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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堂呦呦 发布时间：2024-01-04 13:33:52
欧美大尺度A片免费专区居民-社区-遗产”间身份认同感，使文化遗产进一步融入居民生活，成为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推动力。北京建筑大学建筑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汤羽扬发表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之‘北京经验’”的主旨演讲。她对近五年来北京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方法、路径作了介绍，通过数据呈现的方式对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良好发展态势进行了论证。“北京已形成了具有‘多元主体、多元价值、多元资金’的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她提出了对遗产价值阐释、区域自然与文化生态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持续研究的建议，指出应以此为基础，在遗产制度和保护机制角度，针对“可信性”“有效性”“能力建设”“交流”和“社区”进行综合提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项目干事JuliaKim-Davies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保护奖中国获奖项目进行了回顾。她指出，伴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发展和方法的更新，中国遗产保护项目呈现多样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尤其是在遗产地背景下的创新设计，其既论证了基础设施保护对于遗产本体可持续性的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传统智慧在应对环境可持续性方面挑战的特定价值。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动。因初版并未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附识：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于后。一九八七年双十节钱穆自识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三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一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得此认识。二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开来，各有起讫。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战国以后有秦汉，决不能和西方之希腊以后有罗马相比。这显然见得双方历史互有不同，此即是我上面所指述的历史之特殊性。但此处当注意者，我们只可说，西洋史可分割，中国史不可分割，却不能说中国历史没有变动性。我们只能说，西方历史的变动比较显而在外，使人易见。中国历史的变动，却隐而在内，使人不易觉察。我常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三诸位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历史和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是变。因此乃有所谓历史时代。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我们当知，并非先有了各个时代，才有这各个时代的历史。乃是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为各时代。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如在先史以前，人类存在，已不知其经过了几十万年。但其间变动少，便亦无许多时代可分，亦无详细历史可写。于是便成为我们对这一时段历史之所知少。实因这一段历史自身之变动少，人类进步迟缓，故无事变可言时代可分。浅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温饱度日。在其人生过程中，无特殊性，无变异性，其人之一生，便亦无历史可言。西洋史总分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史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但中国人讲历史常据朝代分，称之为断代史。如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辽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等。因此有人说中国史只是一部帝王家谱，乃把王朝兴亡来划分时代。李家做了皇帝就名唐史，朱家做了皇帝就称明史，此说实甚不然。一个统一王朝之兴起，其政府规模可以维持数百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中变动比较少。突然这一王朝崩溃了，另一新王朝起而代之，当然在这两朝代之间历史会起大变动，所以把断代史来划分时期，就中国历史言，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划分，并无很大不妥当处。若我们必要比照西洋史分法，则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但这与西方的中古时期不同。大体说来，西方中古时期是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汉唐时代，政治社会各方面甚多进步。不仅不比我们的上古史逊色，又且有许多处驾而上之。我们也可将秦代起至清末止，两千年来一气相承，称之为中国历史之中古期，不当在中间再加划分。若定要划分，亦可分做两期。五代以前为一期，我们不妨称五代以前为中国的中古史，这一段历史，因离我们比较远，由我们现代人读来，有许多事情也比较地难了解难明白。宋以下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相接近，读来较易了解易明白。我们也可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如此说来，可以说中国史常比西方史走先了一步。秦代已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是中国的近代时期了。如此便发生了一问题，即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但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其原因又何在呢？历史本不是齐轨并进的，把一部中国史比起西方史来，何以忽然在前，又忽焉在后？近代西方何以如此突飞猛进，近代中国何以如此滞迟不前？这里面便见出有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与解答。四其次，我们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例如从春秋到战国是一变，但这尚是小变。从战国到秦却是一大变。自东汉到三国魏晋时代却又为一大变。历史进程，一步步地不断在变。从此不断之变中，我们又该默察其究竟变向哪里去。正如一个人走路，我们可以察看他的行踪和路线，来推测他想走向哪里去。同样情形，治史者亦可从历史进程各时期之变动中，来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动向。固然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有顿挫与曲折，甚至于逆转与倒退。但此等大多由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种顿挫曲折逆转与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趋势与大动向可见。此等长期历史之大趋势与大动向，却正表现出每一民族之历史个性有不同。我们学历史，正要根据历史来找出其动向，看它在何处变，变向何处去。要寻出历史趋势中之内在向往，内在要求。我们要能把握到此历史个性，才算知道了历史，才能来指导历史，使其更前进。使其前进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今试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和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但中国历史的大趋向，则总是向往于团结与融和。西方史则总像易趋于分裂与斗争。中国史上有造反与作乱，但和西洋史上所谓革命不同。中国史上也有向外扩展，但与西洋史上之帝国征服又不同。此项所谓历史的大趋势大动向，我们无法在短时期中看清楚。但经历了历史上的长时期演变，自能见出所谓各自的历史个性，亦可说即是在历史背后之国民性或民族性之表现。刚才已说过，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西洋史亦即是西洋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因此，历史个性不同，亦即是其民族精神之不同，也可说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其前途何在，都可从此处即历史往迹去看。这是研究历史之大意义大价值所在。我们该自历史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就可看出历史传统。我此所谓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能使历史在无形中，在不知不觉中，各循其自己的路线而前进。若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沉淀下来的，或僵化而变成的一些渣滓，此乃依随着历史生命而俱来的一种历史病，却不当误看为历史传统。五现在我们再重述前面所讲的意义。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从外到内，期有深入的了解。我们研究历史，其入手处也可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点，然后由此以达彼。此起点，即是从入之途。我们研究历史要先有一知识据点，然后再由此据点推寻到其他另一点。例如这讲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时即知道旁的东西非茶杯。我虽未知此许多东西是何物，但起码已知道了它决不是一茶杯。如我们读《左传》，先明白了春秋时代是怎么一回事，待我们读到战国史时，便见战国与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谓从异明变。普通自该从古到今，从先而后地顺次读下。但现代人似乎觉得这样学历史太麻烦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也有人以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远，和我们现时代太隔别了，似乎不太相干。再来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实际。此说若或有理。让我试讲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第二种研究历史的途径，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现代史上任何一点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学术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实一问题，都可据我们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这一事变之所以然来。另外又有一种研究途径，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例如听人谈到宋史，说起王荆公新法如何，司马温公反对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兴趣，便不妨从此一处起，来作宋史之钻研。只求在一处能深入有体悟，自然会欲罢不能，便推及到其他处去。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后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寻，愈推愈远，这就是一种历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师友的影响，或偶然读得一本新书，而得了某一项启示，因而引起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和动机，也尽从此入手。总之，要学历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为据点，来开始前进作研究。例如汉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我们不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个是红面，一个是黑面就算。要能从容不迫，沉潜深入，自然渐渐能穷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里的研究来。但如上述第三种，根据某一问题来研究历史，实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问题：“中国何以会有共产党？”若循此作研究，经过一番推溯，在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前，中国并无共产党，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无马克思其人。那么此一问题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断了。你将认为上面历史和此无关，如是的心习，会使你走上许多狭窄肤浅短视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们要根据当前问题来推究，也得首先将此问题暂放一边，平心静气，仍从历史本身的通体来作研究，如此才能对你原有问题得出一正当的结论。我们当知，从研究历史用心，可以解决问题。若仅从解决某些问题上用心，却不一定能了解历史。这等于说，明体可以达用，而求用心切，却不一定能明体。故此，我们若真要研究历史，仍不如从头到尾作通体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体，再深入分着时期去研究一部断代史。对一部断代史有研究，再回头来接着重治通史，又继而再另研究一断代。如此循环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远可大，才能真明白历史上的时代之变，才能贯通上下古今，而获得历史之大全。我们更当明白，在同一时代中，此一事件与彼一事件之彼此相通处，及其互相影响处。但此也不宜刻意深求。我们若能熟悉于某一时代之横剖面，自见在此时代中一切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等，一一可以综合起来互相会通，如此才能真明白了此时代。切莫一一各自分开，只作为是一些孤立和偶起的事项来看。我们又当知各事项之相互影响，又有主从之别。如三国时代，政治变了，社会变了，学术也变了。我们当研究此种种变，主要究自何处发动开始，究竟是由何一项来影响了其他别一项。又如自清代咸同中兴以迄今天，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也曾有不少次的变动，每一变动也多曾引起人鼓舞想望，以为中国有希
战死面不能先割地求生存，这都是一般人最容易犯的过错（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熊弃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弃之。此人之大过也）。如今大王失去数百里的土地，丢掉几十座城市、而魏国的兵患却不能解除，这是因为大王打了败仗再割地而不能先把地送给秦国。如今秦国强大，天下无敌；魏国弱小；战败已成定局。如果大王能听我的话，国家亏了地，但不至于伤害国家的元气；大王委屈了自己，但不至于再遭苦难。因为我们可以此阻止以吕不韦为首的主战派对魏国的进攻。如今的秦国，从一般老百姓，尸到朝堂之上的大臣，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支持嫪毐，还是支持吕不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如果大王先割地送给秦国，那就成为嫪毐的功劳了；委屈自己而尊奉秦国，也是因为嫪毐。大主这是以整个国家在支持嫪毐，嫪毐这一派肯定会战胜吕不韦这一派。这样；秦国王太后赵姬肯定会赞赏大王。秦国王太后感谢大王，大王算是交了一个天下最值得交的朋友。大主通过嫪毐而结交了秦国，天下的人都会弃吕不韦而支持嫪毐，那么，天王因吕不韦屡攻魏国的冤仇就报了（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谬氏？天下必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战国策》的这段文字透露了四点信息：第一，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是秦国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第二，吕不韦集团与嫪毐集团的矛盾广为人知；第三，吕不韦集团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则未必；第四，嫪毐集团由于得到王太后赵姬的支持，所以，显得比吕不韦集团更有实力。从上面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吕不韦一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秦国的统一战争、是秦国政坛上著名的主战派。魏国之所以要主动献地给秦，就是想扶植嫪毐这一派。如果吕不韦是坚定的主战派，嫪毐至少不是一个铁杆主战派。因为嫪毐根本就不懂什么政治，根本就不懂得为秦国谋利益，嫪毐所知道的仅仅是依靠王太后支持疯狂地攫取权力，扩大自己这一派的势力。但是，嫪毐集团和吕不韦集团没有一个是秦王嬴政所能容忍的！嬴政要的是自己独揽朝纲，他岂能允许两个政治集团瓜分他手一中的权力？既然嫪毐本人已被车裂处死，那么，吕不韦也必须得死。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总裁一个都不能留！所以，吕不韦的被迫自杀有着深刻的背景。吕不韦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但是，他和所有的人一样，终归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吕不韦精心策划了异人继位为庄襄王，精心辅佐了秦王嬴政。吕不韦全力支持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作出巨大贡献。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吕不韦犯下了他人生的第二个严重错误。吕不韦一生中第二个重大错课就是不自觉地超越君权。吕不韦没有想过，他在秦王嬴政继位之后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者说，吕不韦精于获得权力，却不懂得什么时候要放弃权力。这是许多政坛精英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用权而不恋权，到位而不越位，这中间的取舍与进退，确实耐人寻味。要一个经过艰苦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放弃权力非常不易，但是，这又是任何一个获得权力的人必须要学会的。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起，逐步开始了向中央集权的转变过程。由此产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君成为唯一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下，不管是谁，不管你与国君是什么关系，你的权力都不可能长期超越君权。谁越位侵占了君权厂谁就会遭到只允许自己独操大权的君王的杀戮。吕不韦与秦王嬴政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即使吕不韦和嬴政有血缘关系，嬴政同样会除掉自己的这个政治对手。我们在“穆公东扩”中讲过，晋文公重耳就是靠杀死启己的侄子晋怀公当上晋国国君的。所以，吕不韦在嬴政继位之后，应当立即还政，及时引退，低调做人，韬光养晦、全力解散多年为相形成的政治集团。这样，才能让嬴政放心，也才能自我保全。可是，吕不韦没有这样做。嬴政举行加冠礼后，吕不韦应当立即引咎辞职，退居乡里。但是，吕不韦也没有这样做！等到秦王嬴政将吕不韦驱逐出朝，让他回到河南封地去时，吕不韦清醒了吗？依然没有！何以见得呢？“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就是明证。这说明吕不韦不甘寂寞！这也是人性的必然，要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人一下子销声匿迹，自甘寂寞，难！六国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者一个个都是吕不韦的催命鬼！他们的到来让秦王嬴政刚刚放下一点的心又悬起来了。如果吕不韦去六国为相，为六国服务，对秦国一肯定极为不利！这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为敌所用，秦王嬴政能愿意吗？秦王嬴政只能将吕不书全家迁到更偏远的地方。这只是秦王嬴政除掉吕不韦的第一步，下面更严厉的惩罚会像组合拳一样扑面而来，拳拳要的都是吕不韦的命！吕不韦终于因自己政治上的两大失误走向了死亡。我们从秦王嬴政对赵姬、吕不韦的出手中可以看出，秦王嬴政非常果断、残酷，天生就是一个长于执掌朝纲的铁腕人物。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敢于软禁，对自己的“仲父”敢于流放，因为他需要从王太后、相国手中夺回属于他的政治权力。司马迁写秦王嬴政性格“刚毅”，算是看透了嬴政。吕不韦以德治国秦始皇果决寡恩吕不韦的被逼自杀对秦王嬴政来说当然是心中最痛快的事情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后果却极为严重。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国的国富兵强，变法之后的秦军也成了著名的虎狼之师。商鞅变法给秦国军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每位军人上战场就想斩掉敌方的人头，因为有了人头就可以晋升爵位，爵位又可以带来财富和地位；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军发动的战争动辄杀戮数十万人。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军也向外大规模扩张，但是，这些攻城略地的战争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秦王政二年，麃（biāo，标）公攻占魏国卷（今河南原阳），斩首三万（麃会将卒攻卷，斩首三万）。秦王政三年，大将蒙骜攻占了韩国十三座城市（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秦王政五年，大将蒙骜攻占魏国二十座城市，建立了极具战略地位的东郡（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但是，这些战争都没有杀戮十几万人的历史记录，只是在攻占魏国卷时“斩首三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史书没有记载，不过，看看《吕氏春秋》就会明白。秦国可以靠军功、爵位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士兵的作战激情，培养出一支雄壮之师；但是，秦国在推进统一六国的战争之时，一味的斩首必然意味着六国的拼死抵抗！六国虽弱，最终要被秦国所灭，但是，他们也有生存权啊！他们也不甘心亡国啊！虽然六国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是天下由动乱走向稳定的需要，但是，这种进步是要六国付出亡国的代价的。六国能甘心吗？本已不甘心亡国，又将在战败之后遭受屠杀，所以六国之人必然要拼死抵抗。反正是死，战亦死，降亦死，为什么不战而降呢？所以，商鞅制订的军功爵制面临着一种尴尬：不适应统一六国的战争现实。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孝行览》中明确提出：治理天下必须从根本上入手，这个根本就是孝道（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吕氏春秋》一书中大讲儒家的德教，强调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强调嬴取民心的王道仁政。这是对商鞅纯粹的法家思想的有力反拨。正是因为有了吕不韦的政策调整，才出现了吕不韦主政期间秦国对六国攻城略地而不出现大量杀戮的现象。这种政策的调整，使得秦军的统一战争受到的拼死抵抗大大减少。吕不韦的政策中不仅含有一定的儒家思想成分，也是先秦时期道、法、墨、名各家思想的综合。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他的治国蓝图的全面反映，这种治国思想与秦始皇的方略是相悖的。伴随着吕不韦离开秦国政坛和吕不韦的自杀而亡，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的思想当然不会为秦王嬴政所喜欢了。秦王嬴政既然逼杀吕不韦，他的身边就缺少了一位像吕不韦一样精明能干的助手。但是，中国历史上凡是有所作为的君王，身边都不乏精明强干的人才。谁能够在吕不韦之后代替他呢？谁能够成为秦主嬴政未来的主要助手呢？第13章李斯为政秦王嬴政继位的煎九年，一直是吕不韦主政，秦王嬴政十二年，由于嫪毐事件的牵连，吕不韦被迫饮鸩自杀，嬴政从此失去了治国的一个关键助手。抛弃了吕不韦的嬴政要完成轰轰烈烈的统一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得力助手，在这种背景下，嬴政起用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李斯。在李斯的辅佐下，嬴政一步步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创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嬴政之前三十余名国君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在秦王嬴政的统一大业中，李斯功不可没。这个来自楚国上蔡闾巷中的小人物，究竟是如何登上秦国政治舞台的呢？他为秦国的统一大业究竟做了哪些贡献呢？仓中鼠领悟人生西入秦初露锋芒在逼迫吕不韦饮鸩自杀之后，秦王嬴政选取的主要助手是李斯。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年轻时曾经在郡里做个小吏。有一次，李斯上厕所，看见厕所里的老鼠吃得很差，而且一看见人和狗就吓得狼狈逃窜。后来，李斯到官府的粮仓里，看见仓里的老鼠，住大房子，没有惊扰，吃得好，住得好（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大生感慨：一个人一生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就像老鼠一样，关键看他在什么平台上（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李斯非常有名的“老鼠哲学”。仓中鼠的理想，显露了李斯不甘贫贱、一心向上爬的愿望。不少学者指出，李斯的“老鼠哲学”是自私哲学，确实非常正确。但是，李斯的“老鼠哲学”并非全无道理，平台对于实现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李斯对人生的有效领悟。“仓中鼠”的理想使李斯不再甘当一个小吏，他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李斯辞去官职，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宣讲孔子的学说，但是，他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改造。荀子的思想比较接近法家主张，主要研究如何治理国家，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国家才能干出一番事业。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他各国也在走下坡路，而秦国在西边正蓄势待发，他决定到秦国去。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统一天下（欲吞天下称帝），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只能遭人耻笑。这是李斯对人生意义及荣辱问题的总看法，是他日后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他积极进取、乘时建功的动力，也是他日后陷入罪恶渊薮的源起。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李斯准备入秦之时，正是秦庄襄王子楚时期，强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日趋显明。李斯选择入秦，显示了李斯对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敏锐判断。但是，李斯来到秦国时，正好赶上庄襄王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嬴政继位成了秦王。李斯刚到秦国，嬴政年幼而没有接管权力。权力在王太后赵姬和吕不韦手中。所以，精明的李斯立即投奔吕不韦，做了吕不韦的门客。此时的吕不韦已是相国兼仲父，地位如日中天。李斯是有才之士，一个人怀才就像怀孕一样，最终是无法隐瞒得住的。所以，李斯很快被吕不韦发现、重视（不韦贤之），提升为郎（侍从），并因此得到了接触秦王嬴政的机会。一次，他对嬴政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抓住时机。秦穆公时秦国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力量一天天衰落，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这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眼下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方不能错过。季斯的这番见解得到了嬴政的赏识，被提拔为长史。第二次见到秦王嬴政的时候，李斯又提了一个建议，他说，秦国对六国的统一战争要两手并用，一方面要使用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要不惜金钱，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方面用兵，一方面用钱，用这两种武器对六国双管齐下。这种策略有点像现代美国惯常使用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不过早了一千多年。嬴政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很奏效。这样，李斯又被嬴政从长史提拔为客卿（六国之人在秦担任的高级顾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身为客卿、意气风发的李斯要大展宏图之时，遭遇了驱逐门事件。郑国修渠耗秦力嬴政恼怒逐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相国吕不韦因嫪毐事件被免职，归食邑洛阳赋闲。就在这一年，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所有在秦的六国之人。秦王嬴政的逐客令来势凶猛，一时间，在秦国的六国人士纷纷逃离秦国。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注重网罗天卞人才，为什么刚刚掌权的秦王嬴政突然下令驱逐六国人士呢？原来秦王嬴政的逐客令和一个国家有关。这个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秦国相邻，位置在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因此，它注定是阻挡秦国东扩的第一道防线。所以，秦国从范雎向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六国总方略之后，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蚕食，国土面积不断缩水。濒临绝境的韩国想到了一个消耗秦国国力的办法，就是让秦国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战国后期，虽然铁器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之中，但是，和今天相比，战国时期的生产工真仍然显得十分简陋，生产力水平也很低下，实施重大工程往往要举国之力。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就是这样，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韩国认为秦国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家，爱干这类“傻事”。于是，他们派出了一个间谍，到秦国来诱使秦国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这个间谍是谁呢？他的名字也比较有意思，叫郑国。韩国为什么选郑国到秦国当间谍呢？因为郑国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水利专家，他的施工设计合理，修好后的郑国渠可以成为秦国富农政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对于秦王很有吸引力。秦王嬴政因此动了心，同意修建这条三百多里长的水渠。这条水渠由西向东，横跨渭北高原，一旦修好，可以灌溉关中四百多万亩土地。特别是这条水渠含有大量泥沙，用泥沙淤灌盐碱地，可以彻底变盐碱地为良田。因此，这条水渠可以大大强化关中的抗旱能力，大面积地改造关中的盐碱地，增加耕地面积，使关中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这条水渠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国渠”。但是，正当郑国渠修建得如火如荼时，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了。秦王嬴政听说郑国是个韩国间谍，勃然大怒，要杀郑国。不过，郑国非常坦然地对嬴政说，我开始确实是作为韩国间谍来秦国的，但是，这条水渠修好之后，的确能给关中农业带来巨大效益，这对秦国是非常有利的。《史记·河渠书》在评价郑国渠的巨大作用时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这是说郑国渠使秦国关中成为千里沃野，从此再没有灾年，秦国因此更加富强，最终吞并了六国。话说得稍显夸张，但是，郑国渠对于秦国稳定国内经济、增强经济基础，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秦王嬴政听了郑国的解释，觉得郑国的话讲得有道理，就恢复了他的修渠工作，让郑国把活干完。郑国渠虽然继续修，但是、郑
敌人的不利位置取胜。我虽然是已经灭亡的商朝的后人，对于没有列好阵的敌人，是绝不会击鼓进攻的。”大伙儿听了，都面面相觑。公子目夷说：“那是您还不知道什么叫打仗，所以才这样说。楚军强盛，然而身处险地，不能及时列阵，是天助我宋国，那时发起进攻，有什么不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担心打不过他们，哪里像你那样光为楚国人着想？两军交锋，对面都是敌人，就算有的人年纪大了，抓到手了就要俘虏，还管他头发斑白？我们严格纪律，加强训练，就是为了杀敌，只要敌人还有战斗力，就要杀死他，还管他是不是二次受伤？如果不想伤他，干脆一次也别伤；可怜其年老，不如不打这仗。军队就是要在有利的情况下使用，而且要用金鼓来鼓舞士兵的斗志。把部队带到有利的位置，让敌人处于不利的位置，抓住敌人的漏洞进攻，那是必须的！”宋襄公喃喃说：“那不是仁义之道，不是仁义之道……”大伙很不理解，他对没犯什么错误的滕宣公和鄫子一点也不仁义，为何对伤害过他的楚国人如此仁义？其实，还是一个面子问题在作怪，与仁义有何关系？第一，宋襄公一直以来都以齐桓公的继承人自居，视自己为当然的霸主，没想到小国不服，大国反而与楚国交好，让他感觉很难受。绑架滕宣公，残害鄫子，都是自信心不强的表现，同时也说明，他本质上就是一个残暴的人。第二，在盂地会盟上，楚成王将他搞得很没面子，而且公然破坏国际公约，将他给绑架了，国际社会不但不谴责楚成王，反而纷纷讥笑他不自量力，使得他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从此将楚成王视为头号敌人。第三，他想拾回自尊，重获信心，唯一的途径就是打败楚成王，这是他不接受公孙固的建议，一定要在泓水迎战楚军的主要原因。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之所以不对楚军进行半渡而击，是因为他那受伤的自尊心在膨胀：不但要在军事上打败楚成王，而且要在道义上打败楚成王，让天下人都看到，即使楚成王在盂地之会上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对待他，他却不肯用不公平的手段来对待楚成王。和楚成王相比，他是多么堂堂正正的一个人！以上是对宋襄公的心理分析，大家姑妄听之。午后书社？楚成王劳师袭远救援郑国，用实际行动让郑文公感动了一把。回想起来，当年郑文公跟着齐桓公混的时候，楚成王曾经派兵攻打郑国，攻郑国的聃地，俘虏了守将聃伯，而齐桓公直到两年后才作出实质性的反应，组织八国联军讨伐楚国；四年之后，郑文公在周天子的斡旋下，一度与楚国发生亲密接触，齐桓公因此纠集诸侯，包围了郑国的新密，楚成王为了救郑国，立刻派兵攻打许国，迫使齐桓公放下郑国前来救援许国。这回宋襄公攻打郑国，楚国又是迅速作出反应，真刀真枪和宋国人打了一仗，荆楚之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委实让中原人大开眼界。正是在楚国的支持下，盂地会盟的前一年，郑国派公子士、大夫泄堵寇带兵入侵滑国，征罚了其背叛郑国、臣服于卫国的行为（滑国原为郑国的附庸）。在泓水打败宋国人之后，楚成王应郑文公的热情邀请，在郑国的柯泽接受了郑国人的慰劳。为了招待好救命恩人，郑文公可是花了心思。他派两位夫人羋（mǐ）氏和姜氏前往柯泽的楚军大营，代表郑国犒劳楚军。羋是楚国的国姓，羋氏则可以肯定是楚成王的亲族，也许就是楚成王的妹妹。楚成王男性荷尔蒙急速飙升，一高兴，带她们参观了两样东西：一是宋国的俘虏，二是战死的宋国士兵的耳朵。古人计算战功，以斩获的数量为依据。获就是俘虏，斩则是杀死敌军的数量。死人不能带回来，就剪下鼻子或耳朵，装在盐筐里腌着，一方面便于点数，一方面也是为了带回家去向父老乡亲展示。当时羋氏、姜氏参观了楚成王的斩获，吓得面色苍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差点没晕倒。楚成王倒是十分开心，他心里想：“到底是妇人，这点小事就被吓坏啦！”身为男人的满足感油然而生。左丘明对此不屑地评论道：“非礼也！妇人迎送客人都是足不出户，即使见兄弟也不能跨过门槛，军国大事更不应该让妇人靠近。”楚成王在柯泽逗留了几天，又前往新郑接受郑文公的招待。郑文公量郑国之物力，结楚国之欢心，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楚成王。据记载，这次宴会，仅庭中陈列的物品就多达数百种，食物用了木器皿、竹器皿各四十六个分装，规格之高，接待天子也不过如此。郑文公更向楚成王行“九献”的大礼，大大地满足了楚成王的虚荣心。按照周礼，主人向客人敬酒，客人回敬，主人再回敬，视为一“献”。执行侯、伯爵可以用“七献”，而招待公爵以上的人物才可以用“九献”。郑文公对楚成王用“九献”，自然也是过度热情的“非礼”行为。宴会结束后，郑文公又派夫人羋氏送楚成王回大营，附带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也送到楚成王的寝帐中，供他享乐。楚成王欣然接受。此情此景，令曾在郑厉公手下当差的郑国大夫叔詹颇有感触，他暗中对人说：“楚王恐怕难以寿终正寝了，享受了隆重的大礼，却以混淆男女之别而告终，无男女之别则无以为礼，他将怎么死呢？”这不单单是叔詹一个人的看法。中原诸国知道了这件事，表面上若无其事，背地里却暗暗议论，认为楚成王终非霸主之才。就在楚成王享受郑国美女的温柔的时候，宋襄公遭到了更致命的打击：曾经受他照顾登上君位的齐孝公居然趁火打劫，发动了对宋国的战争，包围了宋国的缗城。齐孝公对外宣称，这次出兵是为了讨伐四年前宋襄公没有参与齐地会盟，忘记了齐桓公的恩德！这个借口实在是有点牵强。一来当年的齐地会盟是由陈穆公倡议的，虽说是为了“修桓公之德”，却不是由他齐孝公倡议的，宋襄公完全有理由不参加；二来这事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期间还发生了齐、楚、宋三国的鹿上会盟，他齐孝公如果真有意见，则完全没必要派代表参加鹿上会盟。事实上，宋襄公虽然假仁假义，但对齐孝公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没有宋襄公的大力相助，齐孝公现在恐怕还只是公子昭，不知在哪个角落里混饭吃呢。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被楚国人射穿了大腿，已经元气大伤，现在又受到齐孝公恩将仇报的刺激，不免急怒攻心，于公元前637年夏天一命呜呼了。同年秋天，楚成王派大将成得臣率兵攻打陈国，对外宣称的理由是，陈国与宋国有秘密来往，实际上则是对陈穆公没有前往楚国朝觐进行惩罚。成得臣攻陷了陈国的焦、夷两城，并修筑了顿城作为监视陈国的军事据点。因为其功勋卓著，子文建议楚成王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大夫吕臣对此有不同意见，子文解释说：“我这也是为了国家的安宁。像成得臣这样有大功于国家的人，如果不给予相应的职务作为奖励，有几个能够忍得住不作乱呢？”不难看出，自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实力最强大的君主。他在军事上纵横中原，在外交上威逼利诱，大国与之交好，小国对他暗送秋波，可谓南风猎猎，势不可挡。自楚武王、楚文王年代发轫的楚国霸业，似乎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虽然叔詹等人不看好楚成王的霸业，但如果不是那个叫重耳的晋国人适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时天下的霸主恐怕非楚成王莫属了。【隐忍是最高深的学问】晋惠公从秦国被释放回国之后，按照与秦国的约定，于公元前643年将大子圉派到秦国为质。大子圉是晋惠公当年躲避骊姬之乱逃到梁国时，与梁国公主梁嬴所生之子。当时梁嬴怀孕，过了十个月还没有生产。梁国掌管卜筮的大夫卜招父为此举行占卜，得出的结果是：梁嬴将生一男一女，男的为人臣，女的为人妾。等到孩子出生，男孩便命名为“圉”，字面意义是养马的官，叫做弼马温也未尝不可。以堂堂晋国的大子身份而委质于秦，这种日子当然不好过。还好秦穆公是个厚道人，收到大子圉这个人质后，不但将河外土地还给了晋国，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大子圉做老婆，也就是历史上的怀嬴。公元前642年，梁国发生内乱，秦国趁势消灭了梁国，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梁国是大子圉的外公家，也是他的出生地。梁国的灭亡多少给大子圉带来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公元前638年，传言晋惠公病重，大子圉对怀嬴说：“梁国是我母亲之国，秦国犹且将它灭掉，说明你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我在秦国居住多年，在晋国也没有可以倚仗的大臣。如果现在我父亲去世，他们很有可能立其他的公子为君。请你跟我一起逃回晋国，我当上国君，你就是第一夫人。”怀嬴说：“您是晋国的大子，被送到秦国来当人质，想要回到晋国，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父亲命我侍奉您，就是想要您安心在秦国生活，不要想着回去的事。如果我跟着您跑了，则违抗了父亲的命令，所以我不敢跟您走，但也不敢将这件事说给我父亲听。”保持沉默，也许是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男男女女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武器吧。从某种意义上讲，怀嬴的沉默就是对大子圉的支持。他成功地逃脱了秦国人的监视，回到了阔别六年的晋国。站在他个人的角度，逃回晋国确实是情理之中的事，但站在国家的角度，他作为人质而逃跑，无疑是一件背信弃义的事。秦穆公对晋惠公父子的一再不守信用感到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终于问了公孙枝一句话：“重耳在哪里？”重耳在哪里？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到公元前656年，也就是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分别出逃的那一年。我们前面说过，重耳在蒲城摆脱了寺人披的追杀，来到了翟国。翟国是狄人建立的国家，和晋国历来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对于重耳的来访，翟国给予了热情的招待。当时追随重耳逃亡的有狐突的两个儿子狐偃和狐毛，还有赵衰、颠颉、魏犨（chōu）、胥臣臼季、贾佗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晋国都是颇有名气的贤能之士，因为仰慕重耳，自愿放弃国内的优裕生活，跟随着他逃亡。翟国讨伐赤狄部落廧（qiáng）咎如，得到其部落首领的两个女儿叔隗和季隗，回来献给重耳。对于流亡在外的人来说，晚上睡觉时有人可以暖被子，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不过重耳并不贪心，他娶了季隗为妻，而将叔隗赏赐给赵衰。季隗为重耳生了伯倏、叔刘两个儿子；叔隗则为赵衰生了赵盾。这两桩婚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有人甚至将重耳、赵衰的二隗比拟为孙策、周瑜的二乔。重耳在翟国住了十二年。期间晋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晋献公死亡，荀息奉公子奚奇为君；不到一个月，里克、丕郑父派人刺杀了奚奇，接着又刺杀了接替奚奇的卓子，导致晋国出现权力真空；里克等人曾经考虑迎接重耳回国为君，但重耳考虑到国内局势不明朗，而且此时回国有与里克同谋的嫌疑，因此谢绝了他的好意；在这种情况下，公子夷吾获得秦国的帮助，成功地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惠公。但是晋惠公屡次背信弃义，得罪了扶他上台的秦穆公，秦、晋之间爆发了韩原之战，秦国大胜，晋惠公也成为了秦国的俘虏，在秦穆公夫人的帮助下才被释放回国。在这种形势下，重耳没有考虑趁虚而入，反而准备离开翟国，前往齐国投奔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当然，重耳之所以离开翟国这个安乐窝，也并非完全自愿，而是因为得到了晋惠公准备派寺人披潜伏到翟国刺杀他的情报。临走的时候，重耳与季隗依依惜别，而且很通情达理地说：“我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请你等我二十五年，如果二十五年还不回来，你就改嫁吧。”季隗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再等你二十五年，我都行将就木了，还嫁给谁去？你呀，就别假惺惺地装大方了，放心地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回来，谁也不嫁。”重耳等人自翟国出发前往齐国，第一站经过卫国。卫国的国君卫文公对这批峨冠博带的流浪汉没什么好感，甚至没让他们进入城内歇息。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卫文公还算是个贤君。但贤君不一定会做人，也不一定明白风水轮流转的道理。看见重耳一伙养得白白胖胖，又声称前往齐国寻求政治避难，生性节俭的卫文公打心眼里感到厌恶。晋国的公子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是落难的公子。再说了，你既然落难就该有落难的样子，还带着几十号人，前呼后拥的，显摆个啥？卫文公显然不明白，雪中送炭和落井下石之间，也许只是态度上的一点差别，然而引起的后果却是天差地别。公子小白当上国君的第二年，就发兵把一个叫“谭”的小国家给灭了。为什么？小白从齐国逃亡出来的时候，经过谭国，“谭不礼焉”。历史的教训，一定要引以为鉴。其实对于重耳来说，卫国人不让进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是逃亡，找个乡村旅店将就着过一夜也好，免得过于招摇。但他很快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掌管盘缠的小吏头须不见了。当狐偃向他汇报这一情况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发麻了，直冒冷汗。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切，仿佛预示着等了十二年之后，他的前途依然黯淡。考虑到这一年重耳已经五十五岁，我们实在有理由怀疑，他继续折腾下去还有没有意义？这个疑问，在重耳的心中也一度浮现。他甚至想，回到翟国去，回到季隗的怀抱里去，安安静静度过自己的余生，难道有什么不好吗？但只要一接触到狐偃他们那种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他就没办法把“回去吧”这三个字说出口。他们已经追随他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流亡生活，盼望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风风光光回到晋国去，辅佐他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晋国。再苦，他也不能辜负他们，至少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几十号人饿着肚子前进，来到一个叫五鹿的地方，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七歪八倒地坐在田野里休息。这时侯走过来几个扛着锄头去上工的农民。“老乡，老乡！”狐偃有气无力地叫道，“给咱们弄点吃的吧。”卫国的民风历来不淳朴。几个乡下人先是惊愕，继而弄明白这群打扮入时的人原来是在向他们乞讨，不由得嬉笑起来。“给，拿去吃吧。”其中一个农民扔过来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重耳捡起来一看，原来是块硬泥巴。重耳一时恼怒，忘记自己是在异国他乡，拿起手中的拐杖就想冲过去打那个农民。农民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将锄头握在手里。狐偃一看势头不对，连忙跪倒在重耳面前，拦住他说：“这是天赐您国土，大吉大利啊！”重耳愣住了。但他迅速反应过来，扔掉拐杖，恭恭敬敬地向朝他扔泥巴的农夫鞠了个躬，然后回头捡起那块硬泥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马车上。狐偃以他的智慧，不但鼓舞了士气，而且及时制止了一场冲突——虽然重耳的手下有魏犨（chōu）等力能擒虎的壮士，但在落迫的境地下即使打了农民一顿，又有什么意义呢？一行人打起精神继续东行。这天黄昏，他们来到一片树林。重耳实在是饥困交加，斜靠在一棵大树上就睡着了。恍惚之间，突然闻到一股久违了的肉味，他不禁连吸了两下鼻子，没错，是肉！他猛地睁开眼睛，只见一个名叫介子推的手下跪在自己的面前，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羹。“哪里弄来的？”重耳也不客气，一把接过肉羹，做了一个深呼吸，一口气喝掉一大半。味道实在太鲜美了，但是吃不出是什么肉，他也不想知道，只是重复问了一次：“哪里弄来的？”“这个……”介子推犹豫了一下，支吾道，“前面有个小村落，我去乞讨来的。”“嗯，不错。”重耳把剩下的肉羹都倒进自己胃里，才又问了一句：“别人吃了没有？”“没有。肉不多，全部都在这里了。”介子推如实回答。重耳叹了口气，说：“苦了大伙了。”介子推将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公元前644年秋天，身心疲惫的重耳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和卫国相比，齐国简直就是天堂。齐桓公早就听说过重耳的贤名，举行了盛大的国宴来招待重耳等人。在临淄，重耳品尝了久违的大餐，洗了久违的热水澡，听了久违的音乐，住了久违的宾馆，而且……还睡了久违的女人。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重耳。
大声宣读，每一句都换来了一声士兵们的承诺。士气激发起来了，但还不够。必须得有奖赏。李纲跟赵桓说了一会儿，赵桓给出了以下的赏格：宋朝官方出银一百万两、绢一百万匹、钱一百万贯，文官自朝请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共三千道诰宣贴为奖赏，激励抗敌有功之士！奖给谁，怎么奖，都由李纲做主。同时，白时中罢相。到了这一步，宋朝终于明确出了一个态度：迎战。不管内部怎样分歧，总算是统一了口径。但是到底是否正确，不仅是当时，就连到了几百年之后的现代，仍然争论不休。应不应该逃跑呢？如果不跑，历史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都说，李纲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死活不让钦宗离开京城，甚至还在事后把徽宗也拉了回来，结果被金军一窝端，全都死梗了。李纲害人啊！那么就逃跑吧，逃了之后金军第一追不上（真的追不上？），第二中国那么大，逃到哪里都有生机。比如说到陕西有强大的西军，有临河靠山的坚城，都是开封比不了的；如果还想再远点，可以到四川嘛，像唐明皇一样，沿着栈道进成都，谁都无可奈何。但是，成都在历史上被攻破过多少次？远的不说，五代时后唐灭蜀、宋初立国灭蜀，都摧枯拉朽不可阻挡。而造成天险不险的原因，就是蜀中的政府全烂了。以徽、钦两宗治下的政府，烂的程度很极品了，一点都不比那时差。凭什么前后蜀守不住的天险，他们就能守住？所以，就别事后诸葛亮了，谁腐败谁去死，乃是千古不易之理，根本不关地理的事。人祸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回到开封城，李纲终于有了军事指挥权。他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四下乱飞，开封城里无处不到。开封京城，在近二十年以来已经成了个超大型的风景游乐场，城防什么的都抛荒了，早已不是天下第一名城、坚城。他得组织军民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座、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不管他在不在行，都得亲临一线。不然，有些事还真是办不了。比如西水门那儿河道既深且阔，金军如果从那儿乘船进攻就不好办。手边的战略物资又那么少，怎么搞呢？李纲想了想，来人，去把蔡京家的假山拆了，石头都扔进河道里，把水路掐断。这样的事很多，尽管蔡京罢相免职了，但数十年积威，换个人谁敢去做呢？更重要的是城防人员调配。开封城周八十里，这是多么大的防区，如果真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开封城常年配备八十万禁军，那事儿就好办了，城上站满人都能轮班换着来。可这时，开封城里根本没那些人。徽宗朝二十三年时光里，禁军南下北上打了好多场大仗，不说别的，光是方腊起义和远征燕云这两次，禁军出动的人数只比西军少一点而已，早就打空了。再加上刚刚梁方平带着所有精锐出京去黄河北岸喝酒，京城里剩下的全都是老弱残兵。这时，李纲竭尽所能，只能做出下面的布置：京城四面，每面配备禁军各两千余人，力量不足由厢军、保甲民兵协助；城内集结四万马步军，作为机动力量，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八千人，随时支援各方。其中，前军派到东水门（通津门），护卫藏有四十万石粮食的延丰仓；后军派到宋门（朝阳门），保卫京师城濠最浅的樊家冈一带。这两处一个是最薄弱地段，一个是全城人的粮食重地，是重中之重，不能有半点闪失。这些，在初五至初八日间完成。做完了这些，金军终于杀到了开封城下。比预料的要早，之所以来得这么快，是拜六贼所赐。这些混账东西时刻显摆自己天朝大国的“风采”，每次金国的使者过来，他们都派专人陪同，专门走那些景观大道进京城，把一路之上宋朝的各处关隘路途远近都暴露了。这是违规的。之前宋、辽两国百年友好，每年互派使者好多次，辽国来人宋朝总是会使出花样，或者晚间上路，或者坐在车里故意兜圈子，想方设法地把异族人转晕，不让他们知道开封城的走法。现在可好，生怕对方不知道。这还不是最让人沮丧的。最让人心惊的是，无论是李纲本人，还是开封城里的民众，他们都意识到犯了个最大的错误。说起来，李纲真的不是个专业的军事人才，敌军临境，他犯了个最大的原则性失误。开封城西北方有个地方叫牟驼冈，它三面临水，一面是坡，地势非常完美，是宋朝京城附近的一个军需重地，有两万匹战马、无数的草料。李纲忘了派人把军马调进城里，更没有处理好那些草料，金军在郭药师的引领下，直接扑了过去，把这些都抢到了手里。客境作战，最大的隐患是给养不足，金军孤军深处，这方面更是死穴。可是由于宋朝的疏忽，金军毫不费力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开封城外也是繁华之地，居民都没有疏散，金军可以随便遛马一样出去抢劫。站在开封城头，李纲是自责的，这是他的失误，他人为地把开封保卫战的难度提升了。他只有加倍的付出，才能挽回这些损失。但是，要支撑到哪一步呢？李纲深深地知道，哪怕再坚贞的心志，也没法靠开封城本身的力量挺过这道难关。所有的希望，都凝聚在勤王的援军上。援军何时能到……他不清楚，唯一能让他庆幸的是，勤王的命令在徽宗逃跑前就发布出去了。第二十章东京保卫战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正月初八，东京保卫战打响。金军在夜色下发起了进攻，首选的目标是水路。这很明智，开封城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道，分别是汴河、惠民河、五丈河、广济河（即金水河）。汴河是其中最大最宽的一条，它“自淮而南，邦国之所仰，百姓之所输，金谷财帛，岁时常调，舳舻相衔，千里不绝”。于是，进城时的水道也相应地宽到没道理。前面说过，东京城里最宽的一条大街保守估计是三百零七米，那么最大的一条河进城时的水道宽到什么程度呢？具体的数字目前没有，可以查到的是它至少有两到四个水门。汴河很可能是单入单出、单入双出或双入双出的。更形象一点，它就像现在的四排车道大街一样，宽到这样子，很显然在战争中显攻难守。金军就选择了汴河作为进攻的第一目标。夜色中，几十艘船上火光熊熊，沿汴河而下，冲向西水门。金军的目的很明确，首先破坏宋朝都城的城防设施。李纲派了两千多敢死士兵守在水门边，火船到了，他们用特制的长钩把船拖到岸边，来不及扑灭火势，直接用大石砸沉在水里。后面跟上的才是金军的攻城部队。李纲紧急派人在水中设置杈木，阻止金军的运兵船靠岸，蔡京家里假山的石头也产生了点作用，河道变得阻塞。就这样，第一场战斗发生在水门前，宋、金两军激战一整夜，天快亮时金军退走了，他们始终没能冲进开封城的外城墙。天亮后，宋军在水门前发现了一百多具金军的尸体……一夜，只杀了这么点敌人，还是在北方游牧民族不擅长的水战里。这个数字给每一个宋朝人敲响了警钟。初九日的太阳升起时，金军发动了强攻，这一次他们没走水路，选的是酸枣门、封丘门一带的城墙。这个选择也很刁钻，正中宋朝的软肋。酸枣门、封丘门在开封城的城北，是整个开封城的后门。按顺序从它们往里走，直接就是延福宫、艮岳，再向里一点就是内城皇宫。从这里打，等于是跳墙进后院，只要突破了，立即就能威胁到宋朝皇帝本人。这才是攻击的要点，谁要是从南门进，先攻占广利、普济两道水门，再舍船登岸攻破南薰门，穿越整个外城强攻朱雀门进内城，横穿整条御街杀奔宫城的宣德门……才是白痴。金军不白痴，这一招打得宋朝措手不及。当时李纲正在垂拱殿向赵桓奏事，闻讯之后立即跑出殿外招集禁军，只选弓箭手。紧急中有一千多名弓箭手集结，跟着他跑出皇宫，奔向北边的外城。这两点之间的距离足有二十里，为了节省时间，李纲他们没走大道，穿行在夹道窄巷之间，等他们赶到酸枣门一带时，发现还没太糟，来得及。金军只有一少部分渡过了护城河，正抬着云梯往城上架。这实在太妙了，城外一望无际啥也没有，一大片的金军没遮没拦地站在大空地上，都是活生生的靶子。李纲带来的弓箭手站在城头上居高临下，想怎么射就怎么射。爬上云梯的金军迎头被礌石砸了下去，个别人品运气都好的还被浇上了滚烫的火油；站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属于命苦的，射的就是他们，想跑想躲都没地方；远点的，比如正趴在木筏上过护城河的，待遇最优厚，他们和当年澶渊之战中辽军主帅萧挞凛一样，被城头的床子弩，也就是一枪三箭定点轰击。可以肯定的是，宋朝都城配备的床子弩，性能、体积肯定比澶州城头的强得多……至于河对岸的金军们，他们很幸运，提前体验了宋朝的军事高科技——神臂弓。这是他们以后几年、几十年的噩梦，不管到哪里，只要有神臂弓出现，女真人哪怕穿上最厚的铠甲，都会皮开肉绽。武器不行，只能拼命。这时，他们想拼都无从拼起，只能被神臂弓赶得离护城河越来越远。这样在开封城下，金军前后断层了。李纲当机立断，派几百名壮士顺着绳子溜下了城墙，烧金军的云梯，杀金军的将官。在弓箭的掩护下，数十座云梯被烧毁，十多个金军的将官被砍倒。这一天，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陈桥、卫州等城门外，金军从上午打到下午，一整天过去，扔下了几千具尸体，毫无所得。夜幕再次降临，李纲仍然站在城头上不敢松懈。果然，又有金军向城门靠近。宋军正要拉弓，下面喊过来了一句话：“俺是金军，要求和谈！”和谈？城头上的人觉得很荒谬，耳朵出问题了吗？刚开打就和谈，下边的这人不是个骗子吧。疑问中，李纲很镇静，他告诉城下边的人，不管来干什么，天黑不准进城，有事儿明天说。这一夜很平静，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初十，金军使者进城，带来了完颜宗望的信。里边历数了宋徽宗赵佶的种种错误，说金国受到了巨大的不公平待遇和污辱，没法不发兵进攻。现在知道赵佶认罪退位，宋朝有了新的皇帝，那么战争可以解除了，请宋朝派大臣到金营谈条件。赵桓在崇政殿招集大臣，问谁去。只见下边的宰执们个个低头深思，做圣人状，很久很久没人出声。李纲也在场，他深深地体会到了耻辱。耻辱一：君忧臣辱。这是君臣关系说明书里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约束规范每个朝代里每个臣子的基本法则，谁都要遵守。这时钦宗忧得都快死了，一帮子宰执大臣居然率先装死，无动于衷。真是不可想象！耻辱二：在本国的皇宫里，被异国人用书面形式辱骂指责前任皇帝，这是当众打脸，比打现任皇帝的脸还难堪。换成任何一个稍有尊严的国家，单此一条，就足以斩掉来使立即开战。根本没有和谈的余地。可这时，宋廷之上一片寂静，每个人都在模仿鸵鸟，这让李纲忍无可忍。他站了出来，说由他去金营，和完颜宗望交涉。却不料被赵桓拒绝了，理由很正规，“你不能去，爱卿，京城的安危全在你身上啊。”之后，他点名由李棁出使金营。这个决定看似很靠谱，毕竟李纲是京城唯一的希望，万一他在金营里出了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李纲却再一次隐约感觉出了异样，退朝后，他悄悄问赵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他去主持和谈。这一次，赵桓给出了另一个理由，“卿性刚，不可以往。”你的脾气太急了，不合适去，搞不好就会出意外。听着仍然是爱护，李纲想了想，没再坚持。那就听听金国人到底是想出什么价儿吧。金国的价格如下：“宋朝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宋者全部归还，金一千万两、银一千万两、绢一千万匹，马驴骡各一万头，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以亲王、宰相为人质。”达到以上要求，才能议和。李棁听得全身麻木，这个价格是亘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的，这么贵，你为什么不灭国呢？他翻出临行前赵桓交给他的和谈交易准则，上面给出的底线是每年增加岁币三到五百万两、犒军费三到五百万两，以上全是白银，割地绝不答应。两相对照，没得可谈。李棁不敢做主，说得进城汇报。完颜宗望没难为他，派了几个代表跟他一起走。至于那万两黄金和大量的酒肉水果，嗯，可以留下来打打牙祭。听到这个价格，李纲怒不可遏。这不是在和谈，更不是出价，是在赤裸裸的调戏，半点诚意都没有！他说，金人所需金银，竭天下之财也难以满足，何况都城一地，怎样筹集？北方三镇是国家屏蔽，割让出去后从此没有门户，金军能随意入侵，拿什么奢望平安？至于人质，宰相可以去，亲王不能给，给了之后从此受制于人，再没有翻身的机会。那么，硬挺吗？也不是，李纲是冷静的，他给出了可行的答案——金军在漫天要价，我们去就地还钱。派出一批功底深厚业务精良的官痞子，由他们去一点点地磨金国使团，目标不是把价压下去，而是把时间耗下去。现在宋朝各地的勤王部队都在快速赶往京城，只要争取到时间，那么到时或打或和，都在宋朝的掌握之内。毕竟金军是孤军深入，我们有百年经营的城墙！何况金兵等不起，他们在初九那天，甚至想连夜和谈，懂吗，他们比咱们更害怕。李纲的话换来了暴风骤雨一般的讥讽、怨恨、咒骂，宋朝的宰执高官们全体沸腾了，李纲是在危害大家的生命，这么搞谁都活不了！这些人以李邦彦为首，他说出了宋朝官方的心声：“都城破在旦夕，脑袋都尚且难保，还说什么三镇。至于金帛之数，不必计较，照数付给便是。”之后，他们全体拥到了李纲的面前，在整整两个时辰里对李纲狂轰滥炸，一定要李纲认识到他思想深处的错误，你要和我们一样，敢于投降，乐于投降，要什么给什么，只要留下一条命，那么幸福腐烂的上层生活还是有可能继续的！李纲实在太累了，这几天里他和首相打、和金军打，这时又被整个宰执集团围攻，没日没夜地熬下来，他终于控制不住情绪，说了句早就该说的话。“陛下，你拿主意，要是听他们的，我辞职离朝。”瞬间全安静了，赵桓急忙表态，“爱卿怎么可以走呢？议和的事可以慢慢商量，你很累了，先下去休息，城防的事还等着你呢。”李纲下殿去了，他刚走，宰执们立即挤在一起写好了誓书，上面什么都答应，直接管金国的完颜吴乞买叫了“伯父”，全称是“伯大金皇帝”。宋朝的使团由少宰张邦昌带队，顺便作为“亲王、宰相”各一人里的宰相留在金营当人质。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今河北东光县大龙湾）人，进士出身，历任尚书右丞、左丞、中书侍郎、少宰、太宰兼门下侍郎等职。看资历，他是一直盘踞在上层的顶级高官；看实际，却是宋朝的一个顶级衰人，衰的过程遍布他的一生；看以往，他这样一位老资格的宰执人员，却在历史长河里找不到一点足迹，他毫无主见身无钢骨，一直躲在六贼的阴影里过自己的私密小日子；看眼下，宋朝宰执一大堆，偏偏是他被扔了出来去当人质，有死无活没光荣全屈辱的行当，可见他平时在干部队伍里的分量。而这，还不是未来，在不远的将来，有更大的屈辱无奈在等着他，他的衰，空前绝后，纵观宋史三百余年，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都仅此一份。这时，他亲自带队，把自己运到了金军的营地里。宰相有了，亲王那一份却很不好选。首先是徽宗赵佶的子孙队伍过于庞大了，他在十八岁时结婚，这时四十五岁，二十七年的时光里，一共生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很多吧，其实这还是他的爱好太多了，没有认真工作。赵佶的皇宫里有一万名以上的宫女，每一个都有为他生育的责任。而他“每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产出，实在是有够惭愧。现在这么多的皇子里，到底派谁去当人质呢？赵桓很伤脑筋。他是大哥，爱护每一个弟弟是他获得仁德名声的基本工作，人质等于送死，派谁去都会换来一片骂声。犹豫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时刻居然有人敢主动站出来。这是一个年青英挺的青年，他对赵桓说：“陛下，我去吧。”这个人是宋朝的康亲王赵构。赵构，字德基，生于公元110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3.孙中山不理会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6月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走……”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6月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6月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6月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人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华字日报》1922年6月29日版，9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1.“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2.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1931年9月18日晚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1931年7月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1931年9月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李济川问：‘……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1949年9月23日和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果然，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9月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蒋介石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1.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2.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看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是不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第四章识破讹传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饶命，皇帝李晔见宦官已经知晓，于是让崔胤有事走正规程序上疏奏明，不必偷偷摸摸地面见自己。而韩全诲为了彻底摸清情况，又找了几个貌美的女子送进宫中，让她们暗中留意崔胤写给皇帝李晔的奏章，所以崔胤无论怎么做，宦官们对其行踪都是了如指掌，而皇帝李晔对此却全无知晓。当时崔胤密谋除掉宦官，宦官们也在暗中策划反制崔胤，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崔胤当时兼任三司使，韩全诲等人便鼓动禁军在宫中聚众抗议，控诉崔胤减损士兵们的冬装，皇帝李晔无奈之下，解除了崔胤的盐铁使职务。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解除崔胤的盐铁使职务，这在崔胤看来是个敏感的信号，他误认为皇帝李晔开始倾向宦官，所以急忙写信向朱全忠求助。当时朱全忠和李茂贞见到朝廷内部纷争不已，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想法，朱全忠想将皇帝李晔接到洛阳，而李茂贞则想将其接到凤翔。崔胤在信中告诉朱全忠，说已经奉皇帝李晔的密诏，让朱全忠领兵火速赶来京城长安迎接车驾，如果来晚了皇帝就会被李茂贞挟持走了。朱全忠当时正在河中，得到崔胤的书信后，唯恐李茂贞将皇帝掠去，于是急忙赶回大梁，准备发兵京城长安。事实上，朱全忠当时十分清楚崔胤在朝廷中受到宦官集团威胁的危险处境，所以他这次出兵京城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目的也是为了剪除宦官。不过此时对宦官束手无策的皇帝李晔虽然盼望朱全忠前来能够剪除宦官，但是他又担心朱全忠会和李茂贞发生冲突。为此，他让韩偓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全忠与李茂贞联合，韩偓给出的回答是，由于利益不同，两个人联合是不可能的。十月二十日，朱全忠自大梁发兵挺进关中。韩全诲听说朱全忠将要到来，命令李继筠、李彦弼带领禁军，准备劫持皇帝李晔前往凤翔，而且宫内各门增加守卫力量，断绝了皇帝李晔与外界的联系。皇帝李晔得知韩全诲等人想要劫持自己的想法后，秘密派人为崔胤送去书信，告诉他带着文武百官出京城长安，催促朱全忠火速赶到长安解救自己。十月二十五日，韩全诲逼迫皇帝李晔召见百官，废止了正月颁布的《改元天复敕文》中的改革条令，重新恢复枢密使与百官同典议事的旧制，而且当天便重开延英殿，韩全诲等人侍立两旁，与朝臣共同议事。在此后的五天内，李继筠带领神策军将内库的财物洗劫一空，又将诸王以及大批宫人秘密送往凤翔，并派兵锁上宫门，禁止人员出入。当时神策军在京城长安内大肆劫掠，民财被抢劫一空，满街逃窜的百姓不计其数，不过崔胤所在的开化坊因为李继昭不肯与韩全诲等人合作，所以得到了李继昭的派兵保护。十一月四日，韩全诲带领神策军陈列殿前，逼迫皇帝李晔跟随自己前往凤翔，他告诉李晔说朱全忠已经大军逼近长安，想要劫持皇帝陛下前往洛阳，事实上是有篡位之心，现在臣愿意奉送皇帝陛下前往凤翔，是为了保护陛下。连日来韩全诲等人的所作所为，让皇帝李晔明白了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所以他拒绝了韩全诲的要求。而且他手持宝剑想要登上乞巧楼进行抵抗，但是他四眼望去似乎并没有保护他的卫兵，因此他只得丢下宝剑，与何皇后以及诸嫔妃跟着韩全诲出了宫城。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李晔刚刚出城，他背后的长安城内便是一片火光，李晔回身望去泪流满面，他努力抑制自己的悲痛，从心底发誓无论如何一定要重新回来。当天夜里，皇帝李晔一行人到达了长安城南六十里的户县。次日李茂贞亲自从凤翔赶来迎接，就这样李晔在回到长安没多久后，便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皇帝李晔跟随李茂贞去了凤翔，而此时的朱全忠依然还在路上。他要想进到长安，必须经过韩建的领地，而韩建是李茂贞的盟友，不会轻易让朱全忠通过。因此朱全忠率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兵马进驻河中，准备攻打韩建。十一月一日，当李继筠封锁宫门洗劫内库的时候，朱全忠带领四镇兵马七万余人进攻同州。同州留后司马邺望风投降，朱全忠让司马邺前往华州告诉韩建如果不尽快投降，自己将会立即领兵攻打华州，而且当天朱全忠就从故市领兵南渡渭水进逼华州。韩建自知实力悬殊，只好派部将李巨川请降，并献上三万两白银犒劳汴州军。韩建的归顺使得朱全忠的速度得以加快，两天后他领兵进驻赤水，接着向长安进发。当他赶到昭应县的零口（历史上鸿门宴的所在地）时，听说皇帝李晔已经离京西行，朱全忠担心再这样一路追下去，恐怕会落个挟君的罪名，所以便暂时撤回赤水以观时变。当时闲居在长水的张浚见朱全忠按兵不动，立即赶到赤水劝朱全忠将韩建除掉，理由是韩建除了是李茂贞的盟友之外，还曾经上疏皇帝李晔请求前往凤翔。朱全忠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兵包围华州，韩建立即出来示好，表示自己是一介武夫，上疏的时候没有考虑态度，希望朱全忠能够原谅自己。韩建诚恳认错的态度，最终使得朱全忠原谅了他。但是朱全忠担心他在华州经营时间太久会生出祸乱，于是将其移往陈州赴任。同华地区经过韩建多年的治理，在经济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皇帝李晔身在华州时期，随着四方商人的云集，一时间商业极为繁荣，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现在这些财富全为朱全忠所得，因此在经济上朱全忠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补助，最关键的是同华地区距离京城长安较近，为朱全忠日后出兵京城长安以及征讨凤翔奠定了有力的基础。皇帝李晔西行之后，文武百官在崔胤的安排下，大多留在了京城长安，出现了“京师无天子，行在无宰相”的局面。崔胤无奈之下只得再次向朱全忠求助，希望他能尽快出兵迎回皇帝陛下。十一月四日，崔胤让太子太师卢渥、王溥等人前往赤水与朱全忠商议迎接皇帝李晔回京事宜。朱全忠出兵本来就是为了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目前目的还没达到，现在有了崔胤的召唤，所以他不用再担心落个挟君的罪名，可以继续西进。两天后，朱全忠带领大军进入长安，然后在崔胤的建议下，朱全忠派人到凤翔宣布自己进京的消息，同时让韩全诲等人护送皇帝李晔立即回到京城长安，韩全诲当然是拒绝了朱全忠的要求。所以，接下来朱全忠决定将大举讨伐凤翔。第十一章遇害身亡困居凤翔天复元年（901年）十一月二十日，朱全忠率领大军到达凤翔，在城东安营扎寨。李茂贞登上城楼向朱全忠解释，说天子到他这里是来避难的，并非被自己劫持来的，朱全忠是受了奸人的蛊惑，所以才兴兵讨伐他。而朱全忠则全然不理会李茂贞所说的话，要求李茂贞立即奉送皇帝李晔回京，自己会既往不咎。朱全忠的态度等于是要讨伐到底，李茂贞眼见朱全忠不肯退兵，于是和韩全诲连连逼迫皇帝李晔下诏，让朱全忠赶快退兵。朱全忠见凤翔城池坚固难以立即攻下，于是移兵攻打邠州。邠州在凤翔东北方向的二百里处，当时由李茂贞的养子李继徽镇守，与凤翔遥相呼应。十月二十七日，朱全忠对邠州发起猛攻，李继徽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在两天后被迫投降。朱全忠攻下邠州后，又立即兴兵攻打盩厔（今陕西周至），两天后又将盩厔攻下。邠州、盩厔相继失守，让李茂贞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且当时镇守金州（今陕西安康）的昭信军节度使冯行袭见汴州军队势强，于是将韩全诲派往各地途经金州的使者二十余人全部杀掉后，向朱全忠投降。西川节度使王建也趁火打劫，与朱全忠修好，并派部将王宗佶、王宗涤领兵五万攻打李茂贞的山南诸州。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朱全忠自三元移驻武功，再次进逼凤翔，当时韩全诲让皇帝李晔下诏征李克用前来救援，同时李茂贞也以个人身份写信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得到消息后，派部将李嗣昭领兵五千实施围魏救赵之策，从沁州攻打晋州，以缓解朱全忠对凤翔的压力。皇帝李晔也派人充当岐、汴和协使，对李茂贞和朱全忠加以劝解，并赐朱全忠“李姓”，想让他和李茂贞结为兄弟。但朱全忠却断然拒绝，他一方面让部队继续包围凤翔；另一方面回军攻打李克用，击败正在攻打晋州的李嗣昭后，乘胜进逼晋阳。面对强大的朱全忠，李克用锐气大减，自此之后很多年不敢和朱全忠交战，就这样李茂贞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救援自己的强援。朱全忠在凤翔外围不断地攻城略地，皇帝李晔则在凤翔内再次组织起流亡政府。鉴于文武百官都留在长安的现实情况，皇帝李晔对朝廷官员重新进行了整合，不过由于李茂贞极力推荐自己的心腹，很多人不愿意出来担任官职，而皇帝李晔也不愿意任命李茂贞的心腹，所以即便是流亡政府，皇帝李晔也组建不起来。当时有大批人上疏皇帝李晔，指出李茂贞推荐心腹担任朝官，是徇私舞弊行为。李茂贞得知消息后，鉴于朱全忠压力颇大，而且朝廷内部局势不稳，于是就想将皇帝李晔挟持到蜀中再作打算。而崔胤等群臣听说李茂贞要将皇帝陛下挟持到蜀中，全都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崔胤便前往河中，再一次向朱全忠哭诉，希望他赶快解救皇帝陛下。在崔胤的催促下，天复二年（902年）六月，朱全忠亲自领兵抵达位于凤翔府南边三十五里的虢县。李茂贞闻听朱全忠再次前来，不再采取闭门不战的策略，而是出城主动迎战。六月十日，李茂贞亲自领兵在虢县北部与汴军交战，结果凤翔并大败而归逃回城内。朱全忠乘胜进驻凤翔城下，并分兵五寨将凤翔城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李茂贞的堂弟保大节度使李茂勋见凤翔被围，于是领兵屯驻三原想要解救堂兄。朱全忠派部将康怀贞、孔勍攻打李茂勋，李茂勋抵挡不住汴州军队的攻势狼狈向东逃窜。李茂贞在城内得知堂弟战败，并不甘心就此坐以待毙，六月十七日，李茂贞领兵夜袭奉天（今陕西乾县），俘虏了汴军将领倪章和邵棠，他看到汴州军队并非不可战胜，于是干脆在二十二日倾巢出动想要与朱全忠一决胜负。这场战役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交战双方在很长时间内不分胜负，只是因为李茂贞兵力有限，所以在日暮时分才主动收兵回城，结果汴州军队随后追击，几乎攻陷了凤翔西门，自此之后李茂贞不再出城交战。当时正值阴雨连绵，汴军中很多士卒身染疾病，朱全忠见李茂贞坚守不出，凤翔城一时间难以攻下，如此下去对己十分不利，便想带领军队回归本镇。部将高季昌、刘知俊得知朱全忠的想法后，极力劝阻其不要撤兵，并建议选派得力的间谍混进城内，用诡计引诱李茂贞出战。骑士马景主动请缨，伪装成凤翔军战败的士卒进入凤翔城内，进城后马景散布消息说朱全忠已经撤兵，只留下些战斗力不强的人马，而且今晚也将撤走。消息很快传到了李茂贞的耳朵里，于是他决定当天利用夜色偷袭汴军营寨。当夜，李茂贞带领大批人马出城偷袭汴军。朱全忠见李茂贞中计，于是命令中军敲响战鼓，让伏兵四下杀出，又派数百骑精骑兵堵住城门，凤翔兵进退维谷，自相践踏伤亡惨重，李茂贞拼死杀出条血路才得以逃回城内。李茂贞战败后，朱全忠命令士兵环绕凤翔城广挖战壕，形如蚰蜒爬行之状，而且在营寨四周安置了大量犬狗，如果敌军来群犬齐吠，同时绕营设置木架，用绳挂铃将其连接，敌军来便出动铃响，从此用这种方法切断了凤翔城与外界的联系。凤翔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粮食以及各种物资越来越匮乏，城内开始出现以人肉充饥的现象。皇帝李晔虽然身为九五之尊，但处境也极为艰难，粮食断绝后李茂贞只能供给其一些猪狗之肉食用，其随从每天都有饿死的。皇帝李晔虽然知道朱全忠绝非忠臣，但是为了早日解脱困境，他还是要求韩全诲和李茂贞迅速与朱全忠和解。韩全诲和李茂贞对此置之不理，而此时朱全忠却主动示好，原因在于李茂贞的很多部将在看到李茂贞大势已去后，纷纷带着人马出城向朱全忠投降。朱全忠担心李茂贞穷极无路之下会与城俱毁，自己落个挟君的罪名不说，而且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也会化成泡影，因此朱全忠表示愿意和解。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朱全忠派部将司马邺进入凤翔，向皇帝李晔奉呈和解的奏书，而且不断派使者入城呈贡食品衣物，甚至允许城中百姓出城打柴。不过，韩全诲和李茂贞并不买账，依旧想以武力对抗朱全忠。十月二十一日，李茂贞领兵突袭汴州军队西寨，结果大败而归。朱全忠见李茂贞无意和解，于是派部将孔勍、李晖乘虚直捣李茂勋的老巢鄜州和坊州，并于十一月十日攻占了坊州。次日，汴州军队冒着大雪连夜行军，于拂晓抵达鄜州城下，守军来不及迎战，汴州军队攻入城内，与城中八千守军展开巷战，直到午时鄜州守军抵抗不住，于是举城投降，孔勍、李晖安抚李茂勋家属及其部将。李茂勋得知鄜、坊二州已失，而家属部将无恙时，遂投降朱全忠。失去了堂弟李茂勋的支持，已经内外交困的李茂贞直到此时才想与朱全忠议和。不过李茂贞明白，眼下必须要表示出自己的诚意，而且这个诚意要足够能打动朱全忠，所以他开出的条件是自己可以诛除宦官。为此，李茂贞亲自修书一封送给朱全忠，他在信中强力为自己辩护，说这场挟持天子的祸乱都是宦官韩全诲一手造成的，并重申自己将天子迎到凤翔，是为了让天子避难。现在朱全忠既然有匡扶社稷之心，自己愿意护送天子回京，并愿意率部为朱全忠效力。朱全忠面对李茂贞的和解态度，也表示不计前嫌，愿意通力合作。不过这样一来，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坐不住了。韩全诲得知李茂贞与朱全忠暗通书信之后，自度难免于难，于是互相之间开始推诿指责，而且凤翔城中的人全都将矛头指向宦官，导致李继昭与韩全诲当面互相对骂，可以说从此时开始，宦官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天复三年（903年）正月，皇帝李晔派遣殿中侍御史崔构、供奉官郭遵海前往朱全忠营寨商议回京事宜，同时李茂贞也派遣心腹与朱全忠签订议和条约。正月六日，李茂贞秘密觐见皇帝李晔，请求诛杀以韩全诲为首的宦官集团，奉迎皇帝陛下返京。当时皇帝李晔得知李茂贞的态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时，不禁大喜过望，立即诏令将韩全诲等人斩首，并让李茂贞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任命御使第五可范、宣徽南院使仇承坦为左、右军中尉，王知古、杨虔朗为上、下枢密院使，当晚又将李继筠、李继诲、李彦弼等人相继斩首。次日，李茂贞让人将韩全诲等二十余人的首级装在袋子里，然后让韩偓送到朱全忠的营寨。不过，朱全忠虽然见到了韩全诲等人的首级，却依旧围困凤翔城，李茂贞怀疑是崔胤从中作祟，于是写信央求崔胤劝说朱全忠撤兵，并请求皇帝李晔下诏让崔胤等百官来到凤翔。虽然宦官集团已经被除，但朱全忠依旧想让李茂贞出城投降，为此他写信让崔胤从中调停。崔胤告诉李茂贞，诛除宦官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如果继续顽抗朱全忠，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天复三年（903年）正月二十二日，李茂贞打开凤翔城门放出了皇帝李晔。当李晔走进朱全忠的营寨时，朱全忠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表示自己救驾来迟，让皇帝陛下受惊。而皇帝李晔对朱全忠救驾有功，表示由衷的赞扬，君臣二人在营寨中稍事休息过后，朱全忠即令部将朱友伦护送皇帝李晔起驾回京，自己则留下负责善后工作。正月二十七日，皇帝李晔重新回到久违的京城长安。表面看上去李晔又重新恢复了自由之身，而事实上，对比先前诸多挟持他的人，成功解救他的朱全忠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儒将风范朱全忠与李茂贞争夺皇帝李晔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李晔被困凤翔时，韩全诲曾以皇帝的名义向诸道发布诏令，命令各路藩镇前来勤王，不过各路藩镇对此反应不一。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与朱全忠的长期争战中，逐渐败下阵来，不敢再与其争锋，所以李克用接到诏令后只是象征性地派出了几千人；西川节度使王建则全力经营自己的巴蜀之国，而且企图占有李茂贞的山南之地，朱全忠与李茂贞相争，他正好是坐收
秀了，名声在外，人们都争着买她。”秦惠王不禁点点头，似乎明白了点什么。陈轸又说：“有个楚国人，他有两个妾。他不在家的时候，有人勾引年长的那位，遭到大骂；勾引年轻的那位，年轻的就表示愿意。后来那个楚国人死了，有人问那个勾引的人愿意娶哪个，您认为他会怎么回答？”秦惠王想了想说：“年长的那个。”“对了！”陈轸说，“勾引别人老婆的时候，当然希望女人风骚放荡，可是到自己娶老婆的时候，又希望女人保守贞洁。楚王也不是傻瓜，如果我常把秦国的秘密泄露给楚国，您认为他会重用我吗？”秦惠王恍然大悟，赶紧向陈轸赔礼道歉，而且将张仪大骂了一通。可是，经过这件事后，陈轸对秦惠王的态度也变了。等到秦惠王任命张仪当了相国，陈轸便真的离开秦国，投靠了楚国，从此受命于楚王，来往齐、楚之间办理外交事务。公元322年，张仪相魏，曾经派人以魏惠王的名义到楚国去邀请陈轸，许诺委以重任，想引诱陈轸到魏国来就范。陈轸差点上当，幸好其子看出了端倪，极力劝阻，陈轸才没有自投罗网。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仪对陈轸是颇为忌惮的。无论是作为同僚还是作为敌人，他都不希望看到陈轸这样一个人存在。如果把张仪在这世上的敌人排个队，排在前三位的必定是苏秦、公孙衍和陈轸。公元前315年，当楚怀王把当前的形势介绍给陈轸听，陈轸捋了捋下巴下面几根稀疏的胡须思索了片刻，慢条斯理地说道：“秦国想攻打楚国，蓄谋已久了。现在又将得到韩国的一座大城，很快就要与韩国一道挥师南下，其威胁不可小觑。您听我一句话，马上命令全国警戒，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把战车都摆到道路上来……”话未说完，楚怀王心急火燎地打断道：“先生的意思，是要寡人全力一战吗？”他心里想，如果是那样，还要你来出个鸟主意，让将军们准备就是了！“非也！”陈轸颇为不屑地看了楚怀王一眼，“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派使者到各国去放风，宣称楚国要全力救援韩国。特别是对韩国，一定要多派人手、多带钱财去做工作，务必使韩王相信您的诚意。这样的话，韩国至少不好意思充当进攻楚国的先锋，楚国面临的危险就小多了。更大的可能是，韩国听信了我们，认为我们必定发兵相救，不再向秦国求和，而是死扛到底，我们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楚怀王听了，先是一愣，继而“嘿嘿”地笑起来，连说“你坏，你坏”，同意了陈轸的建议。于是楚国全国动员，将战车摆满了夏路（从楚国方城通往中原的大路），摆出一副北上救韩的架势。与此同时，楚怀王的亲信使臣来到韩国首都新郑，对韩宣王说：“楚国虽小，但已经做好准备与韩国共存亡，请韩国也全力以赴，共同抗击残暴的秦国。”战国时期开出的众多空头支票之中，楚怀王的这张最让人感到踏实——毕竟，楚国的军队已经整装待发，太像那么回事了！不由得韩宣王不信。楚国的使臣离开后，韩宣王赶紧让公仲朋停止活动。公仲朋大吃一惊，对韩宣王说：“侵略我们的是秦国，欺骗我们的是楚国。因为楚王的一句空话，就轻率地决定与秦国抗争到底，恐怕被天下诸侯嘲笑。再说，楚国和韩国又不是兄弟之国，互相之间也没有攻守同盟。肯定是楚国觉察到秦国的动向，才说要出兵救援韩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而且，大王已经派人向秦国表露过求和之心，楚国一鼓动，您又改变主意。秦王本来志在楚国，现在感觉受了韩国的欺骗，必然将全部怒火都撒到韩国身上。请您一定要考虑清楚再作决定。”韩宣王说：“你别再说了，我意已决。”命令加派人马，支援公孙衍抗战。公元前314年，秦军发动了一场攻势，在岸门（今河南省许昌）大败韩军，斩首一万，打得公孙衍弃甲而逃。与此同时，秦将樗里疾麾兵攻魏，再度攻取了魏国的焦（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和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西）。而传说中的楚国大军，仍然停留在夏路上，丝毫没有北上的动向。韩宣王撑不住了，赶紧派人向秦惠王求和，并将太子韩仓送到咸阳去当人质。公元前313年，魏襄王和秦惠王在临晋相会。按照秦惠王的意思，魏襄王立亲秦的公子魏政为太子，赶走了田文这个徒有其名的外来和尚，还是让田需当了相国。同年，秦军伐赵，攻取蔺城（今山西省离石），俘虏赵将赵庄。至此，三晋两降一败，秦国控制了魏、韩，踢开了赵国，成功地在关东（函谷关和武关以东）地区站稳了脚跟，获得了进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当年张仪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连横战略构想，正在一步一步得到实现。张仪戏耍楚怀王由于共同感受到来自秦国的压力越来越强大，齐宣王和楚怀王频频互送秋波。通过陈轸的穿针引线，两国之间的交往变得频密起来。为了威慑秦国，楚怀王还派大将景翠率领大军北上，驻扎在魏、韩以南一线；又派三位大夫（姓名不详）率领九支部队直逼曲沃和於中（今河南省西峡），而且在齐国的帮助下，一举攻占了曲沃。曲沃的失陷，给秦惠王敲响了一记警钟。他突然意识到，同时将齐、楚两大强国列为敌人是不明智的，必须先想办法分化瓦解齐、楚同盟，再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张仪决定赤膊上阵，前往楚国游说。楚怀王见到张仪，倒也十分客气，安排他住最高档的宾馆，还亲自前去探望，问道：“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这蛮荒之地，敢问有什么指教？”张仪说：“不敢。我是来为大王分析天下形势的。”楚怀王如果当场操起一根棍子打晕张仪，就清静了。要知道，所有的阴谋家、政客、传销者、基金经理、保险推销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来为您分析一下形势。”如果你不想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一棍子打晕他。楚怀王显然不懂江湖险恶，颇有兴致地听张仪讲了下去。张仪说：“秦国，现在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土地占了天下的一半（吹牛！欺负楚怀王没有地理知识，天下最大的国家其实是楚国），兵力足以抗衡周围的国家，山河险固，地势易守难攻。秦王拥有雄兵百万，战车千乘，战马万匹，粮食堆积如山。秦军法令严明，士卒甘愿赴死（这确是秦国的可怕之处），将帅有勇有谋，不出兵则已，一出兵就会席卷常山，折断天下的脊梁。天下诸国，凡是不服者都将灭亡。那些主张与秦国对着干的人，就像是驱赶着羊群去斗猛虎。现在大王不结交猛虎却结交群羊，我是暗地里替您着急啊！”楚怀王真个耳根软，被张仪这么一吓，脑门就开始冒汗了。张仪偷偷瞟了楚怀王一眼，看到这副情状，心下便知道已经有三分成算，接着说道：“天下的强国，除了秦国就是楚国，除了楚国就是秦国。两虎相争，其势不两立。大王现在派兵北上与秦国争利，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后果？”“哦？”楚怀王眉头扬了一下。“秦国坐拥巴蜀之地，用大船装载士兵和粮食，每条船能够装载五十名士兵和三个月的口粮，顺长江而下，日行三百余里。到楚国三千余里，十日可至扜（yū）关。扜关一旦受到攻击，黔中、巫郡从此就不得安宁。秦国再挥师从武关出发，南下攻击楚国，楚国北部地区就会被隔断。可以这样说，秦国如果攻楚，不出三个月，楚国就会面临危难。齐国就算发兵相救，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我以为，您依靠齐国来对抗秦国，实在是大大的不明智。”如果是公元前316年之前，张仪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现在可以说得理直气壮。这一切，要归功于司马迁的那位老祖宗司马错。楚怀王不禁“啊”了一声，眉头紧锁，略有所思。张仪紧接着问道：“大王可知道，秦王最钦佩的人是谁？”“谁？”“就是大王您啊！”“怎么会呢？”楚怀王连连摆手，脸竟然红了。“千真万确。”张仪说，“秦王最钦佩的人是您，最痛恨的人是齐王。他常说，楚王为人正直厚道，气度不凡，堪为天下诸侯之楷模。而齐王不过是个乘人之危的小人。他正打算派樗里疾将军讨伐齐国，救燕国于危亡，可是楚国正与齐国交好，让他十分为难呐！”“这……”楚怀王搓搓手，意思是，“我也很为难啊！”张仪觉得火候已到，抛出最后一颗重磅炸弹：“大王不是正在兴兵进攻於中吗？如果大王能够与齐国绝交，我马上回去向秦王请求，将於中……啊不，将商、於方圆六百里的土地统统献给楚国，还让秦王将女儿嫁给大王为妾，秦、楚两国互为婚姻，互派人质，永远成为兄弟之邦。不知您意下如何？”这颗炸弹将楚怀王所有的纠结都炸到了九霄云外，他赶紧问道：“此话当真？”张仪说：“在大王面前，怎敢有半句虚言！”楚怀王大喜。第二天上朝，他便对群臣说：“你们祝贺我吧，我刚刚得到了商、於之地六百里。”群臣听他讲完事情的经过，都向他表示祝贺。只有陈轸仰头望天，一言不发。楚怀王觉得很不爽，下朝之后将陈轸单独留下来，问道：“我不动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商、於之地，你难道不觉得高兴吗？”陈轸说：“我只怕大王拿不到商、於之地，反而招来祸患，所以不敢高兴。”楚怀王说：“为什么这样说？”陈轸说：“秦王看重大王，不过是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现在您为了张仪的一个空口许诺，就要与齐国绝交，我没法不担心。张仪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含血喷人，也可以信口开河。他的话，基本上不可信。您如果实在要听他的，也要先让秦国交出商、於之地，再与齐国绝交。否则的话，楚国西有秦国为患，东与齐国绝交，马上大祸临头……”“你别再说了！”楚怀王打断他的话，“我意已决，你等着看我把好事办成吧！”又意味深地说了一句，“看来，你对当年和张仪之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念念不忘啊！”陈轸长叹一声，没有再说什么。楚怀王说做便做，马上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绝交信，派人送给齐宣王。使者尚未返回，他又写了第二封绝交信，再派人加急送往临淄。张仪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带着楚怀王送给他的几车礼物和一名楚国将军回到了秦国。而这位将军的使命，当然就是代表楚国接收商、於之地。没想到张仪回到咸阳的第二天，就从马车上摔下来，躺在家里养伤，一连三个月没有出门。楚国将军看到这种状况，也不好催他办理土地移交，只得派人将情况汇报给楚怀王。楚怀王的第一反应是，张仪该不会是以为我与齐国绝交的事办得还不够彻底吧？他不假思索地又派了第三名使者前往齐国。不过这回没有绝交信了。使者就是信。在齐宣王殿上，使者当着齐国文武百官和各国使节的面，操着抑扬顿挫的楚地方言，将齐宣王以及其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然后，他就被一拥而上的齐国武士拖到殿外，剁成了肉酱。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天下，当然也传到了咸阳。张仪听到这个消息，病马上就好了，主动约见了那位已经在咸阳休息了半年的楚国将军。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羊皮，羊皮上绘着一幅地图。张仪指着地图说：“从这里，到这里，方圆六里，是秦王赐给张某人的私人领地，本来想修个宅子养老的，现在我把它献给楚王了。”楚国将军大吃一惊：“我听说是六百里，怎么会是六里呢？”“什么六百里？”张仪摆出一副更吃惊的样子，“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献给楚王六百里地呢？是您听错了吧？要不就是楚王听错了。”楚国将军交涉未果，只得拿着那张地图回到了郢都。楚怀王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他当即下令景翠准备进攻秦国，又命将军屈匄（gài）率军北上支援景翠。大臣们都被楚怀王那张气得扭曲的脸吓坏了，谁也不敢劝谏。只有陈轸站出来说了一句话：“现在我可以说话了吗？”楚怀王说：“可以。”陈轸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进攻秦国不是一个好办法。您不如干脆送给秦国一座大城，与秦国联合攻齐。这样的话，我们虽然失去一座大城，却可以从齐国那里得到补偿。最重要的是，天下人不会因此而笑话楚国。”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既然已经上了秦国的当，不如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寻求一个体面的方式来借坡下驴。但是楚怀王第二次拒绝了陈轸的建议。他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复仇”两个字。郑袖的枕边风公元前312年，楚国兵分两路，大举北伐。一路由柱国景翠率军，围攻韩国雍氏（今河南省禹县）；一路由将军屈匄率领，攻打商、於。秦国兵分三路反击。东路由名将樗里疾率领，兵出函谷关，进入到韩国的三川郡，协同魏、韩两军对围攻雍氏的景翠军进行反包围作战。中路由庶长魏章率领，从蓝田出武关，进驻商、於之地，以对抗屈匄军。西路则由后起之秀甘茂率领，兵出南郑，进攻楚国的汉水流域。三路军中，中路军兵力最强，但是总揽全局的灵魂人物还是有“智囊”之称的樗里疾。樗里疾的东路军一路疾进，与魏、韩两军会合，先是攻克曲沃，然后经过东周地界，在东周获得粮食补给后，便直扑景翠军，与守卫雍氏的韩军形成掎角之势。景翠严阵以待，准备与秦军大战一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的接触，在感觉到对手实力不弱之后，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囤积军粮，准备打持久战。但这只是樗里疾的虚晃一枪。他让魏、韩二军打着他的旗号继续与楚军对峙，自己却率领秦军主力星夜南下，与中路的魏章军一道，在丹阳（今河南省西峡）前后夹击屈匄军，获得斩首八万的空前战绩，还俘虏了屈匄、逢侯丑等楚军将佐七十余人。这一战，史称丹阳之战。丹阳之战后，秦军士气大振。樗里疾借势杀回雍氏，又与魏、韩两军一道击破景翠军，取得了雍氏之战的胜利。现在可以解释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韩、魏两国会跟着秦国去攻打齐国了——雍氏之战后，樗里疾意气风发，率领秦、魏、韩三国联军继续东进，大败齐军于濮水。魏章也没浪费时间。樗里疾向东救援雍氏，他便向西配合甘茂的进军。两军联合作战，一举夺得楚国汉中的六百里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汉中郡。至此，秦军一气呵成，连续在丹阳、雍氏、濮水、汉中四个战场上获得全胜。樗里疾因此声震华夏，被秦惠王封为严君。楚怀王输红了眼，干脆孤注一掷，增兵袭击秦国的关中地区。应该说，楚怀王这一招很漂亮。此时秦军樗里疾在齐，魏章、甘茂在汉中，战线拉得太长，国内相对空虚。而且秦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完全没有料到楚怀王会来这么一下子。楚军迅速攻克武关，直逼咸阳，一直打到蓝田。这里离咸阳只有不到一百里地了。但就是在这里，楚军也成为强弩之末，遭到了秦军的有力阻击，惨遭失败。魏、韩两国抓住机会主动南下出击，一路攻到了邓城（今湖北省襄樊）。而魏章也配合韩军攻楚，连克召陵（今河南省漯河）和上蔡（今河南省上蔡）两城。就在这个时候，秦惠王主动伸出了橄榄枝。他派人对楚怀王说：咱们别打了，有事好商量。您想要秦国的商、於之地，没问题，可以拿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省洞庭湖以西至四川省黔江流域一带）来交换。楚怀王一听“商、於”两个字就心里发麻，感觉那是个诱饵，碰一碰都会有危险。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换地，但是如果秦国可以将张仪交给我，我宁愿把黔中郡白送给秦国。一个郡换一个人，怎么样，干不干？秦惠王马上就动心了。他把楚怀王的话当作一个笑话讲给张仪听，然后说：“楚王也不想想，先生乃是寡人的肱股之臣，休说一个黔中郡，就算把宛郡、巫郡、新城郡统统给了寡人，寡人也不会拿先生去交换啊！”秦惠王言毕，发出一阵不自然的大笑。一丝悲凉掠过张仪的心头。他认真地说：“那就让我去吧！”“不行。”秦惠王说，“楚王最恨你拿商、於之地戏弄他，岂能轻易放过你？”张仪说：“秦强楚弱，只要有大王为我撑腰，想必楚王也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万步说，即便楚王杀了我，能够为秦国获得黔中之地，我也心甘情愿啊。”话说到这个份上，秦惠王只能“勉强”同意了张仪的请求
欧美大尺度A片免费专区，乔伊丝正等着我，好换班回家：虽然没有正式这么安排，但是我们总保证其中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她看上去很疲惫。她说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她过得糟透了，是丈夫的缘故，她改日再和我细谈，今天就不了，然后她就走了。有一条来自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留言，说是她周一才看到我关于护理员的留言，还有福勒太太拒绝让护理员进门。这砰地一下让我跌回到伦敦时的我。我一下午都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打电话，还和摄影师讨论了明天的工作。但与此同时我又在想乔伊丝的事。我明白，她丈夫那档子事意味着我们合作的日子到头了，或者至少意味着以后会不一样了。对此我十分确定。这让我在离开办公室前就又沮丧又焦虑。我还明白了另外一件事，以前我从没这样想过：乔伊丝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我的意思是，朋友。我和她的关系同谁都没有过，从来没有。和弗雷迪的绝对不同。我疲惫不堪，本来是准备直接回家的。但还是让出租车停在了莫迪·福勒家门口。我站在那儿，在门上又是敲又是砸。快冻僵了。什么声音都没有。我惊慌失措——她是不是死了？——我也注意到，而且是颇感兴趣地注意到，我的反应之一竟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她从来不用的“前厅”那窗户上，窗帘动了一下。我等着。什么都没发生。我狠狠地捶门，捶了又捶，那时我已是怒不可遏。我恨不得掐死她。然后门向里被拉开，磕磕巴巴，吱吱呀呀，她站在那里，小小的黑黑的一团，露出一张惨白的脸。哎呀那气味。我告诉自己不要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但是没用。我在乎得很。那气味……难闻，那种泛着酸带点甜腥的浓烈臭味。但是我看得出来，她是勉强站在那儿的。我一点都不“讨喜可爱”，我实在太生气了。“你干吗把我关在外面受冻？”我问道，走进门，从她身边挤过，逼她让道。然后她在我前面，顺着走道往前走，一只手扶着墙，防止跌倒。里屋，火炉上一堆熄灭了的煤渣。不过屋里有一个电暖炉，单炉条，正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说明它不安全。房里冰冷、肮脏、臭哄哄的。那只猫走进来，在我的腿上蹭着，直打转，喵喵地叫着。莫迪瘫坐在椅子里，瞪着火炉。“那么，你为什么不让护理员进门？”我朝她吼。“护理员，”她尖酸刻薄，“哪门子护理员？”“我知道她来过。”“到周一才来。整个周末我都一个人，谁都没有。”我差点对她尖叫：“她周一来了你为什么不让她进来？”但是我知道说了也白说。我浑身又充满了力量——愤怒。“莫迪，”我说，“你真绝了，不可救药，自己让自己不安生。哎，我去烧水。”我烧了水。我拎了煤上来。我发现便桶里满是尿，不过没有更糟的，谢天谢地。那会儿我想的是谢天谢地，但是我意识到人啊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然后我提了购物袋上街去。阴沉沉的雨夹雪。看我，刚从慕尼黑回来，一身光鲜，在卸料车里刨木板木条。又一次，窗后的一张张脸，注视着我。回了房以后，我把炉里的灰扒了出来，一团团灰尘乱飞，然后生了火。用了一个引火物。木柴和煤。很快就火焰熊熊了。我把污秽的杯子用沸水烫了，给我们两人泡了茶。我必须把什么礼貌礼节都扔掉。脏杯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有关系，有，有，就有。她一动不动，坐在那儿看火苗。“猫。”她说。“我给她喂过吃的了。”“那就放她出去玩。”“外面是雨夹雪呢。”“她不在乎。”我把后门打开。一阵冷雨直朝我袭来，而那只胖黄猫，原本一直闹着要出门，现在喵的一声转身冲进房里，钻到贮煤室里去了。“她去贮煤室了。”我说。“那看来我得自己动手去料理了。”这话气得我七窍生烟，胸中好似炸开了锅！同以往一样，我想揍她或者拼命摇她，还有，同以往一样，想展臂抱住她。不过幸运的是，我的理智还在，于是我做了一切我该做的，谢天谢地，既不“风趣”，又不讨喜，也不和善。“你这些天吃没吃饭？”没回答。我又出门去采购。街角小商店里空无一人。那印度人坐在收银台后，看起来面色苍白，浑身发冷，也难怪他这样，可怜的家伙！我想知道她来没来过这儿，于是说我是来给福勒太太买吃的。他说：“哦，那个老太太，她身体可好？没生病吧？”“生病了。”我说。“她怎么不去养老院？”“她不想去。”“她没有孩子吗？”“大概有，但是他们不在乎。”“这真糟糕。”他对我说，这话是希望我能知道，他们这个民族是不会就这样丢开这么一个老太太不管的。“是的，这真糟糕，你说得对。”我回答。我回到屋里，再次想到了死亡。她坐在那里，闭着眼睛，纹丝不动，我觉得也没在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她的蓝眼睛，望着炉火。“把你的茶喝了。”我说，“我去给你烤点鱼。鱼你能吃吧？”“嗯，我要吃的。”在厨房里我想找一个不油腻的容器，但是最后放弃了。我把鱼放在烤架上，然后开了一会儿门，放点新鲜空气进来。顾不上雨雪了。我把鱼端给她，她坐起来，把它全吃了，慢吞吞的，手颤抖着，但是她还是吃完了，我知道她饿肚子了。我说：“我前些日子在慕尼黑。去看秋季新装了。各种新款式都看了一遍。”“我从来没离开过英国。”“喏，等你好一点了，我全都说给你听。”她对这话没做回应。但是终于，当我想着该走了的时候，她开口说：“我需要些干净衣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这话。不过我能看出来这至少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如今这点敏感我还是有的。她想要我给她买衣服？我看着她。她不情愿地看着我，然后说：“隔壁房间，你能找到些什么的。”“什么呢？”她颤颤巍巍地、泄了气似的耸了耸肩膀。“背心。短衬裤。衬裙。你为什么要问，你不穿内衣吗？”再一次，就好像有个按钮给按了下去，怒火油然而生。我进了隔壁那个房间，我知道她本不想让我进去。铺着上好羽绒被的床，衣橱，放着瓷器摆设的梳妆台，质量很好的书架。但到处一堆堆一叠叠的——都是垃圾。难以置信。五十年前的报纸，一碰就碎；破破烂烂的小片布料，泛黄，污渍斑斑，小段的蕾丝，脏兮兮的手帕，小条的缎带——这样的景象我还从来没看过。我想，她从来没扔过东西吧。抽屉里，一片狼藉，塞满了——要描述一下，几页纸都不够。要是我把摄影师带来就好了！习惯性思维。衬裙、背心式胸衣、短衬裤、背心、旧连衣裙或者是连衣裙残片、衬衫……所有这些东西起码都有二十年历史，有些能追溯到一战时期吧。现在和过去衣服的不同在于：这些料子都是“货真价实”的，棉布、丝绸、毛料。没有人造纤维。但是所有的衣物都有破损，或者有一两块污渍，或者整件都脏兮兮的。我拽出成捆的衣物，一样一样细细地看过来，一开始是出于好奇，后来就是想找有没有能穿或是干净的。最终，我找到一件羊毛背心，一条羊毛保暖裤，还有一条不错的粉红衬裙，然后一条羊毛裙，蓝色的，以及一件羊毛开衫。这些是干净的，还算干净。我在房里忙活着，冷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过去的日子里我多么喜欢自己，我有多喜欢自己，就因为我能掌控局面，身处高位；我还想到，想要体会莫迪的无助，我只能回想小时候的感觉，那会儿心急火燎地去厕所，心里祈祷着千万不要憋不住尿在裤子上，这是我的经历里和无助最接近的感觉了。我把衣服拿到隔壁房间，房里现在很暖和了，炉火熊熊。我问她，“你要我帮你换衣服吗？”她脑袋一偏，不耐烦地晃着，我现在知道这是在说我又犯傻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于是我在她对面坐下，说：“趁着茶没结上冰我得把它喝了。”我发现我喝茶的时候没觉得反胃。我颇感兴趣地意识到，我现在已经对拿脏杯子喝水习以为常了。曾几何时莫迪也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洗澡，洗杯子、盘子，打扫卫生，洗头发。她在说她以前住院的事，我觉得她就是随便找点话说说。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想着那些医生护士真该听听莫迪这样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医院的。监狱。管教所。但是突然我意识到她在说当时她身体太差，没法坐进浴盆洗澡，两个护士就在床上给她擦了澡，然后我懂了。“我去烧水，”我说，“然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做。”我烧上两壶水，找到一个搪瓷盆，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它，我好久没见过这种盆子了，平时见到的都是塑料的。然后我去找肥皂和擦澡布。它们放在水池上方的一个墙洞里：墙上抽掉一块砖，凹槽里刷了漆。我把盆子、水壶、擦澡布、一大罐冷水端进隔壁房间。莫迪正在脱最外层的衣服，颇艰难。我帮了她一把，然后意识到根本没配合好。我赶紧四处乱翻，找来报纸，收拾开桌子，拿厚纸把它整个铺上，安置好水盆、水壶、水罐、沐浴用具。没有毛巾。我冲进厨房，只找到一条又潮又脏的毛巾，又冲去前厅乱翻乱找，心里觉着像是花了一整天似的。其实不过才几分钟的事。我很担心站在那儿的莫迪，半裸着，生着病，还咳嗽。终于，我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毛巾。她站在水盆边，上半身光着。她身上根本没肉。满是褶子的蜡黄皮肤，裹着脆弱的胸腔，她的肩胛骨像是骷髅，瘦骨嶙峋的胳膊顶端是一双强壮的劳动者的手。瘦长的乳房垂着。她笨手笨脚地往擦澡布上打肥皂，那擦澡巾，不用说，脏得很。我应该先把它洗一遍的。我又冲进隔壁房间，从一块干净的旧毛巾上撕下一小块来，拿回房。我知道我撕了毛巾，她很想骂我，如果不是想着省点力气，她早骂开了。我慢慢地擦洗她的上身，用足肥皂和热水，但是她脖子上的积垢实在是太厚了，想洗清爽就得狠狠地搓，她又受不住。她虚弱不堪，浑身发抖。我比较着这个羸弱苍老的躯体和我妈妈的身体：我只偶尔瞥过几眼她的病体。在住进医院之前她一直是自己洗澡——现在我才想到那有多艰难。而乔姬来的日子，她给妈妈洗澡。但是她长不大的女儿没给她洗过，我没给她洗过。我这会儿一边给莫迪·福勒擦身，一边想着弗雷迪，他骨头看上去扁平，好像也在日益消瘦，肉紧紧地贴在上面。莫迪虽然瘦得一把骨头，但她不是身上的肉深陷骨头之中，给摧垮了的样子。她浑身发冷，疾病缠身，虚弱无力——但是我能感到她身体内勃勃的生机：生命力。它是如此之强大，生命。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从没像我给莫迪·福勒擦澡时这样地感悟过生命，这凶猛愤怒的小老太。啊，有多愤怒：我意识到，她所有的生机都源于她的愤怒，我万不能，万万不能恼恨它，或是试图反击。接下来就是擦下身的问题了，我等着她给指导。我给她套上“干净”背心，裹上“干净”羊毛开衫，看见她正脱下层层叠叠的厚裙子。然后，恶臭，扑鼻而来。唉，没用的，我做不到不在乎。因为她太虚弱，也许太疲惫，走不动，她屎尿都在裤子上，在身上，到处都是。短衬裤，肮脏不堪……啊，我不说了，就算是纯粹发泄也罢，实在恶心。我当时看着她脱下来的背心和衬裙，上面是黄一块棕一块的屎。罢罢罢。她站在那里，光着屁股。我朝她脚底塞了报纸，于是她站在厚厚的几摞报纸上。我给她擦了又擦，擦遍下身。她的大手撑在桌上，支住身子。擦到屁股的时候，她把它一撅，和小孩子的行为一样，我认真清洗，连皱褶里也擦了。我倒掉脏水，水盆里换了水，然后飞快地把水壶放上炉子。我给她洗私处，第一次琢磨起这个词来：因为她正经受折磨，这个陌生人正侵犯着她的隐私。然后我擦洗她的腿，擦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脏东西流到了她腿上。我让她站到水盆里，给她洗了脚，蜡黄衰老、皮粗筋绽的双脚。熊熊炉火上的水又烧滚了，我帮她换上“干净”的灯笼裤。这会儿，看过了肮脏到底能到什么程度，这条裤子对于我来说已经够干净的，不就是多沾了点灰嘛。然后给她套上那条不错的粉红衬裙。“你的脸。”我说，我们还没洗那里，“还有你的头发呢？”脏兮兮的蜡黄头皮上一束束、一绺绺的白发。“以后再说吧。”她说。于是我给她洗了脸，小心翼翼的，用的是旧毛巾上撕下来的干净的一角。然后我让她坐下来，找来剪刀，给她剪脚指甲，简直和锯牛角一样，然后换上干净长袜，她的连衣长裙，她的紧身套衫。她正准备再穿上外头那层黑衣服，我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哦，别——”随即十分内疚，因为她很受伤，抖得更厉害了，闷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像个坏孩子。她已筋疲力竭。我倒掉脏水，拿滚水烫了水盆，又烧了一壶水好重新泡茶。我到后门那儿朝外头望了一眼：雨连绵不断，夹杂着片片浅灰的雪花，风正紧——水从厨房门下渗进来；至于想到她得出门，顶着冷风冷雨，去上厕所，那个冰冷的小房子——但是她以前也出去过，想来以后也能。我不断对自己说，她九十多了，多年来一直就是这样过的：她挺过来了！我给她又端了茶，还拿了些饼干，让她坐在烧得正旺的炉子前喝茶。我把她脱下来的外衣全都放在报纸里，叠起来，扔进垃圾桶里，没请示她。然后我对抽屉里的衣物一番挑拣，选出一批来，接着扯掉她床上的脏被单、枕头套，抱着这些东西冒雨去了趟洗衣店，留给那里的姑娘处理干净。我把房里收拾成我能收拾出的最整洁的模样，给猫食盆里添了吃的，那猫靠着莫迪的腿，任她抚摸。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了一遍。我做这些事的时候，莫迪就坐在那儿望着炉火，我看她的时候她不看我，但我四处忙碌时她的眼睛就盯着我，还有她认为我不知道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不懂好歹。”我正忙着，她说道。那时我已经开始扫地板了，用手持短刷和小簸箕。我找不到别的工具。她说这话的口气，我没法解读。没精打采的。我想，甚至是绝望的：就像我刚才瞥到一眼的那种表情，那会儿我在回想自己的孩提时代。她大概感到另一种形式的无助。很明显，以前从来没有人为她做过这种事。我又去了洗衣店。店里的那个能干的大个子爱尔兰姑娘，刚才我把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我们匆匆建立了平等的同志情谊。现在她把一大包干净床单被套递给我，盯着我的脸，说：“腌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腌臜。”她恨死我了。我说：“谢了。”我懒得解释，转身离开。但是我——羞得脸发烧！唉，我多么在乎别人对我的钦佩、喜爱、赏识啊。我冒着雨雪，把东西送了回去。那时候我已是又冷又累。我想回家……但是我还是开始收拾某个大柜子的一个抽屉，把干净的衣物放了进去，告诉了莫迪我把它们放哪儿了。然后我说：“明天晚上我再来。”我很好奇她会怎么回答。“到时见。”这是她的回答。现在我一个人待着，洗过了澡，不过那个澡我洗得简单利落，没有泡上好几个小时。我应该收拾房间的，但是我没收拾。我纯粹是累坏了。我没法相信，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住在一家酒店里，是受宠受纵的贵客，和我所欣赏重视的同行卡尔一起用晚餐。鲜花、牛肉、美酒、奶油——全套的。我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世上有那些东西——在那里，然后又有莫迪·福勒，在这里。也许不可思议的是我？我的确是晕头转向了。我得好好把这些事想明白。我要怎么办？我可以和谁讨论这个？乔伊丝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周四乔伊丝来办公室拿要带回家做的工作。她看起来糟透了。我对她说：“怎么样了？”她说：“他要我和他一起去美国。”我问：“不回来了？”她说：“不回来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们就是这样交流的：缩略表达法。她说：“我得赶紧走了。告诉约翰封面我弄好了。注释我也做好了。简娜，我明天再来。”然后她就走了。这就是说：有某个学校想聘她的丈夫为教授，他打算接受，他希望她放弃这里的工作和他走，她不想去，他们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孩子们不想去美国——而这个下午我感觉乔伊丝很可能会去美国。这就算是结束了。回家时我顺道去看莫迪。门闩着但是没上锁。炉火很旺。猫在床上睡大觉。莫迪也在睡，椅子把手上放着只空茶杯
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王鲁湘：俗称寡妇殿。晋宏逵：在世皇帝的女长辈和她的服务人员都在这个慈宁宫。寿康宫北边是寿安宫，最角上是英华殿，英华殿本是万历皇帝母亲的居所，她号称自己是九莲菩萨，里面有她手植的一棵树。英华殿东侧就是著名的太上皇宫殿，它的样式像一个缩小的紫禁城，同样有外朝后寝、花园，以及东西两侧的建筑，也分成东西两个轴线。它前面是一个很大格局的宫殿，后面也分成三路，其中一路的西侧就是著名的乾隆花园。王鲁湘：这是乾隆为自己太上皇的生活预备的。晋宏逵：他在登基以后，觉得自己执政的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祖父康熙，康熙在位不到62年吧，所以他说，到60岁我一定要归政，把这个位置传给儿子。他到哪住呢，不能住在皇宫，皇宫给他儿子住了，所以他自己做了一个宫殿，叫太上皇宫殿。里面所有地方的命名都围绕着长寿、退政的主题。王鲁湘：皇帝办公的地方叫勤政殿，要勤劳；退了以后就倦勤，该休息了。晋宏逵：另外在宫城的外侧，围着城墙的北、东、西三个角，有大量的灰顶房子，这就是从明代开始为皇宫服务的那些最核心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贴着西墙甚至还有酿酒的、做买卖的。另外还有一个事：这么多皇子都到哪住呢？王鲁湘：就是那一大堆阿哥、公主。晋宏逵：所以在乾清宫的后面、东西六宫的北侧，还有三块留下来了，叫前东西五所。前西五所从明代开始就是皇子们居住的地方。后来乾隆曾经住在里面，他当皇帝以后，他居住的地方就不能让一般的皇子再居住了，所以把这个所升格为宫，叫重华宫，这里的漱芳斋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王鲁湘：我原先以为皇子们跟他们的妈妈住到一起，然后太子就住到东宫这边，原来不是这样的。晋宏逵：东宫实际上就是文华殿，因为太后在东边住，皇帝为了每天去看他妈妈比较方便，于是就把文华殿当便殿了，所以他把文华殿旁边的偏殿当做教育的地方。王鲁湘：武英殿就是修书的地方。晋宏逵：武英殿修书是从康熙开始的，最初它是很重要的地方。武英殿后边还有一个殿俗称白虎殿，永乐皇帝停陵就在白虎殿，明代皇帝后来基本上都到这里来停陵，还有一个就是景山。关于武英殿还有两个大事，一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建立大顺政权，就是在武英殿宣布登基；第二个就是多尔衮入关以后，执政的地方也是在武英殿。王鲁湘：文华殿北边就是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叫文渊阁是吧。晋宏逵：对，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专门为了藏四库全书建的。样式是仿照天一阁的，六间嘛。王鲁湘：上层是打通的，象征“天一”，下面六间，象征“地六”——所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69。晋宏逵：这是它的一个文化建设。刚才说到武英殿作为修书处是康熙时候的事情，这是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件盛事，从那开始，很多宫廷版的书都是从武英殿印出来的，所以我们故宫藏品中还有一批殿版。王鲁湘：很奇怪，左文右武啊，白虎殿是主兵主刑杀的地方，修书的这种事情应该放到东边，为什么放到武英殿修书呢？晋宏逵：这个我没有研究过。我觉得恐怕是明代后期那地方就已经有一些文化活动，白虎殿到清代的时候成了内务府、造办处。而且明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宫廷画家在里边作画，所以这个文化传统大概就这样延续下来了。二、故宫的营建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乐设施一应俱全。到了天宝年间，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国政治中心的所在地了，很多大事就发生在这里。关于如何应对安史之乱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也是在华清宫举行的……天宝十四年，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爆发，华清宫的幸福和欢愉，伴随着杨玉环生命的结束戛然而止。繁盛的大唐虽未在玄宗手下丢弃，却也从此一蹶不振，没了生气。在此后的数百年里，华清宫的一切被蒙上了黯淡污秽的颜色，成了不祥之地，再没有帝王在那里修建离宫别苑。清末的老佛爷慈禧就连路过那里也要绕道而行，以免沾染颓败之气。然而，即便如此，华清宫造就的传奇，经历的兴衰，仍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文人墨客咀嚼玩味的蓝本。而那首让人肝肠寸断的《长恨歌》，也一直缭绕在无数痴情人的心中。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是一座雄视天下的古老学府。一座座石碑、一块块匾额、一幅幅对联，历经千年风雨洗礼而不灭，见证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旷代奇观：从朱熹到王夫之，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梁启超到毛泽东。任你“风云变幻”，我自“弦歌不绝”。这里就是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一、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古代中国之所以被誉为“礼仪之邦”，教育受到极高尊崇是主要原因之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称千古帝王，大教育家孔老夫子却是“万世师表”。在社会上，知识阶层的地位也远非后来可比，排序位于士农工商之首。至于教育机构，战国时候就有了专管教育的学官，称为“祭酒”，是位列公卿的人物；汉朝出现了正式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也于西汉普及，私塾的创办就更早了。官学、私学交织发展，一派“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盛况。中国古代，文化道德主流能够千年一同，文官制度得以领先世界，可以说完全依赖于高水准的教育。而位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就是其不朽杰作。朱汉民56：中国一直是以教育立国，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政府把儒家定为意识形态之后，就把教育抬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地位。从夏商周，就是中国文明起源开始，我们国家的机构中就有学校。
饿极了也不会去吃乌头（一种植物，有剧毒），因为这玩意儿虽然能暂时填饱肚子，但是很快会让人丧命，和饿死也没什么区别。”齐威王点点头道：“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苏秦说：“大王可知道当今燕王的夫人是谁？”“不知道。”“是当今秦王的女儿。”苏秦顿了一下，观看齐威王的反应，只见他眉头一皱，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掩饰过去。秦惠王将女儿嫁给燕易王，还是燕文公年代的事，因为那时候燕易王还只是公子，这件事在诸侯之间没有引起关注。苏秦接着说：“燕国虽然弱小，可燕王好歹也是秦王的女婿啊！您为了贪那点蝇头小利，不惜得罪强大的秦国，值得吗？秦王一怒，命令燕国为先锋，发动大军从北方征讨齐国，您这和饿了吃乌头有什么区别？”苏秦连吓带骗，齐威王却被镇住了，问道：“那寡人该怎么办才好？”“那还能怎么办，把城还给燕国呗！您想想看，燕王不费周折收回十座城，必然高兴，与齐国更加亲近；而秦王知道您是看在他的面子上归还燕国十座城，也一定很高兴，这是化敌为友的做法，也是取得天下人心的好机会啊！”齐威王就这么被忽悠着，把十座城池还给了燕国。苏秦完成使命，哼着小调回到燕国，本以为燕易王会大大地奖赏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原来，就在他去齐国的时候，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并暗示苏秦很有可能与太后私通，给先王戴过绿帽子。对于燕易王来说，先王的绿帽子不是大事，但是被人说出来，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他用一句“休得胡说”封住了来人的嘴，心里却留下了一个疙瘩。苏秦回来，他也没给好脸色，而且让人给苏秦带话说：“以后您就在家歇着吧！”苏秦死皮赖脸找上门去，对燕易王说：“我本来是东周的一介平民，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劳，您却在宗庙里接见我，在朝堂上以礼相待。现在我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池，您本来应该更亲近我，却让我坐了冷板凳，想必是有人在您面前说我是个无信小人，是吧？”燕易王应了一声，不置可否。“其实人家说得对，我就是个不守信用的人。”苏秦突然这样说，“可是我不守信用，乃是您的福分啊！所谓忠信，不过是说一个人洁身自爱，但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讲不了那么多忠信的。我去游说齐王，难道不是在欺骗他吗？我把老母亲扔在雒邑，难道不是不孝吗？假如有像曾参那样孝顺、像伯夷和叔齐那样廉洁、像尾生那样守信的人来侍奉您，您会觉得怎么样？”曾参是个大孝子；伯夷和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君的儿子，互相让贤，不继承君位，后来周朝灭商，他们也不肯出来做官，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尾生则是古代的大情圣，与女朋友在桥下约会，女孩子没来，大水却来了，尾生抱着桥柱子不肯离开，结果被淹死。燕易王说：“这样的人，寡人求之不得啊。”苏秦冷笑一声：“像曾参这样的人，连离开父母在外面住一夜都不干，您又怎么能够让他不远千里来为燕国服务呢？像伯夷这样的人，宁死也不食周粟，他能为您到齐国去坑蒙拐骗？像尾生这样的人，为了一个女人而守信至死，您认为他能有办法说服齐王退还给您十座城池吗？他们那种忠信，都是假忠信，只不过贪图自己的好名声。而我的忠信，是真正的忠信，因此才会得罪您。”燕易王说：“不对，不对，这世上哪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人啊？”苏秦说：“有个人到远方为官，他的妻子在家里和别人私通。那个人将要回来的时候，妻子和姘头商量着要用毒酒毒死他。他的侍妾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但是又不敢说出来，只好装作打翻了酒壶，把酒都洒在地上了。那人大怒，打了侍妾五十鞭子。您说，这个女人对上保护了男主人，对下也没有泄露女主人的机密，自己却挨了一顿鞭子，难道不是因为忠信而获罪吗？我现在的境遇，难道不就是那位侍妾的境遇吗？”燕易王说：“那您还是官复原职吧！”苏秦赶紧谢恩。燕易王又问道：“您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发生在宫中，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苏秦一听，面若死灰，不敢回答。不久之后的某一天，苏秦悄然离开了燕国。他给燕易王留下一封信，说：“下臣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地位；如果到齐国工作的话，倒是能让燕国受到天下诸侯的重视。”燕易王看了之后，轻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苏秦就这样来到了齐国，并且在齐国定居下来。燕国的危机：禅让岂能随意燕易王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公元前323年，燕易王参加了魏国组织的五国相王。从此，燕君不称侯爵，而称为燕王。公元前321年，燕易王去世，太子哙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燕王哙。明眼人可能很快会发现问题——燕王哙不是一个谥号。一般而言，史书上都会用谥号来称谓天子诸侯，如周显王、秦惠王、燕文公等。一个诸侯，如果没有谥号，那就意味着他连个盖棺定论都没有，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燕王哙信任一个名叫子之的人，任命他当了相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官吏，在民间具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就像商鞅刚到秦国时的情况一样，传统贵族对于子之这种政治暴发户十分反感，他们在太子平的领导下，处处掣肘，和子之对着干。蓟城中两股势力斗得不亦乐乎。太子党占据高位，把持了朝中所有重要的职务；相党群众基础扎实，提拔了大量基层干部。然而，最重要的力量一直在摇摆不定——燕王哙本人对于应该支持儿子还是相国，或是和稀泥，或是各打五十大板，始终拿不定主意。子之有他的秘密武器。苏秦在燕国的时候，和子之关系很好，两个人结为了儿女亲家。苏秦的弟弟苏代与子之的关系也不错。公元前318年，苏代作为齐国使者出访燕国，燕王哙问了苏代一个问题：“齐王为人如何？”这里的齐王已经是齐宣王，刚刚即位两年，工作业绩不明显，是以燕王哙有此一问。苏代说：“不是霸主之才。”燕王哙说：“为什么？”苏代说：“因为他对有能力的大臣不够信任。”燕王哙听了，若有所思。就为了这几句话，子之送给了苏代黄金百两，供他在燕国开销。苏代又找到一个名叫鹿毛寿的人帮忙。鹿毛寿是位方士，以炼丹导引之术深得燕王哙信任，能够随意出入燕王宫中。他对燕王哙说：“天下人都说尧贤德，是因为他大公无私，能够把天下让给许由，而许由又没有接受，尧因此有禅让天下的名声而实际上又没有失去天下。如果大王提出要把国家禅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样大王也就和尧齐名了。”据《庄子》记载，许由是古代的贤人。尧曾经打算将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出来了，烛火还有什么意义？雨季来临了，何必要浇水灌溉？有您这样的圣人，我为什么还要占着君位？我越看越觉得自己比您差远了，一定要把君位让给您，由您来统治万民。”许由听了，赶紧跑到河边去洗耳朵，说：“快别说这样的话，把我的耳朵都弄脏了！”许由说：“您治理天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如果我还要去取代您，是为了名声吗？所谓‘名’，不过是‘实’的影子，您难道是要我去追求虚幻的影子吗？鸟儿在林中筑巢，也不过是要一根树枝；鼹鼠在河里喝水，最多也不过是填饱肚子。我一个人自由自在，要天下干什么呢？厨师即便不干活，也轮不到尸祝祭越过樽俎来替代他啊！”尸祝即祭祀官，成语“越俎代庖”，便是出于这个典故。燕王哙听了鹿毛寿的话，果然宣布将国家大事都托付给子之。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并不罕见。秦孝公就曾提出要让商鞅即位，魏惠王也说过要惠施代他为王，但那就像是“找个时间请你吃饭”一样的客套话，说的人装作很认真，听的人装作很惶恐，拼命推辞，最后不了了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子之毫不客气地接受了燕王哙的让贤，还要求燕王哙将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的印信全部收回，由他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真的成为了燕国的主人，连燕王哙在他面前都必须俯首称臣。想必这也是自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以来，中国权力交接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太子党和相党的斗争，至此胜负已定。但是下这个结论显然为时过早——子之虽然在燕国南面称王，却不能得到诸侯的承认。连中山这样的小国都对这件事表示极度愤怒，有当时文物“中山王方壶”铭文为证：“燕君子哙，不辨大义，不忌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也，寡人非之！”简而言之，以臣代君，得不到周天子的承认，乃是大大的倒行逆施，寡人表示强烈的抗议！中山的相国也赶紧站出来表态。作为臣子反而对君主发号施令，真是令人发指。如果要我和敬爱的国君并立于世，与诸侯相会，这样的事我连想都不敢想！这一年，正是公孙衍组织五国伐秦的那年，燕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没有如约参加伐秦的军事行动，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当时孟轲已经回到齐国，有人问及他对燕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他的回答是：“假如你喜欢一个人，就私自把君主赐给你的官爵俸禄转赠给他，而他也欣然接受，可以吗？”言下之意，燕国的爵位是周天子封的，没有经过周天子同意，当然不能随便送人。孟轲的话说得有道理，但是不难看出，他耍了一个花招，避开了“以臣代君”这个敏感点。而且还有一句潜台词：只要周天子同意了，以臣代君也未尝不可。要知道，齐国现在的王室田氏，正是买通了周天子，“以臣代君”而上位的。齐宣王与无盐女的故事孟轲回到齐国，约是公元前319年的事。与此同时，淳于髡、邹衍等人也回到了齐国，和孟轲一道，继续在稷下学宫讲学。从那个时期开始，稷下学宫进入全盛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学者上千人。他们坐而论道，著书立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切，得益于齐宣王的筑巢引凤政策。据《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等七十六人，都被赏赐了宅第，而且享受上大夫的待遇。那个年代临淄的房价虽然不高，一人一套单门独户的大院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上大夫如果搁到今天，至少也是个正厅级。司马迁不无嫉妒地写道，这些人啥事都不干，成天发牢骚，就可以拿那么高的工资，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战国策》中则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颜斶（chù）的学者来见齐宣王。齐宣王坐在堂上，很亲热地说：“快过来。”意思是，靠近一点，咱们好说话。如果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听到政府官员这样召唤，肯定会满脸堆笑，弓着身子快步上前。颜斶却一动也不动，只说了三个字：“您过来。”是你要跟我说话，不是我要跟你说话，当然是你过来。齐宣王本来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左右一看不对劲儿，赶紧低声呵斥颜斶：“大王是君，你是臣。他可以要你过去，你怎么可以要他过来？”颜斶大声说道：“我如果过去，人家会说我趋炎附势；大王如果下来，人家会说他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得趋炎附势之恶名，不如让大王得礼贤下士之美名。”齐宣王恼怒地说：“那你说，到底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颜斶不假思索：“当然是士人尊贵。”这种论调，齐宣王还是第一次听说。朝堂上的人都为颜斶捏了一把汗。只见齐宣王愣了半晌，才问道：“你这么说，有根据吗？”“有。”颜斶说，“那年秦军进攻齐国，秦王下令，有谁敢在柳下惠坟墓五十步以内的范围内砍柴，格杀勿论！同时又说，有谁能够砍下齐王的头，就封他为万户侯，赏金千镒。这说明君王的脑袋，还不如士人的坟墓啊！”齐宣王被说得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护主心切，纷纷跳出来指责颜斶：“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国，重视礼乐，四方仁义智士，仰慕大王的贤德，莫不争相投奔；四海之内，莫不臣服。现在齐国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乃自古以来最好的时代。士人本事再大，也不过是匹夫，徒步而行，耕种为生；没本事的，只能住在穷乡僻壤，做做看门人的工作。所以说，士人是十分低贱的。”颜斶冷笑了一声道：“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大王为什么要自称寡人？”大伙都愣住了，不知道颜斶葫芦里卖什么药，不敢轻易接茬。颜斶轻蔑地环视了他们一眼，说道：“大王贤德，天下皆知，不用你们提醒我。可即便是尧，也有九名助手；舜，有七位师友；禹，有五位亲信；汤，有三名辅政大臣。尧、舜、禹、汤之所以成为尧、舜、禹、汤，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借助士人的力量。从古至今，还没有光靠虚名就能成就大事的人。因此君王不应羞于向别人请教，更不应以向地位低微的人学习为耻。老子说得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这就是为什么君王都要自称孤，自称寡人。孤、寡是指生活困窘、地位卑微的人，可是诸侯们却用以自称，就是为屈己尚贤，难道你们不懂吗？”齐宣王在堂上听了，长叹一声，道：“君子岂可侮辱？今天的事，完全是寡人自取其辱。以后就请颜先生待在寡人身边，出必同车，食必同桌。寡人有什么问题，直接向颜先生请教。”颜斶这才朝齐宣王作了一个揖，说：“吃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粗茶淡饭，我也如同吃肉一般津津有味；出行我也不愿坐车，我喜欢慢步缓行，安步当车。我要说的话，刚刚已经说完了。采不采纳，则是大王的事。就此告辞！”说完拱拱手，飘然而去。后人将“安步当车”作为一句成语，即出于此。经历了这件事后，齐宣王对待学者的态度更加谦逊，求贤之心也更加强烈了。淳于髡听说这件事后，主动向齐宣王推荐人才，一次便给他推荐了七个。齐宣王又高兴，又怀疑，对淳于髡说：“寡人听说，如果方圆千里之内可以发现一位贤人，那么天下的贤人就会肩并肩排在你面前；如果上下百代之内可以出现一位圣人，那么世间的圣人就会脚挨着脚向你走来。今天您一次就给我推荐了七位人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淳于髡笑道：“大王没有听说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如果我们去洼地寻找柴胡、橘梗，休说短短几天，只怕几辈子也寻不着；但是如果到山上去找，很快就可以找到好几车。在下不才，但是只与贤才为伍，与我交往的，都是品德高尚、才智非凡的人。我向您推荐人才，就像在河里舀水一样简单，您怎么能够嫌多呢？七个只是开头，今后我还要向您推荐更多的优秀人才。”齐宣王赶紧向淳于髡道歉，并感叹说，原来世间从来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发现！于是下令广开言路，允许平民百姓进宫进谏，建议一经采纳，给予重赏。无盐女钟离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宫的。据《列女传》记载，钟离春是无盐（今山东省东平）人，生得“广额深目，高鼻结喉，驼背肥颈，长指大足，发若秋草，皮肤如漆”，因为这副尊容，年过三十还是个黄花闺女。但这不妨碍她关心国家大事，也就是齐宣王后宫无主的大问题。她一路风餐露宿，从无盐来到临淄，虽然在宫门口遇到了一些阻挠（不是因为她是平民，又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实在长得太吓人），但还是成功地进到了宫里，见到了齐宣王。在介绍过自己的来路之后，她说道：“民女愿入后宫，以备洒扫。”所谓以备洒扫，是谦虚的说法，表面上说是到你家擦擦桌子，扫扫地，实际上就是要嫁给你做老婆。齐宣王听了，差点晕厥，两旁文武和殿上的宫女都抿嘴偷笑。人说后宫佳丽三千，齐国后宫的美女即便没有三千，至少也有三百，个个如花似玉，青春无敌。眼前这女人长相就不用提了，年龄自称三十，看起来倒有五十，就算真的让她扫地擦桌子，地和桌子都不一定乐意，她居然要进宫当王后，这内心得多强大啊！齐宣王先是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但是想来想去，实在没法用什么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左看看右看看，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殿上殿下跟着便笑成一片，声震屋瓦。唯有钟离春面不改色
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针锋相对，主张必须收复新疆，左宗棠认为，保卫新疆即保卫蒙古，保卫蒙古即是保卫北京。而这时，阿古柏暗中请求英国帮忙。英国公使乌亚德向清廷提出：允许阿古柏独立，以保中亚细亚的和平局面。清政府许多官员因害怕英国，都主张答应英国的要求。对此，左宗棠坚决反对说：“既然英国如此爱护阿古柏，为什么不把印度让给他呢？”由于左宗棠的分析言之有理，震动了整个朝廷，连原先主张放弃新疆的一些官员也对他的见识和魄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左大人的话才是髙论，叫人没法不佩服！”有的说：“左宗棠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呀！谁说中国没有人才。”军机大臣文祥完全支持左宗棠的主张，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其他掌握朝中大权的人也认为丢失领土很不光彩，既然有人愿意率兵出征，且左宗棠又在平定陕甘回民起义中节节胜利，一直是个常胜将军，就不妨试试。于是，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带兵去收复新疆。1876年，左宗棠率兵分三路入新疆，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很快收复了迪化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攻陷吐鲁番，打开了南疆的门户。第二年，他率军越过天山天险，挥师南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以深得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主动给清军带路，送情报，支援粮食，当地人民还纷纷拿起武器，与清军一道打击阿古柏的军队。阿古柏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最后左宗棠把阿古柏撵到库尔勒城，在大军压境、一触即溃之际，阿古柏王梦已醒，服毒自杀。清军迅速收复了喀什噶尔，并趁阿古柏子孙内讧之机加紧围剿余党，将其二子三孙俘获并处死。于是除伊犁外，脱离中国十四年之久的新疆，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接着，左宗棠又想起了仍在俄国手中的伊犁。他上书朝廷，请求以先礼后兵，外交加军事的策略，收回伊犁。清廷同意了这一主张。清政府先派崇厚与俄国交涉，崇厚丧权辱国，被判处死罪。接着又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国交涉，俄方百般要挟，左宗棠为向俄国表明志在收回伊犁的决心，命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行军，他在哈密安营扎寨，做好武力解决的姿态。俄国人知道左宗棠不好惹，也不敢轻易诉诸武力，这有力地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斗争。1881年，中俄两国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终于收回伊犁。但因俄强清弱，清政府还是让俄国割走了霍尔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和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俄国还蛮横地勒索了九百万卢布的赔款，扩大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通商权利。当然，这已不是左宗棠力所能及的事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由于左宗棠性情耿直，不喜欢官场上那一套虚假应酬，不久左宗棠又被外调出京做他的封疆大吏，担任两江总督。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先后向台湾的基隆和福建的马尾军港（在福州市东）发起攻击，驻守基隆的清军官兵在著名将领刘铭传的率领下，奋起还击，打退了敌军。但在马尾战役中，由于守将何如璋和张佩纶在战前的头晚得到李鸿章的电报说，与法军的议和已有进展，便放松了备战，结果仓促应战，导致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三天之后，即1884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对法宣战。1884年九月，左宗棠奉命赴福建督师，指挥闽海战役。他到防地后，见备战松弛，非常着急，昼夜奔波，加紧备战。将士们一看左大人身先士卒，决心抗法，全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胜仗。1885年春节来临，将士们都想消消停停过个好年。但左宗棠早已料敌在先，说：“洋鬼子早了解了咱中国过年的风俗与他们的圣诞节不相上下，所以他们一定会钻这个空子，趁我们欢欢乐乐过年之际，攻我不备。今年都免过年吧，跟我出击，我亲自充当先锋。”正在这时，福建总督杨昌漫与将军穆图善前来向左宗棠拜年，听说中堂大人要亲临前线，纷纷劝说他不要去。此时，左宗棠已七十三岁，然而他斗志却丝毫未减，训斥二人说：“我不去打，洋鬼子如何害怕？怕，是因为打怕的。你们二位是高官，不肯出去打仗，我去打！”杨、穆二人见左宗棠执意上前线，也不敢再劝阻，只好吐吐舌头打道回府。左宗棠一处一处检查布防，作好了迎战准备。法国果然在过年这天来突袭厦门，出动了大批舰队，但舰队驶到中途便调头返航，因为法军侦察快艇已探知厦门的清军早有准备，还了解到左宗棠也在前线督战。左宗棠的威名，法国人早已耳闻，知道这是个不怕死、不好惹的硬茬子，所以法军便退避三舍了。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谅山、镇南关等地大胜法军，中法之战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然后，1885年六月，李鸿章在与法国的谈判中，却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福州戍边的左宗棠得到和约文本，气得手直颤抖，竟无法读下去，大骂道：“李鸿章啊！李鸿章！你这个卖国贼！”骂着骂着，他突然面如白纸，手脚发软，猛然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昏倒在地。1885年七月，左宗棠满怀遗恨逝世。真是投降派当道，诸葛亮再世也无力回天。四、近代教育的奠基者张之洞张之洞，1837年生，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张之洞的家庭“三世为州县官”，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少时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十六岁时，以乡试第一名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早年，张之洞以攻讦时政而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三十岁时被派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接着督办湖北学政，开始主管一省的教育，继而任四川学政和国子监司业。三十四岁起，担任山西巡抚，继升为两广总督，两江总督，成为最高地方长官。光绪十五年（1889）调任湖广总督，担任此职一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期间除1895—1896年和1902—1903年两次临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及入京定学制外，他在湖北任职长达三十七年，是清代总督中在一个地方任期最长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任职期间，张之洞除了兴办洋务、设枪炮厂、开矿务局、置军舰和训练军兵外，尤其重视教育事业建设，他创办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和洋务学堂，并大力提倡留学教育，晚年跻身于军机枢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即癸卯学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的教育改革，供职中枢，主管学部。在四十余年的仕官生涯中，张之洞勤理学政，关心教育，不仅有丰富的办学实践经验，而且有系统的教育思想理论，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是新洋务派的首领，与早期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相比，虽然他的教育活动后起，但是他更加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对教育目的与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待中西文化与教育的看法也有更理论化、系统化的论述，它的核心是“中体西用”的教育救国论。张之洞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以“中法战争”和“戊戌变法”为界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由十载学官到出任巡抚时期。这一时期，张之洞属于顽固派营垒的旧学捍卫者，其办学的目的在于“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使学校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他创办了湖北经心书院、四川尊经书院和山西令德书院等，教学内容主要是传授纲常名教的“通经学古之学”。张之洞作为学官，主持过浙江乡试，所取多朴学之士。做湖北学政时，鉴于士风败坏，他强调“以根柢之学砺砺诸生”，并以“端品行，务实学，两义反复训勉”。在四川任学政时，大力整顿科举积弊，并亲自讲学于尊经书院，著《辅本酋轩语》、《书目答问》二书。前者将科举考试注意事项逐条列出，对考生加以指导，实为科举考试指南；后者列举经、史、子、集要目，实为旧学入门。在这一时期，张之洞所取用和培养的代表人物有袁昶、许景澄、陶横、孙诒让、张祥龄、范容、宋育仕、扬锐等。第二阶段，即中法战争后到戊戌变法前，督粤、湖广和暂署两江期间。这一时期张之洞从清流派转化成洋务派，为了适应清末洋务活动的需要，调整了早期洋务派旧学与新学、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修正了他早期的办学宗旨，着重培养用传统纲常名教武装头脑而又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在教学内容上除了坚持传统的旧学为基础外，提倡增添传授西文、西艺的新学。同时他逐渐将过去所兴办的旧式书院改革为新式学堂。他说，书院“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如谓学堂之名不古，似可即名曰学校，即合古制，且以名实相符”。这一时期，张之洞对教育改革是有保留的，其主旨仍在“变器不变道”，即主张学习西方某些近代艺能，但必须保存中国的封建政治、伦理传统。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湖北经心书院初期学习课目为经解、史论、词赋之类。光绪二十一年（1895）又添设外文、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内容。光绪十六年（1890）五月，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西湖书院，课目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又以新学方兴，还开设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化学、博物学、兵法、史略学以及兵操等学科。在管理方面，改旧世积分法为“日课”，即仿效学堂按日上堂教习，类似现代教育的班级授课制。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张之洞暂署两江。由于身处文化发达地区，与外部世界联系扩大，加上中日战争的刺激，他兴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如在南京创办储才学堂，恢复水师学堂，兴办陆军学堂，在江西高安办蚕桑学堂。此外，他还大力提倡出国留学教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从两江返回湖广本任，开始大规模地兴办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创办文化设施，这时期，他雄心勃勃，决心在教育上大干一番事业，他致力于军事教育、实业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等。军事教育方面：他早先在广东时创办了水陆师学堂，这是当时一所规模较大的洋务学堂，以培养海陆军事官员为主要目标，水师聘英国人做教官，陆师由德国人做教官。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军学堂；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实业教育方面：他提出要“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裕国民之利”。他在湖北创办的实业学堂，有矿业学堂、工业学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方言商务学堂、湖北算术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等。这些实业学堂都是零星创办的，并无系统规划，办学宗旨，专在实用，招收和培养了一大批我国近现代各方面的技术人才。普通学堂方面：他在湖北创办的有初等小学堂、湖北五路小学堂、湖北普通中学堂、湖北高等学堂、湖北存古学堂等。张之洞主张，小学由民间自办自主。中学教育培养方向有二，一是“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二是“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课目为十二门，伦理、温经、中文、外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法制、图画和体操，教学方法仍以讲诵为主，同时兼用西方教育实验、观察等方法。大学堂的宗旨他规定为造就通才。他选择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等生入湖北附高等学堂学习经学（道德学、文学）、中外史学（国朝掌故学）、中外地理（测绘学附）、算学（天文学附）、理化学、法律学、财政学和兵事学。后两门均为西学，延聘东西各国教习讲授。学生四年结业后再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后高等学堂的学生来源主要由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升入，三年学制年限，毕业后出国游历一年。这样，张之洞就把普通教育初步系统化和制度化了。留学教育：张之洞认为学习外文是学习外国的必要准备，他说：“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自强之道，贵乎国知情伪，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即不能自读西书，必无从会通博采。”自强学堂就是一所外语专科学校，设有英、法、俄、德、日语等科目。在办外语学堂的同时，他还极力提倡编译西方书籍，后来他在两江和湖广地区合设江楚编译局。张之洞还认为，在国内读洋书不如出国留学，留学一年胜于国内读洋文五年，所以他大力提倡留学教育。他曾派遣二人到比利时学炼钢铁，派学生分赴英、德、法、日本留学军事和制造技术。师范教育：在兴办各类教育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师范教育尤为关键。他说：“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取材于师范学堂，故认为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关系至重。”他先后在湖北创办了一批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除普通学科外另设教育学、卫生学、教授法、学校管理法等科目。又如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大、学生多，内设附属小学，当时李四光、闻一多就是该师范学校的学生。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师范传习所，支郡（即各府）师范学堂，建立了全省师范教育网。此外，张之洞对妇女教育和儿童教育也予以一定的重视，他先后在湖北兴办了一些妇幼学堂。如湖北敬节学堂，是当时的幼儿师范学校；湖北育婴学堂相当于今日的保育员学校；湖北女学堂，为湖北近代女学之始。在湖北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图书馆、《湖北商务报》、《汉报》、《楚报》、《湖北日报》、《湖北官报》等，为湖北文教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之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一方面他发表了代表作《劝学篇》，另一方面他积极参与和主持制定癸卯学制。《劝学篇》集洋务教育思想之大成，对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的政治、文化、教育思想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劝学篇》共四万余字，分二十四篇。内篇九，讲中学；外篇十五，讲西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劝学篇》的一贯精神，主张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原则下，谨慎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艺，以此技艺来救清王朝封建制度和学术文化之“阙”，以达到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张之洞晚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越来越暴露出洋务教育的反动性一面，他害怕资产阶级利用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等作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武器，所以他禁止私学教习政治法律与兵操，查禁反对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办报刊杂志，乃至残酷杀害革命党人等。但张之洞晚期也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和拟定癸卯学制。癸卯学制亦称《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颁行的近代学制，对科举制度的废除和促使中国教育走向现代起了重要作用。癸卯学制包括二十个文件，其中主要是“学务纳要一册，管理学校通则一册，实业学堂一册，请讲学生章程一册”。这个学制的教育宗旨是“中体西用”，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各级学校的学习年限与学习目标，采用新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在这个学制的推动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朝彻底废除了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新学堂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前，全国官办学校为数很少，新学制推动后不到八年，全国新学堂发展到五万二千多所，学生人数达一百五十多万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之洞晋协办大学士，后督办粤汉铁路，充实录馆总裁官，1909年去世，著作有《张文襄公全集》。【点评】从晚清中兴四大臣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有诸葛亮再世，也不能中兴晚清的缘由了。这四大臣之间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特别是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对外软弱派在政局中占着主导地位，把强硬派取得的功绩给化为了乌有。软弱派在洋务运动中，崇洋媚外，对洋人采取了一种过分依赖的态度，到处表现出一种奴颜媚骨的嘴脸以讨好洋人，想以此来换取洋人的支持，结果被人越发看
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就此终结，皇甫侁虽然平乱有功，但由于擅杀皇子，被李亨罢官且永不叙用。这场叛乱虽然就此平定，但李亨似乎不想就此终结这件事儿，李璘虽然死了，但李亨始终不放心那些早已经外逃的李璘部将，所以接下来将是大规模的清洗。在这场清洗中，被李璘株连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季广琛、浑惟明、冯季康等人全都没有逃过惩处，但这些人和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人相比简直就是小人物。在李璘做着割据江南的美梦，顺长江东下的时候，有一个人就在李璘的身旁，由于长期不受朝廷的重用，所以他投靠了李璘担任其幕僚。李璘兵败后，这个人由于怕受牵连一路逃到彭泽（今江西彭泽），但依然被地方官发现后捉了起来，投入了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中。这个人就是始终怀揣“天生我才必有用”信念的大诗人李白。天才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依然成谜，一种说法是出生于剑南道之绵州（今四川绵阳），另一种说法是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五岁随父迁至绵州的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实际上是同宗，应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但也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因为被灭族而搬至西域，但这种说法并没什么翔实的证据。二十五岁之前的李白一直没离开过蜀地，年少时博览群书，喜作辞赋，尤其喜好道教的神仙传说。当时他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圣地，而青城山更是道教的十大洞天之一，李白经常到这些深山之中去寻师问道。大约在十八岁时，他隐居在蜀中大匡山读书，跟着山中的隐逸道士学习纵横之术，并游历剑阁、梓中等地，由于蜀中多崇尚任侠之风，所以青年时期的李白是在漫游求仙和任侠中度过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时期的蜀中游历以及自身崇尚神仙传说的缘故，使李白在年轻时期形成了一种狂傲不羁的性格和飘逸洒脱的气质，这种性格对于他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样也让他在政治道路上一路荆棘。二十五岁时，李白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他西出三峡，南到洞庭湘江，东至会稽（绍兴），登庐山、游越州、历襄阳，大河南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当时他也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完婚。此后的十年中，李白以安陆为中心，又展开了将近十年的漫游与干谒之旅，所谓“干谒”，是古代的一种诗体，是古代文人为推销自己而写的一种诗歌，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李白的性格使他不屑与那些十年寒窗的书生同场竞技，他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上仕途。但遗憾的是，李白的干谒之路并不顺畅，一直未得人赏识。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他曾给当朝名士韩朝宗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来推荐自己，但诗文是递上去了，结果却是如石沉大海。十年不成功的干谒之旅，让自负的李白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失望。由于备感前途暗淡，失望之下的李白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当时的名士孔巢父隐居于徂徕山。李白本以为他的一生会就此隐居下去，不会再有成就功名的机会，但这个世界往往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李白隐居没多久后，或许因为他曾经在各地留下的名声，或许是因为某些人不经意的举荐，李白曾经写过的干谒诗被李隆基的妹妹玉真公主看到，玉真公主对李白的诗文相当崇拜，正因为如此，当时四十二岁的李白得到了玉真公主的引荐。天宝元年（742年）从长安传来一纸诏书，宣李白进京朝见皇帝陛下。在接到诏书的那一刻，李白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他甚至在告别妻儿准备进京时，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留恋之情，而是发出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得意之情，在他看来，求取功名对于自己是最重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白低估了走政治道路的凶险，求取功名对于他来讲颇有些“行路难”。李白到了长安后，李隆基给予了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对于这一点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有过记载：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应该说李隆基对于李白这样一位压根就不了解的平民百姓，能够给予这样规格的接待已经完全可以用礼遇隆重来形容，而李白也正是凭借李隆基超乎自己想象的接待规格，从而认为自己能够得到李隆基的重用。不过事实上，李白或许过于自信了，不可否认的是李隆基对李白诗文的欣赏。但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其实也是看在妹妹玉真公主的面子上，换句话说，李隆基其实是在给玉真公主面子，和李白并没多大关系。事实证明，高规格的接待过后，李隆基只让李白做了个翰林待诏。所谓翰林待诏，就是待在翰林院里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职责，如果皇帝陛下高兴想起您老人家了，把你叫来写写诗文，让皇帝陛下娱乐一下，仅此而已。如果皇帝陛下能够天天想起你，让你陪在身边撰写诗文，这对于李白来讲，倒不失是一份合适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皇帝这个工作不能只是娱乐，尤其对于李隆基而言，缔造开元盛世绝不是写写诗文、听听戏曲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渐渐的，李白对自己翰林待诏这份工作产生了厌倦之情，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能干这么个差事，实在有些大材小用。然而李白并不是李林甫那种实干型的人，甚至连张九龄那种能够认真干事的作风也不具备。他在翰林院里一共待了三年，因为性格的原因，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丝毫没有任何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想法，即使是在李隆基有限的几次宴请他时，他也没有抓住机会让皇帝陛下重用自己，而是表现出了桀骜不驯、目空一切的态度。所以，李白的才能只能算是文才，他实在不具备政治才能，李隆基还是颇为识人的，他知道李白这种人也就是仅供娱乐，让他去独当一面干实事儿，那还是洗洗睡吧。李白就是在这样一种苦闷、怀才不遇的境遇中度过每一天，三年后他终于因为自己那狂妄的性格得罪了朝中权贵，被李隆基赐金放还。就这样，李白收拾行囊，抱着一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离开了长安城，他坚信自己的未来依然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或许李白不会想到在李隆基给予他诸多金钱让他离开长安时，身在长安的这三年居然是李白人生的顶点，自此之后他的人生境遇开始每况愈下。天宝三年（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同样不得志的杜甫，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唯一不同的是，李白的诗文已名扬全国，而杜甫虽然风华正茂，却依然默默无闻。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李白希望凭借诗文扬名立万然后得到重用，杜甫希望致君尧舜上，而高适则是希望求取高官厚禄。三人虽然各有大志，却理想相同。这也注定了他们的友情不会长久，这年的秋冬之际，三人分手告别，各自向着自己的理想之路前进。李白只身前往齐州（今山东济南）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使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相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自此之后终生再未相见。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准备重访江东，他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途到了会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镜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书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品味了这里的历史内韵。离开会稽后，李白前往金陵，在那里遇见了崔成甫。由于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所以更加意气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从离开长安到游历江南，李白的人生道路又经历了第二个十年的漫游生活。虽然在此期间他有时居无定所，有时困顿潦倒，但他从未对自己失去信心，相反在和众多友人的聚会游玩中，他更是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可以说虽然此时的李白有些落魄，但却是他一生中最为休闲和欢乐的时光。这种生活状态一直到他投奔永王李璘为止。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南下江西在庐山隐居起来。由于当时庐山属于永王李璘的管辖范围之内，当李璘听到李白来到江西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庐山去请这位自己早就仰慕已久的大诗人出山来辅佐自己。李璘的盛情邀请让李白充满了感激之情，尤其是对于李白这样的性情中人来讲，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居然有人能够欣赏重用自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李璘的邀请，连夜赶往江陵面见李璘。坦白地讲，对于李璘的野心，李白全然不知，而且李璘邀请李白出山也是以平叛为理由。当李璘率兵东巡、坐船顺江而下的时候，李白就站在李璘的旁边，他本以为这次远行一定会在李璘这里实现自己平生的抱负，为此他甚至在船上望着百舸争流、千帆竞进和旌旗蔽日，不禁喜极而泣，诗兴大发，一口气即兴地写下了《永王东巡歌》等十一首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第二首：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笑谈胡静沙。在诗中李白自比东晋的宰相谢安，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家危难时刻，协助李璘积极平叛，力挽狂澜。但遗憾的是，随着李璘的兵败，李白才如梦方醒，然后连夜慌慌张张地逃到了彭泽，却被地方官抓住投进了监狱。李白当时虽然不是什么高官，但由于他早已经名声在外，算是个文化名人，所以他被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帝李亨那里，当然他的那句“为君笑谈胡静沙”也传到了李亨的耳朵里。而正是因为这句诗，李亨决定不赦免这个自己老爸曾经礼遇隆重的天才诗人，原因在于从李白的这句诗中，李亨感受到了李白对于李璘的忠心。而事实上，那不过是李白一时兴起的即兴之作，甚至连李白自己可能也没有当回事。李白就这样被当成了李璘的同党受到处置，要不是因为他曾经在长安待过三年，结交过一些官场上的朋友，恐怕早已经人头落地。时任宣慰大使的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等人在李亨面前极力为李白开脱，更有传说郭子仪也从中斡旋，总之在众多人的全力营救下，李白被免除了死刑，乾元元年（758年）被判为长期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年），李白行至巫山，当时李亨立广平王李俶为太子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重获自由身的李白首先回到了江夏，没过多久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后世的人们或许认为李白的一生实在过于充满传奇色彩，但他最后的死法实在过于平淡，所以虚构出了李白是因为醉酒后，看见水中的那皎洁的明月，一时兴起想要捞起水中的月亮，然后溺水而死的故事。上述这种死法固然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李白最终病死这的确是事实，但无论哪种死法，我们都不能否认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李白这一生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永远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唐诗中李白这个名字无论如何是永远不能绕开的。杜甫对其诗歌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赞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白，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以其天才般的想象力形成纵横恣肆的文风，那排山倒海的气势，让世人为之惊叹，从而更加衬托出他独有的浪漫、狂放和倨傲达观的性格。但不无遗憾的是，李白一生未能获得重用，他的政治生命没能激活，这让他的心中始终存有苦闷之情，而他那豪迈的诗句终究掩饰不住一颗绝望的心。坊间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李白的故事，看他如何不将那些达官显贵放在眼里，总是显得那么超凡脱俗，看众多美女对他倾心仰慕，然而他总是将高傲的头颅扬起，不屑理睬那些庸脂俗粉。很多故事都将李白描绘成了一个圣人，但真实的李白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个怀才不遇的中年人，一个心灰意冷的老年人，一个一生都在无奈中挣扎、宣泄的灵魂。只有他那首《将进酒》中的诗句，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从未放弃希望的信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坚守太原永王李的叛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在其发生的过程中牵扯了李亨不少精力，使他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叛军，甚至让安史叛军找到了可以利用的机会。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在李亨集中精力对付李的同时，身在博陵的叛将史思明联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蔡希德、大同的高秀岩和范阳的牛廷，四路大军共计十万人马一同进攻太原，企图占领河东地区，进而打通通往朔方、陇右的道路。驻守太原的李光弼由于精兵强将已经被抽调到李亨那里，所以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仅剩下团练（地方武装）不足万人。面对史思明等人四路大军十万之众，当时太原守城的士兵极为恐慌，唯恐城池不保，纷纷向李光弼建议要加固城防，试图据城死守。面对众人的要求，李光弼并没有正面肯定或是否定，但他心里明白，加固城防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因为太原城方圆四十里，加固城防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时间紧迫，劳师动众非朝夕可成，估计还没等开工，叛军就已经拍马杀到。身经百战的李光弼明白，若想守住太原城，单纯的防守一定是死路一条，应该在防守的同时，选择合适的战法，积极主动的捕捉战机进攻叛军，由被动防御变为主动防御。经过慎重的思考后，李光弼决定除了加固城防之外，再利用太原当地多黄土的优势，动员城中所有人制作土坯数十万个。对于李光弼的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能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等到叛军大举攻城后，他们才对李光弼的想法钦佩不已。十万叛军很快就到达了太原城下，在此之前史思明等人已经摸清了李光弼的底细，所以上来二话没说就开
会保养、修饰我漂亮的服装，保养、修饰我自己，但现在我不做了，没法做了。我应付不过来了。夏末，我多痛恨它，纷乱、湿漉漉的，邋遢、灰扑扑的，黯淡的绿色，黯淡的天空；多半没有阳光，若是有，就滋养蛆虫；我的垃圾桶下头有蛆，因为我好久没有打扫自己的家了。莫迪又生病了。我又是一天去两次，上班前一次，下班后一次。一天两次，她站在桌边，倚着桌子，手掌撑住全身，光着身子，我则往她身上倒水，直到把难闻的屎尿都冲掉。那恶臭。她的身体，一把骨头，蜡黄，满是皱纹，下身就像小姑娘，没有阴毛，但是腋下有长长的灰色腋毛。我实在受不了它。我对她说：“莫迪，他们会派一个护工来帮你洗澡。”而她朝我大叫：“那你走啊，我又没请你来。”我们都累得很，情绪不好，一直对着彼此尖声嚷嚷，就像……像什么呢？用个文学词汇，我会选“悍妇”，但是她不是个悍妇，是一个端庄、体面的老人，或者她三十年来一直给人这样的假象。我看过一张照片，上面的莫迪六十五岁，一副心怀不满、满腔正义的模样。我觉得如果我那会儿认识她，不会喜欢上她。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孩子，他们喜欢我，我姐姐现在不生孩子了，不需要我帮忙了，根本不让我靠近她。于是莫迪在威尔兹登的当地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有一个鳏夫做了回应。他有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岁。他让莫迪在厨房里的沙发上睡，包她三餐，而作为回报，她需要：打扫房子，补他的衣服，补孩子的衣服，做一日三餐外带烘烤面包、饼干，照顾孩子。他是个卖鱼的。他午餐时间回来，若是正好看到莫迪坐下歇一会儿，就会说，你难道没有事可做吗？他一周给她两镑管他们四人的伙食，我说这根本不可能，她说自己也设法对付下来了。他带回来的鱼不要钱，而你可以买土豆和面包。不，他不穷，但是，莫迪说，他的行为不得体，这是他的问题。而为了孩子们，莫迪忍了。然后他问她，你和我去看电影吧？她去了，看到邻居们打量他俩。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她不能忍。她把整个房子都清扫干净，上上下下都扫遍了，把所有的东西都补好，烤了面包，把茶具摆好，留了一张字条：我姐姐生病了，叫我去。莫迪·福勒敬上。不过后来她就拿上了养老金，另外也会接些小活计。那个把自己武装得“刀枪不入”的莫迪是这样一个女人，总在评判、挑剔，绷着冷冰冰的嘴。莫迪和我冲着彼此嚷嚷，就像一家人一样。她叫道：“那你走啊，走啊，我可不要那些福利局的女人进来。”而我则大喊：“莫迪，你无可救药，你糟糕透顶，我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然后，我一时控制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那实在是太荒唐滑稽了，她站在那儿，一丝不挂，口沫四溅地冲我怒骂，而我呢，给她冲掉身上的屎，问：“那你的耳朵洗不洗？”她不做声了，浑身直哆嗦。“你为什么嘲笑我？”“我没嘲笑你，我在笑我们呢。看看我们这互相嚷嚷的样子吧！”她原本站在盆里，现在跨出来，向后退了一步，瞪着我，一脸愤怒的恳求神色。我给她裹上大毛巾，轻轻地给她擦干身子。这毛巾是我从自己的浴室拿来的，一朵粉云一样的毛巾。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来……“好啦，莫迪，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还是笑吧，要比哭好吧。”“可怕，可怕，可怕。”她喃喃着，看着前方，睁大眼睛，眼睛闪闪发光。颤抖，战栗……“可怕，可怕。”过去的三个星期里，给她买的新衬裤都已经又脏又恶心，我都扔掉了。又买来两打，向她演示了穿上之前如何在里面铺上脱脂棉。所以，她又过上穿尿布的日子了。可怕，可怕，可怕……八月底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我可以送你去医院……”“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哦，那好吧。”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你很喜欢她。”薇拉宣布，“嗯，我能理解，她有一种什么气质。有些人有，就算他们最糟糕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当然了，其他人吧……”这时她叹了口气，一个真心实意的、非职业化的叹气。我看过薇拉·罗杰斯结束了对一个“个案”的访问，急匆匆地奔在人行道上，去看下一个，文件档案抱了满怀，忧虑、愁烦、苦恼；也看过薇拉·罗杰斯和“个案”在一起的时候，无忧无虑，微笑，倾听，根本不着急，手里有的是时间……她待我也是这样的，至少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如此。不过她来过好几次，也就不再摆出纵容、宽慰的架势，我们聊了不少时间，谈她的工作，有的时候实在太好笑了，我不得不叫她别说了，我笑不起，大笑太痛苦了。菲丽丝来探视过，只一次。她（我的继任？），自立冷静的年轻女人，挺漂亮，只要和薇拉一比就知道了。我借此机会做了我知道她一直渴望、也需要的事。她一直在尝试我的“风格”，而我告诉她，不，绝对绝对不能折衷，永远要最好的，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这样才对。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衣服：一条“小裙子”，印花绉纱，紧身，挺好看。于是我对她说：“菲丽丝，如果这种样式是你想要的，那么至少用定制的，用好料子，或者去……”我花了两个小时，告诉她我的那些地址，裁缝的，发型师的，针织工的。她若有所思，精神集中，她十分想要我给她的东西。哦，她绝对会照做的，而且是聪明地照做，不是闭着眼睛照搬。但是她在这儿的时候，我一直都痛苦得很，可我不能对她说“菲丽丝，我疼死了，拜托帮个忙，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把我挪一厘米，这大概能有点用……”，就像当初弗雷迪和妈妈没法向我求助一样。至于请她把便盆拿来……彭妮太太看到我的门是开着的，就溜了进来，犯了错误似的，鬼鬼祟祟的，先是微笑，再皱眉，最后叹气，轮着来。“啊，你生病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应该叫我的，我总是很乐意……”她坐在刚才菲丽丝坐的椅子上，打开话匣子。她讲啊，讲啊。这些我以前都听过，她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印度，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她和丈夫是怎么挺下去的；她的仆人，那里的气候，服装，她的几条狗，她的女佣。我精力没法集中，而看着她，我知道她根本不知道我在不在听。她瞪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眼光却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她吐出一串串话来，说话，说话。我突然明白了，她这是被催了眠而恍惚了。她给自己施了催眠术。这个想法让我觉得大为有趣，我想着我们其实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催眠自己，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我醒来，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她还在滔滔不绝，停不下来，眼睛直愣愣的。她根本没发现我睡了一觉。我越来越烦躁，而且很累。先是菲丽丝，现在又是彭妮太太，两个都是耗人精力的人。我试图打断她，一次，两次，最后终于提高了声音：“彭妮太太！”她继续说着，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我说话了，停下来，看起来很害怕。“哦，天哪。”她嘟哝。“彭妮太太，我得休息了。”“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她的视线从我身上转到屋里，她感到了我的冷淡，知道这屋子在排斥她，她叹了口气。沉默。然后，像是远方渐起的风，她嘟哝：“然后当我们来英国的时候……”“彭妮太太。”我不留余地。她站起身，一副她偷了东西的模样。嗯，她的确偷了。“哦，天哪，”她说，“哦，天哪。不过，你若是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随时可以告诉我……”然后她又溜了出去，门也没关。从此以后，谁出门，我都记得叫那个人把门带上。门把手转动，小心翼翼，但坚持不懈，我听到她喊，萨默斯太太，萨默斯太太，我能给你带点什么吗？此时我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要不我也写个《彭妮太太的一天》？啊，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没法面对这个，没法。我和在威尔士的乔伊丝用电话聊了好几个小时。好几个月来，我们都无法对话。但是现在她会给我打电话，我会给她打电话，我们聊天。有的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好几分钟，想着我们之间隔着的一片片原野、一道道树篱、一条条山峦，还有时间。我们聊她的婚姻，她的子女，我的婚姻，我的母亲，我们的工作。我们不聊莫迪。她把这事挑明了，不聊。她说她要去美国。喏，不是因为她担心老了以后孤身一人，因为她知道她的确就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在乎。是为了孩子们，经历那些不安，那些痛苦之后，他们希望家里父母能都在。尽管他们都差不多成人了？我忍不住坚持自己的观点，乔伊丝笑我。我对她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说莫迪的事，你知道的，那个老太太。”而乔伊丝回答：“听着，我不想知道，你明白吗？”我说：“你不想聊一聊我身上发生的唯一一件真实的
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之后呢？”“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那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又是乔伊丝：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我想我要去当顾问。”“去哪个委员会[13]当？”“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给谁？”“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代表谁？”“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你丈夫喜欢美国吗？”“他正在适应。”“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那你呢，乔伊丝？”“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我可没这么说，简娜。”“我明白了。”“我就知道你会明白。”“嗯，我想你。”“我想你。”“再见。”“再见。”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哦，简娜，别这样。”“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逃避主义者。”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不，去不去由你决定。”“那只是你说的吧。”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
欧美大尺度A片免费专区青浦江面上，俞大猷部浴血奋战，杀退徐海。恩威并施下，徐海终于服软，卧底的王傲又故意给徐海放风，说徐海的同伙陈东、麻叶二人也准备投降。几番权衡下，徐海降心渐定，主动从浙江沿海撤退，并放还先前抓获的200多明朝俘虏。就在徐海松懈间，胡宗宪突然发动进攻，派俞大猷奇袭徐海的老窝乍浦岛，一举端了徐海老巢，徐海多年打劫积累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众多部下的亲眷也落入了明军之手。如此一来，先前被胡宗宪“求着投降”的徐海，如今却不得不投降了。胡宗宪的几招彻底制服了徐海，随后徐海俯首帖耳，表示愿意诚心归降。胡宗宪趁热打铁，让徐海率兵消灭自己的老搭档陈东、麻叶，作为归降的“投名状”。人在屋檐下，徐海只好低头，随后徐海再次发挥“水战天才”，连续消灭陈东、麻叶两个同伙，将两人绑了送给胡宗宪。如此一来，横行东南一世的徐海，终在海盗里众叛亲离。得此结果胡宗宪立刻传话徐海，允许他归顺。徐海立刻带上万部下来到杭州，杭州城外，徐海旌旗招展，军威浩大，明朝官员无不心惊。胡宗宪不惧，摆出总督派头镇住了徐海。接着解除徐海部下的武装，安置在杭州城边的沈庄，此时徐海正在憧憬着“太平日子”的美梦，面见胡宗宪的时候就表示：“此次归顺，不求大富贵，但愿得一闲职，全家太平度日足矣。”他不知道，一场灾难马上要降临了。是夜，胡宗宪调集了最精锐的俞大猷部，对徐海的降兵发起突袭。明军忽然杀到，毫无防备的徐海部登时大溃败，经一夜杀戮，徐海部上万人被歼灭，全军覆没的徐海，走投无路下愤然投水自尽。这支仅次于王直的东南第二大“海寇”势力，在胡宗宪一步一步的算计中，就此覆灭。主动做倭寇的王直，和“被倭寇”的徐海，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比起这两位有理想的海商，此时的明朝东南，还有第三股海商势力，这个没理想的人虽然今天知名度不高，却也是彼时明王朝头疼的角色——吴平。王直是半路出家做海盗的，徐海是“被海盗”的，相比之下，吴平的资格却老得多，他家世代都是做海盗的。吴平，福建邵安梅岭人，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这里就是走私的重灾区，吴平的祖父、父亲，皆上过明朝当地政府的通缉令，到吴平这一代更闯出了名堂。横屿岛之战时，他只是一个跟着李光头冲锋的小头目，一场横屿岛之战，闽浙地区有影响力的海盗头目，大部分都被明军捕杀了，小头目的吴平从此脱颖而出。他先是做了大海盗林国显的侄女婿，在林国显的帮助下有了一支自己的团伙。而后就随帮附伙窜犯东南，王直嚣张的时候，他跟着，徐海嚣张的时候，他也跟过，等着王直和徐海相继伏诛后，吴平收罗了两人的不少部下，实力一下子膨胀，一跃成为了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华商，并接下了王直死后与日本方面的“合作关系”。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开始，吴平大肆窜犯福建一带，相继攻克兴化、走马溪、吾屿等沿海重镇，杀掠平民无数。明朝倭患的重灾区，也从浙江转到了福建广东。要说吴平的发家全靠捡了王直、徐海的“洋捞”，却也不尽然，和徐海一样，吴平也是个擅打海战的高手，连船坚炮利的葡萄牙舰队都被他打劫过，人送绰号“闹海长鲸”。比敢赌的王直，他胆子更大，不但和倭寇合作，打劫上也很有“国际主义精神”，不止劫掠福建广东，也时常窜犯朝鲜、越南、爪哇等周边国家，他的部下也是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越南人都有，堪称“国际海盗团伙”。他的据点，是今天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此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打劫方便，明军曾数次强攻，皆无功而返。此时嘉靖帝急欲解决倭寇问题，连下诏书申斥当地地方官。为求政绩，明王朝又拿出了“招安把戏”（这次是真心想招安），吴平狡猾，先答应了招安，却死守着南澳不挪窝，中间不断向明朝狮子大开口要军饷，且抽个冷子就出去打劫。到了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吴平“降而复叛”，大肆掠夺福建、广东地区，一度兵逼福州，被耍得团团转的明王朝才知道上当了，而彼时吴平，已拥兵数万，且有巨型战舰百艘。无论当年的王直还是徐海，论实力都难与他同日而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五月，经过精心准备，明王朝发重兵围剿吴平，这支大军由名将汪道昆为总督，麾下包括俞大猷的俞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还有四川刘显的川军。三支明朝最精锐的王牌军皆拿出来对付吴平，可谓动了血本。五月中旬战斗打响，吴平收缩防御，将战船集中在梅岭，阻遏明朝水师突进，另在南澳山头上挖掘战壕，储备了3年的口粮，意图长期坚守。孰料戚继光出奇兵，亲率千人敢死队，从山路小路杀入，一下子抄了吴平的后路。明军随即发动总攻，俞大猷的水师奋力突击，在梅岭全歼吴平水师。全军覆没的吴平不愧“闹海长鲸”，硬是在明朝水师炮火下驾船冲开缺口逃生。可叹的是，因此事，在此战中立下头功的俞大猷遭总督汪道昆弹劾，竟遭撤职查办。次年，始终耿耿于怀的明王朝决定“跨国追捕”，由汤克宽与戚继光联合率军，进入越南继续追杀吴平。明军从越南金兰湾登岸，分路搜捕吴平下落，终于在万桥山包围吴平，经一场激战，全歼吴平部390人，吴平死于明军炮火下。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在明王朝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是最后一伙被明军歼灭的倭寇，此战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再无大规模倭寇侵扰。三持续数世纪的倭寇之乱落幕了，但海禁问题，并没有结束。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明朝质疑海禁的声音始终未停息过，嘉靖皇帝登基初期的名臣欧阳德就曾进言：以海禁防海匪，如抱薪救火也。嘉靖皇帝登基后，在海禁“松”还是“严”的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朱纨的愤然自尽，王直的壮志未酬，悲剧根源皆于此。随着明王朝政局的变动，越来越多的“阳明心学”学派的大臣执掌国家大政，这些“新思想”洗礼下的官员，不少都有商人背景，对海外贸易持开明态度。嘉靖晚年，徐阶为内阁首辅，曾奏请开放海禁，遭到诸多“清流”们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海禁之开，已为时不远。嘉靖皇帝去世后，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开放海禁再次提上日程，彼时隆庆皇帝，接过的是嘉靖皇帝留给他的“烂摊子”，国库的存粮，只能支持一个月。财用匮乏下，开放海禁自然成了必然的选择。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二月，朱载垕正式下诏，解除自朱元璋时代起已实行近200年的海禁，允许沿海商民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庆开关”。此后至明朝灭亡的70多年里，据西方经济学家统计，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输入了中国，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从此蓬勃发展。原本是“非法武装”的海商，终于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在大航海时代已然进行了近100年后，古老的明王朝，终于敞开大门，迎接世界。第十七章不败神话戚家军俗话说：世界上哪有不败的将军。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山东蓬莱一所简陋的房舍里，一个戎马一生，此时已到弥留之际的老将军，留下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豪言：三十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百余战，未尝一败。他说，他是不败的将军。然而悠悠青史下，历代后人，无一人说他口出狂言，无一人质疑他吹牛皮，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折不扣的事实。这个将军是戚继光，那支他统帅下未尝一败的虎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戚家军。一在戚家军出现之前，自土木堡之变开始，至明朝中期，从北到南，不管是对付北方游牧骑兵，还是东南沿海的海盗倭寇，明军都败了很多次，败了很久。明朝军队，在开国的时候，曾是一支横扫天下的雄师。徐达、常遇春、蓝玉，一次次追亡逐北，打得蒙古部落仓皇北逃。到明成祖朱棣时代更是极盛，朱棣5次北伐漠北，除了前两次蒙古部落尚敢接战外，余下3次，皆避明军锋芒，仓皇逃窜。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败仗，当属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明英宗亲自统帅的50万大军被瓦剌全歼，明英宗被俘。但这场惨败是拜瞎指挥所赐，外加此时明军精锐正在南方平定邓茂七。等到紧接着的北京保卫战，明军硬碰硬的在北京、大同等地和瓦剌军厮杀，一举击败对手，迫使瓦剌放还明英宗。可见此时明军尚能打硬仗，明朝军队战斗力真正大幅度退化，应该是从明宪宗朱见深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时期，蒙古鞑靼部已经占领了河套，明王朝曾多次发动“搜套”战役，企图驱逐河套的蒙古人，但事与愿违，几次北征，诸路军队皆畏敌如虎，不敢硬打，明军的怯懦，畏战，从此暴露无遗。此后虽有明孝宗18年“中兴”，但随后的荒唐皇帝朱厚照怠政，他虽自号武宗，时常统兵北巡，还和蒙古鞑靼可汗达延汗硬碰硬地打了一仗，但正是这时期，明朝完全丢失了河套草原，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战略要地。到了嘉靖帝朱厚熜在位的时候，明朝简直是“惨败大连环”，先是继达延可汗后成为蒙古草原最强力量的鞑靼阿勒坦可汗，持续肆虐明朝边陲，年年破关南下，抢掠人口财物无数，甚至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搞起了大突袭，绕过明朝边防城关直冲到北京城下，差点逼得嘉靖帝签城下之盟。北京城外十几万明军竟无人敢出战，只敢跟在后面“礼送”蒙古军出境。北部边防败绩连连，东南沿海也好不到哪去，明朝水师虽然数次挫败葡萄牙殖民者，却屡屡被倭寇海匪打得灰头土脸。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40个倭寇登陆江南抢掠，一路杀到南京，沿路杀害军民数千人，明朝当地部队竟然无力阻止。军队战斗力如此不堪，明朝只能在北方加固长城，凭城抵御蒙古人，在东南剿倭中，胡宗宪也不得不拉下脸皮，机关权谋算尽，诱降战斗力强悍的王直、徐海部。王直伏法后，余部一千多人盘踞岑港，明朝调动数万精兵，打了8个月方才全歼，怎一个灰头土脸了得。当年横扫天下的大明雄师，怎会如此不堪？说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明朝自中期开始的重文轻武，文官带兵，少不得有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又比如明朝军制分散，都督府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兵部有调兵权却无统兵权，相互牵制造成事权不一，还比如明王朝政治腐败，军官贪墨，吃空额扣军饷，造成战斗力低下，都是原因，但核心的问题，却是士兵。明王朝的政府军，从开国时就实行军屯卫所制，这个制度借鉴了唐朝时候的府兵制，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军力强大的根基，即来自于此。军屯卫所制的前提只有一个——土地保障。明朝士兵，基本都是国家划拨土地，战时打仗平时耕种，士兵世代服役，土地所有制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政策自然能激发士兵的作战积极性，且节约国家钱粮。明朝初期有军队180万，朱元璋曾自夸说“养兵百万，不费国家一分钱粮”。从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开始，明朝土地兼并日重，土地兼并的黑手，自然伸向了军屯。明朝宣德、正统、成化年间皆曾多次清丈军屯，但治标不治本。到了明孝宗“弘治中兴”时期，为保障军队战斗力，明孝宗一面清丈军屯，重新给军队划拨土地，一面颁布了《民壮法》，即各省州府，皆有义务挑选精壮农民，由国家给予补贴，战时打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度。此举一度奏效，但好景不长，明孝宗过世后，即位的朱厚照“行政不作为”，军队的土地兼并日重，大公公刘瑾就曾企图借清丈军屯来树立政绩，却激起反对，酿成安化王叛乱。此时明朝，军队土地侵占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了，至嘉靖朝开始，越演越烈。军队土地流失的最大危害，就是大量士兵流离失所，或者沦为军官家里的佃农。有的无地士兵为了活路，不得不给权贵家当杂役、奴仆，到了嘉靖朝中期，甚至达官贵人家修楼盖庙，也就直接调部队当苦力，保卫大明江山的百万雄兵，就这样沦为了苦役、杂役、佃农。这样的军队要战斗力，显然不可能。结果，就有了明军战场上屡战屡败的情景。中国封建王朝的军事历史，总有这样一个固定的剧本，早期国家军队强大的时候战无不胜，后期国家军队战斗力衰退腐化，就不得不依赖大量带有私家军性质的军队，来继续保家卫国的使命。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唐朝末年的各路藩镇，宋朝的岳家军等等，都属于这类性质。从明朝中期开始，随着政府军战斗力的退化，大批有卓越指挥才能的将领开始自己募兵，编练有浓厚私人烙印的军队，以期建功沙场。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就是其中之一。二其实建立私人烙印浓厚的募兵军队，并非戚家军所首创，早在土木堡之变时，大同总兵郭登就曾“招募健儿五千”，用以补充兵力不足，但那时明军战斗力犹存，募兵只是补充。到了明朝中后期，边防形势日益严峻，大批募兵军队悉数粉墨登场。在戚家军扬名立万之前，嘉靖年间，北方有宣府总兵马芳在宣化编练的“马家军”，南方有谭纶曾在南京、台州等地“招募壮士，教以战阵”，四川有大将刘显的“刘家军”，还有早期在苏州抗击倭寇，由任环招募苏州乡民组成的“任家军”，和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也有一支精锐水师“俞家军”。然而众多的“X家军”中，大多都是昙花一现，时至今日，名声最响亮的，还是戚继光亲手打造的那支英雄部队——戚家军。戚家军之所以名声响亮，自然因为战斗力强悍，战绩辉煌。这一切，是怎么做到的？封建王朝中后期，私家军性质的部队，往往比政府军更有战斗欲望。究原因无外乎以下几点：统帅的个人威望，士兵对敌人的苦大仇深，打起来不用动员，严明的纪律，同宗的地域性。戚家军，不但兼而有之，且有独创。和其他的X家军相比，戚家军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戚家军的士兵几乎都来自于浙江义乌，对倭寇苦大仇深，戚继光个人，也建立了在军队里的绝对威信，戚家军纪律之严明，在封建社会上，怕是只有岳家军可以比肩。但与其他X家军不同的是，其他的募兵军队，多数只能依赖于其原统帅的调度，一旦统帅换人，不是战斗力溃散，就是士气懈怠。戚家军不同，后来的历史证明，即使在戚继光晚年遭罢斥后，他留下的戚家军依然保持了强悍的战斗力，在后来的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建立功勋，并在辽东与后金的会战中用一场壮烈的战斗走完了最后的路程。在各类“X家军”中，戚家军更像一支国家军队，一支无论由谁统帅，都能保持坚决的纪律，绝对的服从，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的军队。这一切，都来自于戚继光个人的独创——制度建军。戚家军与其他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严格到极致的军事制度。这是一支从选拔士兵，军事训练，乃至思想动员上都有严格纪律条令的军队。戚家军的选拔条例是最严格的：城市中人不要，相貌油滑的不要，在衙门里做过事的不要，性格暴躁的不要，优先挑选的，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戚家军的练兵条例也是严格的，根据现存戚继光家乡蓬莱的有关记录，戚家军的训练科目，是明军中最多的，包括阵法、号令、练心、胆气、力量、武艺六方面。戚家军的待遇也好，虽说工资不高（士兵一年十两白银，折合人民币六千元，只相当于自耕农一年收入），但奖金丰厚，比如每杀死一个敌人，就奖赏30两，缴获的战利品，士兵平分。没仗打的时候，就拿训练来发奖金，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的初二，是戚家军训练考核的日子，考核成绩好的，就发奖金，成绩差的，就扣工资。另外比如作战有功，勇敢冲锋，再小的功劳，都找由头奖励，再小的错误，也找由头扣钱。除了严格外，戚家军也有人性的一面，规定除“军机”“谋反”“杀人”“奸盗”“赌博”等“原则问题”外，其他错误只要初犯，都可免于处罚，但一旦受罚，就要集合同队士兵，将军律高悬供桌上，当场处罚。戚家军的“思想工作”
旺年。他自进京以后，积极帮助父亲料理经营和熟悉业务知识，又经常随父亲出入于各满清官僚政客内务府等大员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几家内务府大员的赏识，都认为这个青年人有魄力，并且老诚可靠。当时大清内务府的大官都很有钱，但是所有的金银财宝只能长期放在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时的大清律法有一条规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许经营任何与民争利的买卖，也就是做官的不准当东家开设买卖。所以这伙想开个买卖谋求点私利又不敢公开当东家的官吏们，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年轻人。起初是积聚了几家少量的钱财作为资本，名义上是帮助这个年轻有为的人把他们父子俩的换钱摊扩大经营成为店铺，实际上也是他们想把自己积攒的死钱(金银)变为活钱的一种尝试。没有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刘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间门面的铺面房，把一个换钱的小摊扩大成为当时北京第一家兑换所形式的“恒和钱庄”。地址就在东四牌楼路西(今闽南餐厅)。由于当时这个钱庄地处北京的繁华区，又是第一家新兴行业，给予社会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会上的公认和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兑换钱币，当年即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刘槐庭深知给他拿钱开钱庄的东家们的心理，到了年底他将全年所得的利润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给了东家们分享，他的这一举动，又进一步地赢得了各东家们的信任，当时他们就表示会再增加投资扩大经营。刘槐庭胸有成竹地说出了他打算扩大经营汇兑和存贷款业务的计划，就是由恒和钱庄出银票将大宗银两变为银票以便利货币的流通，同时还开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范围内代付代汇的业务。他这一大胆的设想，在当时的北京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但是要比仅仅兑换钱币的业务风险大得多，并且资金也必须雄厚，同时还要有后备力量的准备金。本来刘槐庭认为他的这个发展兑换业的计划不会很快得以实现，不料这几个东家很快就答复了他，同意他的全盘规划，并又集聚了较大一笔资金交给他扩大恒和钱庄的业务，因此刘槐庭得以大展宏图，几年以后不单把一间门面的恒和钱庄发展成为五间新式门面，因有几十间房而全国闻名的大钱庄“恒和总号”，并且陆续在北京开设了三个分号：恒源、恒茂、恒兴。人称四大恒。恒和钱庄总号的地址就是在恒和兑换庄的原址上买地皮扩建的(今东四北大街闽南餐厅)。恒源钱庄也在东四，就是前面写的东四牌楼东南角(今永安药店)。恒茂和恒兴的地址据说也都在北京的东城地安门附近，详细的地址就无从考查了。……刘槐庭的四大恒在北京的快速兴起，主要当然是取决于他的创业才能和工作的认真与勤奋，现在分析起来，可能也与当时北京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由于政治腐败开始走向衰亡，各方面的建设都属于落后状况，钱庄的出现，无疑是给社会上各行各业以极大的便利，同时因为开创了存款付息的业务也起到了货币流通的作用。其次北京是当时的帝都，一大批大官僚都是家财万贯金银满库，这是刘槐庭最大的靠山，也是四大恒最雄厚的后盾，再加上刘槐庭聪敏过人的待人处世之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四大恒及其总经理刘槐翁(这是当时北京熟悉刘槐庭的人对他的敬称)的业绩很快就誉满帝京，为很多人所称颂。……刘文祥死后刘槐庭和他的兄弟们分居另过……为了去恒和钱庄方便，就在东四马大人胡同(今育群胡同)路北买下了一所四合院的住房自立了门户，专心经营四大恒之一的恒和钱庄总号的一切业务。恒和钱庄从创业到停业他整整当了将近六十年的总经理，他活八十二岁，无疾而终。由于他晚年信奉道教，死后着道装入殓。他的夫人商氏的娘家是经营当铺和木厂的商人，因此他死后用的寿木极好。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因占地迁坟时他的寿木不但完好无损，就连表面上的图漆经用水冲洗后，仍然光彩照人。但是要知道这在地下已经埋了将近四十年了。刘槐庭和他的夫人高氏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宗淇，次子刘宗浚(字禹臣)，宗淇和高氏夫人在刘槐庭六十岁那年因患传染病母子二人相继去世。宗浚娶妻梁氏，他自十五岁开始随刘槐庭到恒和钱庄学徒，在他将要接任总经理时，就碰上了一次变乱(1900年庚子变乱)，恒和钱庄曾遇上了两次挤兑(大众拿着恒和钱庄的银票去恒和要求兑换白银)，这举动对钱庄来说，可谓遇到了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他当时不会把白银存在钱庄，他放给各店铺的借款当然不可能全部收回，所以那就要看总经理当时的应变能力和他有无坚强的后盾了。这时候的刘槐庭心中有数，赶忙向各股东要求紧急支援。他要求各股东把家里库存的白银拿来支援应急的办法很特别，他只要求将各家的白银装在车上往恒和钱庄门前一放，并不卸车，结果车一到门前，来挤兑的人一看钱庄有如此多的白银大部分就都转身走了，果然很顺利地解救了一次相当大的危机。听说当年恒和钱庄最大的一次挤兑危机是在1900年，那次聚积在门前挤兑的人有几百人之多，各股东拉白银用的轿车由东四恒和钱庄的门前一直排到东四十条口，当时此举曾轰动京城，被人们所称道。这次是最大的一次挤兑，虽然又使恒和钱庄转危为安，但是引起了刘槐庭的深思。那时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儿子继承事业，他要退下来在家安度晚年享几年清福，可是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钱庄的风险性是相当大的，到那时自己的儿子未必应付得了。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做出了急流勇退见好就收的决定。自此之后，他征得股东们的同意，将恒和钱庄总号的业务逐渐压缩，将其他的恒源、恒茂、恒兴三个分号相继停业，将各项压缩下来的资金集中起来在东四六条口外大街上路东(今医药公司)开设了东恒肇当铺和恒肇金店。他这样做在当时有两个原因：一是钱庄风险太大，怕将来自己的儿子应付不了；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内弟也就是高氏夫人的弟弟是经营当业的内行，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是当时北京社会上称为常、刘、高、董四大家有名的富商之一。刘槐庭将自己的事业和儿子都托给了舅爷，当然是放心的了。谁又能料到，刘槐庭晚年做出的这一决定，果然是给他的儿子刘禹臣奠定了发展当业的基础，进而成就了刘氏家族两代振兴的创业史。
第一章(3)我的父亲刘禹臣
我的父亲刘禹臣(名宗浚)出生于1863年，是刘槐庭的次子，也就是刘槐庭晚年的独子，幼年勤奋好学，性格刚直好斗，每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从不落于人后。自幼随父经营钱庄，壮年时又转入当业。经常出入于官僚富豪之家，周旋于富商巨贾之间，很快便掌握了经营理财之道。由于他有不甘人后的性格和惊人的毅力，几年之内他就创办了东、西、南、北四个恒肇当，当业中新的四大恒出现了。这四个恒肇当的地址是：东恒肇当在东四北大街(现医药公司)；西恒肇当在西城锦什坊街；北恒肇当在西四羊肉胡同；南恒肇当在前门一带，因它开业不久即被火焚，以后未复业，故今地址不详。(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当业的四大恒开业后，在北京的当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当时北京的当铺大部分都是门面小资金不多，最多不过万八千元的当物架本，而四大恒肇当的门面大都是五间门面，连同库房客房计算在内都在五六十间左右。资金雄厚各家的当物架本都在几万元左右。因此引起了同业的忌妒与排挤，甚至闹得甥舅反目。前文提过刘禹臣开基的当铺东恒肇当是由他的娘舅高立棠帮助建立的。高家当时在北京开有几家当铺，但都属于中级水平，虽然是当业的四大家族之一很有名气，但资本并不雄厚。俗称同行是冤家，他见自己帮助外甥开的当铺门面大资金厚，并且还有继续扩张的形势，那就必然影响到高家的声望和利益。于是他一面加紧对外甥刘禹臣施加各种压力，对他在用人理财经营等方面严格控制，另一方面联合其他同行想尽一切办法限制和阻止其扩张和发展，最后闹得甥舅二人只好分道扬镳。高立棠退出刘号的总管职务，对用人理财经营等事再不过问。刘禹臣当年在事业方面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的，是经过一番艰苦的奋斗和拼搏的。而他在家庭内的遭遇也同样是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才生存下来的，他在家庭里的对头是他的寡嫂，她处处为难他、迫害他。据说迫害最厉害的一次是在一碗老倭瓜中下了毒药想毒死他，后来因为被他的一个表侄媳看见后告了密才得免一死，这件事被揭发以后，他的寡嫂无地自容，羞愧交加最终精神错乱，独居于西跨院几年后而亡。因此老倭瓜就成了我刘家后几代的禁用食物，由我出生直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它。刘禹臣在中年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排挤，这并没有把他压垮，反而使他更加坚强起来。自从他战胜了内外对手之后，他的事业进取心更加坚定了，此后他的事业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几年之后又创办了中和当(在地安门内烟袋斜街)，利源当(在东华门大街)，恒德当(在宣外大街)，恒盛当(在崇外花市)，福和当(在前外煤市街)，同仁当(在西单北大街今桂香村食品店)，连同东、西、北三个恒肇当，在北京发展经营了九家当铺。另外还有一家常元当开办最晚，经营的时间也最短，是他在北京创办的最后一家当铺，这家当铺开业于1930年左右，是他专为他的二女婿王兆年和二女刘俊卿、五女刘毓卿开设的。另外在天津发展了“四顺”：恒顺、天顺、元顺、和顺四家当铺。连同北京共管理十三家当铺。他还在1929年左右去过一次大连，当时去的目的是准备在大连创立几家当铺，后因时局动荡不定未能实现。但他在大连购置了四百间房产，成立了一个经营房地产的房产公司，派了一个叫傅海泉的去大连主管经营。他还在北京当业中创办了“思豫堂保险会”，目的是当时北京的当铺已有一百余家，但每一遇到火灾，不但损失惨重而且还要赔偿当主的损失，因此有的当铺遇火灾后即无力复业。他有鉴于此，经过多方奔走与协商，并经官方批准，以当业公会的会员为基础，创立了思豫堂保险会，每家以当物的架本高低每月按百分比交一定数额的保险金，如遇到火灾则照损失的程度予以赔偿。此举当时曾赢得全体当业人员的拥护和称赞。记得在他六十岁大庆的时候，思豫堂保险会全体人员曾送匾一块，上书“卓识深远”四个大字，以表彰他创办之功绩。这时刘禹臣的家庭也起了一定的变化，首先他把刘槐庭买的马大人胡同的一所四合院陆续扩建成了三进大院带后罩房共有百余间的深宅大院，然后又把西隔壁两个门牌的房院买下来与正院连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纳500人的演戏大厅，前后还有西客厅和花厅可以同时设摆十桌酒席。总之他扩建的西院耗资数万，只是专供办喜寿事用，平时只能闲置无用。至今回忆，这个所谓的演戏大厅由1920年建成至1949年北京解放后刘姓迁出，大用场可能只用过几次，最后用的两次，是1931年他的六十九岁寿辰和1932年也就是最后一次他的七十正寿。这两次做寿都连演了两天京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名演员的拿手好戏。演员也都是当时的名演员，他们荟萃一堂，如梅兰芳的《红线盗盒》《凤还巢》，马连良的《黄金台》《三娘教子》，雪艳琴的《贵妃醉酒》《玉堂春》等。其余的小用场当然也用过很多次，只不过是演电影、皮影和曲艺等。再就是亲友和当权者借用过几次。现在估计当时他肯耗资数万建大厅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二是为了叫各股东放心借以召来新股东的投资扩充自己的财势。可惜的是他晚年这一雄心壮志和对自己的事业一直奋斗不息的精神，因外敌入侵东北三省，国家处于危难和动荡不安而终未能实现。刘禹臣的原配夫人梁氏，生有五女一男，长女夭亡，二女俊卿，三女淑卿，四女敏卿，五女毓卿。长子刘贡南名“杶”。侧室夫人郭氏，生有一女一男，长女夭亡，幼子刘汝舟名“楫”。在刘禹臣的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的是二女刘俊卿。因为民国初年(壬子年)的一次变乱，东恒肇当被抢，刘禹臣事先将当铺里的金银首饰带回家里交给了刘俊卿保管，由于她的精心安排保住了这批财产，有了复业的资本，因而使得恒肇当在乱后很快就复了业，免受更大的损失。这件事他始终念念不忘，所以刘俊卿在他的心目中也始终是刘家的头等功臣。晚年的刘禹臣，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但他认为遗憾的是，国家日渐衰败，外敌压境，民族危亡在即，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扩展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1927年他在天津法国花园买了一所楼房，把全部事业交给长子刘贡南经营管理，他自己同郭夫人带着幼子刘汝舟去天津寓所居住，想在那里安度晚年。他最后一次回北京是在1932年夏天，在他办完他的七十正寿以后(旧历六月十七日)，九月返回天津寓所，当年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病故于天津寓所。刘禹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也是创业的一生。他虽继承了刘槐庭创立的一部分基业，但他没有守财守业，而是在父辈创业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创立了新的基业。他的晚年本已积劳成疾的身体，在他得知“九一八”东北沦陷的消息之后，曾大声惊呼“不当亡国奴”！因此病体加重，终于在一年以后忧愤而亡。刘禹臣病故于天津寓所以后，在津停灵吊唁一星期，然后于旧历十二月初二日用运灵专用火车将灵柩运回北京贤良寺庙内开始吊唁办丧事。因年关即至在贤良寺又停灵办事十四天，前后共停灵办事二十一天，于旧历十二月十六日出殡至朝阳门外白家庄茔地安葬。关于刘氏家族在北京的茔地，还有一种传说。据说当年刘槐庭选择茔地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同时在白家庄买了南北对面的两块地，称为南上坡的作为以刘文祥为主坟的共用坟地；称为北上坡的是以刘槐庭为主坟的自用坟地。他的用意很明显，他认为自己创业一生，自立了门户，死后不愿意再埋到共用坟地里，因此他把北上坡立为以他为主的祖坟，想把自己的子孙将来共埋在一块土地里。谁想他的这一想法和做法又影响了他的下一代刘禹臣，他也认为自己创业的一生，自立门户，死后也不愿意埋在祖坟的左右，因而他也在离祖坟不远的地方又买了一块地，作为以他立祖的坟地。这样一来，刘槐庭的茔地变成了两座孤坟。据说当初选择朝阳门外白家庄做茔地还有一说，那就是离市中心近，为将来子孙们上坟祭祖方便。看来智者之心可谓尽矣。谁能料到他的两样愿望，最后都未能实现。北京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次年即在东郊展开大规模市政建设，这几块坟地都是因离市中心近首批开始占地迁坟的。看来真可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第一章(6)我的长兄刘贡南
我的长兄刘贡南(名杶)出生于1892年，幼年身弱多病，因而学业荒废，十七岁时与冯静安结婚，生有三子二女。婚后身体一直多病未痊，曾两度为其在西山购别墅养病，并派专人随同护理和照料。两年后病体稍安返家，即随父经营京津两地的当铺，从而学会了弄权术、善谋略的经营之法。自1932年独掌家庭和京津两地各家商号的内外大权之后，即改变了常规，对外则换用了善于逢迎拍马之人作为心腹，因而习惯喜听奉承不听忠于事业之人的直言劝告，以致在他掌权的短短十几年内，把京津两地十三家当铺和两个房产公司以及所有的房地产败到一无所有和片瓦无存的惨境。在这十几年内唯一可以替他辩白的理由，就是国内发生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就是日本入侵中国，北京沦陷八年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由于内战的关系，物价飞涨、币制贬值等经济不稳定的因素极大的压力，然后自己再派兵镇压，以获得更大的声誉。当时高骈的部将们看出了高骈有按兵不动的想法，于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例如以毕师铎为代表的部将们认为，现在黄巢用兵十余万如入无人之境，如果不加紧拒险阻击，等到黄巢渡过淮河，就将无法阻止，那样就会成为京城长安的大患，应该立即进兵加大对黄巢的围剿力度。可是以吕用之为代表的另外一些部将，则迎合高骈的想法，认为高骈在朝廷内有功高盖主的嫌疑，如果立即平定了黄巢，会让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不如现在坐山观虎斗以求得自保。吕用之的建议当然能得到高骈的首肯，于是他禁止诸将出战，只要守护好辖境即可。不过，高骈为了向朝廷推卸自己不与黄巢交战，故意放黄巢大军渡江北上的责任，上表向朝廷告急，称黄巢拥兵六十万之众，言下之意是自己不是不与黄巢交战，而是力不从心，寡不敌众。当皇帝李儇向朝臣们遍示高骈的奏表后，朝臣们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心头，史书上记载当时是“上下失望，人情大骇”。皇帝李儇下诏指责高骈主张遣散诸道兵马，致使黄巢大军从容渡过长江，但是高骈也不甘示弱，上表为自己辩解，说是遣散诸道兵马的决定最终是朝廷定下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主意，又将责任推还给皇帝李儇。为了进一步推脱责任，高骈谎称已经与黄巢交战，并取得了一些胜绩，只要自己不落入黄巢部下的圈套，将有机会剿灭黄巢，并建议皇帝李儇，应该紧急诏令淮南东道兵马做好防御准备。事实上，高骈的建议还是暗示朝廷，自己只肩负守卫淮南的责任，此后高骈便称病不再出战。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高骈的态度让朝廷明白他事实上是不听指挥的，可是黄巢已经屯军淮南，对河洛地区形成威胁，虽然皇帝李儇远在西北的京城长安，但依旧感到不寒而栗。宰相豆卢瑑建议再行招降之计，授予黄巢天平军节度使之职，以阻止其向西进兵。可是卢携却不同意这样做，他为了挽回举荐高骈失误的面子，主张立即调兵布防。此时皇帝李儇鉴于以往招降工作做得不力，导致时刻让黄巢牵着鼻子走的教训，决定采取卢携的意见，下诏征调河南诸道人马发兵溵水（今河南商水），任命泰宁节度使齐克让为汝州、郑州把截制置使，屯兵汝州一带防守淮北地区；同时又以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太平军节度使兼东南行营副都统，扼守淮河南岸。意在以淮河为依托，在两岸建立南北两道防线，以阻止黄巢北上。朝廷的军事部署不可谓不周密，但其意图很快落空。曹全晸带领的六千人马犹如以卵击石，刚一出兵就被黄巢打败，只得退守泗州，本来指望高骈派兵增援，可是高骈见死不救，不久曹全晸的人马被黄巢彻底打垮。淮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而淮北防线又因发生兵变而不战自溃。导火索依旧来自徐州军，当朝廷在淮水一线进行军事部署的时候，徐州方面派出三千人奔赴溵水增援，途经许昌时，以款待不周为由发动兵变，忠武节度使薛能经过一番辛苦慰劳方才平息。这件事情本来可以就此告一段落，但驻守许昌的周岌本来奉命领兵奔赴溵水，闻知城内发生兵变，便星夜赶回许昌，在没和薛能商议的情况下，将发动兵变的徐州军三千人全部袭杀。薛能是进士出身，虽然是一介书生，却相当自负，当年他在剑南西川时，曾经写过两句诗：“焚却《蜀书》不宜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连诸葛亮的功业他都不放在眼里。事实证明，当他这种书生碰到周岌这样的悍将后，最终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针对周岌袭杀徐州三千士卒事件，薛能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周岌一不做二不休，挟平定徐州军之乱的余威，将薛能也一并杀死，然后自称忠武军留后。当时屯守汝州的齐克让唯恐被周岌突袭，引兵退回兖州，屯驻溵水德官军眼见两路大军不战自溃，也都引兵回归本镇。朝廷辛苦布置的淮河防线就这样一哄而散，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河洛地区门户大开。广明元年（880年）九月，黄巢带领人马从容渡过淮河，他自称天补大将军，并严肃军纪，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拥护。与此同时，他不断招募兵员，队伍急速扩充，并开始对各路藩镇展开分化攻势。黄巢在给各个藩镇节度使的文告中，警告他们，只要各自坚守辖境，不主动与自己交战，自己是不会进攻他们的，自己即将进攻洛阳，希望各个节度使不要多管闲事，等到打进长安，只追究皇帝李儇的罪过，不会涉及其他人。节度使们本来就各自心怀鬼胎，再加上看到黄巢的文告，所以全都决定坚守不出。因此黄巢大军在河洛地区一路所向披靡，当时申州、光州、颍州、宋州、徐州、兖州等地的官吏和守军望风而逃，十一月十日，黄巢成功进占汝州。而汝州的前方不远处即东都洛阳。黄王进京黄巢大军进占汝州的两天后，消息传到了京城长安。此时朝廷内部一片惊恐，宰相卢携见势不妙，称病在家不敢上朝议事。当时已经十八岁的皇帝李儇只得召见其他宰相以及他最信任的宦官田令孜商议对策。豆卢瑑、崔沆主张紧急征调关内诸镇人马和左、右神策军守卫潼关，田令孜也主张挑选出左、右神策军的弓弩手前往潼关据守，并称自己愿意出任据守潼关的“都指挥制置把截使”官职。如此危急时刻田令孜还确实很有担当，这也没有辜负皇帝李儇平时对他的绝对信任。不过李儇却忧虑关内士兵以及左、右神策军很长时间没有进行过实战，恐怕不能作为倚靠，于是田令孜便提出了退居蜀中避难的建议：“当年安禄山作乱，玄宗皇帝巡幸蜀中以避难，现在陛下完全可以效仿玄宗皇帝，等剿灭黄巢再回来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不过，让田令孜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说完崔沆便提出反对意见：“当年安禄山才有十五万兵马，比起现在的黄巢，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当年哥舒翰以十几万兵马尚且不能守住潼关，现在黄巢拥兵几十万人马，而潼关又无哥舒翰那样的名将和强兵。”豆卢瑑附和着说道。豆、崔二人所说的话，显然是不赞成皇帝李儇退往蜀中，而且明显不信任田令孜能够守住潼关。此时的皇帝李儇心情已经跌入谷底，当听到田令孜提出退避蜀中的想法后，他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他十分明白如果那样做将意味着什么，所以他依旧想做最后一搏。“无论如何你先发兵潼关！”李儇向田令孜做出了最后的指示。田令孜得到了诏令，急忙部署出兵的相关事宜。而李儇也明白此刻应该做些鼓舞军心的事情，于是，两天后他亲自到左神策军营检阅将士，召见了田令孜举荐的张承范、王师会、赵珂三员军将，分别加以任命。最后李儇正式任命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使，以另一名宦官飞龙使杨复恭为副使，带领人马先行奔赴潼关守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皇帝李儇起用的杨复恭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角色，可是让李儇想不到的是，他所起用的这个人未来居然是个欺压皇帝的角色。就在朝廷安排完潼关的守卫三天后，泰宁节度使齐克让送来加急奏报，说黄巢大军已经进入东都洛阳境内，为了避免消耗有生力量，自己已经收拾人马退守潼关，而且潼关一带的百姓已经四散逃去，百里之内不见一人，根本找不到粮食，希望朝廷能够急速输送军粮。皇帝李儇得到奏报后，立即让兵部安排输送军粮事宜。可是就在这安排的过程中，十一月十七日，黄巢大军抵达洛阳城下，东都留守刘允章不敢抵抗，举城投降，黄巢在洛阳城只是补充军资，稍作停留后，继续向长安挺进，并于二十二日攻占了关外战略要地虢州（今陕西灵宝县西北）。虢州距离潼关只有一百五十多里的路程，皇帝李儇当时已经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可是举目望去，可以信任的人似乎只有田令孜，于是他继续加封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等八州都统，并募兵长安百姓两千人以补充左、右神策军的人数增援田令孜，又挑选神策军弓弩手两千八百人，让兵马先锋使张承范、制置关塞粮料使王师会带领前去增援潼关。可是前边我们说过，晚唐由宦官控制的神策军，实际上是长安一带富家弟子的庇护所。这些纨绔子弟贿赂宦官、挂名神策军是为逃避徭役负担，而且安史之乱以来，朝廷的护卫工作主要依靠神策军，对其赏赐比一般士兵要强很多，所以神策军士兵经常仗势欺人，事实上不过是纸老虎，真正的战斗力极其低下。很多人听到真的要上战场，全都抱头痛哭，甚至有的人连兵器都无法拿动。所以潼关的守卫工作，神策军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出征之前的践行中，皇帝李儇虽然对张承范等人赏赐丰厚，并对他们寄予厚望，但张承范似乎并未受鼓舞，反而向皇帝李儇进言道：“听说黄巢拥众数十万向西进军。齐克让率领一群忍饥挨饿的士兵依托关外，现在让臣以区区两千人马驻守潼关，而且没听说陛下馈饷之计，就这样让臣去拒贼，臣很是寒心。”皇帝李儇听到这话后，顿时脸上愁云密布，他隐约感觉到，指望这帮人守住潼关恐怕希望不大，但是李儇还是耐着性子强颜欢笑地告诉张承范，只管发兵前往潼关，自己随后就增派援兵以及军饷。事实上，张承范也明白此去既无粮草又无援兵，肯定是凶多吉少，皇帝的话姑且当作耳边风不听也罢。但迫于皇帝诏令，仍勉强带领兵马赶赴潼关，当到达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刚好碰到辖境的刺史调任离去，城中百姓得知本地即将开战，都拖家带口地逃进华山，只留下一座空城，所以根本没人接应张承范的到来。张承范无奈之下只得带人进城在州库中寻找粮食，不过看见的却是尘埃一片，最终张承范只找到一千斛大米，短暂停留后便带着士兵忍气吞声地继续上路。十二月一日，张承范到达潼关，首先摆在其面前的不是如何面对黄巢的大军，而是粮食奇缺的问题。当时张承范从山中搜寻出一百多个百姓，强行向他们征用了些粮食，做了一点防御准备，可是加上齐克让的万余人，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很快这些人便粮草断绝，士兵们士气极为低落。就在张承范到达潼关的同一天，黄巢也带领大军到达潼关之下，官军眼见黄巢大军“白旌满野，不见其际”，全都不寒而栗。不久后黄巢亲自来到潼关下，义军全军欢呼，军威之盛惊天动地，很快便开始攻打潼关外城。齐克让虽然从中午一直战斗到傍晚，但无奈手下士兵忍饥挨饿已经很长时间，根本无力抵抗，只得被迫烧毁营帐进入潼关之内。在潼关的左侧有一条山谷，平日是禁止行人通过的，以确保关税的正常征收，称为“禁阬”，由于黄巢大军急速攻至，潼关的守军居然忘记加以防守，导致齐克让的溃败之军一下子从禁阬涌入关内。这条道路本来就已经是荆棘交织，灌木丛生，一下子就被涌进的士兵踏为了平地。张承范看到齐克让打了败仗，急忙派人向皇帝李儇告急求援，而且这一次张承范说的话更加严厉：“臣离京六日，甲士未增一人，馈饷未闻影响。到关之日，巨寇已来，以两千余人拒六十万众，外军饥溃，蹋开禁阬。臣之失守，鼎镬甘心；朝廷谋臣，愧颜何寄！”张承范这一次明显是指桑骂槐，但告文送出去的第二天，没等朝廷回信儿，黄巢大军便大举攻打潼关。张承范全力据守，从清晨一直战斗到晚间，其间城上弓矢用尽，就用石头砸向攻城的义军，到了晚上义军纵火焚烧关楼，他命令王师会分兵八百人防守禁阬，但此时已经有部分义军从禁阬入关，义军内外夹攻潼关，守关唐军溃败，王师会战败自杀。张承范眼见形势不妙，换上便服带领残兵向西逃窜，途中遇到当地藩镇派来的援军两千人，这些援军也跟着张承范一路向西逃去，一直到了渭桥边上方才停歇。张承范一路西逃，犹如惊弓之鸟，可是到了渭桥后，他看见田令孜招募的神策军居然个个穿得五颜六色，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于是下令将这些神策军士兵洗劫一空，然后闯进长安城大肆劫掠。潼关仅用了一天时间便宣告失守，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然而，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黄巢在攻下潼关后，只留下部将成令瓌防守潼关，他立即带领大军继续向长安挺进，只过了一天便又攻占了华州，迫使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降。潼关失守意味着京城长安门户大开，田令孜担心会受到皇帝李儇的责怪，便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宰相卢携，认为是卢携举荐高骈失误，才致使黄巢大军一路向西所向披靡。四日清晨早朝之时，皇帝李儇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卢携再次罢相贬官，同时将王徵、裴澈招进宰相班子。此时京城长安已经危在旦夕，皇帝李儇即使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有效力量防守住京城长安。虽然十八岁的李儇贪玩好动，但他不是白痴，他知道长安已经是防守不住，现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尽量拖住黄巢前进的步伐，好为自己逃离长安赢得时间。为此，他诏令任命黄巢为天平军节度使，希望黄巢能够接受自己的册封，暂时停止进兵长安。不过，等到早朝过后，皇帝李儇趁着天色微明之际，带着福王、穆王、泽王、寿王等人，以及四个儿子、嫔妃数人，由田令孜带领五百名神策军护卫，经长安城西的金光门逃离。李儇等人逃出长安之后，百官们才知道消息。而那个时候黄巢带领大军已经打到了长安西市附近，当时长安城内一片混乱，所以百官们也都一哄而散。不过，在官员们四散逃亡的同时，有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个人就是被贬官在家的卢携。他之所以没有逃跑，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跑，而是因为他已经病入膏肓，根本跑不了。卢携二次担任宰相以来，对内钳制田令孜，对外依靠高骈，受到皇帝李儇的绝对信任。但事实上，他与田令孜是一丘之貉，当黄巢大军由江陵北上时，他已患病，行走困难，也已指望不上高骈，而且又被田令孜当作替罪羊。最重要的是，卢携知道因为自己主张剿灭黄巢，所以黄巢到来后，自己绝没有好果子吃，因此在义军进入长安西市的那一天夜晚，卢携自知逃生无望，在自家后院自缢而死。十二月五日，义军先锋部队将领柴存领兵进入长安城，留在京城的尚书左仆射兼左金吾大将军张直方代表朝廷向黄巢投降，并亲自迎接黄巢进入长安。据《资治通鉴》记载：黄巢进入长安的时候，乘坐金装肩舆，在身穿锦绣、腰束红缯、手执兵器的士兵护卫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长安。沿途“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长安百姓并没有表现出惊慌，也没有东躲西藏，而是夹道围观，大将尚让沿途告诉民众，黄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室那样不爱护百姓，百姓只管安居无妨。十二月十二日，黄巢入居皇宫，次日在隆隆的战鼓声中，黄巢在大明宫含元殿登上皇帝位，建立国号大齐，改年号金统，开始置属百官。以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以另一名义军将领赵璋兼侍中，同时任用了一大批唐朝降官，但真正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跟随他一同起兵的义军将领手中。多年前，黄巢曾经发誓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重新回到长安，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此刻俯视唐朝的那些降官，黄巢的眼中透露出一丝轻蔑之色。“天下谁与我争锋？”雄心壮志的黄巢禁不住心潮澎湃，不过黄巢明白攻进长安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结束长安城内混乱的状态。黄巢采取的措施是，只要见到穷人就加以赈济，对于长期为非作歹以及顽固不化的官吏则施以重刑镇压。由于皇帝李儇偷偷出逃，没有通知大部分朝官，包括宰相卢瑑、崔沆、王徽以及京兆尹李汤在内的一大群朝官都因为来不及逃离长安，而成了瓮中之鳖，只得藏在先前向黄巢投降的张直方家中。对于如何处置这些朝官，黄巢采取分化的策略，先是宣布朝官三品以上停止任用，四品以下官复原职，然后发布通告命令在逃的朝官自动到部将赵璋的府邸自报姓名与官衔，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自动官复原职。当然黄巢也十分明白，有奖就必须有罚，除了宽赦大部分朝官之外，也必须找出反面典型
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
满汉两头政治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指控亲王
1648年3月27日，济尔哈朗因被指控犯有种种罪行，上堂受审。对他的指控有府第逾制，以及随顺治帝从盛京移驾北京时违弃旧例等等。其中最严重的是说他在顺治移驾时阴谋拥立豪格。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3月29日，豪格本人也受到弹劾。至少在多尔衮看来，事情很清楚，一个试图拥立豪格为帝的重大阴谋已经形成了，事实上有一个立誓支持豪格的贵族联盟，其中包括苏尼等人，甚至还有多尔衮的谋臣谭泰。上述指控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得到了证实：豪格鼓励对自己的拥立，并曾公开反对过多尔衮。于是豪格议罪当死，多尔衮开恩，改为监禁，令他在狱中自尽。不过谭泰却未受处罚。1648年他受命指挥江西的清军，与何洛会一起征服江西金声桓领导的起义。1649年，因功授一等精奇尼哈番。1650年，任吏部尚书。多尔衮在逼死豪格、贬谪济尔哈朗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与当时10岁的顺治皇帝福临平起平坐。早在1648年，多尔衮在朝见时就不再向顺治跪拜了。第二年冬天，他又将自己的头衔改为“皇父摄政王”。他以父辈及摄政王的地位凌驾于皇帝，是以其超过其他所有满洲贵族的军权作为后盾的。他除了统帅自己的正白旗外，还接管了原属皇太极的正蓝旗。1649年4月，多尔衮的兄弟多铎逝世。多尔衮乘机夺得了多铎镶白旗的指挥权，从而控制了满洲八旗中的三旗，而福临本人亲自统率的则只有正黄、镶黄两旗。多铎的去世也给多尔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采取措施制止他哥哥阿济格的野心膨胀。阿济格当时43岁。他曾统率多尔衮和多铎的正白旗、镶白旗中几个牛录。1644年，他进位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出师陕北，攻李自成军。当多铎被派往南京去平定江南时，阿济格则另率大军，到湖北追击大顺军残部。他在湖北接受了左梦庚的投降，并因骁勇善战而颇受赞誉。后因过早误报李自成死讯，被召回北京。不过，到1648年，他再度受命率大军出征，到大同讨伐喀尔喀部。如上所述，他的出师激起了姜瓖的叛乱。姜瓖叛乱虽立即被阿济格所遏制，但实际镇压叛军还要等待多尔衮本人的到来，多尔衮亲自指挥了大同的围攻战。正当此时，传来了多铎在北京染上天花一命呜呼的消息，阿济格决定向多尔衮要求升官。他派武拜到多尔衮营帐去，为自己提出晋封事宜。阿济格的申辩首先是关于误报李自成死讯一事，为自己洗刷名声。他并不直接摆出这个问题，而是向多尔衮指出，作为一个将领，多铎也并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例如，他在潼关打败李自成而未能全歼其众。他在1646年追赶蒙古苏尼特部到茂海、图拉河时，也没能完全击溃他们。然而，尽管有这些失误，多铎还是在1647年受命辅政。现在既然多铎死了，难道他阿济格不应当成为辅政吗？他毕竟是太祖之子、当今皇上之叔。为什么多尔衮不能命他为“叔王”，以族其功呢？多尔衮让武拜带去的回信，表明了他对此颇感震惊。回信说：多铎薨逝未久，阿济格却竟然已经在诽谤他的战绩，好像多铎实际所做的一切——破流寇，克西安，平定江南、浙江，追腾机思，败喀尔喀部，都无足轻重。阿济格显属妄为越分，多尔衮不会用这种人。他简短地说：“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阿济格不为多尔衮的拒绝所惧，又提出请求，说对姜瓖的攻剿既已胜券在握，请允许他在北京修建一座府第。当时，多尔衮正因允许满洲诸王广起府第而遭到反对，因为这既提高了诸王的身份来与多尔衮自己平分秋色，又不免使人联想起朱明王朝公侯们的炫耀排场。明朝灭亡之前，公卿王侯一直是民众的沉重负担。所以多尔衮决定不仅要作为一个兄弟戒责阿济格，而且要乘这个时机惩罚他。他决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当众严惩阿济格。自进京以来，多尔衮就蓄意试图使议政王大臣会议转变成一个议事而不决断的咨询机构。正如太宗通过使固山额真成为当然的成员，来削弱八贝勒作为集体会议的作用，多尔衮也用增加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等人的办法，来促进这一转变。议政王大臣会议不是起着遏制多尔衮个人权力膨胀的作用（这一膨胀的权力来自受其摄政地位摆布的皇帝），反过来它倒成了一个法庭，多尔衮可以在此安排传讯，痛责其他敢于与他一争高低的权势显赫的贵族。这一次，倒霉的是他自己的兄弟。于是，多尔衮现在对阿济格请求的回答，就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列数阿济格以往的罪状：他是如何在大同擅自将所有文武官员升官一级，并在别处随心所欲地贬谪官员；他是如何不从军令，攻打了浑源（大同东南约60公里处的一座城市）；他是如何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并屡屡向其赠送财物。这末一条是最为严重的，因为它有力地暗示了阿济格在力图取得瓦克达及其兄弟满达海（他们是代善之子，与阿济格一起在攻剿姜瓖）的支持，阴谋反对多尔衮。于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当废阿济格王位，将其幕僚全部革职，并籍没瓦克达家产。不过多尔衮只要能做到宽恕阿济格，同时禁其参预部务及交接汉官就心满意足了。禁止阿济格交接汉官，是为了防止他在满洲核心集团之外与汉官结党营私。文人关系网的重建
多尔衮在凌驾于其他亲王之时，对他的汉族谋臣大加提携。例如，陈名夏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其影响也更大了。1646年陈名夏父亲去世，依制当回乡守丧，而多尔衮却认为陈名夏留任北京极为重要，命其“夺情”任事。两年后，1648年，多尔衮初设六部汉人尚书，即授陈名夏吏部尚书，与满洲尚书谭泰平级。随着多尔衮本人对“亡明陋习”态度趋于缓和，随着汉官出任大臣的现象日趋普遍，旧的关系网和联盟开始调整。乡试主考官之职日益由南方文人充任。1646年，18名考官中除一人外都是北方人；1648年，20名考官中已有六人来自南方。几年后这一变化更为显著。1651年，考官中有近一半是南方人，1654年，2/3的乡试考官出身南方（见下表）。南方人的复出在会试中表现得更明显。1646年，殿试一甲三人来自山东、直隶（河北）和顺天府；1647年的一甲三人则已均出身江南（见下表）。而1649年殿试揭榜时，中了状元的刘子壮原来是复社成员，另有24名及第者也是复社的人。乡试主考官表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厚、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他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四其次，当注意的便是，要研究社会史，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历史传统本是以往社会的记录，当前社会则是此下历史的张本。历史中所有是既往的社会，社会上所有则是现前的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我常谓社会譬如一个庭园，里面有林林总总的花草树木，其中有几百千年的盘根老树，也有移植不到一月几旬的娇嫩芝卉。在同一横断面下，有不同之时间存在。以此来看社会，有的习俗流传至今已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但也有些是今天刚产生的新花样。此社会之横切平断面，正由许多历史传统纵深不同的线条交织而成。社会就是历史进程的当前归宿，社会是一部眼前的新历史。历史家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但还有眼前史。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但我们今天也得反过来讲，我们也须能先读通了有字人书，才能来了悟此无字天书。否则纵使此一人终身生活在某一社会中，可以不认识此社会。纵使他毕生在此世界上周游，亦可不了解此世界。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历史是以往的，社会是现存的。如说社会是一个发光体，那么历史就是这一发光体不断放射出来的光。必待有某样的社会，始能产生某样的历史。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因此各位如要研究历史，不该不落实到现实社会。诸位如欲了解此现实社会，也不该不追究到以往历史。此两者，总是不可偏废才好。若各位能懂得了眼前的那本无字天书，再进而往上追溯，由本乡本土各方志所载，再追溯到各项史籍，这始是考寻始末，穷原竟委。原即指历史言，委即指社会言。但话虽如此，当我在讲此番话时，我心上却觉十分难过。姑就我一人的生活言，自十岁开始有知识起，这六十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一回溯，全上心头，真可谓世变日亟，人事全非。中国社会在此六十年中，惊波骇浪，层翻叠起。使人置身其间，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给之感。这社会变化委实太大了。在抗战时期，我避难后方，得遍经华南及西南地区，如湖南、广东、贵州、云南、四川各省，凡所到，觉得那里的社会尚保存着很多传统的古老风情，尚如我幼年时在江浙所见。但抗战时的江浙，已早不是那情形。尤甚的，如今天大陆上的变化，想来将更是急剧而巨大。倘我们仍想根据今日眼前所见，来追究以往，在此研究中国社会史一大题目上，这项工夫真是大大不易。昔孔子作《春秋》，曾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三世。我们此刻，需能好问多闻，越过此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一百年，才能把我们眼前这一本无字天书，向上衔接到前代人的有字人书上去。若我们将来返回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社会，将更是面目全非，社会上根本一切都大变了。苟非有大智慧、大学问，即使要做此一番连贯研究的工作，也甚不易呀！但话虽如此，究竟当前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前几年，本人有机会去南洋，曾作过几次讲演。有一次，讲及与中国社会有关的问题，我曾说：“中国人来海外，是随带着中国的社会而同来的。换言之，是随带着中国的历史传统而俱来的。”证据何在？即在目前南洋各埠到处所表现的华侨社会那几本无字天书上。甚至远在欧美各地的华侨，他们虽然寄居异乡，可是只要有华侨聚居，仍可看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中国社会中。华侨去海外，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孤军奋斗，而且是在占有绝对优势的其他民族的歧视排挤与巨大压力下，而能凭他们的一份智慧技巧和劳力血汗，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甚至在异邦他乡，也能头角峥嵘，各有他们对当地建立了大量不可抹杀之贡献与功绩。这因在中国人各个人身上，都有此一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凝结精神，相与俱往，故能如此。这是眼前的明证确据，只我们不能把此中真义尽情发挥出来，便成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若能由社会追溯到历史，从历史认识到社会，把眼前社会来作以往历史的一个生动见证，这样研究，才始活泼真确，不要专在文字记载上作片面的搜索。中国社会是广大的，又是悠久的。我们要研究中国社会，不仅当从社会的横剖面看，尤应从其历史传统方面去看。历史变了，社会自亦随而变。也可说，正因社会的传统存在着。譬如我们看今天的香港，我们要能逆溯上去。远在鸦片战争之前，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香港社会自有其甚大之变。到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加被于香港社会的，固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但香港社会依然十足是一个中国社会。在这上，我们可悟到社会之所以成为一社会者，其主要特殊点究何在？我们自亦可以悟到，若我们来研讨香港社会之传统性，决非单拈着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两个舶来名词，便能解释便能明了的。因此研究社会，即犹如研究历史。同时，研究历史，亦即犹如研究社会。主要在能把握其传统性，显出其特殊性，看出其人群相处间几项一定的关系。即如何由个人生活融凝转化为群体生活之几条道路，即人类相互接触间，有关其思想、感情、信念等等，如何能趋向于和谐与合作，发展与进步。这是研究历史和社会之最大节目与纲领。因此我们说，要研究社会史，决不可关着门埋头在图书馆中专寻文字资料所能胜任，主要乃在能从活的现实社会中去获取生动的实像。也不可在你脑中先存着要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而来作研究，更要是能先忘掉此问题，然后能鉴空衡平，自下至上地先求对此传统社会通体明白，彻底了解。到那时，你要解决某项问题，才可有真知灼见来下手。我今天所讲是从历史研究的观点出发，来谈如何研究社会史。时间所限，到此就作结束吧。第四讲如何研究经济史一今天我讲“如何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讲入正题之前，我先要阐述一下中国历史传统对经济问题所抱一项主要的观点，即是物质经济在整个人生中所占地位如何？经济对于人生自属必需，但此项必需亦有一限度。亦可说，就人生对经济之需要言，并不是无限的。经济之必需既有一限度，我姑称此限度谓之是经济之水准。倘经济水准超出了此必须限度，对人生可谓属于不必需。此不必需之经济，我姑称之谓是一种超水准之经济。它既已超过了人生必需的限度，这便是无限度，亦即是无水准可言了。低水准的必需经济，对人生是有其积极价值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不仅如此，甚至可成为无作用，无价值，更甚则可产生一些反作用与反价值。此种经济，只提高了人的欲望，但并不即是提高了人生。照人生理想言，经济无限向上，并不即是人生的无限向上。抑且领导人生向上者，应非经济，而实别有所在。此一观点，实乃中国人对于经济问题之一项传统观点，其在中国经济史之发展过程中，甚属重要。我们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先着眼把握此点。此亦中国历史所具特殊性之主要一例。中国以农立国，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昔英国社会学家詹姆斯撰有《社会通铨》一书，彼谓社会演进之顺序，首系游牧社会，次为农业社会，再次始为工商社会。其实此说并非完全恰当，因由农业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后，农业仍不可缺。若一社会脱离了农业，此社会即无法生存。至于近代帝国主义下的社会，凭其超水准经济来推进其殖民地征服，此项事实，不可为训。马克思继承詹姆斯之后，似乎他的眼光，也都注重在工商业方面。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在从工业生产中，指出一项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来。马克思虽提倡唯物史观，但其眼光所到，似乎并未看重到农业，亦未为此农业生产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作一好好的安排。今天共产社会所最感烦扰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亦即在农业问题上。可见近代西方学者论社会，论经济，都不免太过侧重于工商业，而忽略了农业，这实是一大纰缪。中国又是是个大陆农国，物资供应，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觉悟到我上面所说低水准经济之积极价值方面去。正为对于人生的低水准经济需要易于满足，于是中国历史很早就轻松地走上了一条人文主义的大道。中国的人文主义，亦可说是人本位主义。因此中国历史上各项经济政策，亦都系根据于其全体人群的生活意义与真实需要，而来作决定。农业经济，最为人生所必需。其他工商业，则颇易于超出此必须的水准与限度以外，而趋向于一种不必需的无限度的发展。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般，人生似乎转成追随在经济之后。经济转为主，而人生转为副，这是本末倒置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故谈及经济问题时，常特别注重于“制节谨度”这四个字。节与度即是一水准，制与谨则是慎防其超水准。中国人传统意见，总是不让经济脱离了人生必需而放任其无限发展。此项发展，至少将成为对人生一种无意义之累赘。一部中国经济史，时常能警惕着到此止步，勒马回头，这是一大特点。故中国经济的理想水准主在平。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此贫字，其实即是一低水准。由有富而始见其为贫。富者，则求能好礼。礼之意义，亦即在求其平。故中国社会之人生标准，主要即在其求平而乐，其最终标准，则曰“天下太平”。(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二西方历史主要即在求不平。中古时期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即产生了自由工商业。其实在中国，大体上，亦有此相似趋势。当战国以下，古代封建政制崩溃，社会上便兴起了三种新势力。直到汉代，其情势甚为显著。在太史公《史记》中有《儒林》、《货殖》、《游侠》三列传。儒林传中人物，属于“士”之一阶层，乃由战国游士演变而来。只是由列国分争时代的游士，演变为大一统政府下安心归集于同一中心之下的儒士，这一不同而已。要之，士的势力，在当时已几乎代替了古代的封建贵族的势力，但亦只代表着其一部分之势力而已。其第二类则为自由商人，在战国时如陶朱公、白圭，下逮吕不韦以邯郸大贾，位至秦相。可见当时商人势力之大，已骎骎乎超过封建贵族之上了。太史公《货殖列传》称此一批人为素封，即指其凭借财力来代替以往封建贵族在社会上之地位。虽没有封地，而等如有封地，故谓之素封。其第三类为游侠，此种人在西方历史上并没有相类似之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游侠之背景先近似于士之一类型，而终究则归属于工商业货殖传一类型中。不过游侠所为，乃是专在营干冒犯政府法令之工商生利事业，故当时称之谓“奸”。举例言之，如入山开矿、铸钱、烧炭、掘冢等。此类事业，都是结集群体劳力来从事违法的生产。太史公《货殖列传》中亦云：“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兼并，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这一番叙述，已指出汉初游侠行径与货殖中人之异途同归了。此三类人物，显然就是古代封建贵族崩溃以后，社会上新兴之三流品。当时惟儒林中人物，只在农村里面半耕半读，安分守己，不失一平民身份。而那些商贾游侠，则无不交通王侯，奴役平民，在社会上占有绝大势力。但自武帝重儒生，开始组织士人政府，一辈士人所抱的观点，乃在政府中活跃呈现，遂开始来禁绝游侠，裁抑商人，使此下的中国社会，走上一条与西方历史绝不相同之路向。正因为中国的士，尤其是儒家，他们都抱有一番如我上述的经济观点。此种观点，当然导源于农村社会者为多，酝酿于工商城市者为少。由于抱有此种观点的人物，出来站在政治上层作领导，遂使此后中国社会，乃别有一种颇为特殊的发展。兹姑举先秦时代三本在后代最显著最流行的儒书中所言，来代表当时中国人对经济意见之一斑。三一、《论语》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此两语，在中国经济史上，两千年来，乃为国人最所服膺之一番理论。即使我们把来用诸今日，仍觉切中时弊。我们也可说，20世纪在世界并不穷，人口生殖率也不弱，所患只是在不均和不安。我们当知，若专从经济着眼，一切仍只以经济为主，则此后世界将永远无法得均得安。孔子此语，虽说的是经济，但主要着眼处则并不在经济上。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
先说降了李惟岳手下的大将张孝忠。在朱滔的大力举荐下，皇帝李适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与朱滔一同进讨李惟岳，这样一来张孝忠成为了朱滔讨伐藩镇的一颗强有力的棋子。八月六日，朱滔和张孝忠共同攻占成德重镇东鹿（今河北东鹿县）。李惟岳领兵一万与魏博援军意图夺回东鹿，其手下大将王武俊率领三千骑兵结成方阵准备发起冲击。朱滔并没有慌乱，而是在帛卷上画成很多大象，然后派遣一百勇士蒙在身上，在成德军前奔驰呐喊，王武俊的骑兵倒是没受多少影响，但马匹面对这么多“大象”滚滚而来，立即受到惊吓乱了阵脚。朱滔趁这个机会向王武俊发起了冲击，最终大破成德军，李惟岳被迫烧毁营垒向恒州退去。继马燧之后，朱滔取得了唐军在河北战场的第二场胜利。李惟岳逃回恒州后，朱滔并没有乘胜追击。李惟岳本可以有机会收拾人马重新反攻，但他的猜忌性格最终决定了他必然走向败亡的道路。这次与朱滔和张孝忠一战，王武俊作为援救东鹿的主力部队，可谓是惨败而归。但战争的胜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原因，不能将所有责任全都归结到主帅身上，更何况战局依然胶着，李惟岳目前应该做的是稳定军心。但李惟岳的性格决定了他必然会猜忌王武俊，在李宝臣刚刚去世时，有人就向李惟岳进谗言说王武俊想要投降朝廷，导致李惟岳对王武俊进行严密监视。这次援救东鹿，李惟岳本不想派王武俊出战，但很多人劝李惟岳说王武俊的儿子王士真是其妹夫，派王武俊出战，他一定会奋力拼杀。李惟岳算是硬着头皮同意了，但王武俊惨败而归，这不禁让本就猜忌心颇重的李惟岳再次怀疑王武俊是不是故意战败。问题的关键是，李惟岳的心中所想，王武俊已经猜到了。当时李惟岳逃回恒州后，其驻守赵州的部将康日知率众投降，李惟岳为了再次试探王武俊的忠心，决定派其出兵夺回赵州。对于李惟岳而言这是很好的试探，而对于王武俊而言这犹如小鸟脱离了牢笼，鱼儿重新回到江河。建中三年（782年）正月，王武俊决定投降朝廷，于是他率军从赵州回师突袭恒州。当时其子王士真身在恒州城内，听到父亲反戈一击的消息后，立刻打开城门迎接。黎明时分，王武俊率领数百名骑兵突袭节度使府门，将毫无准备的李惟岳擒获。当时王武俊想将李惟岳献给皇帝李适，却遭到了手下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李惟岳见到皇帝陛下，一定会将叛逆的罪名也加到王武俊身上，为了以防万一，决不能让李惟岳见到皇帝。王武俊最终采纳了手下人的建议，将李惟岳缢死在戟门外，然后派人将其首级送往长安。李适看到李惟岳的首级后大为高兴，要知道这是自他即位以来首次对藩镇用兵，就取得这样的大捷，这让李适更加坚信自己先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成功击败李惟岳让李适更加坚信这个帝国在他的带领下是有能力平定藩镇的，而李惟岳只是开头的一个。“继续采取强硬的姿态，不愁藩镇不灭！”这是李适当时唯一的想法。事实上，纵观当时的河北、山东形势，只有身在魏州的田悦还没有被彻底击败，但已经是强弩之末。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死后，其子李纳固守濮州，也已经是孤立无援。反叛的各镇或归降，或势单力孤，可以说唐廷的军队取得了平定藩镇开局阶段的胜利。但就在很多人认为平定藩镇、实现天下太平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在如何处置战后河北局势的问题上，李适犯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最终致使形势迅速逆转。战局逆转建中三年（782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河北战场刚刚取得大捷的李适，忽然下诏任命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团练观察使，将德州和棣州划给朱滔，并让他收兵返回本镇。李适这一连串安排的用意在于将成德镇分而治之，进而避免强藩的出现。当时德、棣二州还在淄青节度使李纳的手中，李适将这两个州划分给朱滔，事实上是想让朱滔继续出兵进攻李纳，这样既可以加强对李纳的攻击力量，又可以不让朱滔的势力过分扩大。表面上看来，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策略，既加强了以李适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以及对河北藩镇的控制力，又巧妙地安排了原成德镇的降将张孝忠和王武俊。不可否认，李适的安排可谓是煞费苦心，但这个心高气傲的皇帝当时明显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好策略，但朱滔和王武俊却未必这么看，而且以目前唐朝中央政府的威信力来看，他的这封诏书究竟会有谁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样是个问题。李适的诏书一经发布，就遭到了朱滔和王武俊的强烈反对。朱滔和王武俊各自有各自的理由，朱滔认为出兵讨伐李惟岳，自己的功劳最大，现在所占领的原成德镇所属的深州，应该划入自己的版图。但朝廷却让自己吐出深州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康日知，而且自己还得去攻打李纳的地盘德州和棣州，在朱滔看来这实在不公平。而王武俊则认为李惟岳是他杀掉的，应该功居第一，况且自己的才干比张孝忠强很多，现在朝廷任命张孝忠做了节度使，而自己却做了低一等的都团练观察使，这让王武俊心中颇为不服。一个是地方割据的节度使，一个是藩镇的降将，手中全都握有重兵，当唐廷中央政府力量较强时，他们会暂时归顺，而一旦朝廷势弱，当其利益与朝廷冲突时，必然会对抗中央，变为独立的大小王国，事实上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河北地区藩镇长期割据的结果。我们在前边分析代宗李豫矛盾复杂的心态时，曾经说过李豫之所以姑息藩镇的原因，可惜历经诸多历练的李豫能够看透这一点，但李适却始终无法深层次地理解。李适的诏书点燃了朱滔、王武俊对抗唐廷的怒火，却让深陷困境的魏博节度使田悦抓住了救命稻草。田悦敏锐地利用朱滔和王武俊的不满不断地游说他们一起联合反叛唐廷，经过一番谈判，三方相约共同起兵叛唐。当时深赵团练观察使康日知率先得到了朱滔、王武俊要反叛朝廷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马燧上奏李适，让朝廷做好征讨的准备。但无论是皇帝李适还是朝廷大臣，其实全都明白平定藩镇都还得需要向朱滔和王武俊借兵，而现在平定藩镇的藩镇又想要谋反，这不禁让李适对自己先前的莽撞策略产生后悔之情。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李适当时只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赐给朱滔通义郡王的爵位，想要拉拢他进而孤立王武俊。但精明的朱滔却丝毫不为所动，或许在朱滔的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忽悠也是要有底线的。建中三年（782年）四月十二日，朱滔带领大军进逼赵州，王武俊派其子王士真同时也领兵围攻赵州，攻下赵州后，朱滔率领精兵两万五千人从深州（今河北深县）出发首先到达东鹿，王武俊率领一万五千人也同时南下，与朱滔在宁晋（今河北宁晋县）会合，双方约定首先援救身在魏州的田悦。朱滔和王武俊反叛南下救援魏州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朝廷上下顿时震惊。这宣告了河北战场平藩第一阶段的胜利完全前功尽弃，李适试图稳住朱滔的策略也没有奏效，目前唯一的选择只有一战。五月九日，李适下诏命令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与朝廷神策军一万五千人赶往魏州增援，不过和平藩第一阶段时相比，这次朝廷出兵可谓是勒紧了裤腰带。由于平藩第一阶段战事的原因，朝廷中央政府每月军费支出达到一百多万两，而国库却只能支持几个月。当时太常博士韦都宾建议向商人借钱渡过难关，得到了皇帝李适的同意。在颁布的诏书中，李适承诺等到平叛之后，朝廷会归还。我们不能否认李适的想法过于美好，当借钱的诏书下达后，具体负责筹备钱粮的官员完全将事情办走了样，准确地说不是借而是抢。他们甚至下令强行搜查长安城中那些商家大户的货物，如有不从立即抓捕起来严刑拷打，很多人受苦不过以至于上吊自杀，即使这样才总共搜到八十余万贯钱，最终以至于将主意打到了当铺身上，将当铺的质钱也都充公，而且凡是所获得的钱帛粟麦，都由官府借走四分之一。当时长安的很多百姓针对朝廷的野蛮做法，纷纷骚乱不平，成千上万的人拦住当朝宰相卢杞的马讨要说法。卢杞最初还耐着性子劝说百姓，到后来人围得越来越多，怨声震天，卢杞见势不妙，不得不从另一条道疾驰回到府邸。这件事情搞得皇帝李适极为头痛，事后经过统计，所有的钱财加在一起还不过二百万贯，而长安城中已经是民穷财尽，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这么点钱还不够藩镇一个县的军费开支，怎么能够支撑平藩大业的开展。就在李适无计可施之时，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的上奏为李适出了一个权宜之计，虽然他的计策算不上高明，但和先前朝廷官员的不断抢钱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陈少游建议李适将本道的税钱增加20%征收以供军需，让李适将这个方法普及到唐廷所能控制的各道之中。李适见奏十分高兴，立即批准，同时提高盐的售价，每斗卖到二百钱，虽然从刘晏到杨炎进行整顿后，盐价从没有超过一百一十文一斗，现在上涨了将近一倍，也引起了百姓的不满，但至少比先前明抢富豪财物的做法要好很多。就这样，李适暂时凑够了平藩的军需开支，在一片艰难窘迫中，唐军开始了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朱滔和王武俊南下援救魏州，让田悦绝处逢生。此时官军方面李怀光也领兵和正在围困魏州的马燧会合，李怀光想要速战速决，而马燧因为魏州城防坚固，想要打持久战，结果双方僵持不下，李怀光独自领兵出战，在魏州近郊的永济渠畔击败了朱滔的人马。李怀光刚刚到达魏州就旗开得胜，让已经围困魏州一年多的马燧很是不爽，在马燧看来，李怀光这是一种挑衅，自己围困魏州一年多依旧是老样子，而李怀光刚来就打了胜仗，传到皇帝那里，自己岂不成了废物。夹杂着某种自私心理，马燧带着自己的人马在没通知李怀光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从魏州后撤二百里，只留下李怀光的人马独自面对朱滔、王武俊和田悦三路人马。即使知道马燧撂挑子后，李怀光也没有退却，他依然带着人马突袭朱滔的大营，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赶来救援的王武俊打了个措手不及，军队被打成两截，彼此不能救援，最终大败而逃，很多士兵争先跳进永济渠想要游到对岸，结果被淹死的不计其数，渠水为之堵塞。更有很多人因为逃命而互相踩踏，可以说李怀光这次损失了大半人马。而身在二百里之外的马燧虽然得到消息想要救援，但因为离得过远，而且担心被切断后路，所以只得坚守不出。但第二天他便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朱滔等人已经掘开永济渠，将渠水引入王莽古河，滔滔流水淹没了官军的退路。这下马燧慌了神，因为害怕自己的人马被全歼在这里，马燧向朱滔派出使者，表示只要让自己的人马平安返回本道，自己可以上奏皇帝，请求将河北地区交给朱滔来管辖，得到了朱滔的答应，但王武俊却偏偏反对，不愿就此休战，最终一直到七月份这件事情也没能达成一致。马燧还是在朱滔的帮助下从魏州撤退，涉水退保西部的魏县。朱滔见马燧成功撤退，才假装同意王武俊继续和官军作战的意见，尾随马燧在魏县东南扎营与其隔水对峙。官军在河北平藩的第二阶段战事，首战因为马燧和李怀光不能有效合作而招致惨败，使得河北战区的形势再次严峻起来。最重要的是田悦见到自己绝处逢生，认为朝廷不足为虑，另一方面也很感激朱滔的救援，所以他想尊奉朱滔为王。田悦的想法让朱滔很是高兴，但朱滔认为称王这件事情并不应该只有自己独享，大家应该一起称王，正所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于是建中三年（782年）十月十一日，朱滔等人在魏州城外筑坛祭告上天，正式宣布称王，朱滔自称冀王，田悦自称魏王，王武俊自称赵王，三个人共同迎请李纳为齐王，众人共推朱滔为盟主。同时仿照唐朝中央政府的中书、门下省设置两曹，官吏的设置一律模仿唐朝中央官制。朱滔等人结盟称王，等于宣告了皇帝李适平定河北藩镇第一阶段战事的胜利彻底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带来了另一个辐射效应，那就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看到朱滔等人占了大便宜后，立即加入朱滔等人的队伍，公开反叛唐廷。骨鲠之臣李希烈本是辽西人，少年时在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手下效力，由于屡立战功被李忠臣收为养子，并从偏将的位置提升为左厢都虞候之职。大历十三年（778年），李希烈利用李忠臣不修军政的机会，在淮西镇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当时皇帝李豫面对这种生米已经煮成熟饭的局面，无奈地委任李希烈为淮西节度使留后。李适即位后，正式授予其节度使之职。从李希烈驱逐养父李忠臣的事件可以看出，李希烈是个狼子野心的人，并且素有反叛之心。当他看到朱滔、王武俊、田悦在河北地区越闹越欢后，再也按捺不住骨子里的野心，开始与淄青节度使李纳联络，准备袭击朝廷控制下的汴州。李希烈叛变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出去，东南地区向长安运输的粮食物资担心被李希烈劫掠，都不敢从他控制的许州和蔡州经过，只能从淮水的另一条支流蔡河转运。朱滔知道李希烈也要反叛唐廷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者前往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朱滔的做法颇有些当年孙权劝曹操称帝的味道，这明显是将李希烈放在火架上去烤。李希烈虽然不如曹操雄才大略，但他明白朱滔意欲何为，所以他没有贸然听从朱滔的忽悠，而是自称“天下都元帅”。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公开反叛后，连克汝、郑二州，由于他的辖地比之朱滔等人更接近东都洛阳，所以当时东都洛阳在听到李希烈即将打来时，老百姓发生了恐慌，很多人携家带口逃出城隐匿于山谷之中，就连东都留守郑叔则也从城中撤退至城外的西苑，以备随时逃命。河北战场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李希烈又在河南闹出了乱子，让皇帝李适顿时陷入了焦头烂额之中。平定河北让朝廷已经是穷得叮当响，如何应对河南的形势，这是摆在李适面前的一道难题。李适找到宰相卢杞商议，卢杞看出了李适的为难，甚至不想再用强兵征讨，于是这个阴险狡诈的宰相为李适出了一个计策。“李希烈虽然是员骁将，但平日就恃功骄横，手下将士不敢对他进谏，以至于今日叛乱。如果选用儒雅的重臣前去反复开导他，讲明逆顺祸福，臣认为李希烈一定会诚心悔过，这样可以不用出兵就能平息叛乱。”“爱卿认为谁可以胜任呢？“三朝元老重臣颜真卿忠正刚直，名重海内，人所信服，正是当此重任最合适的人选。”颜真卿一门忠烈，骨鲠之臣，却因为卢杞的只言片语，决定了其悲剧性命运！卢杞之所以推荐颜真卿前去开导李希烈，并不是因为他真的看中颜真卿的能力和威望，而是因为他和颜真卿素来不睦，甚至说颜真卿对他形成了一种掣肘。自从安史之乱颜真卿在河北地区掀起浩大声势，进而转战投奔唐廷以后，在朝廷内可谓是德高望重。但颜真卿并不是那种权力欲很强的人，所以二十多年来在朝廷之内他不是十分显眼。他冷眼看尽了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兴风作浪，也经历了元载、刘晏、杨炎短暂的风生水起，不过这一切对于颜真卿而言，似乎都犹如过眼云烟，在朝廷之内他始终平静如水，一直到卢杞谗杀杨炎之后。在颜真卿看来，无论是刘晏还是杨炎，都为国家做出过贡献，就连专权的元载也选定了才能俱佳的杨炎作为接班人，也算做了件对得起皇帝的事情。但对于卢杞，颜真卿却始终鄙视，原因在于很长时间以来，他看不到卢杞到底有什么贡献。没有贡献也就罢了，阴险狡诈，打击异己，谗杀杨炎，这一切都让刚正不阿的颜真卿十分看不惯，所以他与卢杞的矛盾不可避免。不过卢杞虽然是当朝首席宰相，但颜真卿的资历和威望是卢杞无法比拟的。所以表面上卢杞对颜真卿是退避三舍，可是卢杞的为人决定了他不可能善罢甘休，终于在如何对待李希烈的问题上，他找到了机会。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十七日，李适下诏派颜真卿出使许
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4月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的活动。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08年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HamiltonKing）。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1904年4月28日至1909年3月11日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我们不妨分析一下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1.11月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2.4月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4.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第二条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第三条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三)品行端正者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第四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第五条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六条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第七条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第八条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第九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第十条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第十三条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第十四条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第十五条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第十六条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第十七条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第十八条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第十九条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第二十条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第二十一条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第二十二条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第二十三条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第二十四条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1.孙逸仙博士。2.孙博士。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字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还有，在此前的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Sun”。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多许多，而孙中山，则只有一个。这就够了。附录《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孙逸仙、越飞签字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0001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己太没自信，因此她下意识想为丈夫的暴行找借口；“谁能怪他”——言下之意是“这是我自找的”。她哭了起来，她很难过，因为自己的问题让全家人付出极大的代价。我无话可说，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挽回或减少她的损失；我只能表示我了解这让她有多难受。卡伦离去前，我请她下次尽可能记得把霍尔顿的东西带来给我。她点点头，泪眼婆娑地望着我。※※※※卡伦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次她带了一幅画；画中的她在‘新窝’里——心灵之屋前院的大树。天空湛蓝，阳光灿亮，每一根树枝上都有一个分身的名字。她还交给我一封信。我立刻打开与她一同阅读。1998年3月2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们即将融合我的最后一个分身，但我发现，我害怕自己没办法在失去多重人格的状况下继续生活。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前，我必须让你明白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很重要，如此你才能了解融合后的我可能会有什么感觉。融合后的我将变成什么样？我应该被称为什么？是“融合康复后的多重人格障碍”患者还是别的类似的名称？我的心智支撑我度过这么多年的日子，并且总是很努力想保护我、治愈我。如果可以选择，我当然不想生病；但既然我病了，我就必须想办法活下来。虽然我已融合17个人格中的16个，但是以“未分离”的方式经历每一天，这感觉仍令我相当恐惧。这种恐惧是正常的吗？我会害怕吗？我们该如何进行霍尔顿的融合？我已经不太想回到那个小房间了，感觉不舒服。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的内在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吗？我的言行举止会不会变得像男人一样？谁又该负责开车载我们回家？卡伦“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匆匆阅读她的信之后，我对卡伦说。“你还是用‘我们’而非‘我’来思考。等你与霍尔顿完成融合回到家，你就得用‘我’而不再是‘我们’了。说不定你就是在担心这个：只剩下一个‘你’了。”“我害怕未来，”她说，“我不曾考虑过将来。从以前到现在，我只想着该怎么熬过每一天。”我告诉她，我能了解她对未知的恐惧，但我认为她有能力应付一切。进入催眠状态后，我跟霍尔顿说话。“我想，今天卡伦应该把录音带带来了吧？”我对霍尔顿说。三番两次的拖延已令我不耐烦。“噢，抱歉。”霍尔顿闻言弯下腰，打开卡伦的手提袋。他捧着袋子的模样颇不自在，仿佛他不曾拿过女用手提袋，并为此感到尴尬。他拿出两盒微型卡式录音带，递给我。“希望这能对你有所帮助。”※※※※当天稍晚，我在家听霍尔顿的录音带。录音时间是1998年2月12日至18日。第一盒带子并不长，大概只录了15分钟，结束得有些唐突。他说他不习惯对着麦克风说话，感觉很奇怪。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最新状况，并表示之前融入的人格尚未混合完全；他觉得卡伦急着想在最后一次融合前将其他人格混合完毕。他向我保证，卡伦完全不需要这么做，因为混合可能得历时数月才会完成。但快速涌现的记忆已经让卡伦大感吃不消了。我想起卡伦形容过这种感觉：“关不掉的水龙头。”霍尔顿也叙述了因为他们的人格分裂系统带来的经济上的问题，以及他准备在融合之前把这些账单分类整理好。我边听边思考；或许，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搞清楚多重人格障碍及其操作方式，但凯瑟琳曾说过，他们没有一个叫“卡伦”的核心人格，只有17个人格组成的集合体。大多时候——诚如霍尔顿在录音带里所叙述的——“卡伦”是其他人格呵护、照料的对象。或许他们之间如何区隔并不重要，或许霍尔顿和其他人对这个系统如何组织运作也缺乏完整、客观的认识。不过，我常不免纳闷，他们口中的“卡伦”究竟是哪一个？说不定是“肉体”的卡伦，那个承载所有人格的卡伦。最后几分钟，霍尔顿再次强调他会让卡伦自己应付所有场合，他只会在需要时现身。他说，他们都是卡伦痛苦的化身。如果她童年所受的痛苦是正常的，她理应能自己承担；无奈她的痛苦并不正常，所以他们这群分身只好尽力而为。第二盒录音带内容比较长，大概有50分钟。从第18分钟开始，霍尔顿特别提到他为完成最后一次融合（也就是他自己）所做的暂时规划。完成融合后，他建议卡伦先找个汽车旅馆住一晚。他说他会耐心等候，直到我下达“释放记忆”的指令，他才会开始把他的一生放进卡伦的脑子里。显然，霍尔顿可以压制或不压制部分想法。他不希望卡伦在设法应付融合的影响之余，还得忍受丈夫骚扰。他认为她丈夫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迟早有一天会离婚。霍尔顿要我密切关注卡伦。他担心失去分身会令卡伦情绪低落，甚至可能有自杀的危险。他说，他总是勉力而为，尽力照顾这一大家子，他真的累坏了；不过他也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因为他终于可以把担子交给我了。霍尔顿说我必须在融合完成后，立刻询问卡伦得到哪些记忆；因为她的记忆必须借由我的提问激活，她才会开始想起来。他知道这并非我的惯用模式，但他向我保证这绝对不会影响她的记忆。咱们看着办吧，霍尔顿。“要放下一切真的好难。”霍尔顿在录音带中说道，但他准备好了。换个角度想，这就像孩子长大，翅膀硬了，父母必须放手任其飞翔。他认为卡伦和我将会继续这趟艰难又折磨的旅程，但是当我们来到终点，一切都是值得的。他将这个内在系统看作是神的赐予，是一套任何人皆无法想象的系统；能成为这群人格的头儿，并且被选为他们的保护人，霍尔顿深感幸运，也十分骄傲。最近他常常在想自己该用什么方式融合。他已关闭心灵之屋内的所有房间，也会在自己融合前关闭位于心灵之屋外属于他的个人空间。我想我应该可以邀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在这儿进行，不知行不行得通？录音即将进入尾声，霍尔顿说他很享受我们的每一次对话，还说我是他这辈子认识最有价值，也最重要的男人。虽然他永远都会是卡伦的一部分，但卡伦已不再需要他。回顾这一生，他活得既痛苦又悲哀，而现在该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有其他可以遗失时间的对象，”卡伦皱着眉头说，“等最后一个分身融入我，我想我一定会心脏病发作。万一我变了怎么办？万一我不认识自己了怎么办？”“你不会因为霍尔顿融入而失去任何东西的，”我再次向她保证。“他会加入你，就像其他人一样。现在可以让我跟霍尔顿谈一谈吗？”卡伦的视线穿过我。片刻后，她微微撑起腰杆，坐姿挺直了些。“我来了，贝尔医生，”霍尔顿说。“不用催眠！”我大叫。“是的。现在我都跟她一块儿出来，但她并不喜欢共享时间，也会排斥，不过她自己并不知道。照这个状况看来，假如不进行催眠，我想我也没办法跟她融合。她似乎比较喜欢她的小房间，但我已经关闭它了。”“是这样啊……”咱俩都想了好一会儿。“我们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在她的树下，”我提议。霍尔顿沉思片刻，“应该行得通，”他说。“好极了，”我说，“就这么办吧！对了，最近卡伦倾向改用左手，莫非是受到你的影响？”“对，她为此有些不愉快。她会用左手拿餐叉，想也不想就吃了起来。跟我一起出来，对她来说果真是很大的折磨。我不知道她会这么辛苦。”“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跟她共享时间吗？”我问。“嗯，应该不需要了，”说完，霍尔顿叹了口气，“说真的，共享时间给我的压力也很大。融合之前，我不会再干扰她了。”“好，”我说，“我们会依照以往的方式为你进行融合，但地点改在树下。”“好的。”1998年4月15日亲爱的贝尔医生：我对我自己感到失望。我以为我已经操作得比以前好，以为我什么都知道，并因此心情变好，实则不然。我仔细思索自己为何心烦意乱，这才明白恐惧早已像毯子般裹住我、控制我。我对人生感到恐惧，对未来的我感到恐惧。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完整”。你瞧，比方说，在霍尔顿融入我之后，我理当变得完整，处于最佳状态。我会变得更完美，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迈向“完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有一趟旅程，他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向前迈进，最后成为他们有能力胜任的那种人。但我不一样。我必须走两趟——第一趟先自我融合，然后才是第二趟——跟其他人一样——发现自我。如果不先走完前面那一趟，我就无法展开第二趟旅程。然而到时候，我必须跟其他人一样，充分发挥我的力量，经营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恐惧。我有力量重新开始吗？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精疲力竭、全身无力，失去了方向。我相信天主已为我准备好第二次机会，一个全新的开始。我怕我会搞砸，但我不会放弃。长期以来，我都是别人的受害者；如今我要在任何人胆敢伤害我之前，全力为自己奋斗。卡伦1998年4月29日，卡伦来到我的办公室。她看来有些紧张和疲倦，但很开心。她给我一本霍尔顿整理的剪贴簿，名为“我们的相簿”；相簿里尽是卡伦童年时期的照片，霍尔顿——在照片底下注明拍照当时现身的人格。霍尔顿还写了封信给我，描述他今天早上——赶在卡伦出发前——为她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今晚在汽车旅馆过夜的手续也办好了。他说他的最后几个动作将是“到旅馆柜台登记，进房，洗最后一次热水澡，写信，摆好食物和饮料”。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我挑了二楼的房间，房间号码是218，在电梯和制冰机旁边，位置很好找。现在是下午3：59，我得回到里头，让卡伦准备一下，然后开车到你办公室进行融合。待会儿见。”“如果能嫁给这么有条理的人，应该很不错，”卡伦说。“他为自己的融合做了一大堆准备，”我说，“显然，他想照顾你到最后一刻。”卡伦并未注意我说了什么，她凝视窗外。“这将是我此生第一次，独自一个人，”她近似自言自语地说。她转头看我，“我害怕，却又觉得很开心。我准备好了。”我展开例行催眠仪式。这次我并未引导她进入特别房间，而是依照我先前和霍尔顿讨论好的，来到心灵之屋前院的那棵大树下，请她欣赏这个充满生气、色彩缤纷的世界。待她进入深度催眠状态后，我请霍尔顿出来。“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我准备好了，”霍尔顿摇头长叹，“我累坏了。”“卡伦也是。”霍尔顿点点头。“我设法在她浅眠时出来，而非她熟睡的时候，”他解释道。“如果我等到她熟睡，我自己也会被关在她的睡眠中。”“你怎么出来？”我问。“我试着不打断她的睡眠，”他继续解释。看得出来，他绞尽脑汁想找到正确字句描述这个过程。“等她睡着约10到15分钟，或是做了一场梦以后，我再伺机行动……我想大家都知道做梦很重要。然后我出来，办完事再回到里头躺下。卡伦醒来后，她会以为自己睡了一场好觉。”“直到她发现那天晚上车子多跑了200英里？”我说。霍尔顿摇摇头笑了起来，然后点点头。“那是我最能好好思考的时刻。”“我想告诉你，在整个融合过程中，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我说，“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地指示，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从而走到今天。”“我很高兴能跟你合作，贝尔医生。我一个人无力完成这些，我需要你的协助。从以前到现在，保护大家一直是我的职责；最初决定让你知道其他分身的人，其实是我。”“你是说克莱尔的那封信？”“对。她常出来，也常观察你。她迷上你了。她问我，你什么时候才会知道我们的存在？她想写信给你，我说好，然后帮她把信寄了。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也一直在观察。”霍尔顿点头对我笑了笑，我顿时领悟：这些年来，他的影响力果真无所不在。“你准备好了吗？”“嗯。”我请霍尔顿先退一步，待会儿再请他过来。我确认卡伦还在树下，再次加强她的催眠深度。我告诉她，我会跟她一起待在草地上，等她见着我了，我再请霍尔顿加入我们。“你能形容一下霍尔顿的模样吗？”我问她。这一刻，我情绪激动，但仍设法控制声音和稳定度。卡伦坐在椅子上，眉头深锁，专注于她内心的场景。“他很高，”她说，声音听起来好遥远，“他穿白衬衫、黑西装，打了领带。头发是褐色的……”“他说了什么吗？”我问。“他说他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她停顿一下，身体向前倾，“他要我站起来。”“噢，请便，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我说。她并未真的站起来，只是一直往前倾。我猜她应该是在心里完成这个动作。“他看起来好高，”卡伦描述当下的体验，“他说，这么多年来，他总是设法为我做最好的选择，尽力保护我。”卡伦停下来，侧头聆听。“他说他已经跟你成为好朋友了，他会很想念这段时光；但是为了我好，他最好还是与我融合，让我变得完整。”她再度倾听。“他叫我不要害怕，不要担心。我跟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点头，对我微笑。他说，等他融入我，我会想起全部事情，也会像过去一样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他说我需要进行最后这一次的融合，让自己变得完整。”“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我问。“他也这样问我！”她回答。“他会跨进我，就这样。现在他把手摆在我的肩膀上。他说，这个星期他过度使用手臂，也知道我会不舒服，所以他在行李箱里放了一个冰袋。他问你可以继续了吗？”“可以啊，请便。”我尽力控制声音，维持镇静与信心。“他说，他将会在‘另一边’看着我。”卡伦不再说话。她微微移动身体。“一切开始改变了……我可以感觉它正在发生……”卡伦停下来，表情扭曲，看得出来她正在努力接受霍尔顿。时间一分一秒慢慢溜走，感觉过了好久好久。“他完全融入了，”卡伦终于开口。她捂住耳朵，弯下腰，轻轻地前后来回摇动，然后哭了出来。泪水滑下她的脸庞。“怎么了？”我问卡伦。她没搭腔，仍自顾自哭泣着。“他走了，你很伤心吗？”卡伦点点头，仍哭个不停。我陪她坐了好一会儿，陪她吸收霍尔顿的记忆，她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留在她心里的感觉。“你想回来了吗？”卡伦渐渐止住啜泣，我赶紧问她。她点头。我必须让她准备好进行下一个步骤。“等你到达旅馆，霍尔顿才会开始融入，”我说，“你会清醒地开车，并且安全抵达。”我带她离开催眠状态，她遮住眼睛，阻挡光线，然后抹去脸颊上的泪水。“好奇怪……”她说。“恭喜你，”我说，“不过，未来几个礼拜你会很辛苦哟。”卡伦点头，再次哭了起来。“以前我有个内在大家庭，”她说，“现在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一辈子都在照顾我，为我付出那么多……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死掉了。这么多年来，总是有人陪着我……”卡伦止不住抽咽，然后又说，“我的听觉变得非常敏锐，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好安静。”“你的脑子里安静下来了？”“对……我只听到一些普通、正常的声音。”她看看屋里，仿佛正以全新的眼光注视一切。“你开车应该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知道怎么去那个旅馆吗？”她点头。“明天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状况。”她再次点头。我目送她离开办公室，一股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我想起过去这段日子，以及她带来的种种混乱与骚动；我还想起那些消失的分身们，尤其是克莱尔和迈尔斯。我会想念他们的，可爱的克莱尔和勇敢的迈尔斯。现在，这些特质全部藏在卡伦体内，但我却再也无法看见他们独立展现了。治疗卡伦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也最令我着迷的一次经验。我想卡伦和我都会怀念这段时光。※※※※隔天早上，卡伦从旅馆打电话给我。她说，昨晚她彻夜辗转难眠。记忆如洪水般冲向她，但她没事，她很好。卡伦不想说话，她太累了。她试着将回想起的记忆写下来，但回忆来得太快，她完全跟不上速度。我请她尽力而为，希望她两天后打电话给我。她答应了。两天后，我接到她的电话。卡伦说，记忆涌出的速度慢下来了。她说，从上次见面到
为‘县’的基础，也是国家税收和兵役的重要来源，同时还是楚国防范北方大敌入侵的屏障。如果将田地赏赐给大臣，等于撤销这两个县，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就可以长驱直入，直抵汉水流域了。”巫臣身为申县县公，不希望申县的利益被公子婴齐染指，也是人之常情，而且他这话说得有道理，楚庄王一听就明白，于是拒绝了公子婴齐的请求，而赏赐给他其他地方的土地。公子婴齐因此对巫臣怀恨在心。公元前598年，楚庄王带兵入侵陈国，以为陈灵公报仇的名义，杀死夏征舒。楚庄王本来想将夏征舒的母亲夏姬赏赐给公子侧，被巫臣劝阻。到了公元前589年，巫臣却带着夏姬私奔到晋国，感到被耍的公子侧因此怨恨巫臣。公子婴齐和公子侧多年来担任楚军的主要将领，在楚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楚共王即位后，这两个人一致要求惩罚巫臣的叛逃行为，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成员全部杀死，并且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在晋国得到这个消息，派人给公子婴齐和公子侧送了一封信，说：“你们以馋言和贪婪服务于君王，而且滥杀无辜，我必定要使你们疲于奔命，直到累死！”巫臣这话不是说着玩的。在他的悉心经营之下，吴国的国力迅猛增长，连续征服了原本臣服于楚国的巢国、徐国、州来国等小国，公子婴齐和公子侧为了救援这些国家，一年七次出征，仍然不能阻挡吴国的扩张势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寿梦将楚国东部的蛮夷部落席卷而去，全部纳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吴国一跃而成为南方大国，也为后来的吴越争霸写下了注脚。公元前588年底，齐顷公放下大国元首的架子，不远千里，从山东跑到山西，正儿八经地朝觐了晋景公。对于晋景公来说，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楚、晋、秦并称当世四大强国，就算是晋文公、晋襄公在位的时候，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也不曾见齐国国君前来朝觐啊！得意之余，晋景公不禁对齐顷公充满了感激，也深深为自己去年派巩朔到雒邑“献齐捷”的鲁莽行为感到后悔。两国元首相谈甚欢，冰释前嫌，举行了隆重的“授玉”仪式。晋景公立于西阶，齐顷公立于东阶，中间隔着一个中庭。齐顷公手捧美玉，庄重地献给晋景公；晋景公接受之后，答礼，互拜。但是，就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只见担任东道国礼宾的郤克低着头，快步穿过中庭，走到齐顷公面前说：“您不远千里来到晋国，是因为妇人调笑下臣所致，寡君哪里敢当！”郤克这句话，自然还是报复当年在临淄所受的侮辱。其实，站在郤克这个角度，当年临淄的外交风波发生之后，他当上了晋国的中军元帅，将齐国排除在断道会盟之外，又带领晋军在鞍之战中打败了齐军，逼迫齐顷公俯首认输，再怎么说也算是报仇雪恨了。现在两国元首握手言和，他又跳出来旧事重提，给人的感觉就太小气了，而且有公报私怨之嫌。当时晋国大夫苗贲皇在堂下见到了这一幕，暗地里对人说：“郤克知勇而不知礼，仗着自己功劳而羞辱国君的客人，这样能长久吗？”当天晚上，晋景公举行盛大国宴招待齐顷公。韩厥上前给齐顷公祝酒，齐顷公觉得这个人很眼熟，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韩厥说：“您想必认识我吧？”齐顷公再仔细一看，认得是当年在华不注山下放走自己的人，说：“哎呀，当时你穿着戎装，现在穿着礼服，还真没认出来呢！”韩厥恭恭敬敬地举起酒杯，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厮杀，不敢爱惜自己的生命，为的就是两位君主在堂上把酒言欢啊！”郤克鲁莽而失礼，韩厥则巧妙地弥补了郤克的过失，既未伤及郤克的面子，又让齐顷公听得很舒服。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上，满腹诗书的卿大夫们风度翩翩，才思敏捷，引经据典，应对得体，就算与古希腊那些巧舌如簧的政客相比，也毫不逊色。郤克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了代价。此后不久，晋景公便安排他退居二线（另有一种说法是郤克在鞍之战中落下了后遗症，不久便身亡了），由栾书担任了中军元帅。齐顷公亲自朝觐晋景公，使鲁国人感到有必要抓紧强化与晋国的同盟关系，否则的话，齐、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难保晋国会再次站在鲁国一边，甚至与齐国联合起来欺负鲁国也未可知。公元前587年夏天，年轻的鲁成公也跋山涉水，坐着马车一路颠簸来到绛都朝觐了晋景公。也许是因为鲁成公太年轻，晋景公不屑于与他对话；又或者是因为鲁成公来得太晚，让晋国人感到不够殷勤，总之，这次会面极其糟糕，不但没有举行授玉仪式，晋国君臣对鲁成公一行的接待也是不冷不热，可以用“不敬”二字来概括。陪同出访的季孙行父暗地里对鲁成公说：“晋侯恐怕有灾难了。诗上说，‘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谨慎啊谨慎，天命有常，得到天命不容易啊！）’晋侯既然想称霸天下，他的天命就在诸侯身上，岂可不尊重诸侯？”回到鲁国，灰头土脸的鲁成公便决定改换门庭，要派人去楚国请求交好，而与晋国绝交。对这种过家家似的外交决策，鲁国的群臣都表示反对。季孙行父劝鲁成公：“晋侯虽然无礼，但我们没有必要跟他闹翻。晋国国家强大，群臣和睦，又靠近鲁国，诸侯都听命于它，还不可以背叛。古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国虽然也强大，但不是我们的同族，难道肯真心对我们吗？”季孙行父的意思是，晋国姬姓，鲁国也是姬姓，好歹算是一家人，有些事情就忍忍吧！季孙行父既然这么说，鲁成公也不敢再表示异议。整个鲁国的大权都掌握在“三桓”手中，季孙行父的意见就代表了“三桓”的意见，听着就是了。公元前588年入侵郑国的战争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郑国人仅仅凭借自己的力量就打败了以晋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不觉自信心倍增，民族自豪感随之复苏，对于远在郢都的楚共王也就没那么小心谨慎了。公元前588年夏天，郑襄公派公子去疾讨伐许国，理由是许灵公没有到郑国来朝觐他，实在是大大的不敬。在历史上，许国和郑国之间是有些恩怨的。郑庄公纵横河雒的年代，许国一度被郑国占领，成为郑国的一部分；郑庄公死后，许国虽然重获独立，但仍然是郑国的附庸，诸事均听命于郑国。许国人对于郑国，始终怀有怨恨和不满，也曾经有过反抗，但都被郑国派兵镇压。后来楚国逐渐强大起来，将许国和郑国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国人心想，你是楚国的附庸，我也是楚国的附庸，凭什么还要听命于你？因此，自许灵公即位以来，就很少去新郑朝觐郑襄公，企图使二者之间的从属关系淡化，在共同臣服于楚国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平等。许国的这种态度，自然引起了郑国的强烈不满。公元前587年三月，郑襄公去世，郑悼公即位。办完郑襄公的丧事，郑悼公便抓紧处理许国的事务，于同年十一月派公孙申率领部队前往许国划定边界，打算将去年讨伐许国所占的田地纳入郑国的版图。许国人奋起反抗，在展陂打败郑国部队。郑悼公不甘心失败，亲自带兵再度入侵许国，强行占领了鉏任和泠敦两地。楚共王对这两个小兄弟的窝里斗采取了隔岸观火的态度。晋景公则觉察到这是一个从内部分化敌人阵营的大好机会，于是打着救援许国的旗号，派新任中军元帅栾书带兵入侵郑国，攻占了氾、祭两座城池。这一次，郑国不敢单独面对晋国的入侵，派人向楚国求救。楚共王派公子侧带兵救援郑国。仗还没打，郑悼公和许灵公就像两个互相打闹的小孩见到老师来了一样，争先恐后跑到楚军大营，向公子侧告状，互相诉说对方的不是。在楚国人看来，郑国去年入侵许国还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今年强行要将许国的土地划入郑国的版图，未免就做得太过分了。且不说许国人怎么考虑，再大的事情，毕竟还有楚国可以出来主持公道啊！如果不是郑悼公一味蛮干，怎么可能引发晋国干涉，成功地将爪子伸到楚国的势力之内呢？但是，郑国人历来以辞令通达著称。双方在公子侧面前展开辩论，皇戌代表郑悼公发言，一件明明无理的事情，被皇戌说得头头是道，不但将许灵公君臣说得哑口无言，还搞乱了公子侧的思维，以至于他不能当场决断，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如果两位国君愿意到寡君面前亲自陈述，由寡君与两三位重臣共同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正确判断。否则，我也难以确保两国能够和平相处。”将皮球直接踢给了楚共王。公元前586年夏天，许灵公果然跑到郢都，在楚共王面前陈述自己的观点，状告郑悼公目无楚王，欺凌弱小。楚共王派人宣郑悼公前来应诉——单从这个细节来看，郑悼公已经输掉官司，因为他没有主动向楚共王汇报情况，取得楚共王的理解与支持，而是等着楚共王来宣他。果然，郢都开庭的结果，郑国败诉。作为惩罚，楚共王囚禁了郑国大夫皇戌和公子发，让郑悼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终于发展到晋景公希望的地步。郑悼公刚回到新郑，就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和谈。同年八月，晋景公派赵同与郑悼公在垂棘举行了会盟，郑国宣布脱离楚国的控制，臣服于晋国的领导。正当晋景公在国际上逐步扭转颓势，再度与楚国取得战略平衡的时候，晋国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元前586年夏天，梁山崩塌。这里的梁山不是指山东的水泊梁山，而是陕西韩城的梁山。梁山本来是梁国境内的名山。梁国于公元前641年被秦国所灭，又于公元前617年被晋国夺去，成为晋国的领土，梁山因此成为了“晋望”，也就是晋国的名山。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山崩不只是简单的自然灾害，而且与国家的气数兴衰密切相关。据记载，周幽王在位的时候，西周都城镐京所在的汉水、渭水、洛水一带同时发生地震，史称“三川皆震”。当时的史官伯阳父预测说，周朝将要灭亡了，因为这是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被扰乱所致，阳气蛰伏不能上升，阴气压迫使之无法升腾，阴阳失调则河水枯竭，山崩地裂，乃是国家灭亡的先兆。果然，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坍。几年之后，犬戎作乱，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梁山崩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晋景公的高度紧张，他派人到乡下去找正在休假的大夫伯宗，命他坐着传车（驿站专用车辆）到绛都来分析这件事。对于伯宗来说，这绝不是一件美差。自古以来，国君都爱听奉承话，如果是凤凰来仪之类的吉事自然好办，但是山崩地裂显然不是什么吉兆，他如果解释不好，轻则失宠于国君，从此回家务农；重则人头落地，老命不保。伯宗一边赶路，一边发愁，恰好遇到一辆载满货物的大车发生意外，把路堵住了，便摆出朝廷大官的架子，不耐烦地命令道：“赶快让你的车避开，好让传车通过！”大车的车主回答：“传车就是为了快速前进，如果等我的车挪开，那时间可就长了，您还不如另辟蹊径呢！”]伯宗听了，心里“咯噔”一跳，于是下车问他是哪里人。车主回答说：“我是绛城人。”]绛城就是绛都。伯宗又问：“你既然从绛都来，有没有听说朝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有啊！梁山崩了，国君准备召伯宗去询问。”]“这样啊……”干巴黑瘦的伯宗捏着胡子，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山上的土松了，自然会崩呗！”那人大大咧咧地说，“国家将山川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遇到山崩，国君就不吃肉，少吃两个菜，不听音乐，不穿华丽的服装，坐朴素的车，住简陋的房屋，陈列祭祀的物品，派史官宣读祭文，仅此而已。就算找伯宗来问，也不外乎这些事吧？”伯宗眼前一亮，是啊，何必把事情搞复杂呢？又问那个人的姓名，那个人拒不告知。见到晋景公之后，伯宗一脸轻松，将那个人的话原原本本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对晋景公说，山崩地裂不过是自然现象，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如果国君实在不放心，那就请降低自己的待遇，低调行事，诚敬事神，这样就可以避免祸患发生了。读史至此，难免有所感触：古代的国君遇到自然灾害就很紧张，害怕是自己做错了事，使得上天降罪，因此要采取“不举”（也就是食不杀牲，菜肴不用太过丰盛，也不以音乐助兴）的手段来平息上天的震怒；后世的人们则没有这种敬畏之心，灾难过后，很少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将责任一股脑儿全部推给老天，然后继续歌舞升平，努力装扮太平盛世。就此打住。同年冬天，因为郑国臣服于晋国，晋景公召集齐、宋、卫、郑、曹、邾、杞国君主在郑国的虫牢（地名）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与三年前楚国主导的蜀地会盟相比，虽然参加的国家不算多，但全部都是诸侯本人亲自到会，级别自然高很多。这也说明，晋楚争霸那么多年，中原各国对于晋国还是抱有同根同种的“类感情”，更愿意服从于晋国的领导；而楚国，自从楚庄王去世，无论在内政、外交还是军事上都有所削弱，国势从鼎盛时期开始平滑下降。虫牢会盟举行得很成功，气氛相当热烈，在这次会盟即将结束的时候，各位诸侯还相约在近期再开一次会，继续讨论建立国际合作的具体事宜。只有宋国新任国君宋共公扫了大家的兴，他委婉地提出，宋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下次会议他就不参加了。宋共公是三年前上台的。公元前589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在右师华元的主持下，宋国为宋文公举行了堪称奢华的葬礼——用生石灰和木炭防潮，增加墓室内的车马仪仗和生活用品，首次使用活人殉葬，外椁采用“四阿重屋”的形式，内棺采用天子才使用的装饰。这种僭越天子礼仪的行为在当时受到严肃批评，《左传》也认为华元在这件事上有失为臣之道：“臣下是为国君解决问题和消除迷惑的，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原则，不惜以死抗争。而华元在宋文公生前放纵他的不良行为，在宋文公死后又过分奢侈，是将君主置于邪恶之地，哪里有这样的臣子？”顺便说一下，据《吕氏春秋》记载，宋国还没灭亡，宋文公的墓葬就遭盗墓贼光顾，被挖掘一空。其实古往今来，那些幻想着在地下仍然享受君威的国君或独裁者们，将大批人间珍宝带到墓室之中，哪个又不是为后世的鸡鸣狗盗之徒而准备的呢？公元前586年秋天，宋国的公子围龟结束了在楚国的人质生涯，从郢都回到商丘。宋国向楚国派人质，是根据公元前594年楚庄王围攻宋国之后达成的协议，当时派出的是华元；但是两年之后，宋文公便派公子围龟取代了华元，而且一去就是十年。华元对这件事深感内疚，在家里设宴为公子围龟接风洗尘。但是，在楚国生活过的公子围龟显然沾染了楚国人的狷狂之气，不但不领华元的情，而且向宋共公请愿，要带着自己的族兵，敲锣打鼓地呐喊着冲入华元家，然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出来。宋共公很是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哈哈一笑，得意地说：“练习进攻华氏！”宋共公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公子围龟就胡闹，结果被抓起来杀了头。虫牢会盟上，宋共公提出不参加下次会议，借口就是因为公子围龟这件事，国内不太稳定。但是这个借口很牵强，大伙儿都猜得到，宋共公这样做不过是想走中间路线，与晋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去触动楚国那根敏感的神经。在某些情况下，拒绝拉拢比公然对抗更严重。虫牢会盟的第二年，公元前585年三月，晋景公就派伯宗为主帅，夏阳说为副帅，带领晋、卫、郑三国联军，再加上部分戎族军队，入侵宋国。然而战争并不顺利，宋国人坚守不出，联军一筹莫展。时间一长，夏阳说心里就发毛了，他对伯宗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短期之内攻下商丘的可能性为零。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必定受到惩罚，不如多抓些俘虏回去，就算有罪也不是死罪。”问题是，战争不胜利，俘虏从何而来呢？伯宗迷惑地看着夏阳说。夏阳说眨眨眼睛，神秘兮兮地说：“我发现卫国部队戒备不严，如果我们发动突然袭击，绝对有把握击溃他们。”伯宗愣了，打不赢敌人，就拿自己的盟军开刀，
绪恩情策略和银元策略的打动下，士兵们纷纷倒戈，杀死扈鄂后转投田绪的麾下。田绪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稳住了魏州城的局势，然后向孔巢父通报，孔巢父大为惊讶，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稳住田绪，只得暂时代表皇帝李适任命田绪为魏博镇留后。等到回去奏报李适后，深陷困境的李适无暇顾及此事，只得顺水推舟任命田绪为魏博节度使。魏州城的动乱朱滔很快得到了消息，当知道田悦在这场动乱中身首异处时，他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他看来，背信弃义的田悦是罪有应得，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个吞并魏博镇的好机会的。于是他立即派遣部将领兵一万趁魏博内乱攻打魏州城。别看田绪闹内乱在行，当外敌来袭时，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情急之下只得向朱滔求和。田悦已死，朱滔终于达到了报复的目的，所以对于田绪的态度，他采取了宽容的策略，依然承认田绪节度使的职位。不过这样一来唐军就缺少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当时李抱真、王武俊都极力争取田绪，不断派遣使者对田绪重申田悦在世时和唐军定下的盟约。由于魏州处在朱滔和唐军的双重包裹之下，所以田绪面对朱滔和唐军两股势力的争取开始犹豫起来。于是，他召集幕僚商议究竟该倾向于何方，幕僚们认为大唐已经立国将近二百年，天子是天下人所尊奉的，朱滔虽然现在强盛，但终究不过是叛逆，相信灭亡之日可待，现在皇帝在梁州避难，如果魏博镇此时尊奉天子，一定会得到天子的封赏。田绪虽然为人阴险心狠手辣，但并不是没有脑子的二杆子，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魏博镇的首脑，就必须要为这个地方的所有人负责，所以他听从了幕僚们的建议，派使者向身在梁州的皇帝李适上表，表示归降唐朝，并下定决心坚守城池。田绪刚刚上表完毕，朱滔便得到了消息。“这个反复无常的家伙，看来和田悦是一样的货色！”朱滔愤恨不已，如果早知道田绪阳奉阴违，他绝对不会给田绪任何喘息的机会，早就发兵荡平魏州。在朱滔看来，现在田绪已经露出了狐狸尾巴，所以自己也不需要再顾忌什么，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撕破脸皮全力拿下魏州。可是出乎朱滔意料的是，他亲自领兵猛攻魏州辖城贝州一个多月，其部将马是领兵围攻魏州一个多月，全都无法攻取。原因就在于田绪尊奉大唐的态度，让魏州城中的每一个人重新激发斗志，进而拼死守城。但“斗志”这种精神食粮必须是在吃饱肚子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魏州城坚持了一个多月，城中基本上已经是弹尽粮绝，田绪不得已只得向李抱真和王武俊求援。兴元元年（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军到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县）东南，李抱真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临洺城赶来会合。不过由于王武俊先前曾经反叛过，李抱真对其并不放心，所以将大营驻扎在距离王武俊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下令全军戒严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王武俊的极大反感。李抱真明白仅仅是采取提防之策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毕竟两股人马是来援救魏州，不是来较劲的，所以他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降大唐的统帅。见到王武俊后，李抱真坦诚相对，向王武俊仔细陈述了当前的形势，据《旧唐书?李抱真传》记载，当时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告诉王武俊说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实属大逆不道，事实上都想将王武俊掌控，但王武俊却没有实力驾驭这些人，如果就此臣服这些贼子，而舍弃合法的天子，那将是大错特错，更何况皇帝李适经常下罪己诏，乃有禹、汤之主的风范，王武俊不应该选择错误。李抱真坦诚的态度，让王武俊大受感动，于是这位刚刚归降大唐尚有一丝疑虑的将军完全打消顾虑，和李抱真相约共同对抗朱滔。五月五日，李抱真、王武俊两军行进到距离贝州城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贝州城内的魏博镇军队形成对朱滔两面夹攻之势。朱滔顿时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召集正在围困魏州的马是回援。当时朱滔的幕僚认为王武俊擅长野战，所以应该避其锋芒，不要与他针锋相对，最好步步为营向他逼近，并派本部的回纥人马断绝其粮道。朱滔率领主力大军依靠营垒设防，等到王武俊、李抱真粮食紧缺时再后发制人。如果按照幕僚的建议去做，这场战争的胜负的确很难预料，可是就在朱滔犹豫不决时，马是领兵回来，朱滔顿时觉得兵力充足，各方面似乎占尽优势，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与王武俊、李抱真进行决战，试图速战速决拿下魏州。但朱滔的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是的反对，其理由是自己领兵急速赶回，士兵们已经疲劳至极，应该多休息几天再行出战。马是的人马是朱滔所有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所以马是的反对朱滔不敢不理，不过就在他再一次犹豫之时，本部的回纥将领达干请求出战。“我回纥在本国与邻国作战时，常常只用五百骑兵就可以击败邻国的数千骑兵。自从来到唐境，我们前后接受大王赏赐的金银绢帛和牛羊美酒不计其数，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正是报答大王的时候，明天请大王在高坡观看我等为大王一举击败王武俊的骑兵。”达干说得坚定有力，似乎有着必胜的把握，他的话让朱滔无法反驳。于是在看到达干信心百倍的情况下，朱滔可以不再只依靠马是的人马，于是他终于决定第二天进行决战。五月六日清晨，这场决定大唐王朝在河北地区命运的决战拉开序幕，不过从整个进程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朱滔居然会栽在这场战争中。王武俊和李抱真得知朱滔想要进攻，便派兵马使赵琳率领五百骑兵埋伏在桑林，李抱真在其后方布阵，王武俊则率领骑兵作为前军。两军刚一接触，回纥骑兵率先发起冲击，王武俊的应对之策是让骑兵迅速向两边让开，等到回纥骑兵冲过去到达李抱真的方阵时，李抱真的步兵弓箭手立即放箭阻拦，然后王武俊的骑兵再合成队形，从回纥骑兵的后方冲击，这等于将回纥骑兵做了汉堡包馅。从结果来看，或许回纥骑兵过于轻敌，以至于冲上来的骑兵部队一个也没有逃出去。而且王武俊的战法截断了回纥与朱滔大军的联系，此时赵琳也带领骑兵从林中横冲而出，回纥人马受到三面夹攻狼狈败退。王武俊趁势下令乘胜猛追，回纥的狼狈逃回，使得朱滔大军一时军心大乱，随即也跟着四散溃逃。这样一来朱滔本来比较完整的阵型就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而且王武俊、李抱真的骑兵冲击速度很快，失去骑兵支持的朱滔大军，根本无法抵挡唐军的冲击，尽皆溃退向东而去。这种兵败如山倒的场景，是朱滔所始料未及的，虽然他极力阻止，却已经无法挽回，无奈之下朱滔只得带领数千人马退回本部营垒坚守。这一战朱滔总共出战三万人，除了回纥骑兵损失殆尽之外，自己本部人马损失了将近一万人，可谓是伤亡惨重。最关键的是，朱滔自从起兵以来还未尝败绩，这一次却败在了他没放在眼里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的手上，这让心高气傲的朱滔倍感窝囊。朱滔退回本部大营后，正好夜幕降临雾气弥漫，王武俊和李抱真两军为了慎重起见，没有立即进兵。于是王武俊驻扎在朱滔营垒的东北，李抱真驻扎在西北，准备第二天再行合围一举歼灭朱滔。朱滔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没有失去理智，还算是稳得住阵脚。多年的征战经验告诉他，王武俊和李抱真突然停止进兵，一定会有什么大动作。为了慎重起见，朱滔当夜趁着雾气未散焚烧营垒，率领人马向老巢幽州退去，由于走得匆忙，以至于很多财物、兵器尽皆丢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大战结束的二十天后，李晟就收复了长安，朱泚的败亡使得大唐王朝除去了最大的心腹之患，同时也使得朱滔成为惊弓之鸟。朱滔在幽州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他生怕李适令旗一挥，唐朝诸镇人马一起进攻幽州，如果是那样的话，朱滔根本无法抵挡，而最终以他先前的所作所为一定是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此后皇帝李适因为担心王武俊、李抱真趁机吞并幽州逐渐坐大，下令他们停止进攻幽州，并恢复朱滔所有的官职和待遇，但深感愧疚焦虑的朱滔还是迈不过内心深处的一道坎。贞元元年（785年）六月，在度过了漫长的惊恐岁月后，朱滔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炎热的夏天，在内心一片煎熬中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跳梁小丑虽活跃至极，但终要谢幕离场。朱滔死后部将刘怦因为素得人心被推举袭位，被李适任命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泚、朱滔的败亡标志着李适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同时河北战场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此时的河南地区战火依旧燃烧，和朱泚、朱滔相比，虽然这股叛军不是李适绝对的心腹大患，但其实力亦不可低估，而且在所有叛将中这个人是最具有狼子野心，以及心狠手辣的。这个人就是前边提到的，杀害颜真卿的李希烈。平定河南李希烈自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陷汴州（今河南开封）自称皇帝后，为了控制大唐王朝的财赋重心江南地区，挥兵进攻位于汴州东南二百多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将战火燃向东南地区。当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而下，舟船绵延七十里，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就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也畏惧李希烈的兵威，秘密派遣使者到汴州请降，并解除了辖内濠、寿、舒、庐四州的防备，等待李希烈的到来。陈少游投降让李希烈一时间狂傲不已，他指挥大军南下宁陵，并计划最多用三天的时间攻下宁陵，然后挥军占领江淮诸地。可让李希烈想不到的是，他的大军竟在小小的宁陵县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当时曹濮观察使命手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率领三千士兵守卫宁陵，而李希烈攻打宁陵的人马达到了五万之众，而且将宁陵城团团包围，准备挖开汴渠水灌城。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刘昌下令让士兵在城内挖掘深沟，李希烈几次派兵准备开挖地道都被击退。就这样李烈在宁陵城下足足待了四十五天，宁陵城居然没有被攻破，在这期间刘昌衣不解甲，昼夜在城上巡视，激励士兵坚守待援。李希烈见到水攻无效，于是下令采取火攻，用被点燃的箭矢向宁陵城头猛射。当时正值风吹向城头的方向，城楼与战棚一时间火光四起，叛军趁宁陵城头守军忙乱之际架云梯趁势登城。宁陵另一员守将高彦昭见势不妙，亲自抓起一张弓矢，向着登城叛军一通猛射，并同时组织起弓箭手进行反击，士兵们看到主将亲自抵抗叛军，全都深为感动，于是瞬间恢复了秩序，继续在刘昌和高彦昭的指挥下英勇守城。由于刘昌和高彦昭指挥得当，士兵们拼死守卫，所以多次打退李希烈的进攻，但三千人马经过多番乱战，也是损失惨重，刘昌不得不向外围求援。当时驻守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见宁陵形势危急，立即派部将王栖曜和柏良器领兵前去救援。兴元元年（784年）二月，两位主将领兵达到宁陵城外，因为被叛军阻隔，所以无法和城内取得联系。不过王、柏二人见汴渠与宁陵城内相通，于是心生一计，选派数千名善于游泳的弓弩手，利用夜色的掩护游入宁陵城内。王、柏二人的策略李希烈并不知晓，第二天李希烈下令再次攻城，事先进入城中的数千弓弩手在城楼上万箭齐发，叛军纷纷坠城而亡，一时间伤亡惨重，不得已向后撤退。由于李希烈的大营距离宁陵城不远，有几支箭甚至射到了在后方督战的李希烈大营之外。当他看到箭矢上的标记后，他猛然间意识到宁陵城一定是来了援军，由于不能立即辨明援军的数量以及行军路线，为了慎重起见，李希烈解除了对宁陵城的包围，撤回汴州。事实上，在我看来，李希烈当时疑心过重，因为从整个战局来讲，他依然掌握着主动，撤回汴州固然让他保存了实力，但也同样让他在此后的战局中逐渐陷入被动。江淮地区终于得到保全，这对于大唐王朝在河南进行的平叛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在关中、河北接连取胜，整个战争的形势开始出现逆转，官军进而对李希烈形成压制之势。李希烈在看到进兵江淮无望后，为了夺回战场的主动权，十一月开始向汴州南方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兵，但由于准备并不充分，在陈州城下再次遭到了宋亳节度使刘洽的部将刘昌和曲环的顽强阻击。结果主将翟崇被擒，损失了三万人马，最重要的是当时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李希烈部将李澄看到李希烈连战连败后，突然易帜降唐，并领兵攻陷汴州，最终迫使李希烈率众逃回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希烈从起兵以来，攻城略地兵锋甚盛，但却因为过于轻敌败在小小的宁陵城下，又因为过于急功近利，最终转回了原点回到了老巢蔡州。不过虽然李希烈进兵受阻，但并没有元气大伤，当时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依然在其掌控之中。针对李希烈依然猖獗于河南的现状，皇帝李适十分忧虑，为此他向时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征求方略。陆贽就此为李适做出了详细的分析，陆贽的分析既是平定李希烈的策略，更是平定整个藩镇之乱的战略规划。陆贽认为在战乱逐渐平定之后，最重要的是保持安定收拾人心，万万不能被人摸透急于平定叛乱的情绪。如果被人摸透了情绪，那很多人就会认为官军所向无敌，建议乘胜调集军队进攻李希烈。这样李希烈一定会派人劝诱河北的藩镇，大肆宣扬李适不追究藩镇的态度是权宜之计，到时王武俊、田绪、刘怦很可能会起兵响应，国家将会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针对李希烈作乱的现状，陆贽认为李希烈的内心未必没有降唐的意愿，只是他已经窃据皇帝的称号，如果降唐也担心李适不会饶过他，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一条道走到黑。现在李希烈退回本部，而且朱泚、朱滔已经败亡，李希烈基本上已经成为孤军，朝廷只要让各个藩镇守好自己的疆土，不让李希烈有机可乘，相信用不了多久李希烈就会走向穷途末路。陆贽的分析和建议其实就是政治上孤立，让其自乱方寸。果然，贞元二年（786年）三月，李希烈试图做困兽之斗，领兵再次攻打郑州，结果被义成节度使击败，自此之后只得固守蔡州一隅之地。由于其处境和先前的反差实在太大，不久后李希烈忧惧生病。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李希烈暴病而亡，其子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并准备诛杀父亲的老部下，提拔那些拥护自己的年轻将领，但此事事关重大，所以迟迟商议未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希烈集团内部已经是阴云密布，事实上当李希烈之子密谋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已经是螳螂捕蝉，却不知道黄雀在后。事情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这还得从李希烈的肆意妄为说起。早在李希烈攻取贝州时，听说汴州户曹参军窦良的女儿桂娘十分美丽，便派士兵到窦家将桂娘抢到府中做妾。事实上李希烈并不了解桂娘这个女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十分有心计的女子，当时面对李希烈的威逼，桂娘并没有反抗，临走前还宽慰其父母，并发誓一定要消灭叛贼，让父亲得到皇帝陛下的赏赐。桂娘就这样成为了李希烈的小妾，由于她为人机灵，善于察言观色，所以深受李希烈的宠爱，如果说最初李希烈只是想占有桂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真的爱上了这个女人，以至于他的很多谋划只告诉桂娘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正房妻子也不告诉。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事实上在我看来男人也不例外。李希烈是真的爱着桂娘，但桂娘的心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复仇”。桂娘通过平常的仔细观察发现李希烈的部将陈先奇虽然深受重用，但陈先奇似乎总是有意降唐。于是在李希烈从汴州退回蔡州后，桂娘在李希烈面前夸奖陈先奇，并愿意和陈先奇的夫人结为姐妹，进而好让陈先奇更加效忠李希烈。但事实上，桂娘的本意是想接近陈先奇，然后尽快策反陈先奇降唐。桂娘通过陈先奇的夫人不断劝说陈先奇尽快降唐，这样使得陈先奇暗中开始筹备策划，也就是在这时，李希烈吃下了伸腿瞪眼丸一命归西。李希烈之子严密封锁消息，让桂娘敏锐地判断出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恰好此时有人进献含桃，于是桂娘趁机禀告李希烈之子，请求将含桃送一些给陈先奇的妻子。李希烈之子断然不会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革命党给个准信儿的袁世凯一听到“孙中山就任总统”的消息就急了。我费尽心思地在革命军和朝廷之间上下其手，摆弄平衡，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半路却杀出个孙中山，将计划完全打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虎不发威，你还当我是病猫。既然你革命党不讲信用，那我也就用不着守信！袁世凯马上出手报复，这一出手就是三份电报。第一份电报是给冯国璋的——你迅速联络组织一批自己人，以集体的名义发一份声明，内容我已经替你们想好了，就是“若以少数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第二份电报是给伍廷芳的——你们南方革命党违约，之前签的所有协议全部无效，以后有事直接跟我电报商量，不必再搞那些麻烦的谈判。(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第三封电报是给孙中山的——国体还未经国民大会确认，现在就组临时政府搞共和恐怕太早了吧！发完这三封电报，袁世凯胸中的郁闷总算是舒缓了不少。但做完这些的袁世凯，并没有停手。他的高招还在后头，要完成这个高招，他还得进宫一趟。他现在在等待一个特殊的道具，有了这个道具他才能尽情地表演。道具终于到了——冯国璋联合十五名实力派将领发表的通电，内容当然就是袁世凯前面交代的那些话。袁世凯拿着这封电报进宫去向隆裕太后表忠心：“太后，您看他们对太后您是多么的忠心耿耿，可是他们兵饷不足，缺枪少弹，缺吃少穿，只有一腔热血，估计是打不过革命党的。您看怎么办？”隆裕太后说：“没事，我还有三百万两国库银子，全都拿出来，让他们好好打仗。”既骗到了军费，又掏空了国库，让没钱的隆裕太后以后不得不言听计从。一石二鸟，袁世凯果然是玩政治的高手。但事实上，在骗到隆裕太后的钱之前，袁世凯也确实没有钱支付士兵工资、购买武器弹药。不过从现在开始，手中有粮又有兵的袁世凯，已有彻底掌控南北局势的能力。南京政府穷疯了其实，袁世凯并不是最缺钱的人，最缺钱的是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有多缺多窘迫？据胡汉民同志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南京索要军费，孙中山大笔一挥就给了二十万元。待胡汉民拿批条去财政部，发现金库内仅有现洋十块。南京政府为什么会穷成这个样子？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又是靠天吃饭，收成没什么保证，因此国家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就是来自两大块税收：关税与盐税。前面已经说过，大部分关税、盐税都被用作赔款抵押。也就是说，每年的税收都攥在帝国主义手里，清朝政府都拿不到几毛钱，就更别提没有一统天下的南京政府。那光复的各省不能支持一下南京临时政府吗？您想太多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都督各据一方，自收自支，临时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别说找他们要钱，他们不找临时政府要钱就不错了。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借钱。孙中山开始求助英、美等西方列强。令孙中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公然表示支持袁世凯。列强都是明白人，根本不看好孙中山的南京政府，银行又不是慈善机构，你没有强大的军队，地盘也不稳，你拿什么做抵押，拿什么做担保，谁肯借钱给你！就在孙中山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伸出了橄榄枝。为了争取在中国的利益最大化，日本人的鼻子就像狗一样灵，只要闻到有便宜可占，就会扑上来。面对日本人的“好意”，“穷疯了”的孙中山、黄兴二人迫不得已用“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计划抵押汉冶萍公司借款五百万、租借满洲与日本借款一千万（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很多人都替孙先生遗憾：孙先生一世英明，怎么居然也有如此污点，无论怎么样，都不应该接受租借满洲这种条款。好在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解救孙先生。有记者把南京政府拿汉冶萍公司主权换取借款的消息捅上了报纸。国内舆论哗然。大清被日本欺负多年，现在民国政府却拿日本极度匮乏的资源——汉冶萍公司的铁矿做抵押借钱，实在有损国家利益！就在舆论和民众的非难让孙中山和黄兴非常狼狈的时候，又一名“救星”——一个日本鬼子站了出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臣石本新六。这小子说：“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的鲜血的地方，是我们打下来的，理应享有一切权力，而无须以金钱收买。”小鬼子的意思是：满洲已经不是你中国的了，你还想拿这个卖钱？没门。幸好借款没谈成，要不然历史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没有钱，行路难！现在，会集在南京的近三十万民军，没有军饷，没有饭吃，不造反就阿弥陀佛了，就更别提购买武器弹药进行训练、备战。没钱的军队是打不了仗的。现在，南京政府的行政费、办公费没有着落，没钱的政府是运转不起来的。孙中山很伤神，难道大总统之位非拱手相让不可？难道我孙文真的要把国家的未来放到袁世凯这个清朝官僚手中？民国第一美男出狱时间倒退到两个月前。那是一个秋风正紧的日子。当天，北京人民数百人翘首期待，在刑部门前争睹出狱的美男子汪精卫的风采。之前说过，袁世凯提的出山条件中有一条是“释放在押政治犯”，之后载沣照做了。汪精卫就在被释放的这批人当中。阳光照耀在汪精卫略显苍白、憔悴的脸上，美男子英武不减，他的面孔与发际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壮的、崇高的美感。这一刻，是汪精卫一生中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刻。终于出来了，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个念头在汪精卫心里一闪而过。不用自己想，早有人给他想好了，此人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请他一叙。两人初次相见那年，袁世凯53岁，汪精卫29岁。后辈小子汪精卫与一大把年纪的袁世凯相见恨晚，据说两个人连续好几天谈至深夜，是什么话题令他们如此亢奋？具体细节肯定是没有办法重现了，但是核心话题应该离不开如下可能性。可能性一，汪精卫看中了袁世凯手中的力量，于是费尽口舌劝说袁世凯反清，支持同盟会建立共和的主张。可能性二，袁世凯看中了汪精卫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以及在同盟会中的声望，想让汪精卫作为他和革命党中间的使者，促成南北议和，支持君主立宪，支持自己当“带头大哥”。可能性三，两者皆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彼此的政见。几天下来，汪精卫和袁世凯究竟有没有就政体一事达成共识不大好说，应该是没有，要不然也不会有之后的一系列纷争。但不管如何，他们相处得很融洽。汪精卫甚至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义结金兰。汪精卫就此成为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之间的牵线人，为接下来的南北议和奠定了和谐的情感基调。南北议和时，汪精卫回到了南方，是南方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孙中山回国之后，他则回到了老领导的身边。说客汪精卫话题回到南京政府的窘境上。此时，南京的革命党人确实感受到了内外交困的艰难。一来他们看到袁世凯以强硬的姿态结束和谈，忧心战端重开。二来他们知道南京政府的行政系统几近瘫痪，因为财政窘迫，南京政府连公务员的工资、士兵的军饷都发不出来。因此他们心中十分慌张，纷纷向孙中山施压，要他迅速做出反应，给袁世凯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黄兴着急，伍廷芳着急，胡汉民着急，汪精卫也着急……没人不着急！黄兴本人曾在南北方和谈的草约上签过字，答应清帝退位后推袁世凯做大总统。所以，他亲自去见孙中山，苦口婆心劝说对方，以免自己失信于人。老头伍廷芳不顾年龄身体，不辞艰难，不避劳怨，与唐绍仪周旋密议，一心想让南北避免兵争。因而他对孙中山的“恋位不去”大感恼火，怒斥孙中山让他失信于天下！胡汉民也着急，他担心袁世凯急了变成曾国藩，像当年打太平天国一样，倾尽全力扑灭革命。其实，这些人还是有些不了解孙中山。大总统这个名号，孙中山未必有多少眷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很不甘心。他的本意是集合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直接荡平北方，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崭新的民国！现在你要他把理想寄托于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任谁也不会甘心。最后，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精卫出面搞定了一切。汪精卫苦口婆心地说：“先生，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孙中山听了之后不大服气，倔强地说：“我辈革命者，当秉承牺牲精神，有进无退！”一直追随孙中山多年不弃不离的汪精卫，一下子发起怒来，赤红着脸责问：“您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难道先生您想当洪秀全第二？难道您想在南京关门当皇帝？难道您要违背当初自己许下的‘驱除鞑虏’的誓言？”孙中山色变，怫然不悦。汪精卫声泪俱下，继续耐心苦劝：“我们向袁世凯示好，是为国家大义，并非向他屈服求和。如果先生您高风亮节，效法尧舜，使中国不动干戈而获共和，避免太平天国汉人内战之覆辙，后世历史，将公论先生为一代伟人！”话说到这个地步，孙中山只得同意。他不同意也不行，在南京，他周围的多数革命党人，包括黄兴这样的密友、汪精卫这样的铁杆粉丝，均一片妥协之声。同志们的反应，实在是让试图主导中国变革的孙中山感到有心无力。没得选择的孙中山也只好顺应“民意”，发电报给袁世凯说：袁老哥你是当代英雄，只要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那么这个总统还必须得由你来做！转变如果说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拱手让出的大总统不动心，那绝对是假话。但如果要让袁世凯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话，袁世凯心底的答案，自始至终的答案，都应该是君主立宪。这不是信口胡说，四年后，袁世凯将用实际行动为这个答案做出完美的注解。但就现在而言，若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势力希望他行君主立宪或由他来主导君主立宪。这个理由比较绕口，不好明白，特在此处多解释几句。首先，革命党态度极其强硬，绝无可能同意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理由不再复述。革命党甚至出于害怕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的目的，干脆组织起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把民主共和从生米煮成了熟饭，断了袁世凯的退路。其次，立宪派也不希望袁世凯选择君主立宪。大胡子名人马克思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大意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句话用在立宪派身上再合适不过。立宪派本来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主力，却因为载沣的倒行逆施与皇族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愤而转为支持革命派的民主立宪（民主共和）。但是，尽管立宪派的主张变了，或许其主张将来还要变，但他们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特点。若用教科书上的话描述，立宪派的这一特点叫做大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或革命立场不坚定。若用更简单的话解释这一特点，就是立宪派一直主张“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那就不要动武”。简而言之，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赢得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他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民富国强。因此，现在立宪派主张“尽快结束南北分裂，以免给列强可乘之机”，希望不要动武，尽快迎来和平。但如何才能结束南北分裂？又如何才能做到代价最小？立宪派将当前局势看得十分清楚。虽然南方革命党力量弱小，但他们的共和态度十分坚定，而袁世凯则有所不同。尽管袁世凯很强大，但他并不像革命党那样坚持非君主立宪不可。若要说服袁世凯改走民主共和，目前看来，阻力主要来自袁世凯的那点良心，他不忍对寡妇孤儿下手，不忍逼清室退位。可若要行君主立宪，革命党肯定不干，到时难免战争重启，南北分裂。所以比较下来，还是说服袁世凯的代价比较小。于是，1912年1月上旬，立宪派的老大张謇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给袁世凯指了一条路：退满上台执政（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怡祖《张季子九录》）。立宪派本就强大，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变得更强大。全国二十二省（没有计算台湾）的都督，十五个是军人，七个是士绅。立宪派如此强大的一股政治势力，袁世凯没法不考虑他们的立场，更何况袁世凯一直自诩立宪派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所以，此前那个支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转而倾向于共和。袁世凯的这一变化被一群人看在了眼中。这群人来自清朝皇室，大都是年富力强的贵族亲王，他们不能接受袁世凯拿清朝命运换取大总统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清朝退出历史，他们决不能坐以待毙。在这种背景下，1912年1月12日，反袁联盟“宗社党”成立了。其核心成员是之前提过的良弼、铁良、川岛芳子她爹善耆之类的亲贵，这个组织的目标就是坚持君主立宪，阻止袁世凯跟南方革命党议和，干掉南方革命党在朝廷中的“内应”袁世凯。也就是说，宗社党的这帮爷们儿打算干掉袁世凯单干，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施君主立宪。不过，由于袁世凯的警卫团队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一直没让宗社党抓住什么好机会，而宗社党的几次勉强出手也全都失败了。不过宗社党的反扑，倒让本来念着老东家的好而婆婆妈妈不忍下手的袁世凯，坚定了共和的决心。这时，一起刺杀案的发生，打破了这场历史角力中最后的平衡。这起刺杀案的主角是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以及宗社党的王牌良弼。“王牌兄”良弼是宗社党的核心人物，是皇族少有的精通军事的将领，是皇族最犀利的军事力量——禁卫军的精神领袖，是坚持君主立宪的主力，是皇族的希望所在。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以大无畏的勇气，把自己充作人肉炸弹，炸死了良弼，断送了皇族最后的希望。之后，袁世凯同志与革命党及时地决定，利用良弼之死展开新闻宣传工作。由于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以至于京城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到处流传着革命党已经进城的小道消息，清室亲贵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闻风而逃。有能力的亲贵携家带口躲进租界，没能力的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租个房间沾沾外国人的光。良弼翘辫子了，亲贵们逃了，共和阻力大减，退位阻力大减。得到革命党、立宪派全力支持的袁世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逼清廷退位。再见了，清朝清朝大势已去。此时最惶恐的就是隆裕太后，她是哪儿也出不去，唯有守在紫禁城里唉声叹气，每日以泪洗面。要说当时唯一不受影响的，只有那七岁的溥仪皇帝，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玩太监，玩宫女，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为了让隆裕和溥仪尽快退位，袁世凯决定根据“做人需留有余地”的原则再演一场戏，让隆裕太后彻底崩溃，自动退位。袁世凯同志一生演过很多场戏，但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演得最难受的一场。前戏还是老套路，软硬兼施。袁世凯先是找到老客户——隆裕太后身边的太监丫鬟，让他们不断危言恐吓太后母子。后又命令北洋将领通电清政府：明降谕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一次轮到了段祺瑞携五十名北洋同事友情出演。毕竟冯国璋在前面演过了“誓死反对共和”，若再让冯国璋领头出演“反对帝制”，说服力不强。这两件事顺利做完。袁世凯算了算时间，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站出来求见隆裕太后，以沉痛无奈地语气告诉隆裕：“如果现在答应革命党退位，还能争取优待条件，如果恋栈不去，惹怒了革命党，非但会失去优待条件，性命恐怕都难保。”隆裕太后也就是一个情商和智商都很普通的家庭妇女，而且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踏着先辈的足迹走上了垂帘听政的征途，可物是人非，她又没有人家老佛爷那两把刷子。听完袁世凯的话，隆裕太后很是害怕，她特别害怕自己被革命党砍头，所以她哀求袁世凯：“一定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生活费也要给够。”情景如此凄惨，连袁世凯也动了情，陪着隆裕太后抹了好几把伤心泪。如此欺负孤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赋，只需3年朝贡一次。明朝立国之初，杨家甚为守法，明成祖征讨安南，明英宗征讨麓川，播州都曾出兵助战。播州成为边患，是由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在位时开始的，成化年间，播州开始“聚众寇边”，被明王朝击退，随即上奏谢罪了事，明王朝也就不予追究。从成化年间到嘉靖年间的100多年里，播州与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摩擦，但多是小打小闹，未引起明王朝的重视。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杨应龙承袭土司后，情况迅速恶化，杨应龙本人性格残暴，在当地横征暴敛，民怨极大，他岳母一家也因得罪他而遭灭门。与此同时，杨应龙大肆扩充地盘，掠夺治下苗民村落土地，在激起苗民反抗后，又唆使苗民去袭击周围汉族村寨，挑拨民族仇杀。从万历年间开始，就有播州当地苗民控告杨应龙，明朝四川、贵州地区的官员也有人向朝廷上奏，说杨应龙有造反之心。此时，明王朝土地兼并严重，为缓和土地矛盾，明王朝多次将大量无地农民向西南地区迁移，这些农民许多都是今天西南客家人的先祖。对此杨应龙大为抵制，多次组织武装，残杀南迁汉族，甚至发生了血洗汉族村落的事情。杨应龙也很有头脑，他雇佣了一个四川落地举子孙时泰为军师，像诸葛亮一样供养起来，就是这个孙时泰，不但多次给杨应龙出谋划策，还建议杨应龙伺机脱离明朝统治自立为王。虽有地方官屡屡弹劾杨应龙，但明朝政府对此，却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多次事件都是大事化小。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贵州巡抚叶梦雄揭发杨应龙图谋造反，明王朝一度把杨应龙抓到重庆受审，经地方官审判，本来判了斩首，但没想到朝鲜战争爆发，杨应龙立刻表忠心，说愿意率兵去朝鲜助战。明朝随即顺水推舟，赦免了他的死罪。没想到杨应龙回到家就变卦，不但拒绝出兵，还把播州与外界的道路全部隔断，以图死守。明王朝四川巡抚王继光率3000人进剿，却被打得大败。打赢后的杨应龙立刻耍诈，对明朝说此事是他部下所为，并把手下12人送交明朝治罪。明朝又一次上了当，对杨应龙暂不追究。此后几年，杨应龙屡次侵扰周边州县，甚至把重安知县全家灭族。但明王朝正忙于和日本和谈，没顾上管他。如此一来养虎为患，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自以为羽毛丰满的杨应龙扯起了反旗，派兵大举进犯四川地区，甚至一度侵扰到湖广。明王朝这才发现，这个反复无常的土司而今已成大患。震怒之下，明王朝决定进剿。万历二十七年一月，贵州巡抚江东之率3000明军攻打杨应龙，在宽练堡遇伏，3000明军无一生还。明军之所以两次进剿都只出动3000人，是因为此时明军精锐多集中在北方，又值抗倭援朝战争时，多线作战实在力不从心。直到抗倭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明王朝终于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播州问题。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公元1600年），曾在抗倭援朝中担任过辽东巡抚的李化龙受命，节制湖广、贵州、四川三省兵马，承担起了平叛重任。明军集结时，杨应龙继续作恶，先攻陷了四川案江，又攻克了四川秦江，令人发指的是，他在秦江搞起了大屠杀，“士民死伤万人”。明军因为兵力不足，只能分路防守，双方开始了相持。李化龙步步为营，逐渐压制住了杨应龙，到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公元1601年），明军终于兵临播州。李化龙分八路进剿，总兵刘珽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李化龙手中最大的王牌，是赶来参战的陈寅部戚家军3000人。明军节节胜利，终于逼近了播州的要塞娄山关，名将刘珽率部强攻，遭杨应龙顽强抵抗，陈寅的戚家军则发挥山地战素质，奇袭了与娄山关遥相呼应的海龙囤，明军随即一马平川，至六月完全攻破。六月初六，明军已经占据了播州大部分地区，杨应龙全家退到一处要塞内，走投无路的杨应龙上吊自杀，其狗头军师孙时泰，其子杨朝东等69人被俘，押解北京后被斩首。至此已传29代的杨家播州土司，就此终止。战后明朝在当地“改土归流”，设立府县，由中央直接统治。这场持续3年的战争，以明王朝养虎遗患为开始，以杨家举家灭族为结束，对于明王朝的西南统治，意义可谓重大。播州战后，许多同样是“独立王国”的土司大为惊惧，主动向明王朝交出政权，明朝对于西南的控制从此大大加强。三在公元1597年的抗倭援朝战争里，明朝遭受了“双线作战”的困境，而在公元1592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中，明朝也遭到了同样的困境，就在日本侵朝战争发动前，即公元1592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夏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兵祸——哱拜之乱。说到这场兵祸，就要先说说作乱的主角哱拜。他本是蒙古鞑靼人，在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先表现很好，曾经在宁夏总兵郑印麾下效力，因他熟知蒙古军作战特点，多次献计献策，屡立战功，职务也节节攀升，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已经官至宁夏总兵，在明朝武将的升迁速度里，算是比较快的了。对于他早年的行为，今天的历史书上说他“多蓄死士”，意思是他早有谋反之心。明朝在嘉靖、隆庆两朝边防吃紧，哱拜的问题虽常被揭发，可用人之际，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哱拜本人也很会来事，对明朝边防将领多有结交。明朝北部边防，有吸纳蒙古族士兵入伍的传统，其中任军官的被称为鞑官，哱拜与许多鞑官都多有往来。万历年间哱拜继续升官，一直做到宁夏副总兵，成为执掌宁夏地方军政的大员，在军中任人唯亲，树立多处心腹。真正激起哱拜反心的，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河洮之变，鞑靼部窜犯青海，哱拜出兵援救，立下大功。哱拜因胜而骄，回军时竟然纵兵抢掠，遭宁夏巡抚党馨斥责。与此同时，哱拜贪污军饷事发，因他有大功，明王朝最终从轻处理，仅发文申斥了事。哱拜却因此更加怀恨，反心日起。河洮归来后，哱拜借口整顿军务，在军中撤换多名将领，换上自己的亲信，此事遭到明朝宁夏御史孙立的揭发。接到奏报的明朝，还是希望能息事宁人，因此折中处理，并未追究哱拜罪过，只以年老为名命哱拜退休，由其子孛承恩继承他“副总兵”的职务。但此举治标不治本，哱拜的造反转入了“地下活动”，大乱已经一触即发。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筹谋已久的哱拜正式发难，伙同亲信刘东洋、土文秀等人发动叛乱，先杀宁夏巡抚党馨，又逼宁夏总兵张唯忠上吊。哱拜驻守在宁夏各地的亲信们也趁机作乱，因事发仓促，明朝政府来不及反应，短短一个月间，宁夏境内只有平掳城因城防坚固，未被攻克。与此同时，哱拜也接洽了鞑靼扯力克部与土蛮部，以出让宁夏北部草原为厚酬，换取了他们的支持。有人撑腰的哱拜更是有恃无恐，在宁夏倒行逆施。宁夏本地的汉民回民土地尽被他掠夺变成了牧场，大批百姓遭驱逐屠杀。最荒唐的是，哱拜想在宁夏自立为王，手下谋士纷纷给他想“王号”，可谓狂妄之至。明王朝当然容不得他的狂妄，哱拜二月叛乱，三月四日明朝大军就前来进剿，最早负责平叛的是宁夏总督魏学曾。明朝调度的军队，多来自河南、陕西内地，都是未经过大战的“和平兵”，自然不是宁夏叛军的对手。初战受挫后，明王朝调已经退休的原大同总兵麻贵驰援，麻贵不负众望，进展顺利，很快击败了宁夏外围的叛军，明军转守为攻，将哱拜打得节节败退，不得不溃退至老窝宁夏城（今银川）。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哱拜的外援扯力克与土蛮相继派兵救援，麻贵将重兵驻扎在贺兰山，与蒙古援军血战，虽击退敌援兵，攻打宁夏城却力不从心，战局一下子进入僵持。久攻不下时，明王朝再出重手，调山西总兵李如松平叛，他是原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长子，可谓将门虎子。明王朝还开了一个先例，命李如松提督宁夏，这是明王朝第一次由武将提督军队。先前作战不利的魏学曾也被撤换，由叶梦雄接任。在军队上，明王朝调集精锐，蓟州的戚家军，辽东的辽东铁骑，宣府、大同的宣大精骑，尽皆调至宁夏，可谓志在必得。至七月，明军已将宁夏城团团包围，与此同时，在贺兰山打援的麻贵也捷报频传。七月十二日，麻贵以戚家军为先导，捣毁了蒙古援军的大营，并一路追杀70里，差不多全部消灭鞑靼援军。至此被明军包围的宁夏城，已然成了一座死城。哱拜的抵抗相当顽强，宁夏城是九边重镇，城防坚固，且配有数十门火炮，明军强攻两月，伤亡惨重却始终无法破城。李如松想尽办法，用麻袋堆积登城，被打退，命部队挖掘地道，反被哱拜灌水，李如松干脆铸造堤坝，放水淹城，整个宁夏城成了一片泽国。弹尽粮绝之下，哱拜终于支撑不住了，九月十七日，明军趁水发动总攻，哱拜仓皇逃窜，被明将杨登文阻截，哱拜之子孛承恩被生擒，明军趁势进入城内。哱拜走投无路下，在家中自焚而死。至此宁夏之乱平定，得胜的李如松以及辽东军，也得以从宁夏抽身，开赴朝鲜战场。哱拜之乱，是明朝自建国以来发生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鞑官”叛乱，明军的胜利不但稳定了宁夏的局势，更震慑了一直骚扰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宁夏战役之后，宁夏周边的蒙古部落“求归顺者甚众”，而明朝之所以能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中摧枯拉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也是因为朝鲜战争的参战部队，大多经受了宁夏战役的洗礼，尤其是作为统帅的李如松，宁夏城顽强的抵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才有了他吃一堑长一智，在平壤战役中声东击西，歼灭数万日军的妙笔。四比起上述耳熟能详的“万历三大征”，16世纪最后10年的明王朝，其实还经历了一场今天提及不多，却绝对重要的战争——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说到这场战役，其实和前面的宁夏战役也不无关系。哱拜生出反心的导火线，是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的西征河洮之战，这场战争在明朝史书里有一个名字：河洮之变。河洮之变的主角，是蒙古土默特部可汗扯力克。这个人虽不太有名，但是他的祖父却很有名——制造了“庚戍之变”的蒙古鞑靼可汗阿勒坦。阿勒坦接受明朝册封后，被明朝封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告结束，此后双方和平往来。阿勒坦死后，其子黄台吉也承袭了对明朝的友好政策，外加明蒙之间的互市贸易，给大部分蒙古人带来的实惠，原本是战场的山西、陕西等地，早已经是一片和平景象。作为阿勒坦的孙子，扯力克承袭了“顺义王”的爵位，但他并不满意，开始了不断的扩张，一边兼并周边蒙古部落，一边开始向汉地发展。此时明朝陕西、山西等地皆兵强马壮，轻易惹不得，所以他的矛头，就对准了明朝防御相对薄弱的青海、甘肃地区。明朝中期以后，青海草原地区渐成蒙古部落的活动区域，阿勒坦可汗受封“顺义王”初期，因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巨大影响力，尚能震慑各部，他死后，继任的黄台吉无力约束青海蒙古部落，因此明朝西部边患日重。扯力克受封顺义王后，对青海蒙古部落采取联合方式。这时候由于明蒙互市，许多青海蒙古部落皆经过甘肃参加互市，扯力克便时常纵兵抢掠，不断吞并当地部落。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扯力克进入青海，与当地部落联合，攻打西部的瓦剌部落。次年又在西宁修筑寺庙，与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发生冲突。除此以外，他们还时常打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各国商旅，掠夺财物。对明朝而言最严重的事情是，这些蒙古部落进入青海地区后，大肆屠杀当地原本忠实于明王朝的藏族部落，迫使他们南迁，明朝甘肃御史严振就在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上奏说：“长此以往，边境藩篱渐少，必为大患。”根据明朝兵部尚书郑洛的统计，从阿勒坦去世的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开始，至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蒙古部落多次进入甘肃劫掠，累积杀害边民2000多人。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起，明朝方面要求对青海动武的呼声甚高。但这时期西部的边患，多是小打小闹，直到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场大的变乱发生了。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六月，自以为实力强大的扯力克和明朝翻脸了，先是4000蒙古军袭击明朝甘肃临洮、渭州、河州三地，明军严防死守，击退了蒙古军的进犯，临洮副总兵李连芳意图乘胜追击，反中了蒙古军埋伏身亡。一个月后，蒙古军又攻打河州，河州沦陷。蒙古军在进攻西宁时遭到西宁守将李奎拦截后，一番激战击毙李奎。短短一个月间，明朝两位总兵战死，5座军镇沦陷，边境军民死伤无数，一时间“西北大震”。边报传来，明朝上下群情激奋，小小扯力克，竟然敢打天朝的主意，如此耻辱败仗怎堪忍受？各级官员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调重兵至青海平叛。明朝甘肃总督梅友松因战败免职，原宣大总督郑洛接替。同时明朝还停止了与扯力克之间的“通贡贸易”，对扯力克进行经济封锁。眼看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要爆发，此时，一个改变战局的人物登场了——郑洛。对蒙古人来说，郑洛是个老熟人了。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1572年）阿勒坦在山西接受册封，与明王朝化干戈为玉帛时，郑洛就是山西参政，这以后又做过山西巡抚，一直在和蒙古人打交道，蒙古人的内部情况非常清楚。正因如此，面对朝野上下一派主战的呼声，他却非常冷静。他到任后，并没有立刻集结重兵发起反击，反而给扯力克使“阴招”。十月抵达兰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切断青海与河套草原之间的一切通道，断绝两地蒙古部落的联系，同时警告河套地区蒙古部落，谁敢帮扯力克闹事就治谁。盘踞青海的扯力克，一下子成了断绝外援的孤军。另外派人在青海各地蒙古部落里广发告示，重金悬赏缉拿扯力克等人，并声明“胁裹者无罪”，引得不少部落纷纷投诚。接着郑洛又拉拢青海当地受扯力克欺压的藏族部落，给予优厚的赏赐，策动他们协同明军作战。当然舆论攻势也没少，青海当地纷纷传言，明朝大军来了，有50多万……几番攻势下来，扯力克势力大减，原本和他合伙攻打甘肃的火筛、脱脱等部落，不是仓皇逃窜，就是向明朝投降，诸路蒙古部落也纷纷和扯力克划清界限。原本被扯力克赶离青海的藏族部落，也有不少纷纷北归，甚至助明朝进攻。阴招使完了，郑洛又使明招，他带来的军队里，包括戚继光留在蓟州的3000戚家军骑兵，这是彼时明朝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但郑洛却不正面进攻，他把骑兵分散在青海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各个要道上，专打扯力克的辎重队伍，打完了就走，和扯力克拼速度。从是年十月开始至次年一月，3个月里明军没打大仗，小仗却接连不断，“斩获辎重无算”，彻底给嚣张的扯力克断了奶。原本在河洮之变后牛气哄哄的扯力克，不到几个月，就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但扯力克毕竟是明朝册封的顺义王，如果消灭，又有可能激反其他的蒙古部落，郑洛的办法很简单：让他自己离开青海。他一面通过各种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扯力克，一面向扯力克下“最后通牒”，声称若扯力克继续留在青海，明王朝将剥夺他“顺义王”的封号。同时他命山西明军集结边境，随时准备直捣扯力克的河套老家。利弊权衡下，扯力克服软，公元1591年一月，扯力克离开青海，回到了他的老窝。扯力克走后，滞留在青海的蒙古部落群龙无首，郑洛随即开始了攻击，当年伙同扯力克组织“联军”的巴都尔、超呼尔等部落纷纷被打垮。公元1598年，明军发动大小松山战役，攻破最后一支扯力克青海嫡系势力阿图海，迫使其西逃。至此，青海蒙古部落作乱问题彻底解决。纵观郑洛在青海7年恩威并施的过程欧美大尺度A片免费专区
公孙婴齐派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去请晋军前来会合，自己不吃不喝，在郑国的边境等了四天，直到看到晋军的旌旗才吃饭。诸侯的军队汇合之后，移师到新郑东北的制田（郑国地名），等侯战机。荀罃率领晋国下军的一部分，联合部分诸侯的军队入侵陈国，又顺势入侵蔡国。荀罃的部队还没回来，联军主力又转移到颖上（郑国地名）。郑国名将公子喜主动出击，夜袭联军大营，将宋、齐、卫三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鲁成公和季孙行父在前线打仗，穆姜和叔孙侨如在国内也没闲着。叔孙侨如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词，再次派人到晋国找到郤犨，说：“鲁国的季孙行父和仲孙蔑，有如晋国的栾书和士燮，政令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现在这两个人合谋，说什么‘晋国政出多门，不知道听谁的好，宁可服从齐国或楚国的领导，哪怕是亡国，也不再跟从晋国了’。如果您想对鲁国有所作为，可以趁着季孙行父在军中，将他抓起来杀掉；而我在鲁国杀死仲孙蔑。只要我掌握了鲁国的政权，将确保鲁国对晋国没有二心。鲁国没有二心，其他小国家自然会服从晋国的领导。否则的话，背叛是迟早的事。”郤犨是那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晋厉公既然要他主持东方诸侯事务，他就下决心将这个工作的权力发挥到极限，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年九月，郤犨带人来到鲁国军中，当着鲁成公的面，将季孙行父抓起来带走了。对于屡次被晋国人欺负的鲁成公来说，这点侮辱算不了什么。联军解散之后，他没立即回国，而是将部队驻扎在郓城，心平气和地派公孙婴齐去和郤犨交涉。对于郤犨来说，“利益”二字绝非一份清单中罗列的礼物那么简单。和大多数阴谋家一样，他皮厚，心黑，胆大，想象力极其丰富。公孙婴齐见到郤犨，说不到两句话，郤犨打断他的发言，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建议：“你回国杀掉仲孙蔑，我扣留季孙行父，由你来做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我可以保证晋国会支持你，胜过支持鲁侯。”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叔孙侨如的阴谋的拷贝，只不过郤犨自作主张，将主角由叔孙侨如改成了公孙婴齐。理由很简单：第一，他信不过叔孙侨如；第二，他认为公孙婴齐是自己人，便于控制。公孙婴齐什么时候和郤犨拉上了关系，成为他的“自己人”了呢？别忘了，公孙婴齐的同母异父妹妹，原来的施夫人，此时正被郤犨霸占着呢。因为这层关系，郤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也许应该叫公孙婴齐一声大舅子吧。叔孙侨如的阴谋，公孙婴齐是想象得到的。但是他没有想到，郤犨这个晋国的新军元帅、在晋国八卿中排名第七的人物，竟然也打起了鲁国的主意，想在鲁国培养自己的势力，而且将自己当作了培养对象。他不禁暗自哀叹，鲁国真是多灾多难啊！见到公孙婴齐沉默不语，郤犨以为他在权衡利弊，又给他透露出一个绝密的情报：“因为叔孙侨如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鲁侯的母亲姜氏已经对鲁侯产生了不满，正在谋划用公子偃来取代鲁侯。如果你当了鲁国的首席执政官，鲁侯又和你对着干，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帮助你发动政变，扶持公子偃为君。到那时候，内有姜氏支持你，外有晋国替你撑腰，还有什么做不成的？”公孙婴齐听得冷汗都出来了。在这种时候，如果一言不慎，他就变成了郤犨的同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清了清嗓子，对郤犨说：“叔孙侨如的阴谋，您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他和姜氏有男女私情，又想除掉季孙行父和仲孙蔑，独自掌握鲁国的政权。如果您真的除掉那两个人，那就真是彻底抛弃鲁国，而且降罪于寡君了。托周公之福，如果您不是真正想这么做，而是让寡君仍然有幸为晋君服务，那就请您为鲁国保留那两个人，因为他们都是鲁国的社稷之臣，早晨杀了他们，晚上鲁国就会灭亡。鲁国灭亡，晋国就少了一个忠诚的盟友，多了一个敌人，只怕您追悔莫及啊！”这番话明摆着告诉郤犨：不要妄想我会跟你合作，去做对不起鲁国的事，你还是将季孙行父交出来，否则的话，鲁国肯定会因为这件事和晋国翻脸，后果自负。“既然如此，”郤犨仍然贼心不死，“我向鲁侯提个要求，要他多封一些土地给你如何？”这还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信公孙婴齐经得起财富的诱惑。公孙婴齐笑起来：“哎呀，您真是太关心我了。我婴齐不过是一介小臣，怎么敢倚仗大国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今天奉命来替季孙行父求情，您如果答应我，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大大的恩赐了，难道还有其他的请求？”郤犨不耐烦道：“季孙行父对晋国不敬，你说的这事我可做不了主。”起身拂袖而去，将公孙婴齐一个人晾在那里。士燮听到这个消息，私下对栾书说：“季孙行父在鲁国已经是两朝元老，据说此人生活节俭，不敢给小妾穿丝绸做的衣服，不敢给马喂粮食。这样的人，当世很少见了。如果我们听信小人之言而残害忠良，诸侯难免产生非议。”栾书点头道：“您言之有理。现在来的那位公孙婴齐，忠于自己的使命，不为利益所动，一心为国家的安危着想。如果让他空手而归，那咱们就是离弃善人了。这样吧，明天的朝会上，您提议释放季孙行父，我表示附和，咱们就算为晋国做件好事。”公元前575年冬天，在栾书和士燮的干涉下，被晋国囚禁了几个月的季孙行父终于从新田回到了曲阜。叔孙侨如叛国的阴谋被公之于众。这一次，就算穆姜再哭再闹也保不住他了。鲁成公采取果断措施，将叔孙侨如全家驱逐到了齐国，同时派人刺杀了公子偃，以警告穆姜不要打主意另立新君。作为一个失败的阴谋家，叔孙侨如的命运不算悲惨。为了体现自己的宽厚，同时也是为了保持“三桓”之间的互相牵制，鲁成公又派人将叔孙侨如的弟弟叔孙豹从齐国召回来，继承了叔孙氏的家业。叔孙侨如在齐国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差，既不缺乏关怀，也不缺乏女人。据《左传》记载，齐灵公的母亲声孟子正是虎狼之年，她一见到叔孙侨如，立马芳心大乱，将他宣进宫去，一来二往就搞上了床。前面说过，春秋时期的中国人，男女关系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叔孙侨如在鲁国和穆姜通奸，在齐国和声孟子通奸，睡过两个“国母”，在当时都不算什么特别大的丑闻。肥水不流外人田，叔孙侨如既然睡了齐灵公的母亲，为了平衡关系，便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了齐灵公。这个女人和齐灵公生了一群儿女，其中一个儿子后来还继承了齐国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的齐景公。可以肯定叔孙侨如在服务寡妇方面很有一套。不久之后，声孟子对叔孙侨如的依恋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女人总是希望自己喜爱的男人更有出息，声孟子在这点上毫不输于穆姜，她向齐灵公提出了一个堪称荒唐的要求：封叔孙侨如为上卿，与国、高二氏平起平坐。齐灵公大吃一惊，国、高二氏本是天子封给齐国的世袭上卿，当年连管仲这样的功臣都不敢企图与他们并驾齐驱，现在叔孙侨如这个外国人，因为把声孟子这个老女人弄舒服了，就妄想加入齐国最高贵家族的行列吗？事实证明，这件事并非叔孙侨如本人的主意，而是声孟子想送给叔孙侨如的一个惊喜。因为叔孙侨如听到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就带着家人出逃到卫国。留给声孟子的书简上，写着“我不可以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之类的文字。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顺便说一句，阴谋家叔孙侨如在卫国似乎也过得不错，卫国人也让他担任了卿一级的职务，至于是因为才华出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得他在异国他乡混得如鱼得水，人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元前574年春天，为报复去年诸侯联军的入侵，郑国人逆势而动，发动了一次反攻。在公子騑的带领下，郑军入侵晋国的虚、滑两地，获得大量战利品。同年五月，郑国和楚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郑成公派大子髡顽和大夫侯孺前往楚国为质，楚共王则派大夫公子成和公子寅带兵前往郑国，驻扎在新郑附近，帮助郑国人守卫国都。同年六月，晋厉公再一次打着天子的旗号召集诸侯会盟，组织了晋、齐、鲁、宋、卫、曹、邾七国联军讨伐郑国，从戏童（地名）一直打到曲洧（wěi，地名）。楚共王忠实地履行了盟友的责任，亲自带兵救援，将联军赶出了郑国。这次战争后不久，晋国军中第二号人物，中军副帅士燮去世了。关于士燮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人认为他是自杀。鄢陵之战后，士燮对晋国的局势越来越担忧。据说，他曾经命家族的祝宗（主持家族祭祀的神官）祈祷自己快死，对祝宗说：“国君骄奢淫逸，偏偏又在鄢陵打了胜仗，看来是老天要增加他的罪恶，大难就要降临晋国了。你如果为我好，就想办法让我快点死，不要等到大难降临，这便是家族的福气啦！”由此可见，士燮很可能是想通过死来唤醒晋厉公，存在自杀的可能性。鄢陵之战的胜利，是否真如士燮预料的那样，虽胜犹败，反而使得晋国的国内矛盾激化，政局更加动荡呢？答案是肯定的。据《左传》记载，晋厉公作风奢侈，而且“多外嬖”。所谓外嬖，司马迁的理解是“宫外的女人”，也就是情妇，或者是没有名分的小妾。但更多人认为，外嬖就是男宠。因为晋厉公有同性恋倾向，大夫胥童、夷羊五、长鱼矫等人便投其所好，主动投怀送抱，受到晋厉公的宠幸，成为了他的外嬖。鄢陵之战前，士燮曾经预言，战争一旦胜利，晋厉公必定会炫耀自己的战功，提高亲近的宠臣的待遇，给喜欢的女人增加田地。事实证明士燮是有先见之明的。鄢陵之战后，晋厉公认为自己立下了不世功勋，即便与前面的晋文公、晋襄公、晋景公相比，也毫不逊色，便开始打压众卿的势力，提升外嬖的政治待遇。八卿之中占据了三个名额的郤氏家族成为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原因很简单，郤氏家族得罪的人太多了。其一，胥童是胥克的儿子。胥家在晋国本来也是名门望族，公元前601年，郤克接替赵盾担任中军元帅，为了扶持赵朔，撤掉了时任下军副帅的胥克的职务，改任赵朔为下军副帅。胥氏家族转向衰落，郤、胥两家因此而结仇。其二，夷羊五曾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在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上，郤氏家族连天子都不相让，何况小小的大夫？夷羊五就算把屁股献给了晋厉公，也争不过郤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郤锜将地抢走。其三，长鱼矫也与郤锜因田地的归属权发生纠纷。郤锜不但抢了他的土地，还将他和他的父母妻儿一起绑到车辕上示众。长鱼矫视之为奇耻大辱。其四，除了晋厉公的外嬖，朝中大臣对于郤氏家族也有诸多不满。中军元帅栾书尤其恼恨郤至。栾书恼恨郤至，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士燮的明智。鄢陵之战中，栾书主张固守，士燮的儿子士匄却提出塞堵水井、夷平军灶、在军营中布阵等主动出击的策略，被士燮臭骂一顿，拿着长戈赶了出去。士燮这番举动，其实是做给栾书看的，用意很明显：小孩子不懂事，你千万别和他计较。当时郤至在一旁看了，却没有领会士燮的世故，接着又向晋厉公提出，楚军有六处硬伤，此仗一定要打，而且要主动出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栾书本来就很没面子，郤至又在雒邑大肆宣传自己的功劳，把栾书说成一个畏缩不前的懦夫，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是他郤至，鄢陵之战的胜败还很难预料——不，不是胜败难料，而是必败无疑。因为这些事情，栾书对郤至，可以说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鄢陵之战中，楚国大夫公子伐被晋军俘虏。公元574年冬天，栾书派人暗地里与公子伐接触，唆使公子伐到晋厉公面前陷害郤至：“你去对晋侯说，‘鄢陵之战实际上是郤至鼓动楚王发动的，他趁着齐、卫、鲁三国援军还没到来，就通知楚军发动了进攻，并且说，如果晋侯战死，他就立孙周为君，保证晋国臣服于楚国的领导。在战争进行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故意放过楚王，楚王说不定就成为晋军的俘虏了！’你如果这样说了，我就放你回楚国去。”孙周是何许人物？孙周父亲叫做公孙谈，祖父叫做公子捷，公子捷是晋襄公的小儿子。因此，孙周是晋襄公的曾孙，他与晋厉公是同辈的族兄弟。前面说过，晋国自晋献公以来，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除大子之外，那些公子公孙们，纷纷被打发到其他国家谋生。公孙谈在晋灵公年代来到王城雒邑，成为王室大臣单襄公的家臣，孙周就是在雒邑诞生的，所以被命名为“周”。在同族人当中，孙周以成熟稳重而著称，单襄公认为孙周具备了敬、忠、信、义、教、孝、惠、让八种品德，很有可能成为大国的君主，甚至命自己的儿子放下少主的架子，反过来侍奉孙周。由此可见，孙周对于晋厉公来说，是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公子伐按照栾书的要求，到晋厉公面前告发了郤至。晋厉公将信将疑，将栾书找来核实。“这件事情嘛……”栾书捏着胡子思忖了片刻，“下臣以为，绝非空穴来风，十有八九是真的。”“此话怎讲？”“您想想看，那天在战场上，楚王不是派了一个使者跟郤至接触，并且送给他一张弓吗？”“是有这么回事，可是，他好像没有接受吧？”“这个……接不接受并不重要，楚王为什么不送给别人，偏偏要送给他呢？我听说，他至少有三次冲到楚国的王卒之中，三次都退出来，有意避开楚王。这是在打仗啊！我们死伤那么多战士，不就是为了打败楚王吗？他要是没问题，怎么会这样做？”晋厉公看了栾书一眼，似乎有点相信了。“而且我还听说，他把郑伯也放跑了。”栾书趁热打铁，又抖出一个包袱。晋厉公还在深思。“这样吧，您如果怕冤枉了他，不妨派他出使王室，看看他会不会去见孙周，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栾书终于使出撒手锏。“好。”晋厉公道。数天之后，郤至果然奉命到雒邑访问。他不知道，晋厉公偷偷地派了亲信跟踪他，更不知道栾书已经先派了一个人去看望孙周。“晋国派来的使者文武全才，您不妨与他交谈，可以了解晋国的情况。”那个人装作闲聊，有意无意地对孙周说。孙周也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早就听说过郤至的大名，心想见见也无妨。于是，等郤至一到雒邑，他便主动去拜访了郤至。这一切，自然被晋厉公的亲信看在眼里。回去一汇报，晋厉公便相信了公子伐的话，认定郤至确实是与孙周有联系，想扶持孙周为君了。这件事之后，郤氏家族实际上已经坐到了火药桶上。细数起来，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得罪了鲁国的施氏家族、得罪了天子、得罪了季孙行父、得罪了栾书、得罪了晋厉公的一班外嬖，现在又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得罪了晋厉公。奇怪的是，“三郤”浸淫官场多年，竟还没有感觉到危险的临近，行为依然风骚，作风依然剽悍。公元前574年秋天，晋厉公组织了大规模的狩猎活动。按照周礼的规定，国君与大臣狩猎，后宫人士不应参与。但是晋厉公不但把一群妻妾都带上，而且命令她们跟自己一起放箭，然后才让列位卿大夫自由射杀猎物，在当时传为笑谈。郤至打到了一头野猪，兴冲冲地载着猎物，想奉献给晋厉公，没想到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晋厉公宠幸的宦官孟张突然冲出来，抱起那头野猪就跑。“阉驴！”郤至大骂道，已经把箭搭在弓弦上，“快把野猪还给我，否则有你好看！”对于孟张来说，这样做也许就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了在晋厉公面前表现自己对郤氏家族的同仇敌忾，哪里肯停下来？眼看就要跑到晋厉公的车前，忽然一头栽倒在地上。一支长箭稳稳地钉在他背上。晋厉公的女人们吓得花容失色，惊叫不已。晋厉公缓缓地从车上站起来，脸色铁青，看着郤至，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欺人太甚！”开弓没有回头箭。郤至射出那一箭的瞬间，郤氏家族的命运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被推落悬崖，再也无法挽救了。当天晚上，晋厉公就将胥童找过来，要他谋划对郤氏家族动手的事。胥童说：“那就先从三郤入手。郤氏家族树大招风，招惹的是非又多。除掉郤氏家族，公室可以松一口气，社会舆论也会站在您一边。”与此同时
改名为天京，并定都于此。但洪秀全万万想不到，这辈子他再也没有机会走出南京。就在洪秀全忙于建都、封赏的相关重要工作时，咸丰皇帝送了他一份大礼，一个由清军做成的笼子。咸丰令以绿营、八旗为主力的清军于江苏建立江南大营、于浙江建立江北大营，在南京周围编织了一个大笼子，咸丰要把太平军囚在笼子里，太平军的破坏能量太大了，绝不能放虎归山。太平军事实上的一把手杨秀清自然也不会束手待毙，在经过周密准备后，杨秀清兵分三路反攻清军。第一路是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两万偏师——北伐军。李开芳、林凤祥是来自强力“黑社会”组织天地会的悍将，他们的使命是把战火引向华北、引向北京，替南京城里的太平军分担压力，顺便学学朱元璋由南统北，看看有没有去风水更好的北京成就帝业的可能性。孤军向北，深入敌境，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缺乏补给和支援，全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序幕拉开之前，北伐军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这支孤军深入的北伐军虽然杀得清军屁滚尿流，一路打到天津。但北伐军在天津城下遇到了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北方的酷寒。如果是与清军作战，还可以想办法鼓舞士气，但面对这种防无可防、攻无可攻的酷寒，在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条件下，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人心散了，地利也不在北伐军这一边，华北平坦的地势，特别适合清军“战神”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作战，在骑兵的冲击之下，北伐军没有任何机会。1855年，北伐军全军覆没。第二路是以丞相胡以晃、石达开先后为主帅的西征军，他们的使命是占据长江中上游，据长江天险以保东南半壁江山。西征军出兵初期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陆续攻下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将湖北、江西纳入太平天国的势力范围。不过西征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就要对上宿命中的对手——湘军。第三路则是由坐镇大本营的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主力，杨秀清亲自对付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感谢众多太平军普通将士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奉献精神。感谢以石达开为首的日夜坚守在第一线的众将领，发挥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感谢北伐军分担了清军火力。历经三年鏖战，1856年，杨秀清指挥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至此，太平天国占据长江以南大部，与清朝划江而治，国势升至巅峰。欲望是把双刃剑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都有神奇的效果。无独有偶，农民起义大多失败的历史教训也深刻地印证了这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那些领导起义的农民领袖在起初造反的时候，生活艰苦，生命没有保障，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反而能够抛开个人利益，舍身冲锋陷阵，生猛得不得了。但是在造反事业刚刚有点样子的时候，那些农民领袖或是由于贪图享乐玩女人、或是由于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从而开始内斗……这大概与其农民出身没玩过政治有关系，在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与美女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控制权欲和处理胜利的果实，从而导致失败。南京的洪教主和他的手下们就重蹈了这个比较庸俗的覆辙。太平军自威望很高、能力也很强的冯云山战死之后，军政大权就落到了能力与野心成正比、经常装爹欺负儿子洪秀全的杨秀清手上。其实，小弟们野心勃勃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只要当大哥的自己有本事、驾驭得当，小弟的野心就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他自己对老大的敬畏感所埋葬，逐渐适应做小弟这一压力不大却前途不小的职业。可惜洪教主正是这一规律的反例。洪教主不仅个人能力有点问题，而且进取心严重不足，尤其是在进入南京后，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玩玩美女（史书记载说洪秀全老婆的数量在八十个以上）等低级趣味十足的腐败生活上。洪秀全沉溺于腐败生活的不作为让杨秀清给自己的图谋不轨做好了思想预备：这些年来，论处理政事、论出兵打仗，他洪秀全起了什么作用，他能比得上我吗！这天下是谁打下来的，是我杨秀清！洪秀全必须退位！杨秀清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呐喊。1856年，杨秀清的时机似乎到了。这一年有两件大事发生：一是杨秀清此生的得意之作，率太平军击败清军江北、江南大营。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顺带插一句，列强本来很看好洪教主的这个信奉基督教的政权，有心跟洪教主来个里应外合，合伙灭掉清朝，然后搞搞商务合作什么的。但在派人接触过洪教主之后，这个想法就破灭了。首先是洪教主的基督教义太山寨，让人无法接受，然后是洪教主太不与时俱进，坚持将列强当做藩属国来对待！杨秀清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少见地跟洪教主保持了一致：我太平军的实力足以消灭臭虫（清军），何须与尔等海外番国合作！虽说杨秀清先生瞧不上英法这种藩国的实力，但他对英法联军与清军厮杀替自己分担火力的行为还是持赞赏态度的。清军新败，且要应付英法联军，无力挑起新的战事，洪秀全这个废物只知道把自己关在宫里风流快活，现在岂非是我杨秀清夺权的上佳时机？杨秀清仿佛看见自己登上了太平天国的头把交椅。野心够大，实力够强，还有什么能阻挡杨秀清夺权的脚步？于是乎，杨秀清越来越热衷于上帝下凡表演事业，但是剧情老套不说，连台词都懒得创新，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秀全！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刚才你们说的那事儿应该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对……譬如杨秀清同志的意见就很中肯嘛，怎么，你不愿照做？那好，把屁股准备好吧，挨了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虽是老套路，毫无新意可言，但效果很好。洪秀全发现，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一个地消失了，自己发布的命令的有效范围仅限于自己的王宫，天京城里几乎都是杨秀清的人。洪秀全被架空了！获得初步胜利的杨秀清，放松了警惕。在杨秀清眼中，现在的洪秀全不过是一个任他宰割的弱者而已。但杨秀清错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可不仅仅是洪秀全，他得罪的高级同僚太多了，里面有开国元老北王韦昌辉、新贵燕王秦日纲，甚至还包括被杨秀清自己看成心腹的中央大员——丞相陈承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被杨秀清借机在众将士面前狠狠地鞭打过屁股，他们都被杨秀清的极度专权伤过自尊，他们都受够了天父下凡这种无休止的精神折磨，他们都想让杨秀清去死！而且，洪秀全也不是真傻，他之所以任杨秀清作为，只是因为一个字：忍。他知道自己的机会不多，务必要一击必中，所以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杨秀清轻视于他，暂时不会动手，对他而言，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一场著名的大悲剧在两位超级大牌导演杨秀清和洪秀全的努力下按照历史规律正式上演了。“天京事变”1856年9月，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秦日纲（有史料说秦日纲并没有收到洪秀全的密令，是被韦昌辉拖下水的）领兵回京救驾。韦昌辉积极响应，率精兵三千急进，与秦日纲在天京城外会合，在陈承瑢的接应下，趁夜色掩护秘密进城，突袭东王府。杨秀清根本没有做好被杀的思想准备，一代枭雄就被诛于睡梦之中！照理说，杨秀清完蛋了，洪秀全本应该很开心，但洪秀全实在是难以高兴起来，因为杨秀清的人虽然死了，但他的专权精神并没有随之而去。韦昌辉同志完美继承了杨秀清的专权和嚣张。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之后并没有收手，反而继续高举屠刀，又杀掉了近两万人。当然，他说自己是在从事光荣的平叛事业，他杀掉的都是杨秀清的人，是反贼。只不过，定义谁是反贼的权力，掌握在他韦昌辉手中。总之，他说谁想造反那个人就必须想造反，他想杀谁就杀谁。许多得罪过韦昌辉的同事没有死在清军的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韦昌辉既没有在杀人之前请示洪秀全，也没有在杀人之后通报洪秀全，这令洪秀全很是担忧。好在石达开是个好同志，洪秀全正担心韦昌辉成为下一个杨秀清，无人可制，石达开就送上门来了。石达开为表诚意，只带了几个随从回京调解，让韦昌辉不要滥杀无辜。韦昌辉在回复石达开之前做了一道算术题，当年的六人领导班子，冯云山、萧朝贵战死，杨秀清被杀，现在只剩下洪秀全、韦昌辉自己和石达开三个人，如果再减去一个石达开，那么他韦昌辉在朝堂上的视野将是何等开阔！那么他韦昌辉的表演舞台将是多么的宽广！被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力冲昏了头脑的韦昌辉给了石达开一个很特别的答复：我要杀掉你，除掉你这颗绊脚石！意外发生了，石达开因其完美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在平时深得人心，于韦昌辉率领大部队包围翼王府之前，在众人的帮助下趁着夜色逃离天京。深沉的夜色完美隐藏了石达开的逃跑路线，却掩盖不住天京城头韦昌辉气急败坏的怒火，暴怒燃尽了韦昌辉本就不多的理智：我韦昌辉杀不了你石达开，就先杀掉你在天京的家人收点利息！韦昌辉这一念之间的冲动就断送了他的生机。道理很简单：一、不杀石达开全家，石达开不一定会挥军反抗；你杀人全家，石达开挥军反抗是一定的。要命的是，石达开不仅手下很多，而且战斗力也很彪悍。二、杀石达开全家会让更多的人站在石达开那一边。三、杀石达开全家不如软禁其全家，要挟石达开，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韦昌辉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明白，只能说他已经疯了，疯子做事是不需要理由的。逃得一命的石达开还没来得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就收到了全家被杀的噩耗。韦昌辉，不报此仇，我石达开誓不为人！石达开迅速挥师进逼南京，要求洪秀全诛杀韦昌辉以谢天下。韦昌辉本来想抓住洪秀全来个鱼死网破，但石达开陈兵城外，城里的军民也已经恨透了他这个杀人狂魔，外有雄兵，内有群众基础，韦昌辉岂能成功？不出所料，韦昌辉造反失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玩火者必将自身葬送在烈火之中！接下来，洪秀全以叛乱的罪名杀掉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三人，给杨秀清平反，并在名义上让石达开总理政务，但实际上提拔自己的兄弟们为王，处处挟制掣肘石达开。1857年，深感自己不受领导信任的石达开，不愿因权力斗争引发窝里斗的悲剧重现，遂另起炉灶，带兵“远征”不归。六年后，石达开转战四川，被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疲惫的英雄就此走上末路。前有天险，后有追兵；苦战不胜，兵败被俘。后遭凌迟大刑，结束了他那灿若流星的一生，时年32岁。面对凌迟的痛苦，石达开一直默然无声。他一世风华，惯看秋月春风，再多成败，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空。一声叹息，唯有以酒祭英雄。……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太平天国从此由盛转衰。这就是“天京事变”，又称“杨韦内乱”。有很多人对洪秀全把叛乱的帽子送给韦昌辉却给杨秀清平反的做法感到不解，其实只要你站在洪秀全的立场上，就很容易理解此事。道理很简单，杨秀清有天父下凡的“特权”，信众深信不疑，如果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被定性为谋反，那么天父之子下凡的洪秀全又算什么？如此一来，太平天国的合法性恐怕就要动摇。更何况杨秀清本非直接死于洪秀全之手，而韦昌辉的形迹又太过猖狂，众人与洪秀全均容纳不得，所以事后的处理必然是顺水推舟地将一切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继续肯定杨秀清并利用其死后的剩余价值。若是按照正常剧情，“天京事变”后的太平天国本应就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因为继石达开之后又一位天才将领横空出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凭一己之力，几乎挽狂澜于既倒。他出身贫寒，从小兵一步步成长为百战将军，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此人就是忠王李秀成！1858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北大营！1860年，李秀成击破清军重建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硝烟未散，李秀成已率大军收复除上海、镇江之外的江苏全境及浙江大部，控制江南财税。此所谓“太平天国中兴”。李秀成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战果，首先要感谢以天生猛将的陈玉成（陈承瑢的侄子）为代表的一众优秀同事的群策群力，然后得感谢洪教主没有捣太多的乱子拖后腿，最后，还必须得感谢一支友军的大力配合，这支友军在北方为他分担了不少清军的火力。捻军在太平天国横扫南方的时候，大清帝国的北方也起火了：一位安徽人扯旗造反了。扯旗造反的这位仁兄叫张洛行。与同样来自安徽的老前辈朱八八（朱元璋）从撞钟的和尚转业到起义战士的经历相比，张洛行就逊色一些，因为他在起义前就已经是杀人放火的专业户了。要说张洛行其实出身不错，家里是地主。在那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年代，能吃饱穿暖的他完全就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简直羡煞了旁人，不过张洛行并不满足。他是一个有野心并且喜欢冒险的人，绝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于是他开始努力赚钱，只不过他赚钱的方式有点特别——贩卖私盐。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食盐的税收都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食盐由国家垄断经营，属于受管制物品，任何贩卖私盐的个人行为都是违法行为，是要被杀头的。但是张洛行不这么想，海水就在那里搁着，我不晒有人晒、我不卖有人卖，放着这么容易的发财之道不用，那是缺心眼。而且张洛行不怕违法，他有钱，还讲义气，因此他有很多来路不正的江湖朋友。后来，他就以这些朋友为骨干，组织起了一支不小的武装，搞起了武装走私。自然而然，他的私盐生意越做越大，当地的政府也拿他没有办法。1852年，张洛行眼瞅着洪秀全的事业做得如此红火，都快当皇帝了，张洛行意识到，自己要是还不行动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于是他也在兄弟们的支持下，团结种不上土地也吃不上饭的农民朋友，扯起了造反的大旗。这支起义军，史称“捻军”。自此，太平天国与捻军南北呼应，搞得天下大乱。得益于在贩私盐的岁月里跟官府的反复交锋，张洛行的嫡系部队成员都特别擅长一种战法——运动战，一种特别适合防守反击的战法。当清军进攻时，他们就大踏步地退却，然后趁清军不备突然来个回马枪，或者在一个地区转圈圈，拖到清军疲倦，忽而攻之。清军，我们要在奔跑中打垮你！一时之间，清军被捻军打得节节败退。就在和清军你进我退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捻军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基本上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来去自如。满汉之别就在太平军、捻军与清军内战时，英法联军来了。咸丰没有“攘外必先安内”，而是做了抵抗，只不过既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又死爱面子，结果只能无奈地割地赔款，然后死掉了。咸丰挂得倒是轻松，却给老婆留下了一个大乱摊子。对慈禧来说，摆平顾命八大臣之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自然是搞定洪秀全和张洛行。慈禧心里清楚，要想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坐稳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定太平军和捻军，要平定这些农民起义，就必须用对人，用最能打仗的大臣去替她对付太平天国和捻军。慈禧的思路很正确，但她看中的几个大臣都不是满人，而是汉人，这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慈禧又没病，她为何放着满人将领不用，而是去提拔汉人？答案很简单，无将可用，无兵可用。清朝的正规军——满军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以及由投降的明军整编而成的绿营，除了战斗力较强的“僧林格沁牌”蒙古骑兵是被英法联军和捻军打残的以外，其他几支正规军与很多王朝末年的正规部队一样，也彻底腐化了。抛却吸食鸦片不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是合格的将兵，他们之所以当兵就是为了吃饭挣钱。换而言之，他们把重要精力放在了搞第二职业之上。良心好的替人帮工、做点小本生意，良心坏一点的就敲诈勒索、收
页。例如，英法之间的这场战争使英国的军费开支高得惊人。1688年以前，年财政收入约为200万唡。1689至1702年间的财政收入共计7200万唡；1702至1711年间的财政收入则达9900万唡。其中40％用于陆军，35％用于海军。为了弥补赤字，只好发放公债。在西班牙王位之战中，由于英格兰银行的帮助和议会的支持，英国政府借了3500万唡。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22—123页。相比之下，康熙帝只有山西商人的支持，而他们的财力远没有这么雄厚。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第2、10—15页。关于16、17世纪“火药帝国”的巩固和“大炮与员额有限的帝国官僚的共生”，见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32—233页；霍格森：《伊斯兰教的冒险：世界文明中的良知与历史》，第3—15页。?1675年夏，西宁将领王进宝在蒙古军队援助下，收复了兰州，西北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在其他仍忠于清朝皇帝的汉族将领中，既有年轻时便归顺清朝，因而其整个经历实际都在为清朝效力的人；也有第二代顺民，即辽阳降人的下一代。赵良栋是前者中的一个例子。他23岁就作为张勇的部将归降了满清。他是陕西绥德人，遂被派往宁夏，并在那里成了家。1656年，他在镇守西南的洪承畴部下任督标中军副将。1676年，他作为一名绝对忠诚的将领被推荐给皇帝。随后，他指挥驻守宁夏的所有清军，稳定了当地的局势；又帮助清廷从吴三桂手中收复了四川和云南。孙思克是第二种将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把大凌河献给满洲军队的明将孙得功之子。多尔衮进京时，他才16岁。作为正白旗成员，他参加了多尔衮的护军。17世纪50年代他在贵州和云南参加了对南明的战役；1663年，奉命负责甘肃边区的防务。1676年，他协助图赖击败了王辅臣，随后被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甘肃清军统帅。孙思克因不愿向陕西南部进军而招致了康熙帝的不满（康熙帝在1679年进军四川时让汉绿营兵作前锋，因为他认为在那种山区他们能比满洲骑兵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但1695年由于在昭莫多战役中打败了噶尔丹，他又赢得了康熙帝的宠爱。施拉姆：《甘肃——西藏边境地区的蒙古人》第三部分，第5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7—78、682—683页；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10页。?耿精忠多次派人劝范承谟投降，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73—274页。?同上书，第271、283、312、371页。“在屈原的学识中，使君臣之间保持恰当关系的手段是忠君思想。从表面看来，‘忠’要求官吏接受被动的角色，但判断‘忠’包含了哪些内容是不容易的，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对在复杂的生活中如何区分忠的等级，也没有作出回答……我不认为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同时发挥作用的忠，都是纠缠不清的概念……它们导致了屈原作品中的悲剧色彩。在《离骚》中，屈原用一种独特的语调唱道：‘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忠何罪而遭罚兮？’”参见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46—47页。?嵇永仁是无锡人。他在狱中写了一部杂剧，名为《续离骚》。范承谟死后，他也自杀了。王云五：《大清一统志》第八十八卷，第2页；施奈德：《楚国的狂人》，第81—83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287页。?同上书，第263页。?一名出身蒙古、名叫嘛呢的打手，对范承谟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深为感动，遂要求和他同死。在耿精忠将其寸磔之前，嘛呢说：“吾宁与忠臣同死，不愿与逆贼同生。”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一卷，第5页。?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45页。?戴震在其18世纪所写的叙述范承谟生平的短文中，对此作了描述。见范承谟：《范忠贞公全集》，第65—68页。?李渔：《祭福建靖难总督范觐公先生文》。见他所著《笠翁一家言全集》第一卷，第68页。?康熙帝对范承谟之弟范承勋也十分钟爱，曾对他说：“汝乃盛京‘旧人’”。李元度：《国先正事略》第一卷，第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7页。福建百姓还在道山建祠纪念范承谟。关于康熙帝后来赞誉范承谟的例子，见《范忠贞公全集》，第13页。康熙帝没有忽视他亲自召见范承谟同后者能为清朝事业尽忠之间的明显联系。1683年，他建立了一种制度，规定各省高级官员照例均应被邀至京城陛见，从而又将这种特殊的维系君臣关系的纽带用于各省长官。当时，康熙帝对他的大学士说道：前方将军与总兵，常因久握兵权而变得傲慢、骄横，易于反叛；倘若经常召见面君，便可使其心存敬畏。吴秀良：《中国的交通和帝国的控制》，第21—22页。康熙帝很好地吸取了教训。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前再没有发生过由清朝官员发动的地方军事叛乱。?尚之信遭到逮捕和监禁。由于其父的名望，他与他的三个兄弟获准自杀以免受辱。清廷打开了尚可喜墓冢，极其满意地发现其尸首剃了发并穿着满族的长袍。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33—234页。?孙延龄之妻孔四真率其残众南逃，占据了被吴三桂抛弃的南宁。后来清廷攻破了此城，并将她带回了北京。刘献廷：《广阳杂记》，第42页。?《桂林霜》第十七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页。?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卷，第15—16页。?《合葬墓志铭》，见《马氏家谱》未刊本。《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1—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80页。?最先得知马雄镇死讯的是清广西署理巡抚傅宏烈。傅宏烈是江西进贤人。早在吴三桂叛乱之前，他就警告过清政府吴三桂有谋反之心，这种先见之明使他一度遭到放逐。吴三桂果真起兵后，傅宏烈又训练了乡兵，为清廷效力。在收复了两广许多地区后，他被任命为巡抚，并将马雄镇的死讯传至北京。后来，傅宏烈为吴三桂的盟军所俘，并被送至贵阳。在那儿，他也不屈而死。胡虔：《广西通志》第二五三卷，第72页。?《马文毅公传》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第九册，第2—3页。?“诰命”，见《马氏家谱》未刊本。?《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8页。?见蒋士铨：《蒋士铨九种曲》下，第40页：又见雍正帝在《御祭文》中对马氏家族的评论，《马氏家谱》未刊本。?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标志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已达顶点。可与之比较的是，当时莫卧儿皇帝奥兰赞布（Aurangzeb）的德尔干战争（1658—1689）标志着大印度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德尔干，奥兰赞布的兼并，不是军事征服的过程，而是缓慢、笨拙的机械进程。它靠吸收被收买来的敌军逃兵充实自己的力量。”其结果是，莫卧儿贵族的生气大受损失；包税权的转让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基础；阿朗扎布的注意力不断地从印度北部转向南部。阿萨尔·阿里：《奥兰赞布统治下的莫卧儿贵族》，第102—106、173页。?至1661年，一些江南集镇与城市的人口已回升到16世纪的水平。在1644—1645年间所有织机都被毁坏的苏州、杭州，纺织业至少在1659年已开始复苏，而到1686年便达到了原来的生产水平。景德镇的制瓷业在1688年也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至17世纪80年代末，北京居民的生活已同1620年以前一样好。在1683—1712年间，耕地面积增长了23％，相当于1626年耕地总数的93％。在1650—1770年间，耕地总数从6亿亩增至9.5亿亩。在1661—1685年间，赋税收入增加了13.3％，盐税收入增加了43.7％。事实上，至1685年，收入朝廷府库的田税、盐税和各项杂税的总额为2900万两。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第27—28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与农村社会》第三章，第7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6、8—9、12—15页；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84—85页；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2页；王业键：《1750—1910年清代的地税》，第7页；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8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4页；森正夫：《明朝的士大夫与地方社会关系简论》，第23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6—17、216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71页；麦克尼尔：《人类与瘟疫》，第242—244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83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第58页。?科威希尔：《1494—1789年欧洲的军事与社会》，第125页；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34—35、102—104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13—116、268、278页。在1550—1560年间，欧洲军队抛弃了西班牙的特西俄（tercio）队形（与郑成功的方阵有些相似），即一种一半人用火枪一半人用长矛的步兵方阵。在古斯塔武斯·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发明了一种快速发射子弹，并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后，作战阵形变成了长方形的步兵方阵，两翼配以骑兵，火炮由长矛手和快枪手保护。大约在1700年左右，火绳枪为每分钟发射一次、射程为80步的燧发枪所取代。与此相关的是，1680年，窝班（Vauban）发明了插在枪管上的刺刀，这样步兵，包括长矛手和快枪手，便可在一条线上展开，并能够穿过炮火的硝烟，一面射击，一面冲向敌军进行肉搏。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5—108页。当然，正是马克斯·韦伯首先证明，中国的统一王朝被抽去了“合理竞争”，它没有经历过“若干对立的自治城邦永远在备战的武装和平时期。因此，以战争贷款和以战争为目的的各种委员会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现象便没能出现。”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第103页；又见毛尔德：《日本、中国和近代世界经济》，第45、81页。?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59页；王业键：《清代田赋的财政重要性》，第832—840页；帕金斯：《政府对工业化的阻碍：19世纪中国的研究》，第487页；侯继明与李国祁：《清末地方政府的财政》，第568—583页。?齐林：《火耗归公》。?李约瑟与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8页。?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
A．出仕两朝的大臣
占有北方的迫切要求，在清军来到之前乡绅豪右多年与起义军作战的艰难，以及肖朝的依靠降臣的策略，都意味着早期清政府中的汉人将是北方人占支配的地位。确实，列入《贰臣传》的较著名的文武官僚中，有100名（占80％）出自长江以北。表A-1出身省籍统计：| 地区 | 文官 | 武官 | 共计 |
| 满洲里 | 26 | 26 | |
| 中国北部 | 41 | 15 | 56 |
| 中国西北部 | 3 | 15 | 18 |
| 长江上游 | 3 | 3 | |
| 长江中游 | 5 | 2 | 7 |
| 长江下游 | 11 | 1 | 12 |
| 东南沿海 | 1 | 1 | |
| 岭南 | 1 | 1 | |
| 云贵 | 1 | 1 | |
| 总计 | 65 | 60 | 125 |
| 降附时间 | 任尚书职人数 |
| 1644年前 | 2
。”“轩辕后裔？”我眉尖一挑，强行按捺住了心头的惊异。“不错，要追溯根源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听风一派传人。”风钺悠然道。自他的话中我才渐渐明白事情的始末。上古风水派系正是由轩辕黄帝一手创建的，虽然之后分化作了听风、饲虚、布荫和筑壤四派，但主持整个派系大局的却依旧是轩辕一族的后人。然而，人的欲望是非常可怕的，作为四派中的顶尖份子，听风一派渐渐产生了雄起之心，事实上图谋定世三龙南龙气脉的神秘人便是这派的传人，这也是他踏出的第一步。作为定世三龙之一，通过上古藏穴法，南龙气脉蕴藏的力量足以改变一个家族的运势。而在野心勃勃的听风一派的计划中，所要做的便是将自身的运势与轩辕一族互换。正如之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位“高人”的精心布局被轩辕一族识破，集合其余三大派系的力量将听风一族禁锢了起来。至此，这个野心计划暂时告一段落。虽然之前的计划被完全粉碎，但自那时起，这个夙愿便根深蒂固地在听风一派中代代流传了下来。岁月如梭，蛰伏的听风一派渐渐得到了轩辕一族和其他派系的谅解，禁锢和监视也随即消除，就在这时一个绝好的机会出现了。作为轩辕传人的夫妇二人带领本族和各派参与了抵御外族的战役，这一战死伤无数，这对夫妇也不幸遇难，遗下一个不足三岁的孩子。听风一派看准了这个机会，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将自己的后代与之交换，在葬礼上示忠，承担起培养“轩辕后人”的重任。而之所以要如此隐密地进行，其原因除了怕剩余三派群起反抗外，还有一个更为深藏的秘密。“长生不老？！”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惊讶，“你们真的相信这种神话里才有的传说？”“神话往往是有依据的，只是大多数人无力达到，却又无限神往，所以才成为了神话。”风钺微微笑道，“我们一派的祖师便是黄帝手下大将‘风后’，当初大破蚩尤的司南车就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个司南斗盘……”我脑中忽地一闪，“就是风后亲手所做的？”“黄帝是个绝世奇才，他综合手下大臣的智慧，结合风水堪舆、奇门遁甲和中医药理，参透出了一套能够真正长生不老的秘诀。”风钺似乎来了兴致，“可惜，他在参透这个秘诀的同时也看透了自然与人生，我不知道这算迂腐还是智慧，只不过他的确是放弃了长生的特权。”南龙气脉、金玉药斧、活尸、葬屋棺井，这时我已完全明白，这一路行来，所经历的一切都是风钺试验求证长生不老的证据。“黄帝虽然没有选择长生，但也不曾毁掉秘诀，而是将它封藏了起来。”风钺继续道，“如果他不是那么相信风后，也许这将会成为轩辕一族永远的秘密。”“你是说风后参与了秘诀的封藏？”面对玄妙的传说故事，我也渐渐进入了角色。“没错，但只是参与制作了封藏品——司南斗盘。”风钺又沏了一盏茶，“而且他得到的只是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至于解密的钥匙则被编入了只有轩辕一族才能看到的书籍中。”《闻风拾水录》？！我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三篇突如其来的书稿，如果风钺所言句句属实，那《闻风拾水录》就一定是那套隐藏着密钥的书籍。“这书籍被黄帝分作三份，以神奇的力量藏入了轩辕铜镜、轩辕息壤和轩辕石中。”风钺的眼神渐渐犀利了起来，“只有继承了正统血脉的轩辕传人才能真正解读到这些文字。”“就算一切如你所说，我是轩辕传人，也解读了这些文字。”心中忽然感到无比的平静，我终于明白了风钺的用意，“可遗憾的是，那个司南斗盘我却依旧无法解密。”“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不急，不急，几千年都等得，又何须在乎多等些时候？”笑声戛然而止，风钺又恢复了方才那亲切谦和的气度：“更何况，尊夫人蕙质兰心，得此佳偶，君复何求？”“如果我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师父；如果我不放你们走，那就是对不起我自己。”韩笑的脸上再度露出了调皮的微笑，“不过，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遵循自己的原则办事。”“你身上的案子我已找关系消了。”风钺悠然道，“无后顾之忧，方可全力而为。”“多谢风爷关照。”我冷冷道，“你可算是手眼通天了。”“三天之后，我会约你。”风钺淡淡地笑了笑，站起身道，“到时便是以长生换余生。”“你始终还是没有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莫曹惋惜道，“如果不是在她们身上下了灵火印，也许我从此就不会再见到你了。”世间的机会总是那么稍纵即逝，也许你只是一个回头，它便悄悄地自你身边滑过，再也不会回来。此刻的韩笑应该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如果他少一点犹豫，如果他多一点冲动，如果……如果真有那么多如果的话，他和晖儿、S就不会撞上返回的风钺和莫曹了。“你们师徒情深意厚，我就不必多言了。”风钺温和地看了韩笑一眼，“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天内，任何想带走那两位女士的人都将成为我的敌人。”“你再去见那女的一面吧。”莫曹缓缓上前拥抱了韩笑，暖如春风的笑容中隐隐透着别样的意味，“师徒一场，算是我给你的送别礼。”满是亲切的话语中，莫曹的右手轻轻地拍在了韩笑的背脊上。“很抱歉，我不能再带你们走了。”韩笑关上房门，歉意道。“事情真的很巧啊，说带我们走，出门就碰到你师父。”S冷冷道，“谁知道你们玩的什么鬼花样？”晖儿拉了拉S，奇怪地看着韩笑。“从小我的运气就不太好。”他点起一支纸烟，懒懒地笑道，“有生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一个女孩，却落到了这么个下场。”身子一震，韩笑的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表情，通常只有人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才会显露这样的表情。他继续笑着，艰难地将纸烟递向嘴边，狠狠地吸了两口。“我知道……这辈子……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韩笑的声音破碎了起来，半支烟卷悄然自指间落下。在他的身上渐渐浮现出一片扭曲的光影，那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火焰。“韩笑，你的身上……”S和晖儿同时惊呼了起来。“也许只有这样……”韩笑雪人似地融化着，脸上的笑容有如孩子般调皮，“你才……会永远……记得我……”三十、今夕何夕对于压力，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无形的力量往往会阻挠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尽管它也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动力。在这个充满了两面性的世上，也许本就不存在“绝对”这个概念。从“品茗阁”回来后的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一直保持着沉默，或在思考，或在忙碌，或在牵挂。狴犴蜷在一边，落寞的表情似乎正在自责。林岳慢慢地抱起它，放在膝头，手掌轻柔地抚摸着它的背脊，正如S平日习惯的那样。莫炎斜斜地靠在窗边的墙壁上，右手横在胸前，左手平端着，掌中不断变幻着各色火焰。那色彩由深到浅，最后手中只剩下一团微微扭曲的气团，那是在高温状态下才会呈现的空气扭曲状态。画算了良久，耿婆的面前依旧只有一张不大的白纸，两小时的时间过去了，她却只用去不到四分之一。那块司南斗盘被放在了一边，虽然它蕴藏的秘密足以逆转人类生死的自然规律，可现在却并没有人再看上它一眼。笔记本电脑旁，我静静地坐着，屏幕上那些莫名的计算公式和天文数字像是在嘲笑着我的无能。对于电脑操作，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程序和数学模型却一筹莫展。还记得临去井字楼的那晚，晖儿曾柔声地说会带给我惊喜。那一刻我俩都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微微叹了一声，我终于关闭了那令人头晕的公式界面，电脑桌面上晖儿那双温柔的眼睛正静静地注视着我。那是在家中拍下的一幅照片，平时我俩都不上相，但这照片上的表情却显得很自然。晖儿很喜欢，于是便将这张照片作为自己电脑的桌面壁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程序图标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当时我只是想将它自壁纸中间挪开。那是一个以黑白圆点构成的图标，标称上清晰地注明着“司南破解”。难道晖儿已经编制出了司南斗盘的运算程序？！握住鼠标的手指迟疑了数秒，我迅速点开了那个图标，瞬即弹出的提示窗口上闪动着一排文字：“破解成功，生日快乐！”连日的忙碌，连我自己都忽略的生日，晖儿却一直记在心中。她的礼物珍贵无比。“成大事的人欲望都很少，但不是没有。”风钺望着窗外道，“舍去了其他的欲望，才能更好地专注于自己的野心。”“韩笑顽劣，死不足惜。”莫曹恭敬道，脸上的笑容有如例行公事。“也许我对你的要求过高了，或者说你对他的要求过高了。”风钺转过身，缓缓坐进沙发中，“你三十岁那年和他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那时候你补救得很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儿女情长则势必英雄气短。”莫曹没有坐下，只是垂手站在了一边，“风爷当时的教诲，莫曹永生铭记。”“亲手杀死自己的父母长辈，毁了心爱的女人和唯一的徒弟。”风钺示意莫曹坐下，“有时你真的让我觉得可怕，当初我只是看中你身上那种别样的戾气，却想不到你能成长到今天的地步。”“风爷一手栽培才有今天的莫曹，当初不是风爷晓以大义，只怕我还沉浸在俗人的情欲纷争之中。”莫曹坐在沙发上微微欠身道，“回首中华历史，皇图霸业者多是横断情欲，才可成得大事。”“好个‘横断情欲’！”风钺大笑道，眼中闪出凌厉的目光，“那你为的又是何种皇图霸业？”“莫曹只为风爷的皇图霸业倾尽全力，不作他想。”在如刀般锐利的目光下，莫曹微笑依旧道。“以你现在的修为涵养，大可去谋求自己的皇图霸业，又何必屈居人下。”风钺眼中的光芒渐渐淡去，口中轻叹道。“论修为涵养，莫曹不及风爷之万一，对您自伐其身的魄力和意志更是臣服不已。”莫曹坦然道。“自伐其身……真的很难。”风钺的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对别人残忍很容易，可又有多少人能对自己残忍呢？”茶几上，蹲坐吃食的金毛猴忽地抬起了头，怔怔地注视着风钺，眼中满是悲哀的神情。“靠，这结果也太复杂了。”林岳瞪着眼道，“一个奇阶幻方就够头痛的了，现在这么一算变四个了！”屏幕上显示着四个三排三列的奇阶幻方数列，我将司南斗盘上得出的数列输入了晖儿制作的程序，在一阵运算之后便得到了这样的输出结果。照理来说，算式演化和分析应该是抽丝剥茧地化繁为简，可现在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会不会是晖儿的程序出现了问题？“灵火九诀源自奇门遁甲。”莫炎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九诀合一便是第十诀。”莫炎的话让我眼前一亮，《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中曾有“合则为一，分则各治。”的记载，这种理论在我国许多数术传承中都有一定的应用，如果司南斗盘的奇阶幻方数列是“合则为一”的话，那通过程序运算所得到的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应该就是“分则各治”。可这四个奇阶幻方数列只是单纯的数字，无论我将它们演变为与之相关的任何模式，得到的结果却始终还是一团乱麻。“三阶去五，二阶不生……”耿婆端详着其中一个幻方阵列，口中自语道，“像是奇门卦数，但数字组合又不一样，多了几个，似乎又少了几个。”“‘九金以应肺居皮毛，七火以应心居血脉，五土以应脾居肌肉’，我也看着眼熟。”林岳指着另一个阵列头晕道，“可怎么就不对劲呢？三木一水全倒过来了，脉不脉，脏不脏的。”事实上余下的两个阵列我和莫炎也是一筹莫展，它们看来更像是风水五行格局的数字版，但错落之间，数字的规律标识被有意识地打乱了，看去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细究起来却毫无头绪。“三天为限是否高估了他们？”莫曹缓缓端起茶壶，碧色的茶水注入了风钺面前的杯中。“不可高估，亦不可低估。”风钺望着那恍如碧玉的茶水道，“但最重要的是时间。”金毛猴子自顾自拿起面前的茶杯，慢慢呷了一口，眼睛忽地瞪大，口中不住地吱喳着。风钺见状有些惊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脸上亦是一愣。“气无香，茶清淡，入喉却是回味无穷，蕴含万千气象。”风钺脸上不由得怅然道，“连我这个行尸之躯都能体味到，看来你的茶艺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这样一种加密方式，取两张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纸片，画上九宫格，将其中一张挖去指定的三个方格，把它覆在另一张纸片上，透过挖空的方格写下文字，而后旋转覆盖的纸片再写下文字。这样，一份简单的九宫加密文便出现了。要解读这份密文，就必须掌握撰写者使用的那张镂空纸片，而这张纸片便是“密钥”。风钺曾提到过，司南斗盘是由风后制作的封藏品，这位制作者也只是负责封藏了一组经过加密的信息。如果说我们现在得到的四组奇阶幻方数列是破解了风后的加密手法，那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解黄帝的加密手法。而解读的密钥应该就在《闻风拾水录》的书稿中。《虚灵》、《藏穴》、《奇门》三篇书稿中各自都有一些深奥晦涩的语句，如果要找寻解读四组奇阶幻方数列的密钥，那么以文字隐喻数字这种晦涩的方式就首先被排除了。既然《闻风拾水录》的书稿只有轩辕传人才能看到，那又何必给自己的后代布下如此重重的障碍呢？与数字最接近，同时提到数字最多的篇章便是《奇门》这一篇，在经过了一天多的排查之后，最终将视线确定在了结篇的一段文字上。“三奇六仪，天地之机。阴阳顺逆，至顺玄微……”我对照着数列道，“如果第一句理解为上三下六，那么‘阴阳顺逆’应该就是遇到阴数顺时针旋转，遇到阳数则逆时针旋转。”“时加六庚，抱木而行……时加六辛，行逢死人……”林岳则死盯着六仪字段，手下不住地画写着，“如果把这些代入到数列里，应该显示的是某些脉象……”“开段两句像总纲。”莫炎端详着手里画好的数列图道，“后面的是详解。”“呵呵，既然有了门道，咱们就好好算算。”耿婆拿出四张画好数列的白纸道，“各司其职，各选其能，看看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花巧。”装潢古朴的房间内。风钺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木方匣，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纸张。“自明日起……”风钺望着手中的照片道，“听风一派追寻的秘密将不再是秘密。”照片上一名身着满清官服的男子正搂着一个幼小的男孩，那孩子稚嫩的面容与风钺十分相仿。男子的肩上蹲坐着一只金毛猴子，形容严肃地正视着前方。照片的一角，一条长尾缀在浑圆的金色皮毛上，像似一只幼猴的半个身体。“天盘三奇、地盘九宫、人盘八门、星盘九星、神盘八神……”耿婆看着手里的白纸，低声喃喃道，“天意如此，造化弄人，那风钺是个天才。”“天才？天才是天生的蠢才！”林岳满脸苦相道，“心、肝、脾、肺、肾，阴阳脉象整了一大圈，你们猜猜最后是啥？”“不用猜，应该是尸厥、行尸、洪脉大涨。”我叹道，“你看看我和莫炎的结果。”两张白纸上各列出了一片布局图形，无论是从方位还是格局形态似乎都那么眼熟。“阳宅阴局和棺井？！”林岳彻底崩溃，“没那么邪乎吧？！”“时加六甲，一开一辟，上下交接。时加六乙，往来恍惚，与神俱出。”莫炎也不禁动容，“这是虚灵伪作八神……”无须再次求证，这一切的结果早已说明了问题。事实上，风钺的确是个绝世奇才，他苦心研制出的延寿方法竟与司南斗盘中的长生秘诀不谋而合。可这种方法非但费时费力，而且“不老”所带来的副作用便是成为徒具思想的行尸走肉，更何况它需要不断维持，根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老”。难怪黄帝会放弃长生的特权，将思想欲望锁入一个不具备任何欲望实施能力的肉体中，这种长生还是敬而远之为妙。但关键的是，风钺会相信这是真的吗？“呜……”手机震动着发出一阵低低的鸣响。“王亦凡？”“风钺？”“明天午时三刻，城南越洋仓库，六号门。”“一定准时。”“恭候大驾。”“嘟……”午时原本灼热的日头渐渐黯淡了下来，厚重的黑色云块大军压境，整个天空隐隐给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判时帕坦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法默：《维希的政治两难》，第347页。吕留良在1666年被正式取消大清生员资格之前，他曾表示同样的个人情感困扰。他写道：现在我知道了，以节义求生难，以饥饿求死易。费席尔：《吕留良的早期》，第136页。变节行为——就像维希事件表现的那样——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是非难辨的，因为未来政局的发展几乎永远是难解之谜。不仅要认真思考帕坦和拉瓦尔的决定是否在法律上是犯罪，而不仅仅是个错误，而且在倒霉的维希最终失败以后，历史学家就必须避免仅仅使用道德尺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评价。而且，就像奥托·柯克黑默指出的许多与中国此期类似的情况一样（如在德军占领下的荷兰、挪威和比利时，那里外国入侵者和卖国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说来是直截了当的），这时总会有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特别是在低级官吏之中。“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柯克黑默：《政治公正》，第18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7页。?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第203页；又见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60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第13页。?魏斐德：《清朝征服江南时期的地方观念和忠君思想》，第5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76—77页；文秉：《甲乙事案》，第185页。归顺者尽其所能帮助在没有伤害平民的情况下实现和平接管，因而为之自负，这个省的地方志中的《马弘良传》中就有这种好例子。湖北人马弘良在任江南池州知府以前，曾是洪承畴的幕僚。在任知府时；他尽力避免了清将于永绥调军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省地方志记载，马弘良以“安抚”的办法挽救了几万人的生命。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11页。?《江南通志》第一一四卷，第3页。上海已经投降了王世焯，他是一个前明官员，也是本城人，褚华：《沪城备考》第三卷，第2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页。明代那些坚持正统信仰的人（如沈炼），相信君臣关系类似于天地的自然差异，这加强了对君主的忠诚。沈炼：《青霞集》第二五○卷，第8—10页。特殊的隐士忠君行为，特别是在宋代思想家对“忠”极力推崇之后的这种行为，参见莫特：《元代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09—212、234—235页；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张其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忠臣》，第26—27页。?如果现代的数字统计可以为凭的话，那么大致来讲，中国男子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男子更容易自杀。20世纪台湾的男子自杀率实际上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瑞典。另一方面，台湾妇女自杀率与男子大致相同，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反，因为那些国家男子自杀率常常是女人的三到四倍（见马杰里·沃尔夫：《中国妇女与自杀》，第117页“表”）。根据这种定性的材料进行判断，有地位的中国人（像明清绅士）的自杀率在世界上肯定属于自杀率最高的社会集团。?参见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一七卷，第10页，第一三五卷，第17、29、30页，第一五四卷，第19、24页，第一五八卷，第21页；以及张其濬：《全椒县志》，第704页；黄宗羲：《南雷文定》第五卷，第4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20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20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8页。?同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7页；第一四五卷，第5页。?有个樵夫殉难的故事，见上书第一五三卷，第16页，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当地一个准备殉节的地方小吏，对朋友说：“吾虽布衣，独非本朝臣子乎？”见上书第一五五卷，第20页。?北京陷落时江南绅士自杀的人数，多于南京政权垮台时自杀的人数。关于后者的一些例子，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三卷，第16、10—21页；第一五四卷，第3页。这时江南也有大量隐士的事迹。同上书，第一五四卷，第19页；第一五七卷，第11页；第一六三卷，第43页；第一六五卷，第45页；第一六八卷，第10、27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4页。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61—62页。对士大夫既想保护平民又担心阶级冲突的这种矛盾的深入分析，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7—28页。?1646年后政府要求地方官员在出现社会秩序混乱时要做出详细的调查报告。这种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确定是不是出现了“激变”，因为由此就可以把忠明起义与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盗匪活动区别开来。例证可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陈邦彦在广东三角洲地区制定了一项特殊的民军条例，他要求3/5的兵士和全部军官要由外地人担任，目的在于防止当地人争夺民军职位。肖尔：《最后的朝廷》，第63页。?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十卷，第359页。前唐王内阁大学士苏观生的广东忠明政权，起用了声名狼藉的“四姓”，这些海盗家族在广东兵部里把无辜受害的过路人的肠子悬挂起来，以作消遣。黄宗羲：《兴朝录》录二，第2页；又见肖尔，《最后的朝廷》，第27页。苏观生之传见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第九卷，第328页；彭人杰：《东莞县志》第二十八卷，第19—21页；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第六十二卷，第16—18页。晚明人推崇岳飞，在16世纪以前他还没有受到如此歌颂。见刘：《岳飞和中国忠君传统》，第295页。关于这些海盗，见庄延龄：《满洲的海战》，第278页；鲍尔弗：《英国统治之前的香港》，第460—462页。?如阎尔梅给史可法的信所指出的一样（见第七章），在16世纪和17世纪，那种惩恶除冤、见义勇为的“侠”的理想复活了。（《论语·为政》：“见义不为，非勇也。”）对武艺日益浓厚的兴趣与之相伴随。比如说，孙临（方以智的内弟）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弓箭手和骑手，他懂得兵法，背负箭囊，身穿短袄，代替了以前长长的学士服装。彼得森：《苦果》，第85—88页。这些慷慨激昂的义士的想法与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有关。反对偶像崇拜的李贽，赞美过在海战中108位战士的英雄行为，他写道：事君与交友，忠义为本。其无此德者，虽生犹死，其文华美者，终将亡佚。欧文：《中国小说的演变》，第18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一卷，第1、10—15页。?黄宗羲：《行朝录》第六卷，第2页。?麦克莫兰：《爱国者和激进派》，第145—146页。?邓尔麟：《达官贵人》，第34—35页。杨廷枢是侯峒曾的侄子。太湖的忠明武装开始用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方法来招收贫苦农民时，苏州的士大夫们就立刻指责他们是“湖寇”。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9—31页。?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9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3页。郭松义曾经认为，尽管经历了1644—1645年农奴和佃户的起义，江南地主都不太愿意接受清廷的统治以换取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北方那种急风暴雨般的农民大起义。他还指出，江南乡绅们低估了清军的力量，这部分地因为他们一直相信那些“文人义士”的宏论，那些人更多地把南京政权的陷落归罪于马士英的短视，而不是敌人所向披靡的力量。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22—124页。还可参见福格尔译的《顺治年间的山东》第一部，第24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第28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91页；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变动》，第140页。?1583年，嘉定地区大多数农民的谷税折银交纳后，棉田便不断扩大，16世纪后期蒲原（桐乡县）地区精美的丝绸纺织业的发展，也大大改变了杭州和苏州间太湖地区的乡土经济。根据石锦的看法，一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以往，农村里的穷人（如佃农、雇农和农奴）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的耕作和地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士大夫地主。穷人为地主耕作、纺织，也为地主经商。穷人既不是市场商品的提供者，也不是主要消费者。商业的作用主要是为地主的货物提供市场并满足其物质需求。然而，那种新的农民生活方式却表现为村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他们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地主的垄断。他们开始极力追求利润以改善生活。他们的家庭生产品，成为市场货物不可缺少的来源。与此同时，他们家庭收入的来源，从完全依靠农业和地主转变为既依靠地主又依靠家庭副业。这种转变表明，农民对地主和农业的经济独立性逐渐出现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页；又见第四章，第16页；第六章，第2—3页。晚明棉田和烟田的扩大（在1639年吸烟是被禁止的，1640年首都一个文人的家仆因为违犯禁令被处死），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全编》，第47、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3—65页。傅衣凌发现了一些湖州地区拥有10万棵桑树的大地主的材料。这些桑田约20亩一块，其时约在万历朝。每块桑田需要三个人长年照管，每年总消费为八两银子。现存的合同中有桑叶必须出卖的规定，就是说这里的劳动力自己并不养蚕。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69—71页。16世纪晚期，在因为城市高工资以及雇佣诱惑导致的农村自由劳动力的缺乏与乡绅地主对男奴耕作和女奴纺织的日益依赖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二章，第9—12页。农业中的这种变化对租佃关系的影响，见贝蒂：《中国的土地和宗族》，第14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地主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明代，江南因建立了良好的灌溉系统而特别著名。供他们使用的水车和渠道，需要高昂的费用来修建和维护。就像晚明时期的当地一份材料指出的那样，越是远离灌溉费用便宜的河岸，越容易发现富户的大田庄。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初期，中等富裕的地主和土地所有者好像拥有了沿大多数河流和圩地一带的土地。圩是他们做当地粮长时加以维修的。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8—125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6—27页。17世纪的人们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土地占有的规模。大多数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约2000亩可耕土地。在每个县里，拥有500亩或更多土地的人加在一起可占有25％以上的可耕地，他们占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每县大约有500户。黄仁宇：《16世纪中国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58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24页。?一个最为普遍的逃避交税的办法，是使纳税田亩数与实际田亩数不相一致。一旦土地易手，大胆的买主就会改变那些需要征税的土地的亩数。如果卖主是强硬的一方，他就会把大部分税收义务转嫁到卖出的土地上去，这样没有出卖的土地就会只征很轻的赋税。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4页。?在交纳给帝国的谷物总数中（每年平均400万石），南直隶省占（180万石）45％。在那里，苏州所交（79万石）占总数的17％；松江（23万石）占总数的6％。因此，就谷税负担而言，苏州和松江二地几乎占整个国家用这种形式交纳的赋税的23％，或者说近1/4。这种异常沉重的负担由于使用银两折算而得以减轻了。1436年以后，谷税部分地改成了银两支付。实际上，从整个帝国来看，有14％的谷税是用银子支付的。在苏松地区，37％的赋税——比其他地区高得多的比例——是折合成银两支付的，根据谷物交换的比率计算成现钱每石0.25两纯银。因为那个时候实际的市场谷物价格要大大高于这个价格，因此苏松地区土地所有者的真正赋税负担是比较轻的。在16世纪部分地由于大量白银从日本和新西班牙输入，货币紧缩，支付谷物的比率直线上升，这样实际上要花整整一两白银才能支付一石谷物的税钱。黄仁宇：《明朝的大运河》，第72—78页。?谷口菊雄：《明末农民起义》，第60页。供职和退休的官员被免除徭役，就像那些买到或获得国子监生身份者那样。一般说来，免丁役和免地税不可以互换。但实际上常常有人这样做。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3页。?梁方仲：《明代“十段锦”赋税制度》，第272页；又见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4—77页；《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18—119页。?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6页；许大龄：《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第3—4页；顾琳和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日本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学术研究》，第404页。在太湖地区，那些土地被乡绅兼并了的土地所有者们，往往迁往江南那些当时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中心。有许多关于这些家庭迁往城市、参与商业活动的事例。如果他们的商业活动成功了，他们就会在故里购买产业，极力恢复他们的农村根基。关于这种迁徙和投资形式的事例，见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三章；关于松江地区乡绅土地兼并的事例，见郑昌淦：《明末至清代前期的封建租佃关系》，第165页。乡绅家族利用其地位侵占土地的方式，见佐伯有一：《明末的董氏之变——兼论“奴变”性质》，第39—40页。有一些理由使我们相信：16世纪末南京附近地区住在外面的地主的急剧增多，是因为一条鞭法改革的实行，它把徭役折银支付，附加在现有土地税上面。这可能会减轻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并且刺激他们对土地的需求。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2—13页；约瑟夫·P·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的奴隶》，第77—78页。?小山正明：《明代的粮长——以明前期江南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第25—32、38—40、56页。“乡绅”一词最早出现在1588年的《明实录》中。它指那些在职的和已经退休的官吏。那些获得了科举功名但还没有做官的人，一般叫做“士人”或“士子”。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47页；重田德：《乡绅的历史性格——乡绅观念的系谱》，第85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51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6—77页。这样在16世纪的后半期，我们看到那些老的当地地主被新的“乡绅”所取代，这些乡绅是可以利用他们“缙绅”和“衣冠”的地位贱买土地、逃避赋税、役使地位较低者的“宦室” 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炘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家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总在“世界之外”徘徊。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西。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礼，劳苦功高绝不是骄奢自满的理由。管仲去世之前，齐桓公亲自跑到他府上慰问，并且问了一个人人都想问的问题：“您死之后，谁可担当大任？”管仲的回答让他非常失望：“知臣莫如君。”意思是，您自己看着办吧。齐桓公于是试探性地提了三个人的名字。第一个，雍巫，字易牙。在历史上，易牙这个名字比雍巫要有名得多，所以就让我们叫他易牙吧。易牙除了精于算计，还有一项广为人知的本事：厨艺。传说齐桓公的爱妾长卫姬生病，易牙做了一道菜给她吃，不但美味无比，而且菜到病除，因而受到卫姬的宠爱，并且推荐给齐桓公，成为了齐桓公的御用厨师。有一天，齐桓公开玩笑说：“山珍海味我都尝过了，就是人肉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到了中午，易牙端上来一盘蒸肉，味道甘美，齐桓公吃得津津有味，只是吃完了还不知道是什么肉，于是问易牙。易牙回答说：“这就是人肉啊！”齐桓公大惊，问道：“这人肉从何而来？”易牙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奴才的长子，刚刚三岁。奴才听说，爱君者不顾其家，所以将儿子杀了，满足您的胃口。”齐桓公愣了，嘴上不说什么，从此却对易牙刮目相看，视为亲信。第二个，开方，原本是卫国的公子，他的老爸就是爱鹤亡国的卫懿公。卫懿公派开方访问齐国，开方见齐国强盛，便要求留在齐国为臣。当时齐桓公很惊奇，问道：“你是卫国的世子，总有一天会列为诸侯，何必侍奉我呢？”开方说：“能够在您麾下为臣，胜过在小国为君。”这个马屁拍得很经典，齐桓公于是拜开方为大夫，并视作心腹。第三个，寺人貂，又称为竖貂。我们前面介绍过，所谓寺人就是宦官。公元前658年，寺人貂就有过泄漏齐国军事机密的行为，由此可见其在齐桓公身边的地位。当时齐桓公在管仲面前，先是提了易牙的名字，管仲毫不客气地批评：“为了讨好主公，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连最起码的人情都没有，这样的人怎么可以用？”接着齐桓公又提到开方，管仲说：“为了侍奉主公，忍心离开年迈的父母，同样是没人情味，不可用。”最后齐桓公提到了寺人貂。管仲万念俱灰，说：“为了服侍您，他连男人都不想做，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治国？”将这三个人与管仲相提并论，而且列为他的后继者，对于管仲来说，实在是莫大的侮辱。但是，齐桓公听不进管仲的遗言。管仲死后，易牙、开方、寺人貂成为齐国的权臣，人称“三贵”。从管仲到三贵，齐国执政大臣的水平一夜之间降了十八个档次，加上齐桓公年迈力衰，齐国连一个小小的厉国都对付不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公元前644年冬天，齐桓公强打精神，在淮地举行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会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管仲筹划的会盟。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防备淮夷对鄫国的入侵，建立东方国际新秩序。作为会议的直接成果，齐桓公再一次发动诸侯做好事，为鄫国修筑城池。此次修城，不只是诸侯怨声载道，连前来参加建设的民工也受不了。某一天晚上，有人发疯似的奔上附近的山丘，大声疾呼：“齐国有大乱！”这一呼很有效，齐桓公听得心惊肉跳，城也不筑了，草草收兵，回到了齐国。其实，就是在淮地会盟进行的过程中，各诸侯国也已经是三心二意了。以鲁国为例，鲁僖公一边开会，一边遥控国内的大臣，不声不响地出兵，消灭了小国项国。齐桓公对此十分恼火，将鲁僖公拘禁起来，带回了齐国，直到鲁僖公的老婆声姜（齐桓公的女儿）亲自前往齐国求情，才将他放回来。公元前643年，就在齐桓公灯枯油尽之前，他还率领军队讨伐了楚国的附庸英氏，以报两年前楚国讨伐徐国之仇。同年冬天，劳累过度的齐桓公在齐国病逝。齐桓公的丰功伟绩，在他打算封禅泰山的时候，已经一一自述过，在此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管仲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管仲，齐国不可能迅速发展强大，更不可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之国。可以这样说，数十年来，管仲才是齐国真正的灵魂人物，是他借齐桓公之手实施了自己的抱负——换而言之，如果不是当年那一箭射得太潦草，如果公子纠上台为君，齐国照样会按照管仲设定的路线走到这一步。只要有管仲在，齐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管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注重接班人的培养。因此在齐桓公问他后事时，他只能否定齐桓公的人选，而不能提出自己的人选。而更要命的是，齐桓公也不注重培养他自己的接班人。《左传》记载，齐桓公一生有三位夫人，分别是王姬、徐赢和蔡姬，都没有生育。同时宫内还有很多小妾，其中六人很受宠爱，待遇如同夫人。后来世人将妾称为“如夫人”，其典故大概出于此。这六位如夫人分别是：1，长卫姬，生公子无亏；2，少卫姬，生公子元；3，郑姬，生公子昭；4，葛嬴，生公子潘；5，密姬，生公子商人；6，宋华子，生公子雍。上述六位如夫人所生的儿子中，齐桓公和管仲早就将公子昭交给天下第一厚道人宋襄公照顾，并且明确了公子昭的大子地位。按理说，齐国不应该存在所谓的继承权之争。但就在管仲死后，三贵专权，五位没有得到继承权的公子便开始四下活动，都要求立自己为大子了。易牙历来与长卫姬关系不一般，因此他时常在齐桓公耳边念叨，说长卫姬的儿子公子无亏如何如何贤能。齐桓公那时候已经处于严重的智商衰退期，居然又口头答应立公子无亏为储君。等到齐桓公病逝，五公子纷纷拉拢大臣，互相攻击，都想当上国君。而一代霸主齐桓公的丧事，反倒无人问津了。后来三贵发动宫廷政变，杀了一批大夫，终于将公子无亏推上了国君的宝座。大子昭逃到了宋国寻求政治避难。这时，齐桓公的尸体已经整整在宫中停放了六十七天，蛆虫都爬出了寝宫的大门。某一天晚上，无亏派人给齐桓公收了尸，草草下葬。无亏也没得意几天。公元前642年春天，宋襄公带领曹、卫、邾等国军队讨伐齐国，要替大子昭讨回公道。齐国人本来就不满意无亏的领导，在国、高二氏的带领下，杀死了无亏，准备迎接大子昭回国。然而，无亏虽死，剩下的四公子仍然不消停，他们联合起来，发兵抵抗宋国的干涉。直到夏天，宋军才打败四公子的进攻，得以立大子昭为齐国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同年八月，齐孝公为齐桓公举行了风光大葬。一代霸主，终于入土为安。第四章“忍”的哲学【宋襄公：真小人还是伪君子】葵丘之盟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51年，一直追随齐桓公鞍前马后的宋桓公去世了。在他去世前，大子兹父曾多次在他面前请求说：“目夷年龄比我长，而且有仁德，请您立他为储君！”态度十分诚恳。兹父的母亲，是宣姜与公子顽所生的第四个女儿、宋桓公的正室夫人。公子目夷的母亲则是宋桓公的小妾。按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目夷虽然比兹父大，而且比兹父能干（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以后发生的事情中看得很清楚），却无权继承宋国的君位。宋桓公被兹父诚恳的态度感动了。生于乱世，还有比兄弟和睦更令人值得高兴的事吗？他把目夷找来说：“你弟弟兹父三番五次要让位于你，我不忍心拂了他的好意，打算立你为大子，你看如何？”目夷听了父亲的话，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说：“兹父有这么高的觉悟，可以将国家让给我，还有比这更仁德的事吗？单从这一点看，我就不可能超过他。而且如果立我为大子，有违礼制，万万不可。”坚决谢绝了兹父的好意。兹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宋桓公的君位，也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襄公。当上国君之后，他仍然十分尊重哥哥目夷，任命目夷为左师，执掌全国政事。目夷在宋国的地位，也许就和管仲在齐国的地位差不多吧。宋襄公的母亲是宣姜的女儿，而宣姜是齐桓公的姐妹，因为这层关系，宋襄公叫齐桓公一声舅爷爷，也是未尝不可的事。事实上，宋襄公此生最崇拜的人，也就是这位霸主舅爷爷。葵丘会盟的时候，宋桓公刚刚去世，还没有举行葬礼，但宋襄公仍然戴孝参加了会盟，使得齐桓公十分感动。正是在那次会盟上，宋襄公亲眼看着齐桓公接受天子所授的祭肉，在他的心目中，耄耋之年的齐桓公仿佛浑身笼罩着一层神性的光辉。“做人当如此！”他暗自告诉自己。他比宋桓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齐桓公身边，唯其马首是瞻，在众多同盟的诸侯中，他的表现最突出，也最令齐桓公感到满意。以至于当齐桓公和管仲考虑托付身后大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宋襄公因此成为了齐大子昭的保护人。诸侯托孤，一般都是托付给国内的卿或大夫，托付给一位外国元首，还真是很少见。齐桓公对宋襄公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如果齐桓公能够指定霸主继承人的话，说不定也会指定给宋襄公。而在宋襄公的心里，他也正是把自己当成了齐桓公的霸业继承人。这种想法，在他圆满地完成齐桓公的嘱托、将大子昭送上齐国国君的宝座之后，变得愈发强烈了。照着齐桓公的葫芦画瓢，宋襄公于公元前641年在曹国召开了第一次诸侯会盟。这次会盟只邀请了曹国、邾国、滕国、鄫国等几个小国参加，可以视为宋襄公开拓霸业的一次试水。然而，这次试水搞得很不成功。首先，作为东道主的曹国对这次会盟表现得不冷不热，没有为会议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参与会议接待的官员级别也很低，没有安排群众手持鲜花夹道欢迎，没有文工团表演，没有会议聚餐，没有桑拿泡温泉，更没有准备土特产作为会议纪念品。其次，滕国国君滕宣公目无会议纪律，一路晃晃悠悠，直到会议开幕两天了才到会。见到宋襄公，也全然不似见到齐桓公一般战战兢兢，而是漫不经心地打了个招呼，说：“不好意思，天热，路上不好走，来迟了。”便摇着扇子东张西望地找自己的座位。宋襄公正在主席台上对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做题为《继承遗志，维护稳定，团结一致尊崇王室》的长篇大论，被滕宣公这么一搅局，词也接不上了，气得命卫兵当场将滕宣公拿下，关进了大牢。更过分的是鄫国的国君鄫子，一直到会议结束都没有露面。等到大家散了伙，各自回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到邾国，向邾文公作了一番检讨，说自己被淮夷人赶得东奔西跑，原来齐桓公发动大家修的鄫城又是个烂尾工程，根本没办法居住，总之家里的事情太麻烦了，手忙脚乱，所以没赶上会盟，请大会主席团原谅。邾文公又好气又好笑，命人先将他扣下来，并派使者到宋国去请示该如何处置。宋襄公听了，气不打一处来，背对着使者说：“他不是被夷人赶得走投无路吗？就用他来祭祀次睢（suī）之社，请睢水之神赐福于我们吧。”睢水是汴水的支流，次睢之社是供奉睢水之神的场所。东方诸夷族也都信奉睢水之神。宋襄公这么做，一方面是杀鸡给猴看，让中原诸小国看看怠慢他的下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宗教上讨好东夷人，希望与东夷人建立友好关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东夷人的问题，对他刚起步的霸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杀掉一个鄫子又有何不可呢？这件事遭到了公子目夷的极力反对：“按照传统，祭祀的时候该用什么牲畜都有明确的规定，马、牛、羊、猪、狗、鸡六种祭物不可杂乱使用。如果是小规模的祭祀，连大牲口都不能用，何况是用人？祭祀就是为了给人祈福，人民就是神的主宰，如果用人献祭，什么样的神能够享受？当年齐桓公称霸天下，帮助鲁国稳定局势，去除庆父之乱，帮助卫国、邢国重建家园，君子仍因为他有趁火打劫、吞并鲁国的念头，而批评他品德有问题。今天您开一次大会，就关押了两国君主，还想去祭祀莫明其妙的睢水之神，让祖先蒙羞。以这种方式建立霸业，能行吗？唉，我不如早点死了，免得看到你胡作非为。”公子目夷的话说得像是苦口婆心，可谓是忠言逆耳，宋襄公一句也听不进，还是叫邾文公杀了鄫子，献祭给睢水之神。在他看来，如果要建立霸业，就必须不择手段，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再说了，当年齐桓公第一次举行北杏之会，不也是将不来赴会的遂国给灭了吗？同年秋天，宋襄公又发兵攻打曹国，讨伐其怠慢之罪。这样一来，参加宋襄公第一次会盟的四个小国，倒有三个受到他的征罚。公子目夷再一次表示反对，他对宋襄公说：“当年周文王讨伐崇侯虎之乱，打了一个月还没结果，他马上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于是回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才再一次发兵攻打崇侯虎。结果不等他动手，崇侯虎便主动投降了。诗经上说，礼乐教化和法制，要从老婆开始抓，然后推广到兄弟，最后推广到亲族与国家。就是告诉我们治理国家要由内而外。现在的情况是您自己德行还有所缺陷，就急着去讨伐别人，试问又怎么能够取胜？”这话宋襄公怎么听怎么不顺耳，当然不会放在心上。齐桓公在世的时候，中原各国被齐桓公役使着开会、打仗、修城，已经疲惫不堪。没想到齐桓公一死，又冒出个宋襄公，叫着嚷着要做仁义大哥，本事不大，脾气挺大，而且手段毒辣。这前后一对照，大伙儿发现原来齐桓公还是挺好的，于是纷纷怀念齐桓公的恩德。陈穆公更是向各国发出呼吁：重温葵丘之盟的誓词，构建和平友好的国际秩序。这一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同年冬天，齐、鲁、陈、蔡、郑等国在齐国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没有邀请宋襄公参加，反倒是邀请了一位身份显赫的不速之客：楚成王的全权特使。看来，这个世界上还真的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齐桓公加管仲”这对北方组合死后，“楚成王加子文”这对南方组合一度陷入对手突然消失的空虚之中。二十年来，楚成王和齐桓公一直在玩一种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楚成王是老鹰，齐桓公是母鸡，而中原各国特别是弱小的国家是受齐桓公保护的小鸡。很显然，楚成王凭借其雄厚的军事实力和地域优势，以及楚国人特有的狡黠，在这场游戏中一直占据主动。他不断变换自己的攻击位置，改变攻击策略，时而直奔主题、时而迂回进攻、时而各个击破，花样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将一只小鸡抓到爪子里，使得齐桓公这个鸡妈妈疲于应付，心力交瘁。但齐桓公仍然是一只合格的老母鸡。在他的天空上，不只飞翔着楚成王一只老鹰，同时还徘徊着狄、戎、夷各族猛禽，他用自己的羽翼保护着中原各国不受来自东、西、南、北的入侵，或者减少入侵带来的痛苦。偶尔有一两只小鸡被叼走，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凭良心说，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也该歇歇了。这世上历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老母鸡虽然死去，小鸡们的生活还得继续，虽然活得和从前有些不一样。齐桓公死后的第二年春天，新郑城头的墙头草——郑文公便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来到郢都，真心实意地朝觐了楚成王。改换门庭，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郑文公这种从善如流的态度让楚成王非常满意，他热情地接待了郑文公，并且大手笔赐给他几千斤铜。在春秋时代，铜是用来铸造兵器的主要原材料。楚国出产的铜以优质闻名，而郑国生产的刀剑以工艺精湛闻名。楚成王一时高兴给了郑文公这批铜，很快就后悔了：如果郑国用这批铜生产兵器，万一落到中原大国手里，对于楚国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他连忙要求郑文公签订原材料使用协议，要郑国保证将这批铜用于和平用途。郑国用这些铜铸造了三口大钟，向楚国表态。为了报答和讨好楚成王，他提议邀请楚国派代表参加在齐国举行的会盟。齐桓公死后，齐国经历了五公子之乱，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齐孝公审时度势，对于把楚国人请到谈判桌前的做法，自然不会表示什么异议。再说，齐、楚两国本来就有一纸召陵之盟，这次同桌会晤，也可以视为再续前缘，不必担心人家说闲话。蔡国本来就是楚国的小弟弟，唯楚成王马首是瞻，对于郑文公的提议举双手表示赞同。陈 洛阳只有一百七十里的距离，是洛阳的重要屏障，汝州的失守顿时引起东都洛阳的一片恐慌。为了稳定住东都洛阳的局势，朝廷派谏议大夫杨授前往洛阳进行宣慰，并下了一道《宣慰东都官员敕》。文中不得不承认唐军镇压起义军的不利以及王仙芝、黄巢势力的迅猛发展。王仙芝和黄巢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同时帝国的东南部农民起义的烈火也是熊熊燃烧，其中浙西地区因为经济富庶，更是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该地区的王郢起义也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乾符三年（876年）六月，皇帝下诏以左神武大将军宋皓为江南行营诸道招讨使，征调诸道人马共计一万五千人前往镇压。一直到转年二月，王郢相继攻陷望海镇（今浙江望海）之后，又攻陷台州（今浙江临海）。台州刺史王葆退守唐兴（今浙江天台），皇帝李儇得知消息后诏令浙东、浙西和福建各出水师助剿。不久后，镇海节度使裴璩诱降王郢的部将朱实及其部众六千余人，收缴兵器二十余万件，极大地削弱了王郢的实力。王郢被迫收拾余众专攻明州（今浙江宁波），结果在攻城战中不幸中流矢身亡，起义最终失败。王郢起义虽然不到一年即宣告失败，但因为其地处帝国财税供给的重要之地，导致江淮地区供应关中的物资明显减少，因此在面对王仙芝、黄巢起义军时，唐军明显进展不力，甚至是节节败退。针对如此现状，皇帝李儇在《宣慰东都官员敕》中特别提到要赦免敕王仙芝、尚君长（王仙芝部将）罪行，实行招安之策，但是并未奏效。王仙芝依旧一路征战，继续四处攻城略地，先是攻克阳武（今河南原武），接着围攻郑州，关东的州县地方守军全都畏惧出战，只求保卫各自的城池。因此王仙芝得以纵兵四略，并未受到多少阻碍。而调集前来平叛的诸道人马十分贪财，在追击起义军时，碰到起义军故意丢在路上的辎重，都争相拾取，进而贻误战机。所以王仙芝继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攻下申州、光州、随州，占据安州稍作休整后，又分兵围攻舒州、进击庐州、寿州等地，如入无人之境。王仙芝的义军势如破竹，但身为诸道行营招讨使的宋威却暗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曾经对副使曾元裕说，当年庞勋起义失败，康承训却获罪，现在如果成功剿灭王仙芝，自己会不会也会和康承训的下场一样，不如留着王仙芝的起义军，以战养战，如果王仙芝成功登基，自己就会成为功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威每次带兵追击起义军一段路程，就会停止不前，等待观望，最后干脆在亳州（今安徽亳县）滞留不前，曾元裕也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新州）一带拥兵观望。乾符三年（876年）十一月，王仙芝攻下郢州、复州；十二月又接连攻下申州、光州、庐州、寿州、通州、舒州六州之地。此时宰相郑畋上疏皇帝李儇，要求撤换宋威、曾元裕，建议以陈许节度使崔安潜为行营都统，以前鸿胪卿李琢代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使，以右威卫上将军张自勉代替曾元裕为副使。宰相郑畋是个依附宦官的人，父亲郑亚担任桂管观察使时，与担任监军的宦官西门思恭颇有交情，曾经请托西门思恭有机会关照儿子郑畋。后来西门思恭进京当上了神策军中尉，郑亚死后，他履行诺言将郑畋接到长安，视为自己的亲侄并加以教育。不过，由于郑亚是李德裕的同党，卷入了牛李党争，而在宣宗李忱在位时期，是牛党势力执政，因此郑畋受到牵连，加上当时宦官专权一度被压制，所以郑畋的仕途颇为不顺。一直到唐懿宗李漼在位的咸通初年，令狐绹被罢相后，郑畋的仕途才迎来了转机，经由刘瞻的引荐，郑畋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担负替皇帝起草诏文敕令的责任。前边我们说过，刘瞻在咸通十一年因为劝谏懿宗李漼囚杀医官一事而被贬，郑畋也因起草刘瞻的贬官制文措辞不够严厉，而同样被贬官，直到皇帝李儇即位后才重新征召其入朝加以重用，并于乾符四年（877年）七月提拔为宰相。此时，西门思恭担任右威卫上将军，虽然仍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田令孜的存在，西门思恭远远达不到大权独揽的境地，而且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所以对于郑畋来讲，其实缺乏田令孜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平时受皇帝李儇信任的，依附田令孜的宰相卢携就时时处处压制郑畋，以至于郑畋曾经要称病回乡务农。不过，这次皇帝李儇眼看王仙芝的义军一路势如破竹，帝国有崩盘的迹象，所以不得不采纳郑畋的建议，撤换了宋威和曾元裕。鉴于帝国财力的匮乏，朝廷并没有放弃对起义军的诱降活动。乾符三年（876年）十二月，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与时任宰相王铎是门生和座主关系，而王铎又是王镣的堂兄，所以裴渥试图救出王镣，以报座主的知遇之恩。王镣也在王仙芝的义军内部，不断怂恿王仙芝，由他出面与裴渥建立联系，双方约定罢兵休战，裴渥则答应王仙芝向朝廷奏求官职。对于这样的条件，王仙芝的思想产生了动摇，他带着三十多名心腹入城与裴渥进行谈判，裴渥大摆筵席款待王仙芝，席间与王仙芝初步达成了停战协议。随后，裴渥将与王仙芝达成协议的奏状呈送朝廷，朝廷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当时除了王铎之外，其他几位宰相都反对赦免王仙芝。他们认为当年庞勋声势那么浩大，最终还是被朝廷成功镇压，现在王仙芝虽然声势也是不小，但终究还是无法和庞勋相比，如果赦免其罪过，恐怕会助长他的气焰（“赦罪除官，益长奸宄”）。但是王铎因为堂弟王镣身在王仙芝的义军之内，救弟心切的他一再坚持要赦免王仙芝。最终皇帝李儇考虑帝国财政的困难，便同意了蕲州方面与王仙芝达成的协议，加封王仙芝为左神策押军兼监察御史，并派宦官作为特使，带着授官文书前往蕲州。王仙芝接到文书后，十分高兴，蕲州之战暂时陷入停战状态。不过，此时以黄巢为首的一些将领坚决反对王仙芝接受招降，黄巢甚至怒斥王仙芝不顾牺牲农民军的利益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在黄巢等人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王仙芝只好放弃接受招降的企图，领兵继续攻打蕲州，裴渥被迫逃往鄂州，王镣则继续被义军囚禁。蕲州虽然最终被农民军攻下，但朝廷的诱降还是对农民军的团结起到破坏作用。蕲州之战后，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黄巢率领北返曹、濮地区，另一支由王仙芝、尚君长带领继续在江北活动。在朝廷逐渐调集大军加紧军事镇压的情况下，起义军一分为二，显然分散了力量，可以说同时也为其前途埋上了一层阴霾。乾符四年（877年）二月，王仙芝攻下鄂州（今湖北武昌），一个月后，黄巢攻下郓州（今山东郓城），并打死天平军节度使薛崇。皇帝李儇眼看情况不妙，连忙发布《讨草贼诏》，同时继续对王仙芝等义军首领再次进行招降。不过，这次李儇的口气有些强硬，他在诏书中列举了庞勋和王郢起义失败身死的事例，又列举朱实等人投降朝廷受封赏的事例，希望王仙芝等人能够识时务尽早归降朝廷，在诏书的最后李儇也号召上至朝廷官军，下至地方豪强武装共同联手镇压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军。此时，在宰相卢携的支持和推荐下，宋威又重新被任命为诸道招讨使，作为镇压起义军的统帅。朝廷调兵遣将加紧镇压起义军的步伐，使得王仙芝与黄巢等将帅又感到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是，黄巢在四月间与曾经领兵进入嵖岈山（今河南遂平一带）的尚让会合，而后王仙芝也带兵北上与其会师，七月间，起义军在王仙芝的指挥下，开始集中兵力发动围攻宋州之战。宋州濒临汴水，既是南北大运河的咽喉要地，又是洛阳和汴州的东南屏障，宋威重新上任后驻守在这里。前边我们说过，皇帝李儇下密诏让徐州、泗州等地派精兵巡护漕运，而现在起义军围攻宋州，旨在切断运河通道，当时朝廷出动平卢、宣武、忠武三道人马堵截起义军不住，于是宋州被包围。宋州的局势顿时陷入极大的压力之下，就在宋威龟缩在城内一筹莫展时，忠武军节度使崔安潜出动本部七千人马，由左威卫上将军张自勉率领前往救援，经过激烈拼杀，张自勉暂时解除了王仙芝对宋威的合围之势。后来宰相郑畋称赞崔安潜是“解宋州之围，使江淮漕运流通，不输寇手”，这也说明，取得宋州之战的胜利，对于朝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蕲州之战和宋州之战是王仙芝起兵以来，组织的两次大规模的战役，可谓是一胜一败，不过蕲州之战使得起义军内部产生分化，而宋州之战则是以起义军撤围告终。所以对于王仙芝和黄巢等人来讲，起义军未来的形势依旧不明朗，而且在宋州之战中，义军内部因为具体的战术问题，再次发生分歧，这也使得宋州之战后，王仙芝和黄巢再次分兵作战。分歧王仙芝和黄巢第二次分兵作战后，乾符四年（877年）八月，王仙芝攻下安州（今湖北安陆）和随州（今湖北随县），活捉刺史崔休徵，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派其子带兵救援，半路遭到王仙芝的伏击，也兵败身亡。李福被迫上疏朝廷请求增援，皇帝李儇派左卫威大将军李昌言率领凤翔的五百名骑兵赶赴驰援。王仙芝不等官军援兵到来，转道挥师攻击郢州、复州等地。十月间拥兵蕲州、黄州的崔元裕以逸待劳，击败前来进攻的王仙芝，斩首四千，取得大捷，暂时挫败了王仙芝的进攻势头。在官军和起义军互相交战的过程中，朝廷方面产生意见分歧，首先是针对是否应该继续任用宋威而产生争论。当张自勉带领忠武军七千人马解了宋州之围后，宰相卢携、王铎主张将张自勉所率的兵马划归宋威指挥，但是另一位宰相郑畋却不同意，而且不肯签署奏章。为此双方争执不下，都以辞职互相要挟，皇帝李儇本就驭臣无术，不能裁决是非，只是坚决不允许他们辞职。郑畋除了坚持反对将张自勉的七千忠武军划归给宋威之外，还揭发宋威对于战场形势是报喜不报忧，王仙芝上过请降书，宋威却是隐瞒不报，是典型的欺罔朝廷行为，而且在辖地内声名狼藉。郑畋的意见是立即罢黜宋威，但卢携极力为宋威辩护，最终因为卢携乃是宦官田令孜阵营的人，所以皇帝李儇没有采纳郑畋的意见。可是宋威这边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师出无功，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急于寻找机会立功以向朝廷证明自己的能力。很快宋威便找到了合适的机会，而且这一次他让王仙芝的义军高层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乾符四年（877年）十一月，招讨副使、监军杨复光派人再次招安王仙芝。杨复光是懿宗李漼在位时期左神策中尉杨玄价的养子，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善于言谈。他十分清楚王仙芝不会拒绝高官厚禄的诱惑，而事实证明，王仙芝在接到杨复光的招降信后，派部将尚君长、蔡温球等人赴长安请降。宋威得知这个消息后，派兵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西南伏击尚君长等人囚送长安，然后谎称是自己半路遇到尚君长等人交战后生擒的。杨复光得知消息后，上奏朝廷说明尚君长等人确实是奉王仙芝之命进京请降的，而且认为宋威有意破坏自己的招降大计，请求朝廷将其治罪。面对宋威和杨复光两方面的不同汇报，皇帝李儇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他派人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结果却是无法查清。最终皇帝李儇出于震慑义军首领的考虑，诏令将尚君长等人斩首于长安东市的狗脊岭。尚君长是王仙芝手下的得力干将，一直跟随王仙芝南征北战，并屡立战功，他的死激起了王仙芝极大的愤怒，于是他立即展开报复，对荆南地区（今湖北江陵一带）发起猛攻。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是个文人，不懂得用兵之道，当有人报告王仙芝已经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手下人谎报军情，依旧不加防备。当时正值隆冬时节，汉水狭浅，王仙芝带领大军顺利渡过汉水。乾符五年（878年）正月一日，大雪纷飞之时，正当杨知温接受诸将的新年祝贺时，王仙芝领兵突至江陵城下，很快就攻占了外城。杨知温的部下急忙固守内城，双方战至日暮，他一直龟缩在府内不敢外出，后来在将领们的一再要求下，他不得已出来巡视，看到士卒们冒死守城，杨知温认为守城有望，立即派人向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援。李福得到消息后，亲自带领全镇之军以及驻扎在襄阳的五百沙陀骑兵赶赴救援，在荆门一带击败王仙芝的外围人马，王仙芝得知消息后，担心遭到杨知温和李福的内外夹击，于是领兵撤离江陵。江陵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陵差点失守，让朝廷为之大惊。朝官们纷纷上疏，指责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宋威骗杀尚君长等人造成的。刚好另一位招讨副使曾元裕此时在申州（今河南信阳）大败王仙芝，并消灭数万义军，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因此皇帝李儇下诏二次将宋威免职，任命曾元裕为招讨使，张自勉为招讨副使。同时由于朝廷与南诏在乾符四年（877年）初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将近二十年的战争状态，西南边境暂时安定，于是朝廷就将镇守西川的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兼盐铁转运使，以加强长江中游的防务。事实证明，朝廷对于战局的人事调整安排十分正确。一个月后，即乾符五年（878年）二月，皇帝李儇得到加急奏报，曾元裕在蕲州的黄梅县（今湖北黄梅县西北）与王仙芝展开大战，在这场战争中曾元裕不仅大败义军五万人，而且王仙芝阵亡战场，部将尚让带领残部投靠了正在攻打亳州的黄巢。势如破竹王仙芝的阵亡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当时朝廷十分明白，黄巢是个更加厉害的对手，而且很快他们就领教了这个当年的落地秀才的本事。乾符五年（878年）二月，成功收编王仙芝的残部后，黄巢自称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同时仿效唐制置官署。黄巢和王仙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由于性格和经历的不同，黄巢反抗朝廷的决心比王仙芝要更加坚决。他的上述做法就表明了他与唐朝势不两立，意图推翻李唐皇族统治取而代之的决心。得到王仙芝的死讯后，黄巢并没有心生胆怯，他挥师北进，再次攻占沂州和濮州，但在此之后却屡次被官军击败。因此摆在黄巢面前的就是如何调整战略部署的问题，为了缓解紧张的军事压力，他写信给天平军节度使张褐，诈称想要投降朝廷。张褐看到黄巢的请降信后，立即上报朝廷，皇帝李儇十分高兴地下诏加封黄巢为左卫将军，让其率众到郓州城下集中解除武装。黄巢利用这个机会摆脱长江中游的官军，采取流动作战方式，继续对抗朝廷。三月间，黄巢沿黄河西岸一路流动作战，自滑州（今河南滑县）向南奔袭二百多里外的汴州，又从汴州奔袭三百五十里直扑宋州，先后攻打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和阳翟（今河南禹县），摆出即将攻打洛阳的态势。阳翟隶属河南府，距离洛阳已经很近，朝廷闻讯急忙部署防务，皇帝李儇下诏征调河南镇人马一千人，与宣武、昭义两镇人马两千人赶赴洛阳守卫，以左神武大将军刘景仁充当东都应援防遏使，统辖三镇兵马，并允许刘景仁在洛阳就地募兵两千人。当时曾元裕屯兵荆南地区，皇帝李儇诏令其领兵驰援东都洛阳，又调义成镇人马三千人加强洛阳东面一线的河阴以及虎牢关、轩辕关、伊阙关的防务。虎牢关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轩辕关在今天河南偃师东南的轩辕山上，连接巩县和登封两县，历来控扼要地；伊阙关在今天洛阳市南的伊阙山上，是启闭东都的一扇重要门户。由于东都洛阳军贮不足，皇帝李儇下诏向商旅富人借用大量钱谷，以供数月之费用，又不得已拿出五份“殿中侍御史”和十份“监察御史”的空明告身，赏赐给能够出钱捐助国家的富户，这无形中就开启了售卖官衔的例子。(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即便如此，由于连年干旱以及蝗灾不断，加上战乱不已，农民已经无力缴纳赋税，国库已经严重亏空，主管财政的兵部侍郎、判度支杨岩无计可施，三次上表请辞，表示自 人仅向北征蒙古的“出发地”集中输送粮食换盐引，这小小的调整，虽减少了九边其他边镇的收入，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集中大量钱粮，打好北征之战。后来迁都北京时，他故伎重演，解决了大明迁都的经济难题，虽说是“权宜之计”，可毕竟解决了问题。“钱钞之禁”是朱元璋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洪武时代，朱元璋发行纸币，即“洪武宝钞”，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准备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到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严禁民间金银交易，但老百姓依然对宝钞采取抵制态度，具体方法是，每到用宝钞交易时，就故意哄抬物价，每到用铜钱交易时，便恢复常价，虽时常重惩，却屡禁不止，以至一度“纸不如铜”。夏元吉反对用强，对症下药，一方面紧缩银根，保障宝钞信誉，另一面让宝钞价格同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以维持宝钞经济价值。“经济手段”确实管用，不久后物价渐趋稳定，国家财政日益平稳。身为“大账房”，又面临国家每年“花费如流水”的情景，自然养成了夏元吉“用度谨慎”的特点。每年他“谏阻奢靡事百件”，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行为。永乐时代的各式“大活动”，如接待外国使节，修筑河道，乃至练兵设防，样样用款，但凡是由他负责，皆小心百倍，认真核算，能省则省，为此也时常与兵部、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由此得了一个绰号：夏刺头。所谓“刺头”，在当时民间方言里，是“小气鬼”的意思。这“刺头”也终于刺得朱棣龙颜大怒。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朱棣欲发动第三次北征，一举平灭鞑靼太师阿鲁台。深感国家财政日益吃紧的夏元吉竭力阻止，触怒了朱棣，加上一直深恨夏元吉的国公张辅以及汉王朱高煦的争相挑拨，夏元吉被解除职务，送“内宫监”长期关押。幸好深知其才的太子朱高炽从中调解，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在抄其家的时候家中仅布衣和瓦器，朱棣闻之感叹：“果然刺头也。”而北征的结果也不幸被夏元吉所言中：朱棣连续发动远征，“严盐法”渐被滥用破坏，国家财税捉襟见肘，国库空虚，从夏元吉下狱的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至朱棣病逝于第五次北征归途的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仅大米的价格，就从1石1贯宝钞，上升到50贯宝钞。朱棣病逝后仁宗朱高炽登基，赦夏元吉出狱官复原职，首任要务还是解决这“通货膨胀”问题。夏元吉殚精竭虑，再改“严盐法”，允许商人用宝钞直接换盐引，规定以300贯换1引，另外继续对皇帝“刺头”，禁绝宫廷奢靡消费。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夏元吉主持改革商税，减少国内关卡，鼓励商品流通，削减收税比例，做到“税少而财增”，经永乐时代日益空隙的国库，终于重新充裕起来。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夏元吉退休，数月后病逝于家，赠太师。这位历事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的“大账房”，堪称“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两大黄金时代的关键人物。补充一点，素来被认为“刺头”的夏元吉，也有大方的时候，比如每年划拨给各地收养孤寡老人的养济院的经费，从来都是逐年增加。但凡有各地闹灾，划拨救济粮米均大大超过预算。私生活方面，其亲弟弟从老家来看他，他仅赠米两石，但对京城周边乃至老家的孤苦学子，却时常得其无私资助。在这位“大账房”眼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也就用在了“刀刃”上。第九章明朝的『越南战争』一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在位22年，一生对外征战无数，5次北征蒙古，最远直杀到今天俄罗斯境内，连败鞑靼，瓦剌两大部落，放眼当时寰宇，可谓所向披靡。但另一场几乎与之同时进行的战争，长久以来史家却着墨不多——明平安南之战。安南，即越南古称，明代时期，越南北部称安南，南部称占城，自唐末建国以来，一直是中国西南的友好藩属，从宋至元，始终向中国称臣纳贡。明洪武元年，朱元璋登基不久，安南即遣使来朝，是当时中国周边藩属中最早承认大明王朝为“宗主国”的国家，从此两国通好。洪武中后期，趁明朝接连发生“胡蓝”大案，且忙于和北元残余势力相互攻杀时，安南也趁势北进，屡屡侵扰广西宁明等地区。朱元璋一度想南征安南，但终不愿劳师远征，最终只是遣使申斥。到永乐年间，种种矛盾累积，演变成一场一度把大明拖入“越战”泥潭，也给越南当地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明平安南之战。二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导火索，是安南国内的一场政变，在今天越南的史料里，被称为“陈黎之变”。朱棣登基以前，安南的国王，一直由当地陈氏家族世袭，世代受中国册封，史称“陈氏安南”，到洪武末期，其国家大权渐由宰相黎氏家族操控，国王仅保持虚名。公元1400年，朱棣发动篡夺皇位的“靖难之役”时，安南黎氏家族也发动政变，杀死国王自立，黎氏宰相改名胡一元，自封“太上皇”，掌控大权，由其子任国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遣使臣到南京，谎称安南国王陈氏病逝无后，自己以外孙身份即位称王，现请求大明以宗主国名义册封。朱棣疑惑之下，派大臣杨勃赴安南查问，结果杨勃被胡一元重金买通，归国后竭力做旁证。疑虑渐消的朱棣遂顺水推舟，于是年八月命礼部侍郎夏止善赴安南，册封胡氏为安南国王。可“纸是包不住火”的，不几日，原安南旧臣吕伯奢逃到南京，面见朱棣揭发真相，并与安南国使臣当面对质，终于真相大白。上当的朱棣恼怒万分，但当吕伯奢苦求朱棣兴“吊伐之师”，即用武力帮助陈氏复国时，朱棣却犹豫了。在老挝宣威司送来了外逃的陈氏王族宗亲陈天平后，朱棣决定采取相对稳妥的办法，先派御史李琦去安南，表示“最强烈抗议”，申斥胡氏的篡逆之罪，重压之下胡氏家族果然服软，胡一元父子向朱棣上表请罪，并表示愿迎回陈氏家族后人为王，朱棣遂册封陈天平为安南王，命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护送陈天平归国，此举除了“伸张正义”外，当然也有借机索还安南侵占大明领土的目的，一场“篡逆闹剧”，似乎在朱棣的软硬兼施下，已然“和平解决”。永乐四年三月，黄中等人护送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鸡岭关（今越南老街）时，安南派人前来犒劳，趁明军松懈，突然出动10万大军发动突袭，先劫走了陈天平，接着毁掉了老街通往河内的道路，当着明军的面公开处决了陈天平，而先前明朝派往安南的使臣吕松，也被胡一元杀掉。4000明军进攻受挫，只得仓皇归国。这是“公然践踏大明尊严”，消息传到京城，朱棣火冒三丈，当廷大骂胡氏父子“蕞尔小丑，罪恶滔天，此贼不诛，兵则何用”？终下定决心——南征安南。永乐四年七月一日，朱棣发布《讨安南檄文》，声称“命将士出，吊民伐罪”，做好“宣传工作”，接着命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晟任“征夷左副将军”，从云南进兵，成国公朱能任征夷将军，会同任“征夷右将军”的新城侯张辅，统“十八路将军”，从广西进兵，两路齐下，务求一举扫平安南。这次动兵，对外号称兵马80万，而实际兵力也不下30万，除了调动擅长湿热气候作战的四川、云南、广西各地精兵外，更从各地藩王处调集“护卫”数万人，借征安南而收“削藩”之效。对此次出兵，精于兵事的朱棣谋划周详，为了防止将帅不和，对朱能和沐晟反复告诫，让他们“不可故违以伤和气”。纪律也格外森严，规定“妄戮之人，虽建功不得赎罪”。写给众位将领的谕告里，更点出了诸如防止敌人埋伏，提防炎热天气和当地瘟疫，以及安抚当地百姓等“注意事项”。此外朱棣还出奇制胜，派太监马彬调集广东、福建两省水师，沿海路至占城（越南南部），堵截安南逃兵。太监统军，由此而始。孰料出师不利，“征夷将军”朱能行至广西龙州时病逝，年仅31岁的张辅临危受命，代理征夷将军一职。张辅勉励众将“昔开平王（常遇春）远征途中去世，歧阳王代之大破元军，我虽不才，愿效前辈”。是年十月，张辅部进入安南境内，稳打稳扎，连克隘留、鸡鸣两关（今越南甘塘、老街），与另一路大军沐晟部会师，合力进攻安南北部重镇多邦。多邦，即今日越南的谅山，自古有“下谅山而越王降”之说，原因在于谅山险要，而其南面却一马平川，大军可长驱直入。胡氏父子也知此战重要，在多邦（谅山）以宣江、桃江、富良江、陀江四处天险为依托，在当地广挖战壕，修筑防御要塞，密置弓弩火器，其弩箭与火器弹丸皆用毒药浸泡，沾之即死，各式城栅相连900里，更“全民皆兵”，尽发举国近百万兵民参战，可谓是15世纪越南版的“马其诺防线”。张辅深知“此城一破，便如破竹”，于是精心策划，先稳住营盘，继而派小股部队陆续发动佯攻，牵制敌注意力，直到十二月五日夜，决战打响，明军发动突袭。之前在护送陈天平时遭安南算计的都督黄中主动请缨，率敢死队（即当初护送陈天平的4000士兵）突围，强攻多邦东门，士兵各个争先赴死，在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后，终登上城头。打开了缺口，30万明军顺势强攻，胡家父子苦心经营的“多邦防线”，一夜间土崩瓦解。城破之时，安南军杀出“回马枪”，派战象反攻明军，意图力挽狂澜。张辅早有准备，以火枪硬弩瞄准齐射，数千大象尽成“活靶子”，踩踏安南官民无数，明军乘胜追击，终攻克多邦城，多邦主帅，安南“国防部长”阮飞明被杀，史载“斩俘无算”。今天不少越南史料考证，越军在这场战斗里的死亡人数不下10万人，南征大局一战而定，此后明军长驱直入，至永乐五年五月，明军在富良江会战中彻底歼灭胡氏父子的水师，斩首3万7千人，“溺死无算”。胡氏父子败逃后被捕获，押送京城斩首。至此，历时1年的平安南之战，彻底结束。平安南之战，张辅仅用1年时间，即攻克安南全境，“得府州四十八，户三百三十万”，可称是不世之功。与今人想象不同的是，此时安南并非是普通的“蕞尔小邦”，多年以来其四处征伐老挝、暹罗（泰国）、占城（南越）等国，甚至年年骚扰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其部分火器装备，比明军还要先进，之后明朝神机营的部分火器，就是从安南之战缴获越军的火器里改良而来。可见，朱棣平安南之役，实为保障边境平安的自卫反击战争，胜利也颇为不易。明军之速胜，一者是张辅统筹有方，上下三军用命，二者也是策略正确——攻心。自进入安南境内开始，明军便向当地官民广发檄文，声称此来是助陈氏复国，告诫安南百姓不要“助逆”。此外，明军大军过处，皆纪律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更没收胡家父子的“逆产”分发当地贫民，越南士民无不“纳款以降”。鼎定战争大局的多邦之战，即是明军以当地乡民为向导奇袭成功，最终平灭胡家父子的富良江之战，更是明军以反抗胡家父子统治的当地“义军”陈封为先驱，一举大破之。逃窜的胡家父子也被当地百姓捕获了捆送给明军。安南之胜，人心向背是为关键。永乐五年五月，张辅将捕获的胡家父子捆送南京，并上报说陈氏宗族已被胡家父子屠尽，至今难觅宗族，当地“儒生”也上“万民表”，请求允准安南归附大明。朱棣下诏斩首胡家父子，大学士湖广等人建议借机在安南设郡，将之并入中华版图。朱棣的“燕王府旧臣”纷纷响应，尽管文臣解缙、杨士奇以及“第一谋士”姚广孝等人竭力反对，但志得意满的朱棣还是欣然采纳，永乐五年六月一日，朱棣降《平安南诏》，晋升张辅为“英国公”，改安南为“交趾”，设交趾郡，以工部尚书黄福为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正是这个看似“威服四夷”的决定，令本已南征成功的大明，从此陷入了长达十数年的“越战”泥潭。三永乐六年六月（公元1408年），为筹谋北征蒙古事宜，朱棣招驻兵安南的张辅归京，仅留沐晟镇守当地。然而仅过了半年，是年八月，安南战事风云再起，原安南陈氏王朝旧臣简定聚众造反，安南上洪、大塘、同登等地乡民纷纷响应，大举叛乱。此后，简定自称日南王，立其侄儿陈季扩为帝。朱棣闻讯大怒，先怒杀叛军派到南京的使臣，继而大举增兵，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精兵4万人，由西平侯沐晟率领征剿，另派兵部尚书刘俊赴安南持诏书招抚，企图“剿抚并用”。是年十二月，沐晟率军与陈简定在安南生厥江（今越南丰盈县）决战，因轻敌冒进，被简定率重兵合围，激战之下全军覆没，明朝的“交趾指挥使”吕毅，派往安南招募的兵部尚书刘俊，皆在此战中阵亡。安南“建省”仅一年有余，局面却迅速糜烂。究原因，祸根其实早在朱棣决定设“交趾郡”的时候就种下了，恰如杨士奇当时谏阻时所说：“陈氏虽无能，却颇得民望，其民多怀之，其骤行废立，恐至安南士兵皆怨，钻营之徒势起，后患无穷也。”此言不虚，陈氏王朝虽然暗弱无能，但越南百姓对其感情深厚，明军平胡家父子的时候，正是打着助陈氏复国的旗号，方得到越南百姓的群起响应。结果却是改安南为交趾，强行建省，可谓自食其言，兵连祸结也就不奇怪。而叛乱的简定，是原安南陈氏国王的宗亲，跟三国里的“刘皇叔”差不多，打着陈氏的旗号，自然引得安南诸多百姓纷纷归附。大乱之下，朱棣再次启用张辅，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朱棣令张辅督师，发20万大军南下，时朱棣意在北伐蒙古，因此命张辅此战必须“速胜”。张辅却不急于进兵，到安南后先是安抚当地因战乱逃亡的流民，严惩当地贪暴害民的明朝官吏，继续“攻心”，直到局面稍稍稳定，才于三月南下慈廉州，直捣叛军老巢咸子关，用火攻之计焚烧叛军战船600艘。至十一月，已平定大部叛乱地区，十一月中，张辅与叛军发动了神投海之战。他令部将朱荣、蔡福率骑兵从陆地包抄，自率水师强攻，水陆并进，斩杀叛军4万多人，并成功俘虏叛军头领简定。至次年一月，张辅已尽数削平各路叛军，唯独简定所立的“侄皇帝”陈季扩，带兵退守安南义安苟延残喘，眼看朝不保夕。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北方朱棣派邱福北征蒙古，全军覆没，盛怒之下的朱棣调50万大军北伐，并命令张辅火速北上，安南平叛的任务只得重新留给之前兵败的沐晟等人。果然张辅前脚刚走，陈季扩后脚就发动反攻，大败沐晟，安南叛乱平而复反，再成乱局。永乐八年二月，朱棣北伐蒙古大胜，在成吉思汗的家乡斡难河大破蒙古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得胜还朝时，趁朱棣“心情好”，陈季扩再派使者请求册封。这次的使者极尽拍马能事，引得朱棣“龙颜大悦”，封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一心想求封王的陈季扩大为不满，变本加厉，扩大叛乱，镇守安南的沐晟无能，无力与之交锋，只能收缩防线，勉强自保。盛怒之下，朱棣于三月再派张辅下安南。张辅到任后即出重手，先斩了此前作战不力的都督黄中（多邦之战率先冲锋的“敢死队”队长），激得军心大振，继而于八月再战神投海，在没有大型战舰的情况下，组成小船突击队，大破安南叛军水师，缴获敌船400艘，攻克陈季扩老巢义安。永乐十一年十二月，张辅与沐晟合军，同陈季扩在今天越南老挝交界的爱子江决战。陈季扩动用战象8000头冲击明军。张辅多谋，命令明军神箭手瞄准，“一矢射象奴，二矢射象鼻”，结果群象大乱，反而仓皇回逃，冲垮安南军阵，陈季扩全军覆没。经撒网搜捕，终于永乐十二年一月在老挝蒙册将其全家活捉，至此持续数年的安南简定之乱彻底平定。成功平乱后，张辅押解陈季扩全家归京。朱棣命原交趾副指挥使李彬接替张辅，督师安南。张辅之所以屡次平乱后即被调回，在于此时朱棣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北征蒙古上，安南之事，他只想尽快解决，莫要给北征“拖后腿”。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后，明朝廷把迁都北京提到了日程上， 妨自史籍中细心找寻资料，为此作证，大可写成一册数十百万言的巨著来，将为世人讨论人类文化问题者一新耳目。当然上面所说，只是一番极粗略的叙述。即如古代中国之北方，后来也被称为中原了。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展扩，同时即是文化展扩，此中大有值得研究处，我只借此处指出，供诸位作参考。五现在也有人说，西方文化发生在都市，中国文化植根在农村，此语亦有理。但中国也有都市，西方也有农村。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势常是对外的，它们都市中之工商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互相敌对之情形。中国都市则由四围农村向心凝结而成，都市与农村相互依存。农村既是大片地存在，都市与都市也相互联络融和合一。因此西方帝国主义，同样是向外伸张。而中国历史上之地理推扩，则亦同样只是一种向心凝结。帝国主义之向外伸张，外面殖民地可以叛离而去。中国文化之地理推扩，则在其文化内部，自有一向心凝结之潜力存在。但由上面再引申，近似玄论。我们试再归会到本题上。文化推扩到新地区，可以获得新生命与新进展，已在上面说过。但若一地文化衰落，是否可以再兴复活呢？此层值得再论。上面又说，西方文化主要在城市，中国文化主要在农村。城市繁荣，此起彼落。农村虽有兴衰，但比较稳定。因此，作为农村凝结中心的城市，亦自与相互争存的城市不同，而联带有其稳定性。让我把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较长历史性的两个地区，来比较作证。一为今之山东省，一为今之河南省。为何我们不举长江流域之江浙或珠江南部的闽广诸省呢？因这些地区加入中国文化传统比较迟。而此两省，直上直下，几千年来都在中国文化大统中占有人文成就上的重要地位。这两省时经战乱，时遭饥荒，变动极大。但屡起屡仆，屡仆屡起，并无所谓文化一衰即无再兴之理。我们近日若有人来写一部“山东、河南两省文化兴衰之综合研究”，我想一题将是饶有意义的。当然不限此两省，即拈别地区作例，亦同样有意义。上述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北不如南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一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六今天所讲，也可说是讲的文化地理。地理与文化有关，如气候、水土、山川形势，物产风景种种要素，皆与人类历史文化有大关系。如一辈子生长在香港的人，将不能真了解中国之北方。中国北方水土深厚，其人物也比较稳健踏实。香港人非亲到北方，便不易了解。但中国北方人若不亲来香港，也一样了解不到香港。诸位试想，中国地理有如此般的复杂性，此地人不到那地，便不易了解到那地，但不害其同样成为中国人，同受中国文化陶冶，这又是何等伟大的一件奇事呀！我讲至此，就想到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例如信耶稣的须到耶路撒冷去，佛教徒须到印度，崇拜孔、孟便想去曲阜、洙泗一游。因游历可得更深更亲切的知识，决非徒求之于文字书本者可得。尤其是中国各地，无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都有历史上的名胜古迹，人物遗风。即就香港言，原本是中国极南一小岛，在中国历史上似无地位可言。但诸位在此，便知香港亦多历史故迹。远的如南朝时代之青山寺，重大的如宋、元之际之宋王台等。我的故乡是江苏无锡，小地名叫梅里，远从吴太伯起，下迄东汉梁鸿，直到明、清近代，有一书名《梅里志》，此书现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亦均可见到。此书叙述梅里一小区域中，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我幼时常好翻阅，真是可谓接触了中国历史之一角。我想在座诸位，各自回忆自己之故乡，亦必各可清楚记得自己故乡所有之历史故迹名人遗踪。即如广东人讲到曹溪六祖，岂不是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一了不起的人物吗？故中国地理，已能和其历史交融密合紧配在一起了，没有一地无历史关系，无文化消息。若我们能到国内各地游历一趟，真可能是应接不暇，流连无尽。诸位到一处，才可明白此一处之历史，此一处之人物，与此一处之文化。以游历来作印证，以游历来求发明，这实是有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一重要的步骤。我常听有人说，中国民族同化力大，故历史上不断有外族入侵，都给我们同化了。这话也非不是。但更要的是，中国人如何能先自同化自己，成其为同一中国人。这一问题，显然比前一问题更基本、更深入。又有人说，中国地理易于统一，不如欧洲地理之易于分裂，这却未见其诚然。我不知法、比、荷、德的地形如何定须分离，我又不知同一条多瑙河顺流而下，如何定须隔断。但在中国春秋时，晋国人见称为四塞之国，难于被侵的。后来的四川，人道是：“天下治，四川后治。天下乱，四川先乱。”试问如江、淮、河、汉诸大流，如太行、秦岭、五岭诸山脉，比较起欧洲地形来，何以必见为易于统一，不易分割呀？这里面决不是自然地理的关系，而是人文历史的关系。否则如我家乡太湖流域江、浙两省，若要模仿欧洲，至少亦该分江南、江北、浙东、浙西四国吧。只因我们习惯了在字面上在口头上，老说中国和中国人，却不仔细讨究其成为中国和中国人之一切历史文化来源，所以我今天特地提出研究历史地理一题目，也如研究欧洲史般，不妨起一番心，分着地区来研究。每一地区，从其历史演变中，自上到下，溯源竟流去探讨，去追求。即如我的家乡苏州人，在春秋、战国是这样的，到明、清两代又是那样的。又如广东在两汉时代是那样的，在南北朝、隋唐时代又是那样的，在近代中国又是那样的。我们才知中国几千年来，能在这广大多异的地面上，自己抟成一民族，创立一文化到今天，其间确有不平凡的意义存在。若我们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条线般，由上而下来讲中国史，则将失去其中许多的精彩和真实。第八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一今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最后一讲，今天的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以上七讲有关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地理各方面，均属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如果专从文化史来讲，则其范围应仍比上述各方面为大。可以说，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进一层说，历史是人事记载，但有很多人事不载入史籍中。并非不重要，只为向来史体所限，故不一一载入。适才所说的历史整全体，则是兼指载入史籍与未载入史籍的而言。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各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包括人生之各方面、各部门，无论物质的、精神的均在内，此始为大群人生的总全体。又当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即是此整全体之大群人生之兼涵历史演进之总全程，包括一切方面，而来研究其汇通合一支意义与价值者，乃是所谓文化。“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中国从前人研读历史，只要懂得人物贤奸，政俗隆污。凭此一套知识，可认修己治人，则研习史学之能事已毕。现在则世界棣通，各地区，各民族，各有一套不同演进的历史传统存在着。如何从其间研核异同，比较得失，知己知彼，共图改进，于是在历史学之上，乃有一套文化学之兴起。此在西方不过百年上下之事，但中国古人实早有此观念。《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一语，文即指人生多彩多姿各种花样言。人群大全体生活有各部门，各方面，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文学、工业等，各相配合，融凝为一，即是文化。此多样之人文，相互有配合，先后有递变。其所化成者，正与近代人文化一观念相吻合。故此一翻译，实甚恰当。自此处言，可见文化即是历史，惟范围当更扩大，内容当更深厚。若我们有意研究文化，自须根据历史。因文化乃是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研究文化须有哲学智慧。文化本身固是一部历史，但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全部历史只是平铺放着，我们须能运用哲学的眼光来加以汇通和合，而阐述出其全部历史中之内涵意义，与其统一精神来。此种研究，始成为文化史。但文化并非即是一套哲学，哲学亦仅只是文化中之一部门。若认为文化是一套哲学，此实大误。近人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彼似乎只根据哲学观点来讨论文化，亦嫌不足。我们当知讨论文化，此讨论之本身即是一种哲学了，但所讨论者则并非哲学，而是历史。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步步踏实。此一分辨，先当注意。二我下面所讲，并不想讲中国文化内容如何，乃是讲研究中国文化必具有某几项该注意的观点。除了开宗明义的第一点，即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外，尚有下列诸点，兹逐一分疏，加以说明：其一：讨论文化史要注意辨异同。有人说，人类本体既相同，则世界各地区所有文化应亦无大差异。此说诚亦不错。但我们试举一位音乐家与一位运动家作例，一人善钢琴，一人善网球，此两人除此一项相异外，其他方面或可说百分之九十九相同。但我们所要注意者，正是此两人间一善钢琴与一善网球之差别所在。若忽略了此异处，便成为无可说。人同是圆颅方趾，同是五官四肢，但人心不同如其面，虽同是如此圆颅五官，却不该把他们异处抹去。西方学者似乎到今天才始感到有文化学研究之必要。因他们已知世界各地区各有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除却西方自己一套以外，尚有其他文化存在。即就西方欧洲言，如英、法、德、意诸国，他们也感到相互间各有不尽相同的文化传统。因其由此觉悟，才始知有文化研究之可能与必要。我们纵不说文化是多元的，但至少是歧出的。若专从同处着眼，如何能尽文化研究之能事？在二三十年前，常有人说，西方文化只比中国文化走前了一步，中国文化仅相等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中国能再前一步，便将与现代西方文化无二致。此可谓是一种文化抹杀论者。世上各民族文化传统尽自有其相同处，然而仍必有其相异处，因此乃有各种文化体系可说。当知每一文化体系，则必有其特殊点所在。有其特殊点，乃能自成为一文化体系而存在。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须从大处着眼，不可单看其细小处。如西方人初来中国，看见女人裹小脚，男人拖长辫，便认为此是中国文化。此亦是中西一相异处，亦是一特点，但太琐屑细碎了。研究文化若专从此等处着眼，则将永不识文化为何物。若我们指认街上一人，说其面有黑痣，此并不错。但若要我们介绍自己一亲戚或朋友，我们若只说其人面有黑痣，此外更无可说，那岂不成大笑话。此等说法，我则名之曰“文化的枝节论”。但见有枝节小处，不建有根本大处。此刻的中国人，男的都不拖辫，女的都不裹脚，但中国文化依然有其独特处，此即枝节与根本大小之辨。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寻。我刚才说过，政治、经济、思想、学术、艺术、宗教、工业、商务种种项目，都属文化之一面。但在其背后，则有一会通合一支总体。我们若各别分讲上述诸项，虽均属文化范围之内，但所讲只是宗教、艺术、政治、文学等等，并不即是在讲文化。例如一个人，他的日常生活总可分多方面来说。如在学校，在家庭，或在其他的社会场合中。须把此多方面汇通综合起来，才说得是明白了解此人。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此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凡此盲者所接触到的，固然均属象之一部分，但部分不即是全体。一只象不能即是象鼻或象脚。凡此盲人所接触者，则并非是一象。若研究文化问题，不能从其汇通处看，不能从其总体上求，则最多仍不免是一种文化之偏见。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要知文化有其纵深面，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在内，不可仅从一个平切面去认识。如我今天所讲，有的是当前事，有的有一二十年历史在背后，有的乃就两三千年之历史传统言。又如诸位看香港社会形形式式，岂不同样有当前事，有一二十年前事，乃至更远的存在？诸位当知，专就存在于香港社会的事事物物言，亦尽有可追溯到一二千年以上者。诸位当知，文化进展莫不有其长远的途程。在其途程中有波澜曲折，有迂回反复，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若横切一平面看，便不看见此进展大势。固然以前进展也尽多保留在此平面上，但必须知此平面亦必仍然在进展中。记得我在小学时代，一天，有一位先生知道我正看《三国演义》，对我说，此书不足看，开头便错了。他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云云，那只是中国人老话。如今世界进步了，像现代西方英、法等国，他们是治了不再乱，合了不再分的了。哪里像《三国演义》上所说。”此系六十年前事。但以六十年后今天情形来说，那位先生的话，准说错了。我想此种说法，只能称之为文化的短视论。文化演进，总是如波浪式的，有起有落。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他也会有病时。一个身体孱弱的，也会有康强时。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可文化亦然。近几十年来，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似乎都犯了一个短视病。都只从一横切面来说。若我说中国文化有价值，便会有人问，既有价值，如何会成今天般光景？但我也要问，西方文化进程中，难道从没有过衰乱与黑暗的日子吗？以前历史有变，难道以后历史便再不会有变，老该停在今天当前的这般情形之下吗？我刚才所举六十年前我的那一位先生所告诉我的一番话，那时的英国、法国，岂不正是如日中天？我的那位先生正为只从他那时的平切面看，认为英、法诸国再不会走下坡路。但在今天，由我回头叙述，真使人有白头宫女说玄宗之感慨了。这不过是前后六十年间事而已。故知我们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之评价，不能单就眼前所见作评判的定律。我们应懂得会通历史全部过程，回头从远处看，向前亦往远处看，才能有所见。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此因任何一文化系统，必有其优点与长处，当然也必有其劣点与短处。就以往及当前言，世界任何民族所创出的任何文化体系，尚无一十全十美的。将来是否能有一个十全十美更无毛病的文化体系产生，很难说。恐怕人类文化，将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这是上帝造人如此，也无可奈何。我们接待人、领导人、教诲人或希望督责人，也只有从其长处引进。若专心一意来指摘人短处，则人非圣人，均难自免。如有人长于音乐，我们正可从音乐方面来鼓励培植他，却不宜笑骂他别的什么都不会。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有人说中国文化更无别的，只是有太监、姨太太、打麻雀牌、拖辫子、裹小脚、抽大烟，此外更无别的？我们是否应该软下心，回过头来也说它一些长处？专一吹毛求疵，剔垢索瘢，似乎不是一种好态度。如上所举，太监、姨太太、麻雀牌、辫子、小脚、鸦片烟等，在我们此五千年来之悠长历史中究竟占了何等地位？我们也该一翻二十四史十通等许多历史书籍，此诸形态究从何时开始？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究否是中国文化之大本大源与大纲大领所在？当然我并不说讨论文化不该批评其短处，乃是说亦应该认识其长处。而且我认为一种文化之真短处，则正该从其长处方面求。譬如 一心想在那片开阔的土地上开创一种与路易斯安那全然不同的传统。不管怎么说吧，在他们修建临时住所—单坡顶的小屋、地洞，并用印第安人借给他们的一辆车和两匹马拉木料时，撒迦利亚便召集了一些男人建造一个做饭的炉灶。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妇女没有一个在白人的厨房做过饭，也没有给白人孩子当过奶妈。虽说地里的活更重，而且让你摆不出什么身份，但他们相信，在白人厨房里干活的妇女遭强奸即使不算确定无疑也是可能性极大——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去想象这些。因此他们把那种危险换成虽然繁重却相对安全的活计。正是出于这一想法，建造一个公共“厨房”的主意得到了普遍赞同。他们是非同一般的人。自从一七五五年以来，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当时密西西比也属其管辖）就曾经当过兵，开过矿，耕过地，还做过生意。后来两州分立，从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五年间，他们也曾参与过两州的行政管理，在那之后才沦为田间劳力。他们在两百多年间生儿育女，彼此之间互通有无，不向任何人低头，只对他们的造物主跪拜。此时此刻，斯图亚特回忆起他们的生活和劳作，心情稳定了下来，决心也坚固了。他自忖，设想一下老爷爷或德拉姆·布莱克霍斯或贾弗纳尔·杜波列斯会如何看待那些想更改炉灶上铭文的小子们吧。离太阳升起还有一些时候，斯图亚特没法再骑多久了，便催马掉头回家，心中想着另一件他要说或者要做的事，以便阻止多薇在镇上过夜。对他来说，睡觉时身边没有她头发的香味是不成的。就在这晨曦初露之前的同一时刻，索恩正站在鲁比最大的住宅的厨房里，对着窗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当心，鹌鹑。迪克正在持枪追杀你们。等他回来，就会把你们装满口袋扔在我干净的地板上，并且会说什么‘这可够晚上吃一顿了’。得意啊。就像他给了我一件礼物。就像你们已经被剖开切碎、洗净、做熟了。”由于厨房被新装的日光灯照得通明，索恩在等着水开的时候，看不清窗外的黑暗。她想趁她丈夫回来之前把补药浸泡得恰到好处。给康妮备好的一件东西摆在手边：一个小布袋叠在一个蜡纸包里。那代表了康妮第二次救她。第一次是个可怕的错误。不，岂止是错误，是罪孽。她觉得迪克溜下床、穿上猎装是在半夜。可是她穿着短袜下楼时，看了一眼钟闪亮的指针：三点半。她想，还有两个小时可睡，可是后来她起床时已经六点了，只好抓紧时间了。备好早饭，摆上他上班的衣服。不过，在此之前，她要吃补药——由于空气又变得稀薄了，现在药是必需的。空气早已开始变得稀薄，仿佛原先穿得太多了。并非在斯考特战死的时候，而是在那之后的两个星期——甚至在斯考特的遗体被海运回来之前——当时他们接到通知，说伊斯塔也死了。还是孩子呢。一个十九岁，另一个二十一岁。他们应征入伍时她是多么骄傲和幸福啊；她实际上是鼓励他们那么做的。他们的父亲在四十年代就曾服过役。叔父们也是。杰夫·弗利特伍德从越南回来时毫发无损。米努斯·朱里虽然看着确实有些惊恐，却活着回来了。她傻乎乎地相信，她的儿子们也会平安无事。比鲁比之外俄克拉荷马的任何地方都安全。比伊斯塔想去的芝加哥安全。比伯明翰，比蒙哥马利、西尔玛，比瓦茨安全。比一九五五年密西西比的曼内、一九六三年密西西比的杰克逊都安全。（上述时间地点都曾发生过迫害黑人的事件。）比纽瓦克、底特律、华盛顿安全。她原以为出国打仗要比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安全。现在她手头还有四封没拆开的信，是一九六八年寄出的，递送到丹比邮局时已是她埋葬最后一个儿子的四天之后。她一直没能拆开那些信。一九六八年感恩节时他们兄弟俩都在家中休假。七个月之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被暗杀，索恩看到两个儿子都活着，像个得到上帝救赎的人似的抽泣着。她的两个宝贝黑儿子没有被枪射死，没有被私刑处死，没有受到骚扰，没有给关进监狱。他们俩走下汽车时，她呼叫着：“祈祷管用啊！”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完完整整的。康妮卖给了她带壳的山核桃，足够做两次感恩节馅饼。那天，一个姑娘开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停在那儿，尽管索恩开车带她去买下了她驶向目的地所需的汽油，但那姑娘却没走。不过，她一定在母亲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了什么地方，不然的话，康妮也不必在地里点起火堆。要不是有那一缕黑烟，还不会有人知道呢。安娜·弗拉德看到浓烟，开车出去并得知了噩耗。索恩当时也不得不匆匆忙忙。和罗杰谈话，到银行去给远在北方的陌生人打电话，从邻家妇女那里敛集食物，并自己动手做了些吃的。她和多薇以及安娜把食物拿到外边，其实她们深知，除去她们自己没人会吃那些东西。抓紧，抓紧，还是抓紧，因为遗体要尽快运到北方。还要在周围放上冰。康妮看起来有点怪，有些心灰意冷，而索恩仍把她加到关心自己生活的人的名单上。比如说，其中就有K.D.。还有阿涅特。还有斯维蒂。这时大炉灶边的场景进入了她的头脑。人们说，有几个年轻男人要在那儿聚会喝啤酒，喜欢在那儿玩耍的小孩已经被打发回家了。反正他们的母亲们是这么说的。随后有几个姑娘（索恩认为她们该挨耳光）找了理由也到那儿去了。阿涅特和比莉·狄利亚先前也是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些小伙子需要做些事情。不过，索恩明知道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却不相信这种说法。有些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是除了涂在大炉灶后墙上那只带红指甲的黑拳头之外的事情。没人宣称对此事负责——但比集体否认更令人震惊的是拒绝把它擦掉。在那儿闲逛的人说不，他们没有把拳头画在那儿；又说不，他们不会把它擦掉。尽管凯特·戈莱特利和安娜·弗拉德用布瑞罗牌稀释液和一桶热肥皂水终于把它擦掉了，在那五天里，镇上的领袖人物一直气势汹汹地不准别人动手，而要那些闲逛的人擦掉。染着红指甲的握紧的手指斜向一边而不是向上，造成的伤害超过了拳头的一击且持续得更久。它导致的那种又烦又恨的痛苦，是凯特和安娜刷洗不掉的。索恩对此无法理解。周围并没有白人（善意或恶意的）挑动或激怒他们，让他们丑化大炉灶和蔑视长辈。事实上，当地居民正在发家致富，已经有十多年过着优渥的日子：有的是钱买牛排、买面粉，通过出售天然气开采权、石油交易和投机买卖赚了不少钱。然而在战争中，在鲁比繁荣的同时，愤怒却像天花一样在别的地方传播着。普立安牧师在新锡安山的布道坛上说这是邪恶的时代。圣救世主教堂的加里牧师说这是世界末日。当时在卡尔瓦里山倒是什么话也没传出来，因为那里的教众还在等候新的传道者，而当他于一九七○年姗姗到来时，带来了好消息：“我要在汝等眼前将汝敌消灭。”上帝说，上帝，上帝。那是三年之前。如今是一九七三年了。索恩若不是到女修道院去帮忙，因为罪孽总是需要这种帮忙，她的小女儿——是吧？——现在该有十九岁了。索恩站在晾衣绳边，在大风中竭力把床单夹住，不久，她抬头看见一位女士在院子里莞尔微笑。那女人穿着一件棕色的羊毛长裙，头戴一顶老式的白色亚麻女帽，手中提着一个大篮子。她挥手致意，索恩满嘴还叼着晾衣夹子，尽其所能地还了那陌生人一礼——她希望那样点头没有失礼。那位女士转身继续向前走。索恩注意到了两件事：那篮子明明是空的，但那女士却用双手提着，仿佛里面装满了东西，现在她明白了那是将要到来的事情的预示——一种空荡会把她压倒，一种冷清沉重得让她无法承受。而且她也知道了是谁派那女士来这样告诉她。开水的咝咝声打断了索恩惆怅的思绪，她把热水倒在杯子中一个细布小袋子上，把一个托盘扣到杯子上，让药浸泡。或许他们应该回到她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人们行事的方式上去。当人人都忙于建房、放牧、收获时，是顾不上吵嘴或想坏主意的。那是卡尔瓦里山完成之前的方式。那时候，洗礼是在甜蜜的水中进行的。美好的洗礼。让人心碎，充满大和弦音调与泪水，最终让人获得安全而感到激动的洗礼。当牧师怀抱着女婴，把她们一个个放进刚刚变得神圣的水中，是绝不会松手的。众人都屏息旁观。在屏息凝神之中，女婴一个接一个从水中出来了。她们又湿又白的袍服在映着阳光的水中翻动。她们的头发和脸蛋上滴着水，向天仰望，然后在“现在，去吧”的命令声中低下头。随后是那句保证：“女儿，你们获救了。”那最轻柔的声音在触到神圣的水面时，加大了，战栗了，这时从别的喉咙里发出的别的嗓音传了过来，与第一个声音相伴着传开。树上的鸟唧唧喳喳地想学舌。之后，手递手地被缓缓传送，头靠在支撑的肩头上，得到祝福和拯救的小生命蹬到了岸上，一路去到大炉灶。她们身上干了，大家彼此拥抱相庆。如今卡尔瓦里山有了一个教堂内的水塘，新锡安山和圣救世主两座教堂也都有了专用的器皿把少量的水滴到伸直的头上。除去洗礼，大炉灶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当年黑文初创时所需要的东西在鲁比再不是必需的了。他们乘的卡车还带来了炊具。他们吃的肉来自院中咯咯叫的家禽，或者是在锤击下倒地、喉头中了一刀而尖叫的猎物。与黑文初创时不同的是，鲁比在兴建时，打猎属娱乐。男人们把大炉灶拆开、打包、运送和重新安装时，妇女们在一旁点头赞许。可是私下里她们却抱怨卡车上的地方全让大炉灶给占了——还不如多搬几袋种子、几只猪崽，哪怕是一张童床呢。她们还抱怨重新安装大炉灶所花费的时间——本来可以用来把家里的门更快地装好呢。要是这讨厌的东西当真这么重要——从她亲眼目睹的那部分会议来判断，估计是重要的——他们干吗不把它整个儿搬走，还让已经待在那儿有五十年的砖头留下呢？噢，男人们是多么喜欢把大炉灶安装起来啊，这事情让他们多骄傲、多投入啊。她想，到此为止还是件好事，可是做得过度了。一个实用的东西变成了一座圣坛（告诫人们不要触犯主的话不仅存在于吓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也存在于爱人的《新约·哥林多后书》中），而且像任何冒犯他的东西一样，必定会毁掉它自己。没人比那些不管不顾的年轻人更清楚了，他们把大炉灶变成了另外一种炉子。在那儿升温的躯体正是人类本身。当罗约尔和另外两个人——迪斯特里和派阿斯·杜波列斯家的一个女儿，提议开会的时候，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镇里有好几年没召开会议了。包括索恩和多薇在内的所有人都以为年轻人会首先为他们的行为道歉，然后再保证清理并保护那块场地。其实，他们是带着自己的计划来的。那是一项把从那拳头开始的行动完成到底的计划。罗约尔，就是小名叫罗伊的，作了即兴发言，除去不够明了之外，堪称完美无缺。没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而听得懂的那部分又愚蠢透顶。他说他们的方式已经过时了；除去鲁比，到处都在变。他想给大炉灶起个名字，在那儿召集会议谈论他们多么英俊，却给自己起了丑陋的名字。不要美国式的名字。要非洲式的。索恩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就是她给慈善机构捐的七十五美分钱，她对非洲人的兴趣和非洲人对她的兴趣处于同一水平：全无。可是罗伊谈起他们就像是邻居，或者更莫名其妙地像是一家人。而他谈到白人时，就好像他刚刚发现他们，仿佛那是新闻。不过在他的演讲里也还有些别的内容。倒不是有很多能够或不能同意的观点，而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谴责。不错，他谴责了白人，但也谴责他们——在座的镇上居民，他们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土生土长的鲁比人。似乎有一种新颖的更具阳刚气概的方式对付白人。不是布莱克霍斯或摩根的方式，而是某种非洲的东西，充满新词语、新肤色和新发型。他暗示，对付白人以智取胜是怯懦的。要面对他们讲道理，驳斥他们。因为旧有的方式是缓慢的，局限于少数人，而且软弱无力。最后这一谴责让迪克憋屈得脖子鼓胀，他在一个工作日崩掉了那些鹌鹑的脑袋，才得以使自己的脑袋免于憋炸。他现在随时都可能拿着一袋子鹌鹑回来，随后索恩就会端出烹饪得焦嫩的一大盘，都是半只半只的。因此她考虑着将大米或甜薯泡在杯中。她喝完最后一口时，后门打开了。“那是什么？”她喜欢他的气味，带着潮风和青草的气息。“没什么。”迪克把他的口袋撂到地上。“那就给我做一些吧。”“来吧，迪克。要多少？”“十二只。给萨金特六只。”迪克坐下来，先解开靴带，然后脱下上衣，“足够两顿晚饭吃的了。”“K.D.和你一起去的吗？”“没有。怎么了？”他哼唧着脱下了靴子。索恩拿起那双靴子，放到后廊上。“这些日子难得找到他。我敢说，准是忙什么呢。”“你煮咖啡了吗？他会忙什么？”索恩嗅了嗅黑糊糊的空气，感觉一下它的分量，然后关上门。“说不准，真的。不过他可有太多的理由到处跑了。”“我猜是在追求女孩。记得前些日子在镇上拖着腿闲晃，后来住进女修道院的那丫头吗？”索恩转向他，把咖啡罐揽在胸前拧开盖子。“你为什么说‘拖着腿’？你为什么非要那么说不可呢？你看见她了？”“没有，可是别人看见了。”“还有呢？”迪克打了个哈欠。“没有了。咖啡，宝贝儿。咖啡，咖啡。”“那就别说‘拖着腿’了。”“好的，好的。她没拖着腿。”迪克哈哈大笑，把外衣都掉在地上了，“她飘着来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吗，迪克？”索恩看着防水裤、红黑两色的上衣和法兰绒衬衫，“那有什么言外之意吗？”“听说她的鞋跟有六英寸高。”“你撒谎。”“还撒欢呢。”“好吧。如果她还在女修道院，就应该没事。”迪克揉着脚趾。“你对那地方的女人就是偏袒。我要是你，就要加倍小心。现在有几个人了？四个？”“三个。老女士死了，记得吧？”迪克瞪着她，然后把目光移开了。“什么老女士？”“老修女嬷嬷。你以为呢？”“噢，对了。是啦。”迪克继续挤着脚上的血，随后又笑着说，“罗杰第一次开他新买的大型客货两用车。”“救护车。”索恩说着，收拾起他的衣服。“第二天带来了三张付款单。但愿他能按时交余下的款子。这一带没有那么多医院或殡仪馆的生意好做，赚的钱还不够他花大价钱买下那个大家伙。”咖啡的香味飘了出来，迪克搓着手掌。“他吃不消了吗？”索恩问。“还没有。可是，既然他们依靠病人和死人获取收入，我估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破产了。”“迪克！”“对我的孩子们我一点都帮不上手。像小动物似的装进了袋子。”“他们的棺材挺漂亮的！挺漂亮的！”“是啊，可是里边……”“别说了，迪克。你干吗不闭嘴呢？”索恩碰了碰自己的脖子。“我估摸他还能成功。要是我走在他前面的话。咳，无论如何，你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一点都不想乘那辆车，可我想要一个上等的盒子，这样他就会把事情办得好好的。弗利特可是有麻烦。”他站到水池边，往手上打肥皂。“你总是说这些。怎么回事？”“邮购。”“什么？”索恩往她丈夫心爱的蓝色大杯子里倒咖啡。“你们都去丹比，是吧？你想买一个烤箱或电熨斗的时候，就从一份目录中订货，再一路跑到那儿去提货。他又在哪儿能派得上用场呢？”“弗利特手头从来没有多少东西，而确实有的东西又在他那儿存得太长了。那把靠椅摆在橱窗里已经变了三次颜色了。”“道理就在这儿，”迪克说，“既然他推不出去老存货，也就买不成新的。”“他原先的生意还挺好的。”迪克在茶碟里倒了一点咖啡。“十年以前。要不就是五年。”咖啡被他吹出一圈圈的波纹，“小伙子们从越南回来，结了婚，安了家。打仗的钱。农场经营得不错，所有的人干得都不错。”他在茶碟边上吸了一口，舒坦地叹了口气，“现在嘛，唉……”“我不懂，迪克。”“我懂。”他抬头笑眯眯地看着她，“你不需要懂。”其实她 谋手段也不错——纪律惩罚、思想教育和个人强权三合一，操作简单，效果出色。开学的喧哗过去后，黄埔军校正式开课，蒋校长把家搬到长洲炮台，将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倾注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简单地说，蒋介石同志干的是这样一份工作，没有范围，没有界限，什么都要管。睡得比猫头鹰晚，起得比鸡早，干得好没有奖金，干坏了要承担责任，简直操碎了心。总之，蒋校长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很拼的。下面就来聊一聊他尽心竭力、夜以继日、任劳任怨干工作，成为业界良心的事。蒋介石综合当年从日本人身上学到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些年的革命经历，总结出一个规律：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必须拥有严格的军纪，具备为革命不怕奉献牺牲的核心价值观，懂得绝对服从和团队合作。现在，蒋介石决定使用苦苦思索而得的五大绝招来完美地诠释这一规律。绝招一，以身作则，锤炼军纪。几年来，蒋介石每天清晨五点起床，风雨无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的人，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宿舍、教室。谁要不按纪律作息，蒋介石不介意在全校师生面前给他开批斗大会，让他长些记性。顾祝同、刘峙这几个来自保定军校的教官有一次早晨没准时出操，结果被蒋介石从被窝中抓出来，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进行严厉地训斥和惩罚，丝毫不给面子。至于蒋介石制定严格军规，整顿军纪，严肃考勤制度，带领大家跑步锻炼身体、站队列的那一套就不多说了，参加过学生军训的同志们都理解，只是黄埔军校的执行强度是咱们学生军训标准的百倍千倍而已。绝招二，三天两头训话，对黄埔师生进行洗脑教育。蒋介石以打了鸡血似的精神头挑灯伏案写作，在经历了数十个夜晚的苦熬之后，他创作出了数十篇优秀的宣传文章，如《服从命令与军人的人格》、《牺牲为革命党惟一要旨》、《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等，以此作为激励官兵士气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演讲材料。绝招三，自学成才，活学活用心理学。自黄埔开学后，蒋介石就频繁地找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单独谈话，开展他的网罗精英计划。谈话的开场白一般就是“今天找你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看看你在学校过得习不习惯，家中遇没遇到什么困难”此类的暖心话。当然了，蒋校长也不是一味玩虚的，他也是实在人。只要学生肯提条件，他就一定满足，当然一般人也不会提过分的条件。这完全就是慈祥的长者在热情地关心小辈，哪里有校长的架子？对这些敏感而自尊的年轻人来说，蒋校长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足以让他们心折不已，并甘愿效犬马之劳。如果双方相聊甚欢，他就会接着问：你有没有字，不嫌弃的话我给你取一个？彻底地拉近关系。想想也是，名字是每天都挂在嘴上叫的，叫着叫着你还想不起蒋校长？去蒋校长办公室的次数多了，他就会跟学生深入聊一些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之类的话题，趁机判断对方是否可以拉过来。当然是拉到国民党这边来，因为那时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入党。抗日名将杜聿明就是这么被蒋介石忽悠进国民党的。可杜聿明万万没想到，在他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他妻子曹秀清却正在陕西榆林中学加入共产党，举着右手朝斧头、镰刀和列宁像宣誓。绝招四，也是最具特色的招式。蒋校长带头走时尚路线，另辟蹊径，培养师生“以塑造军人魅力凝聚军心为荣，以不重仪表破坏军人形象为耻”的荣辱观。相信有人在民国历史相关的纪录片中见到过蒋校长的那一身行头：黑色的披风、笔挺的军装、整齐的风纪扣、武装带、皮靴和白手套，一整套搭配下来，很威严很酷，让同学们是既羡慕又佩服。无论何时何地，他这身行头是不变的。即便是在凉风习习、淡月当空的傍晚，他领着幼子蒋纬国和新夫人陈洁如在黄埔岛上散步，衣着也是如此。宣侠父当然，蒋介石并非一味怀柔，若有人胆敢挑战他的权威，他绝不介意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由此，这就有了最狠的第五个绝招——“以权服人”。这一招在蒋介石处理“宣侠父事件”时，表现得淋漓尽致。根据苏联顾问的建议，黄埔军校须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即在学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可问题是，不仅特别党部的五名成员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且除了蒋介石，其他全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身为校长，但没有特权，还受到了强力监督。但是，蒋介石很快就从中发现了机会。蒋介石以校长、特别党部的名义下文，直接指定各党小组长，还规定党小组长每周直接向校长书面报告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蒋介石的计划是一箭三雕：一是插手党务；二是控制黄埔学生；三是防范共产党坐大。文件下发后，共产党员宣侠父迅速站出来抗议，这位蒋校长的老乡也是被指定的党小组长。宣侠父给特别党部写了一份十分正式的报告，毫不客气地把矛头直指蒋校长。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企图以军权代替党权，违背了孙中山“以党治军”的原则。蒋介石看见报告后，自然是气得骂了娘希匹：居然有人公然挑战我的权威！但考虑到此事非大非小，处理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形象，于是他以老乡和校长的双重身份召见了宣侠父。两人的谈话很快陷入了僵局。蒋介石说：念在你年轻不懂事，赶紧交代背后主使，回去写悔过书，否则开除。宣侠父是个很讲原则并且极有主见的人，不仅不写，还在收到蒋校长的通牒三天后就愤然离开了军校。临走时给同学留言：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宣侠父所维护的，正是孙中山当作命脉的东西，而蒋介石所使的，正是其赖以掌握黄埔的技术手段。当然，蒋介石有自己的底线，他的底线就是北伐。基于北伐大局，他还是懂得让步的。如他对共产党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就使得黄埔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共所占比例不至于很悬殊。而且蒋校长有空的时候还懂得喊一喊“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口号，江湖人称“红色将军”。表面上大家其乐融融，这就使得国共两党能在最初的几年中顺利合作下去，最终成就了北伐大业。“红埔”蒋介石提拔人才时，有一些“潜规则”，如重用浙江同乡，重用对他个人十分忠诚的人，但最重要的一条一定是重用黄埔学生。蒋介石麾下的核心将领大多出自黄埔军校，象征荣誉地位的“中正剑”绝大部分送予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甚至在败退台湾时也不忘带走黄埔军校，校址迁至台湾高雄县凤山市，而且现在还在办。孙中山、蒋介石把黄埔军校办得如此出色，连毛泽东都十分眼热。1936年红军长征一到陕北，毛泽东便提出：我们要像孙中山先生办黄埔一样，办我们的“红埔”！这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其实，黄埔军校虽然不是“红埔”，却也为中共培养了许多红色人才。周恩来入主黄埔军校政治部之后，便建立了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军队——一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核心的一百多人的铁甲车队，这支武装力量日后成为对抗国民党的火种。井冈山期间，包括林彪在内的约五百名黄埔毕业生追随毛泽东。整个大革命期间，红军中有约三千名骨干是黄埔毕业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衔，十大元帅中的五名——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十名大将中的三名——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均是黄埔军校学生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第十一章创纪录的惨烈直奉大决战 张作霖VS吴佩孚孙中山正在狠抓枪杆子的时候，北方的张作霖也在磨刀霍霍。第一次直奉大战惨败后，张作霖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折腾了许久，他才终于整明白：问题主要出在义气上。只有义气而无组织纪律，可以说是黑社会都存在的问题。而奉系军权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不少土匪农民一类的人物，这些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凭借哥们儿义气打打小规模战争还行，但战争规模一大，见识和能力就有些跟不上形势。相比之下，那些军校毕业的中青年将领表现突出，虽败犹荣。像救了自己性命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要不是这些人力挽颓势，自己这次肯定要吃更大的亏。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服老不行！出于这种考虑，张作霖决定对将领进行大换血。他也玩起了杯酒释兵权，给予老兄弟们好吃好喝，就是不给兵权。这之后，张作霖开始重用名牌军校毕业生、裁军、整顿纪律，以现代军事理论为指导对奉军进行改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练成普通意义上的精兵约二十万。被他重用的拥有正经军校学历的人之中，有三个人值得一说。第一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此人不仅搞经济和军队建设有一套，还在军工技术管理方面有专长。他负责建设沈阳兵工厂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自行生产步枪和轻重机枪，大大提升了奉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第二个人是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张学良。自从上次挨过吴佩孚的飞机轰炸后，记忆犹新的张作霖便放权给儿子张学良，指示对方与时俱进地建立了一支拥有约三百架飞机的空军，实力远超直系的空军。有了空军，就不用窝在东北了。不过那时的飞机战斗力远不如今天美军F系列的战斗机，既飞不太远，火力也不够强悍，只能锦上添花，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力量，决定性的武力还是陆军。因此，张作霖还要研发陆军王牌部队。王牌部队的领导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宝贝儿子张学良和毕业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的郭松龄。这个郭松龄是唐朝大将郭子仪的后人，而且他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结识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是战术教官，张学良是学生。两人脾气对路，一见如故，遂结为异姓兄弟。这样一来，张作霖就更加放心地将兵权交给郭松龄。此后，张作霖从人才、武器、军费三方面重点扶持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这两人也不负厚望，他们麾下的部队完全称得上是奉军的王牌。除了这三个人，张作霖的老部下姜登选、韩麟春的表现也不错，堪称大将之选。张作霖在东北秣马厉兵的时候，中原的吴大帅也在大搞军队建设。吴佩孚在洛阳屯兵数十万，日日操练，雄心勃勃。都50岁的人了，仍每天六点前起床，八点到操场阅操，风雨无阻。值得称道的是，吴佩孚两手都过硬，在抓“军事文明”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抓“精神文明”。拥有秀才学历的他，酷爱吟诗作词，吟到动情处还会落泪，是一名功力深厚的军旅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军旅诗词作品之中，最著名的要数下面这首《登蓬莱阁歌》——采用他的偶像岳飞的《满江红》曲调，歌词雄浑有力，情感丰富，吼起来非常悲壮。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佩孚的歌词表面上骂的是倭寇，实际上骂的是与日本相勾结的张作霖先生。通过这首作品，他要让士兵们时刻牢记“一战恢复旧山河”的神圣历史使命，打得张作霖连东北风都喝不上！吴佩孚在洛阳的动静太大，以至于惊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一通采访之后，吴将军创了一个历史纪录——首位亮相《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就连自称“纵情山水、不问时事”的“逃亡帝”康有为，在逃经洛阳时也写了一副马屁对联凑热闹，傍一傍这个实力人物，为自己找个护身符，对联是这样的：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先看“牧野鹰扬”，本是周武王的事迹，被他用来称颂吴佩孚的武功，老吴看了，会不高兴？再看“百岁功名才半纪”这一句，老吴刚满50岁，才半个世纪就搞定了半个中国，难道康有为的潜台词是吴佩孚若活到100岁就能统一全中国？下联“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既肯定了吴将军英雄风头正劲的客观形势，也表达了康有为对吴将军吞并八方的美好祝愿。高，实在是高！极品马屁！拍得有气势、有文采、有历史感！不知道风头正劲的吴大帅跟卧薪尝胆的张作霖干上一仗，谁会赢？导火索一场江浙战争，原本平淡无奇，可就是因为它，直接引爆了第二次直奉大战。前面说过，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跟陈炯明打了一仗。当时孙中山的部队借道福建打回广东，这让直系对福建的状态极其不满意。因此，直系想把福建从皖系手中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曹锟和吴佩孚商量过后，决定派遣得力手下孙传芳去夺取福建。说起孙传芳，还得多交代一下这块蒋介石日后上位的垫脚石。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出生，山东人。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去过日本留学，镇压过辛亥革命，追剿过土匪白狼，参加过直皖大战，也曾在护法战争中击败南方联军。总之，这名北洋派的少壮军官是一名真刀真枪打出来的悍将。孙传芳当然也是直系门下，目前的职位是长江上游总司令。1922年年底，孙传芳携同学周荫人兵发福建。他没有让领导失望，很快就打败了福建的皖系势力，将福建囊括于直系麾下，孙传芳凭借此功成为福建省军区司令。溃败的皖系势力只好投奔浙江省军区司令卢永祥，毕竟大家都是皖系门下。卢永祥十分高兴地接纳了福建的残兵败将，当即将自己的部队扩编至四个师一个混成旅，六万人左右的兵力。一个省养六万人的军队，实在是有点过于膨胀。在没有实力当红花的时候，最好还是当绿叶，否则招人嫉妒。果然，隔壁邻居——江苏省军区司令齐燮元不爽地跳了出来：兄弟，你搞军备竞赛，对我省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我坚决抗议！如果你不放弃扩军，不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这种背历史潮流而行的行为，我决不会放弃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其实这个家伙纯粹是妒忌，不安好心，他是直系的人马，而卢永祥是皖系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势力之一。齐燮元早就想把没有强大靠山的卢永祥吃掉，以把其治下的浙江、上海两地的丰厚商业税收给合法继承过来。正愁没有好借口的时候，卢永祥自己送上门了。齐燮元把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领导曹锟和吴佩孚。越是强大，越是拥有力量，就越是追求权力和财富，这是一条永远都没有尽头的路。因此，分别拿财富和权力当快乐源泉的曹锟和吴佩孚迅速拍板决定：打吧！还给你安排一个好帮手——孙传芳。江苏、福建一南一北刚好夹击浙江，天作之合，浙江顾头便不能顾尾，腹背受敌！卢永祥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找帮手。于是便有了著名的“三公子会议”，卢永祥之子卢小嘉牵头，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配合，三个人代表三方势力，就反对直系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定下孙、张、卢三家一起反直的“三角协议”。张作霖从东北发兵，牵制直系吴佩孚主力。卢永祥以浙江一省对抗直系门下江苏、福建两省之兵。孙中山从广东出发，发兵直系的另一块根据地江西，拿下江西之后从安徽借道进入江苏，直逼南京，包抄齐燮元的后路。如果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不出问题的话，确实很有希望扳倒直系这个强大的敌人。然而齐燮元、孙传芳并没有给“三角联盟”足够的准备时间。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打响。对于卢永祥来说，孙传芳、齐燮元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卢永祥在拼死抵抗了一个月之后，非但自己被揍得满地找牙，也没有等来孙中山的援兵。孤立无援的卢永祥只能宣布下野，随后逃亡日本。“三角协议”的效果貌似不大好，看来诚信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其实孙中山也不是故意失信，当时广东局势非常微妙，所以他不能按约出兵相助，下文会具体解释。这一次孙传芳成了大赢家，一下当上了浙江、福建两省的军区司令，这为他后来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大吉利的是，孙传芳刚进杭州，著名景观雷峰塔就倒了，此事后来成为鲁迅笔下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的重要素材。至欧美大尺度A片免费专区这一项。这种问题只要清朝援引几条国际法就可以令英国人哑口无言，偏偏清朝闭关锁国又狂妄自大，举国上下竟无人懂法，而这种愚昧无知正是英国人要利用的。法国人一看，英国人要修我也要修，于是也要修改中法《黄埔条约》。英、法的要求让咸丰觉得自尊很受伤，所以他送给英、法两个字：不行！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咸丰之所以会这么拽，就是因为愚昧给了他和他的大臣们以力量。宅在紫禁城里的他们还以为大清国世界第一，根本不知道科技这个玩意儿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为英国最多只是在大清屁股后面多追了几步而已。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那只是一次巧合，胜败乃兵家常事也。咸丰的态度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气急败坏，太平天国这种农民起义你们都没有摆平，居然还不肯给我们一个痛快话，那我们就只有自己动手了！谈崩之后，英、法两国很快做好了开战的心理准备。但他们还缺少两样东西。一是士兵，英法联军此刻正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猛揍俄国人，抽不开身。二是开战的借口。很快，士兵和借口都有了。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联军大败俄国人。同年，大清帝国也发生了两件事情——与英国人有关的“亚罗号事件”、与法国人有关的“西林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被杀）。至于事件真相如何，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件事给英法找到了师出有名的直接借口。本来英法还想拉上美国一起出兵的，可美国人说自己国内经济低迷，政局不稳，南北内战山雨欲来，出兵一事实是有心无力。不过他们可以给予口头支持，从外交上威胁大清国，还让英法记得打赢之后别忘了叫上他们一起修约。美国人的话也不全是托词，由生产过剩引起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马上就要在美国爆发，更要命的是，一场以“解放奴隶”为主题的南北战争也在酝酿之中。好在破而后立，美国于南北内战结束后就此踏上快速发展之路。当然了，这是后话。虽说美国人不够意思，但箭在弦上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放弃出兵的。1856年年底，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窝囊废”咸丰战争的进程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如出一辙，清政府因愚蠢自大而被列强欺上门来——被揍——签不平等条约——皇帝好面子不肯执行——再被揍——签更加不平等的条约。战争开打后，清朝虽有死节之臣，也有忠勇之兵，可打死一名联军士兵平均下来要牺牲五百名清军，这仗还怎么打。联军从广州出发，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于1858年仲夏，轻松秒杀清军火力最强的天津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按照正常规律，在敌人即将打进北京的时候，清朝皇帝都会认怂签约。咸丰也不例外，咸丰跟列强签的是《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咸丰却后悔了。他不是因为巨额的赔款和失去的一系列主权后悔，而是另有原因。根据《天津条约》，接下来外国大使要进京换约（修约）及建立使馆。但英法为避免当年的“跪拜礼”问题重现，特在《天津条约》中注明：外使可行西礼。也就是说，洋人见咸丰不会三跪九叩。这让当自己是“天下共主”的咸丰相当不爽。怎么咸丰还纠结于天朝上国的那一套虚妄礼节？他爸爸道光不就因为此事挨过揍吗，他怎么如此不长记性？一来清朝皇帝向来如此自大，二来咸丰也有点被惯坏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里，几个小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像朝鲜几乎年年来，越南和泰国隔三岔五来一次。这些小国对大清帝国的敬畏感给了咸丰信心，所以咸丰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自己“万国来朝的皇者尊严”受损。于是咸丰派人告诉联军：换约没问题，但你们必须得按藩属国朝贡的仪式入京！战败者哪有发言权，联军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咸丰的无理要求：我们不会接受任何贬低使节身份的接见仪式，为保证这一点，我们要派军队随行保护。咸丰心想，既然好说不行，那就来阴的吧。遂指示前线将领僧格林沁：洋人不是想带兵进京吗，你给我趁机教训一下他们。记得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联军根本不在乎咸丰的小动作，他们压根就没把清军放在眼里，因为他们当蒙古郡王僧格林沁调教出来的蒙古骑兵还是之前遭遇的腐败军。但这一次，他们可是大错特错，僧格林沁此人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他是清军那边唯一拿得出手的将领。僧格林沁牢记咸丰的最高指示，很好地利用了英法联军的轻敌之心、地利和人数优势，真在天津大沽口一带把英国人和法国人给揍了一顿。英法联军因此退出天津待援。据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此战清军毙敌近百，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打的唯一一场胜仗。胜利的消息传回帝都，北京顿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咸丰也趁此机会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大败，丢了这么大的人，哪能甘心。况且由美国引发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刻也绵延到了英国和法国，两国国内经济形势持续走低，就冲打赢清军之后的战争赔款和商业利益可以找补国内不景气的经济，英法也得增兵再战。所以还没等咸丰重新摆起天朝上国的谱，英法联军就已卷土重来。英法联军这一次没给僧格林沁机会，一路打到北京远郊通州附近。帝都面临陷落危机，发现事态不妙的咸丰再一次展现了他的“机敏”。他决定收回说过的话：别打了！我们投降，《天津条约》有效。但英法怎会如此便宜地放过咸丰：停战可以，但《天津条约》不够赔付我们的损失，一切条件都要重新谈！英法一强硬，咸丰就彻底没了脾气。接下来，双方派出代表在通州谈判。可谈来谈去，双方在进京的礼节问题上还是没有谈妥。洋人坚持要带兵进京，至于下跪行礼的事情让咸丰想都别想！得知谈判结果不理想的咸丰，当即被气得七窍冒烟，愤怒之下的他又想到一个“妙计”：绑架。僧格林沁，你把对方的谈判使团给我抓起来，咱们以这些人质为砝码，好与英法谈判。僧格林沁是个擅长贯彻领导意图的好下属，执行力非常强，当即出兵虏获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一行三十九人，全给投进了大狱，有没有上老虎凳和灌辣椒水不好说，反正后来活着回国的人不多。袭击使团，国际法之大忌！英法联军立刻展开报复，咸丰以人质要挟英法的计划彻底破产。1860年9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溃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骑兵，直逼紫禁城下！都能感觉到屁股下的龙椅被炮火震得颤动的咸丰，再也顾不上“天下共主”的尊严，再也顾不上欣赏圆明园里的精彩娱乐节目，下定决心跑路，毕竟再不跑就该没机会了。跑路之前，咸丰匆匆叫来弟弟恭亲王奕訢：我要北上热河打猎（北狩），国事就暂且托付给你了！把难题抛给奕訢的咸丰，便专心思考“北狩”时应该带哪几位爱妃同行、该把哪些重要东西一起带走之类的“高深”问题去也。咸丰的目的地热河，是如今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带，其省会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地方——承德，一个夏天避暑的好地方。9月底，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咸丰带着爱人懿贵妃和皇帝的印玺，借口打猎，一路惶惶逃到热河。一个月后，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城。在北京，联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圆明园里的宝贝几乎被洗劫一空。至于不小心“洗”剩下的那一小部分宝贝，只好便宜了闻讯而至的当地大清子民。国都失陷，度假村圆明园被烧，终于迫使咸丰放下了那点可怜的坚持，接受现实，低头认输。咸丰派人通知奕訢：告诉英国人和法国人，让他们别打了。我们投降，让他们快些来换约。奕訢不负咸丰厚望，在跟英国人、法国人又签了几个不平等的卖国条约之后，英法终于不打了。英法终于消停了，但无耻的俄国人登场了。虽说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得连内裤都输掉了，甚至他们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战争期间一命呜呼，但是俄国人心理素质“极好”，居然趁英法入侵之机在中国东北闹事，索要领土。现在眼看老对手英法即将从中国撤军，再也无人敢干预自己，心黑、手狠、脸皮极厚的俄国人遂遣使通知咸丰：赶紧满足我们的领土要求，要不然请你尝尝沙皇陛下的炮火！咸丰的那点可怜的自信心早被英法给打没了，况且还要留着点家底去镇压太平天国，他哪敢节外生枝。于是派出头号“谈判专家”奕訢和俄国人谈。国势如此，奕訢能有什么办法。俄国人狮子大开口，一下子就把西北以及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俄国这个没有face的国家因此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大的赢家。由此，第二次鸦片战争仍以清朝战败而结束。战争的结局似乎不大好看，有些无奈和屈辱，但换个角度看，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遇？因为失败未必意味着结束，对一个有种的民族来说，失败就是新的起点！失败了，才会从老子天下第一的幻影里清醒过来！失败了，才会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失败了，才会自我救赎，才会有后来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立宪改革和辛亥革命，并最终走向共和！迷雾缭绕的“辛酉政变”受了惊吓的咸丰不愿回京，这场战争既让他觉得害怕也让他饱受羞辱，他不想再回到伤心之地，于是就这么留在了热河。就这样，不到一年，终日靠女人、鸦片麻痹身心、昏昏度日的咸丰终于撑不住了，在热河翘了辫子，时年31岁。生得不伟大，死得也很窝囊，但终归是解脱了。咸丰为清朝的传承留下了三样“遗产”：唯一的儿子——6岁的同治皇帝，26岁的妙龄老婆——刚刚从懿贵妃升格的西太后，还有八个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接下来，围绕这对母子、八个辅政大臣，发生了一个蹊跷、有趣、神秘的故事，这就是“辛酉政变”。简单描述一下“辛酉政变”的经过——在农历辛酉年，也就是1861年，风姿绰约的西太后，在她26岁、刚刚死了老公的情况下，身临险地而不乱，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找到了解开迷局的关键。最终联合可以信赖的同盟军——恭亲王奕訢，利用手握重兵的王牌机动化部队（蒙古骑兵）司令僧格林沁和北京城防司令（步兵统领）文祥等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八大辅臣之外的不满，果断地发动政变，快刀斩乱麻地将八个辅政大臣一举拿下，从此确立“垂帘听政”的政治格局。说到这里，大家也就知道了，这个靠政变上位的妙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一百多年以来，围绕着“辛酉政变”，一直有两个谜题。谜题一，政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慈禧争权还是飞扬跋扈的八大辅臣乱政？有人把“辛酉政变”的原因归结为慈禧争权，说这是因为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而八大辅臣不允许慈禧胡来。这种想法太可笑了，显然不合逻辑。人家八大辅臣，上有先皇遗诏确立了他们合法的地位，下有文武百官中众多的亲信支持，几乎每个人都身居军政要职，而慈禧只是一个势单力孤的26岁少妇，怎么可能为了权力去以卵击石呢？除非脑袋进水了。排除一切不靠谱的说法之后，只剩下一个合理的解释——咸丰翘辫子之后，八大辅臣原形毕露，想趁慈禧和小皇帝孤儿寡母之机，独霸皇权。但令八大辅臣郁闷的是：他们发出的政令，要经过同治皇帝盖章才能生效。而皇帝的这枚章（“同道堂”印玺）是由母亲慈禧代管的。显而易见，慈禧就是八大辅臣揽权的拦路石，必须将她除掉！因此，为了活命，处于弱势的慈禧必须奋起反击。这应该就是慈禧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另外，从爱护儿子的角度考虑，慈禧发动政变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历史经验告诉慈禧：辅臣太过恋权，势必会导致皇权旁落。因而发自内心的母爱使得这位26岁的母亲决心与八大辅臣殊死一搏。很明显，成功则皇权在握，儿子坐稳江山；失败也不过是自己一死而已，儿子做傀儡皇帝没问题，毕竟同治是咸丰唯一的皇子。可能有人会问，慈禧如果真是为儿子好的话，后来又怎么会一直不放权，由自己垂帘听政，而让自己唯一的儿子做个傀儡？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假设你是家里的独苗，且你老爸老妈创立了一家公司。在你小时候，公司是由父母在打理吧？长大了之后，父母也要扶上马送一程吧？有哪个家长愿意早早地把压力和责任施加到孩子身上呢？总之，全面接班只是时间问题，你早晚都会继承这份家业。既然如此，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慈禧发动政变不是为她儿子好？谜题二，奕訢为什么要帮慈禧？有人认为他和嫂子慈禧之间有私情，两个人淫乱后宫，才会甘冒风险，竭力帮助她们孤儿寡母。只能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当时慈禧并无实权，而其联合的恭亲王也被排除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也无太大的实权，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联手对付独揽军政大权的八个政界老油条，实在是没有几分胜算，可奕訢为何还是选择以卵击石呢？前面说过咸丰的皇位得来不易，因为皇位得来不易，所以咸丰一直对奕訢诸多提防，诸如把奕訢留在北京当炮灰此类种种。咸丰快死之前，就做得更绝了，不仅罢免了奕訢军机大臣的职务，还将这个最亲的弟弟排除在了顾命大臣之外。而咸丰的这种安排，势必引起奕訢的彻底反叛之心。因此，奕訢选择和慈禧联手除掉八大臣，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做法，完全合乎逻辑。果然，经此一役，奕訢达到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兼领班军机大臣。慈禧是幸运的，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在这一过程中，她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眼光、心计和手腕，令人钦佩。这个慈禧，全名叶赫那拉·杏贞（“杏贞”采取那根正说法，存争议），又称“西太后”或“老佛爷”，此后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八年。补充一句，这个传奇女子1835年出生，属羊。其实，慈禧上位的时机并不好，老公咸丰留下的江山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十分糟糕。好在慈禧作为顶级的权谋型政治家，不但看到了存在的问题，还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办法就是用人，知人善用，用最合适的人去做最适合的事。在这些最合适的人选之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属羊的人，她将和他们联手去挽救大清帝国的江山，联手去创造一段传奇！第二章太平天国不太平 落榜在继续讲慈禧和她的团队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咸丰时代，因为有一些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交代的。“辛酉政变”的十年前，即咸丰继位一年后，也就是1851年，发生了一件毁灭清朝根基的大事。在大事件的男主角洪秀全出场之前，请大家先欣赏一下此人出品的三首诗。先来一首旨在表明吸毒有害健康并劝告人们远离鸦片的公益诗：烟枪即炮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再来一首咏志诗：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鸟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还有首写给他众老婆的：尔对夫主心常真，金砖金屋住尔身。尔对夫主心常假，难上高天难脱打。他积极参与编撰的太平天国《幼学诗》，有一句叫做“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意思是说不管你包皮割没割，反正都是上帝他妈生的。比起同为造反派的黄巢写的诗《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洪秀全同学连写山歌的水平都不一定够得上。提前让大家了解到洪秀全的真实文学水准，是为了让大家看见下面这份洪秀全同学的求学史和落榜史的时候不至于太吃惊——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客家自耕农家庭，小名火秀，大名洪仁坤。1820年，洪秀全7岁，入村私塾读书。1828年，第一次参加院试。县、府试通过，院试落榜，这一年，他15岁，称童生。1829年，辍学。为了解决饿肚子问题，靠做山村老师（塾师）获取微薄的报酬糊口。1836年，第二次参加院试，第二次落榜，这一年，他23岁，称为童生。1837年，第三次参加院试，第三次落榜。这一年，他24岁，仍称童生。1843年，第四次参加院试，，可以小到无形；最大的东西，可以大到无法丈量。”这个故事，显然和惠施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说的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庄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庄周的祖上，据说是楚国的王族，因为吴起之乱而被驱逐，流落到宋国的蒙城（今河南省商丘），便在那里定居下来。到了庄周那一代，家道早就衰落。庄周本人只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再加上家中种了几亩薄田，世道好时勉强能够养家糊口，世道不好时就捉襟见肘，难以为继了。据庄周自述，有一年大旱，家里无米下炊，他跑到河监侯家里去借粮。河监侯很爽快地说：“好的，等我收齐了土地内的租税，马上借给你三百金。”庄周听了便说：“我来这里的路上，听到呼救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道车辙里有一条鲋鱼在挣扎。我问怎么才能够帮到它，它说有一升水就可以了。我说那没问题，我马上出发去南方游说越王，请求他将西江的水引到河南来救你，好吗？鲋鱼一听，气得脸色大变，说我只要一升水，你却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去鱼市上找我好啦！”这就是典型的庄子式寓言。庄周虽然穷，却不屑与权贵为伍。曾经有一次，楚威王听说他的大名，特意派了两位大臣到宋国来找他，想请他到楚国去做官。当时庄周正在河边垂钓，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被抓住时已经三千岁了。楚国人将它杀死之后，珍藏在竹箱子里，上面覆盖着绸缎，供奉在大庙之中。请问二位，你们认为这神龟是愿意被供奉起来呢，还是愿意摇着尾巴在泥巴里爬来爬去呢？”两位大臣都说：“当然是愿意在泥巴里爬。”“那就是了。”庄周说，“二位请回吧，我还想摇着尾巴在泥巴里欢乐地爬行呢！”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说明庄周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和惠施的急功近利是截然不同的，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庄周思维敏捷，语言诙谐；惠施博学多才，循循善诱，他们经常在一起游玩，讨论各种高深的哲学问题，碰撞出很多思想的火花。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就出现在他们的游玩途中。事情发生在濠梁之上。濠是一条河的名字，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地找到这条河的所在，但这并不重要。梁则是桥梁。当时庄、惠二人正站在桥上观赏来来往往的鱼群，庄周感叹道：“鱼儿从容地游来游去，是多么快乐啊！”惠施马上说：“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以为可以打庄周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庄周的反应更快，反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施大笑，说：“我不是你，所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道理，你不是鱼，你也不知道鱼儿快不快乐。”庄周说：“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吧！当你问我‘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的时候，你已经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了，所以才故意这样问，是不是？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站在这濠梁之上知道的。”这一场辩论只有寥寥几句，然而精彩纷呈，让人忍俊不禁，深感智慧给人带来的快乐。就这场辩论而言，很难说谁赢谁输。庄周似乎技高一筹，但是最后虚晃一枪，有和稀泥之嫌。实际上，这也是庄周对于辩论的态度。他享受辩论的乐趣，但是决不纠缠。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输赢来呢？辩论本身并不产生真理，更多时候产生的是谬论。“辩无胜。”他轻飘飘地说。辩论的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辩到最后，除了拔刀相向，没有其他的出路。有一次他问惠施：“射手如果不先确定目标，随便射中一个什么东西，就当作射中了，号称善射，那天下人都可以是后羿了，对吗？”惠施说：“是。”庄周又问：“如果没有公认的准则，各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当成正确的，那天下人都可以自认为是尧、舜、禹、汤了，对吗？”惠施说：“是。”“那么，现在流行的诸子百家，包括你在内，到底谁是正确的呢？你们各有各的理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地争论不休，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惠施无言以对。庄周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基础，辩论就不会有任何意义。或许，在庄周的世界里，黑白、是非、彼此，甚至真实与虚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一天他睡在树荫下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快地拍打着翅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十分惬意。醒来之后，他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又或者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以此推论，人生百年，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梦？真实与虚幻之间，究竟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才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庄周的这个梦，既浪漫，又富含哲理，成为历代文人骚客吟咏的题材。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写的一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而现代作家贾平凹在其著作《废都》中，也将男主角命名为“庄之蝶”——由此让评论界产生诸多联想，也是难免了。庄周的浪漫，如同蝴蝶的翅膀一般，轻盈写意，没有丝毫的沉重感。他曾经这样写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池塘的水干了，两条鱼躺在那里等死，互相将沫子吐在对方腮上，好让对方活得长一点。可是，与其这样，还不如在江湖中逍遥自在，谁也不记得谁。人们也许觉得，相濡以沫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庄周而言，浪漫绝不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苦情戏在他那里找不到市场。这一点上，他和德国哲学家尼采有共通之处。“善是轻盈的，一切神物以纤足疾步。”尼采在《瓦格纳事件》中如此写道，完全是庄周的口吻。让那些沉重的东西消失吧，人生就是一场了无牵挂的盛宴。庄周的妻子死了。惠施前来吊唁，只见庄周坐在地上，正敲打着盆子唱歌。惠施又惊又恼，责备道：“你们夫妻一场，她为你生子持家，辛苦了一辈子。现在她去世了，你不哭便也罢了，还在这里敲着盆子唱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哪里？”庄周回答道，“她刚去世的时候，我也难过得吃不下饭。但是思前想后，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不明死生之理，不通天地之道，于是一下子就想通，自然也就不觉得悲伤了。”惠施强忍住怒气说：“什么是死生之理？”庄周说：“人的生死变化，有如四季更替。一个人虽然死了，却仍然安睡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死生之道。”用现在话说，人生人死，不过是物质的聚合离散，物质本身是不会灭亡的。惠施显然听明白了，但仍然不解气：“理是这个理，但情何以堪？”庄周说：“生死皆有命定，如同有日就有夜，谁也摆脱不了。所以生不足喜，死不足悲。明白这个道理，我也就不悲伤了。”人类既然无法摆脱死亡，不妨把死亡看得淡一点，庄周是这个意思。至于感情，他并不否定，他否定的是“以好恶内伤其身”的感情，也就是否定因为喜爱或厌恶伤害人的身心。《庄子》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庄周骑着一匹瘦马前往楚国，路上只见哀鸿遍野，一片战争之后萧瑟的景象。天黑的时候，庄周找到一棵大树休息，忽然从草丛中露出一个骷髅。庄周也不害怕，走上前用马鞭敲了敲骷髅，问道：“你是生病落到这个地步，还是国破家亡被人砍死？或者你有什么不善之行，愧对父母妻子吗？还是因为寒冷饥饿才这样？或者是寿终正寝？”说完，将骷髅枕在脑袋下面，没过多久就呼呼地睡着了。半夜时分，骷髅出现在庄周的梦里，说道：“这位老先生，听你说话的语气，好像是个有学问的人。你所说的那些事，都是人活着时的痛苦，死后就没这些烦恼了。你想听听死的乐趣吗？”庄周说：“当然想。”骷髅说：“人死之后，无君无臣，没有四季的劳作，从容游玩，以天地为春秋，即便是南面称王的乐趣也不能与之相比。”庄周不相信，问道：“如果我请求造物之神，让你再生，还你骨肉肌肤，还你父母妻子兄弟朋友，你可愿意？”骷髅听了，赶紧说：“你别开玩笑了，我哪能放弃胜过南面称王的乐趣，去承担那人间的劳累呢！”骷髅，或者说庄周的这种心境，惠施是无法理解的。公元前319年，当魏惠王的使者来到宋国，惠施立刻穿好朝服，戴好朝冠，跟着使者回到了梦牵魂萦的大梁。庄子和惠施的对手戏惠施踌躇满志回到魏国，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这一年，魏惠王已经八十二岁了，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人到了这个年龄，做事便难免犹豫。惠施有惠施的好处，他博学多才；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他行动果敢。无论任命谁为相国，也许都不会错，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魏惠王一犹豫，惠施便坐立不安了，各种狐疑涌上心头。有一天，有人告诉他，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认定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结果一无所获。第四天早上，庄周自己找上门去，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鸟，名叫凤凰，你知道吗？凤凰啊，是很高傲的，每年都从南海飞往北海，一路上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甘泉不饮。有一只猫头鹰，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正暗自窃喜，突然感觉天上一黑。抬头一看，只见凤凰张开翅膀，有如垂天之云，飘然而过。猫头鹰瞪大眼睛，仰着脖子，大喝一声：“吓！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庄周讲完这个故事，拍拍惠施的肩膀，平静地说：“老朋友，你派人搜遍大梁城，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来吓我吗？”惠施满脸羞愧，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尘埃落定，公孙衍实至名归，被任命为相国。至于惠施，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魏国朝中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一年冬天，八十二岁高龄的魏惠王去世了。关于魏惠王的一生，我想不用作太多的评价，用两个字概括足矣：折腾！如果要用三个字，那就是：瞎折腾！据《吕氏春秋》记载，那年冬天气候严寒，临近魏惠王葬期的时候，天下大雪。群臣都劝太子魏嗣改期再葬，魏嗣不同意。群臣不敢强求，只好向公孙衍汇报。公孙衍也表示无可奈何，认为只有惠施能够说服太子。惠施果然不负众望。他对魏嗣说：“当年周朝的先王季历被埋葬在涡山脚下，积水浸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布置朝见行礼的场所，让百姓都来觐见，三天之后才改葬。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啊！您看，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雪却下得这么大，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以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让雪这么下。如果因此而推迟葬期，正是遵从周文王的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魏嗣惶恐地说：“您说得有道理，就改期吧！”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公孙衍和惠施其实还是相处得算不错的。公元前318年，魏嗣正式即位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魏襄王。此后，惠施一直在魏国生活，直到去世。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史上有公元前318年、公元前310年、公元前300年之说。但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已经不重要。再往后的某一年，庄周游历河内，在惠施坟上祭拜完毕，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从前楚国的郢都有一位陶匠，鼻尖上溅到一块薄如蝉翼的污泥，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石匠运斤如风，“呼”地砍下去，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鼻子丝毫无损，而且陶匠站在那里面不改色。后来宋元君听到这个故事，把石匠召过来，要他表演一次。石匠说，我倒是还能做得到，只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自从惠施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没有可以谈话的人啦！第九章孟子谈民权世人说起张仪，便会想到苏秦，就如同说起孙膑会想到庞涓一样。因为张仪和苏秦是死对头。前者主张连横，后者主张合纵，合纵与连横构成了那个年代矛盾冲突的主题。但事实上，如前所述，张仪之所以能够上位，与苏秦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而且如果回顾迄今为止的纵横史，苏秦并没有对张仪构成主要的威胁。苏秦发起的六国合纵，就像一束华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之后，便迅速销声匿迹。连苏秦本人，也不得不跑到燕国蛰伏起来。这些年来真正和张仪对着干的，是在诸多史书中被称为“犀首”的公孙衍。公孙衍和张仪之间的恩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8年——那一年，张仪当上秦国的相国，时任大良造的公孙衍愤而离职，从此以合纵为己任，誓要与张仪一争高下。公元前323年的五国相王，便是公孙衍的杰作，当然也是失败之作。但是这次失败的责任，他还多少可以推给当时的相国惠施。到了公元前318年，魏襄王即位，公孙衍已经是相位在身，大权在握，便充分发挥自己在诸侯间的影响力，再一次发起合纵运动。山东六国都响应公孙衍的号召，楚怀王还出任了纵长（盟主）。同年冬天，合纵联盟出兵讨伐秦国，也就是《史记》上所谓的“六国伐秦”。然而，六国伐秦从一开始便被打了折扣。齐国借口齐宣王刚刚即位（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其子田辟疆于次年即位，是为齐宣王），国内大事未定，拒绝出兵。于是六国伐秦变成了五国伐秦。五国之中，楚国最强，又是盟主之国，本应担任主力——楚国也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打算借此机会一举消灭秦国。然而，当齐国退出的消息传来，楚怀王便也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先按兵不动。再加上燕国因为国内变故未能出兵（至于是什么变故，很快会讲到），真正出兵和秦军交战的，就剩下赵、魏、韩三国了。秦国以樗里疾为将，带领部队出函谷关迎敌。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弟，“滑稽多智”，被秦国人称为智囊。公元前331年秦军攻克曲沃，便是出自樗里疾手笔。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一战的具体情况，后人只知道结果是秦军大获全胜，三晋联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魏国遭受的损失尤其惨重。樗里疾乘胜追击，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大败韩、赵联军，俘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级。而齐国也落井下石，入侵赵国，在观泽（今河南省清丰）打败魏、赵两国军队。轰轰烈烈的五国伐秦，以惨败而告终。这也意味着，合纵连横正面交锋的第二个回合，连横又得一分。那么，当公孙衍使尽浑身解数与张仪相抗的时候，苏秦在干什么呢？苏秦的雄辩价值连城苏秦是在燕文公时期来到燕国的。燕文公去世后，燕易王即位，齐威王趁着燕国办丧事，发兵进攻燕国，一下子夺取了十座城池。如果是在春秋时期，这种乘人之危的行为会遭到天下人的谴责，然而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齐威王这样做，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燕易王不甘心这样丢掉十座城，但是又不敢向齐威王叫板，便将苏秦找过来说：“自从您到燕国来，先王就对您十分尊重，资助您去见赵王，发起六国合纵，您也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合纵分裂，您不容于赵国，先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您，让您在燕国继续过着惬意的生活。现在齐国不顾廉耻，趁着我们办丧事发动进攻，夺取十座城池，您能为寡人把这些土地要回来吗？”燕易王话说得客气，实际上暗含指责：你养尊处优，吃了那么多年闲饭，也该干点活了！苏秦听了大为惭愧，赶紧说：“请让我到齐国跑一趟。”其实苏秦也不是吃闲饭，在燕国的这些年里，他看似无所事事，实际上忙得很。忙啥？忙着跟燕文公的老婆，也就是燕易王的母亲偷情。以他的妙语连珠，以他的风度翩翩，以他的玉树临风，给燕国后宫带来无尽的欢乐。关于这一点，燕易王早就有所察觉，但是他一直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看见。苏秦来到临淄，顺利地见到了齐威王。他向齐威王行了两次礼，一次是低头表示祝贺，一次是仰头表示哀悼。齐威王就奇怪了：“你这一庆一吊相继而来，也未免太快了吧！”苏秦说：“我听说，人就算 三座主城在，能起到什么作用？想要挽回这一切，除非立即派援军。赵桓命令从西北防线上调西军参战，他点名要种、姚两姓将官出征。种，自第一代种世衡已降，第二代的种古、种谔、种诊、种谊都故去了，第三代的种朴战死、种师道衰病，只剩下了一个种师中。种师中号称“小种”，与兄长一样自青年起结发从军，历任环庆、秦凤两路的经略安抚使，是一个威名赫赫的老西北。姚，姚麟、姚雄与种谔、种古齐名，尽管出过姚平仲这样的妙人，但是几十年的威名仍然很有号召力。简单地说，种家的人狡猾聪明，无论是独当一面还是做一个将军，都有奇思妙想，在战场上灵动变化，既凶狠又狡诈。姚家的人只有一个特点，能打，是西军里最能打的熙河军里最暴力的世家。这一次姚家出战的人是姚古，他去救太原。剩下的河间、中山由种师中负责。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五月间，种师中出征。关于这次出征，一切都显得对立。从时间上看，正是时候。金军在二月时全面撤退，不只是东路的完颜宗望，西路的完颜宗翰也在退却中。他边退边打，在回军的途中连续攻陷了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市）。这对宋朝来说是噩耗，但也是机遇。这代表了金军主力的动向，他们在向云中老巢撤退，与太原、河间、中山等北方三镇越来越远。此时出兵，正是时候。但与之对立的是宋军的情况，种师中手边没人。这些年西军被大量抽调，为了保持西边防线的完整，迫于无奈只能不断地招募新兵。种师中的军队里新兵占一半还多，连常规训练都没多久，怎么能突然间拉上战场？这不是有没有战斗力的问题，是一个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的问题。这有多重要，种师中懂，高高在上的天子宰相们却不懂，他们不管军队怎样，只管时机和需要。赵桓严令种师中必须迅速进兵，不然以“逗挠”论罪。逗挠，比战败更要耻辱，它是胆怯、避战、畏缩不前的同义词！赵桓准确地击中了种师中的要害，以种氏威名，绝不能忍受这样的罪名。种师中立即提兵出征，结果刚刚集结，新兵们就给了他一个惊喜。这帮新兵蛋子把刚刚发到手的军械，像神臂弓、箭枪牌、马甲等等，都拿到黑市上换了酒肉吃喝！“军人的起码素质都没能明确”，这是灾难性的。种师中就带着这样的部队，出井陉，向金军主动出击。一路行军，他们在杀熊岭（今山西榆次县东北）附近遇到了两个意外。第一，遭遇了金军。金军应该在围困三镇，这里距离太原至少还有一百余里，为什么会遭遇？第二，金军的战力。情报说金军的主力由完颜宗翰带出了国境，那么眼前的这支算什么？征战一生，种师中不会连巡哨和主战的都分不清。无所谓，哪怕面对的是完颜宗翰本人，种师中都无所谓。这一战他有进无退，前面哪怕是刀山火海，他都要踏进去。很多年以前，宋朝也有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陈家谷，杨业……哪怕必败必死，也要去战斗！这一天，种师中面对的敌人是金将完颜活女，此人是金军常胜将军完颜娄室的部下，女真建国期间，他活跃在第一线，以战绩为论，比很多阿骨打的近亲还要强。再强也没用，这时种师中的手里握有一张王牌，这张牌是金人之后十几年里的噩梦，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宋朝出现了两个现象级的非常规人物，那么这张牌，就是高居汉人战力巅峰的存在。张俊。时光流逝，当年十六岁走进军营当弓箭手的少年，这时已经四十一岁了。宋、金战争爆发，是一个民族的灾难，对张俊来说，却是机遇。他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在东明县（今河南兰考北）抗击金军，以战功升至武功大夫。这时跟种师中救援三镇，他是援军里的前锋。那一天，面对数万金骑，张俊冲了出去，开始了他的传奇军事生涯。从这一刻起，直到以后十五年期间，张俊是一面飞扬的旗帜，是宋人的军中之胆，在最后的日子来临之前，他是一位无可争议的军人。杀熊岭，宋、金前锋对决，张俊以少胜多，西军真正的战力让金军震惊，他们想不到会败在宋人的手下，他们死了多少人没有准确记载，他们被缴获的战马就在千匹以上。张俊建议乘胜进击，一鼓作气突破金军的封锁，去救援三镇，顺便背靠坚城抵敌。种师中反对，一来天晚了，士兵们一路行军突然遇敌，没有休整过；二来他要等待姚古。他和姚古曾经约定先会合再赴援，这时如果姚古能如约出现的话，无疑会胜算大增。一夜过去，姚古没有出现，限于古战场的通讯能力，他不知道姚古几乎同时遇敌，在隆州谷（现山西祁县一带）正与金将拔离速激战。天明时分，种师中等来的是金军的全面进攻，数万骑兵冲击过来，这回参与的再不是少数的精锐，而是拼全军的素质。种师中的新兵蛋子们成了战场上最特殊的一群人，想想连军械都没有的要怎样作战呢，玩空手搏击？这个笑话很冷。新兵所在的右军、前军迅速崩溃，把种师中的中军暴露了出来。金军的骑兵蜂拥而至，配合的默契简直像军前哗变一样。这时种师中仍然还有活路，他可以选择后退，收缩兵力边战边退，相信金军会明白太原和援军哪个更重要，不可能一路追击直到赶尽杀绝。可是那样，等待种师中的会是生不如死，他得回去等着赵桓的进一步侮辱。那么死战吧，种师中的中军不动，从几千人拼到几百人，直到他本人都受了四处重创。最后的时刻来到，种师中和他的幕僚、亲军全部战死……他终于用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勇敢，种姓家族里没有懦夫。这是有意义的吗？在时光的长河里，人们记住的是种师中的部队被金军全歼，他不仅没能解救围困中的北方三镇，更把宋军有限的机动部队损失了很多，同时，也把宋军的士气进一步磨灭。几乎全是错，全是耻辱。但是，到底是谁阻止了种师中变成真正的种家军的呢？种家的人在战场上从来不是蛮牛，他们是聪明狡诈的狼，知道后退、迂回、挑逗、突进，战况不利军力不足，他们最可能用的办法是拖着金军一路后撤，把敌人远远地调到三镇的远方，那时自然会分解三镇的压力，甚至造成友军前进的空隙。这都是最简单的军事常识。这件事不必再多说了，一切都归功于神奇的赵桓。在他的领导下，种师中败亡，姚古败亡，这让金国更清晰地看清了宋朝的现状。这些还是次要的，对于怎样搞定金军，解除女真人的威胁，赵桓还有更创意的表现……在金军从开封撤退的时候，赵桓悄悄地挽留了一会儿金国的使者萧仲恭，塞过去大笔金银财宝以及一封信。信是写给现任金国高级军官耶律余覩的，赵桓希望耶律余覩回忆从前，你是辽国的皇族，辽亡于金，你难道不想报仇吗？我可以配合你！这封信被萧仲恭上缴给了完颜吴乞买。吴乞买的惊诧远远大于愤怒，这一刻，他深深地看清了宋朝皇帝的本质，那一定是个脑残片吃多了的残障青年。想反间很正常，但最起码要找个靠谱的通信员吧，你不能用金国的官方大使替你送策反信给金国的大将吧！并且严重提醒一下，要精确掌握被策反人的实际情况。耶律余覩是辽国皇族不假，但一来被辽国皇帝逼得家破人亡；二来这时在金国的地位比在辽国时更高，以刚刚过去的第一次伐宋战争为例，金军的左路军主帅是完颜宗翰，元帅右都监就是耶律余覩，是左路军里的第三号人物。宋朝得拿什么条件才能收买，仅仅是所谓的“国恨家仇”？这件事之后，我把宋钦宗赵桓的一生重新审视了一遍，可以公布一个真理了。——赵桓这一生没做过一件正确的事，从他走上神坛当皇帝开始，直到他死，绝对没有一件是正确的。其中包括杀六贼。杀六贼的时机没掌握好，杀得太晚了，比如童贯，绝对不能让他带着正规军去追赶赵佶，险些造成江南小朝廷。而且杀完之后，做得更错。他把六贼的子孙亲族都发贬到了江南，把被六贼历年外贬的官员子弟们赦回京城。京城不久之后会发生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尽管这不是赵桓主观意愿去做的，但他就是做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他是个震古铄金独一无二的衰仔，无论谁只要和他贴边，都会死得超难看。截止到这里，赵桓以及宋朝官方在东京保卫战之后的举措都做完了，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己方的振作分子，让李纲、种师道等人屈辱地活着，并且完美地激怒了金国，让对方没理由不再次发兵侵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公元1126年，宋靖康元年的八月份临近了。八月，是一切的终结月。在这之后，神州板荡中原陆沉，汉人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即将到来。在这之前，我们要稍微回头望一眼，看看曾经的国之少年们，他们都怎么样了。第二十二章烈日骄阳，男儿雄壮种师中全军覆灭的那一天，张俊率领前锋营在乱军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从几万金骑中突出重围，且行且战，一路向南。到达乌河川时，他们又遇上了金军。这时张俊身边只剩下了几百人，人困马乏各带战伤，以常理度之他们死定了，想跑都没了力气。张俊在这种情况下率军出击，向金军主动挑战，以几百人的战力再次冲破重围，在他身后，地上躺着金军五百多具尸体。他回到了国内，在信德附近休养部队。他关注着局势，默默地等待自己的机遇。他是聪明的，更是机敏的，不久之后，他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一生事业的起点。刘光世的日子过得有点苦。幽燕战役之后他老爸被撤职，他本人因为失踪连降三级，这意味着他的衙内生活到头了，并且要到基层去从头干起。他回到了西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刘光世打起精神踏实工作，先是亲自出马剿匪，把在浚州抢劫的河北籍巨匪张迪打散，这让他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看来衙内的人脉还是很广的，一次剿匪就升了三级的官。之后金军围困开封，西夏也没闲着，乘机发兵西北，想趁火打劫。刘衙内当时驻扎在杏子堡，正好是西夏的进兵要道。话说刘光世在有压力有动力的状态下还是非常可怕的，在杏子堡他把西夏人打得灰头土脸往回跑。刘衙内再次高升，荣任侍卫马军都虞侯。他将在西北等待机遇，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每个人都无所适从，而刘光世却超级敏锐地看准了一条光明之路。这条路在当时只有他敢走，这是刘光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的准确。他在听话与不听话之间摇摆，要命的是，他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什么时候应该听话，什么时候应该不听话。无论是听，还是不听，都让他加官晋爵，富贵终生！这段时光里，最幸福的人是韩世忠。他在失意郁闷中突然得到命运的青睐，遇到了一生中的挚爱。那是在平定方腊之后的庆功宴上。宴会设在京口，“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王安石的诗可以当账簿可以当地图，一看就知道，是在长江边。宴会的规格很高，席上有禁军、西北军的高官，有抢他功劳的辛兴宗，有即将登上人生之巅的童贯，当然，也有官妓。官妓，是古代官员们的一种福利设施，一般来说只接待官员，不对外开放。她们有的是被抄家的官员女眷，有从小被特殊培养的女孩儿，无论是出于培养还是官宦子弟的素质，她们都有不错的文学水平，可以陪着政府官员们讨论人生做做游戏。不说这些操蛋制度了，继续韩世忠的这次宴会。韩世忠是承节郎，上这种席面很勉强，他也无心去应酬那些高官，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喝酒吃肉。那样子，说他落落寡合很孤单也成，说他洒脱自在很自我也成，反正他游离在人群之外，而光怪陆离的欢场里，也没有谁去在乎他这个小人物。生擒方腊又怎样，仍然只是个马仔而已！就在这时，有一个官妓离开那些大人物，向他走来。这个女孩儿敬重他，崇拜他，在他最失意落寞的时候欢娱了他，而他也在这个女孩儿的身上找了很多的共同点。这女孩儿的父亲、兄长都是宋朝的武官，在对抗方腊的战争里失败，这是个罪名，足以让没有根基的官员掉进万丈深渊，这女孩儿的家被抄了，她成了官妓。可这并不能改变她，她生有神力，开硬弓射两百步，弓马娴熟，即使放在禁军里也是头等战士。两个同在困顿中的人相遇了，他们走到了一起，韩世忠替她赎身，娶她为妾，之后戎马倥偬，这个女孩儿陪他走过了前半生。她姓梁，相传名叫红玉。平定方腊之后，韩世忠调防了，从西军调进了禁军，成了京城里的精锐。时间回拨，当完颜宗望的东路军杀奔开封城时，京城里的精锐在干什么呢，相信大家都还记得，一个叫梁方平的死太监，带着他们去了黄河的北岸。据说是要阻敌军于国门之外，让黄河真正变成天险。这次行动简直是个灾难，梁太监在黄河岸边纵酒狂欢，当金军临近时直接逃跑。可惜他慢了点，金军的速度太快，追了上来。当时千军万马乱成一团，绝大多数的宋军只想着逃跑，有一个人却不一样，他挥舞长戈杀出重围，冲过了对岸，没急着跑，而是把桥烧了。烧完之后，他更是与众不同，没有四散开逃跑，而是和金军赛跑，抢先一步跑回了开封城。这在当时没几个人敢做或者能做到，第一和金军骑兵赛跑难度很大；二来谁都知道开封是金军的主攻目标，这时回去不异于自投罗网。韩世忠进开封城时，宋朝的皇权刚好交接完毕，他被新皇帝召见，咨询前方战报。如此这般，他升官了，成了武节大夫，参与了之后的东京保卫战。金军退走之后，整个北方治安大乱，不去说私人性质的强盗武装，连正规军都造反了。当时胜捷军被金军击败，监军执行战场纪律，把将军张师正砍了，下面的军校立即哗变，几万人造反，淄、青两州失去控制。开封城没办法，再没人也得去剿匪。韩世忠就在这次的行动中。照例，他仍然是前锋，带着几百个人渡过淄水河，向叛军靠近。那可是几万人的正规部队！韩世忠想了想，把铁蒺藜拿了出来，扔在了身后的岸边，他命令：“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完全是破釜沉舟不留后路。第二天，韩世忠带着这几百个人出发，正面挑战几万人。这个比例让人绝望，查一下古今战史，能在这种比例下获胜的人哪怕有，也都是凤毛麟角，并且一生只干过一两次。韩世忠不一样，他把这种事干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地步。他习以为常。韩世忠这辈子就没打过以多欺少的仗，每次都是以少胜多，别管内战外战都一样，换女真人上来也一视同仁。对于这一点，很久以后他的那位战绩比他还强的同事也很郁闷，他的韩二哥把全世界都骗了，哪怕在宋朝内部，也没人敢相信鼎盛时期的韩家军居然只有……那么点兵力，但却控扼长江，阻敌于第一线！回到这次剿匪现场，他把这支叛军惹火了，这帮人没法穿越到几十年后知道他韩世忠是何许人也，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几万人的正规军，哪怕是叛变了，也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几百个人就想来剿我们？冲动中，他们的首领，原校级军官李复摆开阵势决定亲自出马。悲剧开始了，别说是他，就连以后的金国四太子殿下敢把身体暴露在韩世忠的视线里都有生命之忧！这位李校官当场被砍死，他身后的好几万人吓呆了，集体呆滞之后选择逃跑。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少见的场景，几百个人追着几万人跑，不停地追，不停地跑，持续了整整一天，到夜幕降临之后，双方才决定停下来歇会儿吃点饭。黑暗里，一大片的叛军点起了篝火想心事，明天怎么办呢？想想白天那人，他们感觉人生真是没意思透了！正在想着，那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韩世忠一个人骑马进了叛军的营地。他当然不能一个人砍死好几万，他只是来带个话，说后面的剿匪大部队到了，最晚天亮就会发起攻击，你们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呢还是投降吧！好几万人都点头，韩大人真仁慈，这时候还给了俺们一条活路，真是个好人……天亮之后，他们再一次呆滞，根本没什么大部队，仍然还是昨天那几百个人。他们还是投降了，实在是受够了。韩世忠再一次升官，左武大夫、单州团练使，驻防滹沱河。这样，他成了中级军官，别管大小，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单州的生活是短暂的，没多久他接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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