉害了,官至侍郎,属于副部级高官。1853年,两人先后接到咸丰的命令,曾国藩督办湖南团练对付太平军、袁甲三督办安徽团练对付捻军。对于袁甲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差事,因为安徽地处太平军和捻军活动范围中间,腹背受敌。但这个文弱书生一直咬牙坚持在北方跟捻军周旋,在皖北担负着切断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的重任。他的坚韧与果敢使得曾国藩得以全力应付太平军,而无北顾之忧。袁甲三既会打仗又能安民。因此,尽管局面极为严峻,但他还是艰难地消灭了淮北的捻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袁甲三因为自己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赏识与信任,两人关系一度如胶似漆。据皇帝起居注记载,咸丰与袁甲三两人单独对话十多次,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袁甲三的祖坟上岂止是在冒青烟,简直就要着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袁氏一门纷纷加入了袁甲三的队伍。其中表现最出色的是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原本是一个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机构),属于很有希望的预备干部。但他眼见老爹袁甲三的“剿匪”事业风生水起,于是也投笔从戎,追随乃父纵横沙场。此人颇有带兵打仗的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后来因功升至刑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是老袁家仅次于袁甲三的第二高官。不过袁保恒最大的特长并不是打仗的本事,而是头脑清晰,极富战略眼光,他曾向朝廷提过两个建议:第一,应该加强东北三省的防务,沙皇俄国是我们最大、最凶残的敌人。第二,在台湾设置巡抚,宣示主权。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远见。沙皇俄国包括后来的苏联确实是中国最大、最凶残的敌人。如果说日本对中国是一边骂、一边拔刀捅的话;那么沙皇俄国对中国,就是左手握着中国人民的手,嘴上说中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右手却拿刀刺向中国心脏。袁保恒还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治理方针,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台湾正式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刘麻子”刘铭传。袁保庆则是一名张飞、常遇春似的猛将,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并选择准确的进攻位置进行突破,是天生的先锋材料。袁保庆征战半生,后任江南盐法道,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市长,主管盐务和司法,是个很有实权的职位。秘数581859年,袁甲三凭着自己的功劳和皇帝的宠幸,升任钦差大臣,终于做到了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官职就是前面介绍过的: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兼任提督八省军门。就在袁甲三升官之时、春风得意之际,侄孙袁小四降生了。后来慈禧垂帘听政,继续赋予袁甲三钦差大臣的权力,袁甲三围剿捻军的事业也就更加红火,他与兄弟部队配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捻军实施围追、放行、堵截的疲兵之计,搞得捻军朝不保夕,疲于奔命,捻军的最高首长张洛行就挂在了突围逃窜的途中。只可惜袁甲三革命的本钱不够,身体不行,在河南淮阳前线病逝,同治赐谥号“端敏”。剿匪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幸而他的好朋友曾国藩带着弟子李鸿章接过了剿捻大旗,不久之后成功镇压捻军。袁甲三死的时候是1863年,也就是说他只活了58岁便见了阎王。现在,请记住58这个数字!事实会证明58岁是袁家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因为那些袁家的牛人们死活就是迈不过58岁这道坎。虽然袁甲三死了,但有句话说得好:有的人死了就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袁甲三就是一个好榜样。他的身体虽然“羽化”了,但他的精神却还照耀着袁家后人。特别是他给子孙后辈留下了一大笔难得的人脉财富。曾国藩、李鸿章、刘铭传、吴长庆这些人都是袁甲三的好哥们儿。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些人都毫不犹豫地照顾了老袁家的后代们。回顾袁家的显赫家世,袁小四绝对算得上是高干之后,他比光着身子打江山的朱元璋等辈的先天条件好太多。后来袁小四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总说自己是“三世受国恩深重”,就像三国时期的袁绍老说自己家“四世三公”一样,其实意在强调自己的家族很牛,都已经三代煊赫了。非主流少年袁氏一门倾尽全力在外剿捻的同时,一撮流窜的捻军跑到袁氏老家闹事,打算攻下袁甲三的老窝,来个围魏救赵。此时,负责守家的正是袁小四的亲爹袁保中,袁保中虽然学历不行,但本事确实不小,在关键时刻,他发挥了家族长子作为中流砥柱的作用。袁保中联合其他的富户、大族,组织了一支规模不小的私人武装,在河南项城东北四十里找了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筑起了一座大堡寨。当然,堡寨并不是袁保中的发明,它在中国的历史上那是相当的悠久了,大概起源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的时候。堡寨的围墙厚而坚固,四角和寨门上面耸立着岗楼,墙外壕沟环绕,端的是防卫森严,易守难攻。因为堡寨是袁保中倡议修建的,且袁家的拳头又大又硬,所以这个寨子就以袁家的名义命名,称为“袁寨”。寨主袁保中就在里面发号施令,带着小弟们成功地击退了捻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袁小四出生后,就不得不在袁寨中过起了艰苦的城堡生活。捻军进攻袁寨,家人将5岁的小四带到寨垣上眺望,很多二十多岁的壮年男子看见这种血腥场面都忍不住尿裤子,但小朋友居然毫无惧色,很是镇定地看着寨子外面的厮杀,看着城下血流成河,一时兴起的他还将一块石头扔下去砸中一个捻军。这是小四“参加”的第一场战役。乖乖,真不是寻常的小孩啊!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环境就是使袁小四日后处变不惊、心狠手辣的最好的启蒙教学。袁小四的童年就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硝烟和欺诈的环境中成长,不一样的童年铸就不一样的性格,所以小四远比一般的小孩要胆大得多。袁小四的命运在他5岁那年转了一个弯。前面说过,他爹袁保中有四个儿子,而那位猛将兄袁保庆则一个儿子都没有。袁保中眼看自己的亲兄弟后继无人,便将袁小四过继给了袁保庆。被自己的父母放弃,想必谁心里都不好受,还好袁保庆视袁小四为己出,十分疼爱,总算是让小四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了抚慰。袁小四小时候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三个关键词可以形容他的童年——不喜八股、胆大妄为、蛮横好斗。虽然小四同学不爱八股文,但他酷爱吟诗。他曾经吟过很多有意思的诗词对联混搭,请欣赏其11岁时的大作: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霸气外露!野心之勃勃丝毫不下于黄巢的《不第后赋菊》!少有野心的袁小四,小时候十分好斗,长大了自然也收敛不到哪儿去,他就是用这种蛮横好斗的痞子性格来对付日后所面对的各个政治强敌。其实历史上的大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点:从小就很好斗。蒋介石小时候就是孩子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交际模式,延伸至政治领域就必然产生自强自立的思考模式,不受任何人的牵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应该是伟人们性格中不可或缺的基因吧,唯有这种性格才适合在乱世中猎取成功,越变越强!好爸爸胜过好老师嗣父袁保庆的的确确是一名非常擅长亲子教育的好父亲,他的成功经验很是值得我们学习。其一,袁保庆懂得兴趣教育。袁保庆为喜欢刀枪棍棒胜过书本的小四请了一位叫王志清的名师,在教导八股文的同时,也教导小四一些拳脚功夫,保证文武双修。虽然小四没能成为同时期“大刀王五”式的一代大侠,但他的所学也绝对是冲锋陷阵、躲避暗杀的保命功夫。其二,袁保庆懂得好爸爸胜过好老师的道理,明白教导孩子还是家庭教育最重要。袁保庆有一个爱记笔记的好习惯,在闲暇之时,他就将自己多年混迹官场所谓的如何说话做人的学问,一笔一笔记载了下来。这本笔记很牛,算是集厚黑学与官场政治经济学于一体的经典教材。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一本初稿,后来小四的另一个叔叔袁保龄将这本书加以整理,才成为世人熟知的《自乂琐言》。袁保庆就把这份初稿交给了小四。说来也奇怪,袁小四本来是很讨厌书本的,但他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法。袁小四一有空就揣摩这本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问袁保庆,袁保庆看他这么“进取”,也乐得指点一番。袁小四在这方面的天赋惊人,他不但掌握了这本笔记的精髓,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并据此创下三门神功绝技。第一门神功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袁小四特别会为人处世。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袁小四会做人。至于其他两门神功的强大功效,后面分解。在这个世界上,万事皆有因有果。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失败。袁小四以后的成功和失败,都跟他嗣父的教育分不开。成功先不多说,而他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嗣父传给他的那一套权力观念太根深蒂固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这样,小四跟着嗣父着实过了几年安稳快乐的官二代生活。定数!58诅咒再次显示了它的威力。袁保庆不小心得了霍乱,1873年离世了。那一年袁保庆48岁,不但没有活过58岁,还离58很远。袁保庆的猝然离去令14岁的小四非常痛苦,但当务之急是给袁保庆办丧事。办丧事的时候来了很多实力派高官,他们是袁保庆的好兄弟。虽说人死如灯灭,甚至很多父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际关系可能就这么淡了。但在乱世中一起扛过枪换过命的兄弟就不同了,即便朋友不在了,朋友的家人也是要善待的。李鸿章手下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跟袁保庆就是乱世中的患难兄弟。袁保庆死了,吴长庆当然得来。吴叔叔揽着袁小四稚嫩的肩膀:以后有困难的时候就跟叔叔我说,我一定会帮你!袁小四记住了这个人,也记住了这番话。也请大家记住吴长庆,此人正是袁小四发迹的引路人。讨厌的科举制袁保庆死后,他的叔父袁保恒和袁保龄承担起了抚养袁小四的责任,他们当时都在京城做官,于是袁小四也来到了北京。他们把袁小四带到北京干吗呢?当然是便于照顾,同时严格管教,逼他读书。袁氏家族本来就是靠考科举发家,那下一代自然也应该靠读书踏入仕途。袁小四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向科举考试里级别第二低的乡试发起冲锋。不对吧?袁世凯什么时候考上了秀才?袁世凯确实没有参加过院试,但他花钱纳捐买了一个监生(可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地位,学历等同于秀才。在两个叔叔的严厉监督之下,袁小四的学业有了明显进步,但基础太差,总体的功力仍然有限。17岁那年,户口还在河南老家的少年袁小四只身回家参加乡试,很正常地落榜了。几年之后他又考了一次,还是很正常地落榜了。举人都考不上,可算是相当失败。不过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当时的考试制度不大适合小四这种非主流人才,而中榜者多为迂腐庸碌之徒,这样的王朝焉能不灭。无论是袁小四,还是之后的两位民族巨子蒋介石、毛泽东,都没寨山的考古发掘成果公布以后,引起了世界注意,当时的日本学者也在研究“滇王之印”。根据西汉的典章制度,印的称谓是很讲究的。在中原地区封的这些王,应该是叫做“什么王之玺”;内地的侯,就叫做“什么侯之印”,而中原周边的这些藩国的王,一般就叫“什么王之章”。只有滇王这个很奇怪,它既不叫做玺,也不叫做章,而是用了一个相当于内地的侯的称谓,叫做“滇王之印”。这应该很特殊吧?马文斗: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滇国很奇怪,而且滇国和汉朝的关系也是非常特殊的。王鲁湘:到底是什么关系?马文斗:早些时候,汉朝想通过这个地方去印度。张骞出使西域,就听说这边有条路可以通向印度。后来,汉朝就派使者去西南,想打通这条道,结果没有走通,因为滇国有一定的势力。于是汉朝就派兵打,打了几次都不成功。一直到了元封二年,才把滇国打败,然后开进去。有学者认为,这个印是应急性质的。换句话说,平抚的汉朝官员不一定会提前想到带着汉王朝印,可是这边的使节通过各种渠道和汉朝通了气以后,可能就在四川单独制了一个印来安抚这边的民众。而且我们现在发现,滇王之印的制作也并不是那么细致工整。王鲁湘:好像有点草草而成。马文斗: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印可能是汉朝官员受汉王朝委托,在附近找了家金店做的,用来安抚当地民族。当时任何人都不敢私铸印章,因为私铸印章要砍头的。这个“滇王之印”的铸造或许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他既然铸造,肯定有依据,但是最后做得怎么样,这个也不为人知了。对我们的考古工作来说,“滇王之印”的出现,最多相当于打开了一扇了解滇国的大门。尽管金印的出现将传说中的滇国拉回了现实,但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摆在考古学家面前。滇国既然是“国”,那么它的都城设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到它?王鲁湘:它的国都到底在哪?马文斗: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们在石寨山附近做了很多考古勘察,没有发现大型的建筑遗迹。作为一个都城的话,它起码要有一定的城池,要有居民居住的地方,要有皇宫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没有找到。直到去年,我们进行航空勘测,才发现在现在的晋宁县老县城附近,有一块城池遗址,但还没有经过最后确认。虽然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的墓地规模有这个墓这么大。也没有发现有任何遗迹表明,除了这个滇王以外,还有其他比较大型的滇王遗迹存在。王鲁湘:应该有好几代滇王吧?但是目前我们只找到一个滇王。马文斗:只找到一个滇王墓,就是尝羌这个墓。很奇怪的是,它前后延续了将近五百年,我们对它的整个王朝、它的典章制度、它的王位沿袭什么的,却都不清楚。王鲁湘:因为没有文字嘛。马文斗:对,所以只能靠一些零散的记载和不多的发掘去推断,比如,通过反映战争场面的一些雕塑,一些贮贝器上面的器盖和纹饰来确定它的历史。由于资料的匮乏,所以到现在为止,滇王的世系还是滇国的一个大谜。二、李家山初次发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批精美的青铜器被文博人员不断地翻来看去,然而,渴望找到更多蛛丝马迹的专家们却迟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正在他们为此困惑不已的时候,有人忽然间联想起距离此处只有几十公里的江川县李家山。李家山早期零星出现的青铜器此时不断地提醒专家们,如果这里同样埋藏着滇国的秘密,那么摸摸李家山的底,会不会就能找到更多想要的答案呢?然而,期待才刚刚萌芽,云南省的考古工作便因为“文革”的到来被迫中断。王鲁湘:江川的李家山和晋宁的石寨山,它们的距离有多远?张新宁35:如果我们沿公路走,两个地方大概相距四五十公里。王鲁湘: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云南人所称的“坝子”吧?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盆地。张新宁:云贵高原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在这个高原上边,由于自然的地质变化等原因,形成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山间盆地。这些山间盆地,咱们云南人叫做坝子。如果坝子里还有那么一汪湖水,那这个坝子就是上天恩赐的宝地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样的坝子最适宜人居住了。张新宁:最适合人生产、生活、居住和繁衍。王鲁湘:那就是鱼米之乡啊。张新宁:在云南的中部滇中,这种坝子有好几个。北面的是滇池盆地或昆明盆地,有滇池;往南是澄江盆地,有抚仙湖;抚仙湖往南是江川盆地,有星云湖。王鲁湘:就是说,这块地方是最好的地方。张新宁:在古代云南,它是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李家山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72年。那时,中断已久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逐渐恢复,专家们再也坐不住了。从1960年代中期打算试掘李家山时起到1972年,一晃就是十几年,原本存放在早街村生产队仓库里的那批青铜器据说装满了整整18麻袋,卖给了供销社当废铜处理了,这让文物工作者心急如焚。1972年一开年,考古队员就拿着工具到了李家山。起初,当地“革委会”的“军代表”以为这一群人是来收缴武斗期间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的,还不大配合,声称“县里的武器早就交完了,没有铜了。”几番解释过后,军代表们终于把他们安排在了生产队的一间破仓库里。条件是窘迫了点,可队员们却兴致勃勃。在工地上搭起临时“工棚”的那一天,大家还颇有信心地开玩笑说,一定要抱个“大金娃娃”,不然绝不回去。王鲁湘:实际上当时已经有风水的概念了。你看贵族选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整个坝子里头风水最好的地方?张新宁: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它有两个比较奇特的地方:一个是山脚下有温泉冒出来,大概是三十五六度。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勾兑凉水了,可以直接用。由于温泉的原因,早街村栽种的节令比周围的节令要早,它的庄稼也比别地的早熟。再一个,每到冬天,这个低海拔高原地区要么大雾弥漫,要么青霜铺地,但因为有了温泉地热,这个山和它周围的耕地既没有雾也没有霜。这种奇特的景观,可能是当时贵族选择这个地方当墓地的一个原因。王鲁湘:好像是上帝或者神特别眷顾的一个地方。从元月十八号开始,挖掘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清理十八号大墓的时候,一个女俑杖头铜饰露出头来,考古队员见其长发披肩,随口就说:“呀,这还是个女的”。这一喊不要紧,早街村一下炸开了锅,到处哄传李家山墓地挖出来个大姑娘,于是,附近的村民像赶庙会一样把考古工地围了个水泄不通。在逐一理清星罗棋布的墓葬时,考古队员惊讶地发现,躺在李家山上的墓主人身体均不约而同地指向远处豁口里裸露出来的抚仙湖。然而,随即出现的大批青铜器,让此时的他们来不及思考这一奇特的现象。王鲁湘:那一次考古发现,出土的东西和晋宁石寨山的东西有很惊人的类似是吗?张新宁:对,它们在埋葬习俗、出土器物上都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都用贮贝覆盖在身上,都有贮贝器36,都有铜鼓、葫芦笙等等,都有一些动物形象的扣饰和铜杖头饰。这是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化里面没有,而云南滇文化里所特有的东西。王鲁湘:还有执伞俑是吧?张新宁:对,执伞俑,男执伞俑、女执伞俑都有。所以当时就能判定,江川李家山跟晋宁石寨山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古代文化,也就是说,它们同样属于古代的滇文化。然而因为没有文字,这些贮贝器、铜鼓和青铜兵器主人的身份无法得到证实。这让考古队员多少有些失望,就在他们流连惆怅之际,李家山二十四号墓给了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日后,几乎成为云南象征之物的青铜重器牛虎铜案出土了。当时,附近老百姓盛传,墓地里挖出来一头活牛,还会叫。1972年5月初,首次发掘结束。云南省考古队共发掘滇国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700多件,特别是牛虎铜案,带给李家山乃至云南文博界的震撼不言而喻。随着越来越多的滇国青铜器浮出水面,那些奇特的器形,写实的场面,正在透露出越来越多的信息……然而,裸露出来的真相却依然扑朔迷离。既然滇国实实在在地存在过,滇人的主体民族是什么?他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又如何?由于滇国没有文字,考古学家把目光转向了这些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上。牛虎铜案
国,其实是在秦国列祖列宗艰苦奋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是数以百方计的鲜活生命倒在血泊中成就的。长平之战以后,赵国的军力消耗殆尽,赵国的灭亡已经是指日可待。秦国将会怎样对待长平战败的赵国呢?是让赵国苟延残喘,还是一鼓作气灭掉赵国?第21章邯郸之战由于赵孝成王的一系列失误,赵国在长平之战中付出了惨烈代价,几乎耗尽了赵国军队全部的有生力量,元气大伤,从与秦国平起平坐的一等强国,一下变成了三流国家。然而获胜后的秦国并没有停止进攻赵国的步伐。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159),取得长平大捷之后的秦军,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大将白起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皮牢(今山西翼城东)、武安(今河北武安附近);一路由司马梗率领,攻克太原郡(今山西中部)。白起回国,上报秦昭襄王,要求增加军粮供应,一鼓作气消灭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中遭受重创的赵国,能够应对秦国的进攻吗?赵使入秦求和秦军攻城受挫此时,秦国对是否立即灭赵产生了不同意见。三年的长平之战虽然以消灭赵军四十五万有生力量告终,但是,秦国损失也非常大。秦国士兵死伤过半,国内空虚(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秦昭襄王对是否马上灭赵持存疑态度。这是“主疑”,君主对这场战争犹疑不决。秦国大臣也因邯郸之战爆发了一场斗争。白起虽然立了大功,但是,他是秦国前丞相魏冉所起用的大将,而此时魏冉已经告别了政治舞台。新任丞相范雎是靠着挤兑魏冉登场的,因此,范雎对魏冉提拔重用的白起深怀戒心。秦军在长平之战后立即发动对赵国的进攻,使赵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因为赵军主力在长平之战已消耗殆尽,如果秦军兵临赵都邯郸,赵国将面临灭顶之灾。惊魂未定的赵孝成王立即派出使者出使秦国,游说范雎。赵使的游说抓住了两个关键点:第一,白起功压范雎。赵使携带重礼拜见秦国相国范雎,一见面,赵使立即问范雎:秦军要围攻邯郸了吗?范雎说:是的。赵使接着说:邯郸一围,赵国必亡,赵国一亡,秦王就可以称霸天下了(赵亡则秦王王矣)。但是,白起立了灭赵大功,攻取了赵国七十多座城池,南定楚国都、郢、汉中,北灭赵括之军。即使是古代的周公、召公、吕望,功劳也无法超过白起(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如今白起又力主立即灭赵,赵国一灭,白起肯定位居三公高位。您身为秦国丞相,能不屈居其下吗?白起的功劳如此之大,即使您不想在他之下,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啊!您可不能让白起占尽秦国之功啊(今赵亡,秦王王,则一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第二,秦国得地不得民。秦军曾经占领韩国上党,上党的百姓全部逃到赵国,坚决不当秦民。如果灭了赵国,结果会怎么样?赵国北部的百姓肯定逃到燕国,赵国东部的百姓逃往齐国,赵国南部的百姓逃到韩国。秦国能得到多少百姓?秦国占了赵地却得不到赵国百姓,这些赵地有何用处?所以,与其攻灭赵国,不如让赵国割地议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赵使这一番话完全说到了范雎的心坎里。于是,范雎对秦昭襄王说:秦兵经过长平之战非常疲劳,应当允许赵国割地求和(秦兵劳,请许韩、赵割地以和)。于是,秦昭襄王驳回了白起一鼓作气吞灭赵国的请求,采纳了范雎的建议,允许赵国割六座城议和。这叫“相谗”,丞相谗害将军,将相不和。白起力主趁赵国元气大伤、民心不稳之时立即攻下邯郸,最后得到的竟然是秦昭襄王撤兵休整的命令。白起心中颇为不快,但是,王命又不能不从。被迫回师的白起打听了一下,得知是相国范雎的主张,从此,白起和范雎有了隔阂。到了九月,经过数月休整之后,秦昭襄王派大将王陵率兵攻打邯郸。此时的白起正生病,没有出征。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前258)正月,王陵攻打邯郸,略有进展,秦昭襄王立即增兵邯郸。但是,王陵接下来的攻打却并不顺利,损兵折将。此时,白起的病也已经痊愈,秦昭襄王便派白起接替王陵。白起说,邯郸不容易被攻下来:一是诸侯的救兵快到了,秦国将再一次面临诸侯的合纵抗秦,而且,诸侯各国对秦国的仇恨非常深。二是秦国虽然打赢了长平之战,但是,秦国自身也是“死者过半”,国内空虚,战场又远离秦国。三是赵国殊死抵抗,因为这次打的是赵国国都(争人国都)。四是秦军内外受敌,赵居城内,诸侯在外,对秦军形成合围之势。所以,秦军这次肯定打不赢。秦昭襄王一看自己指挥不动白起,便让相国范雎去请白起。白起上次一鼓作气攻下邯郸的计划就毁于范雎之手,现在,范雎来劝自己挂帅,白起自然以有病为由,称病拒征。秦昭襄王一怒之下,判白起迁徙之刑,发配到西北的阴密地区(今甘肃灵台一带),听说白起对此心有怨艾,秦昭襄王赐其宝剑,令其自裁,白起行至杜邮自杀。白起拒不出征,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代替王陵担任前线总指挥。战争持续到这一年的八九月份,邯郸还是久攻不下。这叫“将弱”,秦国派出攻打赵都邯郸的将领太弱。主疑、相谗、将弱,有了这三个因素,邯郸之战怎么打呢?庞大的秦军把邯郸团团围住,但由于赵军的誓死抵抗,秦军攻不下邯郸城。赵军在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据城死守,但依靠赵军现在的军事实力,它也不能打败秦军。所以,秦军和赵军一度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但赵国首都邯郸被围困,一旦被攻破,赵国就有灭顶之灾。因此赵国形势依然岌岌可危,处在这种危险的状态下,赵国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邯郸之围呢?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赵国在进行殊死抵抗的同时,展开了积极的合纵努力。赵国的合纵分为两路,一是求救于魏,二是求救于楚。平原君赵胜的夫人是魏公子无忌(信陵君)的姐姐,赵国的危难促使平原君不得不紧急求助于魏公子无忌。魏王听了无忌的报告,立即派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救赵。秦昭襄王听说后,也立即传话给魏王:我很快就会攻下赵国,诸侯谁敢救赵,灭赵之后我就立即灭谁(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接到秦昭襄王捎来的口信,吓得赶忙派人通知晋鄙,停止进攻。晋鄙得到王命,将军队驻守在边境之上,名义上是救赵,实际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魏王一方面命令晋鄙停止前进,一方面派了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辛垣衍对赵孝成王说,秦国、齐国曾经相互称帝,但是,不久在各国压力之下都撤销了帝号。现在齐国已经非常衰落,不可能再称帝,只有秦国有能力称帝。所以,我认为秦国攻邯郸是假,要求赵国带头称秦王为帝是真。如果赵国真的尊秦昭襄王为帝,秦国一定非常高兴,邯郸之围可以立即解除。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听了之后犹豫不决。此时,一位叫鲁仲连的齐国义士恰好在围城邯郸之中,听说了这件事,找到平原君,并通过平原君见到了辛垣衍。鲁仲连对辛垣衍说,秦国是一个不讲礼义、崇尚杀人的国家(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一旦我们尊秦王为帝,一定会使天下苍生深罹其殃。魏王是没有认识到奉秦为帝的危害,所以才会劝赵国这么做。一旦魏王明白这种危害,绝对不会尊秦为帝,而且会帮助赵国。尊秦为帝有什么害处?秦王一旦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换诸侯的大臣,把贤明者说成是无能者,将无能者说成是贤臣,甚至可以指派自己的宫女做诸侯的妃姬,安插间谍在诸侯的寝宫里(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如果魏王的殡妃全部是秦国派来的女特警,魏王还会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吗?您还能受到魏王的信任吗(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一席话说得辛垣衍再也不敢劝说赵孝成王尊秦为帝了。不尊秦可以,但是,当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解除邯郸之围。邯郸被围之后,平原君多次写信给信陵君,催促他想方设法救赵。信陵君不但自己劝说魏王,还派手下的门客劝,但是,魏王惧怕秦国,始终不肯让晋鄙出兵。平原君不了解魏国这边的实情,看到魏国军队迟迟不至,急得天天催信陵君,而且话说得让信陵君很为难:公子是急人之难的人,如今邯郸早晚都会被攻破,魏国救兵不来,这是急人之难吗?公子即使看不起我,即使不愿帮助赵国,怎么也不能不顾你姐姐吧(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信陵君听了是又羞又急。但是,无论信陵君派多少人去游说魏王,魏王因害泊秦国,主意坚定,不敢出兵救赵。万般无奈的信陵君只好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战车的宾客救赵,以作殊死之战。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城门之时,信陵君拜访了自己的好友侯生,诉说了自己的困境以及与秦军誓死一战的决心。侯生听了这一番话,冷冷地说:公子你好自为之吧,恕老臣不能送行。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平时对侯生那么好,天下无人不知。但是,我今天奔赴疆场,侯生竟然没有送我一句话。难道我做的有什么不对,’惹得侯生不高兴?信陵君越想越郁闷,于是立即掉头再访侯生。侯生看见信陵君回来,笑呵呵道:我就知道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公子待我一向不薄,今天公子要自投死地,我不送公子一句话,公子一定会非常遗憾,所以,一定会回来。信陵君问计侯生,侯生说:我听说能和晋鄙的兵符相合的另一半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只有最受魏王信任的爱妃如姬可以出入魏王的卧室,窃出兵符。我还听说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魏王亲自出面追查凶手,最终也没有成功。后来,还是公子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一直想为公子效力,苦于没有机会。公子只要一张口,如姬一定会为公子偷出虎符,夺取晋鄙之军,救赵退秦。信陵君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求助如姬,如姬果然将兵符窃到,送予信陵君。信陵君这次再告别侯生时,侯生嘱咐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公子即使与晋鄙核实了兵符,也不一定能让晋鄙交出兵权。如果晋鄙再向魏王请示,事情就麻烦了。我有一位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你一块儿去。这个朱亥是位大力士,晋鄙若交出兵权万事皆休,若他不交兵权则当场杀了他。信陵君带着虎符出发那一天,侯生对他说:我老了,不能随侍公子。我计算着行程,估算公子到达晋鄙军队之时,我会北向自刨以送别公子。信陵君到了晋鄙的军营,晋鄙核对了兵符,没有问题。但是,晋鄙的心里始终忐忑不安,他对信陵君说:我现在统率十万大军,驻守国境,担负国家重任。现在你一个人坐一辆车来就要取代我,我怎么办?朱亥一听,立即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杀了晋鄙。信陵君夺了军权,立即下令:父子俩同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同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无兄弟者一律回家。此令一出,军中欢呼雀跃。余下来的八万精兵,个个摩拳擦掌,向邯郸进发。魏国八万救援大军直奔赵国都城邯郸,信陵君所率的魏军能解邯郸之围吗?平原赴楚毛遂定盟散尽家财李谈退兵信陵君得到好友侯生的指点,窃符救赵,在边境夺了魏国大军的兵权,然后率领八万魏国精兵奔赴邯郸,这可以说是救援赵国的一支有生力量。面对秦军对邯郸重重包围的困境,赵国也不敢把鸡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在向魏求救的同时,平原君亲自向楚国求援。现在魏国的救兵搬来了,那么赵国还能搬来楚国的救兵吗?临行前,平原君在自己的门客中挑选随从,原打算选拔二十名,但是,最终只选到十九人,就差一个人,但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此时,平原君门下有一位叫毛遂的人,主动找到平原君说愿意补足现在还差的一个名额。平原君不认识毛遂,便问毛遂:先生在我门下待了几年了?毛遂答:三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就像是锥子放在布袋之中,锥尖马上就会冒出来。先生在我门下待了三年,我还一无所闻,可见先生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毛遂回答道:今天就请将我放在袋子里吧。如果早把我放在袋子之中,我早就脱颖而出了。这就是成语“毛遂自荐”和“脱颖而出”的出处。平原君最终还是决定让毛遂一块儿出行,但是,其他随行的十九个人都看不起他。毛遂也知道这十九门客看不起自己,出国后,毛遂和这十九个门客谈起说楚一事,语出惊人,谈必中的,这些门客都对毛遂佩服得五体投地(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当平原君和楚王商讨合纵抗秦之事时,从日出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什么结果。那十九个门客对毛遂说:先生上。毛遂二话不说,带着佩剑走上台阶。上台之后,毛遂走到平原君面前问:合纵的利害两句话就说清楚了,今天从早上谈到中午也没谈出个结果,到底因为什么?楚王不认识毛遂,马上问平原君,这位客人是谁?平原君回答,这是我的门客。楚王一听,立即对毛遂吼道:还不赶快下去!我和你的主人谈事,你插什么嘴!毛遂手握利剑说:大王之所以敢训斥我,是因为你觉得你手下人多势众,但是,十步之内,你楚国人再多也派不上用场。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毛遂的手中(王之命悬于遂手)。我的主人在这儿,你凭什么训斥我?再说,你不觉得楚国太窝囊了吗?一个白起竟然横行楚国,率领几万人攻楚,一战即拿下楚国的鄢、郢,二战就焚烧了楚国先君的陵寝,三战又羞辱了楚国的先君(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连赵国都为楚国感到羞愧,大王却不知羞耻。原来,白起前些年仅率部分秦兵攻楚,就把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毛遂才故意提起此事来刺激楚王。毛遂接着说,合纵抗秦也是为了楚,并不仅仅是为了赵。楚王听了毛遂这一番话,回想起白起攻楚的尴尬,便立即答应和赵国结盟,派兵救援赵国。平原君目睹了毛遂在楚国的出色表现,非常欣赏毛遂。他率赵国使者先行回到邯郸,立即将毛遂奉为上客。此时邯郸城中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魏国、楚国的救赵大军还没有到达,邯郸城中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向秦国投降。虽然赵国不仅搬来了魏国的救兵,还请来了楚国的救兵,而且现在两路大军正浩浩荡荡地向邯郸开进,但依靠当时的交通条件,两路援军到达邯郸还需要一段时间,而秦军的进攻却从来没有停止。危在旦夕的邯郸城内,平原君万分焦虑,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呢?恰在此时,邯郸宾馆一位吏员的儿子李谈(《史记》作李同,司马迁避父司马谈讳而改)问平原君:您不担忧赵国灭亡吗?平原君说:赵国一亡我就要作俘虏,我怎能不担忧呢?李谈接着说:邯郸城中的百姓,拿人骨头当柴烧,交换孩子当饭吃,形势危急到了极点。然而您的后宫姬妾侍女数以百计,穿着丝绸,肉菜都吃不完,百姓们则粗布短衣都难以遮体,粗食都吃不饱。百姓困乏,兵器用尽,您的珍宝却丝毫无损。假如秦军攻破赵国,您还能拥有这些东西吗?假若赵国得以保全,您又何愁没有这些东西?现在您如果能让夫人以下的人都编到士兵队伍中,担负守城任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分给士兵,士兵们在危急之时最容易感恩戴德。平原君采纳了李谈的建议,散家财征得三千人的敢死队(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谈率领这三千人的敢死队奔赴秦军,进行自杀式的进攻,秦军被打退了三十里。李谈战死在疆场之上,但这三千敢死队却为赵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就在赵国得到喘息之时,魏、楚两国的援赵军队也火速赶到了邯郸。在魏、楚联军的合力夹击下,秦军招架不住,被迫退兵。最终秦将郑安平(“昭王称霸”中用车载范雎自魏进入秦国的使者,时任将军)竟率两万秦兵投降(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秦军将领被六国军队打得投降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赵、魏、楚
时代里也有,他是舒州(安徽潜山)人张怀素。张神仙自号落魄道人,早年形象非常洒脱,在陈留时他身穿破衲衣,不戴冠不簪发,头上插满了野花,在闹市里随意高歌游戏,简直是宋朝的“犀利哥”。那时他叫戴花和尚。戴花和尚被基层干部选送进了京城,迅速红遍了上层。蔡京、蔡卞兄弟以及暮年的吕惠卿等人都与他亲切交往,交流生活经历。这个过程让帝国的顶级大佬们都震惊了,他们的一生虽然波澜很壮,但不过几十年的浮沉而已。戴花和尚却是悠游岁月,不知始终。他在孔夫子杀少正卯时曾经劝过圣人,说杀人太草率了;在刘邦、项羽为争天下掐得最狠的成皋之战前后爬过山头,看两边怎么打的。听着很童话,可是蔡京等人居然信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不会怀疑蔡京的智商,那么难道说这都是真的?!之后,他所向无墙了,宋朝京都之内,不管是大宅深院,还是高门大阀,他都随意进出,连后院女眷住的地方都无所顾忌。为什么呢?呵呵,自古以来,妇女都是宗教的中坚力量啊,什么也挡不住她们追求真理清洁灵魂的向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的名誉也都需要清洁了……张怀素在公元1107年左右修而优则反,同年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被捕,随行的信徒以及十多个美女弟子一同被杀。蔡京等人紧急疏通关系,工作做到了御史中丞余深、知开封府林摅的办公室里,才算把自己撇清。最后一个出场的人叫林灵素。他是这个时代里最灵异的存在,他本身就是个怪物,是集大成者、灵异终结者,自从他出现以后,其他所有的灵异类人士都没法工作了。因为再没有其他花样可以玩。如果非要说有人超过了他的话,只有北宋最关键时刻出现的那位“神仙”了。是那位“神仙”,而不是传说中野蛮强悍无法抵挡的异国人打开的汉人的都城。林灵素,初名灵噩,字通叟。江南温州人。出身很平民,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只是未来最牛的道士,最起步时居然是一个和尚。他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学佛法。佛家也是正规的修行科目,本来有搞头,可是他运气太坏了,遇上了一位暴力师父。师父成天连打带骂,一气之下,他决定转学。青年时期的林灵素离开家乡,远赴蜀川,跟一位有名的道人赵升学习。之后神通广大,但仍然为生存发愁。有次喝酒之后没钱付账,尴尬难堪中他实在是鄙视自己,于是举起手来狠抽自己的耳光。耳光抽过,围观的人全傻了。只见他一直挨耳光的左脸血肉皮肤全都不见了,成了一副骷髅,而右边脸和正常人一样!如此灵异,他很快被保送进了京城,面见皇帝。见面时赵佶神情恍惚,不知为什么,他脱口而出,“爱卿你当过官吗,曾经见过朕吗?”皇帝主动拉关系,傻子也会接住吧。林灵素一笑,“是的,陛下。臣当年侍奉玉帝,曾经见过陛下。”他接住了,不过一下子拉到了天上。两人是在天上认识的!赵佶更加恍惚,真的进入了状态,接着又问:“我记得当年你骑一头青牛,现在牛呢?”林灵素毫不迟疑,“牛寄养在外国,过两天就会送过来。”一问一答,和谐顺畅,让人想起不久前赵佶和蔡攸在南薰门外见到的仙人楼台。可那是赵佶、蔡攸两人十多年交往才攒下来的默契,林灵素是才入朝,两人刚见面好吧。哪儿来的这么合拍?!更邪门的是,没过几天,高丽国真的进贡了一头青牛……还有什么好说的,青牛赐给了林灵素,从这时起,他每天可以堂而皇之地骑着青牛上朝入宫。只此一幕,看到的人心里都发了抖。青牛,道教里骑青牛的人是谁?众所周知,乃是道教的无上祖师李耳、老聃,也就是太上老君!接着他做到的,全是前面各个灵异人做过但他能做得更好、前面灵异人想做却临阵缩头的事。第一,降雨。前面王仔昔的降雨说到底是个脑筋急转弯,他耍了招天外飞仙让赵佶切身受益。政治觉悟是很高,但雨一点都没降下来。严格地说,王仔昔失败了。但林灵素货真价实地降了雨。还是那场干旱,赵佶继续求雨,求到了天上的旧相识林灵素的身上。困难面前,林灵素也摇了头,他说:“这是上天,也就是您爸爸的意思,就是不让九州有雨。为了这个目的,连天下所有的江河都施法禁锢了。”赵佶大惊。林灵素却话锋一转,“目前还有一条大河没禁,可是没用。那是黄河,水里的泥沙太多了,就算下了,对庄稼也没好处。”赵佶长出口气,“渴急了的人还挑水喝吗?有水就成,管它浑不浑。”于是,林灵素登台作法,果然大雨倾盆而下,只是雨过后天上地下一片黄泥,别说庄稼没法喝,就连街道都得清扫……第二,斗法。也许大家不知道吧,宋朝赵氏王朝是道教的天堂,可赵佶的长子,后来的钦宗陛下居然是位佛教信徒。未来的陛下信得虔诚,见神州大地上的和尚日渐稀少,假发卖得越来越多,不禁心里有气。道士们不就是神通广大吗?难道他们能大得过诸天菩萨、罗汉金刚?事实胜于雄辩,斗法。一声令下,儿子派出了一位大和尚,老子派出了林灵素。限于资料,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了,不过结果很确切。和尚输得一败涂地,儿子不仅信仰受伤脸上无光,连最起码的一点请求都被驳回。未来陛下说,斗法是神仙界的,惩罚是凡人界的,尽管和尚输了,也不必惩罚嘛。可是林灵素不干,要的就是输赢,要的就是高低上下,必须得惩罚。于是,和尚被关进了大牢……这下子他算是把当时的皇太子,未来的陛下得罪透了。可是他不怕,他做的第三件事就与政治有关,别说是皇太子,就连皇帝的面子、帝国的政事,他都敢干涉。每天,林灵素骑着青牛进宫,一路上王孙贵族、大臣元老统统都是浮云,都得给他让路。当然,某些时刻他也会遇到重量级的路障,比如皇太子。看见未来的皇帝,青牛立即兴奋了,它不仅没让路,反而加速冲了过去。很明显,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再清楚不过。要么让俺先走,要么撞俺。可它是牛哎,让堂堂的皇太子去撞牛?别开玩笑了,宋朝的宗室连同皇帝一起算,从赵光义之后就没亲手杀过人,更没传出让牛撞驴踢之类的事。当此时,未来的钦宗陛下脑海里浮现出了伟大的曾祖父仁宗陛下的圣德事迹。当年仁宗晚上在宫里散步,忽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此人鼾声大作,离着好远都闻得着一身的酒气。这还了得!内侍报告,这是学士石曼青(前面提过的酒圣,大家还记得吗)。仁宗点了点头,小心地绕过了他,告诫内侍不要惊扰。这是何等的雅量,何等的仁爱。于是乎,每一代宋朝皇帝都以此为楷模。于是乎,在赵佶的时代里,皇太子被迫给一头青牛让道……在国民注视下,一个道士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晃了过去!荒唐怪诞,纲常大乱,这还只是开始。林灵素进宫,万众瞩目,连皇帝赵佶的目光都随着他转动,于是他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林灵素突然翻身下牛,向路边转身,跪倒磕头。赵佶大惊,满宫大惊,林神仙怎么了?然后,众人才注意到林灵素磕头的目标。那是一块名满天下的石碑,上面刻满了人名,每个人都曾经名震天下,可现在汇聚在这块石碑上,成为宋朝官方钦定的耻辱柱。元祐党人碑。这上面都是奸邪,林灵素身为国家级正品神仙,怎么能和政府唱反调呢?难道不知道反政府的就是恶吗?赵佶很罕见地拉下了脸,问林爱卿:“你发什么疯?”林灵素认真地磕了好多的头,之后才转回身站起来,“陛下,这上面的人名大多数都是天上的星宿,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从前都在天上见过。现在他们聚在一起,我怎能不表示敬意?”赵佶惊呆了,他瞬间想起了两件事。第一,前些天,天上划过流星了,他被迫检讨工作;第二,因为他更改职称,叫道君皇帝,所以全国道士扎堆给他来了次祝福。这次设醮祈福超级正规,可是赵佶莅临时猛然发现有人在偷着睡觉。他大怒,用力摇,却发现该道士就是不醒。好不容易醒了之后,这个道士说:“之所以睡着了,是因为灵魂上了天,正给玉帝站岗值班。”“值班……就值了这么久?!”“呃,那是因为正赶上星宿中的大啰唆奎宿向玉帝汇报工作,他说起来没完没了,于是,俺只好站得没完没了。”“奎宿……”赵佶眼睛发亮,“爱卿,你看见奎宿了?他长啥样?”道士古怪地一笑,“奎宿嘛,您见过的,他是本朝端明殿大学士苏东坡。”赵佶大惊,“奎宿,奎木狼……黄袍怪!”苏东坡居然有这样大的来头,联想到这些,再有这时林灵素的证明,赵佶简直欲哭无泪。他是要当神仙的,居然没升到天上,先结下仇人。这还搞什么,他立即下令砸碎元祐党人碑,不仅宫前这块要砸,普天下州郡县衙门前的党人碑都砸碎。从这时起,被迫害到祖孙三代的元祐党人终于缓过了一口气。历代的史学家们谈到这一块,总是会说,这是人心的向背。就连出家人都知道谁好谁坏,在替苏轼们鸣不平,进而更加谴责新党,谴责蔡京、赵佶。这没有错,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大的问题。赵佶时代,道士们的权势、能量大到了无法估计的地步,他们敢于和皇太子争道,敢于干涉国家大政,连政府的意识形态都能够硬生生地扭转过来!到了这地步,试问当时之宇中,是谁家之天下?可是赵佶仍然没有愤怒,没有感到危险,他对道士们的好感,对林灵素的认可再次升级。不久之后,通过自己,他让林灵素走到了民众面前,让他有可能成为宋朝的精神导师。自古以来,每一个教派的最大愿望,都是宣传。越过时光长河到达二十一世纪的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来的,无宣传,即无教徒,无生存。于是,每一个修道者最大的愿望,都是走到民众面前。这一点,不仅是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道士,连在雪域高原上苦修的密宗大师们都一样。翻开藏族信仰史,不时会有某位喇嘛大师突然出现在民众面前,讲经传教之余,要筹集资金,盖一座庙宇,或者一座高塔。回到宋朝,不管前面有多少灵异人士,赵佶不管怎样信仰他们,善待他们,都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公众的机会。只有林灵素,徽宗以皇帝之尊,为他开了一次讲经大会。那一次是真正的万人大会,甚至是十万人大会。据统计,光是林灵素自己在京的弟子,就有两万余人。他们平日里锦衣玉食,位高凡尘,这时全体出动,为师父造声势。但最大的声势来自于赵佶。皇帝下令,有职位的道士要去,他们都有巨额的俸禄,每一座道观的观田都是百顷、千顷,请想象他们的富有。这些人负责为大会提供纪念品、斋饭。至于数量,是无限制。全开封城的民众,只要带来一块青布幅巾做听经标记,无论是什么人,哪怕是乞丐游民,都可以进去。进去,可以得到一顿丰盛的斋饭和三百文铜钱。除此之外,还可以破天荒与皇帝、宗室、大臣等高高在上的显贵们近距离接触。赵佶在会场搭起了御帐,一起听林神仙讲课。如此隆重,与会的人大都充满了渴望,都在想,林神仙会讲些什么呢?会不会像千年之后的清朝皇帝雍正那样,组织个佛会,讲几天经,就有七八个人宣称开悟,超脱凡尘了呢?答案是没有。宋朝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每个人,包括妇女都有表达自己主观意见的权利,等而论之,在这样神圣高档的法会上,怎么会有政治行为出现呢?出现的,是一阵阵快乐的笑声。据记载,当时林灵素在台上开讲,讲一段释一段,下面有谁听不懂,或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随时和林大师互动。林灵素即时回答。场面怎样?看原文记录——“……灵素据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请问,然所言无殊绝者,时时杂以滑稽蝶语,上下为大哄笑,莫有君臣之礼。”这是作为批判灵异事件,批判林灵素而存在的文字,如果以北宋的命运为基准,这是有道理的。毕竟道教这次的兴盛,没有带给汉民族好运。但是从说法本身来说,林灵素没错。先说君臣之礼,这似乎是最大的底线,不可突破,不容触摸。但是,这是为了修仙成道好吧,皇帝只是凡人做,为修神仙扔一边,想摆皇帝的谱你进法会干什么?何况还自称道君皇帝。再说笑声。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修道者都是老古董,生来只会默然打坐,笑或者哭,都是心灵层次不高的表现。何况是故意说笑话,把堂堂的法会现场搞成大杂院戏台?这是误解,是没有参与过法会的人,凭空想象,想当然地认为。远的太远,没有实际考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已故的佛学大宗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名誉怎样,算得上万众之上,德操无双了吧?某次,他面向民众推广佛法,有一位年轻的女士站了起来,当众向他提问。女士说:“佛教劝人六根清净,出家为僧,这样下去,人类都不结婚了,无法繁衍,不是会灭种了吗?”要承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可是赵朴初的回答是,他反问:“这位女士,你会出家吗?”“不,当然不。”女士拒绝。“呵呵,那就好了嘛,还有人不出家,人类不是会继续繁衍,没有危机了吗?”赵朴初如是说。堂下一片哄笑,女士不知是尴尬还是理解,也笑了,于是她坐下。问题揭过去,大会继续进行。请问,问题真的解决了吗?赵朴初回答什么了吗?都没有,这位女士如果镇静,如果缜密,如果真的要知道答案,她应该继续问下去。比如,佛家讲的是普度众生,最终的追求是大众同赴西方极乐世界。比如地藏所说,地狱不空,他不成佛,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此追求下去,此生不够,还有来生。来生仍然修行不足,仍然结婚生子,那么还有来来生。如此类推,如释迦本人那样,终有一生会圆满。那么,推广到极致,每个人都会成佛。那时何来民众,谁会结婚,人类不灭绝还有第二条路吗?多么严峻的结果,可是笑声终止了这一切。这样的事太多了,根本不能独责林灵素。法会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谁听说过在凡俗之间聚众讲课能学成神仙的,以为是沈阳市铁西区下岗就业证啊。人,首先是一种实体存在,每一分的进步都必须脚踏实地。原则是,你做了什么事,才是什么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才能活出怎样的风采。林灵素之流,或者其他时代的各种大师之流,也迈不出这个范围。认准这个宏观理念后,相信没人会再对聚众讲法有什么期望。而林灵素们,也用自己的实际结局,印证了这一点。说说上面这些神仙们的结局吧。从高到低,依次排列,结局最好的是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这位宗师很显然是道士中的贵族,吃过见过,明白怎样在红尘中潇洒一游,知道最大的重点是适时地离去。他对赵佶若即若离,得到了巨大的封田、赏赐、头衔之后,很快就淡出了赵佶的皇家灵异班底,他走了,让茅山的道统得以继续流传。接着是张虚白。严格地说,张虚白到皇宫里只是做了点小买卖,他用自己的预言天赋,和赵佶换了些御酒饭菜。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赵佶想过多给他,先是大笔金银,他不要;有人劝他利用机会帮人说话,撞赵佶的木钟。张虚白摇头,说朝廷做事有宰相在,与他没有关系。他离去时很飘然,没用皇帝发路费,没用大臣们送行,自己静悄悄地走了。多年之后,他曾经再一次露面,那时赵佶已经走进了命运的另一个时段里,无尽的黑夜笼罩了北宋,也压垮了他。赵佶哭着对张虚白说:“你以往说的话都应验了,真是后悔当初没听你的。”当是时,虚白叹息一声,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愿陛下爱护身体,以往之事已无法挽回了……”王老志相对凄苦些,他写出已故刘贵妃生前与好友一起服侍赵佶时的私语后名声大振,京城里达官显贵、大款老板都来找他问前程。方法是测字,一字定终身,一字定富贵。真是灵啊,每天门庭若市,时间长了,惹得蔡京大怒。蔡京是有理由发火的,有个好玩的现象,当官的人都迷信。他们要前程,要富贵,可这些东西,都不是水平、努力等后天因素到位了就能搞定的。更多的是运气,是上级的不可预知、极难捉摸的好感,这些非常缥缈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甚至明明在好运里,一个突发事件就毁了一切。具体到北宋,就是全体官场对
8xse.com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你们家入股的?看来都得求着你们家是吧?刘:……可能也有这么点关系。他就仗着他们认识的买卖人,能做买卖的。你不了解他们那些清朝的大官僚,内务府的旗人。据我的观察,他们什么也不会干。就只是知道吃,喝,玩,没有别的。周总理讲得对,千万不要学八旗子弟。但是现在比较起来,这是我的观点啊,这八旗子弟没能耐,没本事,到现在还能有口饭吃,他毕竟都有文化。他都念过书,就仗着能写几个字能画几笔,就那也比现在的高干子弟强,实在不行不就变成画家了么,到时候卖字也能挣钱,他不就指着这吃饭了嘛。定:增家和那家的关系怎么样?刘:当然是在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都是皇帝的臣子。要说和,全和,但究竟是面和还是心和?也都是互相利用。增家和那桐家也不是特别过密。我见着庆王府的人,说那家呀,比庆王府还阔哪。见着那家的人,又说我们哪儿比得了庆王府啊。你想就这样关系。两个姑太太一个姑奶奶,三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了,这种关系他还那么说。总而言之,那家跟增家这两家为什么这么有名啊?因为他们败落得晚,太长了。北池子袁家,那名气可太大了,比那家、增家的名气还大,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呢?比他们完得早啊,当然最后还是“文化大革命”才完的,可是已经名气就不行了。谁都知道金鱼胡同那家,也是沾了金鱼胡同的光,谁不知道和平宾馆那儿是他们家呀。其实那桐官不是最大的,可就是因为他确实底儿太厚了,换句话说就是搂的民财太多了。庆王府为什么说那家比我们还阔呢。那家最后败落是到“文革”。定:您说这王府,跟增崇家、那家,还不是一回事儿吧?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刘:他们的区别啊,也是派别。毛泽东有话,“党内有党,党外有派”,一样。定:您毛选还学得不错。刘:一样。甭管什么时期都是,内务府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定:你家什么时候去的天津,是北京政变以后吗?刘:那倒不是,因为我们解放前在天津有一个别墅,我父亲在那儿养老以后,把所有的财权和掌家全都交给我大哥,让他管理北京的家,就带着我到天津住了,我在天津住了7年,一直住到我父亲死在天津。注304我父亲在天津养老,跟铁良离得近,他们也串门,一块儿打牌呀,聊天呀,老是这几个人。满清完了以后,这些个清朝的遗老遗少,都在天津的租界里边,保险哪,都在天津呢。住在天津这七年期间,我经常去的是铁良家,铁良的大儿子穆伯实是我的开蒙老师,那时候我正好还不认字呢,字号,一包一包的一百张,这边有画,那边有字,人之初,性本善,是他教我的。定:还有谁家?刘:还有的就都提不上喽,我说得上来的也都没落了。
3.我们家全变成旗派了
刘:我不是旗人,我是汉族。定:您不是说您在旗人里头有好多亲戚关系吗?刘:过去这个社会,像我们这个年岁呀,最有意思的是,最讲究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结果全都是什么姻亲呀,联姻哪。老在那个堆儿里头,有的还是骨肉还家,这个姓又回去了,他就不愿意找外边的人,几代一下来,可不全是亲戚?我大哥活到82岁死的,我跟我大哥相差30岁。梁夫人那是嫡母,不是我的生母,是我大哥的母亲,哎呀这梁家了不起,可以说是北京六里屯最大的地主,地也多也有钱也开买卖,六里屯在朝阳区。他们家不是旗人。我是属于庶出。我的母亲姓郭,是我父亲的一个侧室,二太太,这叫庶母,所以我小啊。过去老家庭嫡庶的关系可太大了。我描写我母亲呢,她得侍候我大哥的母亲,这是她的本分,侍候我父亲更是天经地义了。反正比使唤丫头强一些,她有个名分就是了,在下人面前她还是主人。但是她在主人里头,在主人与下人之间。同时,她并不是净侍候这老二位,包括我四个姐姐,都得她侍候,还都专有奶妈看妈,都有下人。她还不如我大嫂,我大嫂是长门长媳,她是执掌家政的。(我母亲)只是不侍候晚辈,比如我大嫂生的我这个侄子侄女,那她不管,到她生日他们照样得给她拜寿给她磕头。但是到她自己本人生日,给老爷太太都得磕头。这就是旗人的规矩。我们就哥儿俩。我大哥是老大,我是老五,我是最小的,还有五个姐姐,死了一个,就剩四个姐姐了。我姐姐现在都没有了。我这辈现在我是最大的了。满汉许可结亲以后,我四个姐姐有两个都嫁的是旗人。还有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儿,是嫁给庆王府载振的儿子。所以说我的二侄女是庆亲王载振的小儿媳妇。郭松义:你们刘家同满族结亲是在民国以前还是以后?刘:民国以后。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岁。去年我这二侄女,就是庆王府载振的小儿媳妇八十整寿,我去了,带着我的老大,和这个姑爷,碰上庆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给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定:去年(即2000年)?刘:去年啊。定:去年这些人还这么活跃哪?刘:那!都去了。金莉珊注305的儿子给办的。载振的弟弟叫载伦,伦五爷早就死了,伦五爷的夫人还活着呢,也是天下绝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满汉能通婚是由宣统出宫才开始。没有明文,皇帝一逊位……注306我大姐是没出阁就死了,二姐给的是一个姓王的,不是旗人,搞金钱业的,是我祖父的同伙吧,他们合资开过买卖。我二姐出阁的时候他们已经败落了。三姐给的是汉军旗,金店李家,他是开金店的。定:金店李家也挺有名的是吧?刘:也是比较,在北京提起来跟我们家差不多。现在我那外甥是他家唯一的一个啦,在台北,我们四十多年没见了。他现在每年回来一次,他七十八,比我大,我还得陪着他玩去。他们一直就是汉族,满清不是完了么,好多满族都改汉族了。现在爱新觉罗一吃香,把汉族又改了满族了,改了满族还不同意,能改爱新觉罗又改爱新觉罗。所以我最佩服启功,启功完全是凭人家是书法家,谁知道启功是皇室呀,是爱新觉罗呀。他就凭本事。我四姐给了同仁堂乐家。给了他(乐曙青)五大爷。他父亲行六。我的四姐是他(乐曙青)的大妈。我四姐夫叫笃周,乐笃周。他们也不是旗人。最后我的五姐。我五姐给的是真正在旗的。北京有名的金王家。北京有三王,金王银王老醯儿王,这个你要究根,我讲不出来。金王是给皇上看金库的,他们这个金厂子,好家伙36亩地,我这个五姐夫在奉先殿当差,内务府的,注307他们一直住在东不压桥那个福祥寺,注308那是他的铺面。王府井饭店知道吗,首都剧场对过儿?这是金王家最大的棺材铺,叫元顺木厂,七间门脸儿。注309当初不知道怎么来的,房子并不多,它就为的是放木料啊。解放以后改成汽车修理。乐曙青(以下简称乐):他们管他外号叫金大头,这主儿脑袋大。刘:老醯儿王是山西人,在北京有几十家银号。山西人什么买卖他都能开,山西人最能理财,到现在也是这样,有钱哪。那是在我们家晚期了,北京银号都是山西人来的。定:可是没你们家大?刘:对对对对。我五姐比我大十几岁,解放以后七几年死的,活到快八十岁了。现在只有她儿媳妇还活着。我也是满汉联姻。我爱人也是旗人,伊尔根觉罗氏,老姓姓赵。当时也是黄带子,皇室的,有战功,进关的时候,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北京鼎鼎大名的仓赵家,没有人不知道的。注310为什么叫仓赵家呢,他们虽然属于铁帽子王了,但是革过带子,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官,但是不承认他是铁帽子王了,没有世袭罔替了,所以就给找个差事,是管皇上的粮仓,也是内务府,结果就叫出名了,叫仓赵家。到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民国了,到民国北京的粮店差不多都是他们的,公字号粮店,北京是公和昌,公和通,公和经,全是他们的,不算外县,内城里头十八家。我结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为金王家跟他们都是内务府的。还得说这跟满洲的结亲,我还是借了满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结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们家里干脆全变成旗派了。定:您哥哥是几个孩子?刘: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死得早。二儿媳妇是奚啸伯的侄女。奚啸伯又是个北京旗人,是满洲人,下海(唱戏)了。我们家跟那桐家有亲戚关系是属于下一代了,是我侄女嫁了庆王府的关系。可是我们跟那桐的关系不是因为这个,起先我们就跟那家有来往。那家一直跟庆王府是换婚,是不解之缘,一直解不开,庆王府是专门娶那家的女儿。由姑姑带侄女,全过去。定:他们家两个女儿都嫁给庆王府的儿子。刘:岂止两个,是老辈儿的两个姑太太。一个给的是载振的大儿子,叫溥钟,他们是溥字辈儿的嘛。第二个是溥锐,二儿子,娶的也是那家的姑太太,这是姐儿俩嫁哥儿俩。这个老四叫溥铨,可不是现在北京这个溥佺,这是立人儿,他们是金字边。现在也没人了,前年故去的,是我的侄女婿,亲侄女婿。现在还挺好,在天津的那个,有时候笔会的时候还过来呢,恭王府那儿。这是一个,他的侄女,那家小一辈的老大,又嫁给钟大爷的儿子,姑做婆。这个人还在,并且我们还见得着。她叫金莉珊。增家跟那家也是亲戚,那桐的女儿给的秦老胡同增家,是增崇的儿媳妇,他们结的亲。到解放后也是藕断丝连,增鹤峯(察奎垣)的媳妇,是那家的二姑娘,那桐的二孙女儿,也七十多了。定:岳效鹏跟张寿崇家什么关系?乐:张寿崇的弟妹,是岳效鹏的女儿,叫岳维珍,我叫她岳大姐。不是我们的乐,是山岳的岳,岳效鹏是岳潜斋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岳潜斋是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岳效鹏是张寿崇弟弟的岳父。注311岳家就在金鱼胡同后头,差不多半条胡同都是他的房子。定:原来金鱼胡同是不是也差不多都是那桐家的房子?乐:应该是从西口到东口都是他的房子。刘:特别解不开的原因就是,他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尤其他们王府。王府的规矩太大呀,一般的家庭不可能,礼节他都不懂,他也不适合。至于儿女联亲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不愿招个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儿媳妇,或者嫁出去给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女婿。他还是为他的地位。这些子女也都是牺牲品。我这侄女为什么一来就哭,也是哭了半辈子,她就认为是为了结交庆王府,为了扩大你们自己的势力,就把我给了庆王府,当然一说跟庆王府结亲别人都认为了不起呀。注312定:她过得并不愉快?刘:那当然是呀,王府的规矩跟皇宫里差不多。原来我那侄女不能随便回娘家,王爷还活着哪,王爷不发话你能随便回娘家么,就是整个儿圈到深宫院不能自由哇。虽然是吃喝不愁,使奴唤婢,但她心情不一样。都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到解放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随便回娘家,说走就走了。庆亲王最小的一个亲孙女,现在就在北京,住在丽泽桥那儿,她管我侄女叫四婶,我都比她长两辈儿。她嫁给了钟寿民。钟家也是旗人,也是我们的老亲,书法家。字写得不错。我们还有来往。定:那你们家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都学了一套满族的规矩?刘:唉,对,我们家基本上就是半汉半满。一般的办事完全是按着清朝的规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认识的这些人,到这儿来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满人多。满人得占百分之七十,除了这些我们买卖的同人是汉人多,做买卖的、朋友,汉人有,亲戚里边全是旗人。定:那你们家汉族的规矩还留的有什么呀?刘:……唉,现在还真说不上来了。我们就等于完全按旗礼了,因为我们跟旗人的关系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触这个旗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也是旗人。还是围绕着刚才我说的,我们圈里这些人是盘根错节,关系网,这网你撞不破,这么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现在,虽然社会变更,制度也变更了,但还是盘根错节,观念也改不了。我们盘根错节的原因就是这一个原因。所以现在我看电视剧,尤其是爱新觉罗的电视剧,个个我瞧着不顺眼,没有一个真像的,有好多明显就不对。导演权力最大了,导演是外行,他不听你的,你看现在一来就大喊“喳”,没有,宫里没有说“喳”的,都是zhe,那么答应。我们都亲耳(听)到过的,还不能太大声儿。另外两把头梳得不对,旗装嘛,好多讲究,比如说老有这么一个围巾,这一个条儿,这掖过来,这一个人寿字,有的是燕字虎,都有讲究,只有慈禧太后能够有万寿字儿,你宫女不能戴这个,包括建筑,房脊,都有讲究,不够品级不能用那种脊。对于这个,我去旗人家里太多我都懂得,御史他真参哪,不符合你的品级你不能用。定:你们家就不回宁波那边去了?刘:我就没回过老家。定:您一口北京话了。刘:地地道道的北京话。4.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注313
刘:我们跟乐家的关系就是我四姐的关系。我们住在马大人胡同,他们住在什锦花园,前后胡同,中间由扁担胡同穿起来。他们乐府上的人,我经过三代,都是少白头,我姐夫也是少白头。乐:笃周(刘的四姐夫)他是留法的,洋派,他从法国回来以后跟您(指刘)的四姐结婚。结婚完了以后他就到祁州去买药,祁州药市。结婚就三个月,一百天,我大妈(指刘的四姐)就故去了。得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刘:为什么跟乐家结亲,这个他(指乐曙青)都不知道。这得讲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四姐比我五姐大两岁,我五姐是最小的,她不是给了金王家么,这金王家原先要的是我四姐,就是他(指乐)的大妈。为什么后来要了我五姐呢,金王家这个老头相亲的时候,看中了我这个五姐了,看中这个妹妹了,因为我四姐有一个龅牙,这嘴唇上头有点鼓,有一个牙长到上边了,就看不中。这么样就跟媒人说,我瞧这妹妹好,不要姐姐,这媒人就为难了,就说哪儿有妹妹先出阁,不好跟我父亲说呀。老头非说,你要是能够说,我就娶他这个妹妹,结果没辙,金王家又有钱又有势。介绍人我估计也是在北京挺有名的,跟我父亲一提,说我跟金老说了,瞧中了您这五姑娘了,您这四姑娘他说有个龅牙。我父亲说那不行,哪儿有先把妹妹嫁出去的,北京这封建家庭就这样吧,姐姐得先走,不能让妹妹先出阁。第一次不同意。这金老头不干,跟媒人说你非得把这事给我办了,我非要他那个小五不可。这样媒人没办法,媒人当然也是有点关系吧,有点压力吧,就磨烦我们这个老头儿,就是我父亲,说您真要答应哪,四姑娘包在我身上,我给您找一个比这金王家还得有名的,他全包上了。弄得我们老头没辙,勉勉强强答应了,很勉强这门亲事。为什么我写这东西不能往出拿呢,有好多后人还在,我怕引起麻烦,实际我讲的啊都是事实。最后妹妹先出阁,可是姐姐心里很不高兴,虽然那时候是封建婚姻,也没见面,但是都知道。她由小时候就喜欢在旗的,就愿意跟王府啊,内务府的这些旗人打交道,愿意梳两把头啊,请大安哪,她就喜欢这个,所以她眼瞧着妹妹坐花轿走了,就不高兴。妹妹走了没有一年,果然媒人真做到了,说我给您这四姑娘找的比金王家还出名,是同仁堂乐家,同仁堂乐家跟您刘家比起来,名望不小吧,完全是门当户对,您还有什么说的,您给不给吧?我父亲当然挺高兴,但是就有一个顾虑,乐家跟我们不对派儿。我们结交的全是内务府的、清朝的这些官僚和旧家庭。乐家那时候比较新,他(指乐曙青)五大爷那时候留法。(对乐)包括你那个二大妈注314,你那二大妈还跟我跳过舞呢。最后是一条命啊,把我这四姐命要了。她一听说给乐家,她也有耳闻,说乐家跟咱们不对派儿。据说我父亲一跟她说她就不乐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地!这三人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手握新军,麾下还有冯玉祥那样生猛的营长、韩复榘那样牛烘烘的兵,距京师也近,一不小心就能打到北京。北方心腹之地连续发生两起事变,朝廷中央高层再也没法保持淡定。隆裕太后打算带着溥仪跑路,当然她自己对外宣称是去热河打猎(北狩)。太后和皇帝都要跑路了,载沣自然是坐不住的,必须得把袁世凯这根稻草抓住。载沣通知袁世凯,我答应你的所有条件。载沣没有忽悠袁世凯,他一改之前磨磨蹭蹭的办事作风,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天中,把袁世凯提出的几个要求都解决得十分妥帖。首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由他全权组织内阁领导班子。还临时抱佛脚,迅速起草了一份宪法草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然后,6岁的娃娃皇帝溥仪颁布罪己诏。溥仪说,国家搞成这样,都赖我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我用皇帝的名义保证,一定立即实行君主立宪。随即,溥仪连下旨意,承诺亲贵不得充任国务大臣,承诺赦免“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载沣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袁世凯自然得赶紧兑现承诺,站出来力挽狂澜。毕竟袁世凯还是朝廷的臣子,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绝情之人。他即刻致电朝廷,说自己的脚已恢复得差不多,身体条件可以上班了,并且热情挽留太后与皇帝,请他们安心留在京城,自己马上就出发,去往前线督战。第五章战争与和平
阳夏保卫战之黄兴血战汉阳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携爱将段祺瑞到达前线。北洋军看见老首长来了,立即军心大振。尤其是袁世凯亲自选中的前线总指挥冯国璋,早就琢磨着拿下汉口,送给老大做出山礼物。革命军虽然人数和武器居于劣势,但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心理素质和不错的军事素养,临危不乱地集合兵力在汉口城内布防,合理地利用地利——倚仗汉口城内的险要位置,坚持巷战,给北洋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冯国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很清楚,如果北洋军陷入巷战这种肉搏战,将无法发挥己方以武器、人数和战术素养为代表的综合优势。时间拖得越久,士兵的伤亡人数就会越多。于是冯国璋决定采用新办法——火攻,放火烧掉汉口城。办法是正确的,但代价是惨痛的。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汉口被烧为平地,平民死伤惨重。11月1日,革命军被逼退出汉口。汉口易手。汉口到手之后,袁世凯并没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表面上是让部队先休整几天,但实际上他是想借此机会派人摸摸革命党的底,看看能否用谈判解决问题。袁大官人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延伸这个道理。军事只是手段,政治才是目的。如果能通过谈判达到政治目的,又何必要动武?袁世凯的使者到武昌后,双方并没有谈拢。最主要的原因,是双方在如何对待北京的那个破落朝廷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袁世凯觉得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英国和日本采用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属于“虚君共和”,君主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实际上也是民主共和。从本质上说,革命的目的达到了。关键是这个方案比较适合目前的局面,保留皇帝照顾了朝廷的面子,实行立宪则满足了立宪派的要求,而且袁世凯自己的内阁总理也会掌握实权。但黎元洪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我们造反就是为了“驱除鞑虏”,皇帝必须退位,清朝必须灭亡。其实,黎元洪还有一句话没说,如果留下皇帝的话,要是皇帝记仇,哪天给他们这帮拼死造过反的人穿小鞋怎么办?谈判不见成效,革命党的底线也差不多摸透了,而袁世凯好勇斗狠的个性也并未随着身体的苍老而减退,所以他决定继续打。不服就打到你服,不同意就打到你同意。袁世凯一声令下,冯国璋迅速集结重兵于汉阳城外,锐气逼人。革命军还能坚持多久呢?汉阳作为武汉三镇互为犄角之一角,与武昌仅一江之隔。汉口已失,若汉阳再陷,那武昌也就保不住了。革命军必须拼死一战。革命军的总指挥是10月28日赶到武汉的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怎么是黄兴而不是更精于军事的黎元洪?原因就两个字:名气。同盟会二把手黄兴是享誉全球驰名中外的造反领袖,名气要比黎元洪大得多。名气确实有它的威力。黄兴来到汉阳,革命军士气冲天,前一阵子被冯国璋打败的郁闷之气几乎一扫而光。不仅如此,湖南革命新军也慕名来援。湖南新军中藏龙卧虎,未满18岁的毛泽东也在其中,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他所在部队的最高领导叫程潜。此时距黄兴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刚好时隔半年,相信他心里也是一片忐忑,所以黄兴的防守方案——集中主力在汉阳正面布防,布置少量兵力于汉阳侧翼作为牵制,显得有些保守。黄兴这个四平八稳的方案遭到了“首义三武”——孙武、蒋翊武、张振武的反对。这三位既是武昌起义的领导者,也是新军中的基层干部,是在实战中锤炼出来的战将,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他们认定冯国璋绝对不会老实地用兵,其主攻方向不是汉阳的正面,而是汉阳的西大门——侧翼的蔡甸,所以黄兴应该派重兵把守蔡甸。其实,无论是冯国璋的北洋军还是“三武”所在的自强军,都是朝廷十几年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主持下编练的新式陆军,有着共通的战略战术。所以他们对于攻防汉阳有着共同的理念。如果黄兴采纳了“三武”的方案,那也许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血战。遗憾的是,黄兴没有采纳“三武”的方案,结果可想而知。革命军与北洋军激战二十余日,牺牲成千上万,但还是丢掉了汉阳。1911年11月27日,北洋军拿下汉阳,阳夏保卫战结束。虽然这一仗和黄兴之前指挥的所有战役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平心而论,黄兴力敌两倍于己的强敌二十四天,将清军主力死死地拖在湖北,为其他各省的独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还算是一张勉强过得去的答卷。战争与和平的区别,就是一顿揍的距离正当朝廷盼望着袁世凯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袁世凯到底想干什么?养寇自保。一旦吃光了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狮子就会饿死。一旦把敌人打光了,朝廷就要卸磨杀驴。因此,保住钟爱的权力事业乃至于保住无比眷念的脑袋,便成了摆在位高权重的官员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官员前仆后继地思索解决办法。经过无数官员的流血实践,他们终于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若没有敌人就要创造出一个敌人,若有了敌人千万不要把敌人一下子打死。此所谓养寇自保。袁世凯自是十分清楚养寇自保的要诀。首先他得把革命军打得知道肉疼,这样革命军才会收敛一些,才知道接受和谈。其次他又不能把革命军打得太惨,要让革命军有实力对朝廷施加压力,这样才能实现自己君主立宪的梦想。总之,袁世凯必须得维护革命军与朝廷之间的平衡。袁世凯的计划不错,却在执行的过程中出了点小错,错在冯国璋身上。冯国璋凭借武汉三镇取其二的功勋,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赏赐——二等男爵,这令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十足。于是冯国璋秣马厉兵,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武汉,立更大的功。没想到袁世凯发来一纸电报,命令他暂时停战,顿时浇了冯国璋一头冷水。冯国璋没法理解,在局面占优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彻底拿下革命党的地盘建立功勋?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说:“大哥,现在机不可失,武昌唾手可得,我要把它打下来给你。”一边命令手下继续炮击武昌。丝毫没有放弃进攻的打算。袁世凯知道消息后特别郁闷,这么多年过去了,冯国璋的政治智商怎么还如此之低,居然毫无长进。白培养你了,你给我下去吧!于是,“北洋之狗”冯国璋同志被调回北京,由于他曾干过陆军贵胄学堂校长,跟满清皇族关系还可以,能被禁卫军接纳,因此袁世凯把他安插进了铁板一块的禁卫军以监控皇族动向。接替冯国璋的新任前敌总指挥,则是政治智商较之稍高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在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完美配合下,先前十分强硬的革命军,态度发生了变化。北洋军武汉三镇取其二,段祺瑞兵临武昌城下,湖北革命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只好派出代表,主动要求和袁世凯停战谈和。可是,谈判是个技术活,尤其是谈判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掌控谈判节奏(时机与条件)。谁掌控了节奏,谁就能在谈判中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袁大官人不着急,因为他是掌握节奏的艺术大师。首先,他要晾晾革命军的代表,让革命军知道谁是弱势群体,让革命军心急。对方越心急,就越有利于他在谈判中砍对方的价。其次,他要花时间对付皇族亲贵,争取更大的谈判主动权。之前说过载沣和溥仪答应了袁世凯的出山条件,承诺取消皇族内阁,承诺亲贵不得出任国务大臣。这就是袁世凯正大光明的理由,他就用这个理由把那些皇亲贵族一个一个地从要害部门中扫地出门,就连宿敌摄政王载沣也没能幸免。12月6日,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交出印信,回家抱孩子去也。从此,皇室力量正式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袁世凯办完这件事情后,基本上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他终于有空回头想想和谈的事情了。然而,袁大官人不想偷偷摸摸地谈,他要摆到台面上来正式谈判,不过怎么才能让皇帝同意和谈呢?这可难不倒袁大官人,他买通了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和丫鬟,让他们每天在隆裕太后跟前说说革命党人的厉害和英雄事迹什么的。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袁世凯得到隆裕太后的正式授权,和革命党和谈。南北谈判袁世凯想和谈,但南方革命党居然没人来跟他谈。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原来,此时的革命党还处于无政府状态。内部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全国十五个省独立,其中,武汉、南京、上海三个地方的革命党实力最强,谁都不服谁,彼此互不买账。武汉的黎元洪和上海的陈其美就是其中代表。黎元洪先站出来:我们武汉军政府是全国首义,革命成功的头号功臣,你们各省是不是得派人到武汉来,谈一谈组建中央政府的事情?陈其美先生自然不是省油的灯。他见黎元洪发大招,于是见招拆招,赶紧联合隔壁邻居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在三天之后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各省派员来上海,组建中央政府。革命党自己先就“谁是老大”、“谁是中央”的问题吵了起来,谁还顾得上和你袁世凯和谈?就在武汉和上海争谁是带头大哥时,袁世凯等得不耐烦了。他觉得迟则生变,还是快刀斩乱麻比较好,毕竟他还想在有生之年利用有限的时间做点大事业。唉,人生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人只能年轻一次啊!袁世凯有些伤感。此时,杨度站了出来,给正在伤感的领导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不如他们争他们的,我们谈我们的,我方派代表分别去武汉、上海甚至是南京跟他们谈,只要都谈拢了不也一样吗?这样一来可以尽早开启谈判以节省时间,二来也可以利用革命党的内部矛盾从中获利。袁世凯也觉得这个看似并不高明的做法是目前最好的办法,随即让杨度全权处理此事。杨度的办事效率很高,武汉、上海、南京很快就获悉了这个方案,他们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与北洋军相比,南方革命军在兵将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财政支持等方面全部处于下风,他们远比袁世凯更加期待和平。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南北正式和谈。武昌首义两个月之后,长江流域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宁静。袁世凯的谈判团队规格很高,唐绍仪为正、杨度为副,杨士琦先生也在中途加入了谈判队伍。南方革命军的谈判团队也不弱,武汉方面有黎元洪,上海方面有汉阳之战失败后退居上海的黄兴。不过黄兴是给一个叫伍廷芳的人打下手。伍廷芳早年留学英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留洋的法学博士,由他来担任上海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算是与袁世凯的外交活动专家唐绍仪棋逢对手。这些口才极佳之人打嘴炮的谈判过程,此处就不详细说了,简单汇报一下谈判结果。大家首先就全面停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在最为重要的政体问题上还是没能谈拢。现将革命党一方代表的观点摘录如下:黎元洪说,苍生凌宇景仰明公(袁世凯),如果清帝能够退位,就推举明公做大总统,明公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华盛顿。伍廷芳说,如今全国人民都向往共和,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废除帝制,革命军可以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黄兴也承诺,只要袁世凯能让皇帝退位,最后大伙肯定公推他来做这个大总统。南京也传来消息,共和之后,革命党内各派将会共推袁世凯主持大局。这些承诺明确地告诉北方谈判代表,革命党坚持要驱除鞑虏,实现没有皇帝的共和制,若袁世凯赶走皇帝,那总统就是属于袁世凯的。谈判陷入僵局,唐绍仪也只好将实情反映给老上级袁世凯。对于南方代表们不怕开战不惧挨打也要让皇帝下台的坚定决心,袁世凯也很是为难。从他的内心来讲,他个人虽然并不抗拒民国大总统的宝座,但作为一个有些良心的人,并不想落下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毕竟袁家在清朝三代为官,也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要是施行君主立宪那就从容多了,但这事不好办哪。正当袁世凯纠结的时候,却传来了让他意想不到的消息。第六章欢呼吧,为了民国开天辟地,民国铁幕拉开
武昌起义之后,大家自主革命,自闹独立,自封都督,忙得不可开交,再没有人想得起来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孙先生。但随着各地逐渐尘埃落定,大家才发现,需要个“带头大哥”。既然武汉、上海谁都不服谁,那就去南京组织政府吧。武汉、上海鹬蚌相争,南京渔翁得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推选领袖,黎元洪和黄兴争夺最为激烈,难分高下,互不相让。正在南方革命军苦恼的时候,从海外来了一个人,正好使问题迎刃而解,此人便是孙中山。武昌起义的时候,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给人打工,为革命筹钱,具体职业是刷盘子。话说他在刷盘子时看到了报纸,上面写着中国革命党在武昌暴动的消息。之前无人请示,之后无人汇报,但孙先生还是被这次难得的胜利所鼓舞,积极在各国为义军筹措借款和粮饷物资,虽然最终没筹到什么东西,毕竟爱国的拳拳之心还是尽到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辗转抵达上海。正当他高举礼帽、向欢迎群众频频致意的时候,一个不识相的记者挤上前去,劈头便问:“孙先生,你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孙中山没想到对方这么不给面子,一愣说:“我一分钱都没有带,我这次带回来的,只有革命精神!”于是,在万众瞩目之下,身无分文的孙中山便带着革命精神来到了南京。同盟会虽然已经分裂,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时依然是国内最大的革命党组织,很多其他组织也都是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虽然孙中山在同盟会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却也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威。革命阵营经过乱哄哄的讨论,最后众人妥协的结果,就是推选了在革命界资格最老、名气最大的孙中山做“带头大哥”。对了,革命党不是说要推举袁世凯做总统吗,怎么如此不讲信义,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原来,虽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但革命党的打算是借和谈拖住袁世凯,然后在南京先把共和制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方面可以敲击一下袁世凯,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孙中山的名望,换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支持,看有没有可能撇开袁世凯单干。但是革命党没想到,列强们并不买他们的账。如此看来,革命家们也不简单。可能这是因为大家都是政治家吧。搞政治可不是一件单纯的事情,政治博弈往往复杂而残酷,是不能简单地使用道德标准去评判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的铁血大幕就此拉开!袁世凯的反击正等着我开始不确定我到底是在生谁的气。他努力微笑着。他主动说:“莫迪姨婆的确是有幽默感,哦,她可喜欢开小玩笑了……”然后他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从莫迪那儿已经听过好几遍了。她帮一家打扫卫生,那家人开了个蔬果店,女主人对她说:“你要不要尝尝这季的时鲜草莓?”然后在满怀期待的莫迪面前摆了一个漂亮的碟子,配上糖罐和奶油,在碟子里放了独一颗草莓。莫迪吃了草莓,然后对那女人说:“你要不要试吃一下我后院树上的樱桃?”她拿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了一颗美味的樱桃,带给那女人,并且当场辞职走人。说到这儿的时候,那家子里又有好几个人围了过来。有些我在那次了不起的午餐上见过,另外一些是新面孔。他们对于莫迪衣着考究的优雅朋友很好奇。我说:“她以前还常说起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她当时失业,在这之前因流感而丢了清洁工的活。她身无分文,在回家的路上一直祈祷,帮帮我吧,上帝,帮帮我吧,上帝……然后她低头,看到人行道上有半个克朗。于是她说,谢谢您,上帝。她走进最近的一家店,买了一个葡萄干面包,站在那儿当场就吃了,她实在太饿了。然后她买了面包、黄油、果酱,还有一点牛奶。还剩下六便士。回家的路上,她去了教堂,把六便士投进捐款箱,对上帝说,您帮了我,现在我帮您。”我周围一张张脸上的表情在说,他们是该笑还是不该笑?这是个笑话吗?因为莫迪可会开玩笑了!他们显得十分狐疑,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不知道该不该再讲点过去的事。我则在想,这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多少年前就把莫迪一笔勾销了。那个姐姐(黄土哗啦啦填进墓穴的时候,她还在抽抽搭搭地哭着,搞出不小的动静),没法正视自己是如何利用莫迪,又如何把她赶走,用完就把她赶走了,于是就说莫迪根本就不可救药——找这样那样的借口,这家人就得以忘掉她。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一张张不安的蠢脸,决定自己懒得和他们纠缠。再说,最后打赢嘴仗的还是他们,因为,当我走到车旁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儿子追上来,用一种纡尊降贵的慈善口气说:“那么,我猜你下面会再给自己接个小任务,是不是?”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了。我火冒三丈地回到家,在房里打转,粗手粗脚,摔门砸桌,自己嘟嘟囔囔。就像莫迪。吉尔下班回来,站在那儿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慌不忙地走上前,拉住我的手,把我牵到我的大扶手椅前。我站在椅子边,她伸手给我摘帽子,我把它扯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帽子,简娜。”她说。她看着我的手套,我把它们脱下来,递给她。“好漂亮的手套。”她温柔地推我坐下来,拿来一张脚凳,把我的腿抬上去。“好漂亮的鞋子。”她说。“我太生气了,”我说,“太生气,简直能活活气死。”“看得出来。”“如果我不让自己生气的话,我就得狂号痛吼起来。”“好主意,真的。”“就这会儿,我在生气。”“只要你知道自己在生谁的气就行。”外甥女吉尔说,然后去厨房,去给我泡一杯好茶。注释[1]“Wisdom”在英语中有智慧、明智、哲人的意思。[2]英国伟大的军事家纳尔逊名为Horatio,Horatia是Horatio的阴性变体。[3]芭芭拉·皮姆(BarbaraPym,1913—1980),英国小说家,写作生涯曾在1963—1977年间中断,因为出版商认为她的写作风格过时。1977年,著名传记家、史学家大卫·塞西尔勋爵(LordDavidCecil)以及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Larkin)都撰文称皮姆是“20世纪最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的创作事业由此得到转机,新作品再次受到好评。[4]圣约翰森林是伦敦一个区。它地处伦敦西北区,是著名的富人区。[5]几尼(guinea),即1.05镑。1663年英国曾发行过这种金币,等于21先令,1814年停止流通。[6]莉莉丝(Lilith)这个名字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中世纪魔鬼文化中的著名女巫,还是闪米特神话里的女夜妖。而玛莎(Martha)这个名字则源自《圣经》中的玛大(Martha),她是拉撒路(Lazarus)和玛丽(Mary)的妹妹,耶稣之友。Martha这个名字的引申意义是“为他人辛苦劳作的人”。[7]出自《马太福音》13:12。[8]海达·加布勒(HeddaGabler),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对自身生活感到无聊的妇女,为了解闷摆布他人,最终作茧自缚。[9]亨利·梅休(HenryMayhew,1812—1887),英国社会研究家、记者、剧作家以及改革推动者,代表作是《伦敦的劳动阶级和伦敦贫民》。[10]克朗(crown),英国旧币制硬币,价值5先令。[11]“牛济会”(Oxfam),即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ordCommitteeforFamineRelief),又译作乐施会,英国慈善机构,在全英广设分支机构,既向市民出售二手商品,也接受衣物、书籍等的捐赠,赚得的钱用于慈善事业,主要救济贫困国家的人民。[12]《福尔赛世家》三部曲(TheForsyteSaga)是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的代表作。莱辛这里提到的“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是1967年电视剧版里添加的无名角色,并未在原著中出现。电视剧没有正面展现艾琳被丈夫强奸这场戏,而是将镜头移到了卧房窗外楼下这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女人身上。[13]原文中,乔伊丝说自己要去做“counselor”(顾问),简娜误解为发音相同的“councilor”(议员、委员),因此问是哪个council(委员会)。[14]原文用的是“stage”,指票价固定的一段公共汽车路程,可能包含不止一个“stop”,即一般意义的“站”。[15]代表作有《流浪的女人》《金粉世界》《亲爱的》等。“亲爱的”是小说《亲爱的》中的男主人公弗雷迪的昵称。作者是法国女作家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Colette,1873—1954)。[16]这是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DylanThomas,1914—1953)的诗句。诗歌呼吁人到暮年不要屈服于死亡,而是要咆哮,要抗争。世事变化再多,也不过是在重复历史而已。[1][1]原文为法语。第二章比亚乔·布纳科齐这一天十分忙碌。虽然疲惫,但作为一个做事认真,有条不紊的人,上床之前还是在日记里记了一笔。内容很简洁:“城邦[1]派了一个人去伊莫拉见公爵。”也许他认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有提使节的名字:马基雅维里。公爵是切萨雷·博尔贾。对比亚乔来说,这一天不仅忙碌,而且漫长。因为他黎明时分就出了家门。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外甥皮埃罗·贾科米尼,小伙子骑在一匹壮实的马驹上。马基雅维里已经答应带皮埃罗一道出使伊莫拉。今天是一五〇二年十月六日,凑巧刚好是皮埃罗十八岁生日。在这一天初次离家去闯世界,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小伙子出落得一表人才,有着与年龄相比高高的身量和一副令人愉快的好脾气。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寡妇,所以他一直由舅父负责教导。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书法漂亮,写文章也很得体,无论是用意大利文还是拉丁文。由于热烈仰慕古罗马人的马基雅维里的劝导,小伙子对于古罗马的历史也有一些粗浅的了解。马基雅维里一直坚信,古往今来,人们丝毫没有改变,有着相同的喜恶。所以如果环境相同,同样的原因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因而,通过牢记古罗马人是如何处理某种情况的,后世的人也许能更有效、更谨慎地行事。当前比亚乔在政府里面做事,在马基雅维里手下担任着一个普通的职务。比亚乔和他姐姐都希望,皮埃罗日后也能够在政府部门谋个差使。马基雅维里这次出使伊莫拉似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皮埃罗学习一些人情世故。比亚乔也知道,小伙子也不可能有比马基雅维里更好的导师了。事情就这样在匆忙之间定下了,那刚好是马基雅维里被授予国书和通行证的前一天。马基雅维里为人友善,对朋友十分讲义气,所以当比亚乔请求他带皮埃罗一起随行时,马基雅维里一口答应了。但是小伙子的母亲,虽然明白机会难得,却有一些不放心。小伙子从未远离过她,现在就出去闯世界,也好像太年轻了一些。此外,他还是一个好孩子,她担心马基雅维里会把他带坏了。因为马基雅维里出了名地喜欢寻欢作乐和放荡不羁。这还不算,他还丝毫不以为羞,他还会将他与那些城里女人和路边旅店的女仆的风流韵事津津乐道地讲述出来,叙述之露骨会使任何一个有品德的女人脸红。更糟糕的是,他还会十分风趣地叙述这一切,令人恼怒之余,又忍俊不禁。比亚乔于是开始劝他的姐姐。“亲爱的弗兰切斯卡,尼科洛现今已经结了婚,他会改变他那些放浪的习惯的。他的妻子玛丽埃塔是个好女人,她也爱他。你以为他会在外面花钱去搞一些在家里他不费一分钱就能到手的东西吗?”她反驳道,“一个像尼科洛那样喜欢女人的男人永远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女人,如果这个女人还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他就更加不会了。”比亚乔觉得她说得有些道理,但是他并不想认可这一点。他耸了耸肩膀。“皮埃罗已经十八岁了。如果他还没有失去他的纯洁的话,现在也该是时候了。外甥,你还是个处男吗?”“是的。”皮埃罗答道,其神态是如此安详诚实,任何一个相信这个回答的人都应该受到原谅。“我对我的儿子是再了解不过了。他不会做任何一件我不赞成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比亚乔说道,“你就该放心把儿子托付给一个对他事业会有帮助的人,孩子如果有头脑的话,他可以从尼科洛那里学习不少日后对他极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切斯卡不满地看了她兄弟一眼。“那个家伙让你鬼迷心窍了。他想怎么摆布你都行。但是他对你又如何呢?他利用你,嘲弄你。他凭什么在衙门里比你高一头?你难道就甘心做他的手下?”比亚乔与马基雅维里同龄,都是三十三岁。但是比亚乔娶了知名学者马希利奥·费奇诺的女儿,而马希利奥又受到了当时统治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的保护。在那个年代,靠真才实学能谋个一官半职,而有关系也行。比亚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有着一张圆脸,气色红润,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一副绝好的脾气。他诚实勤勉,有自知之明而无妒忌之心,对他所处的平凡职位颇为知足。他喜欢过好日子,有好的伙伴,而且因为他对力所不及的东西不抱奢望,他基本上可以算是个快乐的人。虽然他不是绝顶聪明,但他也不笨。如果不是这样,马基雅维里也不会和他做伙伴。“尼科洛是当今执政团里最有头脑的人了。”比亚乔说道。“废话。”弗兰切斯卡反驳他道。(执政团是佛罗伦萨的市政委员会,自从八年前驱逐美第奇以来,一直是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他对于人和事的了解就是那些年龄长他一倍的人都望尘莫及。姐姐,请相信我,他前途远大,而且他也不会抛弃朋友。”“我一点都不相信他。一旦你对他而言没有用了,他会将你弃之如敝履。”比亚乔大笑起来。“姐姐,你是不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你的主意才对他这么刻薄?尽管你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你还是对男人挺有吸引力的。”“谅他也不敢对一个体面的女人耍坏心眼,我清楚他的德性。执政团不顾众人的愤慨,让坏女人在城里大摇大摆出风头,简直是丢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能逗你乐,能讲那些下流的故事。你比他也好不了多少。”“你得记住,就算是讲下流故事,也没有人能比他讲得更好。”“就凭这点你就相信他聪明盖世?”比亚乔又大笑。“不,当然不止这些。他出使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的外交公函篇篇堪称范文,就是执政团中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弗兰切斯卡执拗地耸了耸肩膀。与此同时,皮埃罗就像任何一个谨慎的年轻人那样,一言不发。他对于舅父和母亲为他预先设定好的,在政府里面谋个职位的前景不是太有兴趣。但是出外旅行倒是挺对他的胃口。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舅父那些经历过世面而得来的智慧,终于战胜了母亲那些焦虑性的担忧。于是乎第二天一大早比亚乔就来叫他。比亚乔步行,皮埃罗骑着他的马驹,走了一段不长的路,来到了马基雅维里的家门口。[1]指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三章马匹已经到了门口。一匹是为马基雅维里预备的,另外两匹是为随行的仆人准备的。皮埃罗把他的马驹交给其中一个仆人看管,跟着他的舅舅进了房子。马基雅维里正在等他们,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简单地向他们俩打了个招呼。“现在让我们出发吧,”他说道。玛丽埃塔流泪了。她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并无出众的姿色。不过马基雅维里娶她也不是为了她的姿色。他就在眼下这一年娶了她,是因为他也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而且她来自一个出名的家庭,并且给他带来了一笔嫁妆,这笔嫁妆对于像马基雅维里这样地位和收入的人来说是相当不错了。“亲爱的,别难过,”他说道,“你知道我只会离开很短的时间。”“但是你不应该走,”她抽泣着,然后她转向比亚乔,“他不适合长途跋涉,他正病着呢。”“尼科洛,你什么地方不舒服?”比亚乔问道。“老毛病。肠胃有些不太正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把玛丽埃塔搂在怀里。“再见,亲爱的。”“你可一定要常给我写信。”“我一定经常写。”他微笑着说。当他微笑的时候他脸上常有的那种嘲讽的神情不见了,他的表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使你能明白玛丽埃塔为什么会相当爱他。他吻了吻她,并拍了拍她的脸颊。“别发愁,亲爱的。比亚乔会照顾你的。”皮埃罗进了屋之后就只是在门边上站着。没有人注意到他。虽说他舅舅是马基雅维里最亲密的朋友,皮埃罗很少见到马基雅维里,在此之前也就只和他说过几句话而已。皮埃罗抓住机会好好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从此将成为他主人的人。马基雅维里中等个子,但是因为他很瘦,所以看上去比实际要高一些。他脑袋不大,一头黑发,剪得非常短,看上去像是戴了一顶黑色天鹅绒的帽子。他黑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鼻子长,嘴唇薄,当他紧闭着嘴不说话时,他的嘴就变成了带着嘲讽意味的一条线。他面色病黄,安静之时流露出警觉、机智、严厉和冷漠的表情。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你可以与之耍花招的人。也许是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皮埃罗不太自然的注视,他迅速地,带有疑问地看了皮埃罗一眼。“这就是皮埃罗?”他问比亚乔。“他母亲希望你能好好管教他,确保他不会惹是生非。”马基雅维里微微地笑了一下。“通过观察我的错误所带来的那些不幸的结果,他毫无疑问将认识到,良好的品行和勤勉的劳动是一条康庄大道,通向现世的成功和天堂的幸福。”他们出发了。他们骑着马匹走过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路,一直到了城门口。当他们上了大路后,就让马匹小跑起来。他们的路还长,所以得让马儿省着点劲。马基雅维里和皮埃罗在前面并排着走,两个仆人在后面跟着。四个人都带了武器。尽管佛罗伦萨和周边的城邦处于和平的状态,但是乡村并不太平。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劫掠的士兵,而到了那个时候,旅行者所携带的通行证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马基雅维里没怎么开口说话。皮埃罗虽然不是天性害羞,还是有些害怕马基雅维里那张冷峻阴沉的面孔和紧锁着的双眉,心想还是等马基雅维里先开口为宜。那天上午,虽然有一些秋天的凉意,但还算不差。皮埃罗兴致也很高昂。对皮埃罗来说,能踏上这样一段探险的旅途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在浑身
家都差不多忘了他有这张牌的时候,才悠然自得地甩到桌面上。瓦屋之盟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寤生借口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以周王左卿士的身份,发动诸侯讨伐宋国。这一次主客易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寤生的手里。齐、鲁两国积极响应号召,于公元前713年春天组织了三国联军,入侵宋国。六月上旬,齐、鲁、郑三国君主在宋国的老桃会师,联军浩浩荡荡向宋国的首都商丘进发,并于数日之后在菅地大败宋军。六月中旬,郑军攻取了郜城。六月下旬,郑军又攻取了防城。寤生再一次表现出非凡的气度,轻描淡抹地将这两座城池都拱手让给了鲁国。现在,不只是鲁隐公对寤生抱有好感,鲁国上下对于这位恶梦中出生的奸雄都充满着感激之情,连后世鲁国的史官们也毫不吝惜他们的赞美之情。《左传》上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郑庄公行事光明磊落,他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又不贪恋人家的国土,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真乃识大体之人!〗单从这句评价来看,充分说明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且来看看:“奉天子之命,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这是在告诉人们,寤生讨伐宋国,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是自作主张,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替天行道,惩罚不朝觐天子的诸侯。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问寤生是真的奉了王命,还是假借王命,单说这个讨伐“不来朝觐的诸侯”,就很有点意思。朝觐天子自然是诸侯的义务,可是终春秋一世,又有几位诸侯正儿八经地履行过自己的义务呢?寤生本人也是在公元前717年才“始朝桓王”,完全没把天子放在眼里,要说“不来朝觐”,寤生第一个“不来朝觐”,怎么好意思指责人家呢?就算是以秉承周礼而著称的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鲁隐公在位期间,天子派使者到鲁国访问不绝,而鲁隐公未尝有过一次朝觐天子的记录。“不贪恋人家的国土”——没错,寤生确实将郜、防两城都白白送给了鲁国,但那不过是继续拉拢鲁隐公的手段。而且,如果翻开地图,人们不难发现寤生如此大方的另一个原因:郜、防两城均在今山东地界,离郑国甚远,寤生即使将它们据为己有,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送个顺水人情,让鲁隐公高兴高兴。“优先慰劳爵位比他高的诸侯”——这是最好笑的。鲁国得了这两座城,明明是占了人家便宜,偏又不好意思承认,硬说寤生此举是优先慰劳爵位更高的鲁隐公。言下之意,寤生固然正直,鲁国得这两城却也是理所当然的。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这里有个问题,鲁隐公和郑庄公都是“公”,为什么说鲁隐公的爵位比郑庄公高呢?原来,在周朝的封建制度中,诸侯是有等级的,从高到低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世袭辋替。比如说,我们前面说过的几个国家,宋是公爵,宋国的国君也就被称为宋公;齐、鲁、卫、陈、蔡都是侯爵,这几个国家的国君也就相应地被称为某侯;郑是伯爵,郑国的国君则称为郑伯。同为诸侯,从爵位上讲,鲁隐公(侯爵)高于寤生(伯爵),因此《左传》有上述一说。另外,诸侯在生的时候有五等之分,死了之后一般统称为“某某公”,这个“公”可以视作当时诸侯的通称,并不代表具体的爵位。三国联军入侵宋国之后,宋国也相应采取了牵制战略,联合卫国派兵趁虚而入,进攻郑国,包围新郑。寤生得到消息,不得不从宋国撤军回防。七月上旬,郑军主力抵达新郑城郊,宋卫联军自忖不是郑军对手,连夜从新郑城外撤走。但是,宋殇公和卫宣公也许都觉得就这样空手而回,不好向父老乡亲交待,于是在回国途中,又联合蔡国人将郑国边境上的一个小国戴国给包围了。事实证明,爱贪小便宜的人总是吃大亏。正当宋、卫、蔡三国军队围攻戴国欲罢不能的时候,郑国大军悄然尾随而至,在戴国城下将三国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打得酣畅淋漓,打出了郑国军队的威风。事后蔡桓公埋怨说,宋公和卫侯骗了他,明明说好只打戴国的,偏偏又要绕到新郑城下去转一圈,去惹那个什么姬寤生,这下鸡飞蛋打了吧!寤生救戴有功,为了犒劳自己,顺手牵羊将戴国给吞并了。公元前713年因讨伐宋国而建立起来的齐、鲁、郑三国同盟,是春秋前期出现过的最牢固,也是最强大的国际联盟。齐、鲁雄踞山东,郑国威震河南,三个国家如同铁三角一般,牢牢控制了中原的局势。公元前713年冬天,讨伐宋国的征尘未洗,齐、郑二国又联合发动了讨伐郕国的战争。郕国是山东姬姓小国,其先祖成叔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讨伐郕国的理由,是因为郑伯奉王命讨伐宋国,号召各诸侯国参加,郕国却公然违抗王命,坐视不理。说实话,这个理由非常牵强。但是,强权即公理,那些年间,郑庄公、齐僖公和鲁隐公这三人认为谁有罪,谁就必定有罪了,简直是毫不含糊。面对如狼似虎的齐郑联军,郕国人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马上派人表示认错,请求原谅。战争使人上瘾,征服了郕国之后,寤生又将目光放到了许国身上。许国和齐国同是姜姓国家,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的河南省许昌市附近,离郑国很近。讨伐许国的理由,与讨伐郕国的理由是一样的。讨伐郕国,齐国是主谋;讨伐许国,则由郑国领衔主演,齐僖公和鲁隐公友情客串,各自带兵参加了这一场流血的盛宴。这确实是一场盛宴,因为交战双方的力量实在太不对等。然而,寤生却为这场没有任何悬念的战争失去了一员猛将。出兵许国之前,寤生依照惯例,在郑国的大宫举行了授兵仪式。前面说过,诸侯的祖庙称为大宫。郑国的大宫里面供奉着自周厉王以来的列祖列宗。每逢有战事,国君都要亲自开启大宫的武库,将库藏的兵器取出来,象征性地授予部队的将领。待到战事结束,这些兵器还得缴回大宫收藏。正是在这次授兵仪式上,大夫公孙阏(字子都)与颖考叔因为一辆战车发生了争执。据《左传》记载,寤生的军旗名叫“蟊弧”,约有一丈二尺见方,旗竿长达三丈三尺,平时需要几个人一起抬动,才能将其立于戎车(国君或大将乘坐的战车)之上,以铁圈固定。为了激励斗志,寤生宣布,如果有哪位将领能够舞动“蟊弧”,便授予先锋职务,并将自己乘坐的戎车赐与他。第一个出场的是大夫瑕叔盈,他拔起大旗,紧紧握定,上前三步,后退三步,又放回车中,面不改色。第二个出场的是大夫颖考叔,他不但拔起大旗,而且左旋右转,将它舞得像车轮一般,观者无不骇然。颖考叔确实是虎将,然而做事未免不太厚道。因为第三个出场的公孙阏还没来得及表演,颖考叔便推着作为奖品的戎车跑了。用力大如牛来形容颖考叔或许还有点欠缺。因为他推着本来由四匹战马牵引的戎车,仍然健步如飞,公孙阏拔起一支长戟去追他,一直追到新郑的城门口都没追上。如此推算,颖考叔的功率至少是四马力以上,委实非常人所能及。公孙阏十分生气。虽然寤生最后以和稀泥的方式,给他和瑕叔盈各奖励了一辆战车,仍然不能平息他心中的怒火。在这本关于春秋的书中,我们将看到很多“公子某”或“公孙某”,仿佛公子和公孙是春秋年间最大的两个姓,有如今天的王姓或李姓,其实这是一种大大的误解。有必要对春秋时期的姓氏制度作一个粗略的说明。第一,春秋时期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一样,姓是贵族阶层独有的标志,而平民大众是没有姓的。春秋时期的“百姓”,和我们现在的“百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春秋时期的“百姓”指的是百官,是有姓的贵族的统称。第二,姓和氏是两个概念。贵族不止有姓,而且有氏,氏是姓的分支。也就是说,同一个姓,有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氏族分支。比如说,鲁、卫、郑、晋的国君都是姬姓,但他们分属不同的氏,而且就是以国名为氏,即鲁国国君为鲁氏,卫国国君为卫氏,以此类推。第三,周天子家被称为王室,周天子的儿子也就被称为“王子某”,他的孙子则被称为“王孙某”。各诸侯家被称为公室,诸侯的儿子也就被称为“公子某”,诸侯的孙子则被称为“公孙某”。可见,公子和公孙既非姓,也非氏,更主要是一种身份的代称。按照规定,公孙之子就不可再称为公孙,而应该以其祖父之字为氏。如《左传》所记载,鲁隐公年间,有一位叫无骇的贵族,其祖父是公子展,所以无骇死后,这个家族被鲁隐公赐以“展”氏,这在当时叫做“赐族”。公孙阏既然被称为“公孙”,必定是郑国的公室成员。而颖考叔呢?原本只是颖谷地方的小领主,连这个“颖”氏也不过是从地名得来的,因为给国君出过一个掘地见母的主意,便成为了国君身边的红人,这让根正苗红的公孙阏感到很不爽,这种不爽郁积在他心中已经有很多年。而这一次,颖考叔不但在授兵仪式上出尽了风头,而且将奖品据为己有,连表演的机会都没留给公孙阏,更加让公孙阏觉得忿忿不平。他将这种忿忿不平带到了战场上。公元前712年七月,三国同盟的大军将许城包围得水泄不通。颖考叔手持蟊弧大旗,第一个登上城墙,但是还没站稳,就被一支冷箭射中背心,坠城而亡。坠城的一刹那,他似乎看到了公孙阏阴险的笑容。没等众人回过神来,瑕叔盈又扛起蟊弧大旗,再一次登上了城墙,绕城大呼道:“郑伯登城啦!”联军士气大振,勇气倍增,纷纷登上城墙,一举攻破了城池。许军放弃了抵抗,许庄公换上平民的衣服,趁乱逃往卫国。三巨头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了许国。相比寤生的大方,齐僖公也不遑多让,当他们聚到一起商量瓜分许国的大事的时候,齐僖公主动提出,应当由鲁国来兼并许国。一向当仁不让的鲁隐公这回却谦虚起来了,对齐僖公说:“您说许国不听天子之命,因而要攻打它,寡人就责无旁贷地来了。现在许国已经罪有应得,即便有违您的好意,寡人也不敢将其据为己有。”于是将这份厚礼转让给郑庄公。读史至此,人便不觉精神恍惚,以为读的不是《春秋》,而是《镜花缘》——《镜花缘》中有个君子国,人人隐忍谦让,好处全让给别人,其中有个老太太怀孕八十余年仍未生育,不得已剖腹产,发现里面有两个白胡子老公公,为了谦让对方,仍在一个劲地说“您先请”。但是,仔细分析一下,齐僖公和鲁隐公的君子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借此巩固相互之间的同盟关系自然是一层考虑,更重要的是因为鞭长莫及。许国是一个小国,地处今天的河南省中南部,与郑国接壤,离山东的齐、鲁两国甚远,而且中间还隔着好几个国家。对于齐国和鲁国来说,即便得到许国,也是一块飞地,还不如送给郑国做人情。这与当年寤生将郜、防两城送给鲁国是同一个道理。问题是,两位国君这么一推让,本来对许国垂涎三尺的寤生倒是真的不好意思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几天之后,他派人找到了许庄公的弟弟新臣和许国大夫百里,将他们带到齐僖公和鲁隐公面前,说:“这次的事情,是因为上天降祸于许国,连鬼神都对许君不满意,所以借寡人之手来惩罚他。寡人只不过是在替天行道,你们能够体谅吗?”百里想,人也是你,鬼也是你,谁敢不“体谅”啊?当下点点头说:“体谅。”“寡人其实是个苦命人啊!”寤生话锋一转,“想想看,寡人连自己的父老兄弟尚不能相安,又怎敢因这件事沾沾自喜,自以为有功?寡人有个同胞弟弟,却不能跟他友爱相处,他的后人至今流落四方,寄人篱下,让寡人既伤心又无奈。”齐僖公和鲁隐公心里犯了一个嘀咕,这是在提哪茬呢?但是新臣和百里听了,却不寒而栗。这分明是在说,我可是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下得了手,别提你们这些许国的亡国奴了!“必须声明的是,寡人丝毫没有长期占领许国的意愿。百里你是许国的老臣了,就有劳你辅佐新臣,安抚许国的民众吧!”寤生接着说。此言一出,在场的几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且慢,还有下文:“许国现在这个样子,单凭你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寡人已经决定了,派大夫公孙获帮助你们镇守许国。这是寡人的一片好意,请你们千万不要拒绝。”瞧您说的,这还有拒绝的余地吗?“当然,好事也不能无休止地做。寡人百年之后,如果上天原谅了许国,公孙获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自当还政于许君。但是寡人还有个不情之请,果真到了那一天,但凡我郑国有所请求,烦请你们纡尊降贵,将我们当作一家人,听从我们的安排。除此之外,不要让别的国家插手,与我郑国争夺这片土地,好吗?”话说得很客气,但意思一点也不含糊,公孙获驻军许国,一直要到寤生死了之后才能撤走。而且,撤军不代表放任自流,许国还是得听从郑国的安排,服从郑国的领导,不能有三心二意。“如果这点小小的请求你们都不答应,那我的子孙后代就有危险了,他们一旦自顾不暇,就更管不了许国的先祖。寡人让你们居住在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许国,也是为了巩固郑国的边疆啊!”这是威胁,如果不答应郑国提出的条件,许国的先祖就无人祭祀,那就意味着许国彻底亡国了。百里赶紧拉着新臣朝寤生下拜,表示接受。寤生令百里和新臣居住在许城东部,而令公孙获驻守许城西部,并且嘱咐公孙获:“不要在许城搞任何形式的基础建设,我死之后就赶紧撤离,不要留恋。”公孙获表示不解。他不无伤感地解释道:“我的祖先桓公从王畿东迁到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兴建城池,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周朝毕竟已经衰落,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正在一天一天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国,是四岳的后裔,上天既然已经厌弃了周人,我又凭借什么和许国相争呢?”说罢,还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眼睛。林语堂曾经说,中国的哲人是这样一种人:“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看穿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和他自己努力的徒然,可是还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的道路。他很少幻灭,因为他没有虚幻的憧憬,很少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这也许是寤生的精神世界的贴切写照。《左传》对于郑庄公的行为,也给予了正面评价,然而都是陈词滥调:“在对待许国这件事上,郑伯是符合礼法的。所谓礼法,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维护秩序的,是有利于后代的。许国不遵守礼法,郑国就讨伐它,低头认错了就放它一马。郑伯这真是以德服人,量力而行啊!”我只能说,寤生那两座城没白给鲁国。颖考叔的死让寤生感到非常伤心。他让部队杀鸡杀狗,诅咒射死颖考叔的人。《左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掩耳盗铃式的举动毫无意义,于政治和法治均无益处。寤生难道不知道颖考叔死于公孙阏之手吗?当然知道。但是,再怎么说公孙阏都是公室成员,一旦较真处理起来,恐怕给整个公室都抹黑,这是寤生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一桩冤案就在鸡鸣犬吠的诅咒声中不了了之了。颖考叔的悲剧说明了两个道理:一是做人不能锋芒毕露,尤其是原本地位不高的人,即使有幸获居高位,也要坚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保持一颗平常心;二是千万不要得罪老板的亲戚,尤其是老板的小舅子之类的人物。【最高级别的以下犯上:弑君】公元前712年秋天的伐许之役,是三巨头最后一次会面。同年十月,寤生不顾鞍马劳顿,再一次利用王室卿士的身份,联合虢国讨伐宋国,并且取得重大胜利。就在他结束了对宋国的战争,喜滋滋地返回新郑的路上,他听到了从鲁国传来的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隐公被人暗杀了!对于鲁隐公的非正常死亡,光用一个“震惊”来形容寤生的感受,恐怕是不够的。首先,从个人感情上讲,鲁隐公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他为人憨厚,文质彬彬,平易近人,而且总是知恩图报,为朋友的利益着想。在共同的东征西讨、恃强凌弱的过程中,寤生与鲁隐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在那个礼崩乐坏
了一场争吵的风波,这场风波的结果就很暴力了。比起不想被吃的赤蛙,想吃赤蛙的老师内心要经历更慌乱凄惨的一场恶战。孤独的老师想收一个徒弟。波斯语和安南语[7]这类东西,就算老师自掏腰包也不会有人来学。鞍马好不容易找到了唯一一名徒弟。说到安慰栗栖按吉,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都比不上他。“既然你有这个水平,就说明你有研究语言学的天赋。”鞍马老师测了测他的梵语水平,就大胆地奉承道。他跟涅槃大学的梵语老师不一样,他不露半丝笑容,所以说的话都像真的一样。“拉丁大学的语言学科汇集了全世界的天才,里面有个男学生,才能和你不相上下。你一年多就能学到这个水平,将来能当上日本的梵语学者呀。”鞍马老师这番话没来由地让按吉感到一切都那么安心。他感觉拉丁大学的天才、安南的哲学家、尼泊尔的国王这些人物仿佛都是自己的朋友。就连鞍马老师自己也觉得,区区日本的梵语学者,哪比得上老子的徒弟呢!然而鞍马老师转过脸看着按吉,说他非常有前途,所以要传授他藏语。他说二十世纪学习佛教的人,首先必须学藏语。梵语和巴利语的文献已然残存无几,但与佛教有关的文献绝大多数都被译成了藏语流传下来。所以要从藏语来探索佛教,不然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不巧按吉已经快要看透印度哲学了,因为他没什么希望开悟。头发差不多也长齐了,一直想着借此机会跟印度那边断了关系,跟法国、德国这种更洋气的地方合作。就在他对印度这一块已经燃不起半点热情的时候,鞍马老师却说即便是他这种专门研究梵语的帝大老师也不太明白语法,查不了字典。原来如此,字典是为供人查阅而存在的,但词语却不是为查阅字典而存在的。查阅梵语和藏语词典有益健康,增进食欲,基本能起到像广播体操一样的作用,但词典却不是以体育器具的名号来售卖的。于是栗栖按吉满头大汗地努力推辞学习藏语一事,但鞍马老师这个人向来不知道别人也有意愿,也有好恶。“不,你听好了。”鞍马老师说道,“藏语不是为佛教而存在的语言。你应该马上放弃你不感兴趣的印度哲学,然后成为一名藏语学者。本来日本能说藏语的也就四五个人,换句话讲,你是第六个。通晓一国语言,就等于征服了该国的领土和国民呀,你说是吧。”鞍马老师这番话说得实在太漂亮了。按吉耳根子本来就软,一说征服了语言就相当于征服了该国的国土和国民,那么如果自己跟女人问路,女人要是回了话,这女人不相当于也属于自己了吗?当然,鞍马老师说按吉有可能成为第六个藏语学者,这话绝非空穴来风——他多半也能推测到,帝国大学的老师不太明白语法,也查不了字典。刚好当时藏语的权威——山口惠海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根据山口老师的看法,那些自古以来我们一直称作高丽人的朝鲜人是西藏人。如今太秦和琦玉这些据说是高丽词汇的地名源自藏语,神乐、催马乐源自藏语,这篇文章中的语气词“呀”据说也是个下流的藏语词。三番叟[8]是藏语,投投塔拉利[9]整句话也与藏语无异。据说西藏那边如今还在跳跟三番叟基本一样的舞蹈。按吉觉得,如果就这么听了鞍马老师的一番漂亮话,恐怕没什么好事,可藏语既然跟我国古代文化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如就放宽心当那第六个学者也不坏。按吉刚欣然答应接受鞍马老师的藏语教学,老师就干劲十足,把一大堆书本堆到按吉大腿上,说这是教科书,这是词典,这是语法书,这是参考书,这是介绍西藏的书籍,这些全给你。按吉暗自对这些书抱有一丝警惕,因为太臭了。——老师是从书架下半截把这些书匆忙拿出来的,这么说来,这些书已经受过了洗礼。然而学问的精神应该在遥不可及的高远之处,因此即便大腿上的书本确实湿漉漉的,按吉也觉得这些是神秘书籍,所以会出汗。按吉自己说服自己:人们在印度不也用指头尖来擦屁股嘛,所以印度语多少也会有点味儿吧。然而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因缘,藏语真的很臭——老师非常容易放屁。授课途中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咣一声把门拉上,因此老师用何种姿势在走廊放屁,按吉并不知晓。不过老师通常都会迅速放七八个声音洪亮饱满的屁。不管是深夜还是阴沉的雨天,老师这股声音总是饱满圆润,绝不带有湿气和嘶哑感。完事之后老师大概会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等到臭气充分散去再回来,这算是出于礼节和关心而进行的一种散步活动吧。不久老师就会回到屋里,说句抱歉,然后继续授课。笔者在此必须为日本帝国的国威说上几句:就算帝国大学的老师查不了字典,对日本帝国来说也不是什么羞耻之事,因为即便是拉丁大学的才子也查不了字典。鞍马老师是个热心肠的人,会自己代替学生查字典,就算在按吉面前做上二三十分钟的激烈运动,单词也总不现身。紧接着老师就会说句失陪,走到走廊里放一串屁,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遍,再说句抱歉,抱着字典开始做激烈运动。不出所料,单词还是没现身。当时按吉认为,藏语词典可能是为学者的健康而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是一两分钟就能查到单词,就不符合藏语原本的性质了,于是他也从没把老师的激烈运动理解为老师无能的表现。然而老师总是说句失陪就跑到走廊,在走廊来回走个五六趟,再回来说句抱歉。按吉觉得老师的这份礼节太可怜,太可悲了。于是按吉有一天说道:“老师,请您放屁不用在意我,这样我会不好受。”这之后,鞍马老师起身打算开门出去放屁,手往拉门上一扶突然想起按吉这句话来,就转过身说了句“那我放了”,像往常一样对着拉门放了七八个屁。于是之后这方法就成了惯例。然而按吉却发现了一件能够一口气颠覆以往定论的事,就算是见多识广的风来山人[10]也会不懂装懂地下定论。从古至今都有定论说,响屁不臭,可是鞍马老师的屁声洪亮,味道能把臭鼬都给熏昏过去。也就是说,老师会在走廊走那么几趟,多半自己也十分清楚这屁有多臭。老师放屁这件事似乎让他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厌世情绪。这授课再持续一年的话,恐怕按吉最后就得厌世自杀了。不过多亏上天保佑,按吉捡了一命。上天的保佑是从鞍马老师失了童贞开始的。鞍马老师在花之巴黎都没失去童贞,对马来的裸女也是闭目无视,堂堂正正守着处男之身平安无事回了国,却偏偏栽在廉价的妓女手上,轻轻松松,一笔勾销了三十几年的童贞。结果鞍马老师也因为一些原因完全厌世了。(原因如下)老师对按吉说道:“我说,你不觉得性交其实没什么意思吗?哪里有什么快感啊。你也这么觉得吧。都把我当傻子耍。我一直深信,只有那个时候才会有一种用尽世上语言都表达不清的神秘的感觉。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像活在谎言之中。我已经对都市的生活厌倦透顶了。我要回故乡,一个人思考一阵子。”鞍马老师本身太神秘了,按吉不太理解老师厌世的逻辑和内容。他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要忍耐三十几年也不去体验这种用尽世上言语都表达不清的神秘感,也不明白为什么期待落空了就要回老家。老师悲叹自己这辈子都活在谎言之中,但按吉完全不明白是谁以何种方式一直在欺骗他。根据老师的这番惨痛的悲叹,老师可能是误会了什么才打算记住所有的词汇,拼了命地学习,也就是说,他以为那件用他毕生所学语言都无法表达明白的事物实际上已经在某处体现出来了;或者老师虽然守了三十多年的处男之身,事实上脑子里一年到头都想着那件事。按吉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虽然有一堆事情没搞明白,但对按吉而言,他只深刻认清了一个非常明朗的事实:总之他捡了一条命。他感觉心里的阴云都消散了。于是他衷心感谢上天让老师失去了童贞,这样一来,他的心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还若无其事地考虑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比如跟那个与老师交欢的妓女道谢。当然,幸亏老师失去了童贞,使得我光荣的大日本帝国少了一个奇怪的藏语博士。这也是一件值得国民举杯同庆的无名之功。在那以前,在一个叫泉州界[11]的城里有一个雅号社乐斋的俳句诗人。他学了如何成仙的秘药方子,花了半年炼制丹药,早晚服药,觉得自己差不多掌握了飞行之术,就从屋顶上跳了下来,结果把腰骨给摔断了。传说自那以后,人们就把硬要干办不到的事叫作“不知天高地厚”[12]。按吉偶尔在深夜胡思乱想时,会突然觉得:我该不会是那个社乐斋的后裔吧?进而深深感觉到心里特别没底。这么年轻就想要开悟,再怎么说也不像是思虑周全的人会有的想法。首先,悟这东西怎么会悄无声息地藏在词典等书籍里呢?原来也有个和尚怀着悟藏于书的思想,带着猴子大王和猪精等人去天竺取经,然而旅途艰险,命悬一线。按吉只不过是在电车上一路摇晃着去学校而已。首先,大家可以看看印度的哲学家们。他们没有一个人是脑袋一热突然出家的。他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让警方束手无策的大恶人,净是色胆包天的大色狼,到了不惑之年,脑子里除了女人装不下别的。佛教首屈一指的大哲学家也立下悲愿[13],要潜入后宫侵犯上千美女,愿望基本实现之后,他才终于动了皈依佛门的念头。更有甚者,一名大哲学家在侵犯母亲之后终于决心皈依佛门。不仅如此,这位老师还在大彻大悟,被大家誉为当代大圣人后,做了个与天女结婚的梦,还梦遗了。这事儿被他的徒弟发现了,一帮人把他围起来诘问他,他却装模作样说什么圣人也拿做梦和生理反应没有办法。弗洛伊德[14]要是听了这话,估计会揍他一顿。虽然这些哲学家彻头彻尾都是一些品质恶劣的圣人,但按吉每次把自己跟社乐斋联系起来,心里暗自没底的时候都会纠结于这件事。虽然社乐斋怎么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仙人,但大恶人确实有可能变成圣人。话又说回来,日本的和尚事实上也是彻头彻尾的恶劣之徒,但他们的恶劣跟印度哲学家的还不一样。出席佛教讲座,老师们脑袋都很凉爽,其中还有管长[15]猊下[16],都披着袈裟莅临教室演讲,一副一切皆空的态度,悠然自得,宛若天地般看透世间百态似的。他们能淡然解说通悟的哲理,但从他们的话语中,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开悟的明朗、希望,以及这类东西的爽快感。于是按吉只能确信障碍因素不在于哲理本身,而是解说这些哲理的老师们人格(说得再确切些,是肉体)有问题——其实按吉也很清楚地感觉到了,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肉体。其实,这感觉很黑暗。不知怎的,有种徘徊在人肉市场[17]中的苦闷感。别扭,阴森。有那么几次,按吉曾经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气沉丹田,怀着充分觉悟去拜访高僧。听说和尚会毫不客气地敲人脑袋,甚至打上三十棒[18]。这可不同于打一两棒,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觉悟。这种时候,连太阳也为之阴郁,就算选个万里无云的日子出门,途中心情也会沉重憋闷。高僧们碰到按吉这种书生,基本都会愉快接待,见到以后,也会轻易聊到一起去,路上的不安通常都会云消雾散。于是各位高僧都会跟按吉分享他们各自开悟后的喜悦之情。不过即便在这里,按吉也还是有一种徘徊在人肉市场中的苦闷感,只有这种感觉跟在教室里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何,按吉每逢拜见这种有威信的高僧,首先就会突然感觉到他们的肉体,而不是人性和心灵。这世上虽有“慈颜”一词,但想要实际体会到这个词,首选就是去拜见高僧。也就是说,高僧们的肉体总是慈眉善目,宛如春风,这梅花绽放般的和煦春风将人们包围。于是,直到告辞之前,这副慈颜都会一直充斥在按吉的眼前。然后,肉体的慈颜就会面带微笑友好地开导按吉。这副慈颜笑眯眯地说:“美女不过白骨。”有时候又会反过来,天真无邪地微笑着说:“不,美女这种丰满的肉感也挺不错的,要是能摸一下,估计真能长寿呢。”住在长屋[19]里的八先生一年到头也叨念这个。不过长屋的八先生完全没有开悟,所以说这种话的时候眼神中都充满了下流的色欲,用言语简直无法形容。不过说真的,虽然八先生没个正形,面带淫笑、嘿嘿嘿地拍着自己的脑门儿,还会忽然重新盘一盘二郎腿,但只要一听八先生说话,就完全不会在意他的肉体了,就连按吉自己也会马上就笑眯眯地,比八先生还要没个正形,重新整一整坐姿。反正大家都是不开悟的人,没办法。两人经常忘了时间,从深夜聊到黎明,就算没喝酒,第二天也会宿醉。按吉听高僧讲话却听不到这个份儿上。自己没法马上就面带笑容,轻易产生共鸣。高僧的肉体以及慈颜,会和话语一起,先于一切慢慢渗透到按吉的脑海中来,把脑子往两边拨开,盘腿坐下。按吉不禁想要掩住双目,结群上涌的开悟毒气侵袭了他,他偶尔还会瞬间心生悚然。这时候栗栖按吉交到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龙海,是个正统和尚。他虽然不是高僧,却有着一具瘦弱的肉体,跟高僧一样经常讨论女人,但因为完全与开悟无缘,也就没有丝毫慈颜的影子。龙海本应在和尚学校学习当和尚的知识,却老想着金盆洗手,他绝不参加什么和尚讲座,还说想当一名画家。偏偏龙海又是贫穷山寺的孩子,学费非常拮据,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实在买不起油画用具。他用水彩和蜡笔画了一整个旅行箱的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画的全是女人。不是按吉小看龙海,在他的想象中,和尚画的多半是南画[20]这类山水画,总之应该画的多半都是风景。于是按吉震惊了——倒不如说是惊叹了。这些画,画得并没有多棒。按吉看完了几百张画,没有一张是风景画,全是女人,就连一朵花都没有看见。“因为我的脑子里除了女人什么也想不了……”龙海看到按吉震惊的样子,整张脸突然涨得通红,低头说道。龙海是正统和尚,就算关系再怎么好,说话也都十分客气礼貌。龙海身形瘦弱,感觉一阵风就会把他刮跑,可他心里却一直藏着一个执着又顽固的念头——一定要买套油画用具给他们瞧瞧!决心虽小,却毫不动摇。于是他为了每顿饭能省下八钱[21],每天都去非常远的食堂吃饭,上下学也徒步走上四英里[22]路来攒钱。后来钱差不多快攒够了,他正打算去买油画用具的时候,却得了盲肠炎住院了,医学博士一口断定他身体太弱了,他攒下的这点钱也就全用光了。龙海意志消沉,感觉前途无望,然而有一天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因为他偶然认识了一个从法国回来的流浪画家,从这个画家口中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据说只要能设法去到巴黎,就算没有一分钱,也能在学习绘画的同时靠副业来维持生计。这是画家自己的经验之谈,对龙海而言,非常有说服力。自那天以后,自听到那话开始,龙海就突然变成了攒钱鬼。一天三顿每顿八钱的饭也减到两顿,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晃晃悠悠来上学,饿了就喝水,捡到的钱也自己攒起来。“今天,我捡到了五十钱。马上,我就给攒起来了。”龙海捡到钱,必定会跟按吉坦白,满脸通红,低着头坦白。龙海心里肯定觉得,自己必须找个人坦白才行。比起跟警察坦白,跟按吉坦白更合适。虽然龙海不会一捡到钱就立刻跑去邮局存上,但他一年到头怀里都揣着存折。于是龙海就怀着这种绝不退缩的决心开始积累偷渡到巴黎的路费了,同时也一下子达到了营养不良的极致,整个人呈现一副死相。按吉很担心。他有种不好的预感:这次可不是得个盲肠炎就能收场的。恐怕龙海一攒够这笔他朝思暮想的钱,就会过了鬼门关,只有魂魄咬牙切齿地飘往巴黎了。然而龙海很镇定,为了达到目的,他根本不在乎什么营养不良。这时刚好发生了一件事。龙海有一位和尚前辈,大概四十二三岁,在其所属宗派里已经是位名人了。这位学长是管长的随从,大家都把他看成管长(具体哪一代不清楚)的候补人选。由于某种机缘,这位前辈有一天拉着按吉和龙
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换句话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旅大租地条约》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第二款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第九款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1917年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不知道了。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是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1.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换而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当然有。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这不是“耍”,是什么?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7月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清朝复辟了。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1.取消帝制。2.解除辫子军武装。3.保全张勋性命。4.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1月3日版。)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1895年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夫”:“……今夫人之身,惰则窳,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甲午战败开始的……”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1896年10月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颟顸、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Therearefoursickpeopleoftheworld——Turkey,Persia,China,Morocco……China……SickManoftheEast……”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耇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笫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早年西方人在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SickManofEurope)。2009年4月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ManofAsia)。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NewSickManofEurope)。在更早前的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realSickManofEurope)。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Man)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Man)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希腊……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3.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斗打响后,鳌拜率部抢滩登陆,上岛后发现明军严阵以待,密集的火炮压得清军抬不起头来。危急时刻,鳌拜再现“死兵”本色,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一举攻克明军阵地。战斗结束后,鳌拜全身受伤竟达40多处,阿济格在给皇太极的奏报里感叹道:“久不见如此善战者。”皮岛大捷,令鳌拜声名鹊起,战后被授予“巴图鲁”称号,鳌拜的“满洲第一勇士”称号即从此开始。此后他又多次参加清朝对明朝的战争,入关前后皆屡立战功,尤其是公元1646年四川西充一战,他一战击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为清朝夺取了四川全境。在清王朝的统一战争中,鳌拜以及他的军队,时常充当先锋,经历的多是硬仗恶战,却鲜有败绩,其作战之勇猛,在当时清朝诸将中,可谓无出其右。但他的仕途充满波折,曾经因为被诬陷勾结肃亲王豪格谋反而遭下狱,在顺治亲政后,也曾因小错而官降一级,郁郁不得志多年。不过顺治皇帝以及孝庄皇太后皆对他赏识有加,当顺治皇帝亲政时,鳌拜已经是领侍卫内大臣,成为清朝权力机构里的核心人物。二鳌拜之所以能掌握大权,一面是因他战功卓著,另一面,也因他粗中有细,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伍。可以说,他是顺治皇帝得以继承帝位的绝对功臣。公元1643年皇太极去世时,并没有指定继承人,当时的清朝朝野,公认的继承人,是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以及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双方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兄终弟及”,一派主张“子承父业”。两派实力相当,冲突一触即发。而当时任镶黄旗护军统领的鳌拜手握重兵,自然成为双方拉拢的对象。鳌拜是豪格的亲信,他与索尼、谭泰等大臣盟誓,绝不能让多尔衮继承帝位。八月十四日崇德殿议政时,多尔衮一派渐占上风,关键时刻鳌拜持剑上殿怒斥多尔衮,甚至横剑于脖颈前以死威胁。因为他和一批武将的坚持,多尔衮不得不让步,最后双方折中,由皇太极的小儿子福临“子承父业”。忠于豪格的鳌拜,无意间成了顺治帝登基的第一功臣。也正因如此,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权期间,鳌拜成了多尔衮的眼中钉。在顺治即位的当年,鳌拜就被多尔衮安了个“谎报军情”的罪名,险些下狱处死。7年以后,鳌拜当年拥立肃亲王豪格的事被人告发,又遭多尔衮下狱,这次幸好顺治皇帝下旨赦免,方才捡回一条命。多尔衮死后,鳌拜终于扬眉吐气,先是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而后多次被委以重任。鳌拜生病在家时,顺治皇帝曾亲自去看望,鳌拜也知恩图报。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有次病重,鳌拜竟端汤端药,7天7夜侍候在旁边,可谓忠心耿耿。国事方面,鳌拜也十分尽心,今人多说鳌拜曾制造冤狱,但在顺治年间,鳌拜曾请旨复查刑部案件,纠合多尔衮时代冤假错案30多起,被平反的大多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多尔衮掌权时期还是顺治亲政后,他都是顺治母子最为倚重的柱国大臣。鳌拜为人,若论性格,可以说是一个“直”字。武将出身的他性格耿直,没有文官的虚伪,且性格极为倔强,如他战场上不畏枪林弹雨一般,政治上的风雨他也无所惧。多尔衮的多次打击未让他屈服,始终对顺治母子忠心耿耿。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是武将的专断作风,对皇帝说话,争辩到激烈处都粗声粗气。比如公元1659年,南明郑成功兵临南京,顺治皇帝欲南下御驾亲征,鳌拜认为不可,争辩到激烈时,竟然拽住顺治皇帝的衣袖咆哮。孝庄皇太后闻知后却不恼,反赞叹说:国有直臣,乃社稷之福。公元1661年,在位18年的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康熙皇帝,鳌拜被任命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的个人荣耀到达了顶点,命运也从此时开始转折。三康熙初登基时,鳌拜只是四大辅政大臣里排名最末的一个,但很快他就权倾朝野,成为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四大辅政大臣里,索尼年老多病,早早退休;遏必隆性格懦弱,凡事忍让;苏克萨哈是当年多尔衮的党羽,因此无论是施政能力还是信任程度,无人出鳌拜其右。鳌拜之所以会渐渐遭康熙厌恶,并非“飞扬跋扈”这么简单。事实上,鳌拜是栽在了两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镶黄旗和正白旗两大势力的矛盾,这两旗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从努尔哈赤创立八旗的时候就存在。皇太极去世时,正白旗拥立多尔衮,镶黄旗支持豪格,一度险些火并。到鳌拜辅政时,他的政敌苏克萨哈就是正白旗。现在有许多影视剧把苏克萨哈说成“主持正义”的能臣,而事实上,此人是清朝官场上出了名的“墙头草”,多尔衮当政时他死命效力,顺治亲政后又主动投靠。在当时,他与其他3个辅政大臣都有矛盾。因此在3人构陷下,苏克萨哈被定了24条大罪,康熙起先不允,鳌拜又拿出“直臣”作风向康熙咆哮,逼得康熙不得不让步,将苏克萨哈处死。从此开始,鳌拜在康熙的心里“挂了号”。第二个是历史遗留问题,是清朝初年开始的圈地运动。清军入关初期,为激发众将积极性,颁布了“圈地令”,大肆圈占土地,导致中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到康熙当政时,为恢复发展经济,要废除圈地政策。鳌拜是圈地政策的维护者。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反对圈地,鳌拜深以为恨,罗织罪名将两人处死。至此,鳌拜党羽遍地,独揽大权,已成康熙的眼中钉肉中刺,杀死鳌拜,不仅仅是掌权的需要,也是康熙调整内外政策,稳定清王朝统治的需要。鳌拜之死,不可避免。说到康熙计除鳌拜,除了历史上津津乐道的安排十几个少年在皇宫中擒拿外,康熙实际上还做了其他准备。比如康熙将爱新觉罗家族、钮钴禄氏家族、赫舍里氏家族合兵,结成反对鳌拜的统一战线。鳌拜入宫当日,索尼之子索额图调任皇宫侍卫,早带兵埋伏在外面,即使十几个少年捉不住鳌拜,他也插翅难逃。然后,才是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鳌拜入宫觐见,被康熙手下十几个少年卫士擒拿,然后定了30条大罪,一年后死于狱中。想当年鳌拜在四川凤凰山击毙张献忠,立下不世之功时,曾高声放言:天下有谁可擒我。他万没想到,擒他的方式,竟是阴沟里翻船。第二十八章清朝火器大师戴梓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先进的西洋火枪火炮,昔日横扫天下的大清“八旗勇士”们竟然不堪一击。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接二连三的败仗。惨不忍睹的战斗过程,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无不让国人深恨。曾经担任英法联军军官的英国旅行家杰佛斯就曾在回忆录里说:“那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平等的战争,那是现代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的战争,特别是装备上,那是相差了几百年的不对等。”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我们发明了火药以后,用来放鞭炮,西方人用来制造武器。在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近200年的清朝初期,中国也曾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武器制造专家。他精巧的发明,杰出的成就,远远的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他的武器发明,甚至是现代化武器的前身。而他悲惨的命运,也让人嗟叹。他精彩的发明,没有装备一支强大的军队,只成为贵族的玩物。作为一个发明家来说,世界上或许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事。这个杰出的科学家,就是清朝初期的火器制造家戴梓。一戴梓,字文开,浙江杭州人,生于清朝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他出身在一个军人家庭,其父在明朝时曾做过“监军道”,对于行军打仗,从小就耳濡目染。戴梓自幼就胸怀大志,醉心于各类军事书目,研读最深的,就是明朝火器大师赵士祯的著作《神器谱》。戴梓17岁时,杭州当地山中狼群为患,戴梓自己研发猎枪交与官府使用,一举清除狼患,这是他最早的火器制造尝试,戴梓的声名也因此鹊起。7年后三藩之乱爆发,康亲王杰书路过浙江时,闻听戴梓的贤名,便力邀他做自己的幕僚。在康亲王帐下,戴梓得到了重用,康亲王对他“引为上宾”。戴梓也不负所托,不但多次出谋划策,更改装了康亲王军中火器,发明了爆炸力强大的“冲天炮”。康亲王平定福建耿精忠之战,兵逼福州时,清军以戴梓的“冲天炮”轰城,仅开几炮,叛军便“尽皆惊”,然后献城投降。此外戴梓还曾临危受命,单枪匹马入敌营,说服耿精忠投诚。三藩之乱结束后,戴梓经康亲王举荐,被授予“翰林院侍讲”,从此正式入朝为官。戴梓入朝后不久,即发生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当时沙皇俄国入侵黑龙江流域,凭借先进的火器装备横行东北大地。康熙皇帝意欲进剿,却苦于火器落后,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吹嘘自己能造“大将军炮”,但实验多次都告失败。戴梓主动受命,仅用8天就制造成功。这种新式的火炮,威力远胜于同时期的欧洲火炮。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正式凭借火炮攻城,迫使沙皇俄国投降,用极小的伤亡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这种戴梓发明的火炮,被康熙命名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在随后的征伐葛尔丹之战中,清军也正是用这种火炮击溃了葛尔丹的骆驼阵,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除了火炮发明外,戴梓的另一大发明是改良火枪。当时的火枪还处于单发阶段,戴梓通过研究中西方火枪的优劣,依照明朝时赵士祯发明的“五雷神机”图样改良,造出了可以连发28发子弹的“连珠神铳”。连珠神铳制成后,康熙曾在接见荷兰使节的时候现场演示,令荷兰使节大惊,将此物作为礼物赠送。二作为一个学者,戴梓的成就不仅在于火器,在机械制造方面,他也建树颇多。戴梓的一大功绩和清王朝收复台湾有关。当时清王朝正打造战船,准备渡海平定台湾郑氏政权,造船的图纸是由工部绘制的,戴梓看后发现了其中的错误,指出船身比例不合理,战船下水后容易倾斜翻船。这次康熙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事实正如戴梓所料,清王朝的第一次渡海攻台,果然发生了战船遇风翻船的事故,以至于大败亏输。在施琅收复台湾时,戴梓设计了一种新型战船:明轮船。这种战船以踏板作动力,航速极快,可以说是最早的快速冲锋舟。施琅攻打澎湖时,正是用这种战船一举攻破了台湾水师,使台湾主动投降。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明轮船后来也保留了下来,到清朝中期的时候还是水师的主力战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是用名轮船封锁了广东珠江口,查禁鸦片。虽然与当时的英国船相比,这种战舰已经落后,但是在戴梓生活的时代,这是最先进的轻型快速战舰。戴梓的另一项贡献在于治河。清朝初期,黄河频繁泛滥,戴梓经过实地考察,写出了《治河十策》。后来清朝著名的河道总督于成龙治理黄河时,就是以戴梓的这篇著作为蓝本的。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书画家,他的字兼有宋朝苏黄米蔡四大家的特点,在当时颇有盛名。在清朝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物。从人品上说,戴梓更是一个好官,他在12岁时,就写下了“有能匡社稷,无计退饥寒”的诗句,可见拳拳忧国忧民之心。入仕之后的戴梓为官清廉,颇有政声,在当时,可谓是德才兼备的名士。三但这位德才兼备的名士,结局却是悲剧的。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戴梓以“私通东洋”的罪名,被康熙皇帝削去官职,发配辽东。这样的罪名自然是“莫须有”,戴梓获罪的原因,一面是因为他得罪了康熙信任的传教士南怀仁,他多次出色的火器发明,让以制造火器为本钱的南怀仁丢尽颜面,因此极力在康熙面前诋毁戴梓。更重要的原因,是戴梓向康熙帝上过《论兵事五策》,在这本奏疏里,戴梓大胆的预测,弓箭将退出战争的舞台,火器必然会取而代之。对以“骑射为根本”的清朝贵族来说,这篇奏折可谓炸了锅。因此攻击戴梓的人始终不断,最后被流放的结局也就无可避免。戴梓一直在辽东服刑到78岁才得到“特赦”,病死于回家的路上,礼亲王之子召连在记录此事时,也愤愤地说“人共惜之”。更让人惋惜的是戴梓的发明,戴梓精心研究的连珠火铳以及兵丁鸟枪,而后只是被清朝历代皇帝用作“木兰围场”的打猎工具,从未用于实战。至于曾在雅克萨和乌兰布通立下大功的“威远将军炮”,此后也因后人不懂制作方法而废弃。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一心抗击英国侵略的林则徐,也闹了不知“威远将军炮”为何物的笑话。威远将军炮重见天日,是在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路上,从甘肃发现了威远将军炮的文物,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了。第一次见面,他即明白她的心灵濒临崩溃的边缘,他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与她的17个分身相遇卡伦会突然不认识自己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会突然想不起自己的两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她会像转换开关一样,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一位成年男子听上去也许有些科幻的浪漫色彩,但是当她面对突如其来的记忆丧失、生活变得一团糟、如影随形的眩晕时,她苦不堪言,她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年轻的精神科医生贝尔,从卡伦成为他病人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与她一起踏上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他怎么也想不到,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他会遇到卡伦的17个分身克莱尔,温柔可爱;詹森,喜爱画画;凯瑟琳,安排事情井井有条;卡尔,爱发脾气。他们性别、年龄、种族都不一样,甚至智商、性情都大不相同。他们写信、画画给贝尔,他们将曾经受到的伤害向他倾诉,贝尔一步步地接近卡伦隐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她最深沉的恐惧。卡伦罹患的是典型的多重人格病症,她的多个分身们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分身的存在非常必要?贝尔医生的终极目标是将她体内多余的分身消除吗?在分身逐渐融合的康复过程中,卡伦和贝尔又会遭遇哪些戏剧性的、痛苦的变数呢?《17个分身》一书将贝尔医生与卡伦多年来携手与难解的精神疾病搏斗、为生存的希望奋战这些点点滴滴在书中一一呈现。推荐的话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季建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心理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深奥难懂的,而这本心理小说的文字洗练、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在许多时候,其实我们并不了解自己,长大后的我们常常会伴随着迷茫和无助的情绪,《17个分身》可以让我们这些有时会在时间里迷失了自己的人们,找到通往内心的道路。梦晓上海SMG东方广播中心节目监制、主持人,24小时情绪疏导热线创始人打开时间之门,走进记忆深处,关注每一次的颤栗,倾听每一种声音,所有的细节被用来完成心灵的拼图。理解真相,治愈创伤,生命将因此重生。仇剑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这是一本可以各取所需的书:专业人员可以从中进行临床心理治疗案例的学习和反思,普通读者则可以从中了解成长环境和童年事件对个体心灵成长的影响,管窥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一个精神病人走上康复之路的。叶斌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面对是治愈所有心灵创伤的良方。再大的痛苦,即使是像书中来访者所经历的那么深那么多的痛苦,只要敞开心来面对来接纳,心灵就可以成长,人格就会健全。孙新兰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高级专家本书向你展现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内心世界,其中就像有一股力量,可以撞击你的内心,甚至会影响你对人对己的态度。王怀齐林紫心理机构主任咨询师惊心动魄的心灵旅程《17个分身》推荐序多年前出版社约我写了一篇介绍多重人格的文章作为《24重人格》一书中文版的序言,向普通读者介绍了病理心理学中令人费解的复杂心理现象——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分身,以期帮助国内读者阅读
生过严格意义上的满汉之间的战争。从那以后,后金的许多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由汉人指导的,所以将此后的战争描述为东北边地武人集团同明朝的斗争,或许更为确切。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两年后,又有另一伙东北武人加入了皇太极的伟大事业,但其背景与前者却大不相同。他们是原籍山东的辽东海盗,是一群投机取巧、变易无常的军事冒险家。憨厚朴实的辽阳边民,将这群海盗视为赌徒和酒鬼,轻蔑地称其三位首领——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为“山东三矿徒”。这些冒险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曾是皮岛军阀毛文龙(他已于1629年被袁崇焕当众斩首)的部下,最先学会了操作欧式大炮(他们受过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训练),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他们经常驾船往返于山东半岛和辽东、朝鲜各岛屿之间),并有吸引忠实追随者的能力(他们组成了完全由他们个人控制的依附性很强的半封建军队)。其中有几位后来受封而成为著名的“三蕃”,并在17世纪70年代起兵叛清,几乎摧毁了这个新建的王朝。他们的来历虽然复杂,但这不仅表明了他们的社会特征,还说明了明朝对北方沿海地区的控制早已瓦解。1629年夏,辽东经略袁崇焕杀毛文龙时,以为自己能够制服毛文龙的健校悍卒。有些人还比较顺从。例如,陈继就同意编入明朝正规部队。尚可喜也属此类,并随总兵黄龙对在皮岛发动叛乱的毛文龙旧部进行过镇压。其他人则不那么容易驯服。曾在1621年的鸭绿江战役中随毛文龙立下大功的孔有德和耿仲明,拒绝服从黄龙的指挥,遂叛离皮岛,渡海至登州,投奔了登莱巡抚孙元化。孙元化能将这些逃亡兵将收在自己麾下,正是当时军权分散的一种表现。例如,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该要塞正是孙元化在特谢拉·科雷亚所率葡萄牙士兵的帮助下铸成欧式大炮的地方。其实,孙元化和祖大寿在东北的艰难经历也有密切关系。1630年他督师抗金,祖大寿就是在那时收复了永平。后来他又下令修缮大凌河城,祖大寿就是在前往巡察修缮情况时,突然被困在城中的。孙元化得知大凌河被围后,令孔有德率800骑兵同锦州驻军一道前往救援。北上途中并不轻松。北方已经下了第一场冬雪,而这支部队虽是奉命北上,沿途却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尽管孔有德有令在先,部队纪律仍日益松懈,劫掠之事时有发生。孔有德同手下一名部将商议后,决定折返山东半岛,并将士兵的随意劫掠,变为对该地城镇的有组织的袭击。1632年2月22日,在耿仲明的协助下,孔有德率众占领了登州。特谢拉·科雷亚及其葡萄牙炮手除三人幸存外,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劾,下狱弃市。孔有德很快将这座登州城变成了他的“都元军”和其他来投奔入伙的辽东海盗的基地。他们由此出发,去抢劫周围乡村,并攻打当地另一明朝要塞莱州。虽然莱州足以坚守六个月之久,但朝廷仍然担心这支割据势力会迅速控制整个山东东部地区。兵部立即从保定和天津调集大军,令祖大寿的姻兄弟总兵吴襄率领,前往讨伐。吴襄之子武举人吴三桂也随其父参加了这次战役。孔有德在同这支仍然忠于明朝的辽东人军队的交战中损失了几员部将,遂决定放弃登州,渡海逃往辽东。途中他与黄龙的巡海舰队及朝鲜水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海战,又损失了许多人马。然而当他最后抵达辽东沿海的运河岸时,他和耿仲明仍然拥有近1.4万人,其中包括军中家属。登陆时,他们得到了奉皇太极之命驻扎于海岸等待他们到来的后金使臣的接应。金军帮助他们击退追兵后,又赐以黄金和酒食,并答应他们,若归顺后金便可在辽阳附近定居。1633年5月24日,孔、耿二人向皇太极宣誓效忠;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他们,他们又向皇太极献上了大炮,然后他们获准率其“天佑兵”驻扎辽阳以北的新建城市东京。总兵黄龙在同这群辽东海盗的交战中战死。继任其位的沈世魁,对盘据广鹿岛的原毛文龙部将尚可喜极不信任。因担心发生兵变,沈世魁决定先发制人。尚可喜得知可能会遭到袭击后,打算逃往皮岛;但连日风暴使他无法率众出海。于是他随机应变,于1633年12月,派人携重金到朝中进行活动,迫使沈世魁放弃了袭击计划。同时,他又遣人与后金通款,为其攻占石城岛等几座当地明军要塞献计。作为回报,后金邀他归附。1634年2月,尚可喜遂率所属数千户,携辎重乘船登陆,前往沈阳。到沈阳后,他也受到皇太极的盛情迎接。此后,他的2000将士改称“天助兵”,驻守辽阳以南的海州。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尚可喜也仍旧控制着自己的军队。这群辽东海盗与其他汉族军队仍然不同。他们名义上隶属于正规部队,但实际上只对他们曾向其宣誓效忠的他们自己的将领负责。而大凌河降军则被编入了自大凌河战役之后便以大炮闻名的旧汉兵。1632年,佟养性死后,该军由马光远统领,并在此后10年间发展为汉八旗军。1637年,随着其规模的不断扩大,旧汉兵被分为两翼,由马光远、石廷柱分领;两年后,两翼又分为四旗。1642年,四旗又分为八旗。至此,大凌河降人,旧汉兵及其未成年男丁和所属民户,便完全按照满洲制度编入了八旗组织。其将领为管旗大臣,实际相当于地方长官,负责本旗的民政、财政、社会教育和司法事务。与满洲八旗不同的是,汉军八旗无护军,而只有配备火器的骑兵(不像满蒙骑兵只用弓箭)和使用弓箭的步兵。1631—1633年间归顺皇太极的这些汉族军队,极大地增强了后金军队的作战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后金的经济负担。“今我国军兵数万,实力大增”,《满文老档》1632年载,“然今年粮草不足,仓储空虚”。因此,有必要向辽西以外进行掠夺。或西入内蒙,那里有肥美的牧场和马市;或南下入关,劫掠中原。1632年,皇太极遣军征讨蒙古察哈尔部,并于张家口开立边市。1634年,这支金军又侵入山西,在孔有德部配合下进攻大同和代州。同年,皇太极又派出另一支约1.1万人的军队进入内蒙,击败了林丹汗所率察哈尔部,并征服了蒙古南部的其他部落。这些内蒙部落不仅成了后金的重要军事盟友,还成了向后金提供战马的基地。15世纪初,明军从内蒙得到了170万匹马,而如今连骑兵所需要的10万匹马也难以保证了。通过占领察哈尔部的牧场,以及用优良种马发展自己的马群,和用谷物、丝绸向其他蒙古部落换取马匹,后金既能配备足够的战马以同明年作战,又切断了明军的蒙古马来源。
皇太极称帝
1634—1635年间,后金征讨察哈尔部的胜利,还有一项始料未及的收获,即夺取了元朝的传国玉玺。这意味着皇太极可以自称为成吉思汗及元朝皇帝的继承者了。这一新的名号不仅提高了他在中亚的地位,使他进一步获得了当地共主的身份,包括蒙古族信奉的西藏喇嘛教教主的身份;同时,这还为他登上中国皇帝宝座,确立了比作为金朝后裔更充分的权利。皇太极对将来统治天下怀有矛盾心理。他想当皇帝,但未必渴望北京的龙床。他的主要汉族谋士宁完我(1635年因醉心于赌博而失宠)、范文程和马国柱,经常劝他出兵明朝,占领中原。但皇太极坚持说,他并非“好杀掠而兴兵”。相反,他与明朝交兵是因为对方拒绝响应他的和平建议。围攻大凌河时,皇太极曾致书祖大寿,表示诚恳希望与明朝议和,而明朝大臣却将议和错误地比作南宋的绥靖政策。“然尔明主,非宋之裔,朕亦非金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久,其大臣又劝他设法夺取北京,他被认为多少有些自负地说,明朝不以后金为友,讨之甚易,但他知道推翻中国皇帝是多么难以容忍的举动。皇太极还意识到高度的中央集权与中原王朝的历史关联。就像1140年以后直接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金朝大汗通过称帝,以部落贵族的利益为代价,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力。但问题是,汉化在提高皇帝权威的同时,也腐蚀了女真将士的战斗力。这一历史很容易在满洲人身上重演。皇太极则深恐其人民会由勇敢的猎手与斗士变为“游手自娱”之徒。因此,皇太极在其统治前期,曾大力提倡对满汉官员子弟进行儒学教育,并公然偏爱汉族合作者;而自17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他却更为关心保持满洲人的价值观和部落制的优势了。这时,恰恰由于成“大事”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皇太极对汉化的忧虑也更为强烈。由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已被统一在他的旗帜之下,朝鲜也在名义上成了后金的附庸,皇太极感到,需要一个与金朝君主或喇嘛教教主的历史传统大不相同的中国式的皇帝称号,以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他将女真改称“满洲”之后,又于1636年5月14日改国号为“清”。按儒教礼制,这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创;而在其臣民眼中,他的皇帝称号更为明确醒目;此后,他主要是以汉式庙号“太宗”,而不是以满、蒙式名号“汗”、“皇太极”,著称于世。然而,就在太宗自称获得了在汉语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天命”,抛弃了仅具特殊意义的源于女真族系的统治合法性,而创建了新王朝的同时,这位刚刚登基的大清皇帝仍然在回顾金朝的历史,以寻求有益的指导。因为他希望在依照汉族模式制定政策的同时,避免满族社会的汉化;而了解了金朝的历史,就可以对目前提供有益的借鉴。1636年12月9日,太宗召见所有亲王、贝勒、固山额真、文馆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要求他们阅读《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本纪》。他说,世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可与上古贤君尧舜媲美,被称为“小尧舜”。其原因在于,征服中原的金初二帝(太祖,1115—1122年在位;太宗,1123—1134年在位)之盛世结束后,金朝曾一度衰落。熙宗(1135—1148年在位)“效汉人之陋习”,耽于酒色。而世宗即位后,女真旧俗又迅速恢复起来。他禁止子孙仿效汉人习俗,从而使金朝的武功得以长盛不衰。太宗说,满洲人应以此为鉴,若仿效汉人服饰制度,宽衣大袖,左侧挟弓,废骑射之术,则社稷将倾,国家将亡。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太宗之意十分清楚:他将效法金世宗,维护部落旧俗,以使其民族之武功长盛不衰。这就是满族为了使其寻求扩张与成功的努力能达到预期目的而为自己确定的方针。此后几年间,太宗继续扩大满族对亚洲东北地区的统治。1638年12月,他洗劫了中原的保定之后,又派遣满、蒙、汉八旗军,及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都已受封为王)部,出兵朝鲜,不到两个月便征服了朝鲜国王。随后,清军便将目标转向了由尚可喜的宿敌军阀沈世魁驻守的明朝海上要塞皮岛。清军(包括尚可喜部)对皮岛发动了猛攻。沈世魁战死,其侄沈志祥率皮岛4000军民逃至明朝另一海上要塞石城。但不久,沈志祥与明廷发生了争吵,遂率众降清。到1639年,太宗已征服了朝鲜和内蒙,并完全控制了辽东沿海及直隶海湾北部地区。侧翼威胁既除,他又遣军北上至黑龙江流域征服当地部落,同时派人南下刺探明军长城一线的防务。祖大寿答应为他打开锦州城门,到现在毕竟已有六年了,这位大清皇帝显然认定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多铎、尚可喜和孔有德率军攻打锦州。但尽管马光远的炮兵对城墙进行了轰击,攻城部队还是被祖大寿军及蒙古援军击退了。1640年,第二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1641年,皇太极决定亲自率军全力攻打锦州和离锦州仅18里、由3000明军驻守的另一重镇松山。攻克松山
当时,明朝的蓟辽总督是洪承畴。此人来自福建,1616年中进士。他虽是文官,但一生主要成就却在军事方面,并很有组织后勤保障的才干。17世纪20年代末,在陕西镇压西北叛乱时,他负责为明军筹集和运送粮草,由此初露头角。1629年,他在义州粉碎了王左挂的进攻,从此名声大振。1631年,他出任陕北总督,主张直接以武力镇压当地起义,而不愿像其前任杨鹤那样,以赦罪和封官对义军进行招安。1634年,负责镇压这次起义的明军最高将领陈奇瑜,恰恰因为赦免了李自成和张献忠,致使他们返而复叛,被削职听勘。洪承畴遂接替他担任总督五省(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之职。1638年,洪承畴在潼关一举击溃了李自成起义军,迫使李自成逃入商雒山中藏匿了一年多。也许是因为他作为总督在当地的声望增长太快,引起了朝廷的恐惧,洪承畴受到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弹劾;但他被贬后,又被崇祯皇帝召回,委以军职,1639年授任蓟辽总督,负责主持直隶东北及辽东一线抵御清军之防务。现在,洪承畴从报告中获悉清军正集其精锐攻打锦州和松山,立即遣兵1万支援松山,又尽其所能,从关内的宣府、大同等处调集军队。援军与祖大寿的外甥新任总兵吴三桂所统领的宁远守军会合后,总兵力达到13万人,战马4万匹。然而,兵部尚书陈新甲不许洪承畴集中大军同时北进。他不顾洪承畴极力反对,坚持将部队一分为四。各路明军在大雾弥漫、海岸环绕的山地集结后,与其说是一支军队,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几乎没有统一指挥的意识。他们匆忙扎下了七座各不相连的营寨,又未制定协调作战的计划。9月23日,明军惊悉清朝皇帝已亲率大军抵达锦州、松山之间,绵亘驻营20里。恐慌气氛笼罩了明军营地。次夜初更,清军发动了进攻,明军大败。总兵白广恩、李辅明、唐通率其残众乘船入海;吴三桂率部败回宁远,洪承畴则逃入松山,试图率众据城固守。9月25日清晨,清军打扫战场,只见从松山到乳峰山沿海一线,明军尸首“多如雁鹜”,共有53783具。松山惨败的消息使明朝内部对清策略之争骤然又起。相当一部分大臣主张息兵停战。但给事中张缙彦等人提出的占优势的意见认为,停战不仅意味着抛弃洪承畴及其军队,还等于放弃松、锦前沿阵地,从而使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崇祯皇帝命令吴三桂、白广恩、李辅明率部重新集结于松山之南,命令刘应国率所属8000水师从海上登陆,又令松山守军做好准备,待援军到达后一同出击。援军迟迟不出。这主要是因为兵力不足。据明朝兵部报告,这支援军实际只有2万名士兵和8000匹战马,而敌军则布满了锦州、松山之间的整个辽西海岸。此外,清军对松山、锦州的包围似铁桶一般,城中守军已粮草俱尽,被迫杀马而食了。最后,明朝政府勉强放弃了从海上登陆的计划,只派出3000人出山海关由陆路北上,企图冲破清军的包围,救出被困在前线城中的士气低落的明军将士。洪承畴确实曾经试图突围,但他派去冲开突围道路的部队,被清朝两白旗汉军彻底击溃了,残兵又退回城中。1642年1月,洪承畴又派6000步骑出城,希望与来自山海关的3000援军会合。但这一行动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援军胆战心惊,拒绝越过宁远去冒险。洪承畴的部队深夜突围,冲进了驻守恒山的多尔衮部正红、正黄两旗阵中。结果,突围的明军或死或逃,全军覆没。洪承畴的人马所剩无几,要冲出重围打通逃往宁远的道路,已毫无希望了。太宗知道洪承畴已陷入困境,决定采>
- 即贰臣。这里的材料主要来自于含有120位大臣传和5个附传的《贰臣传》。孙甄陶的《清史述论》对此作过精辟的分析。本附录也多赖于它。?这是根据施坚雅把中国疆域划分为九个大区,主要不太一致的是作为中国北部一部分的山西,实际上该省的西部属西北地区;北部江苏与安徽列入了长江下游;南部浙江也被列入长江下游。?另有27位任过御史、学官及各省文官。?吴至1650年投降。?陈于1659年末投降。?这里包括所有的贰臣,但两个土匪出身的除外。?尽管大学士位只五品,但我仍把这两位降臣列入上层官僚之中,因为他们很快就拥有尚书之职,而这至少属于正二品。尽管都御史够格列入上层官僚,但我把所有的御史都归于下层官僚部分。虽然,这将使得统计数字对下层官僚倾斜,但它仍不影响我们的观点的成立。?例外的是左都督,例如洪承畴,他常是文官,位居正二品。?这些数字来源于詹姆斯.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185页。?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2—23页。“旗人”的种类包括:皇室成员、满蒙汉旗人以及皇室的包衣。?同上。?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替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5页。?像别的作家一样,我多年来一直想化名写一部小说,我确信多数作家都有此想法。有多少呢?我们不知道,而这恰恰符合事物本原吧。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打算最终还是要和盘托出的,只是想做个小实验罢了。当初《好邻居日记》之所以问世,有几个原因。其一:我希望别人评论我这本书时,能就作品本身而论,把我当成一个新人作家,不让我因“名气”而得益。我希望挣脱联想与标签的囚笼,那种囚笼每个成名作家都不得不学会居于其中。想要预测评论家们会说什么,实在很容易。不过请注意,标签是会变的。我的就变过好几次。从《野草在歌唱》开始:作为作家,她专写肤色屏障(过时说法,即“种族歧视”)——共产主义——女权主义——神秘主义;她写太空旅行小说,科幻小说。每个标签管上几年。其二:我想鼓舞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生涯往往很艰难。我想让他们看到,他们不得不屈从的某些态度和过程死板机械,与他们是何种人,有何种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统统毫无关系。另一个原因,坦白地,也许还不无恶意地说,是因为有些评论家抱怨,说他们厌恶我的“老人星”系列,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走现实主义路线,最好再来一本《金色笔记》?给他们寄了《好邻居日记》,但是没人认出我来。有人认为,自称某位作家书迷的人,只有在一本书包装好、签上名之后,才能认出这是那位作家的作品,这是正常合理的。其他一些人不这么认为。另外,我开始写“老人星”系列时,惊讶地发现这让我得到了解放,我能自由地以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创作。我想知道,若是我换一下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作,会不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诚然,作家在描写不同角色的时候,总是在变换身份: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的一部分。(这个想法挺吓人。)但是整整一本书又是另一回事了,那意味着激活居住于我们每人心中各色人物中的一个,强化她或者他,让她(或者他)自由发展。事实确实证明,作为简·萨默斯,我能以多丽丝·莱辛不可能的方式写作。这不是使用与众不同的措辞,或者一两个不同寻常的形容词,来体现此人既是女记者,又是成功的浪漫小说家的事儿,远不止于此: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带着一种冷淡疏离,它简直像是良心道义一样左右着她,不管她在写什么,也不管她用的是什么风格;而对于这种冷淡疏离,简·萨默斯一无所知。毕竟,且不说《简述地狱之行》和《幸存者回忆录》,就是“老人星”系列里,甚至有时在同一本书中,都有许多不同的风格,或者口吻。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谈多丽丝·莱辛有些超然,好像我不是她一样,但实际上,我超然以对的只是那个名字。毕竟这都是我的第三个姓名了。第一个是泰勒(Tayler),这是我父亲的姓;第二个是威兹德姆(Wisdom)(哈,要不试试看合不合身![1]),这是我第一任丈夫的姓;第三个是我第二任丈夫的姓。当然了,还有麦克维(McVeigh),这是我母亲的姓,但我是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呢?至于多丽丝,这是接生医生建议的,我母亲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坚信我是个男孩。要是我再早六个小时出世,也许我就叫霍雷希娅(Horatia)了,以纪念纳尔逊[2]日。若我叫那个名字,我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好奇我到底叫什么:我一定该有个真名吧?还有别的因素使我打造了简·萨默斯,那便是我一直在想,若是母亲还在世,她会是什么样的:那个脚踏实地、能干麻利、精力充沛的女人,生性保守,稍有点多愁善感,对懦弱和失败只能勉强容忍(这还是大量练习的结果),不过总是善良仁慈。不,简·萨默斯不是我母亲,不过类似我母亲这种女人的想法的确充实了简·萨默斯。我和我的经纪人乔纳森·克洛斯在我们的推介计划里决定,我们应该把《好邻居日记》首先投给我的主要出版商,这样才公平。在英国,那就是乔纳森·开普出版社和格拉纳达出版社了。开普出版社(不是汤姆·马舍勒本人)立刻就退了稿。格拉纳达留了一阵,犹豫不决,最后说这书太叫人郁闷,不适合出版。如今世风不古,有地位的大出版社若是觉得哪部小说不会畅销,就算他们明明能看出那是本好书,也会拒绝出版,并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曾有过一段时期,严肃的文学出版商不会这样做。我看过读者调查报告,得到提醒,新作家们得如何仰人鼻息,忍受鄙夷。多年前接受了我第一部小说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如今已经两次把我作为新作家推出。收到《好邻居日记》以后,他们说这书让他们想起多丽丝·莱辛,于是我们向他们吐露了实情,他们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计划。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令人敬畏的鲍勃·戈特利布则立刻就说,你们想骗谁啊?原话也许不一样,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家大出版公司,里里外外那么多人,走漏风声的可能高之又高,却能守住秘密,想藏多久就藏多久,这很有意思。倒是那些亲爱的朋友,当初发誓自己的可靠无与伦比,经受过考验,最后却没能忍住。欧洲大陆上有三家出版社买下了《好邻居日记》:法国一家,德国一家,荷兰一家。我的法国出版商打电话来说,他们买了这样一本书的版权,那个简·萨默斯让他想起我,问我是不是帮助过她?这自然把我们带回到那个问题:这些明察秋毫的人认出来了,他们辨认出的到底是什么?毕竟简·萨默斯的风格和莱辛的并不同。每一部小说或者故事都有一种特别的语调,或者口气——一种风格,独一无二,一以贯之。但在这背后一定还有另一种记号,独立于风格。这一基础语调,或者语气,到底是什么,从作者的什么地方起源?在我看来,我们在此似乎是在倾听、回应一个作家的精髓,他的基调。我们——即经纪人、出版社还有我——以为评论家们一下子就能猜到。但是谁也没猜到。有几个人,其中不全是评论家,挺喜欢《好邻居日记》。写文章评点的,多半都是女性杂志的女记者们,因为书的封皮上说简·萨默斯是著名女记者。(看来好像只要说了,人们就会相信。)这也立刻凸显出出版业的最大难题:如何让读者注意到一本书。这本书的触发器是女记者这个词。(有些潜在的评论者,男性,却因它而却步。)正是这种状况催生了英国那些新的宣传手法:“最好的英国新生代小说家”,“当今最好的小说”,令人眼花缭乱的奖项,等等等等。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因为问世的好小说实在是多。如果只有区区几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嗓门越喊越大:这是自《飘》《战争与和平》以及《裸者与死者》以来最好的小说!这样的过度宣传,回报越来越少,读者被折腾得麻木了,便重拾老习惯,靠直觉和朋友的推荐选书。简·萨默斯的第一部小说(第一部严肃小说——她之前还写了些浪漫小说呢,虽然没人著文评点,但是卖得很火!)有人关注,收到几篇不错的短小书评。简而言之,新小说都会被这样点评,它也不例外。而若我真是简·萨默斯,这事多半也就这样了。时时刻刻都有小说出版问世,哪怕好小说,也有出版商所谓的“上架寿命”(就像食品一样),不过几个月而已(以前他们用这个词是开玩笑,有点自嘲。但现在他们是很严肃地在用它。“书的上架寿命越来越短了,”你会听到他们说,“已经缩到几个星期了。”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营销机制主宰着他们的营销行为;这是尾巴摇狗——本末倒置)。一位作家的第一部小说,最后常常只能廉价促销,绝版,消失,就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如果这本书不幸没有得到什么奖,也没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哪位著名作家的青睐,引得他高呼(见上文),“这是自《汤姆·琼斯》以来最好的小说!”,或者,考虑到与时俱进:“比《达拉斯》还要激动人心!”有人问美国的出版商,为什么没为《好邻居日记》多做一点推介宣传。询问的人是个文学评论家,觉得这是一本好书。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可宣传的,没有“名人”,没有照片,没有轶事。换句话说,要想推销一本书,要想让人注意到它,只有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上电视。许多作家一开始抵制这些,但是细细思量过后,明白了如今就是这么个运作体制,于是决定,既然已经成了自己出版社营销部的一员——虽然出版社没明说,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那就尽力做好工作吧。作家们坚持用恰当的词语描述实际发生的事实,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出版商听了却摇头叹息,痛苦万分。他们觉得这么说实在是太没品了。这样的做法是“君子出版商”的孑遗,是一种把严肃书籍(不同于商业书籍)出版搞得一团糟的矛盾做法。一方面,新书问世非宣传不可:哦,这工作真掉份儿,讨厌!作家(“严肃”作家,不同于“商业”作家)的问题之一正是他或者她的出版商的这种态度。出版社施压,要你去接受采访、上电视,诸如此类,但是你清楚,你答应得越多,就越让他们瞧不起你。(不过回头看看,这种虚伪,我觉得男性出版商比女性出版商更甚。)有的时候,我只能沮丧地得出结论,只有一种作家能得到某些出版商的尊重:每十年写一部三十页长的杰作,大概有三个评论家写书评。这个人杰住在某处的高山顶上,绝对绝对不接受采访。喏,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若是简·萨默斯只写了一部严肃小说,像别的那些处女作一样,在美国卖了2800本,英国1600本,那这会儿它已开始打折销售,库存送去打纸浆,而她则抱着半打书迷来信流连回味。可她又写了第二部。这回人们总可以看出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吧?可是没有。意料之中,喜欢第一本书的人对第二本大失所望,反之亦然。别操心出版商的问题啦:有些作家面临的最大麻烦,是大多数的评论家和读者希望他们一直只写一样的书。事到如今,由于朋友们的不谨慎,业界已有人知道简·萨默斯是谁了,而且——这点很让我感动——明显认为,如果我希望匿名,我就有权匿名。而有些人,回头再看看,似乎又发现作品的优点了。我不仅达到了我的一个目的,还超出了预期效果。看来,我好像是芭芭拉·皮姆[3]!这两本书注重细节,写得好,技艺精良。新颖时尚。精益求精,不是无病呻吟,感人至深。还挺幽默。另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们无病呻吟,自作多情。不过是肥皂剧。赶时髦。我会想念简·萨默斯的。意外得到的一个小启示。有一篇评论文章很不客气,叫人不快,它再次让我意识到,不少人一看有人提到了什么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去掏手枪。激进的左派(还有那些也许不那么激进的:这种病传播起来很快)不喜欢简·萨默斯的政治态度,便要求禁止出版这类书籍,其性格特征表露无遗。与激进的(以及有时不那么激进的)右派如出一辙。“居然出版这种书,出版社理应被起诉。”(不是萨默斯的书,是莱辛的书。)唉,可怜的自由,前景堪忧啊。最后,一段难忘的往事,我觉得放在这里并不突兀。想象一下,一本著名杂志(就叫它《权威人士》吧)的书评编辑站在办公室里,桌上、地板上到处堆满了寄来请他写评论的书。他烦透了,差不多要崩溃了。他分配几本书给我,让我写评论,多数我又退回给他。然后他又给了我一本。“请给这本书写篇评论吧,”他哀求,“没人肯给它写书评。我该怎么办?拜托,拜托了,请答应吧。”“但这本书糟透了,”我说,递还给他,“不理它就是。”“但我们不能不理啊。我们必须给它写篇书评。”“为什么?那会占了本可以留给好书的篇幅的。”“《观察家》杂志登了它的书评,给了它好大的篇幅,所以我们也非评不可。”“你开玩笑吧。”我说。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
,乾隆帝发动了一场文字狱,以保人们之廉耻心。他命令各地巡抚和总督监督其辖区内的每一家书坊和藏书楼上缴所有钱谦益的著作。这道圣旨甚至传到了僻远的山乡和与世隔绝的村落,使那里的人们也知道皇上决定销毁所有已出版的钱谦益的著作,及用来印刷这些著作的木版。另一方面,乾隆帝决定褒奖那些似乎与钱谦益对立的明朝忠臣。1776年,他下令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宣告完成,其中授专谥者33人,授通谥者1505人,祀于所在忠义祠者2249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1776年12月为此书问世而颁布的诏令中,在为殉节的“东林”和复社义士彻底昭雪、并声称明朝若重视他们的劝告就不会灭亡的同时,乾隆帝又制定出一些条文以发动那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当然,将二者联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基本理论,即臣应永远忠于其君,以证明自己的“坚贞”,而不论其君暴虐与否。人们重视的是忠臣的个人表现,而不是他们的集体成就;值得自夸的是个人的坚贞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然而,当明朝忠臣得到那种具体褒奖的时候,他们为明朝献身的精神早已被人们淡忘了。只是在新儒学的忠君思想不再专属于明朝的事业而开始与清朝的命运相联之后,清朝政府才能毫无矛盾心理地倡导这种美德,从而实现其自身从一个异族军事政权向一个握有统治天下之“天命”的合法君主的转变。这一过程——对清朝的忠逐渐压倒对明朝的忠——最终完成于1673年“三藩之乱”期间。
三藩之乱
三藩指云南和贵州的吴三桂、广东的尚可喜和福建的耿精忠。他们是清朝巩固其统治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顺治帝临终时曾允许这些封疆大吏在南方实行割据,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清王朝既无力剿除李成栋残部,也无法抵御驻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水师。然而,三藩的要价甚高,其中又以吴三桂最为贪婪:他要求获得由他直接控制的两省境内的实际上的宗主权、由朝廷为其军队提供的每年1000余万两饷银,以及对湖南、四川、陕西、甘肃等相邻各省官吏的任命权。1673年4月28日,北京在清廷收到了平南王尚可喜的奏章。他自1633年以来一直在为满族冲锋陷阵,如今已达70高龄。由于年老力衰,他请求康熙帝准其致仕。若皇上恩准,他便打算将广东封国交给其子尚之信继承,而自己带领曾参与征服中原的旧“天助兵”部两佐及藩属2.4万余人归老辽东。没过多久,康熙帝部分地同意了尚可喜的请求。这位老将获准率其手下除绿营正规军以外的所有部队返回辽东。但皇上没有同意尚可喜让其儿子袭国的请求。康熙帝指出,广东已被尚可喜平定,因而没有必要让其藩国继续存在。耿精忠与吴三桂得知尚可喜的请求及康熙帝所采取的行动后,也于8月要求辞职。根据那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吴三桂只是想探探深浅,而并不希望他的请求被认真对待。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知道吴三桂的辞呈只是一种姿态;而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以索额图的正黄旗为首——都因担心这位藩将的报复而主张拒绝吴三桂的请求。但另一派,主要是以兵部尚书明珠为首的年轻满洲旗人,则主张皇上应接受吴三桂的辞呈。明珠说,清朝毕竟已将吴三桂的长子吴应熊(娶顺治帝堂妹恪纯公主,授子爵)扣在北京作人质。而且,在户部尚书米思翰的主持下,清政府已设法将各省府库积银运至京城,如果需要的话,足供10年战争之用。康熙帝面对这两种意见犹豫了一阵,最后在其祖母的劝说下,于1673年9月16日终于批准了明珠的建议,决定接受吴三桂的辞呈,并于九天后派两名特使前往云南处理权力交接事宜。吴三桂及其最亲密的谋士(包括其侄儿和女婿)得知皇上的决定后大怒。吴三桂的封国将在一夜之间被剥夺,其子孙盼望已久的继承权也将被剥夺。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起兵抗旨,成功的可能性看来不小。不仅满洲军队被过于分散地派驻全国各地,而且如果吴三桂公开宣布反叛的话,相邻各省的许多重要的汉族将领和官吏作为吴三桂昔日的部将也会起而响应。因此,1673年12月28日,吴三桂杀死了巡抚朱国治,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打起了周朝旗号,自命为周朝大元帅。他号召所有旧部率众相助,并向另外两藩求援,随后于1674年1月7日向贵州进发,当地的巡抚望风而降。2月17日,他的军队到达湖南边境。他致书该省所有官员(其中许多人是经吴三桂举荐而被任命的),并到处张贴告示。“周”军继续挺进,沿途城市一个个不战而降。至4月底,吴三桂便几乎全部控制了这一盛产稻米的省份,并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向当地征税。不是因为他希望保住被扣在北京的儿子的性命,就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继续北上之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总之,吴三桂到湖南后便停止不前了,从而使清军有时间在湖北集结兵力,建立防线。吴三桂要在湖南站住脚跟,还有赖于相邻各省、特别是湖南以南各省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广西尤为关键,因为如果广西仍忠于清廷,广东便很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出兵攻打吴三桂的后方。吴三桂起兵时,广西巡抚是马雄镇,他是17世纪50年代后期颇受顺治帝宠爱的第二代旗人之一。在为其父——原两江总督马鸣珮——守丧一年之后,马雄镇于1667年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由于赢得了摄政王鳌拜的青睐,他又于次年拜内阁协办大学士。1669年,当年轻的康熙帝开始亲政之时,马雄镇年仅35便被任命为广西巡抚。在离京赴任之前,康熙帝召见了他,并赐给他一件龙袍,以示优宠。作为广西巡抚,马雄镇有权监督剿匪,并在保持该省驻军的高额粮饷的同时采取措施削减不必要的开支。但他毕竟是个文官;该省军权主要在将军孙延龄手中。这位并不比马雄镇年长的孙延龄,是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得到这项官职的。其父是汉军正红旗军官,也是孔有德的部将,他本人自少便与孔有德之女孔四真订了婚。孔有德在1646—1652年间曾是清军主将之一,1646年他征服了河南,1648年征服了广西,最后将南明军队赶入贵州,1652年被李定国击败,在桂林自杀。由于他对清朝忠心耿耿,顺治帝以隆重礼仪将其安葬在北京彰义门外,并对他的唯一后嗣女儿孔四真待以殊礼。1660年,当她与孙延龄终于完婚之时,她被收养为和硕格格(皇族血统的公主),孙延龄则成了她的和硕额附,并以男爵成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两人还在紫禁城西华门外得到一座府第。此外,作为孔有德的遗孤,孔四真还得以在名义上统领仍在广西的其父亲的军队。1666年,孔四真请求允许她全家迁往广西。由于当地的原统领正准备致仕还乡,孙延龄便代她受命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尽管他实际上毫无统兵之经验。其结果是使该省局势在巡抚马雄镇上任后的几年之内严重不稳。1672年,孙延龄因未经允许就自行任用下级军官而受到朝廷斥责。1673年,他手下的官员(原是孔有德忠实的部下)向北京报告说孙延龄放任士兵凌辱百姓;于是,皇帝命勒德洪前往桂林查实。尽管指控被证明属实,因顾及到他与孔家的关系,康熙帝还是决定继续让他掌握该省的军权。这样,当吴三桂于1673年12月公开反清,并于1674年二三月间占领湖南之时,广西的政局已相当不稳。孙延龄对那些在皇上面前指控他的部将仍怀恨在心;不久,他便决定趁此混乱之机对他们进行报复。1674年3月24日,孙延龄发动了一场大清洗,派人逮捕并杀戮了广西军队中的30余名将领,这实际上包括了所有参将。然后,他自命为大元帅和安远王(安远是个会使人想起南朝齐梁两朝都城的地名[原文如此——译者]);同时,他又围攻马雄镇的巡抚衙门。马巡抚手下几乎没有军队,因而无法抵抗。他本想自杀而拒绝投降,但为其家奴所阻。结果,他被软禁起来。孙延龄没有杀他,先是极力劝说,继而又逼迫他一道起事。马雄镇仍不妥协。实际上,他已于5月秘密派长子世济、三个月后又派次子世永和长孙国祯,去北京报告广西局势,并请求迅速派兵救援。他还将康熙帝所赐龙袍送回北京,以便妥善保管。但他未见任何回音,也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孙延龄被他的固执所激怒,遂将这位巡抚及其家人、属吏和家奴一道逮捕并投入监狱。当时,马雄镇再次企图自刎,但手中兵刃被其卫兵及时夺下了。在此后的三年内,马雄镇的1个女儿、4个孙子和14个家奴死在狱中。但马雄镇仍然活着,这或许是因为孙延龄对吴三桂叛乱可能出现的结局似乎还没能作出明确的判断。孙延龄反叛后,吴三桂封他为临江王;但他只是部分地隶属于“周”政权。有人认为,马雄镇在几年监狱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对清朝的赤胆忠心,阻止了孙延龄全心全意加入吴三桂的叛乱。更有可能的是,孔四真不断提醒自己的丈夫勿忘清朝对他们的优宠,从而使孙延龄部分地保留了对清朝的忠诚。当然,万一清朝获胜,他那位著名囚犯的安然无恙,便能保证孙延龄自己最终获得宽赦。在耿精忠统辖的福建,局势与广西极为相似。和吴三桂一样,耿精忠也于1673年8月请求辞职,而且他比吴三桂更早得知朝廷接受了他的请求,准其带领15佐领亲军返回辽东。当然,有点希望吴三桂反叛的康熙帝,对耿精忠的忠诚也不抱幻想,他对新任命的福建总督范承谟就是这样说的。范承谟的殉难
范承谟是范文程之子,也是进入内三院的第一批获得进士出身的汉族旗人之一。顺治帝死后,他成为国史院的学士(应为秘书院学士——译者)。由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1644年他因病请求辞职,但由于素慕范承谟美名的其他官员几乎一致主张将他留在朝中,他的辞呈被摄政王鳌拜拒绝了。这是范承谟入为内阁侍读以及《顺治实录》的修撰之后还将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1668年,范文程(应为范承谟——译者)第一次外迁为浙江巡抚,并实行了典型的文治措施。为了赈灾、减税,及战后的垦荒,他对该省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实地考察,结果使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但当他于1671年再次请求因病辞职时,民众强烈要求他留任,致使康熙帝驳回了他的辞呈。次年冬天,范承谟被擢为福建总督。但他没有立即南下,即请求进见皇上,并于1673年夏抵达北京。康熙帝对他极为关怀,召见之前先派御医诊视了他的病情,当其进殿见驾时,又热情慈爱地接待了他。皇上已接受了耿精忠的辞呈,遂告诉范承谟他打算撤销福建藩镇,召回耿精忠。在如此微妙的形势下,范承谟的任务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康熙帝要特别隆重地为他这位总督送行。临行前,范总督被赐以皇上穿过的袍服,以及良马、鞍辔和80名蒙古亲兵。范承谟到福州上任后不入,就得到了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当耿精忠表现出反叛迹象时,范承谟便立即着手组建一支总督自己的军队。他要求皇上收回解散该省军队的命令,建议在总督的监理之下实行军屯,并要求命令耿精忠拨两营兵归他亲自指挥。但是,范承谟很快就意识到,耿精忠很可能会在这些措施得以实现之前就采取行动。范承谟想将全省各地驻军的将领召至福州,借口是新任总督要会见他们;他甚至企图逃至漳州或泉州,以躲避耿精忠的部队。然而,1674年4月21日,耿精忠在福州起兵反清,自称元帅,并宣布恢复明朝旧制。在将范承谟及其左右逮捕并投入监狱后,耿精忠派曾养性率领一支军队进入浙江,并于6月攻至沿海地区;自已则亲率另一支军队进入江西,于1674年7月底抵达鄱阳湖。与此同时,即1674年5月25日,总兵刘进忠也在其南面的广东潮州起兵响应耿精忠。康熙帝的对策最初是安抚。7月4日,他颁布了一道特谕,答应耿精忠如果投降便可获得宽赦和高位。当然,康熙帝最担心的是耿精忠会与台湾郑经的军队联合。幸运的是,耿精忠与郑经不可能结为联盟;事实上,在1674年和1676年,由于以往的争执,郑经的水师袭击了福建沿海的厦门及其他城市。但在耿精忠初起兵时,这并不是可以预料的;此时清廷则焦虑地等待着耿精忠的答复。1674年7月28日,清廷未见任何回音,遂将江南绿营兵调往杭州,并令努尔哈赤之孙、康亲王杰书全权负责平定耿精忠。然而,总兵曾养性的部队对浙江北部的进攻势如破竹(到年底只有杭州还在杰书的手中);耿精忠也在江西东部连获大捷,致使康熙帝不得不考虑对台湾郑氏政权作出让步。1674年夏、秋,是清廷占领北京30年以来最不景气的时期。华南大部分地区落入叛军之手;吴三桂甚至建议康熙帝或者自杀,或者返回东北(在东北“准”其攻占朝鲜);达赖喇嘛则提出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段时间被康熙帝称之为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经历之一,但当时他毫不动摇。1674年4月,他下令动员所有满、汉、蒙军,最后集结了20万八旗军和40万绿营兵,以武力镇压叛乱。5月18日,吴三桂的书信传到北京,书中语气傲慢,并自夸已收复了原明朝领土的1/3。康熙帝大怒,下令处死被扣为人质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但从清廷的角度来看,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局势还将进一步恶化。在山路崎岖的四川,总兵王屏藩叛变,并宣布与吴三桂结盟。康熙帝令陕西将领王辅臣(原来也是吴三桂的部将)进攻四川,但他反于1674年12月叛变,并于次年初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由于兰州落入叛军之手,清廷与甘肃西部忠于清朝的张勇的部队失去了联系。1675年4月19日,蒙古察哈尔部在布尔尼的统领下起兵,并威胁着沈阳;仅仅是由于运气好,亲王鄂扎和大学士图海才率领一支由缺乏训练的旗人、临时召集的家仆和庄奴组成的乌合之众,设法保住了这座清朝旧都,使之免遭劫掠。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公开承认他接受了吴三桂所封的辅德王称号,从而参加了反清叛乱。尚可喜还活着——并仍忠于清朝——就被他的儿子推到一边,不久他就一命呜呼,把广东留给了那个发誓要推翻清王朝的有名的虐待狂和杀人魔王。但是,大多数汉人仍然忠于清朝。这部分是由于吴三桂的形象——他曾叛明降清,而如今又再次投机反清——实在令人厌恶。甚至连顾炎武这样一个坚定的明朝忠臣也不能宽恕吴三桂先前的背叛,说他现在的反叛“蠕动尔外,岂有它哉!”因此,江南这一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清朝的牢固控制之下。由于江南财富在其掌握之中,加上北方纳赋地区和已收至中央府库的各省积银,清政府能够为其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饷和装备昂贵的火炮。叛军则因被切断了与长江下游的联系而感到财力不足。当然,湖南也是盛产稻米,但吴三桂的赋税超过了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西北的王辅臣则发现他的军队几乎不能得到粮食或增援。1675年,三藩实际上只在战术上赢得了这场内战的胜利。战略上的胜败将取决于双方的物质资源,以及康熙帝保持汉族地区将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北将领之忠心的能力,因为清军必须从西北直插四川和湖北。1676年,由于西北各省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汉军各旗和绿营兵将领的殊死支撑,战略形势开始向有利于清朝的方面转化。1676年7月11日,王辅臣在清军围困下粮草俱尽,遂降于清朝,从而为清军进攻四川打开了通道,并使湖北的清军能腾出力量对付吴三桂。耿精忠也逐渐感到粮饷不足,很难坚持下去。他的将领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并且由于清军的矛头已转向他们,温州(浙江东南)的总兵曾养性和衢州的总兵马九玉不得不在清军对闽藩的强大攻势面前首当其冲。当耿精忠开始考虑情绪,比他们虐杀了几百几千的贪官还管用。花石纲没了、朱家人倒了、皇帝道歉了、杀人放火无罪了……等于好日子终于出现了吧!那还造反干什么。于是,根深蒂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复苏,大家都各回各家,该干吗干吗去了。可怜的方腊,被绝大多数阶级弟兄抛弃了。这种局面形成之后,童贯的十五万军队才展开进攻。关于进攻,实在没什么好说,因为战况是一面倒的,没有相持,没有决战,方腊的人不断溃散、败退,直到他回到了老家青溪。宋军包围了整个青溪。过程很单调很枯燥吗,也许,如果看正常的史书就是这些。而我不会那么写,因为在这些单调里一直隐藏着无数的激流。在不久之后,名扬天下纵横无敌的国之将帅们都在这时崭露头角。南征方腊,是张俊、刘光世、吴氏兄弟、韩世忠等人崛起的时候,他们都参加了,可以说,这是他们成名的跳板。距离公元1103年介绍他们时,已经过去了十八年,当年的少年们都长大了。这些年里,他们每个人或辛辛苦苦打生打死,或优哉游哉地混日子,都有了各自的一点点成绩。先说刘光世,这位将门之子过得很顺。他不必从基层做起,他老爹刘延庆早把路铺好了,起点就是三班奉职,随着一年年长大,他的官衔升到防御使、鄜延路兵马都监。至于打仗嘛,他也实习了几次,毕竟刘延庆是西北军里的主将之一,这些年宋朝和西夏没完没了地打仗,上战场实在是很平常。但,硬是没有刘光世的战绩记载。这就是刘光世一生的写照,他是宋朝有名的将军,按名位顺序,他能排进前三,可就是找不出他有什么光辉的或是惨烈的战绩。人家就是能顺利无比快速无比地往上爬,名利双收地往上爬,哪怕老爹不在了,没人关照仍然不耽误往上爬。所以,后来有人很疑惑,他到底叫刘爬爬呢,还是叫刘跑跑?根据他的爬爬理论,在这次集体行动里,仍然会指日高升,所以还是不打扰他了,让他在父亲的羽翼下继续悠闲一年。一年之后天地动荡,他的衙内生活也要开始改变了。接下来是张俊。十八年前默默走进西北军营的少年现在有官衔了,是承信郎。这个衔不大常见,翻一下宋朝官衔系统表,悄悄地说,这可真是个重活儿啊,第一阶级太多;第二变化太大,往往几年之间就变好几次。好在我还是查到了,它在公元1112年最后一次定职称,相当于三班借职。参照上面的刘光世,刘衙内起步就是三班奉职。人和人真是没法比,同一个官衔,张俊是走遍宋朝江山,从大西北打到大西南,血战近十年才勉强得到的。他十六岁进入西北军当上三阳弓箭手,一直混在底层,默默无闻。到政和年间时,宋朝的南方发生卜漏之战,宋廷调西北军精锐参战,张俊很幸运在参战部队里,这个据传说在很小时,也就是在十六岁之前就当过强盗的小子杀得满身血腥,终于脱离了大兵的身份。回到西北时,他当上了都指挥使。两年后与西夏开战,张俊没挤进主攻队伍里,让富贵从手指缝里溜走了,他是从攻者,军功见者有份,分了他个小小的“承信郎”。这就是张俊的命运,他有力、有才、有心智,可惜的是没根基、没运气,这两个极端让他的心灵强烈地扭曲着,他要富贵!要富贵!要富贵!这种心灵的呐喊一直伴随着他从少年走向青年,从青年逐渐走向中年。岁月蹉跎,时日无多,留给他的机会更少了,于是,当机会终于来临时,他会加倍凶狠无所顾忌地扑过去,拦在前面的不管是什么,哪怕是天地难容背信弃义,也别想挡住他。我要富贵!吴氏兄弟过得更加平淡,比张俊还要平淡。哥哥吴玠生性沉默寡言,每天除了练习弓马,就是静静地读书。久而久之,连军营里都会忘记他。他属于有任务就派人去叫,没事儿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人。在这十八年里,他隶属于西北泾原军,托武装太监总是和西夏人掐架的福,他一点一点地升了点官。这时他二十八岁,是义副尉、队将。简单地说,是个小队长,或者大队长……他的弟弟吴璘更加安静,自始至终是哥哥的影子。哥哥是大队长,他是小队长,哥哥是小队长,他是副班长。这对兄弟相扶相助,一起走过了人生的各个纪念日。韩世忠是国之少年中的异类,在十八岁那年他突然感触,对当职业混混的日子厌烦了,那么做什么呢,他看了看自身条件,不当混混当山贼,不当山贼去当兵。他走进了军营。这十八年走来,他的生活像是一只突出深山的猛虎。俗话说“狗行千里吃屎,狼行千里吃肉”,韩猛虎走到哪里都吃肉,是大块大块地吃,痛快淋漓地吃!进军营先测试,韩世忠挽强弓骑劣马,史书记载“勇冠三军”。入伍没几年,宋夏战争爆发,韩世忠随军出塞,第一战在银州境内。那是一个小城,西夏人躲在城里固守,拒绝出战。韩世忠一个人冲上城去,斩关杀将,把敌将的人头扔出城外。宋军士气大振,一拥而进。第二战在蒿平岭,那里被西夏人包围了,韩世忠率领精锐骑兵去解围,他顺利完成了任务,可是觉得不过瘾。他从小路又回去了,这时敌军云集,众寡悬殊,韩世忠不仅没跑,反而率领人马杀了过去。西夏人每隔十几年就会遇上宋朝的个别超级猛人,比如当年的王珪、任福、刘昌祚等,但在几十万人厮杀的战阵中,个人再猛也没啥效果。可韩世忠不同,他一生的战役里玩的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他总能用极少数的兵力扭转战局,干出不可思议的事来。比如这时,他居然把敌人给打退了。退了之后他还是不过瘾,他问抓过来的俘虏,那个骑兵很厉害嘛,他是谁。中奖了,那是西夏当时的驸马,叫兀移。韩世忠跃马过去,一刀砍倒。接着继续砍下去,直到西夏人全军崩溃。这一战之后,西北军里全都知道有一个空前的猛人诞生了。他猛,他真猛,他太猛了!可是事情干过了头总会有点副作用。等论功行赏的时候,这种履历报上去,连西北主帅童贯都不信了。骗人是吧……武装太监觉得郁闷,骗人居然骗到了俺的头上。哼,这么多功劳,有一个是真的就不错了。对,只给他记一次功。消息传来,整个西北军都为他鸣不平,凭什么啊,这世道连英雄都没法当!反观韩世忠本人倒是没什么,在他的心里,这不过多砍了几个人,少拿点工钱而已,难道以后再砍不着了吗?切,急什么!于是,他骂声鸟,转身蹿进军营深处,去喝酒打架找乐子去了。机会很快就来了,他很幸运,被调上了最前线,去当工程兵。前面说过,从范仲淹开始,宋朝不断地在西北方面修堡垒,步步蚕食,把西夏人的生存空间挤掉。这一条是行之有效的,每一代西北大兵都在做,现在轮到了韩世忠。巧合的是,他所在的工程队,隶属于刘光世他爹刘延庆。记住这条,事情只要和姓刘的沾边儿,就没个好。韩世忠他们刚盖起来个堡垒,起名叫天降山砦,就被西夏人占领了。这很窝火,但也平常,这种事常有,连城都被占来占去的,一个小兵寨子算什么?可韩世忠受不了,这是他盖起来的。这人半夜起来独自一个人摸上了寨墙,手起刀落砍了两个西夏人,想了想,这年头杀人讲证据的,不然太监不认账。他回身把两个人头切了下来,之后又想了想,杀人也要看时间、地点、人物的。散步时杀的,和半夜爬墙杀,难度不一样的。于是他顺手把天降山砦的护墙毡子割下来两块,带回了营里。之后这样的事他又做过两次,在十八年过去之后,他做到“勇副尉”。比兵蛋子大一点的兵蛋子。这简直是欺负人,最后连西北军的高层们自己都看不过去了,在韩世忠跟着童贯过长江打方腊时,补偿性地给了他个偏将的头衔。韩偏将高兴了些,这直接导致了他对战场的渴望。历史将证明,这次的南征几乎所有的风头都被他占尽了,至于最后的结果嘛……参照之前打西夏的时候。公元1121年,国之少年中最小的那个人仍然远远地游离在主流之外。岳飞,这一年他十八岁了,还是一个农民,在别的少年们走遍了山河大地,血染了征衣,心灵里浸渍了名利、愤郁时,他始终生活在农田里,为每年每季多打些粮食费尽了心机。岳飞的成长是困苦的,《宋史·岳飞列传》中记载,他刚出生还没满月时,黄河在内黄地段决堤了,滔天的洪水里,他的妈妈姚氏夫人抱着他坐进一个大缸里,顺水漂流,才得了救。生于忧患,奈何忧患到这地步,未满月连自己的家园都没有了。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现代研究宋史的大师们引经据典,说这事儿是没有的。原因有三:一,北宋末年时,黄河并不流经内黄县境内;二,岳飞的生日是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河这时不决口;三,在北宋史书中,没有记载黄河在这一年曾在河北境内决口。可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岳飞从小生活优越衣食无缺,吃的是转基因食品,灵魂是穿越过去的,所以一生所作所为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实是,哪怕没有这场大水,岳飞的生活仍然困苦,他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长在贫困的农民家里,这决定了他的童年、少年只能过着勉强温饱的日子。在这种生活里,他没法接受最起码的私塾教育,认字看书都由父母教导,也没法吃到好东西,正常来说,他的身体素质会非常一般。但岳飞是天才。他的一生都在做着别人不敢做、不能做、不肯做、不会做甚至不敢去想的事,人生的每一步都让人瞠目结舌。比如他的成长,到十八岁时,他的心灵成熟到了什么程度不好揣度,他的身体强壮度达到了一个超级惊人的程度。岳飞生有神力,挽弓达三百斤,开腰弩八石。宋时的八石,接近现在的一千斤,这种力量是当时的巅峰,时值当世,只有韩世忠能与之匹敌。洒脱的韩世忠,凭着这种勇力无论是当混混还是当大兵,都逍遥快活。而岳飞生性沉厚忠义,他的心里有一道道的门槛,时刻制约着自己,永远不要行差踏错。这让他在做农民时越活越累,最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得出去给别人种田打工了。岳飞的老家是相州汤阴县,他打工的地方是相州最著名的一户人家,安阳县韩氏的“昼锦堂”。这个名字很嚣张,典故出自项羽的那句败家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项羽就死在了这句话上。为了显摆,他白白地放弃了占尽了天下地利的秦国国都咸阳,把自己的国都定在了老家彭城。结果四面不靠,哪里出事都得亲自去救,搞得八方起火,直到刘邦、韩信会师,把他挤到乌江江边全军覆没。典故这样差,为什么还有人用呢,因为用的人百无禁忌。他就是北宋史上的异类,文臣里最神勇,武将里最有学问,文臣武将一起算,他永远和皇上靠得最近的那个人——韩琦。韩琦当官,堪称两袖金风,给家族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昼锦堂是集庄园别墅于一体的超大建筑群,光是面积就不下数千亩,这在那个到处刮地皮,全民族集体破产的时代里,是非常抢眼的。可是像李彦、杨戬这些人却从来没把目光瞄向这块地。韩氏一门权贵,在赵佶初年还有韩忠彦当过相,到韩琦的孙子这辈还能出使辽国,是地道的特权阶级,向来免税免役免欺压。这实在是个理想的打工地点,岳飞就投奔了这里。在昼锦堂里,岳飞做着两份工,一个是农活,另一个是保安。据说有一次韩家被一百多个强盗围攻,岳飞登上围墙,一箭射死叫张超的匪首。这是岳飞在历史里射杀的第一个人,同时解救了韩氏的危难,却对自身的命运没什么改善。改善什么,韩氏门下有多少将官折腰,连鼎鼎大名的狄青也得躬身站在韩琦的阶下,小小的一个农民,会射箭又怎样,还不是个人下之人。这样的生活,岳飞还要再过两年才结束,那时他会走出这片小天地,到外面的广阔世界里闯荡。是的,他起步太晚了,晚得错过了好多精彩的时段。但是冥冥中自有天意,两年后他出现在世人面前时,正是中原天翻地覆的关键时刻。公元1121年,岳飞还在忍耐中。没办法,他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吃饭。忘了说,岳飞在十五岁结婚,妻子是比他大些的刘氏夫人,在他外出打工之前,第一个儿子岳云已经降生了。有人说岳云不是他亲生的,是义子。这其实和前面的那次决堤一样,是或不是,有什么不同吗?重要的是岳云是岳飞的好儿子,他的一生都追随在父亲身旁。于公,他是父亲最得力的部下;于私,他生死都和父亲在一起。这样,就足够了!回到江南睦州青溪县,这片青山溪谷战云密布,结成了一个死结。这道难题是宋朝开国一百六十一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哪怕仁宗朝时狄青远征岭南,都没这么难。山里边有二十万起义军负隅顽抗,这是跟着方腊走到底,连宋朝皇帝的罪己诏都不信的受苦人。山外面紧紧包围着十五万宋军,这是宋朝当时的全部家底,按实力计算,这是比狄青南征时都庞大的军力,无论如何战斗力要远远超出种田耕地的农夫。可是童贯却不敢强攻,第一是地理不熟,青溪县的山很大,洞口很多,搞得像蜀川里的南蛮族人似的,钻进去就找不着北;第二,方腊是敢拼命的人,他童贯敢吗?不用说拼光,只要折扣度过三分之一,就是不敢想象的灾难,之后拿什么去抵挡西夏,拿什么去联金灭辽,都得指望手边的这些兵,这是绝对不能有损耗的。但是,不打进去,方腊能灭掉吗?这道难题困住了宋军方面的所有人,多少身经百战的将军谋士都想不出办法来。死结拧得越来越紧,这时没人注意到,有一个大兵的身影悄悄溜出了军营,摸进了青溪山里。这个人避开了山路,潜入了幽暗的深谷,他不知道方向,只是想当然地往更深更暗的地方走。他想得很简单,无论谁想藏在深山里,都是越深越险越难走的地方才行,方腊,就应该在那种地方躲着。但是理论和实际真的有差距啊,山好大,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方腊摸出来?有困难,可难不住这个人。这人在山里转来转去,据说是突然间遇到了一个深山里生活的女人。这是多好的运气啊,不仅遇到了原住民,而且该原住民还告诉了他方腊藏身的具体位置。呸!每当看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要向记录这段历史的宋朝史官吐唾沫。想在深山老林里挖出游击队是那么容易的吗?日本人在东北抓抗联战士时累得半死不活的,才有点效果;美国人抓拉登,赏银开到几千万,搜遍全阿拉伯也没摸着人影。这位神奇的宋朝大兵居然进山没多久就偶遇了一个,并且对方很配合地指出了方腊的藏身地点。这可信吗?考虑到这位大兵的身份特殊,后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偶像,偶像是需要膜拜的、美化的,这都好理解,但总得靠点谱吧!你直接说他像条狼一样在深谷里潜行觅迹,遇到了,或者抓到了一个当地妇女,他恐吓她或者买通她,搞到了方腊的藏身地点,也没什么丢人的。毕竟,这是战争。说起来我感觉还是恐吓的成分大些,该女士是知道方腊藏身地点的,一般的山区原住民能知道这个吗?知道的,用几个小钱就能买通吗?肯定是小钱,因为该大兵穷得要命。这人的胆子也大得要命,知道地点之后,他一个人就摸了进去,根本没想着回去找援兵。在他的心里,这是钱!这是官职!这是英雄扬名天下的机会!皇上说了,谁能抓到方腊,得“两镇节钺”,相当于军区司令员了。这是和平年代里,没有根基的普通大兵做梦都不敢想的位置,现在只要杀进去,凭自己本身搞定就行,这是一件多么爽利的事。该大兵继续在深谷之间穿行,一路上他应该要穿越很多的明哨暗卡,这都难不倒他,溜进去好几里山路之后,他终于来到了方腊藏身的洞穴前。他冲了进去!一个人挺着一杆长枪,冲进不知深浅虚实的强盗窝里,他居然反客为主,一连杀了好几十个人,把方腊活生生地掏了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炫目的事,足以让他名扬全国富贵终身,想想看,他已经摇身一变,脱离大兵的身份,是国家的军方高官了。但紧跟着最郁闷最倒霉的事就来了,他把方腊抓了出去,没走多远就遇到了顶头上司辛兴宗,辛兴宗二话没说,指挥手下的兵一拥而上,抢了方腊就走。官方认定,抓获方腊的人是辛兴宗。那位神勇的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8xse.com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呛。”啊,这样啊,如果她累了的话,我就不能请她……莫迪想,侧过身子,简娜风风火火地冲进屋,浑身都是活力,笑容满面。在屋里,莫迪注意到简娜看见熊熊的炉火时笑了,也看到她皱了皱鼻子,但立即克制住了。简娜说:“我和那印度人说,别关门,他正在关门,等等,我得给福勒太太买点东西。”“哦,我不缺东西。”莫迪说,听到自己要欠印度人的情,立即做出反应。自己每次去那家店都要和他吵架……他漫天要价,他少找钱给自己。谢天谢地,简娜没有听她的话。她在厨房里风风火火地转来转去,看缺些什么,然后提着空篮子就冲了出去,没等可怜的莫迪想起电池的事。她总是这么匆匆忙忙的!他们都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转个身,就冲进来又冲出去了。不一会儿简娜就又冲了回来,嘭地关上大门,咣地推开这扇门,带回满满一篮子东西,莫迪一样一样地看,满心宽慰和庆幸。东西都在这儿,给猫吃的新鲜鱼,还有一罐阿华田。简娜面面俱到。她注意到猫屎了吗?水池里的脏碗?简娜微微一笑,意思是,没事的,看到这个笑,莫迪安静地回到火边坐着。简娜清理掉猫屎,把碗洗了,把餐具摆回架子上。因为她自己是那么年轻健康,她没想起来在厨房的桌上留几个盘子、一把勺子和开罐器,这样莫迪就不用弯腰俯首、四处翻找。莫迪坐在那儿,听着简娜在那儿忙活,忙着照顾我——心里想,啊,如果她记不得便桶……但是简娜走进屋来,手里拿了一小瓶白兰地和两个杯子。她递了一杯白兰地给莫迪,然后说:“我去……”然后她迅速地把脏痰盂提起来,拿走。我希望那里面没留什么能让她看出问题来,莫迪担心起来。但是简娜拿着涮干净后散发着美好松林清香的便桶回来,什么都没说。简娜往火边的椅子里一瘫,朝莫迪笑笑,拿起她那杯白兰地,一口干掉,说:“啊,莫迪,我这一天真是够呛,我告诉你啊……”然后她叹一口气,打个哈欠——睡着了。莫迪看到这情景,难以置信,却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不禁大怒,勃然大怒。她一直等着和人说说、听人讲讲,有个朋友进行正常、像样的交流,也许过会儿一起喝杯茶,管她肚子、膀胱呢……而简娜倒好,睡起觉来了。外面已是漆黑。莫迪拉上窗帘。莫迪走到后门,看见桌下的脏碟子都没了,猫屎清理掉了,房里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她把猫放进屋来,借此机会匆忙去了一趟厕所。她回到屋里,把火捅得更旺,然后在简娜对面坐下。简娜睡得……像个死人。莫迪之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盯着人研究,细细检查一切“物证”。她坐在那儿,身子前倾,打量着简娜的脸,需要看多久就看多久,真好,简娜的脸就摆在她眼前。这是张讨喜的脸,莫迪想,但是有一点……不过,当然啦,她还年轻,这就是问题所在,她还不懂。不过看她脖子这里,这里有褶皱,可以看出岁月的痕迹。还有她的手,虽然干净、涂了指甲油,但这不是双年轻的手。她的衣服,哦,她漂亮的衣服,看那里露出来的丝绸,那是真丝,哦,我知道它值多少钱,知道它是什么。还有她漂亮的鞋子……她身上没有垃圾货,从来没有。还有她那顶帽子,花了那么一把钱,也没有好处。看看,她就把它那么摔在床上,那漂亮可爱的帽子,猫差不多就躺在上面了。看那里那些漂亮的小白翎毛……诺罗夫斯基夫妇以前说,他们的员工中,整小翎毛谁都比不过我。我现在还能做呢,本事都还在,技术都还在手上……不知道我能不能……莫迪小心地站起来,走到窗前,拿起那顶可爱的帽子,回到座位上。她看着镶边的缎子,细细打量这镶边是怎么缝上去的——该说是怎么融铸进去的吧;嗯嗯,做这顶帽子的人是个行家!还有这些小白翎毛……莫迪打起瞌睡来,然后又醒了过来,因为楼上的冰箱又轰隆轰隆地吵起来了。但是它几乎是立刻就停了,说明它其实已经闹了好一阵子了,因为它一次要转一个多小时。简娜还在睡觉。她都没换过姿势。她的呼吸那么轻,莫迪很担心,死死盯住她以确定……简娜在睡梦中微笑?或者说这是她睡觉的姿势造成的?哦,她绝对是要落枕了……那她是不是要在这儿过夜了?呃,她指望我该怎么做?枯坐一夜?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只考虑自己,根本不顾别人,他们不考虑我……莫迪·福勒坐在那儿,抚摸着那顶漂亮的帽子,望着沉睡的简娜,怒火中烧。莫迪看到简娜的眼睛睁开着。她想,啊,上帝,她死了?没有,她在眨眼。她浑身上下哪都没动弹,但她躺在那椅子上,睁着眼睛,视线越过莫迪,望着窗户,好几个小时前,窗户上脏兮兮的黄色窗帘就把风吹雨打的夜关在外面了。莫迪想,她这清醒过来花的时间也忒长了点,是吧?然后简娜的视线落在了她脸上,莫迪的脸上:突然,简娜看上去十分恐惧,好像她要爬起来逃跑——有一刻,她的四肢摆好要跳起来的架势,好像她马上就要走了。然后那可怕的一刻过去了,简娜说:“哦,莫迪,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我在研究这顶美丽的帽子。”莫迪说,笨拙的粗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简娜哈哈大笑。莫迪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隔壁房间过夜的。”简娜说:“但是我得回家,让人进屋修理电路。”莫迪知道她在扯谎,不过不在乎。她在想,简娜已经在这儿睡了半个晚上了,好像这是她的家一样!她说:“我一直在想,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了。”简娜坐直身子,她年轻,身子不会僵硬。她探过身子,看着莫迪的脸,严肃,甚至震惊。“莫迪,”她说,“别这么说!”“但这是真的,”莫迪说,“我是说,我不是指那些短暂美好的日子,比方说抱着我的约翰尼,或者这儿那儿的野餐过几次。而是现在,我知道你总是会来,我们可以在一起。”简娜眼里闪着泪花,她拼命眨眼,把泪水弄回去,说:“虽说如此,莫迪……”“你能记得明天给我的电筒带几节电池吗?”莫迪说,用的是自己求人时一贯谦卑又嚣张的口气。简娜说:“我看这么办吧,我去把车里的手电筒拿来,你可以用那个。”她走出去,和平常那样迈着大步,不过回来的时候说:“莫迪,已经是早上了,天都亮了。”两个女人站在莫迪的门口,看着街上灰蒙蒙的亮光。莫迪不想说现在她兴许应该上床躺着,拉上窗帘,睡几个小时。她怀疑简娜今晚是不准备再睡了。啊,她还年轻,可以这样做。她很想要简娜的手电,因为毕竟简娜可能明天不来——不,今天。但是简娜亲了亲她,哈哈一笑,一阵风似的沿着黑暗潮湿的人行道离开了。她忘了拿她的帽子。简娜的一天闹钟响了,我一下坐起来。有的时候我会把它按掉,再躺回去,但是今天没有。天已大亮,五点钟,我坐在那里,把将要开始的一天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我不敢相信,等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我应该做完了这么多的事。我逼着自己跳下床,给自己泡咖啡,起床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了打字机前。我应该加上:我去解了手,但是我还“年轻”,这不能算在不得不做的事中!不过今天我会把上了几次厕所都记下来,不然我怎么比较自己和莫迪的一天呢?我去年写的那些文章,小心翼翼、毫无信心地写的那些文章,现在已经结集成册,快写好了。我说这个月底能写完。会在月底写完的。因为我说了会。我说到做到,这给了我多大的力量!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无人知晓的计划:写一本历史小说。是莫迪给我的灵感。我觉得那段历史并不遥远,不就是我祖母那会儿吗;但是薇拉·罗杰斯提到它的口气,就好比我提到,怎么说呢,好比说我提到滑铁卢。我计划写一本关于伦敦一个女帽工的历史小说,按这样去构思、去写作。我很想就开始动笔。我一直勤奋工作到八点。然后我喝了咖啡,吃了一个苹果,冲了淋浴,穿上衣服,出门,一共花了半个小时。我喜欢九点前到办公室,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天菲丽丝迟到了。乔伊丝不在。我代我们三人收了信件,叫来了秘书,在十点前把信件都回复、解决了。然后就是会议时间。菲丽丝甚是抱歉:她像我,从不迟到,从不缺勤,从不生病。会议同往常一样,气氛活跃,棒极了。这话是乔伊丝说的:这种会议会成为我们的智囊。我们鼓励所有人,从公关到摄影助手到编辑,都积极提出想法,不管多不着边际,不管多疯狂,因为谁知道呢。和往常一样,菲丽丝做了记录。这活是她主动揽的,乔伊丝和我都知道,她请缨的时候一定在想,这个位置很关键。菲丽丝可不会让这些点子跑了,她把它们列成单子,复印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一份。有些点子消失了,一年之后会再冒出来。今天就有人重提了一个旧点子,提议“女性制服”系列应该包括,比方说女电视播音员穿的那类衣服,或者是女子陪同丈夫出席与事业有关的晚宴时穿的那类衣服。换句话说,某类晚宴礼服,或者风格,也是一种制服……这就是说我的风格也是制服了!但是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一天到晚都穿着。就连在床上也不变,弗雷迪这么说过。我睡觉的时候只穿真丝、高级棉布、上等细麻布……他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我穿尼龙睡衣,那对我来说无异于犯罪。坐在办公室里想起弗雷迪,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泪流满面。我很高兴自己答应了采访玛蒂娜,准点抵达布朗酒店。我从来不迟到。采访她很轻松,她专业、能干,一点时间没浪费,满分。我十二点半回到办公室,问菲丽丝她可不可以出席“杰出女性午宴”。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行,得我上。我是代替乔伊丝的,她才是杰出女性,但是她生病了,而菲丽丝当然是对的,她面露惊讶是理所当然的:由菲丽丝出面并不合适。以前我不会犯这种糊涂,但事实上,我的心思越来越不在工作上,而是系在了我的两本书上,一本快要写完了,还有即将动笔写的我可爱的历史小说。我在盥洗室里打量自己。我今早忘了午宴的事了,零分,我越来越不在状态了!有一颗纽扣松脱,吊在线头上,我的指甲也不完美。我在出租车里修了指甲。午宴令人愉快,我代表乔伊丝致了辞。从午宴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去了一趟德本罕百货店,去了顶楼,在那里找适合莫迪穿的那种真正的羊绒背心,保守的高胸衬裙,还有贴身的长衬裤。我买了十条衬裤,三件背心,还有三条衬裙——她现在会尿在裤子上,有的时候还有更糟的。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和美发师预约,另一个是安排我的车。菲丽丝说她感觉糟糕透了。她看上去也的确如此,那么满怀歉意,罪犯似的!看在老天的分上,回去床上躺着,我说着,把她所有的工作都堆到我的桌子上。我弄好了食谱部分,夏日食谱。我弄好了年轻人时尚部分,随摄影师们去了肯伍德宫进行这期摄影,然后回来一人在办公室里工作到九点,办公室里没有别人。我喜欢独自一人,没有电话打进来,什么都没有,只有看门的在。他去买了印度外卖,我邀请他和我一起吃,我们一起在我的桌角吃了顿便饭。这个乔治他人很好,我鼓励他把自己的麻烦事说出来,不在这里赘述了,但是我们能帮上忙,他需要借点钱。到那时我已经累得很,突然无比渴望能上床睡觉。我又做了一点工作,然后给在威尔士的乔伊丝打电话,听声音她好些了,但是态度模棱两可。我问她是不是要去美国,我他妈才不在乎呢,她这样回答。她这话的意思还包括,我他妈也不在乎你。这让我想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我他妈不在乎”的状态。我的桌子上,在标着“太难”的篓子里,有一篇关于压力的文章,说压力够大的话会导致冷漠。战争时期,时世艰难之时,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遭灾,遭灾,发泄,发泄,然后突然地,你就不在乎了。我想要登这篇文章。乔伊丝说,别,没几个人会有共鸣。讽刺啊!九点半时我和乔治道别,坐出租去我停车的地方,开车回家,心想,不行不行,我没法去莫迪那儿,我实在是没法去。我哐哐砸门的时候,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心里想着,但愿她在厕所里,听不到我敲门。但是当她来开门时,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出……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勉力闯进屋去,百分百的活泼欢乐,因为我怕她陷入忧郁,她要是一钻进去我就没法把她拽出来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来,我是圣诞老奶奶,英国王太后陛下,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我得止住她的嘟囔和怒火。我进了她的后屋,那里暖洋洋、臭烘烘,一股气味扑面而来,但是我逼着自己对着炉火微笑。我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需要什么,于是我走进厨房。我简直要吐出来。我旋风一样地把厨房各处检查了一遍,因为我知道印度店快要关门了,我冲过街,说着:“拜托,就等一分钟,我得给福勒太太买东西。”他耐心宽容,不过一天下来他已经累得脸色灰紫。有的时候,他在店里从八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常常是独自一人。他还要管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他问:“她怎么样?”我回答:“我觉得她不太好。”和往常一样,他说:“她的家人也该照顾照顾她了。”我回去以后,把鱼切开给猫吃。不行,尽管都说不喜欢猫的人是麻木不仁的粗人,我还是没办法叫自己对猫心生欣赏。我清扫了猫屎,拿了白兰地和酒杯。我忽然想到我把背心、衬裤忘在办公室了。啊,明天也行。我把她的便桶端出去,因为她不看它,脸上有一种战栗的傲慢,我现在对这个表情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涮便桶的时候,心想这里头的东西十分不对劲。我得告诉薇拉·罗杰斯。我细细地冲洗便桶内壁,用了好多消毒水。我给我俩倒了白兰地,在她对面坐下,那时我是打算好要和她讲讲今天的午宴的,给她讲到场的那些有名的女性们,她一定会喜欢的,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睡得死沉,醒来的时候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身处何方。我看到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女巫,住在一个臭烘烘的热洞穴里,没穿衬裤,双腿叉开,露出蜡黄的小腿,膝头摆着我的帽子,她要拿它做坏事……我惊恐万状,然后我突然记起来了,我是简·萨默斯,我在这儿,在莫迪的后屋,我刚才睡着了。她不希望我走。她拿她的电筒电池当借口。我出门走到街上,天已经亮了。我们站在那儿,抬头看——哦,英格兰,阴郁沉闷,灰蒙蒙、湿漉漉的黎明。我回到家的时候是四点半。我好好地、长长地、长长地泡了一个澡,然后又开始写我的书。但是我的精神没法集中。我在想莫迪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正是这个让我受不了。我每天快过完的时候才去她那儿,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么一点点,就足以让她说出这样的话来。想到这个,我就想大声哭出来。还有,我觉得自己给困死了。她也许还会活好多好多年,如今的人活到一百岁没问题,而我将是她那句“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的囚徒,可爱大方的简娜,在她家进进出出,带来微笑和礼物。我写了莫迪的一天,因为我想要理解。我的确是对她有了更多认识,但是那些都是真实的吗?我只能记下我亲身经历的,观察到的,听她说的……我有时候醒来觉得一只手麻木得厉害……但还有些什么是我没法知道的?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自己根本无法想象她会说:“这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无法想象这话背后的怅然若失和孤独寂寞,因此我无法知道她低声嘟囔的“糟糕,糟糕”背后都有些什么,还有她蓝眼睛里或闪闪烁烁或熊熊燃烧的怒火后都有些什么。我发现我没有在简娜的一天里记下我去厕所的事,飞快地小解,飞快地大解,洗手……成天地,这只动物得清空自己,你得梳你的头发,洗你的手,沐浴。我飞快地冲洗杯子,飞快地搓洗内裤,都只要几分钟而已……不过这是因为我还“年轻”,才四十九岁而已。我本来想说,那些让可怜的莫迪成天为之辛劳、因其呻吟、用以维持个人状态的劳烦苦役,对于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但事实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好好地泡个澡,每周日晚上我都
心被乱棒打出来。梁师成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是太监,这一生都别想有儿子。现在像王黼这样有身份(正牌进士,御史中丞)有相貌(白面金晴,长身玉立)的美男子突然来袭,不由分说叫亲爹,他凭什么不立即晕倒,严重销魂,认王黼亲儿子?亲爹是很给力的,先是给王黼铺设了新的道路,把触须伸进了皇宫内院。这就是蔡京集团力所不及的地方了,这是隐相的专属地区,除了梁师成,没人能伸得进手来。第二步更干脆,在公元1119年时,各方面势力发动,把王黼推上了特进、少宰的位置。少宰,是次相的身份……王黼从谏议大夫到少宰,直接越过了八阶官衔,越过了宋朝官制中必经的考核流程,越过了所有人的心理底线。当他就职那天,官方还赠送了他一套地处城西的豪华住宅,由教坊乐队做前导,带着全部家具和日用品,簇拥着他搬家。那天,全开封的人见证了王黼的崛起,群情耸动,知道这人飞黄腾达。在远处,蔡京也在看着,他的心里有些失落。他知道,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的手掌,不再是他的亲信,他的小跟班了。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一年之后,他被赵佶罢相,接替他的人就是王黼。王黼,区区一个普通进士,一个没有任何根基任何背景任何成绩的小人物,只靠阿谀奉承过河拆桥,就以空前的速度从校书郎到御史台长官,从御史台长官到宰执,四五年间连跳近二十级,直达国家权力的顶峰宰执首相!这说明什么呢,国之将亡,必出妖孽。该妖孽刚上任时把全国人民也捧了一下,他把蔡京时期的各种不合理政策全推倒,一时间条令清晰依法办事,乌烟瘴气的宋朝上层社会突然间空气清新了。史书里给了他一句这样的评价:“四方翕然称贤相。”王黼居然是个贤德的宰相……可惜转眼间原形毕露,他看清了局势,眼前大好河山,锦绣社稷,正是大块的肥肉,谁都在咬,为何不去做咬得最狠的那一个呢?王黼,是整个北宋时最大最狠的贪官,其贪欲之盛,贼胆之大,绝对是北宋第一人,甚至是自唐朝以下、截至清朝的第一人。像和坤之流,远远不能与之相比,他所逊色的,只是东、西两晋时的高门贵族,那些人某天心血来潮想在自己的家里逛一遍,居然得翻越好几座大山才能走完。王黼之贪,动用的是国家机器。他上任之后,把花石纲扩编到整个宋朝全境,像李彦、朱勔在西北、江南两地玩命地折腾找钱,拆房倒屋地翻古玩花木,都是给谁的呢?赵佶?不,是给王黼。他是花石纲的纲主,应奉局的领导人。下面交上来的东西先得经他手,然后才能捧到赵佶的面前。在一次次的转手中,各种珍异宝物十有八九都流入了他和梁师成的私人金库,只有一二分上缴皇宫。以天下奉一人,这个人不是皇帝赵佶,而是宰相王黼。这只是他的来钱渠道之一,严格说来,还属于暗箱操作,出朱勔、李彦之手,入王黼、梁师成之家,是奸贼们的地下活动。另一种方式就彪悍得太多了,等于是明目张胆地抢劫。王黼敢给国家公务员的职称标价,比如“三千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谁出钱谁当官,只要价格到了,王黼就能让你去上任。这到底是宋朝的江山,还是王氏的社稷?!做人做到这地步,相信也没有什么是王黼所不敢的了。与之相比,童贯实在是个苦力,放着好生活不享受,非得跑到大西北跟一帮炮灰丘八们混日子,离开兵营就觉得心没底儿。蔡京,似乎很有品味,也很奢侈,但是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他当年鄙视别人的话,那个“陋”字,正好可以反过来讽刺他自己。蔡京喜欢熏香,每当有客人时,他派人在隔壁房间里燃几炉上好的龙涎香,中间隔以重帘。当香气郁满时突然撤帘,香雾如瀑布一样四面涌进。每每客人目瞪口呆,蔡京轻松一笑,说:“香须如此烧,乃无烟气。”又如蔡京精于美食,喜欢吃的是鹌鹑羹,这道菜每做一次都得杀数百只鹌鹑,因为用的只是鹌鹑的舌头;又如他爱吃蟹黄馒头,一次宴会,花在这种小吃上的钱都达到一千三百余贯。再如蔡京奢侈,住的地方高楼广厦,重檐高翎,可惜的是一到冬天,越高的屋子越冷,蔡奸贼年老体衰,被冻得浑身发抖,实在没办法,只好盖了个低矮小屋,在里边烧足了炭火过冬……这些跟王黼比,只有一个字——陋!王黼在开封城里的住处有两个,一个在相国寺东,一个在城西竹竿巷。想想花石纲是为他操办的,他的家能装修到什么地步?他家里的假山石高达十余丈,合三十多米,也就是现在十多层楼那么高。他家里装饰的不是雕梁画栋,而是螺钿。这是用天然的螺壳、玳瑁等磨薄,刻成花鸟人物等景致,镶嵌在房子的各个角落里,造价极其昂贵。其他的地方,简直是微缩版的艮岳。在这样的府第里,王黼过着浓郁的香艳生活。他在卧室里放了一张榻,用金玉做成屏风,翠绮为幔帐,周围几十个小榻环绕,家里几十个老婆一起陪他快乐。此情此景传遍京城街头时,不只是年老体衰的蔡哥哥,几乎每一个开封人都对他羡慕嫉妒恨,无法自已。俗话说财不露白,尤其是政府官员,更是忌讳自己的豪华生活曝光。按说王黼应该遮掩着点,最起码得瞒着赵佶,他满院子的花石纲要是被正主看见,还不得鸡飞蛋打瞬间全家充公?不,王黼根本不在乎,他竟然不只一次地把皇帝接到家里,让赵佶亲眼看看他家里都有啥。赵佶也奇怪,他竟然不恨不嫉妒,反而连声惊叹:“好快活的去处!”这是为啥呢,自古以来臣子不能比皇帝过得好,下级一定得保持些低调,王黼反其道而行之,居然没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原因很简单,在于“友谊”。谁都有私生活的,哪怕是一国之君,也需要些幕后的放松。尤其是像赵佶这样有特殊情趣的高智商皇帝,只有真正地走进了他的私生活,才能在公开的官场上屹立不倒。之前蔡京、童贯就是这么做的,他们通过书画竹石等高雅品位,成功地融入了赵佶的本色生活里。但与“友谊”相比,蔡京、童贯都要逊色了,他们俩走进的是赵佶私生活里的高雅部分,是琴棋书画。这很有格调,但是在私密感上差太远了,没有真正触及一个人的心底最深处。每个人的心底最深处都有一个恶魔的影子,都想去吃、喝、嫖、赌,去杀人放火,去为所欲为。只是身处正常社会里,都得忍住了,不得不装人。在蔡京、童贯面前,赵佶忍住了,他是高雅人;在王黼面前,赵佶可以原形毕露,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去做小买卖。王黼带着一大帮宫里的人,搞了个农贸市场,他当市场管理所的所长,赵佶是买家兼上级,可以在里边自由逛街、买东西、挑刺。某一次,赵佶特意找他的麻烦,要重罚他,王黼立即哭丧着脸求饶,“告尧舜,免一次。”赵佶哈哈大笑,“饶你不得,从重从严。”这还只是一般友谊,更深的是两个公然逃班,从皇帝、宰相的位置上逃跑,悄悄溜出宫里寻欢作乐。每当此时,他们俩换上了平常人的衣服,躲开侍卫,溜到宫墙下边,想法子跳墙出宫。宫墙太高了,是防着职业刺客用的,赵佶怎么能爬得上去?王黼得蹲下身子,给赵佶当人梯。配合中,两人有两句对话流传了下来。赵佶:“耸下来,司马光!”王黼:“伸下来,神宗皇帝!”之后才是成功翻越宫墙,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自由天地里去风流快活,李师师等传说才会上演。综上所述,完全符合了男人之间的终极友谊。这样的牢固程度,能是琴棋书画花鸟鱼虫的票友所能比的吗?所以赵佶一点都不猜忌王黼,因为这是腻友加密友,两人的关系超级瓷实。以上是截至公元1121年,宋朝产生的各个妖孽的简介。这些人用种种手段在各自的领域里敲骨吸髓一样地折磨着宋朝,让宋朝全境的百姓们生不如死。但,他们仍然不是最终极的代表。在他们之后,还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才是把宋朝扔进万丈深渊的人。其中一个是北宋灭亡时的群臣之首,他以各种萧奉先式的动作,把北宋搞死;另一个更上层楼,以他终生不懈的努力,把汉人光复河山的最大也是最后的希望扼杀。前一个人姓李,要在四五年之后出场,接替的就是王黼的位置;后一个,严格地说,他崛起的时刻和完颜阿骨打、耶律大石重合,都在公元1115年。那一年,这个人在宋朝的科考中一举成名。有人说他是当年的状元,有人说不是,史料散佚,这事儿没对证了,但他的才学是无可置疑的,哪怕每一个汉人,每朝每代的汉人都把他恨到了骨头里,也没法否认他的才干能力绝对是亿万人中的杰才。他姓秦,叫秦桧。计算时间,在公元1021年左右,秦桧工作在教育系统里,最初时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教授,之后调回京城当太学的学正。眼看着岁月蹉跎,他从政的道路还没有踏上正轨,他的心里很郁闷。妖孽们的简介到此为止,下面要说的是他们的工作结果。综上所述,尽管王宰相的名望最高,李太监的手段最狠,高太尉的脚法最好,杨太监……嗯,死得最早,论工作效果,还是朱二世最好。他所祸害的江南地区,最先受不了了。江南,从赵匡胤时期起,就是最没有社会地位,被剥削得最狠的地区。花石纲就像最后的一根稻草,终于把长江以南压垮了。最先反抗的,不是被压迫得最惨的一个,而是最聪明最冷静的那个人。这人叫方腊,睦州(今浙江淳安县西淳城镇)青溪人。他家里开着一个漆园,算是一个中产阶层。史书里记载,他发动起义时,远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而是他觉得机会到了。第十五章青溪县的真相身为江南人,方腊也被剥削得很愤怒,但他一直忍着,没发作(造作局屡酷取之,腊怨而未敢发)。直到朱二世觉得每个人都是任凭他蹂躏折磨的猪羊,无论怎样都不敢反抗,从而更凶残地蹂躏折磨后,方腊决定反抗了。因为比他惨的人太多了,满世界都堆满了炸药,只需要有人扔进去一颗火星而已。临界点到了,方腊在公元1120年的十月份,把周边的受苦人集合起来,公开的理由是请客吃饭。他杀了很多的牛、很多的猪,在猪肉牛肉的召唤下,所有人都拥了过来。方腊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发表了一次讲话。他讲得非常有水平,老实说,翻开历代史书,在最初感化民众一起造反时,没有谁的讲话能超过他,连几年后耶律大石重建辽国时,在西域发表的那次讲话,也没法和他比。讲话分成几部分,第一,试探。方腊问:“现在有一个人家,子弟玩命劳动,辛苦一年才赚来一点糊口的粮食,却全被好吃懒做的父兄抢去。稍微有点怨气,就拳脚相加,打到死也不怜惜。你们说,子弟们甘心吗?”“不甘心!”受苦的人都共鸣了,他们当然知道方腊指的是什么。共鸣之后是理智,方腊有另一番道理。第二部分,国际形势。他说:“父兄挥霍之余,又把钱财拿去交给敌人,仇敌靠我们的钱财更加富有,反过来加倍欺负我们。父兄不说为我们做主,反而驱使子弟为仇敌服劳役。子弟力不能支,责罚随之而至。尽管如此,每年拱手资敌的财物却并不减少。你们心甘情愿吗?”“岂有此理!”民众沸腾了,这正是宋朝的症结所在。钱,百姓千辛万苦挣来的生活之本,就这样白白流失,换来是加倍的痛苦,谁能情愿?!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方腊的讲话进入到真正的主题里。他当众分析了反抗成功的可能性。方腊分析,东南百姓受苦已久,我们揭竿而起,一旬之内,可以集结万人以上。地方官知道了,他们不会马上申奏朝廷,那样会影响他们的政绩。这样只要耽搁两个月,江南必将遍地烽火,不可收拾。朝廷得到报告,也不会马上派兵围剿。他们要召集大臣商议,至少要议论一个月以上。等到调集兵马,越过长江,更得半年的时间。那时起义军早已做大,江南之地尽在掌握中。到这一步,不必动刀动枪,宋朝必将灭亡。因为钱,宋朝每年要给辽国、西夏近百万的岁币,本身还要有千万贯的经费运转,这些钱都是由东南百姓供给的。现在起义军占据东南,宋朝想生存下去,必将转而压榨中原,中原百姓不堪压迫,必将变乱。中原变乱,辽国、西夏也将乘乱而入。到那时,哪怕赵匡胤复生,也没法收拾这烂摊子。起义军划江而治,轻徭薄赋,十年之间宋朝崩溃,江南以富足之财力,稳固之人心,终将混一天下,另建乾坤。综上所述,这个漆园小生意人的话让人信服。首先他把宋朝当时的官场看透了,两个月上报开封,半年发兵江南,这个速度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基本上和宋仁宗时代狄青击败侬智高的速度相等。而宋徽宗时代的效率,拿什么和宋仁宗时相比?他更看透了宋朝的立国之本——“钱”。东南动荡,宋朝国本动荡,这个精致的帝国处处要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钱,不能压榨东南必将压榨中原,那时千疮百孔处处漏风,赵宋天下立即崩盘!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方腊的推论。方腊起义,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瞬间传遍江南,响应起义的人数不是“旬日之间可得万众”,而是几天之内达到了十万人。在短短两个月之内,起义军攻占了青溪、睦州(今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再向北攻占了桐庐(今属浙江)、富阳、杭州。直到杭州城破,东南第一重镇丢失,消息才传进了开封城。果然是两个多月地方官才放弃幻想,承认自己失职。而到了开封之后,王黼继续幻想,想把这事压下去,别去打扰赵佶的享乐心情,也别破坏联金破辽的历史进程。将近过年,方腊的军力已经抵近长江,威胁到宋朝的江北重镇淮南一带,淮南转运使受不了了,以省长的名义向京城告急,消息才传进了赵佶的耳朵里。赵佶在百忙之中召见童贯,命他率领十五万西北军、禁军南征平叛。临走前他想了想,给了武装太监一个天大的特权。——“如有急,当以御笔行之。”如果情况紧急,来不及汇报,可以用天子的名义发布文告。这不仅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将在外,和皇帝一样。做完了这些,赵佶又回到艮岳里吟风弄月顾影自怜,当他的道君皇帝。回到童贯,这时他率领十五万人马,这是当时宋朝全国可以动员的军力总和,抛开西北边疆上必备的和西夏对峙的军队之外,宋朝再没有什么家底了。也就是说,童贯已经是宋朝实际上的兵马大元帅。这样的人离京出征,谁还能、谁还敢和金国的使者谈什么联金灭辽呢?于是,金国人白等了半年,满肚子怨气回老家。童贯在公元1021年的四月渡过了长江,这时距离方腊起义已经过去了半年。半年,这和方腊之前的计算完全吻合,足够他用来改天换地了。童贯发现他面对的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简单地说,宋朝的政令不通行,宋朝的税赋没法收,宋朝的军队都散光了,最重要的是百姓再不是宋朝的子民。残酷的现实逼疯了原本老实本分的江南人,他们郁积了几十年的怒火,让他们分外凶狠。史书记载,仅以杭州城为例,他们攻进去之后放火六天,满城搜捕官吏,只要抓到了,立即砍断四肢、挖出脏腑、熬成膏油、乱箭射死,等等,怎么狠怎么来。关于这些历史记载,理所当然夸大了,毕竟后来的元朝政府站在了宋朝政府一边,大家都是有单位的人,要照顾的嘛。但事情肯定是有的,农民起义的根基是怒火,是报复,这个世界亏负了他们,必须得砸烂点什么,才能让他们舒服。针对这一点,童贯按兵不动,没急着杀人。他决定先从心理下手。他以赵佶的名义写了一份诏书,里面说花石纲的事儿是个误会,这些年的确从江南收购了很多的花木竹石,但都是买的,官方特意拨了专款,下放到各级单位,三令五申要向民间公平买卖。可是没想到出了朱氏父子这样的败类,他们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不仅害苦了江南百姓,也欺骗了远在开封城里的皇帝。所以,百姓们啊,俺也是受骗的人,和你们一样!现在,皇帝已经知道错了,所以下令解散应奉局,废除花石纲,朱家满门罢官,由有关部门带回京城受审。在这期间,江南有过激行为的人,官方非常理解,赦免你们无罪。这是一份非常正规的罪己诏,它一下子缓解了江南百姓的
薄弱,这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可以理解,毕竟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黑状,大意是说:豫湘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赖蒋介石没有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会做得比蒋介石好!本来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因此便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自己以胜利者的姿态再赶上去踩两脚。但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平静地转身离开,平静得让人窒息。但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援,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并要求罗斯福立即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这个选择题并不难做。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雅尔塔密约”
1945年2月,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这里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雅尔塔协议》。协议主要有两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大家都熟悉,就是成立联合国。在三巨头看来,德国快完蛋了,小日本的完蛋也就是时间问题,而战后的世界、国际秩序是需要有人来主导的,所以三巨头决定成立联合国。其中,美、苏、英、中、法是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又称五大国。但实际上,中、法和另外三国并不在平等的位置上。法国刚开打六个星期就投降了,能捡个常任理事国的名号就躲在一边偷着乐吧。而中国这次能够跻身五大国之列,则可以认为这是盟国对中国千百万英勇牺牲的将士、普通国民表达敬意的方式。中国积贫积弱、中国一盘散沙、中国长于内斗,但在外侮面前,中国用打不死输不怕的坚韧表现赢得了尊重。任何组织都有带头大哥,更何况联合国?英国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因此带头大哥只能由美国和苏联来争着当。但当时恐怕没人能够意识到,这一争竟然会那么轰轰烈烈、那么意味深长!第二个决定是关于如何结束亚洲的战争,如何收拾日本。两个如何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如何解决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加入中国战场与日军作战?苏联红军越过边境向日军发动进攻?英国人自顾不暇,就不用考虑了。此时美军还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屿上与日军打仗,损失也很大。更何况,跟中国接壤的苏联跨境助战与美国空运或海运士兵来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相比,成本要低廉许多。但斯大林说:我可以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的战争,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把日本名下的库页岛、千岛群岛“还”给我。二、外蒙古要维持现状(外蒙古的现状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三、“租借”中国的旅顺、大连港口和中东铁路(这一“租借”恐怕就不会还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罗斯福出于对中国在“豫湘桂会战”中的糟糕表现以及“史迪威事件”的不满,于是和丘吉尔一商量:只要你苏联肯出兵,替我们减轻压力,就这么定了吧。反正损失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因为涉及战胜国中国的利益,所以协议签订了却秘而不宣,史称“雅尔塔密约”。缪斌事件
蒋介石对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非常上心。他判定几大国肯定会联手对日开战,但同时他也担心:几个大国没带自己玩,会不会合起伙来欺负中国?蒋介石动用了所有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探听消息。到4月,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蒋介石虽未得到正式通报,但在美国人的有意放风之下,他已经逐渐了解到了此次会议的内容。已经58岁的蒋委员长,再度打开了小日记本,记下了自己的愤懑心情——“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我国弱不能自立自强,绝不能生存于今后之世界”,“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蒋介石做了最坏的打算:宁可外蒙古、新疆(苏联扶持了一个叫盛世才的家伙搞分裂)、东北被苏联强占去,也绝不答应租借;被强占,还可以用不承认不签字来对抗,只要不签字,不给予法律上的口实,就可以等子孙恢复中华。而租借那是有辱国权的铁罪,绝对不能做这个千古罪人。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了罗斯福身上,他想联美抑苏。在他的印象里,罗斯福这老头是比较讲道理的。他让宋子文转告罗斯福,任何将旅顺和大连租借给苏联的做法,都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可惜,话还没带到,罗斯福就病死了,副总统杜鲁门接任总统。于是,宋子文又代表中国政府向杜鲁门做了强硬表态: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同意让苏俄按照《雅尔塔协议》的规定,在东三省行使这样程度的控制权!中国一旦具有充分的力量,一定要以军事行动来解决这一争论,在今后五百年之内随时都可以这样做。杜鲁门说:当务之急是让苏联尽快参加对日作战,缩短战争时间,从而挽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命。而且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前办的事,我也不好办哪……杜鲁门就是在和稀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私底下,蒋介石还在运作一个比较偏门的自救办法:釜底抽薪,也就是与日本单独谈和,让苏联没有出兵的理由。让蒋介石产生这种灵感的是一个叫缪斌的家伙,也就是那个北伐时和王柏龄一起逃跑的小子。这小子1937年主动投靠了日本,是一个比汪精卫资格还老的汉奸。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被美英联军打得节节败退,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可兵员不足是个问题。东南亚、太平洋上的海军撤不回来,中国大陆的陆军又不能撤。因此,当时的日本首相小矶国昭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想法:跟中国谈和。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驻扎于中国的近两百万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撤回日本,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小矶国昭急于向中国求和,于是让缪斌找蒋介石谈一谈。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是,缪斌已被军统策反了。于是缪斌把消息告诉了戴笠,戴笠又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正为苏联出兵一事发愁,于是灵机一动,同意让缪斌担任中日两国政府的使者,两国秘密谈和。如果日本主动撤兵,中国不仅收复了国土,还能避免苏联落井下石。在蒋介石看来,没有比这更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小矶国昭的谈和方案遭到了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在日本军方看来,日本还能战斗下去,远没有到认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蒋介石的帮助。小矶国昭因为此事办得不太漂亮而被迫辞职,缪斌也只能狼狈地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驻日美军在清理日本内阁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了缪斌事件的文本。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十分惊怒,当即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介石矢口否认。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因为同盟国约定各成员国不得与日本单独讲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蒋介石只好舍卒保帅,将缪斌处决。缪斌就此成为第一个在抗战胜利后被处决的汉奸,比陈公博伏法还早了十三天。汪精卫死
说到缪斌和陈公博的下场,顺便交代一下他们的带头大哥汪精卫的下场。1944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总代理、陈璧君的好郎君汪精卫病逝于日本,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结束了他充满矛盾的一生。那个曾经哼唱着“引刀成一快”的少年勇士,在很多年以后,留给后人的大约只有三样东西。一是万世骂名。二是伤感:卿本佳人,奈何做贼?三是其写于病榻的一首诗《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抗战胜利后,陈璧君一直被蒋介石关押于苏州监狱。解放后,她仍然脱不了汉奸罪名,继续被关押。有史料反映,宋庆龄曾看在过去与汪氏夫妇相熟的份上,向毛泽东进言,劝说释放她。毛泽东表示同意,但前提条件是让陈璧君登报发表悔过书,进行自我批判,揭发汪精卫和她本人的汉奸卖国行为。陈璧君“冥顽不化”,宁可继续坐牢。直到1959年病死,陈璧君没写一个字揭批自己深爱了一世的汪精卫。如果不谈民族大义,汪精卫、陈璧君这对“神雕侠侣”的爱情毫无疑问是完美的。汪精卫没来得及接受审判就轻松地走了,可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诡诈的斯大林
1945年5月,苏联在欧洲战场解决了德国人。5月9日,德国正式投降。斯大林终于有空想一想日本人的问题了。他明白蒋介石已经知晓了“租借”一事,于是主动地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实现统一,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导人。但蒋介石的态度并未因为斯大林的许诺而软化,双方就外蒙、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在谈判的最后时刻,双方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完全不让步,而且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的盛世才作乱(《蒋介石至宋子文密电》)。蒋介石的言下之意,是“维持外蒙古现状”一事可以让步。针对蒋介石的要求,斯大林也亮出了底线:旅顺不用租借名义,但要将外蒙古“维持现状”解释为完全独立(郑会欣《“忍气吞声,负重致远”:从蒋介石日记看他对雅尔塔协议的态度》)——蒋介石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不出兵。看来斯大林似乎打算牺牲中共和扶持多年的盛世才换取实际的利益。蒋介石开始犹豫了,外蒙古从北洋政府那会儿就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用它来交换实际的利益也未尝不可,但是怎样才能在名声上好听点?最后他的参谋团队苦思冥想出来一个名目——战后投票公决外蒙古前途,也就是由外蒙古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前途。话说得好听,实际上蒋介石他们都明白——只要同意全民公决,就等于同意了外蒙古独立,因为外蒙古的政权实际是由苏联把持的。就在蒋介石和斯大林讨价还价的时候,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四吨重的“小男孩”——一颗原子弹,一下子一座城市就没了。杜鲁门威胁日本:再不投降,就接着扔。日本军方拒绝投降:我们凑一凑还有几百万军队(疯狂扩编而来,质量非常差),你们都还没打到大日本帝国的本土,怎么可能投降?况且这么厉害的玩意儿你也不好制造吧。斯大林也震惊了:这原子弹太厉害了,只要再继续扔几颗,日本必将投降。到那时我就没机会出兵了,没有机会出兵就没有便宜可占!没时间了!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一百五十余万苏联红军杀入中国东北。同一天,斯大林警告赴苏谈判的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不答应条件,我就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同一天,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扔了一颗原子弹。同一天,毛泽东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文章,预测小日本就要玩完了,号召大家痛打落水狗。基于对小日本即将投降的预判,共产党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二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不得不说,共产党对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几天之内,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一般,将精锐师团早已耗尽(大都为新组建的新兵师团)、士气低迷、今非昔比的日本关东军斩于马下——苏联红军以约四万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八万余(日本人认为只有四万),俘虏日军约六十万,报了四十年前“日俄战争”败于日本的大仇!国民政府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而斯大林说把东北“让给共产党”也不是说着玩玩的。蒋介石不能再等了——如果苏联占据东北全境,借势南下,和西北华北的中共武装会合,整个北方就“赤化”了。事不宜迟。14日,国民政府新任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宋子文撂挑子了,怕挨骂)和苏联仓促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相关协定,如《中苏关于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等。上述条约和协定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内容:一、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二、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三、长春铁路在资产各占一半的基础上由中苏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归苏方所有,期限三十年。简单说来就是外蒙古独立,旅顺、大连自由使用,只不过不叫租借了而已。但有一点要注意: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曾经承诺过的“不支持中共,不支持盛世才分裂新疆”!因为斯大林明白,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就再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玩心计也是需要有实力做靠山的,这时候的国民政府和共产党绑一块儿也斗不过斯大林。8月15日,日本绝望了——不知道美国人还有多少颗原子弹——终于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说:正义终必战胜强权!我们胜利了!狂欢吧,全国即日起放假三天!不止中国,从亚洲到欧洲,全世界都在为战胜法西斯而欢呼,无数男男女女走上街头,相拥而泣。据说,这一天是人类历史上接吻最多的一天。两天后,“满洲国皇帝”溥仪退位,又两天后,被捕。9月2日,盟国正式受降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如下语句——“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再到苏联觊觎中国的领土,老蒋的耻真是永无尽头……我们赢了
八年全面抗战的故事结束了。故事的开始,中国军人以血肉之躯对垒钢铁洪流,惨败,但是他们不退缩,不投降,悲壮激烈。故事的结束依旧是轰轰烈烈,只不过与喧嚣交错的是国人落寞悲壮的身影,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日本轰然倒塌,却无力参与最后一击。尘埃散尽,美苏两强站在了中国人的面前,他们伸出援手,将中国人从日寇的铁蹄下拉了起来,在两大巨人的阴影下,中国人终于得以俯视日本这个昔日的对手。中国人真的胜利了吗?当然是胜利了,中国人的目标不就是要战胜日寇吗?现在日寇投降了!小日本帝国投降了!有人说,中国获胜是因为有苏联红军参战,有美国对日本作战和扔原子弹。说这”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本人可不会跟你客气。到了20日,沈阳、营口、长春相继失陷;中国当时最强大的空军——东北空军的数百架战机都成了摆设,全部“免费赠予”日军;东北军大批大批地降日,高大威猛的招牌“东北大汉”,就因为“九·一八事变”,几乎被砸得稀巴烂。之后,张学良下令没有投降的那部分东北军“向关内撤退”,这一撤就撤到了关外通往关内的最后战略要冲——锦州。东北军不知道,这一退,就是漫长的十四年的等待。张学良更不知道,这一退,就是七十年的漂泊,终老不得还乡。张学良认为自己忍一忍,日本人就会见好就收,就会跟之前日本人的数次寻衅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日本是要占领整个东北。这可不是瞎猜,在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采访时承认说:很多书里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这些话都是张学良在20世纪90年代说的,那时老蒋小蒋都已入土,国共两党的当事人也都差不多过世了,不存在任何政治压力,他没必要说假话。
东北沦陷
张学良在下令东北军放下武器的同时,也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外交行动。但是,国民政府的当家人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蒋介石当时在江西南昌行营。因为江西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而且南临广东,是防御广东方面的军队北上的一线阵地,所以蒋介石来到南昌是为了在“剿共”和防守广东之间平衡资源。一起来翻看蒋介石的小日记本吧。一、19日,蒋介石从上海和南京发行的报纸上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本突袭沈阳的消息。蒋介石读报获讯,显然与所谓东北军是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之下才后撤的说法大相径庭。二、20日,蒋介石离开南昌。三、从19日起,一连数天的日记开头,蒋介石都写下了一句话:雪耻,人定胜天。由此可见,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情怀还是有的。但是,他并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是寄希望于和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列强来干预调解。此外,蒋介石希望中国能团结起来,练好内功,等国力强大之时,给日本一棍(团结内部,共赴国难……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从“济南惨案”,再到“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一贯的对日策略就是: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总而言之一个字——忍。除非忍无可忍,才能无须再忍。若是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看,他当时这么想、这么做的原因无非是觉得内部不稳。一、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战略储备不足;二、国民党分裂,广东另有中央;三、他的对头共产党在全国搞武装割据;四、东北军逃得比什么都快,消极避战。所以,蒋介石坚定地认为这时候不适合跟日本全面对抗,“攘外必先安内”。当然,蒋介石当时也不是没有做过比写日记更有意义的事。他把胡汉民给放了出来,并向广东的汪精卫释放出和平信号。他对汪精卫说:国家危难之际,咱们就别内讧了。只要你们广州政府可以负起国家统一之责,我可以和你们合作……我可以交出权力下野,欢迎你来南京执政。汪精卫一听,你蒋介石可以下野,我也能够不上台,咱们共赴国难。于是取消了广州的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不知道,这事他说了不算,陈济棠说了才算。表面上政府是取消了,实际上广东仍是处于独立状态。蒋介石没放空话,果真辞去了所有职务。此后,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西山会议派的林森做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右派当家。国民政府这边内讧结束之前,日本这边也暂时平息了内部矛盾。鉴于关东军几乎没有花费任何代价就拿下大半个东北的现实,日本内阁也就没有挑事,甚至在得到日本军部“战争不扩大化”的承诺之后,还给关东军支付了军费。日本内阁都没秋后算账,日本军方对关东军的表现自然是满意到了极点,尤其是天皇裕仁,这小子以日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对关东军侵占东三省大片土地的“功绩”进行了确认和表彰:……或在嫩江、齐齐哈尔地方,或在辽西、锦州地方,冒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宣扬皇军威武于中外。朕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三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裕仁的表态,算是对关东军擅自采取的战争行动作为国策予以追认,也给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三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使之更加肆无忌惮。其中,最为兴奋的要数土肥原贤二。这小子带着川岛芳子,单刀赴会,来到天津“请”已经定居于此的溥仪出山做傀儡。溥仪本来还扭扭捏捏地不愿意,土肥原贤二就给溥仪送了一个水果篮子,里面装的全是炸弹,意思是你去不去?不去就炸死你。溥仪怕了,于是乖乖地答应了土肥原贤二。为了顺利离开东北军控制的天津,土肥原贤二还廉价聘请了约两千的土匪、兵痞、流氓、吸毒客等汉奸,在天津一带制造混乱,吸引中方的注意力。土肥原贤二则趁机离开,顺利将溥仪带到沈阳,这就是“天津事变”。后来日本人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溥仪又登基了,成为“满洲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帝。土肥原贤二搞定溥仪的同时,日军也追到了锦州。新官上任的孙科决定热血一次,他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不走蒋介石对外妥协的老路。孙科没想到手提近二十万军队的张学良,根本没有身为封疆大吏卫国守土的觉悟,此刻仍在私心作祟,担心自己的势力受损。日军进逼锦州,东北即将全部沦陷。在这种危急存亡之时,张学良仍然将了孙科主导的国民政府一军:日军很强大,请中央军费支持,请中央援军支持。可是,国家一直在打仗,国民政府花的没有赚的多,而且能弄钱的蒋介石和宋子文等人也不会好心到帮老对头孙科四处举债,孙科哪里拿得出钱。再者,北方几乎都是各地方军阀的私家军,难道让孙科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调兵?张学良一看中央没钱没人,遂下令放弃锦州,撤到关内。这里澄清一下,并非所有的东北军都撤到了关内,有些不怕死的硬骨头留了下来,留在日军的包围圈里打游击,跟小日本干仗。比如邓铁梅的东北义勇军,杨靖宇的东北抗联,马占山的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张学良不听使唤,这才让孙科明白蒋介石在这个位置上的难处——军阀拥兵自重,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民族存亡之上,中央政府想脚踏实地地做件事情确实很难。东北军不战而退,东三省沦陷。失去东三省,留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让张学良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这时开始,无忧无虑的公子哥张学良才品尝到了人间冷暖,学会了忍辱负重,知道了做军阀也是要有底线和原则的!不过,张学良再一次的爆发已经是在四年后的西安了。“蓝衣社”与军统
上面谈了“九·一八事变”中的几大主角,现在咱们重点关注几个被“九·一八事变”刺激到了的黄埔军校热血毕业生。军阀割据,国难沉重。这让黄埔四期的滕杰,一个留日归来的26岁的青年军人,心里萌生了复兴国家的渴望。通过研究总结世界各大国尤其是德国的发展历史,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当一个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领袖专制”和“国家主义(可以理解为自由主义的反面)”双管齐下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自中国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政治非但没有成功,反倒把国家弄成了一团乱麻——群龙无首,天下无所适从,国家建设毫无效率可言。在他看来,唯有独裁政治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内耗和斗争。所以他要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建立一个法西斯风格的组织,以辅助最适合的独裁人选——信奉“一个领袖,一个党,一种主义”的校长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中华民族!难得的是,他的未婚妻陈启坤,他的师兄——“黄埔三杰”之一,时任政训处处长的贺衷寒也支持他的想法。贺衷寒是蒋介石很看重的后进英才,因此他们的这个想法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蒋介石还给他们计划中的这个组织取了一个名字——“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年1月,力行社成立,蒋介石亲任社长。滕杰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黄埔将领比起来,完全属于默默无闻之辈。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力行社的骨干号称“十三太保”,几乎都是黄埔学生,像滕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郑介民等,这些人都是搞政治的天才,短短两年,力行社就在他们的手中发展到了极致,延伸出了多个外围组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要数“复兴社”,其成员多达五十万人。因为复兴社成员均穿蓝衣黄裤,所以它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名字:“蓝衣社”。蓝衣社之所以知名度极高,完全是因为它那堪比德国纳粹的运动社会的能力和特务工作。蓝衣社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拿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进行大规模肃贪、反腐、禁黄赌毒、端正官风的事就不说了,毕竟对于国民党这种搞一党专制的政党,贪污腐化就如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反腐倡廉的效果不可能好。倒是由蓝衣社发起的端正民风的社会生活军事化运动,像以“讲文明树新风”为壳,行全民军训之实的“新生活运动”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对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军训,处处挂领袖像,这都算是蓝衣社的“创举”。相比于对社会形态的影响,蓝衣社重点投入的项目——特务工作,显得更加厉害。像戴笠的“军统”,太子蒋经国赖以“登基”的势力“三青团”,康泽手下声震民国、编制数万的“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下文简称“别动队”),全都出自蓝衣社。想来这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蓝衣社的可怕和厉害。虽然大家对充满了神秘和刺激的特务很感兴趣,但是一来特务工作的隐蔽性导致其难以考证,二来特务也不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所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下文还会屡次出现的“军统”。军统的前身是蓝衣社下面的特务处,特务处的一把手自然就是大家熟知的戴笠。大家都知道,军界和政界最讲资历,而戴笠的资历有点浅。前文交代过,戴笠岁数不小,却只是个黄埔六期生,而蓝衣社的其他骨干,几乎全都是戴笠的黄埔学长。既然如此,为何蒋介石将资历最浅的戴笠提拔为特务处的一把手?有两个原因。天赋。戴笠谨言慎行,有耐心,具备极强的记忆能力、观察能力、抽象思考能力以及人脸识别能力——只要他见过此人一面甚至面部的某些器官,多年之后他仍然能够识别出此人。拥有这些好条件,不从事特务工作就是暴殄天物。忠诚,这是决定性的原因。两人相识于微末——都在上海滩混过,后在黄埔重逢,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戴笠男士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积极检举揭发了几十名黄埔同学——全都是他平日观察总结出来的共产党员,证明了自己对领袖的忠诚。由此,戴笠进入了特务领域。不过在大展特务才干之前,戴笠首先得应对来自内部的挑战。同行是冤家,所以同属特务系统的中统老是针对特务处的同仁们。在对付共产党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统,欺负“晚辈”军统自然不在话下,可戴笠也不是愿意服输的人,所以两家斗得不亦乐乎。发展到后来,双方甚至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或者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狠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为解决这种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这就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注意,此军统不是后来众人所知的那个军统,此军统局的局长是陈立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而成,处长自然是中统的带头大哥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丁默邨落水当了汉奸,成了张爱玲《色·戒》中写的那位“易先生”的原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邮检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统。枯燥的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发展史大概就算说完了。在下文中,凡是徐恩曾的特务咱都叫中统,戴笠的则叫军统,这样比较方便叙述和理解。蒋记王朝第十二章“一·二八”,碧血长流驱倭寇川岛芳子“立功”
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以极小的代价,轻松牟取三倍于日本本土面积的领土。不过,也正是由于付出的代价太小,得到的好处太大,从而引起了美、英、法的不满。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三国决定给日本施压。但是,中国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决心将其变成自己将来与美、英、苏一争雌雄的霸业基地,自然不可能放手。面对列强的压力,日本想了一个绝招——声东击西,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找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转移注意力?答案是再打一仗。日本是岛国,优先发展海军及相关工业。此刻,三菱造船厂已具备自行生产航母的能力,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更是位居世界前三。因此,眼见陆军在“九·一八事变”中立下如此大功,日本海军岂甘落后。在日本海军的压力下,日本军部决定让海军出马,再打一仗,拿下上海。日本人选择进攻上海,自然是有原因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要想吸引眼球,转移注意力,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再者,上海不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国际通商港口,也是日本在华最大的贸易中心,这给前仆后继的抗日组织提供了最佳的攻击目标——上海的日本企业和日本人的生意。简而言之,发生在上海的以“抵制日货”为主体的抗日运动,阻碍了日本人赚钱。跟往常一样,开战之前,日本人又搞了一个“事件”。倭寇还就喜欢搞这一套,“九·一八”之前就弄了好几个事件。其实强盗抢劫还需要理由吗?!倭寇也太虚伪了!1932年1月18日,位于上海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几个日本和尚和一群中国工人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死了一个日本和尚。接下来,日本人对外宣扬,这个和尚是被中国工人殴打致死。这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打死日本和尚的人是日本人自己雇用的,而直接策划和实施此事的就是中国籍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和他的老板之一坂垣征四郎。接下来就是老套路了,日本侨民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见状,“义愤填膺”,下令海军出马保护侨民。“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下旬,以“能登吕号”航空母舰为主力的日本舰队驶入黄浦江。开战前,日本人照例对国民政府喷了一大通废话,提了一堆过分的要求,诸如中国必须在1月29日之前乖乖地道歉、赔偿、惩凶,解散反日组织,撤掉驻防上海的军队此类,若不按要求照做就开打。孙科上台前猛烈抨击蒋介石不抵抗,丧权辱国,自己上任后本想来点强硬的,对日宣战,却基本一事无成。而且国民政府的财政空虚、军阀的各自为政,也让孙科头疼不已。更惨的是,没过几天,日本海”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共产党的要求哪里能被批准。
“五月指示”
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是没有自主权的,处于对共产国际“盲从”的时期,如加入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听从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这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还不成熟,既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基本靠共产国际提供。也就是说,其经济命脉被苏联紧紧地捏在了手中。中国局势的急剧变化在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引起了一场政治斗争。由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最后时刻,所以两人在中国问题上互不相让。斯大林是现实派,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托洛茨基是激进派,要求共产党抛开国民党,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于是,共产国际在这两位大佬的压力下,一点都不考虑中共的地位与处境,也不考虑汪精卫的处境,更不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在1927年5月31日签发了这样一道自相矛盾的神奇命令给共产党。它一方面提出“必须同过火行为做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等纠偏的主张,另一方面却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这就是著名的“五月指示”的重要内容。可问题是,对于刚刚经历过“四·一二”屠杀的共产党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夸张的是,苏联一方竟然将“五月指示”通报给了汪精卫,希望汪精卫能够协助共产党人完成这个任务。共产国际全然没有考虑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此刻,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十分不妙。一来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地区因为激进的工农运动导致经济衰退,武汉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岌岌可危。二来蒋介石在一旁烧火捣乱。此事一会再说。三来据可靠消息,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冯玉祥似乎再度改变了立场。此事比较复杂,之后细说。总之,汪精卫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因此,他一见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便气炸了,他立刻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将满腔的怨愤宣泄向对方:当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第一条就说了,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适用于中国。现在你们共产党不仅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还想从内部瓦解我们国民党!鲍罗廷,你们背信弃义!国民政府不需要你了,你可以回国了!鲍罗廷自然知道这个指示,身在中国的他远比总部那帮官老爷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极左做法的。不只鲍罗廷一个人这么想,陈独秀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十分不靠谱。所以此二人一致认为应该取得武汉国民政府的谅解,暂不实行“五月指示”,扶汪精卫一把,别把他逼成另一个蒋介石。令陈独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意见遭到了以张国焘为首的大多数党员的反对,认为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妥协投降路线,并中止了他在党内的职权。以至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干脆撤销了陈独秀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独秀从此淡出中国政坛。会议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话题回到“五月指示”上。7月13日,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共产党临时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意欲叛变革命的种种反动罪行,同时宣布中共退出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发出重要指示——我们不搞蒋介石那样的“武力清党”,我们保护共产党人的人身自由,我们搞“和平分共”。会上还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任职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即日内脱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此事俗称“七·一五事变”。很明显,汪精卫的做法要比蒋介石温和得多。可紧接着发生了一件大事,竟然使向来温和的汪精卫放出了他的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步蒋介石后尘走上了血腥的武力清党之路。不过要想说清楚此事,还得从蒋介石给武汉政府烧的那把火讲起。张发奎的“终身成就奖”
之前提过,汪精卫本打算出兵收拾蒋介石,却被张作霖的大举南下搅黄了。汪精卫当时的想法是先解决和张作霖的外部矛盾,再解决和蒋介石的内部矛盾。如此看来,汪精卫是个“厚道”人,毕竟给了蒋介石足够的喘息时间。蒋介石就要阴险一些,虽然他忙于北伐工作,几乎没有闲暇,但他还是拨冗思考了一个社交问题:如何给汪精卫增加一些工作量,让对方手忙脚乱,没空找自己的麻烦。仔细思考过后,这位仁兄在私底下搞了不少小动作。如利用在“护国战争”等事件中厮混出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等人的反共心理,让他们率兵出川进攻汪精卫,以及策反唐生智的部下夏斗寅反攻武汉等。蒋介石四处点火,汪精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才在“七·一五事变”前后把所有的火给扑灭了。可老实人也有脾气,一旦爆发你还不一定能招架得住!喘过气来的汪精卫决心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把蒋介石和共产党一并解决了。准备工作很快就绪,开始动手。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命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为先锋,率军东征,“反共倒蒋”,力争国民政府法统。唐总指挥和张大先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顺江而下,迅速抵达江西九江前线。随后,汪精卫带着他的工作团队抵达旅游胜地——江西庐山。汪精卫来庐山出差可不是为了搞“差旅歪风”和“培训腐败”,他真是来干工作的。有两件要事需要他迅速做出决定,一是拟定具体作战计划,二是商讨如何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分共。汪精卫摆出如此大的阵仗,局势如此严峻,蒋介石必须撤回精锐主力,以防御武汉之东征军。这就是之前蒋介石不得不暂停北伐的原因。蒋介石本想搬起石头砸汪精卫,却砸到了自己的脚,看来做人一定要厚道!可是,打死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不到,他们的内讧居然会引发两起超级大事件。对这两位仁兄来说,1927年8月,实可谓“黑色八月”。第一件大事跟共产党有关。“七·一五事变”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的共产党人决定采取武装暴动。这个任务交由党内的少壮派领袖、与军界相熟的周恩来全权负责,而周恩来首先想到的就是策动驻军南昌的张发奎率部南下,回到广州建立政权,与南京、武汉分立。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联合张发奎?凭借在北伐中的出色表现,以及在“宁汉分裂”事件中拥护汪精卫的坚定立场,张发奎很快就被汪精卫升了官——第二方面军司令,辖“铁四军”扩编而来的第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独立十五师扩编而来的第二十军。就军事实力而言,张发奎绝对算是国民革命军中的超级巨头,官位比他还高的唐生智也就能给他提提鞋。张发奎不但手握精锐之师,更重要的是,张发奎手下的共产党员最多,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最多,而且他们大都身居高位,其中军衔最高的要数第十一军副军长叶挺以及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叶挺之前介绍过,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建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正规军队——叶挺独立团。这里重点交代一下贺龙。他是湖南人,贫苦出身,属于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受过军校教育,18岁时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揭竿而起,曾参与军阀混战,并见机行事,壮大自己,后率军在中途加入北伐,靠着出生入死拼到了现在的军长职位。虽然他对共产主义相当认可,但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刚刚发生了“四·一二”和“七·一五”之后,贺龙竟然还敢站在共产党一边,实在是忠肝义胆,很够意思。其实,贺龙此时的上级领导张发奎也勉强算得上够意思,“四·一二”后,他没有“清共”,“七·一五”后,他也没有“分共”。他这么做一是因为比较同情共产党,二是因为不愿自废武功,毕竟共产党最优秀的人才挺起了第二方面军的脊梁。但现在不分不行了,汪精卫来庐山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他“分共”,不愿分也得分。在庐山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张发奎遭遇一通围攻后,被迫同意了“分共”方案:把叶挺和贺龙骗来庐山扣押,然后以优势兵力将两人的部队包围缴械。如果此事让汪精卫办成的话,恐怕中国近代史就必须改写了。但是,这个极为重要的秘密消息泄露了。泄露此消息的人,是当时在庐山与会的叶剑英。“四·一二”后,本是蒋介石嫡系的叶剑英在江西通电反蒋,随即投奔武汉汪精卫,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看上去叶剑英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叶剑英在几天之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江西九江,庐山附近的甘棠湖——三国周郎演练水师之处、白居易《琵琶行》之“浸月亭”所在,碧波荡漾,匡庐倒影。一条小木船随波逐流,悠闲惬意,可船上的叶剑英、叶挺和贺龙三人却轻松不起来。叶剑英带来了确切消息,汪精卫即将动手,张发奎也靠不住了。叶挺和贺龙一看局势如此紧迫,当即决定去南昌与周恩来汇合,率部起义,南下广州,开辟一片新天地。谁也想不到,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在这条小船上诞生了。8月1日凌晨两点,由名气最大、军衔最高的周恩来、贺龙、叶挺领导的武装起义爆发,两万余起义士兵历经四小时激战,顺利拿下南昌城。起义过程虽然波澜不惊,起义参与者们的光芒却足够璀璨这个历史之夜。这些人九死一生,历经风雨,终于熬到了1955年授衔。周恩来、贺龙、叶挺、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朱德、林彪,这都是后来获封元帅或够资格封帅的超级大牛人。被授大将衔的牛人之中,张云逸当时的职位是师参谋长,陈赓是营长,许光达是实习排长,粟裕是班长,罗瑞卿是副班长,谭政是特务营文书。其实,当时起义军中军阶比上述牛人高的还有很多,只可惜大多数人都在后来的革命中牺牲了,没能熬到1955年授衔。比如,周逸群、王尔琢、李硕勋(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后来成为了共和国总理)等。如果这些人不死,以他们的资历,不是元帅也是大将。起义军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刚出南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便驱逐了在该师工作的共产党员,率部脱离起义军。你可能据此认为这个蔡廷锴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其实,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同。后来日军侵华,发动“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部血战上海滩,谱下了人生最为光辉的一页。起义军在持续减员的时候,却有三个人反其道而行之,打算加入这支没有人看好的革命队伍。一个是张发奎手下的教导团特务连文书陈毅,陈毅运气不错,中途追上了队伍。一个是张发奎的司令部上尉参谋徐向前,可徐向前追丢了队伍,但他因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之旅。还有一个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他率军从武昌南下南昌,但没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随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在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起义军最终被打垮打散了。关键时刻,朱德和陈毅二人挺身而出,率领着一支八百来人的部队连战连捷,一路转战到湘南,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这些从南昌起义出发,即将走向广阔战场的将帅多出自黄埔军校。由此可见,黄埔不光是“国军”的摇篮,也是“共军”的摇篮。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要做两件事情。首先,给因为流失大量英才而心情郁闷的张发奎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原因有二。第一,后来共和国军衔最高的十大元帅中的八人和十员大将中的七人(含未参加南昌起义的排长徐海东)都在他帐下。第二,他这支“铁军”的分支个个都非常强悍。分支之一:林彪的中国工农红军之红一军团——八路军一一五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分支之二:蔡廷锴、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分支之三:叶挺、项英、陈毅、粟裕、张云逸率领的新四军,“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专门要了新四军番号,意在恢复当年“铁军”之勇。分支之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此番号一直保留。最后,大概交代一下那支在北伐中所向无敌的粤军——“铁四军”的现状。北伐毫无疑问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已改变,广东军人似乎集体迷失了方向。副军长陈可钰退隐,几个名气很大的高层领导则因为理想和利益分作了几个集团——张发奎和黄琪翔是一个集团,大部分时间都跟着汪精卫混;李济深自己是一个集团,往往和新桂系穿一条裤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算是一个集团,主要依附于蒋介石;因留守广东而未参加北伐的陈济棠是一个集团,由于没有出省作战,其部战斗力较弱。蒋记王朝第八章逝去的北洋时代宁汉合流
汪精卫这边出了如此大事,蒋介石却也没法幸灾乐祸,因为他此时正忙着吃败仗。这事还得从蒋介石调回北伐军主力防御汪精卫说起。北伐军主力前脚刚离开徐州,后脚孙传芳就到了。据他观察,留守徐州的北伐军属于杂牌军,战斗力不强,不可能扛得住自己的大举反攻,如果错过这个可以轻松拿下徐州的机会,那必须把脑袋送入精神病医院做个全面检查。果然,面对有备而来的孙传芳所发起的突然反击,北伐军很快就丢掉了徐州。在这个即将跟汪精卫一决高低的关键时刻,徐州得而复失,不仅丢了蒋介石的面子,也输掉了南京方面的气势,为挽回影响,蒋介石决定亲自率兵夺回徐州。但问题是,第七军和第一军的主力必须留下防备汪精卫,蒋介石能带上战场对抗孙传芳的部队,大都是在北伐中收编过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很菜。而他的对手孙传芳,可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家伙。可以说,结局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不出所料,狡猾狡猾的孙传芳轻松发现了北伐军的弱点,也是杂牌军都有的毛病——意志薄弱,配合生疏,战斗力不强。于是,他抱着“蒋介石的便宜不占白不占”的良好心态,采取诱敌深入打伏击的战术,把蒋总司令率领的这支杂牌北伐军打成了全线溃败。蒋总司令铩羽而归。蒋总司令败回南京之际,汪精卫也在忙着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后南下广州的共产党部队,焦头烂额,哪还有精力东征蒋介石。既然这对难兄难弟没了打架的心思,那么宁汉双方就有了坐下和谈的可能。虽说宁汉分裂本质上缘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但与“联共”还是“分共”的路线之争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可随着“七·一五”和南昌起义的爆发,苏联顾问被他们轰回了老家,横亘在宁汉之间的关于“联共”还是“分共”的分歧也消除了。汪精卫与蒋介石都意识到:“分共”、“清共”已不够用,非“剿共”不可。既然分歧已逝,那么合作就在预料之中。冯玉祥成了牵线搭桥之人。之前说过苏联很看好冯玉祥,盛情相邀冯玉祥前去访问。几个月后,在冯玉祥访问完毕回国的随从队伍中,多了几个共产党人,譬如邓小平,他们是苏联派来协助冯玉祥工作的干部。可是冯玉祥的作为始终不离“千面将军”本色,很有些对不起苏联的期望。宁汉分裂后,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参加北伐;另一方面却着手清共,向蒋介石伸橄榄枝。为了清除身边的苏联眼线,邓小平等人就在这个时候被冯玉祥扫地出门。之前我们提到过,邓小平在法国留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等人回国后,他依然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小平同志的勤工俭学生活十分艰辛,说是勤工俭学五年多,其实只有约五个月在俭学,其他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就业、失业、待业、再就业的勤工生活上。不过小平同志也因此走向社会,走向苦难的人间,并由此喊出了“贫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我已经告诉过你好几次了,今天晚上我就再重复一遍,我并不缺少资源。法国枪骑兵很快就会抵达这里,瑞士步兵也同样会很快抵达。你可以亲眼目睹,我每天都在集结部队。教皇不缺钱,法国国王也不缺人。极有可能的是,我的敌人们会后悔他们的反复无常。”公爵微笑着,他的微笑是残忍和狡诈的。“如果我告诉你他们已经提出讲和了,你不会感到吃惊吧?”马基雅维里内心猛地震动了一下,但他极力克制,不让自己内心的震动流露出来。“安东尼奥·达·维纳弗罗大人代表叛军已经来过这里了。”很明显,这人就是马基雅维里听说的那个神秘的访客。他是锡耶纳地方领主潘多尔福·佩特鲁齐的心腹和谋士。而佩特鲁齐则是这场叛乱阴谋的幕后首脑。“他提出了一个建议,提议我们共同推翻佛罗伦萨政府。但是我告诉他,你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冒犯过我,而且我正准备与你们缔结一项条约。‘请不要签署任何协议,’他说,‘让我先回去一趟,然后再过来,我们可以达成协议的。’对这话我回答说:‘我们已经谈得很深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我可以再一次告诉你,虽然我愿意听那些家伙要说的话,而且也欺骗他们,但是我不会做任何针对你们共和国的事,除非我迫不得已。”当马基雅维里告辞的时候,公爵以一种十分平常的口吻又说了一句话,让这位佛罗伦萨的使节又吃了一惊。马基雅维里的惊愕,也完全在公爵的意料之中。“我正等着帕格洛·渥西尼,他随时都会抵达。”来宫里的路上,皮埃罗陪着马基雅维里。这时皮埃罗正在警卫室等着马基雅维里,手里提了一只灯笼,准备在回寓所的路上照明用。皮埃罗已经学会了如何看主人的脸色,他只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就明白主人没有心情说话。他们在沉默中行走着。当马基雅维里脱去他的大衣和帽子后,他吩咐皮埃罗把墨水、羽毛笔和纸张取来,然后就坐下来给执政团写信。“那我就睡觉去了,”皮埃罗说道。“不,等一等,”马基雅维里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靠在椅子的靠背上。“我想和你说几句话。”在公爵告诉他的消息中,他不知道该相信多少。于是他想,在动手写这封信之前,如果他能够将头脑中的想法整理成话语,也许会有一些帮助。“我被这些个阴谋诡计,谎言和每个人都在从事的欺骗搞晕了。”于是他用简洁的语言向皮埃罗重复了公爵告诉他的情况。“对于像瓦伦丁诺公爵这样一个意志高昂,吉星高照而又野心勃勃的人,怎么可能容忍他的那些敌人的敌对的行径?他的那些敌人非但阻挠他夺取一个他图谋已久的城邦,而且还从他手里夺走了一个本来就在他掌握中的城邦。那些将领们造了他的反,是想在他没有下手之前就先摧毁他。当公爵四面楚歌之时,他们为什么又推迟了进攻?”马基雅维里皱着眉头,看着皮埃罗。皮埃罗很聪明地意识到,主人的发问仅仅是为了理清他自己的思路而已,所以就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现在他巩固了他的堡垒,派兵掌控了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有更多的部队抵达。他从教皇那里取得财政支持,从法国人那里取得人员上的支持。而且他大权在握,可以独断专行。那些叛乱将领们出于他们对公爵的仇恨和恐惧而联合起来,然而联盟关系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关心他们各自的利益甚于他们的共同利益。同盟者无法果断地出手,因为每个步骤都必须通过事先协商,而且只要同盟者之中有一个人犯了错误,准备不充分或者无能,就会使所有的人蒙受灾难。他们之间一定是互相嫉妒,互相提防,谁也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因势力扩张太快而成为后患。那些将领们一定知道秘密的使节往来频繁——你可以确信公爵故意让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每个人心底里都有一分疑心和恐惧,担心自己将会被人抛入狼群中。”马基雅维里神经质地咬着他的大拇指的指甲。“我越想越觉得叛军最终还是无法伤害公爵。他们已经错过了时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许会想,和公爵讲和也许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马基雅维里生气地看了皮埃罗一眼。不过这不满的一瞥毫无道理,因为到目前为止皮埃罗都一直没有开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知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队一旦和公爵的部队结合起来,公爵手下就会有一支令人生畏的部队。而且这支军队会毫无疑问地被投入某种用途。没有人可以让部队歇着没事干,同时又养着这支部队。这支部队将被如何使用?用来对付谁?我怀疑这一切会在帕格洛·渥西尼到来后,与公爵面对面会谈的时候最终决定。”第十五章在意大利没有人愚蠢到会轻易地去相信一个人,大家也都明白一张通行证并不比用来制作这份证件的纸张更值钱。于是,教皇的侄子,博尔贾红衣主教,将自己交到了渥西尼手中,做了一名人质。两天以后,帕格洛,渥西尼家族的首领,装扮成一名信使来到了伊莫拉。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喜欢讲话的,有些女里女气的,可笑的男人。他人到中年,身材发福,头上已经开始谢顶。他长着一副圆圆的,光滑的面容,有着一副小题大作,随意的态度。瓦伦丁诺公爵殷勤地招待了他,为他大摆了一回宴席,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这出戏的演出。两位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但是会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马基雅维里无论是用金钱还是友情都无法换到手。那些一度对他十分友善的公爵的秘书们都刻意地避开他。唯一一个有用的信息是,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微笑着说了一句,意思是举行谈话不过是为了阻挠和拖延敌人采取行动而已。事实上双方的军队都没有任何动作。博洛尼亚的军队甚至还从他们先前占领着的公爵的领地上撤了回去。没过太长的时间,这个悬念对于马基雅维里来说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他抓住了刚刚从佛罗伦萨收到一封信的契机,要求晋见公爵。瓦伦丁诺公爵躺在床上见了他。他带着他那一贯的幽默感听完了执政团方面对于友谊牢不可破的声明,然后就转入了马基雅维里十分关心的话题。“我想我们应该达成协议。”他说道。“他们所要的不过就是保证他们的城邦不受侵犯。我们必须决定如何才能安排好这一切。渥西尼红衣主教正在起草和约条款,我们必须等待,以看到这些条款究竟是些什么。至于你所关心的那方面,你尽可放心,不会有任何事情出现,造成对你主人利益的损害。我不会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伤害。”他停顿了一下,当他再次开口说话时,他带着一种微笑着的骄纵神情,你可以用这种神情来形容一个被宠坏了的女人的喜怒无常。“可怜的帕格洛对拉米洛·德·罗尔卡非常恼火。他指控后者压迫人民,侵吞公款,并且对于处在渥西尼家族保护之下的不少人进行虐待。”拉米洛·德·罗尔卡是公爵最受信任的指挥官之一。在福松布朗战役之后,是由他指挥撤出了溃散的部队,因此他们才能在第二天还能进行战斗。瓦伦丁诺公爵咯咯地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次一个传令兵给他端了一些酒来,不小心洒了,拉米洛顿时勃然大怒,将这个传令兵扔到了火堆上,活活地给烧死了。出于某种原因帕格洛对这个男孩发生了兴趣。我已经答应会调查这些指控,一旦属实,我将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说叛乱的首领们在他们内部远远无法达成一致:尽管一些谨慎的人准备讲和,一些好战的人却还是矢志发动战争。维泰洛佐攻占了公爵在福松布朗的城堡,两天以后奥利维洛托·达·费尔莫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卡麦里诺。这么一来公爵在上次战役中夺取的土地就全部丢失殆尽。看上去这些暴徒是刻意要破坏和谈。帕格洛·渥西尼被气坏了。但是公爵还是保持着他的镇定。本蒂沃留和渥西尼是他的敌人中最为强大的,他明白如果他可以和这两家达成协议,其他的人就会小心从事。帕格洛去了一趟博洛尼亚,他回来以后,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告诉马基雅维里,一项协议已经达成,现在只是等待帕格洛那位当红衣主教的兄弟的首肯了。马基雅维里内心充满了恐惧。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的话,那么瓦伦丁诺公爵就是准备原谅这些叛乱分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如果叛乱分子准备忘记那种促使他们拿起武器的恐惧感,那就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准备联起手来进攻第三个城市,而这第三个城市又只可能是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威尼斯很强大,佛罗伦萨则比较弱小。佛罗伦萨的唯一依靠是法国的力量,但是这种来自法国的保护是用金钱买来的,而这时候,共和国的钱柜里已经是空空如也了。一旦面对切萨雷·博尔贾和他的那些重新讲和的首领携手侵略佛罗伦萨,攻占其所属的那些不设防的城市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时,法国人又会怎么去做呢?马基雅维里对法国人评价不高。经验告诉他法国人更关心眼前的得与失,对于长远的利弊的考量则完全不足。当他们接到要求,要让他们提供某项服务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会对他们有些什么益处,而且他们只有在事情对他们有利时才信守诺言。教皇的大赦年的活动给梵蒂冈的金库带来了巨大的收入,而他那专横的、没收已过世红衣主教财产的做法也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他贡献他可以支配的金钱,这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王子们近来的死亡率颇有些高,有些用心歹毒的人就开始悄悄耳语,教皇时不时会利用一些合适的时机,小心翼翼地给迟缓不决的上帝帮上一个忙。所以一旦法国的路易国王因为命令没有被执行而见怪的话,他可以有足够的金钱平息国王的怒气。瓦伦丁诺公爵有着一支装备精良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国王也许会非常犹豫,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对归根到底是诸侯和朋友的这一方下手。马基雅维里越想,他就越觉得,那个狡猾的路易会接受一种安排,在这一安排中,好处是立即可以兑现的,但是其中的危险,也就是切萨雷·博尔贾可能会变得过于强大,则是一件将来的事情。马基雅维里有着所有的理由担心,他所热爱的佛罗伦萨,估计命途凶险了。第十六章然而马基雅维里不仅是一位对共和国来说勤勉和自觉的仆人,而且是个被情欲充满的男人。当他在仔细研究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信件,并且每天撰写详尽而准确的报告的时候;当他在塞拉菲娜的房子里,或者公开,或者秘密地会见信使、间谍、代理人的时候;当他来回奔走于宫廷、市场和熟人的住所之间的时候;当他在尽力搜集每一则消息,每一个谣传,每个流言蜚语,以便他能得出一个可信结论的时候;他总是能找到时间去谋划他那用来引诱奥莱莉娅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实施起来需要钱,而金钱却正是他缺少的。佛罗伦萨政府是吝啬的,他的薪水实在是惨不忍睹。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他在离开佛罗伦萨之前所领取的差旅费的一大半。他生活奢侈,总想过得舒服。对那些帮他传递信件的信使,他必须预先支付费用,对于公爵身边那些愿意为了一些金钱而透露一些消息的各色人等,他也得花钱。还好在城里还有一些来自佛罗伦萨的商人,愿意借钱给他。他也给比亚乔写了一封信,敦促后者想些办法,不管手段正当与否,尽可能多搞一些款子给他寄来。正在这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贾科布[1]·费里奈利,那个曾经深夜里来见他的会计,那个曾经乔装打扮以便人们认不出他的会计,突然在大白天出现,要求见他。过去他的行事方式是鬼鬼祟祟,心惊胆战的,今天却是一副大方和热情的样子。他一进门就直奔他此行的主题。“我受你的一位朋友之托,这位先生对你的才能十分敬佩,他让我向你转交一点小意思,希望你能够笑纳。”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只袋子,放在了桌上。马基雅维里听到了硬币的声音。“这是什么?”他问道。他双唇紧闭,眼光冷峻。“五十个杜卡特,”费里奈利笑着回答。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当口,没有比这更能够救马基雅维里的急了。“公爵为什么要给我五十个杜卡特?”“我没有理由假设公爵参与了这件事。我受一位对你怀有善意的人士之托,向你转交这笔钱。这位人士希望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你也尽可以放心,除了这位善心人士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馈赠的事。”“看来我的那位施主和你一起把我看成了傻瓜和恶棍。把你的钱收起来,还给把钱交给你的那个人,告诉他共和国的使节不会收受贿赂。”“但是这并不是贿赂。这是一份来自于仰慕你杰出才华和文学成就的人士的,自然而然的馈赠。”“我不知道这位慷慨的朋友从什么地方了解到我的文学成就。”马基雅维里尖刻地说道。“在你出使法国期间,你给执政团写了不少信,这位善心人士有幸读到了。他非常赞赏你的观察之敏锐,判断之准确,策略之得当,以及风格之卓越。”“你说的这位人士是不可能接触到执政团的档案的。”“我想,如果一个执政团的工作人员发现你的信件十分令人感兴趣,偷偷地作了抄录,然后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到了我所说的这位人士手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共和国发给它的官员的薪水之低,我想你比谁都清楚。”马基雅维里皱起了眉头。当他沉默着的时候,他在琢磨到底是哪一个职员将那些信件卖给了公爵。他们的薪俸确实不怎么样,其中某些人还是一些暗中支持美第奇的人。但也有可能费里奈利所讲的其实并不存在。要编造一个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容易了。费里奈利继续讲了下去。“公爵没有任何意思要让你做一些违背你良心,或伤害佛罗伦萨的事情。他所要求的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局面,对他和对共和国方面均有好处。执政团方面对你的判断力颇有信心,公爵所希望你做的,不过就是将他的建议,用合适的方式提交共和国方面,诉诸执政团方面老成睿智人士的、常识性的判断力。”“你不用再多说了,”马基雅维里说道,他的薄薄的嘴唇挤出了一道嘲讽的微笑。“公爵的钱对我毫无用处。我会继续本着共和国的最大利益来提供我的咨询和建议。”费里奈利站了起来。他拿起钱袋,又放回了他怀里。“当费雷拉公爵的代理人需要促使他的主人下决心派遣一支部队驰援公爵阁下时,他并没有清高到不愿意接受公爵阁下礼物的地步。如果说德·肖芒大人加快了法国军队从米兰出发这一进程,原因就在于公爵慷慨的馈赠对于法国国王的谕旨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我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马基雅维里重新又是一个人的时候,他不禁放声大笑。当然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接受这笔金钱,但是当他想到这笔钱如果接受下来,对他来说该是多么雪中送炭般地有用,他就不禁暗自好笑。当他正在大笑的时候,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出来,于是他又再一次地大笑。他可以肯定,他能从巴托罗缪那里借到他急需的钱。巴托罗缪巴不得能有这种机会讨好他呢。如果能用一个人所提供的金钱去勾引那个人的妻子,那才是一出无价的滑稽剧呢。没有比这更妙的事了。如果他回到佛伦罗萨,讲给人们听的话,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啊!他简直就可以想像,在一个夜晚他把朋友们纠集在小酒馆,使出浑身解数向他们叙述这件事情,逗得大伙哈哈直乐的情景。“啊,尼科洛,尼科洛,你真是一个好伙伴!没人能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好。了不起的幽默,了不起的机智!听他讲故事就像看戏一样带劲。”他有两天没有见到巴托罗缪了,当他正要去宫里吃晚饭并且打听消息的时候,他突然遇见了巴托罗缪。寒暄几句之后他说道:“想不想晚上到我那里去,我们来上一些音乐自娱自乐一下。”巴托罗缪高兴地回答说,没有比这更让人享受的事了。马基雅维里就趁机说了下去。“虽然房子小了点,拱形房顶带有回声,但是我们可以放一盆炭火驱寒,喝上一些酒暖暖身子,我们应该会干得不错。”他吃完饭后没过多久,巴托罗缪的仆人就送来了一封信。巴托罗缪在信中写道,他家里的女眷们不理解为什么她们就不能一饱耳福,并说他家里的大房间非常适
的心头,其力量之猛,使得他浑身猛烈地抖动了一下。结果吵到了在他身边熟睡的皮埃罗,于是皮埃罗也剧烈地动了一下身子。他突然想到,整件事情也许只是公爵捉弄他的一个恶作剧而已,不多也不少。他很了解瓦伦丁诺公爵,尽管装出一副亲热的样子,实际上对马基雅维里非常不满。因为马基雅维里并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说服执政团向公爵支付保护费。如果保护费之事谈成了的话,这本来是可以增加公爵的声望和提升他的实力的。所以这一切都有可能是他的报复而已。当他想像着,在伊莫拉逗留期间,公爵,阿加皮托和其他那些人注视着他那些匠心独运的谋划,然后用计谋一一化解,并不禁为之哄笑时,他觉得他全身都在刺痛着。他企图让自己相信,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揣测而已,最好快些忘掉。但是他无法确定,这个不确定性折磨着他。他一夜未眠。[1]昂布瓦斯(1460—1510),法国枢机主教,路易十二时代任首相。第三十一章第二天早晨,公爵只留下了少量部队来保卫西尼加利亚,带着大部队向佩鲁贾进发。这天正是元旦。天气很糟糕。道路状况在晴天都很差,当下由于骑兵和步兵的踩踏,以及运辎重的大车的滚碾,变得泥泞不堪。部队经过小镇的时候,地方上完全没有能力为这么多的人提供住宿,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找到借宿的地方。马基雅维里是个讲究舒适的人。当他不得不和众人紧紧地挨着,在农夫的农舍中睡在泥地上,挤得连伸直四肢都很勉强的时候,他的脾气就大大地坏了。在那样的条件下,饮食方面只能是有什么吃什么,马基雅维里胃一直不太好,当下更是苦不堪言。当大队人马抵达萨索·费拉托的时候,传来消息说侥幸逃脱的维泰利家族逃到了佩鲁贾。当部队抵达古瓦尔多的时候,卡斯泰洛的公民们已经在那里等候迎接公爵了,他们要向公爵献上城池和邻近的土地。正在这时,一个信使赶到,通知众人吉安·保罗·巴利昂尼,渥西尼家族的人,维泰利家族的人和他们的武装人员已经放弃了保卫佩鲁贾的希望,向锡耶纳方向逃跑了。佩鲁贾的人民于是组织起来,向公爵派出了大使,这些使节第二天就赶到了公爵驻地,向公爵表示佩鲁贾归顺的意愿。就这样,公爵没有动用武力就连下两个城池。他于是前往阿西西,在那里,他会见了从锡耶纳赶来见他的使节,后者问他,根据一般的报告,公爵要攻打锡耶纳,但是要攻打的理由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公爵告诉他们他对于锡耶纳充满着亲切的情感,但是他已决心驱逐潘多尔福·佩特鲁奇,锡耶纳的领主,同时也是公爵的敌人。如果锡耶纳人民可以自己动手将佩特鲁奇赶走,那么他们完全不需要害怕公爵。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他就要带着部队亲自动手完成此事。他于是向锡耶纳进军,但是故意挑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以便锡耶纳的人民可以有时间去想想清楚。一路上攻占了不少城堡和村庄。士兵们抢劫着乡村。居民们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逃跑了,当他们找到一些因为老弱病残无法逃走的人时,士兵们就把这些人的胳臂捆绑起来,然后吊起来,在他们脚底下放起火来,以便人们可以交待金银珠宝藏在什么地方。当人们不愿意招供,或者因为根本就不知道而无法招供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酷刑折磨致死。与此同时,从罗马传来了好消息。收到儿子的信之后,教皇了解到在西尼加利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向渥西尼红衣主教送了个信过去,当然不是为了告诉他他那些朋友和族人遭到厄运的事,而是告诉后者城堡已经投降的消息。第二天,由于职责的驱使,红衣主教赶到梵蒂冈,向教皇道贺。随着渥西尼主教一起去觐见教皇的还有他的亲戚和他的门客。他被带到一个会客室,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一起被逮捕。到了这个时候,公爵就可以放心地去处置他的俘虏了。米盖洛托掐死了帕格洛·渥西尼这个被公爵甜言蜜语所迷惑的傻瓜和他的外甥格拉维纳公爵。红衣主教本人则是被关在圣·安吉洛城堡,在那里待了不长时间之后他就非常识相地死了。对这个长期以来被天主教历任教皇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的家族实施了这么重大的打击,教皇和他的儿子觉得大可弹冠相庆一番。在除掉私敌的同时又为教会除掉了这么一个公害,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他们通过事实证明,同时为上帝和财神爷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三十二章当公爵最后到达一个叫皮亚维城堡的地方时,马基雅维里欣慰地获悉接替他的后任使节已经准备好从佛罗伦萨出发了。皮亚维城堡是个小有名气的城镇,有一座城堡庄园,一座大教堂。马基雅维里幸运地找到了一处还算像样的住所。公爵打算在这里短暂地休整一下他的部队。马基雅维里暗中希望,当公爵再次启程时,那位叫乔科莫·萨尔维亚蒂的新大使就已经抵达了。马背上的长途旅行使他疲惫不堪,糟糕的食物折磨着他的肠胃,每天的行程暂告结束时,他又不得不在条件恶劣的客栈栖身,结果他常常睡得很少。两三天之后的一个下午,马基雅维里正躺在床上休息他那因为旅途劳顿而酸痛的四肢。但是他却休息得颇为不稳,因为他脑子里很乱。尽管他每天都写信向执政团方面汇报他认为他们应当了解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很犹豫要不要向执政团方面报告他与公爵在西尼加利亚那次会晤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公爵向他许诺了金钱和权力,那个机遇是异乎寻常的,执政团方面也许会想,既然马基雅维里已经升到了他职业生涯中顶峰,今后基本上不会再高升了,他一定会觉得这个诱惑难以抵制。他们是一群小人,一贯以师爷特有的阴暗心理和诡计多端怀疑别人。他们会问自己,他们和马基雅维里之间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公爵认为后者可以获得如此的升迁。这件事情对马基雅维里来说可以是个污点。从今往后,人们可以认为,为了谨慎起见,最好不要太信任马基雅维里,另外,如果有必要,找个借口开掉他应该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马基雅维里在心中问自己,难道仅仅因为那帮子人没有做损害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坏事,他们就会相信他马基雅维里会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吗?看来还是保持沉默为好。但是如果执政团方面从哪里听说了公爵的提议,他的沉默也会给马基雅维里带来问题。这个处境有些令人尴尬,突然间他的沉思被一阵声如洪钟的问话声粗鲁地打断了。一个人正在问房东太太是不是有一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先生住在这里。“巴托罗缪大人。”一直坐在窗户边读一本从主人那里借来的书籍的皮埃罗开口招呼来人。“这家伙来这里究竟是为了什么?”马基雅维里站起身来,一边不耐烦地问自己。不一会儿这个壮实的汉子就冲进了屋子。他张开双臂,搂住马基雅维里,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口。“找你可真不容易,我简直是一家接一家地找你。”马基雅维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巴托罗缪以同样豪放的方式问候了他的表亲,然后回答道:“公爵为了一些与伊莫拉有关的公事召我过来。我经过了佛罗伦萨,碰到了你的继任人的几位仆人。新的大使明天就会赶到此地。尼科洛,尼科洛,我亲爱的朋友,你救了我的命。”他又一次拥抱了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两颊上又猛亲了两口。马基雅维里又一次挣脱了他的拥抱。“我很高兴见到你,巴托罗缪。”他开口说道,态度并不是十分热情。但是富商打断了他。“一个奇迹,一个奇迹,一切都归功于你,奥莱莉娅怀孕了!”“什么!”“我亲爱的尼科洛,七个月以后我就会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自豪的父亲了,而这些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事情的发展是另外一个样子的话,马基雅维里也许会对巴托罗缪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但是由于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马基雅维里吃惊得有些反应不过来。“镇静点,巴托罗缪,告诉我你到底在说什么,”他打断了后者,问道,“我到底赐了你什么?”“我心里最迫切最珍贵的愿望实现了,你让我如何才能平静下来?现在我就是进棺材也可以瞑目了。现在我可以将我的荣耀和财产传给我的子孙了。康司坦扎,我的姐姐,现在可生气啦!”他放声大笑。马基雅维里疑惑地看了皮埃罗一眼,因为他实在是摸不着头脑。他看到皮埃罗也和他一样吃惊。“当然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建议,我永远也不会去拉维纳,在圣·维塔里的祭坛前祷告着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夜。确实,这是提莫提欧神甫的建议,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他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进香朝圣,但是一直毫无效果。提莫提欧神甫是个好人,是个圣人,但是对待僧侣你必须长个心眼,你永远不能确定,他们在向你提建议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着的动机。我不怪他们,他们是我们神圣教会忠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朱尼亚诺·岱里·阿尔伯泰里大人的故事,我是不会去拉维纳的。我相信你,你心中只有我的福祉,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我告诉自己说,一件发生在一位令人尊敬的佛罗伦萨公民身上的事,也完全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伊莫拉也是个有地位的人。在我从拉维纳回来的当晚,奥莱莉娅就怀孕了。”巴托罗缪心情激动,又说了上面这一大堆话,让他出了一身大汗。他用袖子抹去额头上的汗珠。马基雅维里盯着他,流露出疑惑不解,厌恶和恼火的神色。“你能肯定奥莱莉娅确实怀孕了?”他尖刻地问道。“女人们在这些事情上是常常搞错的。”“肯定,我对此确信无疑,就像对我们的《圣经》的篇章确信无疑一般。当你离开伊莫拉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怀疑而不敢断定,我当时就想告诉你,但是奥莱莉娅和卡特琳娜求我不要告诉你。让我们啥也别说。她们央求,直到事情确凿无疑之后再讲。难道你没有留心,当我带你去向她告别的时候,她看上去状态不佳?为了那事她后来生我的气,说她不能容忍让你看到她没有打扮妥当的样子。她担心你会疑心她怀了孕,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怀孕的事,直到事情已经确信无疑。不过你是了解女人在怀孩子时总会有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我没有怀疑任何事情。”马基雅维里说道。“事实上我本人结婚也只有几个月时间,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很有限。”“我想让你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因为如果不是由于有你,我将不可能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他流露出所有的迹象来表示要和马基雅维里再次热烈拥抱,但是马基雅维里阻止了他。“我衷心地祝贺你。但是如果我们的大使明天就要抵达的话,我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消息必须立即向公爵通报。”“我这就走,但是你今天晚上必须跟我吃饭,你,还有皮埃罗,我们要像像样样地庆祝一下。”“在这个地方恐怕有些困难。”他态度有些生硬地回答。“这里没什么可以吃的,如果这里有酒的话,估计也是和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一样低劣。”“我早就想到这一点了,”巴托罗缪说道,伴随着一阵大笑,一边搓着他那肥厚的手掌。“我从佛罗伦萨带来了一些酒,一只野兔,一只乳猪,我们今晚要好好地吃喝一下,为了我的这个头生孩子的健康。”尽管他当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幽默感,但是因为他离开伊莫拉之后一路上吃得实在太差,他实在是无法抵御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的诱惑。于是他努力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接受了这个邀请。“我回头到这儿来找你。”巴托罗缪说道。“但是我在离开这儿之前想让你给我出个出意。你应该还记得,我曾经向提莫提欧神甫许愿,一旦我求子成功,我会在他的教堂里的圣母祭坛上供奉一幅画像。我心里清楚,我求嗣成功要归功于圣·维塔里,但我也不想怠慢圣母。她无疑也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我决定让画师画上一幅画,在画中圣母怀抱她那得到祝福的儿子,坐在一个华美的宝座上,我和奥莱莉娅在两边跪下,我们各自的双手在胸前十指相扣,握在一起。”他将他的大手十指相扣合在一起,眼睛看着天花板,流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我会让圣·维塔里站在宝座的一侧,提莫提欧神甫建议,因为他的教堂是敬奉给圣方济各的,我应该在宝座的另一侧画上圣方济各,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好主意。”马基雅维里回答道。“你是佛罗伦萨人,应该知道找哪个画家,请告诉我应该给谁下订单。”“我实在是不知道,那帮子画师们是一些靠不住的,生活放纵的混蛋。我从来没有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不怪你。但你肯定可以推荐几个吧。”马基雅维里耸了耸肩膀。“我还在厄比诺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起过一个年轻的画师,他是佩鲁吉诺的学生,他们说此人已经胜过他的师傅了,而且他们说此人的画艺以后还有提高的空间。”“他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他们告诉过我,但是我没把那当回事,所以左耳进,右耳就出了。但是我敢说我能把他找出来,另外,我估计此人也不会要价太高。”“价钱不是问题。”巴托罗缪大手一挥。“我是一个商人,我明白你如果要最好的,你就得付出点代价。对于我来说,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我。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画师,如果我必须花点钱,我会花这个钱的。”“好了,行行行,当我回到佛罗伦萨之后就开始帮你打听这件事。”马基雅维里不耐烦地回答道。当巴托罗缪走了以后,马基雅维里坐在床边上,带着完全困惑不解的神情看着皮埃罗。“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他问道。“这个人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很明显这是一个奇迹。”皮埃罗回答。“我们有义务去相信那些由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所创造的奇迹,我们神圣的教会也承认了那些由教会的圣徒们创造的神迹的真实性。但是能够出现神迹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退一步说,就算这是个神迹,圣·维塔里为什么要对一个像巴托罗缪那样的肥胖的,愚蠢的傻瓜出手相助呢?”但是尽管他说着上面这些话,他又想起了提莫提欧神甫跟他说起过的一番话,大致是说,即便有关圣·维塔里的独特的力量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凭空编造出来的,但是只要巴托罗缪对此坚信不疑,这份绝对的信心也会让奇迹出现。这有可能吗?当时他听神甫说这番话时,他认为神甫不过是在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没有收到更多的钱的情况下,避免给马基雅维里提供更多的帮助。皮埃罗开口说话了。“别说话。”马基雅维里说道。“我正在思考。”他永远不会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好的天主教徒。事实上他经常允许自己憧憬奥林匹斯山的众神们仍然住在山上的情景。基督教向人们展示了真理和获得拯救的途径,但是它要求人们去忍受,而不是要求人们去做些什么。这种思想让整个世界虚弱了,它将那些无助的羔羊交给了那些邪恶的力量,因为芸芸众生为了能够上天堂,想的更多的是忍受伤害,而不是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这些伤害。它教导人们,最大的善是谦卑,甘于贫贱和轻视那些尘世间的功名利禄。但是古代的宗教教导我们追求伟大的精神,勇气和力量。但是当下这件事确实是件奇怪的事。这让他受到了震动。尽管理智仍在顽固地坚持,但是他内心却开始出现一种不太情愿的倾向性,让他去相信一种超自然干涉力的可能性。他的头脑坚定地拒绝这种念头,但是在他的骨子里,血液中和他的神经纤维里都存在着某种疑问,而对这种疑问他不能够轻易地解除。这就像是在他之前好几代笃信基督教及其神迹的人们一下子抓住了他的灵魂,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了他。“我的祖父也是肠胃不好,常常遭罪。”马基雅维里突然开口说道。皮埃罗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马基雅维里叹了一口气。“现在的人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是因为人们在其位卑言轻的状态中,用他们消极懒散的态度来解释我们的宗教。他们忘了宗教还命令我们热爱我们的祖国,使她蒙受光荣,并且让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保卫她。”当看到皮埃罗一脸茫然,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别在意,我的孩子。别把我的这些唠叨放在心上。我要准备好向公爵报告,明天新的大使
。就这样,张仪又来到了楚国。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楚国。第一次是他籍籍无名的时候,在令尹昭阳府上为门客,曾经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暴打;第二次是前几年访楚,把楚怀王当猴耍了。这一次,他却是将自身当作筹码,为秦国换取土地而来。当他进入郢都的城门的时候,内心是否五味杂陈,后人无从得知。我们只知道,他偷偷地派自己的心腹去找了一个人。一个叫做靳尚的人。当张仪还是昭阳的门客的时候,就和靳尚关系很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兄弟。这一次,张仪要依靠靳尚这位兄弟来为自己找一条后路。因为靳尚与郑袖的关系很好。而郑袖,是楚怀王的夫人。什么风都比不过枕边风,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中国官场一半以上的游戏规则。楚怀王见到张仪,二话不说,命人将张仪绑起来,押入死牢。这回他算是学聪明了,不让张仪有说话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上当。但是他没想到,张仪不说话,靳尚却在他的后宫掀起了一场暴风“醋”雨。“难道您没感觉到危险正在临近吗?”靳尚问郑袖。“什么危险?”“秦王十分宠信张仪,大王却将张仪抓了起来。我听说,秦王为了解救张仪,打算将上庸之地六县献给大王。”“那是好事啊,跟我有什么关系?”郑袖继续对着铜镜顾影自怜。“咳,您听我说完。秦王还精选了一位美人,又从秦宫中挑选了十名能歌善舞的宫女当作陪嫁,正准备送到郢都来呢!”就听到“哗啦”一片响,郑袖跟前一案几的化妆品都被扫落在地。关于郑袖,有必要介绍一下,她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醋坛子。据《韩非子》记载,有一次魏国给楚怀王送来一个美女,楚怀王很喜欢,对她十分宠爱。郑袖一反常态,也对这位魏妃十分宠爱,甚至超过楚怀王。但凡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总是先给魏妃送去,看到魏妃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了,郑袖才摆出一副释然的样子,拉着她说这说那。男人们最享受的就是这种妻妾和谐的齐人之福了。楚怀王看到郑袖如此大方,时常感叹道:“夫人知道寡人喜爱新人,因此比寡人更喜爱她,这才是孝子养亲、忠臣事君之道啊!”有一天郑袖对魏妃说:“后宫这么多女人,我看大王最宠爱的就是你了。但是大王也曾经对我提起过,他对你的鼻子不是很满意……这种事情,我本来不该告诉你,可谁叫咱们是好姐妹呢?你如果想在大王面前长期保持美好的形象,以后可以拿一朵花放在鼻子前面遮掩一下,又优雅又自然。大王看了,不知道多着迷呢!”魏妃不知是计,再度见到楚怀王的时候,果然捏着一朵梅花,故作扭捏状。楚怀王一开始还很受用,久而久之便有点狐疑了。他问郑袖:“魏妃见到寡人,总是以花掩鼻,这是怎么回事?”郑袖连忙说:“您别问我,我可不知道。”她越是这样,楚怀王越是追着她问。被逼不过了,她才支支吾吾地说:“听人说,她是讨厌大王有狐臭。”楚怀王气得浑身发抖,想都没想就下令道:“劓之!”也就是处以割鼻之刑。郑袖生怕楚怀王反悔,马上对内侍说:“大王已经下令了,还不快去执行?”可怜的魏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割去了鼻子。从这个故事不难推测郑袖听说秦王要送美女到楚国来的时候,是何等恼怒。她马上去找楚怀王,说:“人各为其主,张仪就算得罪了您,也不过是为了国家,没什么好责怪的。再说,您现在这样对待张仪,秦王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兵来讨伐。请您把臣妾母子都迁到江南去,免得成为秦人的鱼肉。”说着就哭了起来。郑袖这么一哭,楚怀王就没了主意。他把自己关在卧室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释放了张仪,并且礼送出境。当时有位楚国大夫出使齐国,正在回来的路上。当他回到郢都,听说张仪刚被放走,气得直跺脚,质问楚怀王道:“张仪把咱们骗得这么惨,全楚国人都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您为什么又把他放了?”楚怀王无言以对。这位大夫乃楚国的名门之后,姓屈,名平,字原。世人一般称其为屈原。第十一章秦武王之死公元前310年,张仪风尘仆仆从楚国回到秦国,还未进入咸阳,就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秦惠王去世了。秦惠王的一生,不用过多评述,有几件大事是可圈可点的。第一是杀商鞅。杀商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了不得的是他杀了商鞅之后,仍然坚持用商鞅制订的法律,没有走回头路。韩非子说“秦用商鞅而富强”,秦孝公当然居功至伟,秦惠王其实也功不可没。第二是重用张仪,采取连横政策,削弱了魏国,压制了韩国,打败了楚国和齐国,震慑了赵国。秦惠王时期,秦国对天下诸侯威逼利诱,拉拢打击,翻云覆雨,取舍予夺,将“纵横捭阖”四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第三是采用司马错的巴蜀战略,在增强秦国国家实力的同时,还对楚国形成了强大的威胁,与张仪的连横政策形成互补,为后来秦国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四是起用了樗里疾、魏章、甘茂等一批优秀将领,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蓝田行云流水般五战五胜,写下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得东方各国从此患上“恐秦症”。秦惠王死后,太子嬴荡(好名字!)即位,嬴荡也就是历史上的秦武王。秦武王是个标准的武人,身高体壮,力大无穷,喜爱舞枪弄棒,与当时秦国有名的武士任鄙、乌获、孟说打得火热。他一上台,就把这三个人封做大官。可想而知,秦武王对于张仪这种单靠嘴皮子吃饭的男人,是很看不起的。秦国朝中有很多大臣也看不起张仪。当然,他们更多是嫉妒张仪的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秦惠王在的时候,他们拿张仪没办法;现在秦惠王死了,他们觉得时机已到,纷纷围到秦武王身边,七嘴八舌地说张仪的坏话。火力集中到一点:张仪“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意思是张仪是个无信小人,到哪都是出卖国家以获取个人利益。有人更是放言,如果秦国还要用张仪,将被天下人耻笑。群臣的意见和秦武王一拍即合。张仪的脱身之计张仪回到咸阳,便发现空气不对。对于久经江湖的他来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一朝天子一朝臣,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却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第一件事,丹阳之战的有功之臣魏章,原本也是魏国人,是张仪推荐给秦惠王的,历来被视为他的同党,现在受到牵连,坐了冷板凳。第二件事,张仪多年的宿敌公孙衍居然放着韩国的相国不做,又来到了秦国。秦武王虽然还没有给其任命什么职务,但是此人已经可以自由出入王宫,非同小可。第三件事,甘茂原本是楚国人,经张仪和樗里疾引见,才受到秦惠王重用,平日里关系也不错,现在却开始有意回避张仪。当然,甘茂见到张仪还是很客气,只是每当张仪想跟他说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打着哈哈说:“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好个啥?分明的阴云密布,风雨将至!种种迹象表明,张仪如果继续待在秦国,很有可能步商鞅的后尘。但是离开秦国又能去哪里呢?放眼天下,能够得罪的诸侯,张仪都得罪了——齐宣王和楚怀王对他恨之入骨;魏襄王和韩襄王(韩宣王于公元前312年去世,太子韩仓即位,是为韩襄王)对他敢怒而不敢言;赵武灵王性烈如火,根本不吃他那一套;燕昭王倒是跟他没什么瓜葛,但是以燕国现在的状况,估计不想惹任何麻烦上身。张仪倒不怕得罪诸侯。二十年来,他凭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各国宫廷,颠三倒四,搬弄是非,很多时候是在刀尖上跳舞,凶险万分。然而他从来没有感觉过害怕,因为他知道,只要有秦王在背后为他撑腰,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可是这一次,连秦王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他就像那只曾经领着老虎行走于百兽之间的狐狸,突然发现老虎已经对他目露凶光,不由得寒意顿生。显然老虎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吃了他。然而,一旦老虎下定决心,他势必无处可逃——即便他能逃离虎口,那些曾经被他戏弄的百兽,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他必须在秦武王对他下手之前,为自己找到一条后路。有一天,他对秦武王说:“下臣为秦国服务多年,现在已经老迈不堪,不能再为大王奔走了,但仍想为秦国发挥一点余热,不知大王能不能批准?”秦武王不冷不热地说:“你说吧。”张仪说:“大王英明神武,有号令天下之志,下臣我是十分钦佩的。可是号令天下,既要有强大的武力,也要有恰当的时机。如果东方各国相安无事,而大王贸然出师,只怕引起诸侯的公愤,则田文、苏秦之流将趁势而起,再举合纵之旗,对我秦国那是大大不利。相反,如果东方各国互相残杀,大王您就有机可乘,师出有名。”秦武王微微点头,示意张仪继续往下说。“现在,齐王因为我拆散了齐、楚之间的同盟,十分讨厌我。但凡我所在的地方,他必定兴师征讨。我在此恳请大王把我这把老骨头派到魏国去,引诱齐国来进攻魏国。齐、魏两国交兵,大王就可兵出函谷,装作要讨伐韩国三川的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要进攻,只是将大军驻扎在周朝的地界,威逼周天子交出九鼎和天下的地图,这才是称王的大业啊。”说来说去,又回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话题上来了。秦武王虽然讨厌张仪,听了这番话却不免热血沸腾。他和秦惠王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和荣耀的欲望。换而言之,秦惠王或许对周天子还多少有些敬畏,秦武王却只将周天子当作个行货,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九鼎扛回咸阳的。秦武王甚至突然觉得,原来张仪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的。如果把张仪派到魏国去,可以引发齐国进攻魏国,也算是废物利用,总比杀了他要强。毕竟,刚上台就杀先王的重臣,有点说不过去。想到这一层,秦武王说道:“那就辛苦你了。”张仪赶紧下拜领命。秦武王又说:“既然你代表秦国去魏国,不能过于寒碜。这样吧,寡人派魏章担任你的副手,再给你革车三十乘,别让魏王小瞧了咱们。”秦武王心里暗自得意:这可真是一举两得,连魏章也打发走了,从此眼不见心不烦,通体舒泰。张仪等的就是这句话。“代表秦国”。只要有这顶帽子戴在头上,他便走遍天下都不怕,到魏国更是轻车熟路,不在话下。就这样,张仪以秦国常驻魏国代表的身份,风风光光地来到了魏都大梁。齐宣王得到这个消息,果然兴师伐魏。魏襄王害怕了。张仪却很镇定,他对魏襄王说:“有我在,您不用担心。我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齐国退兵。”张仪派门客冯喜装作楚国人前往齐国,对齐宣王说:“天下人都知道大王痛恨张仪,可是现在张仪被秦王赶到了魏国,您却想方设法让他重新获得秦王的信任。您这样优待他,可真让人看不懂。”齐宣王说:“胡说,张仪在哪,我就派兵打到哪,怎么是让他获得秦王的信任呢?”冯喜说:“您有所不知,张仪离开秦国的时候,和秦王有个约定……”于是将张仪对秦武王说过的话,又原原本本转述给了齐宣王,然后说道,“大王兴兵伐魏,正中秦王下怀。秦王一高兴,说不定又宣召张仪回国了,这不是让他重新获得秦王信任吗?”齐宣王一拍脑袋:“幸好有您提醒,差点上了张仪的当了。”魏襄王不知道张仪使了什么招数,只知道齐国在张仪的劝说下果然退兵了,不禁对张仪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又任命他当了相国。一年后,张仪在魏国去世,享年不详。魏章从此没有记载,不知所终。与国君盟誓:甘茂的谨慎张仪离开秦国后,秦武王就将相国的职务一分为二,分别任命樗里疾和甘茂为左右丞相。甘茂原本是楚国下蔡(今安徽省凤台)人,自幼博览群书,精通诸子百家之说。秦惠王年间,通过樗里疾和张仪引见,甘茂入秦为将。汉中之战中,甘茂得到魏章配合,一举夺得楚国汉中六百里地,名声大振。秦武王即位后,蜀地发生叛乱,甘茂入蜀平叛,又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了秦武王的心腹爱将。有一段对话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据《战国策》记载,秦武王曾经对甘茂说:“楚国派来的使臣,多半能言善辩,常常把我搞得无言以对,该怎么办?”甘茂说:“这有什么难的!如果那些会说话的人出使我国,大王就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完成使命;如果是那些不会说话的人来了,大王就让他顺利办完事,早早回去交差。这样一来,楚国就不会再派那些会说话的人过来,而是派那些不会说话的,大王就可以轻松对付他们了。”这都什么主意?只有在关系非常密切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出这样的点子吧!值得一提的是,张仪虽然被排挤出了秦国,他献给秦武王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却被秦武王全盘接受。公元前308年,秦武王开始了“车通三川,以窥周室”的行动,命令甘茂出兵攻打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甘茂接受了任务,但是向秦武王请求:“请让我先到魏国跑一趟,说服魏王共同出兵讨伐韩国。”同时又提出,要庶长向寿担任他的副手。秦武王心想,还是甘茂考虑得周到,秦国出兵,如果能够得到魏国的响应,就理直气壮多了,于是同意了甘茂的请求。甘茂到了魏国,还没抵达大梁,就在中途停了下来。他对向寿说:“请你马上回秦国向大王汇报,就说魏王已经听从甘茂的建议,准备共同发兵进攻韩国。但是甘茂突然又变了卦,希望大王不要攻打韩国了。”向寿说:“啊?”且不说向寿的脑瓜子一向不怎么灵光(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讲到),就算是个聪明人,恐怕也会对甘茂此举感到不理解吧。甘茂没有理会向寿的疑惑,说道:“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只要你把这话原原本本传达给了大王,此次出访魏国的首功就是你的。”向寿似懂非懂,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回到秦国,将甘茂的话转告了秦武王。秦武王一听就急了,立即从咸阳出发,来到秦魏边境的小城息壤(地名,今不详),宣召甘茂前来相见。甘茂来到后,秦武王只问了三个字:“为什么?”甘茂没有回答秦武王的问题,而是反问道:“大王听说过曾参吗?”曾参是孔丘的得意弟子,以孝道闻名天下。秦武王虽然是武人,对曾参也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秦武王说:“听说过。”甘茂说:“当初曾参在老家费邑,有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好心跑过来对曾参的母亲说,‘你儿子杀人啦!’那老太太连头都不抬,继续织布。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跑来说,‘你儿子曾参杀人啦!’老太太还是无动于衷。没过多久,又有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你赶快跑吧!’老太太赶紧扔下梭子,连鞋子都没穿好,翻墙就跑掉了。”秦武王听了,不禁莞尔一笑,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呢?”甘茂说:“大王派我攻打宜阳。宜阳是个大县,上党和南阳的物资长期以来都贮存在那里。它名义上是个县城,实际上相当于一个郡。现在您命令我不避险阻,行军千里去攻打宜阳,我实话实说,不是那么容易得手的。时间一长,朝中难免有人会说我的闲话。我知道您信任我,可即便是曾参那样的人品,再加上他母亲对他的了解,只需三个人的谣言,就把他母亲吓成那样。我的品德比不上曾参,咸阳城中想说我坏话人也不止三个,我害怕有朝一日您也会像曾参的母亲那样,吓得扔掉梭子跳墙而逃啊!”秦武王拍着胸脯说:“你大可放心,我不会那样。”甘茂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大王服务。先王在世的时候,张仪为秦国开拓疆土,人们不是称赞张仪的才干,而是歌颂先王的英明。当年乐羊花了三年时间打下中山,还喝了自己儿子的肉羹,胜利回朝论功行赏的时候,魏文侯却拿给他一箱子诽谤他的举报信。乐羊大为感慨,对魏文侯说,灭掉中山不是乐羊的功劳,而是主公的功劳。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漂泊到秦国的异乡人,承蒙大王不嫌弃,被委以重任,嫉妒我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其他人便也罢了,如果樗里疾、公孙衍这些人都劝说您不要攻打韩国,您必定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您就欺骗了魏王。韩国的相国公仲朋(公孙衍离开后
剩下的啤酒倒在西尼卡的手上。“唔,”西尼卡对她朋友说,“这儿烧得慌。”她举起双手挥舞着。“我想我弄错了,”吉恩说,“我以为你是我在伍德劳恩认识的一个人呢。”西尼卡笑了。“没关系。谁都会出错的。”那朋友说:“现在好了,瞧。”西尼卡和吉恩相互看着。她的手干净了,没有血了。只有几条也许会留下伤疤的口子。“棒极了!”“咱们走吧。”“好的,再见。”“吉恩!”“再见。”杰克脚踩着油门,眼望着后视镜,说:“那是谁啊?”“一个我以为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当时我住在伍德劳恩的那些公寓里。那儿有贫民区。”“什么贫民区?”“在伍德劳恩。”“在伍德劳恩从来没有什么贫民区。”杰克说,“那是毕肯。现在也拆了,不过从来不在伍德劳恩。毕肯才是那地方。紧挨着游戏场。”“你有把握吗?”“当然有把握。你弄错了,丫头。”在大海的宁静中,一个像炭一般黑的女人在歌唱。她身边是个年龄比她小的女人,把头枕在唱歌女人的膝头上。伤残的手指捋过茶褐色的头发。所有海贝的色彩——小麦色、玫瑰色、珍珠色——全都融进了那年龄小些的女人的面孔里。她祖母绿的眼睛仰慕着镶在碧蓝中的黑面孔。在她们周围的海滩上,海中的废物泛着亮光。在一只破凉鞋的附近,丢弃的瓶盖闪烁着。一台没电的小型收音机和平静的海浪嬉戏着。没有什么可以胜过派达德的歌唱出的这种安慰,尽管歌词激起的回忆是谁都不曾有过的:在别人的陪伴下走向年老;吃着刚出炉冒着热气的面包,分享着谈话;为了驻守在家而回家的鲜明喜悦——为了开始的爱而回归的轻松。当大海汹涌着将一浪又一浪的海水送上岸时,派达德看着到底来了什么。或许是另一艘船,但是不同的船,正在驶向港湾;船员和乘客,罹难的和获救的,都颤抖着,因为他们都有一段时间郁闷不乐。如今他们要歇息一下再去肩负他们生来就要去做的无休止的工作,在这里,在天堂中。任性而为或许李漼当上皇帝实在太过容易,或许是他曾经得不到父皇的宠爱,所以当上皇帝伊始,他便有一种小鸟挣脱牢笼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后,国家的一切对于李漼而言便不再重要,由于失去制约,李漼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嬉戏游乐,进而开始懈怠政事。据史料记载,李漼当时主要沉溺音乐和宴游,每个月要在宫内设宴十几次,席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并通宵达旦地观看优伶演出而不知疲倦。殿前供奉乐工常有五百人,李漼每次看完演出兴之所至,便随手赏赐乐人优伶动辄上千贯钱。长安附近风景名胜中的行宫,是李漼经常光顾的地方。例如长安附近的曲江池,自从玄宗李隆基时期以来,上百年间是李唐皇族首选的游乐之地。曲江池更是李漼的最爱,而且一旦想去曲江池,李漼说走就走,相关部门只好随时在行宫内做好音乐、饮食和住宿的一系列准备,进而恭候李漼的随时出现,搞得其他皇族成员也在府邸随时准备好鞍马以便陪同出行。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漼每次出行,皇族成员、相关部门人员以及神策军等十多万人陪同(“内外诸司扈从者十余万人”),钱财耗费无数(“所费不可胜数”)。对于一个帝王而言,喜欢宴游娱乐倒是无可厚非,即使是李世民、李隆基、李纯等开明之君也没有丢掉宴游娱乐活动的传统,但他们对于帝国的政事还是没有荒废。反观李漼对于政务已经到了不闻不问的程度,例如从咸通四年(863年)处理张议潮建议收复凉州的事宜中,就可以看出李漼一朝是多么昏庸。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抽调驻守河西、陇右的精锐边军到中原地区平定叛乱,吐蕃趁唐朝边防空虚之机,出兵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直到沙州人张议潮在大中二年(848年)率领当地人起义,赶走吐蕃人,成功收复了沙州和瓜州(今甘肃安西)。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张议潮又先后收复伊州(今新疆哈密)、河州(今甘肃临夏)、甘州(今甘肃张掖)、廓州(今青海贵德)、兰州(今甘肃兰州)、岷州(今甘肃岷县)等八州大片土地。为此,李忱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辖河西地区。李漼即位后,张议潮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绝对安全,决定继续收复失地,准备向凉州进军。张议潮将自己准备收复凉州的计划上报朝廷,希望朝廷能够出兵协助自己,但李漼对于此事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依然过着宴游无度的荒淫生活。为此,左拾遗刘蜕上疏劝谏,认为吐蕃已侵占凉州很长时间,如今张议潮主动提出收复凉州,皇帝陛下不应该不闻不问,这样会严重挫伤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的积极性,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立即下诏肯定张议潮为国尽忠的壮举,并立刻发兵增援张议潮。应该说,张议潮在收复八州之地后,对于收复凉州可谓志在必得,但由于长年驻守边境,也使得他对于朝廷局势的变化知晓甚少。宣宗李忱曾经对他的全力支持,使得他本能地认为新皇帝李漼一定会继承先皇的做法。可是收复凉州的计划递上去后久久没有回音,张议潮敏锐地意识到,新皇帝李漼和先皇李忱是完全不同的人。就在张议潮计划收复凉州的奏疏上报朝廷十天后,李漼突然做了一件唐朝历代皇帝都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是参拜历代先皇的陵墓,美其名曰“历拜十六陵”。事实上,唐朝历代皇帝的陵墓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全都参拜过来至少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谁都知道李漼是借着拜陵的名义,再一次大搞旅游项目,但人家名义是祭拜历代先皇,所以朝臣们也都不好说什么,于是只得勉强随行。当张议潮得知皇帝李漼全然不理自己的建议时,他无奈地长叹一口气,由衷地发出了“国势日衰”的哀叹。不过张议潮始终没有忘记先皇李忱对自己的恩德,所以他怀着报答朝廷的心理,依然决定兴兵收复凉州。咸通四年(863年)三月,张议潮带领蕃汉联军七千人,经过一番血战,成功收复凉州,而后又在咸通七年(866年)六月成功收复西州(今新疆吐鲁番)。所以河西地区的人不断歌颂张议潮的功绩,今天在流传下来的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中,有着称赞张议潮的诗句: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不过,当时张议潮虽然为朝廷收复众多失地,但由于皇帝李漼对国事的日渐懈怠,对于张议潮的功绩,朝廷内竟然没有人为他申理,幸好张议潮治下的沙州之地在当时算是个独立王国,张议潮并不在乎朝廷如何对待自己。可是,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已经看出,李漼在位时期对于政事已经到了日渐荒废的地步。置国家主权不顾是李漼荒废朝政的一个典型标志,事实上在朝廷内部,由于李漼的懈怠,导致宣宗李忱吏治清明的局面遭到颠覆性的破坏,其标志就是滥施官赏。例如在对待令狐绹之子令狐滈的入仕与升迁问题上,李漼就表现得十分随意。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李漼即位之后,就将令狐绹罢相改任河中节度使。令狐绹辅任宣宗李忱十年,既无突出政绩,又没有拥立李漼之功,所以被罢相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他被罢相的导火索还是源于其令狐滈,由于令狐绹教子无方,导致令狐滈一方面仰仗父亲的权势作威作福;另一方面仰仗与驸马郑颢是姻亲,长期“骄纵不法,货贿盈门”,使得朝臣对其颇为不满,但因为令狐绹权势炙手可热,所以谁都不敢摸令狐滈的老虎屁股。当时令狐滈不仅贪污腐化,而且利用父亲的身份地位,随意插手科举考试的录取、官员任免诸多事宜,以至于众人称他为“布衣行公相之权”,谓曰“白衣宰相”。等到李漼即位后,很多官员看到弹劾令狐绹的机会已经到来,纷纷上疏揭发令狐滈招权纳贿之事,最终导致令狐绹被罢相。但是令狐绹溺爱儿子的本性依旧不改,到任河中后立即上疏以儿子令狐滈“避贤罢举”为理由,要求让儿子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进而正式取得入仕资格。按照唐朝的科举考试规定,参加科举考试者首先必须要经过州县或国子学的推荐,而且相关部门上报应试者名单的截至时间是在当年十月,称为“解碟尽十月”。而令狐绹被罢相的时间是在十二月,因此令狐滈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解碟,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李漼认为已经罢免了令狐绹的宰相之位,如果再拒绝其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请求,显得不近人情,于是“屈朝廷取士法为滈家事”,特意下了一道敕文加以批准同意令狐绹的请求,从而为其开启了科举入仕的门户。李漼在敕文中宣称令狐滈虽然参加了科举考试,但考试过程一定要严肃公平。然而,在转年的科举考试中,主持考试的是曾经受令狐绹推荐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裴坦。裴坦对于令狐绹当然怀有感激之情,因此毫不犹豫地录取了令狐滈,同时还包括前户部尚书郑瀚的孙子、前宰相裴休的儿子、前宰相魏扶的儿子等人。当时谏议大夫崔瑄上疏弹劾裴坦,认为这是典型的徇私舞弊行为,希望皇帝陛下要求御史台严肃查处此事。但李漼并不为所动,这件“皆取名臣之子”的科举考试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咸通四年(863年)十月,李漼诏令擢升令狐滈为左拾遗。左拾遗这个官职虽然品阶不高,只有八品,但因为在皇帝身边负有谏诤的重任,所以是个职责重大的官职。但是,纵观令狐滈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胜任这个职位。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分别上疏表示反对,认为令狐滈是“无解及第”,所以不应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两个人似乎忘了令狐滈参加科举考试是皇帝李漼亲笔点名批准的,说令狐滈是“无解及第”,在皇帝李漼看来,这等于是在变相讽刺自己。所以刘蜕、张云的结局可想而知,李漼一道诏书将他们贬出京城。通过李漼毫无章法的任命和升迁官员,可以看出,宣宗李忱的“大中暂治”的局面正在一点点地被李漼无情地毁坏,而且从个性角度来看,李漼当上皇帝后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到了放纵至极的地步,靡财好色甚至是滥杀无辜。骄奢残暴李漼宴游无度所带来的一大弊害就是浪费国家的大量钱财,在自己的女儿同昌公主的出嫁、丧葬问题上,因为李漼过度地靡费钱物,遭到了朝臣的反对,最终导致李漼大开杀戒,为他的皇帝生涯再次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昌公主是李漼的宠妃郭氏所生,当时备受李漼的宠爱。同昌公主到了出嫁的年龄后,李漼挑选了出身进士世家的韦保衡作为女婿,并让他们在咸通十年(869年)正月完婚。同昌公主出嫁之日,皇帝李漼倾尽宫中珍宝作为陪嫁,并在广化门赐宅一座,窗户都用各种珍宝加以装饰,用水晶、玳瑁等材料造床,饰以金龟银鹿。用五色玉雕琢成器皿什物,并赐给金麦银粟数斗。卧房内用珍珠连缀而成的连珠帐,紫色花纹玳瑁花斑的却寒帘,有以七种宝物装饰成鹧鸪花纹的鹧鸪枕,翠羽装饰的翡翠匣,还有上面绣着三千鸳鸯以及奇花异叶的神丝绣被。除此之外,在李漼赐给同昌公主所有的陪嫁之中,最为珍贵的当数瑟瑟幕和纹布巾。瑟瑟幕是指颜色如瑟瑟,宽三尺,长一百尺,轻巧虚薄防雨布。将瑟瑟幕向着天空全部打开,上面纹路舒朗,很像碧丝从中连接,即使天降暴雨也不会沾湿。纹布巾洁白如雪,光软绝伦,即使用上几十年也不会沾上尘土。这两件珍品都是波斯商人进贡朝廷的,李漼将两件珍品赐给同昌公主作为嫁妆,可见对这个爱女的宠爱之情。不幸的是,次年同昌公主暴病而亡。李漼为此哀痛不已,突然间失去爱女的打击让他顿时失去应有的理智,将罪过迁怒于翰林医官韩宗召和康仲殷二人,不仅杖杀韩、康二人,而且将其两家宗族百余人尽皆下狱,进而招致朝官们的非议。时任宰相刘瞻鉴于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于是指使谏官上疏劝谏。但谏官们全都害怕被治罪,结果无人响应,刘瞻无奈之下只得亲自上疏劝谏,说同昌公主死得过于突然,医官们来不及反应,所以不是医治不及时所致。而且他为韩、康二人辩护,说他们因为医术高明备受人们称赞,两个人也想在为同昌公主治病的时候,施展自己的医术进而证明自己,无奈实在是无力回天。他在奏疏的最后说皇帝李漼崇信佛教,应该以慈悲为怀,立即释放韩、康二人的族人。刘瞻将奏疏递上去,回馈给他的却是一封罢相外贬的诏书。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承旨郑文在起草罢免刘瞻的诏令时,有表述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的不置私产,为政清廉的句子。当时另一名宰相路岩纳赂受贿,看后觉得郑文是在指桑骂槐,心中颇为不快,当即向皇帝李漼进言,说郑文是故意褒奖刘瞻。李漼得知后果然大怒,责骂郑文是“过为美词”,最终将郑文贬到距离长安五千五百里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担任刺史。因刘瞻罢相事件被牵连的还有京兆尹温璋,温璋是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官员,在担任京兆尹之前曾任武宁节度使。当时徐州军中有号称“银刀军”的骄悍士卒横行不法,温璋到任后为政严明,所以被那些骄悍的士兵所不容。他们竞相排挤温璋,而且皇帝李漼对藩镇历来姑息,为了息事宁人,便将温璋调任。担任京兆尹后,温璋依旧严于执法,这样一个难得的尽职尽责的官员却因为在劝谏李漼的奏疏中同样因为过分为刘瞻辩护,而被贬为振州(今广东崖县)司马。贬书下达的当天晚上,温璋发出了“生不逢时,死何足异惜”的无奈叹息,于当夜在自己的府邸中自杀身亡。温璋之死在朝野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为帝国失去如此精明强干的官员而惋惜,也有很多人因为温璋之死而颇为怀念宣宗李忱在位时的清明政治。但是温璋的杀身成仁并没有唤起李漼的悔悟,相反余怒未息的李漼继续扩大打击力度,又以“与刘瞻亲善”的罪名,将御史大夫孙瑝、右谏议大夫杨知至和高湘、礼部郎中魏筜、朝议大夫张颜、崔颜融等人悉数贬到岭南地区。咸通十年(869年)九月,驸马韦保衡又联合宰相路岩诬陷刘瞻与医官同谋,误投毒药以致同昌公主死亡,后世的元朝史学家吴三省在读到《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记述时,批注说:既然是同谋,就不可能是误投。但就是如此蹩脚的诬陷手法,李漼竟然深信不疑,下诏贬黜刘瞻为康州(今广东德庆)刺史。咸通十二年(871年)正月,李漼下令安葬同昌公主,场面甚是浩大。据《旧唐书?懿宗传》记载:(李)诏百僚为挽歌词,仍令韦保衡自撰神道碑。《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百官内司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出殡之日,李漼和同昌公主生母郭淑妃亲临长安外郭城西的延兴门哭送,葬礼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依旧是《太平广记?同昌公主传》记载:(李)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开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馨。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安葬同昌公主是李漼在位时期浪费钱财的标志性事件,同样同昌公主之死,导致李漼大开杀戒,宰相刘瞻也因为此事被贬,也使得这件事成为一起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李漼即位之初,曾在《即位大赦文》中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表示今后无论任何人都可以进谏直言,即使是没有官职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投匦的方式进谏,自己一定会认真阅读。但纵观李漼在位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是拒谏饰非,而且经常对进谏者滥施刑罚。如前所说,李漼即位伊始,就将令狐绹罢相,取而代之的是宰相白敏中。但是白敏中刚刚接任,就因为入朝时不小心从台阶上栽倒摔伤了腰,连续四个月无法理政,并三次上表请求辞职。可是由于李漼对政事懈怠,看到白敏中挂名宰相而不能理政也不着急,但不予批准,因此遭到右补阙王谱的强烈反对。王谱上疏劝谏李漼,认为皇帝如果失去宰相,犹如身体失去臂膀。况且李漼是新君即位,担任宰相的人必须时刻听从皇帝的召唤,甚至不离皇帝左右。而白敏中的身体状况显然
—155页。?傅吾康:《于谦》,第121页。他们将熊廷弼的让步斥为叛逆之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六一卷,第31—32页,及第二六二卷第28页,高攀龙条;同上书第二九九卷,第10页,1620年杨涟条。我说他们对边防情况一无所知,是根据刘献廷对方以智《全边略记》的评论。他说,该书写于崇祯初年,方以智当时正在兵部任职。然而此书材料来源皆非实录,而多取自传闻。刘献廷断言,多数官员正是依靠这类作品了解边防情况的。刘献廷:《广阳杂记》,第139—140页。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有些已经散失的作品对前线生活有相当详细的描述。温体仁的老师颜季亨当时曾著《九十九策》,但在乾隆大兴文字狱时被销毁了,也无抄本流传下来。见傅路德:《平夷九十九策》。?《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卷,第9页,徐如珂条。徐如珂(1562—1626),苏州人,因在四川平定奢崇明起义而闻名。张其昀:《清史》,第249页。在写给同年温湛持的两封信中,徐如珂提出,应首先平定四川和贵州的叛乱,然后再将主要注意力转向辽东。见《乾坤正气集》第二九四卷,第36—37页。?《明史》第四卷,第2846—2847页。?徐大化的事迹见姚广孝:《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5—9页。1644年夏,杨涟弹劾魏忠贤犯有24大罪。马米兹:《魏忠贤》,第167页;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203—204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二卷,第9—10页。?《明亡述略》,第278页;《明史》,第3049页。?1625年魏忠贤发动的大清洗,就是从告发东北军队胡作非为和阴谋叛逆开始的。根据严刑逼出的供词(魏忠贤已于两年前控制了东厂),东林党领袖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和周朝瑞,都卷入了在东北边地建立割据政权的阴谋。这项阴谋,据说是威胁了朝廷的安全。至1625年8月,所有人犯都死于酷刑之下。马米兹:《魏忠贤》,第161、233—234、238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五卷,第42页。?《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八卷,第57页;第五十九卷,第4页。?《皇清开国方略》,第133—134、140页。?辽东大屠杀使明军将士作战时比以往更加顽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6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4页。?后金境内的大量人民受着饥荒的折磨。1627年阴历二月,有2万余人越过鸭绿江入朝鲜觅食。皇太极还威胁朝鲜国说,若不提供粮草帮助后金渡过难关,后金便要出兵朝鲜,自己来抢。《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78页。?明朝给后金的修好之礼为金10万两、银100万两、缎100万匹、布1000万匹。此后,明朝须每年输纳金10万两(应为1万两——译者)、银10万两、缎10万匹、布30万匹。后金则回赠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4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166页。?同上书,第169页。?钱龙锡是编撰“逆案”的倡议者之一。逆案就是开列魏忠贤罪状的官方文件。而更重要的是,其中列举了魏忠贤在朝廷中的同党。《明史》,第284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77—78页。?《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82—183页。?亮父:《岭南历史人物丛谈》,第92页。?
士大夫的社团
明朝晚期士大夫社团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官场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政治格局的发展。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即后来的安徽和江苏两省,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对此深为反感的李东写到:“熟闻二十年来,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姑不论也……”又作诗曰:昨日到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所谓“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折其田房;膏粱之子,则纠赌而席其囊橐”。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衰败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权势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排斥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生存所必备的特征。和其他盛产举人进士的地区(也许江西除外)不同,江南不像浙江之有余姚和鄞县,或福建之有莆田和晋江那样只有少数几个人才之乡。江南所属10个府,在有明一代各自都造就了一两百名官员。而且,江南有许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其士人流动率比其他重要省份要高得多。因此,江南的官僚名士,不受少数重要城市中个别大族的控制。个别城市也不能支配整个江南。相反,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政治名士。他们具有自我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由于他们散布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聚会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这些士大夫的社团,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书商们不惜重金,聘请已考取功名的知名才子,选编八股文集,介绍这种专门用于科举考试的文体的写作技巧。正如孔尚任的《桃花扇》中南京三山街书商蔡益所的一段道白所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书籍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举人进士,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风气随名手,文章中试官”。这些书店除了出售八股文集外,还推销社稿,即文学会社成员撰写的文稿。出版这种社稿的目的,主要是想让日后的考官对后进才子的姓名有些印象。通过刊布登科社员之名单,社稿也吸引了不少渴望提高文章技巧的读者。当时的出版界并不仅仅如黄宗羲所说——是“时文批尾之世界”。除八股文外,也有冯梦龙之类的出版家所印行的小说,比如他自己的集子——《三言》,艾南英(1583—1646)等编撰的时人传记、丛书、诗集等等。当然,诗也是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但私人或文学社团之所以编辑出版诗集,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审美趣味日益提高、诗歌创作日趋繁荣的形势,创建新的文学批评标准。明末的诗歌和散文,受拟古派诗人王世贞(1526—1590)等前后“七子”的影响极深。王世贞、李攀龙(1514—1570)及其他倡导“古文辞运动”的文人,背弃了宋代散文的形式主义和15世纪流行的平庸呆板的“台阁体”,转而极力推崇秦汉散文和晚唐乐府诗。16世纪晚期的一些诗人,像1584年创建拂水山庄社的常熟学者瞿纯仁,继续发展了这种拟古的唯美主义原则。瞿纯仁的书斋中——后来成了17世纪的文学大师钱谦益的书斋——聚集着一群诗文鉴赏家,他们有志于振兴古诗,因而常作乐府诗。但一种反对拟古派矫揉造作的势力,也在渐渐形成。艾南英等人对文风做作的诗人提出了尖刻批评,甚至指斥王世贞的诗作缺乏自然气息和自发情感。在给诗人陈子龙的一封信中,艾南英写道:“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王世贞文集),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当时,并非人人都同意艾南英对王世贞的指责。但到17世纪20年代末,多数文社都赞成恢复刘基、欧阳修等古文家所提倡的古文。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诗社,大多不是高雅鉴赏家的而是文学盟友的群体,以便共同致力于重现诗歌的魅力,并挽救文学和哲学的衰颓。大约1620年,才华横溢的金坛诗人周钟创立了匡社,这一名称本身就表达了上述目标。同样建于1620年的南社,也抱有类似的目的。用南社成员沈寿民的话说:“吾同术者,卧起相闻,晦明相厉,贬誉相共。”相互品评诗的风格,只是20年代出现的文学和哲学社团的活动之一。在开展文学批评和砥砺品德修养的同时,他们还共同致力于发掘儒学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帮助似乎丧失了道德准则的社会恢复秩序。促成这种合作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项重大使命。因为对经典的含义,每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甚至偏执的理解。而在学社和书院中,通过讨论和讲学得到共同的批判性的发现,则会使社会秩序的恢复成为可能。在1624年这思想日益活跃的一年中,几个江南的社团合并成为应社,它以南京所在的应天府而得名。这一事件标志着长江上、下游各文人群体的联合。该社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南应社,由拂水山社发展而来,以常熟富人杨彝(字子常)为首;一为北应社,以匡社创始人周钟为首。联合的倡议显然是杨彝发出的,所需盘缠及出版费用也是他提供的。他之所以如此,似乎是出于虚荣心。据查慎行:《人海记》载:常熟杨子常,家富于财,初无文采,而好交结文士,与太仓顾麟士(即顾梦麟)、娄东二张友善8xse.com”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还是像以往那样内心充满狂喜。每次阅读这部诗歌,他都不禁因为它美妙的语言而觉得极度的快乐。但是在他的心思的另外一部分,却浮现着奥莱莉娅端端正正地坐着刺绣的图像。于是他时不时必须放下手中的书本,让自己耽溺在一些不体面的念头中。他琢磨着他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和奥莱莉娅再见上一面。当然,一旦见了第二面,她也许会变得不是那样吸引人了,这也许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使不去偷情,他手上的事也已经够他忙的了。不过,偷情这件事也可以成为他的政治外交事务之余一件令人愉快的消遣。他的心思一下子被他的仆人安东尼奥打断了。安东尼奥告诉他巴托罗缪正在楼下,希望能见他。马基雅维里让他告诉巴托罗缪他马上就下楼,说完话他就迅速地穿上了衣服,走下楼去。“抱歉让您等了,男爵。我正在给执政团写一封信。”他轻松地撒了一个谎。巴托罗缪对马基雅维里称呼他的贵族封号用手做了一个自贬的动作,好像在说这根本不值一提。但受到如此的恭维,他还是很高兴。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厄比诺城邦中最坚固的堡垒是圣·利奥,它位于一个陡峭和孤立的岩山上,据说固若金汤。前些日子城堡正在进行一些维修,利用这个机会,一帮子农民操了武器,闯进城堡,把公爵的守卫部队全部杀死了。这一消息迅速地传到了其他村庄,于是这些得到消息的村庄也立刻造了反。当这一消息被报告到公爵那里时,他勃然大怒。很明显暴动是由马焦内那儿的一小撮阴谋分子煽动起来的。这只能说明他们已经决定向他进攻了。宫中现在乱作一团。“公爵可以调动的军队是哪些?”马基雅维里打断巴托罗缪问道。“你最好亲自过去了解这一点。”“我怀疑阁下不会允许我这么做。”“跟我走。我正要去兵营。我带你去。”马基雅维里恍然大悟,巴托罗缪并不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前来,告诉他一件根本也就无法保密太长时间的事变,他应该就是公爵直接派来送达这一邀请的。就像一个森林中的猎人听到了灌木丛下发出的动静那样,马基雅维里一下子绷紧了弦,但是表面上他还是挂着亲切的微笑。“我的朋友,如果你能随意进出兵营的话,你一定是个有权的大人物。”“不是这么一回事。”巴托罗缪回答道,装出一副谦逊的样子。“公爵任命我为负责为部队提供给养的一群公民的头头。”“你一定从中捞了不少油水。”马基雅维里狡黠地说道。巴托罗缪发出一阵大笑。“简直就是蝇头小利,如果还有那么一点利润的话。公爵不是一个你可以糊弄的人。在厄比诺由于食物供应质量差的原因,部队险些哗变。当事件呈交公爵裁决时,他发现部队的怨言确有真凭实据,于是他就吊死了三个维持会官员。”“我现在明白了,这事让你小心了。”他们骑马直奔兵营。兵营距离城里有三英里远。那里有三个连的枪骑兵。其中五十人由西班牙军官率领,另外一百人由一个为了寻求历险和名声而加入公爵部队的、来自罗马的绅士率领。每个枪骑兵均有一匹坐骑,一个骑着马驹的传令兵,和一个步兵战士,传令兵和步兵均归这个枪骑兵使唤调遣。此外还有两千五百名雇佣军,六千名公爵手下的义务兵,大约会在两天内抵达。公爵派了一个代理人去米兰,帮他在散布于伦巴第地方的加斯孔浪人中招募五百个人,同时他又派了另外一个代理人去雇佣一千五百名瑞士兵。公爵的炮兵部队是令人生畏的,目前整装待发。马基雅维里一向对军事颇有兴趣,在围困比萨城那场不太成功的战役中,他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对此他颇为自得。所以进了兵营,他睁大了眼睛观察。他向士兵和军官们问了一大堆问题,然后对所得到的回答进行分析,去伪存真,最后得出结论,公爵的力量确实不容忽视。回到城里后,他发现了一封阿加皮托·达·阿马利亚留给他的信。信中告诉他公爵希望在当晚八点钟见他。吃过晚饭后他打发皮埃罗去巴托罗缪家里,告诉巴托罗缪他今晚要见公爵,如果在他见完公爵之后巴托罗缪想见他的话,他们可以在金狮饭店喝上一杯酒。通过巴托罗缪,他也许有可能和他的妻子奥莱莉娅牵上线,所以就有必要先和巴托罗缪搞好关系。巴托罗缪是个爽快的人,喜欢好的谈话和好的伙伴。像这种来自佛罗伦萨共和国使节的信任不可能不极大地满足他的虚荣心。马基雅维里去了他自己的房间,睡了一个午觉。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和塞拉菲娜再谈上一次。他认为,和皮埃罗相比,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她关于巴托罗缪还是说了不少好话。但这很有可能是出于谨慎。如果他对人性的了解还算正确的话,她一定是对那个胖男人已经给予的没有更多的感激,然而却对他没能给予的东西心中怀有更多的怨恨。马基雅维里认为自己足够聪明,可以让她说出她内心的真实感觉。当他醒过来后,他踱下楼去,似乎要去客厅的样子。一边走着,一边唱着一首佛罗伦萨歌曲的其中一段,声音稍稍地大了一些。“您在吗,塞拉菲娜女士?”当他经过厨房间的门口时,他开口说道。“我以为您出去了。”“您有一副好噪子,大人。”她说道。“一千个感谢。我可以进来待上一分钟吗?”“我的大儿子有一副好噪子。巴托罗缪大人过去经常请他过去,他们会经常一起唱歌。巴托罗缪大人是个男低音。像他那样一个庞大而强壮的人声音如此没有力量,实在是件奇怪的事。”马基雅维里竖起了他的耳朵。“我的朋友比亚乔·布纳科齐,巴托罗缪大人的表亲,和我非常喜欢一起唱歌。我没能带我的鲁特琴过来,真是遗憾!如果能让我为您唱上几首歌,将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的儿子在这里留了一把鲁特琴。他当时想把它带走,但这是一件无价的乐器,它是一位绅士赠送给我那可怜的丈夫的,用来酬谢他为那位绅士所提供的服务。我不舍得让他带走。”“您可以让我看一下这把琴吗?”“已经有三年没有人碰过它了。我敢说有些弦已经断了。”但是她还是很快取了来,放到了马基雅维里手中。这是一件精致的乐器,用西洋杉木制成,并且镶嵌着象牙。他调了一下音,开始用低音歌唱。他不仅十分喜欢音乐,而且具备专业水准的知识。他曾经自己填词作曲。他表演完了之后发现塞拉菲娜已经泪盈于眶。他放下乐器,非常和蔼地看着她。“我实在不想让您伤感。”“这让我想起我的儿子。他远在天涯,在那些异教徒中间承担着这么多风险。”“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历练。而且,在巴托罗缪大人的庇护下,他的前程也是有保证的。”她用一种凄苦的眼神看了马基雅维里一眼。“对于富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乞丐总是感激的。”她尖刻的话语让他明白,他的揣测确实八九不离十。“《圣经》向我们保证,在天堂里面,所有的情况都会倒转过来。”她冷笑一声。“为了能够有我那样的几个孩子,他可以放弃他一半的家产。”“三个太太都未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也确实奇怪。”“你们这些男人,你们总是以为这是女人的问题。卡特琳娜夫人心里清楚得很,如果奥莱莉娅不能很快生了孩子的话,她们娘俩的日子很快就不会好过了。到那时就再也没有好衣服,也再也没有戒指和手镯了。我对巴托罗缪这个人太了解了。他是绝对不会做赔本买卖的。卡特琳娜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她正在捐一些钱给提莫提欧神甫,请他为奥莱莉娅祈祷,让她早日怀孕。”“谁是这个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他们的忏悔神甫。巴托罗缪许诺,如果奥莱莉娅生了一个儿子的话,他会赠送一幅圣母圣婴图像给他,提莫提欧神甫从他们那里骗了不少钱。他简直就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其实他就像我一样清楚,可怜的巴托罗缪是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马基雅维里了解到了比他预期更多的东西。一个简单而且美妙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闪现。他想,现在也许是时候中止这番谈话了。他悠闲地拨弄着鲁特琴的琴弦。“您说得不错,这是一把美好的乐器。能够弹奏它是一件赏心乐事。我一点都不奇怪,您不舍得让您的儿子带着它漂洋过海。”“您非常具有同情心,大人。”她说道。“如果您演奏这件乐器给您带来快乐的话,我愿意在您逗留此地的这段时间中把它借给您。我知道您会爱惜它的。”马基雅维里正在琢磨他如何才能让她主动把琴借给他——她现在连这些麻烦都给他省了。毫无疑问,他对于女人有一手。很可惜她老了,憔悴而干瘪。否则的话他也许会允许自己和她调一下情。他温厚地谢了她。“能唱上几首我的妻子喜爱的小曲,我内心十分宽慰。我和她结婚时间并不长,而她正怀着孕。和她分开是痛苦的。但是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共和国的仆人,总归是要将自己的职责放在自己的感情前面。”于是,在马基雅维里离开她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让塞拉菲娜相信,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而且是一个好丈夫,一个诚挚的朋友以及一个诚实、可爱而又可靠的男人。第十一章到了指定的时间,公爵的一个秘书,由一群举着火把的人簇拥着,过来接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叫上了他的一个仆人,就向王宫出发。公爵出人意料地用一种温和的态度接待了他,好像两天之前在怒气中请马基雅维里打道回府这件事已经完全时过境迁了。他看上去兴致很高。他用一种毫不经意的方式提到了圣·利奥城堡陷落的事情,似乎信心满满,认为他不久就会平定在厄比诺的骚乱。然后他就用一种亲切和机密的口吻告诉马基雅维里,他叫他来是为了告诉他一些执政团的官员们会有兴趣的消息。公爵这种亲切信任的态度完全可以使马基雅维里感到十分受用,如果他是一个喜欢恭维逢迎的人的话。他拿出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刚刚从教皇派驻法国的使节,阿莱斯地方的主教那里收到的。在信中,主教告诉他,国王和他的宰相非常希望取悦于公爵。他们知道他需要人马攻打博洛尼亚,所以已经给在米兰的德·肖芒大人发出了指示,让他立刻派遣三百名由德·拉克雷大人统率的枪骑兵支援公爵,而且,一旦公爵有命令,德·肖芒大人必须率领另外三百名枪骑兵向帕尔马地方开拨。公爵把信亲自交到马基雅维里手中,以便他能确认信件的真伪。公爵当下心情大好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他在攻下了厄比诺之后没有趁势向佛罗伦萨进发,唯一的原因就是法国人派了一支部队去保护它。从这件事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他不能指望法国人会帮他。正因为有了这个把握,那些雇佣军首领才受到鼓舞,起来造反。但是如果法国人由于尚未被人了解的原因,又一次地准备支持公爵,那么形势就变得对公爵十分有利了。“书记官大人,请听我说,”他开口说道,“这是一封给我的回信。在我写给主教大人的信中,我请求法国方面支援我攻打博洛尼亚。你现在可以看出,要对付这些流氓,我一点都不缺乏力量。他们这些小人自我暴露得正是时候。现在我知道应该提防谁,而谁又是我的朋友。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了让你写一封信给你的上级,我并没有在风暴面前低头。我有一些好朋友,其中也包括佛罗伦萨执政团——如果他们能够和我谈妥结盟条件的话。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诚意,我就和他们一刀两断,今后即使我遇到再大的困境,也不会和他们讲和。”虽说他的言辞是威胁性的,但是他用一种轻松自信的方式说出,所以听上去也就不那么具有敌意了。马基雅维里回答说,他会立刻写信给执政团,报告公爵和他分享的这一切情况。公爵于是亲切地向他道了晚安。当马基雅维里到达饭店的时候,他发现巴托罗缪在等他。他们点了加热了的葡萄酒。马基雅维里故作神秘以使得谈话内容十分重要,告诉了巴托罗缪公爵向他叙说的情况。马基雅维里私下里很明白,上述情况巴托罗缪如果不是已经了解的话,就是很快就会了解。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能够添油加醋一番也不错,所以他就告诉巴托罗缪,公爵还很亲切地提到他。当这个胖子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时,马基雅维里毫不费力地编造了一些。巴托罗缪顿时面露喜色。“你已经是伊莫拉城里的第一号人物了,巴托罗缪大人。如果教皇寿比南山,公爵的事业蒸蒸日上,你很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第一人。”“我只不过是个商人,我不敢奢望这么多。”“科西莫·德·美第奇也不过是个商人,但是却成了佛罗伦萨的主人。他的儿子洛伦佐则与国王和王子平起平坐。”巴托罗缪的面部表情向马基雅维里显示,他的标枪命中了目标。“大人,听说你的太太怀孕了,确实吗?”“这是一件令我非常开心的事。她的预产期在明年的某个时候。”“你比我幸运得多,”巴托罗缪叹道。“我已经娶了三个太太,没有一个人为我生下个一男半女。”“奥莱莉娅夫人是一位强壮和年轻的女士。没有理由相信她会是无法生育的。”“那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解释?我们都已经结婚三年了。”“也许你可以带她去洗温泉浴……”“我带她去洗了温泉浴,当那证明不管用之后,我又带她去了阿尔瓦尼奥地方的迈瑟里科地亚圣母院朝过圣,那里的圣母像非常灵验,可以使无法生育的女人怀孕,但还是没有用。你可以想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大的羞辱。我的敌人说我是个阳痿的人。这简直是荒唐。没有人比我更能生孩子了。我真是想不通,在伊莫拉以外方圆十英里内的每个村庄里都有我的私生子。”马基雅维里知道这是一句谎言。“你能够想像一个人运气坏到如此地步,竟然可以连续娶了三个无法生育的女人?”“我的朋友,请不要绝望。总是有可能出现奇迹的。我确信你为我们神圣的教会做了许多事功,完全有条件蒙神赐福。”“提莫提欧神甫也这么说。他每天都为我祈祷。”“提莫提欧神甫?”马基雅维里问道,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们的忏悔神甫。他让我对这件事保持信心。”马基雅维里又多要了一些酒。通过精心选择的恭维,也就是向巴托罗缪请教,他可以如何与公爵进行艰苦的谈判,他很快把后者的兴致调动了起来。接着他向巴托罗缪讲了几个极其不体面的轶事。马基雅维里积累了相当多这样的黄色掌故,而且每次讲起来都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巴托罗缪被逗得大笑不止,当他们分别的时候,他已经认定,他这辈子还没有碰到一个比马基雅维里更有趣的伙伴。马基雅维里也认为这个夜晚过得十分有价值。他是一个凡事适可而止的人,另外他酒量也好,所以让巴托罗缪醺醺然的那点酒对他来说毫无影响。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他开始书写一封给执政团的信。信中讲述了他和公爵见面的经过,以及公爵目前已经支配的,以及可以随时调遣的部队。他写得非常顺畅,没有一处需要修改。写完之后他读了一遍,觉得写得非常好。第十二章瓦伦丁诺公爵习惯于工作到深夜,因此早上也没法早起。他的秘书们也就跟着公爵忙碌到很晚才休息,也就趁机睡到日上三竿。于是第二天早晨,马基雅维里午饭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给执政团的信也已经送出了,心想今天总算可以从容一些了。他阅读了李维的著作,一边阅读一边在书上注上他的心得,然后他拿出那把借来的鲁特琴,玩弄了一会以打发时间。这把鲁特琴的音色不错,音色深沉但是十分甜美,当他第一次试弹时即发现琴声和他的男中音十分相配。这天是个艳阳天,他坐在打开的窗户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不远的地方有人在烧柴火,发出的气味使他的鼻腔觉得很舒服。隔开塞拉菲娜和巴托罗缪两座院子的小巷是如此之狭窄,以至于背着驮篮的驴子几乎无法通过。马基雅维里从他的窗口向下望去,眼底就是那个有着水井井栏和栗子树的小小的天井。他开始歌唱。他今天早晨的嗓子不错,唱了几句后他感觉良好,于是就继续唱了下去。接着他就发现,对面房间的窗户正在被打开,他没能看清是谁在开窗,甚至连放置纸窗框的那只手都没看清。但是他感到一阵激动,因为他确信那位开窗的人除了奥莱莉
进行教育改良。《世祖实录》第七卷,第79页;《贰臣传》第六卷,第1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6—57页。孙上书的时间是1644年8月30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清政府深刻地认识到重建驿递制度的重要性。驿传使各个城市联结为一个网络,而统治者正是通过它来统治帝国的。至晚明,驿递制度实际上被私商所控制了(至1629年,只有20%的交通是官办的)。1647年,多尔衮警告了那些利用国家驿传谋私的人。同时,他调拨了地方的一部分人力、物力以资助这一体制的建设。但是,这只是恢复瘫痪的交通管理和复杂的地方税收体制的艰巨计划的一个开端。文献对此的详细记载,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第1—60页。关于明代驿递制度的衰败,参见星斌夫:《明代的运输》,第2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皇太极与多尔衮都赋予御史以很大的进谏之责,但当给事中或监察官员直言抨击皇帝的过失时,他们却也常常为之恼怒。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罗思·李:《早期满族国家的兴起》,第135页。1644与1647年间,御史们31次上疏陈述改进行政管理之策,多尔衮(勿论他性格如何)只反对过其中的三项建议。然而,他却驳回了他们的许多通常是缺乏证据的告发、检举。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王和皇帝》,第83—84页。孙承泽在这一事件中并没有受到惩罚,事实上,1647年他又被擢为兵部侍郎了。《贰臣传》第十二卷,第28—29页。?张若麒,山东人,1631年进士。1642年与满洲人作战中国谎报战绩,遭人检举,论死系狱。后为李自成所释,并委以御史,负责山海关军事重镇。此后,降于多尔衮,任为顺天府丞。《贰臣传》第十二卷,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页。然而,霸州县在1647与1649年间一直屡遭“贼匪”的袭击。《贰臣传》第八卷和《世祖实录》;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4—55页。从该世纪60年代初开始,沿大路和运河两岸植了树,但是茂密森林已不复存在,至少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铁路线两侧是如此,只有清东陵周围仍有森林?《贰臣传》第十卷,第29—31页。在接受清廷的宽赦之前,唐通在一片石被图赖这位攻陷过松山的英雄所战败,《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页。?《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信送出之日为1644年9月6日。?同上书第八卷,第96页。1644年10月15日,唐通投降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页。?金砺和雷兴的事迹见《清史稿》本传和《文献丛编》第三辑,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2—53页。?《贰臣传》第九卷,第27页。?同上书第一卷,第16页。?方大猷,浙江人,1637年进士,也是曾为李自成效过力的明朝官员之一,南明因此将他定入逆案。所以,他不可能返回本省,只得留在北京,加入了多尔衮的政府。他被授任盐法道,然后随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8月被擢为该省巡抚。《贰臣传》第十二卷,第9—1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9页。正如方对他的上司所解释的那样,山东的离心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官兵刚从一个“平定了的”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原地区便又爆发了动乱。除非向该省多派兵力,否则要控制该省是不可能的。?《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上奏的时间是1644年9月23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页。?为了避免北京出现与主抚派意见对立的主剿派,杨允诺“贼匪”,只要他们“纳马匹、纳器械、塞其洞穴、毁寨撤营”,即可招安。尽管清兵设法让那些放归故里的战俘充当传声筒,广为传播朝廷的赦免允诺,但“招抚”仍然只是一个动摇不定的政策。杨方兴坚信,任何起义军都不能赦免。他认为,“屡抚屡叛,视若儿戏……必非一抚所能收拾者也。职一莅任,即思先剿后抚”。《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上书的时间为1644年10月1日,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页。?《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5—77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6页。李率泰是李永芳的二儿子,与清朝公主结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84—48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3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页。?同上书第十三卷,第148页。满旗与汉旗人派往山东与河南驻防,标志着前述八旗驻防制度的开始,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页。多尔衮主要依赖汉军旗人充当山东文官人选。1644与1649年间,有14人被委以该省的按察使和税使,其中有9人是汉旗旗人。在济南府,1644与1648年间的五任府丞中,有3人是旗人。该府6县的24名县官中至少有6名是汉旗旗人。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93页。?这也许是“高等级行政区划分”的结果。根据施坚雅所说:“将直隶的一部分远伸向这一中心地区的南部,其后果之一,是割裂了位于两省之间的开封和东昌两府的都会与区镇贸易体系,并把大名府(直隶之南部)的乡绅豪强的利益与直辖省而不是与河南或山东紧密联系起来。该省是大名商人的利益之所在。”施坚雅:《城市和地方等级体系》,第343页。?1640年,“土贼”袁时中起事于饥民之中,即是突出的一例。袁本人来自大名,但是他率领的“土贼”劫掠了整个河南北部,并参加了尔后杀死他的李自成的部队。佐藤文俊:《明末袁时中之乱》。?程定恒:《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页。赵二良是一个土匪,他的忠明思想是后来产生的。在他举起弘光旗帜起兵不久,即杀死了一名乡绅领袖和100多名县官属吏。于是,清丰知县组织了乡勇以抵击赵的进攻。起义后来被总兵土国宝所镇压。关于大顺军的进攻,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8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时间是1644年10月1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5—66页。?《明清史料》丙编,时间是1644年9月9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时间为1644年9月23日,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9—70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时间是1644年10月8日。?《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6页。?同上书,第67页。?沈文奎的传记见《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六,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8页。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64页。“绿林”指土匪或歹徒。?例如,1648年秋,鲁国南的官军消灭了一支打着明王朝旗号的起义军,见《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461页。上奏时间是1648年9月23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7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5页。?直至1656年,顺德地区始终没能得到清的完全控制。本府官军“掘壕挖沟,周围七里,弭盗安民,地方赖之”。乾隆版《顺德府志》,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0页。?爱松古的事迹见《清史稿》。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46页。?《贰臣传》第二卷,第12—14页。?《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0月20日。又据上书第十卷,第118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4年11月11日。据叶臣言:在后一次出兵中,招抚了太原附近地方的居民,并将5州、20县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陈永福在保护李自成撤退中牺牲。张:《陈永福》,第65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7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6日。石还接受了几名明朝军官和3000名士兵的投诚。?《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为1644年12月12日。?同上书第十二卷,第138—139页。北京收到奏书的日期是1645年1月3日。朝廷给军队的训谕是:“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在此,以言抚慰之,申戒将士,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1页。像在辽东一样,一个前明官员的投降往往是他以前的将领和朋友推荐的结果。例如董学礼,降于李自成时是明朝的一个副将。大顺军首领命令他驻防于河南怀庆府,它近于山西南界。当多铎的人马经过山西,南下至河南北部时,董防守失败了。1644年10月下旬,他迅速撤至潼关。然而,在他再次进入大顺军的中枢地区之前,他收到了一封清廷的邀降书。他接受了这一邀请。董的降清举动大大地鼓动了其他前明将领的投降。例如,董的一位老友陈之龙(江西举人),在董学礼的推荐下被授以御史之职。当起义军攻占陕西之时,像其他众人一样,陈投降了李自成,并担任了宁夏节度使。在董学礼投降清朝后,陈收到了这位他以前上司的来信:解释归附后的情形,并请他也参加新朝。陈欣然应允,随即向阿济格表示归降之意;陈被清廷委以三边总督的重任(三边包括陕西北部的榆林,陕西中部与西部的固原以及宁夏与甘肃)。次年,陈之龙进京陛见,正式任为御史,被授以安徽凤阳总督大权。《贰臣传》第十二卷,第1—2页。关于董学礼之降,见《世祖实录》第八卷,第97页。?《世祖实录》第十一卷,第128—129页。?《贰臣传》第十卷,第32页。后来唐通被召至北京,隶汉军正黄旗,晋封定西侯。?阿济格的进军如此之快,是与西北几位军事将领的迅速投降分不开的。由于这里的穆斯林、藏人和蒙古人的影响是那样的大,因而他们甘愿降清也就并不奇怪。这里可以说是操各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例如,南一魁,原明朝官员,陕西人,曾归顺李自成并被授以参将之职。在他认识到李自成不可能再成为皇帝后,便弃李而去,投奔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当阿济格从陕西北向进军延安时,南一魁甘愿为清效劳;并同另一明降将杨镇邦一道,在南击延安时与满、蒙、汉旗军协同作战。最后,南成了汉军镶红旗人。《贰臣传》第十卷,第10—12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页。李过是在陕西进攻中幸免于难的少数重要的大顺军人物之一。后来,他仍然与南明抗清。据当时人记载,李自成的谋臣、算命先生宋献策,在延安被捕入狱。由于一位捕俘他的满人对他的神奇才干十分赏识,这个矮子成了一名旗人,卒于1662年。谈迁:《北游录》,第386页;查慎行:《人海集》第一卷,第4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但是,直至1645年1月19日,多铎的前锋同潼关守兵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的小规模战斗。而此时,李自成正在从西安调兵加强此关的防御。?《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5—156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55页。?李命令田见秀殿后,并要他在与后卫撤离时毁掉此城。但西安居民很幸运,因为田没有这样做。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页。?根据一种详细记述,李自成部还有13万人。斯特鲁弗:《南明》,第27页。?顾山贞:《客滇述》,第92页。?图赖是一个极卖力的追击者,策马日夜兼程。《清代著名政治家评述》,第98—99页。河南的明朝官员,如曾与张献忠部和地方“贼匪”作战多年的徐起元,迅速地接受了清朝统治,并为清军装备船只以待长江作战之需。然而,直至1647年5月12日,长沙才纳入了清朝统治之下。30名官员、3500名士兵投降湖广巡抚高士俊。《贰臣传》第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370页。?采取这一决定是在1645年5月30日。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7页。?《世祖实录》第十八卷,第210页。?帕森斯:《明代农民起义》,第165—166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2页;汪宗衍:《读〈清史稿〉札记》,第207—209、496—498页。?《世祖实录》第十四卷,第157页。?同上书第十四卷,第161页。?第七章南京的陷落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孔尚任:《桃花扇》,第312页1644年12月,多铎派遣图赖和他的远程骑兵部队去试探南明在睢州的防卫情况。在那里有4万到5万明军,其指挥官是以镇压了1622年山东白莲教而闻名于世的许定国。这时,他听说那个省的许多官吏和绅士已经归顺了满族政权,而且还得知,那些前明官吏在他们死心塌地地投降以后得到了清政府的礼敬,遂暗中与多铎通款,表示愿意与睢州将领李际遇一起投降,以换取恩赦。多铎小心翼翼地作出了反应,坚持要许定国在进一步谈判之前,把他的儿子送来作人质。这样,许定国转而决定就地对满族人进行进攻。1645年1月初,在丢失了宿迁一带的黄河北岸之后,史可法命令高杰收复归德和开封附近的地区,并保卫开封和洛阳之间的虎牢关。在那里,高杰不仅能够阻止满族人,而且可以进而越过黄河,实现光复中原的民族愿望。根据这个计划,高杰驱马北上,渡过淮河,赶到睢州。然而当他接近许定国的营部时,却听到风传,说许定国的儿子已经被当作人质送往多铎的军营。由于怀疑不定,高杰派遣了几名使者,要求许定国立即亲自来解释这些事情。高杰和许定国之间素无好感。当高杰还是一个起义军的时候,他的部队曾经进攻过太康,并且杀死了许定国一家老小。所以当任命高杰为“四镇”之一的命令宣布时,许定国曾痛骂高杰,并且上书弘光皇帝,说高杰仍然不过是一个强盗。如今高杰的部队已接近睢州,许定国很担心以前那封信的后果。于是,许定国在城外10里的地方跪见了这位前叛军首领。他解释说,他本不识字,写给弘光皇帝的那封信实际上是由一个文吏起草的,那个文吏已经逃跑了。高杰释然,便接受了许定国请他们进城的邀请,并且受到了盛情款待——依照迎接明朝将帅和显贵的礼仪。1645年1月8日,高杰和他的卫队来到了许定国的营部,并且受到热情的欢迎。他似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许将军的宴请。然而,当他们坐到宴会桌旁时,他和他的卫队突然遭到了许定国士兵的袭击,并被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